惩罚制度金融危机论文范文第1篇
摘 要 本文在对我国应对金融危机的政策概览的基础上,运用凯恩斯理论对我国当前采取政策及其效应进行了分析,认为应对金融危机,财政政策更为有效,货币政策可以配合财政政策进行。
关键词 凯恩斯理论 国际金融危机 政策 效应
一、引言
为了促进我国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2008年以来,我国政府加大了宏观调控,采取了积极财政政策、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和产业振兴政策等。从国家统计局2010年1月份公布的数据看,2009年国内生产总值335353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8.7%,四个季度增长分别为6.2%、7.9%、9.1%、10.7%。从数据看,我国经济实现平稳较快增长,未出现大的衰退,经济运行中积极因素不断增多,表明前期出台的应对金融危机的货币、财政政策对经济回暖起到了明显的作用。本文根据凯恩斯理论分析我国应对金融危机的政策及其效应。
二、我国应对金融危机政策概览
(一)积极财政政策
为应对此次金融危机我国利用多种财政政策工具,如预算、税收、贴息、减费、增支、投资、国债、转移支付等若干财政政策工具组合起来一起使用,其目标是重民生、保增长、促消费。主要内容如下:
(1)扩大政府投资和优化投资结构。2008年国务院常务会议上确定了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十项措施,投资总额将达4 万亿,重点投入领域为:民生工程、基础设施建设、节能减排重点工程、企业技术改造和兼并重组领域、灾区恢复重建;(2)推进税制改革,实行结构性减税。全面实施增值税转型,完善出口退税和关税政策,调整证券(股票)交易印花税征收方式为单边征税,降低住房交易税,免征利息所得税,减轻企业和居民税收负担,扩大企业投资,增强居民消费能力;(3)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增加财政补助规模;(4)调整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促进社会保障和改善民生,其中重点是“三农”、教育、医疗卫生、保障性安居工程;(5)大力支持科技创新和节能减排,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6)减轻中小企业负担。为促进中小企业发展,中央财政大幅度增加了用于支持中小企业信用担保的资金,总额达到18亿元;安排资金19亿元,专项用于支持中小企业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安排资金12亿元,支持中小企业走出去,开展国际经济合作;同时加大各种收费的清理力度,进一步减轻中小企业负担;(7)增加国债发行量。2009年国债发行1.64万亿元,2010年计划国债发行量1.8万亿元、地方政府债发行2000亿元。
(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货币政策的工具主要有公开市场操作、票据贴现、存款准备金、利率等,我国为应对金融危机采取了一系列的货币政策工具。
(1)利率政策,截止2008年年底,央行5次下调金融机构存贷款基准利率,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累计下调1.89个百分点,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累计下调2.16个百分点,同时下调再贷款、再贴现利率;(2)存款准备金率政策,自从2008年9月份以来,四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从17.5%下调到15.5%;(3)货币供应量政策,2009年年初,国务院提出全年M2增长17%左右,新增贷款5万亿元以上;(4)信贷政策,2008年8月初,央行调增了全国商业银行信贷规模,以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和担保难问题,8月中旬,央行又将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小额贷款的最高额度从100万元提高到200万元,9月中旬,央行决定从9月16日起下调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和中小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进率,以解决中小企业流动资金短缺问题。
三、基于凯恩斯理论我国应对金融危机政策分析
凯恩斯理论认为,市场不是万能的,市场也有失灵的时候,由于市场中的某些价格具有刚性,不能根据外部经济的变化迅速变动,不能平滑地调节经济,从而使市场力量受阻。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进行调节,政府所实施的这些稳定性政策能够很好地弥补市场力量的不足,认为财政政策比货币政策有效。
我国此次应对金融危机上也主要是利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主要是配合财政政策,很多时候都是在财政政策出台后,根据当时的经济形势适当出台货币政策进行平稳经济形势。我国政府通过扩大其财政支出,用公共投资来弥补私人投资之不足,增加社会公共设施的投入和生产来创造需求以弥补社会总需求的不足,通过扩大投资的途径来增加社会就业。这些政策充分体现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政策主张。
四、我国应对金融危机政策的效应分析
(一)2009年国民经济主要变量变化分析
1.经济增长持续回升,2009年国内生产总值335353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8.7%,从当季同比增速看,经济增速在逐季加快;
2.工业生产增长强劲,企业利润不断增加。2009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11%,1-11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年主营业务收入500万元以上的企业)实现利润25890.8亿元,同比增长7.8%。
3.国内需求稳定增长,国外需求有所改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224846亿元,比上年增长30.1%;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25343亿元,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6.9%;
4.物价全面企稳回升,房价快速上涨。CPI同比在连续下降9个月后,11月份首次转为上涨变化,12月份上涨1.9%,居民消费价格(CPI)比上年下降0.7%;2009年3月份以来,房屋销售价格环比已经连续10个月正增长;
5.城乡居民收入稳定增长,就业趋势好于预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175元,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9.8%。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5153元,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8.5%。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统计显示,2009年城镇新增就业较2008年减少11万人,达到1102万人,远超过全年新增就业900万人的目标;
6.货币供应量增速加快,货币流动性增加。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39.97万亿元,按可比口径同比增长31.7%。2009年货币供应量明显过度增长,四个季度分别为25.51%、28.46%、 29.31%和32.4%,12月末货币流动性(M1/M2)为36.3%。(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中国统计局)
从以上数据看出,2009年中国经济经受了国际金融危机的严峻考验,国民经济企稳向好,投资快速增长、消费市场活跃、居民收入增加、进出口在下半年快速回升,工业生产明显恢复,货币供应量和流动性增加。与此同时,房地产价格上涨较快,通胀预期增强。从国民经济的各主要指标中可以看出我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效果开始显现,效果较好。
(二)积极财政政策效应分析
1.扩大政府投资促进经济增长的效应分析
根据凯恩斯理论,政府投资主要是通过乘数效应刺激经济增长。扩大政府投资主要是靠财政支出和转移支付两个方面,政府投资直接形成有效需求和购买力,一方面政府投资以乘数级的增加国民生产总值,另一方面通过转移支付增加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从而增加他们的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政府投资对于当前增加就业机会和促进经济增长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我国为应对金融危机进行4万亿投资,2009年第一季度开始大规模实施4万亿投资计划,这些政府投资引导和带动社会投资增长,从而刺激经济增长,为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2.扩大国债发行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财力支持
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很重要一点是扩大政府投资,而又不能增加微观主体的税负负担。而这时只能靠发行国债来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为了应对金融危机,我国增加了国债的发行量,并且允许地方发行地方债券进行融资,增加地方投资。至2007年末,我国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仅为22%,低于国际公认的45%警戒线,而美国同期为71% ,欧元区为67%,日本为16%,即就我国经济发展水平而言,我国国债负担率相对较低,以往几年我国经济保持9%左右的增长速度,财政收入保持20%左右的增长速度,存在较大的发债空间。一般来说积极财政政策实施会导致财政赤字增加,但目前我国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在0.5%左右,财政赤字率多年来一直低于欧盟3%安全警戒标准,没有超越我国综合国力的承受范围。综合我国经济增长速度、财政赤字、以往国债发行规模,通过扩大国债发行规模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可以扩大我国政府投资和促进经济增长。
(三)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的效应
1.利率调整效应
央行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多次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通过下调利率,一方面可有效降低企业用资成本,另一方面保证银行体系有充分的流动性,能够给全社会提供宽松的货币环境,鼓励企业进行生产经营。央行还对商业信贷规划不再加以硬约束,可以有效释放银行资金获利,为经济增长注入新动力。
2.存款准备金率调整效应
存款准备金率政策是货币政策力度最大,较少使用的政策,但是我国频繁使用,但其效果不大。这有可能因为我国银行的超额准备金率较高,调整存款准备金率对银行的信贷资金影响不大。
3.货币供应量调整效应
2008年前三季度央行抑制经济过热的货币政策,使商业银行的放贷热情受到抑制,9月份国际金融危机全面爆发以后,央行虽然出台了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双双下调的利好政策,但对银行和投资者的信心打击很大,造成了银行的慎贷行为,使得2008年四季度贷款并未按照利率调整的幅度相应增加。2009年第一季度开始大规模实施4万亿投资计划,银行放贷的积极性大大加强,货币供应量明显过度增长,四个季度分别为25.51%、28.46%、 29.31%和32.4%,这正是商业银行大规模投放信贷造成的乘数效应增强所导致的结果。2009年第一季度至第二季度,货币政策发挥的作用逐步增强,在增加货币供应量层面上成功地对冲了2007-2008年上半年抑制经济过热的货币政策的时滞影响和金融危机对M2的冲。不过货币供应量过快增长,流动性增加过快,与当初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初衷严重背离。
五、小结
综上所述,我国应对此次金融危机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符合凯恩斯理论,并且较快扭转了经济增速下滑的局面,率先实现了国民经济总体回升,为我国快速平稳的渡过此次金融危机起到积极作用。我国也为世界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1]李东卫.积极财政政策效应回顾及取向.广东经济.2009(2):29-32.
[2]潘亚岚,石金巧.世界金融危机背景下的我国积极财政政策.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 年(第五卷专刊):65-69.
[3]郭菊娥,吕超.我国应对美国金融危机的货币政策实施效果评价.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29(6):1-4.
惩罚制度金融危机论文范文第2篇
全球化把世界变成平的，把地球变成一个“村庄”。区域化放大到极致就是全球化。金球化把局域的蝴蝶效应扩展到异国他乡，把异国风情带进小桥流水人家。
全球化把美国的金融危机带给世界各国，把世界经济拖人危机的泥潭……，各国为此纷纷出笼“经济刺激”政策刺激经济复苏，在成效显现之后又在研究刺激政策如何“退出”。中国借助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保增长，调结构，扩内需，卓有成效地实现了经济增长的“V”型回复。
全球化有两面刃：让大家共享荣景，也让众生共渡危机。在景气时，人们褒扬全球化之舞；在危机时，人们则转而质疑和垢病全球化。在危机后，我们对全球化应该有一个更为全面的认识！
1 全球化有多大的推动力，就有多大的冲击力
全球化的载体有信息流、人流、商品流和金融流（包括资金流和各种金融产品）。
信息流拥有顶级的流动性。网络化为信息流洞开了多维空间，全球涌流的信息宛如风流云散。金融流具有极好的流动性。现代金融市场为丰富的金融产品和不断创新的衍生产品开创了广泛便捷的渠道。如果说信息流是“气”态的，金融流便是“液”态的，商品流乃是固态的，人流则是“生”态的。
全球化增加了多少“流动”性，增强了多少流动力，同时也就潜伏着多少野性和破坏力。一旦这些流动性泛滥成灾，人们就会穷于应付。全球化为世界增加了广泛而便捷的联通性，缩短了人们的时空距离。然而，全球化在顺境时具有多大的功效，在“流感”来袭时，就具有多大的传染性。这次美国金融危机引致的世界经济衰退就是很好的佐证。
全球化使世界联成一个庞大的有机体，局域的影响会很快扩散到整体。我们在享有全球化的成果和功效时，很可能也在增加系统的应力和风险。数千亿美元的顺差，5千万吨钢材的净出口，世界市场可谓大矣！可一旦美国人囊中羞涩，减少消费，世界需求不振，中国出口立马萎缩。看似很远的寒流，眨眼就吹到面前，冷入肌骨。
2 全球化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经济全球化始于商品全球化、金融全球化，渐人人才全球化、企业全球化的佳境。全球化为每一个人带来历史的机会，敞开未来的大门；为每一个企业提供广阔的世界舞台，洞开无限的发展空间。
但是，谁能真正把握机遇，谁能在前所未有的激烈竞争中胜出，谁才能最终享受全球化的大餐。否则，全球化带来的只是挑战和不幸而已。
国家也是如此。全球化给你一个开放的世界，你得还之以一个开放的国度。外商会近悦远来，投资会纷至沓来，热钱会逐利而来……，可你得提供优惠政策，提供廉价的土地，容忍某种程度的排放和资源的耗散……全球化会带来产业的梯度转移，问题是你将把什么菜捡到篮里？捡菜的过程就是一个产业分化和经济结构形成的过程，就是国际分工的过程：有的国家趁势成为世界金融中心，有的国家一举成为世界工厂，有的国家借机逐鹿世界办公室……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成就之一是“中国制造”。“中国制造”制造了辉煌，也制造了不少麻烦和问题。“中国制造”必须转向中国自造，从为洋人做嫁衣裳到更多地为国人制造畅销品，把过剩产能转向农村，转向“城镇化”的基础设施和配套产品。“中国制造”必须转向中国智造。最好的转化过剩产能的途径是提升产能，剑指高端；跳出低水平重复生产、恶性竞争的红海，直挂云帆济蓝海一一开拓全新的更大的价值空间。
中国要化挑战为机遇，必须把调结构放在首位，把扩内需置于要冲。经济增长则是随之而来的因变量。因为中国处于加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阶段，GDP增速一般是不会低的，完全不必再大“保”其驾。明智的做法是稳增长，常常要提防地方政府的投资热、提防通货膨胀、提防经济过热！
3 比特加速全球化的进程，金融加剧全球化的风险网络时代加速了全球化的进程
当网络搜索成为一种时尚的生活方式，全球化也如人们早晚面对的三屏（电脑屏、彩电屏、手机屏）一样变得触手可摸。如果说丰富的比特之于全球化颇具加速效应，金融杠杆之于全球化则富有放大效应。金融杠杆不仅激发并放大了全球化的能量，也积聚并放大了它的风险。
美国的住宅贵也罢，贱也罢，本与世界其它各国了无关系。可一旦它被债券化之后，从次级贷款衍生出一系列颇具创意的金融衍生品，事情就完全不一样了，事态就演变得一发不可收拾。次贷引发美国金融危机，迅速全球化为席卷世界的金融风暴，进而诱发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中国在金融领域虽然幸免于难，但出口通道却间接受到重创。
金融体量远远大于实际经济体量，二是反应速度快，三是衍生产品多，四是关联性和隐蔽性强。
4 全球化不同情弱者，适者生存，强者发展
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只有强者才能驾驭潮流，得心应手。商品可以攻城略地，技术可以斩关夺隘，资本可以抢滩称雄，信息和文化同样可以洗脑掠色。强国会竭力借助全球化的力量压抑甚至取消弱国的贸易壁垒，而自己在必要时总会悄悄祭起贸易保护的旗帜。技术强大自会打技术牌，资本雄厚自会打资本牌。
中国在制造业领域看似强大，但只是处于“微笑”曲线的下方，靠加工、代工，消耗资源、能源，通过出口取得一点微薄的收益，上游的研发设计，下游的营销通路大都假手他人，肥水外流；到头来，还背上一个“高排放”、污染环境的恶名。我们用制造品去交换美国的金融品（国债），把血汗挣来的“顺差”又借给美国人消费挥霍。吃尽亏，到头来还落了一个“高储蓄”的不是；美国人享用了“中国制造”的价廉物美，反倒无理地数落人民币为什么不升值！
5 全球化时代呼唤全球责任
当个人不得不进行全球化思考，当企业不得不驾驭全球化轩辕，当国家不得不顺应全球化潮流，全球责任便应运而生。
全球化的企业必须承担全球性的社会责任。在环境层面，就是保护自然生态，节能降耗减排，发展低碳经济、循环经济，承担气候责任。在社会层面，就是保护社会生态，尊重劳工权益，遵守商业道德，促进社区和谐，承担慈善救助责任。在经济层面，就是保护产业生态，与上游建立战略资源关系，与下游发展战略客户联盟，努力打造一条共生共荣的产业链，实现合作共赢。
世界各国特别是有影响力的大国要进一步达成后危机时代的全球化共识。贸易保护主义不可取，全球生态（包括自然生态、国际社会和产业生态）责任不可轻。各国不可能自扫门前雪，必须共管南北极地冰。金融创新、金融秩序和监管不再是哪一国的内务，金融杠杆稍动干戈就会影响到全球。
惩罚制度金融危机论文范文第3篇
摘要:本次金融危机波及之广影响之深远,是前所未有的,它比上世纪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及对实体经济破坏程度要大得多,也给人类提出了一个甚为严厉的警示:过度的金融资本扩展带给人类的危害有甚于产品经济危机。其根源在于资本逐利的本性,金融产品创新疏于监管,从而说明了对资本逐利行为进行有效规范是当今金融世界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
关键词:市场泡沫 杠杆倍率 金融创新
一、金融危机给我们警示
1、前车之鉴
金融创新在短期内确实可以积聚大量的财富,会给人以巨大的诱惑,华尔街的神话证实了这一点,但高风险也会与之相伴。假如金融创新不能评估和不可控,假如金融创新的目的是为了逐利,那么,这种创新活动带来的一定是金融市场的泡沫、危机和灾难。本轮始发于美国的金融风暴是次贷危机蔓延的结果,是次贷危机与美国金融创新过度和不恰当使用金融衍生品的产物。美国房贷机构房利美和房地美购买商业银行和房贷公司流动性差的贷款,并通过粉饰包装使其资产证券化,将其转换成债券在市场上发售,投资银行又利用其金融工程技术,通过创新再将次债进行分割、打包、组合并在市场上分别出售。由此,衍生层次不断叠加,信用链条拉长,市场泡沫不断吹大,使得市场主体不再去关注资产的质量,而是考虑在购买了衍生产品之后,如何通过打包、分拆和证券化处理,再将衍生出来的新产品卖给下家。其结果是没有人去关心这些衍生金融产品的真正基础价值,从而助长了极度的短期投机趋利化,最终酿成了严重的金融市场危机。借鉴美国金融危机血的教训,我们有必要对金融创新进行重新审视,既要看到其对金融发展起到推进器的作用,又要对其令人防不胜防的放大风险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把金融创新的风险置于可控范围内。使我们金融企业发展变得更为健康,融资功能更为強健。
2、盲目创新是风险,不能为了创新而创新
虽说一国没有强大的金融,就不会有强大的经济。但我们不要忘了当今这场金融游戏是没有硝烟的战场,这场游戏也使我们看到国际金融集团及其代言人在世界金融史上翻云覆雨,掠夺他国财富,再现统治世界的精英俱乐部在政治与经济领域不断掀起金融战役的手段与结果。它给了我们许多启示:我们金融产品创新不能为了创新而创新,不能为了追求眼前既得利益而创新,它必须要围绕实体经济服务而创新。因为脱离实体的虚拟的金融创新,其信用是难以把握和测控的,它必将为事后积聚大量的风险。譬如发行中小企业集合债券,就是为了解决当前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在当前金融危机情况下,我国许多中小企业是首当其冲受害者,更显其要害是融资困难,并可由此引起诸多问题困扰,将会引起我国失业率大幅上升。而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将会起到提纲挈领、正中要的作用。因为中小企业可吸纳大量的就业人员,而就业人员增加就可以增加下游产品消费需求,下游需求旺盛起来必然会引起上游产品消费需求同步增长,从而理顺产业链,使经济活络起来,许多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了。所以说金融产品创新必须要与时俱进,与整体经济发展相联系,它不需要空洞的包装,虚幻的赢利,是要与实体经济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才会创造富有生命力的经久不衰的经济增长体系。
3、亚洲金融危机警示的意义
始于泰国的亚洲金融危机,迅速扩散至整个东南亚并波及世界,使许多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汇市、股市轮番暴跌,金融系统乃至整个社会经济受到严重创伤。这次金融危机在半年时间之内以席卷国家之多、危害之大、损失之惨令世人瞠目结舌,在事后的总结中,人们认为危机的发生绝非偶然,而是一种必然。其外部原因,是国际投资的巨大冲击以及由此引起的外资撤离。据统计,危机期间撤离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外资高达400亿美元。但是,金融体制的不健全、金融活动的失控是金融危机的内生要素。正由于此,在当前我国的体制转型中,人们应该高度重视和切实搞好政府调控的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特别要花大力气健全金融体制,大力增强对内生的和外生的金融危机的防范能力。总结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之经验,人们对危机爆发的原因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指出了危机爆发的内在原因和外在原因,从深层次的层面我们可以认为是现代货币信用机制导致危机的爆发。只要现代市场经济存在,市场经济所固有的货币信用机制就可能导致金融危机。它只发生在那些制度不健全的、最薄弱的国家。这一点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也不例外。虽然如此,我们还是可以通过健全金融体制来防范金融危机。但是,这次金融危机的最根本原因还是在于这些国家和地区内部经济的矛盾性。东南亚国家和地区是近20年来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这些国家和地区近年来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暴露出日益严重的问题:包括经济结构未作适时有效的调整;国际收支赤字增大,外债增多;银行贷款过分宽松。
二、金融危机的成因
1、金融杠杆无限制放大
人们追求财富的梦想始终伴随着社会发展,如果超出现实和不择手段地追求,往往会给别人或自己带来祸害。过去资本家为了获得更多的利润,他们采用各种手段毫不顾市场环境地扩大生产,引起商品相对过剩,结果所生产的产品没办法销售,经营难以为继,最终导致大量失业,社会购买力大量下降,社会形成混乱,造成了恶性循环。这种趋利心理不被理性思维所占据,它就会周而复始地出现经济危机。不过在高度信息化的今天,市场会变得更为理性,产品过剩没有那么严重,对经济破坏程度没有那么强。当人们慢慢醒悟过来的时候(也就是说经济危机所造成的震荡幅度越来越小的时候),社会更高层的危机就出现了,它的杀伤力绝对胜过产品过剩所造成的经济危机,这就是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是对孪生兄弟,都是逐利求财不择手段的后果,都是造成了社会经济混乱,市场萎缩,流通堵塞,工厂开工不足,失业率急剧上升。近年来,在高利润的诱惑和激烈竞争的压力下,传统上以赚取佣金收入为主、对资本金要求很低的投资银行,大量介入次贷市场和复杂衍生金融产品的投资。
2、信用过度资产化所带来的危害
从本质上来讲,次贷危机的根源就是金融企业不顾触犯金融道德风险,非理性放大金融杠杆,令金融风险无限积聚,使泡沫破裂的灾难性后果超出了金融体系所能承受的临界点,进而引发银行危机、信用违约危机、债务危机、美元危机等一系列连锁反应,而这一系列危机的背后凸显的则是美国出现了整体性的信用坍塌。国家信用是金融体制的最后依托。联邦政府多年来对于两房疏于监管,无形中纵容了风险的不断膨胀,而事发后又将“风险社会化”,其所触犯的“道德风险”则从价值层面上对国家信用造成严重冲击。金融危机的历史经验表明,国家信用是建立在金融稳定的基础之上的,一旦遭遇金融风暴,很有可能连国家信用一起毁掉。“信用危机”也是人类社会最难防范的危机。其他任何危机无论轻重大小,往往都有“特异性”、“变异性”、“周期性”等蛛丝马迹可寻,人们可以通过采取有“预见性”、“防范性”的措施,进行防范和化解。而“信用危机”的爆发既无先兆,更无固定的模式和规律,因而也相对难以防范和化解。所以在极度投机氛围的华尔街里,没有什么不可以买卖,包括良心,甚至是灵魂都可以出售,这种早已透支了的信用资产,也已极度证劵化了,它早已潜伏着巨大的市场风险,为金融风暴的到来积累了大量的筹码。
3、集成因素
当今政府关心的是社会有效需求,企业关心的是满足消费者需求,设计师们是要创造新的需求,消费者所关心的是如何获得更多消费的权利。离开消费,世界将找不到重心。消费的概念内涵丰富多彩,包括了物质的,也包括非物质的;包括实体的,也包括虚拟的。“社会中受自利动机支配的行为逻辑,使得人的多样化需要的满足不再成为社会生活的主导。爱情、理想甚至生命这些生活中最可珍贵的事物,都统统受到金钱的支配”。拥有财富,人们才能够有能力选择他想过的生活。拥有更多的财富,才能够有更多的现实权利,而这种权利又多半是一种消费的自由。现实世界的诱惑是那么快速地变化,通过实物经济的积累,财富的增长似乎仍然不能满足人们变化得更快的消费需要。随着经济内在的增长因素的被耗尽,实体经济创造财富的速度在持续下降。泰勒的现代化标准生产、日本的精益生产、半导体技术的发展、信息技术的普及、欠发达国家的廉价劳动力和原材料供应等使财富在过去的100年中被高速创造出来。进入二十一世纪初,随着廉价资源的过度开发、半导体技术发展渐近极限、重大创新普遍减少,下一个财富制造机器又在哪里呢?在实体经济内生性动力逐渐减弱的过程中,通过投资和膨胀消费的方法来刺激经济发展和财富创造是最简单、最便利的工具。但财富显然将被迫放慢自己的膨胀速度。
金融体系到底创造多少财富是一个大问题。金融体系调动和调制出巨额的资本,它的风险抵押品却主要是社会和国家,而所获得的收益的大部分却流入银行和各类投资机构的腰包。如此,便不难理解金融投资机构内在的扩大信贷款和追逐风险的冲动,重复抵押它并不具有的信誉,创造和包装越来越大的风险,无法遏制地追求更多的超额利润。这就是金融机构最本质的生存法则。随着产业资本的日益萎缩,世界经济越来越为银行和投资机构所左右。实体经济虽是基础,但它却变成俄罗斯套娃中最里面的那一个。
(作者单位:黑龙江省七台河市北兴农场社保局)
惩罚制度金融危机论文范文第4篇
要注意把握资本账户开放程度和本国宏观调控能力的相互协调
进入2008年，越南经济不断出现恶化征兆：CPI指数从去年10月份的9.3%一路飙升到今年5月份的25.2%，股市也从8个月前的1100多点跌至目前的390多点。越南盾在过去三个月间已贬值2.7%,与此同时，市场预期越南盾在未来一年的贬值幅度将达到40%。
影响有限，但需吸取教训
尽管如此，笔者认为越南金融动荡对我国的影响面比较有限。一是越南经济体规模较小，2007年越南GDP达到712亿美元，仅仅相当于中国一个省的经济水平；二是对越贸易额在我国贸易总量中占比甚微，我国对越南的直接投资也很小；三是由于越南资本账户尚未开放，这就大大增加了国际资本流出的难度，减小或者减缓了国际资本流动对国内经济的冲击，这一点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泰国的情况不同。
虽然越南金融危机的影响面有限，但是鉴于目前国际市场各种基础原料价格持续飞涨，国内通胀形势仍然没有得到有效缓解，以及中越两国的地缘关系，我国政府需要高度重视越南经济突然急剧恶化的教训：一方面，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最大限度地保持物价水平的稳定，在必要的时候甚至要考虑牺牲经济增长来抑制通胀；另一方面，要注意把握资本账户开放程度和本国宏观调控能力的相互协调，在条件未成熟的时候，不可过早地开放资本账户。
未雨绸缪，严控潜在风险
首先，政府应该加强对于热钱的监测，并为可能发生的潜在的危机制定应对的预案。
今年1～4月我国外汇储备新增2284亿美元，而同期贸易顺差和对外直接投资（FDI）仅为756亿美元，巨大的热钱流入为未来经济增长埋下隐患，笔者认为，既然我国并未对资本项目放开，就不能让这一规定形同虚设；为此，有关方面须深入研究热钱流入的规模和途径，加强对违规流入资金的监测水平和惩罚力度。
其次，我国政府应该考虑在“中日韩+东盟”框架下，在必要的时候向越南提供援助。
从历史经验来看，东亚国家发生经济危机的模式一般是：经济过热导致出现资产价格泡沫，然后国际国内资本出逃、泡沫破裂、企业大面积破产和货币贬值。解决问题的方式是尽量避免金融市场恐慌：通过政府干预，国际组织和世界上其他各国政府的支持和援助（无论是口头上的或者实质上的经济支援），让市场上的恐慌程度减小，人们对经济的心理预期向好的方面转化，让经济有一个逐渐的调整过程。
无论从为我国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还是从维护区域经济体系稳定的角度来看，都有必要采取措施来避免区域内金融市场恐慌的蔓延，以及由此带来的一系列负面影响。
最后，由于越南矿产、煤炭资源丰富，我国政府可以与越南签署长期购货合同，增加从越南的进口，这既属于正常的双边贸易，又可以在越南金融危急时刻进行资金援助，这有利于双方的长期稳定合作。待越南金融市场稳定之后，应该鼓励中资企业加大对越南的投资，加强两国的经济联系，实现经济合作的共赢。
惩罚制度金融危机论文范文第5篇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以及我国融入全球金融一体化步伐的加快，全球频繁爆发的金融危机、横冲直撞的国际游资、令人眼花缭乱的金融创新以及银行体系公司治理的欠缺等因素的存在，使得我国时刻处于金融风险的威胁之下。对金融风险进行有效预警，对我国经济的平稳快速发展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一、产生金融危机的主要因素
金融危机指起始于一国或一个地区乃至整个国际金融市场或金融系统的动荡超出金融监管部门的控制能力，造成其金融制度混乱，进而对整个经济造成严重破坏的过程。金融危机具有长期潜伏性、突发性、综合性、蔓延效应及全球破坏性、可消除性、熨平性、可控制性等基本特点。产生金融危机的主要因素有：
（一）宏观经济不健康
宏观经济平衡是金融体系稳健运行的根本条件。长期稳定的经济增长对金融安全起着决定作用，经济平衡的破坏必然导致金融风险乃至金融危机。如果经济运行中存在发展速度过快或过慢、经济结构失衡、存在严重的通货膨胀等问题，那么即使金融风险程度不是很高，也有可能从外部环境角度引发金融危机。
（二）泡沫经济
金融自由化取消信贷限额控制带来了金融业的过度竞争，金融机构会倾向于扩大信贷风险来获取尽可能多的收益。资本在追逐利润的天性下纷纷涌向股市、房地产等投机性市场，金融资产的现实价格被严重高估，与其代表的产品的基础价值之间的偏差越来越大，金融资产在虚拟的价格高位上就会蕴藏高金融风险。如果与此同时政府没有及时采取谨慎的金融监管，或者银行内部风险控制机制落后，这样极易产生泡沫经济。一旦泡沫破灭，损失惨重的银行部门将无法避免危机的出现。所以，信贷的过度膨胀被视为危机的重要前兆。
（三）宽松的货币政策
货币供应量的大小是影响国民经济是否能正常运行的重要因素。货币供应量的增长与经济增长相适应，才能促进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和健康发展。M1的增长如果过快，就可能从需求方导致商品和劳务市场上的价格水平上涨。若M2长期保持较高的增长率，则说明经济总体存在通货膨胀的压力。所以各国都会选择M1和M2的有关指标。对总体货币供应量进行监控。
（四）汇率与国际收支问题
汇率政策是否合理直接影响到国际收支平衡状况。合理估计实际汇率水平，量化汇率失调的程度，可以为及时而全面监测一国国际收支风险提供可靠依据。同时贸易条件恶化与经常账户赤字也是引发国际收支危机的重要原因。出口的急剧下降将导致经常性账户的赤字，而在无稳定的国外资本流入的情况下，经常账户的长期赤字将造成国际储备的枯竭。所以，经常性账户余额是分析一国国际收支是否存在问题的主要方面。而国际储备则是调节短期国际收支失衡，维持汇率稳定和支撑一国国际资信的重要手段。
二、建立金融危机预警指标系统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一）建立金融危机预警系统的必要性
金融危机往往造成国民经济的严重衰退，绐政府带来巨额的预算支出，甚至可能引起政局的动荡。但显而易见的是，危机的预测与防御要比危机产生后的处理更为有效，而现代金融危机的突发性更要求将对付金融危机的重点放在对危机的预见上。以往的金融危机几乎都是在某一时点突然爆发，危机国都来不及采取及时有效的应对措施，处于一种“措手不及”的状态。就我国而言，国有商业银行存在着巨额的不良资产，资本市场的运作欠规范，金融监管体系有待健全以及缺乏适当的系统性保护机制等问题，这些都意味着我国目前潜在的金融风险也较大，因此，我们有必要建立一个有效的风险预警系统。
通过建立金融危机预警系统，设置测度风险的指标体系和进行坚持不懈的监测，密切观察本国经济金融的发展变动，一旦危机苗头出现，金融当局就可以有条不紊地加以处理，及时制定预防性的有效方案及措施，并适时调整总体经济政策，降低金融危机的危害程度乃至避免其发生。
(二）建立金融危机预警系统的可行性
金融危机的爆发虽然是多方面因素作用的结果，但这些因素可通过一系列量化的经济指标反映出来，并且金融危机的发生有一个缓慢形成的过程，在危机爆发前总有许多征兆，常常以一系列宏观经济指标值的恶化为先兆，且距实际爆发一般有较长的前置时间。实证的结果表明，主要的经济指标如实际汇率、实际利率、M2的货币乘数等发生变化超过临界值，至金融危机发生的时差，期间的范围介于12个月～l7个月。由此可见，建立金融危机预警系统，理论上可行。通过选取适当的预警指标，综合分析一国的经济金融形势，采用适当的数量分析方法，应该是能够提前预测金融危机爆发的。
三、我国金融危机预警指标系统的构建
（一）建立金融风险预警指标体系
1.选取系统性金融风险监控指标
所谓系统性风险是指由金融活动主体本身不可控制的因素所引起的，是金融市场所有参与者共同面临的风险，其涉及的宏观因素较多。借鉴前人研究的预警模型，并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选取的监测指标包括：
(1)经济增长指标。主要反映政策风险，指由于国家政策变化而造成损失的可能性，这里选取GDP增长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企业资产负债率来衡量，反映了宏观环境的风险程度。
(2)货币风险指标。这组指标反映了货币供应量本身的变化情况及其与国民经济发展的关系。它主要包括：各层次货币供应量增长率、货币流动性比率、货币供应量M2与GDP的增长率之比。
(3)财政风险指标。在政府负债规模过大的情况下，有可能无力偿还债务，成为宏观经济的不稳定因素。财政风险通过财政债务依存度和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衡量。财政债务依存度指当年的财政支出中债务收入所占的比重，反映一国财政支出中有多少依靠发行国债实现。财政收入占GDP之比，反映国家宏观经济的稳健运行状况及国家控制能力大小。
(4)国际收支风险指标。国际收支风险，指由于国际收支状况的恶化、汇率变动而出现的风险，通过经常项目逆差占GDP比重、一系列外债风险指标、外汇储备支持进口时间(月)反映。外债风险指标则包括：短期外债占外债总额之比、负债率、偿债率、债务率。我国实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严格限制资本项目流动，现阶段汇率变动引起的风险对我国的冲击还很有限，主要体现在偿债风险上。
2.选取非系统性金融风险监控指标
非系统性风险是指金融活动主体由于经营不善从而造成损失的可能性。其指标是用来预警某一特定银行可能将要面临的困难，着眼于单个或微观的风险监测。监测指标具体包括：
(1)信贷收支状况指标。对商业银行来说，信贷资金运行和运作状况是决定其经营成败的关键环节。它由五个指标组成：资产流动性比率、存款余额增长率、贷款余额增长率、短期资金贷款比例、中长期资金贷款比例。
(2)流动性风险指标。流动性风险，指由于金融企业资产负债比例、期限结构失调导致的流动资金不足，出现到期无法履行支付义务而造成的风险。流动性风险比率是从总体上反映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的大小，该比率越大越好。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而建立的适合我国商业银行实际运行状况的流动性风险预警指标有：流动性风险比率、余额存贷比例、库存现金比例、拆人资金比例、拆出资金比例、借人资金比例、备付金比率、总偿付能力。
(3)资本风险指标。资本风险，指由于资本金不足不能弥补亏损以保证银行正常经营，破产倒闭的风险。它包括四个指标：资本充足率、核心资本充足率、同一借款户贷款余额比例、最大十家客户贷款比例。其中，资本充足率和核心资本充足率属于安全性的综合指标，是重中之重。它们既反映财务基础，又反映资产的风险状况。比值越大，则资本的安全性越高。
(4)经营风险指标。商业银行是以货币为主要经营对象的高风险行业，所面临的经营风险主要是指在银行的经营管理中由于管理制度出现漏洞或管理者及员工的不当或犯罪行为等主客观因素致使银行经营成本上升、收益率下降并给银行造成损失的可能性。此处选取的这组指标体系目的在于衡量商业银行的经营成本、收益及损失状况及其损益指标完成情况。主要有：存款年平均成本率、负债成本率、应收利息率、贷款收息率、资产利润率、损益指标完成率。
（二）设置预警界限
确定指标体系后，要对每一个指标确定不同风险状态的界限值，即预警界限。它指达到可预兆发生金融危机时金融指标的数值，由安全点增减一定幅度而得到。增减幅度要根据具体指标的具体隋况而定，需要参考历史数据、国际通用标准和一些专家的意见。在临界值的确定上，如果国际上有公认的临界值，就按照国际标准来确定，如果没有明确的国际公认标准的临界值，临界值通过比较确定，可以参照我国在金融稳定时的各项指标的数值，也可以参照经济金融背景相似的国家在金融稳定时的各项指标数值。例如，国际公认的“经常项目逆差／GDP”的警戒线是5％，而短期外债／外债总额接近或超过25％就是危险信号等。需要说明的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危机爆发的条件也在发生变化，因此原有的临界值在预警中的准确性会降低，这就要求随着形势的发展和变化，相应地对临界值进行修正。以GDP增长率为例，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周期的拐点，发展起点相对较高，不会保持过去的经济高增长态势，所以我们将安全点定为8％，偏离该点越远经济安全性越差。参考历史数据、国际通用标准和一些专家的建议，将增减幅度设定为1．5个百分点，即将8％上下增减1．5％的位置确定为安全状态的警界限，即GDP增长率在6．5％--9．5％的区间内为安全，可用相同方法确定基本安全、出现风险和严重风险区间的警界限。类似这样，其他指标的警界限也可以比照定出来。
金融安全预警系统仅有完整的指标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有配套措施和有效的运作机制，包括合理的法规框架、适当的组织体系和信息管理体系。
（作者单位：湖南城市学院商学院）
惩罚制度金融危机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金融危机;货币危机;宪政危机;权利危机
当今世界正经历着一场空前的货币危机风暴。在金融危机、主权债务危机的接连冲击之下，世界很多国家已陷入了经济持续低迷且复苏乏力的困境，甚至导致了部分国家濒临“国家破产”的尴尬窘境。为了化解危机，刺激经济复苏，各国陆续推出一系列应对举措。但事实表明，各国的“救市计划”并未发挥有效作用，危机仍在持续蔓延。更为严重的是，各国所推出的各种应急性与短期性的“一揽子”救市举措反而导致了公共支出与公共债务的急遽扩增和财政赤字与通货膨胀的日益恶化，进而使得世界陷入了危机—治理—严重危机的治乱循环。在此背景之下，探索与发现彻底破解治乱循环的可能路径成了各个学科所关注的重点与焦点。在货币宪法学的分析框架中，导致各国陷入治乱循环的原因有多种，但是，未能认清危机的实质应当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而这也是寻求彻底破解治乱循环的起点所在。在货币立宪主义的规范结构中，无论是金融危机还是主权债务危机，其本质都是货币危机。货币危机的本质是由国家货币权力失范所导致的宪政危机，而宪政危机在实质上是违背了尊重与保障人权这一立宪主义核心价值的权力危机。客观而言，从作为部门宪法学分支之一的货币宪法学的角度来研究金融—货币问题，在国内是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即便在西方也是一个新兴的研究课题。在立宪主义的视野下考量货币危机、货币体制、通货膨胀与政府财政权相互间的逻辑关系，对货币政策、货币权力的宪法规制等均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鉴于此，本文拟通过阐释货币危机的实质是宪政危机这一理论认识，以期为应对货币危机这一时代性命题提供一个立宪主义的理论视角和分析原点，并为后续研究“货币立宪主义”这一制约货币权力的规范框架奠定基础。
一、“蝴蝶效应”：从金融危机到货币危机
金融危机是指金融体系中影响体系稳定的“系统性风险”累积到使系统崩溃的临界状态。其通常有三种表现形式，即银行危机、资本市场危机与货币危机，而市场流动性枯竭(本币或者外汇的流动性枯竭)则是所有金融危机的一个共同的症状。[1]而所谓本币或者外币的流动性枯竭，实际就是资金链的断裂，资金链的断裂会引发连锁反应。[2]一只蝴蝶在巴西轻轻挥动一下翅膀，或许就会导致一个月之后的德克萨斯州发生一场龙卷风，这就是著名的蝴蝶效应，而在经济运行中，这种效应就会更加明显。[3]正如美国次贷危机掀起的金融风暴导致了全球性的金融体系崩溃与实体经济衰退。此次危机导致的金融海啸与以往的金融危机存在较大的差异，以往的金融危机往往只是导致世界各国实体经济的衰退与低迷，而此次的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均造成了灾难性的冲击与影响。
金融危机放大效应的一个必然结果便是全球性主权债务危机的出现。后金融危机时代，世界经济总体上已呈现出逐渐复苏的趋势，世界各国政府的工作重心也逐渐调整，开始从应对与化解金融危机向刺激经济稳健复苏方面转移。考虑到目前经济复苏的根基与环境仍然非常脆弱与严峻，所以，在当下及今后的一段时期内，扩张性财政政策措施与相对宽松的货币金融政策措施仍然是各国宏观调控的主要举措。这就意味着稳健保守的财政-货币政策已经成为历史，同时这也为主权债务危机的爆发埋下了祸根。2008年冰岛债务危机、2009年迪拜债务危机、愈演愈烈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以及史无前例的灾难性美国国债危机(2011年8月6日，国际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宣布下调美国主权信用评级，由AAA调降到AA+，评级展望负面，这是美国历史上首次失去AAA信用评级[4])。主权债务危机的爆发不仅给努力走出危机阴霾的世界经济增添了更多变数，而且成为制约全球经济复苏的“无形黑手”。持续恶化的危机导致许多国家政局动荡、经济萧条、社会混乱，甚至正在走向“国家破产”的深渊。
其实，金融危机以及由其导致的主权债务危机均是财政金融体制及其状况偏离了正常状态的一种外在“症状”，是已经建立起来并正在运转的财政金融系统结构业已不能正常地控制和解决问题的“病变”的财政金融危机，进而导致财政金融秩序的混乱与失控。为了能够有效地应对与化解危机，挽救世界经济形势，各国积极寻求应对与化解危机的对策和措施。对各国政府而言，自现代经济学产生之始，特别是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理论出现以来，通过宏观经济调控(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应对宏观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一直被视为熨平经济周期的有效措施与手段。正如美国学者鲁迪格·多恩布什所指出的那样，“财政和货币政策是政府在追求低通货膨胀的适度经济增长目标时能够支配的两个主要宏观经济政策工具，也是政府用来缩短衰退过程和防止经济过度繁荣的政策工具”[5]。
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多种排列组合中，积极(扩张性)财政政策与宽松货币政策的结合往往是各国政府惯用的反金融危机的理想策略。积极(扩张性)财政政策以扩大内需为核心内容，通过以减税为主兼发国债的形式，以期实现扩大政府公共支出、增加社会总需求和促进经济增长的宏观经济调控目标[6-7];宽松货币政策是中央银行通过直接发行货币、在公开市场上买债券、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和贷款利率等方式增加市场中的货币供应量，以带动总需求的增长[8]。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李扬指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是国家调控宏观经济运行的两大政策体系，而且，它们的调控都集中于社会经济中的货币资金的流转与运行。”[9]其实，纵观世界各国所实施的危机治理举措，无论是侧重于减税、增支的积极财政政策抑或是偏重于注资的宽松货币政策，它们的直接目的都是通过外部性的国家干预解决经济市场中货币的流动性枯竭，将已经断裂的资金链条重新连接起来，进而使经济运行重返健康与繁荣。
根据现代宪政理论，管理经济、克服危机是各国政府所负的宪法责任，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实施都应服务于经济健康发展的需要。然而各国政府在行使相关权力时，往往只注重眼前利益，而不顾长远利益，滥发货币，盲目减税，结果导致严重的货币贬值和通货膨胀，金融危机进一步演化为货币危机，人民不得不承受通胀和失业的双重煎熬。
二、制度考量：从货币危机到宪政危机
面对货币危机，经济学研究的繁荣景象凸显出法学话语权集体缺失的窘况。造成这一尴尬境况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当代政治学与经济学的融合已经发展到这样的一个阶段：政治现象的解释需要借助于经济学的理论工具，而经济增长的轨迹完全取决于政治制度的安排”[10]。鉴于此，我们就不得不考虑在经济学研究中嵌入国家理性、政府权威、权力制约与人权保障等传统的政治学命题，将经济学命题置于宪法学的视角下加以考量。当我们将分析场景转换至立宪主义这一古老的政治场域中，运用宪法学的独特概念、基本假设、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来审视货币危机以及用以解决危机的治理举措时，我们将会发现另一部撼动心魄的“宪政危机史”。
首先，解读货币危机存在多重维度，但是从宪法学的角度切入，货币危机是一种政治现象和法律现象，严格意义上讲，是一种宪法现象。“宪法实质上是一种经济文献”[11]，英国学者K.C.惠尔就认为：“宪法未必只反映政治或法律信仰和利益。它们可能体现制宪者希望保障或宣告的经济和社会事务。”[12](P63)另一方面，在系统论的分析框架中，危机是系统整合的持续失调。货币体制是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经济体制是一国政府体制的核心构件。在一般的政治事务讨论中，宪法通常被用来描述国家的整个政府体制。[12](P1)很明显，无论是一国之内的货币制度规则的缺失，还是发生在货币体制之内系统整合的失调，都是国家宪政制度的缺失或者缺位，是宪政规范体系尚未存在或者容纳解决货币体系失调的规范、制度和机制缺失，而作为结果的货币危机就成为一种危及现行宪政体系的宪政危机。
其次，货币危机是一个涉及政府职能范围、力量强度以及制度供给等国家治理能力的国家构建问题。事实表明，货币危机对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均会产生极其严重的后果。一方面，在经济全球一体化和资本化的当今世界，货币危机已成为导致国家社会失序与政治动荡的滥觞，如大规模的游行示威、街头暴乱频发乃至政权更迭等;另一方面，货币危机的巨大冲击造成了国家经济的萧条与社会的失序，使国内生产总值持续下降，财政赤字规模不断扩大，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工厂企业倒闭，失业率上升，贫困人口数量增加。[13]政治的动荡、社会的失序、经济的混乱在某种程度上就意味着国家治理的失范。
虽然世界政治的主旋律是抨击“大政府”，国家(权力)的作用也一直饱受争议，虽然对于公民、公民社会和市场经济而言，拥有合法权威的理性国家具有潜在的巨大危险性和破坏力，但现代社会中国家权力仍然是不可或缺的，强大而有效存续的国家政权、拥有合目的性的职能和提供合宪性制度的政府均是实现和保障人权这一宪政主义核心价值的必要条件和必需手段。所以，货币危机这一现代性的世界各国的伴生性顽疾，其存在与爆发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必然成为导致国家治理能力虚弱、衰退或者丧失的巨大祸根。
再次，货币危机是一种关涉人的基本生存与生活以及人的价值实现的民生问题。货币危机不仅会对一国经济、政治与社会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更为严重的是，货币危机还导致了就业机会减少、个人收入减少、日常生活成本上升、社会福利水平降低等民生问题。民生问题通常由于其所涉及的范围与对象的多样化、多元化而导致人们难以对其进行精确的描述，但是当我们通过降低环境的复杂性，在纯粹立宪主义分析框架内加以研究时，情况就立即显得清晰起来了。在宪法学的视域中，民生问题只是一个宪法问题，仅仅是涉及财产权、平等权、政治参与权、人格权以及发展权等一系列基本权利的宪法现象，其本质是实现与保障公民个人的基本权利与自由。的确，所有民生问题“在法律上就是公民的基本权利问题，它们既包括生活、生计等与民众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基本生存和生活状态，也包括快乐、幸福、满足等涉及人的价值得以实现和丰富的发展机会、发展能力等;前者强调的是满足和实现与人的生存相关的权利诉求，后者强调的是在生存问题解决之后，满足和实现与人的发展相关的权利诉求”[14]。在民生问题上，我们一度过多地强调政府主动性的正面效应，而忽视了政府权力膨胀的负面影响。当政府在“保障”过程中无度扩张其财政权、任意行使货币发行权时，不仅不能保障民生，反而使民众的财富缩水，生存能力下降，从而与政府保障民生的初衷相违背。
最后，货币危机是国家权力失范导致货币秩序紊乱的结果，严格意义上讲，它是一场滥觞于国家货币权力失范而导致的侵犯公民基本权利与自由的权力危机。货币权力是国家公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国家基础权力，是一种属于国家主权性权力和国家建构权力范围之内的权力。货币权力的失范无疑是导致货币危机产生、传递与恶化的核心因素。一方面，为了能够有效应对金融危机，各国政府适时推出的宏观调控举措，无论是积极财政政策还是宽松货币政策，其本质都是国家通过各种措施增加市场上的货币供应量。公共财政理论认为，为了有效履行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和宽松货币政策，国家必须拥有一定规模的财政收入，而国家财政收入是由税收和非税收入这两部分组成的。而在征税、发债和印钞这三种主要的财政汲取手段中，善于聚财之道[15]的理性国家往往倾向于选择印钞——因为它对于国家而言几乎是零成本的。理性的“政治人”通过这种近乎零成本的聚财之道，不但可以达到应对化解金融危机、营造经济荣景、刺激经济复苏和促进社会就业率等暂时性的战术目标，而且可以实现降低政治压力、维持政权稳定、巩固国家统治等长期性的战略意图。但是，在现代自由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体制的魅力组合中，政府的这种聚财之道和治理之术不仅会造成通货膨胀的持续与恶化、财政赤字规模的累积与剧增、政府机构的不断扩张与膨胀，同时也会将国家推向债台高筑积重难返的不利境地，形成现代民主社会中“民主政治诱发财政赤字”的真实悖论，而且最终导致国家陷入货币危机(系统失调)—危机治理(宏观调控措施)—危机治理的危机(政府机构膨胀、财政赤字剧增与通货膨胀恶化)—货币危机(系统失调)这样一种治乱循环。
更为严重的是，政府这种权宜之计的最终恶果的买单者却是现实社会生活中每一个“真实的纳税人”。所以，金融危机是国家垄断货币权力(金融集权)与恣意行使货币权力的必然结果。英国宪法学者艾沃·詹宁斯指出：“权力控制的集中，无论是被称为暴政、专制、领导，抑或是真正的自由，其危险性则从未被忽视过。”[16](P193)另一方面，深陷于主权债务危机的国家，为了化解危机，就必须获得充足的财政收入。可是，欧洲统一货币计划的实施，要求成员国的货币政策统一地交由欧洲央行行使，欧元区国家正式丧失了或者说放弃了自己本应拥有的货币权力，国家除了增税或者举债之外无法通过运用货币政策应对周期性的经济波动。在国家干预主义和福利国家理论的长期统治之下，欧洲各国的国家债务已经达到了天文数字般的规模，缩减公共支出、发行公债、举借外债以及增税等备选措施在现代民主政治的压力之下更是难以有效实施。在这种严峻境况之下，丢弃了货币政策这一治国利器的欧元区国家已无法通过印钞这一零成本的方式获取应急性的财政融资以应对危机、挽救经济，从而造成国家宏观调控举措的无力或者失效，进而导致了这些国家濒临“国家破产”与“政府关门”的窘境，从而直接影响了公民的生活环境、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
换言之，货币权力的缺位与弃位，正是导致希腊、西班牙等国深陷主权债务危机而不能自拔的制度性根源。鉴于此，笔者认为，从权力控制的维度审视货币危机，国家货币权力失范(集权、滥用、缺位、弃位)是导致这场金融风暴的罪魁祸首。国家权力失范的最终结果是公民基本权利与自由屡屡遭到侵犯，公民的人性尊严与人格自由频繁受到践踏，本应成为限制国家权力的立宪主义核心价值俨然成了一条形同虚设的“马其诺防线”。
概而论之，在宪法学的理论视域中，货币危机是一种宪法现象，是宪法学应当予以关注与研究的突出问题。货币危机不仅是一个涉及国家治理能力的国家构建问题，而且是一个关涉公民基本权利和自由的民生问题，同时也是一场由于国家货币权力失范导致的权力危机。故而，笔者认为，货币危机其实也是一场能够推动宪政构建的宪政危机。
三、价值考量：从宪政危机到认同危机
在现代社会中，是否以个人权利为核心价值已经成为论证现代民主政治和社会制度正当性的最终根据。[17]事实上，世界政治与宪政发展的历史表明，国家能够实施有效治理依赖于被统治者对其统治合法性的普遍认同。而统治的合法性是任何一个统治者(氏族首领、封建君主、教皇、民主政府)要求被统治者服从的前提与基础，这种前提与基础也是统治者获取统治权并且赖以维持统治的力量之源。氏族首领从风雨雷电等图腾处获取了“权杖”，封建君主发现了“君权神授”而加冕神圣的“皇冠”，教皇依赖上帝通过祭坛而获得了“永生”，而近代以来的民主政府则在“社会契约”中寻到了其赖以合法存续的“原始密码”，个人自主性或者说个人权利则是构成这一“原始密码”的核心密钥。所有现代性的社会制度(包括国家、宪法)都必须从个人权利中寻求和发现其自身存在的正当性(合法性)基础。换言之，保障与促进公民权利的实现是现代宪政的应有之义，同时也是国家获取统治合法性和政治权威的根源所在。当我们回顾由货币超发而导致的一系列危机时会发现，这场危机不仅严重地影响了国家的长治久安、社会的繁荣稳定和社会公众的正常生活，侵犯了公民的基本权利与自由，侵蚀了民主政治的根基，导致了公民对国家(政府)的信用、执政能力、统治合法性甚至宪法权威与宪法认同的质疑甚至丧失，进而可能引发社会的崩溃。这种“初由‘财政危机’，转为‘经济危机’，终陷入‘宪法危机’”的异变轨迹，已经成为了许多发达经济体与新兴市场经济体的“不归之路”。[18]
我们知道，立宪主义发展进化的脉络大概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以英国的虚君共和为代表的古典宪政主义;二是以美国的民主共和为代表的现代宪政主义;三是“宪政主义的第三波”，即通过宪政转型完成对制度传统和价值传统的颠覆与更新的“革命性的宪政主义”[19]。虽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历史发展阶段中，立宪主义所体现和追求的理念与价值或许会具有不同的侧重点和倾向性，但是立宪主义的一些核心要素是亘古不变的。韩大元教授认为，可以从价值内涵、规范形式、文化形态和制度功能这四个方面寻求立宪主义概念的核心构成要素。[20]宪政危机亦可以从这四个核心构成要素切入进行分析。宪政危机首先是国家政治形态、国家权力的运行状态以及行使权力的主体脱离了宪政主义制度与价值控制的状态，而这种失控状态已经达到了持续性失调的程度，导致宪政这一规范结构暂时性地削弱或丧失了限制国家专制性权力的约束能力。
宪政危机是由恐怖主义、毒品危机、艾滋病危机、经济危机、民主化转型以及社会转型等时代性、外源性或者内生性的事实变量，导致由国家的宪法和其他宪法性法律构成的规范化宪法体系难以与立宪主义的政治哲学和价值核心相吻合，进而造成规范化的宪法结构受到严重挑战与破坏，以至于最终导致公民(社会)对于宪法规范体系合理性的认同危机。而认同危机与控制失效是紧密相关的。一旦陷入认同危机，宪法就如同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而必将丧失本应拥有的权威性与控制力，成为形同虚设的“文明摆件”。
宪政危机往往表现为立宪主义作为普遍性的社会共识的认知瓦解，或者说立宪主义的共识基础受到严重冲击与侵蚀，整个社会的价值认同处于一种断裂、失衡与混乱的临界状态。而价值共识的瓦解或者断裂往往是社会系统濒临崩溃的一个重要标志，即立宪主义不再是一种普遍性的社会共识，不再是人们所仰慕与信仰的主流文化形态，而这种共识文化的缺失进而会危及到国家的稳定、社会的进步和公民的幸福。
宪政危机是由于国家的政治与经济体制的设计、运转和更新未能体现与实现立宪主义的核心制度设计和价值内核，造成了强制性国家权力失范，进而导致了难以解决的权力失控问题。而这一问题转换成宪法学的话语就是，在制宪、行宪与修宪的不同阶段中，立宪主义的政治原理与价值底蕴未能成为引导、指导和主导国家设计、运行和调整政治经济体制的核心。这种核心指导思想的缺失或者说弱化就有可能甚至必然会导致宪政制度的缺失与缺位。
有论者认为，“宪政制度的缺失往往容易导致宪政危机的产生”。这种缺失主要存在两种情形：一种情形是先天性的，即宪法在制定颁行之后显示出明显的缺陷与弊端，进而导致宪法无法对主要的社会关系实施有效调整;另一种情形是后天性的，即面对日新月异的社会现实，现行宪法已经难以适应，而且又没有通过修宪或者释宪制度与机制进行及时的修订与完善，进而导致宪政实践与宪政制度的严重脱节。[21]同时，在作为指导思想的立宪主义政治原理的缺失与弱化以及由其导致的宪政制度缺失的合力之下，必然产生国家权力失范。无数的历史事实也印证了，公权力的滥用、异化、寻租、越位、缺位以及弃位等权力失范问题均成为践踏人权价值、侵犯公民基本权利与自由的根源，进而造成人民对政府的不信任，对民主政治缺乏热情。
故此，笔者认为，宪政危机是一种政治系统危机、价值认同危机、社会文化危机、制度构建危机，本质上是权力危机。无论是以哪一种危机或者危机组合的形式出现，其实质就是一种由国家货币权力失范所导致的、违背了“人权价值的尊重与保障”这一立宪主义本质的宪政危机。也正因为如此，对于金融危机或者经济萧条的研究，早已经不能局限于经济学领域，而应该突破学科划分的樊篱，从多维度，尤其是从政治学和宪法学的维度加以审视和考查，深究危机的根源，并为从源头上消除危机提供必要的智力支持。
四、余论：迈向货币立宪——货币危机的治理之道
从经济本质的角度分析，金融危机的实质是货币危机。金融危机的全球性肆虐引发了人们对货币危机这一议题的广泛关注与深刻反思。无论是货币危机的肇因、形成、影响以及相关货币当局所施行的货币政策，还是对于货币危机的预防、应对与化解，均成了世界范围内各个领域研究的热点与焦点。而在宪法学的理论和分析范式中，货币危机的实质是宪政危机，而导致危机的肇因和制度性根源则在于国家垄断并控制了货币权力。而正如艾沃·詹宁斯所言：“法律家只有了解法律产生的社会条件以及法律施加于受治者的后果，才可能理解法律。”[16](P11)所以，宪法学者们更倾向于从立宪主义的视角透视、分析并挖掘隐藏于金融危机或者说货币危机现象背后的宪法与宪政问题，审视其中所隐含的独特的货币权力诱因，探秘货币危机与自由、民主和宪政之间的运作机理、逻辑内联性以及发展规律。
宪政本身即是一种具有逻辑自洽性的、具有系统整合功能的规范结构。任何宪政制度变革都不可能是孤立进行的，蕴含于社会这一有机体内部的、不断变化的政治经济因素往往成为宪政变革的“催化剂”。与此同时，只有在起伏跌宕、危机迭起的社会转型时代，辨析研究社会变迁与宪政变革的逻辑内联性、社会危机与宪政构建的内在关联性，方能够有助于深刻地认知、理解和领悟宪政主义的内涵要素与外延要素、发展趋势以及价值真谛。具体而言，货币危机是一种经济危机、宪政危机、社会危机，是社会基本矛盾在货币金融领域的集中体现。对于一国固有的宪政体制而言，货币危机既是一种猛烈的冲击、严峻的挑战，又是一种难得的机遇、现实的动因。货币立宪这一可能的宪政构建路径是应对与化解货币危机的有效途径，也是从根本上治理货币危机的必由之路，由此亦可促进、推动和实现宪政体系自身的更新与升级。正是不断出现的在各种伪装之下的宪政危机，才促使宪政制度、机制、规范乃至价值在宪政体系内不断地进行着多层次、多方位和应急性、适时性的创新、变革、构建与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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