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选择路径论文范文第1篇
摘要：企业并购一直是资本市场研究的热点问题。本文旨在通过对上市公司的并购案例进行研究，总结出可以提高并购价值的因素，来帮助并购方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结论表明，影响上市公司并购价值创造的因素主要有: 目标公司的选择、员工抵制程度、资源整合程度、支付方式和收购比例。
关键词：企业并购;价值创造;协同效应
一、引言
并购是公司财务研究的重要内容。在信息如此发达的今天，我们几乎每天都会听到世界各国不同行业的并购消息。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进一步加强，企业并购作为迅速扩大市场份额、形成规模效应、优化资本结构的一个有效手段,正日益受到大家的关注。并购是一种提高企业价值的协同战略行为。收购方公司通过获取目标公司的控制权来利用目标公司的某些特定资源，或者替换掉无效的管理层，提高企业的管理效率。通过并购企业可以获得先进的生产技术、管理经验、经营网络、专业人才等资源，并购能够使企业扩大生产经营规模，降低成本费用，提高市场份额，提升行业战略地位，实施品牌经营战略，提高企业知名度，增强企业竞争力，最终获得超额利润，实现企业的成长目标。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企业必须善于利用通过并购的方法壮大自己实力的机会。
然而，企业并购并非易事，其成功率几乎不到一半，如何提高并购成功率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并购双方是否从并购中获得收益，什么因素影响并购收益的产生，是并购研究最关注的两个问题。协同效应假说认为协同效应是并购收益的来源。本文论述的重点是，如何才能提高协同效应，使得并购获得较大的成功。
二、文献综述
1.国外：国外学术界先后从4个领域对并购创造价值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
(1)Haspeslagh & Jemison发现并购中的价值创造主要来源于并购双方资源的协同效应,而协同效应的实现又来自于并购后双方资源的整合。
(2)Datta;Chatterjee et al主要考察并购双方的组织文化拟合程度。
(3)Datta发现并购交易采用股票支付、并购时存在竞争者以及混合并购与主并公司的股东财富创造显著负相关, 而1969年监管制度的变化和采用要约收购都与目标公司的股东财富正相关。
(4)Larsson和Finkelstein并购双方业务互补、并购后组织整合程度较高以及员工对并购抵制较少能增加并购的协同效应, 同时当并购后组织整合程度较高时, 互补业务的并购最有利于协同效应的实现。
(5)Papadakis影响并购成功的因素主要为：公司外部环境、并购自身特征(支付溢价程度) 、主并公司的特征( 并购经验、并购双方相对规模和决策过程规范) 和并购中的人力资源整合。
2.国内：我国学术界对并购的研究起步较晚。较早的研究主要是从理论上讨论并购的动机。
(1)冯根福和吴林江,郭来生,檀向球,并购重组在一定程度能够改善公司绩效、提升公司价值。
(2)李善民和曾昭灶以1999～2001年发生兼并收购的84家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发现交易溢价、行业相关度、相对规模、收购比例、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等是影响并购绩效的主要因素,且这些因素可以解释并购后主并公司经营绩效的变化。
(3)高良谋采用二手资料研究了并购后资产、管理、人员和结构整合以及行业相关度对目标公司并购的影响, 发现行业相关度对并购没有影响, 主并公司资金实力好、管理者存在文化差异都对并购价值创造有负作用。
(4)另外从我国学者对并购价值创造的影响因素的研究可知, 我国目前的研究仍然停留在财务学和战略管理角度, 影响因素也只考虑一个或几个, 而没有综合多领域的相关理论对并购影响因素进行全面研究。
三、问题剖析
1.国内外对人力资源整合与并购价值创造的研究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 并购过程中目标公司员工的抵制程度和并购后目标公司高层管理者的留职比率。
2009年，卡夫收购吉百利面临吉百利员工联合抵制。卡夫宣布欲斥资167亿美元收购吉百利，遭到吉百利的拒绝。4个月后，英国吉百利食品有限公司董事会终于同意接受全球第二大食品公司卡夫递上的收购要约，收购金额将高达195亿美元。
2010年2月2日，收购获得股东通过当天，吉百利公司的英国和爱尔兰员工在吉百利的故乡伯明翰举行一场名为“保持吉百利独立”的示威游行，抵制卡夫对吉百利的收购，并且防止公司合并后可能出现的裁员减薪。工会中有人表示，卡夫为了收购吉百利需要大量贷款，所以收购一旦完成，它会在被合并的公司进行大量的裁员减薪。据悉这次联合抵制受到了英国一些议员的支持。
在收购正式敲定之后一周之内，吉百利董事长Roger Carr、首席执行官Todd Stitzer、首席财务官Andrew Bonfield先后辞职。
并购中对人力资源研究表明, 目标公司的员工抵制是并购不成功的原因之一。
卡夫的收购行为无疑导致了众多吉百利员工的抵制。员工就业保障、养老金等话题从收购提出伊始就一直紧随卡夫，并一度成为收购的阻力之一。从高层管理者到普通员工，纷纷以辞职或游行表达自己的不满。这对卡夫收购后的经营来说造成了一定困扰。
为什么目标公司的员工会对并购有所抵制, Larsson和Finkelstein认为主要的是三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 在心理学方面研究认为，目标的公司员工对并购抵制主要是因为他们内心认为和主并公司之间存在对抗性，态度上屈尊，不被信任，有压力，不会被友善的对待！其次,由于并购的原因有可能导致目标公司的员工被解雇，或重新分配新的工作以及薪水有可能下降等严重的影等，因此响到员工的职业计划！最后, 由于被并购的公司一般处于劣势, 从而目标公司的企业文化也会被主并公司所融合, 因此并购整合的过程就类似侵犯人权，所以反文化等文化冲突非常普遍！当并购双方的组织文化拟合程度较高时, 目标公司在主并公司内的适应能力就会大大增强, 怕被改变的心态就会越弱, 也就越容易与主并公司的员工合作。
2.资源整合方面
在一些经典并购案例中，例如：并购后除了对人力资源进行整合外, 还需要对并购双方的市场资源、实物资产、财务资源、管理能力和技术创新能力等资源进行整合。
购并后的第一环节就是资产整合。
购并以前两部分资产可能不完全适用于购并以后生产经营的需要，或者原来的两部分资产发挥不出x相应的效益，这样就需要立刻对生产要素进行有机整合。
有些没有用的资产应及时变现或转让，一些尚可使用但需改造的资产或流水线应尽快改造。通过整合，使购并以后的生产要素发挥出最大的效应，最终实现盘活资产存量,提升公司市场竞争力的目的。
并购后高水平的整合能够增加潜在的协同效应的实现，因此整合的程度越高价值创造的可能性也越大。Datta和Grant发现相关并购中整合水平与并购后公司绩效呈正相关；Capron 和Hulland对相关并购样本进行实证分析也发现，并购后并购双方资源相互整合的程度越高，越有利于并购价值的创造。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
(1)并购双方行业相关度越高, 并购后资源的整合水平越高。
(2)并购后并购双方资源整合程度越高,并购创造的价值越高。
另外重要的一点是品牌资源整合，它可以说是整合中的重要环节。这是去弃糟粕，取精华的环节。品牌整合就是要以并购企业的品牌形象，就是全面或部分抛弃所并购企业的品牌形象，以并购企业崭新的品牌形象，向公众展示，实现品牌传播的整合效应。我们得出的结论是：
(1)企业并购作为企业资本增长和社会资源有效配置的重要方式，具有使企业资本快速增长，降低进入和退出市场壁垒、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等优势。
(2)企业战略并购要在原有的核心竞争优势的基础上形成新的核心竞争力，从而使企业组织资本和社会资本的集合最优化。
3.是收购的支付方式
从支付方式看，交易全部通过协议收购的方式完成，没有一起是通过二级市场要约收购产生的。交易支付方式主要是通过现金支付，换股支付和承债式支付只各有一起，懂交易方式和支付方式来看，中国的资本市场还很不成熟，公开市场业务在并购交易中还没有发挥应有作用，而且，由于支付方式单一，主要是现金支付，通过股票或其他证券师傅的方式还有待发展。
4.并购比例
2005年5月1日， 联想正式宣布完成对IBM PC部门的收购，合并后的新联想将以130亿美元的年销售额一跃成为全球第三大PC制造商。联想称，今后将投入2亿美元用于广告宣传与市场营销活动，以大幅度提升新联想的国际品牌形象。
IBM这个计算机行业的巨头，尽管PC部门被联想收购，依然保持着每年上1000亿的收益，IBM目前仍然保持着拥有全世界最多专利的地位,其旗下产品众多：软件产品包括DB2、Lotus、Rational、Tivoli、WebSphere五大家族；服务器产品包括基于Intel架构的服务器xSeries,基于AMD架构的服务器,BladeCenter刀片服务器,UNIX 服务器pSeries,中型企业级服务器iSeries,大型主机zSeries；还有专业图形工作站：A Pro系列, M Pro系列, Z pro系列, T221超高分辨率平面显示器；以及存储技术：磁盘存储系统,磁带存储,网络存储,存储软件；零售终端:商业收款机,POS软件。可以说，IBM并没有在此次收购中有过多改变，依然是2010年IBM在《财富》排行榜中名列48位。而联想公司的收购决定无疑是成功的，笔者认为联想公司的收购成功的因素之一就是拿捏好了并购比例，联想没有一味的追求国际影响力，一方面扩展了它在世界领域的知名度和竞争力，一方面并没有在收购的过程中产生过大的财务压力。市场调查公司Gartner上周表示，新联想今后将面临巨大市场挑战，其中包括如何实现利润增长，如何保持产品质量不变，以及加强产品知名度等。Gartner预测，明年期间，联想将加大对ThinkPad和 ThinkCentre产品的宣传力度，届时将会推出新产品，并在价格上更有吸引力，以与竞争对手争抢市场。在此案例中，我们可以得出一下结论：并购时收购比例的确定是至关重要的，尤其是在收購一些大型的国际上市企业时，正确的评估自己的能力和价值进而选择合适的收购比例才能做出明智的决策。
四、方向、方法
图 并购价值创造影响因素的路径分析结果
1.企业并购协同效应的形成机制(1)协同效应形成的经济学解释
①市场交易成本和企业内部管理成本都能明确计算；
②为方便分析，在均衡模型中，交易成本和管理成本都被看成是线性的；
③市场交易成本的下降可以看做与企业的边际收益是同向的，即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而减少；
④企业管理成本的上升可以看成是边际成本随企业规模的扩大而增加。在上述假设下，当交易成本小于管理成本时，协同效应未实现，企业并购没有意义；反之，当交易成本大于管理成本时，协同效应就得以实现。
(2)协同效应形成的管理学解释
并购可以使资源共享，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资源的共享可以帮助企业降低成本，形成竞争优势。共享是协同的一种形式，它不仅指共同使用，而且还隐含着在共同使用过程中提高价值。企业各种设备和基础设施的共同使用，可以使固定成本得以在多个部门间摊销，从而降低单位成本，赢得竞争优势。实践证明，并购后的协同效应是明显的。同时，企业并购可降低不确定性，实现协同一致，取得一体化效益。通过并购将强有力的竞争对手收购过来，可减少企业之间的竞争，使本行业的所有企业都不同程度地增加赢利，从而增强企业的市场控制力。
2.企业并购协同效应评价指标的确立
(1)评价指标的选择
企业并购的目的是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并购后的整合成功与否是并购成败的关键所在，因此，有必要对协同整合效应进行相应的评价，以明白企业在并购过程中的协同整合效果。而协同整合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通过绩效评价来调整方向及进程。对整合后的资源进行绩效评价，需从定性和定量两个方面来进行。
(2)评价指标的解释说明
①偿债能力指数。目前，我国企业的负债程度普遍过高，而且债务结构也不尽合理，需进行有效的整合，使企业短期和长期偿债能力显著提高，为此用股东权益与固定资产比率和流动比率分别反映上市公司的长期和短期偿债能力。这两个指标的值越大，表明该企业的偿债能力就越强。
②营运能力指数。相同的资产在不同的管理方式下对于实现企业目标往往会起到截然不同的作用。并购企业经过整合后，企业营运能力的提高也应表现为企业的资产管理能力的提高，富有成效的财务整合能够提高资产方面的管理能力。总资产周转率体现企业的销售能力，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产品或服务的竞争力；存货周转率衡量企业购入存货、投入生产、销售回收等环节管理状况；而应收账款周转率反映了企业应收账款变现速度的快慢及管理效率的高低。
③主营业务状况指数。由于并购可能给企业带来大量营业外的一次性收益，因此整合的利润指标往往都会有相当不错的改观，但却不能真实地反映整合的效果。主营业务的发展才是企业实现长远目标的基础。采用主营业务鲜明率和主营业务利润率来反映主营业务状况是比较合适的。
道德选择路径论文范文第2篇
摘要：文章基于政治生态学的视角考察当代我国公共权力腐败的主要表现形式，从政治生态链环的断裂：传统行政干部任用制度的弊端、政治生态环境的破坏、传统政治文化自身的缺陷等方面剖析公共权力腐败的深层次根源，并提出加强公民监督为核心的政治生态建设是制约与监督公共权力的治本之策。
关键词：公共权力；腐败；政治生态
A Political Ecology Analysis on the Authority Corruption in Current China
ZHOU Yu-qinSONG Xin-hua
(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Beijing, 100081)
Key words:authority; corruption; political ecology.
当前，中国正处于急剧的现代化变迁之中，各种消极腐败现象在社会蔓延，公共权力领域同样受到污染，公共权力的腐败使得权力的使用背离社会公共意志并异化为私有权力，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瓶颈，引起人们的强烈不满，造成政府合法性资源的大量流失。因此，把握当代我国公共权力腐败的基本特性、分析其深层次的成因，有助于更好地采取措施遏制腐败。本文的重点是从一个新的视角，也就是运用政治生态学理论对这一问题展开剖析，以期对当前我国的防腐和反腐提供一些借鉴意义。
一、公共权力腐败的背景分析
公共权力被认为是社会公共领域中由公众所赋予和认同、并能够给公众带来保护和幸福的集体性权力，是相对于私人权力而言的，其运行方式是随社会形态及公共组织的演进而不断变化的，主要包括社会自治性公共权力和政府（国家）权力两部分。本文所讲的公共权力主要是指作为公共权力高级形式的政府权力，就其本质来讲，是建立在公共意志基础之上的，是公众力量的凝聚，其实质主体是全体社会公众，行使主体是政府及其工作人员，而且行使主体获得的权力是由全体社会公众授权赋予的，这也决定了公共权力的最终服务对象必然是公共事务，最终的利益指向必然是社会公共利益[1]。所以，公共权力腐败一般是指国家和政府公职人员利用掌握的公共权力或公共资源以牟取个人私利的行为，即政府官员、公职人员对其权力的不合法的使用形式。
目前，中国正处于急剧的现代化变迁之中。以理性、民主与法治为特征的现代性孕育着稳定与秩序，但向着现代性迈进的现代化过程却潜伏着破坏政治秩序和谐与稳定的种种因素。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官员与民众的关系，正处在重构与重新磨合时期。这样一种时代背景和制度、体制背景，决定了当代中国公共权力腐败的主要表现形式[2]285-288：首先，民主形式掩护下的公贿与贪污。在民主政治条件下，公共权力总是源于社会公共管理的需要而产生的，因此具有社会性。掌握公共权力的人用它为公众谋利益，是公共权力的本性。但是，公共权力又不可能为全体社会成员共同行使而只能由小部分人代替公众行使，在这一过程中，公共权力就有被代理人（政府机构或官员）滥用的危险。危险之一就是利用公共权力谋取私利，这就是公共权力效应的流失，也是公共权力的腐败。这就使得当前腐败分子的公贿、贪污和监守自盗以“民主”和普遍的方式进行，拿公众的财富去捞取私利的“零成本”腐败、“以公谋私”等现象普遍存在。有资料显示，在中国反腐败斗争力度不断加大的情况下，经济领域腐败案件在下降，而政治领域内因职务犯罪导致的腐败案件却呈现上升趋势[3]。其次，“集体共犯”式腐败。在改革和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各种经济主体明显变得日益具有自我利益和集团利益意识，公共权力在运作过程中还蔓延出一种新的腐败形式——集体共犯。“集体共犯”的特点在于，当反腐败机构或民众揭开一个腐败案件的丑恶盖子时，发现的往往不是一个，而是一串腐败分子。像安徽的王怀忠案、厦门远华案、上海的陈良宇案、山东泰安的胡建学案等等，均是多人共犯案。“集体共犯”既有体制性原因，又有其社会心理基础。体制性原因在于产权虚置为腐败提供了适宜的土壤，社会心理原因在于，既然是公家的东西，就大胆去捞，不捞白不捞。只要有人先动手，必然从者甚众。再次，带“双轨制”的腐败。在一般情况下，体制的完善程度与公共权力腐败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体制越完善，公共权力腐败的可能性就越小；反之，则越大。目前，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转型时期。由于在中国所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一场渐进式革命，因此，中国的经济列车会在计划管理与市场经济的“双轨”上运行一个较长时期。在“双轨”格局中，因制度不健全、不严格、不科学，使得腐败分子大有可乘之机，捞取个人好处，损公肥私，巧取豪夺。也正因为如此，这就为政企合谋、垄断交易、贪污贿赂等提供了肥厚的土壤。现阶段中国所揭示的腐败案件，多有此类的体制背景。最后，干部提拔机制的弊端造成的“人事腐败”。多年来，我国的干部任用一直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但在实际工作中，由于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不能落实，干部选拔中的问题甚至弊端也就暴露出来。在获得提升的少数干部中，有的是“伯乐”“相”出来的；有的是“挟”出来的；有的是“磨”出来的；有的是“跑”出来的；有的是“买”出来的等等。这些现象恶化了党群、干群关系，玷污了政府形象，破坏了民主进程。
总之，在体制转轨和结构转型并驾齐驱的社会变迁进程中，在改革开始向深层次挺进，现代化建设再上新台阶的特殊历史时刻，公共权力在运行过程中存在的腐败现象，无论是公贿、集体共犯、还是“双轨”体制造成的权力腐败，均以对不法经济利益的追求为第一目的。即使是看似以追求官位之政治利益为目的的“人事腐败”，实质上也乃是图谋达到以权谋私的物欲目的。
二、公共权力腐败的根源：政治生态链环的断裂
从政治生态学的角度来看，笔者认为造成公共权力腐败既与法律不完善和体制不健全有关，但更为直接、更为根本的原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传统行政干部任用制度的弊端。根据权力运作的一般规律，权力所有者因其掌控着对权力行使者的权力赋予权，所以自然就具有对权力行使者进行政治控制和支配的权力。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权力所有者总希望权力行使者在权力行使过程中充分顾及既得利益和潜在利益，这是一种基于人性的权力生态图式。我国现行的行政干部制度，在干部任用上主要采用的是由上而下的层层任命的方式。根据权力关系生态图式，就难免出现权力只为所有者——干部任用权的掌控者——存在和运行，权力行使者主要甚至仅只为干部任用权的掌控者负责和服务的状况。可见，在权力的具体运作过程中，权力行使者唯上不唯下、唯官不唯民，当然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加之现行行政干部任命制自上而下的单向性特点，造成缺少自下而上以及横向的对权力行使过程的监督和制约，使得权力行使过程中腐败行为发生的概率增大。这是权力体系在权力来源上的自闭性所导致的必然结果，权力体系的自闭性割断了权力体系与社会环境——尤其是人民群众——的生态关联，造成了政治生态链环的断裂，“断裂”的必然后果，只能是权力腐败[2]292。可见，通过政治生态理论视角看待公共权力腐败的根由问题，这实质上是个权力运作链环出现了阻断而破坏了权力运作的良性生态的问题。政治生态理论认为，良好的政治权力运作，以完整的政治生态体系构建为基础。在这一体系构造中，权力输入、权力行使、权力输出、权力运行结果反馈等等环节都不可或缺，舍掉任何一个，权力运作的生态状况就会出现恶化，公共权力腐败必会发生。
（二）政治生态环境的破坏。我国正处于剧烈的社会变革时期，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完全建立健全起来，市场的资源配置、社会服务等体系功能也不能充分发挥其应有作用，同时由于政府职能转变的滞后，政府对宏观经济和社会的过度干预，使得权力从逐渐介入市场到被广泛地市场化，不可避免地形成不良的政治生态环境，影响公共权力的运行，导致公共权力的腐败和变异。
在这个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由封闭性社会向开放性社会转变，由计划经济社会向市场经济社会转变的过程中，必然引起了社会生活、经济结构、社会组织、利益主体、生活方式等都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并且趋向多元化，不可避免地对人们的思想观念带来消极的影响：首先，封建的残余思想在汹涌的市场大潮里沉渣泛起，冲击着领导干部的官念，“当官发财”成为少数腐败者为官用权的信条；其次，文化宣传中大款们的潇洒人生，和被普遍张扬的一掷千金与金屋藏娇的诱惑，与国家公职人员的低工资、低消费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和对比，生活支出和成本的不断增长诱使着国家公职人员和领导干部利用手中的权力来谋取现实中不能达到的要求，以平衡自己失衡的心态；再次，极端的利己主义和利用手中职权获取最大化利益的思想在意志薄弱的领导干部的头脑中滋生。据调查，近年来部分机关和干部中的奢糜康艳之风已经到了令人痛心疾首的地步，即使是在贫困地区的干部之中，吃喝之风、享乐之风也非常盛行。
（三）传统政治文化自身的缺陷。目前，公共权力之所以能够公权私化和私欲恶性膨胀，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我国传统政治文化自身的弊端与缺陷带来的影响。在中国长达数千年的封建统治里，政治权力始终集中于皇帝。王权的至上使其成为了最高统治权威，是圣与王的统一体，从而形成了等级森严的王权专制主义的政治格局。王权专制导致了臣民对君主的人身依附关系，民众没有独立的人格，理性精神萎缩，个人价值丧失，民主意识空白。再加上计划经济和“全能政治”条件下的高度集权、权力宰制社会的影响，国民中至今还存在着相当浓厚的权力崇拜意识和官本位意识。比如，严格的上下层级制度，下级对上级唯首是瞻，上级对下级拥有绝对的权力；以是否为官、官职大小、官阶高低为标尺，或参照官阶级别来衡量人们的社会地位和人生价值，等等。这种政治格局衍生出了王权政治文化，在这种王权政治文化的影响下，一方面，百姓普遍形成了敬官、畏官的社会心理，在主观上自觉向为官者认同，在学理上向为官者求是非，企盼清官为民做主；另一方面，社会成员中一味顺从的奴仆心理比较普遍，不少人丧失独立人格与自主意识。社会成员作为政治参与者的自我取向低，在社会政治活动中处于被动的服从状态。这就为当代的公共权力腐败和异化提供了肥沃的社会生态土壤。
三、政治生态建设：公共权力腐败治理的路径选择
要惩治腐败，使公共权力的运作真正做到规范、合理、高效，就必须从传统行政干部制度的改革入手；而要改革传统行政干部制度，就必须加强承认人民的权力主体地位，落实人民主权，由人民来行使选择和监督公共权力的政治生态建设。
（一）建立全方位的公共权力制衡机制。对公共权力的制约不仅需要强度，还需要广泛性。公民权利的实现也不能仅仅依靠个人，更需要全社会的努力。我们在思考制约政府权力时，就应该从整个社会的角度出发，将政府权力的制约作为全社会的权利行为。这样，权力制约就是一种社会行为，是以社会制约政府权力，即一方面需要对权力施加强有力的约束，使权力感受到压力；另一方面对权力的制约力量要广泛，使权力处于被“包围”的状态下。目前，社会结构的多样化必然导致利益结构的多样化，社会分化为各种利益群体、第三部门等。开放性社会为公民个人、大众传媒等提供了参与不同领域的机会，它不仅要坚持代议制下以选举代表为主要内容的政治参与，还要为公民提供各种机会和渠道，培养公民参与的积极性，通过组织形式广泛参与各领域的决策过程，以政策的有效性来实现公共利益。因而，将社会作为制约政府权力的因素，能够真正将政府权力置于约束主体的全方位监督之下。为此，一要通过人民的意见表达来监督政府权力；二要通过人民群众直接参与政府决策来监督政府权力；三要通过舆论监督的方式来监督政府权力；四要通过大众传媒的暴光和第三部门职能分工也可以来监督政府权力。以社会制约政府权力与以权力、权利制约政府权力共同构成一个权力制约体系。三种权力制约方式的融合，就可以形成一个比较完善的权力制约体系，不同的制约方式在相应的环节发挥各自的作用，最终形成一种制约的合力。
（二）积极培育公民社会组织。强大的公民社会组织，是制约政府权力的根本力量。托克维尔说：“在我们这个时代，结社自由已经成为反对多数专制的一种必要保障。”[4]广泛存在的各种各样的公民社会组织则是结社自由的最重要的体现。任何权力都需要制约，不受制约的权力是危险的。政府内部分权制衡是必要的，但最重要的制约来自政府之外的社会，分散的个人无能力制衡政府权力。在社会学、政治学意义上，对于国家而言，个人是不存在的。个人只有组成社会、成为一种建制化的“个人”，个人才构成国家的对应物，而这样的个人，在现代社会中就是公民社会[5]。只有强大的公民社会组织，才能为公民提供自我组织的空间。公民社会组织是制约政府权力的最重要的力量之一。可见，致力于培育和建设一个健全的社会主义公民社会是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
因此，一方面发展市场经济，健全市场机制。市场经济培育的独立、自由、权利的契约性让渡等精神可以说是其他公民社会制约政府权力行为的基础。既要努力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增强公民的主体意识和主动精神，又要使在国家和集体各经济机构中供职的人明白自己不过是在该机构中供职的普通劳动者，是行使机构的职能，而非机构的权利主体，其行为不仅要受纪律约束，更要受法律的约束，由此来克服“以权谋私”现象，并增强责任感和主动性。另一方面推进社会自治，提高治理水平。成熟的自治组织承接政府权力撤退后遗留的权力真空，不会导致其他非法势力的进入。在自治模式下，原本许多政府的职能范围如保安、市容管理、计划生育等工作由自治组织自行解决，不但减少了费用，提高了效率，而且还有效地制约政府权力的渗透，并使政府权力从原有的“领地”撤退。
（三）构建现代新型的政治文化模式。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指出：“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6]这个政治文化是由本民族的历史和现在的社会、经济、政治、政治活动进程中所形成。从文化的积淀程度来看，可以分为现代政治文化和传统政治文化。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民主、参与、法治因子的缺乏导致国人的现代民主、法治观念和意识难以生成和确定，进而影响对公共权力的制约与监督。当代中国由于缺乏相应的民主法制政治文化的支持，导致其公共权力腐败泛化现象普遍存在。所以，我们在注重对权力监督体制与机制的健全与完善的同时，还需要加强社会主义主导政治文化的建设与创新，构建现代政治文化的新型模式。从总体上说，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发展趋势是从传统的“道德型、依附型、专制型政治文化”向现代的“参与型、民主型和法治型政治文化”新型模式的转变，随着政治发展的进行，这种转化的趋势也更加明显。
目前来看，政治文化发展的根本任务是通过有效措施培育出能创造新行为的社会文化，努力改变能影响行为模式的心理积淀，推进政治文化发展即政治文化现代化的进程，构建出新型的政治文化体系。一要建构社会主义参与型政治文化，培养公民的自主、参与意识。“一个社会仅仅从理性上接受民主并不难，但是要将民主价值结合进公民的人格系统；仅仅有对想象中的民主的欲求是不够的，还需要有在实际民主制度下的体验和由这种体验而产生的认同。”[7]二要培育社会主义民主型政治文化，增强公民的民主、平等意识。美国著名政治学家达尔指出：“如果公民和领导人对民主的观念、价值和实践给予强有力的支持，一种稳定的民主的全景就更加光明；如果这些信念和倾向落实到国家的文化中，并且大部分能够在代际之间传承，这就是最可靠的支持。”[8]这说明一个国家、一个地区要形成民主政治，离不开民主政治文化的支持，离不开这个国家、这个地区的政治人对民主的观念、价值和实践所给予的足够认同和支持。三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型政治文化，提高公民的法治理念。我们要克服传统政治文化的“人治”思想，从以“人”为出发点转变到以“法律”为出发点，以服从法律作为最高目标。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型政治文化要做到：一是公共权力机关依法办事，即各级国家公共权力机关依据法律行使权力，依法管理国家各项事务。二是加强法治教育，提高公民素质，培养公民政治主体意识。这样，才能进一步加强和完善我国的公民监督机制，促进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发展，从而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现代化进程，实现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宏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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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任浩明
道德选择路径论文范文第3篇
[摘要]“一带一路”的两端是当今世界经济最活跃的两个地区，连接着中国和东盟、南亚、中亚、西亚，乃至于北非、欧洲多个经济板块，途经53个国家、94个城市。沿线国家大多处于发展中的中间地带，属于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普遍诉求是繁荣经济与提高民生。就图们江区域而言，“一带一路”战略不仅能够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和可能，同时对深入推进图们江区域合作亦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关键词]“一带一路”；图们江；合作；机遇
[收稿日期]2016-06-15
[作者简介]李国强，男，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国海疆历史与现状领域。（北京100102）
在古代，往来于丝绸之路的人们并不知晓他们创造的辉煌历史，甚至连“丝绸之路”这个享誉世界的名称在当时都不复存在。而今天，“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实施，使我们清晰地看到，无论在陆地还是海洋，通过重建丝绸之路必将开创世界和平发展的新时代。
一、图们江区域合作与“一带一路”倡议的战略内涵一脉相承（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与战略内涵
古代丝绸之路自秦汉时期开通，在两千余年的历史发展中，始终是中国沟通沿线亚欧非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交往的大动脉。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首先提出共建“一带一路”的倡议，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沿线国家广泛参与。尽管各国国情不同，发展阶段、发展水平和发展成效存在着较大差异，在推进经济社会发展中面临诸多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但是深化产业结构调整、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展开多层面宽领域的国际合作是沿线国家的共同任务。因此，共建“一带一路”是对国际合作以及全球治理新模式的积极探索，符合沿线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利益，彰显人类社会共同理想和美好追求。
通过共建“一带一路”，将深化中国与沿线各国的互利关系，进一步打通亚欧经济动脉，将中国与东亚、东南亚、西亚、北非乃至欧洲联结起来，构建起连通亚、非、欧各大经济板块的市场链，形成覆盖数十亿人口的共同市场和全方位的开放格局。可以说“一带一路”是中国向世界提供的一项重要的公共产品。
“一带一路”沿线涉及的国家和地区，是目前全球贸易和跨境投资增长最快的区域之一。特别是亚太地区更是世界经济发展最具潜力、最有活力的地区。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认为，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是“资源丰富的高地、市场潜力巨大的平地、工资成本的洼地以及旅游的胜地。”[1]作为一个有潜力，又处在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阶段的地区，沿线各国的发展愿望都十分强烈。
中国既是一个陆地大国，也是一个海洋大国，“一带一路”承载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一战略所提供的发展机遇前所未有，因此各省市区以前所未有的热情投入到“一带一路”建设的大潮中。 2015年3月28日，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一文，对相关省份做出战略性布局，明确了各省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定位。这一战略性布局，力图通过重点领域建设，“扩大开放倒逼深层次改革，创新开放型经济体制机制，加大科技创新力度，形成参与和引领国际合作竞争新优势。”[2]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与沿线国家、地区间交流合作的广度和深度持续扩大与加深。可以说，中国与沿线国家有着良好的政治基础和坚实的经济基础。通过“一带一路”建设，把中国与丝路沿线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求紧密相连，能够有力地促进沿线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推进和深化亚洲区域合作，共同打造战略合作經济带，这也是“一带一路”重要的发展目标。
201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印尼国会发表了题为《携手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主题演讲，提出了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构想。此后，习总书记在20国集团（G20）峰会、上合组织首脑峰会等不同场合多次论及“命运共同体”。“命运共同体”这一概念的提出，表达了中国愿与世界其他国家携手共建、同舟共济，实现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良好意愿。“一带一路”的倡议恰恰是实现“命运共同体”的路径和支撑、桥梁和纽带。因此，打造“命运共同体”就是“一带一路”倡议的终极目标。
“一带一路”正是基于沿线各国谋求经济发展的利益诉求而提出的，符合中国和沿线国家的共同利益和要求，为打造互利共赢的“利益共同体”提供了可能。通过共建“一带一路”，着力挖掘各方潜力，实现各方的互补，把不同国家的利益融汇起来，把不同文明的优秀基因融合起来，从而推动建立地区稳定和平的政治环境，促进地区经济合作，最终形成共同繁荣的“命运共同体”。
显而易见，无论从政治、经济还是安全角度考量，丝路沿线各国之间休戚相关，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丝路沿线国家只有成为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命运共同体，才能达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目标。
（二）图们江区域合作的意义及与“一带一路”倡议的联系
肇始于1992年的图们江区域合作，无论是指导思想，还是战略定位、发展目标，与“一带一路”倡议可谓相辅相成。
首先，图们江区域合作的宗旨在于合作、发展、共赢，致力于打造中、俄、朝、蒙、韩5国合作开发的东北亚新的经济增长极，这一宗旨的基本出发点契合图们江区域各国的发展诉求和各自利益关切，充分体现各国在推进和深化区域合作、大力提升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上的认知高度一致，同时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基本理念相吻合，通过合作谋求发展，在发展中力求共赢，从而实现打造东北亚各国之间的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的最高目标。
其次，以图们江区域合作为支点和引擎，逐步辐射和延伸到整个东北亚地区；以中、俄、朝、韩、蒙为主要合作国，并吸引其他国家和多种资本参与其中。通过循序渐进的合作和开放，有助于不断取得发展成效，有助于不断累积合作深度、扩大市场半径。这一合作态势和发展模式不仅是图们江区域合作渐进性、开放式的显著特征，也与“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思路浑然一体。
第三，图们江区域合作以经济发展为主干，以政治互信为基础，以人文交流为保障，在区域经济社会综合、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推动下，逐步建构东北亚区域经济一体化新格局，这一目标设定上高度一致的共识和认同，不仅彰显了图们江区域合作的多元性和巨大潜力，而且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基本战略要素一脉相承。
第四，按照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提出的“东出日本海，西连蒙古国”的倡议，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建设是图们江区域合作的重中之重，其中着力打造贯穿中、俄、蒙、朝的大图们江国际通道是首要选择。这条通道向西与西伯利亚大铁路连接，形成直通欧洲的陆路国际运输大通道；向东则利用俄朝港口，形成联结日韩和欧美的海上大通道。
“大图们江国际通道”作为图们江区域合作中优先开展的领域，旨在以互联互通为优先前提，致力于构建区域内各国之间更加便捷、安全、通畅的国际经济走廊，从而利用道路设施的连通性、流动性和广布性，在不断深化区域内国家之间的双向互动和相互合作的基础上，保障区域内国家互利共赢合作、可持续性发展。因此，图们江区域合作把互联互通建设置于重要地位，与“一带一路”在战略意义、目标指向、路径选择上高度一致，既是图们江区域合作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务实推进的载体，也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实践。
此外，无论是蒙古国提出的“草原之路计划”、俄罗斯力图建设的北极航线，还是中国东北方向对俄陆海联运通道合作等等，都将聚合为“一带一路”建设中图们江区域合作发展的新亮点。
由此可见，图们江区域合作与“一带一路”在战略理念上一脉相承，在实施路径上与“一带一路”相辅相成，在合作领域上与“一带一路”相因相生。
二、图们江区域合作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有机组成部分以吉林省为主体的“东北亚丝路”，是古代丝绸之路中具有特殊意义的辐射线，它与若干丝绸之路通道共同构成了古代丝绸之路的基本交通体系，并使丝绸之路在地域上得以延伸和拓宽，在内涵上得以丰富和多元。
“东北亚丝路”兼具陆地和海上两条丝绸之路的特性，作为中国及东北亚最古老的国际通道之一，从陆地上通达库页岛（今萨哈林岛），在海上通达虾夷国（今北海道）。它由陆及海，不仅是中国与东北亚各国相互连接的重要商贸通道，而且将沿线各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对促进沿线国家和人民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民族融合、社会和谐，发挥着难以替代的作用。
图们江区域与古代东北亚丝绸之路密切相关，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战略体系中，就历史积淀和现实发展两个维度而言，图们江区域合作有其独特的价值和地位，因此它是“一带一路”建设中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从陆地到海洋，以“东北亚丝路”为联结的纽带，以图们江区域合作为良性互动的平台，把我国与东亚、东北亚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有助于更好、更快地推动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
作为“一带一路”的先期实践，经过20余年发展，图们江区域合作在合作机制、政策保障、制度对接、项目落实等诸多方面，已经有大量有益的尝试，并取得了显著成效，不仅业已成为中国东北地区国际合作发展的重要窗口，而且成为东北亚地区重要的经济增长极。2013年8月《长吉图规划纲要》正式发布，使长吉图成为我国政府批准实施的重要的沿边开发开放区域，标志着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建设纳入到国家战略之中，而图们江国际区域合作则成为中国建立并不断完善的三大国际次区域合作机制之一。2014年4月“中国图们江区域（珲春）国际合作示范区”的建立，对于构建我国扩大沿边开发开放的新格局，提高我国东北边疆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特别是提升图们江区域合作的质量和水平具有重大意义。上述一系列政策措施的先后出臺，为深化“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图们江区域互利合作奠定了更坚实的基础、获得了更全面的制度保障。
“一带一路”倡议的一系列重大政策利好，对进一步推进图们江区域合作实现跨越式发展，带来了十分难得的机遇。三部委在其发布的《“一带一路”的愿景和行动》中提出：“发挥内蒙古联通俄蒙的区位优势，完善黑龙江对俄铁路通道和区域铁路网，以及黑龙江、吉林、辽宁与俄远东地区陆海联运合作，推进构建北京-莫斯科欧亚高速运输走廊，建设向北开放的重要窗口。”[2]同时，明确提出打造中蒙俄国际经济合作走廊。这是基于对包括图们江区域合作在内的诸多先期实践和区域经济的客观现实，并在科学判断的基础上所做出的定位和布局。
《愿景与行动》、《长吉图规划纲要》及示范区建设政策，有机衔接、互为支撑，紧紧抓住了图们江区域合作中的关键所在，将“长吉图”先导区建设作为新的合作发展引擎，作为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孵化器，努力发挥由点及面、由面成片的叠加效应。可以说，“一带一路”不仅给图们江区域合作带来更加有力的政府支持和政策保障，而且给图们江区域合作提供了更加宽广和多元的发展空间。“一带一路”倡议的谋定，使图们江区域合作的发展方向更加明确、任务更加具体、目标更加清晰。
在“一带一路”倡议中，周边国家是重要的发展区域，因此实现与周边相邻国家的政策与战略对接、道路的互联互通成为首要和关键。图们江区域本身就是中国与周边国家陆海相连的交汇之地，是两条丝路兼具的地区，既是中国内陆连接日本海战略通道的重要节点，同时又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在东北方向的重要支点，因此具有重大的发展潜力和拓展空间。
图们江区域合作在致力于中国面向东北亚的互联互通中，已经取得重大成果，多条国际通道建设所取得的重大进展，在有利于降低物流成本的同时，使经贸与人文的深度合作与交流的半径大大增强，使经济市场的半径大大拓宽，为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奠定了良好基础。而以“东北亚丝路”为纽带，进一步促进陆地与海洋的协调发展，进一步密切中国东北地区与沿线各国之间的联系与合作，在整合式推进下，有望通过东北亚各国陆地与海洋的有效连接，实现优势互补、产业联动、错位发展，在打造升级版的大图们合作新模式的基础上，为实现图们江区域合作向东北亚区域合作的转型提供良好前提。
至今，“东北亚丝路”仍然是中国与东北亚各国人民友好交往的纽带。因此，充分发挥“东北亚丝路”在经贸交流、人文积淀、历史遗产等多方面的价值，对于实施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深化图们江区域合作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
三、“五通”是图们江区域合作持续深化的基本路径和着力点为保障“一带一路”的实施，中国政府提出了政策沟通、道路连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的“五通”思路，它是建构“一带一路”合作机制、拓宽合作领域的具体化，其内涵丰富而多样，指向鲜明而务实，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明确了思路、确定了方向。“五通”思路同样是图们江区域合作破解发展困境和难题，深化和拓展合作领域和合作渠道的基本路径和着力点。
图们江区域合作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有关各国携手努力，相向而行，因此，按照“一带一路”所倡导的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图们江区域合作需要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取得各国政府、企业、智库等多方力量的广泛参与，进一步从拓展具体合作项目入手，予以稳步推进。
（一） 政策沟通
政策沟通强调的是加强政府间的合作协调，这是“一带一路”稳步推进必不可少的前提。沿线各国政府的支持和参与，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首要保障；加强中国与沿线国家之间政策层面的协调，是“一带一路”建设首要内容。基于政府间多层次宏观政策沟通交流，才有望深化利益融合，促进政治互信，达成合作新共识。
在图们江区域合作中，政策沟通同样至关重要。只有积极发挥图们江区域内各国政府以及毗邻区域地方政府的作用，不断减少地缘政治的负面影响，建立起有效的、常态化的互访机制、沟通机制、信息交流机制，努力消除国家间法律和体制上的障碍，使图们江区域合作的发展与区域内国家现行政策法规相互贯通、合理衔接，在减少或降低资本、商品、人员往来中的政策壁垒的同时，使各国形成相向而行、协调一致的政策行动，才能使图们江区域合作更加健康、有序地予以推进。
在大图们江倡议升级酝酿过程中，各国对相互政府间的沟通给予高度重视，并强化了地方委员会在促进图们江区域合作中的作用，这一实践发挥了良好的示范效力。但是，在以往的合作中，由于政治互信问题、政策衔接问题、制度对接问题等等，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合作的成效和进度。因此，加强政策沟通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十分急迫的。
随着中国政府制定了图们江区域合作开发规划，俄罗斯、朝鲜也相继制订了相应规划，但三方的规划尚未实现衔接。因此，亟待三方政府尽快建立联合工作组或双边工作组，寻求共同建设目标和利益共同点，确定优先顺序，分步实施，先易后难，实现合作开发利益最大化。
“与俄罗斯合作进一步畅通陆海联运通道”是图们江区域合作的重要内容之一，在《愿景和行动》中也有积极的回应和安排。俄罗斯远东开发战略指出，与中国东北振兴对接，吸引中方投资，实现共同发展。可以说，双方都已经释放出了明确的政策信号，接下来的工作就是中俄双方尽快就此展开政府间沟通，为战略的务实落地铺平道路。
2014年蒙古国提出旨在通过运输贸易振兴本国经济的“草原之路”倡议，拟实施连接中俄997公里高速公路、1100公里电气化铁路、扩展跨蒙古国铁路以及天然气和石油管道等5个项目。这一倡议在致力于发展蒙古国高速公路、铁路、天然气管道、石油管道的同时，还将为中俄两国提供过境运输。“草原之路”倡议是对“一带一路”的积极响应，也是图们江区域合作的有益延伸。
作为图们江国际合作重要成员国朝鲜，于2009年退出图们江区域合作机制，这无疑是一个令人遗憾的损失。如果没有朝鲜的参与，图们江区域合作是不完整的，对未来发展也是无益的。值得欣慰的是，近期朝鲜表达了回归图们江区域合作的良好意愿，这一问题需要有关各国共同努力，不断谋求共识，使区域内各成员国保持稳定、良性的互动与合作。
此外，图们江国际区域合作机制，仍然需要不断完善。因此，基于政府间的有效沟通，不断创新成员之间在新形势下的合作机制，也是不能忽视的重要议题。
在注重发挥图们江区域各国先期合作成果，进一步延续、完善、提升图们江区域合作机制的同时，强化各国政府间的相互沟通，将有助于整体推进图们江合作水平，有助于加速东北亚区域合作进程。为此，区域内各国应在三个环节加以努力，一是着力于实现相互经济发展战略、有关制度安排的有效、合理对接；二是着力于共同制定并遵守推进合作的规划、规则和相应的措施；三是着力于共同为合作项目的实施提供必要的政策支持。
（二） 互联互通
习总书记指出：“如果将‘一带一路’比喻为亚洲腾飞的两只翅膀，互联互通就是两只翅膀的血脉经络。”[3]“要想富、先修路”，图们江区域合作的良性发展，有赖于把道路连通起来，把基础设施建设完善。根据图们江区域合作的构想，致力于区域内互联互通，把区域内各国铁路、公路、高速铁路、海上通道建设作为合作的主攻方向，全力畅通陆海联运国际大通道，形成由各国主要节点道路、节点港口为纽带，辐射至毗邻陆地与港口城市及其腹地，从而构筑图们江区域金融贸易网络和经济带。
所以，图们江区域合作应继续致力于打造贯穿中、俄、蒙、朝的大图们江国际通道。首先，重点贯通赤塔—乔巴山—阿尔山—白城—长春—图们—罗津、清津的铁路交通线，在实现中国东北、蒙古、朝鲜等各国相互连接的同时，使之逐步成为延伸至欧洲的又一国际通道大动脉。其次，重点打造环日本海国际海上航线，不断提升珲春—罗津—釜山定期集装箱航线、珲春—扎鲁比诺—束草陆海客货联运航线、珲春—波谢特—秋田不定期集装箱航线、珲春—扎鲁比诺—新潟散货航线、珲春—扎鲁比诺—束草—新潟等四国航线的功能和效力，努力打造图们江区域国际海上运输通道体系。第三，注重陆海国际通道的未来拓展，尤其是以图们江区域内各国港口為基点，及早谋划连通和开辟北极航线，从而构建起图们江区域与欧洲、北美三位一体的新型国际通道网络集群，为图们江区域合作未来发展创造更为通畅、便利的交通条件。
就现实情况而言，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仍然是制约图们江区域深度合作和未来发展的短板和瓶颈，特别是陆海联运航线的建设，海上通道建设等方面仍然面临诸多现实问题。比如图们江国际大通道断点多、通道建设标准不一致的问题，蒙古乔巴山至中国阿尔山铁路尚未修通的问题，珲春至俄罗斯卡梅绍娃亚铁路运输能力低下的问题，图们至朝鲜罗先、清津铁路老化陈旧的问题等等。而且陆海联运航线也急需完善，尤其是要解决通而不畅的问题，一方面尽快启动停运航线，另一方面要为正在运行航线的畅通提供保障。
因此，按照“一带一路”建设的要求，根据图们江区域合作的具体实践，紧紧围绕大图们江国际通道建设，把陆海联运航线作为重点，加快图们江国际运输通道建设，加强图们江区域内各国间基础设施建设，实现公路、铁路、航空、海运相互衔接、沟通内外立体交通网络，畅通长吉图腹地与国际的联系，在保障物流、人流通畅，有效促进贸易、旅游、物流产业快速发展的基础上，无疑将使图们江区域在更高层次发挥出“一带一路”建设新的战略支点作用。
（三） 贸易畅通
“消除投资和贸易壁垒，挖掘贸易新增长点，构建区域内和各国良好的营商环境，激发释放合作潜力”[3]，是贸易畅通的核心目标。就图们江区域合作而言，通过贸易带动投资，通过投资拉动贸易，形成相互促进的格局是重要的发展路径。因此，贸易畅通决定着图们江区域合作的实效。为此，要解决好三个方面的问题：
其一，贸易便利化问题。通过区域内各国之间海关、质检、电子商务、过境运输等全方位合作，强化中、俄、朝等国家对应口岸的衔接与配合，通过改善口岸设施条件，确保通关畅通，降低通关成本，提升通关能力，通过跨境监管程序的协调，降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不断简化和协调贸易程序，加速要素跨境的流通，为国际贸易活动创造简化的、协调的、透明的、可预见的环境。
其二，投资便利化问题。重点是要加强图们江区域内各国双边投资保护协定、避免双重征税协定磋商，保护各国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其三，相互投资领域问题。过去十余年间，中国与其他成员国之间已经建立了多个区域合作机制，开展了一批合作项目。特别是 “中国图们江区域（珲春）国际合作示范区”设立后，国际产业合作区、边境贸易合作区、中朝以及中俄珲春经济合作区四大板块的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图们江区域合作将大大拓宽相互之间的投资领域。
（四）资金融通
资金融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指的是金融合作和开放，同样也是提升图们江区域合作水平和发展能力的重要方向。在图们江区域内呈现出这样一个现象，一方面有的国家因为缺乏资金，导致基础建设严重不足，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区域合作的发展；另一方面，有的国家虽然具备高额资本存量优势，但缺乏把资本转化为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有效渠道，尤其是缺乏有效的多边合作机制，无法通过一定形式的金融合作机制把资金引导到本地区来。当然这不是图们江区域独有的现象。亚投行的成立对于推动亚洲基础设施的投资，对于推动亚洲经济增长，对于增强全球经济的稳定性，无疑都是十分重要的。显然，亚投行也将助力于图们江区域合作，从而使图们江区域合作中的资金融通渠道和环境将得到进一步改善。
（五）民心相通
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社会根基，也是深化图们江区域合作的民意基础。要传承和弘扬“东北亚丝路”所凝聚的友好合作精神，就必须在密切人文交流合作上下功夫。区域内各国应广泛开展文化交流、学术往来、人才交流合作等，为深化双边、多边合作培育坚实的人文基础。
综上所述，按照“五通”思路，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整体框架下，图们江区域合作的核心内涵应定位于重点开展以互联互通为目标的基础设施建设、以贸易便利化为核心的自贸区合作、以多渠道宽领域为重心的产业投资合作、以货币流通为重点的金融建设、以建立和强化双边及多边机制为保障的经贸合作。
四、实现“一带一路”倡议下图们江区域合作新发展的路径选择从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和图们江区域合作的发展进程而言，现在已经不再是讨论如何融入、如何定位问题的阶段了，而是要探索如何务实落地、如何生根开花、如何协调发展的问题。
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带动下，中韩自贸区谈判已顺利完成；中朝罗先经贸区建设稳步推进，中朝边境贸易稳定发展；中俄两国元首多次会晤，双边合作不断向纵深发展；中蒙关系上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经贸合作快速推进。这一系列政策性保障和制度性安排，为图们江区域合作的深化提供了良好条件和内外环境。但从现有条件和基础来看，图们江区域合作两大根本性缺陷问题还有待解决，一是基础设施滞后；二是产业发展落后。“一带一路”为图们江区域合作大发展提供了难得机遇，如何通过“一带一路”实现新的突破？笔者认为，既要注重政治、经济、人文三个层面的均衡发展，又要照顾各方合理利益关切，先易后难，稳步推进，在互利共赢的合作中逐步拓宽渠道和领域，为此，应在以下三个方面予以着力：
一是依托国际大通道。国际大通道是图们江区域合作在“一带一路”中发挥先导作用的重要载体。大力拓展互联互通的“外溢效应”，即以建设产业转移示范区为重点，着力引导产业升级并吸引外部优势产业向区域内梯度转移；以经贸产业园区为合作平台，积极推进中国与俄罗斯滨海边疆区的跨境经济合作区建设，着力推进投资和贸易便利化；以次区域合作机制为平台，进一步完善多边、双边合作体系，寻求和扩大利益契合点，积极探索建立图们江区域自由贸易区，谋求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形成区域合作共赢发展新格局。
二是依托经济走廊。经济走廊是图们江区域合作在“一带一路”中获得更多收获的重要载体。以“经济走廊”为轴心，着力深化大图们江政府间协商委员会部长级会议、大图们江东北亚地方合作委员会省长级会议、中国—东北亚博览会、中国延吉·图们江地区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图洽会）、图们江区域（珲春）国际现代物流高层论坛、图们江国际学术讨论会等现有平台的功能，形成区域内各国产业协调机制以及人文交流机制，带动一批基础设施项目，扩大经贸合作与交流的领域，从而建立起中国与东北亚各国互联互通的基本框架，通过物流通道、信息通道等多方面的建设，构建起图们江区域经济一体化新格局。
三是依托历史文化遗产。历史文化遗产是图们江区域合作在“一带一路”中不断夯实民意根基的重要载体。充分发挥东北亚国家民族相近、文化相通、人文交流基础好的诸多优势，进一步密切区域内各国在教育、文化、科技、环保、旅游、卫生等领域的合作，加强青年、媒体、智库等多层面人员交流。努力构建“东北亚丝路”文化圈，传承和弘扬“东北亚丝路”友好合作精神，夯实图们江区域合作的民意基础和社会基础，为促进图们江区域各国政治经济的高度融合提供强大的人文精神支撑。
总的来说，“一带一路”倡议是一个时代的重大命题，为图们江区域合作的大发展、大繁荣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和可能。尽管图们江区域合作仍然可能面临多种挑战和风险，但是始终遵循“一带一路”倡议所倡导的基本原则和精神，以创新的理念和创新的思维，扎实推进和深化各项合作，就能给图们江区域内各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参考文献：
[1]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4-11/02/c_1113080415.htm.
[2]《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 http：//www.mnw.cn/news/china/878066.html.
[3]新浪網，http：//news.sina.com.cn/c/2014-11-08/221031115918.shtml.
[责任编辑豁然]
道德选择路径论文范文第4篇
一、“自主选择”为何大行其道?
美国是一个在权利意识上坚持个体主义(individualism)、在文化上则主张多元主义的国家，二者都为价值相对主义提供了丰厚的文化土壤和隐秘的心理环境。
(一)个体主义与价值相对主义的逻辑关系
个体主义和价值相对主义存在逻辑内生关系，个体主义的权利意识滋生相对主义的价值取向，价值相对主义又是个体主义自我辩护的精神利器，这使得“一切价值由公民自主选择”成为美国社会的基础意识。20世纪60年代以后，在经济、科技等领域的全球化逐步形成的背景下，所谓的现代性论调鼓噪一时，个体主义主张的自由权利被无限放大，甚至可以凌驾于国家权利之上，这与个体主义原先的真实意图渐行渐远，以致个体主义变成了极端个人主义(egoism)，价值逻辑上则演化为相对主义，成为包括大学生在内的不同社会阶层谋取私利的由头。极端个人主义的肆意妄为动摇了统一的道德价值观，带来了新的精神危机。此番境遇让人们警觉，
“一个社会若以扩大个人选择自由的名义持续不断地推翻社会规范和准则，将会发现其自身会变得越来越混乱、分裂和孤立，而且无力完成共同的任务，实现共同的目标”。无疑，这使得整个社会形成具有普世意义的道德共识变得遥不可及，却给价值相对主义平添了几分动力，必然会给大学生的道德教育增添新的变数。20世纪美国大学生道德教育的价值问题由此而发，也开启了是否要为大学生传授具有普世意义的道德价值观的长期论战。
(二)多元文化的肥沃土壕
多元文化交融并汇是美国社会生态的另一特色，它是价值相对主义赖以存在的文化土壤，也是多元价值观的文化母体。同样是20世纪60年代，多元价值观的绝对作用被无限放大，价值相对主义的道德评判被神化，社会中原先坚持的最低限度的道德共识也被肢解，被抽离了道德价值共识的社会就像随风飘落的枯叶一样不堪一击。每况愈下的道德环境和价值相对主义的蛊惑让美国大学生的道德价值观到了最危险的时刻，“教授可以绝对确定一件事情：几乎每位大学新生都相信真理是相对的……对他们而言，真理的相对性不是理论的洞察，而是道德的预设，也是自由社会成立的条件”。依据这一思路，大学生可以认为道德价值的选择与判断是“私人空间”内的自主选择，自己的道德价值观是最正确和必须坚持的。显然，若把大学生这般“自主选择”视为真理，统一的道德普世价值自然是遥不可及的乌托邦，国家的精神命运也就危在旦夕了。
(三)美国大学对“价值中立”的追求
大学既是社会文化的制造者、输出者，也是无力独善其身的文化受体。社会文化思潮对大学的浸染由表及里，直接导致美国大学对“价值中立”的追求，由此延展出大学生道德价值观的“自主选择”也就顺理成章了。而在这一过程中，三种思潮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由达尔文的进化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引发的价值相对主义思潮，哈特肖恩与梅的实验心理学证明道德教育的低效，以及勃兴的逻辑实证主义对事实与价值的区分推翻了道德客观存在的认知共识。三种思潮的“合力”作用固化了美国大学道德教育中“价值中立”的思维模式。此番情形下，大学不愿被社会、学者和政客斥责为价值观垄断和政治独裁的“助推器”，教师不愿涉及敏感的价值观引导，大学生醉心于不受任何干涉与暗示的价值观自主选择，三者间形成了高度默契的“平衡”状态，看似一切安好的表象下实则危机四伏，隐匿着美国社会随之而来的价值观危机。
二、“道德必教”为何众望所归?
“道德可教”的哲学依据，加之大学生道德状况的颓势日益凸显，促使美国政府及社会各界开始重新认识道德教育对于美国青年一代的重要意义。
(一)道德可教的内在合理性
在西方社会，一直存在着道德教育的两大传统：一是以苏格拉底、柏拉图为代表的强调道德推理与判断能力培养的道德教育模式，20世纪中后期在美国风靡一时的价值澄清教育和道德认知两难模式当属此类的典型代表;二是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品格一习惯”道德教育模式，强调在生活实践中培养德性，道德教育是不可替代的手段，美国当下流行的新品格教育就可归在旗下。
苏格拉底最早提出了知识即美德的立论，也开启了道德可教的理论先河。在他看来，道德就是由知识组成的，知识可以教授，道德当然也可以教授，为此还发展出一整套道德推理的方法教人习得道德价值，因为步步诱导、层层递进，最终使受教育者得以启发，如同产妇生子一般，故被生动地比喻为“产婆术”，成为西方社会道德教育的一大走向，也成为以科尔伯格(LKohlberg)为代表的美国道德认知教育的理论源头，甚至为全世界的道德教育都作出了积极贡献。作为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从另一个视角对道德价值可教的观点给予了积极回应，“年轻人是品格形成和接受现实观念最好的时期，因此我们应该只是单纯地让年轻人自行摸索，听一些杂乱无章的事情吗?或者是让年轻人任意接受有害于心灵的观念吗?难道我们对年轻人的成长没有责任吗?”，这段话毫不掩饰地道出了传授道德價值对青年一代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然而，在多元文化盛行的当代，曾经颇受青睐的价值相对主义却摇身一变成了撕裂美国社会道德信念的幕后推手，大学生作为知识精英阶层，受到的冲击史无前例，不得不让美国政府从战略视角重新研判教授具有普世价值的道德观念对当下美国社会的现实意义。
西方社会道德教育的另一种模式则来自于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他认为“德性是由于先做一个一个简单行为而后形成的”，以“在做中学，由行为习惯来教”回应了道德价值是否可教的问题，并且被继承发扬。美国历史上的传统品格教育就继承了亚里士多德德性教育的衣钵，依托美国社会固有的社群主义基础，把学校、家庭和社会联合起来，发挥最大的教育合力，让学生在广阔的社会实践交往中学习道德价值。换言之，家庭和社会也成了教授道德价值的“课堂”，提升了教育的实效性。可以说，正是由于“道德可教”经受了历史的实践验证，最终为美国坚定实施大学生道德教育提供了合理的哲学依据和信心。
(二)道德必教的外在现实压力
由于价值相对主义的根深蒂固和价值澄清教育的风靡一时，美国出现了严重的道德教育大滑坡现象，“1965年到1975年，美国18岁以下男性青少年犯谋杀罪的比例翻了两倍，80年代以后继续攀升。”“1989年的盖洛普民意测验表明，18岁至29岁年龄段的人对自我的评价是：89%的人认为他们这一代比20年前的人更自私了，82%的人说他们更加物质化了”。“到20世纪70年代末，公立学校的道德教育跌到了有史以来的最低点，道德教育在三个多世纪以来一直是学校教育的中心任务，而今天，已经被边缘化了并被认为是有问题的。”时至今日，美国大学生的道德滑坡并没有因为时光的流逝而有所好转，反倒超越了上课迟到、考试作弊、诚信缺失等道德失范行为，走向了种族歧视、酗酒、暴力、吸毒甚至校园枪击的危险境地。信仰与道德价值观似乎再也无法在大学生身上找到憩息的“码头”。同时，值得注意的是，道德资本理论开始在美国广受关注，大学生备受瞩目，他们的道德素养关乎着美国意识形态的安全，也是美国经济发展、社会和谐的福祉所在。严峻的道德颓势促使美国社会深刻反思大学生道德教育的缺失，道德必教已成众望所归。
三、“道德必教”何以保障?
当道德必教已然成为众望所归，学术界、大学、政府以及社会开始通力协作，美国大学生的道德教育实现了强势回归。
(一)学术界的道德启蒙
学术界的道德启蒙首先开启了美国社会的道德教育反思，曾经风靡一时的、基于道德价值“自主选择”基础上的价值澄清教育受到前所未有的猛烈批判，承载着传统道德核心价值、能够凝聚道德价值最大共识的德性伦理又一次受到重视，成了挽救美国社会道德危机的一剂良药。伦理学家麦金太尔融合罗尔斯正义论观点的著作《追寻美德》问世后，以德性伦理滋养大学生道德教育的方式逐步被教育界和美国社会接纳。时任美国教育部长的贝内特就坚持必须在包括大学在内的各级学校里传授道德核心价值观，消除价值相对主义在学校道德教育中的不良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民间学术研究机构在这场道德教育启蒙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纷纷在高校设立研究机构，召开学术会议，谋划美国未来的大学生道德教育前景，不仅给国内外学者提供了研究交流的学术平台，也在努力影响国会和政府的行政决策，成为其实际上的教育顾问组织。比如，课程发展与指导协会(The Association for Supervisionand Curriculum Development)就邀请了11位道德教育专家组成了一个专家组，起草了报告《学校生活中的道德教育》，列举了大学生应该具备的六种道德价值观，同时成立网站(http：//www.ascd.org)，致力于开发道德教育项目。正是在学术界的合力启蒙下，“道德必教”终于成为美国高等教育学界的重要理念之一，也为这艘承载美国梦，却又偏离航道的教育巨轮校正了方向。
(二)大学的积极参与
随着价值澄清教育的式微和大學生道德水平的集体衰退，相当一部分公立大学、私立大学和教会大学开始及时调整方向，积极地参与到大学生道德教育中。2002年，美国大学和学院联合会(Association of American Colleges andUniversities)号召大学毕业生要认清道德价值相对主义的危害，并且“作为多元民主社会中的公民也要积极参与，明晰决策和行为的道德后果，深刻理解自我并尊重他人复杂的个性、历史和文化”。
在此号召下，美国大学开始以课程和志愿服务项目(volunteer project)的形式强化大学生道德教育。普林斯顿大学开设了人类价值观(HumanValues)和价值观与公共生活(Values and PublicLife)两门课程，从人类道德的起源以及它与人的价值实现入手详细解读什么是道德终极价值，以及传统道德价值是如何影响个人与公共道德生活的。芝加哥大学开设了种族和民族问题比较研究(Comparative Race and Ethnic Studies)、人权(Human Rights)、公共社会服务(Publicand Social Service)、通识教育(GeneralEducation)等课程，从种族歧视、人权和服务的价值视角引导大学生理性看待美国及世界存在的不公正现象，明晰同情心、信任、勤奋、忠诚等美利坚民族固有的传统美德对解决多元文化时代的价值失范的当代意义。哈佛大学开设了世界与社会(World and Society)、美国与世界(USA andWorld)、道德理解(Understanding of Moral)等课程，着重从美国与世界关系的分析入手探讨美国大学生建构爱国主义情感的前景以及传统道德价值观在这个过程中的作用。
(三)政府的强力支持
当代美国对大学生道德教育的关注远超以往，形成自上而下的强大行政推力，实现途径主要是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立法以及拨款支持。在联邦政府推出的多项教育法案中，《2000年目标：美国教育法》无疑是承前启后的重要法案，在推动大学生道德教育方面功不可没。该法案虽然不是纯粹意义上的道德教育法案，但文中多次出现的“公民”“责任”“能力”“政治哲学”“政治科学”等字眼却难掩它与大学生道德教育之间的内生逻辑性。自该法案推行后的第二年，“每年举行一次‘白宫品格教育会议’，总统及夫人分别在品格教育会议上发表演讲，同时总统还制订了品格教育的测试方案，每年拨款400万美元予以支持”。截至1998年，美国进行品格教育试点的学校和团体得到了27亿美元的资助，专门用于培养大学生和其他青年从学习经验中懂得良好公民的权利与义务，有21个州接受了美国教育部“品格教育试点合作项目”的拨款，将品格教育渗透到课程中。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Gorge Bush)在2001年总统就职演说中旗帜鲜明地倡导全社会尊崇道德核心价值观;2005年，美国前总统卡特(Jimm Cater)出版《我们濒危的价值观：美国的道德危机》一书，呼吁青年传承美国道德核心价值观;奥巴马在任时也对道德教育不遗余力，告诫青年学子要奉行尊重、责任等核心价值观，有力地推动了美国大学生道德教育的历史进程。
(四)社会的高度配合
大学生道德教育是动态的体系化过程，需要全社会的通力支持，美国社会的社群主义优势再度体现。日益滑坡的大学生道德水平，激发了民众强化道德教育的内在诉求，“自1987年起，超过90%的被调查者认为学校向学生讲授核心价值观很重要;94%的被调查家长希望孩子在学校学习价值观;90%以上的人支持学校讲授‘忍耐’与‘道德勇气’;67%以上的人认为学校团体应在价值观上协调一致”。美国社会形成了改革道德教育的心理共识和社会舆论基础。在此背景下，美国大学推行了“学校契约”计划(Campus Compact)，大学生可以在校内经营商业实体，学生社团也参照联邦政府的运作模式，由大学生通过竞选产生主席等职位，并且具有独立法人资格，需为大学生团体的经营承担一切法律责任，这与社会组织的运作别无二致，有力地促进了大学生与社会的合作互赢。
同时，一些大学还设立了提升大学生与社会合作水平的研究计划。例如：阿勒格尼学院(AlleghenyCollege)推出的“社区研究计划”(Community-Base Research)，旨在强化大学生在环境保护、艺术交流、英语教育等方面与社会的合作服务;而“政治参与中心計划”(The Center for PoliticalParticipation)，则是旨在架起一道让大学生深入参与社会政治运作的桥梁，培养大学生参政、议政的热情，深得社区和大学生的欢迎。让大学生回归社会，通过实践培养德性，成为美国大学道德教育的鲜明特色，而“服务社会”也成就了美国大学生的国家公民意识。据统计，“仅在2004-2005学年，美国就有330万16到24岁的大学生做义工，这相当于全美所有1，080万适龄大学生的30.2%。”服务社会的具体过程令大学生真切地体验了道德的现实境遇、局限性和应有的价值，把看似深邃抽象的道德核心价值还原成了真实的生活元素，弥补了大学道德教育的先天不足，让社会、高校、大学生和国家都成了受益者，也为“道德必教”提供了生活土壤。
美国大学生道德教育从对“自主选择”的尊崇到“道德必教”的众心所向，折射出的是巩固美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道德教育的社会功能的强势回归，背后隐匿的是对大学生道德教育的深刻价值剖析，以及学术界启蒙、大学参与、政府支持和社会配合的合力作用。事实证明，美国大学生道德教育的立场嬗变，并非美国社会民主自由精神的衰落，恰恰相反，是自上而下捍卫社会根本发展利益的治理意识觉醒和实践行动，给我国大学生道德教育带来的启发值得深思。
道德选择路径论文范文第5篇
而造成东莞力推加工贸易转型的原因是中小型加工贸易企业倒闭逐渐呈上升趋势。据了解，这些倒闭的企业中除了经营管理不善等原因外，跟企业自身的密集型模式和传统产业结构、产品结构有密切关系。这种现象在纺织、鞋业这类加工产业中表现较为突出。财小气短无力应对外贸风险。
东莞海关监管的加工贸易企业就有1.3万多家。这些企业绝大部分靠订单生存，在生产质量和产品方面存在严重的同质化倾向。由于企业规模小，财力弱，无力应对外贸风险和留住熟练技工，结果失去大量订单。再加上成品油价格上升、电力供应紧张、用工紧张、人民币汇率上升、配额成本增加和反倾销税等外贸“瓶颈”因素，都在东莞这些企业中迅速产生了成本增加等连锁效应。据了解，欧盟对我国皮鞋征收临时性反倾销税，进一步压缩了东莞皮鞋业的原本只有10%的毛利润空间。对于制鞋厂家，除了负担4%的临时反倾销税，还要负担6%的关税，这已经把10%的毛利润挤净，其中还不包括燃油发电成本增加、汇率增加和工资成本增加的影响。企业再投资逐渐移出东莞调查还显示出最近东莞本地部分企业再投资有逐渐转移出东莞的迹象。
长期以来，东莞自身没有形成一个集加工、物流于一体的工业园区。随着外贸成本的逐渐增加，东莞依靠香港自由港的加工贸易渠道已经逐渐失去竞争力，尤其对于那些“两头在外”的来料加工企业，频繁往返莞港之间，大大增加了企业成本。出于利润最大化的考虑，企业再投资的时候考虑搬迁也是可以理解。加工贸易企业不能及时升级转型,东莞经济的发展方式就无法根本转变,产业结构调整的目标也难以实现。
东莞市转型后会建立现代产业体系，抢占国际产业价值链的高端环节;有利于破解外经贸发展难题，推动外源型经济从量的扩张转向质的提升，实现外经贸创造财富方式的战略转变;有利于推动优质加工贸易企业就地转型发展，不断做大做强;有利于探索经验，创造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全新发展模式。
道德选择路径论文范文第6篇
1.1 贫困的恶性循环理论
该理论从经济的投入—产出的角度分析贫困成因。该观点的学者们认为, 发展中国家长期陷入贫困是由于一系列的低投入———产出行为造成的。发展中国家底子薄、人均收入低、储蓄较少, 从而造成社会再生产的投资资金不足。资金不足难以使生产规模扩大、难以提高生产效率, 最终导致其产出处于低水平, 居民收入长期低下。总而言之, 因为贫困导致投资资金匮乏, 投资资金匮乏导致低效率产出, 低效率产出又导致了低收入, 低收入又极有可能家庭或个人陷入贫困, 如此循环。
1.2 社会不平等理论
该理论认为贫困的原因主要在于社会既定的资源禀赋 (包括先天资源禀赋) 占有不平等导致了贫富差距, 产生了贫困。该理论认为贫困者陷入贫困, 主要是由于他们在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动、政治活动和文化活动中占有很少的资源造成。资源的匮乏导致经济上缺乏竞争力, 因而陷入贫困。
1.3 人力资本投资理论
该理论和资源禀赋有相近之处, 人力也是一种先天的资源或资本, 人力资本是通过对人力的投资形成, 人力资本投资是人和社会为了获得收益而在劳动力的教育培训等方面所做的各种投入的总称。贫困是由于在人力资本投资上的差异造成的, 贫困的主要根源是长期的人力资本投资的不足。因此, 要解决贫困问题就要提高贫困者的人力资本投入水平, 主要变现为对人力资本资金的投入。
1.4 贫困文化理论
该理论认为, 社会上一些人之所以处于贫困的境地, 是因为有一种“贫困文化”。贫困者通常居住在资源资金匮乏区, 这种居住方式促进了贫困者之间的集体文化, 缺乏竞争, 缺乏与其他社会群体经济和社会来往, 久而久之便形成了一种脱离社会主流文化的贫困文化。这种文化形成之后, 将一代代传递下去, 长期受到该文化的熏陶, 会很难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 即使遇到摆脱贫困的机会也很难利用这种机会走出贫困。
贫困成因四种理论的共性是:无论是政府、企业还是个人, 资源、资金的短缺和匮乏是形成贫困的主要因素, 长期匮乏将难以改变贫困的现状, 要改变贫困, 实施精准扶贫脱贫, 就得理顺金融与扶贫之间的内在联系, 提高金融机构的社会责任感, 发挥金融资金的高效性, 才能有效帮助贫困者脱贫。
2 金融与扶贫的机理分析
金融与扶贫联系可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 戈德史密在其著作中提到金融扶贫问题, 这也引起了后来学者的重视, 他提出了资金流动模型, 指出了金融发展的路径、初次探讨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20世纪50年代, 麦金农提出了“金融抑制与金融深化”理论, 该理论指出凯恩斯主义不利于经济的增长, 金融与经济增长应该在合理区间内运行。尽管学者们研究方法、研究目标有所不同, 但其相同点为金融应该支持产业发展,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呈现相关关系。此共同点被诸多学者广泛认同, 为金融扶贫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提供了理论研究基础。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 亚洲和拉丁美洲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创造出众多适合贫困人口特点的信贷方式、制度, 在基于各国的具体情况下, 在不断摸索和试验的基础上创造新的金融扶贫模式。他们的研究侧重于制度建设, 侧重于扶贫的社会效益, 为金融扶贫的发展注入新的源泉。
2016年是我国的普惠金融年、扶贫金融年, 2017年是金融助推扶贫脱贫攻坚战年。2016年中国人民银行举行一系列关于普惠金融的活动, 形成了我国金融的一大特色, 同时也颁布了大数据、数字技术、数字金融在普惠金融当中如何发挥作用的行动指南。继《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扶贫办共青团中央关于全面做好扶贫开发金融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后, 中央召开了扶贫金融工作会议, 人民银行在差别化货币信贷政策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如“促进金融扶贫的专项再贷款”, 看似只是名称的变化, 但与原来的三农、小微的再贷款相比, 期限更长、利率更低, 从普遍优惠到精准实惠, 以此来支持金融精准扶贫。2017年党中央、国务院又提出“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确保困难群众超过贫困线, 全面迈进小康社会打赢扶贫脱贫攻坚战。
从国外到国内这一系列理论、方针、政策的提出都紧紧围绕一个核心:金融是精准扶贫的关键, 金融是扶贫脱贫攻坚战的关键。要理清金融和扶贫的关系, 就得从金融与扶贫的内在机理去分析。白钦先教授认为“金融从来就是或者应该是普惠的, 只不过在资本条件下, 金融被极少数人垄断, 金融的收益被极少数人分享, 因而发生了金融的异化。我们今天强调普惠金融的建设, 其实是普惠金融的本性回归。”
所以, 金融从来就是, 或者本应该是普惠的, 惠及每一位自然人、法人, 包括贫困人群。只不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由于人性里的贪婪, 对金融产生片面理解, 只讲利润最大, 不讲金融普惠, 淡化金融机构的社会责任, 出现了普惠金融所强调的中小微、贫困人群被界定在普惠金融之外, 金融机构的追求仍然是大客户, 强调仍然是经济利益, 忽略了社会责任。综上所述, 金融本来就是普惠的, 应该惠及每一位人, 金融与精准扶贫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3 金融扶贫的内涵
西方经济学家的金融扶贫理论源于财政、金融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一般而言, 金融能够促进经济增长, 经济增长又会带来贫困户缩减。总之, 提高低收入群体的金融支持有助于减缓贫困。杨钊认为:金融扶贫是在普惠金融的基础上以政府政策为引导, 通过合理设计的金融工具和金融机制来引导金融机构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流向欠发达地区、弱势群体和低收入人群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
4 优化金融精准扶贫的路径选择
4.1 重视社会责任, 提高金融精准扶贫资金投入
金融机构应该重新重视自己应有的社会责任, 增强社会责任感, 兼顾社会效益, 为金融精准扶贫投入相匹配的资金。与此同时, 人民银行也已经实行了差别化货币信贷政策, 这为保证金融精准扶贫资金的投入提供了政策保障, 但还需要辅助措施引导并充实金融机构扶贫资金。一方面要建立完善激励机制, 引导资金流向扶贫领域。把央行政策资金的引导作用充分发挥出来, 引导并增强资金流向贫困地区金融机构, 增加这些地区资金量, 降低社会融资成本。另一方面要落实央行差异化信贷及监管政策, 在征得主管部门同意的情况下适当放宽监管条件, 还要制定具有可操作性, 能执行的金融扶贫政策配套措施, 力争推行银行机构金融扶贫已有成效的“四单制度”———单列扶贫信贷资源、单设扶贫专门部门、单项考核扶贫业务、单独研发扶贫产品, 从金融机构资金来源保障、组织架构、考核激励、产品创新四个方面确保金融精准扶贫服务需求得到充分满足。但对资金来源的监管、实施过程中人员的监管、贷款对象的监管不能放松, 要用科学的监管防止有借无还以及各种系统性和非系统性风险。还可以建立金融精准扶贫大数据平台, 通过该平台, 所有针对金融扶贫的贷款用途、金额、利率等都可以查询, 并形成对金融扶贫专项数据的实时监测, 评估金融机构扶贫资金流向、资金使用效率和扶贫工作成效, 确保金融精准扶贫政策发挥实效。
4.2 增进贫困户信用、创新抵押形式, 讲诚信, 改变观念
信用主要是指借钱还钱、先消费后付款等经济活动, 没有信用就没有贷款, 两者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征信指的是专业化的信用信息服务, 为了方便企业、个人借钱, 通过第三方机构将每个企业、个人的信用信息集中起来, 在需要的时候提供给金融机构或个人使用, 目前, 我国央行征信系统的主要使用者是金融机构。贫困户因为资源、资金匮乏, 没有资产进行抵押或质押, 所以要创新抵押形式, 建立诸如宅基地、土地承包权、林权等作为担保抵押品。通过增进贫困户信用、创新抵押形式解决贫困户能够借到扶贫资金, 资金到位后, 贫困户应该发挥主观能动性, 依据本地自然条件去生产, 了解国家政策去创业, 用积极的心态去解决贫困, 而不是等着政府来救助。同时还要诚实守信, 一旦就业创业失败, 政府、企业、个人之间要建立完善的信贷风险分担补偿机制, 以化解风险并促进金融扶贫信贷的增长, 撬动信贷资金流向贫困地区。4.3创新发展金融精准扶贫产品、服务和支持模式。
金融精准扶贫产品要瞄准服务对象的载体, 要积极探索开发适合贫困户不同主体、不同特点的贷款产品、服务和支持模式。创新的金融精准扶贫产品, 如:5~10万元以内、三年期限、无担保、免抵押、全贴息”的扶贫小额信贷, 还有林权质押、危房改造及搬迁、创业贴息、助学等方面的信贷政策优惠。支持模式如“金融+基础设施建设”, 加大对贫困地区交通、水利、电力、生态环境等基础设施和文化、医疗、卫生等基本公共服务项目建设, 改善贫困地区水、电、路、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 破解贫困地区发展“瓶颈”。又如“金融+特色产业”, 推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建立与龙头企业的联动机制, 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龙头企业带动贫困户脱贫。
结束语
金融精准扶贫首先要有政策环境, 其次要发挥主观能动性, 改变坐、等、要的局面, 最后要通过机制创新、加强教育、改善基础设施和支付环境实现脱贫。
摘要：本文在阐述贫困成因的基础上, 论述了金融与扶贫之间的内在一致性, 归纳提炼了中外学者金融扶贫的理论并指出其内涵, 最后提出了进一步改进和加强金融精准扶贫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贫困,金融精准扶贫,普惠金融
参考文献
[1] 陆磊.我国金融扶贫工作的重点是大力发展普惠金融.http://news.cqnews.net/html/2016-05/28/content_37042019.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