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发展方式的转变范文第1篇
1.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符合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实际的重大战略
2.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
对一个国家或地区来说，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并不能保证实现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因此它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经过长期探索，现在对我国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取得了新的重大进展，形成了科学发展观。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必须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努力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这样的发展目标以及由此所决定的发展方式，显然是经济增长方式难以全面涵盖的，也就是说，单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不能保证实现科学发展，而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3.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实现途径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确保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的战略任务，并在十六大确立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基础上对我国发展提出新的更高要求。指出了我们必须适应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顺应各族人民过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把握经济社会发展趋势和规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构成的基本纲领。这就要求要增强发展的协调性，使国民经济朝着又好又快的方向发展。使经济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率、降低消耗、保护环境的基础上，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加完善，自主创新能力显着提高，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大幅上升，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居民消费率稳步提高，形成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的增长格局。只有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才能更好保障人民权益和社会公平正义，使扩大社会主义民主落到实处，从而使公民政治参与有序扩大。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深入落实，全社会发展观念进一步增强，法治政府建设取得新成效。基层民主制度更加完善。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能力显着增强。也才能有效加强文化建设，适应人民需要的文化产品更加丰富，以明显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实现全民受教育程度和创新人才培养水平明显提高。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立，人人享有基本生活保障。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基本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绝对贫困现象基本消除。实现生态文明的建设，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和消费模式。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巩固树立，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
因此，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紧迫而重大的战略任务，是提高我国经济国际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的根本举措，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重要保证。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一个由内生力量驱动的中国，一个低碳的中国，一个和谐稳定的中国，将给世界献上又一份厚礼。
长期以来，中国经济主要由投资、出口带动，国内需求相对不足，内生动力缺乏。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国际市场需求的萎缩让这一缺陷愈加凸显。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是要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中国努力扩大内需，尤其是长期低迷的农村消费。
温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中央财政去年投入资金450亿元，补贴家电汽车摩托车下乡、汽车以旧换新和农机具购置。此外，为了消除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四万亿投资计划中有44%用于保障性安居工程、农村民生工程、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社会事业。
一个不断扩大内需的中国，不仅将为全球经济增长提供强劲的动力、为外国资本提供更加广阔的市场，还必将有助于扭转长期存在的全球贸易失衡。
长期以来，中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不强，主要处在全球产业链的较低端，竞争力主要来自廉价的劳动力成本。这使得中国经济的科技含量低、发展质量低。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是要将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
中国将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大幅度提高传统产业的科技含量。近年来，中国积极支持自主创新产品的推广应用，清洁能源、第三代移动通信等一批新兴产业快速发展。2009年，中央财政用于科技的支出1512亿元，增长30%。
一个自主创新能力不断增强的中国，不仅将提升自身经济发展质量，还将为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注入新鲜活力。以高铁为例，经过近几年的发展，中国的高铁技术已经走在世界前列，并开始走出国门、服务世界。
长期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建立在高能耗、高污染之上，单位GDP碳排放量相对较高。能源紧缺不仅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大瓶颈，也让中国为此付出了沉重的环境、资源代价。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是要大力推进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加快推进节能减排，加快建立资源节约型技术体系和生产体系，降低碳排放。
中国在“十一五”的前四年累计单位GDP能耗下降14.38%，化学需氧量、二氧化硫排放量分别下降9.66%和13.14%。2009年11月，中国政府公布了一个“需要付出艰苦卓绝努力”的减排目标——2020年单位GDP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至50%。
一个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发展中国家走上低碳发展之路，必将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减少全球碳排放作出积极贡献。
长期以来，中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虽然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但贫富差距在不断拉大，社会的和谐稳定面临着一定的压力。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是不仅要通过发展，做大社会财富这个“蛋糕”，也要通过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把“蛋糕”分好，坚决扭转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
一个收入分配更加公平的中国，不仅能够释放巨大的消费能量，更能保障社会的长期稳定。作为世界舞台上一支重要的和平发展力量，中国的长期稳定必将会为世界的和谐与发展发挥积极作用。
农业发展方式的转变范文第2篇
1.1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实质是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的过程
有专家对115个国家1960~1980年间的经济增长进行比较研究, 发现“制度框架对经济效率和增长率有重大影响”。制度变迁的动力:一是来自社会的基本矛盾, 即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水平、性质及其发展要求的客观规律;二是来自人的发展, 即随着人的需要、素质和能力的发展, 要求制度规范随之进行相应变迁;三是来自制度的自我完善, 即摒弃制度缺陷、降低制度成本、挖掘制度潜能、提高制度效益的需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与转换体制机制, 在一定意义上可看作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
1.2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追求更有效的制度安排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涉及行政体制、社会领域、市场规则和结构优化、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以及人的全面发展等。较之以前的经济增长方式, 它在制度提供上覆盖面更宽, 制度安排上目标追求更高, 制度设计上更为复杂。这些都有赖于构建新的体制机制和制度, 形成更有效的制度安排。并需要按照整体创新与重点突破的原则, “着力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 形成有利于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制度安排”, 以充分发挥制度的最大效用, 不断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上取得实质性进展。
1.3 突破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制度障碍具有持久性
我国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的存在有其客观的历史原因和物质基础。改革开放前, 我国长期囿于国际封锁, 不得不自成体系;改革开放后, 承接国际产业转移, 又陷于低端层次发展。这都使得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有其存在的必要和生存的空间。这种以政府为主导, 以GDP和财税收入高速增长为目标, 以投资和出口为主驱动力, 以廉价劳动力和人口红利为比较优势, 以重化工业和房地产业为支柱, 以高物质消耗、高环境污染为代价的经济发展方式, 尽管众人皆知不可持续, 但依然“久推难转、转而不快”, 症结究竟何在?“普遍出现的问题要从制度上找原因;反复出现的问题要从规律中找原因。”必须从系统的角度来剖析制度性障碍, 必须以循序渐进的方式突破制度障碍。
1.4 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表明体制机制创新的重要性
典型的, 发轫于安徽小岗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既能适应分散经营, 也能适应相对集中的适度规模经营, 发挥了集体的优越性, 调动了个人的积极性, 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极大提高和农村经济的全面发展。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 不同发展阶段有不同的改革思路, 从最初开展扩权试点与利润留成制度、推行厂长负责制、实行两步利改税、推广承包经营责任制、试行股份制, 到党的十六大后深化产权制度改革、建立国资监管体制、健全现代企业制度、推进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调整, 都对扩大企业自主权、减少政府行政干预、激发企业经营积极性、增强企业活力发挥了积极作用。
2 制约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制度障碍
2.1 基于发展阶段的制度约束
不同的发展阶段需要与之相应的制度安排。经济起飞阶段, 经济规模小是主要矛盾, 必须建立一套有利于增加经济总量的制度安排。随着经济规模扩大, 需要逐步转向以追求发展质量为首要目标。这一转换过程中, 往往出现既有的制度目标、技术体系、社会体制等与新的发展阶段不相适应。比如, 受“追赶目标”的驱动, 我国经济发展长期以来注重GDP、财政收入等产出型指标, 而不太关注资源能源消耗、环境污染等投入型指标, 更少关注全要素生产率、生态效率等效益型指标。再有, 我国技术制度的变迁整体滞缓, 企业往往把国家标准视为最高标准, 使得偏低的国家标准成为允许落后产能存在、浪费能源资源的遮羞布和放松监管、掩饰责任的挡箭牌。
2.2 基于体制机制的路径依赖
囿于现行制度体系而形成的激励和约束机制, 使得经济发展形成了路径依赖, 成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制度性障碍。总体看, 宏观层面的城乡二元体制、中观层面的财税分配机制、微观层面的价格形成和产权界定机制形成叠加效应, 在很大程度上激励着地方政府推崇GDP, 误导了经济主体的决策行为, 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起着逆调节作用。比如, 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就业市场、社会保障制度、土地管理制度、教育医疗体制、公共投资体制以及金融体制等, 成为健全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全国大市场的重大障碍, 成为优化资源配置、加快发展的重大障碍。再有, 我国流转税比重超过70%, 所得税比重不足30%, 流转税中, 又以增值税和营业税为主。这种税收结构, 在生态补偿不到位的情况下, 必然导致各地不顾主体功能定位, 一窝蜂地上项目、办企业, 尤其热衷于搞产值大的重化工项目, 获得更多的增值税、营业税等流转税。又如, 价格制度是市场运行的核心机制, 目前政府定价与市场定价“分轨运行”, 形成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相悖的价格体系。又如, 产权制度是形成激励和约束机制的微观基础, 我国资源性资产的所有权、行政权、经营权混乱, 归属界定不清, “公共地悲剧”必然出现。
2.3 基于行政管理的制度缺陷
行政管理制度体系的变迁与否, 以及变迁速度如何, 对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有直接影响。一是由于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 市场化不足与过度市场化并存。产能过剩问题最为典型, 造成的原因多方面, 但根本在产能的形成过程中, 市场没能真正成为资源配置的主体, 一些非市场因素阻碍了市场机制优胜劣汰功能的发挥。二是政府法人制度软化、财权事权不对称、预算约束不硬化, 谁的摊子铺得越大, 项目上得越多, 亏空越大, 负债越多, 企业从政府、地方从中央“钓”到的资金、资源、政策也就越多。三是决策制度约束不力, 今年建明年拆, 反复折腾的事屡见不鲜。更为糟糕的是, 不仅不会因折腾浪费问责, 反而可能因“政绩突出”而升迁。这从源头上导致经济发展的无序、转变发展方式的无力。四是用人评价机制不健全, “上有所好, 下必甚焉”成为官员晋升的动力, 对经济发展规律、对改善百姓福祉重视和研究不够, 使得行政管理体系缺乏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内在动力和工作方法。五是政府考核机制不合理, “指标决定政绩”“提拔干部看数字”的思维影响严重。
2.4 基于文化法治的观念阻碍
长期以来, 在我国传统文化观念中, 诸如节约意识、诚信意识、法治意识不强等根深蒂固, 制约着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比如, 公共节约意识淡薄。企业缺乏节约资源内在动力, 高能耗、高污染、低产出, 形成恶性循环。社会公众节约意识淡化, 浪费现象较为普遍。再有, 建立在现代法治基础上的契约意识严重缺乏, 全社会的诚信缺失问题突出, 商业欺诈、制假售假、虚报冒领、学术不端等现象屡禁不止, 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受到损坏。又如, 法治观念不强, 主要表现为法制建设总体滞后于经济发展, 法治约束不力。又如, 受礼俗文化的熏陶, 人们在观念上不是遵守既定的机制, 而是利用机制或绕开机制, 既产生了形形色色的潜规则, 又普遍地导致了正式机制软化。
3 突破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制度障碍的若干关键
3.1 以完善的产权制度夯实市场发展基础
一是完善企业产权制度。明确国有股东的角色和地位, 明确国有资本与国企员工、资本市场投资者和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和利益分配方式。可构建一个国有资产的股东机构, 确保国有资产股东机构与政府机构分开。民营企业产权重在进一步完善保护制度。二是健全生产要素产权制度。加快城市和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建立国家、地方政府和各级主体的资产管理链条。建立健全科技成果激励方式。三是构建环境产权制度。首先, 做好环境产权的贡献界定和损害界定。其次, 促进环境产权的公平交易。再次, 实施环境产权的严格保护。最后, 用经济手段、市场力量“倒逼”减排。
3.2 以充分的市场竞争优化资源配置
一是鼓励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 打造数量众多的合格的市场主体。鼓励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鼓励非公有制企业通过并购、控股、参股等多种形式, 参与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改组改制改造。二是健全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 促进各类市场主体公平竞争。要制定负面清单, 在此基础上, 各类市场主体可依法平等进入清单之外领域。切实推进配套改革和制度创新, 克服隐形的准入障碍, 构建公平的市场准入环境。三是构建市场与政府合轨运行的价格体系, 更多发挥市场决定价格的作用。凡是能够通过市场竞争形成价格的, 都要放开价格管制。暂不具备条件的, 探索建立符合市场导向的价格动态调整机制。深化资源性产品、垄断行业及农产品等重点领域价格形成机制改革, 使政府定价限定在网络型自然垄断环节。四是实行统一的市场监管体制, 促进市场秩序规范有序。健全社会信用体系, 建立以经济户口为核心的市场监管基础数据库, 建立统一的市场监管综合执法平台。
3.3 以政府职能转变激发市场活力
一是减少事前审批、加强事后监管。最大限度地缩小审批、核准、备案范围。加强对投资活动的土地使用、能源消耗、污染排放等管理, 发挥法律法规和发展规划、产业政策的约束和引导作用。二是全面推行负面清单管理。在外商投资、企业投资、区域发展、环境保护等领域, 实行“负面清单”管理, 制定“准许清单”和“监管清单”, 纳入网络审批和监督系统, 提升政府监管水平。三是充分发挥财税制度的杠杆和激励作用。通过“结构性减税”, 对部分阻碍公平与效率的税种进行调整, 比如增值税改革。实行“结构性增税”, 对不利于调节收入分配差距和改善生态环境的税种进行调整, 适当增加新的税种, 比如环境保护税、遗产税与赠与税。对现行征管标准和方式不合理的税种进行“结构性调整”, 比如所得税改革。在保持税负总体稳定前提下, 有“减”有“增”。四是改革政府实绩考核和公务员考核评价机制。建立健全开放、透明、多元化的绩效评估运行体系;建立专门的社会评价组织, 扩大科学评估评议范围;改进和完善绩效评估技术;推进雇员制、聘任制, 全面推行公务员分类管理。
3.4 以社会组织培育促进市场机制完善
一是政府相关职能转移为社会组织发展提供更大空间。将行业自律和发展管理转移给行业协会和商会, 将政府职能部门的科学论证、社会协调等工作前移给社会组织, 推进社会组织与政府部门彻底脱钩, 将经营性事业单位推向市场。二是努力为社会组织的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在业务主管、登记审批等方面放宽门槛, 划定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重点领域, 扩大社会组织税收优惠种类和范围, 形成荣誉制度和物质、精神双重激励机制。三是推动社会组织规范化发展。法律层面, 健全法律法规, 严格依法监管。政府层面, 健全社会组织监管机制。社会层面, 实行社会组织信息公开和评估制度。组织自身, 合理引导形成内部约束机制。行业之间, 建立行业协会、商会等社会组织联合体。
3.5 以合理的承载空间保障永续发展
一是优化城市发展边界。鼓励中心城区的工业外迁, 为服务经济发展腾出空间。变更部分工业用地为住宅用地。财政转移支付、建设用地指标分配应与流动人口数量挂钩。在城市公租房大量建成、社会保障普遍到位、家庭成员非农收入能维持其在城市基本“体面”生活的情况下, 大规模资本下乡的前提才成立。二是落实区域主体功能。根据不同区域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现有开发强度和发展潜力, 确定不同区域主体功能, 明确开发方向, 完善开发政策, 控制开发强度, 规范开发秩序。对不同功能区域, 采取不同考核方式, 给予不同财政、产业等方面政策支持。三是突破资源环境约束。严格实行资源有偿使用制度, 加快建立生态补偿机制。
3.6 以创新驱动增强发展源动力
一是以企业为主导推进技术创新。鼓励引导科研院所和高校围绕企业转。深化技术开发类科研机构企业化转制改革。健全科技创新人才流动和考评机制。二是促进技术市场化和产业化。深化国有事业单位科技成果处置权和收益权改革, 加大技术交易平台建设, 促进科技金融结合, 大力发展创业风险投资基金。三是大幅提高技术标准。要逐步建立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新型国家标准体系, 健全标准化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积极参与制定国际标准。四是推进知识产权市场化。重在探索建立知识产权多元化交易、多渠道投融资机制;创新交易方式, 使知识产权快速转化为生产力。
摘要：当前, 经济发展方式“久推难转”“转而不快”, 根本症结在体制机制障碍。关键要以改革思维, 选准突破口, 破除体制机制瓶颈, 构建起互为支撑、整体协调的制度体系。本文从经济发展阶段、产业结构演进、市场成熟程度、干部政绩导向等方面, 分析了制约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制度障碍。
农业发展方式的转变范文第3篇
——“何平九论”学习心得体会
署名“何平”的九篇评论文章浩然大气，精采异常。讲思想、讲理论高大深远，内容丰富。但又通俗易懂;讲矛盾、讲问题实事求是，切中要害，毫不掩饰，针贬时弊;讲出路、讲措施、讲前景又那么让人为之提振精神，信心倍增。
说句实在话，九论文章中写的那些问题，就发生在我们所处的社会中，或者说或多或少或轻或重地出现在我们自己的工作中。
我们感同身受，自觉很多不足：
一是对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大好机遇，把握、利用不到位，工作推动上不尽如人意;
二是在对自己所负责的工作评价上，看成绩的多，看不足的少，看表面问题的多，挖深层次矛盾的少，缺乏强烈的忧患意识。
三是在工作的推动上，凭着印象跟着感觉走，主动研究探索工作发展的规律，自觉地有意识地按规律统筹规划，推进工作的主动性差;
四是虽然在本职岗位上确实做到了履职尽责，但又深感缺乏担当重要责任开拓性地拓展工作的领域和空间的勇气和胆略;
五是满足于各项工作全面普开，样样都做，缺乏脚踏实地，抓住重点工作，实实在在地干出个样子，抓出个实效的求真务实精神;
六是虽在自己的工作言行体现了平民情结，但如何把这种平民情结上升为以人为本的为民爱民的具体制度、措施不力，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尽可能地为群众，为我们的被管理对象提供更多、更优质的服务还有一定的差距。这些问题，就在我们的身边，在我们自身的工作中，说到底都是领导方式的问题，只不过是没有深挖细查，想来这也是应该为之忧患的事情。
卢展工书记到河南工作后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曾先后发表了一些非常切合实际、非常中肯相实、非常解决问题的提法。如他在同河南进京务工人员座谈时，曾盛赞河南人是“普普通通的河南人、踏踏实实的河南人、不畏艰难的河南人、侠肝义胆的河南人”，指出在河南人身上体现了“三平”精神，即平凡之中的伟大，平静之中的满腔热血;平常之中的极强烈责任心”，他还先后提出“四个重在”、“三具两基一抓手”等重要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结合实际，学习好、运用好、落实好这些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对于用领导方式转变加快发展方式转变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农业发展方式的转变范文第4篇
一、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动力因素
(一) 改革市场
为了提高市场激励机制、要素市场和产权结构, 就必须进行市场化改革, 对一些有竞争力的产品进行开发和培养。只有民间投资的意图得到充分激发, 才可以起到提高因素总生产率的作用。衡量市场化水平可以根据以下指标来进行:市场的发展, 政府干预和非经济国有化及相关经济的法律健全程度等, 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取决于健全的制度。市场改革和商品化的程度也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商业化程度, 在某种程度上, 它可能反映了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
(二) 对外开放程度
技术和人才流动是与外商投资相关的必然因素。虽然各国都非常重视知识产权的保护, 但仍然会有一定程度的知识溢出效应, 引入国家创新和提高其水平的能力。与此同时, 随着经济贸易的自由化, 参与国的市场潜力得到进一步提升。然而, 相关研究表明, 贸易量与知识溢出的强度和程度之间没有线性关系。贸易量的增加并不会导致知识溢出水平的增加, 而是由双边贸易的密切性和结构决定的。
(三) 产业结构
产业结构的转型与现代化离不开技术创新与主导产业的交替, 在将生产力从低到高改变的过程中, 提高了生产率和促进经济增长是不可避免的。同时, 要解决成本上升的问题, 生产增加的比例将小于生产要素比例的增加, 这将导致规模报酬收益的减少。虽然企业正在创新产品和服务, 但区域生产力已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发展。服务业过于集中, 制造业公司的比例下降, 改变了该地区的产业结构。国内产业结构的转型和现代化离不开政府的调控和市场机制的完善。通过分析服务业工人总数的比例, 可以衡量产业结构变化的程度和产业结构转型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
(四) 城市化水平
人口规模和城市的集中程度取决于在一定程度上的生产要素生产率增长, 并在同一时间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发展城市经济, 从而增加了人均水平收入和人力资本, 大大提高了资源配置的效率, 人口和城市规模得到扩大。2018年, 中国的城镇常住人口为81347万, 城镇人口的比例为58.52%, 这也提高了城市化水平, 这反过来又导致了教育、就业、医疗水平、收入、培训、接受知识和传播方面获得更好、更多机会。同时, 再一次提高了城市人民收入和硬件设施的发展, 逐步提高消费商品和服务质量, 这将推动城市化进程的加速需求。
二、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作用途径
(一)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拉动内需
改变我国经济发展的模式, 可以大大增加投资需求, 对于我国而言, 经济发展的增长速度正逐步走向一个更加缓慢的模式转变, 经济发展方式已从原来的粗放型增长转变为当前的集约型增长方式, 极大地刺激了投资需求, 在不断改变经济衰退的趋势, 并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与此同时, 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也可以通过收入效应实现, 其主要表现在刺激消费这一领域, 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科学技术的创新发展, 新技术、新产品的涌现必将拉动内需的增长, 人民个人收入也在一定程度上拉动了经济的发展和消费增长。在当今社会, 人们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 消费水平得到了更大的刺激, 经济也得到了更好的发展, 所以说经济转型据具有带动需求的正面效应。
(二)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能够服务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产业结构的整合与调整实际上正在改变着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式。高层次、高附加值的产业将在产业结构转型, 在更新和发展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因此, 传统的制造业不能只学习一种发展模式, 防止拷贝和粘贴, 避免同质化产品的外观, 但对产品的价值和档次上下功夫, 不断提高自己的水平。但是, 在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基于传统的工业结构, 并在行业中占有很高的比例, 中国需要不断更新和优化产业发展空间。全球贸易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势必加剧国际竞争。在国际市场上, 尽管“中国制造”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但对创新和竞争力的能力是不够的, 你不能具有竞争力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要想脱颖而出, 这需要中国不断开发新技术, 开展知识与产业创新的创新, 优化和提升传统产业, 改变现状和调整, 不断改革产业结构, 持续稳定的状态和中国的国际影响力。
(三) 能够不断产生创新驱动的效果
在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过程中, 它不仅仅是放弃传统产业, 但吸收其优点、改造、不断完善产业结构, 不断填充新老和改革, 这个过程存在差距。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对创新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要求我们在继承传统产业的同时, 继续探索和发扬传统产业。在原有的基础上, 我们必须不断更新知识和技术以及结构层面。在具体转型的过程中, 会有一定的发展模式的空白, 商业模式和企业不可避免地带来创新效应。因此, 填补新老改革空白所产生的创新驱动效应也在一定程度上创新了合作机制。大公司与中小企业的联盟进一步加强, 产学研合作模式进一步完善。它促进创新和创业的相得益彰的优势, 可实现双方企业的共同发展的前提下, 本着互惠互利的双赢局面, 以充分发挥新旧改革进程。
三、经济新常态下经济发展策略
(一) 借助改革释放经济活力
应充分注意放缓的经济增长, 提高改革开放措施, 妥善保持稳定增长和推进改革除了调整结构, 惠民生、防范风险, 使用改革激发社会各界的积极性, 努力实现和促进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从管理部门的角度来看, 必须出台一系列的政策法规, 完善公司的产品和支持企业的知识产权的有效保护, 开展创新创业。
(二) 努力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
过去, 我国经济是由投资单方面推动的, 下一步应该完全是创新, 这是实现经济权力转换的关键。要提升经济新常态, 必须大力实施创新动力, 完善发展战略。一方面, 我们将利用先进技术创造经济发展的引擎。另一方面, 通过大规模的创业和创新, 我们将为经济发展开辟新的动力, 让沉淀的私人资本获得投资渠道。
(三) 实现市场资源的有效配置
通过权力下放和分散等措施有效配置方式, 有效地缓和市场准入增加市场的灵活性, 改进的活动的效率并提升广大参与者的热情。帮助市场参与者, 使中小企业有更多的发展空间。对于相关部门的管理, 就必须不断提高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 创造公平, 透明, 透明和公开的市场环境, 切实提高市场要素配置的效率, 有助于经济增长。特别是要增加市场信心, 采取一系列开放政策, 使中国经济“进入”, “退出”, 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四) 开发消费经济潜力
努力培养更大的消费需求, 有效提高社会消费品质量和服务水平, 形成新的消费增长点。特别是根据消费更新趋势, 发展消费潜力, 鼓励产业创新。为了提高税收征管等环节, 方便人民购买进口消费品。破解城乡二元结构, 使人民生活更幸福, 让社会更加稳定, 提高政策调控宏观经济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提高消费者的意愿。
(五) 推动“中国制造”转向“中国创造”
制造业属于国民经济的重要基础, 这是国际公认的, 特别是对于中国, 在经济领域的持续发展是必要的改变低端产业, 使制造业由“从大到强”。首先, 我们必须做好培养人才的工作。通过科研院所的实际市场的有效对接, 创新人才研究能力, 同时也增加企业人才的积累, 帮助中国制造跳出“高投入, 高消耗, 高排放”的道路, 形成产业升级, 实现智能制造, 绿色制造的发展, 并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和科技成果转化率。
摘要：当前, 中国经济态势转入“发展换档期”、结构调整阵痛期以及刺激政策消化期这样“三期叠加”的经济阶段, 也就是进入了增速相对下降的“新常态”时期。针对这一状况, 需要借助于深化改革, 不断增强经济活力, 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形成经济发展环境, 特别是切实激发民间经济潜力、改善公众消费能力, 在更高层次上促使中国经济达成转型, 在“新常态”条件下实现经济社会的综合性发展。在这篇文章中, 笔者分析了中国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决定因素, 并讨论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要途径, 并提出了相应的发展对策。
关键词：中国,经济发展方式,作用,策略
参考文献
[1] 王莹.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动力及其作用途径[J].中外企业家.2016, (36) .
[2] 赵勇, 白永秀.企业家社会责任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J].未来与发展.2012, (11) .
农业发展方式的转变范文第5篇
[摘 要]当前，我国面临如何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阶段、确保现代化进程持续向前推进的重大任务。农业发展方式转变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依靠法律手段，然而，我国农村改革与农村法治状况仍然不能适应新时期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要求。为此，应适应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的需求，完善相关立法。
[关键词]农业发展方式转变；法治保障；对策
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一个关键的历史时期。从国内来看，我们面临如何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阶段、确保我国现代化进程持续向前推进的重大任务。从世界范围来看，全球经济进入大调整大变革阶段。金融危机持续发酵，发达经济体经济复苏一波三折；新一轮产业革命、技术革命迅猛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方兴未艾。这不仅对我国当前经济的平稳健康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也对我们创新比较优势、提高产业国际竞争力提出了严峻挑战。在这个紧要关口，确保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加快实现农业发展方式的转变，显得尤为重要，也更加紧迫。
一、农业发展方式转变对法治建设的现实需要
农业发展方式转变是一项系统工程，包括的范围非常广泛，主要有巩固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促进产业优化升级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着力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着力增强区域发展的协调性；抓好节能减排和应对气候变化的工作；加强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推进重点领域改革和对外开放等内容，要实现这一艰巨任务，必须依靠法律手段，因此，转变发展方式对法治建设提出了迫切而现实的需要。
（一）改变落后经营方式的需要。邓小平同志早在1990年就指出：“中国农村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与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当然这是很长的过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实行土地家庭联产承包经营，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农业生产力，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呈现明显的兼业性特点，目前农村转移出去的劳动力与农村土地之间仍有一条割不断的“脐带”，绝大多数还保留着对农村土地的承包权，仍然是农村集体土地所有者中的合法一员；转移出去的劳动力与农业仍然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农忙季节回家从事农业生产，企业不景气，或企业倒闭，或找不到工作，可能随时流回到原籍的土地上来。因此，我国农村经营方式还保留小农经济的一切特点，而且还具有小农经济所不具有的对土地使用不负责任的低投入和低效率，这种落后的经营方式不改变，必然影响我国农业生产力的迅速提高。
（二）城市化发展的需要。加强城镇体系规划，积极发展中小城市，完善区域性中心城市的功能，发挥大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有重点地发展小城镇。适时、科学、稳妥地调整城镇行政区划设置，构建适应我国城镇可持续发展的体制框架、政策框架和规划体系，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进程，完善城镇社会经济综合发展规划，分类指导不同类型的城镇发展。发展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资金等要素市场，加快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的步伐。把引导农村中小企业合理集聚、完善农村市场体系、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和社会化服务等与小城镇建设结合起来，通过繁荣小城镇经济，提高小城镇对农村人口的吸纳能力。加强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城镇的就业容量，健全城镇居住、公共服务和社会服务等功能；加强小城镇社区管理，建设有序、文明、祥和的新型社区，创造良好的人居环境，加强小城镇综合治理，改善城镇环境，形成各具特色的城镇风格，全面提高城镇管理水平。
（三）法治建设的需要。农村法治建设落后于现实的需要，当前农村经济与社会运行仍依赖于党的政策和社会习俗，长期以来，我国农村各项改革的启动与深化，事实上都是依靠不同时期党和国家适时发布的政策来推动的，制定、发布和执行政策几乎成了我国不同历史时期发展农业的主要工作与手段。在村民和一部分干部的意识中，法律的地位远远低于对政策与人情关系的认同，导致农民整体的法律意识较弱。这些问题的造成，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客观现实的因素，解决的途径只能是加强法治建设。
二、农村法治建设存在的障碍
当前，我们面临这样一个境地：一方面，党和政府对转变农业发展方式问题高度重视；另一方面，转变农业发展方式问题仍然十分突出。这种状况的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不能不归咎于农村改革与农村法治状况仍然不能适应新时期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要求。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农村法治工作仍然没有得到普遍的重视，依法保障和促进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的思想尚未真正确立。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路线、方针的指导下，尽管农村法治工作已经有了很好的开端，但是，面对新时期农业发展方式转变，党和国家对农村工作的领导一定程度上仍然偏重于政策而非法律。诚然，社会的变迁和生产关系的变革，政策起着立竿见影的决定性作用，但是，当这种社会制度和生产关系确定之后，伴随而来的应是以法律形式来巩固改革成果，稳定变革后的社会制度和生产关系。然而，这一点并未得到很好的重视和解决。历史经验告诉我们，随着生产关系的变革，对那些适合农业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就需要用具有普遍性、规范性和强制性的法律规范来加以调整。只有这样，转变后的农业发展方式才能得以巩固和发展，农村社会生产力才能持续地向前发展。
（二）农村法制体系仍然存在缺失，无法可依的情况依旧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农村立法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体系化不强，许多重要的农业、农村、农民方面的法律、法规尚未制定，即便是已经颁布的法律，其科学性和可行信也亟待研究与改进。这种立法状况的存在，是很难发挥对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的推动作用。农业发展方式转变问题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它需要有针对性的立法去解决。
（三）农村法制多停留于立法层面，在守法和执法层面仍存在不少问题。我国农村法律体系的框架虽已基本建立，但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还比较严重。比如，《农业法》作为农业的基本大法，已经实施多年，但从全国范围来看，由于宣传不够，不少干部特别是基层干部与农民群众仍然缺乏农业法意识，加上配套立法的滞后，使得不少规定难以得到有效的落实。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农村法治建设依然不尽如人意。这些问题如得不到有效解决，势必会影响农业发展方式的转变，进而影响我国农业生产及农业经济的发展和农村社会的稳定。
（四）农村干部和农民的法律意识还有待提高。农业生产方式转变的程度，往往取决于农民这一生活在中国农村最基层的最大群体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了解、认同乃至接受法律的调整。在我国，整个农村法治进程尚处于初步发展阶段，农民特别是农村干部的法律意识的普遍形成和提高尚需时日。我国现在所进行的普法运动就农村而言，是面对众多法盲进行的，它仅仅是一个初步的教育，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农民的法律知识结构。农民作为一家一户的小生产者，缺乏主动接近和接受现代法治的内在经济和社会动因，其法律意识的形成大多是被动灌输的，缺乏自身的驱动，从而使得农民的法治意识普遍淡薄。
三、适应发展方式转变的需求，完善相关立法
（一）立足“三农”发展状况，健全保护“三农”法律体系。我国目前“三农”发展的现实面临很多尴尬，相关制度仅仅停留于政策层面，比较原则而不易操作且随意性和变动性较大；很多规定出台后没有得到认真地贯彻执行而成为“睡眠条款”等等。对此，笔者认为应从我国的现实和社会发展出发，立足建立健全农村法律体系以根本解决“三农”问题。具体而言，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修正现行法律制度中对农民的不利规定，理顺并认真执行现行规定，使相关制度出台后能够得到贯彻执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应因人的出生、身份、地位不同而给予区别待遇，这是不言而喻的，在此，一方面应立足社会和谐与农业可持续发展，建立健全立法审查机制，防止出现立法对农民权益的侵害；另一方面应当理顺不同立法之间的关系，强化相关规定的贯彻执行。此外，中国的民主和法治问题的关键不是缺少相关法律规定或制度上的不健全，关键在于制度没有得到认真执行。
第二，应当统筹全局，立足国内外农业发展状况来加强农村法制，加大政策和法律层面的扶植力度。经济全球化的来临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了机遇，同时也要冷静思考其带来的挑战，具体到农业上应该立足于世界经济一体化，从国家经济和农业安全及农村稳定的大局出发，通过法律体系各子系统的关联与互动来建立健全农村社会法律体系。在此，一方面需要在政策和法律层面加大扶植力度，另一方面要在相关立法设计中简化程序、减少成本，提高效率。此外，应当将一些有益的措施加以制度化、法律化，形成长久的规范而不是一时的政策或举措。
（二）立足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及各地实际，引导发展生态农业和循环经济，协调相关产业的发展。受高额利润诱惑，农村地处偏远，管理较为分散的所谓“优势”吸引着污染企业主把污染企业向偏远乡村转移，使一些偏远农村成了他们制污排污的“自留地”，农民也成为他们牟取暴利的“牺牲品”。对此，应当引起重视。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是关系子孙后代的千秋功业，绝对不能以牺牲后代的利益和农村环境来换取农民收入的一时提高和农村的一时发展。因此，在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中，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农业立法要立足于农业的基础地位和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引导农民发展生态型农业。在此，一方面需要政府制定农业环境相关标准，加强对农业的管理；另一方面需要政府加大财政投入，鼓励科研单位、大专院校、环保企业积极介入，开发、研制生物农药、无公害肥料、无污染饲料等等。
第二，增强农村基层干部和群众的科技兴农观念，使他们树立正确的农业发展观。这就要求一方面在发展乡镇企业和引进项目时一定要立足于生态、坚持可持续发展，而不要被狭隘的眼前经济利益所诱惑以至造成农村环境的污染；另一方面，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应当加大对环境保护的力度，尽量使用一些环保和有机农药，减少对农业生态的污染和破坏。
（三）实现法治精神的内化推动与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的契合。要认真总结我国农业发展的成败得失，在吸取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运用法律手段推动发展方式的转变，形成制度性推进与法律性推进协同作用的局面。一方面，象20世纪70年代的联产承包责任制一样，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另一方面，确立正确的发展模式与方向，指导发展方式转变的健康有序进行。
〔参 考 文 献〕
〔1〕欧阳仁根等.中国农村经济法制建设理论与实践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2〕李昌麒.中国农村法治发展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3〕刘俊.中国农村土地法律制度创新研究〔M〕.北京：群众出版社，2012.
〔4〕柯楠.我国建立农民医疗保障法律制度的思考〔J〕.法学杂志，2012，（05）.
〔5〕柯楠.失地农民社会权宪政保障的法理依据及其对策〔J〕.青海社会科学，2012，（02）.
〔责任编辑：郭梅东〕
农业发展方式的转变范文第6篇
21信息来源：中国乡村发现网
作者：常德市赴台湾经贸考察团
2009年12月26日—2010年1月2日，按照市委对台办的安排，受台湾海峡两岸交流促进会的邀请，以常德市政协副主席彭明建为团长的常德市经贸考察团一行13人，赴台就台湾的精致农业、休闲观光农业、农产品营销、农民组织、农业支持保障等方面进行了专题考察，学习借鉴台湾现代农业建设经验，为推进我市农业转型升级进行思考，并提出对策建议。
一、台湾农业的主要特点
台湾地区地狭人稠，境内三分之二为山地丘陵，气候温暖，雨量充沛。有耕地1290万亩，农户78万户，农业人口400多万，占总人口的19%。台湾农业总产值为4000亿元新台币，占经济生产总值的3.3%。台湾农业现代化水平较高，精致农业发展较快，主要呈现六方面特点：
(一)基础设施十分完善。台湾农田经过70、80、90年代三次大规模整治，基础设施齐全，我们沿途所见，田间三面见光，排灌沟渠配套，水泥铺设的硬化机耕路四通八达，农业现代化程度较高。台湾的农田沟、渠、路等基础设施以及田间地头的道路硬化等,全部由各级财政投入，田内部分由土地所有人承担。农业生产基本形成了“一乡一品”、“一县一品”生产格局，如台南的兰花、嘉义的香草、池上的大米等。
(二)科技水平处于领先。台湾建有世界重要的农作物种质资源库亚蔬-世界蔬菜中心。农业科技发达，农业科技贡献率达60%以上。新技术研发、品种改良、农业设施、农业机械等方面在国际上都处于较领先地位。科技让台湾成为国际蝴蝶兰种苗输出基地，享有“蝴蝶兰王国”美名。
(三)质量安全监管严格。台湾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十分严格，建有一整套完善的法律法规和齐全的农产品安全标准。管理部门职责明确，检测 体系健全，由农业委员会、卫生署、标准检验局三个部门承担农产品进入市场前的检验、市场销售农产品的检验、进口农产品的检验。严格实行农产品追溯和市场准入制度。
(四)休闲观光农业发展迅速。台湾发展休闲观光农业已有20多年历史，已成为第一产业与第三产业有机结合的成功典范，主要有乡村花园、乡村民宿、观光农园、休闲农场、休闲牧场、教育农园等几种类型。我们参观的台中县台一农场，就充分利用当地自然资源和气候特点，发展花卉和苗木，吸引各地游客前来休闲观光。
(五)农民组织功能齐全。农会是台湾分布最广、影响最大、最为完善、功能最为齐全的农民组织，服务涉及农业生产经营的各个环节和领域。根据农会法，农会分为乡镇农会、县(市)农会、省农会三级，分别接受同级相应农政部门的指导。农会管理人员的基本要求是大学毕业以上文化程度，能为农民提供金融、科技、营销等方面的服务。金融服务是农会最大的盈利项目，近10年来占农会总盈余的98%以上。
(六)政策保障力度较大。台湾农业有关法律法规健全，对基础设施投入、农田休耕、农业推广经费来源、农业保险等都有法律法规加以规范。农业生产补助力度较大，政府对农业机械、各级农会兴办的农产品加工企业、市场设施设备给予50%以上补助，高的可达80%,并免征企业所得税，增值税率为5%。实行农产品保护价收购。以高于成本20%的价格向农民收购稻谷，为了解决稻米生产过剩问题，农民如果将稻田改种玉米、高梁、大豆等其它作物，可得到每公顷1000公斤的稻米补贴，休耕田则可得到1500公斤的稻米补贴。对60岁以上老年农民每户发放每月6000元福利津贴，每年约73万户农渔民受益。
二、台湾农业的几点启示
台湾农业成功经验对我市农业发展具有很好的借鉴作用。
(一)推进统筹城乡一体化建设。台湾城市基础设施不断向农村延伸，农村城镇化率达80%以上，农村与城市已基本融为一体。要借鉴台湾对农田基础设施整治的成功经验，统筹城乡一体化建设，加快建立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运作机制，整合各级财力，分期、分片对农田基础设施进行集中整治，按照产业发展要求，加快现代农业示范园区建设。
(二)健全育繁推优的农业技术体系。台湾农业科学研究、农技推广、农民培训体系健全有效，职责分明。建立了科研、教育、推广相结合的多元化技术推广体系，包括经费充分保障的“农委会”下属的农业改良场(所)推广体系(“农委会”每年都拨付专项推广预算)和农会自上而下农事推广体系(《农会法》规定农会收入的60%以上必须用在农业技术推广)外，还有大学的农业推广体系。要借鉴台湾科研与推广相结合的模式，加强良种育繁推优的农业技术体系建设，加大种质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加快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品种的选育，鼓励引进国内外优良品种，扩大优质良种覆盖。
(三)强化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借鉴台湾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模式，进一步完善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律法规和农产品安全标准。加快农产品检测中心建设，加强重点县(市)产地检测站建设，严把农产品质量准出准入关，建立农产品质量安全可追溯制度，依法严格处理生产销售农残超标农产品行为。同时，制订激励机制，鼓励龙头企业、合作社、种养大户等各类农业经营主体进行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和有机食品等质量体系认证。
(四)提升农民专业合作社服务能力。农村市场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合作经济组织的带动。近年来，我市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很快，其中农民专业合作社达到2000多家，但仍然存在规模小、带动能力弱、服务功能有待完善等问题。因此，可借鉴台湾农民组织的运作经验，加强农民专业合作社规范化建设，提升质量;充分发挥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建设现代农业和新农村中的作用，提升其服务功能，除参与技术服务、产品营销外，也可以参与村镇银行建设、信用担保等金融服务，并在政策上给予倾斜;把农民专业合作社作为各级政府财政扶农的主要载体，确立其农村市场经济主体地位。
(五)拓展农业休闲观光功能。我市农业旅游资源丰富，可借鉴台湾“农委会”专门颁布休闲农业的管理办法，鼓励农民举办各种类型的休闲观光农业，从技术、经费、宣传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的做法。同时，台湾畜牧业在休闲观光农业中的作用值得借鉴。这次考察的台东县“东游季”农场，是一个以休闲观光为主的牧场，其中包含了大量畜牧业内容，这个观光农场占地726公顷，分农业区(水果、花草等)、牧业区(观赏动物区和家畜饲养区)，还有食宿区、游乐园等。在牧业区内，经营着一个360头的奶牛场，其中犊牛和培育牛饲养区对游人开放，允许人们观看牛群、饲喂饲料，而成乳牛区则不允许参观和接触人群，所产的牛奶直接供人们在场内消费。我市观光农业中畜牧业内容较少，可以因地制宜发展。
(六)注重新农村建设生态环境。据台湾大学生物环境系统工程学系韩选棠教授介绍，过去台湾新家园建设也以道路硬化为主，近几年借鉴欧洲等地农村建设，注重保持水土流失，推行绿房子建设，农村道路已进行重新设计改造，变灰化为绿化，硬化为软化。在新农村建设标准中修改有关道路硬化标准，提倡房前屋后和农田道路砂石化、道路两旁绿化和农田生态，池塘、溪流尽可能用石砌。注重发展循环农业，对畜牧场排泄物经过沼气工程化处理后，再辅之以农艺净化措施，在畜牧场附近种植相应牧草、花果等进行循环有机处理。
三、推进我市农业发展的几点建议
学习借鉴台湾农业，结合我市实际，提出几点建议：
(一) 加强政策引导。农业现代化过程具有高度的政策导向性, 因为农业现代化的实质是以理性方式调节各产业之间资源再分配的复杂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离不开政策的引导。建议由政府制定出农业信息化发展规划，建立一个既能快速准确地收集外界市场的需求信息、又能把我市农产品的产供销信息及时的对外传播的市场需求预警网络, 及时提供农产品动态并随时获取国内外农产品市场的供求状况, 对农业生产过程进行有效的监测和实时反馈, 实现农业生产的合理分工和科学管理, 从而提高农业经济效益; 同时在生态条件优越、区位优势(产业特色)明显、旅游资源丰富的地区筹建 “农民创业园”，享受各级经济开发区的各项优惠政策，如用地政策、减免税政策、出口退税政策、优先融资政策、智力引进政策、扩大行业准入政策等。
(二) 创新农业生产经营组织体系, 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建议在特色明显、具有一定产业规模的乡镇, 设立以政府投入为主的行业中介服务中心, 帮助农民搞好农产品生产、储运、销售等工作。待发展到一定阶段, 形成行业规模后, 再将之逐步过度为股份制企业或行业公会, 进行市场化运作; 同时, 积极向农民宣传政府的优惠政策, 本着自愿互利的原则, 积极引导农村专业户、农技能人和农户等运用市场机制建立行业协会、专业合作社、行业服务中心等, 有效地组织生产资料的共同采购、农产品的统筹加工、储运和销售等, 进行统一的协调生产经营, 防止恶性竞争, 促进企业健康发展。
(三) 培育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大力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要加快推进我市农产品加工“3531”工程，集中突破核心企业、龙头项目和加工园区建设，引导龙头企业按照现代企业制度和市场经济规律运作, 加大农业技术改造、技术创新, 提高农业技术、工艺和装备水平, 鼓励企业通过ISO9000 标准认证,采用先进的管理方法, 全面提升产品档次和企业的管理水平。
(四) 加强农业部门之间的沟通与合作。加强农业科研、农业教育、农业推广部门之间的沟通与合作。由政府制定相应的法规政策, 包括设立农民转产创业基金和信贷, 加强对农民转业的第二职业培训, 协助农民转产转业, 尽可能减少农民的损失。加强农业科技支撑, 推动农业升级转型。深化农业科研机构改革, 强化农业科研成果转化, 创新农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运作体系。切实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增加农业科技资金投入, 培育农业合作经济组织, 改善农业生态环境。通过补贴方式引导农民接受新技术、新产品、新营销方式, 对组织共同运销、分级包装、合作组织等方面给予补贴。
(五) 加快农业市场体系建设。发挥市场自身调节功能和政府引导相结合。鼓励农产品批发市场进一步延伸, 从事农产品物流、储备和零售。并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 规范农产品批发市场的交易行为,保护农民的利益。确定优势产业, 提高产业竞争力。积极发展高科技农业、高价值农产品和出口创汇农产品生产, 扩大我市农产品在市场中的份额。由政府制定相应的政策和法规, 完善农业保护政策, 从财政、信贷和税收等方面提供优惠政策, 积极发展多种形式的农民组织, 增强农民应对市场风险的能力, 增加农民收入, 提升农民的市场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