改革开放论文范文第1篇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进行了6次行政体制改革。由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行政体制改革处于捆绑状态，缺乏稳定性和可预见性，因此必须在法律框架内推进改革，以保证改革的理性和稳定性。
关键词：行政体制改革 体制捆绑 法律推进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先后经历了6次以精简机构和转变政府职能为重要内容的行政体制改革。虽然每次改革的背景、原则、目标各不相同，但我们从中可以找出共性、发现问题，为今后继续深入改革找准突围方向。
以机构改革为主线贯穿改革历程，政府职能尚未真正转变
机构改革是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组织主线。1998年前的3次改革以人员机构调整为主，未能走出精简再膨胀怪圈，这是因为改革过程中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1978年国务院机构为76个，截至1981年已膨胀至100个，1982年改革减至61个。然而此次改革未能照顾到经济领域改革的需要，只局限于机构及人员精简方面，至1984年又膨胀至65个，到1986年底继续膨胀达72个。于是再度精简机构成为1988年国务院改革的直接原因，深层次的原因则是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改革后国务院机构由72个减为66个。但由于处于经济体制改革初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刚刚建立，制约了行政机构改革的效果和力度，改革只能在原来体制内徘徊不能有所突破。机构改革再一次陷入精简膨胀怪圈，至1993年改革前已膨胀至86个。1998年市场经济体制架构已基本建立，迫切需要行政机构提供良好发展空间及服务，同时社会机体不断壮大，使得政府职能替代的缺乏局面不会经常出现，因此1998年以后的改革效果显著。改革后国务院组成部委由40个减至29个，减幅为27%，是历次政府机构改革中比例最高的一次。这次改革的也没有出现较以往明显的反弹现象，行政机构的设置在2003年、2008年的改革基本上保持不变（见图1），这表明国务院机构改革正在朝着正确的方向迈进。在此之前的行政机构改革更多地表现为机构本身、技术层面的变革，2003年以后的行政机构改革则主要体现在政治和结构层面上的变化。
行政机构是政府职能的载体，正是通过转变政府职能，明确政府权力边界，机构改革才会取得真正成效，政府才能在既定轨道上正确地做事，适应社会发展需求。
从改革任务看1988年既已提出转变政府职能，但至2008年改革仍然在强调“健全政府职能体系”进行机构改革，变相地表明以往机构改革我们所走的弯路，机构改革所要达到的目的仍然没有完成，政府职能尚未真正完成转变。而且在目前的地方政府机构改革中精简人员仍然占据了主要的事务重心，如河南省政府目前的10项改革中，机构改革仍有99个县市人员超编，占6成左右，目前仍在进行“三定”工作（定编、定岗、定人）工作。前4次改革每次都带有机构精简的机械化操作痕迹，2005年提出政府职能转变的“十六字方针”则意味着中国行政体制改革已从组织起点迈向逻辑起点，政府逐步从经济管理领域中退出，更多地担负起社会管理职责，向建立服务型政府方向挺进。
体制捆绑的适应性改革，而非从行政管理自身规律出发设计改革
中国改革遵循经济体制改革先行的原则，从而使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在后者进退两难而两者又日益不相适应的情况下，行政体制改革就提上了日程。行政体制改革提出的目的就在于及时适应经济需求并进而带动政治体制改革。有学者指出：“当行政体制改革的诉求被提出后，它就同时承担起变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双重任务：一方面通过调整生产关系，克服旧体制下形成的某些束缚和发展的障碍，促进新的生产关系建立；另一方面通过改革上层建筑领域中某些弊端，巩固新的经济基础”。
八届一次人大会议明确提出“把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作为改革的目标”，此后历次改革都把适应经济体制改革作为改革目标。行政体制改革重点是职能转变，但由于中国刚性体制一时难以扭转，政府无法从市场中全身而退，因此适应经济发展曾一度作为改革目标而存在。此外实际处于停滞状态的政治体制改革只能通过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来逐步实现。邓小平早在1986年就指出：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实践证明延误政治体制改革、不回到解决原来体制的总病根上来，由政改滞后所带来的问题会越来越严重。事实上行政体制改革已处于体制捆绑状态，一方面要适应经济体制改革要求，另一方面又要肩负深化政治体制改革重任。因此这种被动的适应改革性质，使得改革方案很少从行政管理体制自身规律出发进行设计。
行政管理自身有许多规律或内在要求，如系统性要求、权责一致的要求、比例原则的要求、政府结构的要求、管理幅度和层次的要求、预决算管理的要求等。这些内在要求在改革中是不容忽视的，行政体制改革不能仅限于适应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的需要，还要研究政府行政活动本身的特点和规律，在行政体制的设计上体现行政管理相对独立的内在要求，力求行政活动本身的科学性、合理性和运行机制的最优化。
中央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改革，缺乏地方政府和社会力量的回应参与
如果经济发展显示了行政体制改革的需求来自社会，是自下而上的，那么政府主导的行政体制改革则显示了中国自上而下的改革路径。中国政府改革基本上是中央设计好方案后中央政府先进行改革，经过论证、试点后，统一部署在地方全面铺开，即“设计方案-试点-全面铺开”模式。它需要中央政府的权威推动才能顺利展开，以保证整个改革过程的可控制性和稳健性。如果没有中央政府的最后推动，改革只是局部、实验性的。这就需要改革的大环境，即中央统一进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这样才有规范行政审批程序、提高行政审批工作的透明度和效率的可能。
然而中央政府在推动改革过程中，实际上垄断了行政改革制度供给的权力，地方政府在行政改革中总体处于被动执行地位，其改革制度供给主体地位及结合本地区实际进行改革的权利没有得到有效保障。这种强制性的制度变迁方式客观上忽略了地方政府的主动性，导致地方政府在改革中被动执行中央方案，更多注重短期成果而忽略长期效果。这种模式难免会成为突击式的运动战，改革是长期渐进的过程，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要将进行的地方机构改革纳入整个改革战略之中，实现从各自为阵的战役性改革向系统衔接的战略性改革转变。同时，改革要广泛吸纳社会力量，使改革过程更加民主和科学，改革方案更加理性，制定程序更加公开透明，改革过程更具开放性，反映社会利益诉求、降低改革试错代价。总之，政府自上而下地推行改革与社会自下而上地表达诉求相结合，这样才可能使得改革能够以较小的成本推行并最大限度地反映基层民意。
行政体制改革突围方向——在法律框架内推进改革
中国行政体制改革正朝着转变政府职能的正确方向前进，然而并不是政府职能转变了，机构及人员就会自然减少，就不会再膨胀，它需要一种外在、稳定的制约机制控制机构发展。此外政府主导的改革路径靠政策推行、并通过上传下达的传统行政方式达到改革目的，难以树立改革权威，降低改革可预见性，改革成果难以保存，影响了对改革决策的信服与遵守。这种反复的改革不仅使改革成果难保，同时对于迈向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目的，成效是极其微弱的。它更像是行政机构的自我演练，与法治无关。而西方行政机构改革则非常重视行政组织立法工作及机构改革程序的完善，力求稳妥。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尽管进行了这么多次，但每次改革都遗留了一些问题，事实上与立法缺陷是分不开的。由于缺乏法律保障，难免会影响改革的稳定性，改革成果也难以被保障和延续。通过加强立法，尤其是完善行政组织法等行政实体制度建设、加强行政程序法制度构建，才能更好地推进依法行政，加快法治政府建设。
中国行政组织法非常薄弱，而且关于行政组织的实体制度严重欠缺，诸如中央与地方分权制度、行政主体制度等行政实体制度的构建都将成为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完善行政实体制度，确保在法律框架内改革将有利于改革目标的順利实现。此外，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长期而又反复的行为决定了构建统一的行政程序法亦同等重要。行政程序法作为行政法体系的核心，是规范政府权力的基本法，但目前中国实行的是单项立法模式，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始终没有出台。2008年湖南省政府出台的《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是中国首部系统规范行政程序的地方规章，被称为“行政机关‘作茧自缚’式的革命”，意义深远。它是一部填补中国行政程序立法空白的地方立法。加强行政程序制度及行政实体制度的建设，确保改革过程的理性，才能走出怪圈，减少改革代价，使行政体制改革的思路在法治的框架内顺利推进。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公共管理系）
参考文献
1、玉凯.中国行政体制改革20年的回顾与思考[J].中国行政管理,1998(12).
2、迟福林.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突破是全面改革的关键[EB/OL].新华网,2008-03-14.
3、郭宝平.地方政府机构改革问题之商榷[A].地方政府机构改革研究[C].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
改革开放论文范文第2篇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建设的发展，作为学校工作重要组成部分的档案工作，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如何适应新形势，加快学校档案发展的步伐？本文就此问题谈谈个人见解：
一、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推动学校与档案工作的同步发展
档案工作的创新是档案工作观念的创新。首先，要树立档案工作的发展观。努力消除档案工作中的封闭观念，确立开放、整合、融入的新观念，要把满足现状、不求进取的旧观念，转变成敢想、敢干和开拓进取的新观念；要改变过去被动提供利用档案的旧观念，树立有目的地积极主动开发档案信息资源的新观念，要拓宽档案的利用渠道，改善档案基础设施，充分发挥档案在档案资源建设中的主体地位，使各种资源合理流动，优化配置，要把档案工作融入学校各项工作中，与学校同步发展，不断提升档案工作的发展空间。其次，要树立档案工作的效益观。在具体管理上要与时俱进，要树立正确的学校管理观念，制订整套科学严密的与现代化管理相适应的管理体系和运行机制，档案管理中实现技术现代化，即采用计算机、传真机和信息检索终端等现代化办公室设施，收集处理传递档案信息资料，提高档案的服务质量。再次，要提高档案管理人员综合素质。学校档案管理人员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随着学校体制改革和管理机制的转变，学校和社会各方面的联系增加了，相应的学校档案工作的范围也越来越大，档案的门类、内容形式都会不断地发生变化，所以对档案管理人员的业务素质和工作能力要求就更高、更严。因此，学校档案人员就必须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树立终身学习的观念，不断掌握新的理论，运用现代科学管理手段，解决档案工作面临的新问题，尽快成长为档案管理的行家里手，为学校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二、强化档案意识，建立有效的档案领导机构
学校档案工作面广、量大，靠少数专兼职人员很难搞好，必须靠各级领导的重视与支持，必须把档案工作列入学校工作的议事日程，在学校年度工作计划中，有关于档案工作的内容，有负责档案工作的分管领导，结合本学校实际，通过学习与广泛宣传，使教职工增强档案意识，教职工的档案意识增强了，直接影响着档案的质量，因为他们只有对档案和档案工作的意识、价值有了基本的了解和认识，才能重视对档案材料的积累和保护，才能形成人人重视档案，支持档案，自觉地维护学校档案工作。建立健全管理机构，成立档案管理领导小组，校长为组长，主管领导为副组长，各科室负责同志为组员，从组织上保证档案工作的顺利开展，特别是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学校不仅是培养人才的基地，而且是科研基地。校领导要善于利用档案指导学校的教学和教研工作，齐全、完整、准确的档案给予各级领导研究决策提供了可靠信息，从而能使各级领导了解过去，认识现在，开拓视野，预见未来，从中寻找出学校发展的基本过程和规律，做出切实可行的决策，促进学校的发展。因此，领导对档案工作的重视程度是强化档案意识的关键，领导越重视档案工作，广大教职工的档案意识就越强。所以，重视档案工作，必须从领导做起。
三、加强档案管理，充分发挥服务职能
档案工作是学校各项工作的基础，直接影响到学校的发展，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做好档案工作，为学校发展提供服务。一是加强监督，确保学校档案工作稳步发展。档案行政管理部门要继续加强对学校档案工作的监督和指导，形成年检工作制度，每年按时对档案工作进行检查评比，确保各项管理制度得到落实，学校的文件材料齐全完整，整理科学，方便利用，这样可以确保学校档案工作的持久性，避免学校档案工作出现滑坡现象。二是加强档案工作现代化建设。当前，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发展迅猛，网上档案查询已成为档案利用的一个方向，现在很多学校都建立了校园局域网，档案室也配备了计算机等现代化设备，档案部门可以在校园网上开设站点，将学校简介、规章制度、师资配备、毕业生情况及学校其他一些情况发布在网上，使利用者足不出户就能查阅所需信息，档案部门还可以把上级领导视察时的题词、先进的教学设施、名师教学风采、学校组织的各种有意义的活动等等也在网上发布，这样通过局域网及国际互联网能够让更多的人了解学校，增加学校的知名度，获得更广泛的社会支持，从而充分发挥档案的重要作用，更好地为学校和社会提供服务。
（作者单位：平顶山市湛河区教师进修学校）
改革开放论文范文第3篇
一、改革开放初期的起步和探索阶段（1978－1992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次具有伟大历史转折意义的大会，是中国改革开放开始的标志。全会形成的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开始承担起新时期艰巨的使命。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９92年10月十四大召开的这一阶段，是辽宁贯彻落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思想路线，拨乱反正，逐步确立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开放的起步和探索阶段。应该说，在这一阶段，辽宁从思想解放到实践行动在全国来说并不慢，甚至在一些方面走在了全国的前面，出现了很多当时的全国第一，如中国的第一条高速公路，中国第一家国营企业租赁经营，中国第一家企业倒闭，中国第一家企业发行股票等。这个阶段基本过程和变化如下：
1．积极参与真理标准大讨论。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发表后，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在全国逐步展开。时任中共辽宁省委书记的任仲夷同志看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后，即撰写了《理论上根本的拨乱反正》一文，刊登在中共辽宁省委主办的《理论与实践》杂志上。随之在辽宁省上下广泛深入开展了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这次大讨论，破除了“两个凡是”的禁锢，解放了全省人民的思想，为各项工作回归到正确轨道打下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2．贯彻落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1978年12月具有划时代历史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胜利召开，全会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否定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口号，作出了“把全党工作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中共辽宁省委立即于1979年1月4日至6日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传达全会精神，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一系列方针和政策，要从思想、组织、政策、机构设置、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上促进和保证工作重点转移。同年4月20日，5月19日至29日，中共辽宁省委召开两次工作会议，研究调整全省基本建设规模，坚持扭转多年来存在的被动局面，要求尽快把全省基本建设，农业、轻工业、各项社会公共事业搞上去。
3．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1978年冬天，安徽凤阳小岗村18位农民签订了“包产到户”的私下契约，这是我国第一个实行农村家庭承包制的地区，也拉开了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辽宁从1980年开始，首先在沈阳市的一些农村建立家庭承包经营制，营口1981年有5个生产队开始包产到户。经过几年的时间，全省大多农户实施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获得了生产和分配的自主权，克服了平均主义，积极性被极大地调动起来，辽宁逐步成功地解决了全省人民的温饱问题。1982年12月辽宁省召开了农村工作会议，会议贯彻了《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指出目前农村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指出联产承包制是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农民的伟大创举，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我省农村由于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收入显著增加，增长率明显高于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率。但随着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起步和推行，城镇居民收入增长逐渐领先于农村居民收入的增长。
4．启动全民所有制企业改革。1984年10月20日，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一致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同年11月27日，中共辽宁省委制定《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的意见》，明确提出：进一步贯彻执行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的方针，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改革的基本任务是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1986年12月5日，国务院作出《关于深化企业改革增强企业活力的若干规定》。《规定》提出全民所有制小型企业可积极试行租赁、承包经营。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要实行多种形式的经营责任制。各地可以选择少数有条件的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进行股份制试点。这标志着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开始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转变。据辽宁统计局测算，辽宁工业总产值按经济类型分所占比重，1978年国有经济为83％，集体经济为17％；到1992年，国有经济为70％，集体经济为23％，其他经济类型为7％；2０06年，辽宁工业总产值比重，国有经济为12％，集体经济为3％，其他经济类型为85％，非国有经济已成为支撑辽宁国民经济的重要力量。
5．认真制订和实施新的发展计划。1980～1985年辽宁省开始执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六个五年计划，这个计划是继“一五”计划后的一个比较完备的五年计划，是在调整中使国民经济走上稳步发展的健康轨道的五年计划。“六五”计划的具体要求是：继续贯彻执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进一步解决过去遗留下来的阻碍经济发展的各种问题，取得财政经济根本好转的决定性胜利，并且为“七五”时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奠定更好的基础，创造更好的条件。“六五”计划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国民经济全面稳定增长，重要产品的产量大幅度增长，有重点地对现有企业进行了技术改造，加强了能源、交通等重点建设，财政状况逐年好转，严格控制了人口增长，妥善安排了城镇劳动力的就业，科技、教育、文化事业出现繁荣兴旺的景象。
6．注重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1986－1990年是辽宁执行“七五”计划时期，这个时期国家把辽宁列为重点改造的地区，为此，辽宁一方面把改革放在首位，同时，又从端正党风和社会风气入手，努力为改革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和政治环境。这一阶段，大力进行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倡“顾大局，讲团结，重实效，比贡献”的好风气；强调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关心群众的疾苦，着力解决百姓工作和生活上的实际问题；大力进行党风和社会风气建设，严肃党纪政纪和国法，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和经济犯罪分子；加强了思想政治工作，引导群众正确对待和处理“四化”建设和改革中的各种问题；坚持“四有”教育，努力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文化素质等。在工作中，这一阶段切实落实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干部政策、统战政策、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充分发挥了各方面、各阶层人士的积极作用，发挥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以及海外侨胞、港澳同胞建设四化的积极作用，切实加强对人才的使用、培养工作，保证人尽其才，才尽其用，调动各级各类专业人员的积极性，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
7．大批外商企业投资落户辽宁。中共辽宁省委、省政府1983年提出“改革、开放、改造、开发”振兴辽宁的战略思想；之后，又提出“奋发图强，振兴辽宁，服务全国，走向世界”的战略目标；1984年又提出了发展辽东半岛外向型经济，进一步对外开放战略设想。1984年9月，党中央和国务院决定进一步开放大连、天津、广州等14个沿海港口，批准大连市进一步对外开放，兴办大连经济开发区。同年10月批准营口港对外开放。此后，辽宁在大连等城市继续建立了一些经济技术开发区、保税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国家旅游度假区和综合开发区等。辽宁进出口总额大幅攀升，1978年是15．9亿美元，到1992年达到76．9亿美元。同时外商投资企业越来越多。欧美许多世界著名的跨国公司，如摩托罗拉、西门子、阿尔卡特、诺基亚和飞利浦等，都陆续到辽宁开拓市场。辽宁为外商投资企业开拓市场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保证，外商投资企业也为辽宁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二、改革开放处在攻坚阶段的战略选择（1992－2002年）
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召开到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召开，是辽宁由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辽宁是新中国最早解放的地区之一，也是最先开始实行计划经济的地方，当生产力要求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时候，辽宁自身计划经济惯性太大，转型困难重重。辽宁虽历经磨难，但终究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这一阶段基本过程和变化如下：
1．加快经济体制建设。1９93年12月15日至17日，中共辽宁省委召开了七届九次全会，讨论通过了《关于贯彻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加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的意见》，提出要以中央《决定》精神为指导，以国有大中型企业为重点，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不断深化农村改革，全面繁荣农村经济；抓住重点，加快市场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进一步改革对外经贸体制，促进和扩大对外开放；转变政府职能，搞好宏观调控。经过实施上述一系列方针、政策和措施，到2０02年辽宁省对272户国有大中型企业进行了公司制改造，其中100户初步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上市公司达到49家；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完善，基本养老保险覆盖面和社会化发放率均达到100％，征缴率达到92．5％；享受最低生活保障人数71万人，比上年增加44万人；辽宁省政府机构改革任务基本完成，减少工作部门11个，行政编制精简48％；基本实现了国有企业三年改革与脱困的目标，劳动力市场快速发展，房地产市场稳步发展，技术市场、信息市场逐步形成；商品、生产要素和服务品的价格绝大多数由市场决定。在以上改革基本成功基础上，辽宁医疗卫生系统、城镇住房制度也开始启动。这时，市场机制正在辽宁有效地发挥着作用：中介组织的发展明显加快，已初步形成了有多种机构类别、多种组织形式和多种服务方式的中介组织体系；市场的管理与监督不断改善与加强；国有企业市场化程度大大提高，规范化改制力度不断加大，等等。经济体制改革取得新进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
2．对外开放水平全面提高。1９93年6月，中共辽宁省委在大连召开了常委会议，决定加快速度，把大连建设成为“北方香港”。1９95年1月，辽宁省制定了促进辽宁经济发展的新战略──外向牵动战略。在这一阶段，辽宁建立了开放型经济体系，把“引进来”与“走出去”结合起来，坚持内外联动、互利共赢、安全高效，扩大开放领域、优化开放结构、提高开放质量，形成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优化了对外开放格局，形成特区、沿海和内地联动、梯度开发的开放体系，实现对内对外开放相互促进。在利用外资方面，积极开展与跨国公司的重点项目对接，加强对招商引资的统筹和引导，着力引进先进技术、先进管理和海外智力。同时鼓励辽宁的企业到海外承揽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增强带动技术、成套设备、大型装备出口的能力。据统计，仅“九五”期间辽宁省外贸进出口总额达到744．5亿美元，比“八五”时期增长64％。其中，出口449亿美元，增长52．4％。2000年辽宁省外贸出口达到108．5亿美元，比上年增长32．3％。利用外资规模扩大，质量和效益提高，5年累计实际利用外资额达到146．3亿美元，其中外商直接投资107亿美元。到2000年底投产开业的“三资”企业达8310家，比1995年增加56．6％。通用、西门子、东芝、浦项等跨国公司在辽宁省投资兴办的企业达130多家。
3．城乡面貌发生较大变化。这一阶段辽宁加快了基础设施建设，1996年到2000年新增公路里程2113公里，其中高速公路559公里；电话普及率达到25部／百人，比1995年末增加17．5部／百人；新建万吨级泊位18个，港口吞吐能力增加4134万吨；新增发电装机容量483万千瓦；新增城市日供水能力228万吨；污水日处理72万吨，辽河流域水污染防治第一阶段任务基本完成；小城镇建设、老城区改造、城市美化绿化成效明显，城市功能进一步增强。同时坚持“两高一深”方向，工业结构调整步伐加快，鞍钢半连轧和新轧工程、本钢烧结和连铸工程、辽化二期工程等一批重点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项目相继竣工投产，石化、冶金、电子、机械四大支柱产业实力增强，高新技术产业和第三产业发展较快。到2000年三次产业增加值比例由“八五”末期的14．0∶49．8∶36．2调整到10．9∶49．4∶39．7，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由8％增加到14％。到2002年沈山、锦阜、锦朝、丹本、大庄、盘海等高速公路建成，新增里程1128公里，在全国率先实现“市级城市通高速、全部乡镇通油路”。沈阳桃仙机场扩建，浑河及大辽河整治，大连引碧供水、城市轨道交通、大窑湾集装箱码头、北良仓储，绥中和铁岭电厂等重点项目建成。白石水库建成，阎王鼻子和玉石水库落闸蓄水。新建港口泊位124个，新增吞吐能力35０0万吨，庄河港开工建设。
4．全面实施三大发展战略。为实现辽宁现代化建设的第二步战略目标，1996－20０0年“九五”期间辽宁实施了结构优化、外向牵动、科教兴省的三大战略。在此战略的推动下，辽宁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综合经济实力显著增强。到2000年，全省国内生产总值实现4668亿元，年均增长8．6％；其中第一、二、三次产业增加值分别年均增长6．1％、8．9％和9％；人均国内生产总值11235元，年均增长8．2％；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295．5亿元，年均增长10．2％。科技、教育等各项社会事业持续发展，2000年全省高新技术产业实现产值1000多亿元，比1９95年增长2．6倍；提前两年普及九年义务教育，高等教育改革和调整有新的进展，规模不断扩大；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在5‰以内；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5358元，农民人均纯收入为2356元，人民生活基本实现小康。与此同时，伴随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入和国家开始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改革，辽宁也进行了涉及范围最广、调整力度最强、影响最为深远的政府制度创新，即从以往服务于计划经济向服务于市场经济转变，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了基础性作用。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已由生产者根据市场需求自行决策，市场主体在经营活动中获得绝对自主权。政府逐步从直接的大量的企业管理中退了出来，成为宏观管理和社会管理者。1994年辽宁财税、金融、外汇、投资等体制改革进展顺利，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宏观管理体系基本确立。
5．民营经济快速发展。1997年9月辽宁省召开全省乡镇企业工作会议。提出大力发展乡镇企业是建设新辽宁、实现跨世纪发展目标的重大战略抉择，各级领导要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把发展乡镇企业作为战略重点和经济发展支柱，千方百计搞上去。之后，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明确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1997年，党的十五大又将非公有制经济纳入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框架内，非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和肯定。辽宁对非公有制经济的认识及相关政策也经历了一个从探索到完善的过程，发展速度虽然没有南方沿海省份快速，但也有质和量的提升。到2002年全省民营经济增加值达到2344亿元，比2000年增长30％；税收和出口创汇均增长30％以上。大连实德、万达、华农、亿达、华丰、大杨，鞍山西洋，辽阳忠旺、富虹，营口盼盼、青花，沈阳远大、东宇，锦州华顺，本溪北龙，丹东曙光等一批民营企业已成做大之势。
6．实施几大社会工程。“十五”初期我省实施了两大重点工程。一是推进社保试点“一号工程”。2001～2003年间，我省国有企业减员分流76万人，124万国有企业职工实现了并轨，做实了个人账户基金48亿元，地方共筹集各项社保资金354亿元，偿还了拖欠国有企业并轨人员债务22．6亿元。期间中央财政对我省的社保补助也比20０0年增长了82％。与此同时，实现了183万人的就业和再就业；开展了遍布城乡的大规模扶贫帮困活动，筹集款物36亿多元，帮扶特困群众9０0多万人次，为特困老模范、老军人、老烈属等建房3．6万套，在4０0个贫困村实施了开发式扶贫，密切了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血肉关系，增强了全省的凝聚力。二是推进资源枯竭型城市转型“二号工程”。首先从阜新突破。目前，来自北京、上海、河南的12户大企业落户阜新，已落实投资8．4亿元，各项基础设施投资已到位13．8亿元，4500户居民乔迁新居，1．2万名矿工实现再就业。抚顺、本溪和北票采煤沉陷区治理的总体方案，涉及居民16．5万人，总投资26亿元，国务院领导和国家计委对此十分认可。三是掀起外引内联的热潮。2001－2002年我省实际到位外资70亿美元。促成了金杯与宝马，鞍钢与蒂森，东药与巴斯夫等重大合资项目。通过同广东、江苏等省、区的内联活动，引进资金已到位183亿元，解决了29万人的就业问题。
三、改革开放进入老工业基地全面振兴阶段（2002－2007年）
2002年党的十六大到2０07年党的十七大召开，是辽宁进入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奋斗目标，着力推进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把改革开放继续推向前进的阶段。其间，2０03年秋中央启动了东北老工业基地全面振兴战略。伴随振兴战略的不断深化，辽宁紧紧抓住了难得的历史性机遇，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发展为第一要务，更新发展观念，转变发展模式，老工业基地振兴工作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都取得了明显成效。这一阶段基本的过程和变化如下：
1．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实施。自从2003年10月党中央和国务院作出实施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战略以来，辽宁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深刻认识到，这是党的十六大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局着眼提出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也是从新世纪新阶段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长远发展的高度提出的一项具有重大意义的战略举措。辽宁省委、省政府领导全省人民进一步解放思想、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着力推进体制创新和机制创新，促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加快企业技术改造，走出一条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和振兴的新路子，加快全面振兴辽宁老工业基地的步伐。在中央政府实施的诸多宏观调控措施引导和作用下，经济整体运行平稳，同时各项事业全面进步，终于实现了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同步协调发展的历史性的跨越。经过几年的努力，现已初见成效。到2０07年，全省经济在连续3年较快增长的基础上，继续保持又好又快的发展态势，主要经济指标增速全部超过东部地区平均水平，经济整体运行质量达到改革开放以来同期最高水平。具体表现为：增长较快，全省生产总值突破万亿元，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21％；效益提高，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突破千亿元，增长32．3％，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增长５5％，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增长70％；结构优化，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32％，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长33．9％，县域生产总值增长18．8％，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7％，非公有制经济增加值增长20％；民生改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13．4％，农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9．1％，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4．4％以内。
2．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2０06年10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我们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把“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作为党执政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明确提出。这一重要论断的提出，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丰富和发展，是我们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又一次理论升华。中共辽宁省委九届八次全会按照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提出了建设和谐辽宁的战略任务。这一战略任务的提出对于我们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加快辽宁老工业基地振兴、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在实践中，我省坚持从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加快构建和谐辽宁。到2007年底我省5万平方米以下、1万平方米以上城市连片棚户区改造任务完成；继续保持零就业家庭动态为零，有条件的实现了双就业；辽西北地区农村群众饮水特殊困难问题基本得到解决。全部免除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杂费，高等院校和中等职业学校贫困学生资助体系进一步完善。大力促进就业再就业，全年实名制就业达到122．2万人，历史遗留就业问题全部解决。城镇社会保险覆盖面继续扩大，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标准进一步提高。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不断完善，一百多万城镇居民和几十万农村居民享受到最低生活保障，率先在全国建立了城市低保边缘户救助制度。全面启动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试点，基本建立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提前两年实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本覆盖全省农村的目标。农村扶贫开发工作取得新进展，实现了解决30万贫困人口稳定温饱问题和帮助40万低收入人口增加收入的目标。
3．通过“五点一线”建设加大对外开放力度。2006年初，辽宁召开了对外开放会议?熏提出了辽宁要大力发展开放型经济的构想，不断扩大开放，优化开放，有重点有步骤地推进“五点一线”沿海经济带建设，实施对内对外开放相互促进，加快外贸增长方式，积极培育我省的国际知名品牌。经过几年的建设，我省“五点一线”沿海经济带建设初见成效，沿海与腹地优势互补、良性互动的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开始形成。“五点一线”重点区域基础设施功能不断健全，临港产业快速集聚，沿海产业基地初具规模。2008年累计投入基础设施建设资金139亿元，累计批准入区注册项目427个，投资总额1250亿元，其中外商投资项目101个，投资总额39亿美元。中国五矿集团、美国英特尔公司等投资的一批大项目落户沿海经济带。大连东北亚国际航运中心建设取得重大突破?熏大窑湾保税港区（一期）正式通过国家验收并封关运作。辽宁中部城市群经济区对外开放成效显著，一批重点产业聚集区迅速崛起。全省开放型经济水平不断提高，对外贸易快速增长，出口产品结构进一步优化，全年外贸进出口总额592亿美元，增长22％，其中出口总额352亿美元，增长24％；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水平不断提高，全年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90亿美元，增长50％。中国夏季达沃斯年会在大连成功举办，扩大了我省的国际影响。同时，我省认真落实《辽宁省外商投资优势产业目录》，着力吸引更多的大企业、大项目入驻产业聚集区，不断扩大开放，使辽宁成为外商竞相涌入、内商纷至沓来的热土，提高了开放型经济水平。最近几年，辽宁实际利用外资年均增长38％，世界500强企业有113户在辽宁落户，总投资25亿美元的英特尔集成电路等项目开工建设。2０07年，全省进出口总额达到595亿美元。
4．突出科技创新在老工业基地中的作用。近几年，辽宁加快建立技术创新体系，深化科技管理体制改革，实施知识产权战略，进一步营造鼓励创新环境，促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加大了自主创新投入，大力推进重大核心技术攻关，在关键技术领域正努力实现突破，形成了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和产品，提高了产业核心竞争力；把科技创新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紧密结合起来，大力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加快形成以科技进步和创新为基础的产业竞争新优势；在装备制造、原材料等优势产业和数控系统、电子信息等高新技术产业领域，组织实施了若干重大科技项目；在信息、生物和医药、新材料等重点领域，实施了国家高技术产业化示范工程、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和企业技术中心建设；鼓励企业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合作开发和组建联合研发中心，促进企业成为技术创新主体；鼓励中小型科技企业的创新和成长等。据统计，到2007年底，我省新批新建省级重点实验室24个、省级各类技术中心103个、省级企业博士后科研基地36家。推进重大关键技术攻关，开发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和产品，特别是技术装备国产化成效显著。沈阳北方重工集团研制的全断面掘进机填补了国内空白，沈阳机床集团五轴联动车铣中心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大连重工起重集团1．5兆瓦级风电机组实现产业化，大型船用曲轴研发取得重大突破。同时沈西工业走廊和大连“两区一带”装备制造业聚集区快速发展，装备制造业作为第一大支柱产业的地位进一步巩固。重点提高乙烯、芳烃、板材、特殊钢及新型建材产品的精深加工度，推进原材料工业向集约化、大型化、高级化和系列化方向迈进。
5．实施县域经济为主体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2005年10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为在新时期做好“三农”工作指明了方向。辽宁省委、省政府根据党中央的部署，结合辽宁的实际，调整了全省各级财政支出结构，加大了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加快发展现代农业，深入推进全国重要优质特色农产品生产和加工基地建设；优化农业生产布局，发展适度规模种植与养殖，推进农业标准化生产；继续深化农村改革，深入推进农村综合改革，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努力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实施了村村通油路工程和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实施整村推进扶贫500个。到2０07年底，我省实现了农民增收、粮食增产、农业和农村经济快速发展；县域经济发展全面提速，全省县（市）生产总值、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等主要经济指标增速均高于全省平均水平；现代农业大发展，推进了农业产业化经营，优质特色农产品生产和加工基地建设步伐加快，粮食产量达到367亿斤，连续四年获得丰收，创历史最高水平；县域工业主导地位加强，第二产业占县域生产总值的比重由上年的44．9％上升到47％。同时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连续10年实现耕地占补平衡。
6．体制机制创新有新突破。这一阶段我省体制机制创新取得明显成效。表现在：深化了国有企业公司股份制改革，健全现代企业制度，优化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推动重点行业重点企业战略重组，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企业集团；全面完成国有企业政策性关闭破产、主辅分离、辅业改制和分离办社会职能工作；加快建立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探索各类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快速健康发展，鼓励和支持非公有制企业走股份制发展道路和围绕大型企业发展配套产业；在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提高行政效率和服务水平的基础上，加快推进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完善事业单位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加快公共财政体系建设，强化预算管理和监督，不断加大对公共服务和重点领域的投入；发展各类资本市场，加快培育和发展创业风险投资，探索建立产业投资基金，支持企业上市融资；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逐步提高居民特别是低收入劳动者收入，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依法拥有财产性收入；积极发展各类生产要素市场，加快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完善稳定市场供应和价格的应急预案，采取有效措施抑制价格总水平过快上涨；继续加大软环境建设力度，努力营造廉洁高效的政务环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和公平守信的市场环境。
7．经济发展后劲进一步增强。近几年，我省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宏观调控方针和产业政策，注重发展后劲的培养和提升。一方面，坚持区域协调发展，构建良性互动的区域经济发展新格局。以发挥中心城市辐射带动作用为切入点，加快建立区域合作协调机制，引导生产要素跨区域合理流动，促进区域协调互动发展；积极推进了以沈阳为中心的辽宁中部城市群经济一体化发展，加快沈抚同城化进程，推进沈本一体化建设，推动沈铁工业走廊发展；更好地发挥大连在对外开放中的龙头作用，加快推进大连东北亚国际航运中心建设，把辽东半岛经济区建设成为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先行区和对外开放的先导区；突出了辽西沿海经济区城市群的整体优势，以沿海工业区开发为突破口，形成各具特色的新型产业体系；进一步加大对朝阳、阜新、铁岭等辽西北地区和民族自治地区转移支付和对口帮扶力度，促进其加快发展；支持和帮助资源型城市和地区加快经济转型，发展接续产业。另一方面根据建设国家新型产业基地的需要，继续推动一批重大项目建设，特别是加快推进了近年陆续开工的重大产业项目、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确保按时竣工投产和投入使用。在基础设施方面，加快推进了绥中发电厂二期、哈大铁路客运专线、东北东部铁路、锦赤铁路新线、大伙房水库输水等重点工程建设；在工业结构调整方面，加快推进鞍钢营口鲅鱼圈5０0万吨精品钢材等一批项目竣工投产，全力推进中石油抚顺石化分公司1000万吨炼油和100万吨乙烯扩建、鞍凌精品钢材等重大项目建设，积极推进锦西石化千万吨炼油等项目前期工作；在高技术产业化方面，重点推进大连英特尔集成电路等项目建设，积极推进沈飞与加拿大庞巴迪公司的合作，争取国家早日批复沈阳国家航空产业基地建设项目；同时继续规划和论证一批重大项目，做到立项一批、开工一批、竣工一批、储备一批，不断增强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动力和后劲。
责任编辑宫秀芬
改革开放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改革开放；进程；社会变迁
2008年11月18日至20日，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中共江苏省委党校、中共无锡市委、中国现代史学会、全国党校系统党史教学与研究专业委员会联合主办，中共无锡市委党校承办的“改革开放的伟大历程与当代中国的社会变迁”学术研讨会暨全国党校系统党史教学与研究专业委员会年会在市委党校召开。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江苏省委常委、无锡市委书记、市委党校校长杨卫泽，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主任柳建辉、副主任曹普，江苏省委党校常务副校长黄文虎、教育长桑学成，中国现代史学会会长郭德宏，无锡市委党校常务副校长陈全生等领导和专家出席。
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为会议作主题报告。他以三个“光荣使命”为主线展开论述。关于第一个“光荣使命”，李君如指出，研究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首先要有一个宏观的、客观的、历史的评价尺度。回顾30年，既要总结经验，又要分析问题。要看到经验教训对于成功的重要意义。其次，要客观分析改革开放30年的演进阶段，要有一个阶段划分的尺度。他对当前把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阶段划分为“五阶段”、“四阶段”、“三阶段”等各种观点进行了分析，认为从学术的角度来看，这些划分方法都有其论据和道理，可以百家争鸣，继续展开讨论。第三，最重要的是全面总结30年的经验。30年的经验很多，最重要的、最根本的，就是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出发，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而且解放思想必须体现在落实解放生产力上。第四，在总结经验时。对问题的研究要有科学的态度。这里有两条重要的原则，一是实事求是，认真地研究问题；二是什么问题就是什么问题，不要以反思问题为南头，反对改革方向和道路。
关于第二个“光荣使命”，李君如指出：一是要深入研究深化改革开放的历史方位；二是要深入研究深化改革开放的指导方针；三是要深入研究深化改革开放的战略部署；四是要深入研究深化改革的动力问题；五是要深入研究深化改革开放的危机管理体系。关于第三个“光荣使命”，他指出：第一，党史教学要上新台阶，必须进一步提高教学科研水平，这就要把党史知识的传播与学员的党性训练更好地统一起来；把党的历史经验的总结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干部的施政能力结合起来。第二，党史科研要打开新的思路，拓宽新的领域。第三，党史学科建设要突出重点，围绕重点研究方向进行。
研讨会采取大会专题发言与专家点评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来自中央党校、中国社科院和全国省级、副省级、地级党校的党史部(室)主任或副主任。党史教学与研究专业委员会的委员及各党校的教研人员110多人围绕会议主题展开研讨交流。研讨内容主要包括：改革开放的缘起、历史进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的历史条件、历史阶段以及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地位；30年来党的建设、制度创新情况；对30年来经济社会发展与转型、区域经济发展特别是苏南模式的探讨；30年来的思想文化建设情况等。
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主任柳建辉最后作会议总结，并根据会议形成的意见，提出了2009年学科建设工作年会和学术交流等设想。会议还对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和中国现代史学会组织的“全国党校系统1998—2007年优秀党史论文评选”获奖者进行了颁奖，共有87人分获一、二、三等奖。
责任编辑 沉 香
改革开放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改革开放;解放思想;发展战略;区域经济
文献标识码：A
一、关于抢抓战略机遇与解放思想先行问题
湖北位居内陆长江中游地区，虽然不是也不可能是改革开放的先行地区，但作为中部且是长江经济带重要的工农业大省，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及全国由沿海向内地分层对外开放的大格局中，所面临的改革开放战略机遇并不在少数，关键在于能否以解放思想先行，及时抓住和充分利用全国共同战略机遇及若干特殊机遇。
1、改革开放30年湖北面临的共同机遇与特殊机遇
从湖北暨武汉曾经面临的全国性共同机遇看，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上世纪80年代初中期沿海开放波及沿江地区及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的机遇：上世纪80年代后期治理整顿与深化改革相结合的机遇;90年代初期邓小平南巡讲活与实施沿江战略的机遇，尤其是湖北武汉作为南巡讲话第一站的机遇;90年代初中期全国六大老工业基地改造的机遇(六大老工业基地包括上海、天津、重庆、武汉、沈阳、哈尔滨);2004年实施“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的机遇，等等。从湖北暨武汉曾经面临的特殊机遇看，主要包括：上世纪80年代初期特大中心城市武汉、中等城市沙市及黄石成为全国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城市及机构改革、科技体制改革试点城市的机遇：90年代中期湖北境内三峡工程上马与浦东开发并称为沿江战略两大增长极的机遇。此外，从上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中期，武汉市汉正街小商品市场率先开放，武汉实施“两通起飞”战略，武汉柴油机厂聘请外籍高管。国有企业武汉火柴厂被民营企业“蛇吞象”，武钢“质量效益型道路”，以及企业协作联合“荷花模式”的机遇等。当然。所谓特殊机遇，有相当一部分是省委、省政府依托利用共同大机遇而创造的改革开放机遇，如沙市早于1981年就成为第一个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城市，1984年武汉继重庆之后成为全国特大城市中经济体制改革的第二个试点城市，还有武汉“两通起飞”等。
2、不同时期湖北抢抓改革开放机遇的比较分析
反思30年，湖北抓住和利用机遇有二三个明显特点：一是有的改革开放阶段抓住机遇的意识和能力较强，而有的改革开放阶段这种意识和能力又较弱，未能及时抓住和始终如一地充分利用改革开放战略机遇;二是与沿海发达地区比较，在多数发展阶段，抓住和利用机遇还不够及时和充分，以至改革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力度不大，这是湖北长期发展不够，与沿海发达省份差距扩大的深层原因所在;三是自己同自己相比，凡是较好地抓住和利用机遇的改革开放阶段，经济发展就快一些，与沿海发达省份发展差距就小一些：反之就发展慢一些，与沿海发达省份发展差距就大一些。比较而言，在改革开放初期的1978-1984年、邓小平南巡谈话后的1992-1997年和十七大召开后的2002年至今三个时段，湖北抢抓机遇、利用机遇大体比较成功。以1978-1984年阶段为例，这期间正值党中央酝酿并实施沿海开放战略，湖北虽然不是国家生产力布局的重点，但当时省委、省政府能审时度势，不等不靠，主动改革，很快推出了几项重大改革决策。从而创造了在全国多个率先甚至第一的改革试点经验，改革开放力度不亚于沿海地区而大步推进。这些属全国率先甚至第一的重大决策包括：
第一，1979年，省委决定在沙市进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并上报党中央、国务院，使沙市1981年7月获批为全国第一个经济体制改革的试点城市。沙市立足本市、着眼全国，制定综合改革的方案和若干单项方案，不仅带动了全省工业管理体制改革，并在全国获得推广，一个时期内，沙市成为全国发展和改革的双“明星”城市。
第二，1983年2月至1984年5月，省暨武汉市合力运作，规划设计武汉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方案，使武汉市紧随1983年3月国务院确定的综合改革试点城市重庆市，成为全国又一个综合改革试点城市。1984年9月，党中央、国务院正式批准省委、省政府上报的《关于武汉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方案》后，武汉市经济体制改革从实行计划全面单列，有步骤地搞好企业下放，改革外经贸体制，改革价格、税收、信贷体制，改革科技体制等10个方面展开。在上世纪80年代初中期，武汉市综合改革试点对全国城市改革所起到的带头作用，实际上就是发挥着“内地特区”的作用。
第三，1984年，全省农村综合改革第一批9个试点县市启动，包括安陆、蒲圻、当阳、黄陂、石首、巴东、罗田七县和随州、丹江口两市。该项改革在全国较早，其重点是进一步完善统与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乡镇企业改革，国营工商企业改革和供销社、信用社改革等，为全面推进县域经济体制改革提供经验。
第四，1979-1984年，配合特大城市武汉和中等城市沙市经济体制改革综合试点的全面推进，全省的各个单项改革也开始突破，多项创举堪称“全国第一”。如1979年汉正街在全国率先恢复小商品市场，成为“天下第一街”，一时全国流传“对外开放看深圳，对内搞活看汉王”;1980年武汉柴油机厂引进德国厂长格里希，创造了现代企业管理的一整套经验：1984年6月武汉提出实施“两通起飞”战略，宣布武汉三镇彻底开放，并拟划出24万平方米土地，欢迎国内外客商开发流通业或经营工商业。
第五，从上世纪70年代底到80年代初，引进上海的技术和人才以提升湖北国有工业企业和乡镇企业的技术、质量水平。如80年代初中期在全国名噪一时的“荷花”洗衣机、“沙松”冰箱和武汉自行车等一大批湖北知名品牌，就是从那时起步，在上海技术人员帮助下发展起来的。
可以说，在改革开放初期的1978-1984年，湖北并未因为不是全国对外开放的重点地区而等待改革机遇，而是大胆改革，敢闯敢试，以致若干方面改革走在内地甚至全国的前列，因而经济社会发展基本上保持了“五五”时期的势头。作为工农业大省的工业增长最能说明问题。1978-1985年间，全省工业总产值年均递增14.7%，其中“六五”时期年均递增13.6%。工业总产值占全国比重均在5%以上，位次均在8位之前，主要产品如钢、轧钢、发电装机容量、石油加工、汽车的生产能力均居全国第5位。农业总产值也年均递增12.7%。这足以表明，即使全面推进沿海战略的上世纪80年代中期，湖北仍处于
全国工业化第一集团行列。但此后至1992年春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前，在沿海全面开放加快开放的大环境下，由于缺乏改革开放的意识，加之没有处理好治理整顿与深化改革二者的关系，自觉不自觉地放慢了改革开放速度，尤其是治理整顿决策失当，刹车过猛，下马大项目太多，以致国有企业发展停滞不前，非国有经济(主要是乡镇工业)发展大大落后于沿海，湖北经济进入了1986-1993年持续八年之久的低速徘徊期。至于1994年开始至全国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前，湖北经济缓慢回升乃至较快发展，那也是由于较好地抓住了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机遇和全力推进沿江战略的结果。
3、湖北与沿海地区抢抓机遇的差距，主要差在思想解放先行不够上
一个地区能否抢抓机遇，加快发展，思想解放先行的作用至关重要。尤其是湖北，近代以来至今，并非是封闭的内陆落后地区，而是处于全国对外开放次前沿的沿江较发达地区。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一些重大转折时期，未能抢抓机遇，只能从思想解放滞后上找原因。
第一，在处理思想解放，观念更新与改革传统经济体制问题上，思想观念破旧立新的力度还不够，以致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进入早”、“退出迟”，传统小农经济体制长期根深蒂固。未能形成像沿海地区那样有利于抢抓机遇，加快发展的新体制、新机制。由于思想观念破旧立新不够，湖北念念不忘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一五”至“六五”时期曾是国家的老工业基地与老农业基地，对中央政府“等、靠、要”的观念迟迟不能淡出决策者和干部群众的头脑。也由于思想观念破旧立新不够。湖北也念念不忘传统农产品生产，尤其是粮、棉、油、猪、鱼、蛋对全国“一要吃饭、二要建设”的贡献，满足于农业的“大而全”和初级农产品的数量优势，在促进农业生产大省向农产品加工大省转变，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上步伐不快，以致在改革开放初中期较长时间内，未能充分利用国家先后批准沙市、武汉成为全国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和上世纪90年代初国家实施沿江战略的机遇，加快对老工业基地和老农业基地的改革与改造，加快全省工业化的进程。在世纪之交推进西部大开发战略时期，有学者研究表明，体制、机制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东部地区较西部地区高出10多个百分点。认为两部学习、借鉴和追赶东部，最重要的不是优惠政策，而是体制机制。对一个发展中地区而言，体制、机制比机遇更重要。湖北自身的改革实践也证明，有了好体制、机制，就能用足用好所面临的机遇，甚至没有机遇也可以创造机遇;没有好的体制、机制，即使面临着机遇，也不一定能用足用好机遇，甚至有可能丧失机遇。
第二，在处理实现理想目标与确立适度目标关系上，从国家全局审势度势不够，看自己优势(如区位、资源的优势)多，看劣势少，看潜在优势多，看现实优势少，不利于形成各个改革开放阶段抢抓机遇、加快发展，既有目标，又不压指标的政策环境。湖北作为中部地区有一定发展基础的工农业大省，经济发展目标定位既要坚持较高的起点，但义必须是从基本省情出发，经过努力切实可行的目标。根据这种认识，世纪之交，省高层决策部门确定湖北“十五”发展的目标为“全国重要经济增长极之一”，很难说是一种切实可行的适度目标。因为，从“七五”时期开始，尤其是通过1989-1991年治理整顿后，湖北经济经历了1986-1993年8年低速徘徊，已逐步退出全国工业化第一集团行列，是名副其实的发展不够省份。对2000年(即“九五”时期最后一年)主要经济指标进行分析，虽然湖北国内生产总值(4275.32亿元)在全国排位第10，但人均GDP(7188元)仅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7078元)，人均地方财政收入(358元)则大大低于全国平均水平(507元)，二者在全国排位分别为第13、第19。尤其是出口额占GDP的比重(3.7%)大大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3.1%)。同期，湖北与滑海发达地区(长江流域的沪、苏、浙两省一市)的差距进一步扩大。仍以2000年数据分析，人均GDP湖北分别为沪、苏、浙的20%、60%、54%;人均地方财政收人分别为沪、苏、浙的11.5%、58%、47.75%;出口额占GDP的比重，湖北(3.7%)与沪、苏、浙的44.8%、25.8%、28.1%比较，差距更大。在这种既定格局下，中部大省湖北要想在短期内缩小与长江三角洲或珠江三角洲发达省市的差距，几乎是不可能的。还要看到，曾是“中部老大”的湖北与周边省市(包括豫、湘、渝、皖、赣)的差距，或总量指标，或人均指标，均在急剧缩小。由此可见，建成“全国重要增长极之一”的目标，只有沿海发达省市才有可能，对湖北来说，仅靠“得中独厚”、“承东启西”的区位优势，难以达到“全国重要增长极”这个高峰，它最多是个理想目标。也正因如此，新一届省委修改为“走在中西部前列”的发展定位，这与“九五”时期省高层决策部门接受省社科院学者建议所提的建成“内陆地区(即中西部)经济强省”的目标，也是大体一致的。
第三，在处理讲“湖北话”与讲“普通话”的关系上，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重大战略决策与从湖北实际出发决定本省大政方针紧密结合不够，不利于形成抢抓机遇，加快发展的特色思路和支持鼓励敢闯敢试的创新精神。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全国性战略决策，是从一定时期的全国大局出发的，并不要求各个省区照搬照抄，而班求从本地实际出发加以落实，也就是多讲“本地话”，形成自己特色的工作思路。如1989-1991年的治理整顿，就全国而言，重点应是经济增长“过热”、投资规模过大的沿海省份，而对当时经济增长速度已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湖北而言，即使投资增长稍快，也不应是重点。但实际上湖北已自觉成为全国治理整顿最快、力度最大的地区之一，结果也失去了治理整顿与深化改革相结合的一次发展机遇，湖北经济下滑过猛，治理整顿后的1991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仅为4.5%，是典型的低速增长，而同年江苏省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为8.3%，表明二者治理整顿的成效不同。再如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一度出现了所谓“16字”的“湖北精神”，其用意不能说不好，但就是缺乏湖北历史文化底蕴和当代改革特色，“普通话”味道太浓，虽有“抢前争先”等豪言壮语，却未体现敢闯敢试精神，从而生命力不强，也不为全省干部群众所认同。
二、关于推进工业化的思路及正确处理现代工业与传统农业的关系问题
从改革开放前的“五五”时期到改革开放初期的1978--1984年，湖北是工农业大省，但首先是工业大省，并且是现代工业与传统农业不对称结合的典型城乡二元结构大省。一方面，具有与西方发达国家相差无几的工业规模。1983年工业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69%，重工业化率高达60%以上，相当于西方发达国家70年代的水平;另一方面，1983年，农业人口占全省
总人口的80%，农业劳动力占全省社会总劳动力的60%，仍处于落后的传统农业发展阶段。以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为标志，我国加快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从湖北这种二元结构工业大省的实际出发，如何坚定不移地推进工业化，并正确处理现代工业与传统农业的关系，事关湖北市场取向改革的成败，也事关新时期湖北能否保持全国工业化第一集团的地位。
1、1985-1992年间，湖北工业化从改革开放初期以现代工业为主导。重、轻工业协调、工农协调发展的工业化思路，开始转向一种把工业化建立在农业基础上或农业大省偏好战略的思路
面对国家实施沿海战略，投资重点东移的格局，湖北工业化的思路选择有三：一是继续实施“六五”前的城市大工业大企业(如著名的“一、二、三”大企业)，尤其是重工业企业带动县市和乡镇工业发展的思路;二是从围绕城市“大全重”(即大企业、全民所有制、重工业)转向围绕“小集轻”(即中小型企业、集体所有制、轻工业)，以及围绕农业大省，大力发展以农产品为原材料的轻工业及农村工业的思路：三是保持城市大工业大企业优势，“大全重”与“小集轻”相结合，工农业协调发展的思路。比较而言：第一种思路，由于湖北不再是国家工业化重点地区，且传统大工业大企业面临改革转型困境，难以像计划经济体制时期那样带动县市与乡镇的工业发展。第二种思路，从湖北工农业大省兼有工业和农业优势、“大全重”与“小集轻”优势出发，在一个时期内适当发挥农业大省和“小集轻”优势，促进工农业协调发展，并非完全不可能，但湖北首先是工业大省，是重工业主导下的工农业大省，一旦“大全重”放慢，就意味着工业化放慢，势必沦为一般的农业主导大省，重工业大省的优势也势必削弱。只有第三种思路，也是改革开放初期1978-1984年大致实行的一种工业化思路，以现代工业为主导，重工业与轻工业协调发展，工农业协调发展，包括城市大工业与农村工业协调发展，才有利于发挥城市大工业大企业和农村工业、农业两个优势，因而1979-1984年间，与沿海竞争处于不利地位的湖北，获得了不亚于沿海的发展速度。1985年以后，则偏离了上述思路，主要从发挥农业和轻工业优势人手，抑制了湖北现代工业、尤其是重工业优势的发挥，这种企图把工业化及轻工业发展建立在农业大省乃至农业基础上的做法，只能是削足适履，扬短避长。即使是围绕农业办农村工业，也是一条完全不同于沿海地区的农村工业化道路。具体表现有三：一是围绕农业生产办工业，而不是面向市场办工业。二是办“三就地”工业，而不是“两头在外，大进大出”。所谓就地取材、就地生产、就地销售，限制了工业企业的发展，是一种“小脚女人”式工业化。三是不允许农村工业与大工业争原料、争资源、争市场，这不是促进城市大工业与农村工业之间的平等竞争和相互促进。这同该期间沿海普遍利用国内国际两种资源，面向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的工业化进程比较，实质是一种逆工业化思维。在国有大工业大企业转型中，注重农村工业化这一头，十分必要，但也要利用两种资源，面向两个市场，不能只围绕农业发展农村工业，进而代替城市大工业发展，更不能割裂城市大工业大企业与农村工业的血缘关系。
在该时期，给湖北工业化，尤其是农村工业发展致命一击的是1989-1991年三年治理整顿。在全国各地大胆放手鼓励支持发展乡镇企业时，湖北省的有关文件还明令治理“与大工业争原料争能源而效益很差”的乡镇企业。由于治理整顿的力度失控，不但导致湖北大工业大企业失去了持续快速增长的后劲，而且使刚有起色的农村工业，即乡镇企业的发展势头严重受阻。其间，全省有1154个乡镇企业关停，163个企业合并，20个企业转产。到1991年，全省乡镇企业104.33万个，从业人员387.87万人，分别比1988年减少4.93万个和19.32万人。1989-1991年，全省乡镇企业总体速度明显回落，年均递增17.38%，比1984-1989年大发展时期回落了26.5个百分点。湖北乡镇工业发展本来就慢于沿海省份，而治理整顿后下降幅度如此之大，乃至若干年后恢复元气时与沿海差距拉大的格局已不可逆转。湖北工业化进程从此放慢减速，县域经济更是落后于沿海地区，以致改革开放初期农村工业化进程加快、充满活力的县市，相当一部分陷入了“农业大县、工业小县、财政穷县”的困境。就全省而言，湖北已不再是工业位居全国前列的T农业大省，而是农业比重高于沿海发达省份10个百分点以上的农业大省，甚至是“农业大省、财政穷省”。以改革开放初期的1983年与治理整顿时期的1989年比较，前期湖北与江苏农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均为31%，与汀苏同属全国工业化第一集团;而后期湖北第一产业在三次产业中的比重则上升为39%，江苏则下降为29%。它表明，湖北从该时期开始，已退出全国工业化第一集团，与江苏等沿海工业大省不在一个档次上。最能说明湖北与江苏工业化差距的，是以沙市为首的江汉平原与苏、锡、常为首的苏南平原的城市化差距。到上世纪90年代初期，一方面，苏南平原各市县纷纷推进二次创业，造就了大批充满活力的新兴工业城市，苏、锡、常迅速壮大为特大城市和大城市，20余个县市进入全国县域经济百强;另一方面，江汉平原各县市却为走出“农业大县、工业小县、财政穷县”困境而努力，其领头羊“江汉明珠”沙市也急剧萎缩，人称“工业城市农村化”。这从一个侧面说明，湖北的中部凹陷是从城市到农村的全面凹陷，其源自于工业化进程的滞后。
2、1993-2001年间，湖北寻求现代工业和农村工业在新一轮改革开放中“双突破”，但又囿于“农业大省”定位和发挥农业优势，只能背着“米袋子”与沿海地区竞争
1992年春邓小平南巡讲话发表后，湖北和全国一样进入了一个“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的新一轮改革时期。这个时期对湖北最大的促进，就是开始扭转工业1986-1993年8年低速徘徊的局面，加大工业化力度，加快工业园区建设速度。1994年，全省工业实现了“六五”后首次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增长。在“八五”时期(1991-1995年)，全省工业总产值平均递增22.2%。大大高于计划增长13%的目标，比“七五”时期提升11.6个百分点。到“九五”时期的第2年，即1997年，湖北国内生产总值(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13%，增幅在全国各省市中居第3位，国内生产总值在全国的位次由上年的第9位上升到第8位。工业化进程的提速，也促使前一个时期形成的一部分“农业大县、工业小县、财政穷县”开始走出困境。但其间1993年11月全国出现的新一轮粮食波动，促使中央政府加大了对粮食生产的调控力度，对各省实行“米袋子”省长负责制。这对于工业化本
来明显落后于沿海、却又是全国粮食主产区的湖北来说，是一次新的严峻挑战。因为经过1978-1993年10多年的工业化进程，特别是沿海发达省份一些地方以放弃粮食生产为主要内容的非农化，全国粮食主产区，即强调发挥粮食优势的地区，已从1981年的23个变为9个。湖北及黑龙江、吉林等传统工农业大省均属其中，也都面临着落实“米袋子”省长负责制与加快工业化(甚至是补工业化之课)的双重任务。
实事求是地讲，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时期，在粮食并非完全意义上的商品而是战略性商品的条件下，实施“米袋子”省长负责制，客观上制约着湖北这类工农业大省的工业化进程，不利于现代工业体系的升级和农村工业的更快发展。其主要原因有三：一是“米袋子”省长负责制强化了湖北等粮食主产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农业大省”分工定位，即使到“八五”时期。国家宏观职能部门对湖北等中部大省的发展方向，仍定位于一个“农业大省”和“四个生产和输出基地”(即商品粮、棉、油生产和输出基地，重要原材料生产和输出基地，能源的生产和输出基地，初级农业劳动力的生产和输出基地)。这种定位很大程度上沿袭丫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区域分工体系。重视湖北等中部大省向全国，尤其是向沿海地区提供初级农产品和原材料的任务，却忽视了全国，尤其是沿海发达地区对中部大省工业化的应有支持，包括从大工业项目到支农工业项目方面给予的支持。二是就湖北等粮食主产区而言。既要负责本省“米袋子”，又要负责非粮主产区“米袋子”，这就导致了加快工业化中湖北背着“米袋子”与沿海发达省份的一种不公平竞争。三是作为粮食主产区的湖北与工业化先行的沿海粮食主销区之间，存在着一种地区利益剪刀差，包括粮食价格与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农村工业消费品价格的剪刀差，粮食主产区初加工的粮食产品(上游产品)价格与粮食主销区精加工粮食产品(下游产品)价格的剪刀差。以及粮食主产区出售商品粮承担了巨额流通费用与粮食主销区以半行政半市场价格获得商品粮的剪刀差。由于“米袋子”省长负责制事关国家发展和宏观调控大局，而加快工业化属本省发展范畴，在落实“米袋子”省长负责制与加快工业化的双重任务面前，湖北等省明知发挥粮食优势不利于本身工业化，明知与粮食主销区之间存在地区利益剪刀差，但又不能不把前者放在首位，以“农业安天下”为己任，而把加快工业化来补工业化之课的任务放在次要地位。为此，湖北从90年代中期开始，对作为工业化新增长点的各类开发区和工业园区建设，也不得不放慢速度。“农业安天下”固然重要，但湖北就农业论农业，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本省传统农业问题，不可能由农业大省变为农业强省，以致该时期全省工业化水平的提升依然有限。以工业化发展较快的1997年为例，湖北第一产业占三次产业的比重仍然高达22.2%，比沿海地区江苏15.1%仍高7.2个百分点。即使到2001年，湖北第一产业占三次产业的比重仍高达14.9%，高于江苏(11.4%)3.5个百分点，比全国平均水平(15.2%)也低0.3个百分点。可见，湖北仍然是农业比重较高的工农业大省。
必须指出的是，实施“米袋子”省长负责制，还只是制约该时期湖北工业化进程的重要外因。即使是实行“米袋子”省长负责制，如果湖北能坚持以工业化思路谋划农业，那么，发挥农业大省优势是可以与加快工业化相结合的。这就是要走出传统农业生产大省的误区，即不满足于向全国尤其是沿海地区提供农产品的初级产品，而是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延伸农业产业链，如山东、河南那样变农业生产大省为农产品加工大省，湖北农村工业化也将是有所作为的。但“八五”时期以来，湖北比较重视农产品生产，加大投入建设30余个商品粮、棉基地。这是必要的，但对农产品加工的投入明显不足，未能造成一批面向国内外市场，且带动力强的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这种“重生产，轻加工：轻流通”的思路与做法，既不利于广大农民致富，也不利于农村工业化建设，从而实现全省城乡工业化的协调发展。
3、2002年至今，一手抓武汉城市圈建设(现代工业)，一手抓县域经济发展(农村工业)。以不放弃农业，尤其是粮食生产为底线。促使湖北工业化步入快速发展轨道
从一手抓武汉城市圈建设来看，从2002年4月开始，以武汉为龙头的“1+8”城市圈在省委、省政府支持下，在武汉市委、市政府配合下开始启动，2004年省委、省政府以两办名义转发《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加快推进武汉城市圈建设的若干意见》，并在此基础上制订《武汉城市圈总体规划》。上述《意见》和《总体规划》突出基础设施、产业布局、区域市场、城乡建设和生态环保五个方面的一体化，对提升“1+8”城市圈的市场化工业化水平乃至推进全省市场化工业化进程，起到了引擎的作用。与此同时，以襄樊为中心的襄(樊)+(堰)随(州)汽车城市带和以宜昌为中心的宜(昌)荆(州)荆(门)城市群也加快推进建设步伐，与武汉城市圈共同形成了全省“一主两副”三大城市群鼎立的格局。
从一手抓县域经济发展来看，重点是加大“一主三化”进程，即以民营经济为主，加快工业化、城镇化、农业产业化，特别是加大民营经济发展力度，以扭转县域经济工业化迟滞局面，扭转一部分“农业大县、农业小县、财政穷县”的困境。这部分“农业大县、工业小县、财政穷县”在邓小平南巡讲话后通过加快对外开放，加快工业园区建设而有所改变，但由于1993年开始的“米袋子”省长负责制牵制了相当一部分财力，以现代工业谋划农业的思路不够清晰，且大城市大工业无力支持农村，反哺农业，不少“农业大县”困境反而重新加剧。如湖北原来跻进全国百强的两三个县市逐年落后，乃至2005年全部被淘汰落选，便是最好证明。当然，以整体上看，通过全面推进以民营经济为主的工业化、城镇化、农业产业化，给全省县域经济尤其是县域工业增添了发展活力，形成了新的增长点。2004年底，全省县域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达1818.8亿元，比上年增长28%，有11个县市增幅达40%以上。县域工业占全省工业的比重已超过50%，比2001年提高13个百分点，县域工业占县域GDP的比重达40%，比2001年提高近4个百分点，这表明湖北县域经济由恢复性发展进入了加快发展的新时期。
以“两手抓”推进工业化的主要意义在于，比较符合湖北由传统工农业大省向新型工业大省转变的实际，较好地处理加快工业化与“农业安天下”的二者关系，进而找到了传统工农业大省工业化提升不同于沿海发达省份的特殊道路。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发挥了湖北工业化的两个优势，即城市现代工业，尤其是大工业大企业的先发优势与县域经济及农村工业的后发优势，以先发优势带后发优势，以后发优势促先发优势。二是湖北工业化找到了先进城市经济与落后
县域经济的结合点，即发展“一主两副”三大城市圈是大城市带动县域经济、工业反哺农业的一种有效形式。三是避免了重蹈沿海部分发达地区以放弃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为代价推进工业化的老路。而是以确保全国“农业安天下”为前提，以国有大工业大企业与农业产业化经营的结合推进新型工业化。“两手抓”的工业化实践，与前两个时期(即1985-1992年、1993-2001年)的工业化相比，成效比较明显。以武汉为中心的“1+8”城市圈持续快速发展，真正成为全省工业化的龙头。2007年，武汉城市圈实现生产总值突破5000亿元，为5509.98亿元，占全省GDP的61.2%;其中武汉市GDP达3141亿元，进入全国“3000亿俱乐部”，是中部地区唯一入围城市。武汉城市圈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突破6000亿元，为6016.78亿元，占全省工业总产值的62.6%。武汉城市圈促进了全省县域经济“一主三化”进程的加快。特别是在武汉城市圈带动下，襄+随汽车城市带和宜荆荆城市群也有了长足的进步，新型工业化进程明显加快。2007年，后两个城市带(群)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分别达到446.37亿元和602.28亿元，正成为促进湖北实现中部崛起的两大新增长点。但要看到，南于二、三产业尤其是第三产业的提升还不够快，加之县域经济“一主三化”进程中现代农业水平的提高，湖北第一产业占二三次产业的比重仍处于高位运行。以2007年与2001年比较，湖北第一产业占三次产业的比重由14.9%上升到15.5%，与同期全国由15.2%下降为11.7%及江苏南11.4%下降为6.7%相比较，形成强烈反差，说明湖北加快工业化进程，尤其是提高二、三产业比重，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
三、关于湖北区域经济发展与改革开放战略选择问题
对于改革开放30年间湖北所实施的区域经济发展与改革开放战略，有代表性的论述主要有二：一是按省历次党代会报告为主线的三阶段总体战略划分，即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中期的“在中部崛起”战略，90年代中期至2001年的“振兴崛起”战略，2002年以来的“走在中西部前列”战略;二是以改革发展阶段为主线的三阶段区域战略划分，即1978-1987年的“城市先导”和“四区一中心”战略，1988-2001年的“金三角”和“一特五大”战略，2002年以来“一手抓武汉城市圈，一手抓县域经济”的战略。但如果从实践操作的层面看，对湖北改革和发展影响较大、推进时间也较长的应是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90年代初期和本世纪初三个时段先后提出并实施的“在中部崛起”战略、湖北长江经济带开放开发战略和武汉城市圈战略。其中，“在中部崛起”战略与长江经济带战略在实施上有所交叉。
1、“在中部崛起”战略的曲折推进与逆向效应(1987.12-1992.6)
值得注意的是，上个世纪80年代底湖北提出的“在中部崛起”战略与2004年3月党中央国务院正式提出的“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国家战略不是一回事。这不仅在于两个战略的“级别”属性不同，而且还在于“崛起”的内涵、外延也不同。 “在中部崛起”的本意，是湖北实现在中部地区，尤其是周边地区的凸起，而“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则是党中央、国务院要求整个中部地区加快发展，缩小与东部地区差距，实现在全国的崛起。湖北的“在中部崛起”战略，是省委、省政府吸收和采纳理论工作者关于湖北要在中原突破、中部崛起的建议，于1987年12月召开的省委四届八次会议正式提出的，1988年4月省委常委扩大会议的主题也是《适应沿海经济发展战略，力争在中部崛起》，1988年12月省第五次党代会再次确认了这一战略。
在全国实施沿海大战略，国家投资重点东移的大背景下，湖北省高层决策者认识到要避免塌陷为全国中间谷地(俗称“锅底”)的危机，提出奋力“在中部崛起”，无疑体现了一种中部大省主动适应沿海战略的前瞻性思想，也是一种针对湖北经济开始走下坡路实际的一种战略对策思路。如果落实得好，湖北就可能保持住全国工业化第一集团的地位，避免“凹陷”的境地。问题在于，从1987年开始提出该战略到1992年6月省委、省政府又正式提出“坚持以武汉为龙头，以长江经济带开发开放为重点”的长江经济带战略之前，将近五年时间，湖北经济非但没有改变1986年开始低于全国平均增长速度的局面，实现预期的“在中部崛起”，反而经济持续低速徘徊，陷入了所谓“面窝”经济的困境。为什么出现这种欲奋力崛起而逐步凹陷的逆向效应?
首先，从特殊的外部因素看，湖北提出“在中部崛起”战略之日，也正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治理整顿经济秩序的决策之时。1988年下半年开始的治理整顿，对控制全国经济“过热”及已经出现的通货膨胀、物价上涨，无疑非常必要，对享受开放开发优惠政策、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沿海经济快车“刹”一下年，也非常必要。但对于广大中西部地区而言，尤其是经济增长速度已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湖北而言，显然不是一个“利好”的消息。改革开放后特别是沿海战略实施后，习惯于投资依赖而_义失去国家投资重点支持的湖北经济，与沿海地区已不在一个起点上，即使要维持全国平均水平的经济增长，也只能吃补药而不能吃泄药。如果实行与沿海地区大体同步的治理整顿，也去压缩已十分有限的投资项目、投资规模，那就等于把自己踢出全国“平均水平”增长之外。而恰恰在这个关键时期，本来已经发展不够的湖北推进治理整顿却过快过猛，居然走在全国前列，其结果只能是与“在中部崛起”的目标背道而驰。
其次，从湖北自身运作的因素看，从战略提出后的近五年实践看，不仅未能形成“在中部崛起”的新增长点，也未真正找到战略的突破口。既然湖北不再成为国家投资重点地区，那么，“在中部崛起”只能主要依靠自身力量，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来崛起。对此，1991年1月省委五届六次全体(扩大)会议阐明了这种思想，认为在“80年代国家建设重点转移，我省建设投资在全国所占比重有较大的下降”情况下，实现在中部崛起应“立足于向内使劲，以内涵扩大再生产为主。”湖北如何向内使劲，培育新增长点?当时，除了通过加大技改力度，促进老工业基地转型升级外，主要就是适应全国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的大潮，加大力度发展乡镇企业。这也是改革开放初期江苏、浙江等沿海省份高速发展的成功之路。但湖北乡镇企业起步较晚，并且发展举措不如沿海省份得力，乡镇企业发展既未形成“铺天盖地”之势，又未培育一批“顶天立地”的企业集团，即使在乡镇工业发展较快的1988年，全省乡镇企业产值达246.15亿元(1980年不变价)，比1985年增长1.1倍，但与沿海发达省份相比，仍然总量不大，增速不快。如1989年到1992年，江苏乡镇工业产值由1078.41亿元增加
到2963.23亿元，而湖北仅由291.05亿元突破到1000亿元，显然不能成为湖北实现“在中部崛起”的新增长点。至于战略突破口选择，几乎在提出“在中部崛起”战略同时，省委、省政府就决定适应沿海经济发展战略，从沿江经济带突破，即建立改革开放试验区，批准武汉、沙市、鄂州和黄冈地区为沿江开放开发试验区，同时确定黄石、宜昌、十堰及枝江、大冶等11县市进行自费改革，加速开放开发试验，逐步建立各具特色的开发区和成龙配套的开放体系。但上述长江经济带“突破口”选择，重点不突出，既强调武汉等“三市三地”，又涵盖黄石、宜昌、十堰三个中等城市及11个县市，特别是1991年制定的《湖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八个五年计划纲要》又提出“八五”期间“两江三线”的战略设计，强调“要充分发挥长江‘黄金水道’和‘经济走廊’的优势和铁路大动脉作用，加速长江经济带的改革开放开发和汉江经济带的若干重点建设，并逐步形成以长江、汉江和京广、焦枝、襄渝、汉丹、大沙铁路为主线的布局”，几乎涉及全省所有大中城市和沿江(长江、汉江)、沿铁路地区。另外，1993年12月省第六次党代会提出的“一特五大”，把特大城市武汉与其他五个城市并列。这种突破口“全面”开花，“重点”不“重”，严重脱离了湖北加快发展只能“立足于向内使劲”和“自费改革”的实际，多突破口等于没有突破口。
2、湖北长江经济带开放开发战略的初见成效与“大金三角”思维定势的干扰(1992.6-2001.12)
撇开1988年4月提出以长江经济带开放开发为湖北“在中部崛起”战略突破口不论，1992年6月省委、省政府作出《关于加快改革，扩大开放，促进湖北省经济上新台阶的决定》(即20条)，标志着湖北长江经济带加快开放开发战略的正式实施，这就是“坚持以武汉为龙头，以长江经济带开发开放为重点，兼顾清江、汉江、京广、焦枝铁路沿线的开放开发，进而带动全省的开放开发和经济发展。”湖北是全国长江经济带的重要组织部分，近代以来有着通江达海、对外开放的历史，以其承东启西的区位加速沿江经济带的开放开发，应该是一个切合实际，也利于与沿海发达地区接轨的战略。
与实施“在中部崛起”战略不同，长江经济带开放开发战略起点较高，开局顺利。起点较高，主要体现在较好地抓住了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全国加快发展上新台阶的机遇，积极主动地把湖北纳入沿江开发战略的前沿地带，是一个对内对外全方位开放湖北的高端战略;开局顺利，主要体现在实行“以武汉为龙头，以长江经济带为主线，以三峡工程上马为契机”的三位一体，也是一个可操作性强的务实战略。根据加快长江经济带开放开发的要求，1993年4月，省委五届十次全体会议决定调高“八五”计划和十年规划若干发展目标，以提高经济增长率和优化产业结构为重点，规划10年间，全省国民生产总值年均递增9.2%，比原计划提高2.9个百分点。其中“八五”期间，年均递增9%，比原计划提高3.2个百分点。“八五”期间，农业总产值年均递增4.5%，乡镇企业总产值年均递增20.5%，工业总产值年均递增13%，分别比原计划提高1.2个、9.3个、5.7个百分点。这个计划调整体现了以加快沿海地区开放开发带动全省发展的思路，为1994年开始走出经济低速徘徊确定了具体目标。通过实施长江经济带开放开发战略，不但特大中心城市武汉初步形成“四城”、“三区”(即钢铁城、商业城、科技城、汽车城，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阳逻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新格局，龙头作用日益显现，沿江城市中很快形成了一批富有活力初具实力的改革开放试验区，如鄂州的葛店开发区、宜昌的东山开发区等，就走在全省改革开放的前列。尤其是宜昌市，利用全国沿江战略两大增长极之一——三峡工程上马的历史机遇，加快水电建设与发展旅游、生态保护相结合，促使宜昌成为全省一个重要的新增长点，也提高了宜昌市在全省区域经济布局中的地位。1992-1994年三年实践证明，加快湖北长江经济带开放开发的主要成效，在于促进湖北经济尤其是工业从“八五”后期开始扭转了长期低速徘徊的局面，整个“八五”时期(1991-1995年)，全省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2.9%，比全国平均水平高1.1个百分点;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22.2%，大大高于计划增长13%的目标，比“七五”时期提高11.6个百分点;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73%，大大高于计划增长4.5%的目标，比“七五”时期提高4个百分点。“九五”时期前两年(即1996年、1997年)的持续发展，进一步表明实施长江经济带开放开发战略是湖北发展的一着好棋，其巨大的正向效应与实施“在中部崛起”战略的逆向效应，形成了一种鲜明对比。如果湖北能一以贯之地推进长江经济带开放开发战略，那么将会发展得更快一些，在全国战略布局中尤其是中部地区崛起中将占有更有利的地位。但应当看到，从制定湖北“九五”计划开始，个别经济学者提出的并为省相关职能部门所吸纳的“大金三角”战略布局思维以及企图把整个湖北建成“全国重要经济增长极之一”的目标定位，从一定程度上干扰了长汀经济带开放开发战略的全面稳步推进。这种干扰至少有两点：第一，“大金三角”，或“两江三线”，或“一点四面”，是以“多中心”削弱了以武汉为龙头的沿江经济带这个中心。在《湖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及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湖北“九五”纲要，1995年10月23日通过)和《湖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湖北“十五”纲要，2001年12月18日批准)中，均突出了所谓“大金三角”战略构想，即：重点建设以武汉为中心。以黄石、宜昌、襄樊为顶点，以江汉平原为中部腹地的“金三角”地区，加强其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带动全省经济的发展;所谓“一点四面”是：以武汉为中心，鄂东、鄂中南、鄂两北、鄂西北四大区域为四面。这实际上是1991年提出的“两江三线”战略布局的延伸，充其量是一个地理经济学的布局。从湖北城市化T业化的实际看，全省城市群由西向东呈“A”字型布局，以武汉为中心的鄂东沿江城市群处于“A”字型顶端，它才是湖北经济较发达的真正“金三角”地区，也是中国内陆最大的“金三角”经济增长带之一。第二，把“大金三角”或“一点四面”作为湖北乃至全国的“经济增长极”来培育，显得大而不当，不具备可操作性。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两大城市群，是全国公认的两个最大经济增长极，但其“金三角”地区“洲”域面积分别只有9万、5万平方公里，而湖北“大金三角”居然达12万平方公里，占全省国土面积的2/3以上。无疑，这是一个“面”，而不是一个“点”，在近期内根本不具备建成湖北乃至全国经济高地的基础条件。
与建设“大金三角”经济高地的战略目标相
适应，《湖北“十五”纲要》还提出了将湖北建成“全国重要的经济增长极之一”的奋斗目标。在2000年全国实施两部大开发战略，湖北尚处于“不东不西”地位的条件下，该奋斗目标宏伟却偏高，不易实现。相比之下，《湖北“九五”纲要》提出的“实现由内陆地区的工农业大省向经济强省跨越”的奋斗目标比较准确，切合经历1986-1993年8年低速徘徊后湖北已退出全国工业化第一集团的发展实际，也与新世纪初省委确立的湖北“走在中西部前列”的发展目标大体相近，是一个经过努力可以达到的适度目标。可以说，按照“大金三角”思维定势，急于成为“全国重要增长极”的理论主张不利于湖北长江经济带开放开发的顺利推进。
3、“武汉城市圈”战略的实施与构建中部崛起战略支点(2001.12—)
“武汉城市圈”(又称“大武汉集团城市”、“武汉周边城市群”和“武汉经济圈”等)战略，或称“推进武汉城市圈建设”战略，正式见诸省委重要文件，是2002年6月10日在中共湖北第八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该报告提出“拓展和完善空间布局和功能分区，形成武汉经济圈，更好地发挥对全省的辐射带动作用”。但有关学者的咨询建议和研究论文则发表在2001年12月至2002年2月之间。省委提出实施“武汉城市圈”战略。与1988年12月省第五次党代会提出“在中部崛起”战略。大约相隔了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武汉城市圈位居中部地区四大城市群之首，以构建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为奋斗目标。世纪之交，推进武汉城市圈建设的战略，是中部工农业大省湖北建设内陆经济强省，走在中西部前列的一个大战略，也是30年来湖北改革开放进程中成效最为显著的一个大战略。
第一，该战略吸收、总结了改革开放20年来湖北所实施的主要发展战略的正反经验。从吸收、总结正面经验看，它继承、发展了湖北长江经济带开放开发战略的灵魂——坚持以武汉为龙头、为中心加快并率先发展沿江经济带。解决了省、市(武汉市)之间因体制不顺而导致的“两张皮”问题，形成了“全省支援武汉、武汉带动全省”的互相促进格局。从吸收、总结反面经验看，以“形成武汉经济圈”来“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新提法，取代了《湖北“九五”纲要》、《湖北“十五”纲要》中所谓“大金三角”以及“一点四面”和“两江三线”的不科学提法。“1+8”城市圈以武汉命名，突出了大武汉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即使是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三大沿海城市群，也未能用上海、广州、北京来命名。可以说，武汉城市圈是一个具有中部特色。尤其注重发挥特大中心城市作用的城市群。
第二，该战略适应了21世纪的全球城市化浪潮，是以非平衡推进，依托城市群带动全省发展的战略。2l世纪被称为“城市世纪”，未来世界将是城市群的世界。素有“大武汉”之称的武汉市，不论从建设现代化开放型国际性城市目标出发，还是从服务全省、带动全省出发，不能不融入这一趋势中。从近百年历史来看，武汉每前进一大步，均同城市群发展之路相关。从1899年(即光绪二十五年)将汉口与汉阳、武昌城区统称“三镇”到上世纪70年代实行市带县以前，大武汉就已是一个“三镇”合一即三个大中城市融为一体的城市群。从这个意义上讲，“三镇”合一的大武汉是我国近代史上最早成型的“城市群”。70年代以后实行市带县，表明武汉又进入了一个“3(镇)”+“4(县)”的城市群阶段。21世纪初，以武汉为龙头组建“1+8”的“大武汉”集团城市，表明大武汉进入了城市群的第三个发展阶段。
第三，该战略从提出、研究、论证到规划编制，直至组织实施，都很规范、科学，时间长达约5年。该战略形成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一是提出阶段(2001.12-2002.3)。省社科院学者的一篇咨询建议和两篇学术论文，全面系统阐述了“大武汉”集团城市的框架构想和理论依据。二是论证与启动阶段(2002.4-2004.4)。省市有关部门和理论工作者组成有关的课题组研究武汉周边城市群发展的重大问题，并由武汉市委、市政府和省政府办公厅牵头，召开“1+8”城市负责人协调会议，开展“1+8”城市圈经济一体化的调研活动。在此基础上，形成《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加快推进武汉城市圈建设若干问题的意见》。三是规划编制阶段(2004.4-2006.7)。由省长批示成立《武汉城市圈总体规划》课题组，由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同省社会科学院、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和华中师大等单位联合组成，经过课题组两年努力，五易其稿，《武汉城市圈总体规划》通过高层次专家评审。四是规划实施阶段(2007年2月)。2007年2月2日，省长罗清泉在省人大第十届五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正式宣布实施，强调加快推进基础设施、产业布局、区域市场、城乡建设、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的一体化。2007年，武汉城市圈以占全省1/3的土地面积、1/2的人口，创造了约3/5的生产总值、1/2的地方一般预算收入，成为湖北也是中西部最富活力最具实力的地区之一。
(责任编辑 陈孝兵)
改革开放论文范文第6篇
摘要：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银行业经历了40余年的探索与发展历程，通过“引进来”和“走出去”发展战略，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取得了斐然的成绩。在当前金融业全面开放的背景下，中国银行业必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也必将迎来难得的机遇。对此，中国银行业应通过加强自我优势发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提升综合创新能力、增强金融科技力量等措施，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银行业特色的发展路径。
关键词：全面开放;中国银行业;发展策略
2020年2月14日，中国人民银行等部门适时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快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金融支持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意见》，从对接高标准规则，探索与国际接轨的金融政策体系、监管模式和管理体制等方面提升上海的金融开放水平。上海作为中国金融开放的前沿阵地，成为了中国银行业对外开放的排头兵，实行一系列举措，探索中国银行业扩大开放的发展路径，也逐步打开中国银行业全面开放的序幕。
1.金融全面开放对中国银行业的影响
1.1中国银行业面临的挑战
1.1.1产品业务面临竞争。进入门槛进一步降低，外资银行必将积极进入中国，打破中国银行的独大局面，重新划分市場份额。外资银行的混业经营模式能为客户提供全面到位的、体验感较好的综合金融服务，对具有多样金融服务需求的客户将产生极大吸引力，而中国银行业的分业管理模式略显劣势。
1.1.2优质客户面临划分。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市场，可以利用其高效的创新能力、丰富的业务产品、优质的服务水平以及灵活的运行机制等优势，针对三资企业、外向型企业、跨国企业、高新科技企业、大型集团公司等优质客户发展公司业务，或者针对高收入、高净值个人客户发展私人银行业务。通过精准营销和拓展，外资银行不仅能以较少的人力和物力投入，获得更高的回报，而且经营优质客户所带来的风险也更低。
1.1.3重点区域竞争加剧。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市场较晚，难以短期内广泛布局网点，加上外资银行对成本收益率的严格考量，因此，他们将采取“精打细算”的发展策略，大多仅选择在中国金融资源最丰富的一线城市或者省会城市设置个别分支机构。从外资银行进入中国银行业市场的区域布局来看，与大多数中国银行业机构重点发展区域存在重叠，必然会产生激烈的竞争，对于中国银行业长期以来形成的固有利润来源将构成较大威胁，盈利能力将会受到较大冲击。
1.1.4金融科技力量悬殊。面对金融业的不断革新，中国银行业纷纷加大金融科技的投入力度，具有代表性的中国银行、招商银行、光大银行等金融科技投资均占营业收入总额的1%或者净利润的1%-2%，但相较于外资银行依然稍显不足。2018年麦肯锡发布的《全球数字化银行的战略实践与启示》报告，得出“全球领先的金融科技银行的转型和创新投入，达到税前利润的17%-20%”。中国金融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面对金融科技力量明显强于自身的外资银行积极进入，中国银行业承受着较大压力。
1.2中国银行业迎来的机遇
1.2.1提高整体素质。在金融全面开放的大趋势下，外资银行大量涌入，他们先进的管理体制、灵活的运行机制、优质的金融服务等将给中国银行业机构带来更直面的体验，也为中国银行业机构创造了良好的学习机会，促使中国银行业也更深入的改革和发展，进而提高中国银行业整体素质，取得与外资银行一竞高下之力。
1.2.2拓展业务市场。金融全面开放，个人和企业活动空间范围也日趋国际化，也将不断增加优质便捷的跨境金融服务需求，通过中外资银行合作，中国银行业机构将在国际结算业务、国际信贷与投资、外汇交易业务等领域进一步打开，满足不断衍生的国际业务需求。尤其是，在国际贸易融资业务上，中外资银行合作将会使得中国银行业为客户提供更为便捷、综合的国际贸易融资服务。
3.中国银行业应对金融全面开放的路径探析
3.1加强自我优势发挥
一是发挥网点优势。中国银行业机构可以通过整合、优化线下营业网点建设和改造，促进线上线下融合发展，提高线下营业网点客户体验，做好网点利用开发，取得竞争优势。二是发挥本土优势。中国银行业机构属于中国本土银行，对本国各区域的经济发展状况、风土人情等有着深入的了解，且长久以来的发展积累了丰富资源。
3.2完善公司治理结构
一是强化内控机制建设。中国银行业机构应学习和借鉴外资银行良好的经验，加强内控制度建设，完善授权审批、财务管理等制度建设，对内形成规范化管理，实现对责任分担明确化，对权利运用约束性。二是健全风险管理体系。中国银行业机构应学习外资银行的先进风控经验，建立有效的综合风险控制体系，实现对负债业务、资产业务、中间业务等全面风险管理。
3.3提升综合创新能力
一是理念创新。中国银行业机构应转变经营发展理念，加快产品导向型向客户导向型的发展理念转变，针对不同类型客户群体，乃至不同类型客户个体，设计、推广差异化产品，提升客户满意度。二是管理创新。针对部分组织架构试行扁平化管理模式，实现银行组织管理的灵活性、信息与决策传递的精准性以及降低银行运作成本。三是产品创新。中国银行业机构应突出以金融衍生产品为主体的中间业务领域的产品创新，提高中间业务收入对银行的贡献度。
3.4增强金融科技力量
一是金融科技开发。中国银行业应以客户为中心，以大数据、区块链、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兴前沿技术为手段，对新兴业务模式、新技术应用、新产品服务等领域开发，形成属于自己的金融科技力量。二是金融科技运用。通过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改变传统的金融产品统一定价模式，通过用户画像和大数据模型实现智能营销和客户服务，通过人工智能、智能算法及优化投资组合等理论模型实现智能研究和投资;通过运用非接触式、智能穿戴设备、生物识别技术等手段实现高效支付和清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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