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的今天, 娜拉这一形象既熟悉又陌生, 作者通过娜拉这一性格形成的原因, 从而对人性进行拷问, 再现了性别角色的困惑成为现代人的焦虑倘若娜拉解决了经济问题, 也未必拥有同男子地位上和人格上的平等, 它还要受到社会一定程度上的宗教观念、传统观念、世俗观念的影响, 这些都是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有人要问:在当代再提这个重大的社会命题有没有过时?而据之前的报道, 中国有关易卜生戏剧的演出、翻译和研究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在2006“易卜生年”中, 北京、上海和南京等地也纷纷上演了独具风格和时代气息的易卜生戏剧, 上海和南京还联合举办了易卜生国际研讨会。因此答案是否定的, 百年之后再新审视娜拉的地位, 有许多东西是耐人思索寻味的。
1 玩偶之家的社会影响及其社会意义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文化界, 易卜生是个如雷贯耳的名字, 没有哪一个外国作家能像他那样, 在整整一代中国知识分子中间造成如此持久而深远的影响。有人声称《玩偶之家》是一部震撼世界的女权主义的宣言书。女主人公娜拉伪造父亲的签字向人借钱, 为丈夫海尔茂医病。丈夫了解原委后, 生怕因此影响自己的名誉地位, 怒斥妻子下流无耻。当债主在娜拉的女友感化下主动退回借据时, 海尔茂又对妻子装出一副笑脸。娜拉看透了丈夫的自私和夫妻间的不平等, 不甘心做丈夫的玩偶, 愤然离家出走。《玩偶之家》尖锐地提出了现代家庭中妇女的权利问题, 即它对于女性在家庭中的“依附”状态的质疑, 这无疑是一个时代的缩影。在西方, 从古希腊的悲剧《美狄亚》开始, 妇女问题就已经进入作家们的视野, 作家们开始关注女性在婚姻中的平等和自由问题, 《美狄亚》塑造了第一个弃妇形象。在中国, 娜拉这一形象在胡适的《终身大事》, 欧阳予倩的《泼妇》, 还有稍后女作家白薇的诗剧《琳丽》能找到其熟悉的影子, 他们的作品都可以说是典型的模仿易卜生之作, 突出地表现为对封建社会中的妇女问题和婚姻问题的关注。
关于娜拉的出走, 鲁迅作过冷静的分析, 在《娜拉走后怎样?》中指出:“不是堕落, 就是回来。”鲁迅在《伤逝》中用子君给出了答案。在这里, 鲁迅并不是反对“出走”, 而是形象地指出他过去说过的话:“为准备不做傀儡起见, 现在目下的社会里, 经济权就见得最要紧了。”妇女为了在社会上取得经济权, 就要进行“剧烈的战斗”。郭沫若在《娜拉的答案》中指出:“在社会的总解放中获得妇女的解放。”
截止到易卜生以前, 艺术家所关注的婚姻中的悲剧因素可以概括为三种类型:一是由于父母的权力造成的婚姻悲剧;二是世俗观念造成的婚姻悲剧;三是由于封建门第观念造成的婚姻悲剧。易卜生提出的问题却远远超越了这三点, 他在人们司空见惯的日常生活中提出现代妇女的地位和处境, 让观众看到的不是金碧辉煌的宫殿, 不是奇山异水, 而是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的。娜拉无论在西方还是东方, 都算得上是一个完美的形象, 因为觉醒前的娜拉, 虽然算不上什么伟大, 但她身上拥有一般家庭妇女所拥有的一切优点与美德:她心地善良, 富有同情心, 热心帮助别人;理解丈夫, 勤俭节约;单纯, 可爱, 活泼, 但也有倔强, 刚毅的一面;更重要的是任劳任怨, 具有无私奉献的精神。但是娜拉身上也有弱点。
其一, 娜拉是家庭的玩偶, 是一个永远长不大的“泥娃娃”。她具有孩子脾气, 在行为思想上也像个顽皮的孩子。不仅丈夫把娜拉当做孩子, 她的好朋友也说她是个孩子, 就连她自己也觉得自己像个孩子。但是她并没有意识到丈夫把她当做孩子呵护, 并不是对一个妻子真正意义上的爱情。
其二, 自视自己长得漂亮, 并以此为资本。娜拉是一个十分爱打扮的女人, 从戏剧中流露出她以色悦夫的倾向。她说“衣服穿得漂亮是件痛快的事”, 说明她爱打扮, 还说“要是一个女人长得象我这么漂亮——流露出因自己长得漂亮而得意的心理, 这在某程度上以此作这夫妻关系交换的资本。
其三, 没有自尊, 缺乏主见, 生活不能自立, 缺乏应备的生存技能和正当的谋生手段, 从而体现出对丈夫的依赖。她除了借钱给丈夫治病这件事情是背着丈夫独立自主做出的决定外, 其他事情都要经过丈夫许可。什么“事情都由你安排”, 什么“你做的事情都不错”, “你不赞成的事我决不做”。就连穿着打扮也由着丈夫的审美标准来做, 仅仅是丈夫用来实现个人意愿的一个工具而已。娜拉仅仅满足于做一个职业的妻子和家庭妇女, 过着生儿育女的生活, 夫唱妇随的小家庭生活, 把挣钱养家糊口的希望寄托在丈夫身上, 还流露出一种天经地仪、理所当然的神情, 从未考虑过自己应该做些什么?娜拉深层的心理意识在于既然我嫁给你当然就要依赖你, 你娶了我, 就得养我、爱我。完全丧失了自己谋生的意识, 也没有任何技术可言。当今社会象娜拉这样深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妇女依然存在, 她们自己在心里强化自己处于弱势地位。还说“嫁汉嫁汉, 穿衣吃饭”。自己心甘情愿地把自己的人格尊严拱手交给丈夫。而今普天之下的人们无时无刻也冠冕堂皇地说什么女士优先, 保护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 什么“三·八妇女节”, 其实这些是一种不平等的有力体现。
其四, 经济上的不独立导致人格的不独立。恩格斯说“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劳动中去。因为男子在婚姻上的统治是他的经济统治的简单后果, 它将自然地随着后者的消失而消失。”恩格斯道出了问题的关键。家庭妇女们由于没有正当职业和经济来源而丧失自主、自立, 她们就像关在笼中的小鸟一样挣扎着、哀鸣着。由于娜拉以上林林种种的缺点, 加之深受传统观念、世俗观念、宗教信仰的影响, 从而注定其人生是一个悲剧。传统观念、世俗观念、宗教信仰历来是麻痹人民的精神鸦片, 可每一个民族都有, 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 这些都是为男权统治服务的, 男权社会的男子们为了使女人就范, 费尽心机地想方设法宣扬男尊女卑思想, 从而实现他们对女人的统治地位。易卜生《玩偶之家》也体现了这一点, 而现实生活中的娜拉形象也是随处可遇的。如今, 虽然时过境迁, 《玩偶之家》已经争议了一百多年, 再提这个社会命题有没有过时呢?
2 作者通过娜拉这一存在于特定时代
的具体环境中的形象, 再现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中家庭矛盾, 提出了妇女独立解放, 改善两性重大社会关系的时代问题
人们知道, 文学是来自生活而又高于生活的艺术作品。家庭是社会的细胞, 易卜生通过家庭来反映了一个严肃的社会问题, 但易卜生毕竟是从男性视角来审视妇女命运, 所塑造的形象仍带有男权文化的烙印, 给妇女独立解放的道路也未明示, 从而给后世读者留下许多问号。因为在人类社会中, 两性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的最基本关系, 然而, 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中, 人们总是缺乏对其本质的剖析和批判。18世纪工业社会大机械化生主、自动化生产时代的到来, 使被扮演了几千年的性别角色不断受到挑战和质疑。性别角色的困惑成为现代人的焦虑之一。然而, 然而性别问题并不是孤立存在的, 它总是贯穿于历史的发展过程之中, 体现在社会的宏观和微观层面, 关涉到人的解放与发展的根本性问题。因此, 对性别问题的思考其实也是对人类历史的探求、对社会现实的具体分析以及对人类和社会未来的发展与目标的选择。从两性关系的历史发展来看, 两性和谐呈现出不同的形态:人的依赖性时代的“依赖的和谐”;人的独立性时代的“独立的和谐”;人的自由个性时代的“自由的和谐”。在这一过程中, 每一次变迁都打破了原有的平衡, 又重新分化和改组, 形成新的和谐。由于性别差异是无法回避的事实存在, 两性和谐又是人类不能割舍的永恒追求。因此, 自由和谐是两性关系向着本真状态和理想状态发展的最佳选择。其实, 在当代西方社会, 还出现丈夫抛弃妻子、儿女、不负赡养责任的“海尔茂出走”的问题, 而且越来越突出。其结果是“娜拉” (妻子) 生活艰难、孩子得不到父亲的爱和指导, 这实际上是男权主义的另一种表现形态。在当代中国, 在社会总解放前提下妇女是否就真正解放了呢?答案恐怕不是“是”和“否”那么简单。今天虽然妇女地位有了很大的提高, 但男女不平等现象、性别歧视现象却依然存在。当然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在人类的婚姻关系中, 无论是男人的统治地位还是女人的依附性, 在本质上都可以说是一种人性自私的体现。因为妇女依赖男子这是一种不劳而获, 坐食渔利, 坐享其成;男子在婚姻上统治女人, 驾驭女人, 差遣女人, 这是一种自我为中心的大男子主义自私的体现。
3 社会不断的发展进步并不意味着妇女地位发生根本性和实质性的改变
随着当今社会不断的发展进步, 妇女的地位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我们也找到了问题的关键所在, 但不等于说就解决了根本性和实质性的问题, 妇女的烦恼依然存在着。今天, 人们对人性的思考还在继续着。我们要怎样才能摆脱娜拉、英国当代女作家笔下 (《走向十九号房间》) 苏姗的悲剧呢?作家波伏娃《第二性》中说“一个女人之所以为女人, 与其说是天生的, 不如说是形成的。”她认为女性的历史和现状是由男性的需要和利益决定形成的。经济的独立当然离不开“钱”, 但除钱之外, 女性的的眼光和思维方式更需要重视自身的内心世界, 使自己的内心变得的丰富多彩, 做到自信、自尊、自立、自强, 从而实现自身真正的解放。妇女们从权利地位的争取到对自身完善的关注, 这是一个质的飞跃。她们从家庭走向社会去学习和工作, 有了自己的社会生存的空间。可是女性们依然在思考:她们的生存空间究竟应该是家庭, 还是社会?是家庭重于工作, 还是事业重于丈夫、子女?这是一个二难选择的问题, 怎样才能做到二者得兼?如今由于一些妇女受新的嫁娶观的影响, 她们把爱情, 婚姻、家庭看成了人生的全部, 一旦遭遇挫折, 就仿佛整个世界都变了样, 也因此而造成了许多的悲剧。几年前中国上演的电视剧《结婚十年》就是一个有力的佐证。作为女人, 这些理所当然是人生的重要内容, 但不是生活的全部, 还应该不断的丰富自己, 完善自己。还有许多旧的观念和某些偏见对妇女也产生着重大影响, 什么“女子无材便是德”, “唯小人与女人难养也”。从而导致一些高学历的女性更难找到如意郎君, 一些人还说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一定有一个成功的女人, 但一个成功的女人背后呢?另一方面性别歧视, 这也是一个十分严重的社会问题。在一些发达的城市, 一些用人单位对女性性别的歧视也不容忽视。几年前, 在中国的北京等一些城市的人才交流会上, 就在招聘广告上公然的赫然写着此单位只招男生, 不招女生。在农村, 还有男孩传宗接代的旧观念, 心里却盼望着生个男孩;一些单位工作人员还绞尽脑汁给女儿弄个什么残疾证, 想尽千万百计生个男孩儿。在当代西方社会, 还存在着男子不尽丈夫义务的现象。更为富有戏剧色彩的是2008年的美国大选, 前总统比尔·克林顿的妻子希拉里, 虽然在对美国的教育和医疗工作等方面有许多优势, 但是接受女总统作为一个理论概念跟选举总统是两回事, 人们普遍不信任女性能胜任领袖工作, 部分选民固执地担心将最高决策权赋予一个女性, 这种观点也归结为一种偏见;在中国, 有丈夫把妻子赶出家门, 打骂妻子, 虐待妻子的现象也屡见不鲜, 这实际上是男权主义的另一种表现形态。据说, 《玩偶之家》近年在美国演出时, 海尔茂、娜拉的有些台词常引起观众的哄笑, 觉得太过时、太滑稽了;还有的观众质疑“此戏鼓励妇女不顾家庭、丈夫和女儿, 独自出走是否道德, 简直是伤风败俗……”娜拉要求个性解放、不做“贤妻良母”的坚决态度, 遭到上流社会的责难和非议。妇女争取自由平等是伤风败俗, 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宁列娜》中安娜的悲剧结局也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妇女有婚外情是罪恶, 男子有婚外情是有能力, 妇女要求守妇道, 否则将会遭到这个世界的唾弃, 而男人则天经地仪。有人还说“这出话剧的结局, 应该改成娜拉放弃出走的念头才对……”这种用“道德”要求女性的恬退隐忍, 逆来顺受的情况还普遍存在着。还有, 如果灾祸降临时海尔茂采取“我是男子汉大丈夫”慨然担当的态度, 是否就万事大吉了?在中国, 男人要求女人顺从是以男子在危难时对女子的保护作为交换的。如果有了这个前提, 男权主义是否就变成了好东西?这些问题令我们深思。
总之, 《玩偶之家》对现实社会影响深远, 再现了普天之下人们共同关注的婚姻问题、家庭问题和社会问题, 也激励妇女们为了争得与男子平等的权利和地位所进行的种种不懈的努力。但妇女在物质上独立之后, 还要防止精神文化上的空虚匮乏, 要不断的丰富和完善自己。否则, 就连强大的波伏娃都哀叹自己“第二性”的悲剧。所以直到今天还启人睿智, 发人深思。不过既然我们作出了正确的选择, 就要毅然前行, 永不低头折节。
摘要：百余年后重新审视娜拉, 这一形象既熟悉又陌生, 有许多东西是耐人思索寻味的, 作者通过娜拉这一性格形成的原因, 从而对人性进行拷问, 再现了性别角色的困惑并成为现代人的焦虑。倘若娜拉解决了经济问题, 也未必拥有同男子地位上和人格上的平等, 它还要受到社会一定程度上的宗教观念、传统观念、世俗观念的影响, 这些都是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
关键词：熟悉又陌生,重新审视,思索寻味,世俗观念
参考文献
[1] (挪威) 艾尔瑟.赫斯特.易卜生评论集[M].上海: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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