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美国范文（精选4篇）
两个美国 第1篇
关键词：美国室内歌剧,“两个世界音乐节”
“两个世界音乐节”(Spoleto Festival of Two Worlds)是20、21世纪意大利裔美国作曲家、指挥家、剧作家、歌剧导演贾恩·卡洛·梅诺蒂(Gian Carlo Menotti,1911.7.7-2007.2.1)创办的,他的创作主要以室内歌剧为主,曾两度获得普利策奖。在美国和欧洲创立的“两个世界音乐节”为其他音乐家提供交流平台,推动了美国、欧洲音乐的发展。
在美国众多歌剧作曲家中,梅诺蒂是第一位在二战后使美国的歌剧领域兴旺起来并赢得国际声誉的作曲家,打破了当时歌剧市场冷淡的局面。相对于传统大歌剧来说,梅诺蒂更加致力于室内歌剧创作,《电话》《迷宫》(Labyrinth,1963)、《唱歌的孩子》(The Singing Child,1993)等都是这一类型的歌剧。而歌剧《电话》是最受欢迎的20世纪歌剧作品之一。从该剧首演获得空前成功至今,《电话》一直在世界歌剧舞台上常演不衰,成为众多歌剧院的保留剧目,同时,在电视领域中也广受欢迎,在歌剧节目中频频播出。到20世纪末已被翻译成5种语言,至少14个版本在十几个国家上演。
与传统大歌剧所具有的复杂、曲折情节和庞大的演员阵容、乐队编制等特点相比,室内歌剧往往情节简单而通俗易懂,演员和乐队的编制大大缩小,甚至于普通的小场所都能演出,因此也称为室内歌剧。正如美国戏剧评论家史蒂文·维纳瓦(Steven Vinaver)所说:“室内歌剧相对大歌剧来说,如同短篇小说与长篇小说,室内歌剧就像大歌剧的浓缩版,揭示的内容与现象需要更精妙的布局。”虽然室内歌剧与短篇小说在长度上一样受到限制,但室内歌剧的表现手段并不比大歌剧表现得少,反而显示了更多大歌剧所不具有的音乐与情节方面更精炼的优势。而且,与短小的诗歌能通过意蕴和暗示揭示诗歌内容的手法相似,室内歌剧的音乐对人物与情节等要素的描绘更为突出,具有表现性。因此,就音乐要素在整部歌剧中所占的比重来看,将戏剧情节、人物角色、舞台布景精炼化了的室内歌剧音乐在整部歌剧中的重要性显然大于传统大歌剧中的音乐。
1958年,梅诺蒂在意大利斯波里图市创立了斯波里图音乐节(Spoleto Festival)。为来自世界各国的作曲家、歌唱家、演奏家、文学家、演员、画家、雕塑家等提供了一个综合艺术舞台。梅诺蒂定居欧洲后,将大部分精力放在自己创立的斯波里图音乐节上,担任主要负责人和乐队指挥。1977年,他将斯波里图音乐节扩展规模,在美国南卡罗来纳州的查尔斯顿(Charleston,S.C)也创办了斯波里图音乐节。这两地的斯波里图音乐节被统称为两个世界音乐节(Festival of the Two Worlds)。尽管音乐节需要他做大量工作,如指挥、导演、管理等,但他仍不忘创作歌剧,在自己创立的综合艺术舞台上向世人推广室内歌剧。
梅诺蒂的歌剧作品大部分都在两个世界音乐节成功上演。主要代表作有:《塔姆–塔姆》(Tamu-Tamu)(1973),该剧为2幕室内歌剧,以反对战争为题材;为准备告别舞台的女高音歌唱家贝弗莉·西尔斯(Beverly Sills)而作的3幕喜歌剧《英雄》(Hero,1976),《洛卡》(La loca)(1979),讲述了伊莎贝拉女儿和来自西班牙的佛迪能德的故事;为男高音歌唱家普拉希多·多明戈(Placido Dominggo)而作的3幕歌剧《戈雅》(Goya,1986);1988年创作的2幕喜歌剧《婚礼》(The Wedding);1993年再次为多明戈而作的《唱歌的孩子》(The Singing Child),该剧为独幕歌剧,合唱为童声合唱;电影歌剧《阿迈尔》(Amahl,1996)第二版,该剧由梅诺蒂亲自导演。
室内歌剧《电话》在百老汇埃塞尔·巴里莫尔剧院连续上演次数达220场之多,受到美国观众的热烈欢迎。1955年,美国国务院为《电话》与《神巫》特别组织了一次欧洲巡演,在国际上引起轰动。之后,它被译成几十种语言在世界各国上演,至今仍在众多国家的歌剧舞台上常演不衰。梅诺蒂在《电话》获得成功后,坚定了发展室内歌剧的决心,此后创作的歌剧大部分均为与《电话》同一类型的室内歌剧。在梅诺蒂的努力推动下,许多歌剧作曲家也投身于室内歌剧的创作,如巴伯、福斯、托马斯·阿戴斯(Thomas Adès)和菲利普·格拉斯(Philip Glass,1937-)等。梅诺蒂所创办的“两个世界音乐节”为发展室内歌剧提供了很好的平台,人们也越发接受并喜欢室内歌剧。“让歌剧脱离大剧院,回到人民之中”,梅诺蒂的这一理想始终推动着他为发展室内歌剧而不懈努力。
室内歌剧是顺应时代的产物,与擅长演绎神话、宫廷背景故事的大歌剧对比,梅诺蒂以时尚礼仪为题材而创作的室内歌剧显然为歌剧注入了新的生命力,赢得了更多观众的支持。同时,也为室内歌剧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将其影响力提升到了一定高度,为室内歌剧今后更好的发展拓宽了道路。
参考文献
[1]王珉.美国音乐史[M].上海音乐出版社,2005.
[2]杰拉尔德·亚伯拉罕,顾犇译,钱仁康,杨燕迪校订.简明牛津音乐史[M].上海音乐出版社,1999.
两个美国 第2篇
自考学历在中国属于“5大”，在国外则被视为与普通高校相同的文凭。如果有学位证书，百分之百被得到承认，可以凭此读硕士。如果只有本科毕业证书，虽然比较困难，但也有许多学校是允许读研的，具体情况要咨询所申请高校研究生院。
英语考试成绩
只要申请正规院校，不论本科还是研究生，一定要通过托福或雅思考试。这是必不可少的。其他考试，比如GRE、GMAT则根据地区、学校、专业来决定。
两个误区
(1)部分报刊介绍说，自考被国外几十所大学承认学历。这个说法是不正确的，自考学历只被国外某些高校承认的说法是没有依据的。据我所知，我所申请的`美国大学全部承认我的本科学历。我的自考同学申请英国留学，也很顺利。
两个美国间谍的中国故事 第3篇
作者是一对年轻的美国新婚夫妇：李克(Auyn Rickett)和李又安(AdeleRickett)。1949年前后，他们分别在清华和燕京大学学习中文，同时利用工作生活之便，为美国海军部提供中国社会情况的报告。所以，他们在1951年因为“替美国在共产党中国进行间谍活动”而被捕。两人在中国监狱服刑4年后，被驱逐回国。著作是他们对改造经历的回忆。
李克夫妇是1949年历史的见证人。他们亲眼看到中国民众的悲惨境遇，美国教授的奢华和中国教授的寒酸生活，体会出学生、教师渴望变革和“解放”的心情；他们参加了学生们的国庆游行，感受震耳欲聋的“毛主席万岁”口号，看到解放军秋毫无犯的作风以及他们眼中闪出的“荣誉的光芒”。1949年又是一个充满对抗和变动的年份。即使经历了北京围城，李克对中美之间的关系也一度充满了信心，认为中国需要美国在政治、经济上的承认和援助。但是1949年7月1日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的演说，把李克的理论“打得粉碎”；就连他们领事馆的人员都认为，此后两国将面临着公开的政治战了。美国政府做出了政策调整，希望抛弃了蒋介石政府、加入到联合政府中的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另外选择道路，甚至在8月间，美国国务院发表了一个白皮书，公开号召“中国的民主个人主义者”站起来，这样，“华盛顿方面就等于公开宣布了他们企图扶助推翻共产党与其同盟者所建立的人和政府的活动”。连李克都认为，“白皮书是一个很大的错误”(第31页)。而李克在北京的直接任务，就是探听他们所希求的同盟者的反应，对于李克，主要是清华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
通过和清华教授的接触，李克不安地感觉到，中国知识分子“他们进步的快慢虽然不同，但都在朝同一个方向走，而我和又安则在朝相反的方向走”(第37页)。李克原本认为，青年人的转变可以理解，因为其中大部分是从革命大学短期理论学习班毕业出来的学生，他们不过是个性不成熟的孩子；甚至当马克思主义影响了大学里受过西方教育、为李克所尊重的教授和知识分子时，他还没有意识到所面临的意义重大的变革。李克觉得，这些人有坚实的西方教育基础，要动摇他们对于西方思想的忠诚，不是容易的事情。但是朝鲜战争爆发后，李克的好几位亲密朋友都完全转过身来反对西方，他震惊了，“感到非常沮丧和伤心”。特别是1951年，李克“怀着厌恶的心情眼看着燕京的教师和学生举行了一系列冗长的群众自我检查会”，面对着同事、朋友、亲人和大堆人群，“他们痛斥自己过去崇拜西方的奴隶思想”，“情绪激昂”甚至“禁不住痛哭流涕”。李克难以理解的是，“除了集体环境的巨大压力以及朝鲜战争产生的高涨的爱国情绪之外，看来这种集会并没有应用任何压力”(第122页)。然而正是朝鲜战争，成为李克夫妇个人生活上的转折点。
李克29岁生日那天，中国军队雄赳赳跨过了鸭绿江。他们意识到中美关系恶化对个人前途可能带来的威胁，希望尽快回国。但是事不遂人愿，在反击国民党特务和破坏分子的运动中，他们先后被逮捕，开始了4年的牢狱生涯。
“改造”在李克夫妇的中国经验中，是最核心的关键词。中国人积极“改造思想”的场景，不时在李克脑中浮现，现在轮到他这个美国人了。
他参加9号监房的学习，阅读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听大家谈“地主是怎样得到土地的”；讨论并不限于毛泽东论文的范围，这让李克感到更真实地认识了中国的乡村，以至于他觉得自己“成为‘中国通’的本钱天天都在增加”(第133页)。但是他承认，他们都低估了监管人员，并不是他们所设想的喊几声“毛泽东万岁”或者是“斯大林万岁”就可以过关的。当他想用轻松的自我检查来浑水摸鱼时，引起了组长的愤怒。李克也被激怒了，豁出去说：“我搞不通我为什么不能请律师。”这个思想立刻遭到大家的批判，有人说，“资本主义社会就是这种情况。一个人只要有钱请律师，几乎可以把任何罪行都推脱干净；只有穷人才进监狱。更厉害的是，要是在旧中国，你甚至连律师都不要请。你只要向领事馆打个招呼，他们立刻就会把你要出去”(第156页)。这样的回答当然不符合李克所熟悉的“传统习惯”。但是他觉得无法反驳。虽然他承认，“革命在本质上就是反对墨守法律的”，不能用常规法则来要求当下的法权。但是落实到个人，这个规则未免显得冷酷。
“改造”以各种各样的形式点点滴滴地进行。除了交待罪行外，李克遇到的最大问题是大家对于美国的看法。比如黑人问题、政治腐败、公民自由、匪徒组织等，都是引起争论的话题。
某一天，一个犯人说美国的工人都住贫民窟。李克愤怒地反驳：“我父亲就是一个铁路工人，他并没有住贫民窟。事实上，我们工人的生活全都比你们中国人好得多。”但是另一位投机商犯人立即坚持说，李克的父亲一定是一个工贼。这些鸡毛蒜皮的口角不算什么，“最最难办的就得算朝鲜战争这个问题了”。不谈论这个话题是不可能的。有一次，一位同组犯人老廖看到报纸头条新闻上写着“击落敌机二百架，重创三百架”，立刻欢呼雀跃：“我们消灭了五百架美国飞机。”李克脱口而出：“两百架。另外三百架飞跑啦。”(第192页)在和狱友的争辩中，李克意识到自己是坚决捍卫美国国家利益的。
但是，李克对于朝鲜战争的敌对态度在1952年冬季之后发生了转变。
起因是老廖的一个故事。一个美国战斗机驾驶员在朝鲜一个村庄投放汽油弹后被击落，中国军队出发去捉拿他。同时有一架美国直升飞机前来营救。可想而知，就在飞行员攀登飞机软梯、营救即将成功的时刻，中国军队开了火，把营救者和被营救者都击落了下来。故事很简单，刺激李克的是中国人的反应。听故事的人“全神贯注”到“着迷”，李克恍然大悟——大家对这些死去的美国人的看法是多么的不同：“在他们看来，这些美国人是没有脸、反复无常的敌人，只是一些必须加以消灭的东西。但是在我看来，他们是人，是死得太早的年轻人，他们可能来自纽约或芝加哥，甚至来自我的故乡西雅图。接着我又想到，就在这个时刻，在美国一定有千百万人正读着一个极其相似的故事，不同的仅仅是，在他们的故事中，那些死去的人是没有脸、反复无常的中国人。”
相信每一位读者都会被这一段叙述打动。这次经历使李克彻底认识到，“那些死去的都是有脸的人”，“朝鲜战争必须停止”(第192页)。
各式各样人物的交往和改变给李克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对中国监狱的“改造”和狱友的变化有了深入的体会。
1953年底，李克的小组新来了一位狱友，这人曾在阎锡山手下当过兵，脑门上横刺了一句恶毒的反共口号。他的罪行并不重，人也不坏。大家反复讲道理，
终于让他不再担心自己被杀头，而且对于过去的行为有所痛悔。但他还是沉闷着，发呆，从不参加学习会。最后大家发现他的心结就在那额头上的刺字，于是纷纷安慰他说，新社会不会有人为这个责备他。但是所有的劝慰都无济于事。忽然有一天，他被叫出了监房。整整一天，“等他回来的时候，他的前额包上了纱布，但是眼睛却闪烁着光辉”。原来，政府把他送到医院，医生手术去掉了他额上的刺字。“从此以后，这个人的性格完全变了，简直像奇迹一样”(第225页)。他说，政府帮他卸掉了“千斤重担”。
李克也同意，对于犯人的改造，最重要的是监狱干部给犯人的直接帮助。他认为，在1951年到1952年间，监狱干部的工作比较机械消极，过分重视阶级出身。1953年后，监狱当局也认为过分惩罚是错误的，处理问题的方式和缓了许多。他举例说，一位沈管理员很让人感动。他查夜极为细心，大家总能听到他在检查监房时喊：“把肚子盖好，不要着凉啦。”这个关照每每让李克发笑，因为他始终“不能严肃对待中国家庭认为肚子特别容易受寒的道理”(第225页)。
李克后来体会认为，“中国政府是真正想做到公公正正的”(第157页)。他们监狱的卫生和生活也始终在改善之中。大家向蚊子苍蝇和寄生虫发动猛攻，对老鼠采取各种措施，注射防疫针，狱医用各种办法保护大家的健康；伙食也大大改进了：“食物调配得很好”，“定期洗澡”，还有“正规的体操制度”，生活上“舒服多了”(第169页)。
这样，“到了1953年初，大多数在监狱呆过一段时期的犯人都开始有某些进步的表现”。改变在于犯人们不再留恋过去或者幻想国民党重来，连正在进行的朝鲜战争也不再是大家感兴趣的话题了。李克总结认为，“这种转变一部分是由于共产党的理论的胜利，但主要的还是历史本身促成的”。这“历史本身”是什么呢?李克讲道，1953年1月的一天，监狱的扩音器传来了公布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消息，并引用毛泽东的话说：“如果美国人愿意谈判，我们就谈判，如果他们要打，我们就打，但是，我们要同时进行我们的经济建设。”“这时整个监狱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欢呼声和掌声”。新建设调动了大家的积极性，老廖“眼睛闪烁着光芒，兴高采烈地说，‘今天才知道做中国人的光荣”’(第221页)。
1950年代的粮食问题当然还是困扰国家和每一个普通民众的问题。李又安描述了女狱友们一次关于统购统销的讨论。当时一位年纪较大的妇女抱怨统购统销“太不像话”，让她家买不够蒸馒头的面粉。有人温和地解释说：“可以尽量买玉米面和小米，并不是不够吃呀。”小组长孟小梅来了一番讲解和教育：“你再想想这对全中国的其他人有什么意义。过去，在你家成天吃馒头和大米饭的时候，那些人能吃上点儿高粱或是黑豆就算是走运了。还有许多人得靠白薯和树叶过活……要是像你们这样的家庭还是吃那么多白面，那白面就会不够大伙儿吃的。咱们农民所增加的产量还不能满足这种急剧增长的需要”(第256页)。妇女们很快都接受了小组长这番道理。
越到李克牢狱生涯的后期，他就越能发现狱友们对于国家进步和个人生活的前景所怀抱的美好畅想。
李克笔下的狱友老韩，缺少教育但并不愚笨。他跟李克学会了加减乘除、小数、简单代数和几何，甚至后来比李克算得还快。他喜欢跟李克讨论农业问题。有一次，他们说到天气变化对庄稼收成的影响，老韩说灌溉太吃力，李克就以他的美国经验随口提示道：“既然华北经常刮风，为什么不利用风车呢?”“风车”引起了老韩的极大兴趣，他连连追问。李克只好把他在美国中西部看到的风车画了一个草图，但是老韩不满足，“要我把每一个小部分一直到一根轴一个齿轮都解释给他听”。李克勉为其难，“终于用了几天工夫设计出一个风车图形”，老韩则“希望释放回家后能在乡村的水井上利用这种风车”。他们畅谈未来的美景，老韩显出欢悦的神色说，“我回家之后要弥补的事情可太多啦。”(第280页)
我们的心情随着李克和李又安的描写变得温馨、感动。一个欣欣向荣的景象似乎要在那个时刻展开。李又安甚至说，有一天，她们组几位女犯人坐在一起，谈论中国的新建设计划。
小杨说，“过去在中国只有上海才有高大的楼房，现在北京就要有好些高大的建筑物了。”另一位妇女得意地说：“我到过一座七层高的楼房。”她的话受到小杨善意的嘲笑：“我看，李又安大概不会认为它很高。他们纽约有真正的摩天大楼，是不是?”当李又安为大家描述了帝国大厦之后，大伙儿啧啧称奇：“它怎么能不倒呢?”“你上过最高那一层吗?”之后话题回到中国日益加速的工业化，妇女们满怀信心地说：“是的，美国领了先，那儿的工人建设了许多了不起的东西，可是，用不了多久，中国就会赶上去的。再过二十年你瞧瞧我们的摩天大楼吧!”(第270页)
读到这里令人泪下。
1955年，李克夫妇先后被“驱逐出境”，最终和亲人团聚。他们面临了“北京释放美国传教士和亲共学者”之类报道的尴尬纠缠，同时他们也对美国麦卡锡尾声时代的复杂性缺乏心理准备。但是他们最终发觉，“美国的民主传统很深，足以打垮这种向法西斯主义发展的倾向”(第311页)。他们不愿改变中国经验带给他们人生观的影响和基本结论，诚实地留下了这本书。
美国地方治理制度创新的两个案例 第4篇
钱怎么花，纽约市民说了算
笔者从事美国地方治理研究数十年，深知美国地方政府治理中有多种民众参与方式，包括召开市镇会议（Town Meeting），市议会的旁听和听证制度，组织各种咨询理事会和委员会起决策参考作用，等等。这些制度起到了民众参与的作用，但在直接发挥民众的主人翁作用方面仍存在问题。最明显的是，通过上述渠道参与地方治理的民众在大幅下降，关心程度在降低，地方政府与民众之间的隔阂则在扩大。发展下去，会导致民众需要的事情往往被忽视，而地方政府投入巨大人力物力财力的事业则得不到民众的赞赏。纽约市参与式预算项目，在这方面尝试进行一些突破。
2013年4月10日在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纽约市议员伯莱德·兰德尔介绍了纽约从2011年开始在第8、32、39、45选区实行参与式预算的情况。
兰德尔认为，以前的预算政策没有经过民众讨论，也没有引起民众的注意，公共服务资金来源于民众的纳税，所以让民众参与是应该的。现有的预算讨论形式各有利弊，比如：听证会和代表会议，民众基本只能听；政府网站消息基本只是信息；特定团体和市政厅会议，基本是协商性质；市民团体和各种理事会组织，只能有限地参与。他认为，只有参与式预算，才是真正的社区控制。对于什么是参与式预算，兰德尔认为，是指社区成员直接决定部分公共服务预算资金的使用方向和项目。这意味着：首先是实质性地决定钱用到什么地方，而不仅仅是协商提出意见；其次是决定年度公共资金使用，而不是某个项目；再次，它通常是部分预算，而非整个预算。
整个决策过程是：首先由居民提出各种设想，然后由居民代表归纳为项目建议书，再由居民对各种建议书进行投票，最后由市政府在预算资金范围内对选定的项目投资。在这个过程中，4个选区共8000位居民参与。由于4个选区的议员全程参与，所以他们的民意支持率较上一年有43%的大幅提升。
至于纽约市参与式预算改革所面临的挑战，兰德尔先生认为，一是时间太紧；二是纽约市人口来自世界各地，语言复杂，交流困难；三是法定选区不是社区，难以形成共识；四是政府拿出来由民众决定的钱太少；五是如何处理好民选官员、社区领导人、支持组织之间的复杂关系；最后是如何扩大参与式预算的范围、社区发展计划的整体框架、平等参与等。
兰德尔也提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思路。包括：1.深化参与；2.对政府职责的重新认定；3.深化对公共领域管理工作的认识；4.兼顾包容和效率；5.推动政府部门内部和跨部门间的合作；6.对居民区发展计划开展公开对话；7.培养新领导人；8.将在2012～2013财政年度在8个选区进行参与式预算改革，期待效果超过上一年。
实际上，纽约市参与式预算是目前世界上很多组织推广的一个善治项目。目前世界上已有超过1500个州、市、县、学校和社区组织进行了改革试验。美国最早是2009年在芝加哥市进行了这项试验，目前已扩展到全美数十个地方政府。我国浙江省温岭市的新河镇，在2005年也进行了参与式预算改革实验，至今已历时8年，取得了很好的经验。2011年，四川省巴中市白庙乡的透明政府建设轰动全国，并带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尽管中美两国相距遥远，但笔者认为两国地方治理制度创新在精神上是一致的，那就是：公共资金来自民众的纳税，让更多民众直接参与决定公共资金的使用方向是政府的职责。只有这样，才是负责任和讲信用的政府的作为，政府执政的合法性才有保障。
美国市长正在成为“数据市长”
上世纪90年代中期，纽约市警察局长威廉·布莱顿和他的团队为降低犯罪率，采用了一种被称为CompStat（计算机统计，有人形象译为“电脑判官”）的领导方法和管理的制度创新，效果显著。仅仅5年后，这一方法在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获得了广泛应用。2000年，美国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市长马丁·奥马莱将这一方法应用于市政管理，并取得成功。美国其他大中城市如亚特兰大、棕榈滩、萨默维尔也相继采用CitiStat（城市绩效管理系统）。此类绩效管理系统统称为PerformanceStat，现在，采用这一系统的热潮已席卷全美。
那么，什么是PerformanceStat？它是一种领导力和管理的战略工具，是利用数据收集和分析来改进运作绩效的一种战略。其一，通过收集和分析数据以确定组织处于什么样的运作水平，发现组织重要的“运作赤字”，并提出改进措施。其二，利用这些数据来确定怎样才能使得组织运作更有效率，并设定今后的目标，激励组织中的成员去实现这些目标。
要使得PerformanceStat运作有效，必须遵循以下七条原则。
第一，要有明确的目标。任何公共部门都是为特定目的而设立的。例如在纽约，警察局长威廉·布莱顿就是为了降低犯罪率。在巴尔的摩，马丁·奥马莱市长的目标是改进传统的城市服务系统。“我们将达到什么目的？”“什么是最优的绩效？”“我们知道如何去改进业绩吗？”只有领导团队在这些问题上达成共识，才能使PerformanceStat充分发挥作用。
第二，必须有人负责。也就是谁负责、对什么负责。这种负责是对产出的目标负责。例如，公共工程部门要在48小时内对市民报告的每一个路面的破损坑负责，这是较容易做到的。但是小学的学监要对所有学生的数学成绩负责，警察局长和每一个警区的警长要本年度内将汽车GPS导航设备窃案减少10%，这就比较困难，因为产生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些时候，目标没有达成是因为目标设定不合理，需要将指标适当下调，以适应执行人的实际能力。而如果目标被超额完成了，说明组织还有很大潜力，也可以向上调整指标，总之要达到组织能力和目标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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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一把手要有自己的官方代表，也就是常务副手，以保证每次会议都有主要领导出席。如果每一次数据分析会议上，在讨论实施结果时都不涉及谁来负责这个议题的话，那么即使一次又一次地开会也不会有结果。
第三，数据分析会议必须定期召开。召开定期的、各部门领导人参加的会议，提供成功或者失败的反馈，为今后的改进确定措施。会议参加者需要检查自上次会议以来下级组织做出的承诺实现了没有？还有哪些目标没有实现？为什么？有哪些成功的方面？还有什么问题？下一步要不要对目标进行调整？一些特定问题如何解决？如果可以解决，谁来解决和什么时候解决？下级组织要不要设定新的发展战略？如果需要，谁来起草和什么时候完成？
我们来看看巴尔的摩市的实践。杰伊·萨凯是数据收集和分析部门的职员，几年后，他调到了市供水和废水处理部门任负责人。他利用在数据分析部门工作获得的经验来管理供水和废水部门，并使部门产生了显著的变化。当他还是数据收集分析员时，他认为每两周召开一次数据分析会议过于频繁。但当他是一个部门的管理者时，倒认为每两周一次的数据分析会是必要的。因为如果会期间隔过长，部门负责人会感到下一次会议还早，还不用担心这些问题没有解决。而如果下一次会议只在14天之后就要召开，他就必须马上行动起来去解决问题，不然的话，在下一次会议上就会感到难堪。
其实，每两个星期召开一次数据分析会议并没有什么魔力。这种会议根据各地不同情况，可以每个月开一次，甚至每个季度开一次，它取决于新的数据提供的速度。
第四，必须有人主持会议。为使会议正常举行，必须有人主持会议，而且每次会议的主持人应是同一人。如果参加讨论的只是副职或普通干部，那么这种讨论就只能产生很小的影响力。而且，会议主持者必须有明确的授权。最理想的是一把手主持会议：警察局长、市长、部门主管等。一把手实在参加不了时，需要有授权的代表，如常务二把手去出席会议。
第五，要有具体的数据收集分析干部。数据显示了目前组织运作的水平。谁来收集数据？谁来分析数据，指出组织运作的绩效是否需要进行改进？谁来检查数据和尝试用什么新的手段来获取数据？所有这些都需要有具体的工作人员来负责。
第六，必须跟踪分析。上次会议的讨论与今天会议的检查之间有什么关系？今天会议确定了问题没有，对解决办法分析了没有，对上次会议提出的问题解决了没有？这些都需要进行跟踪。
第七，要做到严厉和温和的平衡。纽约警察局的CompStat和巴尔的摩市的CitiStat，都对表现较差的人毫不妥协。然而警察基金会的调查发现，纽约警察局在实施CompStat时，对待工作在第一线的警察，多用严厉和惩罚，而不是合作和激励；巴尔的摩的CitiStat会议也被描述为严厉和没有温情的会议。的确，不论是纽约市警察局还是巴尔的摩市政府，都提出了雄心勃勃的要求，有时候甚至是尖刻的要求。但过高的要求，使得一些机构和组织明显感到受到了伤害。结果它们的会议报喜不报忧，变成了在掌声中的成绩展示。由此看来，赏罚分明，做到严厉和温和的平衡，才能达到良好的效果。
最后，我们来看看巴尔的摩是如何通过CitiStat工具来提高政府运作绩效的。数据收集分析部门每天收集一次有关市政员工、住房、儿童游乐场、街道、铁路道口、路面坑洞、涂鸦、扫雪、树叶清扫等方面的信息。各部门将数据输入一个简单的计算机程序，每两个星期为市长的领导团队产生10～15页的分析报告。主要通报该市的重要趋势、问题点和持续的挑战。在每两周一次的会议上，市长和他的团队与部门首长，坐在 CitiStat室两个巨大的屏幕前观看用图表、图形和地图作背景的数据讲解。各部门负责人轮流上台讲解自己团队的运作情况，市长和他的团队不时提出各种问题，讨论和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收集、排序和显示这些数据似乎是一个巨大的任务，但实际上只用了两万美元购买一种简单格式编制的软件就搞定了。巴尔的摩市为整个CitiStat花费了28.5万美元，包括4个数据收集分析全职员工工资、计算机设备和软件，以及CitiStat室的新家具。通过实施CitiStat，改进服务质量，官员估计自2000年以来已节省了1.32亿美元。
PerformanceStat乍一看有些类似于我国的责任制。其实它与责任制的最大区别在于：一、它是建立在数据收集和分析的基础上的，因此有很强的针对性和事实根据；二、它是跟踪分析，是在运作中的不断改进，定期的分析会议保证了这一点。
（作者系中共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3年第10期，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