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研究范文第1篇
摘 要：民国初年，一批着力于中国法制近代化的法律家大量涌现，形成了近代中国颇具规模的法律家群体。法律家群体的出现，促进了近代中国的法学研究、法学教育、司法改革、法律发展和中国近代法学体系的创建，它在多个层面上体现着中国社会的现代意义。对这一群体的一些基本问题——如群体的界定、出现的原因、年龄和性别结构、区域分布及留学经历、角色意义——进行分析，对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当时中国法制近代化发展的状况，以至对研究近代中国政局走向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民国初年；法律家；群体
20世纪初期，古老的中华法系逐渐解体，随着中华民国的确立，社会制度的变革，一批有识之士开始要求中国法制的近代化，这样就形成了近代中国颇具规模的法律家群体。民国初期法律家群体在清末、民国时期游学海外，专研法政，以自己的法律知识，或著书立说，或投身现实，或兴办学校，促进了近代中国的法学研究、法学教育、司法改革、法律发展和中国近代法学体系的创建，它在多个层面上体现着中国社会的现代意义。对这一群体的一些基本问题——如群体的界定、出现的原因、年龄和性别结构、区域分布及留学经历、角色意义等等——进行一个比较系统的分析，对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当时中国法制近代化发展的状况，以至对研究近代中国政局走向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当前，我们又处在新世纪的初期，中国法制现代化进入了一个关键性历史时期。在这个时候，回顾和深入研究上世纪初期为中国法制现代化做出重大贡献的法律家群体，将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这项研究，不仅有利于启发我们思考和理解近代中国法制变迁的过程及其中的经验教训，而且更有助于为今天法治社会的建设提供可资参考的历史资源。
本人所汇总的民国初期（1912—1927年）179位法律家情况，依据的材料主要有：一是中国劳动出版社1991年10月出版的《中国法学家辞典》；二是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的《民国人物大辞典》；三是中华书局1979—1986年出版的《民国名人传记辞典，1—12》。
一、民初法律家群体的界定
学术界通常把在法学研究领域取得较大成就的研究人员称之为法学家。与法学家所具有的学术指向性不同，法律家这一称呼，内涵与外延要宽泛得多。对于二者的差异，徐显明教授曾有精辟的论述：“法学家能够批判法，他们的作用就是寻找法律的漏洞。所以说，法学家是把刀，法律家是一个卫士。法官、检察官应当信仰法律，忠诚地执行法律，而法学家要用刀把法律的外衣打开，看看里面还有些什么肮脏的东西。所以，法学家要对一个国家的立法产生影响，对一个国家的司法实践也要产生影响，这是他的批判力。”这一论述也获得了其他学者的呼应，海南大学法学院韩立收博士就认为，法律家与法学家的法律思维尽管有联系，但还是有所不同。但也有专家认为，不仅不用刻意把二者作对立区分，而且还应把法学家归为法律家中的一類。如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研究员刘宝东认为，法律家群体是指专业上有资格用一定权力（权利）从事法律工作的人组成的职业化的法律从业阶层，该群体主要由立法者、司法和执法者、律师及法学教授等法律专业人员构成，他们是保障具有普遍性和可操作性的法律至上权威和程序正义的重要力量。在国外，法律家的内涵外延更为宽泛，如在德国“法律家是指法官、检察官、律师、公证员和高级公务员。”如何界定民国时期的法律家？韩秀桃教授认为，民国时期的法律家是一个宽泛的概念，是指在一个中华民国特定的历史背景条件下，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法律职业家阶层。{1}从这些学者的讨论中可以发现，尽管学界对法律家的定义有分歧，但大家都同意把法律职业家称之为法律家。本文对法律家群体的界定，既吸收了学界已有研究成果，又根据民国时期的特定背景，对法律家群体作了细化分析。
本文所称之为法律家者，必满足以下三个条件：一为法律专业毕业（在德国，把一部分具有法律文凭的公务员也称之为法律家），二为民国时期的杰出人士，三为有法学著作留世。之所以做这样的界定，基于以下的考虑：民初亦为我国法律人才辈出的时期，据已有资料分析，人数亦为千人左右。很多人的基本史料都无法找到，更别说深入研究。研究若欲面面俱到，只会一事无成。通过分析比较后发现，符合以上三条件者通常具有一般法律家所具有的共性。从职业分布上看，既有民初的法官、检察官、律师，亦有从事研究教学的法学家。从受教育的背景来看，既有民初法政留学生，又有本土法律教育培养的人才。从思想倾向上看，既有保守主义者，亦有激进主义者。尽管个体的差异性相当明显，但民初这一群体的共同特点亦不难窥见。这是一个具有法律价值观念、法律意识及其运用的特殊群体。他们既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又不同程度地接受了西方法学教育，大多数人具有双重的法律知识背景。从这个意义上讲，民初法律家群体作为当时社会的精英和知识分子，他们不可避免地会参与民国时期的立法活动及其他各种政治活动，对历史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通过对这一群体的研究，可为我们揭示民初纷繁复杂的政治局面提供另外一种视角或另一种思路。
二、民初法律家群体出现的背景分析
清季中国逐渐沦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由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转变中，传统自然经济逐渐解体，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民主风气渐浓，社会舆论的呼吁，法治思潮开始出现和发展。国家危亡，近代的工业文明、政治文明以及新的大国的崛起，惊醒了一批有识之士，他们开始思考中西方的不同与差距，逐步认识到西方制度的先进性，积极主张用民主法治拯救中华民族，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认识到清政府的专制制度，要求中国变革法律制度的呼声愈来愈高涨。因此，先进的知识分子纷纷走出国门向西方学习先进制度，尤其学习西方法律制度，回国后强烈要求中国政治制度变革。
三、民初法律家群体的基本特征
（一）年龄和性别结构
1.法律家的年龄结构。对民初法律家的年龄进行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其突出的特点（见表1）。
表1表明，法律家数量最多的年龄范围是25-44岁（1915年），达到129人，占总数的72%；而45岁以上的只有18人。此统计足见这一群体年龄较轻。分析其主要原因：这是中国第一批已成规模的法律家群体，且这些法律家们大多有海外留学经历。179名法律家，其中144人有海外留学经历，占总数的80%。“甲午以降，特别是清末新政以后，法政人才日渐被社会各界所重视，海外留学的主要专业也转向法政。”于是，一批年龄较轻的留学生选择法政专业，并在获得学位之后立即回国服务，这样就产生了一批年轻的法律家。“如此特定的历史背景，为近代法律家群体的渐次形成和发展壮大奠定了深厚的条件。”
2.法律家的性别结构。性别结构是我们研究政治开明程度的一个依据。179名法律家，仅有两名女性，分别出生于1890年、1891年。由于特定的历史原因，社会风气逐渐开化，在全国留学生总数不多的情况下，这实数难能可贵。女性法律家的出现对民国时期女子参政起到了一定程度的作用，开了女子从事法律专业的先河，是民国后期女性法律家大增的前奏。
（二）籍贯区域分布和海外留学经历
1.法律家的籍贯区域分布。考察179名法律家的籍贯，我们可以发现，数量最多的是浙江、广东、湖南、江苏四省，共有96人，占总人数的53.6%；其次是福建、湖北、安徽。从表2可以看出，虽全国绝大多数区域均出法律家，但其他地区人数极少，足见法律家籍贯分布极不平衡。
分析其主要原因：浙、广、苏三省均沿海地区，经济繁荣，用于教育文化事业上的经费自然大大高于其他地区。另外沿海地区的中西方文化交流较多，在西方文化潮流的推动下，沿海地区的教育文化事业发展较快。
2.法律家的海外留学经历。在179名法律家中，有海外留学经历的有144名，占总人数的80.4%。表3表明，144名留学法律家中，有101名留学日本，占留学生总数的70.1%，排第一位。留学美国的22名，占总数的15.3%，留学英、法两国的分别10名，占总数的6.9%。（见表3）
这一状况表明，留学日本是当时的留学潮流。而清末的法制改革是导致大量学生留日学法的主要原因。“中国知识界的眼光也开始瞄向以西方为模范变法图强获得成功的日本，尤其是1894年甲午战争中国的惨败，极大地刺激了中国政界与学界，人们开始认真考虑和渴望了解日本学习西方的经验，包括变法方面的成功经验。”“随后，以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以及个人自费等各种方式向日本派出留学生的活动愈演愈烈，至1905年、1906 年两年达到高潮。”{2}特殊的时代背景影响了留学的国别选择，也使中国近代的法制化进程深深地打上了日本法制的烙印。这些有留日经历的法律家们在晚清的宪政运动和北洋政府以及国民党政府时期成为政治舞台和法制近代化的中坚力量。
（三）法律家群体的思想特征
法律家群体是民国初期最为活跃的群体之一。它是在一个特定的历史背景条件下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由于受到民国动荡的政治形势和严酷的国际环境等因素的制约，这一群体的法律思想呈现出开放、多元、复杂的特征，具有强烈的参政意识，重视宪政理论的研究。他们运用西方的法治理论来改造中国法制现实。{3}他们具有法律专业知识，且对西方的制度和历史十分了解，因此，他们成为近代法律知识的传播者、民国法律的制定者、解释者和批判者。而且，还是近代法律教育的奠基者和近代法学学科的构建者。他们制定了一大批涉及政治、经济、社会生活诸多方面的法律、法规。這些立法、执法、政务活动及其成就，在促进中国由传统社会向近代法治社会的转变中，起了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对当时及此后的政局和社会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四、民初法律家群体的角色意义
法律家群体的出现，对于中国近代的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些法律家有以学术研究为主的，有投身于司法实践的，还有投身于政务活动的。他们“以自己的法律知识，或著书立说，或投身现实，或兴办学校，促进了近代中国的法学研究、法学教育、司法改革、法律发展和中国近代法学体系的创建”。在推动近代中国法制转型的进程中民初法律家群体扮演着他们独特的角色。他们是“近代法律知识的传播者”，“近代法律制度的制定者”，“近代法律制度的解释者”，“近代法学教育的奠基者”， “近代法学学科体系的构建者”。{4}
作为“近代法律知识的传播者”，民初法律家或翻译西方法律文化，或创办法律刊物，或出版自己的专著等等，他们采用各种方式向大众宣传普及法律知识和常识，开阔了国人的视野，促进了法学教育的发展。作为“近代法律制度的制定者”，民初法律家们在立法活动中，身体力行，积极参与，以自身法律知识和观念为民国的法制创建工作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作为“近代法律制度的解释者”，深受西方文化熏陶的法律家们面对的是对法律知识完全陌生的民众，每出新法律，他们都会对难懂的部分进行解释说明，“为现代法治与近代中国之间架起了一座座理解之桥。”作为“近代法学教育的奠基者”，一部分法律家担任高校教师，从事法律教育，构成了民国法律教育的主要师资源泉，大力促进了法律教育的发展。作为“近代法学学科体系的构建者”，民初法律家们，立足本土，借鉴西方，逐渐形成了中国近代的法学学科体系，但由于中国政治的影响，艰难前行。
注 释：
{1}司法部研究所研究员，著名律师韩秀桃博士.略论民国时期法律家群体的法律思想[A].安徽大学法律评论[C].2004.
{2}何勤华.法科留学生与中国近代法学[J].法学论坛，2004，（06）.
{3}{4}韩秀桃.民国时期法律家群体的历史影响[J]. 榆林学院学报，2004，（02）.
（责任编辑 赛汉其其格）
近代史研究范文第2篇
摘要：比较严复与梁启超在宪政思想的渊源、目的、实现基础和制度架构方面等方面的异同，可以发现：严复秉持更为明确的英国式宪政思想；梁启超则常把英国式宪政思想和中国传统文化杂揉合。严复的宪政思想学术气息很浓，文字表达较严谨；而梁启超的宪政思想为现实服务的实用色彩更强，文字表达则有粗疏之处。
关键词：严复；梁启超；宪政思想
严复和梁启超作为近代中国颇有影响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在介绍西方近代宪政和发展中国近代宪政思想方面起了重要作用。比较他们的宪政思想，有利于考察她们宪政思想之得失，也有利于探寻近代中国宪政的艰辛历程。
一、宪政思想之渊源
严复的宪政理念，主要源于其留英期间对西方宪政的近距离观察和学习。严复留学时的英国，正处于“维多利亚”时代，其繁荣触动了他的心灵。他“尝人法庭，观其听狱”，从制度层面及价值观念上探寻西方富强的奥秘。这为他解决中国社会问题提供了—个现实榜样。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则为他宪政思想的形成提供了理论基础。在留学期间及回国后的很长时间里，严复阅读了大量西学著作，深受达尔文、赫胥黎、斯宾塞、孟德斯鸠等人的影响。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和斯宾塞的普遍进化论，使严复形成了进化论的哲学观。他认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无论是生物界，还是人类社会制度，都处于一个不断进化演进的过程。而且这个过程是一个长期的、艰苦的、缓慢的、由简入繁的，天演只能是改良，绝不是革命，否则便违背了进化的规律。他十分信服孟德斯鸠的学说，精心翻译了《论法的精神》(严复译名《法意》)，并加了330余条按语，这是其所有译著中按语最多的一部。孟德斯鸠的国家政治制度学说，为他的宪政设计提供了蓝本。
相比之下。梁启超宪政思想的理论渊源，则兼有中学和西学。在万木草堂时，梁启超根据康有为的“公羊三世说”，认为“据乱世”、“升平世”和“太平世”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三个阶段，分别代表君主专制、君主立宪制和民主共和制三种不同制度。随着人类社会由“据乱世”进入“升平世”，然后进入“太平世”，国家制度也相应地由“专制”进入“立宪”，再由“立宪”进入“共和”。但他后因西方政治法律学说影响，开始用西学来阐述其宪政思想。梁启超对此说得很清楚：“末学肤受如鄙人者，偶有论述，不过演师友之口说，拾西哲余唾，寄他人之舌于我笔端而已”。比如，他用近代西方的社会契约论论证中国采用西方政治法律制度的合理性。“凡两人或数人欲共为一事，而彼此皆有平等之自由权，则非共立一约不能也。审如是，则一国中人人相交之际，无论欲为何事，皆当由契约手段亦明矣，人人交际既不可不由契约，则邦国之设立，其必由契约，又岂待知者而决乎?”秘梁启超还以孟德斯鸠的分权理论作为其立宪主张的理论基础，强调三权分立之制是西方各国“制度最要之原”。“立宪政体，亦名为有限权之政体……有限权云者，君有君之权，权有限；官有官之权，权有限；民有民之权，权有限”。
可以得出：严复和梁启超对于宪政的认同都是其向西方学习探寻的结果。近代西方政治和法律学说，是他们提出了较为系统的资产阶级宪政思想的主要理论渊源。只是与严复比起来，梁启超在这方面还受到中学很大的影响。
二、宪政的目
梁启超主张宪政的目的主要有两点：一是政治目的，即限制政府的权力，防止专制，保障民权；二是经济目的，即发展资本主义。梁启超说：“立宪政治者。国民政治也”。宪政实质是国民参与政治，监督政府和官吏，从而减少官吏的违法乱纪和胡作非为。通过立宪限制君权和官权，防止专制，保障民权。立宪可以保障民权，但立宪又必须以民权为基础，否则很难成功。“民权者，所以拥护宪法而不使败坏者也”。“使不幸而有如桀纣者出，滥用大权，恣其暴戾，以蹂躏宪法，将何以待之?使不幸而有如桓、灵者出。旁落大权，奸雄窃取，以蹂躏宪法，又将何以待之?故苟无民权，则虽有至良极美之宪法，亦不过一纸空文。毫无补济，其事至易明也”四。梁启超不遗余力地提倡宪政的另一目的是发展资本主义。他对实业界、商界人士说，改良政治，实行宪政，“然后始可以抵御外国之经济势力”，“其实业始日发达”。
然而，严复倡导宪政的目的主要是保障公民自由权利。严复认为：宪政制度下的自由不是个人的随心所欲，而是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有“管理”和“治理”的自由，不伤害社会群体利益的自由。“自由者，惟个人之所欲为。管理者个人必屈其所欲为，以为社会之公益，所谓舍己为群是也。是故自由诚最高之幸福。但人既人群，而欲享幸福之实，所谓使最多数人民得最大幸福者，其物须与治理并施。纯乎治理而无自由，其社会无从发达；即纯自由而无治理，其社会且不得安居”。他指出，这种自由对国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吾未见其民之不自由者，其国可以自由也；其民之无权者，其国之可以有权也”。“一若民既自由，则国无不强。民无不富，而公道大申也者”。这种自由是国家独立强大的前提条件。因而是宪政制度追求的根本目的。决不能把专制制度下统治者给予人民的点滴物质利益和社会福利，等同于民主宪政制度下人民所追求的自由。就算开明君主所施“仁政”，统治者“以父母斯民自任”，“此在中国将奉其上以神明父母之称，以其身所遭，为千载一时之嘉遇。顾西民则以如是政府，为真夺其自由。而己所居者，乃真无殊于奴隶。故意西语所谓父母政府者，非嘉号也”。
可见，严、梁二人关于宪政目的的看法尽管不完全一致，但对自由的重要性均有足够的认识，而且多少都有点夸张。不过，严复和梁启超的论述在今天看来仍然没有过时。宪政建立和巩固是—个艰难的过程。
三、宪政的实现基础
严复认为西方宪政虽然各有不同，但实现基础都是自由。他反对将立宪等同于法条主义，主张立宪不仅要求君民共同守法和改良制度，而且要求有精神性的体的东西——自由。严复认为，西方现行宪政分为有法无法两类。有法方面就是官兵工商法制明备，无法方面则是人人得其意，即人与人结合形成一个强大的整体。这两方面都比中国单纯的法制强。其原因就是西方社会“以自由为体，民主为用”，每个人作为人都具有自己内有的独立性，有其神圣之处，而中国则没有自由，人人都被三纲束缚。他说：“西洋者，无法与法并用而皆有以胜我者也。白其自由平行以观之，则其捐忌讳，去烦苛，决壅蔽，人人得其意，申其言，上下之势不相悬隔，君不甚尊，民不甚贱，而联若一体者，是无法之胜也。自其官工兵商法制之明备而观之，则人知其职，不督而办，事至纤悉，莫不备举，进退作息，皆有常节，无间远迩，朝令夕改。而人不以为烦，则是以有法胜”。严复认为中国与现代西方国家的区别是自由的有无，即“自由既异，于是群异丛然而生”。
梁启超也认为宪政实现要依赖于人的自由。“我国数千年困
于专制。人民天赋权利，未尝得以确实之保障。非采广漠之民权主义，无以新天下之气。”但“民权之论，洋洋盈耳，诚不忧其天阏，所患者，甚嚣当上，钝国权之作用，不获整齐于内竞胜于外耳”。必须养成自由、平等、自治和合群的“新民”，才能完成民族主义，建立现代国家。宪政体制的建构和权力制约机制的确立固然十分重要，但起主导和能动作用的始终是活生生的人。正是如此，他致力于组织政闻社等政治团体办报宣传，试图通过思想启蒙提高国民素质，进而推动立宪实施这种观点和做法在中国近代是很有代表性的。“法治并不是说法律本身能统治，能维持社会秩序，而是说社会上人与人的关系是根据法律来维持的。法律还得靠权力来支持，还得靠人来执行，法治其实是‘人依法而治’”。
可以看出，因为梁启超和严复都发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压抑了具有行动能力的个人的人性，都认为人的精神自由不仅是要真正实行宪政的目的，而且是实现宪政的基础。但相较而言。严复分析得更深刻一些。
四、宪政的制度架构
1、宪政的政治形式。
严复接受了孟德斯鸠的政体分类学说，将政体分为共和、君主、专制三种。他认为君主专制是导致中国社会种种弊端的根源，而“君民共治”的君主立宪制度则是最完美的制度。专制之君是“无法之君”，专制之国是“无法之国”，导致了自秦以来“治世少而乱世多矣”。西方立宪国家则不同，“西方之君主，真君民也，君与民皆有权者也”，不会产生君主专制制度下那种“驱迫束缚臣民”的现象。西方国家富强得益于君主立宪制度，“英国以富而为强者，三四百祀于兹矣!非富而为强也，实以立宪之美而为强也”。“中西二治，其相异在本源。制体之顺逆良桔，其因；而国势之强弱，民生之贫富，其果”。严复特别强调，秦以来的君主专制制度和纲常伦理观念造成多数国民没有真正的民主精神，对西方民主宪政一知半解，在这种状况下如果草率地仿效最民主的共和政体，必将造成中国社会动荡。为此，当时中国不宜马上实行共和制，而应实行君主立宪制。这样，既可顾全中国政治文化传统的延续，又可引入西方民主机制。他故而提出，应在宪政实施之前先设定一个“过渡期”，这个时期不实行“减君权，兴议院”，暂时搁置宪政，而实行“权威”政治，即权力“不得不集最大之权威”，致力于为宪政提高国民素质。
与严复相比，梁启超的宪政思想具有变动性。在维新运动前。他反对专制赞美民主，预言民主政治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国不能例外。由于民主理想在中国还没得到充分发展，完全的民治还有待将来，现在最为可行的是君主立宪。这既可继续保留君主以作为君权的象征，又可限制君权保障民权。戊戊维新失败流亡日本后，梁启超近距离观察了日本的政治发展。再加上对中国与西方国家政情的比较以及受西方政治价值观的影响，君主立宪的主张得到了进一步强化，进而视君主立宪政体为各种政体中最良政体。然而在1903年考察新大陆后。他又认为中国经历了二千多年君主治理的国家，人民的政治觉悟没有得到相应的提高，民主意识和爱国意识没有树立，骤然实行君主立宪，会引发政治乱局。因此，他尽管赞成中国选择君主立宪政体。但又认为当等到至少十年之后才能真正实行，近代中国只能实行开明专制。他这种悲观情绪在此后3年时间里曾变得更加强烈，甚至连中国能否最终适用君主立宪政体都失去了信心。然而没多久，他又返回到君主立宪，参加了1906年的君主立宪运动。总的说来，他在大多数时期还是赞成君主立宪的。
不难看出，严复和梁启超都是根据实行宪政的前提条件和宪政的政治目标，赞成君主立宪。然而，梁启超由于还存在对立宪前提下的君主的保留以及对开明专制的一度容忍，蒙上了模棱两可的色彩，由此受到民主共和论者抨击和后人诟病。
2、宪政中的议会制度
梁启超特别重视国会，认为有无国会是宪政与非宪政区别的重要标志，也是西中强弱分殊的原因。“非有国会，则善良政府，断无出现之期”。议院可以通上下之情，集众人之智。“问泰西各国何以强?曰：议院哉!问议院之立，其意何在?日：君权与民权合，则情易通；议法与行法分，则事易就，二者斯强矣”。从法律上看，国会“为制限机关以与主动机关相对峙”，是国家的立法和监督机关。从政治上看。国会是“代表全国人民各个方面之政治的势力。”国会之职权“一日议决法律，二日监督财政。法律非经国会赞成不能颁布，预算非经国会画诺不能实行。国会有立法权，监督政府之权……是故无国会不得为立宪，有国会而非由民选，不得为立宪；虽有民选国会，而此两种权力不圆满具足，仍不得为立宪”。国会有两院制和一院制。两院制能调和一般利益与特殊利益(如德、美的上院代表联邦主义，下院代表国民主义)，可避免国会的专横，可防止国会轻躁的行动，可调和国会与其他机关之间的抵触，可使优秀的少数人在政治上得以发挥其才能。但是二院制也有缺点，议事迟缓，增加经费开支，有少数压制多数的可能，缺乏统一等。他明确指出，中国应仿效英国实行两院制，并将上院称为左院，下院称为右院，左院不能代表平民，也不能代表贵族，而应包含更多的成分，右院则能“平等代表全国国民。故必以人民所选举之议员组织而成”。
为落实“主权在民”，严复同样主张设立民选议院，使民众通过议院立法实现政治参与。他认为宪政国家最重的就是立法权，议院极为重要。他在1895年就曾提出：“设议院于京师，而令天下郡县各公举其守宰”。议院分上下两院。而“法令始于下院，是民各奉其所自主之约而非率上之制也。”议院不应是只具形式的国家议院，而应是民选议院，“真议院”，即能够宣达测视民意、保民利民的立法机关。设立这种议院，应从地方选举做起。没有做好地方选举，就在京师设立的议院，是不可能真正代表民意的。他希望通过地方议会的代表来审查和监督国家政府官员，维护人民的权利和自由。这表明，他从个人自由出发，想通过这种地方议会来平衡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关系，使其更为一致。
两人都认为议院是立法之机关，对于国家有重要作用。而这些中国未来国会建设的看法，尽管基本上是遵照西方模式来规划的，但在当时无疑仍具有进步意义。
3、宪政中的选举制度
宪政中的选举制度是人民能有效控制政府，使政府必须向人民负责的制度。梁启超认为，各国的选举制度分为普通选举和限制选举。“普通选举者，谓一切人民皆有选举权也；限制选举者，谓以法律指定若干条件，必合于此条件，或不及于此条件，乃得有选举权也”，两者的分界就在于财产。梁启超坚决反对中国采取限制选举制，尤其是反对财产限制。“财产与政治能力，决非能常相一致”，“财产与选举决不容有特别的关系”。用财产限制选举权最终“使大多数人，不能感国家与己身之利害关系，则将流于少数政治，其反于立宪之本意甚明”。梁启超采用比较分析的办法，详尽论述了直接选举与间接选举、选举手续等问题。强调不能对两种选举方法的优劣一概而论，而要结合一个国家的
实际情况具体分析。一方面，直接选举能反映多数人意见，而且选举人直接面对选举，能直接感受其利害，故能热心负责的投票，所以直接选举优于间接选举。另一方面，“第二选举人地位较高，交通又广，对于议员候选人较易周知，能鉴别被选人之才能性行，择最良者而举之”。所以，间接选举为“组织最良之国会”的必备条件。
严复也研究和阐述了选举制度，但没有梁启超具体。他认为：通过普选实行代议制民主，是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宪政制度的基础。“古人市府之良法美意，有可以施诸邦域大国之中者，要其关键，则在行用代表而已”。代表制度的真正实行，才能使民权得以申张，国家得以兴盛。“至有元之世，欧洲之民权复萌，其所以萌，由用代表”。“须知代表之制，平易如此，而欧洲此法，必历千余年而后得之……此在英国，当一千六百八十八年，其所代表，虽有缺漏不完，而民权则因之大立，此英国所以独享自由之号也”。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是最重要的基本人权，决定着选举制度和代表制度的建立完善。“代表须所代者之推举。推举之众，各国资格不同，享用此权，数有多寡，而政家遂以此砚各国自由程度焉”。人民选举产生的代表机关要能够控制政府，政府要向代表机关负责，是民主宪政制度的应有之义。严复尖锐地指出，有选举不一定有民主，而无选举则必定无民主。对毫无民主选举传统的中国来说，建设这一基础工程看似简单，实则困难，尤其轻视不得。
对于选举制度，两人的侧重点是不同的。梁启超侧重制度的具体实施。严复侧重论述选举制度的理论。
4、宪政中的三权分立制度
梁启超完全接受西方以洛克、孟德斯鸠主张的三权分立思想。认为三种权力如果掌握在同一个机关或个人手中，则公民的自由就会遭到毁灭，就会使人们时时感到君主专制的存在，三权分立就是要通过相互制约以达到防止国家机关变为专制工具保障人民权益的目的。他主张，立法权由国会行使，行政权由国务大臣行使，而司法权由独立的司法审判厅行使。他还进一步阐述了中国实行的三权分立的不同之处。他把统一三权的统治权称为“体”，而分别行使的三权称为“用”，认为“体”是不可分的，可分的只是“用”，这有一定的独到之处。然而，他把统一三权的统治权又赋予了君主，必然最终使三权又归于君主，也必然将君主立宪的“体”重新导向了君主专制的“体”。
严复同样十分推崇西方分权理论，认为英国之所以能“久行不敝”、“上下相安”，主要在于采用了洛克、孟德斯鸠的分权论。他主张国君虽然名义上位居至尊，但也应和普通国民一样受宪法制约，不得高于法律之上。“立宪云者，要在国君守法已耳”。中国也应实行三权分立，立法权与行政权必须分离。由议院行使立法权，由内阁行使行政权，才能从根本上消除权力集中导致的专制，限制君权。严复的立法行政二权的分立是英国式的，而不是美国式的。他赞成立法权的地位实际上高于行政权。“君主之法，所以常不及于立宪。立宪之国，最重造律之权，有所变更创垂，必经数十百人之详议。议定而后呈之国主，而准驳之。此其法之所以无苟且，而下令常如流水之原也”。严复要求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分离，独立审判。司法权在三权之中处“无上”地位，不受“国中他权”干涉，才能保障司法权独立。西方国家“所谓三权分立，而弄权之法庭无上者，法官裁判曲自时，非国中他权所得侵官而已。然刑权所有事者，论断曲自，其罪于国家法典，所当何科，如是而已”。
可见，梁启超严复都反对集刑宪政三权于君主的中国封建专制主义制度，主张实行三权分立制度。不同的是，梁启超特别强调中国国情的特殊性。
5、宪政中的政党制度
梁启超认为，政党政治与宪政有着密切的关系，政党制度是宪政的一个重要环节。“政党政治能确立与否，健全之政党能发生与否，实国家存亡绝续之所攸决也”。“立宪国的政党政治中，其党人并不一定都会秉公心禀公德，并不一定都会为私名私利，但政党之治，必有两党以上，其一在朝，其他在野。在野党必欲倾在朝党而代之，于是抨击其政策得失。若该党一日在朝，又必为其他党所抨击。政党之间的竞争，有利于除公害增公益，有利于民智的发达。相兢相轧，相增相长”。“非真立宪之国不能有真政党，然非有真政党之国亦不能真立宪，二者互相为因，互相为果，苟其国所谓政党者徒虚悬此名以自欺而相炫耳，而於政党之原则之禁例一切不遵守，则有政党一如无政党也，甚则有政党反不如无政党也，而流弊所极，必还归於专制”。“而不完全之政党，其障碍共和政治之前途，较之无政党为尤甚”。他断言，只有先健全政党，才能建立完全的政党内阁。没有政党制度也就没有责任内阁，中国万万不可实行非政党内阁。
严复的政党思想比梁启超的更为深刻，更切合当时现实。他认为政党制是现代宪政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有了政党政治，宪政才可实行，“经纬其间，其制乃行”。“即如朋党，本吾国古人之所恶，而君上尤恨之，乃西人则赖此而后成政。且宪法英之所以为最优者，因其国中只有两党，浑而言之，则一主守旧，一主开新。他国则不尽然，有主张民主、王制、社会诸派，宗旨既异，门户遂分，而国论亦淆而难定，此其所以不及英也”。严复所指的党有特定含义，不是中国传统意义上的政党，而是现代西方式的政党，他在1898年提出，真正的党应以知识为标准。各党应该各有所学，各有所见。对问题应该进行辩论，和平相处。当时中国的守旧党、中立党和维新党，都不是真正意义的政党。他还指出，政党是不完美的，也是不中立的，容易成为滥用权力的最有效的工具。一个政府不能有太多种政党，有一个守旧的和—个开新的政党是最好的政府，这样容易使国家政治一致行动，确定政党宗旨和发挥政府能力。然而在政治活动之外。严复却坚持多党存在，认为这可以使人们自由表达意见，为自己的切身利益呼吁。
上述比较，可以发现严复与梁启超宪政思想在渊源、目的、实现基础和制度架构等方面很相似，有些见解则可以互相补充。但不可否认，它们之间也有明显区别。严复更为明确的秉持英国式的宪政思想，梁启超更注重把英国式的宪政思想、法国式的宪政思想和中国传统文化杂揉在一起。严复的宪政思想学术气息很浓，文字表达较严谨；而梁启超的宪政思想为现实服务的实用色彩更强，文字表达则有粗疏之处。其实，可比较之处还有不少，限于篇幅，本文不再展开论述。
近代史研究范文第3篇
一、“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历史性弱化概述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是高校思政理论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高校思政理论教学中占据着重要地位。“纲要”的课程性质与定位决定了“纲要”教学的独特性和复杂性。“纲要”课兼具历史性和政治理论性的双重性质, 其教学任务在于使学生深入了解中国历史及国情, 深刻理解历史和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因此, “纲要”教学实质上是要通过历史教学对学生进行深刻的思政理论教育。基于“纲要”的课程性质和定位, 导致“纲要”教师片面重视思政理论教育的渗透, 却忽视了“纲要”教学的历史性, 导致“纲要”教学中脱离历史史实、割裂历史内在逻辑性及时代特征、过度依赖理论性概念、教学呈现显著的粗线条和政治化等历史性弱化现象日益显著。
二、“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历史性弱化表现
(一) 教学过度依赖理论性概念
“纲要”教学过度依赖理论性概念。在“纲要”教学中, 普遍存在脱离具体历史史实对预设结论过度彰显的现象。部分教师认为, 既然“纲要”课从属于思政理论课, 因此就应该将抽象的理论概念作为教学出发点, 并硬性地以抽象化的理论概念去对历史进行生硬地解释阐述, 这势必导致忽视对历史史实的深入分析研究, 导致历史内在逻辑性的割裂, 为学生呈现出的是概念化的非真实的历史[1]。“纲要”教学过度依赖理论性概念, 势必导致对历史性的弱化, 导致“纲要”教学脱离了具体的历史史实, 丧失了历史教学的丰富性和趣味性, 势必流于枯燥乏味的教条式教学。
(二) 教学呈现出显著的粗线条
“纲要”教学呈现出显著的粗线条, 相对忽视了中国近现代史内在的历史逻辑, 弱化甚至割裂了历史逻辑的联系性。“纲要”教学的课时相对有限, 但教学内容极为丰富, 且存在较大的时间跨度, 导致难以对“纲要”教学进行科学的详略安排。在“纲要”教学中, 普遍采用粗线条教学方式, 相对忽略了关键性的历史史实及相关细节。“纲要”教师缺乏对历史细节的深入了解和熟练掌握, 难以将历史内在的逻辑性系统清晰地展现在学生面前。“纲要”教学粗线条的重要体现是割裂了重大历史事件的内在联系, 缺乏对历史必然性的深刻阐述[2]。例如, 在“纲要”教学中, 部分教师缺乏对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历史必然性的深刻阐述。“纲要”教学呈现出粗线条, 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纲要”课教师没有牢固抓紧中国近现代史的关键性节点, 没有有效沟通各章节的联系, 难以使学生感受历史内在的逻辑性和必然性, 且难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三) 教学呈现出显著的政治化
“纲要”教学呈现出显著的政治化, 相对淡化了相关史学内容。历史规律的重要体现是历史条件的联系性和历史发展的因果性。中国近现代史波澜壮阔, 其间政治、经济、文化等历史条件错综复杂, 又具有紧密的联系性。对该阶段中国历史政治发展历程进行深入透彻地分析, 要深刻理解中国近代社会的经济发展状况及变化。同时, 要理解中国近代社会的思想文化乃至于人文风尚均伴随政治经济状况的变化而变化。在“纲要”教学中, 脱离了具体的历史史实, 仅凭抽象化的概念和政治化的术语, 势必难以取得“纲要”教学的良好效果, 难以完成“纲要”教学目标[3]。虽然, “纲要”教学是思政理论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绝不能只讲政治史, 而忽视对相关各类历史史实的讲述。
三、“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历史性弱化的修正途径
(一) 有效强化史论结合的教学方式
“纲要”兼具显著的历史性及政治理论性, 实际上体现了史论结合, 论从史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基本原则。当前, 多数高校的“纲要”教学缺乏高度的史论结合, 其“论”并非出自于“史”, “论”与“史”二者之间联系牵强, 这是由于缺乏对历史史实的科学分析导致的, 抽象孔洞, 缺乏说服力的“论”, 势必导致“纲要”教学的历史性弱化, 势必难以使学生信服。因此, “纲要”教学要有效强化史论结合的教学方式, 坚持论从史出的基本原则。避免使用抽象的理论概念对各类理论观点进行硬性阐述, 要深入分析历史材料, 以此为基础对理论概念进行阐述, 并从理论高度对历史材料进行系统科学的梳理。“纲要”课教师强化史论结合的教学方式, 要实现对历史材料及相关理论的深入掌握, 为史论结合奠定良好的基础。对相关理论的掌握, 要在理解记忆的基础上灵活运用, 切忌将理论硬性地套用在历史材料上, 也避免对相关理论进行不恰当的历史材料注释[4]。历史材料极为纷繁庞杂, 且难以确定历史材料的真实性和可靠性, 另外, 难以对历史材料进行恰如其分地运用。“纲要”课教师强化史论结合, 要从以下方面着手: (1) 不能以相关理论代替历史材料, 要有效避免截断历史的内在逻辑, 要坚持以历史史实作为历史研究以及历史教学的出发点, 同时, 要以相关理论及概念对历史研究进行科学指导。 (2) 要坚持历史材料与理论观点的有机统一, 有效避免史论分家的现象, 要以缜密的历史史实对理论结论进行推断, 并采用高度概括性的观点结论对历史材料进行总结。同时, 要避免对经典理论的滥用, 要立足于系统严密的科学分析得出理论结论。“纲要”课教师要通过强化史论结合的教学方式, 为学生呈现出脉络清晰的中国近现代史史实, 并深刻揭示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和必然性, 对历史经验进行系统科学的归纳总结, 以史为鉴, 引发学生的深入思考, 引导学生树立马克思主体的史学观点和唯物史观。
(二) 采用专题论述沟通各教学环节
中国近现代史极为纷繁复杂, 在教学上具有较大的难度。且“纲要”教材受篇幅限制, 势必要对中国近现代史进行高度概括, 这就使“纲要”教材呈现出显著的简约性。在“纲要”教学中, 采取粗线条的教学方式, 难免以抽象概念以及教条式的简化论述弱化“纲要”教学的历史性。针对这个问题, “纲要”教师要采用专题论述的教学方式, 实现对各教学环节的有效沟通, 有效弥补“纲要”教材篇幅限制下的简约跳跃等不足之处。“纲要”教师采用专题论述教学, 要秉承以下原则:紧扣“纲要”教学目标;对“纲要”教材一以贯之的历史逻辑进行严格遵循;有效强化史论结合, 坚持论从史出。采用专题论述的“纲要”教学方式, 不仅能有效弥补“纲要”教材存在的缺陷, 还能遵循历史逻辑教学, 实现各教学环节的沟通。“纲要”教师要通过专题论述的教学方式充分体现“纲要”的课程性质, 紧扣中国国情及中国近现代史的重大历史事件及重要历史人物, 展开系统科学的教学论述[5]。专题论述要突出重点, 以历史重点为核心贯通历史事件, 体现历史的连续性发展。采用专题论述教学, 要精选专题重点, 抓主要矛盾, 避免对细枝末节的纠葛。采用专题论述教学方式, 要遵循历史逻辑, 依托历史史实, 开展“纲要”教学, 揭示历史发展的必然性。“纲要”课教师要以专题论述的教学方式, 实现各教学章节的沟通联系, 使历史逻辑清晰地呈现在学生面前, 促进学生对历史史实和思政理论的深入理解和良好把握, 增强学生对历史问题的分析判断能力[6]。
(三) 强化理论学习研究增强自身素质
“纲要”兼具显著的历史性和政治理论性, 在高校思政理论教学中占据着重要性的地位, 对教师的教学水平要求较高。“纲要”教学不仅要求教师具备深厚的理论知识底蕴, 能熟练运用相关理论知识对历史史实进行论证, 还要求教师具备深厚的历史素养, 能从逻辑学、心理学以及社会学角度对历史史实、历史人物进行深刻的分析, 强化学生对中国近现代史的深刻理解, 并从历史知识层面升华到理论思维的层面[7]。“纲要”教学的历史性弱化, 从侧面真实反映了教师缺乏理论知识底蕴和钻研深度, 对中国近现代史的历史发展具体规律和相关理论缺乏深入良好的掌握, 不具备较高水平的教学水准。因此, 高校教师要强化相关理论知识的学习研究, 有效增强自身的理论素质, 提高“纲要”教学水平。高校教师在“纲要”教学过程中, 要紧扣教科书, 对教材教学内容进行深入挖掘, 避免滥用材料, 本末倒置。高校“纲要”课教师要深入钻研中国近现代史, 并对相关学术现状和学术动态进行实时关注, 深刻思考相关教学问题。“纲要”课教师要通过深入钻研相关历史理论, 增强自身的理论素质, 有效修正“纲要”教学的历史性弱化问题。“纲要”课教师要兼备深厚的理论功底和历史修养, 要熟练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对历史现象进行透彻的分析, 并揭示历史现象蕴含的本质。同时, “纲要”课教师要遵循历史逻辑进行教学, 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 培养学生养成唯物史观, 形成对中国近现代史的正确认知。
四、结语
综上所述,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在高校思政理论教学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当前,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存在显著的历史性弱化现象, 具体体现在教学过度依赖理论性概念、教学呈现出显著的粗线条和政治化。针对这一问题, 要通过有效强化史论结合的教学方式、采用专题论述沟通各教学环节、强化理论学习研究增强自身素质等途径实现对“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历史性弱化的有效修正, 提高“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水平。
摘要：本文简述了“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历史性弱化的概况, 浅析了“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历史性弱化的表现, 探究了“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历史性弱化的修正途径, 以期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提供借鉴。
关键词：中国近现代史,教学,历史性,弱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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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谢许潭, 谢许涛.论史学著作阅读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中的意义[J].科教导刊, 2016 (4z) :12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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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史研究范文第4篇
关键词：南京工业大学;校史;思政课改革
作者简介：刘亮(1987-)，男，汉族，山东济南人，博士，南京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
校史是一所高校独特的历史文化资源，本身蕴含着立德树人、资政育人的功能，本身就是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载体。本文将探讨南京工业大学(以下简称“南工”)校史融入纲要教学的可行性、价值与意义、实践途径。
一、南工校史与纲要教学融合的可行性
(一)南工的创建发展是民族高等教育奋斗史的缩影
南工的源流之一—三江师范学堂诞生于1902年，是中华民族寻求教育现代化的起点之一，是中华民族自立自强、自主办学的起点之一，也是近代中西教育文化交流的起点之一。这本身就蕴含着蓬勃的生机，蕴含着近代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之后，發展的国立东南大学(1923年)、国立中央大学(1928年)成为当时声动亚洲的名校，在历届校长的带领下，课程设置合理、师资配备一流、大师云集，是当时中国人也能办好高等教育的重要体现。1958年分立出南京化工学院。另一条源流是，始于同济医工学堂师机科的1953年南京建筑工程学校。两所高校在2001年合校成为南京工业大学。经过近二十年发展，南工入选首批国家“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2011计划)，是江苏高水平大学建设重点支持高校、江苏省重点建设高校、江苏省综合改革试点高校、江苏省人才强校试点高校、国家首批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示范高校、全国高校实践育人创新创业基地、教育部首批卓越工程师培养计划试点高校和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试点高校。可以说，一部南工的历史，就是一部民族高等教育从传统走向现代化的历史，充分体现了中国人也能办好大学的重要特征。
(二)南工师生在抗战洪流的中的作用
卢沟桥七七事变后，中央大学即着手西迁，与北大、清华、天津大学的慌乱相比，校长罗家伦因为早已准备，所以整体而言，中大的西迁较为有序，避免了慌不择路。10月中旬，中央大学文、理、法、农、工、医、教育七个学院的新老学生约1500人，教职员工约1000人，连同家属共4000多人，由分批乘轮船赶赴重庆。12月初，中央大学农学院的职工把场内的良种畜禽笼置于牛背之上，然后驱赶牛、羊、猪等徒步离开南京，奔向重庆。后来罗家伦在《抗战时期中大的迁校》一文中写道：“在第二年(1938年)的深秋，这些牲口长途跋涉，已经是风尘仆仆了。赶牛的人更是须发蓬松，好像苏武塞外归来一般。我的感情振动得不可言状，就是看见牛羊亦几乎像看见亲人一样，要向前去与之拥抱。” ①抗战开始以后，南开大学被日本飞机炸得精光;中央大学却搬得精光，连畜牧场的牛羊都从南京赶到了重庆。中央大学没有因为残酷的战争一蹶不振势，反而在充实、扩展与提高的道路进一步，为中华文化的发展保留了火种，为中华文化的软实力保存了力量。
(三)南工革命史是中共革命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1949年之前，南工师生一直奔走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一代又一代的南工人为争取红色政权，抛头颅、洒热血，谱写了壮丽的赞歌。如，《共产党宣言》的最早中文翻译者陈望道先生就曾经在中央大学学习过。如，20世纪20年代初期，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是革命活动的重要阵地，谢远定、吴肃(吴亚鲁)、宛希俨等都是建党初期的共产党员，为南京地区党、团组织的建立和爱国学生运动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至今，雨花烈士陵园，依然安葬着有着南工学脉的烈士。1947年5月20日，为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和内战政策，中大师生走上街头，高呼“反内战、反饥饿、反独裁”，“反对征兵征粮”，“增加教育经费”，“取消特务组织”等口号，并积极准备罢课、罢教。虽然遭到国民政府的血腥镇压，但是伟大的爱国运动，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统一战线斗争的光辉一页。
(四)南工学科建设发展与社会主义建设及改革息息相关
1959年，国家进入“调整、巩固、充实、提高”阶段，学校新建部分专业下马，电化学工艺专修学校学生转入无机化工专修科继续学习。后来，南工新建化学工程专业成立化学工程系，并成立相关研究所，新增和调整了许多教师和教辅人员。改革开放之后，由单科性化工学院发展成为化工类多学科综合性工业大学-南京化工大学。另外一个源头的南京建筑工程学院，是一所以土木建筑工程为主的多科性高等院校，隶属于国家建设部使办学规模迅速扩展，办学水平和效益有了较大提高。2001年两校合并后，取得了一批高水平研究成果，为相关行业、江苏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得到了党和国家的充分肯定。
二、南工校史融入纲要课教学的价值
(一)充实、丰富教学内容，增强说服力
校史承载着国史国情、党史党情教育的重要功能，具有贴近历史、贴近现实、贴近学生的特点，让学生感到可信、可亲、可敬、可感、可学。②制约纲要教学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历史与现实的距离，就是历史人物与学生真实生活的距离，学生总是觉得太过遥远，不够贴近实际。而校史就发生在本校，就是身边曾经发生过的故事，减少了历史与学生之间的距离，让学生更有亲近感。与此同时，同学对于学校的贡献、对于校史人物，非常陌生，而在课程中穿插校史故事，会让他们感到新鲜，同时又增强了对学校的认同。如，南工老校长时钧院士90高龄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感人事迹，充分说明了一名教师对党组织的向往，更充分说明了高级知识分子对党组织的追求与拥护，对中国共产党信仰的信服。
(二)为学生提供正确的“三观”导向
当下社会复杂多变，世界出于百年不遇的大变局，而世界与中国的发展又息息相关，互动互联，因此这些年历史虚无主义在网上盛行，不可避免的会影响、冲击部分学生既有的价值观，甚至世界观、人生观、历史观。长此以往，既会阻碍青年的健康成长，又会扰乱正常的教学秩序，甚至产生意想不到的严重后果。所以，加强对学生的正确引导，大势所趋，大势所然，势在必行。而在这过程中，包括纲要课在内的思政课义不容辞、必须迎难而上，主动亮剑。那么，讲课的过程中，既需要宏观的理论讲解，又需要生动的、感动心灵的故事，双剑合璧，双管齐下，才能药到病除。因此，生动的校史故事无疑更受学生欢迎。笔者曾经在课堂讲解革命战争年代走在历史潮头的南工学子的生动故事，受到学生的热烈欢迎，尤其是雨花英烈中的南工学子，更有学生潸然泪下。
(三)增强爱国情感和社会责任感
纲要教学的重要目的就是增进学生的爱国情感和社会责任感。新中国成立之初，受制于工业基础薄弱，只能生产一些初級产品，类似拖拉机、坦克车之类的工业品无法制造，直接影响国家的国防建设、工业建设。因此，改革开放之前，中央政府高度重视工业建设，一代又一代的南工人，勇立潮头，坚定工业报国的理想信念，践行着南工人的初心和使命，践行着南工人的爱国情、报国志。同时，奉献社会，将个人的发展与祖国同行，与社会相向。如，法学院校友周强，毕业之后，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成为一名村干部，带领乡亲们通过种植蔬菜发家致富。现在他的故事，已经成为南京，乃至江苏青年中的一段佳话。这些生动的案例，胜过千言。
(四)弘扬“明德、厚学、沉毅、笃行”的南工精神
明德、厚学、沉毅、笃行是南工校训，没有花哨，却处处质朴。明德，探究各自领域的事物，保持专一，达到精一，端正自己的心，修身养性，之后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厚学，转义出自“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沉毅，砥砺意志，坚忍不拔;直面挫折，百折不挠。笃行，知行合一，理论联系实际。这8个字，就是南工的文化象征，是南工坚守的精神家园，是南工人坚守的信条。通过这些讲解，无疑会增进学生的认同感、归属感，会持久影响他们的精神。
三、南工校史融入纲要课教学的实践途径
(一)紧密结合课程内容，把握课堂教学主阵地
习近平总书记说，思政课课堂是主阵地，思政教师要守好一段渠。课堂教学需要讲明理论，尤其是讲明“四个选择”，其重要性无可置疑。同时，辅助故事，动人的故事、感人的故事、充满正能量的故事，会感动学生的心灵，会让课堂增色、添彩。如，第一章“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中涉及列强入侵究竟给中国带来了什么的问题，可以列举金陵大学的故事，辩证看待文化渗透利弊。再如，第四章“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可以讲陈望道的故事，可以列举雨花英烈的故事，说明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如，第六章“抗日战争”，可以举例南工师生走向抗日烽火的故事。第七章“解放战争”，可以举例“520”爱国运动，反对蒋介石独裁。
(二)结合校史资源，进行实践教学
课堂与实践教学是纲要教学的一体两翼，缺一不可。因为，新时代的思政教学必须从“大水漫灌”变成“精准滴灌”，让学生参与其中，让学生有获得感。另外，教学的对象已经在认知特点、认知规律、思考方式、学习方式乃至行为方式等发生巨大变化，成为名副其实的“网络一代”，这就使得我们的教学方式、教学内容需要进行相应调整与变化。目前党中央对于思政课的重视程度进一步加强，这使得我们有更多的经费、硬件等进行教学，“以学生为中心”，让学生真正参与其中，增加他们的课堂角色，增强获得感。以校史为资源，以感人的校友故事为蓝本，通过听(听讲座)、讲(演讲)、读(读经典)、走(校史馆)、唱(校歌)、演(历史情景剧)、写(写感悟)、做(在微博、微信、QQ等网络平台传播正确的历史观)8种方式构建立体实践教学模式。
总而言之，南工校史蕴藏着中国近现代史、中共党史、国史的丰富内涵。将校史融入课堂，融进教学将会是教学别开生面，特别出彩。第一，提升学生的新鲜感，从而提高参与度，提高抬头率，从“默然处之”转变为“激情参与”。第二，提高学生爱国、爱党、爱人民的情感。在触摸历史、感知校史的过程中，让他们行动、心动，深度理解中国人民“为何选择马克思主义”、为何选择中国共产党、为何选择社会主义制度、为何选择改革开放。
[ 注 释 ]
① 罗久芳，著.我的父亲罗家伦[M].商务印书馆，2013，09：204.
② 柳礼泉，唐珍名.高校德育视野下的校史校情教育 [J].高校理论战线，2013.
近代史研究范文第5篇
关键词：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历史人物;教学
《中國近现代史纲要》是高校一门重要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是落实“立德树人”的关键课程。这门课程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在教学中要给青年学生讲清楚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纲”和“要”，帮助青年学生了解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基本脉络和历史走向，深刻认识近代以后中国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选择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走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深刻原因和历史必然性。《纲要》课整个教学过程中离不开对浩大的历史场面的叙述，每个章节都会涉及到许多重要的历史事件和人物，需要通过历史的讲述总结出政治结论和政治逻辑。历史是由人创造的，重要的历史事件离不开重要的历史人物的参与，重要的历史人物的鲜明性格、经历、贡献、逸闻趣事都能够感染学生，对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影响很大，并且能够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增加学习的兴趣，提高教学效果。因此，探讨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中如何巧妙的讲好历史人物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巧妙讲好历史人物的重要性
(一)有助于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增加课程趣味性
《纲要》课教学的第一任务就是要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只有学生有浓厚的学习兴趣，自觉的参与到教学中，教学效果就会自然提高。笔者在教学过程中发现，如果不创新教学方式方法，按照教材章节内容按部就班的、机械的讲课，不会提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大多数同学会认为中学已经学过了，重复学习的感受是枯燥，乏味。但是笔者发现，在教学过程中若巧妙的穿插讲一些历史人物，历史细节，以人物带动历史事件和场景，最后得出结论，学生却十分愿意听，并且顿时神采飞扬，全神贯注，抬头率很高。是什么原因导致这样的结果呢?主要原因是学生对历史人物特别感兴趣。在《纲要》的第一次课程中，一定要巧妙的安排时间讲一到两个相关的历史人物，要讲出不为学生所知的细节，所讲的情节能打动学生，感染学生，能提起学生浓厚的兴趣，能让学生感觉到学海无涯，感受到课程的内容很丰富，因而暗自下决心以谦虚的态度学习这门课程，这便开了一个好头。要告诉学生历史是人创造的，所有的历史事件和重大理论都离不开人，离开讲人的历史事件是枯燥的，理论也是干巴巴的。只有了解了历史进程中起关键作用的主要人物，让学生带着对历史人物的浓厚感情、敬仰心情和好奇心去了解与他们有关的历史事件、重大理论、著名作品，才能提起学生的学习兴趣，才能在学习中感受到《纲要》课生动活泼、有血有肉和波澜壮阔，从而上升到对相关知识的理解。例如在上编综述中巧妙讲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的关系，巧妙讲光绪皇帝之死之谜，从而映射出清末的政治的黑暗。巧妙讲哥伦布受《马可波罗游记》的影响计划到中国圆发财梦的故事，从而反映出古代中国的辉煌。通过讲马格尔尼访华的故事，让学生了解乾隆皇帝的自大自负和清末的闭关锁国政策。这些不但引起学生们听课的注意力，而且还奠定了课堂趣味的基调。由此将历史人物穿插到纲要授课过程中，通过生动活泼的历史人物的讲述感染学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是《纲要》课的重要教学手段之一。
(二)有助于学生理解历史前因后果，增加教学内容关联性
由于课本篇幅和字数的限制，课本中主要概述了近代以来中国的历史进程和发展脉络，对于历史事件之间的连接性介绍不是十分详细，这就导致学生在学习近现代史纲要过程中产生迷惑，尤其对理工科的学生来说，章节之间和很多知识点不能很好的衔接起来，对许多歷史事件的前因后果不十分了解。更由于教材中每一个章节的知识点比较多，如果面面俱到的讲这些知识点，只能做到蜻蜓点水、撒胡椒面，学生理解起来困难，甚至容易模糊和混淆。如果老师能够巧妙适当的穿插历史人物，以历史人物为线索带动其它知识点，既可以丰富教学内容，也可以增强学生对知识点的印象。例如，在讲述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时，课本上的顺序是起义的背景、经过和结果，这些学生在中学都已经了解了，如果再按照这个顺序讲，提不起学生的兴趣。如果换一种方式，从太平天国的领袖洪秀全讲起，可以连续设问：洪秀全是哪里人?洪秀全是广东人为什么到广西发动起义?起义为什么选择在金田村?以历史人物开头，一连串的设问，已经高度的吸引学生了。老师这时候可以先让学生回答这些问题，继续给学生制造“悬念”。面对学生五花八门的答案，老师可以巧妙的点评，然后抓住学生好奇的心理有条有理的、客观生动的向学生展开讲解，一一回答设问，教学效果会非常好。洪秀全、太平天国运动、拜上帝教、广东人到广西领导农民战争，这一系列相关联的问题通过洪秀全这一历史人物的介绍，提起了学生注意力，让学生更好的了解事情的前因后果。再比如，讲第二章“对国家出路的早期探索”时，向学生介绍梁启超这一历史人物的经历和贡献时，顺便介绍梁启超与蔡锷的师生关系以及与护国战争关系，介绍梁启超与巴黎和会和五四运动的关系，介绍梁启超在晚年的医疗事故中表现出的爱国精神，既增加了教学感染力，也为后面的章节教学打下埋伏。学生在开阔视野，丰富知识的同时，也能更好的衔接历史内容，增加了教学内容的关联性。
(三)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
加强对青年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是党成立以来教育青年的一个永恒主体，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主要任务之一。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谈到对青年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性，并强调要把爱国主义教育贯穿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在《纲要》教学中巧妙的对大学生进行历史人物教学是培养大学生爱国主义情怀最便捷有效的途径之一。一些杰出历史人物的爱国事例和不怕牺牲、勇于奉献的精神成为教育当代青年学生的典型案例。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涌现出来的一大批爱国志士的历史故事震撼人心，如果能巧妙恰当的展现给学生，能够深深的打动学生，使青年学生发自内心对他们产生崇拜之情，便油然而生爱国之心。如辛亥革命一章中，邹容、陈天华、秋瑾，林觉民这几个人物的爱国壮举必须给学生介绍，使学生从中感受到这些革命人物的爱国精神，体会到中国民主革命道路的艰辛和血的代价。再如在讲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可以通过口述、观看小视频、图片、音频等多种手段向学生介绍被反动军阀和国民党杀害的许多优秀党员，他们面对军阀和国民党的屠刀，表现出了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如李大钊面对绞刑架说“我先来”，方志敏在狱中受尽折磨却胸怀祖国和人民，写下《可爱的中国》和《清平》。还有蔡和森、夏明翰、陈延年、陈乔年、章太炎、周文雍和陈铁军等等，他们为了民族的解放所表现出的视死如归的精神和浩然正气对学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如果在讲课中不具体巧妙讲述这些英雄人物的事迹，只淡淡的提一下大革命失败后牺牲了无数优秀共产党员，学生产生不了共鸣，也感受不到这些历史人物的爱国主义精神，达不到应有的教学效果。在“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一章中，有无数的抗战英雄，应当选择赵一曼、赵尚志、杨靖宇、吉鸿昌、狼牙山五壮士等的英雄事迹呈现给学生。在“为新中国而奋斗”的解放战争的章节中，有无数为了新中国的道路而牺牲的英雄。因此，通过对不同章节历史人物的英勇事迹和爱国精神的宣讲，可以大大激发出学生的爱国主义热情，让学生认识到中国革命的成功是无数先烈的鲜血换来的，从而产生爱党、爱国、爱人民的感情，坚定社会主义道路的理想信念。
(四)有利于学生人格魅力的形成
在教学中，只讲历史人物的英雄事迹、生平经历等，对学生而言，只是增加了其历史知识，并不能对其人格魅力产生深远的影响。要真正培养学生勇于奉献、不怕牺牲的精神，以及优秀和健全的人格，应从历史人物的精神和人格魅力入手，让学生切身体会到历史人物的精神所在，让他们感受到历史人物的人格魅力，从而磨炼自己成为想成为的人。如梁启超晚年面对医院错误的切除自己一个肾脏的医疗事故，坚决维护医院的利益，不让子女和医院打官司，消除国人对西医的顾虑，这是何等的人格魅力!周恩来在我国外交工作上的机智、勇敢、人格魅力，以及为党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他永远是“人民的好总理”。还有雷锋、王进喜、钱学森等等各条战线上为国家做出贡献的历史人物，他们的高尚品质和奉献精神以及所折射出的人格魅力在教学中深深的影响着学生，鼓舞着学生，帮助学生健全人格，使学生从历史人物的高尚人格中体会到真善美，体会到应该如何做人，应该做一个怎样的人。
二、巧妙设计历史人物的教学内容
(一)历史人物专题的设计
中国近现代史将近170年的历史，产生了众多不同的历史人物。从林则徐、李鸿章、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李大钊、张学良，到刘少奇、周恩来、毛泽东、邓小平，等等，都在近现代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何巧妙的讲好这些历史人物，教师一定要在备课上下功夫，要通过对教材大纲的阅读以及查阅文献资料、教学案例，结合学生的特点，精心挑选和组织几个专题去讲。笔者在多年的教学过程中，精心组织了如下几个历史专题去讲解。比如，林则徐与鸦片战争，魏源与海国图志，洪秀全与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李鸿章与洋务运动，康有为、梁启超与戊戌变法，孙中山与辛亥革命，陈独秀与新文化运动，蔡元培与北京大学，蒋介石与国民党，张学良与西安事变，刘少奇与新民主主义革命，毛泽东与中国革命，邓小平与改革开放等专题，并根据教学要求安排教学内容，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二)历史人物介绍的设计
要讲好一个历史人物，必须在课前进行科学的设计。首先所选的历史人物的材料、史实是客观的，正确的，不是主观的，信手拈来的。其次要实事求是、准确无误的介绍历史人物的生平、事迹、影响，并能进行客观評价。三是后人对该人物的评价。四是教师自己对该人物的评价。这就要求教师要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辩证的科学的去介绍不同角色的历史人物，既不能夸大事实，也不能求全责备。“如果我们凡事都站在今人的立场上，对古人横挑鼻子竖挑眼，说轻了是对古人的苛责与不敬，说重了是对历史的简单化和庸俗化。”[1]比如，在评价盖棺不能定论的李鸿章时，一定要客观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和环境进行评价。首先他是洋务运动的主要倡导者和实施者，他组建的北洋水师位居世界前列，成为亚洲第一。但是在中日甲午战争中，由于指挥的失误导致战争失败，被迫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后来又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由于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他落下了卖国贼的骂名。对于李鸿章既不能说他是卖国贼，也不能过分的给他歌功颂德。借用梁启超先生的评价“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2]“李鸿章有才气而无学识之人，有阅历而无血性之人也。彼非无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心，然彼弥缝偷安以待死者也。彼未死之前，当责任而不辞，然未尝有立百年大计以遗后人之志。谚语所谓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2]所以，李鸿章就是风雨飘摇之中晚清帝国的“裱糊匠”，大清帝国这所破烂的房子，哪里漏雨，李鸿章就去裱糊哪里。
(三)历史人物典型性设计
在《纲要》教学中，会涉及到不畏牺牲的英雄、让人痛恨的卖国贼、学识渊博的大才子等不同角色的历史人物，所以教师在设计教学内容时，不能主观的选择自己感兴趣的人物片面而谈，应当选择具有代表性的典型人物来讲，做到详略得当，以突出想要为学生表达的历史人物的精神。例如，讲第四章的新文化运动这一节的时候，新文化运动的历史人物很多，有陈独秀、蔡元培、李大钊、胡适、鲁迅、钱玄同、辜鸿铭等等，不可能一一介绍给学生，这时候就应当坚持典型性的原则，选择讲陈独秀和蔡元培。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是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者，是中国共产党的创立者，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主要领导人，虽然受共产国际的影响在大革命中犯了右倾主义的错误，但对中国革命的影响很大。著名党史专家廖盖隆指出：“总观陈独秀的一生，他的历史功绩是主要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确实有点像俄国革命中的普列汉诺夫。我们应当宣传陈独秀的历史功绩，确认他是中国革命历史上的杰出人物，永远纪念他。”[3]在讲解的过程中要对学生讲陈独秀的坎坷生平(观看《百年中国》视频，只有5分钟)，讲他如何创办《新青年》，讲他和李大钊建党的故事，讲他的性格，讲他严格教育自己的子女的故事，讲他的学术成就，讲大革命中他的错误，讲大革命失败后他失去两个儿子事实，讲他客死他乡，然后客观评价陈独秀。这样历史人物陈独秀就活生生的展现在学生面前，而且学生对新文化运动的来龙去脉有了清晰的认识。再讲蔡元培。主要讲蔡元培在短短的时间把北京大学由一个封建衙门式的学校改造成为一个现代大学，他的兼容并包主义的大学理念，使北京大学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云集了大批知名的学者和新文化运动的风云人物，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通过视频、图片、口述的形式讲好这两个典型的历史人物，就可以让学生很好的把握新文化运动的精神实质，提起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为讲好后面的相关内容铺好了路。
(四)历史人物的生动性设计
在《纲要》课教学中，很多学生、尤其是理工科学生对历史事件很模糊，他们很难真切体会历史中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也很难产生独到的见解，所以教师在选择历史人物时，要注重以生动性为原则，充分利用多媒体设备向学生展示历史人物图像、与历史人物相关历史事件，展现历史人物不同时期的插图和影像资料，尽量生动直观的让学生看到历史人物的外貌、体型、衣冠，从而加深学生对历史人物的直观印象。在教学中要运用生动的语言来渲染气氛，让学生在老师生动的讲解中在头脑勾画出历史人物活灵活现的形象，从而产生深刻人物印象。如在介绍谭嗣同的时候，可以设计向学生讲述鲜为人知的谭嗣同的“剑胆琴心”的雅号。谭嗣同最敬佩的人是文天祥，一生从里到外都效仿文天祥。他经常外穿月白色长衫，佩戴一把文天祥式的剑，浓眉俊目，一身凛然正气。他是变法派中的激进派，不怕流血牺牲。在他短暂的一生中，剑和琴伴随着他的苍茫岁月。“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是他的座右铭，至此一个有血有肉的谭嗣同的形象就会印在学生脑海中，学生很容易理解变法失败后他不愿逃生苟且于世，甘愿为变法而流血牺牲的壮举。在教学过程，教师栩栩如生的刻画历史人物形象，才会在学生的心目中留下深刻的印象，达到意想不到的教学效果。
三、巧妙讲好历史人物关键在教师
(一)教师要有丰厚的知识和高尚的人格魅力
讲好思政课关键在教师，要讲好近现代史课的历史人物关键也在教师。首先教师品德要正，要有堂堂正正的人格。教师深受学生的喜爱和尊重，才能理直气壮的向学生介绍和评价一位历史人物，亲其师才能信其道。如果自己品行不正，学生厌恶，就没有热情和底气讲好历史人物。其次，教师要有丰富的历史知识和深厚的理论功底才能赢得学生、吸引学生。对一个历史人物介绍和评价视野要广阔，既要有知识视野和历史视野，也要有国际视野，要通过生动而深刻的纵横比较向学生讲清楚问题和道理。第三，教师情怀要深。教师胸中要有人文情怀和家国情怀，心里要装着国家和民族、装着学生，要关注国际国内环境，关注社会民生，只有这样才能把历史人物讲活，才能让学生认识到所讲历史人物的时代意义和历史启示。第四，教师要严格自律，做到课上和课下、网上和网下言行一致。只有言行一致，知行合一，才能说话掷地有声，赢得学生的爱戴，这是上好思政课的前提，也是在《纲要》课中讲好历史人物的关键。
(二)教师要有很强的课堂组织能力
一节课要上的精彩，教师的课堂组织能力很重要。首先教师要有和学生打成一片的交往能力。在课前课后，课上课下，教师要学会和学生交流，关注学生所关注的，成为学生的知心朋友。例如关于学生上课玩手机、打游戏的问题，教师不能只讲大道理打压学生，而要引导学生在课堂上利用好手机。例如学生来不及写课堂笔记，就让学生用手机拍下来课后整理。若要杜绝学生上课打游戏，教师要了解学生目前打哪些游戏，然后正确引导学生。笔者曾经学会在学生中流行的“王者荣耀”和“吃鸡”游戏，了解学生为何沉迷其中。当在课堂上和学生交流打游戏的感受时，学生哄堂大笑，万分激动，然后顺势引导学生上课不能打游戏，只有闲暇时间娱乐一下，这样一下和学生拉近了距离，学生很听老师话，上课基本上没有学生打游戏，保障了抬頭率。其次教师要有调动学生参与课堂教学的能力。例如，在介绍一个历史人物前，先让学生介绍对自己心目中的这一历史人物，然后老师补充介绍。在给学生介绍了一个历史人物的生平事迹后，先让学生评价该人物，然后老师评价。这种方式学生一直参与其中，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第三，教师要有激发学生学习动机的能力。不同的历史人物留给不同学生不同的感受。教师在介绍历史人物时，一定要激发学生了解历史人物的动机。例如在介绍近现代科学家时，要激发学生学习科学家的科学精神和中国科学发展史。在讲近现代法官、律师的时候，启发学生感受法律的公正和无私。在讲近现代教育家时，启发学生了解教育家教育救国的精神。在讲近现代管理人才和实业家的时候，激发学生了解近现代中国企业的磨难和历程，等等。第四，教师要具有善于评价学生学习水平的能力。学生听课的状态、回答问题的逻辑性和表达能力、作业的完成情况等老师应该及时点评，并且准确到位，让学生心服口服。当然，教师也应该具备处理课堂偶发事件的应变能力、运用现代教育技术的能力、口头表达能力等等。
(三)教师要具有教学的课后延伸能力
课后对学生布置作业是教学课后延伸的重要环节。适当的布置一些名人传记让学生阅读，布置历史名人撰写的著作和文章让学生阅读，布置学生通过查阅资料给一些历史名人写小传记。这些方法都能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既加深了学生对所学知识的巩固，也提高了学生的学习能力。另外在课后，教师要组织学生将平时上课的内容融入社会实践中，通过社会实践，通过对周边地区相关历史资源的考察，深入了解历史人物的背景以及该地区发生的历史事件。如桂林有太平天国纪念馆，有李宗仁府，有白崇禧官邸，有湘江纪念馆，有八路军办事处，有七星公园里的八百壮士墓等丰富的资源。因此，在课后，教师要充分利用这些资源组织学生实地参观考察，把所学理论延伸到社会实践中。要求学生实践后完成相应的作业。在多年的实践教学中，学生通过实践上交了许多优秀的作业，大多数学生都非常感谢在实践中的巨大收获。学生以不同的文体抒发他们实践的感受，有写诗的，有填词的，有叙事的，有写评论的，还有通过PPT等方式图文并茂的方式“走近”某一位历史人物的。因此，课后的社会实践，是理论教学的延伸，不但能拓宽知识，开阔眼界，还能加深学生对所学理论的印象，加深对所学历史人物的理解。由于课堂时间有限，教师要推荐学生阅读相关历史人物的书籍，以及相关影视材料，让学生能在闲暇之余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更能全面把握历史人物，掌握历史细节，明晰历史发展脉络。
参考文献：
[1]赵利剑.历史：一堂人文课[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2：149.
[2]梁启超.李鸿章传[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9：3，149.
[3]张红.陈独秀评价之变迁[J].北京党史，2010(01)：4-10.
近代史研究范文第6篇
刚开始上近代史时，不免有些疑惑。这段历史，初中学过，高中也学过，而且，我是理科生，现在，上大学了，为什么还要像“炒冷饭”一样再炒一遍呢?在上课时，我很不情愿地翻看了书本，却十分羞愧地发现，对于这段历史，脑子里一片空白，当初几个老师谆谆教诲并不对我的长久记忆起任何作用。重复学习次数的多少并不决定着学习的成果，不用心的学习终究是做无用功。或许，这也印证了毛爷爷曾经所讲的那句话，落后就要挨打，不求上进就会被淘汰。懂得了这个道理，我也便端正了自己的学习动机，开始试着去了解历史。
我很惊讶的发现，认真学习中国近代史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让我知晓历史，珍惜现在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中国的近代史革命是从1840年到1949年间。从1840年鸦片战争签订的第一条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开始，中国就走上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主义道路。从此，中国人民就饱受压迫，生活不再那么安逸太平了。到1919年的“五四运动”，中国人民大团结，从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走向了新民主主义阶段。这个改变不仅仅是名称上的改变，而且是千千万万个农民、工人、知识分子共同努力的成果。整个近代史是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是一部灾难深重的屈辱史，也是一部不屈不挠的抗争史，更是一部富民强国的探索史。
作为年轻的一代，应该“知古鉴今”，学习历史，给自己敲个警钟。同时，我们还应该“以史为镜”，端正自己的思想，学习前人的智慧哲理，为自己的人生之路做足准备，寻找一个合适的前进方向。
中国近代史，一个跌宕起伏的历史，一段心酸难忘的历史，不时激发出我深埋许久的爱国情怀。每次观看《辛亥革命》、《建党伟业》等有关视频的时候，心里总有一种说不清楚的复杂的感觉，好似深沉，好似激励，好似心酸，好似振奋，万般的感受，说不尽，道不明。
我们大学生，是祖国精心栽培的花朵，即将要走上社会，在不久的将来，是我们吐露芬芳绽放花朵的时刻，是我们回报祖国母亲最好的时刻，所以，从现在开始，我们就应该有一种责任意识，做一个有担当的青年。虽然，我不能像范仲淹那样“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但我热爱家乡，热爱祖国，我愿成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铭记中国曲折的历史，向祖国母亲奉献出我的点点滴滴。
时间飞快，这个学期的中国近代史的学习就要告一段落了，我觉得自己对历史的还了解太少。我想去图书馆，更深入了解历史，不仅是近代中国的历史还有中国古代、世界的历史。
而我最想去的地方是南京。曾经有很多人劝我别去那儿，那儿太沉闷了，太阴郁了。可是，我从小就很固执，想去的地方，想做的事，很难难改变。现在，我就是想去那儿，其他地方就是不想去，因为这是我最想去的地方。有时候，自己想想也挺奇怪的，我似乎对南京有一种很特别的感觉。记得，在高中毕业填报大学志愿的时候，我就很想去南京晓庄学院，可是，机会是个调皮的孩子，总是和我玩游戏，多次的擦肩而过，使得我至今还没有到过南京，但我相信，下个学期，我一定把握机会，去南京，品味一番，感受一程。
“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古人的思考挺有哲理的。这个学期我学习了中国近代史，也有了不菲的收获，让我懂得了昨天，珍惜今天，并以饱满的精神状态迎接明天。篇二：学习中国近代史的体会与心得
学习近平代史的体会
中国近代史是一部列强侵华的屈辱史，它警醒我们，落后就要挨打，青年学生应勿忘国耻，振兴中华。
中国近代史是一部人民抗争史，它告诉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自强不息，不畏强暴的民族，中国人民具有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
中国近代史是一部民族探索史，地主阶级、农民阶级和资产阶级由于自身的阶级局限性，都不能提出科学的革命纲领，不能改变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现代的很大部分中国人逐渐在冷漠历史，不得不说这是一种悲哀，想想几千年的文明史蕴藏了多少值得我们借鉴和参考的东西?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有责任了解国家的历史发展进程。不难发现，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对中国历史、文化抱以了极大的兴趣，如中国民族服饰、戏曲„这应该是中国人的骄傲。而如果某天，一个中国人对自己国家的历史还不及外国人，那这个悲哀就大了!
认真学习历史，才能正确探究社会发展规律，了解人类历史进程，才能让自己的国家屹立于世界! 虽然高中初中都学了近代史，但是每一次学习都有不同的感悟，理解也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更加深入 。
中国的近代史是屈辱的历史，是让人心痛的历史。鸦片战争到五四前夜的风云变幻的八十年，中国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和人民群众为救亡图存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英勇奋斗、艰苦探索的历史;五四运动到新中国成立的翻天覆地的三十年，这是全国各民族人民在中国的领导下，入行伟大的艰苦的斗争，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赢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这过程中多少人为了民族的独立而斗争，又有多少人为了民族的复兴而牺牲。
当我们与英国在1840年开始鸦片战争，中国近代史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 就此诞生，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乃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我们不忍回眸，但是这是不争的事实，我仿佛看到林则徐虎门上豪迈的英姿，又看到清政府软弱的俯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宣告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到来，中国历史开辟了一个新的纪元。
通过学习近平代史，收获了很多!
一，我们要铭记历史。懂得独立和幸福的来之不易。自觉地继承和发扬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爱国主义传统和革命传统，入一步争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
领导和接受马克思指导的自觉性。为共产主义奋斗。
三，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我们要联系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内外环境，了解中国人民走上以为领导力量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联系社会主义改造以后中国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巨大成就，懂得中国选择社会主义的正确性;
四，结合历史，提高运用科学的历史看和方法论分析和评价历史问题、辨别历史是非和社会发展方向的能力。让自己的价值观与世界同步并且正确。
通过学习近平代史，我对中国近代的耻辱和艰辛有了愈加深刻的印象，同时也为从耻辱和艰辛中体现出来的民族精神而感到自豪。我们要把这段历史铭记于心作为动力，为国家的富强努力奋斗。学习近平代史，让我有了更加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中国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我们作为一份子要把祖国的复兴作为使命，中国未来不会称霸，但有朝一日一定会成为世界发展的引擎! 10计本
(一)
王彬篇三：学习近平代史的收获与体会
学习近平代史的收获与体会
经过了近八周的学习，我们对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这段时间的历史进行了详细的学习，让我们更加深刻地了解了中国最耻辱的也是最艰难的这百年的的各大事件。既对清政府的懦弱无能感到痛恨，又对国民的无知感到悲愤，同时革命战争时的仁人志士们又让我们感到骄傲与自豪。
可以说这百年既是中华命运的转折时期，又是耻辱与光荣并存的时期。也正是那些不堪回首的耻辱令中国人重新站起来，更加坚强坚定地回到了历史的舞台上。
这一百年是我们为闭关锁国付出的代价，这一百年暴露了国民的许多普遍存在的问题，也正是这些劣根性使国民受到屈辱，也许当我们看到那些令人震惊的照片录像是会感到无比愤恨，会对侵略者的做法感到不齿，但是，从另一方面想，如果不是国民的劣根性，有怎会使我们的国家变得如此不堪一击，“东亚病夫”代表的不是所有的中国人，它代表的是我们由于长久的封建统治而形成的懦弱无知的个性，这些耻辱是对我们敲响的警钟，是我们重新站起来的动力。正是有了这样的遭遇，使东方雄狮重新站起来了。
当然，我们的国家还是有智者的，他们是一颗颗明星，在国家最黑暗的时刻如引路灯一样虽然摇晃但仍坚定地引导着国家重回到正轨。他们或通过个人努力意图使国家富强，或将新近的思想引入中国，警醒国民。无论他们的方法途径是怎样的，他们的目的是相同的——使国家富强，摆脱屈辱现状。他们是那个时代的先知，他们的所做所为令人敬佩。
我们的祖国如同一位探索者披荆斩棘，在一片荒原上开拓出了属于自己的道路。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由各族人民团结而成的集体，正如毛主席所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它从一个党员不足千人的小集体发展成统一全国的唯一政党，经历了怎样艰难的过程，可见共产主义思想深入人心，是民心所向，它使中华儿女空前地团结起来，这也正是共产党魅力所在;同时，也是它能统一中华的原因。
所以，现如今，作为大学生的我们，不仅要对国家的屈辱过去详细了解，更要了解如今的繁荣富强来之不易。而珍惜我们先辈劳动成果的唯一方法就是努力学习，学习专业知识以及近现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