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文革记忆范文
红歌记忆文革歌曲
王明析：我的“红歌”记忆共识君按
人的天性是喜欢歌声的，即使身处苦难的境地，也会有苦难者的歌，古今中外概莫例外。可苦难年代留在我记忆里的歌，有时却没有苦难的味道，这是怎么回事呢?被歌声缠绕的记忆：红歌王明析1我的青少年时期基本与"文革"同步。小学一年级还没有念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疾风暴雨就迅速降临到务川这个边远小城。一段时间，十字街是全城最热闹的地方，这里人头攒动，吵吵嚷嚷，五颜六色的传单满天飞，天天都像在赶腊月场。街头跳舞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搞大辩论的，开斗争会的，无一不伴随着声嘶力竭的歌声。《东方红》和《大海航行靠舵手》人们可能比较熟悉了，而另一些歌则很可能比较生疏。例如"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还有"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此句要重复一遍)。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这些话本来是毛泽东对"革命"的解释或者定义，也是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个人理解，它怎么会变成一首歌来唱呢?事实上，它们的确是当时很流行的两首战歌。唱这类"语录歌"的几乎都是务川中学的学生。他们虽然派别有异，但都腰扎皮带，肩戴红卫兵袖章，手里捏着红色塑料封皮的《毛主席语录》，一边齐声高唱，一边合着那念经似的干硬节奏，一下一下挥动着手臂，义愤填膺地怒视着对方。因为他们都认为，自己那一派才是最最(重叠两个副词也是学习当时的时代语法)忠于毛主席他老人家的红卫兵，所以唱的都是毛主席语录歌。他们有时对唱，有时你方唱罢我登场，都想用那种响遏行云的歌声在气势上去压倒对方。我经常挤在十字街的人丛里看闹热。我那时好像忘了家里遭逢的不幸，或是那灾难还未降临?2与这些干硬的歌声相比，我那时更喜欢看十字街街头的文艺宣传表演。我印象中经常演出的队伍也来自务川中学。后来在实验学校教书的徐老师好像还是那支文艺宣传队的台柱之一。这当然是我的臆测，因为她总是出现在舞蹈队的中心，人又长得很漂亮。许多年后，我去实验学校"检查工作"，我们在一起聊天时，我几次想和她说起当年那个小男孩对她这个舞蹈美女的景仰，但最终还是没有说出口。现在想起来，她们当年的舞姿，一点儿都不婀娜多姿，手势和体态的变化很像是今天的某种广场舞。但她们当年唱的歌我却是牢牢记住了："毛主席的光辉，嘎啦呀吉诺诺，照到了雪山上，伊拉强巴诺诺，啊~~~啊~~~~照到了雪山上，伊拉强巴诺诺。""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千好万好不如社会主义好，河深海身不如阶级友爱深。毛泽东思想是革命的宝，谁要是反对它谁就是我们的敌人。"我不知道当年为"毛主席语录"谱曲的是些什么人，是否有几个比较出名的作曲家。一想起他们能把"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这两句话谱成一首歌来反反复复地唱，我有时就会禁不住胡思乱想。因为这已经不是在唱歌，而是在干吼、干嚎了。5岁的小女孩举着两个小手，正在给参加会议的军代表们表演“忠字舞”这种歌的风格是否前有古人我不得而知，但它流风所致却深深影响到后来。"文革"中这类歌特别多，早期不说了，即使到"文革"末期，人心思静厌乱已是大势所趋时，只要我们打开收音机(包括每天的广播)，依然可以经常听到下面这两首很吵人的"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嗨)就是好!就是好来就是好(啊)就是好!…………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不是人民怕美帝，而是美帝怕人民。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历史车轮不可抗拒、不可抗拒!美帝国主义必然灭亡，全世界人民一定胜利，全世界人民一定胜利!后一首歌还稍讲道理，第一首歌简直就是在强词夺理。有一年看春晚，见一群大红大绿的男女在舞台上像疯子一样跳来跳去、翻来覆去地就吼唱一句"咱们老百姓，今儿呀真高兴"，我就总是抑制不住要想起"就是好来就是好(啊)就是好"这首经典“嚎歌”。3回忆"文革"早期的歌，绝大多数都充满阶级斗争色彩，火药味儿很浓。只有极少数歌的旋律优美动听。印象中，毛泽东的《蝶恋花·答李淑一》就属于这类特例。我想，这其中的原因显然是因为这首词的特定内容不能谱写成"战歌"，否则，它仍有可能会被谱成"雪压冬云白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这首七律赌咒发誓式的念经腔调。那时歌颂毛泽东的歌多得不计其数，我至今能唱的不下二十余首，印象中较深的一首，上世纪90年代初好像被李玲玉翻唱过："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我们有多少知心的话儿要对您讲，我们有多少热情的歌儿要对您唱。千万颗红心在尽情的跳动，千万张笑脸迎着红太阳。我们衷心祝福您老人家，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很难想象，一个国家在整整十年里，会对一个人出现那么多的颂歌。那完全是个不讲理的时代，例如，每天早上的广播一开始就是《东方红》："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晚上结束播音，放的都是《国际歌》："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既然有人是"大救星"，怎么又说"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呢?我那时年幼，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但那些大人呢?他们想过吗?或许想过，但谁又敢质疑这里面的荒谬?1966年文革时代解放军战士奉着毛语录游行痛定思痛，那真是很悲惨的十年，正史都谓之"十年浩劫"。粉碎四人帮之后，这类颂歌忽又达到一个新的高峰，最著名的歌是《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世世代代铭记着毛主席的恩情》，但它已经是这类颂歌的尾声了。4人的天性是喜欢歌声的，即使身处苦难的境地，也会有苦难者的歌，古今中外概莫例外。可苦难年代留在我记忆里的歌，有时却没有苦难的味道，这是怎么回事呢?我后来想，"文革"开始那几年，我的家庭已遭逢巨大的不幸，我怎么还可能记得住那么多"红歌"?细想起来这是十分恐怖的：在"革命"的名义下，你的家人和你已经被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打变形，你对"红歌"居然还是如此的"情有独钟"。而且几十年过去了，它们的旋律和歌词还牢固地蜷缩在你记忆的仓储，你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呢?不长记性的白痴?是非不辨的糊涂虫?历史的健忘者?记得在哪本书中曾看到过这样的记述：一些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后来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一听到某个欧洲音乐大师的某部作品，他们就会痛不欲生，赶紧远离。原因是当年在集中营里，纳粹就是一边播放着这个大师的作品，一边将他们这些犹太人往焚尸炉里赶。我知道，大师的音乐是无辜的，有罪的是纳粹。我现在很困惑的只是，究竟是一种什么文化，居然会让我一边生活在屈辱和苦难中，一边还熟记了那么多的"红歌"，而且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并不怀疑这些"红歌"的伪崇高和对基本生活常理的违背?记忆中，我的父母在任何时候都是不唱这类"红歌"的，我父亲甚至从来没有用二胡拉过它们的任何一个乐句。而我有时兴致好，至今还会在无意识状态中哼一两句某首"红歌"的旋律。这是不是说，"红歌"传递的某种东西已经渗入我的骨髓?是不是这样呢?2011年3月，重庆市九龙坡区巴国城文化广场，万余人挥舞红旗高唱红歌5我意识到文艺特殊的教化作用或者说"洗脑"功能是很迟的;当然，仅仅靠歌声要想达到这一点还远远不够，但歌声的潜移默化作用我认为绝不能小看。我很喜欢音乐，算得上大半个音乐爱好者，但迟至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的"音乐人格"是分裂的。1979年，我师专毕业分到濯水二中教书，学校有一个刘姓老师，喜欢拉小提琴，虽然水平有限，但他敢在楼下住学生、楼上住教师的走廊上旁若无人地拉《何日君再来》就让我很佩服，因为这首歌有几句歌词是"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人生能得几回醉，不欢更何待……今宵离别后，何日君再来"。它本来是很人性的，但我居然觉得它颓废，有靡靡之音的味道;而这又不是受哪篇文章的影响，而是长期所受的"洗脑教育"潜移默化所致，现在想起真真是可怕。但我当时的确有些矛盾，我毕竟是为人师表的人民教师啊!可是这首歌的旋律又是如此动听，极适合用小提琴来表现。而且我知道，我拉小提琴，效果要比这个刘老师好。怎么办呢?我后来想到一个办法：趁周末大部分学生离校之后，去学校池塘边的土山旁拉。现在想起那煞费苦心的一幕，真是矫情之举啊!如果有学生目睹，他日回忆这情景，真不知道会想些什么。
第二篇：刻骨铭心的记忆：那些文革冤魂们(一)
摘自毕荒的博客
刻骨铭心的记忆：那些文革冤魂们
(一)
长春汽车厂南门外，一列火车隆隆驶过。突然，一个中年女性一跃而起，扑向飞驰的列车„„
过后不久，我上夜班路过此地。尸体已被移到路边，火车照旧前行。十几个人在一边轻声议论着，并不见什么人处理此事。那尸体血肉模糊，其状惨不忍睹。
时间是1968年岁末，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中。
这是我在那年月见到的最悲惨的自杀者之一。
文革十年，运动不断。大运动套着小运动，一个挨着一个。每次运动都会伤害一些人，都有人自杀。其中，自杀人数最多的时候是文革初期和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时期。
1966年8月，毛在天安门广场接见以后，红卫兵运动蓬勃兴起。校园里批斗愈演愈烈，棍棒下的惨叫声不绝于耳;社会上抄家方兴未艾，绝望中的求死者时有所闻。作为中学生的我，“有幸”目睹了一幕幕惨剧，听说了一个个故事。
我所在的中学不是打人最严重的学校，但也发生了死人事件。那时候，学校领导全都被斗，大部分老师被贴了大字报。批斗会上弯腰低头“喷气式”是小菜一碟，折磨人的手段真是花样百出。 十几个“牛鬼蛇神”脖子上挂着几斤重的小黑板在鞭子的抽打下跑步。两鬓斑白的老教师有气无力，气喘吁吁;稚气未脱的小青年大声吆喝，时而挥鞭。这是怎样残忍的景象啊：老师们身上鞭痕累累，忍辱含悲。打人的学生都是高一某班的，有的还是被打老师教过的„„
批斗、打人的闹剧持续了两个来月，后来大部分学生到外地“串联”，“牛鬼蛇神”们有了喘息之机。转过年来，造反派们杀向社会，暂时放过了那些老师们。
那时候，学校乱透了。大字报铺天盖地，教学楼杂乱无章。绝大部分学生卷入了运动。我也不能免俗，也给老师写过大字报。还好，我卷入运动不深，没打过人，也没昧着良心说假话。给老师提的问题也不疼不痒。不久，我就成了“逍遥派”。但我毕竟写了大字报，毕竟伤害了老师。我应该忏悔。
两个月的运动，一些老师挨了打，受到了侮辱。更有一位老师因不堪忍受毒打和屈辱而自杀。那位自杀的女老师姓石，没教过我。据说她是国民党特务，曾参加过庐山训练团。
教我们数学的佟老师参加过三青团。这时候被打得很厉害。虽然挺过了文革，但身体垮了。他原来的身体很好，课余时间还爱和学生掰腕子。和同学们相处的也很好。我们班的同学没人给他写大字报，更没有人打过他。但佟老师得罪过一些老师，这就坏事了。他的三青团历史问题本来学生们不知道，但一位管人事档案的老师写大字报揭露了他。所以才引来学生的批斗。 文革中一部分老师挨整，大部分老师是逍遥派，只有少数老师上蹿下跳，充当了不光彩的角色。
还有一位尚老师，运动第二年就去世了。虽然是病逝，但也不能说和被触及皮肉毫无关系。
后来，听说我的一位小学老师自杀了。据说也是国民党特务。这位老师姓张，教我们语文。张老师和蔼可亲，像个慈祥的妈妈。她很有学问(多年以后才知道她原是一个大报的记者)，书教得好，字也写得漂亮。令我们受益匪浅。我后来文章写得还算文通字顺，字也勉强拿得出台面。和赵老师的循循善诱不无关系。
亲爱的张老师，将近半个世纪过去了，您的学生也垂垂老矣，您的音容笑貌仍然历历在目。您在天堂过得好吗?那里应该没有呵斥，应该没有皮鞭，应该没有那令人恐怖的一切„„
走笔至此，我已泪流满面。刻骨铭心的记忆，永不忘却的怀念。我诅咒你，那荒唐的恐怖的岁月;我诅咒你们，那些编织谎言愚弄我们的吹鼓手们;我诅咒你们，那些玩弄我们纯洁感情的大人物们;我诅咒你们，那些遮蔽文革黑幕的肉食者们。
社会上的自杀事件也层出不穷。当逍遥派脱离了运动，有的是空闲时间，我几乎每天都去南湖游泳。隔三差五湖边就飘上来一具尸首。有的尸体被湖水泡的肿胀，其状令人惨不忍睹。 一些工厂、机关甚至街道也搞起了运动，又有很多人受到了伤害。马路边不时看到被剃成阴阳头、胸前挂着黑牌的黑五类分子，他们面无表情，忍受着羞辱，默默地干着指派给他们的繁重的劳动。一些人家被抄家了，抄走的家产有些就不知下落了。邻居一个姓王的叔叔据说解放前当过甲长，也被吵了家。后来又说甲长不够“线”，又要返回他的家产。但被抄走的六个金戒指找不到了。此事后来不知怎么了结的。
一些小单位的运动也死过人。我家附近一个几十人的食品加工厂揪出了一个伪满时期的警长，这算漏网的历史反革命。七斗八斗，熬不住了，这人自杀了。
1977年三四月开始，长春局势开始混乱，武斗也逐渐升级。先是拳头，后来是棍棒，到七月就是土制炸弹、土制坦克，八九月份就是真刀真枪，甚至迫击炮也用上了。几次大规模的武斗死了不少人。我有两个同学死于武斗，都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可惜年纪轻轻就被枪弹夺去了生命。(关于长春武斗，以后将有专文述及，此不赘述)
长春文化广场(那时叫地质宫广场)曾埋有几百具公社派“烈士”的尸体，大都是些大中学生，文革结束后才迁走。
武斗时，我在三道街口见过一具尸体。那是个20几岁的年轻人。身穿一件军用大衣，蜷曲在街口的角落里。腰部有一个大洞，还在汩汩流着血。他的双眼没有闭上，似乎瞪视着天空。他的死因如何，是参加武斗打死的，还是被流弹打死的，不得而知。 武斗最厉害的时候，大家都不敢出门，住处较高的人家晚上睡觉时得用被子捂上窗户，有的人家甚至把窗户用砖封死了。我的一位邻居杨大爷，当时在一家小饭店当更夫，早晨起来倒垃圾时被流弹打死了。他的几个儿子都是我儿时的玩伴，父亲的死使他家本不富裕的生活更加雪上加霜。文革结束后也没听说 给他家什么经济补偿。 .
到了岁末年初，由于军队的强力干预，长春的武斗终于停止了。(这时关里有的地方还在打，据说河北的保定直到1972年还有武斗)军队就是和稀泥，也不分谁对谁错，就是让两派大联合，共同成立革命委员会。两派血雨腥风地打了大半年，死人无数，最后大家都是革命派。“烈士”们白白送掉了生命，留给活着的人无尽的哀思，更给亲人们锥心裂肺的痛苦。时隔多年，父母们提起死去的儿女，还有流不尽的泪水。就是素不相识的人，回忆起那些人死时的惨状也是唏嘘不止。
1968年3月，吉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学生们也回到了学校，“复课闹革命”。我们学校来了军宣队，领头的是一个排长 ，姓李。李排长面色黝黑，长得浓眉大眼，很帅气，所以一些女学生有事没事地总在他眼前晃。后来终于出事了，李排长和两个女生上了床，开除党籍、军籍，赶回老家去了。此是后话，事情发生在我离开学校到汽车厂上班以后。
军宣队到校以后，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接着就整顿秩序，整治一些“有毛病”的倒霉蛋，后来又搞起了“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如火如荼，我离校以后还在继续搞。这期间虽然没死人，但折磨人的事儿不少，更有一些离奇古怪的事发生。
(毕荒注：此文系新作，随写随发。老眼昏花，加之回忆的都是令人心痛的往事，想起那些冤死的老师、同学和同事，不免悲从中来。按说这把年纪，很多事应该看开了，加上年代久远，感情上也淡漠了。然而，就是不行，走笔到心伤处，依然悲不自胜，唏嘘不已。奈何?!可恶的文革，对我们那一代人伤害太深了。
文革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心结，对于我们这代人，自从经历了文革，就摆脱不了它。在我们的内心，文革的阴影永远存在，我们对于文革的批判和愤怒，对文革的耿耿于怀，会一直伴随我们，直到我们走向坟墓。
第三篇：我亲身经历的文革
我亲身经历的文革 《“文革”的那些事儿》
(十一)
林 晰
1966年春夏之交，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作为新闻从业人员，直接参与了一些事件的采访活动。亲历其境，感受真切，其中有着许多的困惑和悲哀。
从1966年开始的这场运动，至今过去了三十多年。我回忆其中的一些片断并把它真真实实地记录下来，应该是件有意义的事。
我曾经是“文革”的拥护者
运动初期，我曾为这场打着“解放思想”旗号的运动所鼓舞，认为这将让中国人民冲破千百年来形成的思想牢笼，可以使我们的人民和民族思想更为解放和性格更为开朗一些。所以我在“文革”初期是以极大的热情投入这场运动的。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之后，《人民日报》遇到了从未经历过的漫天浓雾。竟然找不到党中央的领导了!“上海为何突然向北京发难”等等一系列的不合常规的事情发生了，这使编辑部的同仁闷在葫芦之中。因此，《人民日报》编委会决定派出一个记者组(组长是资深记者顾雷同志，我是记者组五名成员之一)，专程去上海摸情况，领导要求我们从上到下，从下到上，千方百计地了解其中的缘由。事实上，上海市委已事先对我们采取了严密的封锁措施，一举一动都受到了注意，电话也被窃听，结果是一无所获地回到北京。这充分说明，《人民日报》作为党中央机关报已经是徒有虚名了。
为了紧跟“文革”运动的步伐，编辑部的许多同志被派往全国各地采访，目的是为“文革”煽风，力求“将功赎罪”，我也被派到成都。我到外地这段时间，文化大革命全面铺开了。陈伯达带领的工作组(称记者团)在1966年5月下旬进驻人民日报社，夺了吴冷西的权，发表了制造全国**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随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红卫兵向资产阶级、封建主义残余势力大举进攻的消息，从北京吹来的“造反有理”之风，也很快笼罩在古老的蓉城上空。抗日战争时期，我曾在这座城市读过小学，成都的一切对我是那般熟悉。那一天，我独自坐在少城公园(后改为人民公园)回忆儿时的往事，而周围开始了异样的动静，一群群人聚集在一起，而且议论纷纷……在我回到新华社四川分社招待所的沿路上，发现成群青少年正在用石子儿砸天主教堂的彩色玻璃，他们无所顾忌，而且显得有些理直气壮。这大概就是所谓的“造反有理”吧。
第二天，市面上已是一片骚动，更多的年轻人在街头巷尾砸烂店铺的招牌，忙于改变街道的名称，有人追着剪女人的长辫子……一切开始破例行事了，使我想起了毛主席在他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中的情景，也想起了“天下未乱蜀先难”的古话，让我的思想很不平静。中午，我来到玉龙街上的“陈麻婆豆腐饭庄”，原是想在这里尝尝儿时爱吃的“麻婆豆腐”，却想不到在这里遇见了一场革命的风暴。只见几位工人师傅拿了菜刀，站在有人扶的梯子上刮去“陈麻婆”三个大字;在饭堂里，那些由名人题写的赞扬“陈麻婆豆腐”的匾额和“陈麻婆豆腐简介”牌，被取下来扔在墙角。“有麻婆豆腐吗?”我问。“只有麻辣豆腐，今天改了名。”一位女服务员回答。事情的缘由是，那天上午饭店职工学习“文化大革命十六条”，有人就提出“陈麻婆是个资本家”，不能要这个招牌了，把它砸了当柴烧。当时也有人不太同意，但在革命的威力下，无人敢于坚持自己的意见。我当时很为这件事所感动，这不就是“破旧立新”吗?及时地在现场赶写了一篇短通讯，题目就叫《麻婆豆腐易名记》，第二天就在《人民日报》上见报了。我在这篇通讯的结尾处写了这么一段话：“无产阶级的风暴冲击着全国的每一个角落，也包括这家有一百多年历史的老店。”显然，我对这场革命取赞扬、肯定的态度。然而，我那时哪里会知道，正是这场风暴造成了祖国的全面灾难，也毁坏了我的家庭，夺走了我亲爱父亲的生命。
我上了台，又被赶下了台
不久，报社通知我尽快返回北京，因为内部的“文革”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了。社内运动初期那种恐怖的气氛未曾直接感染过我，那种残酷斗争所谓“走资派”的局面是我回来之后听说的。“当权派”已经一律靠边站，许多人挨了批斗，罚了跪，甚至挨了打。据说副总编辑胡绩伟同志被迫戴上了高帽子游楼，还让他拿着破脸盆敲打，高喊自己是“黑帮分子”、“三反分子”……文艺部主任陈笑雨同志(即马铁丁，著名的杂文作家)在一次有组织的“牛鬼蛇神”游楼时，被迫下跪“请罪”，还有人打了他的耳光，揪住他的头发，让他抬起头来看看并厉声问道：“我是谁?”……在深受人格侮辱的情况下，笑雨同志当夜就跳水自尽了。临死前他还给自己的爱人写了“死了比活着好，死了更干净”的字句。在尊严和侮辱碰撞时，他选择了做人的尊严。
我在运动初期曾谈到过一些相当“左”倾的观点，因为那时我从内心深处是拥护这场革命的。例如，我认为应当尽快实行巴黎公社的原则，即领导人工资收入不应超过技术工人的两倍;应该尽快在各级官员中推行民主选举制度，等等。这些观点其实都是从书本中来的，也确确实实是我心中真实的观点。当时我认为有些干部高高在上，甚至作威作福，听不得不同意见……我很赞成把这些人狠狠地“冲击”一下。正由于我当时的这些堂而皇之的言论和对运动的积极态度，在我从成都回来之后，很快就当选为《人民日报》国内部的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组长，同时任党的支部委员和行政领导小组成员，可谓是“一身三任”了。而当时“文革”小组组长又居于最重要的位置，实际上成为部里的第一把手。我主持会议批判“当权派”，对问题有了决定权。当时最热门的革命行动是“抄家”(抄“当权派”的家)，我也卷进去了。我记得由工厂造反派提出要抄聂眉初同志(当时任工商部副主任)的家，并要我也去参加。我虽然内心不很赞成，但已经是身不由己，只得硬着头皮跟着去了。我当时确有困惑：这种作法合适吗?所以在人们动手抄聂家的东西时，我只是在一旁观望，也防止有人趁火打劫。一次，批斗安岗同志(《人民日报》副总编辑)，我是主持人，有人要他站在一张软椅子上，低头弯腰交待所谓“罪行”，并有人动手打了他几拳头。安岗同志战战兢兢地站在那软椅子上，身子摇摇晃晃，往日那种领导干部的气势一扫而光了。我虽然很同情他那时的处境(听说他患有高血压症)，当时的气氛却不能让我表白态度，我的内心是很矛盾的。后来有个适当的机会，我就以命令的口吻让他从椅子上下来，但一定要老老实实地交待自己的问题。久而久之，由于我领导斗争不力，遭到一些人的冷嘲热讽，说我过于“软弱”，是“保皇派”，甚至认为是丧失了革命立场。所以在我当权两个多月之后，在批判所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中被赶下台来。为此我挨了批，并违心地写了一篇自我批判的所谓“检讨”。
我虽然被赶下了台，还总想把同自己观点相近的人推上舞台。当其他部门的“造反派”扬言要来国内部夺权时，我就鼓动本部门的“追穷寇”战斗队(成员有黄采忠、尹品端等同志)赶快来夺我的权，并声言你们再不行动，我就要“引狼入室”了。这句话后来被认为是我诬蔑造反派的罪行之一。当时的局面真是一片混乱，“你方唱罢我登场”!我确实是半认真半开玩笑地说了这番话，所以真真假假地“检讨”一番也就过去了。但“引狼入室”这句话，竟成了我在“文革”中的一句名言，一时在报社传开了。
毛主席检阅红卫兵见闻
“文革”中，毛主席一共八次检阅红卫兵，除第一次检阅我在成都之外，其余七次我都参加了采访报道。
毛主席检阅红卫兵的规模竟是如此之大——每次号称百万人(其中有些是来自全国各地的不满十岁的青少年);受检阅的人竟是如此激昂——热泪盈眶，高呼万岁;宣传报道的声势和规模响彻云霄——整版的长篇通讯和通栏的照片歌颂伟大领袖毛泽东。这一切都是我终生难以忘怀的事。我作为党报的记者，每次检阅都登上天安门两侧的检阅台，而且选择站在离城楼最靠近的位置。有一次，我站在华表旁临时搭起的摄影台，居高临下，天安门广场上的“红色海洋”尽收眼底，有如一幅充满革命激情的伟大画卷。正是这一次，天安门广场上站立的红卫兵为了更清楚地看到毛主席，拼命地向前涌动，将毛主席乘坐的吉普车围得水泄不通。这时由解放军战士们挤出一条通道，毛主席则平躺在吉普车上，由林彪、周恩来、陈毅等人站在毛主席周围护卫着，车子才徐徐地开上金水桥进入了天安门。我此时站在摄影台上，与躺着的毛主席的眼光正好相遇，这是我距离毛主席最近的一次，也是看见毛主席最清楚的一次。那时毛主席的威望是如此之高，对他真是如同神灵一般的崇拜，说人们见到他时热泪盈眶一点也不过分，那时的我也是饱含着两眼的泪花，以那么清晰地见到他为人生最大的光荣。红卫兵在天安门广场接受检阅，他们都是从四面八方赶过来的年轻人和孩子们，在广场上或东西长安街上整整等待了一个整夜。由于没有经过很好的训练，所以拼命地往前涌动，不少人被挤倒了，受伤了。每次检阅之后，广场上被挤掉的鞋子、帽子成千上万，足足可以堆成一座座小山。如果说，这是有如宗教信仰者对自己信奉的神灵的崇拜，那一点也不过分。但是我们这些长期接受无神论教育的共产党人，为什么竟会如此狂热?我至今也未能完全说得十分清楚。
每一次毛主席检阅红卫兵之后，记者们要连夜赶写第二天见报的长篇通讯。执笔的人也无不对毛主席充满了纯朴的感情，否则这种歌功颂德的文章怎么会写得出来呢?这种写作往往是由记者分头写自己采访的片断(每次派出的记者往往是二三十个人，被分别安排在不同的地点蹲点或流动采访)，然后由几个人统一串联在一起形成一篇长长的通讯报道，当然制作轰动效应的标题也是很费推敲的。我是这几个人中的一位，所以往往要工作到报纸开印后才能去休息。只是在若干年之后，特别是退休之后，回顾这几十年来中国人民走过了既荒唐又悲惨的历程，才感到自己曾经干过很多愚蠢的事，而当年那种崇拜之情，已经一扫而光了。这大概也是一个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过程吧。这个过程的变迁，其内涵又是何等的丰富啊!
京郊的一次武斗事件
毛主席检阅红卫兵之后，全国范围内普遍发生了武斗现象。我从成都回到北京，就听说东安市场里面的吉祥剧院每天深夜都有批斗会，当场就打死了不少人(称之为“牛鬼蛇神”)，然后就用大卡车当成垃圾运走了。由于这是革命的非常时期，我每天都是深夜才从报社返回东四六条宿舍休息，骑车经过王府井、灯市口、东四南北大街，各个路口都有人拿着棍棒守候在那里盘查行人，阴森森的，使人产生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感。有一天，当时编辑部的负责人鲁瑛通知我，让我尽快去北京卫戍区见傅崇碧司令员，说是京郊大兴县芦城公社新立村的地富分子杀了五十多名贫下中农，周总理对此十分重视，并要求两家大报派记者同卫戍区的同志一起去查明缘由。我们一行约十余人(就我一人穿便服)，分乘两辆吉普车，由摩托车开路直奔出事地点。沿途路过的京郊农村，灯火通明，据说是在批斗地富分子，气氛显得十分紧张。到达目的地已经是昏暗的傍晚时分了，只见上百名农民拿着棍棒和农具站在村口，不许我们进村。当说明来意，要求会见村长时，一位农民厉声地吼道：“你们是干什么来的?今天要是为地富翻案，你们可就是有来无回了!”经过相当长时间交涉，我们才被允许进到村政府办公室。此时，我发现在座的人眼睛血红，有的人直视且发愣，双眼充满了敌意和杀气。这些人的异样，显然是杀人杀红了眼。经过交涉才得知这个村在头一天晚上，一口气杀死了五十六名地富分子及其子女，连抱在怀里的婴儿也未能幸免。据村干部说，起因是传闻地富分子要暴动，因此对他们先下了手。具体作法是，那天晚上召集地富分子及其子女到一间屋子里开会(包括从天津、北京临时召回的地富子女，他们在外面都有工作或经商)，然后不分青红皂白地用乱棍乱刀砍杀，当时一片惨叫声，不少人死后被发现屁滚尿流，屋子里臭气熏天。我们提出要看看出事现场，回答是尸体已经统统埋在村后的沙滩地里了。
当晚回到卫戍区，由我执笔写了一份调查报告，立即送交中央，从此之后我未曾听到此事处理的下文。估计这份报告很可能送到了当时中央文革(即“四人帮”)手中，他们对此只会是睁眼闭眼不了了之了。这里需要提及的一个情况是，对这件事情的性质，我同卫戍区那位带队的处长的观点是一致的，认为这种作法至少是违反了人道主义原则和党的政策;而与我们同去的那位年轻记者却说这属于革命群众的“革命行动”。“左”得出奇的观点，令我们吃惊。在当时那种变了味的“革命”气氛下，我们未能也未敢同他进行辩论。此人似乎是愤愤地离去，所以只好由我执笔写下了这份调查报告。
大兴县发生的这件事，在整个“文革”中以及粉碎“四人帮”之后毫无下文。在那个极“左”的时代，也无人敢于提出来查个水落石出。然而，这件事却深深埋在我的心头!
陈伯达在报社搞了一场闹剧
1968年春夏的一个深夜，报社通知国内部在京所有成员紧急集合，原来是陈伯达、姚文元要来亲自审查国内部的阶级队伍。陈伯达开始时认真地对大家说，他同姚文元今天要对每个人进行审查，因为据他说目前的政权不在共产党手中，而在国民党手中。真是令人惊讶不已!然后又以近乎开玩笑的口吻开始询问每一位在座的人，在两三个小时里演出了一场闹剧，逗得人们哭笑不得。那一晚上的实况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回忆。这里，我把记得的几个很有趣味的情节记述如后。 ——当问及白夜同志，陈伯达说“你为什么要叫白夜这个名字呢?”陈竟自作回答：“啊，你是地主家庭出身，原来是不分白天黑夜、没完没了地剥削贫雇农呀!”逗得在座的每一位哄堂大笑。
——当问及赵近宇同志解放前是干什么的?赵回答曾经在天津《益世报》工作过。陈伯达毫不负责任地脱口而出：“那是国民党的报纸。你有电台没有?”就因为陈伯达的这句话，在运动中把赵近宇同志当作打入革命队伍的特务审查了若干年，为党作过地下工作的近宇同志长期被关在“五七”干校劳动改造。
——当问及李成华同志是哪里人，李回答家乡是大连市。陈伯达立即问他：“你的父亲是汉奸吧!”以至当时年龄还不大的李成华同志，在运动中被列为审查对象。
——当问及1945年从西安去延安参加革命的郑启民同志时，陈伯达问他：“你为什么要去延安?你带电台了吗?”这问得好奇怪啊!
——当问及崔筱桐同志家庭成分时，崔回答“中农”。陈伯达立即说：“你家庭是富农，为什么说谎?”原来崔筱桐同志家经过土改复查已由富农改为中农，陈伯达竟拿着原有的登记表格发问，不容得人把问题说清楚，好一副横不讲理的样子。
——当问及我的家庭成分时，我回答“高级职员”。陈随口而出：“你的家庭成份有问题”。什么问题呢?他没有说出任何道理来。
——当问及郝浩同志的家庭出身时，郝说她的爸爸在国民党北平警备司令部工作过。陈伯达像发了神经病似的气愤地说：“那还不把我们这些人抓起来去枪毙吗?”“我们没命了……”然后气冲冲地离开座位，同姚文元扬长而去……
总之，这次的审查中，陈伯达、姚文元提出了许多莫名其妙的问题，其中许多是十分荒唐可笑、不合逻辑的，有不少则是带有威胁性的。陈伯达那半真半假的态度，有时逗得大家开怀大笑，这时姚文元却装出一副严肃的面孔，以教训的口吻对大家说：“这是严肃的无产阶级政治，有什么好笑的!”他装腔作势的话使大家的笑声立即一扫而光，在权势的压力之下，人们的心情又开始沉重起来。
就是在这样一场类似开玩笑的审查运动中，给人们心头留下了许多阴影，也为以后的运动留了捕风捉影的后患，为一些同志带来了许多莫名其妙的“苦果”;也正是因为这荒唐的审查，进一步推动了《人民日报》社两派之间的斗争，因为不少人认为陈伯达、姚文元提出的一些问题总会是有根据的，可以成为打击对立面的武器。所以我们说，陈伯达、姚文元是挑动群众斗群众的“黑手”，看来一点也不错。
把思想搅糊涂了的教育革命讨论
“四人帮”指责“文革”前十七年的教育工作贯穿一条黑线，即所谓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70年代初期，由姚文元亲自领导在《人民日报》上先后开辟了三个教育革命讨论的专版：《关于农村公办小学下放到大队来办的讨论》、《城市中小学应当如何办》以及《社会主义大学应当如何办》。黄植、林洪、王惠平、崔筱桐以及我被指定为这三个讨论专版的负责人(即主编)，参加这几个专版编辑工作的还有其他十几位同志。我们的名单均事先送姚文元处备案。姚文元曾对鲁瑛说：“《人民日报》的其他文章我都可以不看，但这几个讨论专版非看不可。”可见“四人帮”对这一工作的重视。当时也确实是每一块讨论专版只有姚文元签字后方可见报。这是他们有意识地否定和搞乱教育战线，搅乱人们的思想，并以此为口实或突破口，在混水中夺取全国的政权。
《人民日报》当时这几块所谓讨论专版，先后抛出了不少典型事件，以致把全国人民的思想搞得云里雾里。我记忆犹新的有这么几件事。
——所谓的《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表扬了交白卷的“英雄”张铁生。此文原载《辽宁日报》。《人民日报》未及时转载，是因为我们几个人对这件事有着不同的看法。我们在私下议论，被人告到姚文元那里，说我们思想右倾、保守，反对教育革命。1973年3月10日，我们奉命转载了这篇奇文，并奉命写了一个赞扬“白卷英雄”的编者按语。张铁生一时成为全国“反潮流”的“英雄”。姚文元批示：“要向交白卷的先进青年学习”;王洪文则鼓吹：“要锻炼一批‘反潮流’的干部队伍”;毛远新说得更为明白：“张铁生是块有棱有角的石头，我们要拿这块石头打人了。”
——《人民日报》转载《北京日报》的“黄帅日记摘抄”，也在人们的记忆中留下深刻印象。黄帅是北京海淀区的一名五年级小学生，因为同班主任产生矛盾，有一段造反精神的话记在她的日记之中。迟群、谢静宜等利用她日记中的某些话，有意制造和扩大师生之间的矛盾，大批所谓的师道尊严，在学生中煽动无政府主义思潮。《人民日报》刊登此文之后，实际上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一个学生反对老师的运动，把刚刚粉碎林彪集团后恢复的教学秩序又打乱了，许多学校的校风、学风荡然无存。我看到一个内部材料中说，“黄帅日记摘抄”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之后，仅北京市在两个月里，学校的玻璃窗被砸碎的有二十多万平方米，在全国范围内又一次掀起了学生反老师的运动。这显然是“四人帮”为夺取政权有意制造的倒行逆施之一例。
——1974年初，为配合所谓的批林批孔运动，《人民日报》发表了震动全国的“马振抚公社中学事件”。这是“四人帮”利用一位女学生自杀事件，把矛头指向老师的案例。这份发表在《人民日报》的调查报告，后来经过调查证明，许多情节均属有意捏造。这些人的用心真是恶毒之极，也说明“四人帮”为夺取权力不惜玩弄政治权术，制造假的案例，其灵魂深处是何等肮脏。
我是这些报道自始至终的亲身经历者，并参加了制作轰动效应的标题，也参与了撰写评论和编者按语，对这些事情起到了添油加醋的作用，责任不可逃避。当然我们对这些稿件是有过看法的，而且也很不以为然。怎么可以把交白卷的人视作“英雄”人物呢?是非显然是清楚的，但我们毕竟参与了这些制假贩假的活动。作为党报工作者，是党的工具，我们不敢公开提出自己的意见，更无权拒绝发表这些稿件，只不过是在几位信得过的同志中间私下议论一下罢了。回想这一切扪心自问，我们这些人在那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日子里，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这难道不正好说明一个问题：我们这些人也具有“两重性”的人格吗?这也许就是我们新闻工作者无可奈何的悲哀啊!
父亲的死是十分悲壮的
1967年秋天，我从贵州采访回北京的途中，到郑州去探望父母亲。当时我很惦记父亲在“文革”中的处境和遭遇。郑州和全国其他地方一样，同样陷于一片恐怖之中。我到郑州那天已经是夜晚了，从车站到绿东村的沿途几乎没有什么行人，不时地还会听到枪声。父母亲见到我当然很高兴，但父亲的脸色显然不同于往日，他正在受到审查。他面临两方面的审查：一是 “走资派”的身份，二是由于他是大革命时期的共产党员身份，一时难以说清楚。也由于他缺乏政治斗争的经验，在两派斗争中有意无意地同情了一派，结果遭到另一派无情的批斗，硬说他当年加入的是国民党而不是共产党，(实际上那是国共合作时期，许多共产党员是双重党籍)因此是“老反革命分子”;还有一顶帽子则是操纵一派斗争另一派的“黑手”。甚至说，他在留学德国期间曾同希特勒在一起照过相，肯定是国民党的一位大官。(实际上是三十年代他在柏林机场实习时，从远处见到过希特勒，并偷偷地拍过一些照片)家被“抄”了，连相簿的封面、封底也被撕开来检查，看看有没有“反革命”的证据;住房缩小了，老两口挤在一间小屋里，连走路的地方也没有。母亲谈起这样一些遭遇和变迁，伤心地落泪了。
父亲这时已近古稀之年，看来他已意识到这场运动来势凶猛，所以对我说：“谁要想污辱我可不成，顶多一死嘛!”还说“前些时有人就从楼上跳下去了，也很痛快。”这些话浇凉了我的心，强烈地意识到他会在这场运动中出事，心情十分沉重。我劝说他一定要沉住气，尽一切可能把问题说清楚，万万不可冲动行事。事实与我的愿望相反，他是在1968年6月21日清晨从办公楼的五层楼台上跳楼自尽了。后来，他的单位的同志告诉我，他死去的前一天，造反派在礼堂批斗他，有人还动手打了他。他据理力争，结果是批斗升级，相持的局面越来越激烈……回到关押他的地方，他拒不取下挂在胸前的侮辱性牌子，并高喊：“谁给我挂上的，谁给我取下来!”表现了他的英勇抗争。这是一场以他自己的血肉之躯，面对邪恶势力的誓死抗争。他的死是十分悲壮的，大义凛然，也透露出他胸中无尽的感慨和悲怆。中国知识分子自古以来是讲气节的，讲义气的，父亲真正做到了“士可杀，不可辱”的高尚境界。我从我的父亲身上真切地体会到了这一点，他是一个把人格尊严看得比自己的生命更为重要的一个真正“大写”的人。
整整十年之后，即1978年的冬天，他的所在单位正式为他平反。这是河南省最早平反的案例之一。1979年12月29日《河南日报》刊登了为他平反的消息，对他的一生作了公正的评论。然而，这一切又有什么用呢?留给我的只能是一片凄凉和终身的悲痛。
第四篇：补录：文革时期出版的长篇小说
《追穷寇》，李晓明，广东人民出版社，1973年11月 《盐民游击队》，天津汉沽盐场文学创作组集体创作，天津人民出版社，1973年11月 《春潮》，海笑，江苏人民出版社，1973年12月 《威震敌胆》，胡学方，广东人民出版社，1973年12月 《风雨杏花村》，牧夫，广东人民出版社，1974年1月 《胶林儿女》张枫，广东人民出版社，1974年1月 《保卫马良山》，李丰祝，辽宁人民出版社，1974年2月 《龙泽》，王兰，辽宁人民出版社，1974年7月 《中流砥柱》，长正，河北人民出版社，1974年7月 《戈壁花》，张长弓，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9月 《江水滔滔》，杭涛，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9月 《大梁》，上海电机厂《大梁》创作组集体创作，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11月 《水下尖兵》，沈顺根，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12月 《惊雷》(上)，黑龙江省双城县革命委员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驻京八○一部队联合创作组集体创作，天津人民出版社，1975年1月
《大雁山》,李荣德、王颖，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2月 《建设者》，冉准舟，天津人民出版社，1975年2月 《惊雷》(下)，黑龙江省双城县革命委员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驻京八○一部队联合创作组集体创作，天津人民出版社，1975年3月 《大海铺路》，上海市造船公司文艺创作组，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5月 《奔腾的东流河》，陈大斌，天津人民出版社，1975年5月 《路》，鲁之洛，湖南人民出版社，1975年8月 《草原明珠》,王栋，辽宁人民出版社,1975年9月 《金色的朝晖》，石冰，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10月 《翠岭朝霞》，嘉山县革委会创作组集体创作，安徽人民出版社，1975年10月 《煤城怒火》,向春,山东人民出版社,1975年1版 《咆哮的松花江》(上、下)，林予、谢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75年 《汽笛长鸣》，西安铁路分局工人创作组集体创作，陕西人民出版社，1976年2月 《铜墙铁壁》,柳青,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2月(1951年9月初版) 《英雄的乡土》，晋庆王，贵州人民出版社，1976年3月 《山里人》，张雪，山东人民出版社，1976年3月 《火网》，王世阁，解放军文艺社，1976年3月 《不息的浪潮》(原名《红旗插上大门岛》，新文艺出版社1958年8月初版)，孙景瑞，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4月 《红花》，集体创作，张向午执笔，辽宁人民出版社，1976年4月 《银沙滩》，冯育楠，天津人民出版社，1976年4月 《斗争在继续》，周振天，河北人民出版社，1976年4月 《长虹》(上、下)，田东照，山西人民出版社，1976年5月 《巨蟒河》，杨春田，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6 年5月 《鼓角相闻》，钟虎、石冰，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5月 《奔马河畔》，三结合创作组集体创作，辽宁人民出版社，1976年6月 《万里战旗红》，王精忠，湖北人民出版社，1976年6月 《望云峰》，张恩儒，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76年6月 《柳河屯烽火》，刘云鹏，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76年6月 《农奴戟》，克扬，天津人民出版社，1976年7月 《鸡鸣山下》，胡正言、阎世宏，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8月 《宏图》，聊城地区三结合创作组创作，山东人民出版社，1976 年9月 《边塞风啸》,许特生，解放军文艺社,1976年10月 《李自成》(第二卷上中下)，姚雪垠，中国青年出版社，1976年12月
第五篇：文革能坐大薄熙来的疯狂特权吗？
薄熙来成了又一个中央级的戴假面具贪官。对此网络人都在谈论其中有什么教训。看了不少教师爷式的博文后，感到如不先厘清一个大是大非问题，可能得出的教训越多，对国家和人民的危害也会越大。也就是说，到底是文革余孽作风坐大了薄熙来的疯狂特权，还是近30多年来，各级当权派在只有上级保护而没有群众监督(或上级保护远多于监督)的情况下，上下一致培育了优越的滋生特权、膨胀特权的环境，从而造就了无数大大小小薄熙来式的贪官?
按极端民主自由派的武断说法，薄是通过运用文革的那一套手法，才坐大了其特权贪欲的膨胀。他们所持的根据就是他曾经卖力推行唱红歌，并像文革搞群众运动那样搞了“打黑运动”。但是，文革的主旨和实践真的是如此简单吗?如果你是一个经历过文革的人，如果你是对历史负责的人，如果你是能对未经过文革的年轻人负责的人，那么就不能眜着良心来概括文革的基本精神和实践，更不能将目前出现的各类腐败和社会道德文化堕落现象，统统说成是文革遗风作孽的结果。 文革出现了领袖崇拜这是事实，但人民群众反特权的呼声能得到领袖的支持和保护，不让各级当权派拥有绝对的权力，这同样是事实;文革中诬蔑攻击领袖要被专政是事实，但百姓有四大自由同样是事实。而对领袖的崇拜现象，并不是仅凭领袖自己的主观愿望所能决定的，而是需要有深刻的历史文化氛围和领袖自身所具有的超强的历史功绩，这些条件是缺一不可的。
在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度，人民最担忧的是战火纷飞，国家四分五裂，所以中国政治历史文化的核心，总是希望能有超强能力的领袖来结束这种现象，能为他们的正常生产和生活提供一个和平的环境。因此出现领袖崇拜现象在世界大国中都是不可避免的现象，只不过崇拜的原因会因领袖的特长不同而有所区别。但如离开了为大多数民众利益着想的宗旨和实际行动，即使你有最大的主观野心，也不可能出现绝对崇拜现象的。所以，担心今天中国又会出现领袖绝对崇拜下的文革，不是文革恐惧论的庸人自扰，就是另有用心的民心蛊惑。 文革中领袖的特权是唯一性的，是人民群众权衡利弊后排他式的自主选择;而对各级当权派的权力来说，按今天时髦的说法，就是真的被关进了笼子，要在那里出现薄熙来这样的贪官是绝不可能的。
薄熙来是在文革之后走上领导岗位的，这正是取消了文革中对当权派的权力魔棒进行各种限制后矫枉过正的时代，它为薄熙来施展权力抱负、寻觅特权机会提供了广泛的领域和机会。其中最适宜滋生特权腐败的土壤主要有这么几块： 一是在放手、放权的口号下，各级当权者的各种特权可以瞒着群众自由泛滥;二是经济体制改革中一步步地排斥了职工的主人翁地位，最后一切全由厂长经理说了算。如几十亿资产的国企出卖、职工下岗，只要书记、市长同意就行。三是诬告、诽谤入刑律，同时又缺乏严格规范的平衡机制，给各种当权派疯狂打击报复举报人提供了可能，使国家的揭发举报机制成了保护当权派的机制。四是在行政首长负责制的名义下，各级机关部门取消了党的全面领导监督机制，各种权力进一步向行政一把手集中。
当权派在这样的土壤上施展权力抱负，要不产生腐败，恐怕神仙也难以做到。只有脑袋一根筋的人才会说，只要国家主席由民众直接普选，监督必然加强，腐败必然会从根本上减少甚至绝迹。但很遗憾，即使最民主的西方国家中，像薄熙来履任过的商务部长等职位，也只能由总统凭自己的好恶来进行组阁，连像我们人大或党代会选举任命的形式也没有。所以真的要按选举万能论者希望的那样搞民主，在中国上上下下就得每天搞选举，而且这样选举出来的领导人是否真的就能大大减少腐败，更多的也只能是自欺欺人。
自己曾经考察过新西兰一个只有一二十万人口，但面积比中国一个县还要大的城市。他们防御腐败的方法实际上很简单，也很有效。就是该市所有的社会公共项目工程，一律由市政府直接管辖的300多人的市政公司负责承建，坚持政府直接运作，不搞市场化，同样很好地防止了工程项目上的腐败。所以防止抵御腐败只能结合实际采取恰当措施，所谓私有制、多党制能根治腐败，绝不是唯一的灵丹妙药。
现在都说薄熙来从政后就一直怀有政治野心，并且据此成了所谓的“文革余孽”。这种图口舌之快的判断，是否有点牛头不对马嘴了呢?因为所谓的“文革余孽”是指文革造反派的残余势力，而不是指被造反派批斗的当权派。而薄氏既然从政后即成了现代当权派的一员，显然不属于文革清理中的“三种人”，也不具备在野的造反派资格。如非要给薄氏戴上“文革余孽”的帽子不可，那么只能将他主导的打黑运动中被打倒的人，都看成是受了天大冤屈的当权派。而这样又成了当权派斗当权派，这在文革中又属于政治路线斗争的产物了，与中央对薄氏的错误以法律和党纪定性是完全背道而驰的。 “文革余孽”这顶大帽子近来大有漫天飞舞的迹象，尤其在极端民主自由派那里，几乎可以不要任何条件，只要不符合自己的观点，都可以信手拈来给你戴上。至于薄熙来这类贪官成了落水狗之后，他们更是不会放过给他戴上这个帽子的机会，借此蛊惑民心，以达到无法告人的政治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