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代”问题范文（精选12篇）
“二代”问题 第1篇
关键词：二代分化,阶层固化,社会流动
从2009年夏天开始, 关于“富二代”、“穷二代”的报道常见诸媒体, “富二代”、“穷二代”一时间成为舆论的热门词语;在2010年全国“两会”上, “二代”话题正式进入最高民意机构的视野, 代表和委员或发表自己的看法, 或忙着澄清社会舆论的质疑。这两个主要来自网络的概念, 已然成为备受社会关注的公共话语。可以说, 阶层不平等跨代际现象的出现, 极大地刺激了人们关于社会不平等问题的神经。
富二代、穷二代等因家庭出身不同带来的代际分化已成为转型期中国前进道路上的突出矛盾, 只有认清这些问题的实质, 才能有解决问题的正确途径和方法, 进而营造有利于阶层向上流动的社会环境和氛围, 从根本上维护社会稳定, 保障社会和谐发展。
1 “富二代”、“穷二代”知名人物及新闻事件
1.1 “富二代”的成功
李泽楷是中国香港富商李嘉诚之子, 于20世纪90年代从美国回中国香港, 在其父的和记黄埔集团任职, 仅十年时间, 便在事业上创造了辉煌, 成为世人瞩目、有着“小超人”美名的中国香港第二大富商。前不久, 在他的策划领导下, 以小博大, 与新加坡电讯争购中国香港电讯并一举成功, 在电讯企业建立了一个新的王国。李泽楷的崛起, 被称为中国香港经济界的奇迹。有人说, 李泽楷一天的收入, 相当于其父一生的努力。他高超的理财之道和无惧强者, 敢于拼搏的精神, 创造了令人瞩目的奇迹, 成为全球企业界的又一位风云人物。
彼得·巴菲特, 是大名鼎鼎的股神沃伦·巴菲特之子, 以超过28年的时间横跨专业音乐家、作曲家、慈善家和作家等身份, 彼得执著地追逐音乐梦想, 曾一度过着艰苦的生活, 即使处于最困难的境地, 彼得也没有向父亲伸手, 而是到处贴广告找工作, 自力更生, 他最终成为著名音乐人和作曲家, 获得过包括艾美奖在内的诸多殊荣。作为“富二代”的彼得认为, 父母留给子女最珍贵的财富不是现金或豪宅, 而是让他们学会独立和坚强。
1.2 “富二代”的争议——胡斌飙车案
2009年5月7日晚八时许, 在浙江省杭州市文二西路, “富二代”胡斌超速驾驶改装的三菱跑车, 将路人谭卓撞飞二十余米, 送医院抢救后不治身亡。通过媒体调查以及网民的人肉搜索, 民众发现肇事者系杭州本地富商之子, 且有数次超速违例的前科。5月8日, 杭州交警召开新闻发布会, 提及“当时车速在70码 (注:实际应为千米/小时) ”, 由此引发舆论不满。事件在民众和法律界也产生了争论, 是2009年的网络热点之一。
1.3 “穷二代”的奋斗
香港知名实业家霍英东祖籍广东番禺, 从他的祖父开始, 全家就长年居住在舢板上, 被人称为“舢板客”, 甚至贬称为“水流柴”、“疍家仔”。1922年秋天, 霍英东就出生在这样的舢板上。霍英东的父母靠着一只小驳船, 在香港做驳运生意, 也就是从无法靠岸的大货轮上, 将货卸上自己的驳船, 再运到岸边码头。霍英东7岁那年, 在一次风灾中, 他的父亲和两个哥哥因为翻船葬身鱼腹。
霍英东找到的第一份工作, 是在一艘旧式的渡轮上当加煤工。可是他的身体实在太单薄了, 顾得上铲煤就顾不上开炉门, 刚上岗就被辞退了。20世纪40年代, 他开始帮助母亲经营杂货店, 抗日战争结束后, 他抓住运输业急需发展的机遇, 重操父辈的驳运旧业。20世纪50年代, 香港人口激增、工商业兴起, 对土地和楼宇的市场需求日趋旺盛, 霍英东审时度势, 创立立信置业有限公司, 开始经营房地产业。他首创分层预售“楼花”和分期付款的经营方式, 对香港房地产业的发展贡献极大。20世纪60年代中期, 香港地产业陷入低潮, 关键时刻霍英东联合广大房地产商, 大力倡导共同发展、共创繁荣, 召开香港地产建设商会第一届会董会议, 被推举为会长, 并连任20年之久, 对香港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霍英东与他人共同创办的澳门旅游娱乐有限公司, 是澳门经济主要支柱和政府财政收入主要来源, 对澳门经济社会发展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1.4 “穷二代”的悲剧——轰动全国的“马加爵事件”
2004年2月23日, 云南省昆明市公安局接报后, 在云南大学学生公寓一宿舍柜子内发现4具被钝器击打致死的男性尸体。2月25日, 云南省公安厅发出A级通缉令, 悬赏18万元人民币捉拿云南大学凶杀案犯罪嫌疑人马加爵, 4名受害学生均为马加爵同学。3月15日晚7时30分左右, 马加爵在海南省三亚市河西区落网。4月22日, 昆明中院公开审理了马加爵涉嫌故意杀人、附带民事诉讼一案, 并于4月24日作出刑事附带民事判决, 认定马加爵犯故意杀人罪, 判处死刑。6月17上午9时, 马加爵被押赴刑场执行死刑。
马加爵在小学成绩较好, 小学时期的老师对他的评价是思维开阔、敏捷。读初中时, 由于家境原因, 马加爵在食宿方面都非常节俭, 后来因成绩优异, 学校将其升到快班, 马加爵还获得了一次全国物理竞赛的二等奖。1997年, 马加爵考进了广西的一所重点高中, 此时他性格更加封闭, 并在高三学年的1999年11月离校出走到贵港市, 并因形迹可疑被抓捕至派出所。回到学校后, 他一下子恶补功课, 成绩突飞猛进, 2000年9月考进了云南大学。有同学认为, 他曾尝试融入大学生活, 却因为自己的行为举止遭到嘲笑而开始变得暴躁。马加爵案发生之后, 许多社会公众, 包括一些媒体, 对马加爵表现出了同情, 把其杀人动机归结于他的贫困和受到的“歧视”, 及因此而对社会产生的仇恨, 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与讨论。
2 “富二代”、“穷二代”现象产生的原因——社会流动不畅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 随着经济发展, 工业化、城市化的推进, 中国从一个基本封闭社会转变为基本开放社会, 在国家正在形成合理、开放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的同时, 整个社会流动机制也正在形成。社会学认为, 社会流动的含义是个人跨越社会阶层壁垒的位置变化, 流动性的测度方式是收入、教育和地位在代与代之间的相关系数, 合理的社会流动意味着代与代相关系数应该在合理的范围内。而“阶层固化”则是所谓的“龙生龙、凤生凤、老鼠儿子会打洞”, 指不同阶层之间的流动受阻, 弱势群体向上流动的通道被堵塞, 社会结构调整速度变慢, 相对强势的阶层子弟能轻易停留在其父辈的社会经济地位上。这种“马太效应”的结果就是阶层地位和身份印记纵向代际遗传, 分别形成沉淀的固化阶层, 成为社会学家眼中的“断裂社会”。因此, 了解社会流动不畅的原因能帮助我们理解二代分化这一现象。
2.1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不到位, 财富代际传递造成起点不平等
由于种种原因, 我国收入分配向资本倾斜的趋势长期得不到改观, 普通劳动者收入持续下降。经过 30多年的财富累积, 我国贫富分化已经显现, 先富阶层不仅完成了创业时期的财富积累, 也即将或正在进行财富的代际传递。由于我国调节收入分配、财富传递的所得税、遗产税制度尚不完善, 先富群体子代经过代际传递拥有的财富优势, 又转化为教育、职业等优势。
2.2 社会资源分配市场化倾向造成公共资源配置不公平
中低层所得资源少, 社会流动机会减少。目前, 我国的社会资源配置政策依然保持了市场化的取向, 由公共财政负担的教育、就业、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基本公共服务没有实现城乡间、区域间、群体间无区别覆盖。社会上层利用其资源优势和话语权影响公共政策, 社会中下层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实际缺位。
2.3 行政体制改革中未建立健全权力运行监督机制, 导致优势阶层借助权力寻租制约社会流动通道
行政体制改革的滞后使得行政权力过分扩张, 进入市场领域干涉市场运行, 甚至成为交易的对象, 有权力者、有财富者和有声望者出现了局部结盟。社会中低阶层向上流动需要积累更多的资源, 面临更多渠道不畅, 面对更大的不确定性。
2.4 社会体制改革滞后, 社会成员的身份标签未彻底取消, 社会流动的基础性条件不足
当前的社会阶层分化是以计划体制时期形成的农民、工人、干部等相对固化阶层结构为起点的。社会体制改革滞后却使得人们的社会身份标签依然未被彻底打破, 体制内的干部与工人、农业与非农业户籍的区分依然存在, 户籍依然是社会资源分配、社会福利配置的基础。
从根本上说, 阶层固化产生的原因是社会建设远远滞后于经济改革。多年来, 我们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实际上过于追求增长速度, 把应该配置到社会领域的资源也配置到经济领域。一些不合时宜的政策没有及时调整, 严重侵蚀了人们公平获得资源的机会。美国、日本和拉美在经济起飞后最终得到了完全不同的结果, 根源就在于是否及时、正确地实施体制改革和加强社会建设。
3 如何解决二代分化现象
3.1 正确认识我国社会流动的现状, 推动全社会对社会流动重要性认识的深化, 采取积极措施促进社会流动
改革开放以来, 伴随经济发展、社会分化, 我国的社会流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展开;而且绝大多数都是向上的社会流动。虽然其间出现了少量社会成员向下社会流动现象 (比如20世纪八九十年代国企改革而出现的下岗失业工人) , 但并没有改变我国社会流动的基本形态和趋势。这种全民性的向上社会流动, 成为保持社会活力和社会秩序稳定同时实现的最重要机制, 是我国经济、社会共同发展的基本动力和群众基础。
进入21世纪后, 这种情况却有所变化。其中最突出的特点是, 中下层群众向上的社会流动渠道开始减少。有学者研究表明, 2000年后, 受教育程度是获得初次就业职业的最主要因素, 而父亲的职业地位则对本人现职获得有着显著影响。在控制父亲受教育程度这一变量后, 干部子女成为干部的机会是非干部子女的2.1倍。对1993年后私营企业主阶层变迁研究也发现, 私营企业主来源越来越以其他领域精英为主, 普通百姓创办私营企业的成功机会则越来越少。还有学者通过研究家庭背景及制度因素对教育获得的影响发现, 教育开始更多地受到家庭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的影响。这些研究表明, 在社会阶层结构雏形显现后, 居于上层的社会阶层开始出现阶层传递现象, 而对人们向上流动发挥关键作用的教育再次面临公平性的挑战。
还有研究表明, 我国地区间、城乡间、群体间的贫富分化仍有恶化可能。部分地区社会底层出现了扩大现象。除了原有的贫困农民, 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以外, 未就业大学生、新生代农民工、失地农民、被拆迁户等群体加入社会底层的行列。据 2006年成都、重庆、西安三地有关部门调查, 我国生活在城市底层的无业失业人员、低收入者、进城农民工等弱势群体定型化趋势比较明显, 富有者和贫困者的代际继承效应明显增强, 即便是经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也会成为“蚁族”, 甚至有人提出, 现在更多的是父亲在 (给孩子) 找工作, 父亲就业时代来临。
同时, 中间阶层“消亡”的声音不断出现。根据北京美兰德信息公司2010年年初在京、沪、广等10城市调查, 基于职业、收入、教育等所选取的中产群体中, 近七成不认同自己是中产。2010年, 斯坦福大学的两位教授Khor和Pencavel曾利用中国的数据发现 1998年之后中国代际之间收入的相关性在上升、社会流动性在下降。上述现象说明, 当前中国社会阶层开始出现定型化取向, 社会流动缩减的趋势已经出现。
3.2 加快促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我国目前的分配制度是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综合参与, 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不过, 近年来我国劳动报酬所占国民收入比重逐年下降。2010年5月12日《新京报》报道, 根据中华全国总工会集体合同部部长张建国提供的数字, 我国居民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 在1983年达到56.5%的峰值后, 就持续下降, 2005年已经下降到36.7%, 22年间下降了近20个百分点。而1978—2005年, 与劳动报酬比重的持续下降形成鲜明对比的, 是资本报酬占GDP的比重上升了20个百分点。2010年2月4日, 温家宝总理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研讨班上发表讲话强调, 我们不仅要通过发展做大社会财富这个“蛋糕”, 也要通过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 把“蛋糕”分好, 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高层已经传递出中央对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扭转收入差距扩大趋势的高度重视。
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个人收入公配制度, 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 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大力提升普通劳动者工资收入, 提高财产性收入在居民收入中的比例, 拓展普通民众的收入来源和渠道, 提高经济欠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人们的收入;同时, 科学设计并实施针对收入所得的累进税制度, 提高政府调节收入分配的力度, 通过二次收入分配来逐步减小社会贫富分化程度。
3.3 推行社会资源配置制度改革
政府通过公共财政承担责任, 为所有社会成员提供均等基本公共服务。尤其是促进教育资源的公平。南开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郭大水教授认为, 与改革开放之初相比, 现在确实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阶层固化, 底层社会成员改变地位、向上流动的机会在减少。“导致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代与代之间的社会壁垒, 造成教育等社会资源分配不均。”教育公平是人发展起点的公平, 是最重要的机会公平, 有了公平发展机会, 社会弱势群体才有可能与社会其他阶层在同一起跑线上起跑, 才可能通过知识改变命运, 即上一代人的不发展不给下一代人发展造成障碍, 社会阶层才能正常流动, 全社会才能充满活力, 安定有序。
3.4 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腐败是最大的社会不公。反对腐败, 阻断优势群体间的结盟;同时, 促进社会领域的组织化程度, 促进各类社会组织承担社会责任, 为社会流动提供更多机会。截至2009年年底, 全国登记注册的社会组织总量接近42.5万个, 其中社会团体23.5万个, 民办非企业单位18.8万个, 基金会1780个。这些社会组织, 特别是在青年中有较强影响力的社会团体和“穷二代”个体所属的组织, 如工会、共青团、妇联等, 要积极引导“穷二代”积极参与组织活动, 使他们在组织中获得归属感和被尊重感。增强组织关怀, 提高“穷二代”的社会归属感, 既有利于社会组织的发展, 也有利于充分发挥个体能力, 增加个体的幸福感。
3.5 及时调整社会体制
彻底取消妨碍社会流动的社会身份制度, 改革户籍制度, 打破附着于户籍之上的各种福利、权利差异, 打破城乡二元分割的经济社会管理体制, 推进城乡间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化配置。
3.6 创造公平的机会
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和谐的基本条件, 制度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保证。温家宝总理在2008年“两会”期间强调:“公平正义就是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首要价值。公平正义就是要尊重每一个人, 维护每一个人的合法权益, 在自由平等的条件下, 为每一个人创造全面发展的机会。如果说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是政府的天职, 那么推动社会公平正义就是政府的良心。”胡锦涛同志在十八大报告中提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必须牢牢把握“六个基本要求”, 其中第四点就是“必须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 加紧建设对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 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十八大通过的党章修正案也增写了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内容, 之前“以改善民生为重点”修改为“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 这是党中央面对新的时代需求, 破解新的发展风险, 审时度势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
4 结 论
改革开放30多年来, 中国的社会结构出现显著变化。“穷二代”是部分社会贫困阶层“代际转移”、“代际继承”的直接结果, 即贫困阶层的子女依旧贫困, 并且其子女依旧很少有机会改变贫困。所以, “穷二代”现象实质是社会分化导致的不合理社会结构中的贫困阶层的“固化”。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中说:“富者奢侈羡溢, 贫者穷急愁苦;穷急愁苦而上不救, 则民不乐生;民不乐生, 尚不避死, 安能避罪?”如果政府不去帮助和救济, 那么穷人就“不乐生”、“不避死”, 社会稳定自然也就无从谈起。
正如由长短不齐木板做成的木桶水位是由最短的那块木板决定的一样, 社会整体发展水平不是由上层人士的发展水平决定的, 而是由社会最底层的发展水平决定的。被社会和媒体广为关注的“穷二代”, 是中国贫困群体中最具代表性的亚群体之一。“穷二代”问题的解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中国社会能否实现成功转型。要解决这一问题, 必须贯彻十八精神, 在改革分配制度、改进扶贫政策、提高社会保障水平等方面加大力度, 适应人民群众的期待, 进行社会体制改革, 维护社会公平, 化解社会矛盾。
参考文献
[1]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流动[M].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2004.
[2]马福云.畅通社会流动机制是最好的维稳[J].当代社科视野, 2012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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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孙学玉.当代中国民生问题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0.
“二代”问题 第2篇
1、二代居民身份证如何申办？
答：带上户口本、一代证在户口所在地派出所联系申领。
2、二代居民身份证丢失如何补办，是否需要本人去，要不要挂失？是否有加急业务？
答：本人或委托家人带上户口本到户口所在地派出所联系补领。
丢失补领是否挂失：现还没有统一规定。按照公安部有关挂失的答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以下简称《居民身份证法》）有关规定，公民丢失居民身份证后应当向常住户口所在地派出所申报丢失补领。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居民身份证收费标准及有关问题的通知》的规定，丢失补领或损坏换领第二代居民身份证的收取工本费40元。公民办理丢失补领证件的行为也就告知了公安机关证件丢失的事实，不需要再办理“挂失”和登报声明，也没有相关法律规定公民丢失居民身份证后需办理“挂失”和登报声明。居民身份证是公民的法定身份证件，其主要功能是公民从事有关活动时证明本人身份。公民在使用居民身份证证明身份时，各相关证件使用部门负有核对人、证一致性的义务，确认无误后方可为持证人办理相关业务。如果居民身份证丢失被他人冒用，冒用者及相关部门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丢失证件者无须对自己未实施的行为承担责任。《居民身份证法》也明确规定冒用他人居民身份证的，由公安机关处二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或者处十日以下拘留，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在此，我们也提醒广大群众，为减少不必要的麻烦，对于居民身份证等重要身份证件，要妥善保管，尽可能防止丢失、被盗。是否有加急业务：陕西省还没有开展快证办理业务。
3、异地如何进行人像采集？
答：陕西陆续在广东（广州、深圳）、北京、天津、新疆等地在互联网上开通了异地二代证人像采集点。群众可就近去已在陕西公安机关登记、注册的采集点照相，并下载打印回执。
4、尚无设立采集点的地区群众如何进行人像采集？
答：可直接联系外网检测平台客服中心（查询电话：029-88640768）或与户籍地派出所联系。
5、户口迁移、变更群众如何申领二代证？
答：户口迁移、变更，必须申报落户后，待省级常住人口信息数据维护后，方可申领二代居民身份证。
6、二代居民身份证长期办不下来时，怎么办？
答：可到当地公安机关在公安网络上查询具体原因。
7、二代居民身份证出现重号时，怎么办？
答：出现重号，必须有一方变更公民身份号码，待省级常住人口信息数据库维护后，方可申领二代居民身份证。
8、银行查询信息与二代居民身份证信息不符，怎么办？
答：以二代居民身份证和公安信息网上登记项目为准。银行与公安机关使用的不是同一网络提供的人口信息。
9、其他有关二代居民身份证问题的咨询？
答：请在互联网上“陕西公安警韵网或陕西公安门户网”上留下姓名、公民身份号码及联系方式，我们会及时、详细、逐一进行解答。
农民工第二代问题透视 第3篇
三个农民工“第二代”的故事
广东:20岁的阿昊——“当时觉得很绝望，工作没有了，又不给我钱，还要骂我，失去了理智。”
阿昊来自贵州一个偏僻的小山村，2007年8月7日晚，激愤之下的他砍伤了自己打工的工厂——潮州一家织袋厂的主管。“当时根本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阿昊说。
这一天，因为喝同乡小孩的满月酒，他酒醉后旷了一天工，被主管开除了，又扣了他的工资不给——打工4个月挣了3200多元，可工厂只发给他2000元。晚上，阿昊在宿舍收拾衣服准备离开，主管来了，骂了很难听的话。一气之下，他操起宿舍里的刀，砍在了主管的身上。
伤人后，阿昊选择了自首，在被送进羁押室前，他的双腿一直在发抖。
“你觉得穷真的让人难以忍受吗？”“也不是很难。我觉得难忍的倒不是穷。”
“那是什么？”“只要别人对我好一点就没事。在家里就比较好，每个人都是很好的。”
“看到城里人，你会不会觉得自卑?”“我觉得城里人就像高楼，我们在下面看，看得脖子都酸了，都看不到人家。”
“你喜欢城市吗?”“喜欢也不喜欢，城市不是属于我们的。我们离它太远了。”
杭州:22岁的叶露——“能赚更多的钱。过舒服的生活，想买什么就可以买什么。”
叶露来自四川德阳。进城打工后第二年过年，她却没有回家。
“我也不晓得怎么回事，回家越来越没意思了。大冬天冷得要命，地上到处都是稀泥。我妈还让我下地摘白菜，结果我专门买来过年的一双靴子，硬是被泡变形了；电视信号不清楚，还经常停电；除了打麻将吃瓜子，连个逛的地方都没有；我说要跳槽，他们说我不安分，迟早吃大亏……”
谈及对杭州的最初印象，“杭州很漂亮，很干净，但杭州人有钱，不大看得起外地人。”“但我觉得有能力就能在好的地方生活，我想别人有的我都应该有。”停顿了一会儿，叶露说，“家乡是不想回去的了。”
“以后打算留在这里？”“有机会的话肯定是想留下来了。但这个很难，我们毕竟是从农村来的，文化程度又不高。不过如果运气好能赚到大钱的话，再买个房子……不过这里的房子太贵，听说很多当地人都买不起……”
上海:11岁的蕾蕾——“不知道。回老家的时候他们都说我是上海来的，在这里他们又说我是乡巴佬。”
蕾蕾的老家在湖北黄石，出生第三年，她就随打工的父母进入上海，生活、成长、受教育都在城市里。从小，蕾蕾坐着三轮车跟父母去蔬菜批发市场进货，和玩伴们在市场里长大。
去年，蕾蕾被迫离开了曾经就读的民工子弟学校，因为学校被勒令拆掉了。同时，上海取消了外籍务工子女义务教育阶段就学的借读费。由此，她进了区里的一所公办小学读书。在学校里，对于父母是做什么的，蕾蕾一直小心地掩饰着。但她没有想到的是，同学们还是知道了。
有一天，作为小组长的蕾蕾照例开始收同学的作业本，组里一个男生因为功课没做好，迟迟不肯把作业本拿出来。蕾蕾问他为什么不交，男生反骂道：“臭民工你管得着吗？”“臭民工怎么啦？”伤了自尊的蕾蕾当即一脚踢到了对方桌角。对方也毫不示弱地站起来狠狠推了她一把，两个人差点扭打起来。
“现在的愿望是什么？”“爸爸妈妈很辛苦，爸爸的手总是很脏、还脱皮。我希望他们也有单位。以后我能住在一幢大楼里，有自己的房间。”
“长大了以后想做什么呢?”“我想读大学，在写字楼里上班。”
“无根”的一代
城市人还是农村人？这个问题困扰着农民工“第二代”——出生于上世纪80年代以后，进城务工或随父母生长在城市的农民工子女。
20多年来，农民工从来没有离开过人们的视野:一方面，他们承载着城市建设、工业发展的重任，一方面又逐渐成为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被边缘化的“特殊阶层”。如今，随着第一代农民工变老、退出城市，第二代农民工又悄然出现在城市舞台上——我国进入城市的农村人口超过1.2亿，第二代子女占其中的5%～7%，已是相当大数量的人群。
与父辈相比，第二代农民工少了与农村的血脉联系以及对农村作为归宿的认同，多了对融入城市的渴求和能力。“宁可饿死在城里，也不会再回农村”成为他们的“共识”。但父辈遭遇的“特殊性”、“边缘性”却在随着时间推移不断扩展放大，使这一代人的境遇更为尴尬：他们主动“抛弃”了农村；却因为隔膜和歧视，又被城市所拒绝。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曾经针对北京市流动人口子女做了一项调查。其中有这样一个问题:你是哪里人？答案有两个，一是老家人，二是北京人。在最后收上来的问卷中，不少孩子在问题旁边画了一杠，另写道：中国人。这个结果令组织调查的专家们心酸。
“他们在城市生活，却不能成为城市中的一份子，或许应该称他们为‘城市新市民’。”有专家认为。但迄今为止，还很难把他们的生活状态和“市民”两个字联系起来，事实上，他们依然在延续着父辈的孤岛化生活。
但与上一代不同的是，第二代农民工已经不满足于被当做城市的外来者。他们很难做出和父辈一样的决定：待不下去就回老家。北京某报的一份调查反映出了这一强烈趋势:对于将来想留在城里还是回到农村，将近80%的人表示想留下来。
然而，城市并没有给他们提供公平的机会，他们生活在小圈子里。随着社会竞争越来越激烈，他们无法向上提升自己，只能生活在迷茫与彷徨中。“他们遭遇到城市难以改变的偏见和排斥，工作收入低且不稳定，权益受侵害的现象比较严重。由于处在城市社会的文化边缘，又面临着较大的文化冲突。”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吴鲁平说。
生活在一系列尖锐又集中的差距中，自卑、自尊、差别、迷惘逐渐在他们心里根植，在人生最为美好的阶段里，他们经历着其他同龄人不曾经历的压力和挣扎。
“既不能融入城市社会，又难以回归农村社会。这会造成对自己身份的不明，我是谁？”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王春光说，在这种情况下，社会认同就会趋向游民化，他们会意识到自己被主流社会排斥在外，而这种边缘化的感觉和意识，反过来又會阻碍他们重回主流社会的步伐。
“成长时期是社会化的关键时期，如果无法认定自己，他们就是漂泊的人，何为漂泊？就是自律性降低，无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面对陌生的环境，人们之间的关系变得松散、冷漠，学校、家庭的约束鞭长莫及，心理上的不适、浓厚的团伙意识使一些农民工“第二代”选择不正当的手段甚至犯罪来满足自己对利益的渴求。
2007年2月28日晚9时，在无锡打工的贵州人陈宏、李君等人酗酒后又到歌舞厅，发生纠纷后购买刀具伺机报复，女友一句“我不相信你们还敢打架、还敢杀人”，陈宏即持刀冲向正站在路边等人的王渊，并对素昧平生的王渊连戳多刀。在一系列差距的冲击下，越来越多的农民工“第二代”选择以犯罪的极端方式来改变自身的弱势地位。
一组数据显示，在上海,2000年上海市户籍与外省市户籍的未成年犯人数比大致在6∶4，到2005年的比例已经达到3∶7，即10个少年犯中有3个上海籍、7个外省籍的。经调查发现，这群特殊的少年多数是农民工子女，要么学习差，无心读书，要么干脆早早离开了学校。
未来在哪里？
有专家表示，与父辈相比，农民工“第二代”更明白民主和平等是什么。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意识到，城乡二元分割制度对自己是不公平的。
比如，按照现行的义务教育体制，民工子女是被拒斥在城市正规学校校门之外的。对和蕾蕾一样随着父母“迁徙”的民工子女来说，能进一所较好的公办学校上学，已经是“很不容易了”。但很多进入公办学校的孩子因为忍受不了歧视而离开。一个小女孩这样讲述她离开公办学校的故事:“做操的时候我先回到教室。他们回来说丢了一支笔，非说是我偷的。我心里特别难受，谁也没说，就让爸爸把我调到这个民工子弟学校来了。”
然而，即便是这类为他们特别开设的学校，也常常处于“饱和”状态。杭州市天成教育集团是当地民工子弟学校的开创者，社会影响力颇大。“每年招生额满后还是有很多学生来报名，但我们实在解决不了。”副校长倪建宏告诉记者。2007年8月底，江干区仍有500多名即将读一年级的民工子女找不到学校，区里只能将其分流，最终仍不能解决的，只能选择回老家上学。
在杭州，类似于天成这样的民工子弟学校有30多所，但仍远远无法满足急剧增长的流动人口的需求。而在它们当中，更不乏一些管理不甚规范的学校。即使像天成这样声誉不错的民工子弟学校，也面临着校区规模萎缩的境况。2007年，天成教育集团的一个校区因为城市建設拆迁而被撤销，学生只能被安置到新塘、常青、黎明3个校区。有关部门也想过异地重建，但考虑到与学生家庭的“就近原则”，想法又被取消。
从更广的层面看，民工子弟学校的硬件设施、师资力量与其他学校相比要明显薄弱许多，也更具有“特殊性”。在天成学校副校长倪建宏的一周安排里，家访即是必不可少的环节。“许多家长觉得只要把孩子放到学校就可以了，却忽视了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倪建宏说，“比如，学校四五点放学，学生到家却已经晚上七八点了，这段时间他们在做什么，和谁打交道，谁也不清楚。这个需要家庭和学校共同来教育。”
正如倪建宏所说，对大多数农民工“第二代”而言，与学校教育同样缺失的，还有家庭教育。这也是存在于他们身上的“共性”：他们跟用工单位除工作以外的联系很少，跟父母的交流也很有限。他们多有“留守子女”的经历，即使成年后外出和父母在同一城市打工，也多因父母自身素质所限或工作、住宿上的原因，相互间缺乏交流、沟通。这种教育、引导、管理上的缺少，使他们几乎处于一种放任自流的状态。
事实上，尽管农民工群体已经“更新换代”，但城市的环境并无太大变化：即使有了不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第二代农民工的遭遇和他们的父辈并无太大差异。2007年，共青团广东省委员会选择珠海、中山、广州、深圳、佛山、东莞、惠州等农民工比较集中的城市，针对第二代农民工开展了一次专项调研活动，调查显示:一些地方政策和不成文规定的制约使大多数农民工“第二代”不能实现公平择业;二元化的劳动力市场使得他们无法取得与城市人同等的劳动力资格，同工不同酬、欠薪问题时有发生，超时加班成为家常便饭;户籍制度使他们彷徨于返回乡村与定居城市社会之间;观念上的歧视使他们缺乏对城市的认同。
如今，在城乡二元化格局中，农民工“第一代”已经被定格，但被称为农民工“第二代”的群体却是刺眼的。
一个“刺眼”的群体影响会有多大？
2005年10月27日，两个北非裔法国青年为了躲避警察追踪躲进一个供电站不幸触电身亡，事件随即引发了大规模的全国性骚乱，整个法国陷入“二战以来破坏最严重、波及面最大的社会动荡”旋涡之中。分析人士介绍，参加骚乱的大都为14岁到20岁左右的北非和非洲移民的第二代和第三代，他们虽然有法国国籍，但并不能真正享受和法国人一样的权利。
“法国移民第二代与中国农民工‘第二代’是十分接近的。中国要考虑如何让农民工后代融合到城市社会中。不要认为，因为现在上亿的民工不诉苦，不要求跟市民享受同样的待遇，所以不会有问题。不，他们的第二代将来肯定会发表很强烈的要求。”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研究员Jean—Philippe Beja先生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政府和社会各界应努力开启他们平等、光明的视线，使他们的人生朝向温暖、爱和关怀。”一些学者和机构已经注意到这个边缘群体的心理失衡问题，并试图有所作为。这些尝试包括：给农民工“第二代”提供心理辅导;法律“绿色通道”为他们撑起保护伞;一些地方政府已经取消了借读费，辟出公办学校专门招收流动人口子女，等等。
2007年7月，浙江在全省范围内实行居住证制度改革，一些长期在城里就业和居住的农民工，将有望落户城里。尽管居住证到底会惠及多少人，目前的测算还没有开始，而农民工中的“技术骨干”将优先予以落户的条款也决定了这一制度不可能在短期内走向普惠。迄今为止，这仍然是个没有经验的领域。但这也不仅仅是浙江的问题。
12月1日这天，来自河南新乡原阳镇的杨建军领到了嘉兴市嘉善县新居民管理局颁发的第一批《专业人员居住证》。按规定，持证15年以后，他可以被准予落实当地城镇户口。但对于25岁的杨建军来说，这个绿本并没有带给他太多的兴奋。
“只是在留下还是离开的选择里，在留下的那边加重了砝码，让已经开始不安定的心有了一点点安稳的感觉。”杨建军说。
“二代”问题 第4篇
关键词：“富二代”问题学生,富裕家庭类型,对应关系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 中国出现了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多的富裕乃至极富裕家庭, 由于多种复杂因素的作用, 社会的两极分化也日趋严重, 由此也产生了一个备受争议的群体:富二代。从概念上说, “富二代”指的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 最早一代民营企业家“富一代”们的子女, 如今他们靠继承家产, 拥有丰厚财富。在广东这个经济发达区, 富二代学生占了一定比例, 富二代现象也比较具有典型性。因此, 在广东中学生群体中研究“富二代”问题学生思想性格成因具有特殊意义。
“富二代”学生并不是个贬义词, 因为富二代学生并不是天生的问题学生。事实上, 富二代中不乏各行业的精英。只是因为现实中确实存在不少富二代的负面事件, 使得富二代蒙上了一层灰色面纱。而身心正在成长中的富二代中学生, 不少人思想性格已经初露问题端倪。因此, 探究其问题产生的成因对寻求解决方案具有积极意义。
一、问题“富二代”学生之思想性格特征分析
1.热衷享受、物质至上
由于富二代学生自小生长在物质极度充裕的家庭, 衣来伸手饭来张口, 已经习惯了奢华和无节制的物质享受, 金钱的巨大能量也深深地在他们的心里留下了烙印, 所以, 他们往往热衷享受, 物质至上。不管是在富二代之间还是富二代与“贫二代”之间, 富二代都会炫耀其财富, 把拥有财富以及享受物质当做一种荣耀和资本去博得他人的尊敬。新西兰的中国留学生挥金如土大买豪车就是一个明证。而富二代中学生则会以名贵的配饰、衣物、食品、电子产品等炫耀于人。不少富二代把物质享受当成了想当然的人生意义和目的, 这对于他们人生的长远发展是有严重弊端的。
2.自我中心、张扬叛逆
大多数富二代孩子在家里受到宠爱甚至溺爱, 父母长辈可以用无度的物质给予来随意满足孩子提出的任何要求。更为重要的是, 富一代对富二代思想上的约束比普通父母要少得多, 传统的道德教育、社会公德教育、文明礼貌教育、社会责任意识等, 在不少富裕家庭被有意忽略或者无意、无奈忽略。由此造成了不少富二代孩子的自我中心主义。他们张扬叛逆, 严重缺乏自制力, 产生了不少负面效应。
3.不思进取、责任缺失
由于家庭条件的优越以及这种优越带来的视野狭窄, 大多数富二代孩子看不到社会竞争的残酷性, 无法感受到通过努力去取得成绩的喜悦, 也认识不到为社会做出贡献所带来的精神层面的收获, 所以很多富二代孩子不思进取, 责任缺失。有些富一代在自己经济业绩大获成功的同时不管自己孩子同意与否, 已经强制性地为富二代做好了人生规划, 这也让富二代的问题学生产生了一切等待安排的心理, 被动依赖成为了习惯, 自然进取心阙如。他们不懂对自己负责, 更不懂对别人、对社会负责。
4.自卑脆弱、无安全感
说富二代自卑脆弱、无安全感可能会让很多人大跌眼镜, 无法理解。应该说这是富二代不为人知的一面。“除了钱一无所有”就是这些富二代的真实写照。因为父母成日忙碌, 忙于应酬, 富二代问题学生内心深处没有感觉到温柔细腻的父母之爱, 他们可能会养名贵的宠物, 但是却和父母之间存在交流障碍。而且, 他们真心朋友少之又少, 有人向他们示好也会被他们一律视为是冲着其钱财来的。所以, 他们内心深处是感觉到孤独的, 缺乏安全感的。如果这些学生在家庭变故之下, 自卑脆弱的思想性格会更加明显。
二、富裕类型与问题“富二代”学生之思想性格特征的关联
富一代相同的一点是都极其富有, 但是, 不同的富一代各有各的不同。就大致而言, 可以分为以下类型:按致富方式分可以分为暴富型、艰苦创业型;按富裕程度分 (在中国) 可以分为豪富型、中产阶级型;按受教育程度分可以分为双方知识分子型、单方知识分子型、低文化层次型;按家庭教育类型分可以分为家教严苛型、放任自流型、娇生惯养型、他人教育型、亲自教育型。不同的富裕类型产生不同的富二代问题学生的思想性格。需要指出的是, 这种关联存在普遍性却不存在必然性, 各类型之间也不是截然分开的, 它们彼此之间存在交叉性。
暴富型富一代因为财富来得突然而且猛烈, 自己的适应都要经过一个较长过程, 更不用说富二代。暴富型富一代对子女会比较纵容无节制的物质享受, 父母眼里物质已经有了无所不能的力量, 子女也会自然而然地拜物, 所以, 热衷享受、物质至上就成了这类富裕家庭出身的富二代问题学生的主流。暴富型家庭往往存在低文化层次问题, 父母对子女的教育缺失比较明显, 张扬叛逆的特征相对比较明显。
富一代中不少是通过自己的艰苦创业才达到现今的富裕程度的, 这样的家庭出来的孩子与暴富型家庭的孩子有所不同。因为父母很珍惜得之不易的富有, 而且双方知识分子型比例较高, 所以他们在教育子女方面投入相对更多。但是, 这些家长中不少人急于和自己的过去划清界限, 希望自己的子女完全融入上流社会, 所以, 他们把孩子送到贵族学校, 让他们坐豪车, 吃西餐, 大街小巷普通百姓的生活基本不让他们接触。长此以往, 孩子的精神世界就单调苍白, 缺少地气。这些孩子因为自小待在贵族学校, 长期离开父母。久而久之, 就成了脆弱自卑、无安全感的一个群体。
豪富型家庭的富二代问题学生数量比中产阶级家庭的问题学生数量要相对较多。但这不成绝对正比关系。这单方知识分子型富裕家庭之富二代问题学生自我中心倾向比较明显。因为知识层次不同, 家长之间在教育子女问题上容易产生分歧, 但是承担子女教育任务的往往是知识文化层次较低的母亲一方。这种家庭中母亲骄纵子女现象比较普遍。母亲不愿让孩子吃亏受委屈, 所有要求尽量满足, 教育失当, 孩子的思想性格发生扭曲也就是意想之中的了。这样的孩子以自我为中心, 张扬叛逆, 生活自理能力也非常低。笔者曾教过一个富二代女生, 高中生了, 但是连叠被小事都无法做到。问其母亲, 方知此户家庭所有主人都不用叠被, 因为这些事都是保姆为之。而此位“慈母”, 文化程度相对较低。
三、结语
随着社会的发展, “富二代”问题学生越来越多地被曝光, 这个群体也被前所未有地关注起来。在指责之声如山如潮的时候, 我们有必要去正视和解决面临的问题。
所有问题学生的问题都不是自身产生的。家庭、学校、社会等因素对其成长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而家庭的影响非常大, 也非常重要。“富二代”问题学生之思想性格成因的探究不仅旨在为老师找一个教育出口, 更为学生家长做一个教育指引。
参考文献
[1]张侃.富二代有哪些心理弱点.
[2]曹通.问题“富二代”学生的心理、行为特征及教育对策.
[3]宫宇.“富二代”大学生心理及行为特征分析.
“二代”问题 第5篇
第一代创业公司联想、华为都已经走入成熟期，新浪、百度、阿里巴巴等第一代互联网公司也相继完成上市使命。公司的组织架构日趋庞大，一边是看得见的职业天花板，一边是不断涌现的新机会，陷入公司日常管理中的创业家和高管们也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人生方向。
处于有利位置，拥有大量的资源，看起来，一切似乎都顺理成章，但在迈出这一步之前，不妨先来看看成功的创业家、风险投资家和具有丰富经验的职业经理人怎么说。
不安分是原始动力
南方都市报(下称南都)：为什么大公司的高管们和创业者会离开原有平台，而选择创业或第二次创业?
袁岳：过去给跨国公司打工的高级管理者，他们跟中国本土的民营企业家开了几次会之后，大多就会坐不住了。跨国公司相对流程化，即便你做到了大中华区C EO，实际上也不能由自己说了算，一切还得按部就班，对于很多高管而言，越往上空间越狭窄，提升速度越慢，但他们都觉得自己的能力还没有完全展现出来，在事业上还有更大的发挥空间，那么创业对他们而言就是不错的选择。
陈平：真正的动力是不安分。创业家的天性都是与生俱来的，是打死不收摊，不到黄河不死心，见到棺材都不掉泪。在我的身上比较明显，如果你不让我创业，我可能就会寝食不安。
电子商务现在有B2B、B2C、C2C，但没有C2B的，那就我来做，我已经感觉到了电子商务的未来，前5年做信息、后5年做交易，未来5年应该是做集成和整合，正好我有整合的经验和整合的条件。因为我在2年多的电子商务配送当中，我起的是一个桥梁作用。上面是卖家，下面是工厂，在这当中我对两方的需求都很清楚。所以我现在很兴奋，我觉得我可以整合一个新的模式。如果让我赔得精光，或者是一分钱不给我，我仍然走这条路，我相信风投会给我钱。
查立：离开大公司出来创业，有很多原因，环境桎梏是其中一种，还有些人在大公司平台上看到了细分市场里的机会，把大公司过去以为不值得投入的项目做深做专，还有些人是觉得自己是大公司的头，掌握了足够的经验和资源，自然可以呼风唤雨去创业，也有V C一听某个大公司的头要出来自己干，马上就会送去一大叠银子，其实话说白了，关键是生意机会，有钱的事情谁不干?
不“路径依赖”才是非主流
南都：哪些人更适合进行第二次创业?
包凡：我觉得有三种人，首先是那些有优秀公司就职经历，有优秀的经验，领先的资源积累的人，其次是创业已经到了一个过程，并且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社会和商业资源的人，最后是所谓的“富二代”，虽然年龄不大，但是已经能动用和掌控一些资源。
袁岳：一些大公司的核心管理者，比如总裁、CO O等，他们一般掌管全面性的工作，在人事、格局等方面有多元化的考虑，同时又能把过去公司积累的经验移植使用，创业成功的几率自然要高，而仅仅只负责某一个方面工作的单一性管理者，成功的难度就相对要大一些。
陈平：创业不能赌气，不能为一时争个高低，也不能说你看不上我，我非要把你搞垮，或者是我出来之后要报复你，这种心态想成功也很困难。
创业之前要清醒地考虑，对自己坦白，你想做的事情成功的机遇有多大?如果暂时没有想清楚，还是要寄人篱下，或者学越王勾践。
南都：在企业的经营的过程中，高管们和创业家们可以积累经验，但也会形成惯性思维，甚至会有一种模式上的路径依赖，这对重新创业是否不利?
陈玮：路径依赖是指你原来在公司做高管，你能不能从原来行业当中、原来公司运作的模式当中，找到一些可以借势的东西。
我们看了上百家公司，包括最近的创业板、纳斯达克，我发现这些高管都有一些借势的行为，并且都获得了成功。
我觉得，如果你什么势都借不到的话，等于是完全从头开始，这个困难跟挑战是很大的，当然也有一些完全不依赖过去知识、积累的经验而获得成功的例子，但这不是一个最明智的做法。
蒋宇飞：我觉得路径依赖很现实，一定会路径依赖，而且一定要路径依赖，比如说你过去10年是做培训的，将来你公司上市以后，你再去做一家企业，如果你完全跳到一个新的领域，那个风险是很大的，
创业成功是小概率的事件，不管是第一次还是第二次，我觉得成功的企业都是寥寥无几的，所以一定会这样做，也一定要。
袁岳：过去在一个大公司的平台上进行操作管理，扮演的是驾驶员的角色，创业相当于是去做一个造车的人，这两件事情有很大的不同，尽管你可能会比从来没接触过车的人更有经验，但从“优秀司机”到“造车工人”的转变也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基于过去工作单位的模式或者部分业务上的模仿进行创业，目前还是属于主流。
王敬：我完全没有这个路径依赖，我过去的经历里面跨行业是比较多，最早是做零售业出身，在物美和华润万家都做过总经理，后来又做宏梦卡通的C EO。我比较喜欢新奇和挑战，所以每次做的事情都和以前完全不同。现在我开咨询公司，大概是以自己的喜好来导向的，也许在未来的某一个时刻，我也会寻找到一种成功的商业模式创业。
创投更青睐初次创业者
南都：创业二代似乎都倾向于拿风投的钱去做自己看准的事，但对于这样一群资历优厚的创业者，风险投资又如何看?
包凡：“创二代”我不爱投。这些人成功惯了，创业的时候都搞得很豪华，成本降不下去，而且大部分都比较依赖过去的定向思维，事还没成脾气挺大。
查立：V C不是上帝，在判断一个尚不能看到结果的项目的时候，V C只能根据最原始愚蠢的方法，看学位、学校、工作履历，大公司的经历当然贴金，但实际上和他们未来是否成功毫无关系。看看胡润百富榜，其中哪一个是大公司出来的?
一般第一次创业成功的概率比创二代要高，我的经验是这样，国外的一些案例也是这样。我遇到过许多大公司出来的高管去创业并不成功，因为大公司的价值观、环境和做事方式和小公司不一样。所以思想准备应该是―――尽管你在大公司里是到了一定级别，但在创业的路上，你和别人差不多，在同一个起跑线上，没有大公司经历的人干得不会比你差。
袁岳：大部分创投都是喜欢投钱给初次创业者，他们大多具有事业心，喜欢干活，暂时也顾不上享受，商业模式也比较新，高管创业很多是对原有平台的借鉴、模仿，概念上已经不够新了，要拿到风投的钱并不太容易。但有些创投如果看中了某个人，可能就会在他还没有离开原公司的时候，双方就开始规划做一个新的项目，因此也就更容易获得投资，有不少风投经理就是这样跳进了创业的大潮中。
(感谢《创业家》杂志提供的支持。文中部分内容由2009年创业家年会论坛嘉宾对话整理所得)
二次创业A-F
年龄不超过45岁，30-40岁之间是更黄金的年龄
在公司担任中高层高管，负责技术、销售、市场、生产等重要职位，有多方位思考习惯更佳
有很好的商业想法却无处实现，觉得自己还有更大的施展空间
有两三个志同道合的同事或下属，或有跨行业人脉资源
有百万以上的资产，至少能够在找到一个投资前坚持一年
认识几个V C或者投行的朋友，有钱的天使投资人
袁岳：大公司高管创业的三种模式
大公司创业的人一般分三种模式，一种是同业拷贝模式，所创立的公司业务跟原公司非常接近，这种多半是发生在迅速崛起的行业，单一的公司并不能满足整个行业的需求，他自己跳出来做，也存在较大的机会，比如前几年比较火的快捷酒店和机票预订网站。
二是把原来行业里某一个东西放大，大公司由于吸纳很多资源，也投入很多项目，但并不一定能把每个项目做到最佳，比如像我所从事的研究咨询行业，在日常的业务中横向接触房地产、汽车、金融、娱乐媒体、公共服务、快速消费品等行业，纵向接触学术、政策、商业、传媒、公益，因此在这样的矩阵接触图上，任何一个节点上深入挖掘，都可以达到一般人难以达到的深度。
事实上，在我所工作的零点公司的历史上，先后大约有6-7组同事选择自己去做了与零点类似的研究或者咨询业务，也有大约9-10组同事选择去做了在业务过程中发现的工作机会，包括美容、婴儿用品、文娱演出经纪、网络等行当。现在回头看，他们不见得多么的杰出与成功，但是成就一点自己的事业、挣点钱是没有问题的。
“二代迷思”下的富二代与权二代 第6篇
眼下的中国,似乎存在着一种“二代迷思”情绪。好多的人,都对现在的第二代感到异乎寻常的困惑和担忧。其实,目前所谓的第二代,70后已经奔四,80后也已奔三了,只有90后小一点,但也正在步入成年。其中70后,已在各行业成为骨干。但是,现在五六十岁的人,提起第二代,尤其是80后和90后,往往大摇其头。其实,九斤老太式的感喟,哪一代都免不了。每代人都会或多或少觉得自己的下一代不那么顺眼,后来证明,这种担心往往不过是杞人之忧,后代当了家,天也没有塌下来。应该说,我们今天弥散着的忧虑,很可能会是白担忧一场。人类的末日,并不会因此而提前到来。
不过,此刻中国人的这种担忧,跟以往还是有点区别。因为我们这几代的中国人,赶上了一个“数千年未有之变”——独生子女的生育制度,这对国人伦理和育儿传统,是一种颠覆性的改变。当年我们七八岁就会做的事,现在二十几岁的年轻人都不会做,因为这样的小事,家长都替他们包下来了。连一点小事都不会做,能有担当,能会抉择,进而会做人、做事吗?至少,他们需要在今后的岁月里,补上这些本该在童年就习得的基本素质。
不消说,富二代和权二代跟同龄人相比,所面临的独生子女困局更加严峻。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娇生惯养、没有担当,有些人甚至不屑于学习生存技能,传统上所谓纨绔子弟的毛病,在新的环境下更加突出。更可悲的是,在当今贫富差距如此之大,官民矛盾如此尖锐的环境里,他们几乎一出生就背上了不道德的印记。
在各个时代,富二代和官二代所拥有的优裕和嫉恨都是相似的。但中国由于较早从封建时代走出,世袭分封、身份固定化的社会结构宣告瓦解,秦汉以后的多数朝代,都是富贵不能恒久的社会状况。俗话说:“穷不过三代,富也不过三代”,白衣可以致卿相,卿相也可以变为白衣。《红楼梦》“好了歌”里富贵贫贱无常的思想,便是社会真实的写照。两千多年,中国只有两个家族的富贵传了下来,一是孔家,一是道教龙虎山的张天师家,其他的家族,即便当初贵为天子,改朝换代之后,后人也一样沦为乞丐。贵贱无常的文化传统,在心理上对富贵之家的子弟有一种无形的制约。我们知道,秦汉以后的中国是个官本位的社会,隋唐实行科举制后更是如此。尽管制度上规定权贵子弟可以通过门荫的后门进入仕途,富家子弟也可以通过纳捐买个官做,但门荫和捐班出身的人,大都会被人看不起。多数富贵人家的子弟,但凡有点志向都会争取从正途出身。费孝通和吴晗研究了自隋唐以来科举及第者的出身,发现只有一半左右的人出身寒微,也就是说,另一半人是富贵之家的子弟。按人口比例说,富贵之家肯定比平民百姓少得多,所以,富贵子弟通过科举考试的比例还是要比平民子弟高得多。
毕竟中国一直存在着强大的家族传统,做了高官的人以其权势惠及家族,尤其是子弟,理所当然。如果国家不特意设置制度的门槛加以限制,势必出现官僚世袭化、贵族化倾向,就像东汉末年察举征辟制度蜕化出门阀,最终导致整个官僚制的贵族化一样。显然,对于国家而言,官僚制是不能贵族化的。在封建制下,世袭贵族对于采邑里的农奴,虽然有奴役,但毕竟有责任感;而官僚变成世袭贵族,却对治下的农民没有任何责任。因为农民是国家的,官职也是国家的。拿来国家的权力,自己私下占有,而且传代,连起码的职业伦理都不会有。故而在魏晋南北朝,官僚制的效率很低,国家孱弱,高门大姓遭致贫寒士族的嫉恨,属于公认的乱世。
隋唐以来实行科举制,通过制度化的强制为权贵子弟进入仕途设置了较高的门槛。这个门槛不仅是考试,而且有背后的读书传统。事实证明,科举制度下有读书传统的家族,子弟考中的机会要大一些。所以,在中国的大门槛(门阀)消失之后,所谓的士大夫阶层,虽然也是个不断变化的群体,但大体上都会有所谓耕读传家的传统。直到民国,有家学的子弟还是为人称道的,比如俞樾的家族,比如刘师培的家族。至于那个时代的富家子弟,无论是土财主还是富商子弟,要想有出息,往往得花高价请名师课子弟读书,改变身份从而跻身士大夫阶层。否则家族永远翻身不得,有钱也保不住。
很明显,在官本位的大帽子下面,如果有权二代和富二代的话,他们维持地位的途径,已经有些官本位的异化了。但无论如何,在保持读书传统这一点上,还是有正面意义的。可今天的权二代和富二代,加上他们的老子,不能说对读书传统感兴趣的一个都没有,但维持地位的着眼点却多半集中在了“钱”和“权”上。对于官员和官二代而言,有一种思路是利用手中的权力和关系,让子弟经商发财,尽可能快地暴富。无论是自己直接出面,还是暗中默许子弟利用自己的名义,走的都是借权生财的道路。这条路,在目前官本位关系盛行的中国,是相当顺畅的。尽管官方对于海外盛传的中国亿万富翁90%以上都是高干子弟的说法极力否认,但从来没有举出数据证明这种传闻的谬误。而国内坊间传闻与百姓的日常经验,却往往表明这种传闻绝非空穴来风。还有一种思路,是官员自己弄钱,“染红”后设法把钱转移出去,让自己的配偶或子女出外经商。这些官员可能属于体制的悲观派,他们操作的要点,是尽可能把自己的后代变成西方发达国家的人,彻底改变其身份和地位。第三种思路是直接让子弟接班,进入仕途:他们大概是看清楚了,在中国,只有权力是最佳的挣钱机器。他们的操作方法一般都是交换式的:比如甲乙两个都是某单位的负责人,甲的子女去乙单位做官,乙的子女去甲单位,互相允诺照看提拔。这样的做法在现行制度下,完全是合法的。只有当某些地方官员做得太过分,比如直接在自己管辖范围内越级提拔自己子女时,才有可能引起人们的关注。有意思的是,现在的富商所谓培养子女的途径,也大抵跟官员类似:或者将财产逐步转移国外,让子女出国留学,学成后直接接手海外的事业;或者搭上自己在官商两界的关系,让他们继承国内产业;或者给子女买官,进入仕途。
无论官和商,他们经营自己事业的方式往往是令人诟病的,而接下来培养第二代的方式,同样充斥铜臭和权杖的霸道。其中,某些民营商人由于缺乏权利意识,习惯跟个别官员勾兑,加上官方有意识制造“原罪”的舆论,夸大民营企业家违法的现象,这些富商在民众眼里,已大大地被妖魔化了,甚至原本属于一部分官员的罪过也转嫁到了他们头上。所以,尽管他们培养富二代的方式跟别人没有多少相干,有些甚至也没有什么不道德,但在民众眼里,却跟官二代一样,都是令人质疑的。
现在的中国,早已不是魏晋南北朝的中古时代,整个世界已通过网络和其他方式联系成了地球村,2009年“被”字的凸显,说明平民百姓的权利意识已非昔比。因此,势力更大的权二代,他们跟自己父辈的种种接班的努力,只是给自己营造了一个更加恶劣的舆论环境。受主流意识形态左右的物质主义的大众文化,固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崇拜金钱,崇拜权力,但也往往更加怨恨把持金钱和权力的人。在仇富和仇官气氛日益浓烈的情形下,人们几乎到了逢官必反,逢富即恨的境地。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权二代和富二代,即使完全继承下来父辈的权势和财富,又怎能安然入眠呢?所以,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的策略,实际上是捞足了就走。但到目前为止,这些人的后代还少有能在发达国家做成功的。从根本上说,作为社会精英,不思改变自己的国家,使其走上正常发展之道路,只打算捞足了就撤,显然是一种自私、短视之举。作为中国人,这不是退路,而是一种不道德的逃遁。
“二代”问题 第7篇
安巴尼今天拥有的一切幸运最终应该归功于他的父亲迪鲁巴伊·安巴尼。24岁时, 迪鲁巴伊投资500美元开办一家小型进出口公司——信实商业公司, 主要出口尼龙纱等纺织品, 之后经营触角延伸到石油、金融等领域。也许是为了有意培养儿子的经商能力和管理才能, 从穆克什16岁开始, 迪鲁巴伊就经常让他跟在自己的身边料理一些日常事务;穆克什18岁时, 迪鲁巴伊就将公司总经理的这一重要职务交到了他手上。
父亲去世之后, 安巴尼接过了信实集团的最高权杖。
作为家族企业的继承者, 安巴尼的最大贡献就是将公司的多元化发展战略推到了顶峰。在电信部门, 信实公司投资近3000亿卢比建造起辐射许多邦区的固定移动通讯网络;在电力部门, 信实斥资50多亿美元建设起了近3000兆瓦的天然气电站;在金融服务部门, 除了继续保持在私营非银行金融公司的独占鳌头的地位外, 还申请建立了消费者银行。同时, 信实在1992年成功登陆纽约证券交易市场, 成为印度第一家进入国际资本市场的企业。5年之后, 信实在国外成功地发行为期100年的债券1亿美元和30年期债券2.14亿美元, 创亚洲有史以来最高纪录, 信实由此跻身于IBM、可口可乐和迪斯尼等发行世纪债券公司行列。
然而, 与弟弟也是信实集团总经理阿尼尔·安巴尼的一场“豪门恩怨”最终导致了信实集团的一分为二——穆克什掌管集团旗下主营石油化工业务的信实工业有限公司和印度石化公司, 阿尼尔接手信实能源、信实通讯以及信实资产三家子公司。与此同时, 兄弟双方将对方在自己公司中所持有的股份完全清除。为了表示对父亲的纪念, 两个集团都同时使用信实的品牌和标志。无疑, 分家肢解了安巴尼原来可以支配的资本运筹能力, 甚至一段时间内由于资金的分流让安巴尼感到手中极度吃紧。然而, 接下来印度国内的经济改革使安巴尼重新获得了再飞的动力。
资料显示, 最近几年, 印度政府投资500亿美元进行了能源、运输等基础与瓶颈产业的建设, 于是, 安巴尼借势加快了国内40多个油气田的勘探和开发, 其成功率占60%。与此同时, 安巴尼还将油气资源开发的步伐延伸到了中东的也门、沙特和伊朗, 其获得的陆上石油勘探权达60多个区块;同时, 安巴尼还在危地马拉投资建成了环保炼油厂和电站, 总投资为80多亿美元。与承借能源刺激的政策东风一样, 当印度政府宣布开放零售业后, 安巴尼又不失时机地抢占了先机。最近几年, 安巴尼在国内申请建设了各式各样的特区, 总面积10万多公顷, 总投资超过10000亿卢比。特区从事生物技术、新能源等新产品研究开发, 以享受政府税收等一系列的优惠, 并为在全国各地建加油站、零售店、连锁店、专卖店、超市进行布局创造条件。据悉, 作为印度最大的私人能源企业, 信实工业集团的总资产相当于目前印度GDP的3.7%。
当然, 在关注安巴尼继承父业做大家族商业帝国荣耀历史的同时, 印度老百姓在街头巷尾谈论最多的话题还是几年前安巴尼斥巨资在孟买市的中心地段为自己和家人树起的一座富丽堂皇的住居“宫殿”。这座以古代神话中的岛屿“安蒂拉”命名, 总耗资达10亿美元的庞大建筑高173米, 与一栋60层的大厦高度相当, 整栋大厦的总楼层面积达到11万平方米, 超过了著名的法国凡尔赛宫。安巴尼的奢侈之举引来了印度国内民众的唏嘘。作为亚洲的第四经济大国, 印度的贫困化问题一直是这个国家最大的难题。据统计, 印度贫困人口在过去20多年里增加了两倍多, 高达6000多万, 比整个英国人口还多。而在印度众多城市当中, 孟买的贫民区最大, 约650万人生活在这里, 为亚洲之最。也正是如此, 印度不少媒体认为, 在一个贫富差距日显拉大的国家, “安蒂拉”将安巴尼的利己主义个性暴露无遗, 以致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也不得不站出来向商业领袖们发出了“避免炫耀消费”的喊话。
“二代”问题 第8篇
一、“农二代”内涵及其群体特征
“农二代”, 即第二代农民工, 又被称为“新生代农民工”或“八零后农民工”。本文所研究的“农二代”主要是指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之后, 年龄在16岁以上, 父母多数时间外出务工, 自己也外出从事非农工作的农民工。
“农二代”作为当前农民工的主流群体, 逐渐成为城市经济和社会建设的主力军。综合多名学者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区别于父辈的特征为:文化程度高;维权意识强;参与政治和公共事务热情较高。而本次调查也发现, “农二代”区别于同年龄阶层城市青年的特征为:自尊心强烈;偏激化倾向严重;求知、自我改变愿望强烈。
二、“农二代”身份认同内涵及现状
本文所述的身份认同是指“农二代”作为徘徊在城市与农村之间的特殊群体, 在与城乡居民交往过程中基于农民与市民身份差异的认识而产生对自己身份的认知、情感的依附和未来行为归属的主观性态度。
目前, “农二代”的身份认同现状令人堪忧。这一“无根”的群体, 由于户籍制度、城市人对其排斥、所从事的弱势职业等原因, 缺乏社会认同, 逐渐沦为城市边缘人, 回不去农村, 也适应不了城市。
三、在杭“农二代”身份认同分析
(一) 样本说明及数据来源
笔者根据杭州市农民工分布状况, 选择在江干区生活和工作、年龄在16到32周岁之间、来自于杭州市外的第二代农民工作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调查和半结构化访谈的方法, 在随机抽样的基础上进行样本数据收集。
(二) “农二代”在杭生活现状满意度及对身份认同的影响
1、居住环境满意度及其影响
在调查“农二代”居住条件时, 发现半数以上的人是租房, 真正在城市落脚的只有极少数。
通过深入调查发现, 只有23%的人是独居, 30%的人是合租 (4~7人) , 仍有20%的人过着群租 (等于或多于8人) 生活, 他们的居住条件不容乐观。有家才有归属感, 居住条件影响着身份认同。
2、经济收入满意度及影响
在调查“农二代”的经济状况时, 发现只有少数人满意目前的经济状况, 而有33%的人不满意。
在分析月收入与生活满意度的线性相关性时, 发现“农二代”对自己的经济状况满意度与月收入却并没有明显关联。但是调查发现多数人认为经济条件影响身份差别。经济状况经常被用来衡量一个人的社会地位, 严重影响“农二代”的身份认同。
3、社会交往满意度及影响
通过对农二代与当地市民的交往程度和相处现状的满意度的相关系数分析, 两者呈高度显著相关。然而, 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新生代农民工表示经常与当地居民交往。
综上所述, 并非他人对“农二代”身份不认可, 而是他们当中的大多数并未主动融入城市。他们不愿意与周围居民进行交流沟通。如果能在城市建立良好的社会交往关系, 可以增强他们的城市归属感。
4、社会公平满意度及其影响
在调查中, 79%的人在城市中遇到过歧视。其原因中身份问题占30%, 学历较低占27%, 历史原因占10%, 而生活习惯的差异占了32%。可知身份、生活习惯、学历这些差别阻碍了新生代在城市的生活。
“农二代”为社会建设发展作出贡献, 却得不到与当地人同等的待遇, 对社会的满意度下降, 导致他们质疑自身身份。
5、社会生活满意度及其影响
从“农二代”业余生活考察中发现, 上网和看电视是“农二代”主要的娱乐活动, 生活较为单一。半数以上的“农二代”偶尔会参加一些公益活动, 参加频率最高的是社区公益活动。可见, 适当的社区活动可以提高他们的生活满意度。新生代农民工在融入城市过程中, 仍是较为积极参与社会活动, 接受新事物的能力也较强, 但缺少参与渠道, 因此城市交流平台的提供不可或缺。
(三) “农二代”身份认同现状
1、自我身份认同
通过对“农二代”群体的自我身份认知及满意程度分析, 23%的人对自己的身份表示满意, 其余多少带有不满情绪。在具体的问卷统计中, 超过37%的“农二代”认为自己的身份是农民, 35%的“农二代”觉得自己的身份“说不清”, 仅有11%的人觉得自己是城市居民。这表明半数以上的农民工对自己的身份认知处于迷惘状况。
2、市民化期望程度
在市民化意愿中, 新生代农民工想要改变自身身份, 但行动力却不高。28%的人曾了解过如何办理迁户口的手续, 72%的人没有。这种矛盾而又复杂心理的出现, 主要源于现实情况, 如在杭生活成本、城市排斥、户籍制度等, 使他们对城市居民身份的梦想望而却步。
3、社会贡献认同程度
通过对“农二代”群体进城贡献度的认知, 我们发现, 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对社会建设和发展的贡献度与其认为自身所在职业对社会贡献度呈高度相关。这说明“农二代”群体对自身的工作贡献给予认可, 希望自己的身份能被社会所接受。
四、增强身份认同, 加快市民化进程, 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一) 改善制度环境, 增加“农二代”市民化意愿
1、改善户籍管理制度
我国现行的户籍管理制度, 以法律的形式严格限制户口迁移, 限制了“农二代”的自由落户。因此, 改善户籍管理制度, 在实行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 增加土地资本的同时, 应放宽更换城市户口的条件, 从根本上提高变更城市户口的意愿。
2、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 农民工伤保险机制、养老机制不健全。应把转户农民工纳入城市社会保障应保人群中, 对工伤农民工进行补偿, 加强城镇医院医疗补贴力度;使其享受养老补贴和优惠政策, 从而增强“农二代”市民化意愿;针对居住问题, 政府适当增加经济适用房。
3、深化教育培训制度
对传统教育资源进行整合再造, 发展适宜农民工和农民工子女的教育课程, 加大对留守及城市农民工子女的教育投入。对不同年龄段的“农二代”, 在尊重个人意愿的基础上引导职业技能教育或技能再教育。对于教育资源, 加强规范化, 规模化, 提高“农二代”的文化素养。
(二) 改变思想观念, 重新认识“农二代”
“农二代”与父辈的群体特征、人生理想和心理需求不同, 政府要努力消除城市人对“农二代”的排斥, 引导正确的舆论导向, 使市民理解和尊重农民工, 自觉地支持农民工市民化。城市居民应改变对“农二代”的保守思想, 与农民工平等相处, 增强“农二代”的身份认同感。
(三) 组织多方提供平台, 促进“农二代”社会融入
由于“农二代”对城市生活不熟悉, 自主增进与外界交流互动较困难, 因此社会应提供“农二代”与社会交流的平台, 保障政治参与、权益维护, 增强社会归属感。
(四) 加强公益宣传, 提高“农二代”市民化信心
“农二代”崛起 第9篇
“农二代” 渐渐崛起 , 除了跟自 己父辈一样靠种地“淘金”的, 还有一部分年轻的“农二代”通过别的途径在家乡的土地上发家致富。
一人种3000多亩地, 年收入上百万
她, 一个人种了3000多亩地 , 年收入上百万; 从扛着锄头下田到开着轿车“巡视”土地, 机械几乎完全代替了人工……青岛平度市兰底镇桑园村的农民王玉芹, 已经没有了传统农民的形象, 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现代农场主。
王玉芹自家的耕地只有20亩左右。2008年开始 , 王玉芹通过流转土地方式承包耕地, 这些耕地来自七八十户村民手中, 分散在附近好几个乡镇, 最近的地离最远的地有几十公里。只要没事, 王玉芹每天都要“巡视”一遍地, 看看哪块地需要浇水, 哪块需要除草、施肥。
“过去种 地全靠人 , 面朝黄土 背朝天, 天再热也要锄草, 收获时全靠牛车拉。谁也想不到种地也能种出名堂来。”王玉芹白色的小汽车开 在机耕路 上 , 田埂两旁绿油油的玉米苗随风 摇晃着 , 像在跟这位农场主致敬。“这块儿是咱们的实验田”、“这块儿是土豆地”、“这块儿是花生”……王玉芹一边开车一边向记者介绍着地里的农作物。
王玉芹算了一笔账, 将土地集中经营, 效益能积少成多。“机械化种植, 十几个固定工就把上百人的活干了, 省不少人工费。连片的土地灌溉起来也省水。”除去租金、种子钱、化肥钱、人工费等, 每亩能赚300元左右, 再加上每亩地126元左右的种粮补贴, 每亩地能有400元左右的收益。“一亩地挣400元, 3000亩地就挣100多万元。”种地毕竟是看天吃饭, 王玉芹用多样化种植来抵御风险, 除了大面积种植小麦和玉米, 还种了一部分花生、豌豆等经济作物。“我还有绿化树苗, 还有养猪场, 这边不挣钱另一边挣钱, 互相贴补贴补, 总体还是挣钱。”
“过去种地不挣钱 , 村里稍微有点本事的人都出去打工了, 留在家里种地的都是一些跑不动的老人。好多人的地直接都荒了。”种地的人越来越少, 有些家里人手多的就私底下租别人不愿意种的土地, 一亩地一年就给300元租金。2008年10月19日, 新华社播发了《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其中关于允许农民以 转包、出租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 经营权的 内容 , 王玉芹在这则消息中看到了机遇。
经过反复思考, 她以一年每亩700元租金的价格从几十个农户手中租到了700亩土地。“别人出300块钱, 我出700块钱仍有人不愿意租, 我就挨家挨户找他们谈。为了让别人放心, 我都是提前付款。”最高的时候, 王玉芹每亩地能给别人1000元左右的租金, 村民们自己种地其实也就能挣那些钱, 现在空出时间还可以去工厂打工。随着时间的推移, 越来越多的人认同土地流转的观念。在具体的操作中, 王玉芹会和农户一家一家签合同, 同时会在镇上的土地流转服务中心备案。“这个合同备案之后对我们双方利益都是一个保护。”
2008年 , 王玉芹通过土地流转的方式承包了700亩耕地, 2009年就增加到1500亩 , 2010年达到2060亩 , 2013年最多达到3500亩。在平度跟王玉芹一样以种粮为主的家庭农场主不在少数, 大家的土地都是这样通过流转的方式从别的村民手中承包来的。
农村经纪人活跃
平度一位叫王莎莎的姑娘就用她独特的方式在家门口帮妈妈一块儿做起了贩卖蔬菜的生意。“我女儿是我的骄傲, 我所有的生意伙伴对她评价都很高。”说起女儿, 王莎莎的妈妈姜女士很欣慰。
姜女士介绍, 以前, 农村人就开始将原本自给自足的蔬菜瓜果等农产品带到市场上去卖, 但是往往因为交通、保鲜等原因收益不高。渐渐就有一些聪明的农户将活跃在全国各地的批发市场上的水果贩子带到田间地头直接收购。一到播种、收获季节, 他们便走村串户、跑市场、购销产品、传递信息, 架起千家万户连接市场的桥梁, 缓解了农产品难卖的问题, 他们就是农村经纪人。“家庭农场、农村合作社越来越多, 农村经纪人也越来越活跃了。”姜女士笑着说, 别人都叫他们“代办”。
今年26岁的王莎莎, 初中文化, 毕业后曾在青岛帮人卖海鲜。三年前回家帮姜女士打理生意。“我们娘俩主要做蔬菜生意, 从5月忙到10月 , 之后的时 间可以出去玩也可以再找一些活儿干。”从甘蓝、大白菜、大头菜到土豆、卷心菜, 到了收获的季节她俩开始忙碌。平均每斤蔬菜他们能提成2分钱, 发货量大的时候, 一个月能收入三四万元, 五个月就能达到20万元左右。
辣椒造就30个千万富翁
胶州市胶东镇于家村面积虽然不大, 却是全国知名的辣椒集散地, 新疆、甘肃、内蒙古、河南、河北等地的辣椒, 都会千里迢迢运到这里交易, 并流向世界各地。最多的时候村里70%以上的村民都加入到辣椒采购、加工、生产各个相关领域中。统计显示, 2009年于家村有20多位千万富翁, 年收入在10万元至数十万元之间的村民比比皆是。村会计刘殿刚介绍, 现在村里至少有30个千万富翁了。“亿万富翁估计都有了。一些辣椒深加工企业年收入过200万都是轻轻松松的事。”
“蜂二代”酿出甜蜜事业 第10篇
3年前, 杨旭大学毕业后返乡帮父亲打理蜂业专业合作社。经过走访和市场调研, 杨旭发现多数蜂农对外界市场并不了解。“如今的市场早已不是单一的原蜜市场, 而是一个产品需求多元化、产品生产合作化、市场组织规模化的大市场, 合作社必须转型。”杨旭说。
2015年, 杨旭建立了蜜蜂文化体验厅, 吸引游客8 000人次, 并在体验厅开设DIY蜂蜜香皂等项目, 提高蜂蜜附加值, 经济利润提高了5倍。
杨旭还将目光瞄准互联网, 建立了自己的网站, 将产品销往全国。“万事开头难, 对蜂农来说, 他们不关注你说什么, 而是看你能给他们带来什么。”杨旭说, 最早决定做这些项目时, 顶着资金短缺的困难和蜂农的不信任, 他坚持了下来。
在杨旭的带领下, 4家农民合作社和1家加工企业成立联合社, 形成了集生产、加工、销售于一体的蜂蜜产业链, 年产量达600余吨, 推出了蜂花粉、蜂胶、蜂蜜面膜等深加工产品。
目前, 御蜂堂蜂业合作社所产蜂蜜全部贴上了二维码, 能追溯到蜂农姓名、产蜜时间、产地等详细信息, 从源头上保证蜂蜜的质量。
2016年是长征胜利80周年。在杨旭看来, 长征精神与蜜蜂精神有很多共同点, 都蕴含着勇敢、团结、勤劳和不懈。一次次的大胆尝试, 让他不断获得经验教训, 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穷二代能否赶超富二代 第11篇
穷人难进上流社会
这项成果来自美国加州大学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合作研究。评测内容不仅仅是收入和财富，为了找到财富与地位的联系，研究对象的范围划定在了教育精英和财富精英里。调查结果显示，上层社会的子孙衰落到中产阶级时，一般会花300至450年。整个社会中的贫困家庭，花了大致相同的时间，大概在10至15代的时间，才能进入中产阶级。
世界各地莫非如此
想进名门？看起来没那么容易。这种阶层流动缓慢的现象在全世界都很普遍。研究者们调查了19世纪中国的13个姓氏特别的书香门第，这些名门望族在经历了鸦片战争、辛亥革命、抗日战争，大多数成员仍富有而且有影响力，他们许多人是名牌大学的教授，许多孩子在名牌大学上学。
就算短暂的美国历史，也可以验证这种财富与姓氏的关联性。美国的超级巨富梅隆家族虽然不像福特家族那么出名，但实力绝不逊色，约100个梅隆家族成员掌控了300亿美元的资产。
缓慢的社会阶层流动无疑让穷人沮丧，想一想，辛辛苦苦奋斗几十年的农民子弟，收入还不敌一个富二代的零花钱，多么可怕。
科技扩大了贫富差距
而更加令人沮丧的是，阶层固化现象在科技日新月异的新时代竟然愈演愈烈。以世界上最富的20%的人群和最穷的20%的人群相比，1946年的收入差距是46倍，1997年扩大到86倍。
谁造就了这种社会财富差距？说出来可能令你大跌眼镜，那就是科技。科技的大批量、自动化生产让底层社会失去了靠手工艺挣口饭吃的可能。由于科技对于工作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穷人的劳动力变得越来越廉价。另一方面，那些受教育最高，在科技使用方面处于主导地位，他们的高学历会为他们赢得更高的报酬。
当然，少数“丝”因为超常的智慧，逆袭成为富豪的事也并非没有，而个别女性因为异乎绝伦的美貌嫁入豪门，也不是什么稀罕事。绝顶的智慧和天姿国色属于稀缺资源，自然能进入上流社会。
教育无法平等
科技能力是穷富的分水岭，这一点毋庸置疑了。那么，这也意味着从娃娃开始的学堂教育就成了穷人逆袭的决定性因素，日后的学历会直接与收入挂钩。那我们再来看看，财富在教育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中国社会科学》发表的一份调查报告也显示，20世纪90年代后，北大学生中，富裕家庭占比呈现上升趋势，远超贫困家庭。不仅是中国，英国的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曾经也因来自贫困阶层家庭的孩子不到1%，而受到舆论指责。那么，贫穷为什么会影响到教育呢？这可能是因为家庭富裕的孩子们，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源，而父母也会更加注重教育。
事实上，贫富之间互换角色意义重大。当社会阶层流动性强时，会让这个社会变得更令人期待，也更加充满希望。反之，贫者越贫，富者越富，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和没有交流的社会阶层，会让底层社会更加愤怒，从而危及整个社会的安定。因此，如何扩大阶层流动的通道，填平阶层之间的鸿沟，是摆在世界各国领导者面前的一项艰巨任务。
二代证速印解决方案 第12篇
例如与我们的日常生活关联十分密切的银行:客户在办理开户、大额取现、汇款以及挂失时, 均需要留存客户的身份证复印件。这样的规定, 本是银行为了在将来出现纠纷时, 给自己澄清的证据, 但在执行过程中, 仍然会遇到复印身份证时操作不便、效率低, 无法辨认真假等问题。
危机四伏、伪造证件的多米诺
在报刊上, 偶尔会看到:“储户遗失信用卡, 在挂失时却发现银行存款被人用伪造的身份证冒领。”这样的新闻, 用户即便一纸诉状将银行告上法庭, 银行也是无可奈何, 经济损失也无法挽回。
而且, 身份证真伪鉴别需要较高的专业技能以及法律依据, 公安机关作为身份证的法定发证、审证机关, 从未授权给银行对身份证进行审查, 也不可能将身份证的识别技术完全透露给银行, 银行客观上并不具备判断身份证件真伪的专业技能和人员。
本着对储户负责的态度, 银行工作人员在给客户办理取款手续时, 要尽到谨慎注意的义务, 认真核实身份证件。如果发生不法分子冒领, 银行亦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商务喷墨打印机-不能说的秘密
在我国, 身份证没有实现智能化管理、信用体系没有健全之前, 爱普生二代速印解决方案应运而生, 迅速填补了这一缺漏———外置身份证读卡器在扫描身份证时, 能够直接读取二代证内置芯片里的信息进行打印, 这就从根本上杜绝了不法分子在身份证外观上做手脚, 企图蒙混过关的可能。爱普生解决方案所配备的读卡器模块经过国家公安部认证, 也是目前市场上唯一具备在脱机复印状态下能够进行身份证真伪识别的设备。如果在读取过程中扫描到身份证芯片出现异常,
则会立即停止对此身份证的复印工作。目前, 很多银行已经享受到了爱普生二代身份证速印解决方案的便利, 简单的操作给予银行的是最安全的解决方案。
8秒钟速印大幅提升办公效率
每一件工作都无法避免完整流程中不断穿插且耗时费力的突发事件, 对于银行的工作人员来讲, 占据类似事件排行榜第一名的就是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传统的复印方法不仅需要将身份证翻面复印两次, 还需要手动地调整复印该证件的纸张位置, 以便打印出来的效果符合要求。整个复印流程大约需要一到两分钟的时间。这样的复印流程每天都要发生很多次, 在无形中降低了工作人员的工作效率。
爱普生二代证身份证快速复印解决方案只需将身份证放在指定的感应区, 听到响声后即可拿走身份证, 正反面复印件会在8秒以内快速打印在一张纸上。纵览当前的各种身份证复印解决方案, 还没有任何产品有这样的快速。不仅如此, 由于爱普生采用独有的微压电打印技术, 并配备原装墨水, 不仅打印出来的文件自己清晰, 而且防水耐光, 可长久保存。工作时不排放任何废气, 粉尘, 实现了0污染打印, 比以往的激光打印机环保健康很多, 可以从根本上保证操作人员的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