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乙己鲁迅小说范文第1篇
关键词：竹内好;文学鲁迅;启蒙鲁迅;虚无境遇;战士人格
一
“原型意义”大致是“基础性意义”、“基本意义构成”的意思。在某种意义上，“竹内鲁迅”就像一个不乏混沌、模糊的“生长源”，虽则混沌、模糊。却毕竟具有可生长的基础性能量;虽则具有可生长的基础性能量，但也难掩其混沌、模糊的魅惑色彩。
先看竹内好自己的话：
这个混沌，把一个中心形象从中浮托上来，这就是启蒙者鲁迅，和纯真得近似于孩子的相信文学的鲁迅。这是个矛盾的统一，二律背反，同时存在。我把这看作他的本质。正像他那不仅不宽恕自己，也不宽恕别人的激烈现实生活，如果不与他对绝对静止的希求结合起来考虑就将难以理解一样，我愿意认为，这位近代中国杰出的启蒙者，有着一颗和他形影相伴的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朴素之心。恐怕连鲁迅自己也没有意识到，启蒙者和文学者，这两者在他那里一直互不和谐，却又彼此无伤。{1}
这里的“启蒙者和文学者”能够提示我们什么呢?不妨接着看下面的评论：
事实上，“竹内鲁迅”这笔遗产在竹内好的日本继承者那里早有好的表现，竹内好的一些问题早已得到有效的修正。比如，丸山昇的鲁迅研究以历史主义的方法纠正了“竹内鲁迅”过于强烈的玄学性格，还原了鲁迅“革命人”的一面，就政治和文学的关系有着较竹内好更切近历史实际的理解;伊藤虎丸则执着于竹内好近代批判的思维，将其玄学主题历史化，他对鲁迅留日时期思想的形成跟当时日本流行的西欧思想和文学之关系的探讨，所谓“原鲁迅”命题的提出，都可以纠正竹内好玄学主义的想当然，即使是关于“罪的自觉”的探讨，似乎也因其基督教信仰更具亲切感和可信性;木山英雄则立足知识者个人阅读的立场，进入鲁迅思想和作品的深处，探讨鲁迅之为鲁迅的那些元素、方法、逻辑、风格，对鲁迅的思想和文学深有了悟，别有会心，可谓发掘鲁迅文学价值方面的竹内好的最佳继承者，其感性、知性、理性并用的方法，有力地消除了“竹内鲁迅”的神秘性，在竹内好开创的鲁迅研究格局中把鲁迅研究带入了另一种胜境。{1}
虽然，这段文字的本意是要指出“竹内鲁迅”的诸多有限以及后来者的相关业绩，所悟甚深。但若将其与竹内好的《鲁迅》结合起来思考，问题的另一面也较为清晰地、部分地呈现出来，不妨大胆设定而后去小心求证好了：早在20世纪40年代“竹内鲁迅”指涉到的诸多“命题”，至少存在两个颇为重大的“分命题”。其一，“文学者”鲁迅，跟“罪的自觉”、“无”、“黑暗”以及“沉默”有关的，宗教的、殉教的、救赎的、自觉的、正觉的，无法说明的，使鲁迅成为鲁迅的“鲁迅”;其二，“启蒙者”鲁迅，近乎历史主题中的鲁迅，启蒙的、政治的、爱国的、民族主义的、革命的、实践的，甚至学者的鲁迅……。如果暂且承认这一设定的话，就日本鲁迅研究界而言，于其一，人们不仅可以在伊藤虎丸的研究中部分地看到，更能在木山英雄关于《野草》的长篇讨论中戚戚然地体察到——或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高远东断言木山英雄“可谓发掘鲁迅文学价值方面的竹内好的最佳继承者”;于其二，人们不仅可以在“丸山鲁迅”中更丰富、更具体、更清晰地看到，也能在伊藤虎丸的鲁迅研究中相当丰富地见出。果真如此，“竹内鲁迅”就像一棵硕大的树干一样在半个多世纪里枝叶繁茂地分枝开杈起来。引人注目的是，就上述两个“分命题”而言，对它们的持续考察都诞生了不止一支的学术“巨木”。沿此逻辑，用一种显得学理化的表述方式的话，我想说，“竹内鲁迅”似乎确有某种原型性的、寓言式的意义。当然，“竹内鲁迅”也远不是没有问题，毋宁说，“竹内鲁迅”在其指涉的两个重大“分命题”处都留下了有待澄清、大可以再度阐释的空间。
简言之，“竹内鲁迅”的原型性内涵，是由“文学者”鲁迅与“启蒙者”鲁迅共同构建的。
原型性意义之一：“文学鲁迅”——深陷、直至崛起于“虚无境遇”的鲁迅自我生命机密
竹内好的《鲁迅》存在一个“注意力”异常集中的言说对象：“文学的鲁迅”或曰“鲁迅的文学”。竹内逻辑内的“文学鲁迅”既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创作了文学作品的鲁迅，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对鲁迅文学作品的泛指，他的“文学鲁迅”根深蒂固地联系着鲁迅自我生命内部的某种生长机密，是一个“深隐难见的鲁迅”。换句话说，竹内好其实是要借“文学鲁迅”这类语汇及其相关思路试图弄清楚鲁迅自我生命内在的某种精神机密的。他是否真的弄清楚了，可以另论，但他试图这样做的意图却非常明显。
在竹内好的感悟里，鲁迅首先显现为一个“顽强地恪守着自己”的人(第3页)。
鲁迅度过的十八年文坛生活，就时间而言并不算长，但对中国文学来说，却是近代文学的全史……每个时期都有一大批先觉者在混沌的内部斗争之后纷纷落伍。……从“文学革命”之前一直存活到最后的，只剩下鲁迅一个人。鲁迅的死，不是历史人物的死，而是现役文学者的死。……这两种情形(指与“创造社”和“太阳社”的“恶战苦斗”和与“文艺家协会”的“针锋相对”——笔者)，都在外观上呈现为他要在文学的政治主义偏向中恪守文学的纯粹。但另一方面，他……又显示了对有闲文学进行激烈讨伐的战斗者姿态。于是，鲁迅的崇拜者在他身上看到了中庸，鲁迅的论敌在他身上看到了机会主义，极端的赞美和极端的嘲骂便由此而生。然而不论是谁，都没有以此来揭示鲁迅生命的秘密。(第10-11页)
那么，所谓“鲁迅生命的秘密”究竟会是什么呢?竹内好继续发问：
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学者能在有生之年贯穿其全史(指中国的近、现代文学史——笔者)，一般是很难想像的。几乎可以说是不可能的。然而鲁迅却实现了这个近乎不可能的难题。在鲁迅那里，这为什么会成为可能呢?(第11页)
在现实世界里，他强韧的战斗生活，从作为思想家的鲁迅这一侧面是解释不了的。(第12页)
对我来说，鲁迅是一个强烈的生活者，是一个彻底到骨髓的文学者。鲁迅文学的严峻打动了我。……现在我越发觉得鲁迅的严峻并非简单的严峻。我想知道这种严峻是怎么来的。我想拿我自身来比较，并想学他是怎样才成为文学者的。(第39页)
不难看到，竹内好对于“文学者鲁迅”的“别有情意”。在他看来，“文学鲁迅”那里似乎深藏着“鲁迅之为鲁迅”的“生命的秘密”，他并断言这秘密是“从作为思想家的鲁迅”那里解释不了的。这真足以令人困惑。我感到，要理解“竹内鲁迅”，需要首先弄明白竹内好所谓的“文学鲁迅”究竟意味着什么。对此，他有时候的表达是相当明确的：
但我眼下的目标，却不是作为思想家的鲁迅，而是作为文学家的鲁迅。我是站在要把鲁迅的文学放在某种本源的自觉之上这一立场上的。……如果勉强说的话，就是要把鲁迅的文学置于近似于宗教的原罪意识之上。……“宗教的”这个词很暧昧，我要说的意思是，鲁迅在他的性格气质上所把握到的东西，是非宗教的，甚至是反宗教的，但他把握的方式却是宗教的。……他的表达方式却是殉教者式的。……他是作为一个文学者以殉教的方式去活着的。我想像，在活着的过程中某一个时机里，他想到了因为人得要生存，所以人才得死。这是文学的正觉，而非宗教的谛念，但苦难的激情走到这一步的表现方式，却是宗教的。也就是说，是无法被说明的。正如前面所说，我对鲁迅是否把死看作终极的行为类型是有疑问的。他喜欢使用的“挣扎”这个词所表现的强烈而凄怆的活法，如果从中抛开自由意志的死，我是很难理解的。(第8—9页)
道路无限，他不过是走在这无限之路上的一个过客。然而这个过客却不知在什么时候把无限幻化为自己一身之上极小的点，并以此使自身成为无限。他不断地从自我生成之深处喷涌而出，喷涌而出的他却总是他。就是说，这是本源性的他。我是把这个他叫作文学者的。(第108页)
在他，是有着一种除了称为文学者以外无可称呼的根本态度的。他似乎连小说都抛弃了。他的痛苦之深，以至于深到无法把对象世界构筑到小说和批评当中。(第108页)
这说得其实很清楚啊，竹内好逻辑内的“文学鲁迅”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学写作者鲁迅，毋宁说，它其实指向了某一独特、精深的意义领域，有着竹内式语汇的特别内涵，关乎人的某种本源性、根本性的生存态度，{1}而这种态度又涉及颇为彻底的否定意志、关乎自我内心的痛苦：“宗教的原罪意识”、“自由意志的死”、“挣扎”、“抛弃”，等等;但是，又涉及一系列俨然正面、积极的语汇：“某种本源的自觉”、“以殉教的方式去活着”、“文学的正觉”、“本源性的他”，等等。能够看到，竹内逻辑内的“文学鲁迅”其实联系着鲁迅生命历程中最幽昧不明、又最为切身、最为本己的内在领地。而从文本的角度上看，竹内意义上的“文学鲁迅”恐怕最紧密、最内在、最纯粹地联系着《野草》和《彷徨》中的部分文本，{1}而竹内好正是把意味精深、复杂，话语往往玄妙的《野草》作为其“解释鲁迅的”最“恰当”的“参考资料”的。(第93页)
我以为，竹内好写作《鲁迅》的动力其实紧紧地萦系在他所谓的“文学鲁迅”之中，而在他对“文学鲁迅”迂回包抄式的讨论中，竹内好的确(或许是不自觉地)触及到了在现代生命哲学尤其是存在主义哲学那里被感知、被认识、被阐释得异常清楚的关键话题。当然，竹内好使用的不是普遍意义上的哲学词汇——毋宁说，他并没有找到合适的东西、明晰的哲学逻辑内的话语来表达他所领悟到的，或者，当年就连他的领悟本身也的确还处在一片混沌之中。尽管如此，竹内好逻辑内的“文学鲁迅”颇富启示，他言说的有限性往往是与他的启发意义同时在场的。对此，不妨分三个方面细说。
二
“文学鲁迅”与鲁迅的“虚无体味”
竹内好不乏艰难地用他那套晦涩难懂，但其实又稀松平常的话语(至少，既不是哲学行话，也不是什么专门的文学术语)言说了“文学鲁迅”精深的意义。我试着把他的相关话语排列如下：
对传记的兴趣也不是他经历了哪些发展阶段，而是他从什么时候获得了这样一个时机——一个他一生中只有一次的时机，一个他获得了文学自觉的时机，换句话说，一个他获得了死的自觉的时机——的问题。(第40页)
这说得也很清楚，鲁迅的“文学自觉”(这正是他所谓“文学者鲁迅”的核心意味所在)是与某种“死的自觉”具有同一的意义指向的。关键是，什么是“死的自觉”呢?这问题到了今天，已经有现成的哲学思路、哲学话语可以应对(比如“向死而生”，比如海德格尔哲学关于“死亡”意义的深刻讨论，比如列夫·托尔斯泰生命中的“死亡—虚无”体验以及他那惊世骇俗的中篇小说《伊凡·伊里奇之死》所启示的思路，等等)。但是，不必心急，先把竹内好当年的相关言论细看一番再说不迟。
读他的文章，肯定会碰到影子般的东西。这影子总在同一个地方。虽然影子本身并不存在，但光在那里产生，也消失在那里，因此也就有那么一点黑暗通过这产生与消失暗示着它的存在。倘若漫不经心，一读而过，注意不到也便罢了，然而一旦发现，就会难以忘怀。就像骷髅舞动在华丽的舞场，到了最后骷髅会比其他一切更被认作是实体。鲁迅就背负这样一个影子，度过了他的一生。我把他叫做赎罪的文学就是这个意思。而他获得罪的自觉的时机，似乎也只能认为是这个在他的生平传记里的不明了的时期。(第46页)
那种被称作“悲哀”和“寂寞”的东西，换句话说，就是孤独的自觉，是通过什么在他身上实现的呢?他是如何形成思想的呢?……鲁迅对自己的回心之轴，没有做出言语上的说明。……鲁迅获得的自觉是什么呢?如果勉强可以用我的话来表述的话，那么我认为就是通过与政治的对决而获得的文学的自觉。(第52-53页)
如果再附加一句的话，那么鲁迅使这段文章包含了象征意义，即医学代表着实学、维新、光复这些当时的风潮，而文学则命运般地连接着他的发现孤独之路。(第55页)
鲁迅是诚实的生活者，热烈的民族主义者和爱国者，但他并不以此来支撑他的文学，倒是把这些都拨净了以后，才有他的文学。鲁迅的文学，在其根源上是应该被称作“无”的某种东西。(第58页)
鲁迅是在终极的意义上形成了他的文学自觉的。(第58页)
很清晰地，我们看到，竹内的“文学鲁迅”同时与“一个影子”、“赎罪的文学”、“罪的自觉”、“回心之轴”这些话语的意义指向有着内在关联，而关键是“一个影子”、“赎罪的文学”、“罪的自觉”、“回心之轴”以及上文中的“死的自觉”究竟具有一种什么意义——这意义应该是可“通约”的，也就是大家一看就都明白的，而不是像竹内好这样：可以用很多内在意义并不明朗的语词、句子反反复复地去言说。但这就是竹内《鲁迅》奇怪的行文：几近“独语”，顽固地把一个个读者排斥在清晰意义的把捉之外。但是，如果读者自身持有某种现代哲学思维的敏感，也还是可以越过竹内好不乏生硬的“话语藩篱”直抵其背后的隐秘中轴。可以看到，在竹内好关于“文学鲁迅”的一系列“混沌”语汇中，也有渐渐明朗起来的某个瞬间。上文“鲁迅的文学，在其根源上是应该被称作‘无’的某种东西。”这个“无”离存在主义哲学思潮中的核心词汇“虚无”就很近{1}，二者在意义上是否可以“通约”——也就是其实质意义是否是同一的呢?我感觉，这种可能性很大。不妨继续看竹内好自己的说法：
我以为，鲁迅受梁启超的影响，后来又摆脱它，不是应该解释为他在梁启超身上破却了自己的影子，涤荡了自己吗?……鲁迅是否和由于怀疑文学的功用而成为文学者的二叶亭有着更为深刻的本质上的类似呢?(第69-70页)
从根本上来说，鲁迅是个文学者。没有谁更能像鲁迅那样让我来痛切地思考文学者这个词的意义。在鲁迅身上我认识到，为成为文学者总要丢掉什么。(第81页)
“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这是言语。然而，就说明了鲁迅文学这一点而言，它却具有着言语以上的内涵。作为言语，是象征性的言语，可以称作态度或行为。我所思考的鲁迅的回心，如果表述为言语的话，似乎也只能是这么种东西。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人可以说明“绝望”和“希望”，却无法说明获得了自觉的人。因为这是一种态度的缘故。(第79页)
如果绝望也是虚妄，那么人该做什么才好呢?对绝望感到绝望的人，只能成为文学者。不靠天不靠地，不以任何东西来支撑自己，因此也就不得不把一切归于自己一身。于是，文学者鲁迅在现时性的意义上诞生了。(第107页)
鲁迅是文学者。而且是第一义的文学者。这就是说，他的文学不靠其他东西来支撑，一直不松懈地走在一条摆脱一切规范、摆脱过去的权威的道路上，从而否定地形成了他自身。……鲁迅的文学，是质询文学本源的文学，所以，人总是大于作品。(第146页)
它们(指《野草》中的诸篇——笔者)所传递的鲁迅，比起传记和小说来远为逼真。描写得仿佛可以使人看到鲁迅作为文学者形成的过程，或者是相反地散发出去的经过。它们虽然包含着各种倾向，但是作为一个整体却突升到一个统一的方向上去。小说里所呈现的两个中心，在这里最大限度地获得了接近，从中会使人感受到全体作品仿佛是浑然一体的。如果换句话说，那么就是这里的所有运动都是朝着一个中心的运动。……就像一块磁石，集约性地指向一点。这是什么呢?靠语言是表达不出来的。如果勉强而言的话，那么便只能说是“无”。(第98-99页)
能够看到，在竹内好的思路、语汇中，在与他所谓“文学者”鲁迅紧密联系的地方出现了一系列具有极强的否定性意义的词：“破却”、“涤荡”、“怀疑”、“丢掉”、“绝望”、“虚妄”、“摆脱一切规范、摆脱过去的权威”、“否定地形成了他自身”、“无”。并且，在他关于《野草》的仍然难免令人困惑的言论中我们又一次看到了他对于“无”的指认，进而人们能够看到，他的笔下也出现了颇为朴素、易于辨识的解释性话语：“不靠天不靠地，不以任何东西来支撑自己，因此也就不得不把一切归于自己一身”、“摆脱一切规范、摆脱过去的权威”。连贯起来看，可以大致知道，竹内好笔下的否定性语汇究竟可以否定那些东西，又否定到何种程度。不仅仅是否定梁启超式的文学功利论调，更兼有某种彻底否定世间一切既有价值规则的决绝意志，到达的是连“绝望”也还可以进行怀疑的生命极境——这正是一种亲身体验虚无的境地啊，{1}所谓“不靠天不靠地，不以任何东西来支撑自己”，摆脱规范、权威等等就是了——这不是离尼采“上帝之死”式的虚无体味很近了吗?联系前文的话，所谓“向死而生”、“死的自觉”，在哲学的意义上，不也正是从终有一死、终归虚无的生存警示中升华出奋然而生、创造生存意义的积极意志吗?所以，在竹内好不乏晦涩、艰难的语汇中(我不清楚，究竟是竹内好有意避开了对哲学术语的借用呢，还是1940年代的日本文化界对于如今已经显得相当明晰的存在主义哲学思路，比如“遭遇虚无”、“体验虚无”、“向死而生”等等的认知的确处乎混沌之中。或许，后者的可能性也不是不存在)，他其实是真实地触及到了近现代人类精神中的重大问题的。应该承认，他对这类问题的触及虽然不乏晦涩、混沌之处，但也的确堪称鲁迅研究界的一种最早、最深刻的参悟。
因此，可以结论说，竹内好围绕“文学鲁迅”不断抛出的种种语汇、言说，在其最深处正是指向鲁迅自我生命内部的“虚无境遇”、“虚无体验”的。在这个意义上，再去领会“鲁迅的文学，是质询文学本源的文学”，似乎就可以悟到，当竹内好反反复复地围绕“文学鲁迅”而言说的时候，他对于鲁迅一生的诸多可见之事兴趣不大，他集中精力探寻的乃是鲁迅自我生命生长过程中的某种难得寻见的内在机密，而竹内好对这一机密的个性化命名却是“文学者鲁迅”、“鲁迅的文学”、“文学自觉”、“文学的正觉”、“本源的自觉”、“第一义的文学”、“质询文学本源的文学”等等语词——这的确是令人费解而易生歧义的。与其说，当年的竹内好似乎找不到更具通约能力的语汇来言说他朦胧把捉到的鲁迅秘密——这秘密其实正是鲁迅与虚无的相识、相遇和相抗——毋宁说，他反反复复地使用的数个相关的关键词是最不具备话语交流的通约机能的词汇，这些词汇的某种精深意义的被赋予简直可以说纯属“竹内式的强行植入”，让人很难得其门径而悟。
三
“文学鲁迅”与鲁迅的“反击——超越”虚无
竹内好逻辑内的“文学鲁迅”不仅仅具有上述的“体味虚无”的意向，更同时指涉着某种积极的“孕育——崛起”机能——细心的读者在我上引的竹内文本中可能已经隐隐感觉到了。竹内好也更为明确地说过：
倘若只是走到绝望便止步不前，那么他就只是个虚无思想家了。事实上，也正有批评家专在他身上挑出“虚无”来。当把思想从人那里抽离出来，在静止体中看待时，情形便会如此。但人是不会居住在“思想”的贝壳里的。鲁迅不在绝望之中。他背弃了绝望。不仅走向杨朱、老子和安特莱夫，也从杨朱、老子和安特莱夫走向墨子，孔子和尼采。在这彷徨的路途上，作为天涯孤独的文学者，他与《离骚》诗人同在。(第107页)
在这里，人们不得不再次确认“竹内鲁迅”的真实和深刻，竹内好触到了鲁迅对“绝望”的“背弃”。更精当、深刻的说法，我以为——无论竹内好本人是否自觉——他在这里谈论的正是鲁迅生命历程中真实发生过的“相遇虚无”而又“超越虚无”的精神蜕变。可以指向竹内“文学鲁迅”“背弃绝望——超越虚无”的“孕育——崛起”机能的话语，在竹内好的《鲁迅》中当然还有：
……惟有绝望才生发自身当中的希望。死孕育生，生又不过是走向死。(第10页)
他晚年反悔早期作品中的虚无倾向。这些都被人解释为鲁迅的思想进步。但相对于他顽强的恪守自我来说，思想进步实在仅仅是第二义的。在现实世界里，他强韧的战斗生活，从作为思想家的鲁迅这一侧面是解释不了的。……我认为，把他推向激烈的战斗生活的，是他内心存在的本质的矛盾。(第12页)
文学者鲁迅也是一个混沌。(第12页)
这个混沌，把一个中心形象从中浮托上来，这就是启蒙者鲁迅，和纯真得近似于孩子的相信文学的鲁迅。(第14页)
呈现在人们面前的鲁迅，是个彻头彻尾的启蒙主义者。我认为，能有像鲁迅这样的启蒙者，足以是中国近代文化的骄傲。然而，我的疑问是，一个文学者鲁迅、一个反叛作为启蒙者自己的鲁迅，是否更加伟大呢?是否正因为如此，才成全了现在的这个启蒙者鲁迅呢?因此，把鲁迅冰固在启蒙者的位置上，是否把他以死相抵的惟一的东西埋没了呢?(第16页)
对我来说，鲁迅是一个强烈的生活者，是一个彻底到骨髓的文学者。鲁迅文学的严峻打动了我。……现在我越发觉得鲁迅的严峻并非简单的严峻。(第39页)
需要首先说明一下，竹内好在上面的一处引文中直接谈到了晚年鲁迅与所谓“虚无倾向”之间的对立关系。在笔者的逻辑内，这当然很值得注意，但是竹内式深刻之语的含糊不明也是非常明显的：一是“晚年”究竟所指如何;一是“早期作品的虚无倾向”其意也有待澄清。但这个问题要留待下文再谈。
细味此处的诸多引文，沿着竹内好的逻辑，不难看出，他所谓“启蒙者”鲁迅是处乎积极奋进的人生境地的：这一“鲁迅”是“生”，是“激烈的战斗”者、“彻头彻尾”的“启蒙者”、“强烈的生活者”，等等。相应地，上述引文中的“绝望”、“死”、“内心存在的本质的矛盾”、“混沌”、“以死相抵的惟一的东西”等等是指向消极、否定意味的，回顾第一部分的讨论，说这种消极、否定之意味正如所谓“死的自觉”、“罪的自觉”等等一样足以通达到人生的“虚无境遇”、“虚无体味”，应该并不突兀了吧。而竹内好不厌其烦地表示着——积极奋进之境中的“启蒙者鲁迅”正是从这一消极、否定的虚无渊面中(在竹内的逻辑中“文学者”鲁迅更直接、紧密地联系着这一生存境遇)诞生、升起的：
鲁迅是诚实的生活者，热烈的民族主义者和爱国者，但他并不以此来支撑他的文学，倒是把这些都拨净了以后，才有他的文学。鲁迅的文学，在其根源上是应该被称作“无”的某种东西。因为是获得了根本上的自觉，才使他成为文学者的，所以如果没有了这根柢上的东西，民族主义者鲁迅，爱国主义者鲁迅，也就都成了空话。(第58页)
对绝望感到绝望的人，只能成为文学者。不靠天不靠地，不以任何东西来支撑自己，因此也就不得不把一切归于自己一身。于是，文学者鲁迅在现时性的意义上诞生了。致使启蒙者鲁迅得以色彩纷呈地显现出来的那个要素，也因此成为可能。我所称之为他的回心，他的文学的正觉，就像影子产生光那样被产生出来。(第107页)
鲁迅是文学者。首先是个文学者。他是启蒙者，是学者，是政治家，但正因为他是文学者……(第108页)
无使有成为可能，但在有当中，无自身也成为可能。这就是所谓原初的混沌，是孕育出把“永远的革命者”藏在影子里的现在的行动者的根源，是文学者鲁迅无限地生成出启蒙者鲁迅的终极之场。(第142页)
在今天，一种清晰的存在主义哲学视野完全可以把竹内好曲折而令人困惑的话语和思路凸现为：“启蒙者”鲁迅作为一个顽韧、热烈的生活者、战斗者(民族英雄、民主主义者、爱国者、永远的革命者，等等)，作为具有某种信仰者气息的真正的人，正是源自鲁迅对于生存虚无的痛切体验和悍然穿越的，而竹内好曲折、晦涩的话语路径一旦被明晰起来，却大体是这样的：“文学鲁迅”既精深地联系着“无”(体验生存虚无)之鲁迅，又无限生成着“有”(创造生存价值)的鲁迅——一个“彻头彻尾的启蒙主义者”。
在《鲁迅》之《结束语——启蒙者鲁迅》中，竹内好表示：“关于‘文学者鲁迅无限地生成出启蒙者鲁迅的终极之场’，我不准备再多啰嗦些什么了。”似乎一旦说完“文学者鲁迅无限地生成出启蒙者鲁迅”之后，其《鲁迅》一书就算写完了，他孜孜关注的问题似乎已经被“解决”了。
1949年竹内好写《作为思想家的鲁迅》(《鲁迅》再版时的附录文章)，其中却又出来了以下的文字：
鲁迅不能相信善能对抗恶。世界上或许有善，但那是另一回事，他自身却不是。他的与恶的战斗，是与自己的战斗，他是要以自毁来灭恶。在鲁迅那里，这便是生的意义，因此他惟一的希望，就是下一代不要像自己。……鲁迅的这种虚无主义，当然是以一个后进的、封闭的社会为条件的，但是应该注意到，它在鲁迅那里却孕育着一个诚实的生活者的实践，同时，它也显示着现今中国文学的自律性的本源。(第149页)
后来，鲁迅因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摆脱了早期的尼采主义的影响，但他虚无主义的本质却并没改变。和其他新思想一样，马克思主义也并没带给他解放的幻想。(第150页)
鲁迅是近代中国的最大的启蒙家，这是众口一致的评价。孤独的精神把虚无的深渊包藏在内面，又是怎样得以外化出一个启蒙家来的呢?表面上看去，这似乎是不可理解的，但正是这种二重性格，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可以由此把鲁迅的位置确定在传统与革命纠葛在一起的近代中国的二重性格中。(第150—151页)
很有必要对上引的三段文字做一点细读性的分析。
第一段，首先，这都是竹内好的“不证之辞”——其玄学主义的招数真是用到极点了。因为其“不证”，所以人也就没法子“反驳其证”了。然而，其“不证之辞”本身确是一个矛盾体。一方面，竹内好不曾界定“虚无主义”的内涵，却又断言“鲁迅的这种虚无主义”如何如何。联系其前后语境，可以推论其“虚无主义”一词是在颇为消极的意义上使用的，譬如“不能相信善能对抗恶”之类。另一方面，竹内好又断言鲁迅自有其“生的意义”和“唯一的希望”。竹内好真的没有想过：一个有意义、有希望地生活着、战斗着的人是不可能被消极性的“虚无主义”所框定的;同样，一种能够“孕育着一个诚实的生活者的实践”的“虚无主义”是无论如何不能仅仅在消极性的意义上予以估价的。在这里，人们再次见证到竹内好之思路、行文的紊乱与矛盾。与其把“鲁迅的这种虚无主义”与一个人“不能相信善能对抗恶”的消极性命题相联系，远不如清晰地意识到，此一“虚无主义”(请联系笔者前文所谓的“虚无境遇”、“虚无体味”以及竹内好不止一次表述过的“文学鲁迅”的积极性机能。)正是那种赋予一个人颠覆既有的善恶秩序、意义原则而创建新一轮善恶秩序、意义原则的强有力的生命意志!正是尼采所谓富于价值的“积极的虚无主义”。
第二段，竹内好继续不知不觉地在消极的意义上断言，鲁迅“虚无主义的本质”并没改变。甚至断言“鲁迅因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摆脱了早期的尼采主义的影响”。这观点笔者不能认同。在我看来，尼采的思想激发过青年鲁迅昂扬不羁的“虚无涉险”，其在鲁迅身心中启示过的“体验虚无——走向信仰”的精神轨迹的确是鲁迅生命深处最不会变的东西，它不会因为日后的鲁迅接触到的任何一种理论意义上的思想、主义而发生所谓“摆脱”式的大变异。竹内好一方面继续肯定鲁迅在消极意义上的“虚无主义的本质”(如前所述，这并非没有问题)并未改变，一方面又说出鲁迅“摆脱了早期的尼采主义的影响”的话，这显然是矛盾了。正是在尼采那里，“虚无体验”或者“虚无主义”得到了相当深刻的厘定，有其异常明晰的意义指向——它是被当做一个现代人毅然走向现代信仰(不得不走出古典的“上帝—基督”信仰之境)的精神基础而得到凸现的。而况，对于所谓马克思主义世界观，鲁迅并非全盘接受，他只是有所别择、有所认同。但马克思主义力求改变现实世界的实践意志与尼采惊呼“上帝死了”，呼吁人们走向“超人”之境，重塑自我生命信仰，因而同样富于革命精神、实践意志的哲学思路并不是没有其深层的相通之处，这两者都可能正是鲁迅所愿意肯定的生存方式。1930年代的鲁迅根本不需要“马克思主义”带给他什么解放的幻想。自由、独立之个人的觉醒;人的生存、温饱、发展是鲁迅早已深有所悟的人之目标。而“战取”“理想人境”的“战士”生命路径也早已是他勇毅抉择过的根本生存方式，是他穿越虚无境遇的自救救人之路，鲁迅早已不必等待任何主义的从天而降式的拯救或者解放了。可以说，“战取理想人境”的实践意志，既是他本已持有的，与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更真实、更深层的相似之处，也是他深有领会的尼采哲学在其思维的深处予以积极肯定的一种生存方式。{1}
第三段，竹内好似乎难以理解：深陷虚无深渊的孤独鲁迅如何可能成了一个“中国最大的启蒙家”。最终，竹内好是把这一似乎无解的矛盾交给了中国近代社会现实的“新”与“旧”、“革命”与“传统”。{2}看来，直到1949年，竹内好的确还没有这种自觉的、清晰的思路：正因为一度深陷于生存虚无的沉渊，鲁迅才能够诞生跃出虚无沉渊的强力意志，并借此成为现代中国最深刻、最勇毅、最彻底，但又是最低调的启蒙家：一个拥有着跃出虚无渊面、实施自我救赎的生命原驱力的“自救救世者”，他可不是一个仅仅沾染了一点道德意识、社会责任之类的豪语就不可一世、不懂得“回心”、不懂得“返身向己”的，单知道“济世救民”的正角儿!
看来，真实的是，在竹内好《鲁迅》一书中存在的——我以为完全可以被明晰起来、被自觉予以归纳的“文学鲁迅”所启示的“体味虚无”的意向，所指涉的“反抗—超越”虚无的“孕育—崛起”机能，虽然不断地被竹内好本人所反复言说，然而，当年的竹内好对于他自身的言说所触及的某种内在的哲学思路，的确是并不自知的。一方面，这造成了“竹内鲁迅”闪烁摇曳的魅惑之气，另一方面，也成就了竹内式“文学论文”的独特魅力——或许，这也正是哲学与文学的区别所在：哲学要在阳光下指名道姓地推演，而文学其实更需要在幽昧不明中尽情地表现。这也正是《野草》式“文学—哲学”文本的独特光焰所在。果真如此，竹内好并不清晰、自觉的《鲁迅》文本也就歪打正着地成就了“文学论文”的独特之美，其思路、其门径是可资参悟，却难以仿制的。
如果视野开阔一点，如果作为一个思想后辈的话还可以说得彻底一点，我还想在这里指出，竹内好虽然十分深刻，也是朦朦胧胧地临近了鲁迅精神生命的深处，并因此而对鲁迅别有一番敬意，然而，他却始终没有指出过(甚至连这样的意图都似乎没有过)：发生在鲁迅世界的这种他本人用“文学者鲁迅”、“文学的自觉”、“罪的自觉”、“赎罪的文学”、“回心”、“无”、“不靠天不靠地”等等语汇来表达的精神事件究竟能够如何被置放在人类精神生活的历史时空中，其意义的重大究竟具有怎样的世界范围内的可记忆性。他激发人们对这一问题的充分想象的话语是诸如此类的：“‘宗教的’这个词很暧昧，我要说的意思是，鲁迅在他的性格气质上所把握到的东西，是非宗教的，甚至是反宗教的，但他把握的方式却是宗教的。……他的表达方式却是殉教者式的。……他是作为一个文学者以殉教的方式去活着的。”(第8-9页)我所以认为竹内好这样说能够激发人们对问题的想象，是因为人们对于“宗教的”、“殉教者式的”、“殉教的方式”这类的说法是能够够有大体上的意义共识的。我们知道一个人要真正地走向宗教，到达真正“宗教的”境界往往要经过的大体心路，像释迦牟尼要“悟空”(参透了世间生老病死的大限)之后，进而才得悟救赎自我、普渡众生的真道;像列夫·托尔斯泰要历经“死亡的反复惊悚”、“虚无的不断击打”之后，又再度回归其自小就濡染其中、成年后却不以为意的基督真理之中;像克尔凯廓尔之谓“一个人不到变得非常不幸，或者说，不到能深深领会到生活的悲哀而感慨万端地说：生活对我真是毫无价值的时候，他是不会企图得到基督教的。”③可以看到，当竹内好把鲁迅与“宗教的”、“殉教者式的”、“殉教的方式”这类话语联系起来时其实是大有奥妙的。遗憾的是，竹内好满足于点到为止(是否，他真的以为这样一点就已经够了?还是20世纪40年代的他其实已经没有能力说得更透彻了呢)，作为读者，我觉得他说得很不够。尤其是竹内好在这里既把鲁迅与“宗教的”等等相联系，但又是把他与(传统)“宗教的”相区别的，一方面明确地指认鲁迅的“非宗教”、“反宗教”气息，又同时深信鲁迅“是作为一个文学者以殉教的方式去活着的”。如此说话就的确给人留下了矛盾、困惑。在我看来，今天也完全可以明确说出的是，一方面，竹内好足够敏锐，他感觉到了鲁迅身心中具有的信仰者气质，另一方面，他又同时意识到鲁迅并非像一个传统的佛教信仰者、基督教信仰者那样的。那么，究竟应该怎么说呢?笔者以为，完全可以把鲁迅称为一个现代信仰者而非传统的宗教人，更关键的是，不仅仅能够从鲁迅的部分生活实践中(在我看来，是1925年之后的鲁迅)感到他那殉教般的活法，更可以从鲁迅的精神历程中确认到他作为一个现代信仰者的精神内核、生命历程。简言之，一个鲁迅式的现代信仰者的精神内核、生命历程正是他历经过“遭遇虚无——重建意义”的精神鏖战;通俗一点说的话，他历经过“不靠天不靠地，不以任何东西来支撑自己，因此也就不得不把一切归于自己一身”的精神锻冶，而且，有了这样的精神锻冶之后才会有实际生活中的殉教般的活法，{1}才会出现如此这般的生命奇迹：
使文学者成为可能的，是某种自觉。正像使宗教者成为可能的是对于罪的自觉一样……。正像通过这种自觉，宗教者看到了神一样，他使语言找到了自由。不再被语言所支配，而反过来处在支配语言的位置上。可以说，他创造了自身的神。(第107—108页)
大体说来，从古典到现代的人类精神史上存在着这样一种精神衍生趋势，即从传统的有神、有上帝、有佛陀、有真主等等的宗教信仰时代走到了上帝、佛陀等等各式神灵日益远去，而人自身不得不勇而承担己身之虚无、之自由，勇而抉择、创造自我之价值、之意义的现代信仰建构时代，正是在这样宏阔、绵长的精神衍生时空中，鲁迅的生命存在有着他难以漠视的现代性意义、世界性价值，而20世纪40年代的竹内好可以说朦朦胧胧地感受到了鲁迅生命中非同小可的深刻、顽韧、严峻，但是却未能明晰地言说出其背后的精神秘密，亦未能充分、完整地意识到鲁迅式生命的精神史意义、世界性价值(不仅仅是所谓东亚之近代化，且又往往是东亚社会性文化的近代化价值)。
当然，竹内好完全有理由、有权利守住自己的问题、自己的立场——20世纪40年代上半期的日本究竟怎么了：曾经前景辉煌，几乎万众一心，以为光明正义的“东亚战争”、“太平洋战争”，事实上日益陷入窘局，一度似乎并不存在的日本知识人的厌战情绪至少已经在地底下生根发芽了吧?深刻、敏锐、自强(作为生命个体的自强，同时也紧密地联系着日本民族、国家的自强)如竹内好者究竟该何去何从呢?在奋力自强与日渐明朗的暴力“戕他”之间，乃至在不得不落入失败结局的剧烈悲剧感之中，可以想象，竹内好的内心一定有过绝望的、无所适从的挣扎。鲁迅式的带着绝望的挣扎(更明晰地说，应该是鲁迅式的“征战虚无”的境遇)这才深深地吸引了其实深陷在历史世界与自我生命的共同困惑之中的竹内好的吧。而我以为，在竹内好那里，更多地还是属于社会历史层面的困境所导致的生命困惑。
竹内好有自己铭心刻骨的问题症结，这份诚实是属于他的。然而，他的问题毕竟首先是20世纪40年代的一个日本思想者的问题。竹内好既没有面对某种人类生命，抑或日本国民是否已经迫不得已地踏上了“上帝死了”、“佛陀已去”的重塑信仰的时代，乃至必得要面临这一时代的“历史—文化—生命”诸问题;也没有面对鲁迅的生命之路与这一人类精神史进程的内在关系问题。当然，今天的人们可以思考，21世纪的人类生存跟所谓“上帝死了”、“佛陀已去”之类的问题构成的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这样的问题当然也并不是当年的鲁迅自觉意识到的问题。这问题在本质上生发于19世纪早期的克尔凯廓尔、尼采，并且被20世纪早期的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高高地擎起，可以说，大体在20世纪后半期的萨特那里修成一份富于现代意义的“生命—精神”正果。它在鲁迅生命历程中的真实意味在于，鲁迅远不是以自觉的哲学文本参与此一问题的，鲁迅是以他生命本身的生存律动为这一问题的真实性作了一次活生生的属于中国、属于东亚的确证，{2}并因此而铸就了他自我生命的深度、力度和亮度。在这个意义上，“竹内鲁迅”的意义之一或者正在于，即使早在20世纪40年代，“鲁迅世界”中某种富于现代人类精神史意义、世界性价值的生命行迹也并不是绝对地没有“解人”，尽管这个“解人”的所悟所思是与“混沌”(借用竹内好本人爱用的一个语汇吧)不明紧密相邻的。
四
“文学鲁迅”获得“自觉”的时机
在某种角度上，这个问题最能凸显“竹内式”的思维特点。我们知道，竹内《鲁迅》的一个最著名的论点是把写作《狂人日记》之前的“沉默鲁迅”提到极其重要的位置。对此，一方面，不得不承认竹内好的确把捉到了“沉默鲁迅”的一种隐秘机能;另一方面，在与之相关的关键地带，竹内好也更其明显地露出了他自身思路上的紊乱与矛盾。
前文已经讨论过，竹内好意义上的“文学鲁迅”内在地联系着鲁迅自我生命“体味虚无—超越虚无”的深根地带。然而，鲁迅的一生究竟是如何体味并且超越虚无的呢?这其实是竹内好极力想探明而又并未真正探明的问题——所谓“强韧的战斗”者、启蒙者鲁迅究竟是如何具体地生成的呢?竹内好留给我们的遗憾在于，即使是对于他自身逻辑范围内的“文学鲁迅”，他其实既不明了“文学鲁迅”的“来龙”，亦未看清“文学鲁迅”的“去脉”;但竹内好也给了我们又一个启示：他真实地感悟到了鲁迅自我生命路径上的一个关键的发酵期“沉默鲁迅”的独特价值。
鲁迅在留日期间写出数篇文言论文之后，自1909年回国到1918年《狂人日记》的“出世”，这段时间他大体上可以说处乎沉默，这是共识。关键是，此番“沉默”在鲁迅的生命历程中究竟有着什么样的作用。很长时间里，几乎所有的鲁迅研究者都认可“沉默”就是“沉默而已”，隐含的意思至多也是鲁迅曾经消极、悲观、观望过，再或者基本上忽略之，可以说，唯有20世纪40年代的竹内好不知道从哪里得到了天启，竟敢于这样宣称：
我的想像是，如果允许说得夸张一点儿的话，那么鲁迅在晚年已超越了死，或者说和死做了场游戏。他决意去死的时机，是在以前，剩下的事情只是收拾残骸而已。(第7页)
那么，所谓鲁迅“决意去死的时机”究竟是什么时候?纵观竹内的《鲁迅》，应该可以落实在此处吧：
最弄不懂的部分是他发表《狂人日记》以前在北京的生活，即林语堂称为第一个“蛰伏的时期”。这是什么意思呢?我认为对鲁迅来说，这个时期是最重要的时期。他还没开始文学生活。……我想像，鲁迅是否在这沉默中抓到了对他的一生来说都具有决定意义，可以叫做回心的那种东西。我想像不出鲁迅的骨骼会在别的时期里形成。他此后的思想趋向，都是有迹可寻的，但成为其根干的鲁迅本身，一种生命的、原理的鲁迅，却只能认为是形成在这个时期的黑暗里。所谓黑暗，意思是我解释不了。(第45—46页)
这里，关键的是“叫做回心的那种东西”究竟意味着什么?它还是与“一种生命的、原理的鲁迅”紧密相关的。在接下来的文字里，竹内好继续他最关心的话题：“我把他叫做赎罪的文学就是这个意思。而他获得罪的自觉的时机，似乎也只能认为是这个在他的生平传记里的不明了的时期。”(第46页)“鲁迅的文学，在其根源上是应该称作‘无’的某种东西。因为是获得了根本上的自觉，才使他成为文学者的……我是站在把鲁迅称为赎罪文学的体系上发出自己的抗议的。”(第58页)至此，联系前文的论述，不难得出结论：在某种程度上，当竹内好强调“沉默鲁迅”的意义时，他强调的其实是“沉默鲁迅”与他所谓“文学鲁迅”所共同触及的鲁迅自我生命历程中的“虚无境遇”、“虚无体味”。我以为，正是在这里，竹内好又一次悟得了真实。在我看来，鲁迅一生与虚无的交锋呈现出三种各个不同但又有内在联系的状态：留日时代积极昂扬的“虚无涉险”——沉默时期消极性的“虚无遭际”：亲历、深陷虚无之境——《狂人日记》之后的“反击虚无—自我锻冶”(1918—1925)、“超越虚无—自我救赎”(1925—1936)。{1}“竹内鲁迅”虽然未曾涉及留日时期鲁迅积极的“虚无涉险”;对于《狂人日记》之后，鲁迅“反击虚无—自我锻冶”，直至“超越虚无—自我救赎”的“心路—生存”历程也缺乏自觉的感悟和认知，话语间虽偶有天才式的深刻点击，但也是语焉不详、矛盾倍出;但唯独对于“沉默鲁迅”的“遭遇虚无”、“体味虚无”，乃至“自觉自悟于虚无”却有过正面、强势的强调，其功劳我以为是不可轻视的。
今天，在一定的哲学思维的启示下，可以清楚地看到，鲁迅自我生命中的一处最为深刻的精神体验(无论是朝向中国现实社会的“‘无路—绝望’体验”，或是直指自我人生的“‘绝望—虚无’咀嚼”，还是放眼混沌国人的“‘蒙昧—虚无’透视”)都可以说是非常真实地发生在鲁迅的“沉默十年”之间的。“沉默鲁迅”与虚无的此番交锋，当然与他留日时期有过的诸多亲身经历、吸纳过的诸多精神资源大有关联，但毕竟也呈现出一种根本意义上的新质：那就是从留日时期的尚有希望、尚有可为(《新生》虽则失败，但文章总还可以写、可以发表;也更不需要活生生地面对那场无爱、无性的婚姻)到归国之后的哑然沉默、无所作为：不仅深陷自我人生的无望、虚无之中，也身处周围人众的混沌、蒙昧、虚无之间。可以说，此中的鲁迅思虑深广，但却不得文字，其所思之深(其最深刻之处也正在于鲁迅不仅在透视生存世界、周围人众的虚无境况，同时也不得不正视自我的生存状况，返身向己——此之谓“回心”?——觉悟到自我生存的虚无不义)在他此间的日记里、在小说《怀旧》之中均可以见出，在日后(自1918年开始)的文字里也是可以返顾得到的。{1}鲁迅的生命轨迹有他富于内在逻辑、曲折丰富的生命起点、精神巅峰以及相对平稳、但也令人唏嘘感叹的实践时期，而“沉默鲁迅”(1909—1918)作为鲁迅自我生命路途中所遇最坚苦，所思也最艰难、最深刻的一段却因为其“沉默”而长时间里被绝大多数人所忽视。但竹内好不是这样，他早早地就强调了这一段，而且正是强调其中意味深厚、启示性很强的鲁迅自我生命与其自我生存虚无的“裸身交锋”，不能不说，这是一份惊人的发现。在他这样宣称之后，在他的书已经译成汉语之后的多年里，中国鲁迅研究界正视这个问题、这一思路的人也为数不多。2000年，吴晓东写出了《S会馆时期的鲁迅》(《21世纪：鲁迅和我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2001年前后，钱理群在北京大学主持的课堂上列出专讲：“十年沉默的鲁迅”，认为“这十年，却是鲁迅一生中最重要的时期”。{2}他们对竹内好尤为关注“沉默鲁迅”的思路都表示了肯定的态度，而另一位可以说颇不认可竹内好如此思路的则是高远东，他直截了当的结论是：
《域外小说集》是鲁迅小说的媒介之一，也是鲁迅文学骨骼成长史的重要一环。在与古今中外思想文学的学习和超越中，在对自己民族和个人生命的自觉和反省中，鲁迅的文学骨骼慢慢长成了。这一过程虽然有波折起伏，有挫折创伤，不乏戏剧性，但它确实与竹内好笔下绍兴会馆那个神秘诡异的玄渺意境关系不大。③
我以为，止乎“接棒”竹内好关于“沉默鲁迅”的解读当然是不够的，而断言“鲁迅的文学”与“绍兴会馆那个神秘诡异的玄渺意境关系不大”，恐怕也会留下未曾实现“相互理解”的遗憾吧?鲁迅的文学连接着鲁迅的生命，而鲁迅的生命里的确是有他极其关键的一步，是存在于、并反复地酝酿于他的“沉默十年”之中的。
接下来，我打算清理“竹内鲁迅”在此处的议题上所留下的遗憾。
首先，我想径直、简单地指出的是，在精神实质上，竹内好的《鲁迅》对于“留日鲁迅”其实是无所关注的，诚然，他说到了鲁迅留日期间的诸多生活化事件，但却恰恰缺失了对鲁迅精神生命中最初的、最精深的“独立构成元素”的关注。这里暂不涉及竹内好如此这般的原因，仅从事实上看，竹内好对“留日鲁迅”的数篇文言论文、《域外小说集》没有多少关注，这使得他的“鲁迅论”注定了没有整体感——明显地缺少了开端啊!诚然“沉默鲁迅”所遇坚苦、所思深刻，但是“沉默鲁迅”对其所遇(包括其自我人生的遭际以及他自身所不得不面对的环境律例)的自悟自省之所以独具深度、浓度，难道不是与他当时所拥有的主体精神深度、浓度息息相关的么?而“沉默鲁迅”的主体精神世界显然不能够局限于沉默之际的鲁迅精神状态，而是必然地联系着他之前的精神生命积淀的。我以为，竹内好并不怎么明晰地指认到的“沉默鲁迅”的意义(如前所述，可明晰化为鲁迅亲身遭遇虚无、体味虚无的意义指向)，其实是在“留日鲁迅”的精神积淀中以一种想象性的方式呈现过的。尤为警惕“竹内鲁迅”的“陷阱性”的高远东就指出过《域外小说集》之于鲁迅的“原点”性意义。透过《域外小说集》中鲁迅的翻译选择，高远东指出了这一事实：“留日鲁迅”其实更受“表现现代人内面生活本质的‘神秘幽深’之作”的吸引。{1}而在我看来，沿着这一事实指认有心者完全可以悟到：至少，“神秘幽深”的具体指向之一是足以通达到“留日鲁迅”与“虚无境遇”的想象性相遇的。这里没有篇幅对此进行具体的论证，但是，笔者曾经以“留日鲁迅”的文言文本为对象论证过类似的议题。{2}而对于这一与“沉默鲁迅”的生命机密内有联系的深度精神密码，“竹内鲁迅”恰恰令人遗憾地失察了。
其次，我想说明的是，在竹内好那里，鲁迅最根本的“生命—文化”特质“战士人格”的生成道路也是并不明晰的。
诚然，竹内好反反复复地陈述过鲁迅的积极、强韧和独立不依，但这不过是他对鲁迅的一个方面的直观，竹内好并未能实现对这一直观的切实论证。也就是说，对于竹内好本人其实最想说清楚的问题：“彻底到骨髓的文学者”、“强烈的生活者”、“彻头彻尾的启蒙主义者”、“近代中国的最大的启蒙家”的鲁迅究竟是如何生成的，他并未能够在他自己的话语逻辑间明晰地予以完成。恰恰相反，竹内好完全不以为意、不自觉地展露着他在这一问题上的矛盾和不明。竹内好的《鲁迅》模糊、玄妙地走完了这样一个陈述过程：“文学鲁迅”无限地生成出“启蒙者鲁迅”;如前文所述，这过程可换言之曰：深味虚无境遇的“文学鲁迅”无限地生成了一个“强韧的战斗者”鲁迅、“启蒙者”鲁迅;而生成的关键时机是鲁迅的“沉默”之时。对于这一过程，竹内好所艰难展示的，基本上是基于现象层面的直观性并置，远没有深层次地体悟到数种状态之间的有机联系，而且，他重点关注的更是“深味虚无”的“文学鲁迅”及其特定时机。于此，竹内好在他大体上说得过去的陈述中留下的问题是——他对于鲁迅的上述直观性陈述并没有得到他自身建基于鲁迅文本解读上的确认，而是相反，竹内好自己对鲁迅文本的解读甚至完全悖逆了他极为认可的作为“顽韧的战斗者”、启蒙者的“鲁迅生成过程”。
和李长之相反，我看重这两篇作品(指《在酒楼上》和《孤独者》——笔者)。不论作为作品他们是怎样的不成熟，不及《孔乙己》系统的浑然一体，甚至比不上《药》也未可知……他在这里所力图创造的人格，的确是值得称之为创造的。然而，这个系统只有近似习作的两篇而此后不再，其人格结果并未通过作品行为被创造出来。(第87页)
应该首先承认，竹内好在这里触到的真实：《在酒楼上》和《孤独者》这两部小说的确隐隐约约地意欲呈现出某种为鲁迅自身所期待的“战士人格”。尽管竹内好十分武断地把这两部小说与鲁迅的一系列同类小说(《狂人日记》、《祝福》、《长明灯》等等)进行了割裂，发现的仅仅是部分的真实。尤其是，他断言小说力图创造的“人格结果并未通过作品行为创造出来”，更呈现出一种面对颇富有机性的“鲁迅作品世界”尚缺乏一种整体性观察视野的解读状态。的确，鲁迅力图创造的某种“人格”在《在酒楼上》和《孤独者》之中未能清晰、断然地出场，但是，这一“人格”在鲁迅日后写成的作品中是否清晰、断然地出场了呢?竹内好似乎不这样提问题。他继续说：
同样一种东西，使小说归于败笔，却在这里成就了诗。或者说，在使诗成功的过程中，使诗获得了成立。而且，当按照年代顺序考虑到他紧接着又展开了独特的“杂文”形式时，至少在表现形式上，把《野草》看作了一座过渡的桥梁不是也没错吗?(第93页)
令人吃惊的是，竹内好对鲁迅文体的某种根本性转换路径：小说——《野草》——杂文，也有着极富洞察力的敏锐把握，尤为可贵地指出了《野草》作为鲁迅文体的过渡性特点，尽管他并没有说出其中的所以然。
它们(指《野草》中的部分作品——笔者)所传递的鲁迅，比起传记和小说来远为逼真。描写得仿佛可以使人看到鲁迅作为文学者形成的过程，或者相反地散发出去的经过。它们虽然包含各种倾向，但是作为一个整体却突升到一个统一的方向上去。(第98页)
就像一块磁石，集约性地指向一点。这是什么呢?靠语言是表达不出来的。如果勉强而言的话，那么便只能说是“无”。……
打个比方说，如果把《野草》明示出来的内容塑造成人物形象的话，那么我想像，与之最近似的恐怕要表现为鲁迅想创造而又没创造成的“孤独者”的人格;或者反过来，认为“孤独者”的母胎就在其中也是可以的。但这终归是比喻，实际上，哪怕是想要近似地表现它也是办不到的。如果硬要表现的话，那么除了以生命的残骸来代替生命别无他法。(第99页)
紧接着，竹内好抄引了《墓碣文》全文，而后，就说：
很显然，这是没被创造出来的“超人”的遗骸，如果说得夸张一些，那么便是鲁迅的自画像。(第100页)
以上数段中，竹内好的陈述既极其深刻，又充满了悖论。显然，联系前文，不难意识到竹内好意义上的“文学鲁迅”(“体味—反击”虚无的鲁迅)是在《野草》中更集中、更显然地存在的。这是其一。其二，面对其实极富内在逻辑的《野草》，竹内好仍然错失良机未能把握到《野草》的整体结构与功能。一方面，他惊人地悟到了《野草》之中运行着一种鲁迅在《在酒楼上》和《孤独者》之中“想创造而又未曾创造成的‘孤独者’的人格”。另一方面，竹内好考察《野草》的目光似乎是在《墓碣文》那里止住了{1}，并且令人遗憾地得出了并不适当的结论：《野草》最终未能创造出鲁迅试图创造的某种“孤独者人格”或是“超人”形象。在我看来，这是“竹内鲁迅”的最大误区——他完全没有看到《这样的战士》在《野草》中的归宿性、总结性地位。《野草》之中，《这样的战士》宣示了鲁迅自归国沉默以来“遭遇虚无—体味虚无”，直至“反击虚无”所取得的精神硕果：那位直入“无物之阵”，反复举起“投枪”的战士，无论是作为一种独立人格，还是作为一种基本临世方式、生存方式，都是鲁迅在“反击虚无”的自觉自悟之中作出的勇毅抉择，都是一种完全、断然地“出世”了的“鲁迅人格”或者说“鲁迅的自画像”，而并非什么“没被创造出来的‘超人’的遗骸”。是否正是由于竹内好对鲁迅作品的这种关键性误读使得他的“鲁迅解读”在关注了“沉默鲁迅”的时间界定之后，就再也没有获得对于鲁迅生命流变的时间意识了?面对他的那个最终结论：“无使有成为可能，但在有当中，无自身也成为可能。这就是源初的混沌，是孕育出把‘永远的革命者’藏在影子里的现在的行动者的根源，是文学者鲁迅无限地生成出启蒙者鲁迅的终极之场。”(第142页)在竹内好的《鲁迅》中，我们却没有办法清晰地看到在沉默之际遭遇(虚)“无”、体味(虚)“无”的“文学鲁迅”究竟是在何种空间、什么时间，以何种方式酝酿、实施了对于(虚)“无”的“反击—超越”，直至能够“无限地生成出启蒙者鲁迅”。当鲁迅最内在的生命流变行迹被取消了其应有的、更完整的时空刻度之后，摆在人们眼前的“竹内鲁迅”不能不是浑沌难明、矛盾悖论的。
文坛无战士，可孙文却是战士。那么，孙文所象征的是什么呢?所谓“永远的革命”又是什么呢?对我来说，这些都是难以解开的问题。我想，这些问题和他没创造成的“孤独者”以及用来做注释的《野草》有关，而这想像也大抵不会是不着边际的。(第115页)
这之后，竹内好又在大量地征引鲁迅各个时期的文本之后，发问了：
我说过，鲁迅在孙文身上看到了“永远的革命者”，而又在“永远的革命者”那里看到了他自己。但我的目的是从鲁迅那里找出我在这份研究笔记里作为主题来处理的那些疑问——即所谓“永远的革命者”是什么?和鲁迅具有怎样的关系?鲁迅通过这种关系表现了什么?使其能够表现出来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如果换句话说，那么就是鲁迅作为文学者，他的自我形成意味着什么?——是怎样表现出来的。(第126页)
而他自己的总结是“这是他时隔多年又一次重复了在梁启超身上所做的自我破却，不是间接地说明了他自己在黑暗中是如何形成的吗?若进而言之，那么鲁迅在孙文身上看到了‘永远的革命者’，不就是他借助‘永远的革命者’而使自己站在了和孙文同一的对立关系中吗?……是否可以这样说呢?在危机的状态下，他一方面以死的决心来不断生成自己，而另一方面又把这一矛盾最终一直带到了自然的死”(第126页)。可以清晰地看到，竹内好一方面继续言说着鲁迅“那没创造成”的“孤独者”人格，一方面又真切地意识到鲁迅自我生命的生生不息与“永远的革命者”(也正是所谓“战士”人格)之间的血肉关联。此中的矛盾，以及此间无法厘定的时空刻度真实地构筑了“竹内鲁迅”的难以辨认。
五
原型性意义之二：“启蒙鲁迅”——屹立、作为于悲苦人间的“思想—实践”性鲁迅
竹内好对于他所谓“文学鲁迅”不止深挖、穷追不舍，而对于同样是他自己惯称的，并且反复使用的“启蒙者鲁迅”则兴趣不大。他不止一次表示“启蒙者鲁迅是既知的”，那意思是：启蒙者鲁迅是清楚浮现的，是人们都看得见的，不需要怎样去参悟。所以，他的《鲁迅》一俟把竹内意义上的“文学鲁迅”言说得差不多了，一俟把“文学者鲁迅无限地生成出启蒙者鲁迅”之类的话题言说得差不多了，就预备收笔。竹内《鲁迅》的最后文字《结束语——启蒙者鲁迅》译成中文仅两页多一点点。不得不承认，“竹内鲁迅”诚然依据他自身的逻辑看到了鲁迅世界的原型性构成，但是，他本人对于鲁迅身心中的两种原型性构成因素的态度却是很不一样的，给予的关注度也迥然有别，这应该跟他的思维取向有关，跟他自己的问题偏好有关。因此，本文能够给予竹内逻辑上的“启蒙鲁迅”的探讨也只能是非常有限的，但是，一些富有意味的讨论还是可以稍作展开。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如果说，竹内意义上的“文学鲁迅”意味精深，却不乏晦涩莫明之处的话，那么，他的“启蒙鲁迅”则往往止乎点到，几乎是仅有一指方向而欠缺具体状貌的——与此相关，在这个地带上，做出比竹内好更出色的学术业绩的后来者也是比较多的。
我们能够首先见出竹内“启蒙鲁迅”积极有为的“战士人格”。
即使在竹内好的逻辑内，“启蒙鲁迅”、“文学鲁迅”也本是一个浑然整体中的两种相对独立的构成素，如前所述，竹内好的此种区别，凸现的意义之一就是，在一个相当超前的时刻，他以“文学鲁迅”为关键词根连、挖掘了鲁迅自我生命内部足够精深的某种机密。如果说，竹内意义上的“文学鲁迅”指涉着“鲁迅之为鲁迅”的“心因”，那么，他所谓的“启蒙鲁迅”则大致呈现着“鲁迅之为鲁迅”的“外象”。当然，此“心因”与“外象”本是共存于“一体”之中的，它们之间首先就会存在一个毗邻区或者共栖地。对于“启蒙鲁迅”而言，他与“文学鲁迅”的“毗邻”区在于“启蒙鲁迅”也同样会呈现出一种积极有为、勇毅抗战的人生状态。正如笔者在关于竹内好“文学鲁迅”的第二种义项中所指出的，“文学鲁迅”能够意味鲁迅“反击—超越”虚无的“孕育—崛起”机能，与此紧密相联，实质上正是经此“孕育”而“崛起”的“启蒙鲁迅”就必定首先显示为一个积极决绝、顽韧不屈的鲁迅像。反复阅读之下，竹内好晦涩难懂的《鲁迅》给笔者留下的深刻印象慢慢地浓缩为三处：一、其全书孜孜以求的是要“揭示鲁迅生命”的某种内在“秘密”(参阅第10-11页);二、正是对这一内在秘密的穷追不舍让竹内好来到了“沉默鲁迅”的面前，并且极为正视其隐含的意味，同时也导致了竹内好对鲁迅作品的一系列不乏意味的误读;三、全书之中，竹内好不断地惊异于鲁迅生命的“顽强”、“强韧”、“激烈”、“强烈”、“彻底”，等等，真实的是，他要追问和解释的“秘密”正是——“在鲁迅那里”，这一切“为什么会成为可能呢”(参阅第11页)?前二处更直接地联系着竹内意义上的“文学鲁迅”，第三处就是笔者所谓的竹内“文学鲁迅”与“启蒙鲁迅”的共栖之地。这块共栖地，从竹内“文学鲁迅”的角度上看，它呼唤人们去探寻顽韧、强劲之鲁迅得以生成的生命深根、生命机密，从“启蒙鲁迅”的角度上看，它似乎仅仅是直截了当地呈示鲁迅那令人无法漠视“毅然决然”、“横刀立马”的“战士人格”。对于鲁迅的这一“战士人格”，鲁迅研究者都不会感到陌生的吧，借竹内好的话就是这一“启蒙者鲁迅是既知的”，而人们往往陌生、忽略的(也是竹内好借“文学鲁迅”的思路意欲弄清楚的)是：为什么唯有鲁迅能够这样，其他人则并不如此呢?
其次，能够看到竹内意义上的“启蒙鲁迅”也正是一个执著于改造中国文化、中国人、中国社会的“思想—实践”者。
虽然竹内在其《鲁迅》一书中没有给予他所谓“启蒙者”鲁迅更多的关注，但是，在他的语义里，“启蒙者”鲁迅之于鲁迅世界的重要性却又是被其所孜孜强调的。
恐怕连鲁迅自己也没意识到，启蒙者和文学者，这两者在他那里一直互不和谐，却又彼此无伤。(第14页)
鲁迅在死的同时成为民族英雄……但在这七年里，却没有一部像样的关于鲁迅的传记。……和文学方面相比，是否更为政治方面所利用?而且和我所理解的鲁迅精神是否有着遥远的距离?呈现在人们面前的鲁迅，是个彻头彻尾的启蒙主义者。我认为，能有像鲁迅这样的启蒙者，足以是中国近代文化的骄傲。(第16页)
为什么说是好懂呢?根据在于他处理事实的态度不同。……他不再为自己现在所背负的“影子”所烦恼。事实就是事实，所以处理事实的启蒙者鲁迅，就只是一个纯粹的启蒙者鲁迅。他由父亲的病和在南京所受到的新学的影响而立志医学，以救助国民;又由于知道了精神比肉体的重要，便弃医从文。(第54—55页)
在本质上，我并不把鲁迅的文学看作功利主义，看作是为人生，为民族或是为爱国的。鲁迅是诚实的生活者，热烈的民族主义者和爱国者，但他并不以此来支撑他的文学，倒是把这些都拨净了以后，才有他的文学。(第58页)
这封致许广平的信写于民国十四年，与《战士和苍蝇》同年。“改造国民性”的提法可以直接解释为永远革命，……“改造国民性”并不直接是他的文学，而是“不用之用”把自己破却在那里的影子，这也是无需再重复的。(第136—137页)
可以说，他是在一边和死较量一边持续着生的。这使他在某一时刻超越了死，成了民众的英雄。(第135页)
他的批评态度，最清晰地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小说史研究，一是他晚年所致力的对版画家的培养。后者与文学不同，最能体现出鲁迅启蒙者的一面。(第78页)
鲁迅是文学者。首先是个文学者。他是启蒙者，是学者，是政治家，但正因为他是文学者……他是教育者，宗教者，亦是因此之故。(第108页)
细读之下，不难见出，在竹内的逻辑内，“启蒙鲁迅”是紧紧联系着作为“民族英雄”的“表象”鲁迅的。这位“民族英雄”具有很强的政治性、实践性，爱国，有志于“救助国民”(从肉体而至精神)，“改造国民性”，“永远革命”，致力于帮助青年(集中表现为帮助投身于文学、艺术的年青人)，有强烈的救世意志。在竹内好看来，这位“民族英雄”的“文学”在一般人眼里也正是“为人生，为民族或是为爱国的”的，但在竹内好眼里，真正的“文学鲁迅”却与此并没有本质性的深层联系，恰恰相反，为“改造国民性”，“为人生，为民族或是为爱国的”创作者鲁迅与做学问，作为教育者，甚至作为宗教者的鲁迅更为类似，而仅仅与竹内意义上的“文学鲁迅”有所联系，绝不能意味“文学鲁迅”的精深内蕴，因而只能归属于他所谓“启蒙鲁迅”的意义与作为之中。
我尽力在《鲁迅》一书中找寻竹内好涉及他其实并不轻视的“启蒙鲁迅”的文本，但所得实在无几，上面的几处引文就占了一多半。是否竹内好逻辑上的“启蒙鲁迅”真的因“既见”而不值得关注?的确，在竹内好的《鲁迅》一书中，他无暇或者说他无意更多地关注“启蒙鲁迅”，但这丝毫也不意味着其他人也会如此。至少，在日本，最典型的反例就是“丸山鲁迅”的有力出现，从关心的问题到论证的方法，“丸山鲁迅”都与竹内意义上的“文学鲁迅”相去甚远，或者说，“丸山鲁迅”全力凸现的正是竹内好基本上点到即止的“启蒙鲁迅”的某些极为重要的方面。不妨再审视竹内好的下述文本：
我在序章中假称的文学者鲁迅和启蒙者鲁迅的对立，或者是和回心之轴相关的政治与文学的对立，便是这奇妙的纠结的核心。(第109页)
“文章不用之用”的提法，看上去很有老庄的味道，但和接下来的期待自己的国家也能出现“精神界之战士”的内容结合起来读，那么就不会怀疑，他并没安居于老庄，而是处在由老庄而走向孔墨的途中，即处在我所说的政治与文学的交锋之地。(第136页)
只有相信“永远革命”的人，只有“永远的革命者”，才能不把革命的普及看作革命的成功，而看作革命的堕落，加以破却。
……这就是所谓原初的混沌，是孕育出把“永远的革命者”藏在影子里的现在的行动者的根源，是文学者鲁迅无限地生成出启蒙者鲁迅的终极之场。(第142页)
熟悉“丸山鲁迅”的人们知道，“丸山鲁迅”正面关注的正是鲁迅生命中最富政治意义、实践意义的内涵，涉及的关键词正是竹内好在上述文本中往往点到即止的“革命”、“革命人”、“政治”、“文学与革命”、“政治与文学”等等，其严格实证的研究方法，丰富、精深的研究成果已是鲁迅研究界里程碑式的成果。有意思的是，丸山升先生在其《鲁迅——他的文学与革命》一著中有过这样的表示：“竹内好氏将他第一本专著《鲁迅》的中心思想概括为立于‘文学者鲁迅无限地生发出启蒙者鲁迅的终极之处’，如果套用他的说法，可以说我的立场是探寻‘将革命作为终极课题而生活的鲁迅(倘若从他后来的话语中寻找形容这样的鲁迅的最合适的词，我想应该是‘革命人’吧)生发出文学者鲁迅的这一无限运动。”{1}丸山前辈的研究立场颇有点自觉自为地与竹内前辈针锋相对之意，这当然没有问题，而且是令人佩服的。我想指出的是，正是在竹内好论述极其不足的地方，丸山先生自觉厘定了自己的研究基点，并且做出了丰硕的成果。对此，不得不承认，所谓“竹内鲁迅”的原型性意义看来是一种结构失衡、令人遗憾的存在——竹内好对他自身逻辑内的“文学鲁迅”深有论说，他那止乎点到的“启蒙鲁迅”则只能有待其他学者的多方论证、阐释了。无疑，“丸山鲁迅”非常有力地实现了这样一种“学术期待”，令人鼓舞。此外，我只能简单提及的是(眼下没有能力多说)，在日本，伊藤虎丸的部分研究也在相当大程度上充实着竹内意义上的“启蒙鲁迅”的形象。
我想以竹内好对于“启蒙鲁迅”不多的，但是又异常肯定的“竹内式文字”{2}来结束此文：
作为表象的鲁迅，始终是一个启蒙者。首先是个启蒙者，而且是个优秀的启蒙者。正像人们把孙文叫作革命之父一样，鲁迅是现代中国国民文化之母。他留下的足迹是巨大的。……作为表象的鲁迅，只是个彻头彻尾的启蒙者，除此之外什么都不是。(第143页)
我不是无视作为伟大启蒙者的鲁迅。不仅不是无视，甚至深感尊敬。我想，有些东西不是我所能评价到位的。……因为那庞大的重量感使我不可能把它们一一道来;是因为我惧怕千言万语也对它们汲取不尽。所以，我只把我的努力集中指向一个问题，那就是力图以我自己的语言，去为他那惟一的时机，去为在这时机当中鲁迅之所以成为鲁迅的原理，去为使启蒙者鲁迅在现在的意义上得以成立的某种本源的东西，做一个造型。对我来说，启蒙者鲁迅是既知的。我以既知为线索，总算抵达了我所确信的终极之场。如果我的计划按照事先的预想获得了成功，那么也就无须我再说什么，启蒙者鲁迅会自己从那个终极之场跃然而出，神采奕奕地出现在读者面前。(第143—144页)
【责任编辑 孟庆澍】
作者简介：彭小燕，汕头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文学。
孔乙己鲁迅小说范文第2篇
摘 要:主要从词语锤炼、辞格运用方面,分析鲁迅先生小说的语言修辞艺术。论述鲁迅先生在刻画人物,揭示主题时,善于选择准确、鲜明、生动的词语,增强表达效果;采用多姿多彩,新颖别致的修辞方法,体现出精湛的语言艺术技巧。 关键词:鲁迅小说;词语锤炼;句式选择;辞格运用
长期以来,人们对鲁迅先生作品的深刻的思想性、体裁的多样性、人物的典型性以及语言的讽刺性等多方面的成就进行了广泛的探索和研究。在小说方面,尤其偏重于研究其深刻的思想内涵、典型的人物形象和塑造人物形象的方法。笔者认为,鲁迅先生也是我国现代杰出的语言大师、修辞巨匠,他的作品,为我们展现了极具特色的语言修辞艺术。本文仅就其小说来探讨一下鲁迅先生的修辞艺术。
修辞讲究的是在特定的语言环境中,运用恰当的语言手段,以取得最佳的语言表达效果。鲁迅先生的小说,无论是在词语的锤炼,还是辞格的运用上,都进行过精心选择和仔细推敲,收到了奇妙的表达效果,显示了他高超的语言修辞艺术。 1 词语锤炼
词语的锤炼,古人叫做“炼字”。锤炼的目的,在于寻求最恰当的词语,既生动贴切又新鲜活泼地表现人或事物。在这方面,鲁迅先生是有独到功夫的。他选用词语,既能体现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使语言表达精当贴切、简洁明晰、幽默风趣、含蓄深厚,又能体现用词的连贯性,力求配合得当,整体和谐,收到词义明确以外的其他效果,或增添新意,或附加色彩,或弦外有音,或陡增文采。如:
(1)于是我自己解释说:故乡本也如此,———虽然没有进步,也未必有如我所感的悲凉,这只是我自己心情的改变罢了,因为我这次回乡,本没有什么好心绪。(《故乡》)
这里的“心情”指心境的感情状态而言,“心绪”则指心境的安定或紊乱而言。这是一组意义相近而又有差别的近义名词,不可互相替代。鲁迅先生这种把近义名词交互使用而又有区别的做法,收到了很好的修辞效果。在使用动词方面,鲁迅先生尤其注意筛选最妥帖的词语,灵活多变,使作品增添文采。如:
(2)他不回答,对柜里说:“温两碗酒,要一碟茴香豆。”便排出九文大钱。
(3)他从破衣袋里摸出四文大钱,放在我手里,见他满手是泥,原来他便用这手走来的。(《孔乙己》)
例(2)中的“排”字,用得精彩。那斯文郑重的付钱方法,暗示出孔乙己的拘谨迂腐。这个“排”字,写出了孔乙己个性化的神情和动作。而例(3)中的“摸”字,写出了孔乙己历经岁月沧桑已经临近生活的穷途末路。“摸出四文大钱”,准
确地写出了孔乙己的潦倒不堪、走投无路,预示了孔乙己悲惨的结局。
(4)老栓还踌躇着;黑的人便抢过灯笼,一把扯下纸罩,裹了馒头,塞与老栓;一手抓过洋钱,捏一捏,转身去了。嘴里哼着说,“这老东西„„”(《药》)
例(4)中的几个动词,把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康大叔的丑恶形象描绘得淋漓尽致,揭露了他的丑恶面貌和贪婪本质,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像这样的例子,在鲁迅先生的小说中不胜枚举。足见鲁迅先生善于运用恰当、准确的动词,表现人物的神情动作,刻画人物的心理状态。
鲁迅先生在用词上,十分注意词语的前后配合,整体呼应,更加增强了作品的修辞效果。
如:(5)他们又故意的高声嚷道,“你一定又偷了人家的东西了!”孔乙己睁大眼睛说,“你怎么这样凭空污人清白„„”“什么清白?我前天亲眼见你偷了何家的书,吊着打。”孔乙己便涨红了脸,额上的青筋条条绽出,争辩道,“窃书不能算偷„„窃书!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孔乙己没有法,便免不了偶然做些偷窃之事。 (《孔乙己》)
上句中的“偷”(口语词)、“窃”(文言词)、“偷窃”(书面语词)是一组语体色彩不同的同义词。小店里的人们用“偷”取笑孔乙己,孔乙己则用“窃”辩解遮掩,故意做字面文章,似乎“窃”与“偷”不同。选用“窃”字一方面是为了描绘孔乙己不得已而辩解的窘态,另一方面也同他开口闭口“之乎者也”的性格特征相吻合,有力地表现出这个没落的封建知识分子的迂腐和可悲。而“偷”和“窃”连缀使用,既符合故事叙述人店小二略识文墨的身份,也对孔乙己的辩解起了点破的作用。“偷”、“窃”、“偷窃”三个同义词紧密配合,前后照应,巧妙地揭示了人物的性格特征,展现了作品深厚的寓意。
(6)大家跳下船,双喜拔前篙,阿发拔后篙,年幼的都陪我坐在舱中,较大的聚在船尾。母亲送出来吩咐“要小心”的时候,我们已经点开船,在桥石上一磕,退后几尺,即又上前出了桥。于是架起两支橹,一支两人,一里一换,有说笑的,有嚷的,夹着潺潺的船头激水的声音,在左右都是碧绿的豆麦田地的河流中,飞一般径向赵庄前进了。(《社戏》)
“跳下”、“拔”、“陪”、“坐在”、“聚在”、“点开”、“一磕”、“退”、“出了”、“架起”、“一换”、“夹着”、“前进”等一系列动词,生动地表现了闷了一天的迅哥,和十几个少年傍晚坐船去赵庄时的轻松愉快的心情;又用“年幼的”、“较大的”、“潺潺的”、“碧绿的”、“飞一般”这些修饰语,把当时的情景、声音、色彩、速度等等一一描绘出来,有声有色,引人入胜。鲁迅先生不仅善于选用名词、动词、形容词,还善于恰当选用方言词、文言词、外来词和专门术语,准确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增强语言的表达效果。还善于运用叠词以及双声叠韵词、摹声词等,使语言具有音乐美,增强了作品的感染力。
2 辞格运用,精彩纷呈,新颖别致
在鲁迅先生的小说中,几乎运用了所有的修辞方法,这也是他的小说富有文采的一个重要原因。下面仅就他小说中所使用的一些主要修辞方法加以说明。2.1 比喻比喻,是人们常常用到的修辞方法。鲁迅先生的作品中不仅大量使用比喻,而且往往用得新奇巧妙,出神入化,收到了很好的修辞效果。在他的小说中,几乎篇篇都有比喻。单是《药》一文,就有十六处运用比喻。如:(1)老栓也向那边看,却只见一堆人的后背;颈项都伸得很长,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向上提着。(2)小栓坐在里排的桌前吃饭,大粒的汗,从额上滚下来,夹袄也帖住了背心,两块肩胛骨高高突起,印成一个阳文的“八字”。(《药》)(3)我吃了一吓,赶忙抬起头,却见一个凸颧骨,薄嘴唇,五十岁上下的女人站在我面前,两手搭在髀间,没有系裙,张着两脚,正像一个画图仪器里细脚伶仃的圆规。(《故乡》)例(1)用仿佛被无形的手向上提着颈的鸭子,来比喻踮着脚伸着脖,围在刑场周围看热闹的人们,形象地反映了他们的愚昧和麻木。例(2)比喻新颖而又奇特,显示了作者特强的观察力。例(3)首先对杨二嫂进行具体的外貌描写,然后用一个比喻来刻画她的形象,鲜明而又生动。这三个比喻新颖而又贴切,使人过目不忘。2.2 借代运用借代,可以表达作者的爱憎,体现作者的思想感情,引人联想,发人深思,增强作品的表达效果。鲁迅先生在小说中常常灵活运用这一修辞方法。如:(1)如果出到十几文,那就能买一样荤菜,但这些顾客,多是短衣帮,大抵没有这样阔绰。只有穿长衫的,才踱进店面隔壁的房子里,要酒要菜,慢慢地坐喝。(《孔乙己》)(2)“老栓,你有些不舒服吗?———你生病吗?”一个花白胡子的人说。„„花白胡子便取消了自己的话。„„驼背五少爷话还没完,突然闯进一个满脸横肉的人,„„“连剥下来的衣服,都给管牢的红眼睛阿义拿去了。”„„“红眼睛原知道他家只有一个老娘,可是没有料到他竟会那么穷,榨不出一点油水”,„„壁角的驼背忽然高兴起来。(《药》)例(1)中的“短衣帮”指穷苦的劳动人民,“穿长衫的”指有钱的上层人物。这是用衣着特征来指代人。例(2)中的“花白胡子”、“红眼睛”、“驼背”,是以人的长相特征代替人。少爷养尊处优,不劳动,最容易驼背。牢头见钱眼红,用红眼睛来指代,一语双关,再恰当不过了。另外还用“满脸横肉的人”、“黑的人”等来指代刽子手,增强了读者对他憎恶的感觉。借代的运用,收到了形象突出,特点鲜明,具体生动的效果。(3)假洋鬼子回来时,向秀才讨还了四块洋钱,秀才便有一块银桃子挂在大襟上了;未庄人都惊服,说这是柿油党的顶子,抵得一个翰林,„„(4)“滚出去!”洋先生扬起哭丧棒来了。(《阿Q正传》)例(3)“银桃子”是用事物的质地和形状来代替“柿油党”的徽章;“柿油党”是通过谐音来代替所谓的“自由党”。例(4)中的“哭丧棒”是指代假洋鬼子的所谓文明棍。这两例借代,表现了作者对“柿油党”和“假洋鬼子”的嘲讽之意、憎恶之情。
2.3 夸张鲁迅先生在作品中还善于通过夸张来表现人物性格、刻画人物形象。如:(1)阿Q在这刹那,便知道大约要打了,赶紧抽紧筋骨,耸了肩膀等候着,果然,拍的一声,似乎确凿打在自己头上了。(《阿Q正传》)“拍的一声”跟“打在自己头上”本来是同时出现的。这里用超前夸张手法,使人先闻其声,使所描写的阿
Q的紧张心情显得更加逼真。(2)我这时突然感到一种异样的感觉,觉得他满身灰尘的后影,刹时高大了,而且愈走愈大,须仰视才见。而且他对于我,渐渐的又几乎变成一种威压,甚而至于要榨出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一件小事》)例(2)运用对比性夸张,突出车夫高尚伟大的人格,反衬自己自私渺小的心灵。2.4 反复为了突出某个意思或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鲁迅先生在作品中经常使用反复这一修辞格。如:(1)九斤老太虽然高寿,耳朵却还不很聋,但也没有听到孩子的话,仍旧自己说,“这真是一代不如一代!”„„所以伊又用劲说,“这真是一代不如一代!”„„„„“一代不如一代!”„„„„“一代不如一代!”九斤老太说。„„„„九斤老太很不高兴地说,“一代不如一代,我是活够了。„„”(《风波》)《风波》这篇小说中,把“一代不如一代!”反复了八次。由于生活困顿,这位农家老太就产生了“一代不如一代”,今不如昔的烦恼和牢骚。反复的运用,表现了作者对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同时也表现了作者对九斤老太这一消极慨叹的批判。(2)有一天,大约是中秋前的两三天,掌柜正在慢慢地结账,取下粉板,忽然说,“孔乙己长久没有来了。还欠十九个钱呢!”„„„„中秋过后,秋风是一天比一天凉,看看将近初冬;„„掌柜也伸出头去,一面说,“孔乙己么?你还欠十九个钱呢!”„„„„„„到了年关,掌柜取下粉板说,“孔乙己还欠十九个钱呢!”到第二年的端午,又说“孔乙己还欠十九个钱呢!”(《孔乙己》)在《孔乙己》这篇小说的最后几节,掌柜的四次提到“孔乙己还欠十九个钱呢!”三次分别是在中秋、年关、端午这样旧时商店结算清账时,一次是在孔乙己长久没来,突然再来时。这一反复,说明了几个问题:一是孔乙己已经穷困不堪,不能再保持原来“从不拖欠”的“好品行”了;二是掌柜的并不关心孔乙己的死活,除拿孔乙己当笑料外,只关心孔乙己拖欠下的酒钱;三是,从这一反复中更可看出孔乙己的可悲命运和惨痛结局。2.5 婉曲婉曲,在鲁迅先生的杂文中用了很多。在小说中,为了更好地表达主旨,刻画人物,作者也恰当地运用婉曲这一修辞方法。如:(1)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救救孩子„„(《狂人日记》)作者借狂人之口,呼吁人们要尽快改变几千年“人吃人”的封建历史,不要再让那些孩子遭受吃人或被吃的境遇。“救救孩子”这一激情的呼喊,表现了作者对未来社会寄予无限的希望,结尾深沉而有力。(2)“刚才,四老爷和谁生气呢?”我问。“还不是和祥林嫂!”那短工简洁地说。“祥林嫂?怎么了?”我又赶紧问。“老了”“死了?”我的心突然紧缩,几乎跳起来,脸上大约也变了色。(《祝福》)祥林嫂在大过年的时候死了,鲁四老爷认为非常不吉利,就很气愤。所以,短工在回答问话时,就有意用曲折委婉的方式来表达,含蓄委婉,避讳得体,既符合语境,又符合人物身份。2.6 对比对比是把两种不同事物或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放在一起相互比较,从而使客观存在的对立统一关系表达得更加集中、更加鲜明突出。鲁迅先生常常运用这种修辞方法。如:(1)有一日,母亲告诉我,闰土来了,我便飞跑的去看。他正在厨房里,紫色的圆脸,头戴一顶小毡帽,颈上套一个明晃晃的银项圈,这可见他的父亲十分爱他,„„这来的便是闰土。„„他身材增加了一倍;先前的紫色的圆脸,已经变作灰黄,而且加上了很深的皱纹;眼睛也像他父亲一样,周围都肿得通红,„„他头
上是一顶破毡帽,身上只一件极薄的单衣,浑身瑟索着;手里提着一个纸包和一只长烟管,那手也不是我所记得的红活圆实的手,却又粗又笨而且开裂,象是松树皮了。(《故乡》)作者通过对眼前的和二十年前的闰土的外貌的对比,深刻地揭示了由于多子、饥荒、苛税和兵、匪、官、绅的种种困扰,使得他由一个天真活泼的少年变成了历尽沧桑心态麻木的木偶人。对此,作者感到非常悲哀,对闰土表现了无限同情和怜悯。(2)老人男人坐在矮凳上,摇着大芭蕉扇闲谈,孩子飞也似的跑,或者蹲在乌桕树下赌玩石子。女人端出乌黑的蒸干菜和松花黄的米饭,热蓬蓬冒烟。河里驶过文人的酒船,文豪见了,大发诗兴,说,“无思无虑,这真是田家乐呵!”(《风波》)坐着酒船的文人,诗兴大发,赞赏“无思无虑”的“田家乐”;而事实上,农民吃的是乌黑的干菜,松花黄的米饭,捧着十六个补丁的破饭碗,怀着无尽的烦恼和恐惧。文豪赞赏的“田家乐”,正反衬出当时处在社会最底层的农民说不尽的“田家苦”。在《一件小事》中,作者通篇运用对比手法。“一件小事”和“国家大事”的对比,突出“一件小事”意义并不“小”;“我”和车夫的对比,突出车夫的高大和“我”的渺小;“我”在“一件小事”发生前后不同思想感情的对比,突出了“我”自新的决心和自我改造的勇气。2.7 警策鲁迅先生在作品中常常运用警策,表达深刻的哲理。如:(1)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狂人日记》)(2)我想,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也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故乡》)例(1)中狂人的话,一针见血地揭示了几千年中国封建历史的本来面目,辛辣地讽刺了一切统治者的凶残本质。有人说,在《狂人日记》中,作者让狂人宣泄出许多清醒深刻的政治诗似的警句,是为了直接控诉封建主义的罪恶。例(2)是《故乡》的结尾,富有哲理,耐人寻味,所以成为格言。在那风雨如晦的年代,这句话不知激励了多少有志青年和革命者去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像这些富有深刻哲理性的语言,只有鲁迅先生才能写得出。(下转第99页)39周爱荣:鲁迅小说中修辞的妙用.此外,在鲁迅先生的小说中,还有比拟、双关、回环、顶真、拈连、仿词、反问、反语等修辞方法,有时,还有修辞方法的综合运用。限于篇幅,此处不再一一论列。总之,鲁迅先生的小说,把深刻的思想内容和完美的艺术形式高度统一起来,为我们展现了多姿多彩的语言修辞艺术,也显示了先生高超的语言修辞艺术造诣。
参考文献:
[1] 鲁迅小说·呐喊[M].漓江出版社,1999.
[2] 鲁迅小说·彷徨[M].漓江出版社,1999.
[3] 陆文蔚.鲁迅作品的修辞艺术[M].山东教育出版社,1982.
[4] 黄伯荣,廖序东.现代汉语[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孔乙己鲁迅小说范文第3篇
《祝福》的故事，在读书人中广为流传。这篇小说通过祥林嫂一生的悲惨遭遇，反映了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的社会矛盾，深刻地揭露了地主阶级对劳动妇女的摧残与迫害，揭示了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指出了彻底反封建的必要性。剧中主人公祥林嫂，是一位勤劳、善良的农村妇女。她十岁半被婆婆买来做了童养媳。而当时的小“祥林”却还在“摇篮眠”!“白昼间我喂他三餐饭，到晚来我给他把尿布来添!含辛茹苦十余载，成亲半年命归阴!”这便是三十岁刚满、一个连自己的姓名都不知道，只被人唤作“祥林嫂”的人生悲剧的开始。庆幸的是祥林和他弟弟祥根都很善良，祥林死前硬是恳求妻子逃离了家园，因为此刻卫癞子正在设计出卖她!此时的祥林嫂，有的是力气，而且又聪明、又勤快。她经人介绍，初次来到鲁镇的鲁四老爷家去帮佣，鲁四太太说她：“力气大来工钱低!”所以很愿意收留她。而鲁四老爷却从心里嫌弃她是个“寡妇”，但迫于雇人难而不得不暂时留用了她。他还忠告他的太太：“对下人满意，只可喜于心，莫可露于外!”可见，他是一个多么阴险、狡诈的家伙啊!
两年后，卫癞子终于千方百计地打听到了祥林嫂的下落。首先，他明目张胆地以“父债子还，夫债妻填”为理由，索走了祥林嫂靠帮佣攒下的辛苦钱。然后，又和她婆婆串通一气，设计抢走了去河边淘米的祥林嫂，把她卖给了深山密林里的贺老六。起初，祥林嫂死活不从，还想一死了之，并为此碰得头破血流!无奈，在众人的强拉硬扯下，还是“拜了堂”!酒席散后，凑热闹的众乡亲相继离去。从昏迷中醒来的祥林嫂，心中充满了怨愤，她含泪反复哀求贺老六：“放我回去!放我回去!„„”心地善良的他，不忍再伤害眼前这位可怜的人!于是，他答应了祥林嫂的请求。但当他问道：“你是回鲁家帮佣，还是回家”时，一句话却触动了祥林嫂的满腹心事：“回家，我哪里还有家?”是啊，天地如此之大，竟然没有她的落脚之处„„于是，两个苦命人儿又相帮相依，组成了一个“新家”!
秋去冬来，岁月更替。五年后的一个春天，他们夫妻俩生下的“小阿毛”也已长成一个活泼可爱的好孩子了。他是那样听话，那样乖巧，那样讨人喜欢。妈妈让他做什么，他就去做什么。此时的祥林嫂心中充满了幸福感，她是那样满足，那样快乐，那样满怀希望!
一天，阿毛爹上山去打猎，突然被乡亲抬了回来，说是“伤寒”病又犯了。贺老六还挣扎着说：他刚打死了一只狼就犯病了，另一只狼却逃走了!祥林嫂忙于抢救丈夫，就让阿毛去门口剥豆吃。不想，他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
此时，卫癞子又闯进贺家逼债，惹恼了本已生病的贺老六要与他拼命。卫癞子乘机将贺老六从胸口猛填一拳，他顿时口吐鲜血，倒地身亡。而此前祥林嫂为了安慰病中的
丈夫又出门去找阿毛，却猛然发现踪影皆无!忽听有人高喊：“打狼，打狼„„”待她失魂落魄地和乡亲们一起追去时，孩子已被狼吃了!“五脏都已被挖空了，但手里却还紧紧地抓着那只篮子„„”
此时的祥林嫂又该如何呢?面对丧夫失子的不幸，面临卫癞子“抢房又将穷家端”的悲惨结局，无奈之下，她只得又奔鲁家去帮佣。但鲁家对她的态度，上至老爷、太太，下至佣人柳妈都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人人厌来个个嫌!”——“皆因我两次守寡命运贱!”老爷、太太还吩咐柳妈：“只可让她做些下人的活，祭祀时是千万不能让她插手的!”柳妈又恐吓她：“你如今嫁了两个丈夫，那两个死鬼在阴间都等着你，等你死了要将你锯开来分给他们„„”并送给她一本关于“阴曹地府”的画册!夜幕降临，孤独的祥林嫂拿着它，越看越心惊，越看越害怕!耳边还不时响起柳妈的那些话„„万般无奈之际，她不得不听从柳妈的建议：“现唯一的办法是：去土地庙敬个神，捐个门槛让千人踏，万人踩，那样就赎了你一世的罪名!”于是，祥林嫂又把“多年辛苦”换来的工钱全部交给了“庙祝”，并赊账“捐了门槛还了愿”!
一年一度的“祝福”又到了，鲁家上下，忙碌中透出丝丝喜气。当祥林嫂“高高兴兴到堂前”，为鲁四老爷家端来“祝福”的年饭时，“忽听老爷太太一声喊，”说她“是不祥之物，伤风败俗，除夕之夜赶外边!”„„这下彻底打破了祥林嫂继续生活下去的梦想，使她的生活一下子陷入了绝境!
痛定思痛，绝望、愤怒的祥林嫂终于鼓起勇气，手执利斧走进了那座“土地庙”，她要去“砍门槛”!她要把这象征着封建迷信的神权统统毁掉!她满怀“不怕天，不怕地，不怕天地和神仙!”“到阴间即便是刀劈斧剁也心甘!”的一腔豪气和怨气，砍掉了那个曾被“千人踏、万人踩”的“门槛”!在又一个“祝福”的风雪之夜，倒在了鲁四老爷家的门前„„至此，全剧画上了一个凄凉而悲惨的句号!
鲁迅先生的小说《祝福》，自其问世以来，相继被改编成各种戏曲，我观赏过的有：越剧、黄梅戏等，它们的改编可谓风格各异，各有千秋。剧作家都能吃透鲁迅小说的深刻内涵和思想精髓，着力塑造祥林嫂这个凄惨的悲剧形象。但秦腔的改编却又将这一悲剧人物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层面，即增加了“砍门槛”这一重要情节，还增添了一些必要的次要人物和必要情节，使得这幕悲剧比小说更令人玩味，更令人荡气回肠!尤其是“砍门槛”这一情节，使原本柔弱、卑微的被损害、被侮辱的“小人物”——祥林嫂，具有了坚强不屈、不甘屈辱、与命运做最后抗争的光辉形象，使她的反抗精神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使观众从她那如泣如诉的哀怨声中，听到了她痛苦的呻吟，听到了她愤怒的控诉，更听到了她不平的心声!祥林嫂的艺术形象将永远活在我们的心里，令人思考，催人奋进，教人学会生活，学会珍惜。
记得当代著名作家丁玲曾说过：“祥林嫂是非死不可的，同情她的人和冷酷的人都把她往死里赶!”此话的确很精辟。她本是一位勤劳、善良、倔强、坚强的农村劳动妇女，但在封建礼教和封建思想占统治地位的旧社会，她却被践踏、被迫害、被摧残，最终被旧社会所吞噬。面对封建礼教对她的种种迫害，她也曾不断地挣扎与反抗，然而最后还是被彻底压垮了。
《红楼梦》中妙玉曾说过：“哀莫大于心死!”当绝境中的祥林嫂“抬头问苍天：‘魂灵究竟有没有?魂灵究竟有没有?’”时，“苍天——不开言!”又“低头问人间：
孔乙己鲁迅小说范文第4篇
第一次接触鲁迅的文章，是在小学的时候。好像自那时起就对鲁迅和他的文章“颇有好感”。 虽然我完全不晓得鲁迅在课文中到底想表达什么。直到现在，每读一篇他的文章，我还是不敢讲出鲁迅想要表达的内容。总觉得如果讲错了，对鲁迅就是大不敬了。。。。又怕误导别人，而对我自己，就像说了谎话，心里也会过意不去的。然而，我总还要迈出这一步，人不能老怕犯错误呀!鲁迅他老人家通情达理，又怎么会怪我呢?况且我怎么去肯定自己的讲解就是不对的呢?
在别人面前，我从不敢说鲁迅是多么的伟大，因为我怕被问起，他的伟大究竟在什么地方?我只知道...... 鲁迅，原名周樟寿，后改名周树人。“鲁迅”是其投身五四运动后使用的一个笔名，因为影响日甚，所以人们习惯称之为鲁迅。他是中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1881年9月25日出生于绍兴都昌坊口一个封建士大夫家庭，幼时即勤学好问，博闻强记，多方寻求课外读物，自此打下坚实的文化基础。鲁迅少年时代，祖父因科场案下狱，父亲病故，家道从此中落。鲁迅由一个封建士大夫大家庭的长房长孙，变成了一个破落户子弟。家庭所遭受的一系列重大变故，使少年鲁迅饱受人间冷暖，世态炎凉，看到了“世人的真面目”，认识到封建社会的腐朽和没落。
鲁迅的一生是在黑暗中摸索着的，斗争着的，也是奋进的;是坎坷的，沉重的，也是光荣的。
鲁迅幼时即勤学好问，博闻强记，喜读野史笔记和民间文学，不囿于四书五经，熟习历史文化知识，尤其是越中先贤的道德文章，给鲁迅的思想以很大的熏陶和影响。这与鲁迅后来在文学史上的重大贡献是分不开的。短篇小说集《呐喊》、《彷徨》、《故事新编》，散文集《野草》都是我国文学史上影响十分深远的文学巨著。
鲁迅的作品中，《呐喊》是我读的次数最多的，也是我最喜欢读的。提到呐喊，不得不提《狂人日记》，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赵贵翁的眼色便怪：似乎怕我，似乎想害我。还有七八个人，交头接耳地议论我，又怕我看见。一路上的人都是如此。其中最凶的一个人，张着嘴，对我笑了笑;我便从头直冷到脚跟，晓得他们的布置，都已妥当了。”“我”用疑心极深的眼光，审视周边的每一个人，与我有仇的，没仇的，认识的，不认识的，甚至我的大哥，却发现他们竟都是吃人的人。小说通过象征的艺术手法，无情地揭露了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吃人的本质，强烈地控诉了封建礼教和封建宗法制度的罪恶。读这篇文章，我只觉得好痛快，彻彻底底被感染了，被震撼了。我不知道鲁迅是如何做到似乎是随感而记，却句句一针见血，夸张地恰到好处，夸张到让人觉得不是夸张，因为就好像这样一个社会又重回现世，我们就处在这样的社会中，我们辛苦的提防着周围的每一个人，为了不被别人害，选择去害别人，这是一种选择。。。。“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救救孩子。。。。。”啊。。。。。读到这里，就又回到了现实，我还是我。。。。
《呐喊》中我最喜欢的小说当属《故乡》了。时隔二十多年,鲁迅重回故乡，却发现故乡已是物是人非。
这时的鲁迅已经深刻意识到了中国的现状。国人深受封建思想和外来欺辱的双重压迫，却全然不知，麻木不仁。按理，对故乡的任何事物的变化，本在预料之中，但为何鲁迅还至于回到故乡后心境如此悲凉，心情如此沉重?也许让他深感意外的少年玩伴闰土。。。“可惜正月过去了，闰土需回家里去了，我急得大哭，他也躲到厨房里，哭着不肯出门，但终于被他父亲带走了。他后来还托他的父亲带给我一包贝壳和几只很好看的鸟毛......”，正如我们每一个人，对于童年，永远只是一份美好而又纯真的回忆，有谁是一直沉浸在少年不知愁滋味的无忧无虑的幻想当中的，更有谁能永远停留在那份美好的记忆当中呢?没有......“啊呀，老太太真是。。。。这成什么规矩。那时是孩子，不懂事。。。。”“冬天没有什么东西了。这一点干青豆倒是自家晒在那里的，请老爷。。。”我能体会到当闰土嘴里吐出“老爷”这两个字时鲁迅的内心会有多凄凉，会有多沉重，但也许就是这样，对于世事的变化，我们虽然能深刻感受到，但当这种变化发生在自己最亲近的人的身上，我们还是会惊讶，会难以接受,会失望，甚至觉得悲哀。。。。“那西瓜地上的戴着银项圈的小英雄的形象，现在却忽地模糊了，又是我非常的悲哀......”“我在朦胧中，眼前展开一片海边碧绿的沙地来，上面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我想：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本无所谓无的。正如着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这就是鲁迅，惨痛的现实摆在眼前，本色依然，永不低头，永不放弃希望。正如他所说：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绝望是不确定的，希望又有谁能确定呢?所以二者是相同的。但正因其不确定，就有了奋斗的理由。鲁迅自己也说：希望是附丽于存在的，有存在，便有希望，有希望便是光明。
《阿Q正传》也是我比较喜欢的小说。小说中的“见了口讷的便骂，气力小的便打”“挨了打便以儿子打老子来寻求自我慰藉”的啊Q的形象直到现在都经常被世人拿来引用。阿Q的精神胜利法，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有积极的一面，他可以让人保持乐观的心态，补充信心。但我们要清楚，一味地妥协，一味地在失败面前低头，一味地寻求自我安慰，永远不可能改变自己的弱势地位，反倒助长敌人气焰，让自己很难有东山再起之日。
这就是鲁迅，他关注的人，如闰土，如阿Q,如孔乙己，如《彷徨》里的祥林嫂，都平凡的不能再平凡了，但也正是通过述说这些平凡的人的平凡的事，把当时社会现状淋漓尽致地刻画出来，展现在我们面前。我在想，真正的知识阶级，正如鲁迅，他们手无寸铁，他们的唯一特征就是有反抗的权力.正如鲁迅，自家道中落后，一直奔波在外， 从1898年春，离开故乡，考入了南京江南水师学堂，到1906年，毅然决然弃医从文，到辛亥革命前夜，鲁迅回到祖国，先在杭州的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执教，担任化学、生理学教员，后又回到故乡绍兴，担任绍兴府中学堂监学兼博物教员、山会初级师范学堂监督(校长)。再到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与李大钊、陈独秀等当时许多先进知识分子一起，写文章，办杂志，揭开中国五四运动的序幕。鲁迅始终在向一个方向前进着，那就是如何能唤醒民众，唤醒他们麻木的身心，来拯救社会，拯救国家。这种反抗不知不觉中在引导着鲁迅，可以通过改变自己，来改变别人。鲁迅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转了无数次弯，每一次转弯，鲁迅为的都不是自己，而是民众，社会，国家。这种伟大的“反抗”的主体不是群体，而是自由的个人，在精神上他们是独立的，他们以良心自居，他们永远站在生活在最底层的民众的一边，感受民众的感受，洞察社会的黑暗面，他们也不能预测希望的大小,唯一能做的就是预备着将来的牺牲，对于现状，他们可能会拒绝，但永远不会放弃，他们甚至知道不会胜利，但还是会“不顾一切”地奋起反抗，并在这种抗争中实现其悲壮的人生。
鲁迅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的所见所闻都让他意识到：中国社会是一个何等病态的社会。国人病了，麻木源自内心，但行动确是源于实体。这种病态，不仅是精神上的，也是实体上的。这就是鲁迅，有血有肉，永远懂得反思自己，解剖社会的鲁迅。鲁迅从1912年住进北京绍兴会馆，开始研究古籍，搜集金石拓本，共用去八年时间，此前两年是在绍兴教书，整整十年，正处于人生的黄金时期的鲁迅，如何沉默起来了呢?当许多革命的先驱者成为乱世枭雄的时候，鲁迅却避开尘嚣，进入沉默状态。我觉得这样做无论是对个人，还是对一代人，都有值得学习的地方。大多数哲人都懂得反思自己，反思社会。沉默并不意味不问世事，更不意味着妥协，在必要的时候，我们都应该先学会沉默。莽撞行事不仅无济于事，后果反而不堪设想。沉默反思是一种必要的精神状态，经过大脑或良心的洗涤，是自己进入一个更高层次的精神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