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 两岸经济合作机制；ECFA；内涵；规律
摘 要： 两岸ECFA是两岸经济合作机制的核心构件之一，其有效运行与两岸经济合作机制成熟发展，反映出如下主要特征：大陆与台湾共享文化与价值观念是深层心理动力；大陆与台湾获益或失益预期是直接行为动力；一个中国原则是内在要求；两岸公共权力正向有效介入是关键。
On the Connotation and Its Growing Laws of the Cross-Strait Economic Cooperation Regimes
LIU Ge(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Law, Yanshan University, Qinhuangdao
Hebei,066004, China)
Key words: the CrossStrait Economic Cooperation Regimes; ECFA; connotation; laws
2010年6月29日，海协会与海基会举行第五次会谈，大陆海协会会长陈云林与台湾海基会董事长江丙坤，分别在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The Cross-Strait Economic Cooperation Framework Agreement，ECFA）上签字，这是构建两岸经济合作机制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如何确保ECFA有效运作，促进两岸经济关系正常化、制度化和自由化发展，构建完善的两岸经济合作机制，依然是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本文拟厘清两岸经济合作机制的基本内涵，探讨ECFA实际运作与两岸经济合作机制形成与发展的一般规律性。
一、两岸经济合作机制的内涵
两岸经济合作机制在汉语中是一个新术语。汉语中 “机制”一词起源于外文翻译，最初对应的英文是“mechanism”，意指机械系统或生命有机体的内部结构、功能及其活动规则。后来，西方的人类学家、心理学和社会学家在各自研究中借用了这一概念，泛指事物的内部结构、功能及其运行规则。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开始把“regime”一词作为描述国际和区域合作现象的内在原理、中介组织及相关规则的一般概念。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在政治学和经济学领域将“regime”翻译为“机制”，并逐渐广泛使用。“两岸经济合作机制”提出可追溯到1993年4月，大陆海协会与台湾海基会曾不公开地协商过两岸经济合作机制问题，并有“设立两岸经济交流与合作会议制度”的提法，为此双方还成立了工作小组，但没有后续成果。［1］2002年1月，钱其琛在纪念江泽民《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讲话发表七周年座谈会上指出：“两岸双方已先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是进一步发展两岸经贸关系的新契机……为推动两岸经济关系上升到一个新的水平，我们愿意听取台湾各界人士关于建立两岸经济合作机制、密切两岸经济关系的意见和建议。”［2］这是中国大陆官方首次公开运用“两岸经济合作机制”这一术语。钱其琛讲话之后，关于两岸经济合作机制的研究在两岸悄然展开。2005年4月和5月，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与国民党主席连战、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在会谈后所发表的新闻公报中都明确提出了共建“两岸经济合作机制”。两岸党际交流高端的重视，为两岸经济合作机制的构建注入了强大的政治和舆论力量，指出了两岸经济合作机制的发展方向，引发了两岸官产学界对构建两岸经济合作机制的关注，在两岸经济合作机制的目的与可行性、问题与途径、意义与影响以及制度化安排等领域取得多项研究成果，推动了构建两岸经济合作机制的实践活动。无论是2005年9月在上海举行“第一届两岸民间菁英论坛”，还是已成功举办六次的“两岸经贸论坛”（自第三届改名为“两岸经贸文化论坛”），两岸经济合作机制都成为核心议题之一。2008年6月以来，随着“海协会”与“海基会”商谈机制恢复，五次“江陈会”的成功举行又将两岸经济合作机制的理论研究和现实构建带进一个新阶段。
根据《新牛津英汉双解大辞典》的解释，“regime”的本意是指一种特定的政权或统治体系，它之所以被西方学者引入国际和区域合作研究，可能在于其广泛的外延空间和描述现实经济、政治合作现象的涵盖能力。总结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政治学和经济学意义上的“机制”（regime）可以定义为：行为体（actors）围绕一定问题领域的共同利益预期，基于该问题存在发展的客观规律，设立或不设立特定的中介组织机构，约定一系列明确或不明确的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的过程和体系。其中原则是指对事实、因果关系和诚实的信仰；规范是指以权利和义务的方式确立的行为标准；规则是指对行动的专门规定和禁止；决策程序是指现行的决策和执行集体选择政策的习惯。［36］这一定义表明，机制在时间上表现为一个过程，在空间上表现为一个体系，其内涵至少由四部分构成：一是行为体；二是行为体在一定问题领域的共同利益预期；三是媒介组织；四是行为体互动行为的伦理规则体系。
机制是任何合作领域普遍存在的现象；其约束与作用的对象是在一定的问题领域内任何具有一定利益诉求和行为能力并寻求合作的行为体，这些行为体都在或简单或复杂、或自觉或不自觉地践行机制并受其影响。机制的存在形式多样，可以表现为超国家、国家间、区域内或区域间乃至个体层面行为体之间以区域或问题为维度的多种互动合作机制。两岸经济合作机制是一个国家主权下两个地区之间的经济合作机制，其内涵是：中国大陆与中国台湾为在经济领域实现互利双赢，基于两岸经济关系发展的规律以及共同利益预期，设立特定的中介组织机构，共同确立并遵守一系列经济合作的原则、准则、规范和决策程序的过程和体系。作为一个过程，两岸经济合作机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分阶段由低级向高级发展；作为一个体系，两岸经济合作机制不仅是制度框架，还包括行为体、共享文化价值、中介组织机构等重要构成部分。［78］
二、两岸ECFA与两岸经济合作机制形成和发展的规律性
两岸ECFA与两岸经济合作机制的形成和发展具有共同的规律性。从一般意义上讲，任何机制产生与发展的原初动力都在于行为体的利益动机。行为体文化价值观念的互动整合以及相伴随的利益预期的形成为机制产生和发展提供原动力。为了保证行为体之间合作的顺利进行，减少合作中的欺骗与不确定性，参与合作的行为体需要设立特定的中介组织或机构，约定一系列的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由此机制便得以存在和发展，这是机制形成的一般规律。ECFA和两岸经济合作机制作为一种区域性经济合作机制，具有如下主要特征：
第一，大陆与台湾共享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是ECFA与两岸经济合作机制产生与发展的深层心理动力。任何机制都不是既定的，而是人为创造的结果；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进化的和学习的过程，其中知识、文化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等主观因素对机制的产生和发展具有无形的重大影响。知识塑造了行为体对现实的认知，并向行为体传达关于因果联系、方法手段与行为结果的信息；文化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塑造了行为体之间的利益取向、利益内容、相互利益平衡方式以及对应的行为规则与规范，并进而塑造机制的形成与变迁。行为体对特定领域事务、相关环境事实以及对其他行为体在该特定领域所表现出来的主观价值取向（或利益诉求）的认知，既是行为体之间冲突与合作的起点，也是行为体最终协调立场、平衡利益、确立合作共识以及一系列行为原则、规则、规范和执行程序的终点。因而，行为体能否在互动中形成共享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将决定机制能否产生以及未来发展的可持续性。
由于政治因素的影响，两岸经济合作一直缺乏正式的、双方共同制定与遵守并有效执行的制度框架。然而，20多年来两岸经贸关系却能够在此背景下迅速扩展，取得巨大合作成果，主要是得益于两岸同胞同文同种、基本价值观念一致。两岸经济合作，无论是共识凝聚，还是立场协调与沟通磨合，主要是通过民间途径，在亲情、友情和乡情的基础上，在一种近乎“一切都在不言中”的非正式的、不明确的规则中进行的，这恰恰反映了两岸同胞共享文化价值观念对两岸经济合作所产生的巨大心理动力效应。
第二，大陆与台湾获益或失益预期，是ECFA与两岸经济合作机制产生与发展的直接行为动力。无论是获益预期还是失益预期，都是行为体采取行动的直接动力。获益预期促使行为体采取进取行为，失益预期则促使行为体采取规避行为。无论是进取还是规避，都涉及到行为体的理性政策选择。通过对一定利益关系中现实的或潜在的获益或失益的发现，行为体借理性弱化或强化自身立场，最终达到自身利益与其他行为体利益平衡，这一利益平衡点往往就是行为体共同利益所在。为了在共同利益中实现自身利益，行为体就要围绕共同利益约定共同遵守的行为原则、规则、规范，并确立实施、修正、监督这些原则与规范的组织、机构和程序，机制从而得到确立。
20多年来，两岸经济合作在缺失制度框架的情况下取得巨大发展，离不开两岸同胞共享的文化和价值观基础，更离不开两岸同胞追求的巨大利益动机。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中国大陆逐步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的发展战略，为了解决内部资金不足、技术落后和相关材料缺乏的问题，需要大量外来投资和对外贸易。与此同时，随着欧美国家纷纷把对外贸易与投资的重心逐渐转向亚太地区，台湾企业也受到来自全球或区域的巨大竞争压力，台湾有识之士普遍意识到，若不积极利用大陆市场作为经济发展的腹地，台湾就难以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的过程中保持竞争优势。为了促成产业升级和经济国际化，在竞争中获取更大的利益，台湾企业积极利用与大陆的特殊关系和优惠政策扩大投资，不断推动两岸经济合作。
两岸开展经济合作，对双方都有巨大好处。对台湾而言，正是在大陆发展的巨大经济利益促使了台商对大陆的投资不断出现新高潮，投资规模逐渐扩大，投资产业呈现多元化，特别是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的电子行业以及具有重大经济影响的金融保险业等。巨大的经济利益推动着台商对大陆投资不断朝集团化、规模化方向发展。大陆台资企业盈利面一直在60％以上，其中以投资经营工业生产项目为主的台商企业盈利面高达70％以上。根据中国大陆商务部统计，截至到2010年7月底，台商投资大陆项目总计达81 668个，实际到位资金达509.6亿美元；1978年1月-2010年7月，两岸总贸易额累计达10 454.2亿美元，台湾对大陆贸易顺差累计达6683亿美元。
对大陆而言，来自台商的巨大投资、先进技术以及外向型管理与营销经验也大大地拉动了经济发展，促进了大陆经济现代化、国际化。
第三，ECFA和两岸经济合作机制作为一个国家主权下两个不同地区之间的经济合作机制，一个中国原则是其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1987年两岸打破隔绝后，中国大陆和台湾国民党当局都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两岸经济合作在政府协调和民间推动下迅速发展，大陆出台了一系列鼓励和保护台湾同胞来大陆投资兴业的法律法规，台湾国民党当局也做出有益的协调，共同推动最初两岸经济合作模式、协商管道以及相关运作规则的形成与发展。1990年和1991年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简称“海基会”）和大陆海峡两岸关系协会（简称“海协会”）相继成立，1992年11月海基会与海协会达成“九二共识”，首次开辟了两岸协商制度化的道路，签署了《汪辜会谈共同协议》、《两会联系与会谈制度协议》、《两岸公证书使用查证协议》、《两岸挂号函件查询、补偿事宜协议》四项文件，不公开地协商了两岸经济合作机制问题。这表明，在一个中国原则的基础上两岸经济合作机制得以健康发展。
李登辉执政后在国际场合宣扬“台独”理念，提出“两国论”，致使两岸关系出现严重倒退，两岸经济关系发展受到严重干扰，海协会与海基会的制度性会谈也被迫中断。2000年民进党执政后，不断在台湾政治、文化、教育等领域搞“法理台独”活动，导致两岸关系乃至海峡和平受到严重挑战，两会商谈中断十年，两岸经济合作机制发展停步不前。2005年，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亲民党和新党，围绕反对“台独”和全面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等重大问题展开党际交流，重申共同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立场，为两岸经济合作机制的形成和发展带来新的生机与活力。2008年3月国民党再次执政以来，海协会与海基会商谈机制正式恢复，两岸直接“三通”正式启动，两岸ECFA正式签署，使两岸经济合作机制的构建和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表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ECFA和两岸经济合作机制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
第四，ECFA和两岸经济合作机制作为一种政治经济领域的“公共物品”，其有效运作和形成发展的关键在于两岸公共权力的正向有效介入。公共权力在机制的产生与发展过程中，通过影响合作的舆论环境、公共物品提供、促进共识形成、财富与资源分配政策等，强有力地影响着特定问题领域机制的成长和存在性质。公共权力作为一个权威体系,更有能力主导制定相关行为的基本原则、规则、规范和决策程序，它对治下的行为体的权威可以直接转化为行为体接受这些机制安排的约束力量。与此同时，作为公共物品的当然提供者，公共权力可以行使民间组织无力承担的舆论职能和资源配置职能，付出民间组织无力或不愿付出的协调成本。两岸深化经济合作所涉及到的经济纠纷、货币金融、关税税收、技术标准等一系列重大问题，都是民间力量难以解决的，必须有两岸公权力的正向介入和积极推动。只有两岸公共权力充分沟通合作，分不同阶段，每一阶段针对不同的问题，形成解决方案和处理安排，才能真正建立并有效运行两岸经济合作机制。
在两岸经济关系20多年的发展中，中国大陆公共权力强力推动两岸经济合作，一直以来单方面出台大量惠及台湾同胞的政策法规，为两岸经济合作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公共物品支撑。相比较而言，受“台独”势力的干扰破坏，台湾方面公共权力正向有效介入两岸经济合作还有待进一步扩充。在很长时间里，正是由于两岸公共权力未能和谐对称地正向介入两岸经济合作机制构建，纵有大陆的强力支撑和两岸民间的倾力推动，但两岸经济合作机制化的“瓶颈”一直难以打破。2005年两岸开启党际交流后，推动公共权力正向介入两岸经济合作机制构建逐步成为主流共识。2008年3月后，国民党执政团队务实推动台湾公共权力正向介入两岸经济交流与合作，两岸经济合作机制化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两岸经济合作蓬勃发展，特别是今年两岸ECFA的正式签署，充分展示了两岸公共权力对两岸经济合作机制构建的关键作用。
三、有效运行ECFA推进两岸经济合作机制完善的原则
两岸同胞在经济合作中结晶出ECFA和不断成熟的经济合作机制并非易事，体现了民族理性和政治智慧。两岸经济合作机制是一个具有专门含义的政治经济学范畴，其形成和发展的内在规律性，是有效运行ECFA并推进两岸经济合作机制的成熟与完善需要遵循的。
（1）加强两岸文化交流与合作，共同继承和发扬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不断提升中华民族软实力。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相互认同的根本，是维系两岸同胞感情的心灵纽带，更是两岸同胞共有的精神家园。两岸同胞共同继承和发扬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可以凝聚民族共同价值，提升中华民族的政治文明和软实力，推动理性和谐的政治与经济机制的结晶与传承。
（2）坚持两岸互利共赢，把推动两岸同胞的整体利益福祉作为一切行动、规则和程序的出发点和归宿。两岸经济合作不是利益博弈的零和游戏，而是互惠双赢的良性互动。只有坚持为两岸同胞谋福祉，增进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才能确保两岸ECFA和经济合作机制良性运作，行稳至远。
（3）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自觉抵制“台独”势力的干扰破坏。一个中国原则是中华民族现实而根本的利益所在，没有民族团结，就没有民族的真正兴旺发达，就没有高层次的民族政治文明可言。“台独”违背中华民族根本利益，不但救不了台湾经济，反而会葬送台湾来之不易的经济建设成果和发展机遇，最终牺牲台湾同胞福祉，损害大陆同胞利益。在一个中国原则下，两岸ECFA和两岸经济合作机制的运行与发展，不是宣示立场的政治戏码，而是务实解决两岸经济合作中的问题，切实为两岸同胞谋福利，彰显中国人解决自己问题的民族理性和政治智慧。
（4）确保公共权力积极正向介入两岸ECFA和经济合作机制的有效运行与发展。两岸经济合作机制的构建与发展是一个复杂的探索过程，需要两岸官产学界鼎力合作，其中代表公共权力的官方发挥着最为关键的作用。两岸同胞应该不断探索公共权力良性介入两岸经济合作机制构建与发展的现实途径，进一步完善两岸党际交流、“两会”商谈和两岸经贸文化论坛这三个重要管道，形成官导民进的多层次、多维度互动交流体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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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Stephen D. Krasner.International Regimes［M］.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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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陆广品
政治经济论文范文第2篇
【摘要】高中政治课教学承担着培养学生思想道德素质、传授政治经济理论以及当前的社会发展政策的重任。因此在政治课程教学中教师要转变观念，不但要重视理论的传授，更要关注政治课程的育人功能。
【关键词】政治教学 问题 对策
政治课程肩负着育人功能，但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因受高考指挥棒的影响，政治课的教学背离了课程的初衷，偏重于政治课程理论内容的教学，忽视了对学生人文精神的培养。一些高中政治课教师以应试的重点和难点为教学关键点，强化理论教学，学生的教学参与程度比较低，学生对教师过于依赖，缺乏独立学习能力。长此以往，势必造成政治教学的弊端。
一、在课堂教学中容易被忽视的地方
1.忽略政治课程的育人功能。
高中政治立足于学生思想政治素质的提高，使其沿着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成长道路前进。但由于高考“指挥棒”的影响，形成了教师“讲条条”、学生“背条条”的教学场面。众所周之，以知识为中心的评价体系不变、以考试为中心的评价形式不变，我们的教学改革就注定充满坎坷。教学改革怎么改，改到什么程度，都受制于高考这个硬指标，高考上线是进入高校深造的先决条件。对一个学生来说，最关注的是高考科目。平时学习政治，就是“上课时听听，临考前突击背背”。“高考时又不考，不重要”，这是理科学生的普遍反映。绝大多数的学生不是因为学习思想政治课对自身的成长具有重大意义或对思想政治课感兴趣而学习，而是在应试教育的压力下，在某种程度上完全是应付性地学习，学习动机大部分来自外部动机，看重的是学习结果。可见学生学习时以应付高考為目的，处处以标准答案为准绳，最终以升学为唯一追求。这必然会降低学生的学习质量，使生动的学习过程变成一个苍白的知识积累过程。
2.课外阅读不被重视。
许多老师认为政治课教学只要能够把课本知识反复背下来，把老师讲的内容掌握了，一切试题都会做了才是主要任务，至于能够了解多少课外内容是没有必要的，只会增加负担。现代高中生接受的信息量是非常大的，但是能为思考问题提供支撑的信息却接触得比较少、阅历浅，对书本理论的理解缺少必要的感性知识。对于高中生来说，通过阅读可以弥补实际经验的不足，丰富学生的感性认识，使其比较容易理解理论知识，同时还可弥补教材材料滞后的弊端，从而改变政治课教学枯燥的状况，切实提高高中政治课教学的实效性。
3.忽视与实践和社会生活的结合。
《高中思想政治课程标准》在有关课程的基本理念中指出：“强调课程实施的实践性与开放性：本课程要引领学生在认识社会、适应社会、融入社会的实践活动中，感受经济、政治、文化各个领域知识的价值和理性思考的意义。”在思想政治课教学中，只有凸显实践性，让学生更多、更直接地从实践中去感悟和领会知识，才能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从而有力地提高教学质量。所谓“学习的外延与生活的外延相等”，但长期以来，我们在观念和行为上又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把政治课教学完全等同于政治课课堂教学，而课堂教学又把主要的精力和大量的时间用在了教师的分析、讲解和提问上。这样，课内的时间被教师大量地占用，课外的广阔天地又被视为可有可无而被排斥在教学之外，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又从何谈起。因此，建设开放而富有创新活力的政治课堂，开发学生的创造潜能，促进学生的持续发展，思想政治课教学必须凸显生活实践性。唯有如此，高中政治课的“教”与“学”才会打破观念的误区，打破教室的四壁，从而最大限度地拓展学习的内容和时空，最大限度地激发学生的兴趣和潜能，进而建立起既有利于开发心智、提高能力，又有利于培养性情、塑造人格的思想政治课教学新格局。
二、针对被忽视方面的对策
1.转变教学观念，关注政治课程的育人功能。
教师角色要由传授者转化为促进者，由管理者转化为引导者，由重知识传授向重学生发展转变，由重教育“教”向重学生“学”转变，由重结果向重过程转变，由统一规格教育向差异性教育转变。坚持正确的价值导向，采取灵活的教学策略。使师生在同一开放的精神世界、同一流畅的思维过程中深层互动。要引导学生在范例分析中展示观点，在价值冲突中识别观点，在比较鉴别中确认观点，在探究活动中提炼观点，进而有效地提高学生理解、认同、确信正确价值标准的能力。长期以来形成的老师为考而教、学生为考而学的教学观念和教师教条条、学生背条条的应试教育必须彻底打破，更应使学生转变其对待思想政治课程学习的态度。思想政治课教学的着眼点不应该是升学，而应该是全体学生思想道德水平的提高。为适应素质教育的要求，教师应深入了解每个学生，把握每个学生的思想脉搏，改变教法，把教材知识真正转化为学生的知识和能力，使人类的先进文化向学生个体心理品质内化，从而促进学生内在身心发展。
2.加强和促进高中政治课的阅读教学。
首先要结合教材引导学生阅读。定期利用板报、学习园地等小阵地粘贴有关政治主题的评论、新闻报道等文章内容;开展国内外重大事件的讨论、政治课沙龙;定期举办课外阅读新闻评论会、时事新闻知识抢答赛等，锻炼学生的政治学科思维，努力营造阅读氛围。同时，我们要结合学科教学，为学生提供多样化的阅读文本材料。尽量选择以学生生活中能够接触到、经历过、感受到的材料为主，从而提高学生的政治课素养。此外，还可以将阅读活动做进一步深入，例如，鼓励学生以身边的政治事例为切入口，参加相关的探究性活动。引导学生自己发现问题，自己设计探究性方案，撰写探究性报告。这样有利于引导学生扩大阅读面，培养收集占有信息的能力，培养自我探究运用书本知识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这样还能达到与实践、与社会生活相结合的目的，可谓“一举两得”。
3.注意学科知识与生活主题相结合，强化实践环节，丰富教学内容。
学生生活是政治课实践获得生命力和常保新鲜感的源头活水。因此，我们必须从学生的生活世界出发，以生活为主线，结合应用性常识，围绕学生的生活实际和学生所关注的社会生活问题组织教学，努力把学科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融入生活题材之中，引导学生用学科知识解决社会问题，使理论逻辑服从生活逻辑，并力求活动常搞常新。只有让“旧瓶”不断地倒出“新酒”，高中思想政治课的教学实践活动才会常搞常新。还要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社区服务、社会调查等实践活动，使教学内容从教科书扩展到学生关注的、有意义的题材。
总之，高中思想政治课不仅要传授给学生知识，更要发挥思想政治课的育人功能。课堂教学应与时事政策教育相互补充，与高中相关科目的教学和其他德育工作相互配合，共同完成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以利于全面提高学生社会参与和社会认知的能力。
政治经济论文范文第3篇
财政部门作为政府综合经济管理部门，承担着调控经济运行、管理财政资金、维护财经秩序等重要职能。当前财政部門承担的工作任务越来越重，工作责任越来越大。提高财政管理水平，是新形势下经济社会发展对财政部门的要求;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是引领财政事业发展进步的重要基础。近年来，东丽区财政局党组坚持把学习型党组织建设放在基础性、先导性和战略性位置，紧紧围绕“学习氛围浓厚、学习重点突出、学习方式创新、学习机制健全、学习成果转化”的目标要求，坚持以改革创新和加强党的建设为重点，狠抓党员队伍的素质能力和作风建设，努力营造人人学习、时时学习、处处学习的良好氛围，把学到的新理论、新理念、新知识、新方法运用到财政工作中去，大大提高了财政工作的创新能力和财政管理水平。
东丽区财政局党组始终坚持以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用科学知识强化素质，高度重视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建立并完善党员学习长效机制，充分发挥中心组在学习型党组织建设中的龙头作用，有力地促进了学习型财政机关建设。
1？郾强化学习理念、筑牢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根基。财政局领导班子深刻认识到，为了顺应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现代科学技术进步日新月异，知识创新、知识更新速度加快的趋势，必须在财政局机关党员干部中大力倡导终身学习、学习终身的理念，建立健全全员学习、终身教育的长效机制。牢固树立学习就是责任、学习就是工作、学习就是乐趣的理念，把学习作为首要工作任务来抓，并将其确立为对党的事业忠诚和高度负责的体现，不断增强学习的责任意识和使命意识，不断提高学习的自觉性和积极性，引导党员干部正确处理学习与工作之间的关系，自觉把学习当作一种高品位、高质量的生活方式，进而从中深刻领会人生的意义和快乐。
2？郾党组率先垂范，增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动力。按照建设学习型党组织和学习型机关的要求，局党组认真抓好中心组的政治理论学习工作，确保党组中心组在学习型党组织建设中处于“龙头”位置。党组成员始终做到“三个一、三个带头”，即先学一步、多学一点、学深一些，带头深入学习，带头开展调研，带头撰写心得体会，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并做到“三个结合”，即在学习内容上坚持政治理论学习与业务知识相结合，在方法上坚持集中学习与实地调研相结合，在形式上坚持个人自学与专家辅导相结合。近年来，局党组中心组紧紧围绕区委、区政府重大战略部署，组织开展了一系列专题学习活动，党组成员撰写了一批理论文章及调研报告，并在多家媒体刊载，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3？郾注重讲求实效，营造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氛围。建设学习型党组织，关键在于立足实际，务求实效。为了丰富学习载体，财政局在办公大厅开辟党员学习园地，设立“道德讲堂”，在“财政局办公网”开辟学习通道，方便干部学习交流。为了丰富学习形式，财政局紧密结合工作实际，开展了包括读一本好书、写一篇好心得体会、提一条好建议、召开一次服务对象座谈会、形成一套机关管理制度、开展一次理想信念教育、举办一次财政综合业务知识竞赛、开展一次主题调研、形成一份调研报告在内的“九个一”活动。结合各自业务工作，深入基层开展学习调研，全局每年撰写的各类理论文章和调研报告都在20篇以上，并对这些学习成果，予以表彰奖励，以激励干部职工不断提高政策理论水平。同时，建立学习和调研档案，特别是中层以上党员干部的学习状况，要定时向党组织进行汇报，以便党组织及时掌握开展学习与取得效果的情况，适时调整学习计划、更新学习内容。
4？郾深入调查研究，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局党组要求广大党员在学习中，以前瞻的意识、发展的眼光、全面的理念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局党组成员和各科室人员组成调研小组，深入到街道、经济功能区、企业和结对帮扶的村队，进一步加强调查研究工作。重点围绕破除影响和制约财政改革与发展的体制机制问题开展专项调研。调研中央八项规定和反对“四风”方面的贯彻落实情况;调研强农惠农政策的落实情况;调研群众对财政工作的意见和建议;调研财政工作面临的热点难点问题和解决对策;调研年度财政工作任务如何落实。通过调研基本找准了自身存在的问题，使整个调研过程变成了扎实推动工作的过程。通过调研有利于确保所制定的财政政策切合实际，符合群众要求。
为了适应新形势下财政发展的需要，东丽区财政局不断拓展战略思维，积极探索、勇于实践，不拘一格开辟学习通道，努力构筑干部受教育、强素质、树形象平台。在培训对象上，实行财政全员培训。在培训内容上，涉及政治、经济、政策、法律、科技、哲学、礼仪、健康等多个领域。在培训形式上，采取讲座、专题研讨、案例教学等多种不同形式。在干部教育培训中，我局针对不同类型干部的特点，安排不同的学习内容，提出不同的要求，做到层次分明，重点突出。
1？郾职业道德教育培训。继续以“对人民负责、为人民服务、受人民监督、让人民满意”为主题，组织开展集中辅导、观看《东丽区加强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示范培训课件》、签订践行职业道德承诺书等形式多样的职业道德建设活动，引导党员干部增强公仆意识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多办顺民意、解民忧、增民利的实事和好事，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形成以遵守职业道德为荣、以背离职业道德为耻的良好风尚。
2？郾依法行政教育培训。按照党的十八大提出的“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继续简政放权，推动政府职能向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转变”的要求，结合“六五”普法活动，组织财政干部职工，特别是财政行政执法人员进行法制教育培训，全面推进财政部门依法行政、依法理财工作，着重培训财政干部依法确定政府财政支出责任，合理界定财政资金供给范围，提高财政对公共服务领域的保障能力，提高财政对依法行政的保障能力。全面提升财政干部的法律素养和依法行政、依法理财能力。
3？郾财政业务教育培训。加强专业及人才的培养工作，加快实施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构建分层分类的专业技术人才继续教育体系，鼓励专业技术人才深造，为与财政工作密切相关的具有中高级职称的专业技术人才创造“干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的学习机会，搭建施展才华的舞台。继续举办“财政大讲堂”，邀请专家学者讲授金融财税政策及相关法律法规;围绕充分发挥财政职能作用、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战略目标，举办关于财政体制预算管理、政府采购、国库集中支付、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等方面的财政业务知识培训。局长和科室负责人交流财政业务;组织财政业务部门干部参加政府收支分类改革、资产管理、政府采购、税制改革、财政支出管理改革、财务制度改革、行政单位会计制度等各类财政业务培训，并在每年年底举办财政综合业务知识竞赛，以检验教育培训效果。
4？郾思想政治教育培训。坚持每周五干部职工学习日制度，制定计划、安排學习内容。采取集体组织学习、专题辅导、党组书记讲党课、召开座谈会、财政投资大项目观摩、下基层调研等灵活多样的形式进行思想教育，重点学习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以及市区委、政府文件精神，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权力观教育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教育活动，极大地提高了干部职工的思想政治素质。
5？郾党风廉政建设教育培训。结合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充分运用电子化、网络化手段创新内部监控机制，强化对工作作风、廉洁从政、办事效率、服务意识、工作质量的监督，树立为民、务实、清廉、依法、高效的财政机关新形象。不断增强党员干部廉洁自律意识，采取多种形式，如召开廉政会议集中学、开辟论坛讨论学、引导干部自己学、组织观看典型案例、观看违纪违法领导干部忏悔录等教育录像、预防职务犯罪案例、撰写心得体会、开展交流讨论等，在党员干部中广泛深入地开展了党风党纪教育和反腐警示教育活动。
6？郾重点抓好知识技能培训。以提高财政干部职工学历、技能职称为重点，狠抓业务知识和技能培训，积极鼓励广大干部职工利用业余时间继续进行函授、自学、成人高等教育等不同形式的学习，提高学历层次，全面掌握业务技能。重点抓好科学文化素养培训，邀请财经大学教授举办“财政投资绩效评价”专题讲座;举办公共礼仪、健康生活系列的书法、摄影等业余爱好培训班，提高财政干部的综合素质。
通过教育培训全面提高了广大干部的科学判断形势能力、依法行政能力、公共财政管理能力、应对突发事件能力、创新能力、学习能力、调查研究能力、沟通协调能力和心理调适能力，使全局的学习机制不断健全，学习氛围更加浓厚，学习效果明显增强。
建设学习型党组织，贵在求真务实、知行合一。东丽区财政局党组始终重视理论学习向实践延伸，将学习和实践有机地统一于推动财政改革发展的工作中，解决实践中遇到的问题，把学习作为推进实践的助推器，以学习创新思路，以学习带动工作，着眼于解决实际问题，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1？郾更加注重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经济结构调整作为运用财政政策的着力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推进经济结构调整，既是长期的战略任务，又是当前的紧迫工作。东丽区财政局充分发挥职能作用，综合运用财税政策措施、财政资金等手段，大力支持结构调整、科技创新、节能减排，积极营造创新驱动、内生增长的良好环境，使经济增长建立在结构优化的基础上，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增强了我区经济发展和财政增收的后劲。
2？郾更加注重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财政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保障和改善民生是发展经济的最终目的。近年来，东丽区财政局始终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结合起来，进一步调整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统筹财力配置，集中财力办大事，把更多的财政资源用于改善民生和发展社会事业上来。完善保障和改善民生的财政制度安排，根据社会事业发展规律和公共服务的特点，探索有效的财政保障方式，逐步健全重点突出、覆盖全区、持续有效的公共财政支出体系。
3？郾更加注重把改革创新作为财政发展的根本动力。深化改革、完善体制机制是破解发展难题、实现科学发展的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为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东丽区财政局进一步深化财政体制改革创新，完善公共财政预算，形成完整的政府预算体系。不断扩大预算公开范围，细化公开内容，预算单位向社会公开部门全部预决算和“三公”经费预决算。扩大营改增试点，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理顺区街事权范围和支出责任，以事权调整带动财力重新配置。按照“增一般、减专项、提绩效”的原则，清理专项转移支付，增加一般性转移支付，加大向困难社区、农村等基层组织的倾斜力度，提升民生保障水平。
4？郾更加注重把科学化精细化管理作为提高管理效能的中心环节。财政管理水平直接影响到财政部门职能作用的发挥及其效果。东丽区财政局党组一班人牢固树立现代管理理念，积极探索和掌握财政管理客观规律，带领干部职工全面推进财政科学化精细化管理，从做好日常工作和加强基础管理入手，切实把完善制度、夯实基础与提高执行力结合起来，建立健全政府部门预算体系，深化国库集中支付改革，推行绩效评价，加强监督支出过程，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以改进管理、优化资源配置、控制节约成本、提高公共服务水平为目的，覆盖所有财政性资金，建立贯穿预算编制、执行和监督全过程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并以此为突破口，全面深化各项财政改革，努力提高财政科学化精细化管理水平。
政治经济论文范文第4篇
摘 要：运用文献资料法、历史分析法和逻辑分析法等，对德国竞技体育发展方式人本化回归及战略价值进行研究。研究认为，经历历史变迁的德国竞技体育在激荡中逐渐摆脱了政治利益束缚与畸形思维牵制，最终理性选择了符合国家和国民现实利益需要的人本化发展方式。其竞技体育人本化回归蕴含四个层面的战略价值诉求：其一，体育层面的战略诉求：促进竞技体育、大众体育、学校体育协调、均衡、可持续发展;其二，政治层面的战略诉求：契合于德国新时期的国家政治安全观和理性政治思维，摆脱盲目的政治效应追求;其三，经济层面的战略诉求：促进体育产业品牌化、科技化和集群化发展，助推国家产业结构优化和核心竞争力提升;其四，社会层面的战略诉求：移民化背景下通过体育促进社会融合，提升国家社会凝聚力和国家文化认同感。德国竞技体育的人本化回归在竞技体育社会力量的培育、政府竞技体育职能转变、体育产业深度发展以及竞技体育发展思路转变等方面对我国竞技体育的发展具有一定启示。
关键词：德国;竞技体育;发展方式;人本化回归;战略价值
德国体育破旧立新，形成了大众体育与竞技体育两翼齐飞的互动格局，正如德国有一句话所说的“也许我们不是竞技体育最强的国家，但我们一定是大众体育的世界冠军”。据2012年德国体育联合会统计，全德共有91 080个体育协会，其中德国足协旗下约26 000家单位中拥有近670万名会员，是世界上最大的单项体育运动联合会[1]。可见，大众体育世界冠军的称号名副其实。竞技体育层面，德国是目前唯一全部斩获夏奥会和冬奥会金牌第一、男女足双料世界杯冠军的“大满贯”国家，就综合实力而言无愧为世界竞技体育强国。尽管德国在历史上曾遭遇纳粹集权统治以及东西德分裂等政治创伤，竞技体育发展之路更为坎坷，但富含理性与坚韧特质的德国人最终选择了最佳的竞技体育发展方式，即回归服务于国民和社会的人本化道路。据此，为明晰德国竞技体育发展方式的脉络及规律，笔者将基于历史视角，对德国竞技体育发展方式历史进行梳理，剖析其变迁特征，并系统阐述当代新德国竞技体育发展方式所蕴含的战略蕴意，从中汲取有益启示。
1 二战前德国竞技体育发展方式的迂回曲折（1945年前）
1.1 二战前德国竞技体育发展的曲折走向
近代体操是德国体育基石。但19世纪后30年，德国人的体育观有所改变。1882年，《果斯列尔游戏训令》颁布[2]，政府鼓励将英国现代竞技体育和户外运动推广于学校，形成了与体操竞争态势，但德国体育社会自治的传统得以确立，不受政府干预。步入魏玛共和国后，德国被国际社会排斥，国际奥委会会员资格及1920和1924年奥运会参赛权均被剥夺。但此时德国体育却异常活跃，相继出台了《体育奖章制度》和体育“黄金计划”[3]。当时德国社会相对开放和自由的思想空气为竞技体育发展创造了条件，美国的先进体育经验被大量引进，助力德国竞技体育发展，1928年德国重返奥运会便获得了仅次于美国的佳绩。1933年德国陷入纳粹政权统治，体育系统也沦为独裁统治对象。1936年柏林举办奥运会，纳粹政权炫耀政府功绩，并大量宣扬雅利安种族优越论思想。二战期间，德国竞技体育仍然延续着政治使命，纳粹体育在欧洲赛场耀武扬威，德国国内的诸多体育赛事也未停滞[4]。尽管陷入政治囹圄，但德国体育仍然延续着俱乐部运行机制，纳粹战败后，德国诸多体育俱乐部仍然保留着正常的秩序与结构。
1.2 总体发展方式特征
在该历史时期，德国竞技体育在走向上经历了从学校和军队向全社会传播，从权贵走向大众的传播路线，尽管服务于政治但仍然扎根于社会。在价值追求上，在服务大众与服务国家之间游离，集权统治的到来让其背负了沉重的政治使命，产生了竞技体育异化现象。尽管政权交叠，但德国竞技体育发展体系始终建立在依靠体育俱乐部和体育社团的自治模式基础之上，总体上走的是一条社会化的、大众化、业余化的俱乐部发展道路。
2 两德分裂期间竞技体育发展方式的分化与对抗（1946—1990年）
二战终结后，德国体育便开始了分化的进程，东德地区原有的俱乐部业余化体制瓦解，而在西德地区，俱乐部被视为民主重建的重要方式，对维护西方生活秩序具有重要的组织和精神意义，两德竞技体育发展方式分道扬镳。
2.1 东德竞技体育发展方式及特征
东德竞技体育发展方式集中表现为政府主导下的“举国体制”特征。中央竞技体育委员会成为东德竞技体育的集权机构。中央竞技体育委员会内设的几个部门联同教育部、内务部和国防部分别对东德学校体育、警察体育和军队体育进行共同管理，在此系统基础上形成了高度集权化的“举国体制”模式[5]。其竞技发展方式呈现出几个鲜明特征。其一是政府大规模的资金投入。东德政府将庞大的经费投入到竞技体育领域，用于兴建大量体育设施，支付运动员、教练员、科研人员等人力成本。其二是重点发展奥运优势项目并进行早期专项化培养。在项目布局上，游泳、田径、体操、速滑等个人项目备受青睐;在人才培养上，通过青少年运动会、青少年体育学校、体育俱乐部、体育科研机构等对少年儿童进行系统选拔并进行早期专项化培养，给予充分的就业保障。其三是对体育智囊和科研的重视及保密。东德早期从苏联大力引进体育科研专家和优秀教练员，随后又通过建立体育院校系统培养教练员、科研人员以及情报人员，并将肌电刺激、竞训心理、类固醇等进行了系统性和保密性研究[6]，这些系统性的竞赛备战工程都是在东德政府严密周详的统筹协调中进行的，是政府主导型竞技体育发展方式特征的集中体现。
2.2 西德竞技体育发展方式及特征
西德竞技体育发展方式集中表现为社会自治主导下的政府协助特征。1950年11月，德国体育联盟成立，其主要职责在于发挥对体育事业的协调、鼓励和宣传作用。西德基本沿用了德国传统的俱乐部体制，各级俱乐部负责青少年运动员的选材与培养、国家级运动员的管理与训练，并立足社会化运作。但出于竞技体育展示国家形象的作用，西德還是采取了诸多措施来对抗东德，尤其在1964年后，西德开始借鉴东德体育发展经验，包括建立体育援助基金，移植东欧的运动员分类标准，效仿苏联军队体育模式设置了西德军队竞技体育单位。另外，德国体育联盟内部还设置了一个中央代理机构——精英竞技体育促进联邦委员会（简称“BAL”），专门用于协调西德精英竞技体育发展，它将东欧的先进训练理论及时移植进西德竞技体育系统。再如，为提高训练的科学化水平，BAL还系统组织教练员培训，刊发教练员学杂志，传播教练员学术研究成果，并将成果应用到各体育项目的训练过程中[4]，这些措施保证了西德竞技体育的竞争资本。处于冷战总体背景下，西德竞技体育虽然理性保留了社会主导型的发展方式，但没有政府协助也难以完成，尤其是在两德对抗的后期，西德政府对竞技体育的协助程度提升，仍然体现出了一定的政治意志。
3 两德统一后新德国竞技体育发展方式的人本化回归（1990年后）
3.1 新德国竞技体育发展方式艰难的人本化回归
1989年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发生根本性改变，被称为东欧剧变[7]。作为剧变的一部分，1990年10月3日，东德通过并入西德方式完成了德国的再统一。时任联邦德国总统魏茨泽克认为：“我们能在没有政府合约协定，没有宪法约束及议会决议的情况下，温馨完成统一大业，这是多么美好的事。它如实体现了良好的国民素质。[8]”但新德国竞技体育发展并没有德国统一那么顺利。统一后的德国延续了社会主导型的竞技体育发展思路。为加速原东德地区体育发展方式转型，1992年德国政府在原东德地区实施“东部黄金计划”，通过247.72亿马克的投资，对东德原有的体育场馆和体育设施进行大规模兴建与改造。持续的资金投入推动了东德大众体育的长足发展，体育俱乐部数量大为增长[9]。
但由于长达40年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异，西德体育经验在东部仍然遭遇了阻力，资金耗费巨大，场馆资源闲置的问题也不少。同时，合并后的德国竞技体育系统还出现了内部矛盾。由于西德对东德的兴奋剂问题采取“零容忍”态度，因此前东德很多教练员被解雇，大批运动员被迫退役或者流失到国外，竞技体育人才资源流失十分严重。继续留任的教练员和运动员尽管在国内竞争上岗，但他们和西德同僚之间难免存在隔阂，甚至为了待遇问题经常发生内讧，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统一后的德国竞技体育成绩。但新德国竞技体育在价值追求上已回归社会与大众，不再盲目服务于政治诉求，因此其发展方式贴近人本需求，立足于德国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实现需要。
3.2 新德国的竞技体育发展方式人本化回归的特征
新德国竞技体育发展方式在坚持遵循德国社会的心理需要，适应德国大众对竞技体育的审美需求，尊重德国市场主体利益基础上，选择了理性的人本化回归。其在深化发展基础上有时代创新，即坚持社会主导下的政府支持方式，以大众体育和职业体育的发展来带动竞技体育水平的提高。新德国竞技体育发展方式在体制和思路上呈现如下特征。
第一，德国体育管理体制遵循官方与非官方相结合的成熟模式，更加有益于对德国各项体育事业尤其是对德国竞技体育发展的宏观调控。当前德国形成了层次分明，制度有序的体育管理格局。官方层面，德国内务部主要管理全国范围内的竞技体育与军队体育，并对德国奥林匹克体育联合会在发展经费和政策上予以支持。联邦州体育管理部门主要管理学校体育和群众体育。地、市体育管理部门负责大众体育俱乐部和体育场馆的建设与发展;非官方层面，主要由德国奥林匹克联合会及各运动项目协会对竞技体育实施管理。2006年合并成立的德国奥林匹克体育联合会，负责对专项体育协会和各类体育俱乐部进行管理，并在竞技体育、学校体育和体育产业等方面发挥作用[10]。作为官方代表，内务部对竞技体育给予了重要的扶持、投资与服务。作为非官方代表，德国奥体联拥有了更为统一的管理权力，其通过履行体育政策的制定、实施、监督与评估，对协会成员之间的利益进行科学分配协调，体育发展方案的民主讨论与决策，奥运会代表团的组建与保障等职能对竞技体育发展给予宏观调控和指导。德国奥体联与政府关系平等，相互协助，互相监督，共同致力于德国竞技体育治理。
第二，德国竞技体育摆脱了追求政治效应的思路，致力走职业化、市场化、大众化、产业化、科学化之路。德国对大众喜爱并有市场基础的项目进行职业化推进，形成了系统的七级“金字塔型结构”联赛体系，涉及到体育项目多达36项（含小项）[11]。德国职业联赛有效促进了竞技体育项目的发展，为运动员提供了竞技舞台和可观收入。同时职业联赛又促进了项目普及，带动了业余联赛发展，给高水平运动员转型教练提供了广泛的就业空间。联赛的商业化还大大推动了竞技体育项目的产业化和科学化发展。作为创新型国家，德国依靠强有力的科研背景在体育器材、装备、专利等方面的研发走在世界前列，从2002年到2011年期间，德国在欧洲专利局体育专利申请量每年都超过100项，2006达到历史最高186项 [12]。高质量的体育科技成果被广泛应用到竞技体育和大众体育各个领域，使德国体育发展科技含量大为提升。俨然，德国体育联赛体系已成为竞技体育和大众体育协调推进的纽带，通过竞技体育的职业化带动竞技体育水平提高并加速大众体育普及，成为新时期德国竞技体育发展的新思路、新追求、新使命。
4 新时期德国竞技体育发展方式人本化回归的战略价值分析
4.1 体育层面的战略诉求：促进竞技体育、大众体育、学校体育协调、均衡、可持续发展
以人本化需求为导向，强调德国各项体育事业协调发展是德国竞技体育发展所坚守的体育战略诉求。这种战略举措有利于深度促进德国竞技体育、大众体育、学校体育协调、均衡、可持续发展。其具体的体育战略措施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是连续性的政策推动，自德国统一以来，体育“黄金计划”“德国体育奖章”《德国体育指南》“体育使德国更美好计划”“体育为所有人服务”等重要体育政策被陆续推出，使德国公民在供给侧获得了高质量的公共体育服务，促进了公民健康生活方式的养成，提升体育与国民生活的融合度。
第二是精简机构，整合管理资源，深化俱乐部体制发展。德国奥体联的成立让德国体育管理方式更为统一、民主和科学，不仅精简了机构设置，达到了高效利用资源之目的，形成了更加广泛的社会参与决策机制，更是避免了各机构利益及其体育发展目标的分离，这对调控德国竞技体育的发展方向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尽管在之后出现了德国在夏季奥运会上成绩下滑的现象，同时这一现象也引起了小部分人对德国竞技体育发展方式改革的呼吁，但德国奥体联并不为所动，始终将管理重心、资金资助、政策重点、志愿者服务等牢系俱乐部体系之中。
第三是强调學校体育的自主性及其与俱乐部的协同发展。德国地方州政府在学校体育的教学大纲、教学内容、教学课时等方面具有自主权，学校体育和地方俱乐部之间在青少年体育教育方面保留着密切的合作关系。德国体育俱乐部的青少年会员均是学校的学生，他们在俱乐部训练并代表俱乐部比赛。俱乐部中的教练则会经常去学校指导训练并与学校联合举办比赛。在俱乐部中脱颖而出的学生，则有机会经过单项协会选拔并审查合格后进入更专业的精英体育学校[13]。可以说，德国学校体育充分利用俱乐部资源为自己服务，俱乐部帮助学校体育开展的同时进行广泛的体育后备人才选拔，最终实现两者的合作与双赢。如2010 年，德国奥体联还在青少年中推出了“青少年为奥运而练计划”，并推广到“青少年为残奥会而练计划”，督促残疾儿童参加体育运动，这一举措得到了学校和俱乐部的联合支持[14]。
4.2 政治层面的战略诉求：契合于德国新时期的国家政治安全观和理性政治思维，摆脱盲目的政治效应追求
德国竞技体育发展方式的人本化回归，其施政重点便是在东德体育转型的基础上，实现德国竞技体育均衡和深度的社会化、职业化发展，它符合新时期德国竞技体育去政治化和大众化服务走向的利益诉求。德国竞技体育曾在历史上经历过多次遭遇政治意志绑架的坎坷历程，这是德国政治层面的历史教训，也是体育层面的历史教训。基于这种惨痛的历史代价，当前的德国社会已经深刻汲取了历史教训，在政治领域彻底实现了民主化，在军事领域更是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而是选择奉行低调和安全的政治军事路线，相反，如果如同日本一样采取扩军战略则必然招致世界舆论对其军国野心和欲望的一致谴责，并不符合德国长远的政治利益需要。
总体而论，出于对两次世界大战带来的沉痛教训的深刻反思，战后德国形成了“克制文化”的传统，在外交政策上体现为“奉行和平主义、反军事主义和多边主义”的理念，在国际危机与冲突中多持保留立场[15]，甚至由于德国在国际政治上的一度“不作为”而留下了“经济上的巨人和政治上的侏儒”形象。然而，自两德统一以后，德国在欧洲凭借着极其突出的地缘政治优势以及日渐强盛的经济体系，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发挥着愈加重要的作用。统一后的德国对中东欧国家融入欧盟起着重要的桥梁纽带作用，在欧盟内部的组织、团结和领导作用更加明显。
但当今的德国已不再将国家单个力量的强盛作为崛起方式，而是将欧盟作为重要的政治经济依托从而实现欧洲的整体强大。因此尽管德国在欧洲的领导作用明显，但还是同法国建立了法德轴心作为领导集体，同时在欧盟深化进程中，德国往往以理念引导和制度构建方式，强调成员国的“集体行动”，更为隐晦地实现自身的战略意图。可以看出，当前德国在国际政治经济舞台上更多的是充当着积极的建设者、倡议者、组织者和责任者角色，这和美国的霸权主义国际形象完全不同。深受这种隐形的对外思维影响，金牌战略已经不符合德国的政治思路和国家形象构建需要，与美国等国在竞技体育上争霸不符合新德国政治安全观和理性政治思维，更不符合德国社会与民众的心理诉求。因此，德国竞技体育发展方式的理性回归本质上是回归国家和社会的现实利益需要，是符合新时期德国政治观的集中体现。
4.3 经济层面的战略诉求：促进体育产业品牌化、科技化和集群化发展，助推国家产业结构优化和核心竞争力提升
德国竞技体育发展方式的理性回归在经济层面的战略要义在于形成健康的体育产业体系，助推国家产业结构体系的优化，为提升国家核心竞争力目的服务。德国曾经历过三次重要的产业结构调整。最近一次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以发展新经济产业为核心的世纪产业结构调整[16]。在此背景下，德国大众体育参与和消费水平空前提升，以职业体育为导向的竞技体育体系对高科技体育产品的需要更加迫切，德国体育产业发展进而获得契机，从而形成了竞技体育助推体育产业的良性格局。
德国竞技体育与体育产业互动联系主要体现在下列方面。其一，德国职业体育的品牌化发展和德国知名体育品牌间的互动，德国具有诸多世界知名的品牌性体育赛事，它们吸引了众多体育赞助商的青睐，促使德国体育赞助市场的火爆，如即便是2000年德国经济尚处于低迷期间，体育赞助费仍然呈现出了高速增长态势[17]。其中阿迪达斯更是经常主办双向海外竞技项目推广，促销其产品的同时，经常资助德国选手参与各项竞技体育赛事。
其二，德国竞技体育的科技化和现代化发展需要体育产业的科技化支持。科技对竞技体育的贡献率越来越高，这就需要体育产业提供高科技成果。德国体育产业具备了创新化发展实力，得益于德国第三次产业转型的科技进步，德国体育科技研发水平大为提升。再以阿迪达斯为例，其运动鞋制作工艺先后获得了700 项技术专利，仅2010 年的研发费用便达到 1.02 亿欧元[18]。另外，德国在赛车、三维定位动态系统、门线技术等高端领域已经形成了极强的集群优势，其中足球的门线技术更是得到了国际足坛的广泛应用。
其三，体育的市场化和商业化有助于德国传统产业的转型。体育产业具有助推传统产业转型的优势，目前，德国已经通过成功的人工改造将原本废弃和淘汰的产业转型为以体育服务业为主的产业集聚区。如欧洲著名的杜伊斯堡攀岩运动集聚区，是对原有废弃钢铁厂改造基础上形成的。又如慕尼黑奥林匹克公园集聚区是在对一处报废机场改造基础上形成的一个多功能体育综合商务区[19]。可以说，德国竞技体育发展方式的理性回归为德国体育产业的发展和升级提供了重要的空间和驱动，对促进德国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优化德国产业结构、提升国家核心竞争力起到了支持作用。
4.4 社会层面的战略诉求：移民化背景下通过体育促进社会融合，提升国家社会凝聚力和国家文化认同感
通过体育的社会整合作用来促进德国社会不同群体和阶层的社会凝聚力和国家文化认同感，这符合德国社会融合和国家成长的长远利益。当前，德国深陷第四次移民浪潮，尤其是欧洲难民危机爆发后，近百万人涌入德国[20]。尽管此前默克尔否认德国是移民国家，但2015年不得不对媒体宣布“德国是一个移民国家”。据德国《世界报》报道，高达22.5%的德国人具有移民背景[21]。移民的社会融合问题已经成为影响德国社会前途的重要命题。德国一项民调曾显示，64%的德国人认为种族主义已成为德国的一个“巨大”问题[22]。
當前，促进种族融合已成为德国体育新使命。1990年两德统一后，促进体育平等和社会融合在德国联邦州陆续开展。2001年德国奥委会推出了一项名为“体育促进社会整合计划”的政策[23]，在国家体育层面，德国全面推行社会整合，其重要宗旨便是激发包括青少年、妇女、老年人、残疾人和新移民在内的所有人参与有组织的体育活动的热情，并在体育组织中增加社交的机会，以帮助他们融入社会。当前，德国奥林匹克体育联合会已负责协调管理该计划。德国有超过750个俱乐部作为重点实施基地加入了该计划。在与移民部门直接联系后，这些俱乐部与移民主动联系并邀请他们进入俱乐部，还鼓励有相关技术的移民为俱乐部工作或担任教练，通过这种方式来提升移民的社会认同感和归属感，并融入德国主流社会。
此外，移民也有资格以工作人员、志愿者或运动员等多种身份参加相关的体育竞赛并享受体育保险待遇。德国奥委会、内政部、联邦移民和难民局在移民的体育融合实施进程中给予了包括专业教练员选派、体育场地协调、体育赛事组织等多方面支持。德国9万多个俱乐部中，多达30%的俱乐部有移民志愿者，18%的俱乐部管理层中有移民人士。德国体育界已对外来移民更为开放，2016年里约奥运会上，德国452名运动员中有20%的人具有移民背景，来自30多个国家[23]。由此可见，在德国体育系统内部，移民运动员正在逐渐获得德国社会的认可和重视，德国体育系统在对移民的吸收和融合上取得了重要进展，尽管德国在反种族歧视上仍然任重道远，但德国在统一后持续推行体育的社会整合计划，必然对新一代德国人的社会融合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无疑对提升新时期德国国民的社会凝聚力和国家文化认同感具有强有力的助推作用。
5 启示
第一，我国竞技体育发展方式转型进程中要充分提高社会力量投入竞技体育发展的积极性、能动性、自治性、专业性、志愿性、服务性和优惠性，同时要发挥单项体育协会对我国社会基层体育社团、俱乐部的组织整合功能，并加强政策引导和扶持，加大志愿者服务体系的构建力度。
第二，要进一步积极转变政府竞技体育管理职能及其作用方式，我国竞技体育发展方式的历史趋势是从国家主导导向转向国家与社会共同主导，最终过渡到社会主导，这是实现我国竞技体育内生化发展方式的必然走向。因此政府职能的重点应是在政策规划与扶持、资金投入、增收与分配，对社会体育组织的治理、监督与协调，实现竞技体育直接管理到间接干预与宏观调控的转变。
第三，抓住我国产业结构转型的历史契机，提升我国体育产业的创新化、科技化、品牌化、集群化发展。不断提升体育产业与职业体育、全民健身之间的融合度，实现与职业体育之间的品牌互动，实现与全民健身之间的双向促进。
第四，我国竞技体育发展思维要从国家形象构建导向转变到大众健康导向，从奥运战略导向转向职业战略导向上来。竞技体育发展的终极目标仍然是服务社会和大众，竞技体育的国家意识和形象构建仅仅是竞技体育发展的副产品，并非最终目标和根本目标。在健康中国背景和全面实现小康社会背景下，竞技体育终将回归到与大众体育、学校体育的融合上来，从而更好地服务于国民教育、大众健康与产业发展。
第五，职业化是我国竞技体育发展的出路和方向，也是我国竞技体育与大众体育、社会体育融合发展的重要桥梁。高度的竞技体育职业化需要夯实的竞技体育业余化作为基础，只有通过金字塔式的体育联赛体系的系统构建，我国竞技体育才能实现社会化、市场化和职业化的理性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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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论文范文第5篇
社会主义应不断地进行政治改革，以政治改革的方式实现政治发展。改革开放30年来，随着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的政治改革也取得了长远的进展。中国的改革没有前人成功的经验借鉴，30年来，在经济改革的同时如何进行政治改革，我们进行了艰苦的探索。改革开放 30年来，我国政治改革路径的探索可以分为如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实行政治体制改革是提升我国政治制度化水平的客观要求（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这一时期主要是从反思旧体制的弊端中揭示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初步提出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奠定基础的时期。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文化大革命”作为一场历史悲剧理所当然地被否定。然而，如何从根本上总结这场历史悲剧的教训，如何从根本上防止这类严重错误的重演，这是摆在人们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有的同志较多地从毛泽东个人思想、作风上寻找错误的根源。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反复申述了“制度比个人思想作风更重要”的观点。他说：“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1]制度是由人制定的，或者说是在人们的活动中逐渐形成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人作为活动的主体，当然比制度更重要。没有人就没有制度。但是，制度一经形成，往往可以对人的行为，尤其是对个人行为起到明显的规范和制约作用。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邓小平强调制度比个人行为乃至作风、思想，都更为重要。对此，他结合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所存在的主要弊端做了具体分析。
既然制度比个人的思想、作风更重要，那么，为了防止以往那种严重的错误的出现，为了保障国家长治久安，就不仅要注意思想、作风方面的问题，更应该注意改革和完善各种政治体制，“从制度方面解决问题”。1980年8月，当一位意大利记者提出“如何避免类似‘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错误”的问题时，邓小平坚定地回答：“这要从制度方面解决问题。我们过去的一些制度，实际上受了封建主义的影响，包括个人迷信、家长制作风或家长作风，甚至包括干部职务终身制。我们现在正在研究避免重复这种现象，准备从改革制度着手……只有这样，才能解决问题。”[2]如果不搞政治改革，不克服制度上的缺陷，不健全民主集中制，“文化大革命”这样的错误就难以防止。这样，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从我们必须提升政治制度化水平的角度引出了我们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结论。
发轫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在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的亲自推动下，其锋芒所向一开始就直指原有政治体制、领导制度中权力过分集中、特别是“领导者个人高度集权”、“个人决定重大问题”的“总病根”，强调“我们过去的那一套不适应今天和今后的任务，非改不行”，成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路径选择的逻辑起点。在这一时期，我们恢复与完善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选举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自上而下从传统的“精兵简政”、精简机构的层面进行了政府机构改革；根据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发展，废除了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制度，重建农村基层政权；建立过渡性质的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以废除领导职务的终身制；重新设立了中央书记处，取消中央主席职务，改设总书记职务；恢复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等等，并取得了初步的成效。
第二阶段：经济体制改革呼唤进一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80年代末）。这一时期主要是围绕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进行了探索。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对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有了一个比较全面和系统的部署。
20世纪80年代初，我们主要着眼于从制度上解决如何防止“文化大革命”这类历史悲剧重演的问题，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对政治体制改革问题进行了初步探索。当时，由于刚刚开始的改革侧重于经济体制改革，主要是农村改革，而政治体制改革实际上没有作为一项独立的任务提上全党的日程。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做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确立了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我国进入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第二次历史转变时期。这是继全党工作重心的战略转变之后又一次深刻变革。从十二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三大，经济改革在更广大的领域逐步展开，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这时，发展商品经济和权力过分集中的矛盾愈发尖锐。矛盾的焦点在于，是坚持开放搞活，还是僵化保守，是放权简政还是敛权截权。这种矛盾的展开和激化，实际上反映了现行政治体制与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矛盾和斗争，也正说明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从1986年到1987年一年多的时间里，邓小平从经济与政治改革的关系的角度，对政治改革的必要性进行了一系列重要论述。他指出：“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当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3]“现在看，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不能适应形势。改革，应当包括政治体制改革，而且应当把它作为改革向前推进的一个标志。”[4]“随着改革的发展，不可避免地会遇到障碍。”“重要的是政治体制不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推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5]“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难于贯彻。”[6]“我们越来越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7]在这里，邓小平已经把政治体制改革视为经济体制改革成功以及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必要条件。
这一时期，邓小平一方面强调政治体制改革必须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另一方面又明确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具体化，要进行总体设计，要有一个蓝图。1986年中央成立了中央政治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开始了总体方案的酝酿和设计。党的十三大报告强调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明确提出了我国政治改革的长远目标和近期目标，从实行党政分开、进一步下放权力、改革政府机构等七个方面论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蓝图。
以党的十三大召开为标志，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全面启动。在1989年6月十三届四中全会之前，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涉及许多方面和领域。政治体制改革围绕着党政分开、权力下放、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等多项内容全面启动，逐步深入，并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在这一时期政治体制改革的重点放在对国家权力结构体制改革的“党政分开”问题上，在具体的操作中开始探索与经济体制改革发展更为密切的政府行政管理体制及其职能的改革。
第三阶段：政治社会稳定迫切需要政治改革（20世纪80年代末期到90年代初）。这一时期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探索主要是围绕政治体制改革与政治社会稳定以及坚持改革开放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关系等方面进行的，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转折与调整时期。
政治体制如何，不仅对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有着重大影响，而且对党和国家的生机和活力，国家和社会的长治久安都有着重大而深远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我国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邓小平多次提出要建立一个稳定的国内环境，并将其看做是深化我国改革开放的重要保证。20世纪80年代末期，东欧苏联剧变，我国也发生了“政治风波”。这对于我国的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不能不产生重大的影响和冲击。面对这样重大事件，如何总结经验教训，采取相应对策，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这对我们党来说，确实是一个难度极大的课题，也是最为严峻的考验。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我们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以非凡的战略眼光和政治胆识顶住了这股冲击和难以想象的压力，特别是来自“左”的压力，一方面强调：“我们原来制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照样干下去，坚定不移地干下去。” [8]另一方面强调稳定、改革与发展的相互关系。邓小平说：“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9]“民主是我们的目标，但国家必须保持稳定。”[10]“我们要让国内外明白，加强控制是为了维护稳定，是为了更好的改革开放，进行现代化建设。” [11]“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最大的目的就是取得一个稳定的环境。”[12]
20世纪80年代的国际国内风波并没有动摇我们党改革的决心，而是以此为鉴，从维护政治社会稳定的高度，提出了我们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从国际上看，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原因固然很多、很复杂，但就其政治上的内在深层原因来看，与其在长时期没有改革高度集权、人治僵化的政治体制不无关系。从国内来看，我们过去出现的很多错误，特别是十年内乱那样的历史悲剧，以及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腐败现象泛滥和不正之风蔓延等不稳定因素，无不与我国缺乏强有力的权力制约机制的原有政治体制有着密切的关系。邓小平指出，要根本解决这些问题，防止和避免类似事件重演，不改革经济体制，不发展经济不行；不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不行。正如他所说：“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过的一些严重问题就有可能重新出现。只有对这些弊端进行有计划、有步骤又坚决彻底地改革，人民才会信任我们的领导，才会信任党和社会主义，我们的事业才有无限的希望。”[13]
十三届四中全会产生了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新一代领导集体，在这一时期，新的党中央处惊不变、沉着应对，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基本路线不动摇，成功地把握改革和发展的大局，保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的健康发展进程。相应的，对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和内容也作出重大调整。突出表现为，由原来着重解决权力过分集中、特别是党内领导者个人高度集权的“总病根”，强调党政分开、权力下放、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等，转变为进一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立和健全民主的科学的决策机制，加强基层民主建设等。
第四阶段：政治体制改革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保证（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这一时期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以经济改革为先导和突破口，在不断进行经济改革的同时，寓政治改革于经济改革之中，我国政治改革进入稳步推进时期。
市场经济有利于民主已得到社会发展的证实和人们的广泛认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确定什么样的目标，是关系到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一个重大问题。这个问题的核心是正确认识和处理计划和市场的关系。1992年初，88岁高龄的邓小平风尘仆仆地视察了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其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就是关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关系问题。他明确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14]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一举扭转了改革进程迟缓的局面，把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发展推向新的更高的阶段，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目标的确立，也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开创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新纪元。
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同时又是一个改变我们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所形成的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的过程。我们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我国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与此同时，政治体制改革也被摆到十分突出的位置上来。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同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相适应，必须按照民主化和法制化紧密结合的要求，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党的十四大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两方面的主要内容：一是要加强立法工作，特别是抓紧制定与完善保障改革开放、加强宏观经济管理、规范微观经济行为的法律和法规，这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迫切要求。二是要进行政府机构改革。建立办事高效、运转协调、行业规范的行政管理体系，减轻政府的财政负担，提高政府官员为人民服务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同时通过深化人事制度改革，完善公务员制度，建立一支高素质的专业化国际行政管理干部队伍，尽快实现政企分开和政府职能转换，为建立高效灵活的宏观间接调控体系，为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深化扫清障碍。
党的十四大以后，尽管政治体制改革在促进政企分开、继续精简机构、加强法制建设、推进基层民主等方面也取得了不少新进展，但是随着经济体制改革进入到一个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为核心内容的制度创新阶段，对政治制度环境提出更高的要求，即以支持市场经济体制全面建立和健康运行的情况下，政治体制改革从总体上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便日益凸现出来。以党的十五大召开为标志，政治体制改革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在继续推进政府机构改革、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中央和地方财税体制改革等方面取得较大进展的同时，党中央准确把握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发展的脉搏，针对导致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的诸种弊端，进一步提出“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战略目标和任务。我党历史上第一次确立了“法治”的概念，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和任务，这在政治体制改革总体思想上是一个重大的突破性进展。政治体制改革的思路更加清晰，目的更加明确。党的十五大规定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政治改革的主要任务：健全民主制度；加强法治建设；推进机构改革；完善民主监督制度；维护稳定团结。2000年江泽民在向政治局通报政治局常委“三讲”情况时，从执政党领导与执政方式的转变、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的完善、基层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政府职能的转变、干部制度改革取得的成绩等方面概括了这一时期我国政治改革取得的成果。
第五阶段：加强执政党能力建设，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党的十六大至今）。这一时期我们党结合新时期面临的新情况和我国国情把政治改革的重心放到了执政党内部改革和建设方面，以党内民主推动人民民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任务，政治改革新思路形成。
21世纪初，我们党在继续推进政治改革的同时，结合新的国内国际形势和我国政治体制以执政党为核心的国情，对新世纪如何进一步深入推进政治改革以及政治改革的目标与任务等进行了进一步深入的探索。
这一时期我们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一根本性时代课题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和把握，在政治建设领域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本世纪初提出了“三个代表”的理论，为把执政党的建设作为我们新时期政治改革和政治建设的主要任务提供了理论基础。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党的新一届领导集体，明确提出“把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紧密联系”的重要论断，政治体制改革新思路进一步获得根本性的理论支持。
党的十六大在规划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蓝图的同时，也对政治体制改革新思路做了更为全面深刻的阐述。确立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正确方向和目标任务，把“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任务正式提到全党面前。2004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四中全会召开，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决定》深刻阐述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全面总结了半个世纪以来党执政的主要经验，明确提出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指导思想、总体目标和主要任务，系统阐明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一系列重大问题。
在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同时，我们党提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15] 。民主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政治前提，法治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制度保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离不开政治改革和政治文明建设，同时也影响着政治改革与政治文明建设的方向，决定着政治改革与政治文明建设的成效。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任务的提出，必将为全面建设惠及13亿中国人民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营造一种更为民主、更为自由和更为开放的政治制度环境，发挥持久的强大的指导作用。
我国改革开放30年政治改革路径的探索，形成了以下主要特点
第一，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配套进行，在经济改革的过程中推进政治改革。我国新时期的改革实践昭示，要顺利推进社会主义全面改革，必须遵循经济决定政治、政治反作用于经济的发展规律，先在经济体制改革上有大的突破，再不失时机地展开政治体制改革；在进行各项政治体制改革的时候，必须继续加大经济体制改革的力度，并使之与政治体制改革相配套，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顺利推进创造坚实的基础。比如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时候，取消了人民公社制度，建立了乡政权，设立了县人大常委会，并由公民直接选举县和县以下人大代表。我国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党政分开、政企分开、转变政府职能、精减党政机构为主要内容的政治体制改革，就是在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发展的基础上提出和逐步推进的。20世纪90年代的政治改革就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和完善过程中展开的。事实上，30年来，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每推进一步，政治体制改革也深化一步。特别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大。
第二，始终把保持政治稳定作为政治改革的头等大事。我国的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不同，在经济改革中，我们着重通过经济增长与发展解决经济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而在政治改革中，我们强调逐步稳妥推进，以确保全国一盘棋。在政治改革的原则上，改革开放之初我们提出“四个坚持”，20世纪80年代后期提出“稳定压倒一切”，近年来我们则一直强调要处理好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在政治改革的目标内容、重点、时机的选择和突破口等方面我们都把政治稳定放在头等重要位置。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我们始终把维护政治社会稳定作为保证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关键。
第三，在政治改革的探索过程中强调走自己的路。社会主义应该如何进行政治改革，这是我们面临的全新的课题，在人类历史上没有前人的成功经验。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我们一方面强调不能照抄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及模式，另一方面也不能教条地照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必须结合我们国家的实际，不断摸索，走自己的路。早在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就提出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面对各种思潮，我们强调西方的多党制和三权分立不适合中国国情；在20世纪90年代，我们则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本世纪初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中国特色，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政治改革思路与发展模式正在一步一步走向成熟。中国改革的成功表明社会主义不仅要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经济增长率和生产力，而且要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展望中国20世纪的政治改革与政治发展，目标和方向已经明确，整体思路正在形成，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和政治发展必将为人类政治文明做出不同凡响的贡献。
注释：
[1][2]《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33、348页。
[3][4][5][6][7][8][9][10][11][12][13][14]《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64、160、176、177、179、307、284、285、287、313、293、373页。
[15]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4页。
（作者单位：外交学院外交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