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苏联改革对中国的启示
苏联演变对中国的启示
———谈中国民主改革的未来
历史学院：向贤柔2011201411
摘要：一直以来，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在很大程度上是模仿苏联模式，虽然现在标榜的中国特色主义道路在一定程度上对苏联模式有了一定的修正，但是，这种修正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仅仅限于经济层面，政治体制的民主改革进程一直都只是处于徘徊阶段，与八九十年代相比，或者说是一种倒退。如今，苏联亡党亡国的教训刚刚过去二十一年，那段历史犹如警钟始终在中国人的耳旁敲响，我们会不会有一天踏上苏联的后尘?在这里，我想就苏联亡党亡国的教训，谈谈我国今后民主改革的未来。
苏联演变的教训
要谈启示，首先我们必须弄清楚苏联最终亡党亡国的原因。首先，苏联体制僵化是苏联经济政治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在斯大林之后，虽然赫鲁晓夫作了改造的试探，但体制一旦形成，自身的惯性极大，赫鲁晓夫的改革轰轰烈烈，虽有突破，但因方式有误、思考不深，最终功败垂成，连自身也被相对保守的同僚们剥夺了最高的领导权。接替赫鲁晓夫的勃列日涅夫，是一个典型的技术官僚，缺乏赫氏般的冲动和魄力。面对庞大的实力假象和艰巨的治国任务，勃氏更乐于歌功颂德、图饰太平，更乐于对外抓住美国的失误全力争夺世界的霸主。最终，从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的近二十年中，苏联的国家体制日渐僵化、老化，加上美苏争霸一度呈现的苏攻美守的态势，进一步迷惑了苏联的上层建筑，使这个庞然大物的国家无力激发应有的忧患意识，这个国家巨人陈疴日深，却反应迟钝、自救缓慢。及至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走马观花似的上台，苏联杂粮早已经积重难返、病入膏肓，他们特别是安氏有心拯救，却年不饶人、天不由己。外表依旧庞大但体内千疮百孔的苏联，最后由根基并不深厚的戈尔巴乔夫接管。对于戈氏来说，接受这个任务实在有点勉为其难。虽然戈氏有着新的思维，但苏联旧体制的红利期已过，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集权体制的利好基本完全耗尽，而弊端却淋漓尽致地显露，苏联内政的自我持续已经到了紧急关头。面对美国国际攻防态势的日益好转，苏联却昏招迭出，在美国撤出越南，结束雨林泥潭的同时，苏联却侵入阿富汗，陷进伊斯兰圣战的噩梦。由勃氏晚年启动的阿富汗战争和为越南侵入柬埔寨背书，不仅使苏联内外交困，而且使戈氏面对的处境雪上加霜。
苏联绝对实力增速放缓甚至停滞，相对实力更是呈现出明显的下滑趋势。在此背景下，面对西方的和平演变，东欧国家民族主义势力明显抬头，与自由民主思潮相结合，东欧各国社会主义政权风雨飘摇，给苏联增加了额外的压力和负担。巩固东欧亲苏政权，需要苏联大力支持，但苏联的自身问题都应接不暇，根本无力他顾;任凭东欧兄弟党和政府动摇垮台，这个即使不会引发苏联的连锁反应，也会造成苏联的孤立。面对这一格局，苏联给予过支持，但疲于奔命，最终以东欧剧变、民主德国并入联邦德国、华约解体而宣告苏联在东欧绝对影响的落幕。这是真正的唇亡齿寒，苏联的命运已在此作了铺垫。
1990年之后，当东欧原社会主义政权次第更替后，接下来的苏联不可避免地成为焦点，这座千疮百孔的大厦更加风雨飘摇。苏联与东欧大多数单一民族国家不同，作为一个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民主化对苏联的冲击不仅仅是对原政府的颠覆，还伴随着统一国家解体的危险。所有的这一切，却都是在“民主”的旗号下进行的，联想到科学社会主义运动与民主的天然亲近，这不得不令人遗憾和回味了。1991年注定将是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史上留下浓重一笔的一年。经过戈氏不得章法的新思维的折腾，苏联国内经济更加艰难，加上外来的挤压和内部的争斗，苏联迎来了最后的挽歌。由于理论的含糊、组织的混乱，“8·19”事变不仅未实现发动者们自身的预期目的，反而加速了苏联终结，苏维埃的丧钟最终撕心裂肺的响起。随后，苏联解体，俄罗斯继承苏联的国际法主体，其他加盟共和国各自独立。
苏共的垮台、苏联的解体，民主化的冲击难逃其咎，但并不能简单地由此得出不该重视民主、不该追求民主。苏共垮台、苏联解体，原因很多，但忽视民意、丧失民心是其根本;教训很多，但从过于防范民主向急切拥抱民主的非理智急转是其关键。在其转型的过程中出现了两大致命错误：一是在扩大民主的最佳时机，却过分地警惕市场、防范民主，从而坐失了最佳的改革时机;二是在意识到民主是改革不可避免的方向时，不仅没有自我把持、沉着应对，反而急不可待、急于求成，最终欲速不达，满盘皆输。
同时，苏共的垮台乃至消失，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苏联共产党脱胎于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布尔什维克。那时的俄国大体上还算一个现代国家，沙皇俄国时期虽然总体上落后于中西欧，但现代因素在俄国特别是贵族之间一直并不欠缺。由于俄国贵族及新兴资本主义因素的存在，俄国很早就出现了现代政党，但由于进步力量有限且沙皇专制独裁惯性的存在，这里并没有自发成长出平和的议会政治的成熟土壤。“二月革命”后，一度出现了议会政治的形式，但一大战的压力和民众的过高热情，挤压了温和民主政治的最后空间。此后，暴力的作用被无限扩大，暴力成为俄苏政治生活的主线。缺乏约束边界的暴力，在以暴制暴的过程中最终也扼杀了一般民众正常表达民意的热情和胆量。当暴力在国家政治生活中退回应该的位置后，忽视民意的倾向却未得到及时纠正，反而变本加厉地变成了对现实民主的提防。社会主义相关理论中的民主原则被虚化，民主价值被牺牲。这是缺乏政党竞争和合作的一党制的苏联、东欧当时出现的场景。而且与在苏联刺刀护卫下的东欧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仅仅缺乏本地民意充分认可不同，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还有着有意扭曲民意的嫌疑。于是，在苏联及东欧各国，社会主义的民主内容在被悬搁、供奉的同时，现实的政治生活中论及民主却如谈虎色变。
前苏联没有“解放思想”，只有“新思维”。思想可以循序渐进地解放，但思维只能一步到位的创新。在这个意义上，“继续解放思想”虽然老调重弹，但意味深长。由于社会主义的经典论述中始终未排斥民主，社会主义国度的民众虽缺乏民主的生活习惯，却对民主有着近似先天的信仰和崇拜。即使在立足拒绝国际和现代人类最新成果的朝鲜、老挝、古巴，民主的本义都绝非贬义。当时的前苏联更是如此。因此，当西方频频以“民主”为诱饵来逼迫时，苏联及东欧共产党人逐渐失去免疫能力，这一方面在于压力，另一方面在于诱惑。抵抗不住压力，
源于自己的传统的计划经济运行出了问题，内忧深重，又无计可施;抵抗不住诱惑，是由于民主确实是社会主义运动自身的重要组成，反思社会主义的现状，民主的推进和实施却是在学理上需要整改的弱项。于是，在戈氏新思维的推动下，扩大民主成为苏联改革的重要方向。但由于形成这一导向的初始准备极不充分，面对西方压力并无信心，面对预期诱惑更无坚守，随后的扩大民主进程逐渐失控、无序，最终引发了国家的灾难。
苏联旧体制内的民主化实践，未能巩固和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绝不是扩大社会主义民主的这个方向不对。这个过程中苏联社会主义民主的开花未结硕果，首先源于理论准备的不充分，缺乏立足本国国情、结合苏联实际的关于民主建设的特色化思考。这直接导致了苏联改革目标飘忽不定，推进或快或慢，使民众有点不知所措。其次在于改革的操盘者未能有效驾驭党内的既得利益集团。改革之前，苏共党内即有利益集团的存在;改革之后，党内与党外诸多利益集团更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关系。这些利益既得者们能量很大，是体制潜在的颠覆力量，也可以成为体制的维护者。当党内主要领导人维护旧体制态度坚决时，他们不会轻举妄动，甚至会尽力靠拢寻生，成为旧体制顽泯不化的拥护者和巩固力量;反之，当他们察觉到风吹草动，一旦发现主要领导人有易帜更张的动机时，他们便蠢蠢欲动，虽不挑头，但定会纷纷利用占据的便利，发出杂音，干扰决策，不仅会淹没普通民众的真实呼声，而且会把个体的意志强加给全民。俄罗斯的寡头们即是如此。当戈氏明确提出要以民主社会主义为榜样的民主化诉求后，人心思变，他们直接推动了改革进程的加快。苏联改革由此走上了一个无序参与、难以控制的不归路。于是，在这个急于求成的过程中，未能出现急中生智的传奇，只剩下急转直下的败局。
中国现存制度的症结
从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原因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社会主义民主体制的滞后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之间的矛盾是苏联社会主义最终失败的主要原因，与苏联相比，中国文革结束初期的国情几乎与苏联一样风雨飘摇，各种矛盾激化，造成的社会动荡以及各种社会运动的此起彼伏，给当时的中共提出了严峻挑战，不过值得庆幸的是，滞后的改革开放所取得的一系列经济成就对这些矛盾起到了相对缓和的作用，所以最终矛盾没有激化。但是，这种矛盾的长期存在犹如一颗定时炸弹，随时可能爆炸，中国的民主问题依然亟待解决，时间越长，可能难度越大，危害也越大。执政集团乃至整个执政党的分化甚至分裂，恐怕是无法避免的。事实上，近年来日益加剧的地方竞争，已经昭示着执政党内部的利益格局形成。而近日为十八大迫近而若隐若现的“入常”竞争，特别是重庆“王立军事件”引发的重重迷雾，似乎正预示着，现有权力交接方式的内在危机。
“王立军事件”无论细节与内幕如何，对中共的权力运作方式及其有效性，都具有反叛和挑战意义。一方面，由于主人公从红脸变为花脸，让重庆几年来轰轰烈烈的“打黑唱红”突然从正剧变成了闹剧;另一方面，严重的问题还在于，虽然高官因违纪腐败等原因而落马已不希奇，但一个如此高位、最了解权力核心工具公检法运作内幕、集全国英模等多种荣誉于一身的“打黑英雄”，竟然要以寻求海外庇护的方式保护自己，谁还能相信执政党权力运行的透明与公正呢?
相信随着党内的分化与竞争加剧，在没有规范公开的竞选制度情况下，类似王立军这样的奇案丑闻还会出现，甚至可能成为催发民主变革的导火索。正如台湾因“江南案”而变，苏联因“八一九事变”而彻底转轨一样。
无论苏共还是中共，为了增强自己的执政力量，扩大执政基础，都努力扩大自己的规模。苏共公开说要搞“全民党”。抛开维护自身统治地位的利益考量，从观念上说，这其实也是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需要。
但事与愿违的是，当党的组织规模超过一定程度时，它就不可能再保持过去革命政党的那些特征，比如统一的信仰、高度的集权、严格的纪律、一致的团结、森严的层级等等。因为要让一个几千万人的组织维系上述特征，不仅经济成本难以承受，而且在管理与信息传导等方面，也将发生严重的扭曲和失效。当前我们在中共身上就明显看到了这一点。尽管它的领导核心花费大量资金与力量，不断地以各种宣传的、教育的、奖惩的手段，竭尽所能地力图维护革命党的高度集中和纯洁特征;其效果如何，只要看看党的权力阶层日益严重的腐败，以及相应的党的基层组织的涣散，以及空洞说教与现实巨大差距导致的社会道德失范，就很清楚了。中国目前所面临的形式较改革开放更加复杂，改革的矛盾也更加错综复杂，政治体制改革能否顺利实现，直接影响到中国的未来以及中华民族的未来。
中国民主的未来
中国的民主出路在哪里，这个问题的追问应当首先转换为追问中国民主发展在哪出现了问题，其次才是在回答和解决问题的过程呈现自身的出路。我要加以声明的是，把握、推进中国民主发展的进程，二个东西不能丢，即在实践的基础上，一是对中国历史现实的批判，二是对国外正反经验的反思。
就中国的民主发展所遭遇的问题而言，我以为当前的困境依然是源自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没能实现有机结合。我明确反对任何割裂党内民主与社会民主之间的辩证关系而主张“党内民主带动社会民主”或者主张“社会民主倒逼党内民主”的一切说法。中国的民主道路，还需要中国人自己践踏出来。但是践踏的主体，主要不是政府，而是社会的民众。这践踏的过程也是渐进式的，但主要的不是政府主导增量，而是民众民主的自我增量，从而增量政府的民主。„„每一个中国人的民主精神的自我生成与发展，我简言之为民主增量。这个民主增量到一定程度，它将以存量的形式构成中国特色社会精神，从而它的继续增量，将不再是形成这个社会精神，而是发展和完善这个社会精神。”
低效率政府与大众民主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因此将大众民主等同于低效率的或者保守的政府是有失偏颇的。这种理论之立场因为看不到大众民主之历史趋势，而成了为当局辩护的阻碍人类社会历史进程的理论障碍。欧美的一人一票之民主，充其量只是大众民主发展自身的一种经验方式，这种经验方式如同东亚的经验模式乃至其他国家的经验模式一样，不能作为否认大众民主的趋势的理由，相反，它们的成功抑或失败，都将有利于推进大众民主之完善程度。问题在于，
如何通过尽人事之努力而减轻发展民主的失败经验所必然给社会带来的痛苦。
就中国的民主出路而言，不仅仅要深化党内民主的发展，更重要的是深化和培育社会民主的发展。从中国的民主的基本制度看来，它的优越性依然高于西方的民主制度。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从理论上依然是目前能从根本上杜绝西方的政党轮流、派系纷争、政客表演的低效率政府的民主机制。问题是，西方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拒斥这样的制度安排，而中国则因为社会民主的发育不足或畸形而导致了该制度的虚设或悬置。但是希望在于，历史站在社会民主这一边，正如树叶虽然因为空气而漂浮但终究会落地。具体看来，中国当前的民主的基本制度，至少在形式上实现了这样的民主机制，(简要而言)即国务院组织专家研究、起草相关政策、法律--提交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核、批准--政府依据宪法制定实施相关政策、法律的具体规划和方案--党中央依法选拔、选举合格执行具体规划、方案的核心领导成员及其班子(并在换届时，经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下一届新的领导集体)。中国的这一个产生政策以及国家领导人及其班子的民主机制，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党派之争而导向类似西方的保守的低效率政府，另一方面也规避了所谓政策的辩论、竞争而导致不顾国民经济承载力的政客表演之下的高负债政府。这样的民主机制，它所产生的政策乃至国家领导人，都渗透了在民众监督之下的各阶层代表参与了的民主遴选。但是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中国的这个民主遴选只是形式上的民主遴选。问题在于，如何使得这个民主的遴选同时具有它的实质性，如此中国的民主道路之未来方可光明而前途美好。因此，关注中国之命运的人们，这里需要注意的关键点是全国人民代表的有效选举与有效监督。人大代表来源于社会，因此只有社会民主的自我增量，方可有效地选出代表并监督代表的代表行为。而要有效地选出代表并监督其代表行为，根源不在于候选人的政策之争，而是在于候选人对人大代表大会审核、批准生效了的政策、规划和方案之认同以及全心全意的践行。因此，我的观点是中国民主的不振，根源是社会民众的民主意识尚未由自发状态走向自觉状态，从而中国民主的出路也将是社会(当然包括政党、政府)自我培育民主、增量民主、驾驭民主。中国的民主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这其间需要跨越不仅是党内密室民主还是社会自发民主。中国的民主需要政治家的政见辩论，但是政见辩论的范围应当限制在如何制定经由人大批准了的政策、法律的具体方案和措施的操作层面，并且他们的辩论乃至方案的实施要置于阳光之下，即要接受社会民众的监督。
结语
以上算是我个人对苏联演变教训的理解以及对中国未来民主进程的一点看法，可能还显得很幼稚和不客观，只能算是个人的一次小小的尝试，有什么不妥的地方还请老师指导。
第二篇：大国兴亡徐之明 苏联演变对中国的启示
苏联演变对中国的启示
——关于苏联政党建设方面的一些思考
1991年8月23日，戈尔巴乔夫宣布苏联解散，曾经叱咤风云的具有74年历史的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大厦顷刻瓦解了。让人惊奇的是，当时苏共在全国有着接近两千万的党员，却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反对苏联的解体。这说明，内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根据，苏联的解体，虽然是受到了当时美国的和平演变政策的影响，但更多的还是苏联自身的原因。我认为，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苏联共产党内部，在于苏联共产党自身的政党建设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我认为，苏联的演变很大程度上是政党建设上出现了问题。
首先，苏联共产党政党的行政体系僵化，搞党政合一体制，党政不分，以党治国。政党有着两个基本的特点，第一，它是政治组织，是人们用来控制公共权力的工具。第二，它是社会组织，是人们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众多方式中的一个特殊品种。而苏联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中，苏联共产党逐渐异化成了国家的一个统治机器，成为了少数统治阶级的统治工具，而不再是苏联人民当家作主的工具了。虽然苏联共产党有着接近两千万的党员，但是在如此大数目的党员中，真正能对国家发展起到当家作主的作用的党员只是极少数。另外，在苏联高层，逐渐形成了一个特权官僚阶级。其代表是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相互利用和斗争，戈尔巴乔夫对苏联解体应负首要责任，《改革新思维》明确无误的表达了戈尔巴乔夫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向往和对“欧洲文明”的价值取向的崇拜，反复无为，放弃了民主集中制，在这种新思维的指引下以至于苏联党和政府的各项路线方针政策不可避免的走向联盟解体的边缘。而改革激进派的代表人物叶利钦利用“八一九事件”发起人的失误，迅速煽动不明真相的民意，跃居权力高峰，搞垮苏共和苏联。然而仅凭其二人是难以摧毁一个政党和社会制度的，真正的掘墓人是其自己培养起来的高层特权官僚集团。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也没能挽救苏联的政治体制的漏洞。戈尔巴乔夫在党的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上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共有七个方面：让千百万劳动人民真正参与国家的管理;为社会自我调节和自治过程开辟最大的空间，为充分发挥公民、权力代表机关、党组织和社会组织、劳动集体的主动性创造条件;自由形成和表现各阶级和社会集团的利益和意志，他们商定和实现苏维埃国家的对内对外政策;为各大小民族的进一步自由发展、在族际主义原则上加强他们的友好和平等合作保障条件;根本加强社会主义法律和法治;明确区分党政部门的职能;建立有效的机制，以保障政治体制能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而自我革新，而政治体制要能在一切生活领域越来越积极地发展和实行社会主义民主与自治原则。戈尔巴乔夫强调多一些民主，多一些社会主义，使劳动者过上美好生活，国家强盛。戈尔巴乔夫认为，“政治体制改革的最终目的和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改革的主要标准是，全面充实人权，提高苏联人的社会积极性。”强调“我们在社会制度的这个关键问题上的哲学的根据是《共产党宣言》的著名公式：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戈尔巴乔夫认为，苏联在个人的社会权利方面，虽然也存在一些不足，但总的情况较好;而在关于人的政治权利方面做得不好，没有克服人与政权、与政治疏远的状况，应该通过改革吸收人民参与管理国家事务，应该提供对任何问题发展自己意见机会的政治自由。“改革的核心是让
人作为主角回到政治进程中去，回到经济中去，回到社会精神领域的发展中去。把业已开始的为克服使人失去生产资料、失去权力、失去文化的变革工作继续下去并进行到底。”但是，人民长期没有政治民主的训练，一步到位由民众来决定一切显然是不现实的。
对比一下我们中国共产党。在王长江的《政党论》一书中，对中国共产党的民主制度建设的问题有一段精彩的论述：„„中国共产党的特殊性在于，它最初从中产生的那个制度不是民主政治，而是专制制度。党的首要任务不是充当人民当家作主的工具，而是充当领导人民和专制制度对抗、以推翻专制制度为己任的政治先锋队。为了能够在严酷的环境中生存和发展，真正起到意志统
一、纪律严明的政治部队的作用，党不能不在组织上实行高度的集中，实际上是一种半军事化的组织。不要说帮助人民当家作主，就是党自身的民主，也是受到很大的限制的。成为执政党以后，这种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又成了党最重要的目标和任务。在实践中，我们已经看到，能不能自觉地实现这一转变，既关系党所领导的事业，也关系到党自身的未来。过去的挫折和今天的成就，均与此有关。可见，一个党在成为执政党之前与成为执政党之后，在民主制度建设方面，是有很大的差别的。从政党的性质来说，一个政党在成为执政党时候，更应该专注于帮助人民实现当家作主的权利。
其次，苏联共产党的腐败也是导致苏联解体的一个重要原因。执政党的自身危机使其人民抛弃了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在1991年俄罗斯的选举，叶利钦的上台可以说明苏共失去了民心;而“八一九事件”的失败则证明了苏共已经失去了广大共产党员的支持，也就是1900万党员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捍卫苏联!不仅如此也使其失去了军心。究其根本要归结于苏联共产党长期以往的腐败，以及个人崇拜和功利主义的盛行，蒙蔽了苏共领导人眼睛，把人民的利益放在一边不顾，甚至侵害人民的利益。终究苏联共产党被人民给抛弃了。权力对执掌者有强大的腐蚀性。权力的巨大能量往往使掌权者在向政治目标前进时，也获得相应的利益。这种利益有时会挑战政党赖以使自身凝聚起来的价值，使政党原先的价值发生畸变。
另外，苏共的执政理论的停滞不前也是苏联垮台的重要原因。马克思列宁主义必须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苏共的垮台就是将马克思列宁主义教条化，把马克思等人的具体论断当作如今理论与实践的标准，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分析和评论也处于一百多年前，严重束缚了人们的思想，停滞不前，因此执政党需要科学地理解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在此，我想借用徐老师在课上用的结束语来结束这篇文章，因为老师的这个结束语确是最好的：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复哀后人也。我们要吸取苏联共产党的教训，对我们面临的瞬息万变的时代作出迅速的反应，科学地进行我们的政党建设。
第三篇：如何看待苏联模式的成败,结合今年是苏联解体20周年,谈谈其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启示。
一.如何看待苏联模式的成败，结合今年是苏联解体20周年，谈谈其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启示。
对苏联70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历史即苏联模式要持辩证分析的态度,反对历史虚无主义,这样才能正确汲取苏联解体的教训,才有助于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
苏联解体后,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70年历史即苏联模式成败得失的评价大体有两种:一是全盘否定苏联历史,如戈尔巴乔夫之流。还在1984年,戈尔巴乔夫在会见瑞士记者时,就说这个制度“一切都腐烂了,必须用民主化、公开性的手段促其变革”;一是持辩证分析的态度,既承认它曾经取得的
中国对待苏联模式的态度经历了一个从“以苏为师”到“以苏为鉴”的曲折过程，开始时接受苏联模式主要是一种自觉的行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失误，不仅仅是苏联模式造成的，也有与我们在学习进程中未能充分吸收其精华、抛弃其糟粕有关。
1苏联模式：斯大林战胜党内三个反对派后，随即发动了高速工业化，农业全盘集体化和大清洗三大运动，完全改变了列宁开创的新经济政策的道理，形成了后人所称的斯大林模式，即社会主义苏联模式。
2苏联模式的三个方面：发展战略，经济体制，政治体制。
发展战略：1片面的强调发展速度问题，而忽略经济效益。2粗放型发展方式，而非集约型发展。3封闭半封闭的经济，与外界联系不够紧密。4产业结构上，农业重比例失调，片面强调重工业，特别是军工工业发展。
经济体制：1实行单一的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和集体所有两种形式。2经济结构上优先发展重工业，忽略轻工业和农业发展。3忽视市场机制，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 政治体制：1强调专政和国家的镇压职能，忽视民主和法制。2在执政党与国家的关系上，强调党的领导，以党代政。3各加盟共和国的党，政，经，文大权过分集中于中央。4民主集中制得不到很好贯彻，党的领导体制呈金字塔型，即全党组织和党代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和书记处—总书记，斯大林集党，政，军最高权力于一身，形成了个人集权制和终身制。
3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评价：对历史事件的评价决不能离开当时的历史环境。事实雄辩证明：苏联如果不是利用“社会主义计划管理”的优势，就不能在一个落后的国家短期内集中调动国家有限资源实现工业化，打败法西斯侵略，拯救自己的国家。当然斯大林在实现工业化过程中也有深刻教训，对苏联工业化，现代化发展中的这些教训是应认真总结和汲取的。
斯大林模式的历史地位：
1斯大林模式比较成功的解决了在资本主义包围和战争威胁中，一个经济和文化落后国家如何很好的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难度很多的课题，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2苏联在短短的二十多年时间里就跑完了资本主义花费了一百年的路程。3由于斯大林模式，是苏联抢在二战爆发之前基本实现了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为取得卫国战争胜利准备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保存了民族的生存，赢得了世界人民的尊重。4总之，客观的说在20世纪30年代世界的历史上，斯大林模式留下的不是失败的记录，而是成功的骄傲。尤其是当1929年至1933年，资本主义面临完全危机的时候，苏联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震惊了西方世界。二战后，它对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恢复经济，初步建立社会化大工业的基础，也起到过积极示范作用，从而对资本主义社会形成强大的冲击力。
斯大林模式的弊端：
1在经济方面，它长期只注重发展工业和国防工业，是国民经济发展比例失调，人民群众特别是农业的物质生活水平难以得到持续的提高。
2在政治方面，高度集中的党政领导体制，自上而下的干部委派体制，缺乏民主的监督机制，致使以党代政，党政不分的现象被认为是体现党的领导的正常原则而被肯定下来。
3在思想文化方面，高度集中的文化管理体制导致学术民主的消失。
4在国际方面，针对帝国主义搞封锁，反对开放，主张封闭，提倡关起门来搞建设。 5苏联斯大林模式的危害性还在于，斯大林将这一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模式绝对化和普遍化。
4当今社会对苏联模式的看法：苏联解体后，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70年历史即苏联模式成败得失的评价大体有两种：一是全盘否定苏联历史，如戈尔巴乔夫之流。还在1984年，戈尔巴乔夫在会见瑞士记者时,就说这个制度“一切都腐烂了,必须用民主化、公开性的手段促其变革”;一是持辩证分析的态度,既承认它曾经取得的辉煌成就，也指出其自身存在的严重弊端。
5苏联模式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影响：苏联模式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影响，无论是正面还是负面的，对中国发展都是一种有益的启示。认真总结这些启示可以使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少犯错误，少走弯路，对中国共产党人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也有借鉴和指导作用。
社会主义的苏联解体了，这并不说明社会主义已经失败，也不证明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更优越。相反，要把一个农业社会转变为一个工业化社会，最优越的制度仍然是社会主义制度，这已为1917年苏联十月革命后的历史所证实。人民选择社会主义，不仅在于更有利于社会发展，而且在于这个制度有利于实现最大范围和最高程度的社会公正。苏联解体的教训在于，由少数精英管理下的社会主义国家，一旦老一代革命家过世，很难保证继承者们不想通过实行资本主义而为自己获得更多的好处。我相信，社会主义在经历了一个长过程的发展后，会逐步解决上述问题，真正实现大多数工农群众不仅有受教育的权利，有劳动的权利，还有直接参与和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利。这样的社会主义肯定比资本主义优越，而且必将作为一种持久的社会制度而存在。
关于美国在苏联解体中的作用，有人认为，由于里根总统时期美国大幅度增加军费，迫使苏联也搞军备竞赛，结果苏联把自身的经济拖垮了。如果这是里很政府为了炫耀削弱共产主义的政绩，那就无可非议;如果对历史负责，那么我就要告诉大家，据美国的资料显示，八十年代苏联军费开支的绝对数虽然增长较大，但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与五十年代是完全相同的。应该说，对苏联的解体，美国和西方确实起了很良大的作用，但这种作用主要不是政治和经济方面的，而是以自由主义为代表的意识形态，非常有效地渗透到了苏联知识分子和党的干部的思想中。1991年，美国经济学家研究了苏联经济学家的思想倾向，并将其与英国经济学家比较，发现他们更拥护市场化和私有化。其实，苏联经济学家接受的不过是最简单、最天真的十九世纪的自由主义观点。
同苏联的改革相比，中国的改革取得了很大成就，大多数人口在20年间生活质量有了明显改善。中国经济改革的措施是把国家的有效控制和市场结合起来，到目前为止，不能不承认这是一种成功的模式，但是也要看到，在中国社会群体中，不平等的现象在大幅度增长，失业人数在增加，个人在社会保障方面所获得的福利在逐步减少。如果说在前进中有什么危险的话，我感到，危险主要来自于新自由主义思潮的扩展，这一思潮正在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按照新自由主义的观点，中国的继续发展必须打破政府对资本和商品流通的有效控制，把企业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我认为这是错误的，要知道，美国的自由主义模式不会给中国带来什么好处;据我研究，凡是过去实行计划经济和公有制的国家，一旦采纳新自由主义模式，实行完全的市场化和私有化，最多只能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附庸。现在俄罗斯已经
走上了这条路，我想中国的领导要比俄罗斯人高明，不会成为新自由主义词汇的俘虏，不会重蹈俄罗斯的覆辙。
苏联解体二十周年
中国自由派的“影射史学”：你看，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垮台了，说明社会主义制度不行吧……什么，联合国统计2005年俄罗斯各项发展指数才恢复到苏联解体前的水平?那…那…那是因为旧势力的阻挠，改革不彻底，普京开历史倒车……反正我们自由派的主张永远是正确的，错误和灾难都是别人造成的。
苏联解体，是个对俄罗斯、中国乃至全世界都有重大启示意义的课题。
第一，不能否认，进入1980年代，苏联确实在政治、经济、国防、乃至精神信仰方面，都遭遇了一场深刻的危机。
第二，但是，这场危机，根本无法同1917年十月革命后的西方大国干涉战争及内战的危机相比，也根本无法同1941年底德国军队打到莫斯科城下的危机相比，这两场重大危机中，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都显示了强大生命力，战胜了危机并都使苏联更加强大。
第三，假设苏联没有解体(虽然历史的假设不成立，本文仅进行纯学术逻辑探讨)：达到“不解体”这个目标并不需要什么超人政治家和雄才伟略的大师，更不需要苏联公众付出1917年和1941年时的巨大代价，仅仅需要领导层和公众谨慎行事并进行必要的战略收缩，而不是采取戈尔巴乔夫不计后果的自杀方式，那么，刚刚因为越战失败和经济危机在1970年代陷入困境的美国，是否有力量通过里根经济学巨额负债的方式走出危机，就很成问题了，因为这需要美国拥有对欧洲、日本和第三世界的绝对干预力量，对国际关系常识了解的人都知道，当时的欧洲和日本已经对美国的经济金融霸权发起了猛烈冲击，而且欧洲和日本，都存在着借重苏联来平衡美国控制的强大政治经济势力。
理论上，只要苏联顶住了这场危机，那么美欧日三边竞争只能更加剧烈，美国走出1970年代全面危机将变得更加困难，中国、印度两个大国工业的快速发展，也将使全球能源、原材料价格迅速上升，并给苏联带来转机。
今年同样是海湾战争爆发二十周年，中国自由派把美国对伊拉克的胜利，归结为什么“自由”战胜“专制”，这充分说明了中国自由派对军事的完全无知：美国利用了苏联解体前夕的瘫痪状态，调动了本土和驻欧洲准备用于同苏联红军打世界大战的军事力量，远弱于美国的伊拉克是毫无机会的，这同体制问题毫无关系，换句话说，当时美国、伊拉克互换体制，战争结果一样毫无悬念，同二战德国击败比利时一样毫无悬念。
没有苏联解体前的瘫痪，美国是难以下决心调动本土、驻欧美军主力全力打击伊拉克的，而海湾战争的胜利，极大地增强了美国控制中东、利用石油美元维护美元全球霸权的力量。第四，苏联解体确实需要从政治、经济、国防等综合因素全面研究，仅仅归“功”于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少数几个人肯定是远远不够的，这方面的研究已经比较充分，相关论著很多。这其中，意识形态传媒战场具有十分突出重要的意义：归根结底，超级大国苏联没遭受军事侵略，也没遭受全面经济封锁(虽然美国动用了粮食战争、石油战争等手段)，它是完全败在了意识形态传媒这个决定性战场了。
在建立了足以与美国抗衡的军事力量之外，社会主义苏联——而不是解体后的俄罗斯——建立了全社会的住房、医疗和教育保障体系，苏联1917年后大大缩小，但却没有赶上美国的生活差距。
“只要采用美国的制度，就可以和美国人一样生活，还能享受西式民主自由”，这是苏联解体前，苏共中央失控的、被西化理论主导的各类传媒讨论一切问题的核心。美国是刻意，苏联则是无意识地抹去了一个致命的根本前提：美国拯救危机可以依靠美元的霸权地位或滥发货币或高额举借外债，苏联，包括世界其他任何国家，都没有这个条件。
受美国资助的苏联各类传媒，极端夸大苏联的社会问题，煽动对1917年以来苏联体制
的歇斯底里仇恨，拒绝任何理性谨慎与可控的改革模式，“一起问题，只有推翻现体制才能解决!”
必须认识到，当时的苏联，不仅是知识界、而且领导层和公众的主流，也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这套洗脑传销，广大党员、公众对苏共解散、对主张“全盘西化”的叶利钦等人，违背公众(通过全民公投)保存联盟的民意，使苏联解体，都因为这个不切实际的幻想而“保持了平静”。
今天的中国自由派，特别是其中的原教旨自由主义者，正在中国重复着当时苏联自由派(“民主派”)的老套路。
第五，评价苏联解体对俄罗斯的影响，标准只有一个：国家发展水平的基本事实数据。
苏联解体的启示
按照西方的观点，苏联解体证明了社会主义是巨大错误，计划经济不可行，只有资本主义才能带来技术进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苏联的解体，既不能证明社会主义的失败，也不能证明资本主义的优势。它只是证明，这个制度在把农业社会变成工业社会时比资本主义优越，比资本主义有更快的发展，更多的公正。这是被苏联的早期历史所证明了的。莫斯科大学历史系教授也强调了这一更深层次的影响：苏联解体没有使原苏联各加盟共和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问题得到解决，其经济，社会和民族矛盾的严重程度甚至超过俄罗斯。如今关于强大的苏维埃帝国解体原因的著述颇多，但是大家往往忽略了三种情况：第一个是苏联由于宪法发条文的局限性，给加盟共和国自由脱离苏联提供了非常便利的条件。这就像一颗延时爆炸的水雷，休眠了几十年，在合适的时机引起了轩然大波。第二个原因是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由于改革而引发出“依赖性”这一生产社会的“毒瘤”，在沉重危机的刺激下加速发作，加盟共和国开始后悔向邻居施舍面包而以求自保。在第比利斯和维尔纽斯，人们都在说“为莫斯科干够了”，在乌拉尔有人要求不再“养活”中亚共和国。第三个原因是当时提出所谓的各加盟国自治化，严重削弱了苏共总书记的领导权力。随着中央政治和经济实力的削弱，权力开始向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流失”。在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争夺政治领袖地位的角逐中，苏联第一任总统的劣势越来越明显;他只是由人民代表大会选出，而非公民直接投票选举产生的，因此，其他位的合法性和权威性要低于任何一位加盟共和国总统。
第四篇：苏联解体对我国的启示
苏联解体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启示
摘要：苏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曾经举世震惊地在资本主义世界开辟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新方向，影响所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了朝气蓬勃的世界社会主义潮流。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辉煌，曾经拥有 1800 万党员，执政 74 年的苏联共产党，在短期内丧失政权、自行解散，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分崩离析。苏共的消亡和苏联的解体是二十世纪人类历史发生的重大事件，它对整个世界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如今，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前复杂的国际形势下，如何吸取苏联解体的教训，避免重蹈覆辙；如何不断深化改革和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关乎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苏联解体距今已经二十年了，但它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仍有着很多的启示。
一、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失民心者失天下
1. 经济方面
首先，经济发展并没有给人民带来生活水平上的相应的提高。苏联经济曾取得举世注目的成就 在长达半个多世纪里，苏联经济一直保持着较高速增长。1928年—1975年，苏联年均经济增长率高于美国。此后，苏联经济增长速度虽然减缓，但截止到1985年，苏联GDP年均增长速度依然不低于美国。从工业化的成就看，1913年按苏联疆域计算，工业总产值只相当于当时美国的69％，而到1985年苏联工业总产值已达到美国的80％。从经济实力看，这时的苏联已从革命胜利初期的世界第五位、欧洲第四位，跃居为世界第二位、欧洲第一位，成为仅次于美国的超级大国。然而，自斯大林开始的经济体制把主要精力集中发展重工业上，这在短期内促使苏联能够从工业实力上飞升，但是从长远来看，严重制约了人民的生产积极性，人民生活水平得不到相应的提高反过来也制约了经济的良性发展。斯大林的继任者们虽然进行多种改革尝试，但是关于重工业的偏重一直没有很好的转变。经济改革的困境使得人民的生活情况恶化，人民群众逐渐消磨了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其次，产权结构及分配制度的不合理加深了人民对政府合法性的质疑。
1、劳动者不能真正占有生产资料，使公有制落空。恩格斯指出：并非“任何一种国有化”部是“社会主义”。只有当“国有”成为真正的“公有”，即劳动者占有、支配生产资料并参与分配，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劳动者在经济上受劳动资料即生活源泉的垄断者的支配, 是一切形式的奴役, 即一切社会贫困、精神屈从和政治依附
的基础”。苏联那种“公有制”虽然没有资本主义式的“剥削”和“失业”, 但劳动者却仍然存在随时被政府剥夺生产和生活资料的危险。国家“作为一个垄断性雇主”, 完全具有“使离经叛道者就范的力量”。另外，苏联党政官员虽名义上不能占有，而实际上却能支配。这就使他们既可不负责任、不关心效益，却又可捞到好处。这就导至产权不明晰，所有权缺位，进而导至效益低下。
2、分配不公，干部特权 由于人民毫无分配权，便形成主宰分配的特权阶层。罗曼.罗兰称之为“共产党贵族”。这个阶层大约有50至70万人，加上其亲属约有300万人左右，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5%。党的政治局成员是这个阶层的塔尖。这个阶层还包括军队、克格勃的首脑，以及各加盟共和国的领导官员。特权者最高工薪与劳动者最低工资之比,十月革命时期是3倍；后来扩大到1922年的8倍；1934年的30倍；1945年的44至56倍，收入差距与资本主义又又和差别。而且，特权阶层的存在必然导致腐败的糜烂，例如勃列日涅夫上台后，迎合特权者需要，立即恢复了被赫鲁晓夫废除的全部干部特权，并使享受特权的干部范围有所扩大，特权种类日益增多。官僚们还纷纷效仿勃列日涅夫，兴建专供自己享用的狩猎小屋和上层圈子聚会的放荡会所。作为人民公仆的他们不劳而获的生活，不仅败坏了社会风气，也使普通苏联公民日益丧失主人翁责任感和自豪感，并促使一部分人走向非法攫取财富的道路，人民对其合法性的质疑理所当然的与日俱增了。
2.政治思想方面
也是最突出的，是意识形态的改革，造成了全社会主流思想的混乱。这方面我们前面介绍的政治领导人的改革也就涉及过。在人民的角度讲，在赫鲁晓夫对斯大林全盘否定之后，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认识便开始混乱起来。勃列日涅夫虽然重新提出了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而且竭力加强思想控制，但是仅仅得到相反结果，加深了人民对主流社会思想的抵制。到戈尔巴乔夫，他主张全盘接受全人类的文明成果，马列主义仅仅沦为各种思想的一支，苏联人民就在实质上缺乏了主流思想的引导。苏联不再有将各个阶层纳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中来的凝聚力。苏联政治实践对民主的挑衅亦对苏联人民的心理造成不可估量的影响。这在斯大林时期就有着明显的表现，例如斯大林曾明确表示：在社会科学中，只能有一个领袖，那就是担任政治领袖的人。所以，当他借《联来（布）党史》简单图解辩证法和唯物主义之后，哲学教授们谁也不再敢独立研究这个题目，而只能给斯大林作注、赞美他。1944年，他在同南共党员米洛万.贾拉斯的谈话中，声称“谁执政谁就规定宗教的信仰”。三十年代访苏的罗曼罗兰就
已敏锐发现：苏联社会已“挑起一个向斯大林顶礼膜拜的宗教信仰”。直至戈尔巴乔夫，大谈民主社会主义，多年积聚的民愤喷发，造成了灾难性效果。
3、民族问题方面
可以说苏联继承的沙俄大民族主义的传统是他无法正确处理民族问题的重要根源。长期以来，苏联领导人继承了沙俄帝国意识，竭力维护大俄罗斯沙文主义传统，引起了少数民族对联盟中央政府的不满，加深了对俄罗斯民族的隔阂，增强了离心倾向。在由100多个民族组成的统一国家中，苏联领导人片面宣传俄罗斯民族的功绩，非但无助于加强民族团结，相反，却激发了少数民族对俄罗斯民族的厌恶情绪，增强了民族离心倾向长期以来，苏联领导人一直宣称俄罗斯民族是苏联的“伟大民族和领导民族”，从实际上确立俄罗斯民族的主导地位，使少数民族处在不平等地位。在大民族主义的影响下，一方面，苏联强制推行俄语，引起了少数民族的不满，30年代中期，斯大林又下令用俄语字母为这些民族创造新文字。苏联自1958年起多次颁布决议，规定在各民族地区普遍学习俄语。其结果是许多青少年的本民族语言水平很低，以至于不会使用本民族语言会话、阅读和书写的现象，从而造成青少年与老一辈之间的语言隔阂，自然招致少数民族的不满。另一方面，苏联政府以各种名义在国内强制迁移二十多个少数民族的同时，又以叛国罪等名义将一些民族驱逐出境，使这些人处于颠沛流离的境地。在大规模的迁移过程中，至少有100多万老人、妇女和儿童由于受不了颠沛流离和新住地的环境而死亡。尽管后来苏联政府做出了种种补救措施，但“驱逐事件”已给这些民族造成了难以弥补的心理创伤。这种集体惩罚的方式严重伤害了被迁移民旅的民族感情，埋下了民族冲突的祸根，其后果甚至在苏联解体之后都能感受到。
二、苏联解体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启示
1、改革要不断深化和发展，但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不动摇
社会主义制度不是一成不变的，应根据实际情况实行必要的改革，以使其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改革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能以牺牲社会主义为代价。苏联的经济体制从斯大林当政开始，就一直是一种偏执的体制，长期忽视农业、轻工业的发展，大力加强和重视重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的发展，造成农、轻、重比例严重失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苏联国内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民对党和国家渐渐失去了希望。尽管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对经济体制做了相应的改革，但都没有触及问题的实质。到了戈尔巴乔夫当政期间，他提出了“新思维”改革，使苏联的改革偏离了社会主义
的方向，以至于成了苏联解体最直接的原因。中国曾经在一段时间也有过与苏联同样的经历，但从1978 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走上了一条正确的道路，制定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以按劳分配为原则，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把市场经济引入进来，提高了经济运行的效率。在政治上继续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的政体，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不动摇，使中国的发展没有偏离正确的方向。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但在很多问题上还存在着不足，如三农问题、腐败问题、国有经济改制的问题、城镇失业人员安置问题、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问题、环境污染的问题、大学生就业的问题、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黑矿问题、高等教育的问题等等。这些问题要求改革开放必须进行深化和发展，将其作为基本国策继续坚持下去。
2、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必须警惕和防止西方的和平演变，必须捍卫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政权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苏联的解体是西方垄断资产阶级长期推行和平演变战略的结果，它意味着和平演变战略在苏联已经得手。西方敌对势力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的手段是多种多样的，但从苏联解体的实践来看，主要有两种：一是支持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政治反对派，即所谓的“持不同政见者”，鼓励并资助他们进行反共反社活动；二是凭借强大的科技、经济、军事实力，从外部给社会主义国家施加政治、经济、思想压力，促使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尤其是共产党内部，发生有利于敌对势力夺权的变化。正是在帝国主义的强大压力下，苏共有人对社会主义失去了信心，企图适应帝国主义的需要，从根本上改造整个社会大厦。因而，一股新的修正主义思潮——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思想泛滥起来。它扰乱了共产党的思想，使苏共失去战斗力，最终失去政权。从杜勒斯的“解放政策”，到肯尼迪的“和平战略”，从尼克松的“不战而胜”，到里根的“促进民主运动”，无疑都是和平演变战略的运用。中国进行改革开放，目的是为了解放和发展我们的生产力，提高我国的综合实力。当然，在这一过程中，随着国门的打开，许多西方的思想也随之而来，对中国人，特别是年轻一代的中国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于是，便有了哈韩、哈日、哈欧美的说法。如今的和平演变战略比起以前似乎更具有迷惑性和隐秘性，因为它容易穿上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技术的外衣，像迷魂散一样神不知、鬼不觉地影响我们的思维。面对这样的形势和问题，我们必须处理好改革开放和独立自主之间的关系，处理好改革开放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关系，处理好改革、
发展和稳定的关系,让任何想破坏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企图都不会得逞。
3、发展加强与友好国家间的关系，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苏联解体，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苏联一直推行大国沙文主义，常常用武力去镇压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这严重损害了苏联的形象。在勃列日涅夫当政时期，甚至提出了“有限主权论”，即苏联的事情就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事情，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事情也是苏联的事情。波匈事件、布拉格事件等都是霸权社会主义的体现。在苏联的高压政策下，苏联民心丧失，丢掉了伙伴们的支持，以至于发生东欧剧变。中国是一个大国，随着综合国力的提高，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但我们决不称霸，决不损害他国利益，我们要在国际社会树立良好的社会主义国家形象，注意与世界上其他国家保持友好的外交关系，无论是对大国、强国，还是小国、弱国。这样，我们就能更好地引进外资，就能更好地发展进出口贸易，就能更好地与先进发达国家进行交流与合作，实现双赢。
4、让改革开放的成果惠及整个社会、整个民族
苏联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每个民族在历史上又有过很多矛盾。可是，苏联在进行建设的同时不但没有关注和重视这一问题，让各民族享有国家建设的成果，反而造成各民族之间的不和，使国家凝聚力下降，为苏联解体埋下隐患。同样，中国也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各民族之间也有过许多的历史问题。我们也必须处理好各民族之间的矛盾，在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同时坚持让各民族都参与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来，对少数民族落后地区给予一定的特殊照顾，让改革开放的成果惠及整个社会、整个民族。在苏东剧变，社会主义遭到重大挫折而处于低潮的形势下，国内外敌视社会主义的人则幸灾乐祸，变本加厉地攻击社会主义，污蔑马恩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是“空想”，是“乌托邦”，社会主义的命运是注定要失败的。也有些看不清时代本质的历史发展趋势的人，产生了种种疑惑，甚至对社会主义前途失去信心。但是，中国仍然坚持着自己的社会主义之路，并且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一步步地的实现着自己的强国梦想。我们应该认识到，苏联的解体对于中国而言，特别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而言，是有着很大启示的。我们要从苏联的身上吸取教训，不断解决我们自身的问题，让苏联的悲剧永远不要在中国发生。
参考文献
[1]马绍孟，周新城，冯特君主编.坚持社会主义反对和平演变.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年版
[2]王鑫.社会主义建设基本经验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年版
[3]马宽等.当代世界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案例教程.北京：
[4]潘广辉 博士论文《民族问题与苏联解体》中国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2004
第五篇：日韩金融改革对中国的启示 2004
作者：易宪容
近日，随着国家统计局公布上半年数据，有关“宏观调控初见成效”的称赞声不绝。但就是没有人去想，为什么政府一出手经济数据就能够降下来?经济过热是否会卷土重来?这种运作机制的根本缺陷在哪里?当然，要回答这些问题，还是看看他人所走过路。近几年来，我们的邻国日本与韩国经济上面临的困难与问题同样不小。两国同样在采取办法来化解，但是由于采取的思路与方式不同，实际效果也就相去很远。从日本来看，直到近年来才有一点起色，而在过去的十几年里，特别是在1990年代，日本金融学界称之为“失落的十年”。日本长达13年的金融危机一直令许多人困扰，因为在一般情况下，金融危机发生后的二三年内都能够走出困境。如发达的市场体制下，有效的市场运作机制，配合适当问题处理政策，金融危机在不长的时间内得以化解。不少发展中国家在国力无法支撑的情况下，经济整个崩溃，金融体制也能在不长的时间内更新与重建。
日本的金融危机之所以难以化解，就在于一个快速成长的经济体中，金融体制相对较为落后保守，金融法规不健全。更为重要的是，金融机构经营者在资产泡沫的扩张中，不注重金融风险控制与信用的分析，而是将重点放在人际关系的维持。在问题发生之后，又用尽一切手段来掩饰，最后把问题越拖越大，银行的呆坏账越积越多，终于一发不可收拾。同时，金融监管机构先是过
于乐观，继而拖以待变，等到问题越来越严重时，又不愿让大金融机构倒闭。政策上一再延误，从而失去解决问题的良机。日本政府最后不得不采取断然的政策，但经济已受到重创，病去如抽丝，这个巨大的经济体只好躺在床上等待元气恢复。
同样是面对金融危机，韩国则是另外一番景象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韩国经济受了到前所未有的重创，韩国经济也濒临崩溃的边缘。在韩国爆发金融危机的前一年，前总统金泳三也曾希望整顿积弊深重且体质又相当脆弱的韩国金融体制，但由于受到国内既得利益集团的全力抗拒，行政部门不能够发挥应有的公权力而失败收场。一年后，面对着严重的金融危机，金大中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要求与帮助下，对韩国的金融制度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也正是这种金融改革的大力推动下，经济短短几年就得到恢复。1999年和2000年韩国的GDP增长率分别达到10.9%和9.3%。即使是在2001年世界经济出现衰退的情况下，韩国的GDP增长率达到了3%。
韩国金融改革的具体方式有：首先是准备阶段(从1997年12月3日到1998年6月15日)，在这个阶段中，韩国政府除修改相关法令规章并检视各金融机构的资本充足率是否达到巴塞尔协议所规定8%标准，以作为日后大力整顿金融机构良好基础外，于1997年12月24日成立韩国资产管理公司，并陆续设立韩国存款保险公司与综合金融评估委员会，以及在1998年4月成立独立的金融监督机构金融监督委员会等单位，作为
金融体制改革的执行与监督机构。
其次，在金融改革期间，将不能够通过金融检查的金融机构即其资产充足率未能达到最低标准、经营不佳且在短期内亦无法改善的金融机构、勒令其破产、合并、暂时停止营业以及给予拍卖等方式加速淘汰。
最后是经过一连串汰弱择强后，在金融监督委员会严格监督下，根据重整计划，以引进外资、有偿增资、合并、收购、缩减营业范围以及地点撤换管理层等方式，来加强经营状况较好的金融机构的体质。如金融机构巨大不良资产的清理、银行业与非金融机构的重整等。
政府强力介入的金融体制改革使得韩国的银行业在短期内取得巨大的成绩。韩国银行业财务结构不但更加健全，而且生产力大力提升，获利能力亦明显增强，经营状况也进行了佳境。根据韩国金融监督委员会在2002年4月底报告指出，2001年韩国的20多家银行基本上结束近5年来亏损的状况，而且净利润创历年新高。韩国银行业员工的生产力也得到大幅地提升，而且高于美欧日本等发达国家商业银行的平均水平。同时，2001年韩国银行的资产回报率、普遍股权收益率也都得到了明显的改善。同时，在韩国政府不断投放巨大的公共资金，协助金融机构清理庞大的不良资产之后，韩国银行业的健全性日益提高，银行资产的充足率等考查商业银行指标都达到发达国家商业银行的水平。
从韩国的金融改革来看，面临着严重的金融危机，政府推动的金融改革基本上是相当顺利的，大致上都按照预先计划顺利推行完成。尽管在改革的过程中，因韩国政府不断利用国家庞大的资源积极介入干预，严重扭曲资源分配和市场机能的正常运作，并由此引起国际上关切与批评。
近几年来我国也加大金融体制改革的步伐与力度，政府也出台了不少政策与措施，但无论是银行改革还是证券市场的改革都不尽人意。特别是这次宏观调控，金融体制所暴露的问题更是丛生，有的甚至积重难返。无论是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还是证券市场做假欺诈;无论是金融资产的错配误配，还是金融市场定价机制扭曲等，这些都严重影响了国内金融市场的发展，严重阻碍国内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可以说，由于金融体制改革的严重滞后，金融业成了我国经济发展最大的瓶颈。
日本与韩国金融改革所走过的路或许会对我国有不少启示。首先，我国的金融体制改革基本上还停留在改革开放初期“摸着石头过河”的思路上。缺乏大的战略和持续性的规划、设想，使得不少法令法规朝令夕改。比如金融改革的发展路径问题，是采取中央集权式或分权式自由企业式，尽管中央的文件有所表示，但实际上却根本无法走出信用市场所主导的金融体系。因为在这种体系下政府能够通过直接投资、贷款、政府担保等方式和银行来分担整个金融体系之风险，或透过银行关系来影响信用的再分配，从而通过利率管制让金融资源流向政府所认可的部门与行业。可
以说，目前这种金融体制中的根本格局不改变，金融改革要取得大的进展是十分困难的。在政府对金融市场主导的前提下，不仅会减低金融资源的运作效率，而且既得利益集团一定会利用政府权力来为其集团服务，如日本的既得利益集团那样阻碍金融市场的发展。目前利率市场化问题就是一个十分明显的例子。本来中国金融市场的利率早就扭曲多年了，中国的经济发展为什么会过热不断，就是这种金融资产价格严重扭曲的结果。很简单，如果不是资产定价那样低，投资不会那样过热。但是，这显而易见的东西就是有人看不到。
其次，从韩国的经验来看，我国金融改革最为重要一点是：任何改革都在一定的规则范围内进行，并以有力组织来保证这种改革的执行与实施。目前我国所进行的金融改革不是先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先建立起执行这些法律法规的组织，而是走到哪里就改到哪里，哪里出了问题又制定一个政策来弥补，这就使得市场行为总是在以短期为主。
再次，要对现有的金融机构与组织进行全面的清理整顿，对那些体质不好、前景不佳的金融机构都得毫不留情地强制性地勒令其破产、歇业、拍卖与合并，比如一些证券公司及信用社。当然，对于不良资产的处理，政府一定要下大力气，无论是银行不良资产还是证券的不良贷款，既要全面认真清理，看看到底有多少，也要有决心处理，不能优柔寡断，让问题一拖再拖，拖出日本的结果。同时，对国内外的资本大力开放，以补充金融业的失血现
象。为了吸引国外资金前来投资，要大幅放宽对外资进入国内金融业的限制。
还有，应该强化金融监管规范，重新的审视现行的监管法律与条例，不要等到问题一来就没有可依据的法律。比如，对中小投资者损害补偿问题。
出处：中国经济时报2004年7月22日12时03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