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阶级文化理论论文范文第1篇
[摘 要]近年来，旅游与生计方式的话题受到学者关注，但较少从“人”的角度关注旅游社区的生计方式转型。文章结合个人建构和文化适应理论视角，运用积贮网格分析方法，以雨崩藏族村寨为案例地，构建了“宗教信仰-传统规则-日常生活”的理论分析框架，探究民族旅游社区居民在生计方式转型中的传统文化适应。研究发现：(1)相比现代旅游业，传统农牧业生计方式与神山信仰亲和度高，本地人内心更加安定。(2)传统规则在传统农牧业生计方式下对社区治理成效显著，但在旅游治理中失灵，当地人为此焦虑但却无能为力。(3)旅游社区日常生活失去了农牧业时期的节律性，闲暇时间被挤压。这一系列文化不适与族群“文化恢复力”的强弱和旅游发展阶段密切相关。文章最后还探讨引入“文化资本”以完善旅游可持续生计框架。
[关键词]生计方式转型;传统文化适应;个人建构理论;积贮网格分析;民族旅游社区
[文献标识码]A
Doi： 10.19765/j.cnki.1002-5006.2019.02.007
引言
近年来，从可持续生计(sustainable livelihoods，SL)视角探究旅游问题受到学者广泛关注。Tao于2006年首先将SL引入旅游研究领域，认为旅游是一种可持续生计策略 [1-2]。可持续生计围绕资本、能力、策略与结果等核心要素展开的理论路线，能把宏观社会扶贫问题、中观社区发展与微观人类生产有效勾连起来，对旅游研究与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开拓意义。国内外学者从经济学、生态学、管理学、人口学等视角对旅游与生计问题进行探讨并取得一定研究成果[3]，主要聚焦于旅游开发导致当地 社区生计资本发生变化与生计策略多元化两个方面[4-5]。这些研究提升了我们对旅游扶贫与社区发展的理解，但对社区“以人为本”的发展原则重视不足，见“物(生计资本、策略与结果)”而不见“人(当地人的感知、意愿等)”。个别学者意识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并关注了拉萨中心城区年轻人未来旅游业生计选择倾向[6]，但总体来看，该研究关注的依然是生计方式选择这一具体问题的技术性质，以选择的结果为导向，对发展过程中“人”做出选择的主观意愿和过程缺乏关照。乡村社区研究中有学者也逐渐认识到，传统文化作为社区“人”个体及集体价值观的体现，在已有生计方式研究框架中未能受到应有重视[7]。因此，本文拟通过从传统文化视角对人的关注破解旅游可持续生计研究领域对“人”的缺失，并进一步探讨SL框架对“传统文化”的忽视。
文化是人类对其周围自然和社会环境的适应性体系[8]，人类个体或群体在面对特定环境的改变而带来的压力时，为了谋取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会在心理和行为方面做出自觉或不自觉的调整和改变[9]，最终实现文化和价值观的转变。因此，展现人与自然环境互动关系的生计方式，不但关联人们的生产和生活，也与文化适应关系密切。事实上，随着全球化进程在20世纪下半期的深化与扩展以及人们跨国、跨地区流动性的增强，这一文化适应问题早已受到学者广泛关注和研究。然而，已有研究主要关注移民长期嵌入语境下，非主流族群與主流族群的文化适应问题[10-11]，据此产生了一些理论成果，例如文化同化、文化休克、文化同化模型、多元文化适应模型等理论[12]，但对现代旅游发展语境下，游客短期流动带来的社区内部生计方式转型从而导致的文化适应问题的研究则较为薄弱。从现实发展来看，我国众多少数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了与当地生态文化系统相适应的游猎、游耕、游牧和农作等生计方式[13]，一旦外部力量不当干预可能造成生计方式失范，并给当地人带来文化与心理不适[14]。可见，对生计方式转型背景下传统文化适应问题的探讨事关当地人的生存与发展。因此，本文将从文化适应理论入手，关照当地人在生计转型背景下的具体感知和意愿。
文化适应涉及个体或群体在新的文化环境下建构认知的过程，因而建构主义对文化适应的过程极具解释效力并成为其重要的认识论和研究范式[15]。传统研究以社会建构主义为主，以宏观社会发展或中观社区集体为视角探讨文化建构过程，瑞士心理学家Piaget认为知识不是来自客体或主体，而是来自主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即个体与环境的交互作用[16]。美国著名心理学家Kelly在继承Piaget思想的基础上，结合临床心理学实践创立了个人建构理论(personal construct theory，PCT)。这一理论坚信普通大众具有预测与控制其命运的能力，这一能力的大小取决于其个人历史背景和价值判断，避免过度依赖专家和观察者所带来的偏见[17]，能从微观个体把民族旅游社区不同利益相关者的交互影响及其对生计方式转型的不同感知与话语整合在一起。基于此，本文结合个人建构和文化适应理论视角，创新运用积贮网格分析方法，以雨崩藏族村寨为案例地，构建理论分析框架，探究民族旅游社区居民在生计方式转型过程中的传统文化适应问题，具体包括：在由传统农牧业迈向现代旅游开发过程中，当地人存在怎样的感知?是否存在传统文化和心理不适的问题?如果存在，其表征体现在哪些方面?产生这些不适的深层逻辑是什么?这些问题的探究在实践上不仅关系旅游发展，更关乎当地“人”的福祉;在理论上，以期弥补旅游对可持续生计研究的不足，深化乡村社区、可持续生计与传统文化之间复杂关系的理解。
1 研究回顾与理论框架
1.1 旅游与可持续生计
可持续生计思想源于20世纪80—90年代Sen、Chambers等人关于贫困问题的研究[18]，在扶贫、乡村发展、自然资源和环境管理等领域占据主导话语权[19-20]。生计由生存所需要的能力、资本和活动构成，当其面对压力和冲击时能够恢复，为子孙后代提供可持续发展机会，无论是长期还是短期，也无论是在当地还是在全球范围内，均为其他生计贡献净收益，并不会对自然资源产生破坏[21]。1999年英国国际发展部[22]建立SL分析框架，对乡村脆弱性背景进行分析，将农户生计资本、生计策略、生计结果、影响生计策略的因素等众多核心要素链接起来，被普遍认为是生计分析的合适工具。Shen[3]等据此提出旅游可持续生计框架(sustainable livelihoods framework for tourism，SLFT)，包含资本、旅游活动、结果、制度安排和脆弱性环境，将SL与旅游勾连起来。
旅游领域相关研究主要沿着两条路径展开：其一，旅游发展对社区生计资本、策略和结果的影响。一般认为，乡村旅游增加了农户生计资本，使生计策略多元化[23];也有研究发现，由于价值较低，旅游业并不能挽救亚马逊热带雨林与传统文化[24]，旅游收益分配不均导致部分社区居民被边缘化[25]。尽管旅游业从积极与消极两个层面影响了社区生计与发展，但总体来看积极影响大于消极影响[26]。其二，旅游业与传统生计方式之间的关系。与农牧业等传统生计方式相比，旅游业为当地人带来了更多、更快的现金流[27];部分乡村社区因参与旅游而放弃狩猎、采集和畜牧业等传统生计方式[28]，在再安置社区旅游已成为主要的生计策略[29];基于案例实证，席建超和张楠[30]认为旅游主导型“专业化”生计模式好于非旅游农户兼业化的“多元化”生计模式。尽管研究者认识到现代旅游生计方式的优势，但并非主张旅游业完全取代传统生计方式。Tao[2]认为在相对闭塞的乡村边缘社区，旅游补充而不是取代现存生计方式，从而使当地生计策略多元化。Fabinyi通过探讨当地人在旅游业与渔业之间的抉择，认为把旅游业作为单一生计方式将充满风险[31]。因此，已有研究关注旅游发展背景下的生计方式转型，但对可持续生计主体“人”的讨论不足，尚未发现基于生计方式转型的背景对民族旅游社区居民文化适应问题的探讨。
1.2 文化适应与传统文化理论框架
文化适应源于全球语境下不同文化群体的迁移与流动。在多元文化世界和国家中，各文化群体在相互交往和融合过程中，大都面临文化适应问 题[32]。已有研究主要基于非主流族群与主流族群在文化交往和融合过程中的态度构建了相应的理论模型，例如Berry根据个体在文化适应中面临文化维持以及接触和参与情况构建了“多元文化适应模型”，并提出4种策略——整合、同化、分离与边缘化[33]。学者主要基于这一理论模型对长期跨国跨境跨区域移民的文化适应问题进行研究，例如陈凤兰探讨了中国新移民在南非遭遇的文化冲突及其适应策略[34]，赵金锁和王晓燕分析了跨境民族的文化适应与制度创新[35]，陈晓毅分析了城市外来少数民族文化适应的模式[10]。流动过程中文化的融合与适应对人类族群文明的发展与传承至关重要。传统文化作为人类族群价值观和生计生产的历史积累并非一成不变，一方面它在族群迁移过程中呈现优胜劣汰的发展进程[35];另一方面，传统文化作为乡村社区发展的重要生计资本[36]，能增强生计恢复力并提供破解流动带来文化冲击的适应性策略[37]。在现代旅游发展语境下，大量短期游客流动相比以往移民流动性不仅更加频繁集聚，更直接催生社区内部生计方式整体转型，在此背景下，当地居民能否坚守已有价值，传统文化会如何适应与传承值得深思。
传统文化是人類学的核心概念。每一种文化都有其自身价值，族群的不同在很大程度上被解释为文化的不同[38]。Tylor[39]首先提出“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讲，是一个复合的整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习得的其他一切能力和习惯”。Kroeber将文化归为描述性、历史性、规范性、心理学、结构性和遗传性等6大类，强调了文化的宗教信仰、传统规则和习得习惯等重要维度[40]。宗教信仰是一个族群传统文化的核心，具有坚定的稳固性。传统规则是传统文化的重要形态，一旦制定和实施必将强化族群的宗教信仰。美国阐释人类学家Geertz认为，理解一个民族的文化就是在不削弱其特殊性的情况下，昭示出其常态，把人们置于他们的日常生活习惯之中，就会使他们变得可以理解，他们的难以理解之处就会消释[41]。Lefebver也认为，日常生活是各种社会活动与社会制度结构最深层次的链接处，是一切文化现象的共同基础[42]。因此，传统文化体现在社区的日常生活之中，宗教信仰和传统规则不是虚无缥缈而是融入当地人的日常生活之中。
由此构建了本文传统文化适应的理论分析框架，见图1。
2 案例选择与方法论
2.1 案例选择
本文以生计方式转型为背景，选择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雨崩村为案例地。原因如下：首先，雨崩村具有明确的地理边界。该村分为上、下两个村(队)，海拔分别为3150m、3050m，四面环山，3条河流流过，尚未通公路。其次，绝大多数村民是藏族，全民信奉藏传佛教和神山卡瓦格博，身处紧密团结的文化共同体之中。再次，雨崩村是民族旅游村寨的典型代表。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在政府和开发商未介入的情况下自主发展起了民族旅游，具有全民参与和全面参与的特征;牵马送客服务和客栈食宿接待是村民参与旅游最重要的两种形式;制定和实施了一整套规范和约束村民参与旅游的规则，因此被誉为“中国最具典型意义的旅游社区”[43]。最后，旅游发展之后，雨崩村传统农牧业主导的生计方式发生了根本变化，在转型过程中绝大多数村民存在不同程度的传统文化心理不适的问题。
2.2 方法论视角
个人建构理论视角下的群体文化适应分析。文化适应可理解为人们与环境相互作用而不断建构经验世界的主观活动，而建构主义认为人类对现实的认知是主体在与客体交互过程中对客体的建构，承载着主体的价值倾向[15]。因此，建构主义是文化适应分析与研究的重要范式。从认知角度来看，建构主义可划分为个人建构主义和社会建构主义，前者认为认知是个体在已有认知结构基础上，通过与周围环境的交互作用，变革、建构认知结构的过程;后者也把认知看成是个体建构认知的过程，区别在于它更注重这一建构过程的社会性，认为认知是在社会文化环境中，个体通过与他人的交互作用建构知识的过程。Kelly在继承建构主义思想的基础上，运用一整套方法(如积贮网格分析法)对患有心理疾病的人进行诊治并展开相关研究，在大量个案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实证综合与理论抽象创立了个人建构理论[17]。他认为“对宇宙所有当下的解释都可以进行修正或替换”“任何一个人都是科学家”，普通大众具有预测与控制其命运的能力，并取决于个人的历史背景和价值判断。PCT的核心概念是建构即人们用来观察世界、洞悉世人的方式，人们通过它理解世界并掌控自己的命运。旅游领域运用PCT开展的研究主要包括对旅游目的地形象的探究[44]及对游客感知的分析[45]。将其运用于乡村旅游社区的探讨则较为薄弱，仅有Schweinsberg探讨了从林业向自然旅游转型过程中如何理解当地人对于自然的看法[46]。因此该认识论视角对于本文也是一个方法论上的探索尝试。
文化适应现象存在个体与群体之中，对后者的研究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对群体文化适应现象的多数研究基本从个体切入，通过对个体文化适应现象的分析达到对群体文化适应行为与规律的理解。个人建构理论认为个体具有预测与控制其命运的能力，并取决于个人的历史背景和价值判断，通过对个体的研究能够实现对群体的认知。面对旅游开发的发展机遇，民族村寨的村民所采取的参与策略与其精神信仰、价值观念、个人经历与未来预期等密切相关，其文化适应程度也与此息息相关。因此，个人建构理论是探讨民族旅游社区居民在生计方式转型过程中的主观感知与心理意愿等传统文化适应问题恰当的理论视角。
2.3 研究方法
积贮网格分析(repertory grid analysis，RGA)是以PCT为基础的结构化质性研究方法[47]。RGA包括要素、建构与链接机制3个部分，其运用分为要素选择、建构抽取、完成网格和分析网格4个阶段[45]。
要素选择。要素规定了研究的主要对象。Kelly认为要素对所研究的主题具有“代表性，并与语境密切关联”[17]。Fransella建议在选择要素时遵循“具体，来自同一范畴或领域，具有代表性，对受访者熟悉”的原则[48]。笔者在2008年10月22日—11月21日对雨崩村35户中的34户进行了入户调查。2013年4月27—5月9日、2014年6月5日—7月16日根据RGA要求对当地部分村民进行访谈，访谈的人数分别是13人、16人。2018年1月23—2月5日，赴案例地进行补充调研，共访谈村民17人。主要以客栈经营成效进行抽样，并考虑了在社区中的影响力与外来人口、性别等因素，共选择10名具有代表性的受访对象进行分析，见表1。对体现生计方式的要素进行如下选择：农业包括青稞、玉米，畜牧业包括牛、骡马，旅游业包括牵马送客服务和住宿餐饮服务，共6个要素，这符合RGA的要求，要素的数量在6～11之间是适合的[49]。
建構抽取。“建构”是受访者区别要素之间的方式，也是人们从要素中归纳或推导出来的性质，正如Bannister所认为的“建构的实现是人们将其作为理解世界的工具予以运用”[50]。Kelly认为一个建构“在最低的语境下，体现为两个要素相似而与第3个要素不同的方式”[17]。通过“三个一组”方法抽取出“建构”。在调研中，要素以“三个一组”的方式呈现给受访者，请其用一个句子、短语或故事予以描述。例如，“较高的社交能力(建构)对于种植青稞(要素)和饲养牛(要素)不太重要，而对客栈经营(要素)则非常重要”。
积贮网格完成和分析。笔者在调研中运用RGA对10位村民进行了访谈，以具体问题展开，例如“您认为玉米种植与牵马、客栈餐饮经营这三者中，哪两者相似而与第三者不同?请您结合亲身经历给予说明?”每一位村民的访谈均产生一个积贮网格，10位受访者所产生的积贮网格结构大致相同，结构与统计结果见表2。运用RGA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完成积贮网格是一个非常耗时的过程”[49]，每位受访者的访谈时间均不少于2小时，有时会持续3小时以上。通过对10位受访者积贮网格的综合分析，实现对整个社区在生计方式转型过程中的传统文化适应的认识。
3 宗教信仰：安定与焦虑
传统农牧业生计方式与当地人宗教信仰密切相关。在传统文化中，梅里雪山被称为“卡瓦格博”，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是被人格化了的至神至圣。神山信仰经过佛教改造，使得朝拜神山成为藏民一项重要的全民性宗教活动。10位受访人均认为农业与畜牧业相互促进，有助于神山信仰传承。“藏民每天早上煨桑供奉卡瓦格博，主要使用香柏和青稞;还用青稞酒、酥油和奶酪供奉卡瓦格博、历代藏传佛教大师。”(Ybs081305031)同时，10位受访人都认为在传统农牧业社会，集体朝拜神山和过藏历新年，神山保护完好，坚信神山一定会保佑全家幸福安康。“雨崩规定全村集体四月初十朝拜神湖，八月十五朝拜神瀑，以祈求卡瓦格博保佑。我开始来雨崩的时候，游客少，跟随全村一起朝拜，无论男女老少只要能走路的都去。”(Ybs05130504)因此，在传统社会，农牧业与宗教信仰亲和度高，当地人神山崇拜虔诚，内心安定。
现代旅游生计方式与传统农牧业生计方式关系复杂，进而对神山信仰也产生了复杂影响。80%的受访者认为旅游业挤压了农业与牧业发展空间，“旅游开发前，家家户户都有专人放牧。2008年，全村12户放牧;今年(2014年)只有两家。”(Ybx02140622)旅游参与除了导致牧民减少外，也改变了牧业内部结构：“我家喂养了5匹骡子，2头奶牛。旅游开发前要喂20多头牛，1匹骡子。”(Ybs08081031)作为农业和畜牧业重要中介牛的减少与骡马的增加，不但对牧业本身和农业带来消极影响，而且也不利于神山信仰传承。Ybs04、Ybs06、Ybs10所经营的客栈收入高，对旅游开发与农牧业之间的关系及对神山信仰的传承具有不同的认识。“我家接待游客多，每年要花费近5万元外购大米、面条、酥油等，这有利于带动农牧业发展。”(Ybs04081105)事实上，Ybs04所购买的农牧业产品主要来自村外，因为村内几乎所有人家没有多余的农牧产品出售。关于旅游业与神山信仰传承的关系，Ybs06认为“游客来雨崩是冲着神山来的，希望体验神山文化，村民都知道这一点，所以旅游开发有助于保护神山”(Ybs06130504)，他是从吸引游客进而倒逼村民的角度来认识这一问题。Ybs09具有唱歌的天分，在经营神瀑茶馆时经常为游客唱歌，为此还上过中央电视台第四套节目2011年8月30日播出的《边疆行》节目，因此她认为正是由于开发旅游她才有机会向游客宣传梅里雪山和神山文化。因此，当地人旅游参与程度不同，对旅游业与农牧业及神山信仰之间复杂关系的认知也不同，旅游参与程度越高，对旅游生计方式的正面评价也越高。
仪式是宗教信仰的重要内容，旅游开发与仪式之间产生冲突。10位受访者均认识到旅游发展以后，旅游接待与朝拜活动发生冲突，集体性朝拜已转变为个人行为。“自从2013年开始就没有统一去朝拜，每家接待游客量不同，有的人家接待的多就没有时间去，没办法统一了。”(Ybx02140622)藏历新年也是朝拜卡瓦格博的重要节日，但近几年每逢此时都会有很多游客。“去年我家过年时来了30多名游客，全家和游客一起过。以前年初一全村男性都要到徒步者之家客栈后边平地上朝拜卡瓦格博，游客多了就去不成……”Ybs06130504一脸无奈地说。
当地人更为无奈和纠结的是神山崇拜与旅游接待之间更深层次的矛盾。80%的受访者认识到修建客栈砍伐林木对神山信仰带来消极影响。“雨崩村所在的位置是神山，不能滥砍滥伐，否则神山会降罪于我们。但目前接待游客，修建客栈，游客取暖都要砍伐树木，游客来的越多砍伐的越多，我们实在不知道怎么办才好……”身为雨崩村公认的“文化人”(Ybs03140619)为此非常苦恼。“在发展旅游前，全村对卡瓦格博崇拜很虔诚，也相信他会保佑我们……但旅游开发后，对神山污染和破坏很严重，冒犯了神山，神山在惩罚我们。近几年雪崩、泥石流、滑坡等灾害就是对我们的惩罚……”(Ybs07130505)80%的受访者担忧神山由于受到破坏与污染而降罪自己与家人，但Ybs06则认为“修建客栈所砍伐的木材量与整个山林资源相比只占很小比例，不会对神山造成破坏，神山还是会护佑我们”(Ybs06130504)，Ybs04也持类似观点。
总之，宗教信仰是一个族群最为深层次的文化体系，与生计方式息息相关。在传统农牧业社会，当地人希冀通过虔诚的朝拜获得神山护佑，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藏民为此将最珍贵与洁净的青稞酒、酥油与奶酪供奉卡瓦格博。所以，传统农牧业具有神圣性的一面。旅游接待对于当地藏民而言则更具有世俗性。一方面，旅游接待挤压了传统农牧业的发展空间，间接造成旅游生计方式与神山信仰之间的冲突;另一方面，旅游接待挤占了村民朝拜神山的时间，导致全村集体性朝拜活动中断，更为重要的是因旅游接待设施修建的滥砍滥伐行为直接冒犯了神山，导致村民焦虑不安。因此，绝大多数村民已处于“双层嵌套”之中：物质生活日益“富足”，神山信仰日渐受到“削弱”，但对此深感无能为力。
4 传统规则：遵守与打破
在传统农牧业社会，制定和实施了一整套传统规则。10位受访人均认为传统社会农业和牧业的发展严格遵守“日卦线”和《村规民约》，服从村干部管理。“‘日卦线’由寺庙喇嘛和行政官员依据海拔高低、距村庄远近等标准，为每个村子山林划出一条线，这条线以上为封山区，禁伐禁攀;这条线以下为资源利用区，可伐木但必须适度，不可乱砍乱伐，否则罚款。”(Ybs03140619)《村规民约》规定：“凡外村人到本村牛场放牛，要交粮食和银币做补偿费;外村人到本村山上打猎，猎狗、猎具要没收，还要罚打……”“日卦线”和《村规民约》制定后，交由“伙头”监督执行。伙头由“村众会”选举，全村每户出一人参加，凡村中大事均由村众会议定后交伙头组织实施。阿东土司和德钦寺喇嘛每年都要到村中巡视一次，一旦发现违反规定者，必将严惩。直到旅游开发前，村民坚决遵守传统规则，如规定“每年全村新盖房屋不超过两家，上下村各一家”。1999年，全村共有24户宅基地;2000年至2002年仅新增房屋两间[51]。社区关系和谐、有序。“几乎所有人家都有亲戚关系，旅游发展前关系好。一家需要帮忙，全村其他人家都来。没有什么好吃的，就是一起喝酒、开心。村民也都听村干部的话。”(Ybx07140711)在传统社会，当地依托从正户组成的“村众会”到伙头及土司和寺庙形成的科学有效的组织体系，对农牧业和人们利用神山资源的行为进行严格治理，实现了社区自治。
随着旅游开发的推进，村民逐渐打破传统规则。80%以上的受访者认为旅游开发导致村民违反“日卦线”和《村规民约》、不服从村干部管理、邻里关系紧张与缺乏合作、房屋修建无序。2011年之后，全村户数增长迅速，由2011年的35户增长至2017年的47户，房屋(客栈)修建无序，一再打破“家长会”约定，村干部的管理基本失效。“我和上村队长劳登在‘家长会’上反对客栈外包，提议一家修建一栋客栈，这对环境影响小，可是绝大多数家长不同意……你看现在修了多少客栈啊，客栈修建多了就会互相争抢游客，经常吵架闹矛盾”“现在很多人家都在建客栈，有的人家不止一栋，建完一栋承包出去再建……”(Ybx02140622)村内有识之士愤慨地讲。尽管Ybs04、Ybs06持有不同看法，但事实上这两家都修建了不止一栋客栈，修完一栋承包出去，再修建第二栋乃至第三栋。至2013年年底，全村只有一栋自住房且未经营餐饮住宿的农户仅有4户，有两栋及两栋以上房屋的有31户，建好未装修的房屋有15栋;为了进一步经营而圈占土地的农户有12户，基本集中在上村;2013年，全村修建独立客栈14家，占用農用耕地(2亩)建房的农户有5家，占用林地建房的有1家[7]。更多的人对此充满了忧患意识：“现在太乱了，随便盖客栈，你看上村入村的路两边都是客栈，下村也在忙着建客栈，哪里有这么多游客……这样下去5年以后村里就都是客栈了，还有哪个游客会来，游客不来雨崩也就完了。”(Ybx02140622)
在传统社会，依靠虔诚的神山信仰与藏传佛教等精神力量、寺庙与当地土司等外部力量以及“村众会”与伙头等社区内部组织，制定与实施了传统规则，实现了社区有效治理。但旅游开发后，随着内在精神力量约束的降低以及严格第三方强制力量的缺失，仅存的“家长会”与村干部无力与追求“个人(经济)理性”的全体村民对抗，从而导致传统规则逐渐失效。尽管部分村民对此深感无奈，但在“经济利益”诱惑下，绝大多数人依然选择了打破传统规则的做法，最终可能导致“集体无理性”。
5 日常生活：闲适与烦忧
在开发旅游前，村民的日常生活围绕着农牧业展开。10位受访者均认为从事农牧业，日常生活有规可循、生产依节律展开、生活节奏缓慢、闲暇时间多。“在没接待游客的时候，我们每天围绕着牲畜和农活打转转，早上起来边喂牛、挤奶边念经，吃完饭转完白塔就去干农活，经常去朝拜神瀑、神湖，与关系好的村民喝酒聊天……”(Ybs08130503)从一年的周期来看，农牧业与旅游业的节律不同(表3)。对于农业而言，主要的农活发生在3—10月份，农忙季节主要在4、7、8、9、10等月份。牧业采取了严格的转场制度[7]，牧民离家到牧场放牧的时间集中在5—9月份，其他时间赋闲在家。在传统社会，村民尽管经济收入低但过着喝酒、聊天、跳郭庄舞、唱藏族歌曲的“闲适”生活。相对于旅游业，农牧业对社交能力要求较低，绝大多数村民从事农牧业“得心应手”，面对未来充满信心。
步入旅游社会后，村民日常生活围绕着游客接待展开。绝大多数受访者认为当下的日常生活无规律、生产无节律可循、生活节奏快、一年到头不得空闲。Ybs10道出了日常游客接待的繁忙情景：“我一般早上6：30起床，烧水、做饭，招待游客吃早饭;9：30自己吃早饭，吃完饭洗碗、打扫厨房、客房和洗衣服;12：30吃午饭;13：00—14：00安排进村的游客住宿和提供开水，间隙要洗衣服、洗菜、打扫房间，当天外出的游客一般会在18：30—19：00吃晚饭，要和小工一起为客人提供晚餐，收拾碗筷、烧水;21：30—22：00才能睡觉，旅游旺季时要到半夜……”(Ybs10081027)。村民的繁忙与赋闲取决于游客接待的淡旺季。近年来随着游客接待量逐年增加，几乎每天都有游客到访，接待的旺季在1—2月份、5—10月份。不同人家的游客接待量会有差别，例如雨崩村经营最早、业绩最好的三大客栈几乎没有接待的淡季。因此这三家的经济收入最高，这与经营者较高的社交能力密切相关。“我家在2007年开了客栈，但汉话说不来，外面没有社会关系，除了旺季有游客来之外平时来的很少……”(Ybs08130503)面对游客需求的多元化与未来的不确定性，尽管客栈接待获益丰厚，但绝大多数人家对客栈经营依然力不从心，不得不外包。至2014年6月，三大客栈均已租给外地人经营。“游客要求越来越高，藏族人做的饭菜游客吃不来。自己开客栈的时候雇了六七个小工还是忙不过来，游客经常对饭菜和服务不满意，只好将客栈承包出去。”Ybx01140622一脸无奈地说。70%的受访人对旅游发展未来忧心忡忡，而客栈经营业绩比较好的Ybs04、Ybs06与Ybs10则较为乐观。“我们家的客栈承包给了昆明人一栋，一年10多万元，另外一栋自己经营，找的钱够花，对未来还是挺有信心的。”(Ybs10180131)
相对于宗教信仰与传统规则而言，具有以重复性实践为基础的日常生活对于探讨村民在生计方式转型中的传统文化适应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在传统社会，当地人的日常生活依据农牧业节律展开，劳动强度低，存在明显淡旺季，在充足的闲暇时间里过着“闲适”生活。步入旅游社会后，村民的日常生活围绕着游客接待展开，淡旺季模糊，生产与生活交织，闲暇时间被挤压，呈现为“稀缺”状态。村民因旅游接待而提高了经济收入生活富足，但也因生活节奏骤然加快而内心焦虑。作为社区生活的一部分，闲暇与整个社区特有的文化形式和社会规则密切相关[52]，“闲暇”时间的挤压导致村民无法对因旅游接待而造成的传统文化与心理不适进行调整与恢复而呈现为“烦忧”。
6 结论与讨论
6.1 结论
本文运用个人建构理论及积贮网格分析方法，以雨崩村为案例探讨了民族旅游社区居民在生计方式转型中的传统文化适应问题。对于众多民族村寨而言，旅游发展与生计方式转型合二为一。一方面当地人在经济上得以脱贫致富生活富足，这是众多研究已关注的“显性”层面。另一方面，还要关注到在生计方式转型过程中当地人可能存在传统文化与心理不适的“隐性”层面，已有研究对此关注不足。本研究具有以下发现：
(1)当地人在生计方式转型过程中存在传统文化不适的问题
在传统社会，农牧业生计方式与神山信仰亲和度高因而当地人内心安定，依靠传统规则对社区治理成效显著，日常生活依据农牧业节律展开总体表现为“闲适”。步入现代旅游社会后，旅游接待因挤压村民神山朝拜的时空间以及修建旅游接待设施引发滥砍滥伐行为，导致旅游生计方式与神山信仰冲突，当地人为此焦虑但无能为力;当地有识之士对于“家长会”与《村规民约》等传统规则对社区参与旅游治理逐渐失效的现实充满忧患意识，但难以阻止村民对经济利益追求;日常生活围绕着游客接待展开，生产与生活高度交织，闲暇时间被挤压呈现为稀缺状态，村民不能及时对旅游接待造成的传统文化与心理不适进行调整与恢复而体现为“烦忧”。
(2)当地人在生计方式转型过程中存在的传统文化不适具有深刻的内在认知逻辑
其一，村民对农牧业的适应受到藏传佛教、神山信仰、传统规则等传统文化的规范与约束，即传统文化型塑了当地人对于农牧业的高度适应与认同。其二，对现代旅游业的认知除了受传统文化的规范与约束外，更受市场经济机制(如竞争、效率等)的支配，且后者在村民日常生活中的影响越来越大。这两个逻辑交替与博弈，共同导致了当地人在生计方式转型中呈现的“矛盾交织”心理。
(3)个人建构理论及积贮网格方法是探讨生计方式转型中传统文化适應问题的有效方法
在民族旅游地区，村民在精神信仰、价值观念与文化认同等方面具有一定异质性[53]。生计方式转型不仅是一个产业更替的过程，更是一个社会文化重构的过程，这必将涉及当地人文化与心理调试的核心问题。村民对生计方式选择与其个人经历及未来预期密切相关，这符合PCT的理论预设。RGA以PCT为理论基础，是分析人类对现实建构的可操作性技术与方法[54]。一方面，它能为受访者提供一种可理解的结构化方法，并使其运用自己的方式坦率地表达观点与看法，生产出高质量的调研素材。研究者为访谈对象提供了要素的选择范围，但并不影响他们讲述人生经历与故事并表达观点。另一方面，对研究者而言，RGA比其他定性研究方法更易于以比较的形式将访谈问题概念化，这比一般的访谈或问卷调查方法更能凸显比较意涵，有助于将要素及相关内容概念化。RGA还能将定性与定量方法勾连起来，为研究者提供视觉图式[55]，表2恰当地说明了这一点。当然，RGA在具体运用时存在的最大挑战在于耗时过长，需要获得受访者的理解与配合。
6.2 讨论
除了以上结论外，还有以下3点值得讨论：
(1)充分发挥传统文化恢复力，提升旅游可持续生计能力
当地人虽然在生计转型过程中出现传统文化与心理不适，却也同时体现出自身恢复力。如面对现代旅游蓬勃发展而传统农牧业逐渐式微给宗教信仰带来强烈冲击所造成的内心焦虑不安，村民采取了增加念经次数以赎罪的方法。在2018年的补充调研中，笔者参与了当地人在藏历新年前每家都举办的念经活动，初衷是为了向神山赎罪，祈求神山谅解并继续护佑家人平安幸福。民族地区凭借民风民俗、自然景观在新的社会经济环境下选择了旅游业作为主要的生计方式，当地人依靠传统文化解决在生计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心理不适问题，这充分体现了族群强大的(传统)文化恢复力。“文化恢复力”(cultural resilience)是指凭借文化习俗、传统知识、传统技艺与个人经历，当地人利用各种生计策略集体或自觉地承受与破解社会经济危机等困境的能力[37]。传统文化对当地人心理不适的调试程度取决于族群“文化恢复力”的强弱，二者之间具有密切的关系。在旅游发展过程中，当地社区应充分发挥其文化恢復力，融合宗教信仰，制定既符合传统文化与自然景观又适应现代旅游发展规律的村规民约，将农牧业等传统生计方式整合进现代旅游生计体系中，从而更加有效地抵抗生计方式转型带来的文化和心理不适问题。
(2)在生计转型过程中，当地人传统文化的适应程度与旅游发展阶段密切相关
根据游客接待量、当地人的参与程度与外来经营者的情况，雨崩村处于Butler[56]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六阶段模型”的第三阶段——(快速)发展阶段。在该阶段，游客量迅速增加，当地人在传统文化适应与接待技能上尚未做好准备，这易出现心理不适。随着旅游进一步发展，主人(东道主)接待技能提升、经济收益与传统文化传承平衡，客人(游客)尊重主人传统文化，这可能会带来主人传统文化适应力的提升，逐渐克服不适应问题。笔者在补充调研中发现，当地人比四五年前的适应能力显著提升，例如绝大多数村民都用上了智能手机并熟练使用微信等社交媒体，汉语水平得到提升并能与游客正常交流，这与旅游快速发展和通讯设施的完善密不可分。因此，当地人的传统文化适应能力处于动态变化中，只要其积极主动地学习与调试必将得到提升。
(3)引入“文化资本”，对旅游可持续生计框架予以完善
许多研究者认识到SL框架对可持续生计情景的文化因素和文化传统作用的忽视是其最大缺陷[1-2，7，36-37]。民族旅游社区在新的社会经济条件下选择了旅游业作为当下主导生计方式，这一生计策略是对融传统文化于一体的自然景观的高效利用。在此情境下，需要对SLFT进行调试(图2)：创造性地增加“文化资本”，提升传统文化在生计资本转化中的价值，发挥文化传统在生计转型中心理不适的调控作用。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 TAO T CH. Tourism as a Livelihood Strategy in Indigenous Communities： Case Studies from Taiwan[D]. Waterloo： University of Waterloo， Ontario， 2006.
[2] TAO T CH， WALL G. Tourism as a sustainable livelihood strategy[J]. Tourism Management， 2009， 30(1)： 90-98.
[3] SHEN F J， HUGHEY K FD， Simmons D G. Connecting the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approach and tourism：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J]. Journal of Hospitality and Tourism Management， 2008， 15(1)： 19-31.
[4] HE Zhaoli， SUN Hui. An analysis on the impact of tourism on the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of farmer： A case study of Turpan Grape Valley Scenic Area[J]. Journal of Guangxi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Philosophy and Social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16， 38(2)： 138-143. [何昭丽， 孙慧. 旅游对农民可持续生计的影响分析——以吐鲁番葡萄沟景区为例[J].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 38(2)： 138-143. ]
[5] HE Ailin， YANG Xinjun， CHEN Jia， et al. Impact of r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on farmers’livelihoods： A case study ofrural tourism destinations in Northern Slop of Qinling Mountains[J]. Economic Geography， 2014， 34(12)： 174-181. [贺爱琳， 杨新军， 陈佳， 等. 乡村旅游发展对农户生计的影响——以秦岭北麓乡村旅游地为例[J]. 经济地理， 2014， 34(12)： 174-181. ]
[6] WU M Y， PHILIP L P. Host tourism aspirations as a point of departure for the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approach[J]. Journal of Sustainable Tourism， 2014， 22(3)： 440-460.
[7] SUN Jiuxia， LIU Xiangjun. Influence on means of livelihoods changes to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of the ethnic tourism village： An tourism anthropological investigation of Yubeng Village[J]. Journal of Guangxi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15， 37(3)： 78-85. [孙九霞， 刘相军. 生计方式变迁对民族旅游村寨自然环境的影响——以雨崩村为例[J].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37(3)： 78-85. ]
[8] GUO Jiaji.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cultural adaptation of the Yunnan Tibetans[J]. Ethno-National Studies， 2003， (1)： 48-59. [郭家驥. 生态环境与云南藏族的文化适应[J]. 民族研究， 2003， (1)： 48-59. ]
[9] HE Ming， YUAN E. Study on the cultural adaptation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of the WaMinority[J]. Journal of Southwest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09， (12)： 17-23. [何明， 袁娥. 佤族流动人口的文化适应研究——以云南省西盟县大马散村为例[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科版， 2009， (12)： 17-23. ]
[10] CHEN Xiaoyi. On the three-dimension analysis pattern of urban nonnative ethnicminorities acculturation： Taking tmployees of “Folk Cultural Village of China” in Shenzhen for instance[J]. Guizhou Ethnic Studies， 2005， 25(5)： 102-109. [陈晓毅. 城市外来少数民族文化适应的三层面分析模式——以深圳“中国民俗文化村”员工为例[J]. 贵州民族研究， 2005， 25(5)： 102-109. ]
[11] ZHOU Daming， YANG Xiaoliu. The superficial integration and the deep separation： The cultural adaptation of the Koreans in Guangzhou[J]. Ethno-National Studies， 2014， (2)： 51-60. [周大鸣， 杨小柳. 浅层融入与深度区隔： 广州韩国人的文化适应[J]. 民族研究[J]. 2014， (2)： 51-60. ]
[12] SUN Jin. Cultural adaptation： Western theories and models[J]. Journal of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10， (5)： 45-52. [孙进. 文化适应问题研究： 西方的理论与模型[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0， (5)： 45-52. ]
[13] ZHUANG Kongshao. Is there a third living style?—Natural protection and cultural surviving of four living styles in China[J].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2006， (7)： 35-41. [庄孔韶. 可以找到第三种生活方式吗?——关于中国四种生计类型的自然保护与文化生存[J]. 社会科学， 2006， (7)： 35-41. ]
[14] HAO Shiyuan. The choice of the way of replacing and reforming the minority development： A case study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wenki Hunters[J]. Ethno-National Studies， 1996， (4)： 32-39. [郝时远. 取代与改造民族发展的方式选择——以鄂温克族猎民的发展为例[J]. 民族研究， 1996， (4)： 32-39. ]
[15] SUN Shunü. Intercultural Adaptation Theor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aradigm[D]. Hangzhou： Zhejiang University， 2015. [孙淑女. 范式视阈下的跨文化适应理论[D]. 杭州： 浙江大学， 2015. ]
[16] PIAGET J. Structuralism[M]. Ni Liansheng， Gao Wen， trans.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7： 85. [J.皮亚杰. 结构主义[M]. 倪连生， 高文，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7： 85. ]
[17] KELLY G. A Theory of Personality： The Psychology of Personal Constructs[M]. New York： Norton Library， W. W. Norton and Company， 1963： 253.
[18] ZUO Bing， CHEN Weibo. Impacts of tourist resorts development on the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of relocated residents： A case study of Chimelong International Ocean Tourist Resort[J]. Tropical Geography， 2016， 36(5)： 776-785. [左冰， 陳威博. 旅游度假区开发对拆迁村民生计状况影响——以珠海长隆国际海洋度假区为例[J]. 热带地理， 2016， 36(5)： 776-785. ]
[19] BAUMANN P.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and Political Capital： Arguments and Evidence from Decentralisation and Natural Resource Management in India[M]. London： Overseas Development Institute (ODI)， 2000： 24.
[20] CONROY C， LITVINOFF M. The Greening of Aid：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in Practice[M]. London： Earthscan Publications， 1988： 5.
[21] CHAMBERS R， CONWAY G. Sustainable Rural Livelihoods： Practical Concepts for the 21st Century[M]. Brighton：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 1991： 6.
[22] CARNEY D.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Approach： Progress and Possibilities for Change[M]. Toronto： 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DFID)， 2003： 15.
[23] IORIO M， CORSALE A. Rural tourism and livelihood strategies in Romania[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10(26)： 152–162.
[24] HOEFLE S W. Multi-functionality， juxtaposition and conflict in the Central Amazon： Will tourism contribute to rural livelihoods and save the rainforest?[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16(44)： 24-36.
[25] SNYDER K A， SULLEE B. Tourism in Maasai communities： A chance to improve livelihoods?[J]. Journal of Sustainable Tourism， 2011， 19(8)： 935–951.
[26] SIMPSON M C. An integrated approach to assess the impacts of tourism on community development and sustainable livelihoods[J]. Community Development Journal， 2009， 44(2)： 186-208.
[27] JOSEPH E M. Changes on traditional livelihood activities and lifestyles caused by tourism development in the Okavango Delta， Botswana[J]. Tourism Management， 2011， 32(5)： 1050-1060.
[28] JOSEPH E M， AMANDA L S. The effects of tourism development on rural livelihoods in the Okavango Delta， Botswana[J]. Journal of Sustainable Tourism， 2010， 18(5)： 635-656.
[29] SU M M， WALL G， XU K J. Heritage tourism and livelihood sustainability of a resettled rural community： Mount Sanqingshan World Heritage Site， China[J]. Journal of Sustainable Tourism， 2016， 24(5)： 1-23.
[30] XI Jianchao， ZHANG Nan. An analysis of the sustainable livelihood of tourism households： A case study in Gougezhuang Village， Yesanpo Tourism Area[J]. Tourism Tribune， 2016， 31(7)： 65-75. [席建超、张楠. 乡村旅游聚落农户生计模式演化研究——野三坡旅游区苟各庄村案例实证[J]. 旅游学刊， 2016， 31(7)： 65-75. ]
[31] FABINYI M. The intensification of fishing and the rise of tourism： Competing coastal livelihoods in the Calamianes Islands， Philippines[J]. Human Ecology ， 2010， 38(3) ： 415–427.
[32] YANG Baoyan， WAN Minggang. Cultural adaptation： Theory and methods of measurement and research[J]. World Ethno-National Studies， 2010， (4)： 1-9. [楊宝琰， 万明钢. 文化适应： 理论及测量与研究方法[J]. 世界民族， 2010， (4)： 1-9. ]
[33] BERRY J W， POORTINGA Y H， Breugelmans S M， et al.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M]. Cambridg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450.
[34] CHEN Fenglan. Cultural differences and strategies for adaptation by transnational immigration groups： A case study of new Chinese immigrants in South Africa[J]. Overseas Chinese History Studies， 2011， (3)： 41-49. [陈凤兰. 文化冲突与跨国迁移群体的适应策略——以南非中国新移民群体为例[J].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 2011， (3)： 41-49. ]
[35] ZHAO Jinsuo， WANG Xiaoyan. Cultural adaptation and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of cross-border ethnic groups： A case study of the East Stem[J]. Journal of South-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11， 31(4)： 37-41. [赵金锁， 王晓燕. 跨境民族的文化适应与制度创新——以东干人为例[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1， 31(4)： 37-41. ]
[36] DASKON C， BINNS T. Culture， tradition and sustainable rural livelihoods： Exploring the culture–development interface in Kandy， Sri Lanka[J]. Community Development Journal， 2010， 45(4)： 494–517.
[37] DASKON C. Cultural resilience—The roles of cultural traditions in sustaining rural livelihoods： A case study from rural Kandyan Villages in Central Sri Lanka[J]. Sustainability， 2010， 2(4)： 1080-1100.
[38] WANG Zhusheng， YANG Hui. The cultural concept of anthropolog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nthropological theory[J]. Journal of Guangxi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Edition， 1998， 20(4)： 25-32. [王筑生， 杨慧. 人类学的文化概念与人类学理论的发展[J]. 广西民族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8， 20(4)： 25-32. ]
[39] TYLOR E B. Primitive Culture[M]. Lian Shusheng， trans. Guilin：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05： 20. [E.B.泰勒. 原始文化[M]. 连树声， 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20. ]
[40] KROEBER A L. Culture ： A Critical Review of Concepts and Definitions[M]. London： Forgotten Books， 2018： 38.
[41] GEERTZ C.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M]. HAN Li， trans. Nanjing： Yilin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08： 20. [克利福德·格尔茨. 文化的解释[M]. 韩莉，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8： 20. ]
[42] LEFEBVRE H. 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 Volume Ⅲ， From Modernity to Moderism(Towards a Metaphilosophy of Daily Life )[M]. London： Routledge， 2005： 10-14.
[43] BAO Jigang， SUN Jiuxia.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in tourism of Yubeng Village： Means of participation and its significance for empowerment[J]. Tourism Forum， 2008， 1(1)： 58-65. [保继刚， 孙九霞. 雨崩村社区旅游： 社区参与方式及其增权意义[J]. 旅游论坛， 2008， 1(1)： 58-65. ]
[44] EMBACHER J， Buttle F. A repertory grid analysis of Australia’s image as a summer destination[J]. 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 1989， 27(3)： 3-7.
[45] WAITT G， LANE R， HEAD L. The boundaries of nature tourism[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03， 30(3)： 523-545.
[46] SCHWEINSBERG S C， WEARING S L， DARCY S. Understanding communities’ views of nature in rural industry renewal： the transition from forestry to nature-based tourism in Eden， Australia[J]. Journal of Sustainable Tourism， 2012， 20(2)： 195-213.
[47] PIKE S. Current issues in method and practice repertory grid analysis in group settings toelicit salient destination image attributes[J]. Current Issues in Tourism， 2007， 10(4)： 378-392.
[48] FRANSELLA F， BELL R， BANNISTER D. A Manual for Repertory Grid Technique[M]. London： Wiley Press， 2003： 135.
[49] HANKINSON G. Repertory grid analysis： An application to the measurement of destinationimage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Nonprofit and Voluntary Sector Marketing， 2004， 9(2)： 145-154.
[50] BANNISTER D， MAIR J M M. The Evaluation of Personal Constructs[M]. London： Academic Press， 1968： 55.
[51] ZHANG Zhongyun. Tibetan Ethnography： Life and Culture of Tibetan in Yunnan Province[M]. Kunming： Yunnan University Press， 2006： 67. [章忠云. 藏族志：聆聽乡音——云南藏族的生活与文化[M].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6： 67. ]
[52] WANG Yueping. Villagers Leisure and Daily Life： A Study on the Ethnography of a White Horse Tibetan Village[M]. Beijing： National Publishing House， 2011： 29. [王越平. 乡民闲暇与日常生活： 一个白马藏族村落的民族志研究[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11： 29. ]
[53] PUTNEY A. Introduction： Perspectives on the values of protected areas[M]//Harmon D， Putney A. The Full Value of Parks： From Economics to the Intangible.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03： 185-196.
[54] PTOTTER R B， COSHALL J. Sociopsychological methods for tourism research [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1988， 15(1)： 63-75.
[55] CANNING C， HOLMES K. Community consultation in developing museum projects： A case study using the repertory grid technique[J]. Cultural Trends， 2007， 15(4)： 275–297.
[56] BUTLER R W. The Concept of a tourism area cycle of evolution： Implications for management of resources [J]. The Canadian Geographer， 1980， 24(1)： 5-12.
工人阶级文化理论论文范文第2篇
摘要：高校校园创业文化是社会创业文化的校园形态，是高校校园文化内容和形式的延展，是青年学生社会化的新载体和新形态。高校校园创业文化蕴含了青年学生社会化的主体期望，体现了青年学生社会化的主体内容，提供了青年学生社会化的必要条件，优化了青年学生社会化的具体途径。
关键词：高校校园；创业文化；青年学生社会化；主体期望；主体内容
社会化是社会以其特有的文化将新的成员不断教化，使之成为符合要求的“社会人”的过程。青年学生社会化是在其初级社会化基础上的继续社会化，是以校园文化为依托，深入学习、吸收和创造社会文化，学习和掌握社会所需要的技能、规范和行为方式，逐步适应社会生活，成为能自觉担任一定社会角色的过程。青年学生社会化与青年学生进行职业准备和走向职业生活直接相连。高校校园创业文化是社会创业文化的校园形态，是人们在创业实践和高校在创业教育中形成的关于创业的观念形态、道德规范、价值标准、精神面貌等的总和。校园创业文化根据青年学生的全面发展需求，帮助他们发现自我、完善自我、发展自我，选择和设计自己的价值目标、生活样式，塑造积极的心理品质与情感，完成从学生角色到职业角色的转变。从社会化理论的视角，深入研究高校校园创业文化，升华青年学生社会化的主体期望，拓展青年学生社会化的主题内容，优化青年学生社会化的条件和途径，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HJ*4〗
一、校园创业文化蕴含了青年学生社会化的主体期望
提高自主创新的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这是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是提高综合国力的关键。要坚持有中国特色的自主创新道路，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贯彻到现代化建设各个方面。建设创新型国家、创新型社会，需要具有创新意识、创新能力和创新精神的创新人才，而这种创新型人才必须是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并行，学问修养与人格修养并举，知识、能力与素质并重的复合型人才。青年学生作为当前社会建设的生力军，具备创新能力，敢于责任担当，集体主义观念强，品格坚毅，心理素质优良，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毫无疑问是国家和社会对他们的主题期望。“文化是一个大学赖于生存、发展的重要根基和血脉。”＼[1＼]高校校园创业文化富含创业特征属性，是大学文化的核心要素之一，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一部分。人们在追求财富、创造价值、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形成特定的思想理念、价值取向、心理意识和行为方式，不断地传承结晶为自信乐观、勇于竞争、敢于承担、积极进取、不断创新、团结奉献的创业精神，并融入校园文化，形成校园创业文化中具有独立形态和功能的最基本要素，与大学教育的特定功能呼应贯通，蕴含着对青年学生社会化的主题期望，也是青年学生社会化的主体要求。
从本质上讲，校园创业文化体现了当代大学教育的基本价值取向，其包容独立个性，容纳不同观点和思想，鼓励独创性，尊重多样化，促进青年学生的思想解放，激发他们的创造热情，使其内在潜能得到最大限度的释放，主体性得以张扬。高校校园创业文化作为校园先进文化的一部分，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融入其中，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崇尚热爱祖国、遵纪守法、诚信敬业、团结奋斗、开拓创新等价值理念。高校校园创业文化的这些特质，有利于帮助青年学生在社会化实践过程中，不断获得价值认同，满足成就感、归属感等心理需求，有利于培养青年学生正确的价值取向和高尚的道德品质。与此同时，高校校园创业文化所蕴含和传承的科学文化知识，可有效地优化青年学生的知识结构，激发他们的求知欲望，培养他们的综合素质和实践能力，有利于提高他们的知识技能水平。青年学生的创业过程是立足创新，不断超越的过程，也是艺术化地处理各种关系的过程，为他们提供了广阔的想象空间、超脱狭隘的情感世界和创新创造的自由天地。“社会化机制是将文化模式（价值观、信仰、语言和其他符号）内化到人格系统，进而制约其需求结构。”＼[2＼]青年学生在大学期间的社会化过程中，受校园创业文化的影响，不断了解自己与社会期望或他人的差异，正确认识社会对自己的期望，不断进行社会认同，学习和内化创业文化中蕴含的价值观念、社会规范、态度目标和行为方式，逐渐塑造正确的自我意识，不断培养创业社会意识、风险意识和责任意识，形成社会道德感、责任感和使命感，树立为集体、国家和社会不断创新、敢于担当、勇于开拓、艰苦奋斗的远大理想和宏伟志向，成长为社会所需要的人才。
二、校园创业文化体现了青年学生社会化的主体内容
新时期社会发展对人才的要求更高，青年学生的社会化任务也更艰巨，水平要求也更高。当前青年学生社会化的主体内容主要包括：一是思想政治社会化，即通过各种方式让他们认同和接受主流的政治思想、政治原则、政治制度，使其成长为遵守政府规定、服从国家法律、行使正当权利、承担应尽义务、具备一定政治能力、促进社会稳定的合格公民；二是道德社会化，即将社会道德规范逐步内化为个人道德品质，使青年学生形成文明的举止和良好的个人品德；三是法制观念社会化，即使青年学生掌握一定的法律知识，形成较强的法制观念，养成自觉的守法意识；四是知识技能社会化，即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了解和掌握科学技术发展成果，具备一定的专业技能水平，建构较为完整的专业知识体系，培养综合能力，以适应社会的需要；五是心理水平社会化，即培养能很好地适应社会生活的优良心理品质、健康的心理状态、积极向上的心理行为。具而言之，高校校园创业文化建设体现了以下主体内容：
（一）体现了思想政治教育和道德教育的重要内容
创业不仅仅是一味追求经济财富，而是“一种生活的态度，一种开创、发展、引领、主动的态度，是识别、形成、实现生活愿景的过程，是一个创新的想法，或者只是更好的做事的方式”＼[3＼]。高校校园创业文化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一部分，是时代的理性呼唤，必然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为核心，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武装青年学生的头脑；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引领，自觉抵制腐朽落后文化的侵扰，杜绝有违国家、社会和人民利益的成份；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社会行为规范，使社会规范通过教育或舆论氛围影响等方式，内化为青年学生自身的信念、习惯或行为准则。这一内涵必然使青年学生更加坚定马克思主义信念，深刻领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树立奉献国家、贡献社会的崇高精神，引导他们崇尚爱国、诚信、公正、法治、文明、和谐的价值理念和价值追求。
（二）强化了青年学生对科学文化知识的学习和技能的培养
高校创业教育不是单纯地培养企业家、商人，更不是简单地教会学生怎样把财富或经济利益最大化，而是通过创业带动学业，促进就业，引导学生崇尚科学，学会学习。创业的过程实质上也是创业者不断学习和运用科学文化知识以提高综合能力的过程。创业者要进行创造性思维和实践活动，必须有广博的知识和一专多能的知识结构，如科学技术知识，管理学、经济学、法律方面的知识等；必须具备综合能力素质，如创新能力、技术运用能力、学习能力、人际交往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力等。高校校园创业文化本身就蕴含并传承了丰富的科学文化知识和技能，具有重要的教育功能，也是必要的教育途径。创业教育、培训等显性课程，可以直接向青年学生传授多学科知识和技能，优化知识结构；创业精神文化氛围等隐性课程，又能够激发他们的创业和成就动机，深度唤醒他们的求知欲望。创业实践等创业行为文化，是青年学生切身体验和实践科学文化知识以及提高综合技能的现实平台，能有效利用“创业的拉力效应”促进他们知识的内化和技能的外化。
（三）促进了青年学生健康心理素质的形成
心理素质是创业者的基础心理条件，反映了创业者的意志、情感、态度和动机等。一方面，创业过程充满曲折、艰险、竞争和矛盾，但“古之成大事者，不唯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这一过程磨练和造就了创业者处变不惊的心态、愈挫愈勇的意志、艰苦奋斗的精神、拼搏进取的品质。另一方面，成功创业者的经历和创业成功后的体验，会激发正在创业和有创业意向者强烈的成就需要和成就动机。“98%的人把‘个人成就感’列为第一重要推动力，其中70%的人认为是非常重要的因素。”＼[4＼]个体一旦确立强烈的成就需要，就会期望自己能做得更好，渴望更卓越的标准，也会经常通过评价自己来衡量自己取得的进步，从而引导其形成较强自尊和充分自信，形成正确的自我意识和价值认同。
三、校园创业文化提供了青年学生社会化的必要条件
从一定意义上讲，高等学校是为青年学生社会化目的而设立的专门学习机构，给学生提供了有组织、有目的、有计划的系统化受教育条件及物质资源基础，营造了丰富的精神文化氛围，提供了有效的制度规范保障及和谐的群体环境等。“社会的文化提供了个人赖以生存创造的原材料。如果文化贫乏，个人便会受害；如果它丰富灿烂，个人便可能得到大大发展的机会。”＼[5＼]高校校园创业文化，具有倡导并富于开拓、创新、兼容、与时俱进的特质，把创业教育、创业实践、创业精神、创业成果等融为一体，极大地丰富了校园文化；高校校园创业文化根据青年学生全面发展的需求，按照高等教育的目的，确立新的价值目标体系，为青年学生提供了成长、成才、发展、〖JP4〗创造所需的丰厚的“原材料”，为青年学生的全面社会化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一）提供了青年学生社会化必需的正规教育
高校创业教育课程和创业实践活动是青年学生创新创业的必要基础和平台，其社会化的必要条件和渠道，有利于帮助青年学生系统地掌握并切身实践创新创业的知识和技能。系统化的创业教育课程体系不仅包括创业学、市场营销、企业管理、财务、计算机管理软件、政策法律等课程知识，还坚持人文素质教育与创业教育结合，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实现多学科、多层面的知识融合，有效地拓宽了青年学生的知识视野，优化了他们的知识结构。创业教育课程还有计划、有组织地安排培训和实践环节，让学生能够获得创业的感性认识和培养实践能力。教学中多采用探究式、启发式、问题式、讨论式等教学方法，激发和培养学生的批判性和创造性思维。此外，高校创业教育中非常注重学生的个性化指导，根据学生的态度和兴趣不同、创业起点和创业领域不同等因素，因材施教，满足青年学生的个性化发展需求。
（二）奠定了青年学生社会化必需的物质基础
物质文化是高校校园创业文化的重要形态，主要是指学校开展创业教育与创业实践的场所、设备、资金、成果等教育教学资源，为青年学生实践专业知识和创业技能提供了物质条件。首先，高校丰富的图书和信息资源，是满足学生知识学习、信息获取的优越条件；第二，丰富的实验教学资源，不同专业领域的实验室、实验平台、实验器材等，能充分满足学生进行科技试验或产品开发，实现科技创新和创业的需求；第三，特定的素质教育场馆、创业园区、创业基地等，为学生提供了创业和发展所需的实践或办公场所；第四，通过举办科技创新赛事、课题项目申报和直接资助等方式投入大量资金，支持和鼓励青年学生创新创业，强化了更多学生的创新创业意识，鼓舞了他们的创新创业热情，激发了他们创新创业的动机，培养提高了他们的创新创业能力。
（三）构建了青年学生社会化必要的制度规范体系
校园创业文化的制度文化一方面包括创业实践相关的法律制度、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既保护了创业过程中创业者的权益，也指导和约束着他们的行为，另一方面包括高校实施创业教育相关的规章制度等，保障创业教育的大力实施和有效推进。青年学生在接受创业教育和文化熏陶时，也在学习这些制度文化的内容。在他们的创新创业行为和热情得到激发和保护的同时，也受到制度规范的约束，并能不断地将其内化为自身的品质，因为“既然社会成员的需要由文化提供满足的机会，那么同一文化下的社会成员实现需要的方式也就受到文化的制约和规定。”＼[6＼]相关制度条例的制定和完善是高校推行创业教育中的重要部分，从办学理念到组织领导，从教学管理到学生管理，从文化实践到资金保障等各个方面，形成有利于创业教育、有利于学生素质能力培养的科学机制。
（四）营造了青年学生社会化必要的精神文化氛围
创业精神文化是高校校园创业文化的灵魂，蕴含在学校校训、标识、教风、学风等校园精神文化中，物化为标志性的人文景观、创新创业成果展示或创业成功人士宣传画廊等物化形态，体现在各种创业文化实践活动中及优秀创业社团、优秀创业团队与个人身上。高校校园创业文化氛围是把具有灌输性特征的创业教育，转化为教育目标明确的校园氛围，具有隐性教育的特征和功能，通过其中的符号、语言、蕴含的价值观念、规范和行为方式，能自然地把创业文化的精神特质内化为青年学生内在的心理品质和文化精神，是其社会化的重要条件。
（五）提供了青年学生社会化的和谐群体环境
同辈群体是个体社会化的一个重要环境因素，“在现代社会中，同辈群体的影响甚至大到改变传统的文化传递方式的地步。”＼[7＼]校园创业团队是以特定的相互关系和方式组合起来进行活动的同辈群体，团队成员具有共同志趣、需求和目标，以及特定的结构形式和约定俗成的规范。校园中学生组建的各种创业社团、创业协会、创业俱乐部等团体组织，在学习和创业实践活动中，能够彼此相互鼓励，相互促进，增强对创业的信心，成为青年学生促进学习、培养创业意识和技能教育的有效载体，也为其社会化提供了和谐的群体环境。
四、校园创业文化优化了青年学生社会化的具体途径
青年学生社会化的目标是帮助青年学生以社会建设者的身份走向社会，参与社会生活，担当一定的社会角色。高校创业教育是青年学生专业教育、思想教育等新的维度。高校校园创业文化具有丰富的内涵、形态和载体，是传统校园文化的有益补充，从系统到单一、从正规到俗成、从课堂到课外、从显性到隐性，使青年学生把“现实的或想象中的他、所处环境间有规则的相互联系、现实的或想象的环境特性转化为内在的规则和特性”＼[8＼]，潜移默化地实现创业文化精神的内化，很大程度上创新和优化了青年学生社会化的现实途径。
（一）系统正规的创业课程教育拓宽了青年学生知识获取的主要途径
课堂教学是学校正规系统的教育方式，是增长学生知识的主渠道，是青年学生大学期间继续社会化的主要途径。科学构建创业教育课程体系，厘清和完善与其他课程之间的逻辑关系，特别是其和专业课程教学的有机结合，拓宽了青年学生社会化的途径，也丰富了社会化的内涵。创业教育是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综合教育，除创业学本身外，还涉及到经济、管理、法律、心理等学科，有时也会兼顾人文学科和美学等，同时提倡把创业教育融入专业课程教育，在专业课程教育中渗透创业教育，从而形成系统的创业教育体系，优化学生的知识结构，促进其全面发展。另外，创业课程教育在教学形式和方法上多采用探究式、讨论式，特别是在创业实习和技能培训中，可以让学生在相对自由的时空里，围绕自己确立的创业目标自主学习，掌握技能。
（二）创新创业实践拓展了青年学生技能培养的现实平台
“身体的实际嵌入，是维持连贯的自我认同感的基本途径。”＼[9＼]创业实践活动，如创业计划大赛、创业论坛、模拟创业和实际创业等，为青年学生提供了更多的参加实践的机会，给他们提供了实际嵌入创业实践的途径，使他们以创业者的角色体验创业的过程，实践锻炼自身的专业和创业技能，培养创业者的优良品质，学习了解相关制度和规范，促进社会化的进程。为支持和鼓励学生创新创业实践，高校提供资金、场所、硬件设备、制度保障等，使他们更多、更广、更深地参与创新创业实践，直观地体验和理解创业，提高自身科学技术知识及技能水平，提升综合能力，特别是观察力、注意力、记忆力、想象力、创造力等。因此，丰富的创新创业实践活动，提供了多样化的技能培养平台，为增强学生创业者角色扮演提供了有力的帮助。
（三）校园创业文化活动丰富了青年学生素质培养的直接方式
“校园文化作为影响青年学生社会化的因素，其范围已超出学校的常规教育，影响广度和深度都非常大，具有整体引导、点滴渗透的效果。”＼[10＼]校园创业文化活动渗透着创业教育的内容，蕴含着创业精神，是学生对创业文化最直接的体验，是培养学生创业意识、创业心理品质和创业能力的重要渠道，是学生素质培养的最直接方式之一。校园创业文化活动具有丰富的内容和形式，比如创业文化节、创业事迹报告会、创业论坛、创业计划大赛、创业培训班、职业规划大赛等。学生在特色鲜明的创业文化活动中，自然地接受创业文化的熏陶，不断明确创业者角色期望，体验创业者角色情感，强化创业者角色认知，实践创业者角色扮演，积极培养自身的创业意识、创业心理品质和创业能力等综合素质。
青年学生是最具创新、创业潜力的群体之一。高等学校开展创新创业教育，积极鼓励高校学生自主创业，是深化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重要途径；是落实以创业带动就业，促进高校毕业生充分就业的重要措施。高校校园创业文化穿透校园围墙，与社会文化尤其是创业文化紧密相联，为青年学生社会化提供了更丰富的环境、更便捷的条件、更有效的途径，增强了他们对社会的认知和参与能力，便于他们日后进入社会的角色的适应和扮演，对他们的社会化过程起到重要的引导、教育及服务作用。“事实上，社会化是人类可以施加作用的过程。人类并非只是等着接受指导或安排的被动对象。个体通过不断推进的社会互动过程逐步理解并接受社会角色。”＼[11＼]青年学生作为社会化的主体与客体，既是社会化的对象，又以自己的社会化行为影响社会化过程，推动社会发展。加强高校校园创业文化建设，需要进一步建立政府主导、高校实施、师生参与、社会支持的全员参与机制；需要不断完善创业文化理论、创业教育教学、创业实践应用的研究；需要进一步建构具有中国特色、高校特点、时代特征的高校校园创业文化体系。总之，只有多方并举，形成合〖JP4〗力，才能真正实现以高校创业文化建设为依托的促进青年学生全面社会化的目标。
＼[参考文献＼]
＼[1＼]袁贵仁.加强大学文化研究 推进大学文化建设＼[J＼].中国大学教学，2002（10）：15.
＼[2＼]特纳.社会学理论的结构＼[M＼]. 邱泽奇，张茂元，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18.
＼[3＼]弗雷德里克，库洛特克，霍杰茨.创业学＼[M＼].蒋春燕，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4.
＼[4＼]贺尊.创业学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37.
＼[5＼]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M＼].王炜，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240.
＼[6＼]风笑天.社会学导论＼[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9：47.
＼[7＼]米德.文化与承诺＼[M＼].周晓虹，周怡，译.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217.
＼[8＼]李维.心理学百科全书＼[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5：1875.
＼[9＼]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M＼]. 赵旭东，方文，译.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1998：28.
＼[10＼]路瑞峰.校园文化对大学生创业的影响探析＼[J＼].中国成人教育，2008（8）：4344.
＼[12＼]吉登斯.社会学＼[M＼].赵旭东，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27.
工人阶级文化理论论文范文第3篇
内容摘要：本文从文化研究的理论价值和对于中国文化研究的现实意义方面对何卫华撰写的《雷蒙·威廉斯：文化研究与“希望的资源”》（2017）一书进行了评析。该著作分析了文化研究作为政治事件出现了历史语境，探讨了文化中蕴藏的政治和革命要素和大众传播的政治潜能，揭示了文学表征和权力以及意识形态间的关联，运用威廉斯的观点论述分析了中国的大众文化研究。本文认为，通过文化研究理论的比较和对比，该著作清晰地阐明了威廉斯理论的独到之处和现实意义；以威廉斯的文化批评为视角，对一些经典文学文本进行了重新解读；引介了威廉斯的独特的文化研究术语，加深和拓展了文化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关键词：大众文化；意识形态；雷蒙·威廉斯；文化研究；“希望的资源”
作者简介：桂宏军，武汉轻工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
文化是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的超级大国的地位依靠的不仅仅是其经济和军事力量，也是由于其以好莱坞电影为代表的文化影响力。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和凝聚力，中华文明几千年生生不息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代代相传的中华文化，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个自信”中就有文化自信。在当今互联网时代，传统意义上的文化的内涵和作用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在此背景下，何卫华的《雷蒙·威廉斯：文化研究与“希望的资源”》可以说是应时之作。正如人类生活的复杂性和多面性一样，文化一词的内涵和外延非常广泛和多样，文化理论的兴起与当代社会转型以及相关知识生产有紧密联系，随着人类认知能力的提高和观察角度的改变，文化的内涵和外延也不断變化（王逢振 1）。在当前全球化趋势和互联网时代的背景下，原有的界定不足以解释这些新的文化现象，而互联网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大众性，而威廉斯的文化理论的重要观点就是文化的大众性，因此威廉斯的文化理论对于评判当前的互联网背景下的文化现象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雷蒙·威廉斯：文化研究与“希望的资源”》包括导论和结语共七章，该书分析了文化研究作为政治事件出现了历史语境，探讨了文化中蕴藏的政治和革命要素；探析了大众传播的政治潜能；论述了文学评论中“文化批评”方法，从“情感结构”、“惯例”和“可知共同体”的角度揭示了文学表征和权力以及意识形态间的关联；运用威廉斯的观点论述了中国的大众文化研究，分析了中国的大众文化，指出大众文化具有颠覆性、民主性、娱乐性、介入性的特点，中国的文化研究可以从威廉斯的思想中汲取养分，成为威廉斯意义上的“希望的资源”，从而推动中国的文化民主化及和谐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何卫华 229）。在当今全球化和互联网时代，如何面对西方强势文化的冲击，如何让大众传播不受资本逻辑的控制的同时充分发挥其潜力，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威廉斯的理念对以上问题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本书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主要在这几个方面。
一、文化研究使命的再省思
“文化研究”的定义犹如“文化”一样，也是难以简单确定的，因为文化研究的兴起是多重文化背景交织的结果。通俗文化各种新形式、青年文化、反传统、新媒体等，加之由于移民和散居现象出现的跨文化特征，这一切使得文化固有的边界和传统的定义被不断打破，因此文化研究理论随着时代在不断继承和发展中。本书作者立足当前的历史语境，研究了雷蒙·威廉斯的文化理论及其现实意义，探索了威廉斯的思想渊源，既有和马克思、阿诺德、艾略特、利维斯思想、福柯、鲍德里亚的比较和对比，既有纵向的追溯，也有横向的梳理，作者通过这些比较和对比论述了威廉斯的文化理论。
作者首先论述了对文化内涵的政治和革命的重构，威廉斯对他所认为的教条的马克思主义文化观进行了重新建构，重新阐释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观点，二者的界限并不是那么泾渭分明，而是不可分的、相对的（229），这为文化的政治介入提供了理论依据。威廉斯将文化重新定义“一整套生活方式”，这一定义将利维斯的精英文化所忽略的大众文化和大众传播引入到学术殿堂内，从而强调了文化的能动性和介入性，威廉斯将自己的政治理想的实现部分地寄托在包括大众文化的“文化”上。这里作者用“霸权”、“主导文化”、“残存文化”和“新兴文化”（85）等概念清楚地论述了威廉斯的文化观，威廉斯用类似解构主义的方法，消解了文化的霸权表象，取而代之的是普通大众都参与的“共同文化”，“共同文化”是由差异性的个体共同参与建构的，这与以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者对“宏大叙事”（grand narrative）的反抗类似。作者通过与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的比较论述了威廉斯所认为的大众传播的政治潜能。威廉斯认为当时以电视为代表的大众传播一方面会成为利益阶层的新的、强有力的和高效的操控手段，在鲍德里亚所描绘的后现代社会中，媒体制造的各种影像逐渐取代了现实，能指和所指已脱节，“真实”的内容已不复存在，人们接触到的只是各种“漂移”的符号。另一方面，新的传播技术不仅可以将信息更高效传播给更多人，也能让更多人更便捷地参与到公共事务的决策之中，促进了民主的实现。
从威廉斯的文化理论的大众性和介入性的特点对于当前中国文化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在当今的互联网时代，底层文化和各种非主流文化不断走向前台，冲击着传统的精英文化，这一进程可以被认为是威廉斯意义上的“文化民主化”。当今的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政治更加开明，教育规模不断扩大，传播手段更加多样便捷，这些使得文化生产、文化需求和消费有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因此在当今整个社会的结构性转型中，大众文化的崛起有其必然性。从威廉斯文化理论的大众性和介入性的视角看，中国的大众文化中有以下特征：大众文化的颠覆性，文化民主性不断增强，受众的主体性，政治性。
在威廉斯那里，作为“介入性”知识，文化研究承载着重新激活英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重任；在当下中国语境中，文化研究不仅仅是以理论话语的形式存在，也能够不断介入到中国社会主义事业中（213）。在威廉斯那里，文化研究的目标是为底层代言，在关注边缘人群文化形式的同时，还必须深入分析其中的政治潜能，通过对边缘群体文化的关注，可以更好地让整个社会关注到这些群体。同样，在当下中国，通过各种新型文化媒体对一些弱势群体的曝光，引发社会和政府关注，从而有可能使他们的生活改善。
二、经典文学作品的重新解读
文学作品的解读有多种理论，有的聚焦于文学作品本身的内容或形式，如新批评理论和结构主义理论；有的强调作者一方，如现象学批评文本的本质是作者写作时头脑中的纯粹的意识，与作者的生平无关；有的关注的是读者一方，如英伽登认为读者在阅读中确定作品中的未定点和填补其中的空白；有的关注文本意义的不确定性，如解构主义。在当前的互联网时代，文本的含义发生了蔓延，新的文本尤其是纸质文本以各种形式出现，新的历史语境下文学研究发生了深刻变化，文化研究的兴起使人们不再拘泥于对传统定义的文本进行单一的内部研究，即那种依据文学文本中的语言层面，从语言结构、语义、修辞方法等角度对文本内部的构成性因素逐层加以分析的方法，而是将研究的范围扩大，对文本的生产机制、传播、移植、旅行和接受的全过程进行扫描，从中透视出问题所在（王逢振 105）。这种从社会发展的动态角度观察文本的演化的文学评论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弥补原有研究方式的不足。
作为一种文学评论方法，“文化批评”探索文学表征和权力以及意识形态间的关联（何卫华 27），这种批评有特定的政治使命和现世关怀，这种发掘文本的字里行间的权力和意识形态暗流的方法为文学批评提供了更为开阔的视野和新的角度，很多经典作品可以用这种方法进行重新解读。《傲慢与偏见》描写的是作者生活的乡村的绅士的日常爱情婚姻故事，没有提及重大的政治历史事件，但小说中的悠闲宁静温文尔雅的乡村生活是建立在作者所忽略的对社会底层的剥削和对殖民地的掠夺的基礎之上的，小说中描写的“可知共同体”实际上是作者有意选择建构的结果。 亨利·詹姆斯的“国际题材”小说将美国人的“天真”和“纯洁”与欧洲人的世故和颓废进行了对比，但实际上去欧洲的美国人都是百万富翁，他们的“纯真”是建立在以不纯真的手段获取的金钱上面的，因此詹姆斯笔下的人物缺乏现实基础，是作者有意选择和建构的。同样，简·奥斯丁小说中呈现的田园风光和悠闲的乡绅生活所掩盖的是社会底层生活，《简·爱》中的爱情故事中罗彻斯特的财产也来自于他在牙买加的殖民产业。《呼啸山庄》讲的是炽烈的追求平等自由独立的爱情故事，并不涉及政治经济制度，从威廉斯的“文化批评”的角度看，作品中对强烈的情感的描写的表征下面是对“可知共同体”所体现的压制性的社会制度和文化的反叛。《远大前程》描写了主人公的生活经历和心理发展，揭示了主人公对进入上流社会的期望以及幻想破灭后的道德感受和精神反思过程，然而故事中主人公的成长是以海外殖民为背景和基础的，小说中的殖民被赋予了魔力，为现实矛盾提供了一种想象性的解决方式；殖民地可以神奇地改变人的经济社会地位，借助这一戏剧性因素，小说中的各种矛盾和现实社会问题得以解决。在诗歌中，田园诗将乡村理想化，呈现的是虚饰的、被扭曲的和充满着意识形态的乡村图景，“反田园诗”展示的则是对抗性的想象乡村的方式，通过描写乡村生活中的苦难、剥削和压榨，揭露和批判田园诗所传达的虚假意识形态。
三、关键理论术语的重新探析
本书的另外一个重要意义就是对威廉斯的一些文化研究术语进行了重新探析，术语是理论的凝练和现象的抽象，这些术语对于提高文化批评的理论深度和视野广度具有很大意义。上面提到的“可知共同体”是文本呈现给读者的社会空间，对读者而言，这一空间中的人物、情景和事件是真切的、实在的和可知可感的存在。实际上，“可知共同体”往往不能反映碎片化的现代社会，“可知共同体”受到作者主观因素的限制，是作者有意的选择和建构（178）。“可知共同体”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弗里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的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中的辩证性、整体性和历史性的观点。詹姆逊认为作为认识对象的客体（例如文学作品所描写的对象）是不可分割地同一个更大的整体（如更为广阔社会背景）联系在一起的，同时也是和作者的思想意识联系的，而作者的思想意识又是历史语境的一部分（Selden 113）。因此作品的内容必然有主观的和历史的局限性和片面性，威廉斯的“可知共同体”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一观点。
“情感结构”和“惯例”等文化研究术语的引介也为文化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通常研究文学作品往往是把作品放在政治经济的背景下考查，而威廉斯的“情感结构”不同于这种政治经济背景，政治经济背景的角度是一种简单机械的决定论，即文学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也是经济基础的反映；威廉斯的“情感结构”也是作品的时代背景，但它强调的是通常所用的分析概念所不能传达出的那种独特的对时代的感受、情感和切身体验，其中有“客观的”整体生活方式，也有个体的现实体验，既有主观的，也有客观的，是林林总总的生活整体（何卫华 152）。“情感结构”比经济基础的内涵更丰富细腻，而经济基础角度的文学作品研究所看到的往往是一种被动的简单的粗线条的反映。“情感结构”和文学作品的意义能更好地契合，例如埃德蒙·斯宾塞的《仙后》中表现的勇敢忠诚的骑士精神和《爱情小唱》中用色彩绚丽的形象对真挚热烈爱情的描绘与伊丽莎白一世的太平盛世文化繁荣的“情感结构”有很好的契合，而马修·阿诺德的诗“多佛海滩”的景物描写中流露出的低沉忧郁的心情和忧国忧民的情怀与当时社会的市侩风气的“情感结构”有紧密的联系。
在威廉斯的文化理论中，“惯例”是指“艺术和文学中某种也已确定的关系或这种关系的背景”，例如在戏剧中，观众和演员的类型、戏剧中人物的打扮装束、人物对话、角色出场和介绍都有章可循，威廉斯用“惯例”来剖析文学形式中隐藏的意识形态的操控（158）。例如萧伯纳的戏剧把握各种社会问题，描写各种社会腐败堕落现象，其内容的中心是社会批判，但由于其中的机智俏皮风趣的对话和传统的戏剧形式等“惯例”，读者往往不一定能充分感受到作者的社会批判性，而荒诞派戏剧的内容所揭露的社会问题的广度和深度虽然不及萧伯纳的戏剧，但因其戏剧形式对“惯例”的突破，给读者的社会批判性感觉更强烈。弗里德里克·詹姆逊在《政治无意识》中研究了形式与社会现实的关系，称之为“形式的内容”或形式的意识形态分析，即文学作品的形式中隐含着意识形态的内容（马新国 569），威廉斯的“惯例”体现了这种观点。
此外“城市”和“乡村”也被威廉斯作为文化研究术语，用来阐释当下世界格局中的等级秩序，这是威廉斯最富创新的分析之一（何卫华 172），随着经济的发展，发达国家的城乡差距不断缩小，似乎城市和乡村的二元对立已经消失。但威廉斯指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全新阶段，各种压制和剥削表现得更为赤裸和强烈，这种本质同样体现在文学作品中。为了攫取市场、原材料和势力范围，通过政治、文化和军事干预，遥远的异国他乡演化为工业化了的英国的“乡村”，例如爱·摩·福斯特（E. M. Forster）的《印度之行》中的印度。这一理解新型殖民关系的视角为文学批评提供了新的更为广阔的视角。
在威廉斯的思想中，威廉斯不断将目光转向现实社会，将大众文化的民主化和各种现代传播手段视为“希望的资源”。正是对文化研究精髓的精准把握，何卫华因此在这本著作中始终强调，文化研究不应该仅仅描叙文化现状，还应该介入社会，烛照未来（217）。对代表大众文化和蕴含意识形态的“希望的资源”的研究对于促进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的健康发展和全面小康社会建设也具有重大意义，这也是本评论所選取标题之意义所在。
引用文献【Works Cited】
何卫华：《雷蒙·威廉斯：文化研究与“希望的资源”》。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He， Weihua. Raymond Williams： Cultural Studies and “Resources of Hope”.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7.]
马新国：《西方文论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Ma， Xinguo. The History of Western Literature Theory. Beijing： Higher Education Press， 2002.]
Selden， Ramen. A Reader’s Guide to Contemporary Literary Theory.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4.
王逢振：《文化研究选读》。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
[Wang， Fengzhen. Cultural Studies： A Selected Reader.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7.]
责任编辑：刘晓燕
工人阶级文化理论论文范文第4篇
摘 要：土木工程作为国民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 承担着国民生产总值的重要任务。目前， 我土木工程的安全形式有所好转， 但与国外先进国家比较， 还存和很大的差距。尤其是安全文化方面。本文从安全文化理论入手， 剖析我国目前土木工程事故原因， 分析我国土木工程安全文化现状， 提出相应改进措施， 为土木工程项目的安全管理提供帮助。
关键词：土木工程建设；安全现状；风险监控对策
土木工程建设决定了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随着我国经济的全面发展，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国的土木工程建设项目依然较多，由于施工环境、施工管理、安全监理等方面因素的影响，造成了我国土木工程建设安全现状不容乐观，同时也没有建立起健全、完善的风险监控系统，从而造成建筑事故频发。因此，要推动我国土木工程建设的持续发展，就要从风险监控系统的建设和完善入手，提高对于工程建设的安全现状分析，从而全面提高工程建设的安全性。
一、安全文化与土木工程安全文化
安全文化是人类安全活动所创造的安全生产、安全生活的观念、制度、行为与物态的总和。在文化观方面既包含精神、观念等意识形态的内容，也包括行为、环境、物态等实践和物质的内容，其根本的目的是事故预防，即保护企业员工的安全和健康，降低企业的财产损失。
安全生产一直都是土木工程建筑业所追求的目标。资源是任何一个建筑企业的主要资产。土木工程建筑业是一个劳动密集型的行业。施工管理的重点是在不牺牲工人的健康和安全的前提下最大限度的提高工人的生产力，同时工人需要用正确的心态、信念、价值和态度来最大限度的实现自己和他人的安全。强大的土木工程安全文化既需要有效的管理制度，又需要组织内人员的行为的提升。塑造这样的文化需要管理人员和工人之间的协调一致、共同努力，也需要整个项目生命周期内在建设供应链上所有成员的参与。
二、木工程建设的安全现状
我国在土木工程安全文化反面的研究还处起步阶段， 近年来， 在经济飞速发展的带动下， 建筑市场非常活跃， 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土木工程安全文化的进步， 并且建立了一些相关模型， 知道安全管理， 总的来讲， 土木工程安全文化建设已成为施工安全管理的重要方式。结合我国国情， 运用安全文化的思想来构建安全管理系统， 科学系统的解决土木工程安全问题， 促进建筑业安全文化建设与项目管理工作的进步。
三、中国土木工程建设安全风险监控中存在的问题
首先是土木建筑行业的技术人员素质较差，由于工程建设数量的增多，从而拉动了对于建筑人才和人力资源的需求，同时也造成了工程人员的安全意识较低，从而容易引发相应的安全事故。再者在土木工程建设中，普遍存在着赶工期的现象，部分施工方为了加快工程进度，追求经济效益，而忽视了土木建设的客观规律，在地质勘查、施工方案设计、施工安全管理方面都存在着较多的漏洞，从而酿成了安全事故。最后是土木工程的层层转包， 造成了工程转包给没有安全资质的施工单位，同时也造成了对于安全监控的责任归属不明确，由于缺乏相应的管理机制，部分施工单位甚至存在着恶意偷工减料的现象，给工程的安全施工留下了一定的隐患。
在风险监控研究和应用方面研究较少，研究的重点集中在对于辨识和评价，没有对存在的安全风险进行系统性、全面性的研究，同时风险监控工作和风险辨识、风险分析工作脱节，造成了土木工程建设风险监控缺乏针对性。此外对于风险监控系统中的预警和控制等关键参数缺乏科学证明和理论推测，安全风险的控制参数设置不能满足工程安全性的需求。
在法律法规和管理标准方面，虽然我国针对建筑行业的风险监控工作出台了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施工标准，但是对于细节方面的约束依然力度不足，同时缺乏有效的监督监管机制，造成了土木建筑行业的管理不规范。在当前的施工建设中，往往存在重视项目建设，而忽视施工过程中安全性的控制，对于一些风险等级高的施工工程，没有采用严格的控制参数，从而造成安全事故频发。此外我国的安全风险监控的相关法律较多，对于监控责任主体的规划不清晰，施工单位往往要承担几乎全部的风险监控任务，从而造成了工程建设风险的转移，这也增加了工程安全事故在施工阶段爆发的概率。
四、加强土木工程建设风险监控的相关对策
1.建立科学有效白勺土木工程安全文化模型。结合我国目前土木工程安全现状， 将人、组织、环境作为安全文化模型的三个层面， 进行安全行为、安全意识、安全知识的教育培训来指导安全文化建设工作。
2.完善工程风险监控体系可以对工程勘查阶段、设施阶段、施工阶段进行全面的控制，降低安全风险的潜在爆发率，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计算机技术和网络通信技术在风险监控中广泛应用，例如WEB、GPS 和GIS 等监控系统的应用极大提高了监控工作的系统性和全面性。风险监控体系的主要工作内容是加强对于风险的识别能力，同时结合相应的工程数据设置来对风险安全等级进行全面的评估，并在整个工程过程中对潜在的风险进行动态监控， 分析各种参数的变化状况，及时发出预警情报，实现了工程建设风险控制的信息化和科学化。
3.提高施工管理人员与施工人员的专业技能与安全理念。施工过程中， 应该根据岗位需要， 有针对性的进行关专业技能的培训与安全王里念的灌输， 使管理者与施工者能够形成正确的安全文化价值观， 提高管理能力与施工技术水平， 增强处理安全隐患与事故的能力。
4.提高监理队伍的专业素养。安全管理素质对于监理人员非常重要。具备充足的安全知识与专业知识， 能够使监理人员在工作时， 很好的履行监督职责， 及时发现并扫除安全隐患。
五、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对安全文化以及土木工程安全文化有了一定的认识和了解， 针对我国土木工程安全文化现状分析， 指出目前安全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 提出了相关的改进建议， 首先要建肯话用的安全文化模型来作为安全文化建设的指导， 然后需要建立健全土木工程安全文化管理体系， 提高建筑业从业人员的专业技能与安全理念， 推动我国土木工程安全文化建设工作的进一步发展与完善。
参考文献：
[1] 简军.基于中国国情的建筑安全文化建设研究[D].重庆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2008.
[2] 方东平陈扬.建筑业安全文化的内涵表现评价与建设山.建筑经济，2005.
[3] 张仕廉等编著.建筑安全管理[M].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
[4] 刘芳.施工企业安全文化评价研究[D].哈尔滨工业大学技术经济2010.
[5] 赵丽艳.建筑施工企业安全文化研究[D].哈尔滨工业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2006.
[6] 郝东灵.建筑施工企业安全文化建设研究[D].天津工业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2008.
工人阶级文化理论论文范文第5篇
摘 要 不可逆转的数字化时代及数字信息技术的支持使中小学课堂教学变革成为必然。其变革主要表现在课堂的教学观念、教学主体、教学方式、教学内容等方面。在数字信息技术之于课堂教学的阔步改革中，要关注课堂教学的精神性，不断加强人文关怀；要增强课堂教学的社会性，恪守化育成人旨归；要重视教与学的依存性，固守教学交互品性。
关键词 数字化时代 中小学课堂教学 数字信息技术
一、数字化时代中小学课堂教学变革的必然性
中小学课堂教学改革是教育研究的经久话题。而今蓬勃的数字信息技术发展，更是推动并使其变革成为必然。20世纪90年代以后，微电子技术、计算机及其软件技术、通信技术等高新技术的发展，使数字化成为现实。而社会各行业在新技术应用上更是紧跟时代步伐，社会生活发生巨大变化。数字政务、商务，凸显着数字信息技术魅力；聊天、购物、报刊、书籍、电视、电影，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等等。课堂作为制度化时期的主要教学形式，面对时代变化和要求以及所要培养“社会实践主人”的育人目的，必然要进行变革。
数字信息技术的支持与嵌入使中小学课堂教学变革成为必然。数字信息技术本质上是一种传播媒介技术，而“媒介技术是一类支持人类表达、交流与沟通的技术，它包含表达符号、载体种类、复制方式以及传播特征等四个子属性”[1]。回眸教学的发展史，可发现传播媒介技术发展是推动变革的主力。口耳相传，师徒传授，使练习成为学习的主要方式；“符号-文字”出现，但记录载体有限，教学依然靠讲授和背诵方式进行；印刷媒体技术出现，使教学能够运用多种方法进行，如讲授、讨论等，也使班级授课制得以确立并不断完善；电子信息技术使视听教学走入课堂，但单向传输的局限，并没有给课堂教学带来实质性的变革；人类进入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数字化时代，互联网传播速度快、范围广，支持双向传播，能够使教学在多个空间开展。随着数字信息技术被不断嵌入中小学课堂教学，变革必然越来越深刻。
二、数字化时代中小学课堂教学变革的表现
“在‘所有人对所有人传播’的时代，每个人都必须对网络、对数字化给出态度，或许你热烈地欢迎它、享受它，或许你排斥它、拒绝它，或许你听之任之、安之若素，却唯独不能闭眼不见、充耳不闻，当它不存在。”[2]数字化时代，我们必须正视数字信息技术带给中小学课堂教学的变革。
1.课堂教学观念：植根于教学实践由内到外的自然转变
数字化时代的中小学课堂教学需要教师具有符合时代要求的课堂教学观念来指导当下的教学实践。当然转变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基于教师的现实课堂教学实践与其先有的教学观念发生矛盾，并在相互斗争中逐渐发生改变。而今数字信息技术广泛应用于中小学课堂教学，虚拟课堂空间的存在、教学资源的可复制性与通达性、信息表征形式的丰富性，知识多渠道的获得打破了专有、学习方式线上线下的共存、不能“装回”纸书的全新知识组织结构以及教学电子产品的操作，等等，必使教师先有的课堂教学观念与新的教学要求发生冲突。技术的不断创新给予课堂教学的挑战，我们无法抵制，也不可能去抵制，唯有适应才是最佳选择。因此，教师要保持对中小学课堂教学现实的清醒，并发自内心地去改变不合时宜的课堂教学观念，以形成新的教学观念并在课堂中实践之，以实现由内而外即从课堂教学观念到课堂教学行为的自然改变。
2.课堂教学主体：从一元的消解到多元的实现
数字化时代，随着互联网和数字信息技术被运用于中小学课堂教学，师生主体间的相依性发生了变化。从师生角色上看，对于教师，除了在现实课堂进行教学之外，还要对学生进行网上学习指导，其角色随技术不断被运用于课堂教学而融入新意义和内涵；对于学生，不仅要和教师一起面对课堂上共同的活动，还要独自面对“线上”学习活动。从师生的课堂交往形式看，面对面直接交流是自教学以来最为基本的交往形式，尽管电媒体给课堂教学带来了些许改观，但这种交往形式并没受到大的影响。今天的数字传播媒介技术以及互联网走入中小学课堂，使教师的课堂交往不再局限于教室，而是走向了面对面和不受时空限制的多种交往形式的共存，即“教师-学生”“教师-机器-学生”“教师-机器-学生-机器-教师”交往等形式。不过，数字化时代课堂教学活动的真正发生仍需师生的“共场”，师生作为共生体，不管师生的课堂教学交往形式怎样变，师生课堂交往的本质都没变。
3.课堂教学方式：现实的在场与虚拟空间的牵绊
数字化时代，数字传播媒介跨入纸媒体与电煤体共撑的课堂，使其教学成为现实与虚拟共谋下的在场与不在场的存在。即使是在教室，由于互联网、电脑、手机媒体的融入，原初的课堂教学方式已不在是原初，直接对话介入虚拟场景、在线学习和咨询可即时发生、屏幕录像课件（包含教师授课语音、板书、教学材料、教学过程的微视频课件）教学使知识点更具针对性，课堂教学方式成为现实的在场与虚拟空间的牵绊。在场的课堂因不在场的映衬，教学的个体性更加凸显；虚拟的教学，因有现实的支撑显得更具有生命性和活力。但教学既要揭示文字符号背后所隐含的深刻道理及知识所内蕴的人类发现知识的活动方式，也要在教学中以平等的态度去“讲理”，教唯一的存在价值就是引起学[3]。因此，数字化时代的课堂教学依然要秉持“讲理”要旨，在现实与虚拟中建构起好的课堂生活。
4.课堂教学内容：物化形态表征与数字化表达的联袂
数字化使教学内容的表征发生了变化，凭借互联网媒体传播技術，只要有移动终端，便可随时学习。中小学课堂教学内容因有数字化媒体表征及其与纸媒体、电媒体之间的相互叠加、融合，使其呈现样态更加丰富多样，可平面、线性，也可立体集中，可静可动；呈现通道由口头言语转为口头言语加媒体，而微课、慕课，为学生提供了丰富的自主学习资源。从一定意义上说，上传的微视频、课件仅是可能的课堂教学内容；集纸质教科书、音像制品、电子课件、多媒体计算机、网络虚拟媒介等于一身的慕课，以一种全新的信息表达方式为学生自主学习提供支持服务。数字化时代，课堂教学内容的物化形态表征与数字化表达的联袂，使中小学课堂教学内容的组织、传输、呈示等，不断地扩展，但能够成为课堂教学内容的材料必定是师生相互作用的材料。
三、数字化时代中小学课堂教学变革中的坚守
在数字信息技术给中小学课堂教学带来诸多变革、发挥其积极影响的同时，也应关注其负面效应，因为中小学课堂教学不仅是让知识传输更快、信息呈现更迅速、过程更加高效、多感官认知配合与协作得到满足，它应有更丰富的内涵。
1.要关注课堂教学的精神性，不断加强人文关怀
数字信息技术进入课堂，可以使课内与课外相通、多重对话关系即时形成、纵横讨论交流随时发起、需要资源立等可取；可将宏观世界微缩，微观世界放大，瞬间化漫长，缓慢转快速，不可视为可视；键盘和手指滑动代替手写，仿真的虚拟代替真实的体验。这种“乱花渐欲迷人眼”的课堂，的确能带来教学信息的丰富多样，利于学生掌握知识、理解理论、把握过程，大大提高教学效率，但运用不当很容易使教学成为操作程序。当课堂交往被物理构件和技术取代，相互探讨用文本语言表达，交流时间被课堂教学信息挤占，课堂因人的存在而具有的精神性情愫也很容易被滤掉。
课堂教学变革需要技术，但技术的为人服务性没变，虽然课堂教学具有工具理性，但作为“人为”存在的活动，因人存在而具有的精神性不能忽视，“润物细无声”的育人价值和浓厚的人文情怀不能小觑。课堂教学不仅关注传递知识、发展智力，更关注精神、意志、情感、道德的培养；不仅关注学生知识的获得、能力思维的形成，更注重学生内在品性、社会责任感、价值观的形成。既要看到课堂教学传承文化、学生获得生活技能的工具性价值，更要看到其实现师生人性和滋养心灵的本体价值。课堂教学是“成人”“成己”的活动，在用技术使其改革的过程中，要注重其精神性，坚守人文关怀品性，使学生在其中成长、发展、成人，教师获得发展和生命意义。
2.要增强课堂教学的社会性，恪守化育成人旨归
数字化与互联网的结合使学生个性化学习成为常态，并因可有弹性地选择时间而受到重视。作为学习资源的教学视频、微课程以及在线课程，确实能实现学生自主自愿自由地学习。强大的技术能够对学生的学习过程进行监控、学习状况进行评价、学习性向进行判断。但对于中小学生来说，一是他们的心智不健全，自我意识还不完善，自制力和自控力还不强，当面对网络强大的海量信息，他们能否真正地进行自主学习；二是他们社会性的发展离不开集体的涵养，“只有在集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集体中才能有个人的自由”[4]。
“人是名副其实的社会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5]，因而课堂教学不仅要展现个体性，还要彰显社会性。学生个体在课堂社会中体验公共逻辑、理解遵守规则的必要、掌握达成共识的方法、明晰承担责任的价值和意义，并学会如何把握自己，控制其行为及滋生的情绪情感，使其成为个体性与公共性的统一体。尽管自主学习能够养成学生独立判断、自主抉择能力，但集体熔炉能够培育学生的公共道德和做人品质。况且“人在社会中存在不是因为‘许多’个别的人相互‘联合’，认为这种生活方式最适合自己，而是因为人就其自身本质而言只可能作为社会成员而存在”[6]。由此课堂社会对于学生成长关系重大。在利用技术促进中小学课堂教学变革中，要秉持学生的发展特性，增强课堂教学的社会性，恪守化育成人旨归，不能让数字信息技术窄化课堂教学的“育人”内涵，要让它成为培养完整人的得力工具。
3.要重视教与学的依存性，固守教学交互品性
数字化技术将物化媒介信息转化为数字媒介信息，通过计算机和互联网呈现、传播，快捷地分享，使学生能够自主学习。根据网络评价系统评估学习结果，学生可以完成学业要求，但未必“成人”。因为单维知识目标达到并不代表“人之完成”，还需能力、智慧、德性和品格的养成。另外，海量和碎片化信息易使学生养成惰性思维，“信息的疯狂侵蚀了我们对于意义的容纳能力。把思维的弦绷在信息上之后，我们注意力的音符便短促起来。收集的是支离破碎的断简残篇。我们逐渐习惯于抱住知识的碎片而丧失了对知识后面那智慧的感悟”[7]。面对互联网中真实与假象、真实学业上的困难与网络世界中的成功，很容易使一些学生沉溺并习惯虚拟世界，而失掉对真正情感和意义的判断。让学生具有鉴别能力并在海量信息中把握有用信息，需要教与学的交互。
尽管学可以离开教而存在，但离开了学，教也就不存在了。“教师的教承担着使人类创造的科学文化、精神财富世代相继和发展的重任，不是学生学习能代替的任务；双方及其活动关系的性质，也不是主次和谁依附谁。……即使是在课堂内学生的学习活动也不等同于教学活动。”[8]学习与教学是具有明显区别的概念，前者有内容和个体就可开展，而后者必有教师、学生和教学内容方可进行。数字信息技術的运用能够实现自主学习，但代替不了教师的教。技术手段使用的高明在于恰当、有度，计算机充其量只是承担部分教的任务，更何况预设的程序不可能处理唯有处在情境中面对面的人才可能读懂的眼神、表情、肢体等非语言式的海量信息[8]。课堂上教与学的交互，不仅使学生能够探幽发微，而且能使其养成良好道德品性，具有社会责任感。由此，数字化时代的课堂更要重视教与学的依存性，固守教学交互品性。
总之，数字化时代，在利用技术助推中小学课堂教学变革的过程中，我们要站在教学的出发点——“人的发展”上，使教学技术为课堂改革服务，为人的生命成长和发展而设计。
参考文献
[1] 郭文革.教育的“技术”发展史[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1（3）.
[2] 郭华.新媒体时代的教学及教学变革[J].中小学管理，2014（12）.
[3] 郭华.教学即“讲理”——兼论变异教学理论在教学中的运用[J].教育学报，2013（5）.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5] 徐继存.个人主义教学及其批判[J].课程·教材·教法，2007（8）.
[6] 费兰克.社会的精神基础[M].王永，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7] 迈克尔·海姆.从界面到网络空间——虚拟实在的形而上学[M].金吾伦，刘刚，译.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0.
[8] 叶澜.课堂教学过程再认识：功夫重在论外[J].课程·教材·教法，2013（5）.
[作者：邢思珍（1970-），女，河南唐河人，信阳师范学院教科院副教授，硕士。]
【责任编辑 郑雪凌】
工人阶级文化理论论文范文第6篇
摘要：十八大会议的主要精神就是“科学发展观”，亦是十八大的灵魂。“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和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是我们工作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确立“科学发展观”思想的重要指导地位，是十八大的一个历史性贡献！
关键词： 十八大会议 科学发展观 党的建设
11月14日，随着十八大会议的胜利闭幕，各级党组织也迅速的融入到了不同形式的学习、讨论、传达和落实十八大会议精神的氛围中。通过认真学习、领悟会议内容，使每一位党员在思想上对未来的工作重心有一个比以往更加深刻的认识。结合当前的企业所面临的环境，认真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分析原因，将十八大会议的主要精神灵活运用于企业的实际管理中去。各企业员工热情极高，纷纷表示要自觉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大精神上来，以更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为实现党的十八大确定的奋斗目标和工作任务而奋斗，为企业再创辉煌而努力工作，全面提升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战斗力。
随着企业改革的不断推进和深化，企业的党建工作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挑战。如何才能适应新形势，使各级党组织在企业中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调动广大企业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卓有成效地在企业中开展党建工作，成为当前企业党建工作的重要课题。企业党建工作开展得如何，直接关系到企业的安全、发展和稳定，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各级党支部在总结以往工作经验的基础上，严格按照十八大的会议精神，结合本部门的实际情况合理制定计划，为了增强企业党组织的生机和活力，发挥企业党组织的模范带头作用，根据各级组织面临的环境，找准开展活动、发挥作用的着力点，在扩大党员参与面、提高实效性上下工夫，增强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企业必须切实增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坚持用发展的眼光、发展的思路、发展的办法，在改革创新和企业发展中勇于探索和努力解决企业存在的问题。
十八大会议指出，在新的历史时期为适应时代的需要，我党肩负的主要任务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坚实的理论基础；以改革开放以来的探索和经验总结做为今后实践的基础；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为基本构成；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等一系列问题。要求高举有中国特色的伟大旗帜、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社会经济的思路、把握以改革创新的精神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关键，解放思想，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今后的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明确了方向。
十八大会议的主要精神就是“科学发展观”，亦是十八大的灵魂。“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和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是我们工作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
在此次会议中也是第一次明确了科学发展观在党和国家全部工作中的指导地位。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坚持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根本方法就是统筹兼顾。要准确理解和把握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和根本要求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坚持 “四个更加自觉”。具体到企业实践中，要坚持把握以下几个原则：
一、 一个优秀企业的发展必须依托于良好的企业文化建设
离开了发展，就谈不上经济增长；离开了发展所奠定的物质基础，就不可能有社会和谐和国家的稳定。作为一个企业来讲，首先要有良好的企业文化建设，才能为国家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添砖加瓦。
现代企业文化理论认为，企业文化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通过社会实践所形成并为全体员工所遵循的共同意志、价值观念、职业道德、行为规范和准则的总和，是企业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以价值观为核心的文化管理模式。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主体，企业的发展水平决定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经济建设的程度，而企业文化建设水平的高低决定了企业发展目标和发展定位，是决定企业能否适应所要面临风云变幻的世界经济形式，求得生存和发展的关键因素。必须更加自觉地把“推动企业文化建设，服务企业发展”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这是由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党的执政使命决定的，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具备的理论基础。
被誉为“组织文化之父”的艾德加·沙因认为企业文化分为以下三个层次：人工制品（Artifacts）层面、信仰与价值（Espoused Values）层面和基本隐性假设与价值（Basic Assumptions and Values）层面。现在许多企业只把企业文化建设做到最表面的人工制品阶段，而对企业文化内在价值和理念的研究、整合、创新和体现则往往受到忽视，没有真正地融入经营管理之中并实现良性互动，这是我们企业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克服的关键是要真正认识到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性，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实际，科学分析，深刻把握企业发展面临的新课题新矛盾，牢牢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要着力把握发展规律、创新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方式、破解发展难题，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实现又好又快发，实事求是的创建适合自身企业发展的企业文化，实现企业发展的良性循环。
二、 企业发展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
“ 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是贯穿中国共产党建党90余年的一条主线，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核心价值观，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指出，“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报告中同时明确提出：“凡是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决策都要充分听取群众意见，凡是损害群众利益的做法都要坚决防止和纠正。” 这两个“凡是”的再次提出，表明我们党坚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如何能将这条主线更好的在企业中得到正确运用，更是现代企业谋求发展必须严格遵守的宗旨。
一个国家是由全体人民组成的，人民才是一个国家的主体，是建设者也是国家建设成果的当然享用者。在一个企业中，员工是最重要的财富，没有优秀的员工队伍就不可能造就出一个优秀的企业，也不可能创造辉煌的篇章。从美国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1943年在《人类激励理论》论文中提出的人类需求层次理论出发，要构建优秀的员工队伍，首先应保证员工基本权利的满足。一要保障干部职工的参与权；二要落实干部职工的知情权；三要强化干部职工的监督权；四要积极为困难职工排忧解难。维护好广大职工的合法权益，保证干部职工队伍的稳定，为保持和促进社会政治的稳定做出积极努力。具体实施上比如工资，奖金，带薪休假等福利待遇。企业要切实为职工办好事、实事，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不断提高员工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促进员工的全面发展，使企业里的每一位员工树立企业主人的信念，汇聚成一股强大的发展合力，依靠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确实在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创建和谐社会的理论指导下，使员工的自身价值在企业的发展中得到更加充分的休现。
三、要把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作为对企业发展的基本要求
十八大会议把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整体提出来，并作为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赋予时代内涵，作为我国未来社会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发展的一项指导原则。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必须处理好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三者的关系，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三者身一个有机融合的整体，紧密联系，不能孤立起来。 在我国，由于长期坚持“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的经济增长方式，使我国面临着严重的问题：一是资源短缺，二是生态环境的持续恶化。这种以牺牲资源，破坏环境为代价换来的发展是不可取的，对我们也是一个惨痛的教训，是值得我们反思的。传统的发展模式已经凸显了它的危害和弊端，必须引以为戒，转变方式，不能重蹈覆辙。科学发展观进一步使我们深刻的认识要体现企业全面发展的可持续性，实现企业的良性循环，营造一个能促进企业长远发展的思想氛围，企业文化要随着企业所面临的环境的变化而变化，成为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文化力支撑。在企业管理中，必须协调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个方面的关系，使优化的整体大于各个部分的总和。必须树立起资源节约意识，通过科技创新，采用节能技术、提高资源利用率，降低对资源的消耗和浪费，治理环境污染，保护生态环境，建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和回报社会型企业，形成可持续发展的企业发展理念，提升企业文化的核心竞争力。坚持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历史的必然选择。
我们党在深刻总结国内外在发展问题上所取得优秀成果和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站在一个新的历史高度，进一步明确指出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阶段，必须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我国要在2020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必须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
四、以统筹兼顾作业企业发展的根本方法
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为企业文化建设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胡锦涛总书记在报告中要求统筹城乡、区域、经济社会、人与自然、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等的和谐发展，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要求统筹中央和地方、个人和集体、局部和整体、当前和长远的利益。只要资源具有有限性，在不同方面的投入就涉及到分配问题，也就需要统筹兼顾。就企业而言，同样面临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统筹兼顾问题，我们始终要在各种矛盾中找寻一个最佳的平衡点，以获得最大的效益。
从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个人利益和整体利益来看，当一个企业取得一定经济效益的时候，是应该优先考虑增加职工收益还是购入生产资料扩大产能；从产业布局上来说，任何一个行业都具有周期性，当一个行业面临周期性衰退的时候可以在另一个行业继续获取利润等等都是统筹兼顾在企业中的具体体现。作为一个企业，我们要牢牢掌握统筹兼顾的科学思想方法，努力做到以下四点：（1）总揽全局、统筹规划。明确发展思路、形成发展共识。（2）立足当前、着眼长远。注重处理好快与好、当前发展与长远发展的关系，防止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3）全面推进、重点突破。树立辩证思维，既善于抓住根本和重点，又注意发挥各组成部分的作用。（4）兼顾各方、综合平衡，更好地推进企业科学发展、和谐发展。
总之，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只要坚持用科学的发展观，促进企业文化和生产管理并重，并引导企业职工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引导职工关心企业热爱企业，把自己的前途和命运与企业紧密相连，培养青工敬业爱岗的精神，增强企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把企业作为我们的家，爱岗敬业，用自己的劳动在实践中体现出自己的人生价值。坚定移地走全面可持续发展的道路，用统筹兼顾的方法为企业谋求更大的发展。才能实现企业的效益的最优化。
参考文献：
[1]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
[2]《十八大报告辅导读本》
[3]《刘云山：科学发展观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
[4] 艾德佳·沙因（Edgar Henry Schein，1928-）；《组织文化和领导》（Organizational culture and Ieadeship）；美国麻省理工学院
【基金项目】霍州煤电高层专业人才实践工程资助项目（HMGS201208）
作者简介：张延明（1966.9-），男，山西襄汾人，工程师、政工师，山西焦煤李雅庄矿副矿长、李雅庄矿选煤厂党支部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