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经济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第十五代千宗室;中日茶文化;传承、发展与交流
本文拟题“从《〈茶经〉与日本茶道的历史意义》看茶文化在东瀛的传承与发展”，这是出于对当代茶文化发展的关心与认真思考。（1）笔者希望通过阐释当代日本最大茶道流派里千家第十五代千宗室（以下简称千宗室）的著作《〈茶经〉与日本茶道的历史意义》，探讨其在中日茶文化的传承、发展与交流中做出的努力与贡献，及其具有的学习与借鉴价值。
一、中国茶文化的东渡与日本茶道三千家的诞生
茶文化源于中国，自神农氏尝百草遇茶，陆羽撰写《茶经》称圣，历代茶人将儒、释、道三家融入其中，既有对经典的传承，更有与时俱进的流变;有对茶文化的坚守，更有跨越国界的交流与互哺。绵延数千年的历史赋予了茶文化浓厚的东方色彩，就中国茶文化传播的最大收益者而言，毋须质疑，当属东瀛日本，遣隋使与遣唐使随佛教东传将茶文化一并带入了日本，经历上千年本土化的发展，逐渐形成了当今的日本化茶道体系。这种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的有机交融，被学者称为“复合形态的变异”。②日本茶道史中最具有影响力的茶人当属千利休（1522—1591），他用高超的茶艺以及“和敬清寂”“一期一会”等茶道思想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财富。作为一名茶人兼商人，千利休悲壮的切腹之死也令其名留史册。千利休的切腹原因至今未能完全解开，被称为了战国时代之谜，研究学者多认为是因为其“和”的思想有悖于丰臣秀吉的黩武之路而被勒令切腹，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当代日本三大茶道派别的里千家、表千家、武者小路千家正是千利休的后人。在千利休死后，丰臣秀吉再次召见其子，允许恢复千家。当由崇尚“茶禅一体”的千利休的次子将千家茶道传至千宗旦的时候，千家茶道被发展得更为出色。千宗旦一生拒绝仕途，在全心发展茶道艺术的同时培养其子精于茶道，其子修建的“今日庵”“不審庵”“官休庵”正是当今日本茶道三大流派里千家、表千家和武者小路千家的发源地。
二、千宗室及《〈茶经〉与日本茶道的历史意义》中关于中日茶文化的阐释
在日本茶道三千家中，里千家逐渐成为了最大的茶道流派，其第十五代千宗室（现改称千玄室）所倡导的“一碗茶中出和平”的茶文化理念具有世界范围的影响力。千宗室1923年出生于京都，在就读于同志社大学法学院期间曾作为海军参加过战争，战场的经历使其深切地感受到了和平的重要，此后一直致力于通过茶道文化的研究与传播推广宣传和平思想。千宗室的茶文化理念既是对先人千利休的茶道思想中的“和”的继承，也是自身茶道思想“道学实”的体现。千宗室著有《茶的精神》《茶中精神》《里千家茶道》等书，其中由南开大学出版社翻译出版的《〈茶经〉与日本茶道的历史意义》一书是千宗室在南开大学的博士毕业论文的中文译本。书中引用确切的史料论证了日本茶道的由来与演变，勾勒出了日本茶道精神的理想世界。
千宗室在《〈茶经〉与日本茶道的历史意义》中就陆羽《茶经》对日本茶道的作用进行肯定的同时，也分析出形成日本茶道本质，并使其成为日本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原因。在书中序言部分，千宗室对何为茶道进行了表述，认为茶之境界在于它的娱乐性，能实现于现实社会中的高层次精神性娱乐的正是茶道。对于茶究竟是否生于中国，千宗室的判断是因为《本草纲目》中有神农尝百草，其中百分之七十有毒，以茶解毒的记载，或者曾有野生茶树在中国。千宗室确定随着佛教的东移，茶树也随之传入中国。通过相关史料的查找，千宗室感到详细描述陆羽以前的茶的相关论述中含糊者居多，茶书中被奉为最高最古的经典著作的应该就是《茶经》。通过对陆羽生平和相关著书的分析，千宗室得出陆羽著作可能有后人补笔，而对于陆羽其人，通过参照对比相关传说和相传为陆羽亲笔撰写的《陆羽自传》中的共同点，归纳出陆羽是家系不明的孤儿，虽其貌不扬且有口吃，却善辩且善思，嫌弃杂事而一心向书，所交之友皆为文雅居士，逝去时间与地点皆不详。千宗室在赞扬陆羽高雅人格与独具天赋的茶的世界观之后，提及在陆羽的精神基调中，包含着要从一碗茶中去感受通向其自然之根源的意志。而陆羽敢于取经纬中的“经”字于自己的《茶经》，是一种具有强烈自信与极大抱负的做法。通过对茶文化传至日本的史料分析，千宗室认为茶文化之所以自平安时代起兴起于日本，是使节、留学生和僧侣们为移植中国文化所做出的贡献，而这些中国使节们所继承的正是由陆羽首次集大成的茶的高超哲学和思想。千宗室从中做出了即使日本自古便有茶树，而真正将其作为饮料发现其价值性以及发现茶是人类追求向往自由王国不可缺少的喜悦感的却不是日本人，而都是以陆羽为首的中国诗人与文人们，正是他们告诉了日本人茶文化思想的哲学性。千宗室在通过研究分析荣西东渡与《吃茶养生记》后得出当时的茶文化已渐渐渗入到日本的武士和贵族阶层，而室町时代村田珠光等学者的出现则正式宣布了日本茶道的形成。至于日本茶道的集大成者千利休，千宗室肯定了《南方录》象征着日本茶道“一期一会”思想的确立，评价正是基于传统的创造性才能经常地为其注入新鲜的感觉，成为明日之茶道的最为必要的真谛。千宗室在《〈茶经〉与日本茶道的历史意义》一书中通过引用确切的史料，在论证了茶文化思想诞生于中国的同时，也提出了日本茶文化是在对中国茶文化的学习和继承的基础上形成的，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具有深远意义的革新与创造。对于《〈茶经〉与日本茶道的历史意义》一书，专家们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评价其为一部系统研究日本茶道源流及其所体现的文化精神的学术专著，也是一部以茶为主题的中日文化交流史专著。确认了中国的茶文化是日本茶道的源头，被后世尊称为“茶圣”的陆羽的《茶经》是最早和最高的经典之作。指出日本茶道虽然源自中国，但绝非中国茶文化的简单移植或翻版，将茶文化概括为追求理想境界的幻想型、重视实物性能的养生型和升华为宗教审美意境的理想型。
三、结语
任何一种文化，当它得到了与时俱进的发展，就具有了鲜活的生命力。茶文化也不例外，这门诞生于华夏大地的综合艺术，在数千年的发展中具有了浓厚的东方色彩，即便在科技高速发展的21世纪，茶文化仍然广受人们的关注与喜爱。这种密切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茶文化中包含的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各种理念、信仰、思想情感和文化形态的巨大影响力。正如千宗室在里千家网站中所表述的：“茶道は芸術性、宗教性、哲学性、社交性といったすべてのものを包み込む、まれに見る総合的な文化であります。私は、この60有余年「一碗からピースフルネスを」という言葉を掲げて、この茶道のこころを国内外を問わず世界中の人々に伝えるために努めてまいりました。このインターネット·ホームページを通じて、茶道の伝える「和敬清寂」の理念が本当の意味での世界人類共通の願いである平和と幸せのために少しでも役立つことが出来ればと念じております。”（1）千宗室提到的茶道是一门包含艺术性、宗教性、哲学性、社交性的全部因素的稀有的综合文化。六十余年中千宗室为了向海内外传播茶道之心而不懈努力，用毕生心血去为实现“一碗茶中出和平”茶文化理念而努力不懈，为茶文化思想的传承与发展贡献着力量。其《〈茶经〉与日本茶道的历史意义》是我们了解中日茶文化交流史的宝贵参考资料之一。
日本经济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日本人名;文化特征;男尊女卑;儒家思想
作者简介：杨亚(1993-)，女，汉族，重庆万州人，吉林大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硕士，研究方向：日语。
一、日本人名的特征
日本是世界上名字类别最多的国家之一。名字的长度也各不同，最长的由5个汉字组成，最短为1个汉字。现在日本的名字共有15万，但1997年出版的《日本姓氏大辞典》中，却有29万1129种。其原因是该辞典中，即便是同一个汉字，读法不同的汉字，和读法相同但字体不同的汉字都分开计算。现实中，7000种姓氏就覆盖了96%日本人。其中“佐藤”是最多的，大约有190万人，第二位是“铃木”，约170万人。而且，各个地区分布也是有规律的。例如东京及其近郊的神奈川、千叶、埼玉等地，“铃木”这个名字最多。北海道和东北各县“佐藤”分布最多。此外，关西和九州一部分布最多的则是“田中”和“山本”。
二、人名中体现的文化特征
(一)严格的社会制度
关于日本姓氏的起源，语言领域的专家们认为与天皇、宗教、地方特征等因素都密切相关。在古代的氏族社会中，存在着体现地区和职业特色的“氏”，后来统一了日本的大和王朝采用了氏姓制度，成立了由“氏”构成的统治阶级。到了平安时代，贵族和武士为了区别于平民阶级，而自称家名或者名字，这一现象也逐渐被社会所普及。在日本古代最有名的四个姓氏就是：“平”、“藤原”、“源”、“橘”，其中除了“橘”之外都是天皇赏赐的。另一方面，日本天皇中不存在姓氏。因为天皇象征着神，被认为是不属于任何氏族的天上人。在封建时代，只允许豪族和武士、商人自称姓氏。
(二)男尊女卑的观念
在那个没有幕府法令，仅依赖于习俗法的时代。武士的世界就变成了男人的世界。近代之前，日本实行夫妇别姓制度。但孩子无论男孩女孩，都要随父亲的姓。妻子是通过婚姻进入夫家，与丈夫血统不同， 因而婚后要继续用本姓。1876年， 明治政府颁布了“继续沿袭传统的夫妇别姓制度”的指令， 主张继续坚持夫妇别姓的制度。但此时大多数人才刚刚拥有姓，国民大多数觉得如果婚后夫妻还使用不同的姓，没有家人的感觉，不利于家庭的和谐与团结。所以，1878年明治政府发布“民法草案”的188条规定：“妻子更改为丈夫的姓”。这是关于夫妇姓氏规定最初的法律条文。1898年，《明治民法》进一步确认了妻子改随丈夫姓氏的夫妇同姓制度。
(三)传统的儒家思想
日本的思想文化，包含了以下三个。一是日本固有的宗教“神道”。以及在日本很早就廣泛扎根的“佛教”。最后是《论语》带来的“儒学”。日本人曾在训读中国文字方面下功夫，发明了假名。明治时期引进了大量对应外语的词语。 于是形成了现在日本独特的日语。可以说日本人是以优秀的包容力和陶铸力来接受和演化外国的异质东西的。儒学也是以中国为源流经朝鲜传入的思想，以其优良的包容力和陶铸力来接受和吸收，可以说是根植于日本的历史风土而进化的。 因此，日本儒学和中国、韩国的儒学，比如在中韩的冠婚葬祭上经常出现的宗教性和礼学性格上有很大的不同。日本人的名字也受到儒学的一定影响。例如，“仁”字有两个人。肩并肩的两个人表现出对等平等、人类之间的交流。另外，它是种子中发芽的部分，是必不可少的最重要的东西。“仁”的意思是真心和体贴，再加上孝。人类爱人道主义的思想本身。毕竟，儒学的“仁”和基督教的“爱”、佛教的“悲”在本质上都是一样的。而日本历代天皇、皇太子的名字都有“仁”字。
三、结论
和日本相比，中国在某种程度上变得亲近了就不再用姓氏称呼对方，而是亲切的用名字互相称呼。其理由是，中国与日本相比姓氏种类较少，所以他人和自己姓氏相同的情况非常多，通过用名字互相称呼能表现得更熟悉。也可以认为这是中国文化和日本文化的不同之处。
参考文献：
[1]森岡 浩.『なんでもわかる日本人の名字』[M].日本：朝日新聞 出版，2012.
[2]森岡 浩.『日本の名字』[M].日本：エイ出版社，2015.
[3]刘元满.日本人名用汉字数量变迁[J].北京大学学报，2007.(4)：140-146
[5]徐玉明.浅谈日本人的姓名[J].日语知识，1999.(12)：46-47
[6]张小琴.日本人的姓[J].青岛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8.(4)：64-67
[7]张敏，王娟.小议“日本夫妇姓氏”问题[J].黑河学刊，2010.(3)：40-41
[8]邢运芳.中日姓氏与姓名的对比研究[J].科教文汇，2009.(2)：259-262
日本经济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日本人名;文化特征;男尊女卑;儒家思想
作者简介：杨亚(1993-)，女，汉族，重庆万州人，吉林大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硕士，研究方向：日语。
一、日本人名的特征
日本是世界上名字类别最多的国家之一。名字的长度也各不同，最长的由5个汉字组成，最短为1个汉字。现在日本的名字共有15万，但1997年出版的《日本姓氏大辞典》中，却有29万1129种。其原因是该辞典中，即便是同一个汉字，读法不同的汉字，和读法相同但字体不同的汉字都分开计算。现实中，7000种姓氏就覆盖了96%日本人。其中“佐藤”是最多的，大约有190万人，第二位是“铃木”，约170万人。而且，各个地区分布也是有规律的。例如东京及其近郊的神奈川、千叶、埼玉等地，“铃木”这个名字最多。北海道和东北各县“佐藤”分布最多。此外，关西和九州一部分布最多的则是“田中”和“山本”。
二、人名中体现的文化特征
(一)严格的社会制度
关于日本姓氏的起源，语言领域的专家们认为与天皇、宗教、地方特征等因素都密切相关。在古代的氏族社会中，存在着体现地区和职业特色的“氏”，后来统一了日本的大和王朝采用了氏姓制度，成立了由“氏”构成的统治阶级。到了平安时代，贵族和武士为了区别于平民阶级，而自称家名或者名字，这一现象也逐渐被社会所普及。在日本古代最有名的四个姓氏就是：“平”、“藤原”、“源”、“橘”，其中除了“橘”之外都是天皇赏赐的。另一方面，日本天皇中不存在姓氏。因为天皇象征着神，被认为是不属于任何氏族的天上人。在封建时代，只允许豪族和武士、商人自称姓氏。
(二)男尊女卑的观念
在那个没有幕府法令，仅依赖于习俗法的时代。武士的世界就变成了男人的世界。近代之前，日本实行夫妇别姓制度。但孩子无论男孩女孩，都要随父亲的姓。妻子是通过婚姻进入夫家，与丈夫血统不同， 因而婚后要继续用本姓。1876年， 明治政府颁布了“继续沿袭传统的夫妇别姓制度”的指令， 主张继续坚持夫妇别姓的制度。但此时大多数人才刚刚拥有姓，国民大多数觉得如果婚后夫妻还使用不同的姓，没有家人的感觉，不利于家庭的和谐与团结。所以，1878年明治政府发布“民法草案”的188条规定：“妻子更改为丈夫的姓”。这是关于夫妇姓氏规定最初的法律条文。1898年，《明治民法》进一步确认了妻子改随丈夫姓氏的夫妇同姓制度。
(三)传统的儒家思想
日本的思想文化，包含了以下三个。一是日本固有的宗教“神道”。以及在日本很早就廣泛扎根的“佛教”。最后是《论语》带来的“儒学”。日本人曾在训读中国文字方面下功夫，发明了假名。明治时期引进了大量对应外语的词语。 于是形成了现在日本独特的日语。可以说日本人是以优秀的包容力和陶铸力来接受和演化外国的异质东西的。儒学也是以中国为源流经朝鲜传入的思想，以其优良的包容力和陶铸力来接受和吸收，可以说是根植于日本的历史风土而进化的。 因此，日本儒学和中国、韩国的儒学，比如在中韩的冠婚葬祭上经常出现的宗教性和礼学性格上有很大的不同。日本人的名字也受到儒学的一定影响。例如，“仁”字有两个人。肩并肩的两个人表现出对等平等、人类之间的交流。另外，它是种子中发芽的部分，是必不可少的最重要的东西。“仁”的意思是真心和体贴，再加上孝。人类爱人道主义的思想本身。毕竟，儒学的“仁”和基督教的“爱”、佛教的“悲”在本质上都是一样的。而日本历代天皇、皇太子的名字都有“仁”字。
三、结论
和日本相比，中国在某种程度上变得亲近了就不再用姓氏称呼对方，而是亲切的用名字互相称呼。其理由是，中国与日本相比姓氏种类较少，所以他人和自己姓氏相同的情况非常多，通过用名字互相称呼能表现得更熟悉。也可以认为这是中国文化和日本文化的不同之处。
参考文献：
[1]森岡 浩.『なんでもわかる日本人の名字』[M].日本：朝日新聞 出版，2012.
[2]森岡 浩.『日本の名字』[M].日本：エイ出版社，2015.
[3]刘元满.日本人名用汉字数量变迁[J].北京大学学报，2007.(4)：140-146
[5]徐玉明.浅谈日本人的姓名[J].日语知识，1999.(12)：46-47
[6]张小琴.日本人的姓[J].青岛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8.(4)：64-67
[7]张敏，王娟.小议“日本夫妇姓氏”问题[J].黑河学刊，2010.(3)：40-41
[8]邢运芳.中日姓氏与姓名的对比研究[J].科教文汇，2009.(2)：259-262
日本经济论文范文第4篇
[摘要]根据发达国家产业集群的发展实践及相关嵌入性研究发现，集群的内生性嵌入是外生性嵌入的基础与竞争优势的源泉，外生性嵌入是保持与扩大竞争优势的方式与手段。我国在利用FDI过程中形成的大量外生性产业集群，正是由于缺乏内生性嵌入而难以形成本地企业的竞争优势，从而陷入“OEM锁定”而难以自拔。
[关键词]产业集群的外生性；内生性嵌入；外生性嵌入；内生性嵌入缺陷
一、我国产业集群的外生性
(一)FDI与我国产业集群的形成：相关文献回顾
产业集群的理论研究最初源自于发达国家的地区实践和当时相对封闭的经济系统，虽然许多发达国家的典型产业集群云集着众多来自其他国家的跨国公司，但研究者们更多地强调地方发展的内生性资源和能力，对FDI的关注较少。因此，在为数不多的研究FDI与产业集群形成的国外文献中，对产业集群形成的研究主要基于内生的观点，即在国内产业集群的基础上探讨内生产业集群对外生产业集群形成的引致作用。Head、Ries和Swenson在研究日本制造业在美国投资时，通过实证分析表明：对日本投资选址起主要作用的是美国既有的产业集聚效应，指出日本投资的区位显著受到美国产业簇群定位的影响，美国产业内和产业簇群的市场关联和技术外溢对投资区位的影响是最主要的，而且美国垂直产业关联对日本公司区位选择的吸引力很强。Guimaraer等人对集聚在葡萄牙的FDI定位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国内集聚经济是影响FDI投资的决定性定位因素。
相对于发达国家产业集群形成的内生性，发展中国家产业集群的形成更多来自于外力的作用，即FDI的作用，如波特指出：外商直接投资总是倾向于能够获得最大投资回报的地区，先投资的外国企业对后来的企业具有示范性，加上一些国家对外国投资有鼓励性政策，因此，在外商直接投资的带动下，发展中国家的一些地方先后出现了不同产业的集群。Head&Ries对中国1984－1999年引进FDI问题进行了分析，揭示了现有工业规模和利用外资水平对FDI区位选择的重要影响。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对集群研究进行跟踪，在国内众多研究产业集群的文献中有一部分与FDI相关。从内容上看，主要涉及如下两个方面：
1．指出FDI是导致产业集群形成的关键因素。魏后凯、徐康宁、梁琦等人从FDI区位选择的角度，指出某些地区特有的区位优势因素导致FDI流入并形成地区集聚。我国学者朱华晟指出在发展中国家产业集群的研究中，外商直接投资、跨国公司及全球联系一直受到关注。随着全球化程度加深，发展中国家的产业集群受外商直接投资和跨国公司的影响日益深刻，尤其是对后者的技术依赖性增强。茹玉骢指出是跨国公司垂直型的FDI导致了我国FDI产业集聚的形成。王剑以江苏省FDI的历史数据为样本，分析FDI集聚过程的空间演化模式，得出如下结论：传统行业由最初的集聚逐渐向扩散演化，而新兴行业则由最初的随机分布逐渐向集聚演化。刘义圣将产业集群分为三类：内生式传统产业集群、外生式产业集群和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并指出外生式产业集群是FDI与当地的区位优势结合形成的以外商投资为主的产业集群。李锋从实证的角度对江苏产业集聚现状进行了分析，指出目前江苏产业集聚很大程度上是FDI推动型集聚，跨国公司垂直专业化生产对集聚网络深化起到了重要作用。郑胜利通过台商在大陆投资特征的分析，指出台商目前已在大陆形成地域集聚，但与当地企业缺乏密切合作，根植性不足，对当地的产业升级与技术进步作用不明显。他在后来的研究中指出，我国外生性产业集群的形成是国内的区位优势与FDI链合的结果。黄德春指出，在开放型产业集群形成过程中，跨国公司将会影响技术型集群的知识辐射、生产型集群的集群结构，并成为市场型集群的枢纽。开放型集群的形成会给地方性企业提供进入国际市场的机会，促进中小企业的国际化行为，形成大量的地方性企业。
2．认为产业集群或集群因素形成了吸引FDI的特殊区位优势，促进了FDI的流入。毛新雅通过对长江三角洲16城市的实证研究得出结论：产业集聚状况已成为影响FDI在这一地区进行区位决策的最重要因素。贺灿飞用与信息成本和集聚经济有关的变量来解释我国207个地级以上城市间实际利用FDI和协议FDI的分布，验证了信息成本和集聚经济对FDI的重要作用。王焕祥以FDI双集中为背景，提出并论证了东道国吸引FDI的二重优势，即基础性优势和集聚性优势。随着各国吸引FDI的竞争日趋加剧，基础性优势吸引FDI的竞争力不断弱化，而集聚性优势吸引FDI的竞争力日益强化。祖强指出，随着经济全球化，跨国公司的FDI纷纷投向中国，跨国公司的FDI对我国的产业集聚和产业升级产生了重要影响。我国部分学者将上述两种观点进行折衷，指出我国FDI与产业集聚的关系，首先是因优惠政策、市场、资源等因素导致FDI流入，在路径依赖以及循环累积作用下形成产业集聚，而产业集聚又成为进一步吸引FDI流人的区位优势。如李锋指出FDI流入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地区产业结构，增强了区域的整体福利与可持续发展能力，形成了区域产业集聚。而产业集聚的经济因素降低了商务成本，从而增强了区位的引资能力。
综上所述，我国的产业集群具有明显的外生性，而我国外生性产业集群的形成是在改革开放、利用外资的进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壮大起来的。在引进外资过程中，由于我国的区位优势，如东南沿海地区优越的地理位置、优惠的投资政策、丰富的土地资源和充足廉价的劳动力等，吸引了大量FDI进入我国。由于历史与偶然因素使FDI驻留于某一地区，在循环累积作用下开始形成产业集群，并引致本地与外资企业加入，导致更大规模的产业集群。在产业集群效应的示范与带动下，更多的FDI进入，从而使集群效应成为吸引FDI的区位优势。因此，我国的外资利用与产业集群的形成已进入良性循环：区位优势——FDI进人——形成集群效应——区位优势增加——更多FDI进入——形成更大规模的集群效应。
(二)FDI与我国产业集群区域分布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1．我国加工制造业利用FDI数量最多，相应地外生性产业集群也更多地体现在第二产业中。随着近年加工制造业向沿海地区的集中，形成了三大经济核心区和若干制造业带。由表1数据可知，我国各地工业增加值与FDI的地区分布相一致，利用FDI多的地区，相应的工业增加值也高。
注：①工业增加值占全国各地区总额的比重；②FDI实际利用额占全国各地区总额的比重
东部：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
中部：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
西部：重庆、四川、贵州、西藏、甘肃、青海、宁夏、新疆、陕西、内蒙古、广西、云南
资料来源：根据各年度《中国统计年鉴》计算整理。
目前，我国制造业生产能力的70％集中在珠江三角洲(粤)、长江三角洲(苏浙沪)和环渤海地区(京津冀鲁辽)三大经济核心区，随着FDI在这些地域内的集聚，在沿海地区初步形成长三角制造业带、珠三
角制造业带、京津制造业带、山东半岛制造业带、闽东南制造业带和辽中南(沈大)制造业带。这些制造业带，由最初的简单聚合到一定地域范围内，形成产业集聚后，由于集聚体内企业之间不断发生联系，已经开始由集聚向集群转化，形成产业集群化趋势。
2．FDI区域分布与各地产业集群数量分布呈现一致性。根据表2数据，2004年我国东部lO省市(不包括海南省)利用FDI实际额共计46 714 984万美元，占全国FDI利用实际额的比重高达83.11％。2005年我国25个省(市、区)的产业集群数共计748个，而东部10省市的产业集群数为569个，占25省(市、区)集群总数的76.07％，产业集群数排名第一至第五的省份均在东部。通过FDI利用额与产业集群数量的比较，我们发现二者之间存在高度的一致性，即FDI利用多的地区，产业集群的数量也位于全国前列，这进一步说明我国产业集群的形成与FDI的区位分布存在高度的相关性，FDI对我国产业集群的形成产生了关键的影响。
二、产业集群的嵌入性
根据新制度经济学与交易费用理论的观点，产业集群是一种介于市场与企业之间的中间组织——网络组织，它兼有企业与市场的某些特征，是建立在网络中各种中间组织的地理接近、相互依赖、持续交互作用以及产业组织间柔性专业化分工基础上的，具有外部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效应的生产网络、知识网络与社会网络。
嵌入性的概念是新经济社会学在具体阐述其观点时用到的三个概念之一，即嵌入性、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最早形成于美籍匈牙利学者波兰尼的思想中。嵌入性一词的普遍应用归功于格兰诺维特的研究工作。西方产业集群网络的嵌入性研究伴随着产业集群的形成与发展实践，经历了由内生到外生，由本地化联系到全球性联系的过程。该研究认为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产业集群的稳定发展一方面要重视内生的本地化基础与优势，另一方面要加强与全球经济网络的联系。因而产业集群的嵌入性可分为本地化嵌入与全球性嵌入。前者指集群区域内部的企业之间、企业同政府、行业协会、中介服务机构等之间的网络联系；后者指集群中的企业、政府、行业协会以及其他中介服务机构同区域外部成员之间的网络联系。本地化嵌入即格兰诺维特提出的关系性嵌入(relational embeddedness)和结构性嵌入(structural embedded-ness)。单个行动者的经济行动是嵌入他与他人互动所形成的关系网络之中(关系性嵌入)，即集群成员间的互动联系；行为者所在的网络又是与其他社会网络相联系的，并构成了整个社会的网络结构(结构性嵌入)，即集群受其所处外部宏观环境的影响与制约。全球性嵌入主要是指集群对全球价值链(GlobalValue Chain，简称GVC)的嵌入。
产业集群的嵌入性研究之所以会经历由本地化嵌入到全球性嵌入，原因在于一些过于强调本地化嵌入的集群，由于嵌入性依赖，导致“锁定效应”，致使集群走向衰落或解体。在相对较早的西方经济地理学及相关社会科学的大量研究文献中，强调本地化嵌入的重要性，认为集群本地企业间网络、企业与其他机构之间的网络联系是集群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但这些研究都往往忽视过密、过强的集群本地化联系可能导致集群创新能力的退化和竞争力的下降。因为过度嵌入会导致集群的“锁定效应”，即集群网络互动模式对外部环境变化反应能力的弱化或丧失问题。集群对本地特定经济、社会、政治环境的完美适应将削弱本地经济的外部适应性。当外在环境发生变化时，系统便可能因资产高度专用性所带来的高转换成本，放弃进行内在调整的努力，转而沿着既有路径演变甚至衰落。
为弥补本地化的区域研究范式的不足，一些学者开始从集群与外部联系的角度探讨促进集群稳定发展的路径。格兰诺维特于1973年发表《弱关系的强力量》一文，将行为者的网络关系分为强关系与弱关系。强关系是指互动频率高、相互间感情投入多、亲密程度高和互惠互利多的互动交往关系；弱关系是指偶尔联系的互动频率低的关系。由于契约的不完全性及交易环境的不确定性，强关系是集群交易治理的重要机制，它可以增进集群内各成员之间的信任，减少机会主义行为，提高集群内信息的共享与创新效率。但集群的弱关系可以使集群规模增大，信息量增多，信息的重复性降低。强关系网络适合显性知识的传递，而弱关系网络适合隐性知识的传递。随着全球化中不确定性的提高，隐性知识对集群的发展变得更为重要。因此，弱关系可能给行动者带来有价值的信息资源，使具有弱关系的集群由于具有更多与外界的联系而使集群更稳定，并获得更多有价值的信息与发展的机会。
Burt于1992年提出结构洞理论，从网络整体结构性特征来探讨网络关系的多余程度以及网络关系的位置对于行动者资源的影响。所谓“结构洞”是指两个接触间的非多余的关系。行动者所拥有网络的结构洞越多，则行动者所可能获得的资源、机会就越多，能带来的收益便越高。跨越结构洞的网络成员至少可获得两方面的优势：获取更多的有效信息(信息利益)，占据影响交易结果的主导位置(控制利益)。Ow—en－Smith and Powell提出“全球性管道”一词，对集群与外部知识体的互动渠道进行描述。认为如果本地化网络可以为集群企业互动提供大量自发及不可预期的环境，并形成某种解释性社区，从而促进集群的创新，那么全球性管道则能为本地集群的创新提供大量新的信息，并能为本地企业提供大量可行技术。
Raphael Kaplinsky&Mike Morris等人对全球价值链进行了深入分析。全球价值链是指在全球范围内考察产品定义、设计、生产、销售直至消费这一价值不断增值的过程。全球价值链包括生产商驱动(pro—ducer—driven)的价值链和采购商驱动(buyer—driven)的价值链。在生产商驱动的价值链中，大制造商(通常是跨国公司)在生产网络(包括其上下游联系)的协调中发挥主要作用。比较典型的有汽车、飞机、计算机、半导体和重型机械等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在采购商驱动的价值链中，大零售商、经销商和品牌制造商在全球建立的分散化生产网络中发挥着核心作用。这种贸易导向型的工业化模式在鞋类、服装、玩具、手工艺品、消费类电子产品等劳动密集型行业中很普遍。
新经济时代的全球价值链各环节的价值量，相对于工业时代的全球价值链各环节的价值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工业时代，价值链各环节中的制造环节的价值量最高，而研发、设计与营销等环节的价值量较低，所以企业以内部一体化取代市场一体化，以企业组织形式代替市场形式以规避市场不完全所带来的市场风险。在新经济时代，价值链各环节的价值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价值链各环节中，研发、设计与营销等环节的价值量迅速提高，而制造环节的价值量最低，形成“u型”价值链曲线(见图1)。
由于价值链各环节价值量的变化，使众多跨国公司发现将非核心的制造业务外包出去可增强其竞争优势。于是跨国公司借助世界各国及众多企业之间存在的专业化分工与协作关系，将生产过程分解为散
布于世界各地的诸多步骤而将全球价值链分割。通过全球价值链的分割，跨国公司将自己不再具有优势的、使用标准化技术的制造业转移到劳动力成本廉价的发展中国家，而集中自己的资源优势于研发、设计和营销环节，从而获取最大的价值量。正是由于跨国公司分割价值链以及将制造业外包的行为，使发展中国家的产业集群获得了嵌入全球价值链的机会。
综上所述，西方产业集群的形成与发展是从内生到外生的过程，其集群的嵌入性研究相应地经历了由本地化联系到全球性联系的过程。本地化嵌入与全球性嵌入在促进集群稳定发展中紧密联系，相辅相成，本地化嵌入是集群稳定发展的基础与优势的来源，全球性嵌入是保持集群发展基础、扩大集群优势的方式与手段。相对于发达国家，很多发展中国家的产业集群是在利用外资的过程中形成与发展的，具有先天的外生性，即首先通过嵌入全球价值链的某个环节形成集群，然后通过培育集群的内部优势，促使集群中的企业从工艺流程升级、产品升级、产业功能升级，最后到链条升级。通过外生性嵌入，培养内生性嵌入的基础与优势，最后利用内外嵌入性的共同作用实现产业升级的目的。
三、我国产业集群的外生性嵌入与“OEM锁定”
我国外生性产业集群是在利用外资过程中FDI的技术、管理与品牌等优势与我国丰富、廉价的土地、劳动力、自然资源以及优惠政策相结合的产物，因此，其形成之初就外生地嵌入到全球价值链中。但这种嵌入对于我国来说属于被动性嵌入，是FDI为保持和扩大自身的竞争优势，在全球范围内选择最适合投资区位，进行产业链分割与产业外包的结果。根据现有研究文献以及我们的实地调研，本文将我国外生性产业集群分为两类：技术密集型集群与劳动密集型集群，目前这两类集群都以OEM方式承接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并嵌入到全球价值链的低端——生产制造环节。在集群内由于内资企业对外资企业的严重依赖，使内资企业的发展日益呈现出“OEM”锁定趋势。
我国外生技术密集型集群嵌入生产商驱动的全球价值链。在这一类全球价值链中，居于主导地位的通常是垄断全球生产环节的大型制造商，其通过控制研发、设计与销售等价值链高端环节，掌握着产业发展的R&D能力、核心技术、关键零部件与全球营销网络，以强大的生产规模、技术优势与工业资本，构筑起以全球投资为基础的纵向网络，形成对新进人者强大的产业链高端生产环节的进人壁垒。在这类集群中的国内中小企业由于不具有或欠缺研发能力，不掌握核心技术与全球营销网络，只能围绕集群内的跨国公司，以OEM方式从事劳动密集型的生产制造，被动地嵌入到全球价值链中，价值创造有限并处于受控地位。在生产商驱动的全球价值链上分布这样几类生产方式：接单产品组装(Original Equipment Assemb-ling，OEA)、接单加工生产(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ing，OEM)、设计生产加工(Own design Manufac-turing，ODM)、自有品牌生产加工(Own Brand Manufacturing，OBM)、电子制造服务(Electronics Manufac-turing Service，EMS)。从OEA—OEM—ODM—OBM—EMS，随着生产方式的转换，其在全球价值链中价值量的创造也由低到高。EMS、OBM、ODM等生产商一般位于全球价值链的研发、设计与销售等价值量的高端环节。OEA、OEM等生产商一般位于全球价值链的生产制造环节，处于价值量创造的最低环节。以当今世界计算机生产为例，其全球价值链可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在美国(EMS)，核心技术集中，利润率高达25％以上；第二层在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ODM、OBM)，利润率达15％；第三层在东南亚和中国(OEM)，以制造业为主，生产规模高达几十亿美元，但利润率却不到5％。在我国信息设备制造集群中，美国、日本和欧洲的公司凭借垄断计算机硬件生产的核心技术、CPU、存储器及其关键材料单晶硅的制造，独占该行业利润的绝大部分。而国内中小企业，由于使用标准化技术，产品的专用性低，与EMS、OBM、ODM厂商之间的关系松散，被其他厂商替代的可能性大，讨价还价能力差，价值捕捉与创造能力差。
我国外生劳动密集型集群嵌入供应商驱动的全球价值链。在这类全球价值链中，居于主导地位的通常是在全球销售环节中处于垄断地位的大型零售商和经销商，其通过控制设计和销售环节，掌握着产业发展中的设计优势、品牌优势与全球营销网络，利用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企业提供产品，构筑零售商、经销商与设计者之间的以贸易为基础的水平网络，从而形成对新进入者强大的市场进入壁垒。相对于生产商驱动的全球价值链较高的生产环节进入壁垒，供应商驱动的全球价值链由于其技术难度不高，生产环节进入相对容易，但市场进人壁垒较高。在我国劳动密集型集群中的中小企业，由于在产业的上游不具有设计优势，在产业下游不具有品牌与全球销售优势，只能利用廉价的劳动力、土地及各种自然资源，被动地以OEM方式为全球大型供应商提供产品，嵌入其全球价值链的生产制造环节，获取微薄的工缴费。 。
外生技术密集型集群与劳动密集型集群的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共性是：二者目前都嵌入到全球价值链的低端——生产制造环节，价值量创造有限。由于无法进入到研发、设计与销售环节，缺乏生产的自主性，被动地依赖于跨国公司的产业转移与产业分工，这种“两头在外”的全球价值链嵌入，使国内企业日益呈现出OEM锁定趋势。但二者的外生性嵌入也有差异，主要表现为劳动密集型集群的嵌入性发展好于技术密集型集群。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技术壁垒高，技术决定市场进入，加之国内缺乏产业发展的传统基础，因此，国内企业要想由生产环节进入到设计、研发与销售等高端环节面临的困难较多，摆脱OEM锁定还需要时日。相对于技术密集型产业的高技术壁垒，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技术壁垒较低，且国内具有一定的产业发展传统与基础，因此生产进入相对容易。国内企业通过多年为外资企业进行OEM生产，已开始普遍采用国际先进的机器设备，生产工艺与产品质量大幅度提高，与发达国家同类产品的差别日益缩小。因此，外生性的劳动密集型集群已开始向全球价值链的上下两端扩展，一方面向上游的设计环节延伸，另一方面向下游的自有品牌的市场开拓环节延伸，从而能够分享来自价值链各环节的价值量，集群所获利润相应提高。从内外资企业在集群内的融合发展来看，外资企业的进入不仅导致了集群的产生，也促进了本地民营企业以及相关配套产业的发展与完善，使外资企业与当地的联系加深，增加了其对当地的本土化嵌入，这又进一步促进了本地企业的发展，使本地企业与外资企业之间由原来的垂直分工向水平分工转化，与外资企业之间的关系由原来的单纯合作关系向竞争与合作关系转变。国内企业在依托OEM赚取稳定收益的同时，开始积极自创品牌，开拓国内市场，并已取得一定成效，国内近年来在纺织服装、鞋帽、家具等众多产业中已经涌现出大批知名国内品牌。但在追求品牌竞争优势、开拓国内市场的同时，一些矛盾开始暴露，
即内资企业间的竞争多于合作，彼此间的无序竞争已造成大量资源浪费，使竞争优势难以形成，集群发展后劲不足，不仅没能获得集群所应具有的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效应，而且也较难摆脱OEM锁定，实现产业升级，从长期发展来看还将威胁到集群的存续。
综上所述，导致“OEM锁定”的根本原因是我国外生性产业集群存在的内生性缺陷。我国的外生性集群的形成是在外资作用下被动形成的，虽然形成的时间短，发展速度快，但不具有或缺乏发达国家或地区产业集群在长期自主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内生性嵌入优势，而内生性嵌入优势才是产业集群稳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与竞争优势之源。跨国公司的对外投资“催生”了我国的外生性产业集群，但在一些外生性集群中，由于跨国公司大力借助于其内生性嵌入网络提高竞争优势，将与其配套的上下游厂商、服务商整体移植到我国，形成孤立于本土企业的具有较强的追逐廉价劳动力的“复制群居链”，如东莞的台商IT集群。我国外生性产业集群发展的比较优势主要是国内廉价的劳动力，但随着我国计划生育人口政策的推行与国内经济的快速发展导致的要素价格的上升，廉价劳动力将不具有长期可持续性，因而基于廉价劳动力形成的外生性产业集群也同样不具有长期可持续性，如果我们不能在廉价要素存续期间培育出内生性嵌入优势，争取集群发展的自主权，我国将永远处于落后、被动的地位，并存在被边缘化的危险。
四、我国产业集群的内生性缺陷
产业集群的构成主体要包括各类企业、中介组织、政府、大学及研究机构等(见图2)。各类主体在集群的内生性嵌入中具有不同的功能，发挥不同的作用。首先是集群中的各类企业，它们是集群的核心主体，企业在经济利益和企业家精神的驱动下，会平等互惠地进行技术、制度、文化等各个方面的交流与合作，以最大限度地降低自己在价值链上的投资成本。其次是与企业具有各种联系的中介组织、政府、大学及研究机构等主体。政府是产业集群中的建设主体，在产业集群的网络活动中，政府通过法律、经济和组织管理手段，在制度、环境和政策层面，引导产业集群的活动方向，并刺激大学与研究机构同企业之间协同创新，保护创新成果和协调创新主体间的矛盾。产业集群中的一些中介组织如商会、行业协会、教育培训机构、咨询机构、风险投资机构等，在产业集群中起到积极作用，它们是产业集群网络中的主要节点，通过其自身的专业化服务促进集群内各主体间的合作博弈。这些主体间的群内相互作用形成集群的关系性嵌入，与集群网络所处区域或国家宏观环境体系之间的互动形成结构性嵌入。我国外生性产业集群的内生性嵌入缺陷主要表现为关系性嵌入与结构性嵌入不足。
关系性嵌入不足主要表现为：一是集群网络主体不健全，许多集群内的各种中介组织缺失，如商会、行业协会不健全或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缺少教育培训机构，咨询机构不发育以及缺少对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至关重要的风险投资机构等；二是核心主体——企业与其他各类主体间的联系不密切。目前许多外生性集群中的企业积极嵌入全球价值链，纷纷与跨国公司结网，努力成为全球化网络中的一员，形成集群内以跨国公司为中心的、基于生产流程的上下游垂直分工体系。集群内的信息由跨国公司控制，呈单向流动。集群内地方企业之间(企业与竞争者、与协同者、与同一价值链上的供应商、销售商)、地方企业与本地其他行为主体(大学、科研机构、市场中介组织、政府、公众)之间的联系不密切，网络水平联系没有形成，网络的本地嵌入性不强，导致集群内集体学习能力有限、创新严重不足。而只与跨国公司结网，不与本土企业联系，会造成对国外企业的严重依赖，成为跨国公司控制的全球网络中的一个丧失自主性的结点，最终将被激烈的竞争所淘汰。
结构性嵌入不足主要表现为政府作为不当及市场的不健全，具体表现为：(1)行政审批效率差，不适应某些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快速发展的需求。根据国家规定，3 000万美元以上的大型项目要报国家审批，导致项目建设周期延长，不能适应市场的快速变化。(2)海关的通关时间长，通关渠道不健全(如缺少全天候通关渠道)，境内外人员出入境手续繁琐，通关环节多，通关效率低，导致外生性产业集群中高科技人员流动不便，企业的产品运输不畅，影响集群的持续发展。(3)金融市场发育不健全，国内企业的融资渠道不畅，缩小了企业资金的来源，降低了企业的筹资能力。(4)优惠政策存在瑕疵，没有顾及价值链上的配套与协作企业，不利于集群内公平竞争环境的形成与发展。(5)相关配套法律法规不健全，不利于对集群内各类企业的规范与管理，也不利于集群的创新与知识在集群内的传播，更不利于集群内公平竞争氛围的形成。(6)缺乏技术创新环境与人才培养机制。目前我国外生性产业集群中的本地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上游的研发、设计环节以及下游的销售环节缺少竞争优势，这一方面是由于国内固有的发展现状决定的，但另一方面与国内缺少创新环境与人才培养机制密不可分。
五、结论
1．随着我国FDI利用规模的扩大，在我国东部地区的制造业中日益形成大量的产业集群，而这些产业集群具有明显的外生性，即是在FDI的引致与孵化下产生与发展起来的，主要可分为劳动密集型与技术密集型两类。
2．我国的外生性产业集群一开始就外生地嵌入到全球价值链中，外生嵌入一方面使我国产业集群的形成时间缩短，发展速度提高，另一方面也使我国现有的外生性产业集群陷入“OEM锁定”状态，很难沿着产业链进行产业升级。
3．根据对发达国家产业集群的形成与嵌入性的研究发现，产业集群的内生性嵌入是集群稳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与竞争优势的源泉，外生性嵌入是保持与扩大竞争优势的手段。没有充分的内生性嵌入作基础，想通过单纯的外生性嵌入实现产业升级，提高产业竞争优势是非常困难的。
4．我国外生性产业集群之所以发生“OEM锁定”，原因就在于集群存在内生性嵌入缺陷，集群内众多的本地企业间竞争多于合作，使群内的规模经济效应与范围经济效应难以形成，致使本地企业相对于外资企业的竞争优势难以提高，只能单纯依赖本地的廉价要素，特别是劳动力要素与跨国公司的竞争优势相链合，简单地嵌入到全球价值链的低端环节。
5．我国的各级政府、众多的本地企业应充分认识到内生性嵌入与外生性嵌入的关系，在集群外生性嵌入的前提下，在国内廉价要素存续期间，充分认识到内生性嵌入的重要意义，转变政策思路与经营模式，促进与加强本地企业之间以及本地企业与集群内其他主体间的联系，构筑集群的内生性嵌入的网络关系，从而内在地为本地企业提升竞争优势提供基础与支持。
日本经济论文范文第5篇
[摘要]胡风在抗战时期的诗歌创作中塑造了丰富的形象，这些形象的生成与胡风的文艺思想密切相关。同时，胡风战时文艺观也深受日本现代文学理论的熏陶和影响，在藏原惟人“无产阶级现实主义论”的指导下，他提出了文艺与生活的关系，此外，还批判地吸收了厨川百村重视内部心灵与青野季吉偏爱外部环境的理论，从而形成了辩证的现实主义文艺观，闪烁着新无产阶级文学的光辉。
[关键词]胡风；抗战诗歌；文艺观；日本现代文学理论
一、文艺与生活的三重关系
胡风在论及文艺与生活的密切关系时，提出了“文艺是从实际生活产生出来的”、“文艺是生活底反映”、“文艺站在比生活更高的地方”三个观点。胡风认为，文艺的来源是社会生活，因此它应该真实地反映实际生活的点滴，文艺是对客观现实的再现。在胡风抗战时期的诗歌中，我们不难发现他笔下的众多日本形象正是真实地存在于当时社会中的实体群：“踏着血迹冲过哭声，他们把日章旗插遍了满洲。”日本为了侵占中国的东三省，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众多无辜的中国百姓成为了战争的牺牲品，残暴的日军却漠视模糊的血渍与悲恸的哭喊声，将日本国旗插遍了中国东北每一处被攻陷的城楼。借以彰显他们骄狂的气焰。与侵华战场上凶暴亢奋的日军相对照的，是日本国内冷酷无情的政府：“展开了被检阅官删了又删的／现在还坐在监视的警官／在一面听一面对着稿本的故事。”为了严格控制民众的思想，日本政府敦促着检察官将无产者聚会的稿本不断修改，还在无产者聚会的现场监视着他们的一举一动，杜绝反动言论的传播，日本政府的高压统治与日本军队的屠杀如出一辙。实为一丘之貉。然而，他们的形象只不过是历史事件与社会现状的一个缩影，胡风运用敏锐的嗅觉捕捉并将之展现在诗歌中，这便是意识直觉的自觉反映。正如近代美学家克罗齐所说：“直觉给我们的是这世界，是现象。”胡风凭借艺术的本能，从这些直观感性的日本形象人手，以它们作为真实社会生活中的一个个基点，将它们串联起来。组成了历史长河中的一个个横截面。这些剖面既反映了日本入侵中国的现实状况，也能折射出日本国内的真实国情，我们也能够从这些形象中真切地感受到其中蕴含的意义与韵味。
另一方面，胡风认为：“所谓现实，所谓生活，决不是止于艺术家身外的东西。只要看到，择出，采来就是。而是非得渗进艺术家底内部，被艺术家底生活欲望所肯定，所拥护，所蒸沸，所提升不可。”在胡风看来。文艺不等同于生活。它在记录和展现生活的同时还应该高于生活。因此，文艺创作更不能机械刻板地模仿生活。那样不仅不能给人们以审美的快感，还会让人感到枯燥乏味。如果仅仅将文艺停留在社会现象的再现上。譬如将诗歌作为记录中日战争的笔，那么，文艺就成为了一朵缺失美感的残花，无法带给人们审美的愉悦感。法国古典主义理论家布瓦洛曾说：“一支精细的画笔引人人胜的巧技能将最惨的对象变成有趣的东西。”绝对真实的摹拟生活只会引起憎恶。因此，胡风选取了一些独具特色的形象，正如诗歌《安魂曲》中所写：“完全没有把敌人放在眼里／你写了一个中篇《地区的人们》／想用血肉的形象／去代替那钢铁的逻辑语言：为了说出／什么是生活的真实／为了说出／什么是人民的爱憎／为了告诉迷惑着的广大读者／日本在走向着浩劫／为了告诉溃败着的左翼战线／地下在猛烈地斗争／为了指出，什么是使斗争败北的偏向／为了坚持／什么是使斗争取胜的途径……”胡风成功塑造了小林多喜二这个日本无产阶级斗士的形象，将他生前英勇无畏地与日本法西斯政府抗争的事实经过自己的艺术加工，用充满魔力的笔将它们展现出来，从而暗示了小林多喜二的死是伟大的。当时的大多数中国诗人将和日本有关的一切事物都描绘成丑陋卑微的形象，并形成了抵制日本人的固定思维模式。小林多喜二的形象背离了当时主流的文化意识，体现出一种相异性，从而颠覆了人们头脑中的日本人形象。胡风没有盲目武断地去复制社会集体想象物，他在现实与历史的张力之间运用理智清晰的思维去提炼这位特殊的日本人形象的诸多成因，从而在对群体传统观念进行审视与反思以后，用自己的经历和判断创造性地刻画出日本反战者的形象，展现出一类崭新的日本人。
日本无产阶级理论家藏原惟人提倡无产阶级现实主义论创作方法。他认为，无产阶级的现实主义“绝不是对现实——生活无差别对待的冷淡的态度，也不是超阶级的态度”。日本左翼文艺理论对胡风文艺思想的影响是巨大的，既强调对生活保持高涨的热情，细微地去觉察生活点滴，同时又要牢牢地把握无产阶级的话语权，必须以无产阶级的价值观为指南去进行文艺创作，胡风正是遵循了这样一套理论，将对日本形象的描写建立在现实生活的基础之上，如他的旧体诗《随感》中所写：“大空飞敌鸟，宽路走穷黎。”胡风于一九三七年回到武汉，亲眼目睹了穷苦百姓在地面行走，日本空军却在空中巡逻的场景。胡风以一个无产者的眼光去审视日本对中国的奴役以及当时国内的紧张局势，通过这样一个场面的刻画诠释了中日间的敌对关系。此外，关于无产阶级现实主义创作的方法论，藏原惟人提出了两点具体要求：“第一。必须用‘前卫的眼’来观察这个世界；第二。以严正的描写主义态度来描写这个世界，这就是无产阶级现实主义的态度。”这就要求作家站在超越生活的艺术高度上，用冷静严密的大脑去思考问题，用实事求是的精神去描述无产阶级的社会生活。胡风的诗歌创作便是对这一方法论的实践。在抗战的大背景下，大众诗人都在呼吁投身战争，揭露日本的残暴，却无暇顾及到日本国内的反战者形象，胡风却细心地关注了这一事实，他对小林多喜二这位日本反战斗士作出了中肯的评价：“一个革命文学的天才／被谋害了!一个日本人民的儿子／被烧死了!一个无产阶级的战士／被屠杀了!”对这样一位光辉的战士的死深感惋惜。胡风用艺术的眼光去俯瞰现实，却又不脱离现实，其抗战诗歌中的日本形象经过艺术的洗涤显得光彩照人。但这些形象也是真实存在于社会现象与历史事件之中的，胡风合理拿捏了现实与艺术的关系和比例。游走于实体与创造的两重世界中，将日本形象严谨而又生动地展现在人们的眼前。
二、主观与客观的有机结合
如何更好地将文艺创作与现实生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呢?胡风认为，在“文艺是从实际生活产生出来的”、“文艺是生活底反映”、“文艺站在比生活更高的地方”三者之间存在着一条纽带将它们联系起来，从而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这条纽带就是他提倡的主观与客观相统一的创作原则。主观公式主义和客观主义都是胡风坚决反对的，因为“如果说，客观主义是作家对于现实的屈服。抛弃了他的主观作用，是人物的形象成了凡俗的虚伪的东西，那么，相反地，如果主观作用跳出了客观现实的生命，也一定会使
人物形象成了空洞的虚伪的东西”。只偏重于客观会使人物形象显得平庸俗套，过于强调主观也会让人物形象如同空中楼阁一般飘忽不定。胡风在抗战时期诗歌中塑造的日本人物形象中融人了诗人深邃的思想和真挚的情感：“在糊涂地死掉了的尸灰前面，他们用大臣‘大将’……的尊严来致什么‘最后敬礼’，这是对于死者的第二次强奸，这是对于生者的无言的诱惑和威吓。”诗人在谴责日军令人发指的残暴与绝情的同时，也对日本士兵的不幸遭遇感到万般的无奈并给予了深切的同情：“他们是在劳动、穷苦、受骗里挣扎的天皇的草民。”诗人一方面对身处苦海的日本平民表示无比的怜悯，另一方面又对冷酷无情的日本政府感到极度的愤怒。这些饱含着情感的人物形象显得典型而具有特色，同时又是那么的真实可信，我们也似乎被带回到了那个战争的年代，呈现在眼前的是凶残的日军、悲惨的日本士兵、冷漠的日本政府、凄苦的日本平民这一幅幅清晰的人物画像。
胡风还认为，客观是主观的基础，主观是客观的反映：“我认为，诗是作者在客观生活中接触到了客观的形象，得到了心的跳动，于是，通过这客观的形象来表现作者自己的情绪体验。”胡风在抗战时期诗歌中对日本——岛国形象的成功塑造，正是借助客观的日本诸意象来表现自我内心感悟。初到日本的胡风由于语言不通，对周围的环境不熟，他眼中的日本是一个很陌生的世界：“武藏野的天空依然是高而且蓝的吧，我们底那些日子活在我底心里，那些日子里的故事活在我底心里。”只身一人去日本闯荡的胡风在异国他乡感到孤独寂寞，在武藏野湛蓝的天空下，诗人想起了曾经在一起“嚼着麦饭的”、“颧骨抽动的”、“灰白的脸孔”的兄弟，无比怀恋和他们在一起度过的时光，想到不可捉摸的未来，心中泛起了一丝惆怅。“九一八”事变爆发以后，胡风将对日军的愤怒之情与日本联系在了一起：“他们梦想着扩大这个吸尽了膏血的三岛王国。”日军的侵略与扩张与他们的生存空间密不可分。日本人居住在四面环海的岛国上，缺乏一种稳定和安全的感觉，思想里充斥着危机与扩张的意识，这滋生了他们侵占吞并中国广袤土地的野心。胡风将对日军的憎恨情感转变为了对日本的厌恶，这种厌恶感在之后又转化成对日本的抵触和排斥，正如诗歌《海路历程》中所描述的那样：“东京／那东方罗马帝国的都城／有钢骨水泥高厦的银行街／有陈列着劣质的但却五光十色的商品的闹市。”日本首都东京拥有高楼林立的金融中心和琳琅满目的商品市场，其繁华宏大的场面将胡风——“来自田间”的农民的儿子——完全震慑住了。然而，他却幻想出外表光鲜的质量低劣的商品，这成为其无法真正融入日本社会生活的象征。胡风以留学日本的历程向人们层层展现出日本这个国家的形象，我们在读到胡风诗歌时，也会有着大致相同的情感，与之产生共鸣。
这种主观和客观的理论受到了日本文学理论家厨川白村提出主宰人生活的两种力观点的影响。第一种力是源自人的内在生命冲动力：“即个性表现的内底欲求，在我们的灵和肉的两方面，就显现为各种各样的生活现象。”厨川白村强调应该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去追求生命，达到乌托邦式的自由与理想的境界。这种来自个人的精神灵魂和思想意识与胡风文艺理论中的主观因素相通：第二种力是来自外界的环境束缚力，即现实的社会环境对人寻求生命的欲望的限制和约束，这种来自外在的作用力与胡风文艺理论中的客观因素相关。厨川白村在这两种力中，更加侧重于主体对生命的欲求，他认为：“文艺是纯然的生命的表现。是能够全然离了外界的压抑和强制，站在绝对自由的心境上，表现出个性来的唯一的世界。”厨川白村显然忽视了客观环境的刺激作用，过分夸大了主观思想的力量，将文学艺术等同于不受丝毫束缚的心灵世界，落入了一种唯心的境地。胡风则强调要将两者统一起来。他认为：“这种主观精神和客观真理的结合或融合，就产生了新文艺底战斗的生命，我们把那叫做现实主义。”胡风笔下的日本形象里既蕴含着历史事件与社会现状，也寄予诗人建立在这些现实基础上的情感，它们正是这种主客观相交融的产物。胡风的这种唯物辩证的文艺观更加全面地去探寻文学艺术的真谛，是对厨川白村理论的超越。
三、精神与意志的强力支撑
然而，胡风也重视主观精神和意志的作用，这种作用在他抗战时期的诗歌中表现为对民众的号召与鼓动。胡风在抗战时期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这个口号的提出与日本侵华战争所带来的变化有着直接的关系。随着中国东北和华北的沦陷，中华民族的地位岌岌可危，随时会遭遇亡国灭种的危机。与此同时，“人民大众的生活起了一个大的纷扰，产生了新的苦闷新的焦虑，新的愤怒新抗战，凡这一切形成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历经了“九一八”事变的阵痛后。关内的人们并没有警觉起来，甚至有人妄想坐拥半壁江山与日本和平相处。但是日军的贪欲是无穷的，他们早已将中国的领土视为囊中之物，随着“卢沟桥事变”的爆发，人们才意识到中国处于风雨飘摇中，不得不对日军的侵略作出回应了，于是，抗战由局部转变为全面。从被动进入主动。借助这样一个崭新的历史契机，胡风在诗歌中发出来炽热而嘹亮的口号：“为了抖掉苦痛和侮辱底重载／为了胜利／为了自由而幸福的明天。”在日军残暴的形象背后是中国人民苦闷、焦虑和愤怒的情感。胡风动员广大民众将这些悲观的情绪转化成为对日军积极主动的斗争，并乐观地认为在大家团结一致和持久的努力下会取得最后的胜利。胡风诗歌的鼓动与号召的对象不仅是受苦受难的中国人民：“起来呵，海这边的奴隶!起来呵，海那边的奴隶!起来呵，全世界的奴隶!”他还动员那些被欺骗的日本士兵和被愚弄的日本平民与冷酷无情的日本军国主义政府进行斗争，在日本国内发动反政府的事变，使日本法西斯陷入内外交困的境地，并最终走向灭亡。
胡风抗战时期诗歌中的战斗性受到了日本无产阶级文艺理论家青野季吉“目的意识论”的影响。青野季吉坚持“社会主义文学公开声言文学的社会效果和‘宣传的’、‘机动的’作用”，针对以往重视文学自身研究的“内在的”批评，青野季吉提出了文艺作品转向重视社会意义的“外在批评”理论。胡风笔下的日本形象正是基于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和劳苦民众的关注，通过这些日本形象的刻画来唤醒麻木的人民起来斗争。青野季吉还说道：“开始自觉到无产阶级的斗争目的，这才成为‘为阶级的艺术’，即由社会主义思想指导。这才成为‘为阶级’的艺术。”他将无产阶级文学作为统摄全局的纲领，又把阶级意识和阶级斗争置于中心地位，让大量的政治因素渗透到文学中去，绝对孤立地视“外在批评”为文学的第一要义。胡风对此并不苟同；“作家的主观一定要主动地表现出或迎合或选择或抵抗的作用。而对象也要主动地用它的真实性来促成、修改、甚至推翻作家的或迎合或选择或抵抗的作用。这就引起了深刻的自我斗争。经过这样的自我斗争，作家才能够在历史要求的真实性上得到自我扩张，这(就是)艺术创造的源泉。”胡风笔下的日本形象中寄予了诗人同情抑或愤恨的情感，这是对悲苦形象的“迎合”，对残暴形象的“抵抗”，它们又反作用于诗人，让他去重新审视和发现，在矛盾的斗争中去探寻艺术的本质。胡风冷静而具有思辨性的理论远远超过了青野季吉主观而又偏激的思想，“胡风既重视文艺批评的社会性又探究文艺批评的自身特性，显示了他所具有的左翼文艺理论的总导向下的独有的个体存在”。胡风从实际生活出发，摒弃了青野季吉式纯粹的“外在批评”的文艺本位观念，将不同类型的人物主观情绪情感融入文学的社会属性中，从而形成了一种内外结合的独特的无产阶级文学理论，其支柱正是强大的精神助推力，折射出生命的冲动与诉求。
纵观胡风在抗战时期诗歌创中的日本形象，在凶残的日军和冷漠的日本政府形象中是诗人愤怒和仇视的情感；在悲惨的日本士兵和凄苦的日本平民的形象中是诗人同情和怜悯的情感：在英勇的日本反战者的形象中是诗人敬佩的情感，胡风眼中的日本形象中是诗人由惆怅悲伤到惊叹反思的情感变化。这些他者形象的创作和产生的背后是注视者系统辩证的现实主义理论的支持，在对藏原惟人、厨川百村、青野季吉为代表的日本现代文学理论的吸收与批判中，胡风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新无产阶级文艺理论，彰显出其作为一位文艺理论家的深厚的艺术功力。
日本经济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日语复合型人才;日本文化;文化导入;人才培养
引言
社会主义新时期，掌握不同国家的语言，能够与不同国家的人们进行交流，成为人才培养的关键。对日语复合型人才而言，仅掌握词汇和语法还远远不够，例如部分学生在交流过程对日本文化还不能完全理解，这是因为学生对日本文化中某些词汇和语法的理解和运用仍然存在一定的差异，这就需要在平时的学习过程中加强对日本文化的关注。本研究将通过分析目前日语复合型人才培养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并以日本文化导入方法为切入点进行研究，以解决当下日语复合型人才培养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可行性策略，更好地提升日语复合型人才培养质量。
一、日语人才培养中日本文化的作用
中国的日语教学主要基于五种能力：听、说、读、写、翻译这种教学方法使学生能在短时间内牢牢掌握日语的基本知识，但是随着日语知识的增加，如何正确使用大量单词和语法知识成为一个大问题。特别是在和日本人交流时，即使没有语法错误，也可能达不到预期效果，这是文化差异的结果。根据文化的定义，今天常用的文化意义是广泛而狭窄的广义上的文化，即人类社会历史实践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即由人类改造自然和社会所创造的一切，属于文化的范畴。严格地说，文化是指社会的意识形态，即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精神财富。以及社会和组织机构。在教授日本文化时，例如在日本概况介绍课程中，将花费大量时间介绍日本的地理、历史、气候和音乐，而牺牲对沟通进程具有深刻意义的语言，即解释不同文化间沟通知识的重要性不同文化交流的时候，不可能按照自己文化的标准来判断外国文化，把自己国家的习惯和价值观强加给日本人。因此，即使能流利地说日语，也可能会发生冲突，对两国国民的交流产生负面影响。例如，中国人见面时握手，日本人一般鞠躬，鞠躬的形式不同，是根据双方的社会地位、地位和人际关系决定的。但是，日本学生在任何时候都采取同样的复习形式，给对方造成了混乱。此外，邀请客人吃饭，在日本，被邀请方要先把所有的食物都吃了才礼貌，在中国一般需要少量的剩菜。我认为，这不仅是一个节约和非节约的问题，而且应该在一种深厚的文化中寻求。烤面包也是原因之一。中国人喝酒喝酒，一定要喝酒，日本也允许少量的饮料。语言文化密切相关，语言是文化的表达和文化记录的象征。并且文化也是语言内容和发展的动力因此，培养文化洞察力是当今外语教学的一个重要课题在教授日语的同时，我们要注意学习日本文化。
二、日语复合型人才培养导入日本文化的实际意义
通过与一些日语专业的学生进行交谈，可以总结出当前日语教学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第一，即使学生对有关日语知识及日语逻辑有所掌握，但是在日语写作的过程中还是会出现一些问题，如书写逻辑不通、语法错误等。第二，基础知识运用的不足。一些学生即使掌握日语基础知识，但是在运用的时候还是沟通不顺畅，且有时候还会出现错误用语。经过咨询专业日本教师得知，出现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就是对日本文化不是很了解。语言系统的形成来自不同的生长空间。在日语语言体系形成的过程中，日本文化在学习日语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例如日本的饮食文化、艺术文化、精神文明和体育文化，学习者只有不断吸收并对日本文化有深刻的理解，才能进一步阐明日语的逻辑规律和意义。系统地学习日语的语言体系后，学生可以从新的角度重新理解他们所学的东西，提高他们灵活使用日语的能力。
三、日语复合型人才培养过程中日本文化导入的方法与策略
（一）改变传统的教育理念，明确日语复合型人才培养目标
建立日语专业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首先要转变传统的教育观念，改革僵化的教学方法。日语专业的任课教师应当不断完善自己的教学模式，不能只凭着自己的经验教学，教学经验并不代表先进的教育理念。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教育的进步，某些经验教学模式已经落后。对此，高校教师应当不断加强学习，用先进的教育观念来充实自己，以适应现代的教育发展。与此同时，教学模式也应当不断改革创新，在新的理念下整合自身的经验，从而进一步完善教学模式，只有这样才能跟得上社会快速发展的步伐，最大限度地挖掘学生自身的优势。人才培养的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课程的开发和设置。高校应根据市场需求开设课程，培养市场认可、企业欢迎的各类人才。根据近年来企业招聘的具体情况，“工作经验”已成为日语专业人才进入企业市场的瓶颈。企业的职能大致可以分为生产、营销、财务和人事四类。公司所谓的“工作经验”就是这四个方面的经验。企业招聘人员也较重视说话和工作技能。
（二）校内聘请日本外教，建立专业教学环境
即使学校教师具有专业教学经验和对日本文化的深入了解，也很难构建一个完全专业的日本文化导入环境。原因是教师使用中文作为母语，教师通过学习知识——了解知识——等过程来传授日本文化知识，重新组织和传授知识，在这些过程中不断传播信息，从而导致信息消费。事实上，学生们不能通过老师的话给日本文化留下深刻的印象为此目的，教育机构可以聘请外国专业教师填补信息空白。日本外教在语言运用方面有丰富的经验，有着日本文化的亲身经历学校可以为学校的教师和外籍教师制定不同的教学目标例如，日本教师负责基础教学和词汇及语法知识的传授外国教师负责文化传播，并向学生提供日本的风俗习惯以及社会和自然知识。同时，日本教师还可以与外国教师密切沟通，获取日本专业文化知识，并将知识融入课堂进口环节，以便从各个角度输出日本文化知识，帮助学生创造。
（三）创造日语的学习环境
学习日语和学习其他外语一样，需要良好的学习环境这对提高课外学习的效率非常有用需要考虑更多的方法来创造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第一是定期举行日本角聚集日本业馀爱好者，把他们分成小组，围绕一个话题自由讨论。没有必要具体说明个人和团体的数目，甚至没有必要设立主持人和专题，主要是为了用日语自由交流。如果有条件的话，邀请日本老师或学生参加比较有效行使说话能力也加深了对日本文化的理解但是，應当指出的是，口角活动必须避免两三人或一个核心人物的讲座。虽然参加者的水平参差不齐，但日语的表达水平很高，但让所有参加者用日语交流是日本之角的精髓。第二，我们每天都要坚持阅读训练首先，《手册》的文字、文字和实例保证每天至少有30分钟的阅读时间，作为一种学习习惯，并努力保持这种时间。与此同时，尽可能多地退回反映日本文化的各种优秀文章，以利于理解。三是有条件的学校，可以在校园广播中播放日本新闻等节目，营造文化交流氛围。
结束语
综上所述，日语学习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涉及面很广，包括“日语教材改革”和“教师专业素质”等多方面。日语文化导入还处于初级阶段，如何更好地进行教学改革，如何将合理有效的教学方法融入日语教学中，是日语教学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的课题。本文以日本复合型人才培养为方向，研究分析了如何以日本文化导入为有效途径来培养日语复合型人才。研究结果表明，只有将日语文化层层引入，转变教师观念，聘请外籍教师，才能够将日语文化引入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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