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政治基本要素分析论文范文第1篇
[摘要]20世纪后期兴起的全球民主化浪潮席卷许多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在引入西方民主制度后，并未实现和平发展、繁荣稳定的预期目标，而是各种问题层出不穷，普遍深陷民主化困境。分析发展中国家民主化困境的原因，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发展中国家；民主化；困境；启示
20世纪70年代后期兴起的全球民主化浪潮席卷许多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改革虽风起云涌，但大多数国家并未实现和平发展、稳定繁荣的预期目标。相反，各种问题层出不穷，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严重倒退，普遍深陷民主化困境。审视发展中国家民主化进程中的问题，剖析深陷引发问题的原因，对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发展中国家民主化进程中的问题
纵观20世纪后期发展中国家的民主转型，并不尽如人意，普遍出现政局动荡、国家分裂、经济衰退、社会混乱、民生凋敝、腐败丛生、恐怖势力猖獗等问题。
（一）政局动荡、国家分裂、社会混乱
发展中国家在推进民主化进程中，主要效仿的是西方的多党制、竞争性选举。为争夺权力，朝野政党展开激烈角逐，导致政局的持续动荡，国家分裂，民族凝聚力散化，社会陷入严重混乱之中。亚洲的菲律宾、印尼、孟加拉、斯里兰卡等发展中国家，在推进民主化过程中，危机频发，动荡不止，尤其是泰国，政治纷争不断，自2006年至今，已更换多位总理，2013年12月后，反对派与政府之间的矛盾冲突一度导致严重的社会混乱。中亚的乌克兰，在“橙色革命”后，国内矛盾丛生，武装冲突不止，国家面临分裂，社会陷入混乱之中。非洲发展中国家在民主化进程中，发生政变更是司空见惯，仅20世纪90年代，就先后发生近10起政变。2003年，非洲的科摩罗、中非、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几内亚比绍、毛里塔尼亚、几内亚等国，一年内陆续发生8起军事政变，有人称之为非洲的“政变年”。拉美的阿根廷、巴西、智利、厄瓜多尔等国，都曾在民主化进程中发生过军事政变，其中厄瓜多尔最为频繁，仅1997至2007年的十年间，先后更换了七位总统。
（二）经济衰退、民生凋敝、腐败丛生
发展中国家希望引入西方民主模式能给他们带来经济的繁荣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但事实并未能如其所愿。相反，民主转型严重影响了经济发展，导致经济的持续衰退，甚至停滞不前，民众生活日趋贫困。如中亚的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坦，2003年起先后爆发了所谓的“玫瑰革命”“橙色革命”和“郁金香革命”，但“颜色革命”并未能促进其经济发展，使百姓生活因此而好转，却普遍陷入通货膨胀、经济衰退、民生凋敝的漩涡中；爆发“阿拉伯之春”的西亚北非国家，同样陷入经济困境，其中利比亚损失尤为惨重，国家的经济活动基本停止。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许多发展中国家，在民主化进程中，同样深陷经济衰退或停滞的泥沼，人民生活较民主转型前更加贫困。此外，发展中国家的民主转型，不但使经济陷入困境，而且也未能有效遏制腐败，相反腐败问题更加严重。如菲律宾被称为亚洲“民主的窗口”，但腐败已成为其标签；印度被视为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典范，但印度的腐败举世公认；而印度尼西亚的腐败几乎已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西亚的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被民主化”后更是迅速腐败，在“透明国际”2013年腐败程度排行榜上，这些国家均排在全球最腐败国家的后十名之列。从透明国际公布的2013全球贿赂地图看，腐败最严重的仍然是非洲、中亚、东南亚、拉美等实行民主化改革的发展中国家[1]。
（三）民族仇恨、暴力冲突、恐怖活动猖獗
发展中国家在民主化进程中，政局持续动荡，政府公信力下降，社会秩序失控，导致部族、教派及利益集团之间暴力流血冲突不断，恐怖势力频繁制造事端。2008年9月，印度佛教和基督教发生连续数周的暴力冲突，造成约20人丧生。2009年11月，菲律宾因家族争夺省长引发政治仇杀，57人殒命。2010年6月吉尔吉斯斯坦南部爆发种族暴力冲突事件，伤亡逾千人。2010年尼日利亚不同利益集团及宗教派别流血冲突，致使数千人死亡。2011年6月，埃及发生大规模流血冲突，使千余人受伤。2014年2月18日，乌克兰政局动荡，引发暴乱，首都基辅冲突区域成为一片火海，官方确认示威者与警方在激烈冲突中造成至少26人死亡[2]，至今仍处在持续动乱中。泰国自2013年11月30日至2014年2月23日，由于政局动荡，发生暴力袭击，据其公共卫生部官方统计，已造成17人死亡、739人受伤[3]。此外，布隆迪、卢旺达、肯尼亚、伊拉克、阿富汗等国，不同宗教信仰派别之间经常发生残酷的暴力冲突事件。持续动荡的发展中国家，也成为恐怖主义滋生的温床。从亚洲到非洲、拉美，恐怖势力活动最为猖獗的主要是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伊拉克、阿富汗、利比亚等国，恐怖事件频发，犹如家常便饭。
二、发展中国家民主化困境的原因
发展中各国的情况不尽相同，在推进民主化过程中产生问题的原因较为复杂。但从宏观视角考察，普遍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经济发展缓慢，埋下社会动荡的祸根
民主化改革应与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虽然穷国也有可能实行民主，但一般来说，民主更有可能在富国获得成功。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认为：“如果你想造就民主，就请促进经济增长。”[4]从发展中国家来看，民主化改革之前，经济发展水平普遍较低，民众生活窘困，因此，人们期望通过剧烈的社会变革来改变生活状况和自己的命运。但发展中国家在推进民主化进程中选择了“以民主促发展”的道路，期望通过民主化改革，促进经济的发展，民生的改善。结果事与愿违，民主化不但没有带来广大民众生活质量的改善，反而使之不断下降，让民众陷入绝望，引发强烈不满，产生对抗情绪。这就很容易被政客蛊惑和煽动，成为政党角逐的工具，使社会陷入持续动荡之中。此外，由于经济低迷，民众生活困苦，又往往易于导致饥饿的民众以选票换面包，政客则以金钱换取选票，出现严重的政治贿选。而政客们一旦当选，则又利用手中的权力，以权谋私，贪污腐败，恣意挥霍，激起民众更大的愤怒，使整个社会陷入恶性循环之中。
（二）“激进式”民主化策略，违背民主发展的客观规律
民主化策略方式的选择不是任意的，需要遵循民主发展的客观规律，从本国的现实条件出发，准确把握民主的时机和方式，才有可能获得成功。但从发展中国家来看，大多选择的是“激进式”民主化道路，这与其客观现实条件并不相符。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不但经济发展水平普遍较低，缺乏民主的历史传统，而且社会结构呈现为“哑铃形”，权贵阶层与贫苦农民阶层两极分化，各自利益诉求的巨大差异，往往更易于产生矛盾和对立，甚至爆发冲突。如东南亚的泰国，农民选举出来的总理，中产阶级选民并不认同，而中产阶级选出的领导人，农民不承认，由此，政府与反政府之间冲突不断，恶斗不止。此外，民主需要公民普遍具备一定的文化水平，能够充分理解和认识民主的意义，形成对民主的广泛共识。但从发展中国家看，教育普遍落后，各阶层民众受教育程度较低，政治素养不高，政治认知能力有限，民主意识普遍淡漠，不知道如何表达自己的诉求，也未形成对民主的统一共识，往往被政客操纵、利用，成为其玩弄政治手段的工具，导致政权合法性危机。可见，不顾客观现实条件，违背民主发展的客观规律，急于求成的“跨越式”“激进式”民主，最终可能导致民主的挫折或失败。“在很多发展中国家，民主政治出现了问题，主要是那里的激进民主化所致”[5]。
（三）“移植”西方民主模式，脱离本国国情
任何民主都有其适合的条件，西方的选举民主制度不是民主的唯一方式，一些发展中国家不顾及本国国情，一味简单照搬西方政治模式和政党制度，注定难逃失败的厄运。因为，西方发达国家的民主政治制度，是建立在其思想文化条件、历史传统及其经济发展水平等基础之上的，是历经几百年的发展逐步形成的。西方民主制度虽然符合西方国家的国情，但并不与发展中国家的国情相适应。从发展中国家来看，大多既无民主的历史传统，也缺乏西方民主所必备的思想文化、经济社会条件，民主的土壤贫瘠。如果在这样的土壤上，“移植”、推行西式民主模式，其结果或者难以存活，或者导致“劣质民主”。“民主的种子不是任意撒播都可以生长开花的，只有适合于本国的国情，并深深扎根于本国国情的深厚土壤中，才能生根发芽，长成参天大树”[6]123。意大利著名政治家马基雅维利早就指出，不可能在那不勒斯建立和佛罗伦萨一样的政体，这是政治体制本身所处的政治经济环境不同所决定的。美籍奥地利政治经济学家熊皮特也认为，他所主张的竞争式民主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政治路径。
三、发展中国家民主化困境对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启示
尽管发展中国家的历史传统、经济状况、思想文化条件、民族价值观等与我国存在巨大差别，但发展中国家在推进其民主化进程中的问题与教训，对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应始终注重发展经济、改善民生
发展中国家在推进其民主化过程中，之所以引发群众的强烈不满，产生对抗情绪，出现严重的社会动荡、秩序失控，其重要原因之一，是经济发展的持续低迷，民众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这启示我们，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必须始终注重发展经济，改善民生。
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就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要始终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任务展开，要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大局，从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出发进行民主政治建设，通过制度、体制创新来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需求。因为只有促进经济发展，民生改善，才能使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获得人民群众的广泛认同和真诚拥护，才能筑牢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群众基础。如果经济发展缓慢，甚至不发展，人民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有效改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就很难被广大人民群众认同，即使建立了某种形式的民主，也难以保证长治久安。当然，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并不是要忽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相反，应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使之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邓小平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7]尤其是当今时代，人们的思想日益活跃，独立性、自主性、选择性日渐增强，民主意识彰显，维护自己权益的要求更加强烈。要通过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来不断满足广大人民的民主权益，彰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优越性。概括地说，就是要把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与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有机结合起来，走以发展促民主的道路，实现二者的科学发展，协调推进。
（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应立足现实，循序推进
“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民主政治之路充满了坎坷和曲折，甚至遭遇‘民主失败’，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民权利的急遽扩大超过了政治制度和体制的最大承载能力，形成了权利超速现象”[8]。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必须立足我国的现实国情，循序推进。
立足我国的现实国情，就是要从我国的历史传统、思想文化条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以及民族价值观等实际出发，来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既要从中国传统优秀政治文化中吸取营养，又要以人民群众鲜活生动的实践为源泉，创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理论与实践形式，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民主化道路。循序推进，就是要在保证社会政治环境稳定的前提下，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民主的实行除了要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外，还需要稳定的政治环境，在动乱的社会里，无法实施真正的民主”[6]124。坚持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五位一体”的总布局出发，精心谋划，科学部署，采取切实可行的步骤，分期、分阶段有序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我们应当认识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必要性和急迫性，不能无所作为，但也必须考虑社会的实际承受能力，不能急于求成，草率行事，给国家和社会带来灾难。此外，应注重培育人民群众的主体意识、平等意识、参与意识，形成科学的民主价值观，达成对民主的广泛共识，并逐步提升广大人民群众参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拓宽参与途径，畅通群众利益表达渠道，稳妥、审慎地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三）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可借鉴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但不能照搬西方民主模式
发展中国家推进民主化，之所以会落入“民主陷阱”，其直接原因是由于脱离实际，照搬西方民主模式。“民主并非一项出口商品；它不能像棵玫瑰一样从一片文化土壤移植到另一片文化土壤。它需要得到与当地条件相适应的细心照料和调整”[9]。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必须要坚持走自己的路，可借鉴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但不能照搬西方民主模式。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坚持走自己的路，就是要从我国国情出发，在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前提下，遵循民主自身的内在发展规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发展道路。民主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我们可以吸收和借鉴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包括西方发达国家民主政治中的积极有益的成分，如西方的权力制约机制、监督体制以及司法制度中的合理做法等。要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通过博采众长，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自信。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西方民主政治制度具有本质的区别。西方民主模式虽有其历史的进步性，但也有其适用的条件和自身难以克服的缺陷，并非具有什么“普世价值”，不应把西方民主作为标准范式，用以衡量、评价本国民主。西方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输出民主的实质是推行新殖民主义，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护其霸权地位，获得垄断利益。对此，我们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要吸取发展中国家推进民主化过程中的教训，既要坚决抵制任何外部强加的民主，又防止“移植”外来民主。
参考文献：
[1]“透明国际”公布2013全球贿赂地图：四分之一的人曾行贿英美腐败增加[EB/OL].[2013-07-11]http：//www.guancha.cn/politics/2013_07_11_1574
32.shtml.
[2]张喆.基辅广场血腥一日：乌克兰骚乱致死26人，俄全力助乌维稳[N].东方早报，2014-02-20（4）.
[3]马勇幼.暴力让泰国局势更加恶化[N].光明日报，2014-02-25（8）.
[4][美]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M].上海：三联书店，1998：4.
[5]郑永年.反思民主是为了中国更快、更好的民主化[EB/OL].[2008-02-27]http：//www.zaobao.com/forum/expert/zheng？鄄yong？鄄nian/story20080227？鄄55460.
[6]邱慧青，郑曙村.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失灵”表现、原因及教训[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2（2）.
[7]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68.
[8]房宁.从实际出发推进中国民主政治建设[J].求是，2013（23）：36.
[9][美]霍华德·威亚尔达.民主与民主化比较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7.
责任编辑：邓小龙
民主政治基本要素分析论文范文第2篇
[摘 要] 从“结构—功能主义”视角来看，协商民主理论对于中国民主政治发展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首先它能推进政治结构分化，提升政治主体能力;其次是扩大公民有序参与，再造政治运行过程;再次是有利于提升公共政策理性，推动政治关系和谐。与之相应，协商民主理论对中国政治发展也存在至少三个漏洞：在结构上，可能被借用为政府扩张的动因;在过程上，可能被稀释为无果而终的对话;在政策上，异质为“强势集团”为自身争取政策利益的“白手套”。要发挥协商民主理论对政治发展的促进作用，需要做到：盘活体制内的政治存量，提高政治主体协商职能，培育公民社会，促进社会协商“结构增长”;通过“赋理协商”和“赋权协商”，实现利益有效表达与利益综合的有效衔接;开放媒体和社会监督，建立健全协商制度程序。现实情况下，政治过程的各个环节中浸润协商理念比单纯地追求协商实践形式更加重要。
现代政治发展的前提是具有一定的民主载体和民主存量，民主政治的进步则是政治发展的核心内容。政治发展不是简单的结构衍生和制度更替，也不是简单的模式选择和功能强化，而是指向于“民主法治”、“有序参与”和“有效治理”的全方位现代化变迁过程。通过比较不同政治系统的结构和功能，阿尔蒙德提出“政治发展就是在社会经济现代化较为广泛的环境中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一系列相互关联的政治系统、过程和政策的变化。”[1](P418)结构、功能、价值都是政治发展的有机变量，“结构与功能对应”、“功能与过程对接”、“过程与价值耦合”是民主政治发展的基本要求。20世纪80年代以来，为弥补“竞争性民主”的缺陷，协商民主理论正式进入政治学视野，不论是从“雅典式直接民主”复兴的角度背书也好，还是就公共领域的形成以及公共意志的集合论证也罢，协商民主在20多年间似乎已经占据了对“竞争民主”的优势。在中国，当大多数知识分子亲近“自由民主”，并以之为民主政治发展方向时，面对复杂的社会现实却步履维艰。协商民主似乎为中国政治发展提供了另一种选择，自2001年来俞可平、陈家刚、林尚立、李君如、陈剩勇等陆续翻译、撰文引进和提倡协商民主理论。特别是2004年在浙江大学举办的“协商民主理论与中国地方民主的实践”国际学术研讨会和中央编译局2006年出版的“协商民主”译丛，更在中国学术界掀起了研究“协商民主”的高潮。尽管协商民主在理论和实践中还面临不少困境，但是仍然能够契合中国现实，促进民主政治发展。
一、协商民主理论对中国政治发展的积极作用
1.协商民主推进政治结构分化，提升政治主体能力。
政治结构的分化是政治发展的重要特征，阿尔蒙德认为：“政治发展在结构方面的表现就是分化。在分化中角色发生变化，变得更加专门化或自主化，出现了新型的专门角色，出现了或创造了新的专门化的结构和次体系。”[1](P81)这实际上表达了两种意思：一是出现新的政治角色，二是政治主体能力提升。新的结构必然承担新的功能，通过权力边界的划分确定新的政治关系，通过政治过程的再造增强政治系统的能力，这才能促进政治发展。协商民主理论的提出，着眼于提升民主实现的程度，不但有利于承担或涉及协商职能的专门组织、公民团体出现，更有利于重构政治关系，强化政治主体能力。特别是在后发展国家，在直接选举进展缓慢、政府供给能力不足的条件下，国家的合法性就越与协商相联系。
协商民主主张公民平等参与，就公共事务理性交流、争辩、协商，最终形成符合公民意志的决策。“当每个人参加政治交流，组织利益集团，参加投票或交纳捐税时，他就从非政治角色转变为政治角色。”[2](P6)在我国，协商作为一种政治手段先发于竞争性选举的形成，产生了制度层面的“政治协商会议”机构。主要承担党派、界别组织间重大事件和重大问题协商功能的政协组织，虽然不具备直接决策的权力，但是作为一个稳定的决策前“协商”机构，还是在结构上长期存在并发挥功能的。在基层，协商作为一种民主形式促使政治交流不断增多，公民角色被拓展到选举以外。浙江温岭就引入了“民主恳谈会”这样的制度，成为决策之前一种民意集中机构。[3]类似的经验还有“一事一议制度”，把涉及村里的重大事情(主要是农村公共物品的提供)，先由村“两委”会集体讨论，确定议题或提出初步意见后，再交给村民代表进行“一事一议”，由村民代表讨论决定，这些措施都弥补了“村民自治=村民选举”的缺陷，村内协商独立成为新的民主结构，村民也从“选举动员”型身份扩展为“协商参与型”身份，并从偶然身份向常规身份转变，村民的公民角色常态化了。同时，越来越多的网民可以突破时空限制，通过网络表达民意，逐渐形成影响决策的“虚拟组织”，通过网络成为参加政治交流的“网络公民”，这些都形成了新的公民角色和结构。长远来看，政府对网络民意的重视，特别是网络民意结合政治权力转化为现实政策的成功案例，也必将鼓励网络公共领域和公民角色继续存在和发挥作用。总而言之，基层和网络推行协商与对话的实践，将抽象的“协商”转化为现实的“机构”、“组织”和“公民角色”，各种力量被整合进政治系统的同时，政治输入结构分化不断合法化。
2.协商民主扩大公民有序参与，再造政治运行过程。
在阿尔蒙德看来，任何政治体系所发挥的功能都可以从三个层次来考察，即体系层次、过程层次和政策层次。[2](P16)协商民主一改原来“谋权”的政治过程，转向“谋事”、“谋公意”，促进政治过程的“三化”变革：一是伴随政治文化世俗化而来的公民参与扩大化，二是伴随政治结构分化而来的政治系统重心下移化，三是伴随政治社会化而来的政治交流双向化。
协商民主能够扩大公民参与。“无论是初期的民主政治，抑或是转型期的民主政治，还是成熟的民主政治，都有一个共同的核心，就是公民参与”。[4](P10-11)协商民主的特点就是通过公民参与，形成解决问题的决策，这个过程与政治文化世俗化的过程是共谋共生的。功能—结构主义视野中的政治发展是政治结构分化和文化世俗化共同作用的结果。协商民主本身就是公民与公民、公民与政府等组织间的交流协商，公民参与是一个必要条件，它促使公民参与合法化、现实化，扩大了公民通过自身改变环境的机会，“公民参与的经历促使他们具备了以后继续从事公民参与的良好心态”，[5](P45)从逻辑上看，协商民主扩大公民参与，公民参与加快政治文化世俗化，反之亦然，这是一个良性循环的过程。
协商民主推动政治重心下移。当代中国建设人民民主的社会基础，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认识：一是从国家政治生活的层面，民主也是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状态，在社会的基础的条件下，民主政治就变成国家政治生活领域的独角戏了。二是从社会参与层面，离不开人民的广泛参与。在大多数情况下，民主建设被局限在国家政治生活领域;在少数情况下，以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来弥补社会参与的不足。[6]换言之，当代中国的政治重心还在政治体制以内。理论上统一在一起的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在实践上经常处于分离状态”，[7]协商民主充当了衔接二者之间的桥梁，与自由主义理论关注政治产出(社会福利)不同，协商民主关注政治输入(公民参与)，合法性被视为公共协商的结果。[8]协商民主“敢把皇帝拉下马”，使得“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往寻常百姓家”，在纵向上将国家政治民主链条向下延伸，在横向上扩大了社会民主关涉的领域，加固和扩展了民主政治的社会底座，促使政治系统从权力中心主义张目下视，重视来自社会基层的主张，提高了利益表达的分量。
协商民主促进政治交流双向化。政治交流是一种基本的体系功能，它会对政治文化政治结构的维持与改变产生许多结果。[2]协商民主是一种双向交流和多方互动的政治过程，公民透过协商参与意见表达，民意集中，形成基于公民参与的社会化;政府透过协商进行意见综合，重心下移，形成精英人物与公民互动的社会化。从政治过程来看，协商民主促进政治交流从单向走向双向，实践过程中的社会化有利于这种趋势继续保持和延续。首先，公民通过协商进入政治体制，使得民主成为一种基本的生活形态。其次，协商民主促进公民与政治系统的信息交流，促使政府将协商视为掌握信息和提供服务的渠道，也促使公民理解政府立场。协商民主促使政治主体直接面对面交流，实现双向交流。再次，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的良性互动是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动力。各种社会政治力量之间建立起良性的政治互动关系，才能避免出现政治失序状态，避免民主政治发展进程被打断，出现政治衰败状态。[9]
3.协商民主提升公共政策理性，推动政治关系和谐。
协商民主提升公共政策理性。在中国，公共政策是否合民意的判定大多是基于事后的满意度和效力，缺乏事前的民意调研和民意基础。政策的合法性来源于事后的“政策收买”而非事前的“意见综合”，这显然是不理性的，因为它一方面忽视了公民平等参与集体决策的权利，又否定了公民影响政治过程的能力。此外，在这个承认个人偏好和个人利益的社会里，没有协商的决策过程和政策产品，往往被政策专家打着尊重个性的旗号给扭曲了，因为“社会政策的个人主义天生是双重标准的，它可能被用来控制个人以便使他们遵从由专家和政策制订者确定的原则”，[10]决策被按照少数人的意志随意处置和操纵，只为部分人服务，个人偏好被他人代理了，服务于公共利益的政策被圈定了。而协商民主却“是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政策过程和活动”，[11]“要求公民们通过阐述政策受众可能接受的理由来证明政策有理”，[12](P52)“通过广泛的讨论和对话，形成共识或找到最大的共同点即共同利益，做出具有集体约束力的决策”。[13]在这个过程中，“理性具有超越个体自我利益与局限的优势”，“打破专家等对知识的垄断，将技术置于民主控制之下”，[14]把私利提升为公利，形成服务于公共利益的政策结果。
协商民主推动政治关系和谐。政治是许多关系中的一种关系，[15](P24)因为其在价值分配中处于权威地位，政治价值如何取舍、利益如何分配、关系怎样平衡，都对政治关系的和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当前中国改革日益深入，经济成分、社会组织形式、阶层结构和价值观念日益多元化，“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阶层分化所产生的深层次矛盾开始暴露出来，阶层自我意识增强”，虽然“团结合作是主流”，但是“对抗性和非对抗性矛盾并存，后者居主导地位”，“利益不协调是阶层矛盾的主要内容”。[16](P21-22)“和谐社会的政治关系应该是少数服从多数、多数尊重少数。前者是民主原则，后者是人权原则”，[7]“这些都要求政治体系为之具备足够的容纳能力，提供更多的化解渠道。协商民主有利于畅通民众政治参与渠道，扩大有序政治参与……缓冲不同利益群体要求”。[17]协商民主在理论上尊重少数，“基于集体的理性反思结果，这种反思是通过在政治上平等参与尊重所有公民道德和实践关怀的政策确定活动而完成的”，[18]能够充分考虑少数族群和边缘群体。[14]正如罗尔斯所言：“所有的社会基本的善——自由和机会，收入和财富及自尊的基础——都应被平等的分配，除非对一些或所有社会基本善的不平等分配有利于最不利者”，[19]协商民主的决策形式，不存在特殊成员或组织的利益具有凌驾于其他参与主体利益之上的优先性，[20]少数族群的利益不再被投票式决策排出，反而在协商中被彰显、被重视、被保护，使得经济利益在社会范围内得到合理分配，在尊重弱势阶层的基础上，将“社会的经济福利、安全、自由”等政策结果倾斜性地向他们分配，缩小各阶层和群体之间的经济差距，能够增加政治关系和谐的因素。
二、协商民主理论对中国政治发展的悖论
从理论上看，协商民主固然是我国政治发展的一个生长点，现实中也确实在一些地方得到了有效实践。“然而对任何事物的迫切愿望和追求，都有可能把这一事物理想化，从而疏漏了对它固有缺陷的关注以及应有的心理上的防范和制度上的限制与弥补”，[21]我们还应该看到协商民主在政治发展中也具有消解发展效度的悖论。根据阿尔蒙德结构—功能主义的解析方法，这里提出三个疑问：
1.在结构上，协商民主能否被借用为政府扩张的动因?
应该讲，随着社会公共事务的日益复杂，政治变迁的总体趋势是“朝着更平等、政府职能更多和国家规模更大的方向发展”，[15](P326)但是政治系统的最重要主体——政府在政治发展过程中的核心不是规模问题而是职责和职能的现代化转型问题。从规模和结构上看，“与国外相比，中国的官员并不像有些人想像和强调的那么多”，但是这方面存在的真正问题，是公务员的比例、结构不合理，还存在不少“结构性过剩”和“运行性过剩”[22]问题。随着“大部门制”改革的推行，前5次行政体制改革中凸显的人员精简问题虽然不是本次改革的重点，但是必然伴随人员分流的过程。协商民主作为一种民主形式、治理方式或组织形态，必须由相应的机构和角色来运行，政府(在我国，政府往往被认为是“大政府”)因为其“新”，不能保证政府不会以之为规模扩张的借口。其实就是赞成政治结构分化的阿尔蒙德都对不合理的分化报有担忧：“首先，结构分化到了一定程度必定会发生协调的困难，而协调的成本是有一个极限的，超过了这个点，分化的成本就高于分化的功效。其次，结构分化和政府作为之间的关系还将受到参政者的动机、任务环境的复杂性和稳定性，以及在实现组织目标中反馈和协调的需要等因素的影响。”[23]
2.在过程上，协商民主能否被稀释为无果而终的对话?
按照哈贝马斯的设想，协商民主应采取双轨制模式，即公共领域的非正式协商和决策机构的正式协商。[24]旨在扩大公民参与特别是公民利益表达的协商民主，极有可能重形式、轻实质，走向“面具化”。社会领域的协商民主存在两种基本的失效形式，一是缺乏权威认定，协商民主是一种利用公共权力或制度资源解决突出问题的方式，在协商场域中公共权威的缺席或失语将直接导致公共协商无果而终，特别是缺乏公共权威认定并予以执行的协商结果会被束之高阁，毫无作用;二是公民参与失灵，由于缺乏基本的利益立场和利益表达的意识，协商民主的参与度直接受到考验，此外，由于“参与主体理性不足和政治能力贫困、公民或公民组织的协商意识和协商伦理的缺失或沦丧、多元冲突中协商的共同价值原则匮乏和共同利益基础薄弱”[24]等原因，公民与公民、公民与组织之间的对话也存在难度，难以形成基于公共利益的公共领域，更不用说达成理想结果了。
3.在政策上，协商民主能否被曲解为强势集团的立场?
尽管协商被很多人认为是决策合法性的必要环节，但是被强势所支配了的协商可能更有欺骗性。“不少西方学者对商议性民主还心存疑虑。其中商议过程中不平等与支配、商议制度可能会被强势群体所把持是他们所疑虑的主要问题。”[3]很多因素导致协商民主变质为“强势集团”为自身争取政策利益的“白手套”：第一，议题选定受到强势集团限定，一些有利于强势集团的协商被优先举行，不利于强势群体或无关于强势集团的议题被屏蔽、推迟或无限期搁置;第二，文化团体能力上的不平等使协商过程受到强势集团的软性控制，“社会经济差异必然伴随着认识资源上的不平等，如教育水平、利用信息技术、收集和传播信息的媒介组织的影响等……”，[25]认识资源上的不平等降低了弱势群体控制议题或参与协商的水平与能力，导致弱势群体在政策制定上被“相对剥夺”;第三，强势力量的道德立场存在不妥协的可能，“派系力量如果与特有的文化相结合，可能固守自我的利益或价值，缺乏妥协宽容性，无法促使公共协商达成协商共识”;[24]第四，协商结果难以执行或执行错位导致弱势群体利益政策结果得不到保障。掌握着巨大社会资源的公共部门，其作为与不作为，怎样作为对于弱势群体的政策效益具有决定性影响。
三、协商民主视阈中的中国民主政治发展路径
1.体制内的协商要盘活政治存量，重在“职能提高”;社会范围内的协商要培育公民社会，重在“结构增长”。
对现存的政治体制而言，协商民主是一个新的理念，协商民主本身不是一个能动过程，也不是简单切入的过程，而需要一套结构、一系列政治主体来推动，但是政治系统的扩张不是协商民主的必要条件，政治结构分化的两种形式(新角色的形成与政治主体能力的提升)不必要同时发生。要使协商民主在轨道内促进中国民主政治结构的分化，其原则有二：一是在体制内部，协商民主要更多地体现为一种治理理念，重在“职能协商”，提高政治主体能力。这种理念更多地关注政治体系的运作过程，而非结构增长。要与建设服务型政府相结合，通过盘活体制内部政治资源，调整职能提高政府的回应性和责任;与建设和谐社会相结合，通过协商了解不同主体的利益需求提高政治决策的合法性。通过强化决策前的理性协商缓解冲突、平衡利益、追求公益、保护弱势。在既有框架内，既发挥原有的人民政协的政治协商职能，又扩大协商的范围，成为“具备利益分配和利益整合功能的政策综合机构”;既重视人民代表大会的决策地位，又提升人大代表的协商能力，在政策制定过程中“从传统的单向集中转向双向互动型协商”;[26]既推进政府结构改革，又调整职能、引入协商意识，使协商既为决策把脉又成为监督政治运行的力量。二是在社会范围内，重在“结构增长”，协商民主更多体现为一种组织形式，这并不是否认社会主体参与协商过程的重要性，强调的是在现实情况下，“中国公民个体表达意见的方式，总体上是相当含蓄的”，[27](P12)并且由于占有的社会资源和自身水平所限，协商的声音也往往比较弱势，即使参与协商也容易被边缘化;此外，中国传统格局也破坏了协商的效度。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言“我们的格局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28](P21)这块“石头”就是血缘关系、地缘关系、业缘的关系，参与协商的公民可能因为关系格局破坏协商的理性、程序和过程，由此亟需一个稳定成熟的公民社会结构：“公民参与政治生活，政治的平等，公民之间是团结的、相互信任的和相互容忍的，合作的社会结构的存在”。[29]成熟的公民社会因为是按利益或兴趣建立起来的，具有合作网络而不固执于“关系”，具有合作协商和对话的能力，利于公共协商开展和政治发展。
2.协商民主的过程，要通过“赋理协商”和“赋权协商”，实现利益有效表达与利益综合的有效衔接。
当代的中国政府过程也是从不同社会利益群体以及代表这些群众的党派团体的利益表达开始的。政治过程中的协商民主，就突出表现在利益表达环节。利益表达成功的标志有两个：一是协商主体充分表达利益，达成共识;二是“所表达的意见进入(意见)综合阶段”。[27](P69、114)协商民主视阈中的政治过程，需要在两股轨道中运行：第一，赋理协商。这个理的意思是理性和伦理的结合。“作为公民的理性，它是公共的理性;它的性质和内容是公共的，因为它是由社会的政治正义概念所赋予的理性和原则”，[30](P69)协商中的个体模式被集体模式所取代，因为“在前者中，每个人都独立判断他有什么样的理由去做，而在后者中，每个人都判断我们有理由做什么”;[31]伦理性是合道德性，讲求正义、平等，要求公民具有平等参与的权利、在协商过程中具有平等的地位，在协商的过程中，平等也应该是参与主体应负的道德责任。这些要求不是凭空就能获得的，它需要公民在学习和实践中不断提高，政治系统要主动培养公民协商意识和能力。第二，赋权协商。公共协商大多是涉及公共权力和公共意志的协商，没有公共权力授权的协商要么遭遇合法性质疑，要么在协商结束后无法进入意见综合议程。因此，要想取得协商的成功，要尽可能地得到公共权力形式或实质的授权或许可。
3.协商民主的决策过程要开放媒体和社会监督，建立和完善协商制度程序，保障政策结果公平分配。
我们当然相信没有一种理论十全十美，尤其是遇到复杂的社会实践时。“价格听证会”频频遭遇社会的不信任就是一个例子。类似的情况会不会反射到其他协商民主形式?在结构完善、过程畅通的基础上，决策过程怎样不蜕变为精英掌控，政策结果怎样公平分配，不是单凭协商本身就能解决的，它需要外在的监督力量存在，需要一套合理合法、严谨务实的制度程序来保障政策结果公平分配。首先，协商民主本身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在不涉及国家核心机密和国家安全等事项的协商过程中，引入“外行公民”、“主持人”、“专家学者”等中立的社会力量这是一个正面的因素，他以不偏不倚的立场给以协商主体坦率而有益的意见，当然这些力量也并不一定每次都要亲临现场，要善于利用现代网络信息技术和媒体的作用，有限或无限地扩充这个群体，这就需要协商过程对外公开全程开放。其次，大众传播工具既是公民社会化的重要载体，也是社会监督的有机力量。公民通过大众传媒“以‘公众舆论’的形式与代表政治国家的官方进行沟通、对话，进而实现公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之间良性的互动关系……公众的舆论监督可以形成一种无形而又巨大的舆论压力，督促国家机关切实履行其为公民服务、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承诺和职责，同时对有被滥用危险的公共权力进行有力的制约”。[32]协商民主对大众传媒的开放能够形成平等协商和有效协商的外部制约力量。
制度化的程序对于协商民主基础上的决策和政策结果分配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因为协商民主尊重程序，“并将程序看作获得合法性的规范性要求”。[33]协商程序的制度化是指协商议题的选择、参加人员的条件、协商过程的原则、协商时间和协商机制、协商结果认定和执行等等的制度规则。要在实践的探索过程中不断总结经验、建立和完善合理有效的协商制度程序，保证协商受控在民主范围之内。
四、总结和探讨
协商民主的提出是在西方竞争式民主发展到一定阶段并显示出固有弊端的基础上出现的，在西方理论界，用协商民主替代竞争民主的提法都是十分谨慎的。尽管协商民主理论对于中国政治发展特别是政治现代化过程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不能忽视它“初长成”的弊端和实际运行的困难，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框架内，我们如果放弃民主进步需要过程这个真理，直接套用协商民主理论，或者过多过急地追求协商民主，不仅会犯下历史性错误，也将无视我国业已存在的民主存量和体制，而陷入“拔苗助长”的尴尬境地。实际上，竞争性民主与协商性民主二者并不是互相矛盾的双方，可以形成良性互动的过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民主进步既需要形式也需要内容，应该有一定的章法，脱离章法而追求时髦，那是不明智的。我们要在不断发掘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优势的基础上，不断探索实践协商民主理论。
此外，一个从事复杂的政治活动的庞大机构中，要长期不断地维持直接的、平等的民主制，无论是谈判型的还是市场型的交换，事实上都是不可能的。[2](P75)协商民主不能包治百病，当然也不能事事处处都依赖协商。过度的协商不但会拖垮政治系统的反应能力和效率，而且也会使公民陷入过度参与的疲惫之中。总而言之，我们所追求的协商民主与其说是具体的实践，不如说是理念的追求，政治过程的各个环节中浸润这种理念更加重要。
最后，协商民主不等于政治协商。以“政治协商会议”与“协商民主”字面上的偶合为证据来证明协商民主是中国的发明，这多少不符合情理，有点掠美之嫌。政治协商要从政治系统的统合力量转向协商民主，不论是就组成人员还是协商议题都要有一个“范围”和“理念”更新再造的过程。另外，不能将协商民主范围仅仅局限在国家层面甚至政协会议层面，在现阶段社会层面或者基层的协商民主诉求可能更现实一点。
参考文献：
[1] 加里埃尔•A•阿尔蒙德,小G•宾厄姆•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2] 加里埃尔•A•阿尔蒙德,小G•宾厄姆•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7.
[3] 郎友兴.商议式民主与中国的地方经验：浙江省温岭市的“民主恳谈会”[J].浙江社会科学，2005,(1).
[4] 郭秋永：当代三大民主理论[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
[5] Carol Pateman. Participation and Democratic Theory[M]. New York: 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1970.
[6] 郭道久.当代中国人民民主建设的逻辑路线和现实路径[J].中国政治，2007,(4).
[7] 范明英.和谐社会语境下民主政治建设矛盾的破解和超越[J].长白学刊，2007,(1).
[8] J. S.Dryzek. Legitimacy and Economy in Deliberative Democracy[J]. Political Theory, 2001,(29);J.Steffek. The Legitimation of International Governance: A Discourse Approach[J].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003,9(2).
[9] 陈家刚.协商民主与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J]. 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2).
[10] Jean-Michel Bonvin, Lionel Thelen. Deliberative Democracy and Capabilities，The Impact and Significance of Capability for Voice[Z]. Draft paper presented at the 3rd Conference on the Capability Approach“From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o Sustainable Freedom”, 7-9 September 2003, Pavia.
[11] 朱勤军.中国政治文明建设中的协商民主探析[J].政治学研究，2004,(3).
[12] A.Gutmann,D.Thompson.Democracy and Disagreement[M].Cambridge， M.A.: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6.
[13] 李君如.中国能够实行什么样的民主[N].北京日报，2005-09-26.
[14] 陈家刚.风险社会与协商民主[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6,(3).
[15] 莱斯利•里普森.政治学的重大问题——政治学导论[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
[16] 朱光磊等.当代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M].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
[17] 王道坤.协商民主在中国的适用性条件及其前景[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7).
[18] Jorge M. Valadez. Deliberative Democracy, Political Legitimacy,and Self-Determination in Multicultural Soci-eties[M]. USA Westview Press, 2001;转引自陈家刚：风险社会与协商民主[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6,(3).
[19] 罗尔斯.正义论[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
[20] 董前程，林奇富.协商民主与政治参与[J]. 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4).
[21] 燕继荣.论民主及其限度[J].社会科学战线,1996,(4).
[22] 朱光磊，张东波.中国政府官员规模研究[J].政治学研究，2003,(3).
[23] 陈剩勇, 钟冬生.论阿尔蒙德的政治发展理论[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9).
[24] 王洪树.协商民主的缺陷和面临的践行困境[J].湖北社会科学，2007,(1).
[25] 乔治•M•瓦拉德兹.协商民主[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4,(3).
[26] 张献生,吴茜.西方协商民主理论与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6,(4).
[27] 朱光磊.当代中国政府过程[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
[28] 费孝通.乡土中国[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29] 赵黎青.帕特南、公民社会与非政府组织[J].国外社会科学，1999,(1).
[30] 约翰•罗尔斯：公共理性的观念[A].James Bohman,Willianm Rehg.协商民主：伦理性与政治[C].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
[31] David Gauthier.Public Reason[J]. Social Philosophy & Policy,Vol.12,Winter 1995.
[32] 刘武俊.以舆论监督权力[N].检察日报，1999-03-15.
[33] 陈家刚.协商民主：概念、要素与价值[J].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05,(3).
[责任编辑 刘蔚然]
民主政治基本要素分析论文范文第3篇
[摘要]政治价值的实现即主观形态或应然形态的政治价值成为客观形态或实然形态的政治价值，至少需要在选择民主政治制度、制约政治权力机器、培育先进政治文化等方面来努力推进。第一，在确认民主政治制度是实现政治价值的“最不坏”的制度载体的前提下，需要从根本政治制度体系、完善具体政治制度机制与操作程序、强化民主政治制度运行实践等方面完善民主政治制度。第二，需要从政治权力体系的内部制约、公民社会的外部制约、公民权利的价值制约等方面制约政治权力机器。第三，需要从培育先进政治价值体系，吸取传统政治文化和不同国家民族政治文化的价值理念，寻找培育先进政治文化的合宜路径与合宜方式等方面培育先进政治文化。
[关键词]政治价值；政治制度；政治权力；政治文化
[文献标识码]A
[收稿日期]2014-11-10
[基金项目]2012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马克思主义政治价值范畴研究”（12BKS012）；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2012年度规划基金项目“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的重大界限及其启示——基于政治价值范畴层面”（12YJA710063）。
[作者简介]田志文（1971-），男，湖南沅江人，韩山师范学院思政部副研究员、博士，主要从事政治学理论研究。
“政治不能没有价值追求”，“它所要追问的不是政治活动的具体目标，而是由政治事物的内在本性决定的终极价值。对政治价值的不断探索与追问，其实就是对政治生活本原意义的确定，就是对政治‘理念’的追寻。”[1]
政治价值有客观形态或实然形态，也有主观形态或应然形态，二者在本质上是一种既相区别又相联系的辩证统一关系。主观形态或应然形态的政治价值必须回归到政治生活世界与政治实践中，这种回归是政治主体以其现实实践的多维行动践行、实现其政治价值理念、政治价值目标与政治价值理想，并在具体的历史的实践规定中验证政治价值意识的正确性、合理性。所谓政治价值的实现，是指各种政治现象与政治活动在客观形态上产生对政治主体的肯定作用与积极影响，它既指主观形态或应然形态的政治价值在客观现实中成为一种物化的存在，也指政治主体的人性尺度得以在政治生活与政治社会中得到应有的尊重与实践的贯彻，并成为政治活动的行动准则。要使政治价值不单单只是一种意识状态或应然状态而是在政治实践中成为政治主体的客观的对象性存在，使政治价值的主观形态或应然形态与客观形态或实然形态得到辩证的统一而不是二者的分离与隔绝，那么，至少必须从这样三个方面努力来推进政治价值的实现。
一、选择民主政治制度
政治制度是政治价值得以实现的载体与工具。政治价值要能够得到有效实现，就必须由相应的一系列的以政治权力为强制性后盾的制度、机制、程序、操作原则等组成管理网络体系，使应然形态的政治价值硬化为刚性的行为规则，否则，政治价值就会因为缺乏制度载体与中介而不能由应然状态走向实然状态。因此，应然形态的政治价值必然要表现为某种制度形态与规则形态。政治制度有不同性质、类型、层级或存在形态，历史与现实表明，民主政治制度是实现政治价值的“最不坏”的制度载体。
（一）实现政治价值的“最不坏”的制度载体是民主政治制度
这一点已为人类历史发展的实践经验所证实。当今世界，无论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都认为自己的政治制度是民主政治制度，当然这二者存在着根本性质的区别。民主制政治制度取代君主制、极权制等政体类型具有历史必然性，民主制以外的其他各种政治制度、体制即使发展到极其完备的状态，也不能跳出“历史周期律”的必然窠臼。以中国为例，君主专制的统治达几千年之久，在治民、治国的策略、方法以及机构、制度、体制等方面不可谓不成熟，经验不可谓不丰富，然而，这样一种成熟、完善的专制政治制度却从根本上无法摆脱封建王朝兴衰、王权更替的“历史周期律”，专制政制的完备也许恰恰成为中国进入现代化的最大的包袱。其他一些东方国家的政治制度也都大体经过了一个从专制到民主的变化过程。无论是西方自由主义政治学理论还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都认为民主政治制度是能使政治价值得到最大程度实现的“最不坏”的政治制度。何以如此认为？这是因为，民主政治制度能使得生存与发展、利益与幸福、自由与权利等政治价值的适用主体和享受主体的人群范围日益扩大化和平等化；能唤起最大多数政治主体的主体意识与价值意识；民主政治制度不仅是和自由、平等、权利、正义等政治价值紧密相联的一种价值取向，而且是自由、平等、权利、正义等政治价值得以在主体范围上不断扩大、实现程度不断加深的制度条件与实现方式。
（二）民主政治制度的完善
在指认民主政治制度是实现政治价值的“最不坏”的制度这样一个共识之下，如何建立健全民主政治制度就成为政治价值实现的主要课题。健全民主制度体系不仅要建立、巩固根本政治制度，更要建立健全具体政治制度，强化运行机制与操作程序。
1.建立、完善民主的根本政治制度体系
民主的根本政治制度主要表现为国体制度与政体制度。民主的根本政治制度回答与解决的问题是谁享有生存与发展、利益与幸福、自由与权利等政治价值以及在多大价值主体范围内实现这些政治价值的问题，它决定了民主政治制度的阶级实质以及民主的广度和深度。在无阶级无国家存在的原始社会中，这种根本制度是一种靠习惯和风俗建立起来的非国家形式的原始的全员民主制度。资本主义民主的根本政治制度主要是为了保障资产阶级的政治价值得以实现，其根本制度主要是代议制制度、三权分立制度、多党竞选制度等。社会主义中国的根本性民主制度则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这是与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体相适应的。到了共产主义社会，这种根本制度是由每一位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个人形成的“自由人联合体”仅靠舆论、习惯、道德等软规范来对公共事务进行自主管理、自我决定与共同治理的以实现全体人价值诉求的共产主义民主制。
2.完善具体政治制度、机制与操作程序
无论是资本主义的民主政治制度，还是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制度，都不能仅仅停留在根本制度的层次上，必须要有一系列具体制度与操作原则作保证才能使政治主体的各项政治价值得以实现，否则就会因为具体制度和操作程序的缺乏而使政治价值停留在应然形态上。自民主政治制度产生以来，政治主体在政治实践中创造与设计了许多保障政治价值得以实现的具体制度体系，如各种具体的法律制度、代议制度、普选制度、全民公决制度、权力制约制度、政党制度、舆论制度等。人们也在民主运作实践中创造了一系列的民主操作原则，例如，多数决定与保护少数原则、妥协原则、协商原则、法治原则、程序原则、公平原则、宽容原则等。完善具体制度、机制与操作程序，要根据各国国情、民情与历史文化传统，以有利于巩固根本民主政治制度和使政治价值在最大程度上和最大范围内得到实现为目的，选择、创造符合本国国情与历史传承的具体制度、运行机制、操作程序、操作原则等。
3.强化民主政治制度运行实践
民主政治制度是静态的规则，如果不能把这种规则诉诸实践，那么这种制度就只是纸上的法律条文而被束之高阁。民主政治制度的运行实践是应然政治价值通过民主政治制度的现实运行实践走向行为形态与物化形态的价值实践活动。当然，任何民主政治制度的运行实践都应以在最大程度上和最大范围内实现政治主体的政治价值为价值起点、价值标准与价值归宿，否则，这种民主制度的实践运作就只能是一种毫无价值内容的程式主义。在连续的民主制度与程序的现实运行过程中，实现政治价值的制度与载体日益巩固、完善，政治价值实现的主体范围不断扩大，政治价值实现的内容将日益丰富，政治价值实现的程度日益加深。
二、制约政治权力机器
政治制度是以政治强制力保证实施的，政治权力就是实施这种政治强制的工具。然而，政治权力机器一旦产生，便具有一定程度的相对自主性与独立性，具有自己的独立作用、运行轨迹与发展规律，因而存在不受大多数甚至全体政治主体控制而产生权力滥用、腐化甚至专制暴政的可能性。制约政治权力机器，就是要使政治权力始终处于价值主体的控驭之下而不致于腐化或滥用或失控，使之始终成为为实现最大多数政治主体生存与发展、利益与幸福、自由与权利、平等与民主等政治价值诉求的政治工具或政治形式。论及制约政治权力，最容易使人想到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的著名警语：“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变的一条经验。”[2]（P154）英国19世纪著名历史学家阿克顿勋爵也说过：“权力趋于腐败，绝对的权力趋于绝对的腐败。”[3]（P342）时至今日，这些经典警语仍然发人深省。但要完全控制政治权力机器，使之置于大多数甚至全体价值主体的掌握与控制之下，仍然是实现政治价值、推动政治文明发展的一项任重道远的艰巨任务。从西方政治学理论与西方政治发展的历史经验看，制约政治权力机器有这样三种基本途径。
（一）不同政治权力之间的相互制约
不同政治权力之间的相互制约，是指把政治权力分解为不同的组成部分，然后交给不同权力行使者来行使，不同政治权力行使者之间既相互独立又彼此制约，使不同部分的政治权力之间处于一定的相对均衡与制约状态，从而达到防止权力滥用、腐化甚至暴政的目的。“这样一来，每个部门将对其他部门都是一个制约，没有任何一群人将能够控制国家的全部机器。”[4]（P13）不同政治权力之间的相互制约理论以西方“三权分立”理论为主要表现形态，该理论已经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权力机构的设置与运作以及宪政制度建设的理论基础。政治权力的三分法已为现当代大多数国家的政治权力划分和政府机构设置所采纳，差异仅在于权力分离的程度的不同。不同政治权力之间的相互制约能在一定程度上防止权力的滥用、腐败，使之为实现政治主体的价值诉求与利益主张服务。
但是，如果把三权分立理论视之为实现政治价值、控制政治权力的灵丹妙药与普世方法，那无疑是错误的。因为，西方三权分立的理论与实践有其产生的特定时代条件和政治文化传统，不必也不可能为所有国家所照抄照搬。而且，以权力制约权力有着明显的弊端与缺陷。第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以“三权分立”为特征的分权制衡，不过是资产阶级内部不同阶层与利益集团通过掌握不同的政治权力来实现资产阶级内部的不同利益主张与价值诉求的平衡工具，是为资产阶级的整体阶级利益服务的。正如马克思所言，“这种分权只不过是为了简化和监督国家机构而实行的日常事物上的分工罢了”[4]（P224-225）。第二，单纯依靠权力内部不同组成部分的相互制约的权力制约模式忽视了对政治权力行使者的道德渗透与价值融入，而且，在某些情况下，以权力制约权力的制约理论为基础建立的政治权力结构设计阻碍了政治权力实现政治价值的效率。第三，这种权力制约模式忽视了公民社会和公民权利对政治权力的有效制约，不足以保障政治权力机器的价值正当性，正如当代美国著名政治哲学家罗伯特·达尔指出的那样，它并未证明也“无法证明，领袖之间的相互控制足以阻止暴政”，“它夸大了其他特定政府官员对政府官员的特殊制约在阻止暴政上的重要性；它低估了存在于任何多元社会中固有的社会制衡的重要性”[6]（P27-28）。
（二）公民社会对政治权力机器的外部制约
正因为不同政治权力之间的相互制约模式存在的缺陷与弊端，一些西方政治学家提出了以“公民社会制约权力”的制约模式。何谓公民社会？J·哈贝马斯认为，公民社会是独立于政治权力的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私人领域指以市场为核心的经济领域，公共领域指社会文化生活领域，具体包括各种非官方的组织或机构组成的私人有机体；公民社会建立的关键在于形成一种社团的网络[7]（P367）。所谓公民社会对政治权力机器的外部制约是指除政治权力的实际行使者以外的公民个体及由其所组成的组织、团体对政治权力机器的影响与制约。那么，公民社会如何实现对政治权力的影响与制约，主张“公民社会制约权力”政治学家们提出了这样的设想：
第一，公民社会中的单个政治主体，由于没有联合起来形成为社会组织与社会团体，也就不可能形成比较大的共同体力量，所以个体在追求实现自己的利益主张与价值诉求时在政治权力机器面前处于不平等的弱势地位，单靠自己个体的力量也就无以实现对政治权力机器的有效制约。然而，政治权力及其行使者还有权力不断自我扩张的倾向，正如法国政治学家托克维尔所言：“在像我们今天这样的文明和平等的时代，统治者们可能比古代的任何一个统治者更容易把一切公权集中在自己一个人手里，使其习以为常地和无孔不入地深入到私人利害领域。”[8]（P868）在国家制度层次上建设与完善公民社会，由相同社会地位、类似利益主张的个体公民通过组织化途径联合、集中起来，形成为不同类型的社会组织与社会团体，进而产生比较大的集体力量，能够对政治权力机器施加压力与影响以实现其各自的团体利益与共同价值，从而实现对国家权力机器的有效制约。
第二，在公民社会中，政治权力行使者和掌握者的权力将是有限的而不是全能的，相对独立的社会组织和社会团体的力量的日益壮大预示着政治权力社会管理职能的日益弱化和管理范围的日益缩小。政治权力行使者和掌握者应将本属于社会组织、社会团体的自主、自治权力归还给社会，这样，独立的社会组织和社会团体就可以自主调控其内部成员之间的利益关系与价值诉求，自主协调、管理社会组织和社会团体的内部事务。尤其是对于那些政治权力不能有效管理的社会事务，由公民自治组织与团体自我治理能够有效实现公民主体的利益主张与价值要求，有效缩小国家政治权力机器的作用范围，这就实现了公民社会对政治权力的有效制约。
（三）公民权利对政治权力机器的价值制约
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力分属两个不同的领域，是两个性质不同的政治哲学范畴。公民权利属于社会领域，也属于个体政治主体的私人领域，它以公民个体生存与发展的价值目的与自由权利为本位。公民权利是一个规范性政治价值范畴，它强调的是公民在政治生活中实现自己利益主张与价值诉求的资格。政治权力是一种以暴力强制为后盾的政治制约力，其主要任务在于调控经济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和政治生活中政治主体间的价值关系，它在本质上属于公共领域。得到有效制约、获得了价值正当性的政治权力机器是一个工具性政治价值范畴。
公民权利对政治权力机器的价值制约是指：保障公民权利的实现成为政治权力机器的产生、运作、行使的价值起点、价值标准与价值归宿；公民通过行使公民权利有效监督、制约政治权力机器以防止其被滥用、腐化、异化。如前所述，政治权力在本质上是公权力，应该为实现最大多数甚至全体政治主体的利益主张与价值诉求服务，正因为如此，无论是西方自由主义政治学理论还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都接受一切政治权力属于人民的政治学原则。这个原则的要义在于：一切政治权力来源于、归之于人民；政治权力存在的价值起点、价值标准和价值归宿在于保障与实现人民利益主张与价值诉求；政治权力行使者的权力是人民暂时委托给他们行使的。详而论之，这个原则主要表现在：第一，政府、执政党、各级政府首长等政治权力行使者是由公民通过行使自己的公民权利定期选举出来的，他们的政治权力也是由公民在这种选举过程中通过选举方式委托给他们的。这说明，政治权力来源于公民权利。第二，公民委托给政治权力行使者的权力是政治权力行使权，而不是政治权力所有权。而且，公民把管理社会公共事物的政治权力委托给权力行使者只是暂时的，而不是永远的。如果政治权力行使者滥用权力或者不能实现公民的利益主张与价值诉求，公民又可以行使公民权利罢免或剥夺其行使公共权力的资格。第三，如果政治权力行使者和政治统治者违背人民把政治权力委托给他们行使的价值目的而滥用权力以致产生所谓暴政，那么所有公民有组织起来以暴力反抗暴政的权利或革命的权利。恩格斯也强调无产阶级要为掌握和夺取革命权作好暴力准备，他说，“不言而喻，我们的外国同志们没有放弃自己的革命权。须知革命权是唯一的真正‘历史权利’——是所有现代国家无一例外都以它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唯一的权利。”[9]（P608）第四，公民权利确定了政治权力机器运行的边界与阈限。既然公民权利是政治权力的价值来源与正当性依据，公民权利产生政治权力，那就意味着政治权力不得非法侵犯公民权利，“权利乃国家权力止步之处”。公民的生存与发展、追求利益与幸福、追求自由、平等、民主等等合法权利非经正义的法定程序不得侵犯，更不得随意剥夺。
三、培育先进政治文化
先进政治文化是以生存与发展、利益与幸福、自由与权利等政治价值诉求的主体实现范围的扩大和实现程度的加深为价值目标，在政治实践中生成、形成并引领政治发展的先进政治价值理念与先进政治价值意识。先进政治文化的具体表现与特定内容因历史发展的客观需要、国家民族的历史与国情的不同而呈现出多样化的面相与特色。先进政治文化的产生、形成至少需要在这样三个方面进行培育。
（一）培育先进政治价值体系
培育先进政治价值体系是培育先进政治文化的关键与重点。要培育先进政治价值体系，必然要求政治主体②对政治社会发展的客观必然有深刻的以人性存在与发展为尺度的价值反思，有对政治实践基础上政治主体间和主客体间客观相互作用对人之存在与发展的影响与功用的价值追问，有对政治主体间客观价值关系及其变迁与发展必然趋势的深入认识。惟有如此，才能获得或提出先进政治价值意识和先进政治价值体系。一种先进的政治价值体系的提出是政治社会发展必然性的价值维度的理论概括与超前反映，反过来它又作用于现实政治实践，通过对政治主体进行政治价值的思想引领而为先进政治价值体系的渗透、普及与践行发挥重要作用，以推动政治价值的主观形态或应然形态不断转化成为客观形态或实然形态。
从政治发展的历史进程来看，先进政治价值体系在政治发展与政治文明的进步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资本主义政治价值体系初创时期，自由主义思想家和启蒙思想家在对先进生产方式及其所生成的人与人利益关系和价值关系进行深刻追问与价值把握的基础上，提出了符合历史发展要求的“生命、安全、财产、人权、幸福、民主、自由、博爱”等先进政治价值体系，以此启引人民大众的主体自觉意识与价值自觉意识，反对封建专制政治与神学统治对人性的禁锢和对人之发展的桎梏。这种在当时完全属于先进性质的自由主义政治价值与启蒙政治价值之所以能启引人民大众的主体价值意识，鼓舞他们投入政治价值实践的历史洪流之中，原因就在于这些先进政治价值体系代表了当时的先进生产方式及其所生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和价值关系的发展必然性。例如，17世纪英国政治哲学家洛克的个人自由、自然权利、民主法治、分权制衡等政治价值理念深刻影响了美国独立战争、法国大革命及美英法等国的宪政制度建设。18世纪法国政治哲学家卢梭的民主共和、自由平等、天赋人权、人民主权、人民革命权等政治价值对法国大革命产生了巨大影响，甚至有人说：没有卢梭，就没有法国大革命。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政治思想家潘恩以其天赋人权、自由民主、共和政体、主权在民、宪法至上等政治价值理念影响、引导了美国历史与政治变革的发展方向。
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资本主义理性政治价值王国背后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内在矛盾进行深刻剖析，揭露了资本主义政治价值体系的虚伪性、形式性与局限性，阐明、论证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以经济平等与分配正义为基础的平等、民主、自由、权利、和谐、幸福等政治价值体系。马克思恩格斯的政治价值理想不是空穴来风、[HJ2.6mm]空中楼阁，而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所生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和价值关系的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进行深刻揭示与价值拷问基础上的，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政治结构中政治主体间价值关系发展的必然性的深刻把握基础上的。因此，马克思恩格斯的政治价值思想具有符合历史发展方向的先进性质，也符合受压迫受剥削的工人阶级与人民大众的利益主张与价值诉求，这决定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先进政治价值体系终将得到最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拥护与践行，也因此终将通过政治价值实践而变成现实。
（二）吸取传统政治文化和不同国家民族政治文化的价值理念
正确对待传统政治文化，是任何国家政治发展与政治现代化的首要课题。历史与现实表明，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治现代化与政治文明的建设都不可能割断传统政治文化的历史联系。一种传统政治文化既非一无是处，也非完美无缺。先进政治文化的培育，要求人们有意识地摈弃传统政治文化中那些落后的、消极的因素，继承和发扬其中的先进价值理念。以中国为例，长期以来，儒家文化因其对君主专制的认同、对尊卑贵贱的等级秩序的维护而被视为实现社会主义民主、平等、人权、共和等政治价值体系的障碍。其实，儒家文化并不只是一种顺民文化，儒家文化强烈的入世情怀，还有那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爱国主义使命感和民族忧患意识，已经突破了政治历史发展的时空局限，成为中国人民民族精神和民族性格的一部分，这些传统政治价值已然融入社会主义政治价值体系之中。当然，在肯定儒家文化的优秀价值理念对于培育先进的政治文化的积极意义的同时，对于儒家文化中的“官本位”思想、等级观念这样一些与自由、平等、民主等现代政治价值体系格格不入的内容，也必须深入批判和大力肃清。
要培育先进政治文化，还要与不同国家的文化进行深入交流并借鉴其先进价值精华，剔除其价值糟粕。地区之间、国家之间、民族之间的政治文化的传播交流是人类政治历史发展进程中客观存在的一种现象。以当代中国为例，在当代中国培育先进政治文化、推动政治文明发展的进程中，我们不能排斥西方政治文化这一“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10]（P23）。要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理性精神来对当代西方政治文化中不具阶级性的有益成果——例如践行民主、自由、平等、人权、协商、参与、宽容等政治价值理念的有效运作机制、操作程序、监督体制等精巧细致的政治形式——进行科学评判，批判、否定其不符合中国国情民情的弊端与缺陷，发掘、吸收、利用其符合当今中国改革发展要求的优长之处，使人民能够制约政治权力机器，推进社会主义先进政治文化的建设。对此，温家宝同志也指出：“……把社会主义比作大海，海不辞水，故能成其大，就是说社会主义只有吸收人类一切先进的文明成果才能使自己不断发展。……把社会主义比作高山，山不辞土石，故能成其高。社会主义只有不断地调整和完善自己，才能不断进步。”[11]
（三）寻找培育先进政治文化的合宜路径与合宜方式
在政治现代化与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背景下，不同政治文化固有的时空界限在一定程度上被打破。然而，一种政治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受其生存条件与历史时空的约束，并非强制嫁接就可一蹴而就。事实上，一种稳定成熟的政治文化总是要通过历史的传承、实践的融突而逐渐生成。例如，西方近现代的民主政治价值与政治制度就可以追溯到古代雅典。又如，中国古代的君主专制的封建政治传统延续了几千年之久，其糟粕与陋习在部分人的心灵里仍然继续存在，以致在当前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现社会主义政治价值体系的这样一个崭新时代，也不能设想一蹴而就地建立起完美的民主政治制度体系。在当今中国，全然否定中国国情与社会主义政治价值体系的先进性，妄想在中国重新走西方资本主义政治价值体系所主导的西式民主政治之路，这完全是看不到政治文化的多样性、发展路径的独特性、历史传统的传承性。况且，西方的所谓普世政治价值王国在其建立之初即被马克思恩格斯揭露了它的虚伪本质。要培育先进政治文化，教育是首要的选择。通过教育将先进的政治文化所内蕴的政治价值理念和政治实践技术传播给民众，培养民众接受和参与这种先进政治文化的意识和能力，这仍然是当前中国培育、实现社会主义政治价值体系的必不可少的方式与途径。当然，社会主义先进政治文化的培育并不是单凭教育就可以达到的，还离不开社会主义经济现代化的物质奠基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与操作程序的制度保障。
注释：
①民主制度并非是完美无缺的政治制度，民主选举也可能选出平庸无能或夸夸其谈甚至品德恶劣之辈，这是民主的悖论之一。选民并不能在短期内深入了解一个人的性格、品德、能力等各方面的情况。“为了彻底认识一个人的性格，必须进行长期的观察和各种分析。……（但）人民没有时间和办法去做这项工作。他们的判断总是匆匆忙忙做出的并且只看事物的表面特点。因此，各种骗子能够施用他们取悦于人民的花招，而人民的最忠实友人却不能取信于民。”更为可笑的是：“由于觉得办不好自家的事业而去负责领导国家事务的，倒是大有人在……平庸人士之所以有很多人担任公职，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和民主的不良选择”。[参见：[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M].董良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正因为如此，才有冯·哈耶克对于一些实现民主选举的国家发出的“为什么总是最坏者当政”的深刻之问。[参见：[英]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M].邓正来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130.]再如，民主政治制度在实际运行时，往往在议事和决策的效率方面备受诟病。
②人民是至高至大的政治主体，政治哲学家是人民、阶级、阶层或团体的思想代表。
参考文献：
[1]张方华.政治价值及其伦理考量[J].江西行政学院学报，2012，（7）.
[2][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M].张雁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3][英]阿克顿.自由与权力：阿克顿勋爵论说文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4][英]M·J·C.维尔.宪政与分权[M].苏力，译.上海：三联书店，1997.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6][美]罗伯特·达尔.民主理论的前言[M].顾昕，朱丹，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
[7][Germany]Jürgen Habermas.Between Facts and Norms[M].Cambridge：Polity Press，1996.
[8][法]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下）[M].董果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10]胡锦涛.在2006年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转引自：秦宣.为什么要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而不能搞“三权分立”[J].前线，2009，（3）.
[11]温家宝总理答中外记者问[N].光明日报，2004-03-15.
责任编辑王飞
民主政治基本要素分析论文范文第4篇
【摘要】“八大”前后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对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其内容涉及到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制度模式、原则方针、目标途径等方面，这些民主政治建设的理论成果，有鲜明的特色和重大意义。
【关键词】“八大”前后；民主政治；理论成果；特点意义
1956年至1957年上半年，是新民主主义迈入社会主义的转折时期。1956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大”则是革命和建设的一个交汇点，这次会议具有继往开来、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它既是中国革命连续辉煌的顶点，又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起点。面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新的课题，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在“八大”前后进行了认真的探索，提出了一系列的设想，关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也是当时探索和思考的重大课题之一。中共领导集体这一时期所阐述的许多重要思想与邓小平民主政治建设思想有渊源关系，对今天我国的政治文明建设仍有指导和启迪作用。
一、民主政治建设的主要理论成果
1956年至1957年上半年这一年多的时间里，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在探索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时，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这些理论成果集中体现在下列几个方面：
（一）关于民主政治建设的制度模式。1956年4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1]34共产党和民主党派都是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产物。“在抗日反蒋斗争中形成的以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为主的许多民主党派，现在还继续存在。在这一点上，我们和苏联不同。”[1]345月，周恩来在传达毛泽东《调动一切积极力量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讲话时说，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制度的一个缺点就是一党制，它使民主少了，集中多了，不容易听到不同意见，这本身就包含着它的阴暗面，“一个党，就是一鼻孔出气，呼吸就不舒适，会使思想僵化，社会发展停滞起来”。[2]192-193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针对党外有些人要求实行西方的两党制这种错误观点，明确指出：“所谓两党制不过是维护资产阶级专政的一种方法，它绝不能保障劳动人民的自由权利。”[1]208从毛泽东、周恩来的讲话和文章中，可以看出，在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基础上，他们主张继续保留民主党派，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政治模式应该是：既不同于苏联的一党制，也不同于西方的两党制或多党制，而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为什么要采取这样的民主政治制度模式呢？毛泽东重申：“我们的国家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1]206-207民主党派对许多问题的态度“是反对派，又不是反对派，常常由反对走到不反对。”[1]35对一切善意地向我们提意见的民主人士，我们都要团结。“一个党同一个人一样，耳边很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1]235有了民主党派，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比较有利。
（二）关于民主政治建设的基本原则。民主集中制作为我们党的组织原则，作为人民代表大会所贯穿的原则，应该说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文献和毛泽东的著作中已经有过记载和论述。而在“八大”前后，毛泽东和其他中共领导人对民主集中制的论述和强调，则是将其扩大运用于国家政治制度建设和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将民主集中制确立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基本原则，即在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条件下，不仅要在党内实行民主集中制，而且要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和人民群众的生活中实行民主集中制。1956年11月，毛泽东在八届二中全会上说，以后凡是人民内部的事情，党内的事情，都要采用“小民主”的方法来解决，而不是采用“大民主”的方法解决。因为历史上一切大的民主运动，都是用来反对阶级敌人的。12月4日，毛泽东在给黄炎培的信中，又明确提出：“人民内部的问题仍将层出不穷，解决的方法，就是从团结出发，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达到团结这样一种方法。”[3]514-515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着重指出：“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1]2091957年4月，邓小平在《共产党要接受监督》这篇报告中发挥了毛泽东这方面的思想，指出：“要让群众能经常表达自己的意见，在人民代表大会上，政协会议上，职工代表大会上，学生代表大会上，或者在各种场合，使他们有意见就能提，有气就能出。”[4]273关于民主与集中的关系，毛泽东指出：“在人民内部，民主是对集中而言，自由是对纪律而言。这些都是一个统一体的两个矛盾着的侧面，它们是矛盾的，又是统一的，我们不应当片面地强调某一个侧面而否定另一个侧面。在人民内部，不可以没有自由，也不可以没有纪律；不可以没有民主，也不可以没有集中。这种民主和集中的统一，自由和纪律的统一，就是我们的民主集中制。”[1]209从以上引文可以看出，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不仅将民主集中制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组成部分，而且也将它看作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
（三）关于民主政治建设的方针。毛泽东认为，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有一个基本方针，这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1]23关于民主政治建设方面的具体方针，他分别就政治上、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上、科学文化工作等方面的指导方针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指出，人民内部要在政治上实行“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毛泽东说：“这个问题，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还可以追溯到更远。自从一九二七年我们在南方建立革命军队和革命根据地开始，关于处理党群关系、军民关系、官兵关系以及其他人民内部关系，就是采用这个方法的。不过到了抗日时期，我们就把这个方法建立在更加自觉的基础之上了。全国解放以后，我们对民主党派和工商界也采取了‘团结——批评——团结’这个方法。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要在整个人民内部继续推广和更好地运用这个方法，要求所有的工厂、合作社、商店、学校、机关、团体，总之，六亿人口，都采用这个方法去解决他们内部的矛盾。”[1]211在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上，毛泽东强调要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为什么要让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民主党派同工人阶级政党长期共存呢？这是因为凡属一切确实致力于团结人民从事社会主义事业的、得到人民信任的党派，我们没有理由不对它们采取长期共存的方针。”[1]235“所谓互相监督，当然不是单方面的，共产党可以监督民主党派，民主党派也可以监督共产党。”[1]235毛泽东提出的这些方针和主张，是探索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成果。
（四）关于民主政治建设的目标和途径。1957年7月，尽管当时反右派运动已经开始，但毛泽东尚未从根本上改变他关于民主政治建设方面的正确思想，并且还进一步阐述了他的理想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5]543毛泽东所希望的这种目标，也是其他领导人所赞同和主张的。除刘少奇、邓小平在八大会议上的报告中有明确的体现外，1957年8月，周恩来谈社会改革问题时也说：“政治上的制度要适合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也要改革，要改革成为民主集中制。又有民主，又有集中；又有自由，又有纪律；又有个性的发展，又有统一意志。”[6]266-267
关于民主政治建设的途径。当时主要从下列几个方面进行思考和设想的：第一，发扬党内民主促进国家民主。毛泽东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共产党处在执政地位，面临着新的考验，党内民主已成为国家民主的关键。在1956年《人民日报》发表的两论无产阶级专政历史经验的专题文章中，体现了党和毛泽东关于发扬党内民主重要性的思想。文章强调，斯大林在晚年犯严重错误的主要原因，是他逐渐地脱离了群众和集体，破坏了党和国家的民主集中制。而斯大林的这一错误，又同苏联当时盛行的无原则地歌颂领袖的不正之风有关。执政党内部民主生活被破坏，不可避免地会危及所领导的整个国家的民主。在党的“八大”上，刘少奇和邓小平对这一问题也进行了阐述。刘少奇明确指出，要使我们党今后继续保持正确的、健全的领导，根本的途径在于努力减少党组织和党员在思想认识上的错误，克服主观主义，密切联系群众，这样就能从根本上加强民主。第二，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周恩来在“八大”前夕明确指出，要使民主扩大，“就要在我们的国家制度上想一些办法”[6]207。刘少奇对领导制度的改革十分重视，他认为，资产阶级革命初期所采用的一些民主比我们现在的一些民主办法甚至更进步一些。“我们比那个时候不是更进步了”。他举例说，美国的开国领袖华盛顿也算劳苦功高吧！但是他做了八年总统之后，退为平民，“这样的办法，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参考一下，也可以退为平民吧”。[2]193在这期间，毛泽东也已察觉到领导体制方面存在的弊端，也有改革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考虑。他在1956年主动提出不当国家主席。1957年4月，他与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谈话时，再次表示到二届人大一定辞去国家主席。这说明在斯大林问题揭露之后，党中央包括毛泽东在内，对如何吸取历史教训所进行的反思是深层次的，废除领导职务的终身制问题已在考虑之列。第三，反对官僚主义，发展民主监督。在“八大”政治报告中，刘少奇代表中央指出，目前在国家工作中的一个重要任务，是进一步扩大民主生活，开展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要认真地、有系统地改善国家机关，精简组织机构，明确职责，经常深入下层，了解情况，检查工作，倾听意见，改进工作；必须同时从几个方面加强对于国家工作的监督，加强党对于国家机关的领导和监督，加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它的常务委员会对中央一级政府机关的监督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对地方各级政府机关的监督，加强各级政府机关由上而下的监督和由下而上的监督，加强人民群众和机关中的下级工作人员对于国家机关的监督等。邓小平在1957年4月论述党要接受监督时，分析监督的内涵应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是党的监督。党对党员的监督、团对团员的监督要严格一些。第二是群众监督。要扩大群众对党的监督，对党员的监督。第三是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监督。要扩大他们对共产党员的监督。“有了这几方面的监督，我们就会谨慎一些，我们的消息就会灵通一些，我们的脑子就不会僵死起来，看问题就会少一些片面性。”[4]270-271第四，制定比较完备的法律，健全中国的法制。刘少奇在“八大”政治报告中把系统地制定比较完备的法律，健全中国的法制，作为国家工作的迫切任务之一，他说“现在，革命的暴风雨时期已经过去了，新的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斗争的任务已经变为保护社会生产力的顺利发展，因此，斗争的方法也就必须跟着改变，完备的法制就是完全必要的了。”[7]253
二、民主政治建设思想的特点及意义
“八大”前后党的主要领导人关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思想，总的来说是围绕着建设中国式民主政治展开的。这些探索和思考既有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民主政治思想的继承，又有其独创性的发展。其鲜明的特色是：第一，辩证的思维方式。中共领导人是在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社会矛盾的理论指导下，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政治生活的主题，提出的建设生动活泼政治局面的设想和要求。这个设想既指明了专政的办法不适用于人民内部，同时又反对无政府主义，强调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是民主和集中的统一，自由和纪律的统一。用“两点论”而不是“一点论”，用对立统一规律来阐释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目标，这是对唯物辩证法精彩的运用和发挥。第二，独特的创新的政党政治模式理论。所谓独特，主要是指所设想民主政治的政党模式，既不是苏联式，也不是英美式，而是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和统一战线性质。中共领导人考虑到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曾经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保证，建设社会主义同样需要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因此，他们提出的民主政治建设理论是在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的前提下，正确地处理共产党与其他民主党派的关系，实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制度。这个制度表明，共产党与民主党派，不是在朝和在野的关系，更不是执政党与反对党的关系，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在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础上“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共同致力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这使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和统一战线学说与我国具体实际比较好地相结合了，同时更突现了我国政治制度的特点和优点。第三，深厚的历史责任意识。这主要表现在中共领导人的民主政治思想是以历史为借鉴。他们都是旧中国专制政治的经历者和反抗者，深恶痛绝独裁专制，所以他们提出民主政治建设的每一个重要思路，每一个结论，都体现着“人民当家作主”的精神实质，包含着对历史的反思和责任意识。这种对历史的反思和责任意识还表现在学习和借鉴国外尤其是苏联民主政治建设的经验教训方面。应该说，“八大”前后党和国家的民主政治建设还是比较好的一个历史时期，中共领导集体如此重视这个问题，其动因更主要的还是斯大林晚年个人崇拜盛行，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中国领导人受到了震撼，认为这个历史教训要认真吸取。正因为问题不是出在自己身上，自己没有切肤之痛，所以，后来在实践中对原先正确的民主政治设想的贯彻，就有时好有时差，甚至最后走向背离的道路。
尽管1957年下半年以后，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探索经历了曲折，以至“文化大革命”时期遭到全面破坏，但是，5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我国政治生活总的来说是呈现出欣欣向荣的生动局面，这是不能否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系列思考与设想，在我国民主政治发展进程中的历史地位是勿庸置疑的。第一，以创造性的理论弥补了马克思主义民主政治理论中相对薄弱的环节，使这一理论的科学性、完整性与适应性都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从思想史的角度看，第一代中共领导集体这一时期的民主政治思想仍属于马克思主义民主政治的思想体系，是其在中国一定历史时期的一个分支。但是，这一理论是从中国国情出发，以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学说为指导，在民主政治建设的原则、方针、途径、目标等方面，提出了新的独到的见解，在马克思主义民主政治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第二，为后人提供了巨大的思想财富，是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民主政治思想的重要理论来源。“八大”前后，党和毛泽东在探索扩大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理论方面的重大建树，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积累了宝贵的经验。特别是邓小平理论中关于民主政治建设的思想，有很多内容是直接来源于这个时期正确的思想。邓小平理论中民主政治思想的主要概念、范畴部分，如民主与专政、民主与自由、民主与纪律、民主与集中，民主制度和方法部分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民主发展道路与模式部分的对两党制与三权分立的批判等等，都与“八大”前后党的民主政治思想有紧密的内在联系。一定意义上讲，“八大”前后那个历史时期我们党探索到的一些正确的民主政治思想为邓小平民主政治思想的科学体系与内容的形成作了准备，奠定了基础。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2]石仲泉毛泽东的艰辛开拓（增定本）[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
[3]毛泽东书信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4]邓小平文选：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5]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6]周恩来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7]刘少奇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责任编辑 刘 滢]
CPC Collective Leadership’s Thought on Building Socialist
Democracy around the “Eighth Congress”
CHEN Guoqing
（Department of Teaching and Research，Yan’an， Shaanxi 716000）
Key words： around the “Eighth Congress”； democracy； theoretical achievements； feature and significa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