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写好一篇逻辑清晰的论文,离不开文献资料的查阅，小编为大家找来了《苏轼诗史意境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笔者在北京师范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学习中国古典文献学，毕业后旋即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深造而后获得东亚系博士学位，毕业以后在美国印第安纳州的瓦尔帕莱索大学（ValparaisoUniversity）任教。本文结合自身在加拿大和美国教授中国古代诗歌课的经历来讨论诗歌教学的内容和特点。
苏轼诗史意境论文 篇1：
“诗人”与“学人”
冬日的暖阳里，沏一盏香茗，踡在榻上，读《陶文鹏说宋诗》，人间至乐之一味，便随茶烟氤氲开来了。
道是“说诗”，一时间想起“说书”来。“说书”，是说故事，有只说不唱的，有又说又唱的。陶先生“说诗”，感觉上也是“又说又唱”的。因其时而舒缓沉潜，时而飞扬灵动，是能扣人心弦的；因其每一篇文字，都如钱志熙先生《前言》所讲的那样“有响”儿，是能醒人耳目的。只不过，“说书”是曲艺之一种，那么“说诗”本身，该也是诗艺之一种吧。
中国古典诗学有个重要的命题：“诗人之诗”与“学人之诗”。二者关系到“风”“雅”两大诗学传统。大抵而言，“诗人之诗”，主“吟咏性情”，词采天然绚发，不识字人，亦知天生好言语，当下便有直觉感悟，如唐诗者流；“学人之诗”，主“明志见道”，重学养典故，深意谋划，虽识字者，亦未必探得其中蕴涵，如宋诗者流。对于“风人之致”“雅人深致”的追逐探究，愈到晚近，便愈是夹缠不清。故而有清一代，时而宗唐，时而宗宋，好不热闹；一直纠缠到近代，算是认同二者春秋有自、轩轾难分，遂主张“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合”。可见二者的融合，乃是诗学发展的趋势所在。而我们看到，陶先生“说诗”，恰便是融合了“诗人”与“学人”这双重之好的。
“诗人”“说诗”，自是以行家里手之眼耳鼻舌身来关注诗之本体。细绎之，似有以下数端：
其一，以敏锐的诗心感知诗境。艺术的直觉往往与人的个性秉赋有着某种天然的关系，陶先生为人豪爽介直，故而对于壮美风格的作品，每能激情映射，笔底翻出波澜來。如说苏轼《百步洪》其一“有如兔走鹰隼落”四句：“描写轻舟驶洪之迅疾，像狡兔疾走，鹰隼猛落，骏马奔下千丈验坡，又似断弦离柱，飞箭脱手，飞电闪过空隙，水珠在荷叶上跳跃。”语句短促，笔势凌厉，生动地再现了原诗的意境。陶先生行事又热心周到，故其体物之细腻妥帖，也是随处拈来。如说陆游《沈园二首》之“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四十五年前，唐琬正如建安诗人曹植《洛神赋》中所描写的‘翩若惊鸿’的仙子，飘然降临，照影于桥下的春波。当时，她是那样体态轻盈、美丽温柔、凄楚动人，使得他惊喜不已，无限怜爱。”简短数言，笔关诗人与描写对象双方，将联想、体态、心态、情感都揭示出来了。
其二，调动视觉、听觉等通感及相邻艺术鉴赏经验，全面探索诗境。陶先生深谙诗画一律、诸艺相通的道理，对于像苏轼这样诗、书、画诸艺兼擅的作者之作品，更不忘打通了相邻艺术的关节多方启迪。如分析苏轼《百步洪》“有如兔走鹰隼落”四句，认为“连用七处动态迅疾的意象来比喻轻舟激流起伏跌宕、飞跃腾跳、一泻千里的壮观与气势”，正是很好地践行了苏轼在《书蒲永升画后》中提出的画“活水”的理论，乃是一篇变态无穷的“画水杰作”。又如在阐析苏轼《李思训画长江绝岛图》诗的音乐美时，说此诗通首押声音清亮的下平声阳韵，句式具有活泼的民间歌谣风味，“诗人有意运用‘苍苍’‘茫茫’‘峨峨’等叠声词，‘抑扬’‘低昂’‘漫狂’等连绵词，还有‘崖崩路绝’‘沙平风软’句中对仗，又重复‘大孤小孤’‘孤山’‘小姑’等词，形成了流丽圆转、回环往复、舒缓起伏、悠扬和谐的声韵节奏。这恰好与客舟摇漾、山船俯仰的情景相适应，使诗歌的境界美与音乐美契合”。陶先生还说：“请闭目凝神，曼声长吟这首诗，你会觉得自己已追随东坡公，在客舟上聆听棹歌抑扬，体会‘孤山久与船低昂’的客与舒畅。”确实，在陶先生的“带入”中，我们很容易调动通感，去获得诗中的艺境。
其三，对古典诗歌艺术手法把握娴熟，善于从“技术”角度分析诗艺，揭示关键性要素。行家讲诗，技艺分析是应有之义，因此对平仄格律、对仗，字法、句法、章法，以及象征、比喻等修辞手段的分析自是陶先生说诗的基本元素。有些理念原是干枯的，比如平仄通格一旦打破形成拗救，就会造成诗风的奇崛，经陶先生具体诗例的分析，便显出真切的可喜来。如说梅尧臣《鲁山山行》首联“适与野情惬，千山高复低”由通格拗为“仄仄仄平仄，平平平仄平”后，拗崛劲峭的音节，“有助于表现‘野情’与山之高低起伏”。陶先生很关注诗人的想象、构思的奇巧、意象的独创和翻新，因为这些对于诗歌艺术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陶先生在揭示艺术创作的某些规律与法则的同时，也抖落出不少古诗创作的小结裹，不时给予读者拾珠之感。陶先生还指出了一些作品的不足之处，如指出陈与义作品有不合格律之处；指出其化用过多，对诗的原创性有所损害；又如指出萧德藻《登岳阳楼》尾联较诸王、杜诗着所不逮等等。经典之作的鉴赏，通常都说好话，很少有指出不足的，若没有行家的内里作支撑，就容易露怯。而这样反方说法，有时更容易让读者体会到为诗之道。
其四，艺术性地构筑“说诗”的文本。“说诗”不是解数学题，它可能无所谓对错，却绝对有所谓好坏。这本书向我们展示了怎样将“无达诂”的诗意传达清楚、解说透彻。举一例作管窥。对于苏舜钦《淮中晚泊犊头》的谋篇布局与艺术技巧，陶先生作了这样的分析：“首先从写景角度看，诗的前一联写的是诗人舟上观岸，后一联却反过来，写岸上观河，观景位置互换。前一联写景是动中见静；‘时有’二字，巧妙地表现舟行水上，两岸景物移动、变化的情状，但阴云、野草、幽花都是静态的；后一联写景却是静中见动；诗人静立岸边，他所看到的是满川风雨、春潮汹涌的动荡之景。从写景技法看，首句‘春阴垂野’是大处落笔，展现出阴云笼罩、色调灰暗的辽阔原野；次句写幽花，却是细节点染。这一树幽花在春限垂野的背景下却显得格外明艳。第三句写泊舟古庙，又改从小处淡笔勾勒，而结句写满川风雨潮生，则是淋漓泼墨，大加渲染。景物明暗、动静、大小交潜，映衬对照，使此诗的意象生动鲜明，变化多姿。”“其次看篇章结构。此诗从开篇到结局，空间转换，时间推移，诗意层层递进……结句‘满川风雨’与首句‘春阴垂野’遥相呼应，使此诗的艺术结构体现出中国古典诗学所提倡的婉曲回环、圆转流动之美。”如此，层次分明，多角度、全方位，抽笋剥茧，回环穿插，将作品的章法技巧、诗人驾驭结构和转换时空的艺术才能揭露靡遗。自然，满满的诗意，也便掬在手里、映在眼前了。
“学人”“说诗”，自然是说陶先生有着渊博的积学，可供其“说诗”以富足的调遣。细品之，又有以下三端可说道：
其一，对诗史的了然架构“说诗”格局的大且稳。首先，选取23位宋代诗人的38篇作品作赏析对象，就隐然有着基于诗史观的几分用意：苏轼、王安石、黄庭坚、陆游这样的名家必不可少，同时，也有曾公亮、李觏、刘敞、孔武仲、徐府、萧德藻这样一些不太为百姓所熟知的作者，而他们的作品对于全面诗史观而言，显然不是灌木之于森林这么简单。比如曾公亮《宿甘露僧舍》、王令《暑旱苦热》等表现出的想象力，比如道潜《临平道中》表现出的“唐人韵致”，都意在揭示由唐诗到宋诗发展的流动中，那种延续和创新的生力，那种诗人主体与外在对象冥合而自然感兴、自由生成的艺术原发力，恰如陶先生力阐的杨万里诗的“活法”。历朝历代，诗人与自然界之间，难道不该是“嫡亲母子的血肉关系”（陶先生引钱钟书《宋诗选注》言）吗？但是人越老越“隔”，社会越文明体制拘限越多，诗论越发展概念越固化，因此宋诗在唐诗的巅峰之后再造辉煌，诗人们就多了一分“重建”的辛苦。陶先生关注到了这份辛苦，也透过体制化、概念化的框架，触摸到了宋代诗人们默默“重建”的脉动。其次，在具体的作品分析中，陶先生自然是不忘不失时机地提示唐宋诗不同形态的美的，因为这符合诗史的客观存在。比如说梅尧臣《东溪》诗“野凫眠岸有闲意，老树着花无丑枝”：“形象地展现出‘老自有余态’的平淡老健之美，迥异于唐诗尤其是盛唐诗的青春朝气、少年精神”。陶先生还习惯从史的角度来为诗人诗作定位。比如说梅尧臣“为宋诗开辟了题材平凡化、生活化的新走向”，被誉为宋诗的“开山祖师”；说王安石的《题西太一宫壁》、陆游的《沈园二首》，不仅分析诗艺本身的高超，还从体式、题材的角度提佐了各自受历代诗评家青睐的原因（一为六言绝句，一为爱情题材，皆属稀而贵）。有时候，这种定位针对于个体发展史，如谓《登快閣》“堪称（黄）庭坚中年七律的代表作”，《行琼儋间……》“是东坡晚期五古的压卷之作”等等。此外作品在诗人当代的接受程度、作品对于后人的影响等等，都列有坚证及生动的例子。总之，揭示作家作品在发展史中的地位，是陶先生说诗的一项标配。
其二，广取博搜，虚怀若谷，以求“说诗”的丰瞻、精到和雍容气度。广搜历代诗论为我所用，这也是陶先生说诗的一项标配。这种征引与集评具有某种相同的性质，不同之处在于它更需要有披沙拣金的眼光，并且实现了对史料的“活”的应用。
征引情貌不一，其功效，多半是画龙点睛，这样的例子俯拾即是，此不赘录，有时候，陶先生会采用“新说”，如王安石的《泊船瓜洲》的名句，通行本作“春风又绿江南岸”。陶先生引吴小如、赵齐平先生的考证及阐述，采用了“春风自绿江南岸”。且不说版本学上的计较，便是这个弃“又”从“自”的论述过程，便拓展了读者的认知。有时候，陶先生也在前人评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发阐，如说李觏《忆钱塘江》时，陶先生对王士禛《带经堂诗话》中说李觏绝句“乃颇有似义山者”作进一步考辨，认为“李商隐的七绝名篇《板桥晓别》《嫦娥》《霜月》《谒山》等，都用了诸如水仙、嫦娥、青女、麻姑等女神的形象来比拟景物，写得清丽奇幻，韵味深长，确与李覯的《璧玉》《忆钱塘江》同一机杼”。陶先生还连带着指出，王士禛的得意之作《真州绝句六首》其二中的“好是日斜风定后，半江红树卖鲈鱼”的句法与取景方法，“学习和借鉴了李觏诗”。像这样不经意间的联举，却也摇曳出了诗话理论与诗人创作之间映证关系的波光。也有的时候，陶先生会有意识摄取历代说诗春秋褒贬相矛盾的同框镜相，如苏轼《新城道中》颌联“岭上晴云披絮帽，树头初日挂铜钲”，陶先生指出古代的诗评家都给予了讥评与嘲讽，而当代名家钱锺书、流沙河则一反历代诗评家之贬而给予了肯定和赞赏。当此际，陶先生的态度不是述而不作，而是表明自己的取舍，认为古代诗评家一味追求高雅与典雅的审美趣味是失之偏颇的，赞同钱先生“取譬于家常切身之鄙琐事物，高远者狎言之，洪大者纤言之”的别具只眼以及流沙河所发掘出的“无理有情”的幻听之美。这样的例子也生动地说明，艺术审美取向随时代而更新。
其实有时名家的一些见解，以陶先生的修藏和资历，完成可以由自己口中道出，但是他不肯这样做。我以为，陶先生以广泛征引历代乃至当代诗评诗论为具象的这一方法论，体现的不仅是一种“说诗”的方法，还是他尊重批评史的学术理念，同时，更是他不肯掠人之美的磊落雍容的气度。
其三，探究义理，知人论世，发掘诗中理趣与深意。解说以理性美为主体特征的宋诗，其理想的受众是有一定学识素养的知性人，而“说诗人”若非运之以学，实在是能当揭旨传义的使命的。陶先生总结朱熹的理趣诗分三类，其第三类最为上乘，然而此类诗的哲理“融于景中，含蕴不露，读者须反复涵咏深细品味才能领悟”。如徐俯的“春雨断桥人不度，小舟撑出柳阴来”，如杨万里的“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若非有陶先生这样的引导者，恐怕也不能很好地寻绎出哲理来。还有些写景诗，单纯穷格物理还不行，还须得佐以“知人论世”，方能寻索出“致知”的通道来。如苏舜钦的“满川风雨看潮生”、苏轼的《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陈师道的“风翻蛛网开三面，雷动蜂窠趁两衙”，陶先生通过考作年，联系作者的生平、个性、品格，联系当时的政治形势、作者的处境、心境等因素，分析出这些诗句中隐含的比兴寄托的深邃内涵。现代文艺理论认为，艺术作品一旦脱离了作者之手而进入接受层面，便成为一个独立的审美个性而受到读者的评判，就会发生“作者之心未必然，读者之心何必不然”的不对等现象。这种理论，实际上是对孟子“以意逆志”的进一步腾飞。但是孟子的“以意逆志”是以他的“知人论世”为前提的，它仍然植根于“作者”之于“作品”的指向作用。而“读者之心何必不然”，重心却落在“作品”之于“读者”的联动作用，它发展的一个后果，极可能舍弃“作者”的存在，而衍变为读者的随意诠释乃至信口糊说。而我们知道，中国古诗的传统，历来是“言志”的传统，诗人的群体意识是“有意”灌注，尤其是宋以后的诗，作者在三教合流寝馈下的艺文“用心”更深更广地隐藏在文字所指的具象之后，因而在“作者”“作品”“读者”这三位一体中，对于“作者”的“知人论世”，实在是一个不能轻易割裂的重要环节。而由于传统的曾经断裂，当代读诗的人，学力大抵难达古人的厚度，故而时常暴殄了原诗用意，却一味往游说里发挥了。陶先生说诗，断无游谈无根之病。其实呢，“诗人之诗”与“学人之诗”的分辨从根本上说是无谓的，这两者的终极，从来不是要争下优劣高下你死我活，而只在于融合。争辩的意义，从学理层面而言，只在于揭示两者的高度融合实属不易：它们总是呈现出你先我后相互追逐之势，难得有金风玉露一相逢的交会。从社会层面而言，则无非是揭示某一时段对落于视野之外的另一方的召唤与需求。那么时至今日，当我们不惮其烦地用“诗人”“学人”的概念来打量陶先生说诗并表示赞赏，我们的用意，也只在于发一声感叹：在“诗人”与“学人”长时间两缺的境地下，陶先生说诗，堪称范本，而能达成这样的效果，何其稀有和宝贵！
自然，要真正领会陶先生说宋诗的奥妙，需向书中寻求。我这里，无非是拾了钱志熙先生序中的牙慧，抒发一点自己的感受而已。
（作者简介：吴蓓，博士，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文学所所长，师从一代词宗夏承焘弟子吴熊和先生，专事古典文学研究，精于诗文赏鉴。）
作者：吴蓓
苏轼诗史意境论文 篇2：
东学西渐
笔者在北京师范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学习中国古典文献学，毕业后旋即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深造而后获得东亚系博士学位，毕业以后在美国印第安纳州的瓦尔帕莱索大学（Valparaiso University）任教。本文结合自身在加拿大和美国教授中国古代诗歌课的经历来讨论诗歌教学的内容和特点。
在介绍北美学生如何学习中国古典诗歌之前，我先简单介绍一下加拿大和美国开设中国古典文学和诗歌課程的高校情况。加拿大高校基本上以招生人数众多的公立学校为主，这与中国的情况类似。但是美国开设中国古典文学课程的学校既包括公立，也包括私立，二者的总量是很可观的。加拿大与美国的公立学校比较类似，比如学费相对便宜，班级规模较大，生源比较充足，授课以老师讲课为主。美国的私立学校为数也不少。总体来说，一类是以科研为主的学校，另一类是以教学为主的学校，二者大多以课堂讨论为主。
至于古典诗歌的教学方法因老师的背景不同而有所差异，但是较常用的方法是通过文本细读的方式领略诗歌的内容与艺术特色。在北美很少有本科的课程专门去讲古典诗歌，但是常常有中国文学通论课或者专题课，两者都往往会涉及中国诗歌。现以最为广泛运用的文本细读的方法来探讨诗歌教学的方式与特点。读懂文本对于文学阅读和欣赏来说甚为重要。文学作品（尤其是诗歌）的开放性，为不同解读提供了可能性。接受美学的开创者之一的姚斯（Hans Robert Jauss）曾经以纪念碑和交响乐作比来阐明文学作品不像纪念碑那样，屹立不动，给不同时期的读者传递同样的信息，而是像交响乐那样带给听众不同的感受。文学作品的这一开放性，也符合北美学生创造力、想象力较强的特点。现以《古诗十九首》中的一首诗歌为例来探讨诗歌模糊性与多义性的特点。我用的教学材料是哈佛大学田晓菲教授的一篇学术论文《高楼女子：〈古诗十九首〉与隐/显诗学》，原文发表在美国的《六朝研究》（Early Medieval China）期刊上，中文由南京大学卞东波教授翻译。在这篇文章中作者分析了《古诗十九首》中的第六首，以此来阐释文本解读的多样性。
涉江采芙蓉，兰泽多芳草。采之欲遗谁？所思在远道。还顾望旧乡，长路漫浩浩。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
这首短诗常常被看作是诉说分离之苦。我常常问我的学生，诗歌的叙述者是男性还是女性。传统上认为叙述者是女性，诗歌所反映的是女子采莲，但是男子（很可能是丈夫或男友）不在身边，而是在遥远的地方。可见男女是被迫分离的，由此引申出了思妇游子的主题。这是传统的解读。但是这篇论文认为叙述者也有可能是男性，因为采莲并不一定是女子所为，比如屈原常常运用“香草美人”的写法，也有男子采摘花草的先例。如果这样是有可能的话，接下来的问题是：这名男子到底是在思念谁？这也是未知的。这名男子可能是在家，思念别人，也有可能他在“远道”而思念家乡的人。诗歌的模糊性与多义性在这首五言诗中得到了完美地体现。对这首诗歌的不同解读有同时存在的可能性与合理性。另外，就这首诗的主题来说，历来的看法也是不一样的。这到底是一首爱情诗，还是政治隐喻诗？有没有可能两者兼有？中国古代的诗歌也常常用男女关系比喻君臣关系，两者兼有也不是没有可能的。这首短诗从主题到细节各处都有多种解读的可能性。田教授谈到最后一句“同心而离居”时，提出疑问：到底是什么原因使二人分离？根据叙述者的口吻，二人的分离很可能是被迫的、不情愿的。这也给学生在解读这首诗歌时提供了发挥想象力的空间，正如田教授所说：“诗歌只给了我们一个故事的梗概，所以我们可以自由地将自己的经历或者想象代入这个故事。故事本身仅以暗示出之，其具体内容仍然模糊，从充满特殊性与具体性的个体生活的框架中解放出来，于是变成了每个男人或者女人的故事。我们无法得到丰富的叙事，因为这正是我们唯一可以充分参与这首诗歌的方法。”（参见《高楼女子：〈古诗十九首〉与隐/显诗学》）西方学生也能理解这首离别诗的意境，毕竟人类的很多基本情感是共通的，这与读者的国籍关系不大。北美的学生们也能联想到自己的离别经历，比如，有些学生也要远离家人到外地求学、工作，离别之苦与思家之情，也与诗歌中所体现的情感有相似的地方。当然，现代社会随着科技与交通的发展，离别之苦并不像古代那样具有前途未卜之感或者不知何时再见的未知性。
文本细读方法的运用使得课堂讨论充满了可塑的空间，而在古典诗歌教学内容的选择上面，北美大学的课堂也会尽量照顾到各类听众。因为学校所处的位置和学生背景的不同，教学内容的选择也有所不同。以多伦多为代表的北美大城市里华裔人口很多，中国和亚洲留学生也很多，于是课堂上便有了很多华人面孔。与此相对的是，美国的文理学院，大多分布在郊区，这些中国文学课堂上的主角是美国人。他们大都需要完成通识教育的学分。为了满足文化多样性和人文教育等学分的要求，他们便会选择美国文化以外的课程，有的学生就选择了中国文学和文化课。因为是纯从兴趣出发，有的学生不懂中文，有的学生则学过一些现代汉语。对于课堂上中文主修或者辅修的学生来说，我们有时间会组织小型学习读书会和讨论会，阅读古代文学的原文。也正是鉴于以上原因，很少有老师为了上好本科生的课程而专门翻译作品的（除了自己的科研课题以外），大多数以现成的英译作品为基础。目前出版的古代作品选种类也比较丰富，主要侧重诗歌，可供老师挑选，比如哈佛大学宇文所安（Stephen Owen）教授的《中国文学作品选读：从先秦到1911年》（Anthology of Chinese Literature：Beginnings to 1911）。另外，主要作家、作品的英译本已经问世，西方学者所翻译的文本也是很多的。比如，陶渊明的作品早于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就有海陶玮（James Hightower）和戴维斯（A.R.Davis）的英文译本，作品的英译常常带来与此相关的学术研究的增长，这也大大方便了教学的开展。比如，陶渊明作品英译之后，在北美出现了多本陶渊明研究相关的著作。这些作品从手抄本文化、接受史、阅读和写作关系角度来考察陶渊明的作品及其特色。针对陶渊明作品所写的研究论文更是蔚为壮观（具体情况参见拙文《欧美近期陶渊明研究综述、分析与展望》，发表于2017年的《古典文献研究》上）。最近宇文所安教授主持翻译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工作也进展得如火如荼。2015年他所负责的杜甫全集的英译大功告成，大大方便了教学和科研的进行。其他西方学者也在翻译中国主要作家的作品，这其中包括李白、李清照等人。
另外，除了方兴未艾的诗歌翻译以外，古典诗歌的教材、工具书也在近些年来逐渐出现。教材方面，傅君劢（Michael Fuller）编写的，哈佛大学2018年出版的《中国诗歌入门：从〈诗经〉到宋词》（An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Poetry： From the Canon of Poetry to the Lyrics of the Song Dynasty）便是一个很好的代表。该教材先是用英语介绍了常用的古代汉语语法知识和语言结构，接着按历史顺序从先秦到宋代介绍了代表性诗人及其创作。每位作家先有简短的介绍，可以帮助学生了解相关背景知识及其所处的社会环境，论述过程尽量做到浅显易懂而又能帮助学生了解作家。接着傅教授列举一首或数首该诗人名下的诗歌，有诗歌原文，在原文下有逐字的翻译，这样方便不懂中文或者中文背景一般的学生对其原文的把握。另外，在与此并列的位置会出现符合英语思维的英文翻译。逐字翻译与文学翻译并置，二者相得益彰。在翻译之后，作者会列出一些思考问题。现以书中所收的西晋诗人左思《咏史》其六为代表来阐释以上所述特点：
咏史诗 八首第六 Chanting of History， 8 poems， No.6
荆轲饮燕市， Jing Ke drank in the marketplace of Yan，
酒酣气益震。Growing tipsy with ale， his qi increasingly stirred.
哀歌和渐离，In a mournful song he accompanied [Gao] Jianli.
谓若傍无人。They said he [acted] as if there was no one nearby.
虽无壮士节，Although he lacked the deportment of a stalwart man，
与世亦殊伦。In his generation， he still was exceptional.
高眄邈四海，With lofty pride， he disdained [all within] the four seas.
豪右何足陈。The aristocrats were beneath mention.
贵者虽自贵，Although the nobility take themselves as noble，
视之若埃尘。I look at them like dust.
贱者虽自贱，Although the lowly take themselves as lowly，
重之若千钧。I value them as worth a thousand pounds [of gold].（《中国诗歌入门》）
在左思现存的八首《咏史》中，这首不是最流行的，但是它的语言结构相对来说较为浅易，而荆轲故事本身也很容易吸引学生。在教授本诗的过程中，可以让学生对比《史记》中荆轲故事，看看左思的诗歌与此的不同与相同之处及其成因。通过对比，学生可以看出左思只是截取了荆轲故事的一小部分，也就是荆轲刚到燕国，与高渐离等人在燕国闹市相处的一个场景。由此，左思生发开来，谈论自己对权贵与布衣的不同态度，表达出对高门大族垄断权力的一种不满和激愤，以及对布衣之情的珍重和仰慕。在讲解完诗歌以后，可以结合诗歌下面的思考问题从语言角度来进一步探讨。比如，思考题的第三题提到：“本首诗歌中出现了一些像若、虽、与、之、者这样的散文化的功能词。它们对塑造本诗质朴的语言风格起到了重要作用。请看诗歌的最后两联。这种质朴风格的效用是什么？”（《中国诗歌入门》）这样学生不仅能夠欣赏诗歌的美妙，也能在语言层面领略诗歌的风格。另外，老师也可以将本诗与后人如陶渊明、苏轼等文人对荆轲的吟咏加以对比来考察接受史视野中荆轲形象的转变及其背后的成因。为了增加学生的学习兴趣，老师还可以播放部分陈凯歌执导的《荆轲刺秦王》和张艺谋导演的《英雄》。对于一些有中文基础的学生，也可以建议他们阅读莫言的《我们的荆轲》。通过以上文本与视频的交叉阅读与展映，北美的学生对荆轲故事及其现实意义会有更好地把握和体认。
另一套常用的中国古典诗歌教材是蔡宗齐教授组织专家编写的诗歌阅读和赏析课本。每篇作品有中文原文、拼音和英语的翻译，再配之以专家的赏析和点评，使其适合北美本科教学的实际。蔡教授已经编辑出版了三部有关古代诗歌的教材读本;第一本侧重诗歌的阅读和赏析，第二本是练习册，第三本着力于在本事或者上下文语境中去理解诗歌。第三本书是将作品的本事或者历史背景勾勒出来以方便西方学生对诗歌内涵的理解。在串讲过程中，作者常常将数首同一主题的诗歌联系起来，结合作家的人生轨迹与社会思潮来做整体阐释。学生不仅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现以第三本中关于杜甫的讲解来探讨学生如何理解杜诗与历史的关系。本书杜甫部分侧重从诗史的角度来理解杜甫的诗歌。他的诗歌记载了安禄山之变前后的社会、历史变迁，但是通过诗人所见所闻以诗歌的形式将这些历史事件记载下来，使得历史更加的个人化、私人化，也更具有现场感和当下感。本部分先是介绍唐玄宗时期的社会状况，然后讨论杜甫的生平，接着通过解读其代表作“三吏”、“三别”来阐释杜甫诗歌的特点（《杜甫：诗史》，Du Fu： The Poet as Historian，载《如何在上下文语境中阅读和理解中国诗歌：从先秦至唐代的诗学文化》，How to Read Chinese Poetry in Context： Poetic Culture from Antiquity Through the Tang）。本章的作者陈威（Jack W.Chen）教授认为，杜甫被封为诗史，不仅是因为杜甫用诗歌来记录历史，更重要的是他通过个人的视角，感知当下所发生的一切，以个性化、私人化的角度去揭示社会动乱给普通人民所带来的种种后果，这也正是传统历史著作所缺少的。因而从某种角度来说，杜甫的诗歌可以为宏观叙事带来更多情感的维度，通过个人的“微历史”来为当时的社会做注，也就是给历史的厚重感带来一抹人性的温情和想象的空间（《杜甫：诗史》）。在本章的最后，作者列出了常用的参考文献。在与学生探讨这些问题后，学生会理解杜甫诗歌的独特价值，为什么杜甫的诗歌被后人抬到很高的地位。“诗史”的称号不仅得力于其诗歌的文学和艺术价值，更是其人格到达了一种很高道德层次的写照。通过对诗歌上下文及其本事的探讨，唐代的历史和文学便会活生生地浮现在西方学生的眼前。虽然他们与中国的唐代在时间和空间上相去甚远，但是这些并不十分影响他们对杜甫诗歌的理解和欣赏。
对于所讲的古代作家和作品，如果有些学生对其特别感兴趣，也可以让他们查阅相关的工具书和文学史专节。在工具书方面，康达维教授（David R.Knechtges）和张泰平教授编著的《唐前文学参考书》（Ancient and Early Medieval Chinese Literature： A Reference Guide）便是研究先秦至六朝文学的必备参考书。该书分为四卷，包括了中文、英语和其他语言的对于特定作家和作品的研究。在文学史方面，北美学生可以参看西方最近出版的两部中国文学史：《剑桥中国文学史》和《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二者可以帮助他们从宏观上了解中国文学发展的脉络。
以上谈到了北美学生学习中国诗歌的方法和所使用的材料。学生学习的成果是需要通过多种形式来检验的。北美很少有一门课只靠一两次考试就给期末成绩的。总体来说，学生的分数分为课堂出席、参与讨论、小考、论文、期中考试、口头报告以及期末考试等部分。每个部分都会占一定的分值。考试问题的方式都比较灵活，我用过的题型除了传统的填空、选择、名词解释、问答题等形式外，还会有新的样式。比如，我会给学生一些名词，包括重要的人名、作品、事件、地名、文物典章制度等，要求学生将任意三个组成一组，谈谈为什么将这些词组合在一起，组合在一起后想表达什么主题或思想，以及组合词语放在一起产生了什么新的意义。我有一个学生曾将《庄子》、左思、《道德经》放在一起，讨论左思的《咏史》如何受老庄思想的影响，涉及到“功成身退”理念在左思诗歌中的呈现和发展。这些开放式的问题容易引起学生的兴趣，激发他们学习的主观能动性。
随着中文在北美的影响力逐渐增强，很多北美学生在上大学以前就已经对中国文化有所了解，他们中的一些人到了大学以后还会继续学习中国文化和诗歌。虽然古典诗歌的教学任重而道远，但是总体上来说机遇大于挑战。如屈原所言：“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随着教学方法、内容和手段的更新，相信中国古典诗歌对于北美学生的吸引力会越来越强。
[本文的写作得到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和香港中文大学亚太汉学中心的访学资助，特此感谢]
（作者单位：美国瓦尔帕莱索大学）
作者：张月
苏轼诗史意境论文 篇3：
宋诗屡被误解的美
世人对宋诗误解颇多。王国维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唐之诗，宋之词，皆为一代之文学。他是从文体更替创新的角度提出，世人此后却习惯于“唐诗宋词”并举，将之作为这两个朝代成就最高的文学形式。至于宋诗，在“唐之诗”的耀眼光环下，其被接受的过程却是几经起伏、颇历波折。
自从宋末严羽在《沧浪诗话》中说：“唐人诗与本朝人诗，未论工拙，直是气象不同”，进而评价道：“诗境至唐而大，至宋而尽”，扬唐抑宋的声音一时成为评判唐宋诗高下的主调。明代陈子龙认为“宋人不知诗而强作诗，故终宋之世无诗”（《王介人诗余序》），对宋诗的贬斥更加尖锐。建国以后，毛泽东提出“宋人多数不懂诗是要用形象思维的，一反唐人规律，所以味同嚼蜡”，其倾向性亦对学界研究影响甚深。但另一方面，宋诗的特点也在不断地被深入挖掘之中。与明人标举“诗必盛唐”不同，清代有著名的宋诗派，近现代学者的研究也使“宋调”成为中国古典诗歌史上唯一可与“唐音”匹敌的审美范型。清代蒋士铨说，“宋人生唐后，开辟真难为”（《辨诗》），而宋人终能在诗歌上自成一家，人们自然要问：宋诗之美，究竟美在何处？
宋诗之美，在于人文。宋代士人乐于读书，广泛接受前代传统，精心研读，融会贯通，使宋诗散发着醇厚的书卷气和人文特色。欧阳修读到王安石的诗“黄昏风雨暝园林，残菊飘零满地金”，笑着说，百花都是凋落在地，只有菊花是枯萎于枝上，便戏作二句：“秋英不比春花落，为报诗人子细吟。”王安石听说之后回答，欧公难道不知道《楚辞》里说“夕餐秋菊之落英”吗？他还真是不读书呢！这个故事有趣在，这两位著名的宋代诗人显然都具有截然不同于唐人的气质。欧阳修颇有“科学”的质疑精神，要求文学书写应当符合实际，王安石则讥讽欧阳修“不读书”。他对残菊飘落满地的解释不是从风雨交加的特定生活情境，而是从《楚辞》里找证据。所以，正如张鸣先生这个形象的比喻所说：“唐诗是五光十色的博物馆，进去什么都可以直观地看到；宋诗像藏书万卷的图书馆，进去可能只看到满架图书，得把书打开，你才能看到书里的世界。”（《张鸣谈“古代文学”》）例如描写自然山水。李白说：“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峨眉山月歌》），是民歌式的生动白描；王安石说：“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书湖阴先生壁》），精整的对仗背后，是对《汉书》典故的巧妙使用，从而赋予了自然山水强烈的人文气息。
宋诗之美，在于理趣。有人曾对宋神宗说，苏轼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李白。神宗回答，不然！苏轼有李白之才，而李白无苏轼之学。神宗的回答难免有所偏爱，不过大体也符合事实。如果说唐诗体现的是诗人的才情，宋诗体现的就是诗人的才学。宋朝是一个思想学术文化空前繁荣的时代，“內省而广大”的宋型文化赋予诗人不一样的气质，诗歌亦由此体现出不同于唐诗的思致与意趣。与唐代更为纯粹的“诗人”不同，宋代的诗人往往才华卓异而又学殖深厚、思想深刻。才与学的融汇，造就了宋诗的理趣。李白和苏轼的庐山诗是典型的例子。同样面对庐山的美景，李白惊叹：“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望庐山瀑布》），意兴遄飞，风姿飘逸洒脱；苏轼捋须：“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题西林壁》），因景生思，富于奇趣妙理。同样是写春天，唐人恋春、惜春、伤春，宋人却说：“芳菲歇去何须恨，夏木阴阴正可人”（秦观《三月晦日偶题》）；“春风取花去，酬我以清阴”（王安石《半山春晚即事》）；“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朱熹《春日》）。虽也爱春，却能以理节情，或从季节流转中看出别样的美，或从万紫千红中悟得学问之理。宋诗之理趣，不如唐诗之情韵直击人心，却如嚼橄榄，涩后回甘，余味无穷。
宋诗之美，在于日常。诗歌融汇在宋人的生活中，日常细事、琐屑俗物，凡生活所见皆可入诗；与文人生活密切相关的谈诗论艺、书画评赏、饮酒品茗，亦是宋诗笔触所及。前者为俗，后者为雅，看似不相容，却恰恰体现出宋人独特的主体精神和气质。宋人求雅，而又能“以俗为雅”，从而凸显出创作主体的文化内蕴和精神追求，使庸常的生活成为诗意的审美。“矮纸斜行闲作草，晴窗细乳戏分茶”（陆游《临安春雨初霁》），挥毫泼墨、分茶品茗是雅；“风定小轩无落叶，青虫相对吐秋丝”（秦观《秋日》），摒弃世事、静观万物是雅；“但寻牛矢觅归路，家在牛栏西复西”（苏轼《被酒独行遍至子云威徽四黎之舍》）于俗词俗物中表现出诗人的襟怀气质，亦是雅。这便是宋人艺术的生活化与生活的艺术化。
宋诗之美，在于平淡。与唐诗的丰腴绚烂不同，宋人追求的是“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审美境界。这平淡不是陶渊明的自然质朴，不是白居易的平易浅近，而是炼字锻句后的朴拙，是精思熟虑后的老成，是“平淡而山高水深”（黄庭坚《与王观复书》）。伴随着沉潜内转的思维方式，宋人沉淀了情感，斫去华词丽句，以平淡的语言传达出瘦劲的气骨和深永的哲思。被称为宋诗“平淡”之祖的梅尧臣有诗曰：“老树着花无丑枝”（《东溪》），正象征性地体现出宋诗以平淡写绚烂的特质。这是诗的审美境界，也正是人的审美追求，体现出宋人不同于唐人以风华情韵为美的文化气质。苏轼被贬到岭南之后，黄庭坚写了一首《跋子瞻和陶诗》：“子瞻谪岭南，时宰欲杀之。饱吃惠州饭，细和渊明诗。彭泽千载人，东坡百世士。出处虽不同，风味乃相似。”平淡简洁的五言之中，不事雕琢，剥落浮华，内里却有瘦硬的风骨和豁达的襟怀，意蕴深厚。需指出的是，宋人有基于时代精神和审美倾向而形成的对于平淡的普遍追求，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在艺术风貌上的单调。事实上，宋代诗人具有强烈的自主意识和自立精神，有着鲜明的艺术个性，“他们的风格特征相对于唐诗而言都是生新的，比如梅尧臣诗的平淡，王安石诗的精致，苏轼诗的畅达，黄庭坚诗的瘦硬，陈师道诗的朴拙，杨万里诗的活泼，都可视为对唐诗风格的陌生化效果”（莫砺锋《宋诗三论》）。
在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宋诗不输于唐诗宋词的文学价值，而致力于宋诗的深度研究。例如关于唐宋诗之别。缪钺先生指出，唐诗韵高，体现出一种浑雅的气象，自有酝藉空灵的情致。相比而言，宋诗胜在意，因而有精能之致，包蕴着深折透辟的哲思。唐诗美在丰腴的情辞，而宋诗美在瘦劲的气骨。宋诗较之唐诗而言，内容上更为广阔博大，技巧上更为精致细腻。唐宋诗在用事、对偶、句法、用韵、声调等诸多方面皆有所不同，宋诗喜“运思造境，炼句琢字”，体现出贵“奇”贵“清”的特点（《论宋诗》）。钱锺书先生认为：“天下有两种人，斯分两种诗。唐诗多以风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谈艺录》）钱先生打破了仅从时代之别来看唐宋诗的陈旧思路，把唐诗和宋诗作为两种诗美观加以阐释，不仅揭示了唐诗和宋诗的总体特征，还从审美主体出发，从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禀性、体格性分以及人在不同的人生阶段有着不同的人生理解等方面，揭示了这两种审美范式产生的原因。程千帆先生认为唐宋诗其实相辅相成：“唐诗近风，主情，正也；宋诗近雅，主意，变也。非正，何由见变？非变，何由知正？正之与变，相反相成，道若循环，昭昭然明矣。”（《全宋诗序》）钱志熙先生亦指出：“如果说唐诗的艺术创造是常，宋诗则重于反常，但反常而能合道，与唐诗体现了同样的创造规律，是宋诗对唐诗艺术的一个推进。”（《陶文鹏说宋诗·序》）张鸣先生则从诗歌与音乐歌舞的关系上，对唐宋诗之别有精妙发掘：唐诗从大体来看尚未完全脱离音乐，很多诗歌都曾入乐歌唱，这些可以入乐的诗歌其实是“声诗”“歌诗”，不完全是纯粹的书面文学。基于此特征，依靠歌唱流传自然而然地成为唐诗传播的重要途径之一。宋诗则有所不同，宋代是曲子词发展的黄金时期，诗歌的音乐功能被勃兴的曲子词所替代，宋诗已然完全脱离音乐，失去了音乐特征，此时的诗歌已经转化为“徒诗”，不再入乐歌唱，作为纯粹的书面文字，宋诗的传播和接受便主要依靠书面阅读。而且“诗歌的社会文化功能在宋代得到了许多拓展”，诗歌是文人身份认同的重要手段，是具有文化修养的证明，也是文人圈的社交工具，诗歌在宋代文人的精神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宋诗选·前言》）宋代诗人多具有文人、学者、士大夫的复合型身份，其诗歌创作也因此往往有着丰富复杂的文化内涵。关于宋诗的研究，既有关注诗歌本体，又多有从文化视角切入来进行探讨的。如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宋诗概说》、莫砺锋《推陈出新的宋诗》、张高评《宋诗之新变与代雄》、张宏生《宋诗——融通与开拓》等，都是从宏观视角来考察宋诗的特色与流变。或是关注重点诗人和诗歌流派。如王水照《苏轼研究》、莫砺锋《江西诗派研究》、张宏生《江湖诗派研究》、吕肖奂《宋诗体派论》等。或是致力于宋代诗学研究。周裕锴《宋代诗学通论》从诗道、诗法、诗格、诗思、诗艺等方面挖掘宋代诗学的本质和特点，形成对宋诗完整、系统的阐释和说明；其《文字禅与宋代诗学》则从宗教、语言、文化等多个角度，深入解析了文字禅与宋代诗学之间的关系。
除了学术研究，特别值得关注的还有宋诗选本。唐诗之深入人心，与蘅塘退士《唐诗三百首》之类经典选本的广泛流播有密切关系。要消除对宋诗的误解、真正了解宋诗之美，选本有着重要意义。钱锺书《宋诗选注》是经典的宋诗选本。虽然它在选诗上带有特定时代的印痕，但注释上突破传统笺校方式，重在对作品的命意、文笔、风格、体势和结构等进行具体的艺术分析，在注释之中体现出注者鲜明的诗学观念。程千帆《宋诗精选》注、评结合，选篇精当、注释准确、品评透辟。张鸣《宋诗选》以前言、作家小传、注释、解析的形式构成，不仅有对传统经典作品的独到阐发，更有新经典的发现和精彩解读。如果说钱锺书《宋诗选注》和张鸣《宋诗选》是“选本型”的，赵齐平《宋诗臆说》和陶文鹏《陶文鹏说宋诗》则是“阐发型”的。这两部书同样由若干首宋诗组成，但作者选择它们的主要标准不在于选出最能代表宋诗成就的作品，而在于它们能阐发某些有意义的“问题”。赵著以具体作品为切入点，联系诗人创作历程、宋诗特色及发展流变进行深入剖析，具有诗人论和诗史论的鲜明特色。陶著将感性的体悟与理性的分析完美结合，处处体现出精彩的艺术论、诗论和诗史观。选诗虽以短章为主，却能以小见大体现诗史发展，其中既有唐宋诗的比较与流变，又有中国诗史的整体观照。在进行艺术探讨时，往往从体裁切入，论及构思、诗眼、意境、理趣、意蕴、活法、情景关系、诗画关系、现实关怀等多层面问题，将文本解析得深入透辟，精彩之笔随处可见。
宋诗之美，等待你去发现和体悟。
（作者简介：马东瑶，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励耘学刊》副主编。）
作者：马东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