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形式与政策论文题目范文第1篇
2、全面抗战开始前后的中共媒体形象
3、融入党史学习教育，铸就地理教育之魂
4、立足百年奋斗新起点?书写内蒙古发展新篇章
5、高职院校大学生党史教育的成效、不足 及其对策
6、喜迎百年华诞，激起基层党校党史教育的一池春水
7、高校“形势与政策”课教学要点（2021年下辑）
8、推动高校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
9、党史教育融入民办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路径
10、新中国外交的形成及主要特征
11、党史学习教育重在实现常态化制度化
12、指导与影响：共产国际与中共六大关系探析
13、毛泽东与外国首脑及记者会谈录等
14、对共青团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几点思考
15、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与光荣传统
16、党校党史教育教学工作的改革与创新策略
17、把党史学习教育融入高校育人全过程
18、日本外务省对蒋介石的认知与双方的互动
19、党史研究应该把握的几个原则和问题
20、苏联经典教科书与毛泽东的政治实践性论析
21、全面加强能力建设 谱写党史工作新篇章
22、论西柏坡统战文化的生成
23、习近平党史国史思想的科学内涵与时代意义
24、党史学习教育融入高校思政课探析
25、学习百年党史 凝聚奋进力量
26、基于高校党史教育现状的理性思考
27、基于改革开放史教育的“形势与政策”课教学探究
28、以百年党史推进思政教学的守正创新
29、试析党史文化学习融入高校党建工作的策略
30、党史教育融入高校思政课的三重逻辑
31、网媒从业人员如何做好党史学习教育宣传工作
32、新时期党史党建理论研究和宣传工作的相关思考
33、努力开创新时代统战工作新局面
34、福建省档案学科发展研究报告
35、新时代强化高职学生党史学习教育路径研究
36、经百年洗礼的中国党史
37、2021年主题出版的特征与展望
38、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年重要科研项目及活动
39、区域思政课教师队伍建设的路径探索
40、关于推进党史学习教育“三进”调研分析
41、习近平党史观的理论特性与生成逻辑
42、新形势下高校党史育人路径研究
43、精准判定方位 适时适度作为
44、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唯物史观与辩证思维
45、感悟百年党史 提高政治三力
46、用心触摸党史做好基层党建工作
47、百年党史融入高校铸魂育人工作的实践探析
48、树立正确党史观的路径选择
49、党史学习教育融入高校思政课程的思考
党史形式与政策论文题目范文第2篇
2、“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研究与实践
3、以《刑法学》为例谈高校法学专业“课程思政”教学改革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4、“以生为本”视角下旅游管理专业课程思政建设路径
5、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创新探索
6、如何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实效性
7、高职医学院校医德培养与思政课教育融合现状与思考
8、与转型发展相适应的高校思政课改革与创新路径
9、地方高校师范生公共必修课“课程思政”实施状况调查研究
10、大思政格局下高校学生工匠精神的培养
11、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参与式教学模式的创新探索
12、案例教学在课程思政建设中的应用研究
13、课程思政视域下高职传统文化教育路径研究
14、《运动生理学》课程思政教学案例设计研究
15、思政教学视阈下的俄语阅读教学探索
16、用中国特色新闻理论培养新媒体人才的路径研究
17、高校思政课学生学习效果调查与分析
18、重视大学生社团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创新思政教育育人途径
19、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效果的实证研究
20、高职院校思政课实践教学模式探索
21、疫情以来影视编导专业课程思政建设的探索与实践
22、对工学结合下高职生思想道德素质提高途径的探析
23、“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交互融合的探索与实践
24、高校德育视野中思政课与辅导员工作的融合创新分析
25、论课程思政下的商务英语思辨能力的培养
26、红色文化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的理论与实践
27、课程思政视域下职业发展教育课程改革探究
28、“互联网＋教育”背景下高职院校思政课教学改革研究
29、高职英语课程思政改革探究
30、新时期下体育课堂思政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研究
31、“大思政”格局下改进公安院校辅导员思政工作探析
32、高职院校思政实践教学中“三三”模式的构建
33、高职院校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满意度提升研究
34、把思政元素洒满高等数学课程的实践与认识
35、从学生到课率看民办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困境及应对
3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实践教学志愿服务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37、高等数学与课程思政的融合方法探究
38、专业课中课程思政的探讨与实践
39、基于“立德树人”的高职院校“三全育人”工作实施路径
40、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全英文专业课课程思政建设探索与实践
41、应用型本科院校“形势与政策”课教学改革创新的“四个结合”
42、民办高校“形势与政策”课教学组织的几种形式
43、新时期上好高校思政课的“战略思维”
44、大学生政治价值观调研及分析
45、新时代高校青年教师与“课程思政”的耦联关系研究
46、新工科背景下焊接技术与自动化专业《焊接生产管理与检测》课程思政建设探索
47、高职思政课教学改革初探
48、生命教育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程的重要性研究
49、基于大学生视角的高校思政课教学改革研究
党史形式与政策论文题目范文第3篇
2、多维一体：党群关系与党的执政合法性建构
3、大力弘扬井冈山精神 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4、论共产党员在构建高校学习型党组织中的作用
5、试论党史文化产业的培育和发展
6、一个重大命题和重大任务: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
7、制度构建：军队党的建设的创新战略
8、浅议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对党的建设作用
9、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新体系体现了共产党的先进性
10、会计持续发展的路径:会计交叉学科研究
11、积极推进党的建设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
12、中共党组制度的历史逻辑、运作机理及实践要求
13、党建视角下的农村基层党建工作创新审视
14、党建科学化视域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
15、新形势下强化国有企业基层党建工作的相关思考
16、党的建设呼唤着新的思想解放
17、《〈共产党人〉发刊词》历史考察与启示
18、新时期高校党建科学化的实现路径探析
19、论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资源的融合式开发
20、党内规范性文件的概念、属性、定位
21、发挥党刊优势为推进“两个加快”营造良好舆论氛围
22、建设学习型党组织的认识误区及解决思路
23、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的五维目标体系与实现路径
24、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兵团党的建设的纲领性文献
25、不断推进党的建设大众化
26、马克思主义人学视野下的党内民主
27、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 推进中央国家机关党建工作
28、准确理解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新部署
29、当代形式主义的本质特征与新的演化
30、从政党发展规律看党建科学化内涵
31、朋辈教育理念下学生党员教育新模式研究
32、在高校班级中发挥大学生党支部核心作用的探索
33、创新机制下推动党建与人力资源工作深度融合
34、党的建设科学化视阈下的数字党建
35、专题讲座教学在形势与政策课的实效性提升
36、科学化:新形势下党的建设新目标
37、新媒体视域下高校大学生党支部学习内容与形式的探索
38、新型城镇化：区域差异、特色彰显与路径选择
39、《解放日报》与中共“七一”建党纪念（1941-1946）
40、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思考
41、坚持求真务实,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
42、关于如何做好新时期党建工作的思考
43、以严密完整的党内监督提高党的建设质量
44、新时代党的建设质量管理的深刻意蕴
45、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研究述评
46、深刻理解新时代党的建设总目标
47、对“党内法规”的语义学解析
48、努力探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途径
49、从运动式到分布协同式：县域改革的实践困境与范式转型
党史形式与政策论文题目范文第4篇
【关键词】 董事辞职; 重大影响; 权益性投资; 长期股权投资; 瑞幸咖啡
一、引言
瑞幸咖啡虚假信息披露不仅损害投资者利益，严重影响中概股声誉和证券市场信任机制，也让虚假信息披露再度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上市公司业绩造假呈系统化、专业化、常态化趋势，业已成为资本市场的一大公害[1]。上市公司业绩造假不断“转型升级”，由过去的应计项目操纵，逐渐升级到真实活动操纵[2]、分类转移操纵[3]、核心费用向下转移操纵[4]、线上线下项目间转移操纵[5]以及会计科目归类操纵[6]等更为隐蔽的方式。近年来，利用会计准则间的差异或漏洞，构造交易或事项创造适应原则导向的企业会计准则判断条件，利用资产重分类和非经常性损益(如投资收益、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等)掩盖核心业务亏损成为上市公司新型盈余操纵方式。这种符合准则导向的盈余管理方式，具有形式上的合规性、实质上的操纵性，由于较强的隐蔽性，对资本市场和外部投资者危害更大。
新浪财经(2019-10-23)报道“上市公司董事辞职导致获利6个亿?深交所质疑权益工具投资确认和计量的核算方式变化的合理性”①，董事辞职案例讲述的是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002161，投资方)持有河南思维自动化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603508，被投资方)8.37%的权益性投资，拥有一个外部非独立董事席位，代表投资方在被投资公司董事会行使表决权的董事因个人原因辞去外部非独立董事职务。
本文以董事辞职事件为研究案例，结合权益性投资适用的企业会计准则以及投资方的业绩趋势与业绩特征，分析投资方高管辞去被投资方外部非独立董事的实质原因，研究发现董事辞职导致投资方对被投资方的权益性投资适用会计准则由《长期股权投资》变更为《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资产归类由“长期股权投资”转换为“交易性金融资产”，因会计政策变更调整会计核算方法增加投资收益6.9462亿元。为规避上市公司利用会计准则间的差异或漏洞，创造会计政策变更条件，达到操纵营业利润、净利润的目的，本文建议从增加核心业务利润披露、发布会计准则应用指引和操作指南以及加大交易所追踪问询力度等方面压缩会计准则的操纵空间，提高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
二、董事辞职与会计政策变更
(一)权益性投资的会计准则差异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管理业务模式和现金流特征，投资方对权益性投资②可划分为“以公允价值计量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或“以公允价值计量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或“长期股权投资”，类型划分不同则适用的会计政策与业绩影响会有较大差异。同类资产因准则差异采用不一样的会计核算方法，这种差异成为核心业务亏损类上市公司操纵盈余的新型方式。根据《长期股权投资》《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金融工具转移》等准则，投资方对权益性投资按金融资产或长期股权投资进行分类，在会计政策、投资收益、重分类等方面的差异如表1。
董事辞职是否产生权益性投资的重分类，发生表1“A→B/C”类重分类、是否涉及投资收益的调整，取决于投资方持有的权益性投资能否对被投资方实施重大影响。《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对重大影响定义为“投资方对被投资单位的财务和经营政策有参与决策的权力，但并不能够控制或者与其他方共同控制这些政策的制定”。《长期股权投资》应用指南对重大影响的判断，一方面考虑“投资方直接或间接持有被投资单位的表决权股份”，即持有被投资方表决权股份比例大于20%但低于50%;另一方面考虑“在被投资单位的董事会或类似权力机构中派有代表，通过在被投资单位财务和经营决策制定过程中的发言权实施重大影响”。
(二)董事辞职与会计政策变更
投资方的董事代表是否辞去被投资方的董事职务，成为投资方能否参与被投资方财务与经营决策表决的关键，决定重大影响的判断条件，影响权益性投资是否由表1中A1类资产重分类为B类资产，进而影响是否合理确认重分类收益。投资方高管辞去被投资方外部非独立董事职务前，投资方对被投资方的权益性投资符合重大影响的长期股权投资确认条件，遵循《长期股权投资》准则，后续计量采用权益法;辞去外部非独立董事后，丧失了董事会的参与表决权，投资方持有的8.37%权益性投资不再符合长期股权投资的确认条件，重新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遵循《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准则，后续计量采用公允价值。高管辞去董事职务实质上引起会计政策变更。会计政策是指企业在会计核算时所遵循的具体原则以及企业所采用的具体会计处理方法，会计政策选择具有较强的经济后果[7]。
根据《长期股权投资》准则，投资方丧失对被投资公司的重大影响后，发生表1“A1→B”型权益性投资重分类，会计核算方法变更涉及投资收益的调整事项主要有：(1)重分类日(或转换日)，冲销对被投资方按权益法核算的股权投资账面价值，按重分类日或转换日该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计量交易性金融资产的初始成本，对权益性投资的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间的差额計入当期“投资收益”;(2)原股权投资因采用权益法核算而确认的其他综合收益，应当终止采用权益法核算，采用与被投资公司直接处置相关资产或负债相同的基础进行会计处理，即由“其他综合收益”转入“投资收益”;(3)原股权投资因采用权益法核算确认的其他权益变动，应当终止采用权益法核算，全部转入当期投资收益，即由“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转入“投资收益”;(4)转换日交易性金融资产账面价值与计税基础的差异，需按资产负债表债务法确认递延所得税负债和递延所得税费用。
根据投资方“关于2019年第3季度财务报告报表项目变动及原因”和公司公告(2019-109、2020-039)，投资方对被投资方的股权投资由长期股权投资重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权益性投资重分类涉及当期“投资收益”调整为：(1)重分类日持有被投资方股权投资的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确认为当期“投资收益”338 424 313.42元③;(2)原采用权益法核算确认其他综合收益应享有的份额，由“其他综合收益”调整转入当期“投资收益”71 050 644.9元;(3)原采用权益法核算确认其他权益变动应享有的份额，由“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调整转入当期“投资收益”107 978 109.55元;(4)转换日交易性金融资产账面价值与计税基础的差异，确认递延所得税负债和递延所得税费用134 079 210.07元，会计核算方法变更累计增加当期收益658 665 331.3元④(2019年报披露经审计增加投资收益6.9462亿元)，董事辞职引起权益性投资重分类为投资方带来巨额会计政策变更收益。
三、董事辞职的实质原因
(一)投资方的业绩压力
投资方是中国物联网产业的代表企业，专注射频识别技术与产品研发，属于高新技术企业。本文选择2015—2019年投资方公开披露的财务报告，其经营利润、投资收益、营业利润皆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绘制成利润趋势图。经营利润反映投资方核心业务的盈利能力和市场竞争优势，用营业收入减去营业成本、税金及附加、期间费用后的净额来衡量。
图1的业绩趋势表明：营业利润与净利润趋势线基本重合，说明公司营业外收支对净利润影响较小，表征核心业务的经营利润长期亏损(零值线下)、投资收益较好(零值线上)，营业利润呈年中亏、年末盈的盈亏交错趋势，投资收益则年中低、年末高与营业利润保持同方向波动。2018年投资方营业利润出现巨额亏损、投资收益却出现异常增长，2019年两者均异常增长。图1的业绩趋势反映投资方的投资收益对营业利润、净利润贡献突出，且投资方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一直存在交错扭亏为盈的业绩趋势。
(二)投资方的业绩特征
为进一步分析投资收益对公司业绩的影响程度和影响方式，选择投资方2015—2019年的半年报、年报以及公司公告，计算出经营毛利、经营性利润、投资收益、权益法投资收益及占比、投资收益贡献率等业绩信息(见表2)。经营毛利反映投资方主(兼)营业务的盈利情况，由营业收入减去营业成本后的净额表征，期间费用由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和财务费用构成。
如表2，公司期间费用高于经营毛利，表征投资方核心业务的经营利润即经常性损益长期亏损，投资收益的贡献突出，业绩特征表现为：
1.过度依赖投资收益弥补经营性亏损
投资方的经营利润2015—2019年均为亏损状态，其中：投资收益金额在2015—2017年期间均大于经营性亏损，投资收益对营业利润的贡献率分别为3 586%、267%、688%，对净利润的贡献率分别为543%、228%、2 723%，说明在经营性业绩持续亏损状态下，投资收益成为投资方公司调节营业利润、净利润的主要手段，投资收益成为掩盖经营性亏损的工具。
2.投资收益随营业利润盈亏呈规律性变动
公司年报与半年报中营业利润(净利润)盈亏交错，投资收益随之升降起伏，而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收益则反方向波动。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收益占投资收益总额的比重在2015—2019年期间均超过50%(2016年为100%)，且在2016—2019年期间呈现规律性波动，即分别由半年报的100%、96%、88%、53%下降到年报的36%、30%、2%、7%，同期投资收益总额分别增长794%、365%、6 338%、828%⑤，说明终止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会导致投资收益逆势增长，可能的原因是公司对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进行处置，或者创造资产重分类条件进行会计政策变更，获取长期股权投资的处置收益，或者因资产重分类导致会计政策变更获取会计核算方法变更收益。
3.长期股权投资成为调节利润的工具
当投资方核心业务亏损时，通过长期股权投资处置或重分类增加投资收益，达到增加营业利润和净利润的目的。通过操纵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重分类条件，设计《长期股权投资》准则的适用条件变更为《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准则的适用条件，达到资产由“长期股权投资”重分类为“交易性金融资产或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导致会计政策变更，进而“合规性”地确认会计核算方法变更收益，通过“投资收益”达到调节营业利润和净利润的目的，投资方的长期股权投资，尤其是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成为調节利润的工具。
(三)董事辞职的实质原因
1.投资方公司股票存在ST警示风险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2018修订)中关于“最近两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连续为负值”对股票交易实行退市警示，股票将被ST预警。辞职董事所在的投资方公司2018年经审计的净利润亏损19 547万元，如果2019年经审计的净利润继续亏损，公司股票将被ST预警。投资方在2018年财报对投资收益说明中提到“为改善公司财务状况和业绩表现”⑥，通过出售被投资方股份获得投资收益7 396.08万元、占净利润的41.31%， 2018年投资收益的特殊表现仍无法扭转业绩亏损。投资方2019年3季报披露“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项目亏损1 507.77万元，如果经审计的2019年财报净利润继续亏损，就会触发退市预警条件，股票将被ST警示。因此，投资方2019年存在巨大的业绩扭亏压力。
2.董事辞职导致确认巨额投资收益
投资方在2018年经审计的净利润已经亏损，2019年核心业务继续亏损的趋势下，若2019年公司经审计的净利润不能扭亏，其股票将被ST预警。投资方再次选择利用投资收益调节营业利润和净利润，通过减少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获取投资收益：一是全部或部分处置长期股权投资获得处置收益或减持收益，二是对长期股权投资进行重分类，发生如表1“A→B/C”型交易或事项，创造丧失长期股权投资重大影响的实质条件，将长期股权投资重分类为金融资产，获取资产重分类收益。在2019年业绩压力的推动下，投资方为了确认投资收益，对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进行一系列转让和重分类，包括：(1)减持被投资方股份(公告2019-031、043、125)，减持股份获得税前投资收益约3 719.27万元;(2)出让全资子公司获得投资收益14 192.13万元(公告2019-077);(3)投资方高管选择2019年10月辞去被投资方的外部非独立董事，丧失重大影响的判断条件获取会计政策变更收益79 274万元，扣除终止权益法核算导致的投资收益减少6 360.7万元，投资方2019年3季报增加投资收益71 485万元。2019年报中剔除递延所得税费用的影响，董事辞职最终为投资方增加收益约6.59亿元，审计认定增加投资收益6.9462亿元⑦。
3.董事辞职的实质是获取会计政策变更收益
投资方利用《长期股权投资》《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准则对权益性投资适用的会计政策差异，创造权益性投资由长期股权投资重分类为交易性金融资产的判断条件，通过权益性投资的重分类获取会计政策变更收益，确认巨额投资收益实现业绩反转，规避ST预警风险。投资方高管辞去被投资公司外部非独立董事的目的是操纵长期股权投资重大影响的判断条件，通过形式上因个人原因辞去董事职务，实质上丧失参与被投资方财务与经营决策的表决权，构造因重大影响丧失对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进行重分类，其目的是将持有被投资方8.37%的权益性投资由“长期股权投资”重分类为“交易性金融资产”，获取巨额会计政策变更收益。因此，投资方在面临ST警示压力下，为了扭转业绩连续亏损的趋势，董事辞职成为改善投资方业绩的操纵方式，利用《长期股权投资》《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准则间的差异，进行会计政策变更且经注册会计师审计认定的增加投资收益6.9462亿元，剔除对递延所得税负债和递延所得税费用的影响，2019年报累计增加收益6.59亿元，成功实现业绩反转和规避股票被ST警示的风险。
四、规避利用会计政策变更操纵利润的措施
投资方利用高管辞去被投资方的外部非独立董事职务，达到将权益性投资由具有重大影响的长期股权投资转换为交易性金融资产的目的，利用《长期股权按投资》《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准则对权益性投资适用的会计政策差异，创造权益性投资的重分类条件，通过确认巨额投资收益实现业绩反转，规避退市风险。这种利用会计准则之间的差异或漏洞，在准则范围内创造权益性投资重分类条件，通过会计政策变更获取巨额投资收益的行为，成为核心业务亏损类上市公司操纵盈余的新型方式。为了维护资本市场健康发展，提高信息透明度和规避上市公司处心积虑的操纵行为，需要各方协同监管、识别上市公司的各种操纵行为。
(一)增加核心业务利润指标的披露
董事辞职带来巨额投资收益，表面上營业利润和净利润实现了扭亏为盈，实质上公司的经营业绩和管理能力没有得到改善，这种会计信息不能反映公司的真实业绩，容易误导投资者理性决策。高质量的会计信息具有鉴别功能[8]，有助于识别高管的行为动机，是企业资源配置效率和社会财富分配效率的重要依据。魏涛等[9]发现无论是亏损还是盈利的上市公司都倚重非经常性损益进行盈余管理，董事辞职实质上是利用投资收益达到盈余操纵的目的。依据《企业会计准则》披露的会计信息具有价值相关性，对资本市场具有价值解释能力[10]。《企业会计准则》(2006)之前，投资收益的披露方式在营业利润之后，投资收益不影响营业利润，与国际会计准则实质趋同后，投资收益成为营业利润的重要组成部分。现行利润表中营业利润包括经常性损益和非经常性损益，经常性损益反映企业的核心利润，非经常性损益涵盖投资收益、公允价值变动损益、资产处置收益等项目。现行利润表中营业利润不代表企业的经营业绩，大量非经常性损益的出现导致营业利润的决策有用性日益下降。
为了规避核心业务亏损类上市公司利用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实施处心积虑的操纵行为，如董事辞职案例中通过操纵长期股权投资重大影响的丧失条件，确认巨额投资收益达到提高营业利润的目的，建议调整现行利润表中营业利润的构成内容，将营业利润分解为核心业务利润、投资利润和筹资利润，排除投资活动、筹资活动相关损益对核心业务利润的影响，核心业务利润由企业经营活动利润构成。要求上市公司披露核心业务利润，即使出现董事辞职获取巨额投资收益的行为，也无法调节核心业务利润指标。增加核心业务利润信息披露，有助于投资者评价企业的内生性增长、经常性损益情况，做出理性的投资决策。
(二)发布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引和操作指南
《企业会计准则》过度原则导向[11]，为上市公司财务造假提供了巨大的操纵空间[1]。为了规避业绩预警风险和退市风险，核心业务连续亏损类上市公司具有强烈的动机通过非经常性损益项目操纵营业利润和净利润，掩盖真实业绩亏损的事实。过度原则导向的企业会计准则对交易或事项的确认存在会计政策选择差异，如持股比例没有达到重大影响的权益性投资，从持股比例的形式上不能归属于长期股权投资，若投资方对被投资方委派外部非独立董事，参与被投资方的权力机构表决，实质上对被投资方的财务与经营政策制定具有重大影响，根据“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对持股比例低于20%的权益性投资选择长期股权投资进行核算。若投资方没有委派董事，则视为不具有重大影响的权益性投资，作为金融资产核算。同样的权益性投资，投资方是否外派董事成为遵循不同会计准则的重要考量因素，依据不同的会计准则对会计利润产生重大影响。这种会计准则之间的差异或漏洞，为核心业务亏损类上市公司盈余操纵提供了选择空间和机会，过度原则导向的会计准则缺少系统化的应用指引和操作指南，给上市公司设计资产重分类条件实施盈余操纵提供了辩解的合规性理由，也是我国资本市场上财务造假屡禁不止的原因。
财政部会计准则委员会围绕《企业会计准则》发布了13号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对会计政策选择或调整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解释和说明，但过度原则导向的会计准则和解释仍无法满足日益复杂的交易或事项确认要求。为了规避监管，有些上市公司利用会计准则之间的差异处心积虑地设计会计准则选择的判断条件，通过复杂交易或事项，选择对自己有利的会计政策。复杂交易或事项的会计处理依据和指引日益模糊，建议在企业会计准则原则导向的基础上，对存在差异或漏洞、运用会计判断或会计估计的会计准则辅助以更多的应用指引和操作指南，如权益性投资重分类的实质判断条件、资产重分类损益的确认与计量、会计政策变更损益的披露方式等给予指引和指导，压缩会计准则差异的操纵空间。
(三)加大交易所的持续追踪问询力度
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华仪电气虚假信息披露，采用反复发监管工作函进行追踪问询，要求华仪电气对历次问询事项与历次回复内容的一致性、合理性进行详细说明，华仪电气在重复问询、持续问询压力下回复内容自相矛盾，自曝20亿元的财务黑洞⑧。上海交易所通过持续追踪问询制度揭露华仪电气虚假信息披露的成功案例，值得监管机构学习和推广。监管机构问询函是以政府为主体要求上市公司对一些操纵行为、误导投资者的不合理行为加以解释，为资本市场提供增量信息。交易所问询函“以披露促合规”的事中事后监管制度，具有较强的独立性、专业性和权威性，其监管效果和经济后果也得到理论界的肯定，如交易所问询函制度不仅可以缓解信息不对称程度[12]，还可以提高年报的披露质量[13]。对上市公司的重大交易或事项，通过问询函方式可以促使上市公司披露增量信息，让投资者了解企业内部人的行为动机，增加内部人操纵业绩的难度。对利润表中的营业利润、净利润与实际经营状况长期背离、严重偏离的上市公司，监管机构应将其纳入长期监管的范围，给予持续的重点关注。对核心业务亏损类上市公司，借助投资收益、资产处置收益等非经常性损益操纵行为，建议监管部门采用“穿透式”的持续追踪问询方式，通过“重复问询”“持续追踪”等方式要求被重点关注的上市公司对引起业绩变化的会计政策变更进行详细的说明，还要求其对过去的类似操作、未来可能的类似操作以及业绩影响进行详细说明，除了促使公司披露更多的增量信息和前瞻信息之外，还可能会使上市公司自爆问题、戳穿自己编织的谎言。
对媒体报道上市公司董事辞职导致获利6个亿的案例，深圳证券交易所及时发出问询函(深交所关注函〔2019〕第362号)质疑权益工具投資确认和计量的核算方式变化的合理性，投资方对深交所关注函回复公告(2019-106)中详细解释了董事辞职确认投资收益的依据和合理性，实质是利用《长期股权投资》重大影响的判断条件，论证因董事个人原因辞职导致对被投资方8.37%的权益性投资不再具有重大影响，根据《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准则，将该项投资由“长期股权投资”重分类为“交易性金融资产”的合理性。如果深交所在2019年报披露前追加问询、持续问询，对董事辞职事项重复问询对2019年报的影响、以前期间及未来期间的类似操作事项，将导致投资方披露更多类似操作的增量信息，不仅对上市公司起到警示作用，也有助于提高上市公司年报的披露质量。
五、研究结论
本文对媒体报道“董事辞职导致获利6亿元”的社会关注事件进行研究，利用辞职董事的委派方(投资方)2015—2019年公开披露的财务报告和公司公告，分析投资方公司的业绩趋势和业绩特征，研究发现：(1)公司核心业务，即经常性业务长期亏损，投资收益成为公司弥补核心业务亏损，调节营业利润和净利润的重要手段;(2)投资收益作为损益的调整工具，主要依赖于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即操纵长期股权投资重分类的实质判断条件，设计权益性投资适用会计准则变更，达到会计政策变更的目的，进而确认会计政策变更收益;(3)董事辞职的形式是个人原因，实质是操纵丧失长期股权投资重大影响的判断条件，达到将持有被投资方8.37%的权益性投资由“长期股权投资”重分类为“交易性金融资产”，累计增加收益6.59亿元，达到扭转2018年净利润持续亏损的趋势。
根据投资方对外公布的2019年度财务报告，注册会计师在审计报告中指出“对持有河南思维自动化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权从长期股权投资核算转换为金融资产核算”列为“关键审计事项”“不对该事项单独发表意见”，关键审计事项中详细列出了投资方对被投资方持股比例的变化过程，以及经审计的“对持有思维列控的股权从长期股权投资核算转换为金融资产核算影响当期投资收益6.9462亿元”⑨(未考虑递延所得税费用的影响)。对利用企业会计准则之间的差异或漏洞，处心积虑地设计会计政策变更条件，达到操纵业绩的行为，除了注册会计师加强审计监督外，建议增加核心业务利润信息披露，加大问询函持续追踪力度，发布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引与操作指南等措施压缩会计准则操纵空间，提高上市公司信息的披露质量。
【参考文献】
[1] 黄世忠.康美药业财务造假延伸问题分析[J].财会月刊，2019(17)：3-6，178.
[2] MCVAY S E.Earnings management using classification shifting：an examination of core earnings and special items[J].The Accounting Review，2006，81(3)：501-531.
[3] FAN Y，LIU X.Misclassifying core expenses as special items：cost of goods sold or selling，general，and administrative expenses?[J].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2017，34(1)：400-426.
[4] MALIKOV K，MANSON S，COAKLEY J.Earnings management using classification shifting of revenues[J].The British Accounting Review，2018，50(3)：291-305.
[5] 程富，王福胜.基于分类转移的盈余管理研究：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财经研究，2015(7)：81-94.
[6] 叶康涛，刘雨柔.高管薪酬激励契约与会计科目归类操纵——基于一项准自然实验的证据[J].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34(5)：45-56.
[7] 冉春芳.会计政策选择、长期资产配置与国企高管隐性腐败[J].财经问题研究，2015(9)：63-71.
[8] BUSHMAN R，SMITH M.Financial accounting information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J].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2001，32(1)：237-333.
[9] 魏涛，陆正飞，单宏伟.非经常性损益盈余管理的动机、手段和作用研究——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管理世界，2007(1)：113-121，172.
[10] 薛洪岩，魏翠兰.有效市场、异质信念与会计准则价值相关性[J].会计之友，2014(34)：83-85.
[11] 王彪华，杨亚军.企业会计准则规范化对国家审计准则的影响[J].会计之友，2018(1)：128-130.
[12] JOHNSTON R，PETACCHI R.Regulatory oversight of financial reporting：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comment letters[J].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2017，34(2)：1128-1155.
[13] 陈运森，邓璐，李哲.证券交易所一线监管的有效性研究：基于财务报告问询函的证据[J].管理世界，2019(3)：169-185，208.
党史形式与政策论文题目范文第5篇
关键词：形势与政策;专题讲座;教学实效
習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12月召开的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要教育引导学生正确认识世界和中国发展大势，正确认识中国特色和国际比较，全面客观认识当代中国、看待外部世界。形势与政策课作为对学生进行形势与政策教育的主渠道和主阵地，如何贯彻落实中央精神，提升教学的实效性是我们需要认真研究的重要问题。目前国内高校在开设形势与政策课时普遍采用专题讲座教学形式，但是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存在不少问题。探索专题讲座教学的改进与优化，是提升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实效性，进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的重要环节。
一、形势与政策课专题讲座教学存在的问题
专题讲座教学在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效果不尽如人意，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形势与政策课程本身的体制机制问题，如领导机构虚置、师资力量不足、教学安排不规范等;也有专题讲座在具体教学实践中存在的不足，主要集中在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上。前者是普遍的、制度性问题，不关乎哪种教学模式，而且国内学者对此论述颇多;后者则是具体教学模式的改進问题，易于入手便于操作，又往往为人们所忽略。本文主要是就后一方面探讨问题所在以及提出改进措施。
(一)专题设置的零散化
当前国内很多高校在形势与政策课的专题设置方面随意性较大，缺乏统一的核心线索将不同的专题联结成一个整体，表现在：一个学期的教学中，专题之间的关联性差，跨度大;专题涵盖不足，无法完全反映国内外形势与政策的变化;专题分布不均，某些方面的内容较多，某些方面则不足甚至空白不讲。
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主要有：一是与课程特点有关，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内容紧随社会发展和现实变化，具有变动大、时效性强的特点，所以尚未有全国统一规范的教学体系和课本教材，教育部每学期下发的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要点作为课程教学的主要依据，各高校结合自身的实际，选取不同的方面和要点开设专题。二是与教师讲授有关，不同的教师在学识基础和研究专长上存在差异，所选择讲授的专题就不一样。有的教师可能对某一方面有深入研究，于是这一领域的专题就多开多讲，但是对另一些方面则缺乏认识，于是这一领域的专题就避而不谈。很多高校往往也是因人设题：谁能讲，谁来讲，缺乏统一规划和统筹安排，导致了专题设置的零散。
这样的结果往往是专题讲座的教学实效性大打折扣：一方面是教学体系的完整性与科学性无法体现，教学内容可能重叠、反复或者缺失，甚至教师讲授的观点是相矛盾、相对立的;另一方面是学生越发不重视课程，往往是听了一学期的课程，发现专题都是各说各的，课程总体上究竟想说明什么问题，达到什么目的都不得要领。
(二)专题选择的“大”而“虚”
“大”指的是选题着重从宏观层面、战略高度来阐述问题;"虚"指的是选题远离实际生活，着重探讨抽象性的内容。比如这样一些题目：中美关系的现状与未来，我国周边安全形势分析，“一带一路”战略规划的内容与意义，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热点问题透视，等等，很多高校都会开设类似选题的讲座，这样的选题让学术名家偶尔来做报告讲座是可以的，但是在日常的教学中，面对着知识水平和思维深度都有限的大学生来说，教学成效上又是存疑的。
首先是难以提起学生的兴趣。一方面，大学生感兴趣的选题往往是自己有一定认知基础的。人们的认识总是从具体到抽象、从感性到理性，例如谈及中美关系，大学生更易于想到的是美国亚太在平衡战略、中美南海冲突、人民币汇率争议等一个个具体事例;要是反其道而行之，从抽象层面切入，讲述的是中美关系的态势特征、结构矛盾、利益交汇等方面，则会过于脱离大学生的认知实际。另一方面，大学生感兴趣的选题又往往是与自身利益相关的。比如，大学生都会关注经济形势的变化，但是他们对那些枯燥的统计数据缺乏兴趣，而是比较关注一些就业情况，或者是与所学专业相关的行业发展情况等方面，所以过于宏大抽象的选题也易于脱离大学生的生活实际。
其次是难以讲深讲透。对于教师而言，过于宏大抽象的选题，在资料搜集上尤为困难，将选题研究得全面透彻更是不易，而在具体讲授中要是面面俱到就流于表面，要是重点讲授则可能偏题离题;在学生看来，这样的专题讲座无非就是重复着报纸、网站上的新闻内容和分析评论，听这样的讲座不如自己去翻报纸、上网看新闻。
(三)专题教学的形式单一
很多高校在专题讲座的教学中普遍存在着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单一的问题，整个课堂教学基本可以概括为：一个教师、一个话筒、一直地讲，教师成了课堂的主导者，话筒是教学的基本手段，讲授法是教学的基本方法。这样的课堂完全是“一言堂”和“满堂灌”，课堂上所有信息都来自于教师，没有不一样的观点和视角，也没有让学生参与到观点的形成和信息的传递;而且教师的方法就是讲，整个课堂就是教师讲什么，学生就听什么。
这样的课堂存在的最根本问题是：教师的主导作用被无限放大，而学生的主体地位无法体现，学生成了课堂教学的被动参与者。这样的课堂教学成效是糟糕的：首先在于课堂气氛的沉闷，教师即便讲得再好，整堂课下来都是教师一个人的独角戏，学生也会感到厌烦;其次在于片面的单向灌输，不考虑学生的接受能力和水平，也不管教学内容有多少能够为学生所接受;最后在于注重表面讲解，忽略了学生自主探索和分析问题能力的培养。
二、形势与政策课专题讲座教学的优化
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要达到一个怎样的效果?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的通知》中指出：针对学生关注的热点问题和思想特点，帮助学生认清国内外形势，教育和引导学生全面准确地理解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坚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和决心，积极投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伟大事业。 简而言之，形势与政策教育就是要在大学生中形成入脑、入心、入行的效果。因此，专题讲座要提高教学实效性，就应该能够让学生听得进、真的信，并加以践行，为此，必须在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上进行改革创新。
(一)專题设置要进一步科学化和系统化
从学科化的视角出发，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内容应该包括三个部分：马克思主义形势观和政策观、党和政府对形势的正确分析和制定的政策、以及运用前两部分的观点和方法对现实问题进行分析。因此，建议对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内容开展以下三个模块的教学，如表1所示。
首先，就具体的教学内容而言：理论模块主要进行理论阐释，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形势观与政策观，共2个专题。历史模块主要是进行历史梳理，包括党和政府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党的建设这六个方面的基本理论、路线、纲领和经验的梳理，共6个专题。现实模块进行现实问题分析，包括常规专题和动态专题两种类别。常规专题是指对重要会议、纪念活动或事件的专门阐述，这类事情一般是可预见的，可提前做好授课准备;动态专题是指对突发、偶发的重要时政事件的专门阐述，这类事情一般不可预知，需要常新常讲。建议每学期设置常规专题3-4个，动态专题4-5个，现实模块合共8个专题。这样，三个模块加起来就有16个专题。
其次，就具体教学安排而言，建议必修与选修相结合。理论模块和历史模块是必修、先修部分;现实模块可以必修与选修结合，党和政府的重要會议精神和重大政策宣示要求所有学生必须学习，一些动态专题则可以实行开放式教学，学生可以选择自己感兴趣的专题讲座听讲。在学时分配上，每一专题的教学时长按2学时计算，理论模块和历史模块加在一起是8个专题，16学时;现实模块也有8个专题，16学时，两部分各放在哪一个学期都符合教育主管部门关于学时的要求。
最后，就教学人员的配置而言：理论模块的内容相对固定，历史模块的内容变动较小，只需要根据现实发展适当增添新东西，这两个模块可以安排固定教师负责，每学期重复开设，对不同专业学生轮流讲授。现实模块的内容变动较大，需要不断更新，调配教师，建议“因事选人”开展教学：首先是确定时政热点事件的属性，是属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党的建设中哪个方面的;接着是由相对应历史模块中该类别的教师针对这一事件开设专题讲座，因为有了前期的知识准备和讲授基础，教师备课也相对容易，能够讲好讲透。另外，建议每学期召开两次集体备课会，分别在开学初和学期中，主要是针对现实形势变化与政策进展，确定现实模块的相关专题，调整教学内容，安排教学人员。
(二)讲座选题要注意“新”与“实”
“新”指的是紧贴时政热点，将关于问题的最前沿学术研究成果讲授给学生;“实”指的是紧贴学生的实际，直面回答学生思想困惑的难点与焦点问题。大学生并非是生活在纯粹的象牙塔中，社会的迅速发展，加之互联网对信息的放大效应，使得很多社会事件迅速成为大学生热议的话题，对他们的思想成长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比如阿法狗与李世石的围棋对弈，韩剧《太阳的后裔》风靡，北京和颐酒店女生遇袭案引发的人身安全讨论，魏则西事件等等，这些现实问题及其所带来的大学生思想困惑，都是专题讲座教学所必须面对和回答的。针对上述社会热点事件，我们可以开设这样的专题讲座：“阿法狗赢了”说明什么——AI(人工智能)的技术创新及其社会影响，韩国文化产业兴盛的原因与启示——从韩剧《太阳的后裔》说起，关于“北京和颐酒店女生遇袭案”的思考——筑牢社会安全网的路径与措施，从魏则西事件看加强互联网发展的有效监管，等等。
做好选题的“新”与“实”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是回应现实，力戒说教。大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不太感兴趣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课程偏重于理论的阐述，注重理论的完整性、科学性、逻辑性，而忽略了理论与现实的联系，尤其是对现实问题的理论解答。专题讲座教学要提高实效性，必须对现实问题，尤其是时政热点事件做出回应，要将现实问题原本地呈现于课堂，不能回避尖锐、棘手的问题，越是学生难以分辨、认识不清、错误认定的问题，越是说明这些问题的重要性，越是要求教师针对这些问题开设讲座。第二是要以小见大。选题立足于现实并非是要就事论事，而是要从事件本身揭示出背后的普遍性和规律性。例如，讲魏则西事件，并非是要重复事件的悲剧色彩，而是要就事件探讨问题的根源和对策，或者从医疗体制改革角度，或者从互联网监管角度，选择一个角度切入，由点及面，讲深讲透事件反映的普遍问题以及政府采取的政策措施。第三是应由学生选题，教师选讲。很多高校开设讲座的做法是：一般先由主讲教师开列题目，再由学生选择，得票最多的题目先开先讲，但是这些选题和角度是否真的为学生所关注则是不确定的。要真正从学生角度出发选题，就应该将讲什么题目的选择权交予学生。具体的做法建议如下：成立一个形势与政策课的学生工作小组，除协助教学单位开展辅助性教学工作外，还负责搜集学生感兴趣的话题和关注的现实事件信息提交给教师参考，这样易于信息的集中和筛选，避免了大规模摸底调查的费时费力。
(三)课堂教学方式要多样化
实现课堂教学方式的多样化：在教学方法上，要摒弃单一的讲授法，更多地引入参与式、论辩式、研究式的教学方法;在教学组织上，要改变"教师讲、学生听"的课堂形式，更多地组织学生采用小组讨论、情景模拟、案例分析、主题演讲等方式开展教学;在教学手段上，要善于使用多媒体，进行声、光、电、视频、动画、链接多种教学手段的综合运用。课堂教学方式的多样化，归根到底是为了将教学内容以丰富的形式传授给学生，提起学生的兴趣，让学生听得进、听得懂。
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需要注意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是应该让学生参与到课堂中。很多高校在形势与政策课的专题讲座教学中都是采用大班教学的形式，上百人的一个班级，即便教学方式有多丰富，都是教师一个人表演，学生只是旁观者，这样的教学效果也好不到哪里去。让学生参与到课堂中，就是让部分教学环节和内容通过学生展示完成，或者是情景剧，或者是辩论赛，或者是精彩一课，相信95后大学生的创造力无限，也相信通过学生的视角和形式，能够更好地展示教学内容。但是让学生参与到课堂中，并不是让学生自说自话，教师要善于引导，引申出深刻的内容。为此，要求教师在课前要与学生进行充分的沟通，了解他们展示的内容和形式;在课堂上要善于把握突破点、找准切入口，推导出相关的问题和结论。第二是要情理并用，理寓于情。课堂教学要以情动人，以理服人，尤其是对95后大學生，更是要情與理两种教学手段并用，用感情叩开其心扉，将道理渗入其心中。95后大学生个性鲜明，主体意识强，他们渴望更多的平等与尊重，要是在课堂教学中采用生硬的灌输方式，使用命令式语气，如就是、必须、肯定等词汇，反而惹来学生的反感。因此，课堂教学中要多使用第一人称的词汇，如我们、大家等，多使用设问语句，如大家想想、果真如此吗?等等，将深刻的道理用充满感情色彩的语词表达，能达到更佳的教学效果。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的通知[Z].教社政[2004]13号.
党史形式与政策论文题目范文第6篇
【关键词】 董事辞职; 重大影响; 权益性投资; 长期股权投资; 瑞幸咖啡
一、引言
瑞幸咖啡虚假信息披露不仅损害投资者利益，严重影响中概股声誉和证券市场信任机制，也让虚假信息披露再度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上市公司业绩造假呈系统化、专业化、常态化趋势，业已成为资本市场的一大公害[1]。上市公司业绩造假不断“转型升级”，由过去的应计项目操纵，逐渐升级到真实活动操纵[2]、分类转移操纵[3]、核心费用向下转移操纵[4]、线上线下项目间转移操纵[5]以及会计科目归类操纵[6]等更为隐蔽的方式。近年来，利用会计准则间的差异或漏洞，构造交易或事项创造适应原则导向的企业会计准则判断条件，利用资产重分类和非经常性损益(如投资收益、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等)掩盖核心业务亏损成为上市公司新型盈余操纵方式。这种符合准则导向的盈余管理方式，具有形式上的合规性、实质上的操纵性，由于较强的隐蔽性，对资本市场和外部投资者危害更大。
新浪财经(2019-10-23)报道“上市公司董事辞职导致获利6个亿?深交所质疑权益工具投资确认和计量的核算方式变化的合理性”①，董事辞职案例讲述的是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002161，投资方)持有河南思维自动化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603508，被投资方)8.37%的权益性投资，拥有一个外部非独立董事席位，代表投资方在被投资公司董事会行使表决权的董事因个人原因辞去外部非独立董事职务。
本文以董事辞职事件为研究案例，结合权益性投资适用的企业会计准则以及投资方的业绩趋势与业绩特征，分析投资方高管辞去被投资方外部非独立董事的实质原因，研究发现董事辞职导致投资方对被投资方的权益性投资适用会计准则由《长期股权投资》变更为《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资产归类由“长期股权投资”转换为“交易性金融资产”，因会计政策变更调整会计核算方法增加投资收益6.9462亿元。为规避上市公司利用会计准则间的差异或漏洞，创造会计政策变更条件，达到操纵营业利润、净利润的目的，本文建议从增加核心业务利润披露、发布会计准则应用指引和操作指南以及加大交易所追踪问询力度等方面压缩会计准则的操纵空间，提高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
二、董事辞职与会计政策变更
(一)权益性投资的会计准则差异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管理业务模式和现金流特征，投资方对权益性投资②可划分为“以公允价值计量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或“以公允价值计量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或“长期股权投资”，类型划分不同则适用的会计政策与业绩影响会有较大差异。同类资产因准则差异采用不一样的会计核算方法，这种差异成为核心业务亏损类上市公司操纵盈余的新型方式。根据《长期股权投资》《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金融工具转移》等准则，投资方对权益性投资按金融资产或长期股权投资进行分类，在会计政策、投资收益、重分类等方面的差异如表1。
董事辞职是否产生权益性投资的重分类，发生表1“A→B/C”类重分类、是否涉及投资收益的调整，取决于投资方持有的权益性投资能否对被投资方实施重大影响。《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对重大影响定义为“投资方对被投资单位的财务和经营政策有参与决策的权力，但并不能够控制或者与其他方共同控制这些政策的制定”。《长期股权投资》应用指南对重大影响的判断，一方面考虑“投资方直接或间接持有被投资单位的表决权股份”，即持有被投资方表决权股份比例大于20%但低于50%;另一方面考虑“在被投资单位的董事会或类似权力机构中派有代表，通过在被投资单位财务和经营决策制定过程中的发言权实施重大影响”。
(二)董事辞职与会计政策变更
投资方的董事代表是否辞去被投资方的董事职务，成为投资方能否参与被投资方财务与经营决策表决的关键，决定重大影响的判断条件，影响权益性投资是否由表1中A1类资产重分类为B类资产，进而影响是否合理确认重分类收益。投资方高管辞去被投资方外部非独立董事职务前，投资方对被投资方的权益性投资符合重大影响的长期股权投资确认条件，遵循《长期股权投资》准则，后续计量采用权益法;辞去外部非独立董事后，丧失了董事会的参与表决权，投资方持有的8.37%权益性投资不再符合长期股权投资的确认条件，重新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遵循《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准则，后续计量采用公允价值。高管辞去董事职务实质上引起会计政策变更。会计政策是指企业在会计核算时所遵循的具体原则以及企业所采用的具体会计处理方法，会计政策选择具有较强的经济后果[7]。
根据《长期股权投资》准则，投资方丧失对被投资公司的重大影响后，发生表1“A1→B”型权益性投资重分类，会计核算方法变更涉及投资收益的调整事项主要有：(1)重分类日(或转换日)，冲销对被投资方按权益法核算的股权投资账面价值，按重分类日或转换日该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计量交易性金融资产的初始成本，对权益性投资的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间的差额計入当期“投资收益”;(2)原股权投资因采用权益法核算而确认的其他综合收益，应当终止采用权益法核算，采用与被投资公司直接处置相关资产或负债相同的基础进行会计处理，即由“其他综合收益”转入“投资收益”;(3)原股权投资因采用权益法核算确认的其他权益变动，应当终止采用权益法核算，全部转入当期投资收益，即由“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转入“投资收益”;(4)转换日交易性金融资产账面价值与计税基础的差异，需按资产负债表债务法确认递延所得税负债和递延所得税费用。
根据投资方“关于2019年第3季度财务报告报表项目变动及原因”和公司公告(2019-109、2020-039)，投资方对被投资方的股权投资由长期股权投资重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权益性投资重分类涉及当期“投资收益”调整为：(1)重分类日持有被投资方股权投资的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确认为当期“投资收益”338 424 313.42元③;(2)原采用权益法核算确认其他综合收益应享有的份额，由“其他综合收益”调整转入当期“投资收益”71 050 644.9元;(3)原采用权益法核算确认其他权益变动应享有的份额，由“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调整转入当期“投资收益”107 978 109.55元;(4)转换日交易性金融资产账面价值与计税基础的差异，确认递延所得税负债和递延所得税费用134 079 210.07元，会计核算方法变更累计增加当期收益658 665 331.3元④(2019年报披露经审计增加投资收益6.9462亿元)，董事辞职引起权益性投资重分类为投资方带来巨额会计政策变更收益。
三、董事辞职的实质原因
(一)投资方的业绩压力
投资方是中国物联网产业的代表企业，专注射频识别技术与产品研发，属于高新技术企业。本文选择2015—2019年投资方公开披露的财务报告，其经营利润、投资收益、营业利润皆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绘制成利润趋势图。经营利润反映投资方核心业务的盈利能力和市场竞争优势，用营业收入减去营业成本、税金及附加、期间费用后的净额来衡量。
图1的业绩趋势表明：营业利润与净利润趋势线基本重合，说明公司营业外收支对净利润影响较小，表征核心业务的经营利润长期亏损(零值线下)、投资收益较好(零值线上)，营业利润呈年中亏、年末盈的盈亏交错趋势，投资收益则年中低、年末高与营业利润保持同方向波动。2018年投资方营业利润出现巨额亏损、投资收益却出现异常增长，2019年两者均异常增长。图1的业绩趋势反映投资方的投资收益对营业利润、净利润贡献突出，且投资方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一直存在交错扭亏为盈的业绩趋势。
(二)投资方的业绩特征
为进一步分析投资收益对公司业绩的影响程度和影响方式，选择投资方2015—2019年的半年报、年报以及公司公告，计算出经营毛利、经营性利润、投资收益、权益法投资收益及占比、投资收益贡献率等业绩信息(见表2)。经营毛利反映投资方主(兼)营业务的盈利情况，由营业收入减去营业成本后的净额表征，期间费用由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和财务费用构成。
如表2，公司期间费用高于经营毛利，表征投资方核心业务的经营利润即经常性损益长期亏损，投资收益的贡献突出，业绩特征表现为：
1.过度依赖投资收益弥补经营性亏损
投资方的经营利润2015—2019年均为亏损状态，其中：投资收益金额在2015—2017年期间均大于经营性亏损，投资收益对营业利润的贡献率分别为3 586%、267%、688%，对净利润的贡献率分别为543%、228%、2 723%，说明在经营性业绩持续亏损状态下，投资收益成为投资方公司调节营业利润、净利润的主要手段，投资收益成为掩盖经营性亏损的工具。
2.投资收益随营业利润盈亏呈规律性变动
公司年报与半年报中营业利润(净利润)盈亏交错，投资收益随之升降起伏，而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收益则反方向波动。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收益占投资收益总额的比重在2015—2019年期间均超过50%(2016年为100%)，且在2016—2019年期间呈现规律性波动，即分别由半年报的100%、96%、88%、53%下降到年报的36%、30%、2%、7%，同期投资收益总额分别增长794%、365%、6 338%、828%⑤，说明终止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会导致投资收益逆势增长，可能的原因是公司对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进行处置，或者创造资产重分类条件进行会计政策变更，获取长期股权投资的处置收益，或者因资产重分类导致会计政策变更获取会计核算方法变更收益。
3.长期股权投资成为调节利润的工具
当投资方核心业务亏损时，通过长期股权投资处置或重分类增加投资收益，达到增加营业利润和净利润的目的。通过操纵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重分类条件，设计《长期股权投资》准则的适用条件变更为《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准则的适用条件，达到资产由“长期股权投资”重分类为“交易性金融资产或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导致会计政策变更，进而“合规性”地确认会计核算方法变更收益，通过“投资收益”达到调节营业利润和净利润的目的，投资方的长期股权投资，尤其是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成为調节利润的工具。
(三)董事辞职的实质原因
1.投资方公司股票存在ST警示风险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2018修订)中关于“最近两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连续为负值”对股票交易实行退市警示，股票将被ST预警。辞职董事所在的投资方公司2018年经审计的净利润亏损19 547万元，如果2019年经审计的净利润继续亏损，公司股票将被ST预警。投资方在2018年财报对投资收益说明中提到“为改善公司财务状况和业绩表现”⑥，通过出售被投资方股份获得投资收益7 396.08万元、占净利润的41.31%， 2018年投资收益的特殊表现仍无法扭转业绩亏损。投资方2019年3季报披露“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项目亏损1 507.77万元，如果经审计的2019年财报净利润继续亏损，就会触发退市预警条件，股票将被ST警示。因此，投资方2019年存在巨大的业绩扭亏压力。
2.董事辞职导致确认巨额投资收益
投资方在2018年经审计的净利润已经亏损，2019年核心业务继续亏损的趋势下，若2019年公司经审计的净利润不能扭亏，其股票将被ST预警。投资方再次选择利用投资收益调节营业利润和净利润，通过减少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获取投资收益：一是全部或部分处置长期股权投资获得处置收益或减持收益，二是对长期股权投资进行重分类，发生如表1“A→B/C”型交易或事项，创造丧失长期股权投资重大影响的实质条件，将长期股权投资重分类为金融资产，获取资产重分类收益。在2019年业绩压力的推动下，投资方为了确认投资收益，对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进行一系列转让和重分类，包括：(1)减持被投资方股份(公告2019-031、043、125)，减持股份获得税前投资收益约3 719.27万元;(2)出让全资子公司获得投资收益14 192.13万元(公告2019-077);(3)投资方高管选择2019年10月辞去被投资方的外部非独立董事，丧失重大影响的判断条件获取会计政策变更收益79 274万元，扣除终止权益法核算导致的投资收益减少6 360.7万元，投资方2019年3季报增加投资收益71 485万元。2019年报中剔除递延所得税费用的影响，董事辞职最终为投资方增加收益约6.59亿元，审计认定增加投资收益6.9462亿元⑦。
3.董事辞职的实质是获取会计政策变更收益
投资方利用《长期股权投资》《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准则对权益性投资适用的会计政策差异，创造权益性投资由长期股权投资重分类为交易性金融资产的判断条件，通过权益性投资的重分类获取会计政策变更收益，确认巨额投资收益实现业绩反转，规避ST预警风险。投资方高管辞去被投资公司外部非独立董事的目的是操纵长期股权投资重大影响的判断条件，通过形式上因个人原因辞去董事职务，实质上丧失参与被投资方财务与经营决策的表决权，构造因重大影响丧失对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进行重分类，其目的是将持有被投资方8.37%的权益性投资由“长期股权投资”重分类为“交易性金融资产”，获取巨额会计政策变更收益。因此，投资方在面临ST警示压力下，为了扭转业绩连续亏损的趋势，董事辞职成为改善投资方业绩的操纵方式，利用《长期股权投资》《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准则间的差异，进行会计政策变更且经注册会计师审计认定的增加投资收益6.9462亿元，剔除对递延所得税负债和递延所得税费用的影响，2019年报累计增加收益6.59亿元，成功实现业绩反转和规避股票被ST警示的风险。
四、规避利用会计政策变更操纵利润的措施
投资方利用高管辞去被投资方的外部非独立董事职务，达到将权益性投资由具有重大影响的长期股权投资转换为交易性金融资产的目的，利用《长期股权按投资》《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准则对权益性投资适用的会计政策差异，创造权益性投资的重分类条件，通过确认巨额投资收益实现业绩反转，规避退市风险。这种利用会计准则之间的差异或漏洞，在准则范围内创造权益性投资重分类条件，通过会计政策变更获取巨额投资收益的行为，成为核心业务亏损类上市公司操纵盈余的新型方式。为了维护资本市场健康发展，提高信息透明度和规避上市公司处心积虑的操纵行为，需要各方协同监管、识别上市公司的各种操纵行为。
(一)增加核心业务利润指标的披露
董事辞职带来巨额投资收益，表面上營业利润和净利润实现了扭亏为盈，实质上公司的经营业绩和管理能力没有得到改善，这种会计信息不能反映公司的真实业绩，容易误导投资者理性决策。高质量的会计信息具有鉴别功能[8]，有助于识别高管的行为动机，是企业资源配置效率和社会财富分配效率的重要依据。魏涛等[9]发现无论是亏损还是盈利的上市公司都倚重非经常性损益进行盈余管理，董事辞职实质上是利用投资收益达到盈余操纵的目的。依据《企业会计准则》披露的会计信息具有价值相关性，对资本市场具有价值解释能力[10]。《企业会计准则》(2006)之前，投资收益的披露方式在营业利润之后，投资收益不影响营业利润，与国际会计准则实质趋同后，投资收益成为营业利润的重要组成部分。现行利润表中营业利润包括经常性损益和非经常性损益，经常性损益反映企业的核心利润，非经常性损益涵盖投资收益、公允价值变动损益、资产处置收益等项目。现行利润表中营业利润不代表企业的经营业绩，大量非经常性损益的出现导致营业利润的决策有用性日益下降。
为了规避核心业务亏损类上市公司利用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实施处心积虑的操纵行为，如董事辞职案例中通过操纵长期股权投资重大影响的丧失条件，确认巨额投资收益达到提高营业利润的目的，建议调整现行利润表中营业利润的构成内容，将营业利润分解为核心业务利润、投资利润和筹资利润，排除投资活动、筹资活动相关损益对核心业务利润的影响，核心业务利润由企业经营活动利润构成。要求上市公司披露核心业务利润，即使出现董事辞职获取巨额投资收益的行为，也无法调节核心业务利润指标。增加核心业务利润信息披露，有助于投资者评价企业的内生性增长、经常性损益情况，做出理性的投资决策。
(二)发布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引和操作指南
《企业会计准则》过度原则导向[11]，为上市公司财务造假提供了巨大的操纵空间[1]。为了规避业绩预警风险和退市风险，核心业务连续亏损类上市公司具有强烈的动机通过非经常性损益项目操纵营业利润和净利润，掩盖真实业绩亏损的事实。过度原则导向的企业会计准则对交易或事项的确认存在会计政策选择差异，如持股比例没有达到重大影响的权益性投资，从持股比例的形式上不能归属于长期股权投资，若投资方对被投资方委派外部非独立董事，参与被投资方的权力机构表决，实质上对被投资方的财务与经营政策制定具有重大影响，根据“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对持股比例低于20%的权益性投资选择长期股权投资进行核算。若投资方没有委派董事，则视为不具有重大影响的权益性投资，作为金融资产核算。同样的权益性投资，投资方是否外派董事成为遵循不同会计准则的重要考量因素，依据不同的会计准则对会计利润产生重大影响。这种会计准则之间的差异或漏洞，为核心业务亏损类上市公司盈余操纵提供了选择空间和机会，过度原则导向的会计准则缺少系统化的应用指引和操作指南，给上市公司设计资产重分类条件实施盈余操纵提供了辩解的合规性理由，也是我国资本市场上财务造假屡禁不止的原因。
财政部会计准则委员会围绕《企业会计准则》发布了13号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对会计政策选择或调整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解释和说明，但过度原则导向的会计准则和解释仍无法满足日益复杂的交易或事项确认要求。为了规避监管，有些上市公司利用会计准则之间的差异处心积虑地设计会计准则选择的判断条件，通过复杂交易或事项，选择对自己有利的会计政策。复杂交易或事项的会计处理依据和指引日益模糊，建议在企业会计准则原则导向的基础上，对存在差异或漏洞、运用会计判断或会计估计的会计准则辅助以更多的应用指引和操作指南，如权益性投资重分类的实质判断条件、资产重分类损益的确认与计量、会计政策变更损益的披露方式等给予指引和指导，压缩会计准则差异的操纵空间。
(三)加大交易所的持续追踪问询力度
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华仪电气虚假信息披露，采用反复发监管工作函进行追踪问询，要求华仪电气对历次问询事项与历次回复内容的一致性、合理性进行详细说明，华仪电气在重复问询、持续问询压力下回复内容自相矛盾，自曝20亿元的财务黑洞⑧。上海交易所通过持续追踪问询制度揭露华仪电气虚假信息披露的成功案例，值得监管机构学习和推广。监管机构问询函是以政府为主体要求上市公司对一些操纵行为、误导投资者的不合理行为加以解释，为资本市场提供增量信息。交易所问询函“以披露促合规”的事中事后监管制度，具有较强的独立性、专业性和权威性，其监管效果和经济后果也得到理论界的肯定，如交易所问询函制度不仅可以缓解信息不对称程度[12]，还可以提高年报的披露质量[13]。对上市公司的重大交易或事项，通过问询函方式可以促使上市公司披露增量信息，让投资者了解企业内部人的行为动机，增加内部人操纵业绩的难度。对利润表中的营业利润、净利润与实际经营状况长期背离、严重偏离的上市公司，监管机构应将其纳入长期监管的范围，给予持续的重点关注。对核心业务亏损类上市公司，借助投资收益、资产处置收益等非经常性损益操纵行为，建议监管部门采用“穿透式”的持续追踪问询方式，通过“重复问询”“持续追踪”等方式要求被重点关注的上市公司对引起业绩变化的会计政策变更进行详细的说明，还要求其对过去的类似操作、未来可能的类似操作以及业绩影响进行详细说明，除了促使公司披露更多的增量信息和前瞻信息之外，还可能会使上市公司自爆问题、戳穿自己编织的谎言。
对媒体报道上市公司董事辞职导致获利6个亿的案例，深圳证券交易所及时发出问询函(深交所关注函〔2019〕第362号)质疑权益工具投資确认和计量的核算方式变化的合理性，投资方对深交所关注函回复公告(2019-106)中详细解释了董事辞职确认投资收益的依据和合理性，实质是利用《长期股权投资》重大影响的判断条件，论证因董事个人原因辞职导致对被投资方8.37%的权益性投资不再具有重大影响，根据《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准则，将该项投资由“长期股权投资”重分类为“交易性金融资产”的合理性。如果深交所在2019年报披露前追加问询、持续问询，对董事辞职事项重复问询对2019年报的影响、以前期间及未来期间的类似操作事项，将导致投资方披露更多类似操作的增量信息，不仅对上市公司起到警示作用，也有助于提高上市公司年报的披露质量。
五、研究结论
本文对媒体报道“董事辞职导致获利6亿元”的社会关注事件进行研究，利用辞职董事的委派方(投资方)2015—2019年公开披露的财务报告和公司公告，分析投资方公司的业绩趋势和业绩特征，研究发现：(1)公司核心业务，即经常性业务长期亏损，投资收益成为公司弥补核心业务亏损，调节营业利润和净利润的重要手段;(2)投资收益作为损益的调整工具，主要依赖于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即操纵长期股权投资重分类的实质判断条件，设计权益性投资适用会计准则变更，达到会计政策变更的目的，进而确认会计政策变更收益;(3)董事辞职的形式是个人原因，实质是操纵丧失长期股权投资重大影响的判断条件，达到将持有被投资方8.37%的权益性投资由“长期股权投资”重分类为“交易性金融资产”，累计增加收益6.59亿元，达到扭转2018年净利润持续亏损的趋势。
根据投资方对外公布的2019年度财务报告，注册会计师在审计报告中指出“对持有河南思维自动化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权从长期股权投资核算转换为金融资产核算”列为“关键审计事项”“不对该事项单独发表意见”，关键审计事项中详细列出了投资方对被投资方持股比例的变化过程，以及经审计的“对持有思维列控的股权从长期股权投资核算转换为金融资产核算影响当期投资收益6.9462亿元”⑨(未考虑递延所得税费用的影响)。对利用企业会计准则之间的差异或漏洞，处心积虑地设计会计政策变更条件，达到操纵业绩的行为，除了注册会计师加强审计监督外，建议增加核心业务利润信息披露，加大问询函持续追踪力度，发布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引与操作指南等措施压缩会计准则操纵空间，提高上市公司信息的披露质量。
【参考文献】
[1] 黄世忠.康美药业财务造假延伸问题分析[J].财会月刊，2019(17)：3-6，178.
[2] MCVAY S E.Earnings management using classification shifting：an examination of core earnings and special items[J].The Accounting Review，2006，81(3)：501-531.
[3] FAN Y，LIU X.Misclassifying core expenses as special items：cost of goods sold or selling，general，and administrative expenses?[J].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2017，34(1)：400-426.
[4] MALIKOV K，MANSON S，COAKLEY J.Earnings management using classification shifting of revenues[J].The British Accounting Review，2018，50(3)：291-305.
[5] 程富，王福胜.基于分类转移的盈余管理研究：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财经研究，2015(7)：81-94.
[6] 叶康涛，刘雨柔.高管薪酬激励契约与会计科目归类操纵——基于一项准自然实验的证据[J].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34(5)：45-56.
[7] 冉春芳.会计政策选择、长期资产配置与国企高管隐性腐败[J].财经问题研究，2015(9)：63-71.
[8] BUSHMAN R，SMITH M.Financial accounting information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J].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2001，32(1)：237-333.
[9] 魏涛，陆正飞，单宏伟.非经常性损益盈余管理的动机、手段和作用研究——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管理世界，2007(1)：113-121，172.
[10] 薛洪岩，魏翠兰.有效市场、异质信念与会计准则价值相关性[J].会计之友，2014(34)：83-85.
[11] 王彪华，杨亚军.企业会计准则规范化对国家审计准则的影响[J].会计之友，2018(1)：128-130.
[12] JOHNSTON R，PETACCHI R.Regulatory oversight of financial reporting：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comment letters[J].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2017，34(2)：1128-1155.
[13] 陈运森，邓璐，李哲.证券交易所一线监管的有效性研究：基于财务报告问询函的证据[J].管理世界，2019(3)：169-185，2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