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建设金融管理论文范文第1篇
摘 要：饮用水关系到居民生活的健康，城市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和谐。做好饮用水价格管理，加快建立完善居民阶梯水价制度，充分发挥价格机制调节作用，对提高居民节约意识，引导节约用水，加快水务事业和谐发展，促进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进一步完善Z市阶梯水价管制，有利于提高人民群众生活质量，促进城市经济社会和谐发展。
关键词：饮用水管理 水资源 阶梯水价 价格机制原则 价格机制措施
一、引言
1.问题的提出。价格作为资源稀缺性的指示器，同时也是稀缺资源优化配置的调节杠杆，水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依赖于科学合理的水价机制。城市供水自然垄断性强、资源约束性强和必需品特征，使价格的自发机制无法实现水资源合理配置，需要政府对水价进行管制。发挥水价机制的配置作用、实现水资源合理开发利用，依赖于适当的水价管制政策及其有效执行。水资源的合理开发依赖于科学合理的水价机制，而充分发挥水价机制的配置作用依赖于水价管制政策及其有效执行。
为促进节约用水，一些地方结合水价调整实行了居民阶梯水价制度（以下简称“居民阶梯水价”），节水效果比较明显。目前，居民生活用水占全国城镇供水总量的比例接近50%。一方面，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加快，用水人口增加，城镇水资源短缺的形势将更为严峻；另一方面，水资源浪费严重，节水意识不强。加快建立完善居民阶梯水价制度，充分发挥价格机制调节作用，对提高居民节约意识，引导节约用水，促进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合理确定城市供水价格和价格结构，是城市供水价格管制的核心。
2.Z市饮用水价格管制现状分析。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进展，人们的饮水方式也发生了改变，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自来水已经成为城市居民主要的饮水渠道。90年代以前，农村饮水主要依赖河水，自来水通水少，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到九十年代后期，自来水越来越普遍。居民对饮用水水质要求越来越高，Z市处于长江下游，有丰富的水资源。Z市从2006年开始就实现全市区域供水，2009年，又实施了全市供排水一体化。区域供水厂统一由给排水公司运行管理。Z市居民饮用水质量在同级别市县中也处于领先水平，但是居民饮用水管理问题也仍然层出不穷。自供排水一体化以来，Z市供排水事业得到了较好较快发展，但由于近几年给排水事业发展较快，借贷资金较多，成本上升较快，投入巨大，导致运营资金压力较重，由于Z市公用事业的建设已走向市场机制运作，建设资金均由公司向银行借贷解决，因此成本的不断提升，还贷压力始终是水司面临的巨大困难，且再次融资的方式减少，自来水价格和污水处理费严重不到位，按照省“十一五”期间城市污水处理费调整计划，到2008年苏南地区污水处理费应调整到1.3～1.6 元/m3元的水平，而目前仅为1.15～1.3元/m3（今年一季度实际污水处理运营成本远远超过调整计划水平）。在以往的水价调整过程中一直脱节。Z市水价水平一直是最低，而南京、苏州、苏州园区、苏州新区、吴江、常熟分别在二年前又作了新的调整（太仓、昆山也将调整到位）。而原辅材料的不断上涨，电价的几次调整，又直接增加了运行成本，造成目前成本与价格倒挂，优质不优价，企业运营困难，阶梯水价改革符合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从水价研究方面，水价制定应以完全成本为基础，全成本采用边际机会成本理论作为实现定价的经济理论依据，是以水的社会循环为基础，以促进城市的可持续利用为目的，综合考虑水在整个社会循环过程中与供水、用水、污水的排放处理和回收利用等各环节相关的各项成本以及水资源价值的水价制定方法。
3.完善阶梯水价管制的意义。理论上，从理论视角下研究Z市居民饮用水管理体系现状，符合国家政治经济发展的总体要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简称“十二五”）中明确规定“加强水资源节约。实行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加强用水总量控制与定额管理，严格水资源保护，加快制定江河流域水量分配方案，加强水权制度建设，建设节水型社会。强化水资源有偿使用，严格水资源费的征收、使用和管理。”2012年的“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实行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合理制定和调整各地水资源费征收标准，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推进水利建设管理体制改革，创新水资源管理体制。”为促进节约用水，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加快建立完善城镇居民用水阶梯价格制度的指导意见》指出为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落实国务院关于完善资源性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决策部署，加快建立完善城镇居民阶梯水价制度，近年来，一些地方结合水价调整实行了居民阶梯水价制度（以下简称“居民阶梯水价”），节水效果比较明显。
二、階梯价格管制的政策取向
随着我国供排水体制改革的深入，城市供水基础设施建设得到了极大发展，国家相继出台了相关的价费政策，指导规范城市供排水的价费行为，极大促进了我国城市供水和污水处理事业的发展。《城市供水价格管理办法》（1998）要求实行分类水价。《关于加大污水处理费的征收力度建立城市污水排放和集中处理良性运行机制的通知》（1999）确立了污水处理费核定原则。2013年12月31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加快建立完善城镇居民用水阶梯价格制度的指导意见：为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落实国务院关于完善资源性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决策部署，加快建立完善城镇居民阶梯水价制度。
1.价格管制政策总体要求。《意见》确立了居民阶梯水价管制的总体要求：加快建立完善居民阶梯水价制度，要以保障居民基本生活用水需求为前提，以改革居民用水计价方式为抓手，通过健全制度、落实责任、加大投入、完善保障等措施，充分发挥阶梯价格机制的调节作用，促进节约用水，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
2.阶梯水价政策基本原则。《意见》要求一是保障基本需求，对非基本用水需求，价格要反映水资源稀缺程度。二是促进公平负担。居民生活用水价格总体上要逐步反映供水成本，并兼顾不同收入居民的承受能力，多用水多负担。三是坚持因地制宜。根据各地水资源禀赋状况、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居民生活用水习惯等因素，制定符合实际、确保实效的居民阶梯水价制度。
3.价格管制的主要目标。《意见》指出2015年底前，设市城市原则上要全面实行居民阶梯水价制度；具备实施条件的建制镇，也要积极推进居民阶梯水价制度。
4.阶梯水价管制的主要内容。（1）《意见》指出各阶梯水量确定。阶梯设置应不少于三级。（2）各阶梯价格制定。根据不同阶梯的保障功能，第一和第二级要保持适当价差，第三级要反映水资源稀缺程度，拉大价差，抑制不合理消费。（3）计量缴费周期。各地在確定计量缴费周期时，应考虑季节性用水差异，以月或季、年度作为计量缴费周期，具体由各地结合实际确定。（4）全面推行成本公开。制定和调整居民阶梯水价要按照有关规定和程序，严格实施成本监审和成本公开。
5.保障措施和工作要求。（1）制定具体实施方案。各地应按照国家统一要求，尽快制定本地区居民阶梯水价具体实施方案，结合实际，适当考虑家庭人口差异，合理确定阶梯水价标准，凡调整城市供水价格的，必须同步建立起阶梯水价制度。已实施居民阶梯水价的城镇，要按本指导意见要求进一步调整和完善。（2）做好方案论证和听证。各地在制定居民用水阶梯价格方案的过程中，要充分听取各方面意见，对实施方案进行认真研究论证。方案形成后，应按《政府制定价格听证办法》规定进行听证后实施。（3）加快城市“一户一表”改造。推进“一户一表”改造是实行阶梯水价制度的重要基础条件。（4）做好低收入家庭保障工作。各地在建立居民阶梯水价制度工作时，要充分考虑低收入家庭经济承受能力，确保其基本生活水平不因实施阶梯水价制度而降低。（5）加强宣传引导。充分利用各种媒体，采取多种形式，宣传我国水资源紧缺现状、实行阶梯水价制度的重要意义，做好政策宣传解读，及时回应社会关切，争取社会各方理解和支持。（6）加大督促检查力度。各级价格、城市供水主管部门要高度重视建立完善居民阶梯水价制度工作，明确任务和要求，加强跟踪指导和监督检查，确保各项措施落实到位，务求实效。
三、完善饮用水价格管理的原则和措施
1.完善阶梯水价管制的原则。饮用水管理的主要内容是指对水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的组织、协调、监督和调度等方面的实施，包括运用行政、法律、经济、技术和教育等手段，组织开发利用水资源，协调水资源的开发利用与经济社会之间的关系，处理各地区、各部门间的用水矛盾。根据水资源禀赋状况、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居民生活用水习惯等因素，制定符合实际、确保实效的居民阶梯水价制度。
2.完善阶梯水价管制的思路。从水资源特性和城市供水产业技术经济特征分析入手，对城市供水价格管制政策进行较为全面的分析，概括先行水价管制政策的特点，分析先行水价管制政策存在的缺陷。通过剖析揭示城市水价管制政策实施中存在的问题，最后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水价管制的改革思路。
四、结语
加强饮用水价格管理，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的迫切需要，是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迫切需要。水既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也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支撑。目前，现有农村供水管道由于在铺设之初就存在诸多问题，饮用水关系人民生活健康的方方面面。保障民生，服务民生，改善民生，必须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水资源问题。本文讨论了城市供水价格管制的必要性、目标、原则和内容。结合城市水价管制理论，对现行水价管制现状进行了分析，提出围绕建立科学的水价机制目标来理清城市水价管制的改革思路。积极推行阶梯式水价，改革低收入家庭水价减免政策，分环节逐步理顺水价，有限提高污水处理费，合理调整水资源费，建立成本约束制度，加强供水成本的监督和规范，健全科学、民主、规范的价格供水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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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建设金融管理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十九大报告;金融体制改革;金融风险防范
2017年12月6日，省部级干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在中央党校开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王沪寧出席开班式并讲话，强调要把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作为2018年第一堂党课、第一堂政治必修课学懂弄通做实。
十九大报告提出：“突出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特别是要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的攻坚战，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得到人民认可、经得起历史检验。”2017年1月18日至20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在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的攻坚战方面取得扎实进展。打好三场攻坚战，第一个就是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风险有很多种，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就是金融风险。怎样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就是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十九大报告明确要求：“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深化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这一段共三句话104个字，指出了金融工作的三个主要任务：第一，服务实体经济;第二，完善宏观调控;第三，防范金融风险。十九大报告提出的金融工作三项主要任务与2017年7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脉相承。在这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强调金融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制度是经济社会发展中重要的基础性制度。习近平提出，当前金融工作的三项任务是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做好金融工作要把握好的四项原则是回归本源、优化结构、强化监管、市场导向。这些内容和十九大报告是高度契合的。今天，我带大家一起深入理解十九大报告这三句话104个字的深刻内涵。
首先，从中国和世界经济比较视角分析当前的宏观经济环境。众所周知，2010年中国GDP超过日本，位居世界第二位，2017年继续位居第二位。从近代历史来看，中国GDP占世界比重的最高年份是1820年，当时中国GDP占全球的比重高达32.9%。后来一路下滑，至1950年时占全球的比重仅为4.5%。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发展越来越好，占世界GDP的比重也不断上扬，现在大概是15%。GDP全球占比排名前5位的国家是美国、中国、日本、德国、英国，五国GDP总和占全球GDP的55%。除了中国，美国、日本、德国、英国都走完了工业化进程。从工业化的历史进程看，这些国家也都经历过经济增长的增速换挡问题，或者说也曾经进入过它们的“新常态”时期。美国在1984年GDP有7.3%的增长，1985年有4.2%的增长，截至2016年的32年里，GDP增长从未超过5%，其中有3年还是负增长。日本在1990年GDP有5.57%的增长，之后的27年里，增长再未超过5%，其中有5年还是负增长。德国在1970年GDP增长5%，之后47年里仅有两年超过5%，有5年是负增长。英国在1964年GDP增长5.04%，之后的53年里，仅有3年增长超过5%，有7年是负增长。据统计，世界上连续5年经济增长超过10%的国家除中国外只有美国和日本，而中国则经历了两次，所以中国实际上已经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经济增长的奇迹。虽然中国经济很难再回到两位数的高速增长，但现在的中国经济增长仍然是世界的领头羊。连续几年来，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三分之一，超过欧美日的总合，这就是中国力量。这一方面使我们增强了做好金融工作的信心，另一方面也看到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确是一场攻坚战。因为经济新常态不是一两天就能过去的，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经济增长就是这样一个速度。经过增速换挡之后，企业利润率比以前低了，偿还债务能力弱了，去杠杆压力就大了，风险也就随之增加。
围绕十九大报告这三句话的内涵，我将按照理论、现状、问题和对策的逻辑和大家探讨。
一、服务实体经济服务
为什么要让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呢?金融凭什么能够服务实体经济呢?这是由金融的基本功能决定的。金融就是资金的融通，通过资金的融通，就可以实现资源配置的功能。在实际生活中，我们都有这样的感受。一方面，总是有一些资金盈余的主体，比如大家手里有钱想投资。另一方面，总有一些资金短缺的主体，比如我是一个民营企业家，我想借到钱。我们怎么在市场上见面呢?有两种渠道：一个渠道是直接融资，假如我的企业上市了，就能发行股票、发行债券，各位就可以去买我企业的股票、债券，我们可以在金融市场上进行资金的融通。通过股票、债券的方式把资金从资金盈余的主体传递给资金短缺的主体使用，这就是所谓的直接融资。另一个渠道是间接融资，即大家去银行存款，而我向银行借贷。银行是最大的金融机构，在我们国家还是最典型的金融机构。大家如果手里有钱想投资，又没有特别好的投资渠道(股票投资或实体产业投资渠道)，或者是害怕投资风险，就会将资金存到银行。将资金存入银行本质上也是一种投资，只是它的投资回报率比较低而已。大家把钱存到银行以后，银行就可能把它们贷给各个企业了。企业和大家之间资金融通了，但双方并不见面，而是通过银行这个中介机构间接地把资金借到了资金短缺的主体手中，这就是所谓的间接融资。
通过直接融资、间接融资这两种渠道实现了资金融通之后，实质就是实现了资源配置。因为企业拿到资金以后，就会去购买原材料，去进行产供销经营，事实上就是开始进行资源配置了。这是它最基本的功能。在金融学经典教科书中，会把这个基础功能延伸为其他的一系列功能，比如风险分担功能、信息传递功能、监控激励功能、流动性供给功能、降低成本功能、间接调控功能。这些功能我们就不具体展开了。总而言之，正是由于金融的这些基本功能，才可以服务实体经济，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
在实践中，这些年我国金融在服务实体经济的过程中迅速发展起来，以至于出现了“金融化”的趋势，这也是一种全球性的趋势。对于什么是金融化，目前还没有权威的定义，只有一个粗略的界定，即最近几十年来全球范围内金融资产规模相对于实体经济加速扩展、金融部门影响力持续增大的过程，称为金融化。简单的理解就是，金融部门的增长速度比GDP的增长速度还要快，金融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比如在1980年，全球金融资产的规模是全球GDP的1.2倍，到2014年就已经是GDP的3.9倍了。我国实际上也出现了这种经济金融化的态势。大家看图2柱状图是金融资产的绝对额，那个折线是金融资产占GDP的比重，我们的比重也在提高，也出现了所谓金融化的趋势。
金融化趋势好还是不好?它和经济增长到底是什么关系?这些问题现在是有争论的，相关争论可以分为正面评论和负面评论。
正面评论主要出于金融发展理论派。他们通过实证研究，对金融化给予了非常积极的正面评价，认为金融化趋势很好，金融发展促进了经济增长。有人用71个国家自1960年到1995年长达30多年的真实数据，运用经济模型进行验证，得出的结论是金融的发展对经济增长有相当大的促进作用，肯定了经济金融化趋势对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
负面评论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越来越多，引起了学者们的高度关注，归结起来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第一，金融化使得靠债务为生的投机行为持续增多，增加了全球的经济风险。第二，金融部门的回报畸高，导致所有行业的企业都开始仿效金融部门。根据2016年5月的统计，美国金融部门的占比只有7%(1980年为4%)，却拿走了全部公司利润的25%，创造的就业仅占4%。第三，金融炒作容易制造虚假繁荣，支持虚假繁荣的是屡创新高的市场价格而非实体经济的真实增长。上市公司市值很高，好像大家都很有钱了，其实不是实体经济的真实增长，而是靠金融炒作上去的。
鉴于这些负面评论，人们开始更加理性地认识金融和经济之间的关系。我个人认为，在所有负面评论中，最可怕的就是金融风险。我们要防止金融泡沫、防止金融危机。在金融史上，早期最著名的金融泡沫事件就是1720年英国南海泡沫事件。英国政府给予南海公司一个特殊的权利——南美贸易垄断权，就是只允许你这一家公司做南美贸易。当时英国市场非常火爆，上涨很厉害，已经有泡沫了。当这个所谓的利好消息发布之后，股民们对南海公司的业绩充满了幻想、充满了期待：这家公司将会把南美东部沿海的巨大财富源源不断运回英国!所以大家就争相购买南海公司的股票，全民疯狂炒股。半年间，南海公司股票就由每股128磅上升到1000磅以上，涨幅高达700%。就连大名鼎鼎的物理学家牛顿爵士，在朋友劝说之下也买了南海公司的股票，且买在了高点。没过多久，南海公司的财务报告并没有显示人们所期待的好业绩，人们开始抛售南海公司股票，结果股价“飞流直下三千尺”，导致整个英国股市大跌，很多人血本无归，牛顿也蚀本离场。这起泡沫事件使得英国股民在很长时间都闻股色变，牛顿哀叹：“我可以计算天体的运行，却无法计算人们的疯狂。”这句话后来广为流传，让我们认识到金融风险演变为金融泡沫的危害。
如果金融风险演变成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伤害就更大了，比如由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我们简单回顾一下美国次贷危机。所谓次级贷款，本来就不是优质贷款。对一些类似穷人或还款能力很差的人，银行追着他们发放贷款，说你贷款买房子吧，因为房子价格一直在上涨，你买了房子，过一年房价涨了你把它卖掉，不仅能够还回贷款，你多挣的钱还可以去旅游。在这种氛围下，银行劝说那些并没有偿还能力的次级客户贷款买房。结果，房地产价格下跌之后，这些人根本就还不上贷款，银行还贷发生大面积违约，引发了次贷危机。美国次贷危机的发生，导致美国金融危机和全球经济危机，其影响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消除。今天我们看到全球经济低迷，也是这次危机后遗症的一种表现。由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经济危机告诉我们，金融发展必须适度，过度发展也是有害的。
因此，我们应该这样从理论上认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问题：没有金融是不行的，因为金融的功能如果发挥不出来，就无法促进实体经济健康持续稳定增长;但是如果金融过度发展，过度金融化，一旦出现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伤害也是致命的。
進行上述理论梳理之后，我们再看看中国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现状。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金融发展取得了全球瞩目的显著成就，具体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金融改革有序推进。我国金融适应实体经济改革不断发展完善到今天，改革历程大体上可以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78年到1992年，其典型特征就是确立了市场化的改革方向。在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是大一统的金融体制，和计划经济体制是相一致的。那时基本没有金融，银行就是财政的出纳，可以说没有真正的金融机构。从1978年开始，中国要走市场经济的道路，从计划向市场过渡，这样的金融体制肯定走不通，是死路一条，怎么办?于是确立了金融市场化的改革方向。对于这一阶段改革，总体上可以形容为“山穷水尽无疑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第二阶段为1993年到2012年。在这一阶段，国家整顿金融秩序，以“两个真正”(把中国人民银行办成真正的中央银行，把国有专业银行办成真正的商业银行)全面推进市场化改革，实行汇率并轨，四大银行相继股改上市，建立了“一行三会”的金融监管体制。总体上可以形容为“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第三阶段为2013年到现在。党的十八大以后，金融市场化、国际化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金砖银行、亚投行相继成立，沪港通、深港通相继开通，2016年人民币加入IMF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我国金融国际参与度和影响力不断增强，金融双向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稳步推进，中国金融在国际市场上的话语权越来越强。这一阶段，在形势上可以形容为“百舸争流千帆竞，乘风破浪正远航”。
二是社会融资规模快速增长。2002年，我国社会融资规模为2万亿元，2016年，增长到17.8万亿元。大家看到中国人民银行提供的图3曲线，就可以很形象地看到这些年来我国社会融资规模的增长态势，看到我国金融的确很好地服务了实体经济。
三是金融机构、产品、服务日益丰富。从金融机构数量上看，现在我国银行类机构已发展到了3000家、证券类机构385家、保险类机构165家、其他类机构9138家。从金融发展的质量上看，我国在全球名列前茅。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从2009年开始，世界上最赚钱的银行就是中国工商银行了。按“一级资本”排名，中国工商银行也位居全球银行榜首。这些年来，我国四大银行在全球1000家银行排名中都位列前十。
四是金融市场体系不断完善。我国的货币市场(票据市场、银行间拆借市场、短期债券市场、大额存单市场、回购市场等)、资本市场(股票市场、长期债券市场)、衍生工具市场(远期、期货、期权)、基金市场(契约型基金和公司基金、公募基金和私募基金、对冲基金、风险投资基金等)、外汇市场、黄金市场等，从改革开放之前的一片空白，到现在百花齐放、姹紫嫣红，基本上已经是应有尽有了。
看到成就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问题并加以解决，使金融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目前我国金融存在的问题可归结为两个：“脱实向虚”倾向、“金融结构”欠佳。
“脱实向虚”主要是指钱在一段时间内流向了房地产，流向了股市。这几年我们经历过疯狂的股市、惊人的房价。后来通过强有力的措施，现在总体上是稳定了，但还没有解决根本问题，长效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中小微企业、三农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没有得到很好解决。虽然情况有所好转，但是距离需求还有很大的差距。比如，据深圳经信委调研，即使是在中小微企业发展很活跃的深圳等发达地区，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依然存在，深圳中小微企业的获得感与国家政策期望尚有较大差距：仍然有58%的中型企业、70%的小型企业和76%的微型企业对融资环境不满意，73%的小型企业认为从银行借款困难或非常困难;29%的企业融资成本在13%左右，17%的企业融资成本在20%以上，55%的企业担保费在3%以上。再比如，在农村金融问题上，老百姓借钱成本非常高。有一次，我到西南地区的一个偏远村落调研，看到一个老农民办了一个养殖场，他说现在向正规的金融机构借不到款，要向亲戚朋友借钱，100块钱一个月要5块钱利息。我一听吓了一跳，100块钱一个月5块钱利息，合年利率60%了!我调查之后发现，这种情况在那个地区比较普遍。后来我问了一下农商行，他们说三农贷款利率确实比较高，虽然有一些脱贫攻坚政策惠农贷款，但是数额有限，不少地方最多贷5万。
现在，我们国家中小微企业的金融问题、农村金融问题长期以来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从总体上影响了实体经济发展，所以我们不能让钱都流到股市和房市中去，要让它们回归实体经济。以前房地产炒得很疯狂的时候，有一个制锅企业，本来锅造得很好，生意蒸蒸日上，后来嫌利润太低，也搞房地产了。我问企业老总，你怎么就不向德国双立人锅具品牌方向追赶、也成为全球知名品牌呀?老总回答说，那我的企业可能死了，因为制造业利润非常低，而房地产只要搞一个项目，利润就源源不断地来了。可见，在“脱实向虚”的氛围下，对实体经济有很大伤害。现在我们的想法就是让资金都回到实体经济中，特别是要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制造业就得有钱，不能让钱跑到房市、股市上炒来炒去;还有实体经济中的中小微企业要有钱，农村金融也都有资金支持，这样国民经济才能持续健康发展起来。
“金融结构”问题目前主要存在于社会融资结构、金融机构结构和金融产品结构三个方面。
第一，社会融资结构的问题。这可能是最大的问题了。我国这几年不断强调提高直接融资的比重，包括十九大报告也在提。为什么不断强调提高直接融资的比重呢?因为我国直接融资规模小，占我国资金融通总量的比例少，我国融资主要靠间接融资，也就是以银行为典型金融中介的资金融通。比如，2016年全国融资规模17.8万亿，间接融资即通过银行信贷为主要渠道的占了76%，以股票债券为渠道的直接融资只有24%。股票、债券、保险、公募基金和银行一比，都只是银行的小兄弟。
1.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香港、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 2.新兴市场经济体
从全球比较视野来看，我们国家是典型的银行主导金融体系。大家看图4，最左边是世界平均融资结构，最右边是中国的融资结构;黑色部分是银行资产，代表间接融资力量、银行在整个金融体系中的分量。深灰色部分是股票市值，淺灰色部分是债券余额，深灰、浅灰色部分合起来，代表直接融资力量。相比之下，中国的银行力量太强大了。不管是和世界平均水平比，和发达国家比，还是和新兴市场比，我们银行的力量都太强大。随着我国实体经济的体量越来越大，金融资产规模也随着金融化而扩展，中国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如果我们的金融体系依旧过度依赖银行，就会发生问题。假如银行出现风吹草动，不良资产处理不力，发生了危机、风险，我们的金融体系怎么能够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呢?如果我们两条腿走路，除了银行间接融资之外，股票债券直接融资这条腿也很强大，那么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功能依旧能够发挥出来。美国是以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体系，美国银行如果出了问题，它的资本市场就可以继续为实体经济提供资金融通服务。我们国家银行这一条腿长，资本市场这一条腿短，这种过度依赖银行的金融结构与我国经济体量很不匹配，实际上加大了我国的金融风险。
这种融资结构也增加了企业的债务和资金成本。一个企业缺钱，如果资本市场非常发达，规模也很大，比如就像美国那样，企业随时可以在资本市场筹集到资金而不用去银行借贷。可是现在我国公司上市是受限制的，要排队，一般都得排两三年。所以企业着急用钱只能向银行借。如果向银行借，企业资产负债率就上升了，债务就多了，而且要承担巨额的利息费用，企业资金成本也就上升了。因此企业债务和资金成本负担很重。我们国家企业杠杆率就是表示一种负债程度，现在企业杠杆率为什么很高?一方面随着经济快速增长，很多企业都需要发债、借钱，以求借鸡下蛋，企业在繁荣时期，都有这个趋势;另一方面，与我们国家的融资结构密切相关，因为企业想不借债去发股票，实际上是很难做到的，这就是融资结构失衡所带来的问题。
融资结构失衡带来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导致企业创新功能不足。我们现在提出，动力转换要以创新为动力。可是这种企业融资过度依靠银行、资本市场欠发达的状况，是不利于创新驱动型经济的形成和成长的。美国学者戈登的《伟大的博弈——华尔街金融帝国的崛起》一书，讲的是以华尔街为代表的美国资本市场在美国经济发展和腾飞过程中所起到的巨大作用，其实也就是美国的金融史。这本书举了大量例子，论证了资本市场和美国新经济、高科技和美国经济的关系，比如计算机产业中的著名企业英特尔1971年上市、苹果1980年上市、微软1986年上市，通信产业中的思科1990上市、朗讯1996年上市，网络产业中的雅虎1996年上市、亚马逊1997年上市、谷歌2004年上市。思科公司是互联网设备提供商，从1990年纳斯达克上市到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灭之前，它曾经是全球资本市场的领头羊，市值超过微软、通用。如果没有资本市场风险投资的话，一个企业不可能从无到有，从小到大，10年就能做到全球市值最大。正是因为有了资本市场，才使这些科技型企业得以迅速发展。2013年以后出现一个词汇叫“独角兽企业”，就是企业市值估值很大(超过10亿美元)，成长特别快。这些企业就是在资本市场很发达的前提下，迅速发展起来的。这本书的结论是：资本市场帮助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成功向新经济转轨;美国的高科技产业是美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原因，而美国高科技产业是美国资本市场有效运作的结果。可见资本市场对于创新驱动型经济发展的作用非常大。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曾经感慨：“欧洲在高新技术方面落后于美国，并非由于欧洲技术水平低下，而是由于欧洲在风险投资方面落后于美国10年。”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们的目标是不仅要依靠银行金融中介机构进行间接融资，还要依靠资本市场直接融资，建立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双轮驱动”的金融体系。2017年7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提出，把发展直接融资放在重要位置;十九大报告中也讲到要提高直接融资的比重。
解决社会融资结构问题的对策是什么呢?就是要解决“脱实向虚”的问题，稳定股市债市，稳定房价。不要让资金一会儿跟着股市跑，一会儿跟着房地产跑，而是要它扎扎实实地渗透到实体经济中去，渗到中小微企业，渗透到三农领域中，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发展。当然，解决“脱实向虚”问题也是非常困难的。比如在稳定股市和债市问题上，前一段时间股市出现了问题，后来债市也出现了问题。现在总体上是可控的，可是改革完善是不容易的事情。我们讨论股市改革，认为推出注册制是股市的一个改革方向。为什么注册制千呼万唤难出来?因为它需要一系列配套的改革措施。比如说，企业如果违约了，怎么办?如果它犯了错，造了假，按照企业法、公司法等法律规定，惩罚很小，那市场非乱不可。国外为什么可以搞注册制?因为只要你造假，就会罚得你倾家荡产，所以这就保证了上市公司的质量，维护了股民的利益。而我们还有一系列配套工作需要去做。再比如说房价，通过征收遗产税能不能解决问题，长效机制到底怎么建立，这些问题都很复杂，也都在探讨之中。
第二，金融机构结构的问题。我国金融机构结构也是需要完善的。其问题主要是大型商业银行在金融机构资产规模中的占比非常高。这看似没有问题，但是小的金融机构如果发展不起来，发展数量不足够大的话，就很难解决中小微企业、三农金融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一般来讲，大的金融机构为大企业服务，中小型金融机构为中小微企业服务，这样服务的效率是最高的。如果让大银行服务小微企业，从信息经济学、金融学角度来讲，是不大合理的。所以，这些年我们不断号召、鼓励大型金融机构为中小微企业服务、为三农服务，效果是有，但是不理想。所以我国未来在金融机构结构方面也要进行调整，就是要继续发展壮大中小银行和民营金融机构的比例，完善政策性金融机构。通过国际比较，我们发现像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三农金融问题，国外发达地区在这些领域都不是完全靠商业金融实现的，而是靠政策性金融机构来解决。农业设施贷款、水利设施建设贷款，贷款周期都是十几年、几十年，一般的商业性金融机构为了追求利润，它们是不会干的。这就需要政策性金融机构去干。政府以低息贷款给这些行业和领域，以国家政策支持它们发展，而不是为了盈利。所以我们也必须发展政策性金融机构。
第三，金融产品结构的问题。我们现在的金融产品五花八门，可是也难以适应市场需求，不能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没有金融创新产品，这个老大难问题就长期得不到解决，而只能是缓解、改善。
最近几年出现的科技金融(Fintech)好像让中小微企业看到了春天。所谓科技金融就是科技和金融的结合。科技金融领域中有一个区块链(Blockchain)金融，它实质上是从比特币技术上发展起来的。尽管比特币问题出现了负面影响，但是它也有积极的正面作用。区块链金融就是使用比特币算法技术，受其机理启发而拓展到金融领域的，解决了中小微企业贷款的信誉问题。怎么解决的呢?事实上就是解决了金融领域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比如一个微型企业想去银行贷款，银行会不会相信它呢?不會。这个小微企业说，我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企业，我接到的订单都是一层一层的、持续的，我是在给一个制造大飞机的大企业供货，我是它的供货商，我虽然只是制造一个小小的零部件，但是这些年一直为这个大企业提供这样的产品服务。对于这个稳定的大企业的供货商，大金融机构会不会相信它?也不相信。因为金融机构会想：你们中间一级一级有那么多环节，即使这个大企业我们是相信它的，它有良好的信誉，它会按时支付你货款，可是如果款项支付过程中间要经历很多环节，比如大企业支付中型企业，中型企业支付小型企业，最后由小型企业传导到你微型企业的话，如果中间环节里的中小型企业要是出了问题，怎么办?中小型企业要破产了，虽然大企业已经把钱付了，可是还是到不了你微型企业手里。现在通过区块链技术，这个问题就解决了。简单地说，区块链技术解决的问题就是只要大企业收到货了，它会把货款同时付给中型、小型、微型等等所有的供货商，使得供货的中间环节不能对资金进行截流。一个微型企业，哪怕它只是给这个制造飞机的大企业提供一个小小的螺丝钉，那它都是有信誉的，只要它的订单是可持续的，它一定能按时拿到货款。换一句话说，这就是核心企业或大企业基于自身的的良好信誉，将信任传递至上下游关联企业，解决合作的中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所以区块链金融这种创新型金融产品在市场上挺受欢迎。目前北京、上海、青岛都在做这方面的探索。如果区块链金融不断推广，更多的大型企业都和中小微企业形成这样的签约关系，那么中小微企业的融资难问题就可以相应得到解决。这对大企业也是好事，因为它建立了一个很好的产业生态链。在过去，如果有供应商因为资金链断了、倒闭了，大企业就不能按时收到货，就得临时去找其他的供应商，这对大企业来说是个坏事。现在好了，各类企业都能够在一个稳定持续的发展状态中去扩张自己的产业布局，这就是金融产品创新所解决的问题。所以创新就一定要打破常规，不能按原来套路出牌。
金融衍生产品、创新产品的不断出现，会对实体经济发展带来非常多的好处。比如我国现在推出了苹果期货衍生品——苹果期权，还要推出鸡蛋的金融衍生品。期货、期权、远期、掉期，这些都属于金融衍生品。它们推出来之后有什么好处?就会使农民能够在相当程度上抵御相关产品的市场风险，这对打赢脱贫攻坚、促进实体经济发展都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二、完善宏观调控
关于完善宏观调控，十九大报告提出“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深化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这段话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政策层面，即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这主要是央行的政策制定问题，因为太专业了，所以这里就不展开了。另一个方面是深化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即“双率”市场化。“双率”很重要，因为它们是资金的价格，牵一发而动全身。价格市场化对整个市场的完善、对市场的有效性是非常重要的。
下面我们对深化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进行理论探讨。它们为什么要市场化?我们以前管制了那么多年，现在继续管制不行吗?关于这个问题，理论上主要有两个学派，一个是金融深化与金融抑制理论，一个是金融约束理论。
20世纪70年代，斯坦福大学有两个教授麦金农和肖，肖又是韩国金融改革顾问，很有实战经验。他们对发展中国家金融经济问题做了深入的研究之后，各自出了一本书，麦金农的书叫《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肖的书叫《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他们的观点统称为金融深化与金融抑制理论。金融抑制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普遍对利率、汇率管制得很厉害，好像是对经济发展有促进作用，但从长远来看是伤害经济发展的，不利于经济持续向好发展。为什么呢?第一，利率管制抑制了储蓄和投资。第二，准入限制影响竞争，扭曲资源配置;潜在的高收益投资被逐出。第三，会导致出现官方民间利率二元金融结构，出现地下金融。第四，汇率管制影响外贸发展。那么发展中国家应该怎么办?他们开出的药方自然就是不要管制，其特定的词汇叫金融深化，也就是通过释放金融管制让金融更深入地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这个药方其实是经济自由化，放开利率管制，放开汇率管制，缩小指导性信贷计划实施范围，减少金融机构审批限制，鼓励银行竞争，发展证券市场，放松对汇率和资本流动的限制。这两本书影响很大，从20世纪70年代直到今天，都很有影响力，不仅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也受到了他们理论的影响。
经济自由化和市场化有什么不同呢?学术上的辨析就是，自由化一般不涉及到政府，完全靠市场;市场化一般是政府要参与调控。所以我们认为市场化更符合中国的情况。世界各国实践证明，完全自由化也会乱，政府不调控也会出问题。在利率、汇率放开的所谓金融自由化实践浪潮中，有一些发达国家做得还是不错的，它们底子好，自由化以后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但是，相当多的发展中国家底子很薄，一下子全部自由化，结果就出现了很多问题，导致了很多危机。后来麦金农又写了一本书，叫《经济自由化的顺序》，他在书中说：“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外汇政策如何排次序的问题是极端重要的。政府不能、也许也不该同时实行所有市场化措施。相反，经济市场化有一个‘最优’次序，在正在实行自由化的不同国家，这种次序也因其初始条件而有所不同。”这等于说我这个药方其实没错，我让你吃几种药，但这个药不能一起全服下，服药是有秩序的，要跟你这个国家的初始条件相匹配，先吃哪个药，后吃哪个药，它有一个秩序，要逐渐地把利率、汇率和其他管制慢慢放开，实行自由化。这就是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理论的核心观点。
后来，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和他的同事赫尔曼、默多克写了一篇题为《金融约束：一个新的分析框架》的文章，提出了金融约束理论。他们认为，不能让金融完全按市场方向自由发展，因为经济中特别是金融领域存在着很多的信息不对称，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政府适当干预比政府撒手不管要更好一些。他们也为此进行了学术分析对比。他们的结论是政府还是要适当干预，但是又不能干预到像以前那种金融抑制状态，要注意干预对经济的影响。他们这篇文章所讲的道理得到了广泛认同，但并没有提供具体的操作指南。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理论、金融约束理论这两个学派提醒我们，在金融自由化或者说市场化过程中，一定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特别是市场化是有秩序的。因此，这些理论给我们的启示还是很大的。
这里，还需要介绍一个与利率市场化密切相关的基础理论——克鲁格曼的“三元悖论”。克鲁格曼也是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他提出的理论认为，任何一个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在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汇率稳定、资本自由流动这三个方面不可能同时达到，只能要两个而必须放弃第三个，这是一个三元悖论。而我们中国是什么状况呢?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首先一定要有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所谓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就是我们制定货币政策要尽量少受美国、欧洲、日本的影响，少受外部影响，尽量独立自主。我们国家还要什么呢?汇率的稳定。我们对汇率总体上还是有管制的，我们允许汇率浮动，让它每天的波动处于可以接受的范围内，但是不能让它毫无限制地随便波动。所以，我们实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为的就是汇率的稳定。因此，我们只能放弃资本的自由流动，资本自由流动目前在我国总体上是受控制的。资本的自由流动和人民币的国际化由此出现矛盾。为什么?如果世界各国储备了大量人民币，这些人民币如果想进入中国投资或买东西，我们却对它们进行管制，对它们的使用进行审批，那么这些人民币使用起来就不方便，不像美元、欧元、日元，它们在世界上可以随便用，人民币自由使用受到限制，人家就不愿意把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所以将来我们要接受资本自由流动，这是国际趋势，一般大国都是资本自由流动的。资本自由流動以后，很多国家就可以储备人民币，全球都愿意用人民币来配置资源。因此我们作为大国，将来就只好放弃汇率的稳定，汇率高一点低一点由市场来决定，政府不再控制它。由这个理论，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要不断推进汇率市场化。当然，现在也有一些学者说“三元悖论”本身可能是有问题的，我们能不能根据中国情况进行变通，这些观点也都在讨论之中。但主流理论认为“三元悖论”是成立的，按照这个理论框架走的话，人民币国际化将是大势所趋。因为经济上的世界第一大强国，金融也一定要强，金融强，人民币就一定是国际化的，资本就一定要自由流动，汇率就一定要市场化，这就是趋势。理论依据能让我们更能看清现在的问题和未来的趋势。
我国利率、汇率改革发展现状是怎样的呢?我们国家的金融市场化过程，就是在政府调控下逐步开展和进行的。1996年，我国正式启动利率市场化改革;1999年，我国货币市场和债券市场全面实现利率市场化;2013年，我国贷款利率全部放开;2014年，我国允许金融机构存款利率最高上浮20%到50%;2015年，我国存款利率全部放开。从正式启动利率市场化改革到真正实现利率的市场化(贷款存款利率全部放开)，我们一共用了20年时间。我们为什么不像一些发展中国家那样，一下子就搞彻底的市场化?因为实践表明，利率快速市场化有可能发生危机——程度不同的银行危机。所以我们采取了渐进的市场化改革路径。
汇率改革也是一样。汇率改革的方向也是市场化。我们原来的人民币汇率盯住美元不动，2005年汇率制度改革之后，我们允许它按照市场前一天的交易价格上下浮动。一开始对浮动幅度控制非常严，上下浮动只能是千分之三，然后一步一步扩大，现在允许浮动百分之二。从千分之三到百分之二，这是人民币汇率市场化的不小成就。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让汇率越来越接近市场真实的水平，更多地由市场力量来决定它。未来我们还要继续放宽汇率浮动幅度，继续让它更加接近市场的真实水平。利率市场化，最后政府就不要控制它。可是，还不能一下子将它完全放开，也是怕导致危机。我们的利率市场化趋势是非常明确的，因为这样会有利于人民币国际化在全球范围内更好实现。人民币国际化，其实就是让全球越来越多的人使用人民币，与其说这是一个质的问题，不如说是一个量的问题。这不是我们中国人一厢情愿的问题，需要全球各国愿意。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增强，我们也在不断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运用了很多的政策措施。人民币国际化一般分三步走，首先是结算使用人民币，然后投资使用人民币，最高阶段使储备也使用人民币。现在人民币国际化事实上只是初步的。比如在国际货币支付使用环节，人民币2016年排名比2015年还有所降低。为什么?因为为了维护金融稳定，2016年我们加强了对资金、资本流出的管制。国际社会一看人民币国际化又好像有退缩的趋势，对人民币的使用意愿就有所降低。所以人民币国际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再看国际储备货币，我们和美元、欧元比，差得就更远了。在全球外汇储备各国货币所占的比重上，美元多年维持在60%以上，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还是占60%，这两年又上升到了64%。欧元比重有所下降。因为欧洲动荡，人们担心欧洲会不会解体。有这样一个形象的比喻：绑起来的蚂蚱不是航母。欧盟容易分散，容易解体。美国是一个航母，我们中国也是一个航母，而且我们的航母将来比美国还要大。在这种情况下，全球储备货币中最高的还是美元，欧元从以前的25%慢慢降到不足20%。日元、英镑也不高，人民币仅为1%。前些年人民币小到连1%都不到，因为国际上都不把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现在中国强大以后，大家相信中国经济发展，相信人民币的实力了，才开始慢慢地把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但是人民币的全球储备占比还是非常小。这就是我们的问题，所以我们要进一步推进汇率市场化，促进资本流动，让更多的人更放心地把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这样人民币才能和美元和欧元抗衡。
下面探讨完善宏观调控的对策。在利率改革上，我们还需要深入推进利率市场化，做到彻底的利率市场化。由于利率市场化不彻底，我们的利率传导机制就会出现问题。市场中的主体对利率高点、低点反应不灵敏。比如，一些地方政府举债，它们高点也借债，低点也借债，能借到债就不错了。农民借债也是，借债不计利息高低，这就是利率传导不畅通。我们的基准利率功能还没有完善，货币市场、债券市场、信贷市场还没有形成一个联动的利率机制。这些都是利率没有彻底市场化的表现。解决利率传导机制问题，就要进一步把整个市场主体的约束机制建起来，让它们对高点低点有反应，想办法让利率能够传导。比如，现在以负债规模限制地方债，现在地方债情况就好一些了。对于国有企业深化改革，依据企业债务成本高低去杠杆，情况也就不一样了。我们的基准利率要进一步完善，利率联动机制也要健全。还有，我们最后的调控方向是由数量调控向价格调控转变。数量调控就是我们经常说的M2，即货币供应量控制。现在全球的趋势是都觉得数量调控不太科学、不精准，特别是随着金融的创新，货币量是特别不好控制的。全球实践发现，利率调控相对来说是精准的、高效的。所以我们未来的方向是从货币供应量调控向价格调控、利率调控转变，这是我们的利率市场化方向。
在汇率改革上，我们也是要稳稳当当往前走，不断推进汇率市场化，直到完全市场化。很多国家的教训证明，如果将汇率快速市场化，一下子放开它，金融危机马上就来了。快速推进汇率市场化造成的危机风险告诉我们，汇率的市场化一定要稳步推进。有人说，这会不会影响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从理论上讲，会的。但是从另一方面讲，我们也不会因此把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耽搁了，因为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也不只是由汇率市场化这一个因素来推动的。我们完全可以从多个角度，换个思路来继续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比如有些学者提出以经济的国际化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以人民币的国际化引领经济的国际化。我觉得这个观点是很符合中国实际的。从大国崛起发展规律来看，金融和经济是密切相关的，经济起来了，金融一定要跟得上，一定要走出去。所以我们可以培育跨国公司，通过跨境投资、跨国金融机构来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当我们成为全球第一经济体的时候，就能担当起世界经济领袖的使命。
在這些方面，我们实际上还存在不小的差距。在跨国公司方面，在中外100大跨国公司的统计比较上，中国公司跨国化指数[跨国化指数=(国外资产/总资产+国外销售额/总销售额+国外雇员数/总雇员数)/3×100%]为14.3，而发展中国家为38，全世界平均水平61。所以我们需要进一步走出去，发展中国的跨国公司。
在跨国金融机构方面，我们中国也还是比较弱的。我们的金融机构应该跟随着企业走出去，金融学上叫follow the customer，也就是你要跟随着客户走，实施金融跟随客户战略，我们的金融就能走出去，二者是相辅相成的。
在对外投资方面，这些年我们国家的发展速度是相当快的。图6显示了从2005年到2016年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长态势，趋势线斜率大，说明增长速度很快。201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占全球9%，存量余额占全球4%。2016年，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达1830亿美元，同比增长44%，成为全球第二大对外投资国，而且连续两年进入资本净输出国行列。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我们的对外直接投资意识增强，业务发展也越来越成熟了。可是和美国比，我国在总量上还是小个子，这就是我们要努力的方向。也就是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速快，但是总量规模还不够大，还要继续发展对外直接投资。
我们要通过对大量跨国公司、跨国投资、跨国金融机构的支持和培育，真正的做到以经济国际化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以人民币的国际化引领经济的国际化。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两会”期间所讲的，“要加大金融改革创新力度，增强服务我国经济发展、配置全球金融资源能力资源。”这对于利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促进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是非常有意义的。
三、防范金融风险
金融风险是近来很热的一个词。十九大提出三大攻坚战，第一个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主要就是金融风险。前几年国家推动企业去杠杆，就是为了防范金融风险。
关于防范金融风险问题，经济学家们对人类历史上历次金融危机进行深入考察，理论上也有所积累，比如说，早期危机理论有债务-通缩紧缩理论、货币主义危机理论，后来又发展出了现代危机理论，包括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货币金融危机理论。可是看完这些理论以后，大家都感觉有两个方面不给力。一个方面是这些理论没抓出共性的东西，好像说得都有道理，但是为什么人类社会不断地持续地发生金融危机?有没有共性的规律?这些理论没有回答。这场危机是这个理论，那场危机是那个理论，找不到规律性的东西用来防范下一场危机。再有一个方面是，这些理论解释不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问题，因此就更难以让人很信服。后来，《这次不一样：八百年金融危机史》这本书出来了，在理论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也得到了很高的评价。作者莱因哈特和罗格夫在这本书里把近8个世纪以来66个国家和地区大大小小的金融危机全部梳理了一遍，发现了一个规律性的东西，就是各类的金融危机(债务危机还是银行危机、汇率危机、通货膨胀危机等)发生的原因可以归结到一点：高杠杆率(过度负债)。后来，我负责过一个智库课题，在理论上也论证了这个观点。现在，这个理论得到了普遍接受。为什么高杠杆率、过度负债会引发危机呢?这本书给的答案就是：人性使然。经济好转、有利可图的时候，人们胆就大了，都想借鸡下蛋，过度负债，以求借钱生钱，总觉得这次和以前不一样。前些年我们就有这样的例子，国内股指5000点已经很高了，很多人认为这次不一样，要上6000点，还真上6000点了;上6000点之后，还说这次不一样，要上10000点，结果从6000多点一直跌到1600多点。人们在整个经济环境好的时候为了追求利润，就不顾风险了，这就是人性的贪婪。人性还有恐惧，股指到1600点就要回升的时候，人们也不敢买股票。
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卡尼曼做过大量实验，他得出一个结论：大多数个体并不总是理性的和风险规避的。这就是给《这次不一样：八百年金融危机》的“人性使然”观点做了实验支撑。人不是完全理性的，由于贪婪、恐惧，头脑就发疯了;为了追求利润就不顾风险、愿意过度负债。这种高杠杆化的经济状态，在什么样的高点会有危机?这本书通过考察人类历史上800年的实践和66个国家的实际情况，发现高杠杆化经济可能会在金融危机的边缘悄然运行很多年，直到外部环境变化或者偶然性因素触发信心危机，最终导致金融危机爆发。纵观历史长河，我们可以体会到为什么要这么重视经济去杠杆化的问题，要这么重视金融风险问题。因为，它真的像是一把悬在我国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随时可以落下来砍伤实体经济。
下面看看我国防范金融风险的现状和问题。
金融风险当然不仅仅指高负债。我们这几年防范的金融风险可以分为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危害金融稳定的局部金融乱象。局部金融乱象出了很多事件。在所谓的互联网金融搞创新、互联网金融出来了之后，从泛亚事件、e租宝、“中晋系”到最新的ICO等等，鱼龙混杂。它们其实是披着创新的外衣搞非法集资。这些事件虽然都是局部的，但是它们确实也都伤害了很多人。从全国来讲，它们不构成系统的连锁反应，所以还不能称之为系统性风险，只是一个个局部乱象造成的局部金融稳定的问题。但是我们必须防微杜渐，防范由量变导致质变。第二个方面就是高杠杆率。一旦杠杆率成为系统性风险，那就是最可怕的事情，所以最需要下力气防范。两方面的风险，我们都需要解决。
先说局部金融乱象问题。互联网金融的崛起和发展，可以说有利有弊，总体上是利大于弊。2017年5月我们在留学生中进行了有关调查，来自“一带一路”沿线的20国青年评选出了他们心目中中国的“新四大发明”：高铁、支付宝、共享单车和网购。特别是支付宝，它就是互联网金融发展的一个体现。比如它给草根阶层小额信贷，如果到大银行，谁贷给你几百块钱?你向亲戚朋友借还有很多限制。现在几百块钱、几千块钱，它随时就可以借给你了。没有使用手机支付以前，你晚饭以后出去溜弯，看到一个烤肉串的，想去买却没带钱，你就没办法，现在只要带了手机就行。你到菜市场买菜也是，都完全可以用手机支付了。现在有些领域手机支付都不用了，因为可以刷脸。2017年9月1日杭州有了刷脸支付试点，进超市买东西，拿出你要买的东西晃一下，再晃一下你的脸，就结完账了。南航也有这样的试点，刷脸就可以登机。互联网金融总体上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好处。
互联网金融的负面影响就是，在追求利润方面，坏人有时总比好人跑得快，坏人总是借助这些所谓的创新工具，不择手段地追逐利润，披着一些很有诱惑力的外衣欺骗消费者。网上流传有一张《论衣服的重要性》的图片，说的是一只熊猫和一头猪，它们同样好吃懒做，只因外套不同，一个被宠，一个被捅，有人把这个道理用到金融乱象上，说e租宝的包装是猪所以被捅。其实，猪还有价值，还可以吃肉。e租寶把自己包装成猪的样子，让人感到它很有价值。而ICO则是高级包装，让人感到它很科学、很尊贵，就像大熊猫那样，能给人带来好多价值，骗了一批群众。其实它们只是包装不同，同样都是诈骗集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金融乱象?原因就是金融创新发展了，而我们的监管没有跟上。在监管体制上，互联网支付业务由人民银行负责监管，网络借贷业务由银监会负责监管，股权众筹融资业务由证监会负责监管，互联网基金销售业务由证监会负责监管，互联网保险业务由保监会负责监管。这种体制有点像以前那种分业监管，就像铁路警察各管一段。这就导致出现了一些空白区域，出现一些互相冲突的地方。通过全国金融工作会议，通过十九大，这些问题我们都相应地加强了监管，现在情况就好多了。
对局部金融乱象通过严格监管，我觉得还是很快就可以管住的，但是对于杠杆率太高的问题，不是马上就可以解决的。杠杆是物理学中的概念。当动力臂大于阻力臂的时候，运用杠杆就可以省力。阿基米德有句名言：“给我一个支点，我将撬动整个地球。”经济学引入杠杆概念，也有省力的意思。省的这个“力”是什么呢?就是借用资金，用借来的资金来赚取更多的利润。也就是借鸡下蛋，省去孵蛋、养小鸡的力气。经济学中的杠杆是一个大概念，有好多种，但不管怎么定义它，杠杆率高就是负债高，杠杆率低就负债少。比如，张三、李四各办了一个小企业，张三企业的资产负债率是50%，或者说它的杠杆率就是50%。张三自有资金是50万，然后他借来50万，他用这100万赚了20万利润。李四胆子更大，他的资产负债率是70%，即70万是借来的，自己只有30万，但李四最后也赚了20万利润。因此用30万也赚了20万。所以在经济好的时候，大家都想用很少的本钱，通过大量负债来赚取更高的利润。这就是人性贪婪。
以前我们国家经济一直是高速增长，企业也高速增长，因此企业胆子大，企业盈利能力也强。现在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企业经营没有以前那么好了。图8到图11是1996年到2014年我国政府、居民、金融机构和企业的杠杆率。这些杠杆率界定了它们的全部借债占全国GDP的比重。各个部门的借债都是越来越多，占国家GDP的比重越来越高。尤其是非金融企业，也就是实体经济企业，它们的债务占GDP的比重攀升是很厉害的。
我国企业分为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分别统计它们的杠杆率，则发现它们有一个非常大的反差。2008年以后，国有企业的杠杆率在上升，民营企业的杠杆率在下降。看到这个趋势，大家就理解为什么去杠杆的重中之重是国有企业，因为民营企业杠杆率实际上呈下降趋势，我们的高杠杆、高债务率发生在国有企业部门。
如果把政府、居民、金融机构和企业四个部门的杠杆率加起来，我们就得到了全社会杠杆率。我国全社会杠杆率这些年一直在不断攀升。根据国际清算银行数据进行国际比较，我国非金融部门总体杠杆率在2016年已经超过了美国。我国非金融部门总体杠杆率增长速度很快，2016年达到了247%。但我国还不是最高的，最高的是日本，接近400%。日本一直保持着很高的杠杆率，可是它发生危机了吗?没有。就像《这次不一样：八百年金融危机史》这本书说的，高杠杆率经济状态可能运行很多年，但是风险很大，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发生危机了。所以从国际比较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国家确实需要去杠杆，不能有这么高的债务了。
防范金融风险问题的对策，就是对这两个方面的问题区别对待。
一是针对局部出现金融乱象、危害金融稳定的情况，要坚决整治严重干扰金融市场秩序的行为，加强互联网金融监管。地方政府要强化属地风险处置责任。金融管理部门要形成有风险没有及时发现就是失职、发现风险没有及时提示和处置就是渎职的严肃监管氛围。现在国务院设立了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统一对金融创新进行监管，强化人民银行宏观审慎管理和系统性风险防范职责。
二是针对杠杆率过高的问题，我们就是要抓住核心和关键去杠杆。据央行研究局调查研究，国企治理问题和财政软约束(主要是地方债)是杠杆率飙升的核心原因。习近平总书记在2017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指出：“要推动经济去杠杆，坚定执行稳健的货币政策，处理好稳增长、调结构、控总量的关系。要把国有企业降杠杆作为重中之重，抓好处置‘僵尸企业’工作。各級地方党委和政府要树立正确政绩观，严控地方政府债务增量，终身问责，倒查责任。”地方债怎么控制?终身问责。这是以前从来没有的最严厉的政策。最近江苏、贵州两省处理了一些干部，就是因为他们过度发债，不按规定来。终身问责、倒查责任就能避免地方债务包袱越滚越大，包括防范PPP项目的潜在风险——现在PPP项目也在规范之中。
需要注意的是，去杠杆是一个过程，不是说一两天就能去掉的。我有一个博士生，他做的博士论文就是去杠杆问题。他研究发现，在和中国差不多的情况下，西方国家去杠杆平均需要7年到8年的时间才能完成。我们有强有力的领导体制，我国政府的调控能力很强，我们完成去杠杆可能用不了那么长的时间，但也是需要有一个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现实中，有很多企业如果不借债，它们就发展不了。如果它们都不发展了，哪会有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呢?所以去杠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要有一定的政策体制机制创新。出路在哪里?在实体经济的发展。如果实体经济发展起来了，企业盈利能力强了，还债能力也就强了，就不会违约，就不会有债务风险。所以还是要全国各个领域的人们上下一条心促进实体经济发展。
说到实体经济发展，完全靠国企行吗?不行。我们一定要重视民营企业的发展，要关爱民营企业。因为不仅它们创造的GDP已经超过了国企，而且它们还提供了80%到90%的就业岗位。我们不仅要深化国企改革，也要加快民营企业的发展，支持民营企业的发展。最重要的是要确立“亲”“清”的政商关系，政府要诚心诚意为企业服务。当地的民营企业、国有企业都发展起来以后，经济发展就起来了，风险才能得到规避。道理就是这么简单。我们要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作为政府部门的领导，一块钱干的事就不要花两块钱，这样地方政府的债务负担就能轻一点。我们还可以用自己的行动为防范风险作出贡献。比如我们的家庭就不要过度贷款买房子了，这样居民的债务率就可以适当少一点。不是说防范金融风险都是金融机构的事，都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大企业的事，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这个经济体系中，都可以从自己的角度、根据实际情况加入打赢防范金融风险攻坚战的队伍中。
展望未来，随着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中国金融很可能迎来一个春天——成为世界金融的中心。我们愿意称国际金融中心，而不说国际金融霸权。但是，如果看历史的话，国际金融霸权更替有一个规律，就是当一个国家经济实力在世界上最为强大的时候，这个国家必然成为国际金融中心。16、17世纪国际金融中心是荷兰，因为荷兰当时是世界海上第一强国。18、19世纪国际金融中心是英国，因为英国是世界上最先进行工业化革命的国家，它的经济当时在全球是最强大的。19世纪到现在，美国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所以国际金融中心在美国华尔街，而且我们至今还生活在美元主导下的国际货币体系里。随着中国经济的强大，国内外学者在讨论：下一个国际金融霸权会不会转移到中国?按照这个历史规律来讲，很可能会!而且就在我们的有生之年。
根据中国干部学习网录音报告整理
责任编辑：詹灿辉 富裕
体制建设金融管理论文范文第3篇
摘要:我国金融监管体制在开放条件下面临许多挑战和问题,关键在于现行监管体制滞后于国际发展和实践需要,不能适应混业经营的发展要求。应逐步推进我国金融监管体制的改革,在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的基础上建立“中国金融服务监管局”作为整个金融业的最高监管机构。同时应转变金融监管理念。
关键词:金融监管;金融开放
随着金融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国际金融的运行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国际金融监管也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势。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和金融的不稳定性日渐突出。面对金融全面开放,为了能够更有效地提高金融机构运行和金融资源配置的效率,保证金融市场稳定,促进经济持续发展,我国金融监管需要进行不断地创新和变革。
一、开放条件下中国金融监管体制的挑战和问题
我国现行的金融监管模式是分业经营、分业监管模式,即以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为主体的“一行三会”的分业监管体制。随着金融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金融开放的进一步深入,现行金融监管体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在实践中也产生了诸多问题:
(一)金融监管法治环境薄弱
金融监管立法仍然滞后,立法技术亦不成熟。《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保险法》、《证券法》等金融监管领域的基本法律至今没有与之相配套的实施细则。一些重要领域仍然处于法律真空状态。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不协调,甚至存在严重冲突。盲目移植、照搬照抄、脱离实际的规定大量存在。金融监管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情况也屡见不鲜。
(二)金融监管目标不合理
我国金融监管目标是既要保障国家货币政策和宏观调控的有效实施,又要承担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保护存款人利益、保障平等竞争和金融机构合法权益、维护整个金融体系安全稳定、促进金融业健康发展。金融监管目标具有多重性和综合性,实际上是对金融监管目标的弱化,从而制约了金融监管的功效。
我国的金融监管目标和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目标是一致的。这使得中国金融监管的主要工作就是进行货币政策的执行和信贷规模控制的合规性检查,并没有真正从金融运行的安全性、高效性出发,形成独立的、明确的职能。
(三)金融监管的内容和方式存在缺陷
重市场准入,轻市场退出。目前的监管大多对金融机构、金融业务的市场准入进行严格限制,而在问题金融机构的处理上则缺少详细的可操作的市场退出规定。在金融机构的风险暴露时,“一行三会”的监管只能借助于行政手段来化解金融风险,违反了市场规律,进一步加剧了金融风险。
重现场监管、轻非现场监管。我国的金融监管主要采用现场监管。现场监管虽然能够比较细致地了解、发现那些从金融机构公开的财务报表和业务资料中难以发现的隐蔽性问题。但是,它本身也存在许多不足,如,风险监管不足,随意性、非规范性较大,人力不足以及重复检查并存等等。
重合规性监管、轻风险性监管。先行金融监管的主要内容是对金融业市场准入、业务范围、财务帐目、资本状况等是否符合法律法规的合规性监管,而对金融机构日常经营的风险性监管尚不规范和完善。强调从资本充足性和资产流动性方面进行监管,忽视了金融机构自身经营能力、盈利能力和发展前景等指标的监管。重视传统存贷业务,而对表外业务及其他金融创新业务监管较少。
(四)金融监管信息仍不透明
目前中国的金融监管仍处在起步阶段,金融监管信息系统尚处于一种分割、低效、失真的状态。中国金融监管信息不透明主要表现在:“三会”的监管信息系统处于分割状态,不能实现监管信息共享;金融监管信息实行定时报送制度,使得金融监管信息收集效率很低;金融机构报送数据存在人为调整,虚报、瞒报现象屡有发生;缺乏社会监督中介机构如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师事务所对金融机构报表、资料的真实性审查,等等。
(五)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缺乏协调,监管存在“真空”
我国的金融监管组织体系还不健全,整个金融监管组织体系仍按计划管理模式设置,“一行三会”虽各有分工、各有工作侧重,但是相互之间仍存在职责不清、相互扯皮的问题,有时出现职责冲突,有时出现监管“真空”,从而降低了整个金融监管的效率。我国的银行、证券、保险等行业的混业经营趋势正逐步加强,原有的以机构类型确定监管对象的监管模式难以发挥作用,进而出现金融监管“真空”。
二、我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制度设计
前述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国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模式已严重滞后于国际发展与实践需要。随着金融全球化、经济一体化和金融业混业经营的趋势不断深化,各国金融监管当局在金融监管体制上不断做出相应调整,而我国仍采取根据既定金融机构的形式和类别进行监管的传统方式。在金融机构的业务界限日趋模糊的情况下,这种监管方式的弊端日益凸显。
国外的金融机构大都为混业经营。尽管加入WTO后对进入中国的外资金融机构仍可限制其经营业务,但外资金融机构可以利用其境外的后援体系,其混业经营的优势仍能发挥,使我国金融机构在竞争中处于下风。混业经营已是大势所趋,当前我国金融机构的诸多业务创新已具有部分混业经营的性质,光大控股集团、天津泰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等金融控股公司的组建事实上也拉开了我国金融机构混业经营的序幕。与我国实行的分业经营相适应的分业监管体制已不适应这一趋势的发展。为适应混业经营的发展要求,我国应在现有的金融监管基础上平稳过渡,依据金融体系基本功能逐步改革和完善监管体制,实现跨产品、跨机构、跨市场的协调。
中国人民银行作为国务院直属的政府机构应放弃金融监管职能,着重于货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做好宏观调控,这样有利于金融监管效率的提高。在“三驾马车”(即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的基础上设立“中国金融服务监管局”作为整个金融业的最高监管机构,维护整个金融业的安全与稳定,对各类金融业予以全面监管。将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集中置于中国金融服务监管局的统一领导之下,对各类分业经营的金融机构以及金融控股公司名下的子公司实施功能化监管,并定期召开由三大部门共同参与的联席会议,加强“三驾马车”之间的联系。中国金融服务监管局则有权对各监管机构的职责和各种争议予以界定和仲裁。金融控股公司母公司则由中国金融服务监管局直接监管,从而形成一个立体的、有层次的、有分工的、横向与纵向并重的金融监管体制。
三、我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理念建设
在建立完善的金融监管法律、法规体系,完善金融监管内容和方法,改善信息披露制度、强化社会监督,加强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配合的同时,在体制转型的基础上实现监管理念的转变是我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关键:金融监管活动应从事后被动处置向事前预警防范转变;金融监管内容应从合规性、机构性监管向合规性与风险性监管并重、功能性监管转变;树立全面风险管理理念,转变控制金融风险的思路,使金融监管既要强调金融业的安全与稳定,又要注重提高金融机构的运行效率以及国际竞争力。唯有在金融监管改革的不断深入以及金融业的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实现金融监管理念及时、科学的调整,才能在开放条件下促进金融监管的不断成熟和我国金融市场的健康、持续、稳定发展。
参考文献:
[1]陈建华.中国金融监管模式选择.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1.
[2]杨有振.金融开放、创新与监管.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2.
[3]谢伏瞻.金融监管与金融改革.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2.
[4]钱小安.建立中国统一的金融监管体制的构想.财经科学,2002(1).
(作者单位:招商银行总行国际部)
体制建设金融管理论文范文第4篇
摘要：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等国的金融业逐渐由分业经营体制转向混业经营体制，监管制度的选择成了一个关键问题。本文通过观察当前的金融混业情况，探讨功能监管体制安排问题，并从我国金融体系现状出发来分析运用功能监管的必要性及应该注意的问题。
关键词： 金融混业；机构监管；功能监管
一、金融经营模式及其趋势分析
金融业是主要由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构成的一个大行业。其功能是以金融工具为载体实现的。不同的金融工具可实现同一金融功能，因此，金融业内的各子行业在功能上有重合之处，正由于金融本身的这种行业分类的特点，金融业内的经营者（即金融机构）可以在一个小行业内经营，也可以在这个大行业内跨各小行业经营，所以在金融业就形成了分业经营与混业经营的概念。
在20世纪，世界金融业先后经历了“初级阶段的混业经营——发展阶段的分业经营——发达阶段的混业经营”的发展历程。由于早期证券业不发达，银行业承担主要金融业务，世界各国金融业大多实行混业经营。而在1929年，美国爆发由金融危机引发的严重经济危机，混业经营被认为是造成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之一，于是，美国于1933年通过《格拉斯——斯蒂格尔法》将商业银行和证券业务严格分离。混业经营一统天地下的格局被打破，以美国、日本和英国为代表的分业经营成为这一时期的主流。
20世纪80年代，不断出现的金融创新模糊了不同金融机构的业务界限，银行、证券、保险三者的产品日益趋同，随着新的竞争者崛起，商业银行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许多国家又逐步放弃分业经营，转向混业经营。英国在1986年完成了金融“大爆炸”的改革，允许银行兼并证券公司，形成经营多种金融业务的企业集团。日本于1998年实施“金融体系改革一揽子法”，放宽了银行、证券、保险等行业的业务限制，废除了银行不能直接经营证券、保险业务的禁令，旨在推进日本商业银行向全能银行过渡。东欧转型国家中的绝大部分也都在转型之时就实行了混业经营。1999年11月4日美国《格拉斯——斯蒂格尔法》的废除和《金融服务现代法案》的通过，这标志着世界金融业的发展潮流已基本完成从发展阶段的分业经营向较发达阶段的混业经营的转变。
目前金融业的混业经营已经成为一大发展趋势。从理论上讲，当前分业经营存在的问题主要是：第一，由于金融创新，银行、证券和保险三者的产品日益趋同，不同金融机构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失去了分业经营的前提。第二，非银行金融机构对银行业的渗透，资本市场对传统银行业的替代，使商业银行的生存发展日益艰难，为了拓展业务，开发新收入，需要多元化经营。第三，国际竞争力的加剧和国际金融市场的全球化趋势推进了银行全能化，分业经营束缚了金融机构特别是银行的国际竞争力。第四，在金融创新和金融国际化的背景下，分业经营已经不是防范金融风险的有效办法，甚至还会带来新的更大的风险。
二、金融混业经营下监管体制的选择
金融分业、混业既涉及经营层面又涉及到监管层面。就经营层面而言，即前文所说的金融分业经营与混业经营问题，这是金融业经营模式的内核；就监管层面而言，即机构监管与功能监管的问题，它涉及金融监管体制的选择。从目前全世界金融业来看，混业经营已成为一个发展趋势。然而，金融业的混业经营给仍实行多元化分业金融监管机构带来很大的冲击。
在金融业混业经营模式的前提下，监管体制有两种选择，即统一监管和功能监管。统一监管指由一个监管当局对所有金融机构实施全面监管的制度安排。功能监管指由多个监管当局按照监管对象的业务活动的性质分别就某方面的业务活动及由其引起的风险进行监管的制度安排。前者的好处是有利于控制金融机构的总体风险，后者的好处是有利于监管的专业化。由于在混业经营模式下，金融机构经营的产品具有跨产品的复杂特性，其风险来源比较复杂，单纯的功能监管可能忽略了由产品的复杂特性引发的风险，不利于对金融机构风险的总体水平的控制。但是简单的统一监管也越来越不适合金融产品复杂化的形式，因而理想的监管体制应该是有统有分、统分结合的体制，具体地，可以在统一监管框架下实行监管机构内部专业化分工，也可以在功能监管体制的基础上设立一个协调和风险综合控制机构，以实现专业化监管和统一监管的结合。
所谓功能性统一监管或统一性功能监管是指依据金融体系基本功能而设计的关注总体金融风险的监管理念。较之传统金融监管，其优点主要是：（1）关注的是金融产品所实现的基本功能，并以此为依据确定相应的监管机构和监管规则，从而能有效地解决混业经营条件下金融创新产品的监管归属问题，避免监管“真空”和多重监管现象的出现；（2）针对混业经营下金融业务交叉现象层出不穷的趋势，强调要实施跨产品、跨机构、跨市场的监管，主张设立一个统一的监管机构来对金融业实施整体监管，这样可使监管机构的注意力不仅限于各行业内部的金融风险；（3）由于金融产品所实现的基本功能具有较强的稳定性，使得据此设计的监管体制和监管规则更具连续性和一致性，能够更好地适应金融业在今后发展中可能出现的各种新情况。美国《1999年金融服务法》即是依据功能性监管的思想对其监管体制进行全新的设计。巴塞尔委员会1995年在为银行设置全球性的证券资产组合的资本标准时也采纳了功能观点。
三、我国金融监管模式选择问题的研究进展
1． 我国金融业的运行态势。
我国目前采取的是分业经营格局，但事实上，随着我国投资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和金融市场的逐步完善，银行、证券、保险三业出现了相互渗透，共同发展的趋势，金融业的改革和创新不断地冲击着分业经营模式。早在1995年8月，中国建设银行就与美国摩根斯坦利集团等五家金融机构合并组建了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并拥有42.5％的控股权；中国工商银行则与香港东亚银行合作，从事香港和内地的投资银行业务，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光大集团以及平安保险等公司，目前都在向金融控股公司的方向发展，而金融控股公司是目前我国金融混业经营的主要模式。光大集团目前已经拥有光大银行、光大证券、光大信托三家金融机构，并已组建合资保险公司，实际上已经是一家混业经营的金融集团公司。在1999年，我国先后成立了信达、东方、长城、华融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国家赋予其处理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重任，并指明，这四家资产管理公司，除股票二级市场外，可以从事几乎所有的金融业务，其中包括银行、信托、证券、保险业务。针对逐渐出现的混业经营局面，我国政府已经开始对金融分业经营政策进行了适当调整。从1999年以来，中央银行制定并颁布了《证券公司进入银行间同业市场管理规定》，《基金管理公司进入银行间同业市场管理规定》和《证券公司股票质押贷款管理办法》，从政策上已打破了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三业之间的资金壁垒。分业经营格局正面临着混业经营内在冲动的不断撞击。
2． 对我国现行的金融监管体制的评价。
从发达国家金融监管的发展轨迹与我国金融业发展的实际来看，金融分业监管是我国金融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现阶段实行分业监管是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相距甚远，各项法律制度不完善，缺乏运用分散金融风险工具的经验，监管的综合型技术人才缺乏。因此，实行分业监管体制可以在各自特定的领域进行专业化的管理。但是，在我国由分业向混业发展的过程中所出现的种种混业渗透现象不容忽视，而且随着混业程度的不断深入和广泛，现行体制下以机构监管为主的方式会不断降低效率。
以国际通用的标准来衡量我国的金融监管，其基本情况是：（1）不良资产比例（高）；（2）金融机构出现支付困难情况（多）；（3）金融机构违规行为普遍程度（高）；（4）金融案件发生比例（高）；（5）支付系统的稳定性（稳）；（6）资本充足率（低）；（7）经营信息的透明度、信息的真实性（低）；（8）国际评级（中等）。由此可见，以国际标准来衡量我国的金融监管，其效能是较低的。
3． 功能性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所面临的主要问题。
我国的现代金融业务刚刚起步，金融市场仅初具规模，许多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的金融市场中已是很平常的金融工具在我国还没有推出，现有的股票交易还很不规范，短时间内还难以突破银行、证券、保险分业经营的格局，我们的许多金融问题还局限在机构内部苦苦寻求解决的方案，譬如，银行的坏帐问题还只看作是企业体制不对、银行审核不严的问题，没有从银行存贷业务的风险收益的对称性上找问题，没有深入分析为什么除了中国、韩国、日本等许多国家也都有大量的银行坏帐，没有深入研究银行现有的存贷业务结构可以抵御非系统风险，是否可以抵御系统风险。因此，基于功能观点的理论对我国金融理论的研究、金融领域问题的解决、金融体系的改革、金融市场的发展、金融工具特别是衍生金融工具的推出都具有很强的借鉴价值和启发意义。
另外，现阶段对功能性监管理论的研究还只限于借鉴国外进行的一般意义上的理论探讨，大部分的论点还缺乏理论模型和实证的检验。而作为我国现实问题，这方面更是缺乏实践研究，就难以发现这一理论应用在我国是否具有实际绩效，以及对功能性金融监管在我国面临的各种可能障碍，所应该采取的措施，以及如何提升功能性监管对我国金融稳健运行产生的作用，都还限于泛泛之谈。因此，我们的工作可以从中国的现实性出发，建立提供金融功能的机制与设计出可行的步骤，并用实证分析得出其作用发挥的绩效，指出改进其作用的思路。
四、总结
金融监管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焦点，功能性金融监管取代传统的机构性金融监管的趋势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并给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带来了新的思路，它兴起的必然性和模式方法的选择成为相关领域的研究热点。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才刚刚开始，需要对国外的研究成果吸收后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分析其在我国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才能真正给我国的金融监管模式选择带来新的可用思路。
参考文献：
1．王松奇，王国言．全球金融监管体系的变革及金融监管模式的结构性选择．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
2．黄毅，杜要忠．美国金融服务现代化法(中译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0．
作者简介：徐加，浙江大学金融学硕士生导师、副教授；王丽，浙江大学金融学硕士生。
收稿日期：2004-04-09。
体制建设金融管理论文范文第5篇
[摘要]我国金融体制改革是与经济体制改革所作出的一种战略配合。在金融体制改革中同样需要走渐进式道路，体现出不同的改革顺序和搭配方式。 当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心在工业部门微观层次时，金融体制改革则在宏观层面予以配合；当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心在宏观层次时，金融体制改革则从微观层次予以配合。这种配合正是金融体制改革两大基本任务的体现，即首先建立独立于财政的金融体系然后对中国金融机构进行企业化改造。本文对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未来进行展望，就金融体系以直接还是间接融资为主、利率市场化、人民币国际化、金融分业还是混业经营以及农村金融五个方面问题作了探讨。
[关键词]经济体制改革 金融体制改革 历史必然性 展望
[作者简介]曹远征（1954—），河南人，中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员。研究方向：经济学。
中国的改革历经30年并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也走出了一条与前苏联东欧国家完全不同的改革道路。金融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其重要地位决定了金融体制改革在整个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的特殊性。然而，对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理论研究必须放在实际国情和渐进式经济体制改革的背景下来进行。基于此，本文在探讨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特殊性的基础上，对30年来的金融体制改革历程作系统回顾，并对今后的改革进行展望。
一、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特殊性及发展历程
金融部门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具有特殊地位，因而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就有着不同于其他部门的特点。我们需要认识这些特殊性来正确理解金融体制改革路径选择及其进程安排、确立金融体制改革目标体系等问题。
（一）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特殊性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特点决定了金融体制改革需要完成两个基本任务，即宏观层面上建立独立于财政体系的金融体系，微观层面上对金融机构进行企业化改造。然而，金融体制改革还有其特殊性，首先表现在以银行为代表的金融机构除了是经营货币的企业外，还是国家货币政策的执行机构。在经济过热时期，国家会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然而，作为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商业银行难以遏制贷款的冲动，会尽可能通过各种方式更多地放款，此时在国家政策制定的目标效用函数和企业化的金融机构目标函数不一致情况下就会出现利益冲突，这种冲突会影响到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和带来宏观经济的不稳定。其次表现在计划经济时代以财政为主导的情况下，银行的功能是核算、结算等，企业融资的需要催生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发展，在转轨时期这恰恰与资本市场的发展联系在一起。
（二）我国金融体制改革路径的选择
作为在国民经济中具有特殊地位的金融业，在改革进程中必须考虑具体的国情。1978年以来我国实行的是双重转轨下的渐进式改革，一是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转轨，二是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这两个转轨联系在一起，使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既有别于传统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国家，也有别于周围的一些发展中国家。
在这样的背景下，建立健全独立于财政的金融体系和金融机构的企业化改造，实际上就是金融体制改革的两个步骤，如果这两步并为一步走，就是激进式改革；分成两步走，就是渐进式改革。
在激进式改革方式下，改革现有的宪政规则是第一位的，而如果要满足宪政改革，只能实现银行的快速私有化，建立新的产权结构，此时就没有金融体制改革战略配合的问题。另外，激进式改革方式下金融体制改革的两个基本任务被认为是快速私有化和价格自由化的题中应有之义，无需做特别安排，此时经济稳定和经济增长无需承担责任。而渐进式改革，追求的是成本最小化，在初始阶段改革的中心就是产权制度改革。
金融体制改革路径究竟是选择激进式还是渐进式，必须考虑到我们特殊的国情和经济发展历史。新中国成立后，国家为了集中稀缺资金进行经济建设，必然把金融机构作为一个核算结算的工具，如同企业一样成为财政的附庸。工业化的发展需要大批资金，因此对内而言，国家需要有便宜的资本来支持，从而国家控制利率，通过人为压低利率为工业化发展提供廉价资金；对外则实行奖出限入，通过赚取外汇支持工业化发展需要的资金，对外汇进行限制，如采取汇率管制，高估本国货币等措施。这种历史条件下的主要表现是对金融体系的控制。
经济的落后性决定了中国不可能采取苏联的激进式改革。从渐进式改革来看，至少有一种搭配方式，就是首先建立独立于财政的金融体系再对金融机构进行企业化改造。这种先后顺序体现在特有的国家干预的工业化过程之中。在渐进式经济体制改革中，国家将金融视为支持其工业化目标实现的一个重要工具，这种情况下政府有控制金融的需要。当市场经济体制得以初步建立，工业化进程得到快速发展，过去对金融体制的约束条件发生变化，金融体制改革就开始推进。所以，金融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也正是这样，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顺序就成为先改非主流的东西，如公司制改革等，作为融资渠道之一的资本市场就有了先发展起来的必要，等非主流领域改革完成之后金融体制才开始改革。
由此看出，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渐进式路径是在特殊国情下的一种必然选择。
（三）金融体制改革的战略配合与基本框架
旨在促进经济增长的渐进式改革进程中，宏观经济稳定是必须兼顾的目标。在这种情况下，金融体制改革不仅有自身的目标，而且必须从属于整体的改革战略，为宏观经济的稳定做出贡献。作为经济增长的制度保障，国有企业的改革成为政策初期的中心工作，金融体制改革必须也只能从属于这一目标。在这样一个改革战略指导下，金融体制改革的两项基本任务被相对分离出来，形成了在改革战略指导下有机配合的独特金融体制改革模式。这一独特金融体制改革模式可以这样描述：当改革的重心在工业部门微观层次时，金融体制改革则在宏观层次予以配合。当改革的重心在宏观层次时，金融体制改革则从金融机构的微观层次予以配合。这种宏观层次和微观层次的配合正是金融体制改革的两大基本任务体现。在上述两大基本任务下，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框架就由三个层面的目标体系构成：
第一，在政府层面，表现为中国人民银行目标。这个层面主要由中国人民银行充当中央银行的职能，其目标是保卫人民币的币值稳定，使用包括货币供应量、利率、汇率等在内的货币政策工具，促进经济健康持续发展。第二，在监管层面，表现为金融监管机构目标。这个层面主要由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行使分业监管的职能，其目标是按照金融机构的类型进行功能监管，运用包括金融许可证、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及其他专业监管措施等工具保证金融机构的合理合法运营。第三，在金融机构层面，表现为金融企业的目标。这个层面由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财务公司、信托公司、基金公司等金融机构组成，其目标是成为股东利益最大化的盈利机构，使用的工具就是以风险控制为中心的商业化运营体系。前两个层面是实现金融体制改革第一个基本任务的必要措施，而第三个层面是在宏观金融体系逐渐完善情况下第二个基本任务的推进。
如果实现了这三个层次的目标，中国金融体系就真正与国际接轨，进入了国际金融体系的循环，同时进入了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轨道。
（四）对我国金融体制改革历程的回顾
从时间流程上看，在由三个层面组成的框架下进行的金融体制改革这一战略配合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78到2003年，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心是建立工业部门的现代企业制度，与之相适应，金融部门的改革旨在建立独立于财政的市场取向的金融体系，目的在于创造与企业改革相适应的外部环境。在从1978到2003年这个时间段里，以上世纪90年代为分界线，之前的金融体系中，监管系统是中国人民银行；银行系统包括国家专业银行（负责工商业融资的工商银行，负责农业融资的农业银行，负责外汇业务的中国银行和负责管理固定资产投资的中国建设银行）、股份制银行（如交通银行、招商银行、光大银行、中信银行等）、区域性银行（如深圳发展银行、广东发展银行等）和信用合作社（城市、农村）；非银行金融中介主要有保险公司（如人保）、信托投资（如中信、光大）、租赁公司（如东方租赁公司）以及各大企业集团财务公司；可以说，90年代前我国金融体系的最大特点就是有机构无市场，金融市场在当时不存在更没有发展起来。
随着金融体制改革第一个基本任务的完成，90年代后我国的金融体系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在明确分业经营分业监管原则后，监管系统从原来只有中国人民银行发展到包括中国证监会、银监会和保监会以及自律性组织（协会）的完善监管体系；银行系统中，除了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外，成立了政策性银行，发展了股份制银行，区域性城市商业银行纷纷建立，外资银行在2001年中国入世后也加快步伐进入，还包括农村信用社、其他存款贷款类金融机构，总之，90年代后的银行系统呈现出多层次的金融市场活动主体。非银行金融中介也得到空前发展，除了之前就已经存在的保险公司、信托投资、租赁公司等，还出现了更多的新型非银行金融中介，如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证券公司、汽车金融、基金管理公司、产业基金、社保基金等等。同时，随着股票市场、债券市场、资金市场、外汇市场、金融衍生品市场（期货）等市场的建立，我国金融体系改变了之前有机构无市场的窘境。
尽管金融体制改革初见成效，顺利完成了第一项基本任务，建立了独立于财政的金融体系，但作为市场微观主体的金融机构在当时仍然面临一系列问题，以银行业为例，主要表现在：（1）不良贷款过高。如2003年底，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达20.4%，股份制商业银行平均不良贷款率为7.7%，城市商业银行为15.0%；（2）资本金不足。如2003年底，中国工商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为5.52%，而中国农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估计仅为4%；（3）经营效率低下。中国银行业的成本/收入比率远远高于国际平均水平，员工和分支机构的创利能力差；（4）风险审核系统和风险管理系统技术落后。中国风险管理监管力度及技术相对落后，制约了银行开拓高回报的业务渠道；（5）信息科技落后。主要表现在数据处理中心互不兼容，不同银行间不能有效处理及共享信息资源。
面对加入WTO后外资金融机构竞争的威胁，为了建立更完善的中国金融体系，建立有效的金融市场微观主体并与经济体制改革中的宏观层次相配合，我国开始对金融机构进行企业化改造，力图使之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由此，金融体制改革进入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金融体制改革从2003年开始，进入金融结构市场化取向的企业化改造，目的在于除金融机构自身经营需要外，更要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这一阶段金融体制改革主要内容是完成上述第二项基本任务，即金融机构的企业化改造，形成金融机构商业取向的企业自负盈亏、自担风险机制。银行企业化改革作为金融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利于宏观经济稳定化。
于2004年开始的金融机构企业化改造这个总目标被分解为三个目标，首先，实现财政与银行的关系以出资额为限的有限责任机制（公司制）。实现这一目标的主要措施是剥离国有商业银行坏账，国家向银行注资以及建立符合商业银行经营要求的资产负债表。其次，完善银行的内在运行机制，建立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具体的措施是引进国外战略投资者，进行股份制改造，建立董事会并由董事会聘任管理层。最后，强化外部监管，建立独立于政府的第三方专业监管。具体措施是成立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强化以资产负债比为主要内容的专业监管。 这三个目标的实现标志着金融机构企业化改造的成功和金融体制改革第二项基本任务的完成。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的股份制改造是这一任务完成过程中具有里程碑式的事件。
我国金融体制渐进式改革，既保证了整个经济转轨时期的经济平稳发展，也实现了自身的改革目标。在这个改革过程中没有像其他转轨国家出现大起大落的震荡 ，这是中国经济改革以及与之相配合的金融体制改革的成功之处。
二、对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展望
面对国际金融体系的不断变化和新形势，展望未来中国金融体制改革，有五个问题将成为关注的焦点。
（一） 关于金融体系融资方式问题
我国金融体制改革是以直接融资为主还是间接融资为主，这是金融体系特征问题，它反映了未来金融体制改革的目标。当前金融体制改革中存在市场结构问题。以资本市场发展为例，2006年我国资本市场发展较好，融资规模和增长速度也上了一个台阶，通过股票市场的融资是5600亿元，发行企业债券1015亿元，直接融资为6600亿元。而当年银行新增贷款3.6万亿元，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比例是18：82，也就是在企业的资金来源里，直接融资占18%，来自银行的间接融资占82%。这个比例说明中国企业的直接融资比重过低，低于发达国家70%左右的水平。即使以间接融资模式为主的德国，银行贷款也只有60%多；英国资本市场比较发达，间接融资的比重更是不到30%。
形成目前这种以间接融资为主的主要原因在于我国人均收入低，资本短缺。同时企业借入资本经营对银行来说技术门槛较低，间接融资成本也低，风险控制简单。这在我国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是符合国情的，随着国民收入的提高和经济的快速发展，居民的纯消费行为就会转化为消费加投资，他们需要为多余的钱寻找投资渠道，在这种情况下，直接融资的发展就有了客观的条件和必要。
现在我国以间接融资为主，但未来哪种融资结构更适用，值得进一步研究，目前在这个问题上还没有完全达成共识。从实际情况看，中国的公司法更多反映的是德国的法律体系，主要是有限责任体系，中国的证券法则带有更多的美国色彩。经济体制改革要建成公司制的现代企业，如果公司制是股份制的话，我们企业的结构就要发生变化，不再是有限责任，更多的是变成股份有限，那么，金融结构也要转变成和直接融资为主相对应的结构。
与这个问题相关的是，假如我们选定了融资结构，这个结构能否实现？实现的代价又是什么呢？ 以日本和英国为例 ，在1990年代初，英国为了发展伦敦的资本市场，把金融业全部开放，结果是英国传统金融机构全部走下坡路，大部分被国外金融机构收购；日本银行业开放之后，也大量出现坏账问题。所以问题是哪个融资结构对我们更合适，怎样使现有的结构更有效和更完善。
另一方面，企业以何种方式融资，反映在金融结构上一定是有着差别的。如果以间接融资为主，在股本金的处理上主要是靠私募，收购兼并然后使其壮大，在债务融资的处理上则由银行提供债务来源。如果以直接融资为主，基本是依靠公募、上市，债务融资依靠发债。但是现在的问题是，银行是债务的主要来源，但银行只提供短期债务，不提供长期的贷款。在股本金方面，私募系统不发达，它需要公募并出现了公募市场。在这四块中间是这样一种相对的关系: 发达的股市和发达的贷款，而私募和债券融资却没有出现，这就造成一个很大的错位，由于银行只提供短期贷款，一到长期就变成坏账，宏观调控中就会出现这样一个现象，企业贷款紧缩，只能紧缩短期融资，长期贷款紧缩不下来，没有一个化解的余地。在股本这一块，也是同样的情况，要么上市，因为私募在中国不是很发达，上市后对于监管的要求非常严格，于是造成我国和直接融资相匹配的债务市场发展不是很快，和间接融资相匹配的私募市场发展也不是很快，这是经济发展的一种扭曲。
（二）关于利率市场化问题
把经济体系中任何一个因素单独提出来都与利率有一定关系（凯恩斯，1936），利率历来是经济学家探索和研究的重点，又是各国政府力图控制和掌握的政策工具。间接融资还是直接融资结构的选择是金融体系建立的目标，是长期的基本的问题，而利率市场化则是短期要考虑的东西。
从凯恩斯革命开始到上世纪70年代初的30多年里，凯恩斯的政府干预政策主张对当时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然而，70年代后，发达国家在高速发展中积累的矛盾显露出来，尤其是滞胀的出现使得自由主义学派开始崭露头角，其中有影响力的包括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学派、卢卡斯的理性预期学派、哈耶克的新经济自由主义和爱德华.肖的金融深化理论等。这些学派认为市场经济的核心就是通过价格机制的作用优化资源配置，而利率是资本的价格，金融资源的合理配置客观上就要求利率市场化。
我国金融业正经历着利率市场化的微观消化过程，许多矛盾和扭曲在影响着金融体制改革的质量和下一步的抉择。金融体制的既有框架容纳了现行的利率体系、利率政策和利率水平决定机制，也决定了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路径以及所能达到的最终效果，而利率制度的效率则最终决定我国金融体系的效率。作为金融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利率市场化改革同样采取了与之相适应的渐进式改革，这既是国际的经验也与我国正处于转轨时期的现实有关。我国利率市场化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创造利率市场化条件的过程。
在特定的经济体制背景和金融环境中，我国的利率市场化改革大致分为三个阶段，1978～1993年是调整利率水平和结构阶段，这一阶段基本改变了负利率和零利差现象，偏低的利率水平得到纠正，利率期限档次和种类得到合理设定，银行部门的利益得到重视；1993～1996年是利率生成机制改革阶段，这一阶段的利率改革是不断扩大利率浮动范围，放松对利率的管制，促进利率水平在调整市场行为中发挥作用，以建立一个有效宏观调控的利率管理体制。1996年至今是利率市场化快速推进阶段，目的在于建立一种由中央银行引导市场利率的新型体制，实现利率管理直接调控向间接调控的过渡。同业拆借利率、贴现率与再贴现率、政策性银行金融债券发行利率、国债发行利率、3000万元以上和期限在5年以上的保险公司存款利率、外币存款利率、300万美元（或等值的其他外币）以上外币定期存款利率先后得以放开，利率衍生工具试点逐步展开，银行间市场利率基本实现市场化，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的市场化机制正在逐步增强和深化。但是这一改革进程远未结束。我国利率市场化的实际程度仍落后于名义上的利率市场化，主要表现为操作层面上的利率市场程度落后于制度层面上的利率市场化、中央银行利率作为基准利率的调节作用和导向引力小，利率浮动定价机制执行缺乏现实基础以及利率的风险结构和水平不尽合理。
总体来说，我国的利率市场化改革滞后于整体金融发展形势，已经成为我国经济金融体制改革的瓶颈。然而，利率市场化进程目前还面临着一个两难的选择。利率一定要市场化，但是在人民币升值情况下又变得有一定难度。中国的利率水平与美国的利率水平有一个利差，如果人民币升值不超过这个利差，国外的投机行为就会很少。目前金融监管的措施之一是为了防止热钱流入，所以要使中国的利率保持比美国低两个百分点 ，此时利率政策的效果很明显。现在中国外汇储备规模的不断扩大主要是贸易顺差的贡献，这个比例在2006年大概是65%，这说明国际热钱进入中国的不多。所以，目前利率是被汇率焊接在一起的，成了调整汇率的工具。在汇率不自由的情况下，利率市场化就不能单独实现。
（三）关于人民币国际化问题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十年之后反思这场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启示就是货币体系问题。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是在原有的分工格局和原有的货币体系下的一个必然发生的现象。如何在未来避免类似危机的产生，这就需要我们全新思考今天的货币体系。
在亚洲区域中，一个负责任的货币政策非常重要，也需要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来承担。这个大国在过去是日本。但是日本金融体系固有的问题使得其在支持基础研究方面落已经后于美国。当信息技术产业的基础研究不再转移给日本时，日本的产业升级开始出现问题。结果是日本的“领头雁”作用开始下滑，曾经的“雁身”和“雁尾”国家需要重新寻找“雁头”。
随着中国入世和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和世界的相互依赖越来越多。经验表明，一个大国的宏观经济同时均衡是很困难的，大国的宏观经济均衡必然是在全球范围内才能实现。在这样的格局下，中国和亚洲的关系就从客观上对人民币国际化提出了需求。 中国对日本以外的亚洲国家基本都是逆差，而亚洲国家对华的顺差就意味着中国需要支付，现在是美元支付，那么能不能变成人民币支付，用人民币计价、结算和支付？亚洲区域内国家目前对人民币的需求十分强烈，这使得人民币有可能变成国际化货币。
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综合国力迅速壮大，对外贸易和利用外资都达到了相当的规模。要进一步扩大对外经济联系，客观上要求人民币走向国际。在一个国际区域内，要想实现区域的经济合作，实现投资贸易自由化，也必须要有一个统一货币体系，要有负责任的货币政策。在目前，中国有必要也有条件在亚洲区域内承担一个负责任国家的角色。
在一国两制的条件下，香港已逐渐发展成为主要的国际金融中心，港币是自由兑换的货币。发挥香港的优势是支撑人民币国际化的有利条件。我们可以通过以人民币为背景的港币国际化作为尖兵，既满足人民币目前在资本项下尚不可兑换的约束条件，又能间接实现人民币国际化需要，同时支持了香港金融市场的发展。
事实上，作为国际化一个发展阶段——区域化，人民币已经开始具有成为亚洲区域内主导货币的条件。人民币作为亚洲国家的储备货币是有可能实现的，首先，人民币在许多国家和地区已成为硬通货。其次，上海合作组织以及2010年投资贸易自由化的安排，人民币将有可能成为区域性的计价、结算的手段。目前，人民币在香港可以自由支付，而周边国家居民也逐渐认可并接受人民币作为交易货币和清算货币，用来作为其国内国际贸易流通的媒介。这些现象表明，人民币已经国际化，但是目前还没有与之相适应的国际化政策使其成为区域的主导货币。
（四）关于金融业分业经营和混业经营问题
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分业经营还是混业经营是银行、证券、保险等业务相连通的问题。这个问题的研究往往又带来金融业监管问题的讨论。这时的监管能力已经不再是行政权力的问题而是专业水平的问题。我国加入WTO后，外资金融机构的进入使中外金融机构竞争进一步加剧，从金融机构经营的角度看，有效参与竞争在客观上需要中国的金融机构提供更多更好的金融产品，而这必然和混业问题联系在一起。中资银行提高竞争力要分三个层次考虑，第一层次是银行的传统业务服务层次。中国银行业具有较完善的网点，外资银行进入中国短期内无法具备，因此，中国银行业具有一定的竞争优势。第二层次是银行的高端客户。可以把它分为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传统业务，即所谓的批发业务——贷款。贷款作为中间业务常常跟其他服务业联在一起，有时候跟网点也联在一起。外资银行的进入必然会从中资银行手中夺得一些在中国的外资企业等高端客户，但中国银行同样也有自己的中国企业客户，不管怎样，在这个层次上竞争会更激烈一些。最重要也最让人关注的第三个层次，就是和混业问题关联的金融产品创新。外资银行是混业的，可能在新产品创新和开发上，特别在交叉销售上有更高的竞争能力。而中国银行业一方面经验不足，另一方面有体制的限制，反而不能为客户提供更高端的产品，所以中外资银行之间的竞争不仅仅是高端客户流失的问题，更是金融机构能不能提供更高端的产品，为一般的客户提供服务且形成很好的金融产品创新能力的问题。这对于中资银行来说是很大的挑战，因为产品的创新涉及到混业经营，而混业经营又涉及到监管问题。
混业经营是银行、证券、保险各种业务交叉经营，交叉销售，此时风险可以互相传递。如果证券公司出了问题，很可能就带动银行出问题，然后整个金融体系也出问题。20世纪30年代美国发生的大危机就是这种情况，当美国股市崩溃后，紧接着带动美国整个银行体系垮台。
从历史上来看， 混业和分业的选择就是风险能否控制的问题， 如果风险不能控制而且能够传递，只能借助外部的力量。20世纪八九十年代，银行业的风险意识在加强。按照现代金融的理解，金融不再仅仅是资金的供给方，更是风险配置机构。与此同时，金融机构的风险配置技术也得到了大大的改善，例如计算机技术的使用可以对风险进行实时监控，使风险传递的可能性，或者风险发生的可能性相对变得小一点，在这种情况下监管机构也可以放松管制， 让金融业可以交叉分享，然后提高效益。因此，混业经营问题事实上是金融机构能否控制住风险和有无防范风险能力的问题。从目前来看，我国的金融监管已经开始走向规范化，风险控制和防范能力在逐渐加强，因此金融业的混业经营趋势已经开始显现。
（五）关于农村金融问题
前四个问题属于商业金融范畴，而农村金融是后进性问题。国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验表明，国有农村金融部门在执行政府政策和自身的绩效方面并不好（世界银行，2002），中国的情况也不例外。
当前我国农村金融服务在供给方面存在不足。首先是政策性金融服务范围狭窄，功能弱化，唯一的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仅局限在单一的国有粮、棉、油流通环节的信贷服务，随着粮、棉、油购销市场化进程加快，这一流通领域政策性经营空间缩小，而急需政策扶持的农业开发、农业技术进步及农村基础设施等公共物品得不到足够的政策性金融支持。其次，商业银行逐渐退出了农村金融市场。像中国农业银行这样的金融机构在实行企业化改造后不再愿意涉足农村金融市场，将贷款投向具有较大赢利空间的城市，设在农村的营业网点就变成了吸收农村资金的“吸储器”。再次，农村信用社存在产权不明晰、内部人控制现象严重、抵抗风险能力较差等问题，随着一些地方农村信用社逐步向商业银行蜕变，出现了农村资金非农化的情况。最后是只存不贷的邮政储蓄分流更加剧了农村金融资源稀缺性情况。
另一方面，农村中的民间金融活动任何时候都没有停止过。在正式金融安排未能有效解决农村金融需求的情况下，传统的民间非正式金融有了发展空间，规模不断扩大。尽管这种金融活动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村金融供需矛盾，但其缺陷也很明显，一是自身并非以纯粹的信用关系为基础，而是建立在血缘、亲缘、地缘为基础的社会关系上，加大了金融风险；二是借贷率较高加大了农民的债务负担。因此，在农村金融体制构建中，政府的适当干预成为必然，而且从各国农村金融体制发展来看，政府干预在农村金融市场构建早期的确起到了十分明显的促进作用。农村金融发展滞后，无法发挥其对农村经济的支持作用，而农民为国家整体的经济增长支付成本时却没有分享相应增长的福利，这种状况是不能持久的。因此，农村金融改革需要有清晰的指导思想和目标模式，否则就无法走上一条均衡的和报酬递增的改革路径。此种情况下，政府主导下的农村金融建设就显得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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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建设金融管理论文范文第6篇
[摘要]二元经济下“三农”问题的解决是实现阿拉善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在农村金融改革和深化中,政府主导的支农三驾马车(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农村信用社)占据重要位置,但是也存在若干问题。因此,这就需要在选择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路径时,重点把握目前农牧区融资和农牧民对金融服务的需求,不断提高以政府为主导的农村金融资源配置的效率,从而在制度上建立和地方经济发展相适应、符合农牧区经济发展需要、以竞争为基础的现代农村金融服务体系。
[关键词]农村融体制；改革；路径
从1996年国务院出台《关于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至今的14年里，阿拉善盟农村金融已取得了长足发展，金融体制改革也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是，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任重而道远，期间出现的许多问题仍需要我们认真研究并加以解决。
一、阿拉善盟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历程
阿拉善盟农村金融体制的改革，主要是农村信用社的改革。农村信用社是阿拉善盟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改革主要经历了以下阶段：
（一）1996年农村信用社与农业银行脱钩
当时，农村合作性、商业性和政策性金融机构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在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由于各类金融机构相互间的关系没有理顺，没有建立起合理的管理体制和良好的运行机制，农村金融体制还不能够适应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相当多的农村信用合社失去了合作性质，背离了主要为农民服务的发展方向；中国农业银行领导管理农村信用社的体制，与其自身改革成为商业银行在诸多关系上难以理顺；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营业机构设置不适应业务发展需要，支持农村经济开发的能力较弱。因此，国务院决定要进一步深化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从1996年开始，中国农业银行不再领导管理农村信用社，改由县联社负责对农村信用社的业务管理，中国人民银行承担对农村信用社的金融监督管理，农村信用社与中国农业银行要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继续发展业务往来，共同支持农村经济发展。
这次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直接涉及到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广大农民的切身利益，政策性强、影响面广，对增加农产品生产和供应，提高农民的收入，以及抑制通货膨胀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2003年7月农村信用社实行统一法人体制改革
2003年开始的农村信用社试点改革，重点是以其全部法人财产依法自主经营、自我约束、自我发展、自担风险为目标，推进以县(市、区)为单位的农村信用社“统一法人”建设，这也是促进农村信用社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通过多种有效的产权模式的探索，确定农村信用社改革要实现由合作制向股份合作制、股份制的战略转型，逐步与商业银行接轨，把农村信用社改革成为服务“三农”的社区性地方金融机构。在当前组建“统一法人”体制中，经过五年的产权模式探索，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工作取得了不斐得成绩，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在管理体制上确定了地方省级政府管理农村信用社，并承担经营风险责任。通过改革，农村信用社行业管理职责比较顺利地移交给省级政府，明确了地方政府的责任，各级地方政府积极支持农村信用社改革。
二是“支农”有效信贷投放大幅度提高，在改进服务方式和支持“三农”发展方面作出了积极贡献。存款规模扩大，市场意识进一步增强，支持和服务“三农”的信贷投入数量明显增加。截至2010年9月末，阿拉善盟农村信用社各项存款余额为430471万元，比年初增加99246万元，增长29.96％，进一步增强了信用社的资金实力，有力的支持了农牧业生产、农牧民生活和农牧区经济的发展，为“三农”服务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新牧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各项贷款余额394388万元，比年初增加150602万元，增长了61.78%。
三是资产质量进一步改善。由于取得了中央银行的专项票据支持，使农村信用社的历史包袱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化解，资产质量有所改善。截至2010年9月末，阿拉善盟农村信用社不良贷款余额3137万元，占各项贷款的0.80%，比2002年末下降了26.5个百分点，进一步提高了信贷资产质量。
四是经营效益明显好转。在财税部门对农村信用社所得税和营业税的政策扶持下，为农村信用社节约成本、较少税负、提高效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农村信用社连续两年实现盈利，且盈利水平逐年提升。
五是资本充足率显著提高。通过农村信用社自身的努力，增资扩股工作成效显著，股金数额迅速增长，资本实力明显增强。截至2010年9月末，阿拉善盟农村信用社股本金总额由2002年的2793.97万元，增加到了31711万元。资本净额为50702.74万元，比2002年末增长4463.27%；资本充足率为12.4%，比2002年末增加11.68个百分点。
至此，阿拉善盟的农村金融市场上形成了以农村信用社为主，村镇银行为辅，小额贷款公司和资金互助社为补充的金融格局。
二、阿拉善盟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中的问题
从表面上看，阿拉善盟农村金融体制在功能上是很完善的，各种性质的金融机构各司其职，但是从实质来看却是缺失的，金融机构的组织和分布不够合理，现行的农村金融体系安排仍不能适应农村市场的需要，表现大致如下：
（一）农村金融机构数量较少，呈现出垄断的特征
随着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国有商业银行纷纷撤离农牧区转向城市地区，农村信用合作社几乎成了农村金融市场中唯一一家正规的金融机构，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的营业网点又十分有限，同时，由于包袱过重，政策性的金融机构也日趋减少，保险公司和银行机构的分布比例在城市已占到了95%以上。另外，金融业准入的门槛极高，并且对有些行业还做了限制性的规定，直接造成了农村金融机构很是稀缺，出现了农村信用社几乎独占农村市场的局面。
（二)金融机构的供需矛盾
农村资金的需求具有季节性、短期性和小额化的特点，造成了金融机构的农村贷款成本比较大，再加上风险和利润的原因使商业银行不愿意向农村的客户发放贷款。目前，农村经济发展出现严重的资金短缺，在缺乏有效的融资渠道的情况下，农村对金融机构的需求大于金融机构的供给，随着金融机构撤离农村，加剧了农村金融机构的供需矛盾，同时，政策性金融机构对农村的支持政策也极为有限，不能满足农村经济发展对资金的极大需求，并且由于农业保险需要的资金量大、周期比较长、风险比较大，保险公司对农村的保险业务几乎处于后退阶段。因而，农村经济的发展很难取得较大的进步。? ? （三）农村金融体系发展的严重滞后性，农村金融市场竞争不充分? ? ?金融垄断的出现必然会导致竞争的不充分，农村金融机构的金融产品较为单一，金融机构不能开发更合理的金融产品来吸引顾客，也不能满足农牧区的需求。另外，金融机构不开展跨地区的金融活动，致使农村金融市场出现严重的 “人情交易”，形成了农村金融机构的资产配置不合理，给自身增加了严重的包袱，从而抑制了农村金融机构的进一步发展。? ? （四）农村资金大量流失，农村资金循环出现断链的现象? ? ? 农村有大量的闲散资金，许多金融机构在农村设立营业网点主要目的就是开展存款业务以获得可贷资金，国有商业银行每年从农村吸收的存款非常可观，将这些资金贷给经济效益好的地方，获取高额利润，致使资金大量外流。同时，农牧民有了闲置资金时，也大多是选择储蓄，而不是去投资，如购买保险，发展农村地区的投资项目，当资金出现短缺的时候，又多是向亲朋好友借钱，而不是通过银行获取短期贷款，这样有形成了一个资金恶性循环的循环链，加速了农村资金的大量外流。因此，由于农村金融资源流入与流出严重失衡，形成了区域经济发展的资金“瓶颈” 1。
（五)民间借贷日益活跃
目前，阿拉善盟的民间借贷日益活跃，民间融资有着风险高、盲目性的特点。大多数资金短缺者向有资金者拆借或是借助于高利贷，而乡镇企业由于资本实力有限，很难从银行中获得能满足自己的贷款，在急需资金时，他们的首选也是通过民间进行融资，广泛的民间借贷造就了“地下金融”和“地下经济”，很有可能引发金融风险。
（六）金融体系中的其他部分发展较滞后
目前，在阿拉善盟金融体系中，银行业和保险业发展还算比较快，但是证券业和信托业的发展基本上处于初始阶段，在地方经济中不能发挥很好的作用，特别是相对于落后的农村经济来说，局限性更大。
三、对阿拉善盟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建议
（一）鼓励和引导商业银行发放农业贷款
农牧区有优质的客户，也有很广阔的市场前景，仅在农村地区开展存款业务的作法是不可取的，商业银行应勇于开拓农村市场，为将来在农村地区的发展奠定良好的根基。建议由地方政府作为中间人，敦促农户和商业银行机构进行广泛的合作，商业银行向农村地区的优质客户或是国家鼓励的农村产业发放贷款，所发放的商业贷款要在中央银行进行登记备案，将贷款的详细情况登记在册，防止商业银行发生道德风险。
（二）进一步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
1、深化产权制度改革，完善农村信用社法人治理结构。今后一段时期，应将工作重点转向建立合理、科学、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一是结合当地实际，合理确定入股起点，积极吸收种养殖大户、私营业主、企业法人等有能力、有愿望参与农村信用社管理的投资人入股，提高农村信用社的决策和管理能力。二是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健全法人治理结构，明确职责分工，形成决策、执行、监督相互制衡的治理结构。三是进一步加强制度建设，科学合理地制定有关工作程序和议事规则，增加决策透明度，提高运行效率。四是加强人民银行、银监局的监管力度，最终形成银行业外部监管、系统内自律管理与机构自身内控约束的管理体系2。
2、转换经营机制，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对采取不同产权模式、选择不同组织形式的农村信用社(包括农村信用社改制的银行类金融机构)，应把握有利时机，制定出激励有效、约束严格、权责明晰、奖惩分明的内部控制制度。首先，改革劳动用工制度，推行全员考核、竞争上岗、岗位轮换等制度，逐步形成优胜劣汰、能进能出、能上能下的用工机制。其次，完善薪酬体系，加大收入分配的正向激励，促进业务发展，并重视和加强风险控制制度建设，对信贷决策要实行严格的问责制。第三，加大在职培训力度，加快人员知识更新，提高农村信用社人员素质。
（三）适当降低农村金融的准入门槛
应实行“低门槛、严监管”的原则3，积极引导和鼓励在农村设立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资金互助社等，监管部门可以适当降低准入门槛，而在对农村金融机构的日常监管上加大力度，落实审慎性监管要求，这样既解决了农村市场的信贷需求，又培育了富有竞争性的金融市场，并有利于各金融机构提高服务水平和金融产品的创新。
（四）加强民间融资的管理
一方面，国家应进一步制定民间融资的约束法律，力求使融资方式规范化、融资规模标准化、法律地位合法化，以防范民间融资的金融联动风险。另一方面，建议由县级以上的财政部门组织实施融资工作，并与资金的借、贷双方签订融资合同，明确责任，事后报同级的人民银行进行备案。
（五）加速发展农业保险
建立由政府主导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可以通过政府的适度补贴的政策优惠，吸引和鼓励社会各方力量投资设立农业保险机构4。在农业保险实施方式上可采取强制保险和自愿保险相结合的方式，以降低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即对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农作物保险实施强制保险，其他险种则可实行自愿保险。在险种设置上，要注意针对农民不同层次的保险需求，不断开发适合农民需要的险种，并提高保险的服务质量，尤其要改善理赔状况，以此提升保险在农民心中的形象，加快农村保险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中国人民银行长春中心支行课题组.关于县域农村金融资源配置失衡的思考〔J〕.金融参考,2010(4):119.
〔2〕封志平、王耀宗.对我国农村信用社管理体制问题的探讨〔J〕.金融参考,2010(6):32.
〔3〕赵德旺、彭守天、汪再超.发展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实践与探索〔J〕.金融参考,2010(2):49.
〔4〕中国人民银行银川中心支行课题组.新型农村金融组织可持续性发展研究〔J〕.金融参考,2010(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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