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粮食仓储管理论文范文第1篇
摘要：山西晋祠圣母殿彩塑是国内保存最为完好的彩塑人像。是研究宋代民间工艺和色彩最具实际价值的研究对象。文章通过对山西晋祠圣母殿彩塑的设色原则，设色特点和工艺技术进行整理分析，结合现代的雕塑思想和美学观点对山西晋祠圣母殿彩塑进行剖析，得传统民间彩塑中色彩的巨大作用主要体现在神韵，传神，塑与彩这几方面。
关键词：晋祠；彩塑；色彩
宋代彩塑的工艺技术，彩塑写实的程度得到了空前发展。该时期的主要作品有：山西太原的晋祠彩塑、山西长子县法兴寺圆觉殿彩塑等。
1.山西晋祠圣母殿彩塑概述
1.1晋祠圣母殿彩塑的历史背景
“圣母原来是邑姜，分封桐叶溯源长。隋槐周柏矜高古，宋殿唐碑竞炜煌。悬瓮山泉流玉磬，飞梁荇苕布葱珩。倾城四十宫娥像，笑语嘤嘤立满堂。”这是郭沫若先生为晋祠所做的一首诗。其中提到的“四十宫娥像”，就是历史研究，被誉为“古今中外历史上最伟大的雕塑作品之一”的四十三尊宋代彩塑。就是位于山西省太原市悬瓮山下的晋祠。
1.2晋祠彩塑的工艺
据圣母座后北宋元佑二年的墨书题记可知，这组雕塑完成于元佑二年之前，宋代的雕塑匠师们一方面继承了汉魏至隋唐以来传统的写实技法和民族风格，另一方面又扬弃了前朝刻板的宗教艺术程式化手法。圣母像居中立于神龛围屏下，其余的四十二尊侍从像对称地分列于神龛两侧，除龛内两尊为明代补塑外，其余皆为北宋原物，侍从像中有宦官像五尊，着男服的女冠像四尊，侍女像三十三尊，塑像按照人体1：1的比例制作，比例准确，姿势自然，服装鲜艳，栩栩如生。侍从像是根据宋代宫廷实行的，六尚制即尚宫、尚仪、尚服、尚食、尚寝、尚功塑造的，在塑造不同形象的同时，作者也注意了她们在年龄上的区别身素质及社会经历不同。造就了她们性格、感情和秉性等方面的差异，一个个性格鲜明，表情自然，加之高度与真人相仿，显得栩栩如生。
2.山西晋祠彩塑色彩分析
2.1晋祠彩塑的设色原则
“随类赋彩”是中国传统绘画艺术所遵循的主要的用色规律。也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民间彩塑所遵循的用色规律。以哲学为基础的中国传统艺术不追求科学严谨的造型方法，在用色上采用“随类赋彩”居多。中国传统造型艺术从来不受光的影响，非常讲究平面化、装饰化。因此中国绘画尤其是民间彩塑的用色规律多是以对比鲜明、装饰性强、随其固有色来施彩的。因为色彩种类搭配调合得越多，色彩的明度和彩度就越低。古人用色时，遵循“随类”的原则，即以同一类物象固有的色彩来赋色，这虽使得色彩关系更为单纯，但突出了主观意志的表现。比如古代人物画家在画人物的肤色时，通常用赭石，白色来染；头发为墨色，嘴唇施红色等。传统彩塑也遵循“随类赋彩”的用色传统。彩塑调色时，为了表现出不同物体的不同质感和量感，工匠师要根据不同对象的不同服饰，运用冷、暖各色颜料来搭配。
色彩装饰，即以色彩为主要媒介来辅助造型的表现方式。中国彩塑遵循“随类赋彩”的美学原理，“因时而类色”、“因地而类色”、“因物而类色”、“因形而类色”、“因意而类色”，使色彩呈现出鲜明的个性和特有的艺术风格。其色彩是主观、心理、臆想的类似色彩，色彩大俗大雅，非客观、科学、理性的色彩。是符合中国古代五行五色的哲学观念的色彩。在雕塑上绘制精美的图案，和谐的色彩，大大增强了彩塑的艺术效果，是中华民族历史千百年来的历史文化和民族心理积淀的象征和形象化，是生气勃勃，绵延不绝的汉文化的概括和提炼。
2.2晋祠彩塑的设色特点
彩塑的设色特点是主要用对比强烈的原色和补色，色彩夸张，对比强烈，鲜艳华丽，俗中带雅。运用多种颜料和多种上色技法，各尽其妙地表现出绸纱的柔丽轻软，棉麻的粗实绵密，恺甲的坚硬冰冷，花冠、缨路的富丽繁华，达到了一种轻者迎风飘舞，重者落地有声的艺术效果。对于人物的肤色，也能根据年龄、身份、性格而加以相应的描绘。晋祠内，创作者将所有被塑造的塑像肤色均施为白色。这样能够表现出塑像莹润细腻、滑如凝脂的皮肤质感。先看圣母像造像的色彩：晋祠圣母像塑造上，如图一所示创作者在彩塑设色上用石青、殊砂、群青、赫石、金、黑等各色颜料，并通过涂、描、染、刷，甚至贴金等，使圣母像呈现出富丽繁华的效果。如图二所示群像中的5位男性侍从虽同为宦官，因为各自职责、身份不同，服饰也各不相同。4尊宫廷女官像皆着男服，头戴乌纱，系玉带，脚蹬薄底乌靴。其中两位着大袖衣，双手相叠合抱。
关于泥塑彩绘，在《营造法式》和《元代画塑记》中都有记载。泥塑彩绘的颜料分为两类。一类是矿物质颜料，另一类是植物质颜料。土黄、雄黄、铬黄、石黄、铜绿、石绿、洋绿、沙绿、群青、石青、银朱等，都属于矿物质颜料。这些颜料不易褪色，覆盖力很强、经久耐光，但大多有毒。而曙红、洋红、桃红、紫罗兰、胭脂、藤黄、柠檬黄、花青、玫瑰红等属于植物颜料。配兑方便、色泽透明鲜亮、容易操作是植物颜料的特点。缺点是容易褪色，不耐光照。古代彩塑在用色方面，注重装饰性，用色鲜艳，对比强烈。在设色技巧上，继承和吸取了中国传统工笔重彩画的风格。
2.3晋祠彩塑的工艺
古代雕塑作品一般都要上彩，传统雕塑习称“三分塑，七分绘”，更强调绘的作用。传统佛教彩塑中把上彩称为“装銮”，充分说明了彩绘在彩塑中的重要地位。“塑绘结合”是中国传统彩塑遵循的主要方式，在彩塑的制作过程中，装彩是最后一道工序。如图三所示大殿北部西侧第二辟侍女像是一位歌舞伎，她头梳双高髻，身穿红襦蓝长裙，腰坠绿色玉环绶带，脚穿翘尖弓鞋她的双手把玩着一条红色的绸巾，头稍稍向右倾斜，身体含蓄地向前略倾，她的面容饱满圆润、五官精致，表情虽然有些拘谨，但是也正反映了一位少女不谙世事的谨慎和含蓄。如图四所示，这一位侍女，右手前伸，唇齿微动，好像要向别人诉说什么。
在光线幽暗的晋祠内，运用这种对比强烈的设色手法，可以使雕塑作品倍加明快鲜艳，绚丽夺目，既兼顾了祠堂本身所需要的幽暗氛围，又突出了彩塑形体，加强了艺术感染力，同时还与建筑物的彩绘、壁画的色彩谐调统一，这种匠心独运的色彩装饰手法，确使彩塑艺术显现出夸张、奔放的浪漫情调。总体来说，圣母像正面群像色彩艳丽，圣母像背后的群像色彩柔和，东西两边的侍从群像色彩华丽高雅，烘托了圣母殿的气氛。整个晋祠彩塑的用色规律可以概括为：以纯色对比为主，对比中求得和谐。
3.晋祠彩塑的表达意义
3.1神韵
“气韵生动”可以说是中国传统造型艺术追求的最高标准，也是中国传统造型艺术的最高境界，许多中国古代画工和雕匠艺术家们正是在这种艺术观的指导下，把创作精力投在作品的气韵上，在气韵上大做文章，下硬功夫。
意境是中国艺术的创作和鉴赏方面的一个极重要的美学范畴。意，即主观的理念、感情。对境觉知，异乎木石，名为心，次心筹量名为意。意境也是中国古代传统彩塑所着力追求的。古代匠师深知“二目乃日月之精，最要传其生动”和“征神见貌，情发于目”的道理，对不同对象采取不同手法进行塑造，使一尊尊栩栩如生的形象脱壁而出，达到了“观其眸子，可以知人”的艺术高度。
3.2传神
传神，是造型审美的内核，是中国传统彩塑孜孜以求的艺术本质。通过线条的简繁、疏密、刚柔、曲直、长短、纵横、倾斜、缓急、顿挫、盘旋等多种表现手法，不但真实地表现了人物衣褶翻、卷、穿、插的层次，丝、麻、纱、绸的质感，而且还加强了人物或站立或飞舞的动势，突出了人物的性格特点。彩塑的先辈们或当今的彩塑作者，他们都不满足对人物外形的如实摹写，而是着力刻画其内在的气质，传达出独特的心理、气质、精神、性格特征，人们习惯称之为“传神”或叫“气韵生动”。千百年来中国传统彩塑艺术的发展，形成了追求艺术神韵，以形写神、神情兼备的艺术标准，显示了中华民族独特的审美境界。古代彩塑大量用线，但这种线不是没有根据的凭空捏造，而是精确地表现了占有空间的体积，表现了衣纹转折，表现了肌体轮廓。一言以蔽之：表现了事物的本质。
3.3塑与彩
中国传统彩塑讲究“三分塑，七分彩”，“塑其容，绘其质”塑绘是彩塑不同于其它雕塑的艺术特点。正是这种精美的彩绘和雕塑的巧妙结合，造就了中国传统彩塑鲜明华丽，富于装饰性的艺术个性和东方特色。塑绘结合最早出自于东晋兼长绘画的雕塑家戴速，到了唐代，这种塑绘结合的艺术表现达到了高度成熟，为以后的彩塑发展树立了范本。宋、元、明、清的彩塑则继承了唐代彩塑的传统。不仅陶塑、泥塑与彩绘结合在一起，中国的石雕、木雕等硬质材料的雕刻也是如此。
雕塑与彩绘结合的结果使得中国的雕塑既有立体形象的体积感，又有绘画般的笔墨情趣和色彩美感，能同时给人以丰富的美感享受。尤其值得强调的是，中华民族独创了壁塑的艺术。壁塑又称影塑，是典型的绘画、雕塑合一的艺术形式。宋代郭熙，进而以手堆泥于壁，使之形成不规则的凸凹形状，待泥干之后，以色彩随其形迹晕染，点绘成山峦林壑，看去如雕塑又似绘画，可以说是一幅具有立体形式的山水人物画。此种壁塑的创作方法本身与泼墨写意画的创作方法有着本质上的相通之处，其随心堆泥因形塑绘的创作中有着“运泥如用墨”的匠心，易于获得自然清新、气韵生动的效果。雕塑与绘画的各种表现方法在中国雕塑中就是这样有机地结合着，从而使中国雕塑获得了那种单纯强调立体感的严格意义上的三维空间艺术所无以获得的艺术效果。
4.结语
晋祠圣母殿内的四十三尊北宋人物塑像，在艺术风格上已经摆脱了宗教造像程式化的传统束缚，成为世俗生活情境的写照。真实的再现了当时的宫廷生活，从中可窥视到北宋时期的政治、文化、艺术、服饰、世俗生活等。通过人物表情、性格、衣着、用具及相互间的位置安排。反映了北宋宫闱生活和社会阶级关系的一个侧面。表达了艺术家的思绪和创作感受，这组侍女塑像是中国宋代皇宫内的现实主义作品。
明代粮食仓储管理论文范文第2篇
摘 要： “韵”是中国美学的重要范畴，也是古典戏曲的典型特征。不过，“韵”范畴在戏曲理论中的发展却明显滞后于诗学、画论和乐论等领域。元代，“韵”的使用尚未脱离表音、声的字源含义；明代，“韵”作为文学批评范畴，首见于戏曲文本批评中；清代，“韵”范畴开始大量应用于戏曲舞台表演和演员的品鉴。
关键词：韵；范畴；明清戏曲
“韵”作为一个文学批评范畴，可解释为“有余意之谓韵”，也可与“风”“神”“气”“清”等其他范畴相组合，表达各有侧重的审美感受。在戏曲批评中，“韵”范畴的使用经历了从无到有、从模仿到独立的过程，与中国古代戏曲理论的总体发展脉络相吻合。本文以明清曲论为研究对象，分析“韵”范畴的使用规律及含义演变。
一、“韵”范畴的生成与探索
“韵”本是一个表音、声的概念，《说文》解释为：“和也。从音员声。裴光远云：古与均同。”[1]123这表示该字倾向于形容和谐匀称、有节奏感的声音。在文学史上，“韵”逐渐转变为一个具有独立审美价值的批评范畴，指一种超越艺术技巧层面的审美体验，如北宋范温言：“夫惟曲尽法度，而妙在法度之外，其韵自远。”[2]1362方东树云：“韵者，态度风致也。如对名花，其可爱处，必在形色之外。”[3]23由于“韵”范畴的内涵以含蓄蕴藉、清空渺远为主，符合文人士夫的主流审美，故自魏晋始，就被广泛用于书画理论、人物品藻；唐宋以来，“韵”范畴在诗词批评中也自成体系。然而在古典戏曲中，“韵”范畴的使用和发展却有明显的滞后。
至元代，成熟的戏曲艺术才产生，曲论的发展远远落后于戏曲创作，曲家谈“韵”，多从声律、音韵的角度出发，探讨戏曲音乐、文学的形式技巧和规范。如元陶宗仪的《南村辍耕录》，在《叙画》篇中祖述谢赫“六法”，多用气韵、神韵，而专论乐府、院本的篇章却只说叶韵、叠韵。[4]198、276不过，也有元人主动将“韵”和一定的审美风格相联系，如夏庭芝在《青楼集》中赞美伶人聂檀香“歌韵清圆”就是一例。[5]116“歌韵”之韵，仍属音、声义，但由于和“清圆”相搭配，就更多立足于审美。其实，演员唱腔合于声律规范，与演唱优美本就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这使得“韵”字向审美范畴的过渡变得自然而然。宋人吴自牧在《梦粱录》中言：“歌喉宛转，道得字真韵正，令人侧耳听之不厌”[6]192，便是此理。另外在专门记录、点评戏曲作家的著作《录鬼簿》中，出现了使用“韵”来形容曲文、曲家的例子。如王实甫“作文章，风韵美”，汪勉之“风韵清标貌胜潘”[7]13、41，前者继承了诗词文的批评传统，后者则明显受到晋代以来人物品藻传统的影响。当然，这些个例在元代曲论中屈指可数，至明代，“韵”才开始作为正式的批评范畴大量涌进曲论著作中。
二、明代曲论中的“韵”范畴
明代曲论著作大量增加，曲家多从文学价值、文体特征的角度理解戏曲，“韵”范畴的使用与这一规律基本吻合。这一时期，大批文人使用“韵”范畴进行戏曲文学批评，代表作家作品有王骥德《曲律》、凌濛初《谭曲杂札》、张琦《衡曲麈谭》等等。值得注意的是祁彪佳的《远山堂曲品》与《远山堂剧品》，二“品”在章节安排、观点表达等方面对吕天成《曲品》有颇多继承。吕氏《曲品》仅从声律规范角度使用“韵”，而选用“情致”“风致”等形容那种留有余意、含蓄蕴藉的审美风格。这或许是他想避免“韵”的含义产生混淆，并增加作品中批評术语的丰富性，这种做法在明代曲论中是比较常见的。但祁氏二“品”却既谈“守韵”“失韵”，又谈“韵致”“韵味”，甚至将两层含义在同一句话中连续使用。如他评价《锁魔镜》“大有元人之韵；但词气少欠振拔，用韵亦有杂者”，评价《花舫缘》“丰韵正自不减……而用韵少杂”[8]152、172。这表明，祁彪佳进一步看到了“韵”范畴独一无二、不可替代的美学价值。
从表1概括的明代“韵”范畴的使用情况可见，明代曲论中出现的“韵”范畴已十分丰富，且频率相近，主要用于形容曲辞和作品的整体风格。戏曲表演方面虽也有少量涉及，但不是主流。总体上来说，明代曲论中“韵”范畴的使用特征大致表现为三个方面：
第一，曲家对“韵”的理解受诗论影响明显，借鉴成熟的诗歌理论，成为探讨戏曲美学的重要方式。如下面两则关于《西厢记》的批评：
《西廂》主韵度风神，太白之诗也；《琵琶》主名理伦教，少陵之作也。[9]245
《西厢》，风之遗也；《琵琶》，雅之遗也。《西厢》似李，《琵琶》似杜……《琵琶》之妙，以情以理；《西厢》之妙，以神以韵。[10]160
《西厢记》与《琵琶记》的优劣高下，是明代曲论的焦点话题之一。王骥德与胡应麟在评价两部作品时，都是以诗的眼光来看待戏曲，因此要借“李杜”“风雅”以作类比。二人均认为，《西厢》比《琵琶》胜在“神韵”“韵度”，相比《琵琶》的“工处可指”、重视伦理名教来说，《西厢》的美感更偏于虚处，已臻化境。因此，使用“韵”来描述《西厢》是恰到好处的。彼时，曲论的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从事表演和编剧的舞台工作者社会地位低下，文人侧重于从“诗”的角度理解戏曲这门综合艺术，实属必然之举。
其次，明代曲论中出现的“韵”范畴，是从语言、写作技巧、境界三个层面出发进行文本批评的，呈现出由实到虚、由具体到抽象的过渡。在语言层面，“韵”专指作品的曲辞拥有某种具体的风格或优点。如祁彪佳《远山堂剧品》评《眼儿媚》：“词如鸟语花笑，韵致娟然”[8]166，“鸟语花笑”是对作品文辞的具象化形容，“韵致”在这里特指曲辞的灵动活泼。在写作技巧层面“，韵”的含义进一步抽象化，追求类似于诗论中“羚羊挂角，无迹可寻”的高超笔法。王骥德在《曲律》中将这种状态描述为：“摹欢则令人神荡，写怨则令人断肠，不在快人，而在动人。此所谓‘风神’，所谓‘标韵’……不知所以然而然，方是神品，方是绝技。”又云：“约略写其风韵，令人髣髴中如灯镜传影，了然目中，却摸捉不得，方是妙手。”[11]183-192由此可见，以“韵”形容创作技巧，指的是一种不留技术痕迹的浑然天成之态。但所谓“浑然天成”，毕竟还不是“天成”，仍然停留在对具体技巧的探讨上。“韵”范畴最深刻的含义当属第三个层面——境界。“韵”有“余韵”“余味”之义，强调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味外之味、玄远之境。凌濛初《谭曲杂札》云“至《西厢》尾声，无一不妙……悠然有余韵”[12]257，是言《西厢记》的尾声留有余白，意境渺远。祁彪佳《远山堂剧品》评《柳浪杂剧》“以俗笔为之，虽极摹写，终非雅谑……少有余韵”[8]191，从反面揭示了“余韵”是一种完全超越写作技巧的境界呈现。还有的戏曲批评直接反映了上述三个层次的辩证关系，如王骥德评价《效自君之出矣》【沈醉东风】一曲：“仅此二词，颇饶风韵，余未足取。第易蛾眉为蛾尾，亦不妥耳。”[11]307曲辞有风韵，但由于技法上没有达到完善，故不能进入更高的审美境界。又如祁彪佳《远山堂剧品》评《男王后》曰：“取境亦奇。词甚工美，有大雅韵度。但此等曲，玩之不厌，过眼亦不令人思。”[8]161作品在整体风格上可堪称“韵度”，但并不具有过目不忘的“余韵”，更加说明“余韵”的境界是不能通过技巧提升的量变积累而获得的。
最后，明代曲论中“韵”范畴的使用主要集中在曲辞鉴赏领域，在戏曲的故事情节、舞台表演等方面也偶有涉及。如孟称舜在《古今明剧合选评语》中评《萧淑兰》【古寨儿令】一曲：“此于次枝皆摹得意之景，于酸腐中见出丰韵。”[13]488这是使用“丰韵”一词对作品情节特征进行概述。张大复的《梅花草堂笔谈》记录了王怡菴教人度曲之语：“谐声发调，虽复余韵悠扬，必归本字。”[14]428演唱时，可以对字的韵母部分进行悠远开阔的修饰，但为保证吐字清晰，最终需要回归至“本字”。可见，王氏意识到技巧和规则的合理运用，是唱腔获得韵味的重要途径。潘之恒的《鸾啸小品》有“作诸子之评”一节，对许多演员的演唱和形象气质有所评价，如称演员陆三“劲节高韵”，称演员吴己有“出群之韵”[15]204。不过，这些都是极少数个例，真正将“韵”范畴纳入戏曲表演体系，已经是清代了。
三、清代曲论中的“韵”范畴
较之明代，清代曲论对舞台表演投之以更多关注，曲家不再一味着眼于戏曲的文学价值，而是强调戏曲的综合艺术价值。这一时期，“韵”范畴在戏曲文学领域的使用有所降低，而在戏曲表演方面有了丰富的拓展。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二：一是“韵”范畴的内涵本身就与戏曲文学的匹配程度不高，而更适用于表演艺术领域。汪涌豪认为，相比于戏曲文学，“韵”范畴实际上更适合用在诗词批评中，因为“戏曲、小说批评似更关注作法和技巧……与其说‘情韵’‘比兴’，他们不如说‘传神’‘写真’；与其讲‘养气’‘虚静’，不如讲‘格物’和‘烘染’”[16]408。戏曲是叙事的文学、民俗的艺术，明人从诗论、画论中借鉴“韵”范畴的使用，以文人士夫的眼光看待剧本，将曲学局限在文本分析之一隅，这是戏曲理论发展不成熟的表现。清代，人们对于戏曲的认识程度进一步加深，发现演员出神入化的摹態、灵动不羁的气质、绕梁不绝的演唱，反而更合于“韵”范畴所传达的审美意趣。其二，清代戏曲的文学价值较前代有所衰退。由于昆山腔与传奇文学式微、花部声腔崛起，戏曲发展呈现出通俗化、市民化的大势，这就使戏曲的文辞更加无法与“韵”的审美要求相匹配了。因此这一时期，出现了很多有关演员和舞台表演的专论，如铁桥山人等所著的《消寒新咏》，以花喻人，收集了众多谈论、赞赏演员的诗作；吴长元的《燕兰小谱》，将演员按照花部、雅部分类点评，比较有针对性；除此之外，还有小铁笛道人的《日下看花记》、黄本铨的《粉墨丛谈》、杨懋建的《辛壬癸甲录》《长安看花记》、艺兰生的《评花新谱》、萝摹菴老人的《怀芳记》、蜀西樵也的《燕台花事录》等等，数量众多、各具特色。
由表2概括的清代戏曲“韵”范畴的使用情况可见，在文学批评方面，“韵”范畴用于鉴赏曲文的频率明显降低，但依旧有所进步，呈现出“少而精”的特点。首
先，清代曲论中的“韵”范畴在曲辞、曲情、人物、题材、作者等方面更加均衡，同时也增加了新的范畴搭配，是明代所无。如黄图珌的《看山阁集闲笔》，最先使用“骨韵”一词来表达戏曲创作的词旨。[17]170王懋昭在《三星圆例言》中言“南曲则神韵悠长”[18]730，用“神韵”一词来概述南曲这一剧种的整体特色。黄振在《石榴记凡例》中提到了“衬字”的重要性：“然曲中抑扬顿挫，偷声唤气，全在衬字。果多寡中节，自疾徐合拍，筝琶之外，别有余韵索人矣。”[19]203衬字如能恰当使用，便可服务于戏曲演唱，使作品别有余韵，这是用表演效果本身来规范戏曲文学的创作，而非仅将戏曲文本视为案头文学来欣赏，反映了清人戏剧观念的进步。其次，清人常使用“韵”范畴对剧本中的具体词句或情节进行细致、透彻的分析，赋予了“韵”更多的质实感。如梁廷枏《曲话》中对比《西厢记》元本与其所见一种明刻本的区别：
“灯儿一点被风吹灭”，元作“……甫能吹灭”；又“披衣独步冷清清，看那断桥月色”，元作“披衣独步在月明中，凝睛看天色”；又“待赶上个梦儿，睡也再睡不着”，元作“媚媚的不干，抑也抑得着”。所改特饶神韵。[20]291
通过添加“灯儿一点”“冷清清”“断桥月色”等等描述性词汇，并去除元人俚语，用通俗自然的语言代替之，改作比元作更为灵动、有文学性，达到了“神韵”的效果。比之明人大多从抽象角度概述文本的整体风格，梁氏对“韵”的理解更加精到、具体。最后，从清人对戏曲文本的创作要求来看，曲辞的文学美、音乐美和声律规范等多方面已经渐趋平衡，“韵”范畴就是达到平衡后的结果，如《曲海总目提要》中提到：“……神韵不在死板直腔中也。玉茗《四梦》，擅场一时。而《牡丹亭》之《冥判》，直是全不相干之一篇散文韵语而已。”[21]8用“神韵”来结束格律与才情之争，反映时人对“韵”超出法度之外这一特点的深刻理解。“死板直腔”既束缚了文学表达，也不是优秀的音乐创作，说明一味追求形式技巧规范，只会落入陈腐刻意，在各个方面都无法达到“韵”的美学境界。综上所述，清代曲论中的“韵”范畴在戏曲文本中使用范围更广、分析更精细、内涵也更加平衡。
在戏曲演唱方面，演员的唱腔追求余韵、远韵、绕梁之韵，这可以具体解释为清丽婉转、不掺杂质的嗓音特征。如《听春新咏》评价演员双保“梁间韵绕，槛外云停，真有清风徐来之致”，评演员添喜“清歌流韵，响出天然”[22]358，342； 《消寒新咏》言“每当度曲时，音清韵远，不杂瑕疵”[23]706；《 燕兰小谱》评演员白二“歌喉清亮，音节圆美，有绕梁遏尘之韵”[24]207等。值得注意的是，既然“韵”是一种在法度之外的超越境界，那么歌喉之“韵”与具体演唱技巧便会产生一定的辩证关系，如：
（小潘）其口齿颇清，而强作解事者，动欲吹毛求疵。然余闻广平叶氏云：“旦色止取神韵，于字面不宜苛求，如‘皆来’之张口，‘车辙’之参牙，不到十分则其音不足，必使小樱桃不逾分寸，即西施、王嫱亦变成嫫母矣。[22]378
演唱过程中，最重要的是能否唱出“神韵”，若一味追求吐字行腔的规范，反而会败坏整体的演唱效果。这又进一步表明，“韵”能够超越法度规则，表现出灵活、洒脱的自在之美。另外，清代曲论还表现出了一些对于戏曲演奏、伴奏的关注，如《明僮续录》评价演奏家畹春“娴丝竹琵琶，尤胜捉弦运指，有雨洒芭蕉之韵”[25]589，《消寒新咏》中记录有“声调箫管天然韵”“一吐云中箫管韵”“无奈娇簧韵独清”等赞美戏曲演奏家的诗歌。这不仅表明清人对戏曲的理解正不断摆脱传统文学的束缚，曲论朝着更加系统化、专门化的方向发展。
在演员的气质形态方面，“韵”的呈现与演员的自身条件有很大关系，其中包括了先天条件与后天的努力。就先天条件来说，“韵”必然是要求美丽大方的。如演员王德官“面圆如杏，饶有丰韵”[23]736，想九霄“貌清妍无俗韵，纤腰一搦，婀娜可怜”[26]8。同时，“韵”在这时是一个女性特征鲜明的范畴，如演员钟凤龄“婉丽中别饶神韵”[25]592，演员小三“依人小鸟动人怜，丰韵嫣然豁眼前”[27]294，说明婉转、柔媚、优雅的气质特征，是“韵”的内涵之一。当然，正如同“韵”在文学和音乐上要求超越法度之外的高妙境界，对于演员来说，“韵”也可以是一种超越长相之外的气质美感。因此，有些演员即使长相有缺陷，或并不非常出众，也能以韵胜人，如演员琦官“虽不美于徐才官、李玉龄、王喜龄、毛二官、金福寿等，而一种雅韵，见则生怜”[23]691，蒋四儿“秀眉方面，颊有微麻，而柔媚嫣然，望之如瞻卜兜罗，别饶丰韵”[24]205。琦官不以长相之美著称，却能够获得“雅韵”的评价，而蒋四儿有明显的脸部缺陷（方面、微麻），依旧别饶丰韵，这更加说明二者气质风度之过人。相反，有些演员虽然姿质优越，却是缺乏韵味的。如戈蕙官“姿态明艳，鲜有韵致，盖不从梨园法曲中来，徒事妖冶以趨时好”[24]201，这一语道出演员之“韵”所需要的第二个条件——后天的训练。若只以姿色示人，而不勤于梨园功夫修养，只会浪费得天独厚的先天优势。因此，演员需要不断修炼、打磨自身的表演技艺，学习有助于提升内涵的艺术技能，达到“出于浓艳凝香之外”的艺术高度。总结那些“以韵胜人”的演员的特征，几乎都有这三种特点：（一）气质不俗，自然灵动，无脂粉气。如演员尹春“举止风韵，绰似大家。性格温和，谈词爽雅，无抹脂障袖习气”[28]416。（二）幽闲淡逸，举止静穆。如四喜官“韵致幽闲”，演员文林“丰神潇洒，气韵淡逸”[27]275。（三）有才华和书卷气，擅长诗词书画，无乐部恶习。如桂林官“昆旦中之韵胜者。玉貌翩跹，温文闲雅， 绝不似乐部中人。喜书史，能举业，亦善画兰，骎骎乎有文士之风”，张发官“雅韵闲情，有谢夫人林下风致，耽清静，解文墨”[24]227，张宝香“文静婉约，亦有书生韵致”[29]741。这一点也同样适用于评价男性演员，如小铁笛道人在《日下看花记》中指出：“诸郎中或以趣胜，或以韵胜，不名一格，总以不沾尘俗、有儒雅气者为可意。”
在演员的表演风格方面，人们对于“韵”的追求已成自觉，表演能否具有风致、风韵，是评价演员的重要因素，由此，很多演员甚至直接以“韵”作为自己的艺名称号，如清代曲论中所记载的韵香、韵秋、韵琴、韵梅、韵珊等等，这也是“韵”范畴在戏曲批评中发展成熟的一个侧面表现。有的演员，“初见其登场，歌喉清滑，娇靥鲜妍，顾盼玲珑，风情柔韵”“所演诸剧，自然性灵，别饶风韵”[27]251，290，这还仅仅是从主观感受上评价演员的总体表演风格。值得注意的是，还有些曲论直接涉及到具体的演出剧目，使今人不仅对当时所流行的剧目有直观的了解，在结合剧目内容对演员的特点进行分析后，还能深刻体会到“韵”范畴的实际含义，如：
（春馥钱桂蟾）清扬婉娈，秀色可餐。善昆剧，其演《折柳》《思凡》诸出，气韵娴静，独出冠时。[30]641
《折柳》出自《紫钗记》，其中演员所饰演的应是妓女身份的霍小玉；《思凡》出自《孽海记》，尼姑色空也是比较典型的喜剧角色。两者都不是“大家闺秀”型人物，但此演员能够却做到“气韵娴静”，说明其表演风格端庄大气，可以把容易流于肤浅的人物类型塑造得有深度、耐人寻味，真当得起“气韵”二字。又如：
（景春陆小芬）气韵沉着，仪度幽闲。工《游园惊梦》诸剧，粉腻脂柔，真足令柳郎情死也。[30]643
《游园惊梦》出自《牡丹亭》。杜丽娘虽只是十六岁的少女，但毕竟大家闺秀，表演最忌轻佻、有脂粉气。这位演员能够做到“气韵沉着，仪度幽闲”，可见她对于角色有精准地把握和适度的表现。再如：
（福寿）姿容明媚，骨肉停匀。演《学堂》，闺阁风仪，别饶韵致。（添龄）姿貌白皙，天趣可人，演《学堂》《拷红》颇能体会。近演《南柯梦》中花鼓儿，别有韵致。[27]255，294
《学堂》为《牡丹亭》中一折，演员福寿将“闺阁风仪”进行了恰当演绎，与杜丽娘的人物形象吻合，故称“别饶韵致”。而同一折戏，演员添龄饰演的春香也堪称“别有韵致”，同一范畴，这里又侧重于强调其表演灵动活泼，“天趣可人”，由此可见“韵”在描述演员表演风格时，也同样偏于虚处，可灵活搭配不同的具体风格，最终指向一种极高明的艺术境界。
综上，清代曲论中“韵”范畴的使用，已经大大突破了明代的局限，这是戏曲理论发展的必然结果。这时期，“韵”范畴已不再模仿诗论，而是结合舞台表演的自身规律，找寻到了其在戏曲领域中的独特内涵。不过，清人对戏曲表演的研究依旧停留在“结果分析”的阶段，曲家欣赏演员的唱腔或表演，着眼于“韵”的效果，却并未细致分析“韵”的成因。中国戏曲尤其以“韵味”见长，不同的行当均有获得韵味感的独特技巧，如京剧老生之所以能够“以韵胜人”，盖“嗓音近于云遮月者”[31]36在清澈透亮的基础上有意增添了一丝沙杂，反而使唱腔更耐人寻味。又如旦角演员的水袖功，通过“勾、挑、撑、冲、拨、扬、掸、甩，打、抖”等多种方法，来追求一种登峰造极的艺术美感。[32]关于这些的具体而详尽的讨论，已是民国时期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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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万书荣）
明代粮食仓储管理论文范文第3篇
摘要 粮食安全问题至关重要，关系着一国的政治经济稳定。该研究从粮食自给率的概念出发，分析了粮食自给率的影响因素及中国粮食自给率的现状，阐述了确定粮食自给率需要考虑的方面，并就如何提高粮食自给率提出一些政策建议。
关键词 粮食安全；自给率；粮食供给；进口
“民以食为天”，粮食产业的安全问题、安全策略，关系着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政治局面。实现粮食安全，有两种保障模式，一种是依靠国内粮食供给能力，一种是依赖国际粮食市场供给。粮食安全说到底就是一个国家的粮食需求自己能满足多少，依赖进口的程度有多大的问题[1] 。一般认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粮食自给率在100%以上，就是完全自给；在95%～100%之间，属于基本自给，中国正是这样的情况；在90%～95%之间，是可以接受的粮食安全水平；一旦小于90%，粮食供求的风险就会增大[2]。长期以来，中国政府始终坚持粮食高自给率，毫不动摇。
1 粮食自给率概念及影响因素
1.1 概念
粮食自给率，是指一国或地区一年内粮食总产量占总需求量的百分比。反之，则是粮食贸易依存度，即在一年内一国或地区粮食缺口进口量占总需求量的百分比。
通常认为，粮食自给率达到95%时，即拥有足够高的粮食安全水平；粮食自给率为90%，即拥有可以接受的粮食安全水平。在当前全球一体化进度愈来愈快、各国间经济联系愈来愈紧密的形势下，一国可以通过进口的形式获得自己所需的全部或部分粮食，但是，当前国际风云变幻，加上国际市场又容易受诸多因素的影响，诸如环境、经济形势等，粮食价格和可贸易量不稳定，国际依存度越高，也就意味着粮食的不安全程度越高。
1.2 影响因素 一国粮食自给率的高低既取决于自身的禀赋条件，诸如土地、水资源等，同时，国家工业化程度，交通运输水平、贸易环境等也会对其产生重要影响[4]。
1.2.1 国内因素。
国内因素包括耕地数量、可转化为耕地的土地数量以及粮食增产的科技储备。当前，科技进步毫无疑问地已成为促进粮食产量增长的第一推动力。有一定数量的耕地是实现粮食自给的关键，是粮食潜在生产能力的保障。允许耕地在粮食生产与经济作物生产之间转换，但不允许永久性退出种植业，一旦出现粮食安全问题，可以迅速进行作物转换，把耕地用于粮食生产。
1.2.2 国外因素。国外因素包括国际粮食市场的可购入量和程度，一国在外国投资的耕地数量以及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等。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可以引导国内企业在国外直接投资，建立国外粮食基地，间接提高我国粮食自给率，这样做既不挤占国内粮食市场份额，又可以弥补国内土地资源的不足，同时也避开了所在国的贸易壁垒，可谓一举多得。
2 中国粮食自给率状况分析
中国是农业国家，又是世界人口大国，如果吃饭出了问题，那是天大的问题。因此，长期以来，中国的政策部门对粮食生产和粮食自给率看得很重。
1977～1984年，中国粮食自给率始终在96%～98%的范围内，1985～1994年从未低于98%，1995年下降到96%，1996年增长为98%，1997～2003年保持在100%，2004年又有所下降，降至95%，2005年为96%[5]。近年来，尽管粮食连年增产，但由于需求大幅增加，特别是人口激增，饲料用粮和工业用粮需求增加较快，中国粮食自给率逐年下滑，2010年已低于90%。在国家强有力政策的支持下，2011年粮食自给率略有提高，但是，2012年自给率再度下降到90%以下[6]。2013年1月29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韩俊在“中国县域经济发展高层论坛”上表示，中国粮食供求总量趋紧，粮食自给率已经跌破90%。这一消息，再次引发国际社会对我国粮食安全问题的热议。
尽管针对社会上关于中国粮食自给水平堪忧、粮食安全存在隐忧的说法，有专家指出，单纯地从中国粮食自给率降低就说中国粮食安全保障水平下降，是一种错误的理解。从国家层面来讲，一国的粮食安全取决于两个能力，一个是生产能力，决定着粮食自给率；一个是进口能力，决定着粮食进口量。一国的粮食安全保障水平要从这两个角度综合考虑。但是，提高粮食自给率是实现粮食安全的必要条件，相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粮食自给率，粮食安全水平就会有所不同；同样，不同的历史时期，同样的粮食自给率，粮食安全水平也可能不同。既使如此，不得不说，我国粮食安全面临严峻的挑战。
2030年中国人口将达到16亿，即使保持现有的人均需求不变，粮食产量需要递年增长才能养活这些人口。与此同时，中国粮食播种面积正在呈下降趋势，年均下降0.65%，耕地面积年均下降0.7%[7]，未来粮食自给率可能会更低，粮食供给可能会出现更大的缺口。
3 中国粮食自给率的确定
3.1 粮食供给分析
3.1.1 农业资源环境分析。
第一，农业耕地资源。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我国的耕地资源逐年递减，目前已经不足世界人均水平的45%，并呈逐年下降减少的趋势[8]。耕地的有机物质含量呈下降趋势，退耕还林、退耕还草、退耕还湖的要求也将进一步压缩中国的可用耕地面积。中国的经济飞速发展引发的基础设施建设、建设用地以及非农业建筑用地、交通用地等将进一步压缩中国的实际耕地面积。随着人口的增长和老龄化社会的出现，人均耕地面积这一指标也将受到明显的冲击和压缩，
第二，农业用水资源。粮食生产是耗水量巨大的产业。从水资源的总体情况上看，中国的农业用水资源世界排名落后。虽然中国的河川径流量达到了27 115亿m3，占全世界径流量的5.8%，位于世界第5位，但由于人口基数巨大，且河流地区分布不均匀，造成中国人均水资源匮乏[9]。
第三，自然环境。一是自然灾害的逐年加重，二是环境污染的加剧。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降低了当年的粮食产量，并对粮食基础设施产生了破坏摧毁作用。随着温室效应以及全球变暖现象的影响，农业生态环境遭到破坏。此外，各种农作物病虫害不再受制于寒冷天气，加速滋生繁殖，对农业粮食生产形成了新的威胁。
3.1.2 粮食种植结构分析。
粮食结构性问题同样可以造成粮食供求失衡，而且通常的粮食结构性失衡会具有一定的惯性。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粮食的结构性问题相对于总量问题日益突出，粮食的结构性问题已经替代了粮食总量问题成为突出矛盾[10]。
影响中国粮食供求平衡的主要粮食品种结构问题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区域结构与粮食品种结构的平衡问题；二是品种结构与品质结构的平衡问题。区域结构与粮食品种结构的平衡问题是互相联系、互相推动作用的。改革开放以来多次粮食食品供求平衡破坏都是由谷物主销售区的供求失衡引起的，东南沿海地区作为粮食供求平衡的敏感区域地位突出。在所有粮食品种中，稻谷是粮食供求平衡的风向标，相对于玉米、小麦和大豆等更为敏感。从使用途径来看，口粮相比其他工业用粮和饲料用粮等更具敏感性和先导性。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粮食谷物的品质结构平衡对粮食供求平衡的影响也不断加深，粮食供求失衡问题已经发展为某一种谷物的某一种品质粮食的供不应求或供大于求。
3.1.3 农业基础设施分析。
农业基础设施对于农业发展至关重要，拥有一套高效发达的基础设施是保证农业平稳健康发展、农业产能稳步提高、农产品产量稳定增长的前提条件，是建立完善统一市场经济体制的物质基础。高品质的农业基础设施更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保障。发达健全的农业基础设施有助于降低粮食生命周期中的各环节成本，提高粮食产能，保护粮食生产力，从而有效地保障和提高农民收入。中国目前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仍然存在较多的问题，区域性明显，总体不平衡，边远山区等欠发达的农业基础设施仍然落后，个别地方仍处于原始状态。这些问题严重地制约了中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3.1.4 科技与劳动者素质分析。
能否把农业科学技术转化为农业生产力，是一个国家农业产能兴衰成败的关键。中国面对人多地少，工业化、城镇化逐步压缩农业用地的国情，提高单位耕地粮食产量成为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法，而这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在于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在科学技术推动农业产能发展的过程中，作物品种研发技术，耕种栽培技术、种植环境改良技术和减灾防灾技术成为了关键技术。此外随着电子信息技术、通信技术、自动化遥感技术在农业基础设施中的广泛应用，将对农业生产力起到综合提升的作用。以转基因技术、病虫防治技术、杂交玉米杂交水稻技术、地膜覆盖技术、节水灌溉技术等新兴农业高新技术为代表的农业科技，将对农业产能起到越来越大的支撑和推动作用。
农业生产的劳动者是农业活动的直接主观执行者，也是农业科学新技术的使用者，是农业生产中的关键一环。农业劳动者的文化素质和科技素质直接关系着农业决策和农业科学技术的使用。
3.2 粮食需求分析
3.2.1 人口口粮需求分析。
人口数量的增长和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通常会对粮食需求总量产生新的影响，是影响粮食结构需求和总量需求的最根本因素，也同样是制约中国粮食安全问题的关键因素。进入2000年后，由于人口变动带动需求变动，中国粮食安全问题再次遭遇了粮食供不应求的局面，缺口只能通过粮食贸易以及粮食库存来弥补。根据人口基数进行推算，2020年中国人口数将接近15亿，而2030年人口数将有可能达到16亿，以这种人口增长趋势，再加上由于受限于粮食生产资源紧张、耕地面积缩小、农业用水资源不稳定等条件，要使中国粮食产量同步跟上人口增长难度较大，粮食供求双方在长期看还将存在比较明显的缺口。
3.2.2 工业用粮需求分析。
随着“绿色能源”、“粮食能源”概念的兴起，加之传统的酿酒等粮食占用产业，工业用粮逐渐成为粮食消费大户。根据相关统计数据，我国2010年用于酿酒产业的粮食消耗量高达530亿kg，这相对于20世纪90年代提高了约2倍。而饲料加工业也加入了粮食消费的大户，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传统的农产品已经淡出人民餐桌上的主流角色，家禽畜牧的消费量逐年放大，致使饲料消费逐年扩大。2010年饲料用粮比2005年增长20%以上，约占国内粮食消费增加量的2/3以上。到2030年我国饲料粮需求量将达到4.41亿t，占粮食总需求量的56.5%[11]。而制药、溶剂等行业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增长迅速，年均增长率达到5%，也成为粮食食品的消费大户。绿色能源等概念的兴起，也将在世界范围内极大的带动粮食食品需求，这对于我国将来的粮食需求是一个空前的挑战。
3.2.3 人民收入水平增长引致的额外需求分析。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购买力逐年增强，促进了粮食需求总量的增长，究其原因，主要包括直接增长和间接增长两部分。直接增长指的是人均口粮消费，这部分增长速度较为缓慢，甚至出现负增长的情况；而间接消费增长主要指人均非口粮的消费增长，如饲料增长，酿酒业用粮的增长等等，这部分是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后带动的主要粮食消费。
另外，中国粮食自给率的确定还要考虑粮食市场、粮食储备两个重要方面。
4 政策与建议
4.1 加强国内生产能力
4.1.1 保护耕地和农业水资源。
耕地资源和水资源是农业最重要的物质基础。当前中国耕地有机含量逐年下降，耕地的复种率居高不下，造成中国的土地可持续发展问题成为当务之急。应从观念、政策制度、耕地法律和保护耕地的社会教育4个方面把握。对于水资源保护，一要保护水的源头；二要利用工程进行有效的水源调动；三要水资源环境综合治理。要合理适度地开发利用地下水资源，坚持发展节水型农业，科学改造灌溉技术并加强用水成本管理。要积极慎重地发展污水处理、净化水灌溉，加强农业水利工程建设。
4.1.2 强化科技兴农。
从农业科技体制、农业科技投资、政策引导、提高农业人口科技素质4方面展开。农业科技体制的建立应以市场为导向，追求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农业科研课题的选题立项和成果验收必须以市场为基点。农业科技投资应以政府投资为主体，强调投资的多层次、多渠道，强化政府的政策引导功能，加强人力资源开发，提高农民科学文化素质，并从政策上鼓励从事农业科技研究，打造优秀的农业科研队伍。
4.1.3 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要在短时间内重点及时解决农业基础设施薄弱环节，预防这部分基础设施限制农业产能，威胁国家粮食安全。要加大合理投入，提升投资效率，统筹管理。要避免因农业基础设施超前建设引发的设施闲置、浪费现象，应强调农业基础设施与农业产能配套协调发展。
4.2 提高粮食转化效率
提高粮食转化效率包括提高畜牧业和用粮工业的生产效率，减少对粮食的需求。有研究表明，中国饲料转化率每提高 10%，相当于多生产2 000万t粮食[12]。加大科研投入，加快饲料工业和畜牧业科学发展，加强畜禽防疫体系建设，推进禽畜养殖规模化，加快饲料转化率高的禽业发展，提高禽蛋在农畜产品中的比例。加强对非常规饲料的开发研究，加速秸秆养畜产业化发展，发展节粮型养殖业，不断加大非粮食产品对粮食的替代作用。
4.3 引导消费结构调整 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谷物仍在国民粮食消费结构中占主要位置。肉类的粮食转换率低，若国民将粮食消费结构转向肉类，必使粮食消耗增加，造成粮食自给率下降。另外，由于中国水土资源紧张，水稻增产和进口的潜力都比较小，要适当引导居民减少对水稻的消费，增加对小麦、玉米、马铃薯等产品的消费。引导国民多消费果鲜、蔬菜等，减少对直接粮食的消费，这对于维持中国的粮食自给率都有积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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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粮食仓储管理论文范文第4篇
[摘要]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对民国时期甘肃省灾荒研究有了一定的进展。本文通过已有的论著和论文主要从整体上把握灾荒史对社会史研究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对民国时期甘肃灾荒与社会经济专题研究进行了分析。这些研究无疑极大地推动和促进了民国时期甘肃区域史的发展，同时也还存在着一些问题。
[关键宇]灾荒研究；民国时期；甘肃省
[文献标识码]A
灾荒是社会史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它与社会经济各方面有相当紧密的联系，但新中国成立以来，学术界极少有人对灾荒做专题研究。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社会史研究的逐步扩展和深入。这种情况有所改观，近20年来，从全国而言，灾荒与社会经济的专题研究成果颇丰。已成为历史研究的一大热点，但从区域研究的角度看，尤其是处于西北地区的全国灾害大省甘肃，仍显稚嫩，还需要学者们做艰辛而细致的努力。
一、论著
1985年，由中国人民大学的李文海教授主持的近代中国灾荒研究课题组揭开了灾荒专题研究的序幕。1990年，他主持的民国时期灾荒研究(1919-1949)课题被列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表明学术界对此课题的关注。此后。一系列相关论著逐渐问世。
《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续编》以1919～1949年的灾荒为基本内容，成为建国以来大陆第一部从整体上系统地反映民国灾荒史的论著。《中国近代十大灾荒》甄选了近代史上灾情十分严重、影响极为巨大的十次重大自然灾害，其中涉及民国甘肃省就有两次：1920年北方大饥荒及甘肃大地震与1927～1930年陕甘大灾荒。此论著系统分析了灾荒频发的原因，灾荒和社会经济的关系，并力图通过对灾荒发生发展的成因、过程、后果以及各种灾害发生的频率及相互间的联系等方面的分析，探索我国近代灾荒的规律及对社会经济的影响。袁林的《西北灾荒史》是近二十年来西北地区灾荒与社会经济研究最值得一提的论著。与上述论著主要关注点是东部地区相比，《西北灾荒史》主要以陕甘宁青为研究对象，可以说是当代研究甘肃灾荒与社会经济，必备的资料集，甚至可以说是现代研究西北地区灾荒与社会研究不可不读之书。
二、论文
近20年来，有20多篇关于民国时期甘肃灾荒与社会经济研究的论文在全国各级刊物上发表。现就学者们论述较为集中的几个方面予以评述。
(一)从整体上把握灾荒史在社会史研究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由于近代灾荒史研究长期处于空白状态，因此学者们从探求灾荒史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人手，说明灾荒与社会经济史研究的重要性。李文海认为，研究中国近代灾荒史，应该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一方面，它可以使我们更深入、更具体地去观察近代社会，从灾荒与社会经济的相互关系中。揭示出有关社会历史发展的许多本质内容；另一方面。也可以从近代灾荒状况的总体了解中。得到有益于今天加强灾害对策研究的借鉴和启示。戴逸认为。近代灾荒与社会经济研究，不仅对理解过去的历史十分重要，而且对今天的建设和未来生活也很有意义。刘仰东把研究灾荒作为考察近代中国社会的另一个视角，指出灾荒与社会经济联系十分紧密，反映了自然灾害与人类社会的相互作用。因此，对近代自然灾害进行充分的探论。十分有益于我们对社会历史系统地准确地把握。蔡勤禹指出灾难降临不仅对人民的生存是一种极大的威胁，同时也是对政府应急机制的一种考验。抗战时期。面对成千上万的难民，国民政府在救济目标与原则、救济机构及救济政策上积极应对，力争将这一社会问题转化为抗战的有利因素，将难民转化为人力资源，为争取抗战胜利和推动民国社会救济事业的发展和社会保障体系的构建，起到了积极作用。刘仰东和李勤从心态学的角度出发分析由于灾害频频发生。社会动荡不安，民众把希望寄托于某种神秘力量的支持：再加上社会生产力发展缓慢，科学技术不发达。民众受教育程度低，遇有天灾，人们就求助于超自然的神灵：中国传统社会形成的对神灵的信仰已编织进广大民众的生活，成为潜藏在传统社会里的仪式性、符号性的交往和互动方式；政府通过祭祀鬼神的仪式，宣传天命论，用祈神保佑来转移民众的不满情绪，使现存社会秩序合法化和神圣化。杨琪回顾了民国时期的灾害研究，指出从民国初期开始，尤其是二三十年代，中国的灾害研究出现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在天文、气象、地质、地震、水利等学科领域都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这得益于国内科研条件的改善和一批优秀科学家的艰苦奋斗。他们的努力大大地推动了灾害研究在中国的发展，灾害科学研究从传统带入现代，为减灾防灾做出了贡献。
(二)民国时期甘肃灾荒与社会经济专题研究
1 灾荒与社会经济
从经济角度看，每一次灾荒都对社会生产力造成严重摧残和破坏。吴德华分析了民国时期自然灾害的特点和深远影响，指出灾后人民大批死亡，大片良田和生产资料被毁，农业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城市遭洗劫，交通和工程设施遭中断破坏。也强调了灾荒成为土地集中的杠杆，大量土地集中到地主手里，土地集中越来越明显。袁林㈣分析甘宁青历史饥荒统计规律，指出甘宁青地区饥荒发生一方面固然由于自然环境恶劣，但人为原因亦不可忽视。由于甘宁青地区灾荒发生频率高于全国平均地区，这也是甘宁青地区社会经济迟滞的一个重大原因。廖建林分析1920年华北五省大旱灾除了受华北地区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影响外，与当时的社会情况也有着密切的关系，灾害发生后，上至中央，下至民间团体，乃至外国政府与民间都为救灾作出了很大的努力，但由于国情所限，其成效十分有限。陈晓峰和沈社荣分别对民国甘肃地区1928-1930年间的大灾荒发生的原因以及灾荒造成的严重经济后果做了系统性的研究。李云峰，曹敏㈣也从侧面分析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开发西北对灾荒的抑制作用。黄正林旧分析晚清以来，周期性的社会动荡和自然灾害，以及地方军阀的横征暴敛，造成人口锐减。农村经济凋敝，农民日益贫困，购买力低下，农村市场衰退。近代甘宁青农村市场发展不够充分，灾荒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刘进则从兰州城市近代化迟滞得出灾荒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甘肃省城市的发展，兰州最为典型。张奇、杨红伟认为，抗日战争时期甘肃省农业开发对防止灾荒的发生作了重大贡献，同时也支援了全国抗战。向达之指出西北地区气候恶劣，自然条件严酷，历年自然灾害严重(以甘肃为例)，这使民国后期西北地区的金融业出现高度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和财政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李云峰分析由于灾荒及其它因素的影响，西北地区在抗战前期社会生活发展较为缓慢，抗战时期西北地区大规模的开发运动增强了抵御灾荒的能力，这也是抗战时期西北地区社会生活变迁向现代化迈进取得较大发展的时期。沈社荣认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西北地区的鸦片烟祸导致西北
地区的粮食恐慌，而且使西北许多民众吸食成魔，身心倍受折磨，社会风气因之恶化，到处漫滋着腐朽颓靡的空气。形成这一局面的根本原因是西方列强侵略的结果，而中国分裂割据的政治形势、西北地方军阀的残酷税收政策、西北地区落后的小农经济形式、鸦片本身的高额利润以及落后的文化卫生条件等因素也是导致西北鸦片烟祸泛滥的重要原因。方荣提出导致甘肃民国时期人口增长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甘肃灾荒频发。
2 灾荒与荒政
荒政是统治阶级用以保持国家稳定。维护社会再生产正常进行，调节社会矛盾的基本国策。但对于甘肃地区，这方面的专论并不多，更多的是针对全国范围稍涉甘肃地区的论文。张明爱、蔡勤禹㈨指出民国时期灾荒频发，为救济灾荒，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在传统荒政基础上，吸收外来的救灾制度与经验，在救灾程序、措施、财政、管理等制度方面进行建设。初步形成了一个现代性制度框架。毋庸讳言，民国时期的中国是一个非法制化社会，许多制度具有虚置性，这种弊端政情使救灾制度效能降低，造成灾民风雨霜露、饥寒交迫的事情与民国历史相伴随。莫子刚针对1927-1937年我国自然灾害繁多且严重的情况，认为南京国民政府采取了赈灾减税、兴修水利、植树造林等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救灾减灾的作用，但由于某些原因并没有达到标本兼治的目的。杨琪对民国二三十年代国民政府的仓储建设进行了研究，特别指出近代以来，甘肃省灾害频繁，各县仓储或被挪用或被劫掠，荡然无存，仓库遭到严重破坏，有待修复，1934年积谷也仅有1.85万石，而且谷种庞杂，有小麦、扁豆、豌豆、荞麦等15种之多。抗战期间，农本局在西部地区投入力量，进行农业仓库建设，使西部地区仓储有所发展。
三、分析与评价
近20年来，关于民国时期甘肃地区灾荒与社会经济研究虽然也有一定的著述。但给人留有印象深刻的作品并不多，大部分论著存在的主要问题首先是引用史料单一。大路货居多。史料功底是提高论文水平的关键，也是历史研究的基本前提，任何形式的历史研究均应以史料为基础。据笔者所知，关于民国时期甘肃地区灾荒与社会经济的史料仍有许多在档案馆中尘封。这需要学者们下苦功夫，一点一滴地收集、整理和挖掘。
其次，数据统计有严重失真的情况。灾荒研究最难的就是数据统计。一方面是当时的地方官员根据自己的切身利益往往向上级汇报灾情时有意瞒报或者夸大灾害真实情况；另外一方面则是自从民国以来，民间教育日益凋敝，基层统计人员的文化水平和责任心越来越差，基层方面的统计自身就出了问题，这就使得多个地方的汇总必然会出现严重失真的问题。正由于此，现今关于甘肃灾荒的论著在数量统计上往往有比较严重的错误。在研究民国时期的社会经济时，在引用史料的数据统计，不妨大胆参照民国时期甘肃有责任心的本土知识分子的统计数据。在此方面，大量关于甘肃的私人笔记、游记也可以成为学者们关注的对象，当时这些有责任心的知识分子的统计相对于官方而言更加可靠。
再次，关于灾荒的理论构建尚未形成，传统的政治套话过多，多学科交叉研究还需继续开拓。理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是这一阶段关于灾荒史的理论构建非常匮乏。很多研究者都有一种感受。看了许多史学论文，但从这些论文中看不到历史发展的脉络，即使能够看到也只是历史材料的堆砌，没有历史理论的指导。灾荒与社会经济史研究的理论建构很有必要，在多学科交叉渗透、综合研究的今天。灾荒与社会经济史研究必须借鉴社会学、灾害学、经济学等理论和研究方法，这对拓宽研究者的思路和理论视野也是完全必要的。
明代粮食仓储管理论文范文第5篇
【摘要】明代社会经济发展达到一个高峰，手工业生产也空前繁荣，在商业发展、海外贸易、文化艺术等多种因素的推动下，商品包装也达到了较高的艺术水准，并具备了造型别致、质朴典雅等鲜明的艺术特征，体现了明代包装的民族性、文化性和社会性，对现代包装设计具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明代包装;美学特征;艺术风格
一、明代包装设计发展的繁荣程度
1、设计理论著作
明代是中国古代艺术设计的集大成时期，不仅各项艺术设计已经十分成熟精致，而且出现了一批总结中国古代设计成就和设计理论的著作。明代（公元1368—1644年）是漆工艺发展的黄金时期，隆庆年间（1567一1572年），著名漆工黄大成著作了《髹饰录》，它是一部总结中国古代髹漆工艺经验的巨著，是我国现存唯一的一部古代漆工专著。全书分乾、坤两集，共18章、186条。内容包括制漆设备和工具、制漆要点、漆器装饰方法、漆器胎骨等。
2、设计机构
明果园厂是明代封建官营的漆器设计生产机构，以雕漆最有特色。明永乐、宣德时期，果园厂的雕漆保持了元代张成、杨茂雕漆“浑厚圆润，藏锋清晰，磨工大于雕工”的特点。园厂漆器的成就建立在民间基础之上，集中了天下最好的漆匠，皇家作坊，果园厂生产的漆器，反映了明代漆工艺的最高水平。
二、明代包装的美学特征
1、包装设计中绘画与技法相融
明代的市民阶层追崇文人画家，文人绘画对明代包装设计影响至深，明代士大夫的豪爽飘逸之情不仅在明代绘画中有较明显体现，在明代包装设计中也有渗透和反映。在明代各个工艺领域的包装设计中，明代文人风格具有不同程度的融入。比如剔红的装饰图案有花卉、山水、人物和花鸟等。以花卉为题材的作品，均以黄色素漆为地，其上直接雕刻花卉，一般是在盘内正中雕刻一朵硕大的花朵，四周缀以小花朵及含苞欲放的花蕾，主次分明，层次清晰。以山水为题材的作品，一般刻有3种不同形式的锦纹，以突出自然界的不同景物，天空以窄而细长的单线刻画，类似并联的回纹，犹如碧蓝的天空点缀着朵朵白云;水纹由流畅弯曲的线条组成，似流动不息的滚滚波浪;陆地由方格或斜方格作轮廓，格内刻八瓣形小花朵，似繁花遍地。这3种锦纹又分别简称为天锦、地锦、水锦，在不同的空间背景下，雕刻出楼阁、人物，以表现洒脱、超凡的文人士大夫形象为主。
2、包装设计品类繁多、做工精良
明代包装的工艺不仅有最负盛名的雕漆、铜胎掐丝珐琅、螺钿、百宝嵌等，还有对旧包装方法的完善和改进，比如瓷器的包装已采用衬垫、套装、捆扎等多项减缓磕碰的技术，技术上先进成熟了许多。明代漆器的品种，在宋元漆器发展的基础上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明代漆器最为发达的、制作量最多的是雕漆，其次是戗金彩漆、戗金漆、描金漆、填漆、螺钿漆、百宝嵌、款彩漆等。漆器包装因其制作复杂、做工精良，多用来收纳珍贵、精美之物。明定陵中就出土了大量盛放玉圭、佩饰、谥宝、凤冠等物的漆器包装。明代因佛教盛行，大量佛经都采用丝织物包裹的方式，并多用锦缎装裱封面，供僧人收藏念诵。另外“铜胎掐丝珐琅”，是一种独特的工艺品，明代景泰年间最为盛行，又因当时多用蓝色，故名景泰蓝。景泰蓝制作复杂，外观晶莹润泽，鲜艳夺目，为包装又增添了新的品类。
3、包装设计中较多体现文人情怀
纵观历史上的文人，可以看出来文人还是高人一等，而且有无比的优越性。文人有自己独立的精神追求和高洁姿态。从明代的包装工艺图案中发现这种明代文人绘画、书法艺术在包装设计中的融入，融入的不仅是表象，更是文人士大夫追求“清雅”之物，清高出世的态度。比如在包装物上施以刻线，或以文字、象征文人精神的梅、兰、竹、菊以及文人绘画为装饰，风格质朴典雅，自然生动。
明代文人的风格与明代包装设计的审美特征融会贯通，具备较高的审美水平和高雅的文人气质，装饰细致大气、温润自然、超凡脱俗。
三、明代包装的艺术风格
明代的社会氛围、经济发展、政治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包装的风格，不同社会阶层审美的差异性使当时的包装呈现出不同的艺术风格，主要有宫廷风格、文人风格、市民风格、宗教风格等。
1、宫廷风格
宫廷风格的包装为了满足皇家及少数贵族阶级的权力及奢侈的物质生活条件而形成的设计形态。因此，在造型上极其讲究，给人以端庄典雅、高贵华丽的感觉，具有浓厚的文化气息。在色彩上，经常以黄色系、红色系为基础，搭配金色、墨绿色、棕色等，表现出皇家的贵族气质。在审美趣味上，信守平衡对称的古典美学法则，在装饰纹样上也是精致华丽。因皇家所需，在使用材料上不计成本，因此使用昂贵的材料和精湛的技艺，追求高超技艺的展示。宫廷风格的包装代表了当时最高的设计水准。明代宫廷包装追求富丽华贵，注重形式与内容的统一，它丰富多彩的艺术形态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为后世的传承奠定基石。
2、文人风格
明朝伴随着经济的发展，艺术欣赏群体和艺术从业者不断扩大，出现了“士大夫多好笔墨”的局面，从他们的文房器物中可反映当时的审美特点和思想风格。经过文化的积淀，明代文人的古雅风格已成为中国的传统美学，它强调简朴归真、追求内敛天然，探究内层本质，十分注重对清秀文雅涵蓄、端正庄重丰华的东方神韵的追求，而不过分注重外在形式。
体现文人风格的包装主要有文玩和书画包装，其包装追求简朴内敛，形制精巧，体现了文人不沾奢靡之气和高雅的艺术境界，包装功能和装饰作用浑然天成。
3、市民风格
明代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受商品经济的影响，市民风格以物美价廉、朴素纯美的特点。市民风格根植于广大劳动人民和市民阶层，主要以简单实用、素雅质朴为主，以满足劳动者各方面的需求。
市民风格使用的材料通常是极易寻见的材料，比如竹、木、藤等廉价普及的材料。还具有易于加工、实用性强的特点，其造型简单，装饰朴素，为广大的市民阶层和小商贩所接受。手工艺人也都是普通的劳动人民，但宫廷风格的手工匠人也有来自市民的能工巧匠，因此，市民风格有时也不乏精品存在。
4、宗教风格
在封建制社会里，宗教制约和规范着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因此，在手工业时代设计艺术中出现了许多宗教艺术风格的事物。在君王的时代，宫廷风格和宗教风格是互为渗透的状态，是权力者用来宣传和传播宗教的途径。宗教设计艺术具有超常性、诱惑性、威慑性、痴迷性的基本特征，具体到包装来说，它的包装纹饰和内容一致，展现宗教的严肃性。为了表达皇室贵族对宗教的虔诚，其装饰富丽堂皇，宗教包装的设计必须摆脱世俗的影响，通过幻想、象征、表现的语言去完成宗教精神的物化。
四、结语
在社会和经济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和推动下，明代包装成就斐然，在制作上“巧而得体，精而合宜”，种类繁多，绚丽多彩，技艺精湛。不仅是我国包装设计史上璀璨的明珠，也是人类艺术设计的宝贵财富，为现代包装设计提供了很好的吸收、借鉴、运用的设计资源和理念。在包装设计的发展进程中，需要我们将民族性、文化性和社会性融为一体，传承传统包装设计的文化精髓，使我国的包装设计艺术大放异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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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粮食仓储管理论文范文第6篇
近日，国家粮食局出台《粮食收购资格审核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农民、粮食经纪人、农贸市场粮食交易者等个体，今后从事粮食收购活动，不用再办理粮食收购资格，施行了10多年的粮食收购许可证制度被废止。
笔者深入基层采访发现，此前多年，全国各地广泛活跃着规模超过100万人的粮食经纪群体。他们虽然起到粮食收购主力军作用，但大部分却因没有条件办理粮食收购许可证，长期处于不合法状态，既缺乏有效监管也面临法律风险。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郑风田说，新政策的出台是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进步，未来还应进一步实现由粮食收购许可证制度转变为登记备案制，加强过程管理。
大批粮食经纪人“无证收粮”，有的被判刑
今年7月，内蒙古临河区农民李某因“未经粮食部门许可及工商行政机关核准”收购玉米而被依法判刑，引起关注。记者深入山东、河南等产粮大省采访发现，像李某这样利用农闲时间从农民手中收粮的经纪人已成为基层粮食收购主力军，但他们绝大多数都是无证收粮。
河南工业大学粮食政策与法律研究所所长穆中杰的一项调研发现，在河南，粮食经纪人收集的粮源占粮食收购总量的85%以上，已成为从农民手中为各类粮食企业汇集粮源的主力军。
河南漯河市粮食局副局长杨振刚告诉笔者，截至8月中旬，漯河全市收购小麦89万吨，其中近80%的小麦来自粮食经纪人和企业。
全国到底有多少粮食经纪人？目前无法精确统计，但据行业权威部门调查，我国粮食经纪人至少100万人。
然而，数量庞大的粮食经纪人中，很少有人办理收购许可证。漯河市粮食局负责人说，全市办证的企业和经纪人只有150家，其中个体粮食经纪人仅有12人，“全市粮食经纪人没有准确统计，但是取得许可证的肯定是极少部分”。
齐河是山东粮食生产大县。县粮食局副局长王克贵介绍，齐河县共有粮食经营持证业户135家，包括国有、民营及个体粮食购销企业、面粉加工企业等。对于广大的粮食经纪人，县里没有办证，也没有详细的统计数据，“有七八百人吧”。
张震海是河南潢川县一位有着10多年收购经历的粮食经纪人，每年收粮上百万斤。他告诉记者，潢川县从事粮食收购的经纪人至少有千人，“没听说谁办了证”。河南淮滨县粮食经纪人王伟涛收了20多年粮，他告诉笔者，自己没听说从农民手中收粮需要办证，他认识的粮食经纪人都没有办过许可证。
虽然绝大部分粮食经纪人都是“无证收粮”，但随着粮食流通市场的放开，各地对粮食经纪人队伍持鼓励态度。
山东省汶上县粮食局局长李福峰告诉笔者，粮食经纪人队伍的出现有利于促进粮食流通，“现在农村劳动力短缺，卖粮距离也越来越远，也不可能晒干后再卖，粮食经纪人正好弥补了这些短板”。
常年与粮食打交道的中储粮河南省公司购销计划处处长李明深有体会地说，从收储部门来看，目前粮食大部分都是经纪人从农民手中收购，这个队伍在粮食市场流通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过高的许可证门槛拦住了普通经纪人
为什么绝大多数粮食经纪人没有粮食许可证？门槛太高，普通个体粮食经纪人迈不过去这个坎。
笔者查阅了解到，个体工商户办理许可证需要提供3万元以上的存款证明，同时提供身份证复印件，经营场所产权证明或有效租赁合同等证件。“需要200吨的仓容，一定的检测设备，还要有取得资质的质管员和保管员，并且有一定量的资金准备，大部分粮食经纪人不具备办证条件。”李福峰分析说。
根据此前施行的粮食流通管理条例，经营者取得粮食收购资格后，方可从事粮食收购活动。条例还规定：未经粮食行政管理部门许可擅自从事粮食收购活动的，由粮食行政管理部门没收非法收购的粮食；情节严重的，并处非法收购粮食价值1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高门槛把粮食收购的主力军拦在了合法收购之外，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笔者走访发现，不少地方对本地粮食经纪人的收粮行为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虽然无证经营，但也不会查处。但从法律上来讲，这些经纪人随时都会面临被处罚甚至追究刑事责任的风险，有的基层执法人员也存在选择性执法、随意性执法的问题。
山东聊城某县一位粮食经纪人说，他去年在收购玉米的时候就被当地粮食执法部门人员告知，没有粮食收购许可证就不准收粮。不得已他找到县粮食局一位熟悉的领导打了“关照”电话，于是很顺利地开展收购。并且，“因为去年打了招呼，今年收粮就没人找麻烦了。”他说。
笔者梳理发现，近几年，打击无证收粮的案例在全国各地并不鲜见，其中，被查处的多数是外地粮商粮贩。比如广西田东县、福建光泽县等查处过浙江籍人士到当地农村无证收粮的案件，对收购的稻谷进行暂扣查封，对当事人违法收粮行为予以处罚等。
新政策出台后，终于摘掉“非法收购”帽子的粮食经纪人拍手称快。“听到内蒙古农民收购玉米被判刑的消息，我的心一直悬着。如今政策改了，心也落地了。”粮食经纪人王伟涛说。
一直没有办许可证的李彦芳，在山东嘉祥县满硐镇镇驻地租了几间房子收购粮食。他说，每天收购粮食5万公斤左右，都是走街串户的比他经营规模更小的经纪人送来的。多的时候一天要收100多车，少的时候也有二三十车。“一直都想办证，但咨询了几次发现希望渺茫，这下不用再因为无证经营担惊受怕。”
粮食流通管理应放管结合
相关专家表示，管得太严不行，放得太松也不行，粮食流通涉及国家粮食安全，关系国家安全稳定，在管理中必须结合市场和现实情况，放管结合，常抓不懈。
《粮食收购资格审核管理办法》规定，农民、粮食经纪人、农贸市场粮食交易者等从事粮食收购活动，无须办理粮食收购资格。但除了要求粮食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对粮食收购者从事粮食收购活动进行监督检查外，并没有更为具体、严格的监管规范，也缺乏相关的行业标准。
基层一些粮食部门干部认为，取消粮食收购许可证适应当前粮食市场的需求，不过，如果缺乏有效的行业监管，也可能导致粮食市场交易出现违规违法乱象，威胁国家粮食安全。
一些粮食经纪人认为，相关部门应进一步提升管理服务，理顺粮食交易市场。粮食经纪人张震海说，粮食行政管理部门不仅仅是管理者，还应该为粮食市场流通提供服务。简政放权不是撒手不管，相关部门有责任有义务搭建好平台，提供好服务，维护好粮食流通交易的秩序。
河南郑州粮食批发市场分析师申洪源认为，粮食流通管理要做到有松有紧。“松”就是在原有粮食市场进入门槛把关上适当放松，只要符合最基本的场地、资金资质，在登记备案后都应准许进入市场进行收购，新规的出台已初步实现；“紧”则是要强化粮食主管部门对市场监管的责任，从过去的资格门槛转向质量把关，切实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农产品品质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