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关于李约瑟难题的感想
专制制造出“李约瑟难题”——扯淡出来的西方文明（二十二）
明清：天下读书种子绝矣
在尊师重教上，明清两朝胜于唐宋。朱元璋说：“朕恒谓治国之要，教化在先，教化之道，学校为本。”“宜令郡县皆立学校。”明朝建立了管理全国的教育部----国子监，我国的学校教育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完善、发达的状态。清朝在各省设置教育厅----学政，而且教育厅长的地位不亚于省长。地方官员将发展教育列为头等大事之一，甚至作为出政绩的手段。公立学校的学生，政府给予优厚的经济补贴，以保证顺利完成学业。全国私立、“民办公助”和“公办民助”学校若雨后春笋。学校教育的推广普及，有效地提高了全民识字率。鸦片战争前，中国国民识字率与法国不相上下;明朝时更是遥遥领先于欧洲各国。
《剑桥中国明代史》借用同时期欧洲人的耳闻目睹说：
在文化普及上，“明代识字范围的大小，可以从出版业的规模反映出来。晚明出版书籍的种类之多，是中国前所未有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出生在一个印刷刚开始影响知识和使拥有任何数量的书籍成为可能的文化氛围之中，他在进入17世纪之际对„这里有大量书籍流通，而且售价低得出奇‟的情景惊讶不已。利玛窦没有夸大其辞，因为在利玛窦在华期间出版的书籍在„那一代人中流通‟。”
在学校教育上，“在明中叶，大部分学堂已藏有相当多的图书……河间府学堂藏书一定接近4000卷。按照同时代欧洲的标准，这个藏书量令人吃惊：1424年时剑桥大学藏书只有122册。但河间府的图书馆如与中国的私人巨大的藏书楼相比，仍是小型的。……明中叶至晚明(学堂)建立图书馆的活动，到明末给中国留下了比明朝建立时数量多得多的图书馆。与欧洲的对比是鲜明的。它肯定使17世纪来华的欧洲访问者吃惊。根据这些人的观察，杜·霍尔德深有感触地谈到：„中国的大批图书馆建筑宏伟，装饰精致，收藏着数量惊人的图书。‟”
明清教学内容也不是只有“四书五经”。从国子监到县学，除了儒学经典，均教授兵(军事)、刑(司法)、天文(含数学)、河渠(水利)、乐(音乐)、律(法律)等以培养学生“治事”能力为目的的课程，所学课程每年进行结业考试，实行“学分制”，修满学分之后，方可参加相应的科举。要想获得 “高考”的资格，并非易事。
明清科举，须先经童试获取秀才功名，再经乡试中举获取会试资格。会试通过直至完成殿试，才算跨过做公务员的门槛。层层筛选的考试程序，从公务员培养考核来看，颇有借鉴价值。童试，主要考察学生对经典掌握的熟练程度和写作基础。乡试的内容上了一个台阶，除考察对经典的理解程度，还要考核对法律的运用能力、对时务的分析和判断及处理能力。会试内容与乡试相同;殿试，只是考策论，即对时务提出自己的见解。
通过考试选拔人才，无疑是正确的，否则，西方国家不会将其引进，当作宝贝执行至今，并推广到全世界。
中国古代的士大夫，大都修养比较全面。昨天的财政部长(户部尚书)，今天担任工业和建设部长(工部尚书)，工作起来照样得心应手。明朝的带兵的指挥官，多是文官;清朝的军区司令(地区总督)，清一色文人;晚晴名臣曾国藩手下的幕僚、将领，多是有“功名”的书生。正如今天世界各地都有书呆子，古代也会有不少死读书读死书的人。《儒林外史》的范进纯属夸张，《孔乙己》更是 “大红灯笼高高挂”式的艺术。
真正影响社会发展进程的，是明太祖朱元璋制定的政治制度。明朝稍有个性的丞相级人物，能臣如张居正，奸臣如严嵩，下场都极为悲惨。朱元璋设锦衣卫，朱棣建东厂，朱见深又搞了一个西厂，皇帝对官员的控制达到无以复加地步。明朝的皇帝，没有唐宋君主那么开明豁达;专制文化下的明朝精英，也失去了唐宋士大夫的开阔胸襟。因治国理念不同，出现党派之争，本属正常。范仲淹、王安石、苏东坡等等，都曾因此遭到贬谪，但无论当权者还是失利者，多能礼敬对手，甚至对对方的才华赞不绝口。明朝则不然，党争变成了无视国家利益的倾轧。东林党自称“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一旦落实到行动上，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即便边关告急，他们仍以党派利益为是非标准，非忠即奸，有我无你。所有的党派，既是党争的受益者，也是受害者。东林党因此博得巨大的虚名，也受尽苦难。势如累卵的辽东战场，能征善战的将领熊廷弼、王化贞、毛文龙、袁崇焕等先后成为冤死鬼;孙承宗为避祸自保称病辞职;无路可走的祖大寿、孔有德、尚可喜降清。边关无将，局面终不可收拾。
明朝民间是清澈的。也许，如果没有空前的天灾，李自成、张献忠等人不起事，明廷则可剿灭努尔哈赤的地方叛乱势力;也许，民间清新空气会最终荡尽紫禁城污浊之气，让士大夫阶层脱胎换骨，重现清明政治。再给明朝一点点时间，何愁历史不能改写!毕竟，明朝的士大夫不是酒囊饭袋，明朝的科技、经济、文化实力，即所谓的综合国力，大大优于整个西方。
历史毕竟是历史。正当英国闹革命、欧洲接近启蒙运动门槛的时候，中国走入了清朝。
较之明朝，清朝专制深入到了全民的灵魂深处，文字狱连绵不绝，从官场到民间，死于文字狱的士绅罄竹难书，大批爱舞文弄墨的百姓命丧黄泉。仅乾隆帝就禁毁书籍3100余种15万余部，制造文字狱110余起。深得党争之利、深知党争之祸的清朝，开“密奏”之风，鼓励告密，严控官员言行，所以清朝连“朋党”也没有。开国元勋们依靠马背上的刀枪剑戟夺得天下，对于科学技术有一种天然的抵触情绪，刻意推行崇尚冷兵器、打压“奇淫技巧”的倒退措施。
清朝的士大夫，不仅生活清贫，而且终日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唯恐飞来横祸。曾国藩竭力拯救大清时，无时不是小媳妇般低眉顺眼。闲暇时光，少数仍有留名青史志向的，钻进故纸堆，考订起子曰诗云来。对现实社会和大清周边的一切，即便是近在咫尺的“南洋”，他们也毫无兴趣。张衡那样一边撰写大赋一边研制地动仪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士大夫们连访仙、礼佛的勇气和兴趣也没有了。王维 “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的参禅打坐，李白 “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的烂醉如泥，对他们来说，只能是一种奢望。偶尔到湖心亭赏雪一次，便是了不得的雅趣。唐宋士大夫那种“醉卧沙场君莫笑”、“醉里挑灯看剑”的豪气，那种“寸寸柔肠，盈盈粉泪”、“杨柳岸，晓风残月”般的柔情，那种“会当凌绝顶， 一览众山小”、“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的胸怀，从中国大地消失，“天下读书种子绝矣。”
创新源于激情。没有敢想敢做的精神状态、可想可做的社会环境，一切都无从谈起。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中国从来不缺千里马，所缺的，是良好的社会环境这个伯乐。
一声叹息
杰克·戈德斯通说，中国具有世界意义的重要科技创新，10世纪29项，11世纪38项，12世纪27项，13世纪34项，14世纪37项，15世纪18项，16世纪36项，17世纪43项，18世纪7项，19世纪2项，“科技创新曾经使中国的技术长期居于世界的前列，但这种创新随着17世纪后期清政府的军事征服而突然中止了。”
《剑桥中国明代史》证实：明朝的“天文学继续显著地进步，特别是把天文观察实际应用于航海方面。制图学和海员普遍使用的航海图表的绘制也有长足的进步。医药学和药理学是明代应用科学的丰产地。……我们还能看到明代建筑工程、造桥和军事技术方面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例子。就科学思想而言，明代不如宋代那样有创造性，这可能是事实;但就将科学技术应用于日常生活而言，明代是一个重要的时代。”
明朝在冶金、纺织、陶瓷等诸多工业领域领先于欧洲，农业方面更是不在话下。“的确，在15世纪晚期，中国仍然是全世界最强的经济大国。中国拥有也许超过1亿的人口、一个具有巨大生产能力的农业、广泛而复杂的国内贸易网络，及在每一个品种和每一个方面都要优于已知的欧亚大陆的其它地方。例如，15世纪早期，一个欧洲外交使者在访问中亚政治和贸易中心撒马尔罕之后，描述了他所看到的中国货物„是(进口到该城的)中最丰富最精致的……因为震旦(即中国)的手工艺人以其远远高于其他国家的最精湛的技巧而闻名于世‟ 。”
“17世纪早期，一个失望的荷兰商人谈到，他和他的同事„(在中国)并非找不到货物……而是没有足够的钱购买‟。他的说法略有误导，因为当时，荷兰已经进口了大量的中国丝绸和瓷器到阿姆斯特丹。虽然如此，的确，这时的中国商人往往看不上外国产品，正如上面所说，他们宁愿收„钱‟。”
明朝政府对民间管理甚为宽松。明朝中晚期，民间思想活跃、社会经济文化颇为繁荣。尤其是在江南地区，这里自然条件优越，农业、工商业发达，蜘蛛网般的水路，星罗棋布的城镇，肥沃的农田，勤劳的百姓，成就了敢比天堂的苏杭鱼米乡。这里官宦世家不可胜数，“诗礼传家”的巨商富贾云集，文化底蕴深厚，教育普及，“耕读传家”成为社会风尚。著名的“三言二拍”，便如实地勾画了这个多姿多彩的社会风貌。高级官员王阳明在挑战正统思想，一身反骨的李贽在永不停歇的叛逆，盐工出生的王艮也在作深入思考，知识阶层在中华大地躁动着。商人们大办实业、大兴贸易，富比公侯后无视官家礼节，挥霍无度;穷人们或读书或经商或打劫，总之是不安于现状。此时，一个福建省，就有数万人寓居海外谋生;一个中国海盗，能够调集2000余名武装人员，在吕宋岛与西班牙正规军大打出手。
此时的中国，与17世纪中晚期的英国社会精神面貌颇为类似，而工商业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比英国要高得多，国民受教育程度更是远高于英国。我们注意到，《算法统宗》作者程大位、《瘟疫论》作者吴有性、《外科正宗》作者陈实功、《本草纲目》作者李时珍、《农政全书》作者徐光启、《天工开物》作者宋应星、《徐霞客游记》作者徐宏祖，等等，都诞生于这一时期。尤为值得一说的是，珠算的全面推广应用，对于社会的意义，不亚于今天电脑的普及。因未引起西方学者的注意，我国的专家们忘却了算盘的存在和价值。明中晚期，大有文化复兴之势。
清朝继承的科技、经济遗产是丰厚的。英国的“近代工业”先驱是纺织业，但是，“今天的人们可能很难相信，欧洲人生产衬衫、内衣和牛仔裤所必需的棉布直到18世纪都只有亚洲能够制造，英国就曾进口了大量的棉布……直到19世纪早期，欧洲商人仍从中国购买大量的优质棉布贩回欧洲售卖”，杰克·戈德斯通说，“在16----18世纪，中国出现了一些新的耕作技术，使得许多不同种类的农作物包括黍类、大豆、稻米和其它豆类、小麦、棉花产量都大大提高;中国还发展了一些新的制造技术，如制瓷、棉纺、纺丝，甚至还扩大了煤矿的开采与应用、拓展了海上贸易的范围，这些成果都使得当时中国的生活水准超过了欧洲。”
直到鸦片战争前后，英国的日用工业品因质量低劣，没法让中国消费者正眼相看。
不如烧火棍的高科技
明朝创造了专制，清朝发展了专制。随着清朝士大夫蜕变为桃花源人，以至鸦片战争爆发时，清廷既不知道对手是何方神圣，也无足以领兵御敌的亲王郡王，兵器和战力低于清军入关时的水平。
鸦片战争是失败了，而且败得令人匪夷所思!
第一次鸦片战争，几十艘木帆船、一两万人的军队千里迢迢的远征，就搞定了几亿人口、千万平方公里国土的大清帝国。
抗战时期，100多万以飞机、坦克、毒气、细菌等武装起来的倭寇，始终未能战胜汉阳造、中正式步枪的中国!
不久前，美国手握原子弹、卫星、航母、巡航导弹、隐形飞机之类的洋玩意，在大批内应的合作之下，才逮住了萨达姆。
过于关注鸦片战争时中国与西方科技的差距，是一个莫大的误会。
第一次鸦片战争时，英军以陆海军万余人围攻镇江，投入陆军7000余人攻城。清军镇江守军仅1500人。英军以绝对优势兵力，花了4天时间才占领该城。英军死伤165人(其中海军死3人，伤17人)，清军死伤493人，刚好是一比三。此时的清军无组织、无训练、缺装备，这样一支仓促应战的队伍，其伤亡比例，还低于抗战时期国军对日作战四比一的损失。
科技很重要，先进的武器装备很重要，而统治者的蓬勃朝气、昂扬斗志更重要。没有清明政治，培育不出高科技;即便掌握了高科技，也无法避免覆亡的下场!
最为典型的是中日甲午战争。
关于甲午战争的过程，国内有无数文章作过详尽的描述。如果站在两个国家对战争机器的把握的高度来分析，应该另有一番体会。
由于不知彼不知己，在历次对外战争爆发前，清廷都是战和主意摇摆不定。1883----1885年的中法战争，面对迫在眉睫的战争，高层犹豫彷徨不已，以致福建水师、马尾船厂在糊里糊涂中毁于一旦。即便最值得骄傲的收复新疆战争，战前，仅“海防”、“塞防”问题就争论了一年，若非战功赫赫、敢说敢干、有勇有谋的左宗棠坚持，也许新疆就此远离祖国版图。
历次对外战争中，清朝从未以举国之力背水一战;也没有一个条约，是在战争打出什么实质性的结果后签署的。第一次鸦片战争时，英军往往找不到对手，八旗子弟们要么不战而溃，要么胡乱应战，正如道光帝所说：“何以英人一到，遽而失守?可见将懦兵疲，全无斗士，非英人凶焰竟不可挡，实我兵弁临阵逃脱几成习惯。”晚清规模稍大的对外战争，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收复新疆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惟有收复新疆战争，是有计划有组织地以国家之力保卫主权的战争，但军费还是左宗棠自己筹措的。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时，清朝的精锐之师正在江南清剿太平天国;中法战争时，海军未作动员，陆军精锐没动一兵一卒;八国联军侵华时，清政府向世界列强同时宣战的二百五决定，被当时两江总督刘坤
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李鸿章、闽浙总督许应、四川总督奎俊、山东巡抚袁世凯等指为“矫诏”、“乱命”， 这些高层精英拒绝对列强开战，使之再次成为一场局部的、小规模的战争。
甲午战争，如李鸿章所说，不是中日两国交战，而是李鸿章淮军与日本国在打仗。
慈禧为了一己私利，有意造成全国派系林立的局面，一边鼓励、纵容号称“清流”的顽固派处处予以掣肘，对阻挠破坏洋务的行为视而不见，一边制造洋务派官员之间的矛盾，让 “洋务运动”始终处于各自为战、自生自灭的地方性工作，致使散布于全国的远强于日本的海军、陆军、军事工业，无法转化为国家的综合实力。直到甲午海战前，国家花费巨资组建的海军，也处于“军阀割据”状态，没有一个能提调全国海军的“海军司令部”。
对于这场本来很有把握的战争，慈禧太后等权贵压根就不想打。李鸿章深知，一旦打起来，就成了他和淮军的内部事务了，其他重臣不放冷箭，就谢天谢地了。《剑桥中国晚清史》说：“在海上，虽然中国夸耀他有一支较大的舰队，但是并非所有舰船都被动员作战。和日方作战的只有李鸿章的北洋舰队;南洋舰队以及驻在广东和福建的两支地方海军中队则守„中立‟以图自保。”
单以北洋水师对付倭寇，至少也可打个平手。军事专家们认为，双方各有所长，中方在舰艇吨位、装甲防护力、舰炮口径上略占优势，倭寇则在舰炮射速和军舰航速上稍占上风，双方实力差不多。因为清廷不愿打，李鸿章寄希望于列强的调停，北洋舰队出海时连弹药也没有足额配备，交火没多久，北洋舰队的舰艇就没了弹药，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被击沉。
如果仅仅海战失败，还可与“科技”挂钩，大骂清廷多年不购置新型舰船，那么，陆战的失败，就找不到任何 “新型装备”理由了。
当时，清朝陆军约90万人，以湘军、淮军为代表陆军，普遍装备了后膛枪炮，比之西洋各国毫不逊色，且70%完成西式训练;日本陆军仅26万人，且一半以上为预备役，武器原始。然而，在日军重点进攻的山东、辽宁两地，军港之外的非淮系清军，因未得到任何指令，面对中日交战，竟然多是作壁上观。
更为荒唐的是，当日军占领旅顺、威海等港口，清廷便求和认输。如此，抗日战争时，倭寇占领了南京，中国是不是应该彻底投降?
不难想象，即便晚晴具备创造原子弹的能力，士兵们手上必将依然是长矛大刀;即便生产出原子弹，只要到了慈禧等人手上，也抵不上一根烧火棍。
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人尽心竭力办洋务，而且这 “洋务”并不差，至少强于日本，但结果是可悲的，也是必然的。
即便鸦片战争、甲午战争打赢了，在不远的一天，任人宰割的局面也会到来。
什么叫做高科技?由开明政治所创造并掌握的最先进的手段，才是高科技。
第二篇：李约瑟难题之我见
【摘要】李约瑟难题对中国意义甚大。从李约瑟提出至今，人们试图从各个方面解答。就李约瑟提出的问题，从中国文化观念、思维方式，政治体制、信息交流以及科学土壤与科学环境等方面给出了一些看法。
【关键词】李约瑟难题科学技术中国传统文化科学环境
【正文】
“如果我的中国朋友们在智力上和我完全一样，那为什么像伽利略、托里拆利、斯蒂文、牛顿这样的伟大人物都是欧洲人，而不是中国人或印度人呢?为什么近代科学和近代科学革命只产生于欧洲呢?…….为什么直到中世纪中国还比欧洲先进，后来却会让欧洲人着了先鞭呢?怎么会产生这样的转变呢?”①这就是李约瑟在其编著的15卷《中国科学技术史》正式提出的“李约瑟难题”。
中国光辉灿烂的5000年文明造就了辉煌的成就，最引以为豪的当属古代的四大发明，在人类科学文化史上留下了灿烂的一页，曾造福于全世界，推动了全人类历史的前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里这样说，中国的四大发明在欧洲近代文明产生之前陆续传入西方，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必要前提，为资产阶级走上政治舞台提供了物质基础，印刷术的出现改变了只有僧侣才能读书和受高等教育的状况，有利于文化的传播;火药和火器的采用摧毁了封建城堡，帮助资产阶级去战胜封建贵族;指南针的出现使得欧洲的航海家有可能发现美洲新大陆和实现环球航行，为资产阶级奠定了世界贸易和工场手工业发展的基础。②除此之外，中国在天文，历法，数学，医学等方面也取得过许多重大成就。
然而，格局到了近几百年被打破，欧洲诞生了现代科学，把中国远远抛在身后。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中国科技的全面落后可谓机缘颇重，原因很复杂，我认为是文化观念、思维方式、政治体制、信息交流、科学环境等方方面面综合作用的结果。
第一， 社会文化传统方面的原因，中国古代没有普遍设立科学技术方面独的学院和研究机构，科学知识不能积累和系统化，并且上升为理论并广泛传播。科学知识如天文知识只为统治者服务，而诸多发明只是父子相传，不能形成社会共有的科学知识。社会不重视科技，认为是雕虫小技，不屑于学习。不仅科学知识不能普及，科学方法，科学态度和科学精神也不能蔚然成风。何况，古代中国的许多发明创造只是技术成果，而不等于古代的中国社会具备了科学的环境，即具备主动调节和实现科学发明的健全机制与文化环境。一般地说，在古代中国作出某种技术创造只需专门科研人员对理论性知识的收集、分析与沉思，只需日常生活中的经验积累;并且一种技术发明均由发明者个体即可完成，它是发明者将自己的经验与其相关的个体经验进行组合而成的结果。而欧洲却因新型学校的出现而形成了主要表现为数学化、逻辑化、理论化的环境。这种环境对科学的发展所具有的促进作用远远大于上述中国所特有的环境。另一方面，中国自古就没有产生像西方的科学的环境，隋唐开始的科举制度进一步阻碍中国产生科学环境的机制。所以中国没有产生像欧氏几何学一样的严密的数学逻辑体系;阿基米德浮力定律一样规范数学化的自然定律;亚里士多德物理学一样严格实证推理的物理体系，等等，而近代科学传统就产生于这种环境。中国文化中心论视中国为世界的中心，中国文化为世界最高水准，没有迅速吸收外来先进科技和文化的要求。中国人一直都
认为自己是天朝上国，不需要想国外所谓的蛮夷学习，甚至郑和下西洋也只是宣扬明朝皇帝的恩德。
第二， 实用主义观念方面的原因。这也可谓是中国古代科技发展自身的缺陷：重视实用主义的技术而轻视理论研究。中国古代科学往往只是经验的总结以及对现象的描述，而至于有人说中国古代有的是技术，而没有科学。这是因为经世致用作为古代社会思想文化的一个基本特征，奠定了中国古代科学实用主义的基调。由于这种实用主义过于狭隘，致使中国古代科学呈现出逻辑性差，理论结构松散等弱点。
中国古代实用主义倾向表明，仅仅着眼于现实实用性是一种短视行为，放弃潜在价值的基础研究，其结果只能是连现实一起丧失掉。只有完整而又系统的科学知识体系才能赋予科学以最广泛的实用性。中国古代科技的许多成就虽在当时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但由于仅仅停留于定性与经验水平，没有进一步量化而达到自觉应用数学的阶段，所以，在达到一定程度后便裹足不前了。由于中国古代科学知识的逻辑性和系统性都较差，所以中国古代科技呈现出经验臆断过多，理性实验不足，逻辑组织能力低等非量化特点。这种缺陷造成了中国科技难以产生革命性的飞跃。
第三，思维方式的差异。中国传统哲学对于客观世界的理解和规定，表现为整体性的倾向。整体性思维方式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最显著特点之一。中国传统哲学倾向于把客观世界规定为一个无限的、发展的、和谐的有机整体，强调事物的相互联系、特定结构及其连接方式和整体功能。这种思维特征在具体内容上表现为“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的宇宙观。中国古代哲学对于客观世界的规定但很少有人像西方人那样对事物采取分析的方式，而在观念内容上大多倾向于把对象理解为具有连续性结构的有机整体。中国传统系统整体观突出的长处是比较接近于辨证思维原则和系统论的整体性原则。这种缺陷的特质在于，中国传统哲学在发展了设立在整体性原则基础上的有机宇宙观的同时，却不可避免地忽视了分析的方法，没有感觉到对宇宙进行精密的逻辑说明的必要。而这一点，恰恰是近代科学产生所必须的环节和条件。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对复杂的社会系统有深入的研究，发展了辩证的整体思维方式，善于对政治和军事等复杂问题作综合的判断，但不善于作定量的数学分析和形式逻辑的推理，没有发展公理式的几何和严格的现代数学，也不从事条件能控制的科学实验、对自然界进行系统的观测，因而对自然界的了解缺乏有科学根据的事实作为立论的依据。
第四，政治体制方面的原因。中国在汉，唐到宋都取得了一系列值得称赞的成就，而到了元代之后，由于程朱理学的兴起，作八股、考进士成了知识分子进入上层社会的唯一途径，自然科学和技艺都受到了严重的贬斥。于是尊孔读经的人成了“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名士”;而从事自然科学和技艺的人则成了只是会一点“雕虫小技”的“艺人”，他们的社会地位、生活待遇再也无法和“科举出生、八股取士”的进士们相比了。因此很快就导致了举国上下的知识分子都走八股取士之路，没有第一流的人才去研究自然科学了。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多崇尚儒教，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最高抱负，想的是入朝为官，注重的是人际关系。未能做官的知识分子多钻研故纸，或归隐田园，或放荡不羁，除个别人外，都不去从事对自然界的了解和征服。此外，中国历史上战争不断，是分久必合，合久必
分，没有一个连续的环境。
第五，科学信息交流的匮乏。进行科学研究，首先要获取与交流科学信息，不仅可以避免重复劳动，而且还可以从同行研究中获得启发。而在中国古代，由于地理、语言障碍以及后来的闭关锁国政策，不仅难以进行国际交流，而且国内交流也很有限。西方人曾经通过阿拉伯人从中国获得了四大发明等科技成果，并且对其产生了巨大影响，但中国人并未对外吸收有较大影响的科技成果。
另外，还有科学土壤与科学环境方面的原因。因为以上原因在近代都被解除了以后，中国人仍然没能在中国土地上某方面获得比资本主义国家更高的科学成就。比如说在中国科举制度废除仪近百年，西方发现、发明、自然科学文化知识早已大规模普及并为众人所接受，科学技术的研究方法和思维方式可说与西方人已别无二致，但即使如此，中国的科技发展也没有以应有的速度发展，哪怕是某一方面由此而有突出表现。特别是如今已经有六位华裔获得诺贝尔奖，却没有出现一位本土华人，这不能不令人深思。詹克明教授在分析中国未获诺贝尔奖原因也谈到：中国科学家与外国科学家从素质上比，差距并不明显，差距大的是他所除的科学环境。移居美国的华人科学家李政道、杨振宁等获得诺贝尔奖就是明证。由此可见，之所以这块大陆迄今与诺贝尔奖无缘，主要原因是国内的科学土壤和科学环境。
【总结】综上所述，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不利于科学的发展;一些观念和思维方式影响了中国科技的发展;长期以来，中国闭关锁国的政策导致了中国在近代的落后。 “李约瑟难题”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我们去理解这种现象，更重要的是我们能够从中挖出深层次的问题，从而寻求中华民族更好的发展途径。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在几千年的浩瀚历史中已经体现的淋漓尽致，近代落后的原因需要当今的国人去总结。尽管中国本土至今没有人获得过诺贝尔奖，但华人在科学节也崭露头脚。有多位华人已在一些自然科学领域获得过诺贝尔奖，这说明中国人是有这个能力的。至于什么时候在中国自己的国度里培养出能获得诺贝尔奖的卓越科学家，这实际上也是和“李约瑟难题”存在一定的联系。究竟我们的问题在哪?这需要更多的学者寻求真正的根源所在。相信这一天终究不会太久远! ①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科学出版社，1990.
②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人民出版社，2008
第三篇：解读李约瑟的传奇人生 读《李约瑟：揭开中国神秘面纱的人》有感
解读李约瑟的传奇人生
读《李约瑟：揭开中国神秘面纱的人》有感
内容摘要 著有《教授与狂人》、《改变世界的地图》等畅销作品的作家文思淼以浓墨重彩、图文并茂的方式栩栩如生地重现了李约瑟卓越而不凡的一生。是李约瑟向世界揭开了中国的科学技术在历史上曾遥遥领先与其他国家这一鲜为人知的秘密。文中文思淼生动逼真地再现了李约瑟那激动人心又危机四伏的旅途，在穿过饱受战争创伤的中国大地抵达人迹罕至的边陲前哨的过程中，感受到的对中化民族的崇敬、仰慕之情。本文简要介绍了对文思淼笔下的李约瑟的传奇人生、人格魅力的感悟以及学界对李约瑟问题的的再认识。
关 键 词 李约瑟;传奇人生 ;李约瑟难题再认识
一、人物背景及传记梗概
关于李约瑟，一位大多数中国人都耳熟能详的英国科学家，作为科技哲学的专业的学生，虽一直对其是久闻其名，其实对他只是一知半解。有的人将他当作“科学史”的代表人物，其实科学史到底搞些什么很多人也不清楚，很多人则更热衷于解答“李约瑟问题”——中国科学技术曾长期领先于西方，为何现代科学却没有出现在中国?为什么中国到了16世纪，也就是中国的明清时期，中华文明停滞了，中国的创造动能突然枯竭了?在此之前中国的科学技术文明领先世界达5000年之久，而那时文艺复兴正在欧洲轰轰烈烈地展开。英国科学家李约瑟因为爱，拼其大半生的精力完成了《中国科学技术史》这部巨著，扭转了西方社会对中国许多偏执的看法;文思淼因为惊叹于《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博大精深，历时15年耕耘写出了传记《李约瑟：揭开中国神秘面纱的人》。
在英国畅销书作家文思淼的新书《李约瑟：揭开中国神秘面纱的人》中，我们眼前呈现的是一个与以往不同的李约瑟。文思淼将充满了史诗色彩、给人身临其境的手法，以行云流水的笔触，淋漓尽致的展示了是什么样的力量促生了这位伟人和一个伟大的民族，乃至伟大的人类本身，那精彩绝伦的令人难以忘怀的传奇故事。
二、李约瑟的传奇人生及浪漫情怀
这本书不仅展现了李约瑟揭开中国神秘面纱的全过程，也为我们描绘了李约瑟这位中国人既熟悉又陌生的老朋友的多重面孔，将这位特立独行、行为怪异，但又不乏可爱和可敬的有趣人物
描绘得活灵活现。正如我们所知道的，他有广博的学识和科学家特有的严谨与理性——就像书中那幅照片里的样子，头发蓬乱，戴着眼镜，在专注地做实验，而照片的前景则是一排瓶瓶罐罐。他有个歇斯底里的母亲和严厉慈爱的父亲，他是个自由的裸体主义者和坚定的社会主义者;从剑桥凯思学院的高材生到霍普金斯实验室的生物化学专家，从受人尊敬的中英科学合作馆馆长到引起公愤的国际科学委员会调查员，从经历到中国危机四伏的旅途，穿过饱受战争创伤的中国大地抵达人迹罕至的边陲前哨的过程，到深切感受到的对中化民族的崇敬、仰慕之情。他的一生无不充满着史诗般的传奇色彩。
而这一切还不算是他人生的重头戏，他还拥有我们所不熟悉的另一面：他对他所热爱的事物充满激情，并且拥有延续了一生的浪漫情怀。他的人生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内容是和一位来自中国的美丽女子——鲁桂珍以及她的祖国联系在一起。在文思淼的笔下，命运不经意让李约瑟认识了中国女生鲁桂珍，却让他对中国情缘终身不渝，演绎出煌煌《中国科学技术史》。鲁桂珍和“香烟”改变了李约瑟作为一位生物化学家的人生，成为他学术生涯的转折点。而在李约瑟一生中，如此香艳旖旎的瞬间远不止这一次，真可谓浪漫与严谨齐飞，爱情共学术一色。
对于文思淼版的《李约瑟》，作为80后年轻人的我们除了对李约瑟对科学研究的严谨和坚持敬佩外，也对书中关于李约瑟、李大斐和鲁桂珍之间的三角恋情的描写比较感兴趣。对于李约瑟的爱情，文思淼感叹说：“我发现这非常精彩：从对另一个人的爱情而生出对另一种语言乃至另一个国家的爱。这一系列的事件浪漫而富有诗意——虽然在我开始研究李约瑟的故事时我对此还一无所知，但是发现这个故事足以令我兴奋。”的确，这种大爱让我们这些生活在充斥着金钱利益的环境下的年轻人真的应该有些思考。
书中这些故事让也我对文思淼生出许多好奇，并且猜想能写出这样浪漫故事的人多半也是一个有着浪漫情怀的人。而在之后对作家文思淼的进一步了解后，他的经历证明了我的猜测。比如他常常设想去过一种像约瑟夫·洛克那样的生活——洛克曾于1920年代来华并先后在中国云南、四川一带进行了长达20余年的科学考察和探险寻访活动——去到云南或是四川山区的一个小小村舍，并且将他余下的时光全都专注于中国的学问，“这可能不会发生，但它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
三、文思淼的写作初衷
通常来说，科学史家往往很难成为公众话题，甚至他们的名字也少人为知。但李约瑟是个例外。据某家媒体对文思淼进行访问时说到文思淼之选择李约瑟作为他笔下故事的男主角，还要追溯到1995年。“当时我正在写一部关于长江的书。对于从三峡逆流而上——从武汉到重庆的贸易中所使用的一种平底帆船，我想要找到一些相关的图片一位博学的美国书商于是推荐我读《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第4卷的第3部分，那一部分讲的是与中国的船舶与航海有关的历史。我买下了这本书，并且很快便被其将所需要的智力整合起来的想法给迷住了，而这套丛书的其他20多本也同样
权威。当时我就发誓有一天我一定要去探寻这一丛书背后的那个人的故事，去写一写他。”文思淼在接受采访时如是说。
四、学界对李约瑟问题的再思考
与文思淼的《李约瑟》中译本出版几乎同时，我注意到陈方正博士先生出版了《继承与叛逆：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一书。后者与李约瑟并没有太直接的关系，不过该书的副标题“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却与“李约瑟难题”大有渊源，也引起了学界关于“李约瑟难题”的再思考。总结起来，这种思考大致围绕以下三个方面展开：
其一依然是“李约瑟问题”之真伪。余英时在为此书所作序言中对“李约瑟问题”有分析云：“中西对自然现象的探究既然自始便‘道不同，不相为谋’，则所谓‘李约瑟问题’只能是一个‘假问题’(我们可以用‘科学’一词指所有关于自然现象的探究。在这一最宽松的定义下，我们当然可以说‘西方科学’、‘中国科学’。但事实上，中、西这两种‘科学’同名而异实;二者并不能用同一标准加以测量或比较„„这好像围棋和象棋虽同属于‘棋’类，却是完全不同的两套游戏。‘李约瑟问题’说：中国的‘科学’曾长期领先西方，但16世纪以后‘现代科学’在西方兴起，于是将中国远远抛在后面了。这无异于说，某一围棋手的‘棋艺’曾长期领先某一象棋手，但今天后者的‘棋艺’突飞猛进，已远远超过前者了。通过‘棋’的模拟，我们不必再多说一句话，已可知‘李约瑟问题’是根本不能成立的，中、西‘科学’之间无从发生‘领先’与‘落后’的问题。”
余英时先生的分析可谓形象生动，而接下来的第二个问题自然就是：“李约瑟问题”何以产生?也即对“李约瑟问题”所反映的科学观与科学史观的反思。1970年，70岁的李约瑟在一篇怀念萨顿的文章中曾对自己的研究进路反思道：“我和我的同事一直认为只有一种一元的关于自然的科学，各种各样的人类群体均有途径通达这种科学，只不过道路或近或远;均有时参与了这种科学的构建，只不过在贡献上或多或少，在持续时间上或长或短。这意味着人们可以希望追溯出一条绝对连续的科学之路，它始于古巴比伦天文学和医学，经由中世纪中国、印度和整个古典世界所提供的先进自然知识，到文艺复兴晚期欧洲的突破性进展——正如人们所述，关于发现的最有效的方法本身被发现了。”这就很好理解何以他会提出“李约瑟问题”。这样一种科学观与科学史观在陈方正先生著作所希图解决的问题，即“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中也大致有所体现。而李氏所秉持的这种基于“科学进步论”的、一元的科学观与科学史观也正是近几十年来西方科学史同行反思的焦点所在。
从这种反思出发就引出了对“李约瑟问题”再思考的第三个问题：是否需要“超越李约瑟”?今天科学史界对此问题的回答大多是肯定的。 “超越李约瑟”并不是对李约瑟的贡献予以贬低，而是体现了另一种肯定与褒扬：假如他不曾标记过一个时代，今天又何来超越呢?
参考文献
[1] 江晓原、王国忠：《李约瑟与中国》，上海科普出版社，1992年。
[2]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3]被中国人误读的李约瑟，自然辩证法通讯，2001年第1期 [4]潘吉星主编：《李约瑟文集》，辽宁科技出版社，1986年。
[5]李国豪、张孟闻、曹天钦主编：《中国科技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6]陈方正：《继承与叛逆：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三联书店，2009年。
第四篇：李约瑟与浙大研究的论文
[摘要]
以研究和宣传中国古代科技史闻名于世的李约瑟博士，曾在1944年两次访问处于抗战困苦条件下的浙江大学，本文对这一访问的历史背景、详细经过进行了史料发掘，并就其历史意义作了初步讨论。
[关键词]
李约瑟浙江大学中国科技史
一
李约瑟(JosephNeedham1900-1995)是世界著名的科学家。早在本世纪三、四十年代，李约瑟就以其对胚胎生物化学的卓越贡献而饮誉全球，成为该学科的奠基人之一。40年代中期，是李约瑟人生的一个重要"分水岭"，他的一生由此分为两个差异很大的前后半生。前半生，主要是作为杰出的生物学家和胚胎学家为世人称颂，后半生则倾注了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特别感情，以从事中国科技史研究为己任。他受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特别是道家思想的影响，自?"十宿道人"，因为他发现他的名字约瑟夫(Joseph)最古老的译音是"十宿"，以"十宿"谐"约瑟"，隐喻星座，并把自己的中文姓取为"李"，以与老子李聃同姓为荣。
李约瑟作为一个在国际生物学界有重要影响的科学家，痴迷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科技成就，是从二战期间出使中国开始的。我国抗日战争后期(1942-1946)，李约瑟博士受英国文化委员会的资助和英国生产部的支持，出任英国驻华使馆科学参赞和英国驻华科学考察团团长，并在重庆组建中英科学合作馆。他经由印度飞越驼峰进入昆明，在云南、贵州、四川参观了一些学术单位。在已经经历了6年抗战的贫困中国，亲自驾车，踏遍大后方的十个省，东南到达闽、粤，西北直上秦、陇和敦煌千佛洞，西南到达云南洱海之滨，行程5万多公里，访问了三百余个文化教育和科学研究机构，接触到上千位学术界著名人士，其中有竺可桢、李俨、钱宝琮、钱临照、刘仙洲、郭沫若、傅斯年、李济、陶孟和、王亚南等人。
他积极地通过英国文化委员会供应当时中国所缺乏的新刊图书，并从印度代购急需的仪器和化学药剂;又竭力介绍中国科学家的论文发表于国外科学期刊，推荐很多人到英国进修研究。也邀请了一些英国学者来华讲学并协助他工作，为当时受日本封锁的中国科学家、医生和工程师提供援助。其夫人李大菲(DorothyMoyleNeedham)于1944年也来到中国，夫妇俩活跃在大后方的文化学术界。
由于李约瑟等人的积极努力，使中国抗战期间科学研究成果远播国外，并加强了与国际学术界的交流。他在此期间向国外发表了大量论文，极力介绍中国的科学文化。1943年他发表了《中国西南的科学》、《川西的科学》;1944年发表了《中国西北的科学与技术》、《重庆工业与矿业展览会》、《中央科学合作局第一工作报告》;1945年发表了《中国科学》、《科学前哨》，《贵州和广西的科学》等论文和书籍。据有关资料介绍，李约瑟从中国送往国外发表的学术成果，1943年第一年有30篇，到第二年及第三年增至108篇，其中大多数推荐到世界一流期刊，如英国的《自然》、美国的《科学》杂志等。([5]，P，136)李约瑟对中国科学事业的钟情和倾力支持，给予中国科学家以极大的鼓舞，因此他受到中国科技界的广泛尊重。
李约瑟对浙江大学的访问并把抗战期间浙江大学在难以想象的艰苦条件下所取得的教育成就和科研成果介绍给全世界的科学界，就发生在这一时期。
二
1944年4月10日和10月22日至29日，李约瑟先后两次到贵州的遵义和离遵义75公里的湄潭，访问当时为避战乱从杭州西迁到那里办学的浙江大学。
当时中国正处于抗战后期，由于受到战争的破坏，国内与国外学术界的联系极为困难。因此国内学术界对李约瑟的来访特别重视，将其视为一次难得的与国际学术界交流的机会，希望借此向国外展示中国的最新科学研究成果。
1943年1月6日，中英文化协会致函浙江大学："英国学者陶德斯、尼德汉(即李约瑟--引者注)二氏将由英国文化协会BritishCouncil聘送来华作学术讲演，冀藉文化之联系加强两国之友谊，二氏约于今年一二月间先后抵达，留华期间约为一年，兹特将其详细履历备函检奉，预为介绍，希查阅为荷。"[2]
1月18日，学校收到来函，校行政谈话会成员传阅后，一致认为英国学者来访意义重大。时竺可桢校长因公出差重庆，代理校长事务的文学院院长梅光迪在信函上批复："函复该会，本校欢迎两英国教授来校讲学数日。"[2]四天后(1月22日)浙江大学复函中英文化协会："接章：贵会卅二年一月六日大函以英国学者陶德斯、尼德汉二氏将来华作学术讲演，预为介绍等由。查该氏来华讲学，本校无任欢迎，拟请其来华后惠临本校讲学，并勾留数日，先此函复，即请查照，届时代为介绍为荷。"[2]
除了中英文化协会的介绍信函外，学校在1月19日之前，又收到时任教育部长的杭立武致竺可桢校长的一封信，告知请二氏来华讲学一事："按照现时假定秩序均拟请其赴，惟各项程序统须彼等到华以后始能作最后确定。"对此梅光迪批示："应请两教授各留本校数日。"[2]
1944年4月6日，竺可桢校长接到教育部秘书室来函："查中英科学合作办事处主任李约瑟博士将于四月中旬作东南之行，途经各地拟参观贵校;希于李博士到达时妥为招待并惠予指导协助为荷。"[2]
对此浙江大学进行了积极的准备。1944年4月10日，李约瑟从重庆赴贵阳，途经遵义，竺可桢校长亲自接待，并请李约瑟博士作《战时及平时之国际科学合作》的演讲。演讲完后，李约瑟参观了浙江大学工学院实验室，晚上与浙大师生进行座谈。
同年10月，李约瑟再次来到遵义，并到了浙大理学院和农学院所在的湄潭。他来湄潭主要有两项活动，一是应竺可桢校长之邀参加中国科学社成立30周年的纪念活动;二是参观考察浙江大学的科学研究情况。本来李约瑟只计划在浙大呆四、五天，结果发现可看东西太多，就增加了访问时间。([3]，P，791)10月22日到29日，李约瑟在浙大整整考察了8天，此间的活动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为浙大师生演讲。24日上午9点，李约瑟在学生膳厅作《科学与民主》的演讲报告。他"首述科学与战争之关系，次及纳粹之失败由于民主国国防科学之迎头赶上，足以证明科学决不为暴君专制者所利用。""次述及科学之兴起在近代，与文艺复兴、宗教革命及商业之兴盛有关，而近二十年来俄国对于土壤、地质及胚胎学均有显著进步，由此可知社会主义并非反科学。""晚上8点在文庙，由李约瑟讲科学在中国之发展及其与欧西之比较。"([3]，P789，)其他演讲的内容还有关于中国的科学与文化等。
二是对浙大进行全方位的考察。在竺可桢校长和师范学院院长兼理学院化学系主任王进等教授的陪同下，李约瑟先后参观了位于湄潭的化学系、生物系、数学系、物理系、农化系、湄潭茶厂和在遵义的史地系。李约瑟亲眼目睹浙大师生在竺可桢校长领导下，身居偏僻山村，在经费拮据、设备简陋、交通阻塞、物质匮乏、空袭骚扰、疾病侵身、通货膨胀等重重困难的情况下，恪守"求是"校训，弦歌不辍，教学、科研正常进行，且取得了很多重要的科研成果。仅中国科学社30周年纪念会期间提交宣读的学术论文就有80多篇。他曾这样写到："在湄潭，研究工作是很活跃的，生物系正在进行着腔肠动物生殖作用的诱导现象和昆虫的内分泌素等研究。这里关于甲虫类所有的色彩因素的遗传方面的工作，在美国已引起很大兴趣，较有名的工作有磺胺类药剂的衍化物的研究(有几种业已证明具有促进植物生长的功效)。在植物方面，因为限于仪器，工作侧重于理论的研究，如原子核物理学、几何光学等，水平显然是很高的。这里还有一个杰出的数学研究所。"([4]，P，497)
三是参加科学社成立30周年的纪念活动。1914年10月创建于美国康乃耳大学的中国科学社是我国第一个综合性科学社团，它的创始人是一群血气方刚、始终以救国救民为己任、远在大洋彼岸美国留学的中国青年，这些人经历了辛亥革命的洗礼，留学期间听到袁世凯尊崇孔教、复辟旧学的消息，又目睹中国与美国在经济实力和科学技术上的巨大反差，为之痛心疾首，进而奋起行动，组办科学社，出刊《科学》杂志，欲以热心青年的绵薄之力，为科学救国思想的广泛传播而拼命呐喊。这一年是科学社的大庆，原来准备在总会举行庆祝活动，但因抗战期间，社友分散各处，再加上交通困难，不得已改为各地分会分别庆祝。中国科学社遵义地区社友会10月25日上午9点在浙大文庙大成殿召开科学社年会，由社友会会长、浙江大学理学院院长胡刚复教授致开幕词，然后请李约瑟作《中国之科学与文化》的专题演讲。社庆期间还有各种学术报告会和讨论会，李约瑟都应邀参加，受到广泛欢迎。
李约瑟在遵义、湄潭访问浙江大学期间，对浙大师生在偏僻的山区和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保持浓厚学术研究氛围，取得许多高水平研究成果，十分惊叹。他在为浙大师生作《战时与平时之国际科学合作》的讲演时，把浙大与他所在的英国剑桥大学相提并论，称誉浙大为"东方剑桥"。
三
李约瑟博士的两次访问，对浙江大学的学术研究、浙大与国外的学术交流和向全世界宣传浙大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首先，由于李约瑟对浙大的细致考察，使他发现在湄潭这个小小的县城却有这样一所高水平的大学，云集如此多的知名学者，产出这么多高水平的论文。1945年10月27日，他在英国《自然》杂志上发表文章表述了他的深刻印象："在重庆与贵阳之间一个叫遵义的小城市里，可以找到浙江大学，是中国最好的四所大学之一。""遵义之东75公里为湄潭，是浙江大学科学活动的中心，在湄潭可以看到科学研究活动一派繁忙紧张的景象。"([4]，P，496)这是一位中国科学社名誉社员、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对浙江大学的最高赞誉，浙江大学经李约瑟等人的传颂，一时蜚声海内外。确实，抗战前后的十年是浙江大学最重要的发展时期之一。期间，在竺可桢校长的卓越领导下，浙大由一所后起的一般性地方大学，迅速崛起为具有相当规模的全国著名大学，并且在西迁的困难条件下，取得了丰硕的科研成果，其中许多居世界领先、在国际上影响重大，如物理系王淦昌教授关于探测中微子的研究等;有一批国内首创、在学术界独领风骚的研究成果，如著名史学家张荫麟教授编著的《中国史纲》等;还有一批社会效益较大的研究成果，如《遵义新志》。
第二，他的来访极大地鼓舞了浙大师生坚持抗战的士气和坚持教学、科研的热情。他为浙大师生作《中国科学史与西方之比较观察》的演讲，在谈及中国为何没有产生近代科学的原因时，认为主要是中国的经济制度与欧洲的经济制度迥然不同，继封建制度之后是亚洲的官僚制度或官僚封建制度，而非欧洲那样的资本主义制度。他的演讲使浙大广大师生深刻认识到，虽然中国没有产生近代科学，但中国古代科技文明却受到全世界的尊重。同时他的《战时及平时之国际科学合作》的演讲也带来了国际和平主义者的声音，使广大师生认识到中国的抗战不是孤军奋战，而是得到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与进步人士支持的正义事业，从而坚信中国的抗战必定会取得最后的胜利。此外，他的来访还给浙大带来了物质上的直接帮助。如他帮助浙大购买刚发明的维他命D精(Caleiferol)，就是一例。因为在贵州，冬、秋两季阳光极少，人们易产生一种皮肤病，但又缺乏必须的药品，他带来的药品解了浙大的燃眉之急。([3]，P，750)对他给饱受战乱的浙大师生带来的精神食粮和物质帮助，竺可桢校长由衷地说，李约瑟的工作正是中国古话所说的"雪中送炭"。
第三，李约瑟的来访也为《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写作进行了重要的准备。当时浙江大学的许多学者、教授，如竺可桢、王进、胡刚复、钱宝琮、张孟闻等都是中国科学社的主要成员，李约瑟有很多机会与他们接触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多年以后，李约瑟写到："我第一次认识竺博士是在贵州，当时浙江大学疏散到贵州。在那里，我开始熟悉他在天文学史方面所字的很有价值的工作。由于他的介绍，我认识了钱宝琮(及李俨-最杰出的两位中国数学史家之一)和王进(他刻苦钻研冶金和化学史)。"([1]，P，25)李约瑟博士不仅从他们那里得到了探索中国科学史的巨大鼓励，而且也得到了许多丰富的资料。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使中国的古代科技成就重放异彩、瞩目于世，也为世界新文明的建设注入了力量。这一过程中，李约瑟与竺可桢之间建立起了诚挚的友谊，对以后浙江大学与国外的学术交流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写到："我们最慷慨的赞助人是著名的气象学家、长期担任浙江大学校长(现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竺可桢博士，在我即将离开中国的时候，他劝说许多朋友四出寻找各种版本，因此在我回到剑桥后不久，整箱整箱的书就运到了，其中包括一部《图书集成》(1726年)。"([1]，P，25)这部《图书集成》弥足珍贵，李约瑟生前视为珍宝。此书现藏于英国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
总之，李约瑟先后两次对浙江大学的访问考察，不仅使"东方剑桥"名声远扬，而且促进了战乱时期浙江大学与国际科学界的学术交流，对以后浙江大学的国际合作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他的到访和演讲，也极大地鼓舞了浙大师生的教学和科研热情，使浙江大学在短短十年左右时间里成为国内著名的大学。回顾这段历史，将极大鼓舞四校合并后的浙江大学广大师生员工更加积极地扩大国际交流与合作、朝着建设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大学的目标迈进，以不辜负李约瑟博士生前对浙江大学的赞誉和厚望。
注释及参考文献：
[1]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总论，第一分册，科学出版社,1975年;
[2]浙江省档案馆档案，英国来华教授陶德斯、尼德汉二氏来校参观讲演，全宗号53·目录号1·卷号1109;
[3]竺可桢日记(II),人民出版社，1984年;
[4]JosephNeedham，ScienceinKweichowandKuangsi,《Nature》,Oct.27,1945,Vol.156;
[5]钱进，抗战时期的中英科学合作馆，民国档案，1991年第3期;
[6]李约瑟，战时及平时之国际科学合作，科学，Vol.27，1944年第2期;
[7]李国豪等主编,中国科技史探索,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8]马伯英，名闻遐迩的李约瑟研究所,科学，1990年第2期;
[9]贵州省湄潭县文史资料，第四辑，湄潭县政协文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1987年。
第五篇：后李约瑟时代中国科技史的发展趋向论文
李约瑟生前身后与中国人结下了不解这缘。昔人已乘黄鹤去，一代汉学大师李约瑟逝世有8年时间了，李约瑟的《中国科技技术史》撰著工程亦将全面告竣。于是，中国科技史界开始面对“后李约瑟时代”如何发展的问题，也开始了后李约瑟时代的探索——促进中国科技史研究的学科化、国际化发展。1、中国科技史研究的学科化。
中国科技史的研究并非自李约瑟始，李约瑟之前已有一些中国学者开展过这方面的工作并卓成效，他们也提出了“中国近代科学为什么落后”、“中国为什么在近代落后了”之类的问题，但中国科技史研究得到国际学术界的注目和认可还是在李约瑟的推动下出现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李约瑟的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功并赢得了世界性荣誉。李约瑟成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李约瑟个人的因素，也与当时中国在世界之林的崛起有相当关系。⑴李约瑟的成功激发了中国学者研究科技史的兴致，自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来中国的科技史研究成果迭现，继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之后，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也不甘人后，决定完成一部由中国人自己撰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这本书在资料的搜集等诸多方面都有突破性进展。除此之外，数学史、化学史、物理学史、天文学史、地理学史、生物学史以及中国传统技术的历史研究都取得了丰硕成果，各方面的专史论著大量涌现。但是，所有这些成果的实现和《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完成并不意味着中国科技史研究已经达到顶峰，甚至可能如席泽宗院士1990年所讲：我们在总体上还没有超越李约瑟，李约瑟之后中国的科技史研究者还有更多的工作需要深入开展。
“后李约瑟时代”的概念是美国MTT的Dibner科技史研究所所长于2001年提出来的，既寄托了人们对这位西方汉学大师的热爱和留恋，同时也激励中国的科技史研究者对未来发展进行深刻思索。中国的科技史研究并不是简单地体现为一部《中国科学技术史》，也不是几十部甚至几百部中国科技史方面的学术著作所能涵盖的范畴，它反映的是中国人对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研究，体现的是中国学者在科技史领域的体验和探索。近年来已经学者对中国的科技史现状进行了考察，指出了其中存在的诸多缺陷和问题。⑵如果说“后李约瑟时代”中国的科技史研究者要确立未来的发展方向的话，那么加强科技史研究的学科化发展则首当其冲。
中国科技技术史研究的科学化包含着三层含义，设置研究机构、培养宇术梯队、加彊学科建设。前两个方面我们已经能够做了大量的工作，中国科学院设有国家级的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中国科技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先后成立了科学史系、清华大学、北京科技大学、西北大学、山西大学、南京农业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等单位都有相应的研究机构。依托于此，很多机构也开展了博士、硕士人才的培养教育。
加强学科建设就要促进科技史研究在科学史的学科范围内规范化的开展各项工作。按照科学史学科的创始人萨顿的解释，科学史是唯一能体现人类进步的历史，是科学的科学。科学史从学科结构上有内外史之分，内史探讨科学发展的内在机制，外史则侧重于科学与社会、经济和文化的相互关系上。如同天文、地理、数学、化学等学科具有特定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目的一样，科学史也有其独立的发展空间。⑶科学史不仅要勾勒出科学发展的历程，也要向人们指明今后科学发展的方向。⑷科学史研究领域有许多重要工作需要开展，诸如科学发展史、科学思想史以及科学家个人的学术成就等等。长期以来很多中国人把科学史学科等同于中国科技史研究，等同于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因而对李约瑟、对李约瑟的中国科学史研究、对中国人的科学史研究产生了许多诠释性错误，也曾一度出现了中国科技史研究中结构严重失衡的局面，即内史部分的大量研究和外史部分的严重不足，目前则表现为内史部分的停滞不前和外史部分的低水乎重复。
《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编撰是中国科书技术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不是全部，中国科技史研究者的终极月的是发展完善中国的科学技术史学科体系。李约瑟时代中国科技史研究得的主要工作集中于弘扬中国传统文明，后李约瑟时代则应走出李约瑟这座大山，把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放到人类历史文明的大潮中去考察，研究中西方古代科学技术发展的一般规律。这项工作的进行离不开理论指导，构建系统的中国科学史学科体系并发展产生出中国的科学技术史学派、开展多层次全方位的科学技术史研究工作已经是后李约瑟时代中国科技史研究者义不容辞的义务。作为学科建设的科学技术史离不开学科体系建设、研究内容拓展、研究方法改进等方面工作的支撑，当国际科学技术史已经成为一门比较成熟的学科的时候，中国的科学技术史研究整体上还停留在萨顿时代，迄今依然处于肤浅的成就描述和泛泛的外史探讨的阶段。⑸
科学史理论的探讨既包含了科学起源、科学革命、科学结构、科学的社会功能、科学的历史发展等一般问题，也涉及一些特殊问题的解释，“李约瑟问题”就是其中之一，在科学史学科建设中这些问题都不能回避也回避不了，它们是科学史学科发展的永恒的主题。但是中国的科学史研究者还没有对科学史的理论研究进行深入探讨，也没有把主要的精力集中于这方面的工作。中国学者几十年来的科学史研究主要围绕“李约瑟问题”而展开，即使这一问题的研究迄今依然迷雾茫茫。
“李约瑟问题”是李约瑟在开始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时提出来的，1976年，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博尔丁称之为李约瑟难题，其一般表述是：为什么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6世纪之间，在将人类的自然知识应用于实用目的方面，中国较之西方更为有效?或者，为什么近代科学，关于自然界假说的数学化学及其相关的先进技术，只是辉煌而短暂地兴起于伽利略时代的欧洲?尽管这一问题的研究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我们对问题的理解和问题的答案之间似乎还存在一定的距离，原因之一是我们把李约瑟写作《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意图理解为解释一个“李约瑟问题”是否符合李公的立题精神颇值得怀疑，⑹原因之二是“李约瑟问题”是一个多解的难题，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不可能全面解决这一难题，我们的许多续貂之作一时三刻也调理不出琴瑟和谐的音调。
中国学者在科技史学科建设方面的欠缺还表现在与国际科学史界存在阶段性差距。⑺20世纪科学史的发展经历了三次转向，即从学科史到通史的转向、从内史到外史的转向以及从外史到综合史的转向，⑻但中国的科学史研究迄今还偏重于内史的研究，促进外史研究和综合史研究的发展对中国科技史研究者来说已是十分紧迫的任务。受制于此，国际科学史界一些基本的研究方法和研究领域在中国科技史研究中基本还是一片空白，或者有待开垦，其中以科学编史学研究和辉格史学的方法表现最为突出。科学编史学是第一代科学史家乔治·萨顿等开拓出来的一片天地，他们在晚年开始思索科学史的性质、目标、研究标准与编史方法等问题，并以回忆的方式撰文陈述他们的编史学思想，后来科学哲学家对科学编史发生浓厚兴趣，1963年阿伽西(J.Agassi)就完成了第一部科学编史学著作《走向科学编史学》，科学史家直到1987年才出版了第一部科学编史学著作，即克拉夫(H.Kraph)的《科学编史学导论》。近年来，一些中国的科学史研究者已经注意到这些问题并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清华大学刘兵教授的专著《克丽奥眼中的科学——科学编史学初论》就是我国第一部科学编史学方面的著作。在这部著作中作者也论述了科学史研究中的辉格史学方法。辉格史学的基本范式是参照今日研究过去，也就是用今天的观点和标准编织历史，其名称来源于英国历史上的辉格党。辉格史学的方法在第一代科学史家的研究中得到相当普遍的运用，20世纪50年代以后科学史界开始接受反辉格式方法。⑼中国的科技史研究者对辉格史学的了解和认识很少，因此作者呼吁中国科学史研究者首先应补上辉格式研究方法这一课。
2、中国科学史研究的国际化。
中国曾经有过一句很流行的口号——“科学是没有国界的”，但中国科学史研究领域的基本现状是画地为牢，研究中国的科学技术史的篇章占据了绝对优势的地位，我们并没有像西方学者研究中国科技史那样放眼四海探索研究，研究西方科学史的学者廖若星辰，西方科学史的研究成果也屈指可数。因此出现的局面是中国科技史研究者的国际交流活动基本限定于海外汉学家的圈子里，长期游离于主流的国际科学技术史群体之外，在国际科学史研究的重要刊物——《ISIS》、《Orisis》、《History of Science》、《History of Technology》上，鲜见有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国际科学史界最著名的萨顿奖章至今与中国学者无缘。这种倾向近年来已经有很大改观，一些中青年科技史研究者积极参与国际科学史研究领域的各种学术活动，有学者还成为国际科技史界的领域人物。中国科技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所长刘钝教授1993年当选为国际科学史通讯员院士后，2002年当选为院士，现在担任国际科学史与科学哲学联合会科学史分部第二副主席、国际东亚科学技术医学史学会主席等国际职务，韩琦教授1999年当选为国际东亚科学技术医学史学会副主席。
在世界科学的发展中出现了东西方两大系统，各自都有其独特的体系。近代科学的发生打破了这种两雄分立的局面，以实验为手段、以分析为方法的西方科学超越了崇尚阴阳理念和经验积累的中国传统科学，一时风靡全球。但中国的科技史研究者在批判欧洲中心论的同时，又出现矫枉过正的倾向。在世界科学技术史研究领域，中国科技史研究者目前普遍面临过语言关的问题，不但要学习英语，还要懂得拉丁文、法文、德文、阿拉伯文。一些老一辈的科学史家早就注意到这个问题并多次提出要加强世界科学史研究的意见和建议，中国科技大学钱临照教授生前就强调要开展世界科学史研究，不但要研究古希腊古罗马的科技史，也要加强研究古代两河流域的科技史，为此他还鼓励年轻人去以色列和一些阿拉伯国家学习进修。
科学史界还要加强与历史研究者的联系，紧跟史学研究发展动态，及时学习利用新的史学理论和方法以改进我们的工作。有论者多次指出我国科学史界对国外同行的新成果关心注意不够，封闭保守，科学史领域长期停滞于萨顿阶段，在研究理念上也以萨顿、李约瑟等人奉行的新人文主义观念和孔德实证主义编史方法论为标识，置年鉴学派和各种历史哲学理论的发展于不顾的境地。在这方面国内史学界的思想要比科学史界更为开明，也应该成为我们学习的典范。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史学界就大量介绍引入了欧美史学思想，如法国的年鉴学派、英国新社会史、美国的新经济史以及心理史学等，克罗齐、科林伍德、沃尔什等的历史哲学理论也成为史学界关注的热点，促使中国史学界拓宽了研究视野、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探索新的研究方法。
3、农史学科中被忽略的两个问题。
农业史是一个很独特的学科，作为交叉学科具有农学、历史学、生物学、环境科学、土壤学、气象学、经济学等多学科的特征，以至于现在农史界的权威学者也很难论清农业史学科的归属问题。划归理学范畴的科学技术史似不满意，放在历史学中也觉得不伦不类，纳入经济史、社会史、思想文化史领域也不可行。总之，农业史学科是一个具有普遍的相似性又显示出明显个性色彩的学科，在科技史领域农业史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在经济史领域农业史的研究必不可少，在社会文化史和思想史研究中也总是出现农业史的身影。
如果我们把农业史简单地割裂为农业经济史、农业科技史、农村社会史和农业思想文化史等四个部分时很容易为它们找到各自的归宿，但农业史毕竟是农业史，四个部分密不可分成为一个整体，确实为当前的农史专家出了一个难题。农业史内部各要素之间关系的紧密程度远远超过其他的部门史，古代的农民既是技术专家，又是经验农学家，同时也是农业生产活动的经济主体，在这种情况下农业史的内容就显得丰富多彩，妙趣横生，农业史的学科屑性也就很难用现代的学科门类来界定划分。其他各领域的专家学者虽多有涉猎，但农业史学科的复杂性也时常给他们的工作带来这样那样的困难，对历史学家来讲研究农业史最大的障碍是缺乏现代农业科技知识，对经济史家来讲研究农业中最大的障碍是缺乏对农业的全面把握，仅仅掌握经济学理论还不足以研究农村、农民、农业这个三位一体的问题。农业史是一个涉及面如此广泛、又需要一定的专门知识才能有所成就的学科领域。1997年国家把农业史等各个专门的学科史统一纳入科学技术史学科体系下，属于理学学科而统筹发展。尽管当时许多学者对此持有异议，但毋庸置疑，农业科技史是农业史领域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最为基础和关键的部分。
经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农史研究走过了一段不平凡的道路，也发展壮大为中国学术界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但面对一个飞速发展的时代，农史学科和科学技术史等其他学科一样需要反思、需要积蓄力量、需要革故鼎新，这是一个学科为了生存所必须付出的代价。近年来一些关心农史学科发展的年轻人已经为此而多次奔走呼号，但反映问题多集中在学科理论方法需要改进、研究领域需要拓展等方面，除此之外在人才培养、学科建设等方面也有一些地方亟待改进。
在农业史人才的培养上，近年来随着高校学生的大规模扩招农史界也出现了一种虚假的繁荣，很多考生都拥挤到农业史学科点攻读硕士、博士学位，但考生个人专业基础薄弱的问题十分突出，农业史成为一个其他专业落榜生的栖息之地。或许对个人而言农史的虚假繁荣有助于功利进取(这种功利进取对个人也不见得是有利的，一个学生花费数年的时间却不能在农史研究领域做出成绩，付出的青春代价也是很沉重的。)但对这个学科来讲其后果是毁灭性的。很多人即使浪费终生精力在农史研究领域也难有成就。严酷的现实迫使我们不得不再一次反思辛树帜、王毓瑚、万国鼎、石声汉等前辈为农史研究殚精竭虑、呕心沥血的良苦用心，也迫使我们清醒地认识到农史学科并非简单的交叉学科，它需要研究者具备扎实的农业科学基础、历史文献知识以及考古学、人类学、民族学、语言文字学、经济学、哲学等方面极为宽泛知识积累，它需要研究者具有数十年如一日平心静气甘坐冷板凳的奉献精神，它也需要研究者能够读书而不拘泥于书本具有走出书山看世界广阔胸襟。因此农史人才的遴选是一件十分艰难的事情，稍有失误便会出现后继无人学科消亡的悲惨局面。当今的农史界个别单位已经为此而自尝苦果。这种现象不仅在农业史领域有所表现，其他学科史研究中也存在类似情况。⑽
近年来农业史学科的处境极为尴尬。作为科学史的一部分，农业史学科的兴起是以农业科技史的研究为开端的。当时一批卓有成就的农业科学家参与其事，如植物生理学家石声汉教授、昆虫学家周尧、邹树文教授、农业经济学家万国鼎教授、植物学家夏纬瑛教授、水土保持学家辛树帜教授，他们置身其中能够高屋建瓴开展学科史研究并都取得丰硕成果。但近年来随着《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的完成以及农史研究队伍中知识结构的变化，在农业科技史研究中取得重要突破性进展的研究成果日渐稀缺，我们现在的研究队伍中还缺少像石声汉、游修龄先生那样既具备良好小学功底又精通现代农业科技的大师级学者，农业史学科正在逐步远离其赖以立足的科技史根基。另一方面，农业经济史研究则逐渐成为农业史领域的热门话题，加上社会科学的明珠——现代经济学学科体系中设置有经济史分支，因此很多农史研究者尽量把研究方向向经济史领域靠拢，一时出现了农业经济史研究一枝独秀的格局。但农业经济史研究的表面兴盛并不代表着农史研究成果的高质量高水平，一些农史局外的专家教授早就洞察其中弊端并提醒了农史学人。今后的农业经济史研究还需要加大力度，农业科技史研究也要加强力量，畸轻畸重都不足取。
注释：
⑴ 何丙郁：《如何正视李约瑟博士的中国科技史研究》，西北大学学报，1996，26(2)，p103—98。
⑵ 张柏春：《对中国学者研究科技史的初步思考》，自然辩证法通讯2001(3)，pp88—94。
⑶ 霍耳顿：《科学思想史论集》P3，许良英编，范岱年、顾国庆、许成钢、王贞平译，许良英、范岱年、董光壁、顾国庆较，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0。
⑷ 林德宏：《关于科学史研究的几个问题》，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0，17(4)，PP39—42。
⑸ 杨浩菊、甘向阳：《世界背景下的中国科技史研究》，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03，15(1)，pp50-52。
⑹ 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原题目为《小国的科学与文明》(英文名为SCC)，1960年代小国大陆翻译出版时山冀朝鼎博士题写为“小国科学技术史”。据说也得到了李约瑟的认同。现九人们对这一译法持不同意见，是非互见。但李约瑟写作该书的主要动机是作为一个西方学者对小国古代在科学技术上听取得的巨大成就的惊奇和感慨，主要目的是为了促进中西方文化的交融理解，让更多的西方人走出“西方中心论”的泥潭，看到遥远的中国大地上曾经出现过灿烂辉煌的古代文明。这与李约瑟一贯所秉持的新人文主义理念是一致的，但与中国人所期许的弘扬中国传统文明的精神则有本质的不同。
⑺ 张柏春：《对小国学者研究科技史的初步思考》，自然辩证法通讯，2001，23(3)，pp88—94。
⑻ 魏屹东：《20世纪科学业的三次转向》，自然辩证法通讯，1999(3)，pp3—4。
⑼ 刘兵：《历史的辉格解释与科学史》，自然辩证法通讯，1991，3(1)，pp44—52。
⑽ 甘向阳，刘建军：《数学史研究的科学价值》，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1(6)，pp531—5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