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家与哲学思考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激活;整合;中国传统哲学;价值;意义
一、前言
中国传统哲学在世界范围内产生深刻的影响。1982年8月27日，时任美国总统里根致函在旧金山举行的纪念孔子诞辰2533周年祭孔大典时说：“孔子的高贵行谊与伟大的伦理道德思想不仅影响了他的国人，也影响了全人类。”1988年1月，7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齐聚巴黎发表宣言，向全世界呼吁：“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头2500年，去吸取孔子的智慧。”由此可见，国外对中国传统哲学非常重视，并从中吸取养分，以助发展。
可是，我们国人却很少去认真审视中国传统哲学，对中国传统哲学的价值和意义缺乏深刻的认识，在学校教育中，中国传统哲学一直以来基本上是空白的。现行的中学、中职、大学的哲学教科书，基本上都是讲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中国传统哲学，从来就不是学生要学习的内容。这是一种民族文化意识自我迷失的现象，令人担忧。笔者认为对于中国人来说，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同时，也应该学习中国传统哲学，这才是完整、合理和科学的。基于这样的认识，笔者已经开始尝试在中职《哲学与人生》课程中激活和整合中国传统哲学，试图通过这种方式，让中国传统哲学在中职学生中传承，并以此引起同行及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重视。
二、激活和整合的思路
中国传统哲学的内容博大精深，涵盖天文与地理、自然与社会、思维与人生，包含矛盾观、价值观、知行观、历史观、义利观以及和谐观等哲学思想，可以在《哲学与人生》课程中激活和整合的内容很多，并且可以根据不同章节的内容采用辩论法、案例法、比较法、文献阅读法、寓言法等诸多方式进行切入。
在激活和整合时，按照与《哲学与人生》内容相对应或相近的原则，抽取中国传统哲学中重要学派的主要思想，采用不同的切入方式，进行简要但较为系统的展示、比照和评判，揭示它们对于当今中国的现实价值和积极意义。
三、激活和整合的方式、内容及评价
由于中国传统哲学各学派的思想非常丰富，考虑到篇幅问题，笔者仅选取矛盾观、义利观和历史观为例，从切入方式、主要内容和价值评价三个方面进行探讨，并且在展示被激活和整合的内容时，也仅仅选取最具代表性的思想观点。
(一)用寓言法激活和整合中国传统哲学的矛盾观
(1)切入方式
在“矛盾推动人生发展”一课中，首先让学生阅读《韩非子·难一》中的“自相矛盾”和《淮南子·人间训》中的“塞翁失马”两则寓言，并进行讨论、分析，让学生明白韩非子是我国最早提出“矛盾”概念的人，他以楚人卖矛和盾的故事，揭示了“矛”和“盾”之间“势不两立”的相互对立现象，而淮南子则认为对立的事物之间可以相互转化。然后，对中国传统哲学的矛盾观作简要而又较为完整的梳理，让学生了解各家有关矛盾的主要思想，并与教材进行比照、融合。
(2)主要内容
中国传统哲学有着丰富深刻的矛盾思想。《易经》用阴阳概念来解释宇宙万物，即“一阴一阳之谓道”，将阴阳的对立统一看成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本。《易传》则指出“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刚柔相推而生变化”，认为万事万物变化无穷，事物变化的原因在于矛盾双方的对立统一。在《道德经》中，老子不仅认为事物都是向相反的方向发展的，彼此相互依存、相互消长：“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矣。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他还对物极必反的现象有较深刻的认识，“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在《孙子兵法》中，孙武对战争中一系列矛盾的对立和转化，如形势、刚柔、奇正、攻守、众寡、胜败、己彼等进行分析探讨，蕴含着丰富的辩证法思想。
那么，怎样才能有效地解决矛盾呢?孔子主张采用“和而不同”的方法，“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论语·学而》)史伯在跟桓公谈论天下兴衰问题时，也提出相似的解决办法，“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国语·郑语》)子思子则提出“致中和”、“执两用中”的方法，“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天命章》)以及“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中庸·大知章》)
(3)价值评价
中国传统哲学的矛盾观，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思想有很多相近、相通之处，其显著特点是非常注重和谐统一，尤其是儒家解决社会矛盾、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中和”、“中庸”之道，对于建设生态文明、促进社会和谐、调和人际关系以及发展国际关系，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值得我们借鉴。
(二)用辩论法激活和整合中国传统哲学的义利观
(1)切入方式
在“人的本质与利己利他”一课中，考虑到目前中国社会“见利忘义”“见利无德”等没有道德底线的现象已成泛滥之势，因此对学生进行正确的义利观教育尤为重要。而中国传统哲学在“义”与“利”的取舍上，对于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义利观，可以起到非同寻常的作用。自先秦以来， 对于“义”与“利”的关系，各派思想家从自己的立场出发，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其中最具代表性和争论性的就是儒家的“重义轻利”和法家的“重利轻义”的论争。因此，传统义利观的激活和整合，采用辩论的方式来实现是最合适的了。
通过对两种不同义利观的辩论，不仅让学生比较系统地了解了中国传统哲学主要流派的义利观，而且也让学生认识到儒家义利观的积极意义，学会明辨是非，确立正确的义利观。
(2)主要内容
儒家义利观最主要的思想包括：
1.“利”的合理性
孔子认为人追求“利”是合理的，“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论语·里仁》)。孟子也承认物质利益是人生存的基本条件，“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孟子·梁惠王上》)
2.见利思义
在处理“利”与“义”的关系时，孔子主张“见利思义”，“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乎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论语·宪问》)他强调“义重于利”，“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孔子还主张要舍“利”保“义”，“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得之不处也;贫与贱，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得之不去也。”(《论语·里仁》)孟子继承孔子舍“利”保“义”的思想，主张个人谋利必须合乎道义，“非其义也，非其道也，禄之以天下，弗顾也;系马千驷，弗视也。非其义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与人，一介不以取诸人。”(《孟子·万章上》)董仲舒则要求在权衡道义与功利时，更应注重道义，“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谋其功”(《汉书·董仲舒传》)。
3.舍生取义
在对待“义”与“利”无法兼顾的问题上，儒家主张“全大义”而舍“小我”，取“公义”而舍“私利”，“公利”先于“私利”，“私利”服从“公利”。孔子认为人在身处危难之时，应该抛开个人“私利”，捍卫国家和民族利益这个“公利”，甚至不惜为国捐躯，“士见危致命，见得思义”(《论语·子张》)，“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孟子也强调在“义”与“利”发生冲突时，必须取义舍利，舍生取义，“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孟子·告子上》)
(3)价值评价
在中国历史上，儒家义利观一直为社会所认可，居于主导地位，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儒家实际上并不否定“利”，承认人皆有物质利益需求，但是，在物质利益面前必须遵循“见利思义”、“先义后利”、“义然后取”的原则。这些原则对于当前某些见利忘义、唯利是图、不惜用各种卑劣手段谋取利益的个人和企业来说，更具鞭策作用和教育意义。儒家主张的“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以及“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重公利”思想，在中国历史上造就了不少“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忧后乐”的志士仁人、民族英雄和国家栋梁，这一点更值得我们发扬光大。
(三)用比较法激活和整合中国传统哲学的历史观
(1)切入方式
在“历史规律与人生目标”一课中，关于历史究竟是谁创造的、社会的发展究竟是谁推动的问题，中国传统哲学主要存在着三种不同的思想观点，其中有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相反的，也有相近的，因此，适合采用比较的方式来展开。
通过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比较，不仅使学生了解到中国传统哲学关于社会历史的问题主要有天命史观、圣人史观和民生史观三种不同的思想观点，而且使学生从比较中认识到：认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是由天主宰的天命史观是一种唯心史观，显然是违背客观事实的;认为社会的发展是由具有至高道德和出众智慧的圣人决定和推动的圣人史观也是不足取的，过分夸大和强调圣人的能量和作用，这种“英雄造时势”的观点是片面的、缺乏说服力的;而认为民众在社会历史发展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民生史观则是一种唯物史观，与强调人民群众创造历史、“时势造英雄”的唯物史观相近，具有积极意义。
(2)主要内容
中国传统哲学的民生史观认为，民众是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主要力量，要重视民众的作用，不可小觑，君主则是处于从属的地位。孟子首倡“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荀子则明确指出“君”与“民”的关系如同“水”与“舟”的关系，“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王制》)孟子还从桀、纣“失天下”的历史教训中推断出“得民心”才能“得天下”的道理，“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孟子·离娄上》)贾谊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自古至于今，与民为仇者，有迟有速，而民必胜之。”(《新书·过秦论》)柳宗元则进一步提出“吏为民役”的观点，“凡吏于土者，若知其职乎?盖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送薛存义之任序》)
(3)价值评价
中国传统哲学的民生史观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有不少相似、共通的地方，能够正视民众的力量和作用，承认社会历史的发展依赖于民众的推动，这种民本思想是非常难得的，可以为当今中国社会解决民生问题和搞好官民关系提供参考。民生问题和官民关系事关国家昌盛、民族兴亡、社会安定，处理好民生问题和官民关系，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
四、效果和意义
(一)激发学生学习热情，提升学生传统文化素养
通过激活和整合中国传统哲学，使学习产生了增值效应，学生不仅学习了教材中关于哲学与人生的知识，而且还比较全面地了解了中国传统哲学各时期各学派哲学家的思想，认识到中国传统哲学的潜在价值以及对于当今中国的积极作用和现实意义，体会到国外重视学习和研究中国传统哲学的原因，也激发了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热情，提升了个人的传统文化素养。
(二)提供一种激活和整合中国传统哲学的参考框架
在探索激活和整合中国传统哲学的过程中，根据教材中不同知识模块的内容和特点，选取中国传统哲学中与教材各知识模块相近或相应的内容，采用不同的切入方式进行尝试，形成了一种激活和整合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的教学组织结构，为中职德育课激活和整合中国传统哲学提供一种参考框架。
五、存在问题和建议
(一)教材和教学资源建设的问题
针对中国传统哲学在《哲学与人生》教材中的缺位问题，建议考虑在新发行的教材中进行整合，或者发行中国传统哲学单行本作为辅助教材;也可以根据具体需要和各个学校的情况开发中国传统哲学的校本教材或教学资源库。
(二)教师队伍的中国传统哲学素养的问题
在现行的中国高等教育中，除了哲学专业开设中国哲学或中国哲学史这类课程外，其他专业的德育课或政治课中基本上不会有中国传统哲学的内容。因而，我们的大部分中职德育教师在中国传统哲学的素养方面，就存在着先天不足的问题。因此，要在中职《哲学与人生》或其他德育课程中激活和整合中国传统哲学，首要的和关键的是有计划地加强和提升德育教师的中国传统哲学素养。
(三)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是否重视的问题
要在中职《哲学与人生》或其他德育课程中真正有效地激活和整合中国传统哲学，单凭个别教师或教师群体的单打独斗是很难奏效的。要解决这个问题，有赖于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对现行德育教学体系的反思，在重新审视的基础上形成共识，在政策和舆论导向上给予足够的支持与重视。
(作者单位：广州市信息工程职业学校)
参考文献：
[1]郭齐勇.中国哲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2]邓启铜，殷光熹.论语[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0.
[3]邓启铜，王川，陈映红.孟子[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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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张枫林.传统义利观的衍变及其现代转向[J].平顶山学院学报，2009，24(1).
[6]周德丰，陆信礼.中国传统哲学历史观的理论成就及其当代价值[J].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1).
责任编辑赖俊辰
哲学家与哲学思考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 哲学 中国文化艺术 中国哲学
一
“哲学”属于西方话语，但在近一百多年的中西文化对话中，它已经成为对我们的精神活动进行描述的文化框架。实际上我们已经在存在的意义上承认并接受了“哲学”。在当代的文化语境中，“哲学”作为一种文化意识形式，是对我们的生存状态和生存意义进行反思，并以“发问”为主要特征的精神批判活动。这是从历史中搜寻的对于哲学的具有普泛性的规定，以此把握人类各种共同体的精神文化活动的意义，是有广泛可理解性的一种精神文化观察视阈。从这个意义上说，哲学活动并不是绝对纯粹的，而是与各种文化紧密相连。
二
自晚清学者黄遵宪把“哲学”这个词从日本介绍到中国，哲学就逐步附着于西方的科学与民主而成为我们的精神文化框架。与文化上的“古今”、“中西”之对话主题相适应，在哲学上形成了一个寻找属于中国哲学的文化运动，这个运动当以上世纪初到三十年代胡适、冯友兰等在中国哲学史研究和哲学创作上所做的工作为代表。其中，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上、下册，是以西方哲学立场优先为特征的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开山与扛鼎之作，而以熊十力的《新唯识论》，贺麟的《新心学》，以及现代新儒家等接着中国传统哲学讲的，则属于中国哲学的创作。在这些学院派哲学创作之外，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以实用理性的姿态进行了以马克思命名的哲学创作，叫做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等著作在中国哲学的创作中享有独特的地位。解放以后李泽厚在哲学体系上的探索工作也应属于中国哲学的创作。应该说，一百年多年中国哲学的创作史，就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以西方的哲学文化框架(这种框架可能是实用主义的、实证主义的、生命哲学的，也可能是马克思主义的)重新释解、改造中国本土文化，构造适应当代社会生活场景需要的“新”哲学的过程。不管这些哲学是否能成为公认的体系，这种创作中国哲学的过程构成了中国近代到当代的风景。
第一，“当代中国哲学”的话语离不开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与文化的主题。无论是从近代中国的社会与文化的历史来看，还是从中国近代哲学本身的发展历史来看，中国哲学自从成为中国的本土话语，便与中国的历史命运的主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几千年来形成的以儒释道为精神内核的中国传统文化;“五四”以来传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化;近代以来以文明或野蛮的各种路径进入中国的西方文化。这些文化在我们的精神寻觅中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对话。其中，有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对话，有中国传统文化与外来西方文化的对话，还有已经融入我们政治、精神生活的马克思主义文化与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对话。这种“对话”就是“当代中国哲学”的话题域。第二，就哲学本身的发展来讲，中、西哲学不同的演化路径为我们提供了“哲学之述”与“哲学之作”的历史与经验。在哲学的思考方法与叙述方法上，既要汲取科学理性的问题意识，在哲学之“追问”中依人类的思维逻辑去构造合乎理性的解释系统，又要在“形而上”的“根源意识”中寻找人类所拥有的终极情感。
三
一个民族、时代、社会的艺术，必然与这个民族、时代、社会的哲学相联系。哲学是民族、时代、社会的自我意识，伟大的艺术作品总是表现出深刻的哲学观念，它不仅是民族性格、时代精神、社会思潮等的产物，而且能动地参与形成民族性格、时代精神、和社会理想，是民族、时代、社会的代表。我们很难设想，如果没有艺术和哲学，我们到哪里去找一个民族的灵魂。中国艺术高度的表现性、抽象性和写意性，通过中国哲学来研究中国艺术，通过中国艺术所表现的哲学精神，来源于它同哲学的自觉联系。用哲学精神来理解它的形式，我们可以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
儒家强调“不以规矩，不成方圆”;道家主张任从自然才能得天真。它们之间的矛盾，常常表现为历史和人的矛盾，政治和艺术的矛盾，社会与自然的矛盾。从美学的角度来说，前者是美学上的几何学，质朴、浑厚而秩序井然;后者是美学上的色彩学，空灵、生动而无拘无束。前者的象征是钟鼎，它沉重、具体而可以依靠;后者的象征是山林，它烟雨空濛而去留无迹。从表面上看来，二者是互相对立和互相排斥的，但是在最深的根源上，它们又都为同一种忧患意识即人的自觉紧紧地联结在一起。正如历史和人，政治和艺术，以及社会和自然都有其同一的根源，儒家和道家也都是同一种忧思意识即人的自觉的两种不同的表现。那种早已在《周易》、《诗经》和各种文献中不息地跃动着的忧患意识，不但是儒家思想的核心，而且是道家思想的核心。这是中国哲学的特殊性，也是中国艺术、中国美学的许多特殊性的总根源。所以在中国，艺术创作的动力核心是作为主体的人类精神，它先达到意识水平，然后沉入无意识之中，不断积聚起来，由于各种客观条件的触动发而为激情，发而为灵感，表现为艺术。但是这种内在的动力，却又力图与外间世界相统一。例如，它追求人与人、人与社会的统一(“论伦无患，乐之情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追求人与自然、即“人道”与“天道”的统一(“大乐与天地同和。”“乐者，天地之和也。”)。这种统一，作为艺术表现的内容，也就是情感与理智的统一，即所谓“以理节情”。把“以理节情”作为音乐创作和一切艺术创作的一条原则，是中国古典美学的一个独到的地方。
用历史唯物主义来分析，这一切特征都是时代的产物。明清以来，随着市民社会的兴起，随着小说、戏曲和重彩画、人物画的兴起，雕塑也开始世俗化，敦煌清代的塑像和云南纬竹寺五百罗汉，就流露出前所未有的市井气，说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民族精神需要寻找新的表现形式。这个形式是什么，是另一个值得探索的问题。不过可以肯定，不论这个形式是什么样的，都必然要表现我们传统的民族精神。所以市井气，也像六朝宫体的浮艳，终必不能构成中国艺术的特点。每一个民族、每一个社会，都有其独特的，不同于其他民族、其他社会的文明，并且这个文明可以通过符号信号、语言文字和劳动产品的使用，而被学到和被传播，因而具有一种超生物的、历史的遗传性。正因为如此，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文明的独特性才能够在漫长的历史行程中保存下来和得到发展，而渗透到这个民族的个性深处，表现在这个民族各项活动的各个方面，而形成一种独特的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
四
这种靠拢的趋势，也同哲学的发展趋势相一致。西方的自然哲学正在走向与东方思想有许多显著类似的方向，这不仅是由于自然科学发展，而且是由于社会科学的发展。在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西方社会，人们困于近视的和无情的实用主义、意志逐渐崩溃，道德逐渐堕落，由于精神生活找不到出路而彷徨无所依归，纷纷把视线转向伟大的东方。他们需要一种信仰，不是对外在神抵的信仰，而是对自己的信仰。他们需要一种伟大的人格理想与和谐的伦理结构，来维持前进的力量。愈来愈多的学者们指出，只有中国精神文明的伟大和谐，才是未来世界的希望。有人预言，中国的精神文明，有可能成为人类历史的主导。他们甚至宣称，如果不是这样，人类的前途就将十分渺茫。不论这种说法有多少根据，起码艺术上和美学上的表现论在西方的兴起，同这种倾向是一致的。明乎此，我们应该对祖国文明的伟大价值有充分自觉的认识。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为了创造这样高度的精神文明，经历了漫长的、黑暗的年代，付出了沉重的、看不见的代价。但是我们可以相信，这绝不是历史的非生产性的开支。“何期百炼钢，化作绕指柔”，它不仅已经成为不可征服的中国人民的脊梁，而且愈来愈成为世界文明的希望。
哲学家与哲学思考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高中政治 教学改革 生活与哲学
生活与哲学是高中思想政治必修四的教学内容，是整个高中思想政治课程中思想层次最高的教学内容。下面，笔者对高中思想政治生活与哲学教学进行相关的阐述，以供读者参考。
一、高中生活与哲学教学的调查分析
高中生活与哲学的教学内容由于理论性强、内容量大，一直以来被视为是高中思想政治教学的重难点。甚至有学生认为这部分的内容语言方式“假、大、空”，教学内容对于生活实际没有意义。因此教学中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不高，不会认真去领会其中的真正涵义。而实际上，生活与哲学是对生活的高度概括，是学生哲学思维的初始培育阶段。开展高中思想政治生活与哲学的教学，一方面要求教师站在一定的高度上去理解教材内容，另一方面要求教师要结合现实生活中的案例进行讲解，以帮助学生理解教学内容。
二、高中生活与哲学教学开展的有效策略
高中思想政治生活与哲学的教学内容，一般都具有语言模式固定、理论内容多、需要记忆的内容多等特点。所以在学生看来，高中思想政治生活与哲学教学就是对道德的宣讲，对生活方式的统一，以及大量的句式背诵。因此，要做好高中思想政治生活与哲学的教学，就要从改变学生的印象做起。
(一)立足现状，分析现状
由于高中思想政治生活与哲学教材在编排方面，具有过于浓厚的说教意味，如教学内容存在大量的哲学术语，其表达方式单调、枯燥。让学生感觉这样的教材语言不仅远离生活，甚至找不到重点。基于此，教师在教学中应重视与学生的互动，对学生的思维方式与兴趣方向要有一定的了解。这样才能在教学过程中，依据学生的心理特点，用学生易懂的语言来讲解生活与哲学的教学内容。
但同时也要看到，生活与哲学毕竟是对学生哲学思维与思辨能力的初始培养，用一味倾向于生活化的方式教学也不利于培养学生的基本哲学素养。所以在帮助学生度过适应期后，教师要结合生活实际，引导学生用教材中的原理观察事物，分析事物。
(二)重视知识衔接，打下理论基础
在新课标的指导下，生活与哲学中的教材内容更侧重于培养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更强调学生对哲学原理的理解与掌握，也更强调学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观点的吸收与运用。
基于此，教学过程中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观点作为教学总纲，在进行相关的哲学观点教学时，重视知识与原理间的衔接，让学生能在把握教材整体思路的情况下，有效地掌握各个知识点。例如，学习英国休谟与德国康德两者在否认认识世界可能性上的哲学观点时，就要把教材中提到的一个不可知论作为重点进行讲解。这是因为教学时教师如果找到了各哲学观点的共通点时，学生顺藤摸瓜就能达到举一反三的学习效果。
(三)多做探究性活动，帮助学生理解记忆
一般而言，高中思想政治生活与哲学中，探究性活动的目的是让学生能直观而真实地感受教学内容。而思想政治课的探究性内容由于学科特点，注定是一种思维上的探究过程，是一次大脑风暴的过程。教师在开展这类探究性活动时，应循序渐进，先通过简单的思维训练让学生养成良好的思维逻辑顺序，再根据教学内容不断丰富探究性内容，最后让学生真正领会哲学原理。当然也要考虑到，由于教材中探究性活动内容非常多，不可能都顾及到，所以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根据教学进度与学生的理解接受能力，有选择性地进行教学，以达到最佳的教学效果。
总的来说，教材的编写是面对一个地区甚至是全国所有学生，所以会具有统一性。而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教师应紧紧把握新课标要求，深入领会教学改革本义，对教材内容进行重组，并引入大量的生活实际案例帮助学生理解记忆，从而提高学生学习主动性，让学生习惯哲学的表达方式，在生活中真正地体会到哲学思想，活学活用哲学原理。
[ 参 考 文 献 ]
[1]徐楷森.生活与哲学教学必须克服的三个错误倾向[J].中学教学参考，2013(12).
[2]姚强.农村高中《文化生活》的教学现状及改进研究[D].苏州大学，2009.
(责任编辑 袁 妮)
哲学家与哲学思考论文范文第4篇
[摘要]唯物史观及科学社会主义开出了批判的社会理论传统，同时也确定了批判的社会理论传统与实证的社会理论传统及其与解释的社会理论传统的基本区分。批判的社会理论传统同相关经典社会理论传统的批判性对话，奠定了当代唯物史观研究的不可舍弃的学术基础。
[关键词]唯物史观 批判的社会理论 实证的社会理论 解释的社会理论
在现代西方学术视野里，马克思被看成是批判的社会理论传统的开创者，与涂尔干集大成的实证的社会理论传统、马克斯·韦伯开创的解释的社会理论传统一起，并称为经典社会理论的三大传统。经典社会理论传统，在很大程度上调整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激进形象，并把资本主义批判功能转换为服从于资本主义的渐进性改良与进化模式的分析与治疗功能。经典社会理论传统的重构，凸显了唯物史观对资本主义体系结构的认识功能，开放了其现代性问题域，也深化了唯物史观的理论复杂性，并构成当代各种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基点，值得探究。
一、唯物史观及其批判的社会理论与实证主义传统的界分
在马克思唯物史观及其批判的社会理论传统的形成过程中，一直交织着与实证主义传统的复杂关联。实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形成的基本背景及语境。在19世纪的时代精神中，实证科学无疑是褒义的，是对统一科学(unity of science)的不同反映，而马克思无疑是肯定“实证科学”作为“一门科学”的，由唯物史观及其确立的批判的社会理论传统，同样要求具有实证科学的精确性。对马克思来说，如果没有实证科学，必定难以真正展开实践批判。在这一意义上，把唯物史观及其批判的社会理论看成是实证科学。并无不可。不过，这里的实证科学不能还原为实证主义。“马克思的统一科学的视野，并非实证主义者的视野。”“马克思的实证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后来的解释者的一个发明。”把马克思学说判定为实证主义，正是把实证主义混同于实证科学的结果。实证主义的社会理论所延续的依然是法国唯物主义的自然主义及其环境决定论。孔德把由实证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看成是人通过启蒙环节从而自愿接受某种最优化的自然社会环境的结果，对马克思而言，从实证科学向社会主义的转变首先必定是制度改造。不触及制度变革而展开的人性改造活动，只能导致空想社会主义的出现；而通过制度改造进而带动人性的可能的新的启蒙，方使得社会主义真正进入实践环节，并使科学社会主义得以可能。
为马克思所批判的国民经济学正是当时实证主义的显学。马克思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直接指向其抽象的理论性质、机械唯物主义以及为资产阶级辩护的政治立场。
“国民经济学从私有财产的事实出发。它没有给我们说明这个事实。它把私有财产在现实中所经历的物质过程，放进一般的、抽象的公式，然后把这些公式当作规律。它不理解这些规律，就是说，它没有指明这些规律是怎样从私有财产的本质中产生出来的。”国民经济学“把工人的需要归结为维持最必需的、最悲惨的肉体生活，并把工人的活动归结为最抽象的机械运动。”“在国民经济学家看来，社会是市民社会。”
马克思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肯定了哲学人本学，并进而向社会化的人及社会主义理念敞开。在这一方向上，费尔巴哈受到了马克思的肯定。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概括了费尔巴哈三个“伟大功绩”，其中第二个功绩即认为费尔巴哈“创立了真正的唯物主义和实在的科学，因为费尔巴哈也使‘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成了理论的基本原则”。在当时致费尔巴哈的信中，马克思明确地称费尔巴哈的《未来哲学原理》“给社会主义提供了哲学基础”，又说“建立在人们的现实差别基础上的人与人的统一，从抽象的天上下降到现实的地上的人类概念，——如果不是社会的概念，那是什么呢!”这里，借费尔巴哈之口，马克思表明了自己对于社会主义不同于法国唯物主义的领会。马克思大致还是在自然唯物主义的意义上把握社会主义的。
但是，即使如此，马克思此时对社会主义的理解还是不同于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当时已经发现了社会，但社会的实质，正如在康德与黑格尔那里一样，其本质依然是现象界或自然。在费尔巴哈那里，看不到社会是“人与自然的完成了的统一”，而只是人与自然的新的抽象。费尔巴哈依然只是在自然主义与人本主义直接同一的意义上理解社会(主义)，他其实是把社会当成人间神物，是其无神论思想的体现，而当他把社会当成新的偶像时，实际上又复活了神秘主义。在社会政治理想上，费尔巴哈显然没有超越法国唯物主义。不仅如此，马克思于1842年在致卢格的信中明确批判费尔巴哈，说他“过多地强调自然界，而过少地强调政治”。在这一意义上，费尔巴哈的自然唯物主义对于法国唯物主义甚至还是倒退的。这里也牵涉到马克思对当时诸如卡贝、德萨米、魏特林之类“实际存在的共产主义”的清算，马克思认为这些思想“只不过是人道主义原则的特殊表现”，“还没有摆脱它的对立面即私有制的存在的影响”，“只不过是社会主义原则的一种特殊的片面的实现而已”。因此，必须破解私有制，推进政治解放。在通过费尔巴哈的批判而阐述其新唯物主义思想时，马克思认定自己对社会形成了不同于费尔巴哈的新的认识。在马克思看来，不仅缺乏人的原则的实证主义尤其是国民经济学，而且以哲学人本学为主导的费尔巴哈的自然唯物主义，其立足点都只能是市民社会。“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
颇有意味的是，费尔巴哈的社会观，在作为实证主义社会学学科创史人涂尔干那里再次复活。费尔巴哈把社会提升成了新宗教，涂尔干则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为社会，宗教不仅是社会的产物，而且本身就是神化了的社会，而人们对神的崇拜，本质上就是对社会的崇拜。在一定意义上，涂尔干是用社会“祛”宗教之“魅”。因而，社会是人类之父。“是社会把人提升起来，使他超越了自身；甚肓之，是社会造就了人。”“如果宗教产生了社会所有最本质的方面，那是因为社会的观念正是宗教的灵魂。”与斯宾塞的社会不可知主义不同，涂尔干坚信社会是可以认识的。“社会绝对不是无逻辑的或反逻辑的存在，也不是混乱的和虚幻的存在。”
不过，与费尔巴哈异质于实证主义的哲学人类学立场不同，涂尔干对社会的理解标示着实证主义传统在改良主义方向上的延续和复兴。在涂尔干的时代，社会主义已成为欧洲主流的社会思潮，但社会主义又出现了新的分野：一是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及其实践传统；二是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主义传统——这一传统影响了后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观：三是向民族主义以及宗教传统的回复与结合——国家社会主义是这一路向的变异了的极端形式。涂尔干当然重视社会主义传统，而且他大体分享了第二个传统并与社会连带主义有关。涂尔干清楚地知道社会主义对社会学研究的重要性，在其未完成的《社会主义史》中，涂尔干承认：“社会主义提供给社会科学的帮助比它从社会科学中所得到的帮助多得多”。“社会主义已经唤起了反思，激发了科学的活力，鼓起了研究的热情，提出了问题，所以，
社会主义的历史不止以一种方式融入到社会学的历史中。”但他本人看来并不认同社会主义价值观，在涂尔干看来，社会主义属于实践学说而不是思辨科学，而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研究更是属于目的论，并不符合现代性与社会分工体系的要求，因此必须“降低社会主义的重要地位和意义要求”才能“承认社会主义具有真正的科学性质”。在涂尔干那里，社会主义的研究，与他有关分工、组织、团结、伦理、道德、失范、自杀、犯罪以及宗教等问题的研究是等同的，都属于构成性的和规范性的研究。
涂尔干有关社会主义的研究与其有关个人与社会关系研究的关联问题，有些复杂。就涂尔干创立社会学及其显示的巨大理论及实践效应看，实证的社会理论传统在马克思主义之后再度复兴，并使得自由主义在社会科学领域获得了新的话语权——涂尔干的实证的社会理论传统，在政治倾向上依然是自由主义的。与此同时，在涂尔干之后，则是马克斯·韦伯以保守主义为主导方向的解释的社会理论传统的兴起。不管是涂尔干还是韦伯，都是对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直接批判与摒弃。我们似乎也由此发现马克思之后社会主义分野的某种理据，第二国际民主社会主义的兴起，对应于涂尔干实证的社会理论传统的复兴，而社会主义向民族主义及宗教传统的回复与结合，则对应于解释的社会理论传统的兴起。作为20世纪社会理论主流的结构功能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涂尔干与韦伯两大社会理论的合流与延伸。即使西方马克思主义及法兰克福学派的兴起，其实也受到了涂尔干、韦伯以及结构功能主义的巨大影响，从而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呈现出一定的区别。
涂尔干对社会主义的处理，正是把社会主义看成是一种实证性的、而不是目的性的要素。这种做法，在很大程度上是受饶勒斯等第二国际人物影响的结果。在这一意义上，恩格斯对第二国际实证主义的批判，也可以看成是对涂尔干实证的社会理论传统的批判。恩格斯在晚年致约·布洛赫的通信中，在谈到当时一些德国青年把经济因素看成是社会的唯一决定性因素时，认为马克思同他自己要承担一定责任，因为他们此前在反驳他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因”。恩格斯明确地讲：“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从思维方式上看，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与《自然辩证法》中所呈现的“自然辩证法”，与马克思在其实践批判中特别强调的主客体辩证法，其实是有差别的。在这一意义上，吉登斯肯定地说：“恩格斯把辩证法转移到了自然，忽略了马克思观念中最基本的要素，即‘历史过程中主体与客体之间的辩证关系’。”人的因素被抽掉，这种唯物主义便很容易退回到旧唯物主义。而这一点，同时也是第二国际在批判和排斥伯恩斯坦主观主义(修正主义)之后的思想命运，即“以强化机械唯物主义的趋势为代价”，并“回到了马克思在其早期阶段所批判和抛弃过的‘消极’唯物主义”。而涂尔干的社会理论，正是在社会领域里再现第二国际的思想。因此，当恩格斯把历史的决定因素看成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时，他对于唯物史观对实证主义传统的异质性，应当是有着更深入的领会与把握的。
二、经典社会理论的兴起对唯物史观的影响
马克思在激进政治思想基础上建立的唯物史观及其科学共产主义，突破了自由主义传统，也超越了空想社会主义。人们一般把1848年看成是“自由主义的分水岭”，正是在1848年兴起的由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所支撑的社会革命中，“那些盛赞1789年人权宣言的自由主义者感到了来自于大众的威胁，并由此倒向了反革命。事实上，在欧洲的大部分地方，自由主义者被革命所击败，并随后陷入覆灭。”这并不是说唯物史观及科学共产主义由此直接主宰了欧洲社会政治思想，毋宁说，唯物史观与科学共产主义作为一种异质于西方既定的现代历史观念，但又具有全球现代性视野的新的酵素，激起了欧洲社会政治思想新的全面的变化，马克思之后经典社会理论的推进与变革，正是上述变化的结果。
早年马克思之所以对现实政治持激进的政治态度，为当时所处的背景所决定。对于英法“先进国家”，马克思认定将在已有的资产阶级革命基础上展开无产阶级革命，从而确定历史的主体：对于德国制度，马克思认为虽然“低于历史水平，低于任何批判，但依然是批判的对象”。马克思显然希望在德国推进无产阶级实践活动，但1848年之后，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一方面，马克思依然在强调其科学社会主义的原则，这在他同无政府主义以及后来与第二国际改良主义等的不懈论战与批判中可以看出来，马克思依然在不遗余力地坚持其科学社会主义的政治主张。另一方面，马克思对革命形势又有了一些保留。他不再那么热衷于讨论德国无产阶级革命问题，对于法国革命，则依然视之为自由资产阶级政治的典型，对于已经置身于英国伦敦工商业革命背景中的马克思，显然也感受到了英国现实与激进社会主义的距离。实际上，到了伦敦以后，马克思的主要精力已放到了学术研究事业，放到了《资本论》的研究与撰写活动中。与此同时，马克思也受到了实证主义传统更内在的影响，正如他依然相信历史科学与实证科学。
自1851年英女王开放水晶宫从而宣布英国进入维多利亚时代以来，英国的资本主义进入到一个新的时期。马克思则把自己的工作重心转入资本论的研究与写作。1848年前后，实证主义及社会达尔文主义代表人物斯宾塞，同马克思差不多前后来到并停留于伦敦(二人并不认识)，斯宾塞对当时英国资本主义制度的判断，与马克思有很大区别。斯宾塞显然相信，当时的英国正在走向积极可行的改良主义道路，也符合以“光荣革命”为典型的英国改良主义传统。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掀起了一波激进主义浪潮，通过注入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从而强力地冲击了欧洲思想界。但是，50年代以后的维多利亚时代，却更多地需要斯宾塞的社会哲学。相比之下，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及其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影响要小得多，这一时期唯物史观的实际境况，其实是颇为艰难的。一方面，第二国际所宣讲的历史唯物主义，其实质正是恩格斯十分反感的经济唯物主义，其实证色彩十分浓厚，就连涂尔干、韦伯以及西美尔等所面对的，也是这种被改装了的历史唯物主义教条，而并非马克思、恩格斯对唯物史观的全面论述。另一方面，当时的资本主义已经摆脱了早期资本主义的危机，走向了一条渐进的和相对稳定的改良主义道路，在这种情况下，真正反映马克思唯物史观及科学社会主义的革命逻辑，似乎也正在失去市场。
伴随着上述变化的，正是三大经典社会理论传统的形成。唯物史观及其科学社会主义，凭借对人的社会关系本质的洞悉以及世界历史时代的历史目的论，不仅成就了批判性的社会理论传统，而且以其特有的洞察力及原理意义，正在成为资本主义变革和发展的潜在理论。在孔德、斯宾塞之后，涂尔干则以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现代社会转型问题为实践基础，以功能主义为方法论基础，从而集实证的社会理论传统于大成。韦伯则延续了德国近代以来的保守主义精神传统，开创了解释的社会理论传统。三大经典社会理论传统其影响显然不只是在社会学一个学科，而是在于整体地推动了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形成与进
展。这种状况同时也将唯物史观及其批判的社会理论传统带入现代。
经典社会理论对唯物史观的影响，大体上有如下三个方面。
1、如前所述，唯物史观不仅没有中断反而进一步强化了实证主义传统。就其本身而言，唯物史观在经济学与历史科学的意义上强化了实证科学。在这一意义上，在孔德之后，马克思成为现代社会科学的真正奠基者。就其连带效应而言，唯物史观及其批判的社会理论传统，进一步激起了实证的社会理论传统的复兴。斯宾塞之后，涂尔干在学科与理论建设领域直接推进了实证的社会理论传统，涂尔干有关社会分工、社会事实、社会现象以及社会团结等问题的研究，虽然与唯物史观有着原则区别，但在反个人主义以及肯定社会化及社会存在方面，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及批判的社会理论更有契合之处。涂尔干进一步巩固了社会理论与社会主义传统的关联。
2、激进政治及其革命的社会主义实践活动，在很大程度上也激起了保守主义的复兴。在19世纪上半叶的德国，最主要的社会思潮是自由主义、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费希特、黑格尔致力于它们的结合。但是，对马克思而言，只有突破自由主义及民族主义才能实现社会主义，马克思由此掀起了近代激进政治思潮。这一思潮的巨大反响，反过来激起了历史主义的回应，并随后带来保守的民族主义的复兴。以韦伯为代表的解释的社会理论传统，也包括部分的实证社会理论传统，都在很大程度上强化了保守主义。在这一方面，民族、国家、文化传统、宗教这一类被历史唯物主义的进步逻辑所扬弃了的因素，恰恰又在不断挑战唯物史观，并对西方当代有关唯物史观研究产生了直接影响。韦伯以及西美尔对唯物史观的批判以及对精神文化现象的重视，同时也是启发卢卡奇与布洛赫的思想资源，并对此后的法兰克福学派产生了深刻影响。正是通过卢卡奇与法兰克福学派，唯物史观之不同于经济决定论的内涵复杂性及其现代性得以全面地呈现出来。
3、重要的也许在于，无论实证的社会理论还是解释的社会理论，都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马克思唯物史观所给定的政治框架，诸如社会主义、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格局及其界分。因此，对马克思批判的社会理论进行有效政治分类的基本框架，如社会主义、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如果放到相关经典社会理论家那里，都不是那么适合。吉登斯的观点有一定的合理性：“传统的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分类法很难对涂尔干和韦伯的政治观点进行归类”。换句话说，韦伯与涂尔干的社会理论转变了在唯物史观及科学社会主义下的政治思想分野。为先前马克思在其唯物史观意义上所处理过的那些思想资源，如社会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以及实证主义，还有功利主义、历史主义、浪漫主义、无政府主义等等，实际上又敞开了新的视域。这些问题，与其说是思想问题，不如说是时代问题。比如，马克思、涂尔干以及韦伯对社会主义的不同把握、论证及其信奉方式，本身就值得专题探讨。马克思处理过的那些问题，主要来说是政治社会问题，且有其明显的早期资本主义特征，而涂尔干、韦伯甚至于斯宾塞，则是处理转折或上升时期资本主义的问题。在这一意义上，显然有必要结合诸种经典社会理论传统及其背景差异，以深化对经典社会理论的理解。但本文并不认同经典社会理论果然颠覆了马克思关于现代政治格局的基本判断，这涉及到对经典社会理论及其与近代政治社会理论以及经典社会理论所固有的政治哲学片面性的评价，也涉及到对马克思之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政治走向的历史评价，这一话题留待以后再讨论。
三、从经典社会理论传统审视唯物史观的现代性
在面对当代思想家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成果时，常常会伴随着一种困惑，即这些思想家所展开的问题视域，与通常的历史唯物主义话语并不是那么协调，有时甚至是完全迥异的。出现这种状况，与我们有关唯物史观研究中经典社会理论视野的缺失是有一定关系的。在西方学术思想史上，唯物史观的当代性研究，必定要经过经典社会理论这一重要的环节，才成为稳定的问题或课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舍弃涂尔干及韦伯的经典社会理论传统，自然容易对当代社会理论中有关唯物史观的探讨产生误解。
批判的社会理论传统本身就是从唯物史观转化的结果。唯物史观及科学社会主义，因为对实证主义的经济学、政治学以及社会学传统的批判，开启了批判的社会理论传统，而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展开的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也构成了批判的社会理论的基础。但是，仅限于唯物史观及科学社会主义，还不可能全面地形成批判的社会理论传统。由唯物史观开出的批判的社会理论传统，同时也贯彻着与其他几种经典社会理论传统的对话、互动与互释，并实现了从唯物史观的基本话语到批判的社会理论话语的转换。比如，历史唯物主义所关注的生产与劳动概念，在批判的社会理论中，已拓展并转换为交往与实践概念，涂尔干的社会分工及其社会转型论，正是理解这一转换的关键环节。再如宗教社会学问题，唯物史观对宗教的批判态度是十分鲜明的，在这一意义上，任何对宗教妥协的态度，与唯物史观所坚持的彻底的无神论原则都是格格不入的。但是，在面对社会整合以及现代性社会的文化类型时。宗教传统及其社会整合意义却又显得十分重要，无论是实证的社会理论还是解释的社会理论，都重视宗教社会学。宗教的维度，同时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视角，解放神学的兴起本身就表明，马克思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已被看成是与激进的犹太一基督教传统的世俗化相同一的现代社会力量。
经典社会理论对唯物史观的现代性视域的影响当然不是全方面的，但如下几个方面特别重要。
1、经典社会理论对唯物史观提出的问题及其论域，直接拓展、延伸并影响着唯物史观的当代研究。诸如社会分工、社会分层、公民社会、社会事实、社会团结、社会整合、组织化、失范、交换、科层制、宗教、民族一国家等等问题，这些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中已被处理过并有定论的问题。因为现实实践以及理论结构的不同，成为相关经典社会理论的主要课题，而相应的研究成果也对唯物史观提出了一些实质性的反思批判，进而也激起了唯物史观的深入研究。追溯起来，人们会发现，第二国际、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晚近的激进左翼思潮对唯物史观所展开的研究与反思，在理论资源上都可以追溯到经典社会理论。
2、批判的社会理论传统的文化维度不断强化。西方马克思主义同相关现代思潮的融合也表明，历史唯物主义如何从其自足的理论体系转向了一个容纳了多重因素的开放体系，其中，文化问题的凸显至关重要，而在这方面，作为批判的社会理论在当代的代表，法兰克福学派引人注目。晚近的思想家把马克思主义看成是当代四大哲学思想之一(另外三大思想分别是现象学、分析哲学与后现代主义)，主要依据就是作为批判的社会理论传统在当代的继承者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工作及其影响。不过，法兰克福学派所关注的层面与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区别也是明显的，如果说唯物史观更多地关注经济与政治，所贯彻的是政治经济学批判，那么法兰克福学派更多的则是关注文化政治与社会心理，所贯彻的更多的是文化与意识形态批判。从理路上讲，法兰克福学派是在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如卢卡奇、柯尔施、葛兰两等人
深入挖掘早期马克思的哲学人本学思想的基础上，将这一思想进一步贯彻到社会文化领域。由此，早期马克思的哲学人本学思想与唯物史观的复杂关系，便成为唯物史观当代研究的持续不断的课题。
。
3、结构分析以及功能主义给批判的社会理论传统注入了新的资源。结构分析与功能主义是实证的社会理论与解释的社会理论的方法。这种方法与强调目的的马克思主义方法是不同的。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对自由主义作为当代最有效方法的结构功能主义的批判，正是这样一种区分的现代表现。但是，在某种程度上，阿尔都塞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以及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及其重构历史唯物主义的努力，正是对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的超越。在此前后，诸如吉登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以及大卫·哈维的历史一地理唯物主义的提出，知识社会学及其谱系学方法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活动的渗透，以及态势越来越明确的宗教社会学向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渗透，等等，表明结构分析与功能主义已经深深地影响到了唯物史观的当代研究。
4、相关经典社会理论传统呈现的与马克思主义传统不同的社会政治视野，把一种政治复杂性带进了唯物史观的现代性研究。正如前面剖析的那样，马克思之后，经典社会理论家不仅退回到先前的自由主义乃至于保守主义传统，而且，通过他们的努力，使得社会政治思想呈现出不同于马克思主义视野的新的样态。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科学性与价值性的统一似乎被分解开来，一种看起来中立的社会政治观支撑起了一种中立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实证的社会理论引入了一种渐进式的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的自我进化机制，从而化解了唯物史观的激进政治立场；解释的社会理论，则致力于把资本主义把握为宗教文化传统之现代转换的逻辑理路，从而消解唯物史观的动力机制。这些努力，不断地强化一个观点，即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及社会批判理论，特别地属于初期或上升时期的资本主义。这样一来，不仅各种形式的晚期资本主义逻辑得以成立，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复归于马克思思想形成时期政治复杂性的后马克思主义思潮也得以成立。
当然，经典社会理论对唯物史观的影响所做的分析，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同意这样的改造。不过。当我们在理路上对当代社会理论有关唯物史观研究的诸多新成果感到困惑时，如果能回溯到经典社会理论传统，也许对问题本身就可能清楚一些。至于从经典的社会理论向现代社会理论的转化及其对唯物史观造成的影响，同样值得深入研究。
责任编辑：何蔚荣
哲学家与哲学思考论文范文第5篇
摘要：在文化转型与教育转轨中，名校文化面临着艰难选择。名校文化发展意味着逐步克服文化与人的割裂与对立，形成文化与人的积极互动，促进文化世界与文化生命的同步优化。名校文化发展的深层机制在于办学者自身的文化更新，它迫切要求办学者跳出文化小圈子反观自身，提升自身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能力，同时善于捕捉文化冲突中蕴藏的发展契机，处理好文化的适应性与超越性的关系，调控好稳定与改革的运行节奏。
关键词：文化转型；名校文化发展；策略
近些年来，教育界不时拂过丝丝怀旧之风，《逝去的大学》、《过去的中学》、《北大旧事》以及《老大学故事丛书》等相继问世，背后究竟隐含着人们对教育的何种情怀与期待？我们是否在盼望追寻一所所名校的流风遗韵以获得些许慰藉？确实，教育史上虽有一些常春藤般的老牌名校，但也有不少曾经的名校却处于静悄悄的衰变之中。一位研究者曾于２００５年来到他魂牵梦萦的春晖中学作过一番考察，“猛然感到我来到的不是当年那个洋溢着创造乐趣、以求知为最终目标的春晖，而是全封闭教学、以考分决高下的春晖”，“白马湖的水已不像当年那样纯净，古人说物是人非，如今恐怕是物也非，人也非了。”［１］对此评论或许另可商榷，但它的警示是重要的：一切皆流，名校文化更如逆水行舟。名校文化要实现持续健康发展，特别需要一种旨在“发展”的文化自觉。
一、文化转型：名校文化发展的文化生态
当代中国面临着的文化转型，包含着人的生活的各个领域和各个层面的整体性的变革，其实质是传统农业文明条件下自在自发的经验型的文化模式正为工业文明条件下的自由自觉的理性文化模式所取代，即通常所说的文化现代化或人自身的现代化。回顾历史上每一次文化转型，人们最终都会将视线集中于人自身。中国早期现代化的重点，就经历过从器物到制度、到观念、再到人自身的由表及里的进化过程，经历过从“洋务运动”到“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新民运动”。当代英格尔斯关于“国家现代化首先是人的现代化”的论断以及提出的现代人的１２条特质，启发各个文化领域都在按照自己的理想构思、设计和追寻“新人”。“随着人对自己的全新的形象的塑造，人同时也就给自己提出建构一个全新世界的任务，于是，人和他的世界就一起都被崭新化了。我们从总体上称这种崭新化为‘文化转型’”。“任何一场文化转型，在其实质上应该是人按照更崇高、更美好的自我意识的标准对自己进行自觉的自我教化的过程，是人据其对自身进行更完善、更理想的形象塑造的文化过程。所以任何一场大的社会变革，都应该把启发人自觉地为建设自己的新人格和塑造自己的新形象而奋斗作为根本任务”。［２］当代中国正在进行的文化转型，意味着基于自然经济的传统文化精神将逐步转化为以理性精神和人本精神为内涵的现代文化精神，它具体体现在我们近期（２０２０年）的奋斗目标之中：坚持以人为本，使人民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人民过上富足的生活；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科学文化和健康素质明显提高，养成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形成和谐的人际关系；全社会创造活力显著增强，创造能量充分释放，创新成果不断涌现，创业活动蓬勃开展。我们尽管面临许多矛盾和困难，但正坚定不移地建设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向着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目标前进［３］。
当代文化转型，在教育领域称为从观念到实践层面的“转轨”、“转向”、“变革”、“改革”，主题即是“素质教育”。１９９３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首先提出：“中小学要由‘应试教育’转向全面提高国民素质的轨道”。２０１０年颁发的《教育规划纲要》再次强调：要“克服应试教育倾向”；“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是教育改革发展的战略主题，是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的时代要求，其核心是解决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的重大问题，重点是面向全体学生、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着力提高学生服务国家服务人民的社会责任感、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和善于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这里明确提出以优化人的素质为核心的教育文化转型的“战略主题”，以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的全面发展的教育目标。面临着教育文化转型，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名校”理所当然地要发挥某种示范和带头作用。然而实际上，由于推进素质教育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新旧矛盾交织，体制性障碍与政策性问题并存，教育内部与社会环境相互影响，升学竞争压力高居不下，众多名校文化转型步履极其艰难，其所拥有的悠久历史和良好社会声誉常常成为沉重的包袱。前文引述的对春晖中学的评论后面还有一句话：“这不是春晖中学的悲哀，普天之下莫不如此，春晖不能幸免”。有些地方尽管推出了一些素质教育的“典型”，但常会引起置疑与争议，难以让人心悦诚服。有的“名校”早已背离了“宁丢几分，不丢方针”的办学传统，其文化精神发生了可悲的“逆转”：“不少儿童在尚未进入成人社会之前，就已经在学校中、在课堂中、在班级这个特殊的小社会中经历着被忽视乃至被歧视的漫长过程，体验着‘边缘’的惆怅与‘底层’的痛苦。对他们而言，学校还是乐园吗？教育还是道德的吗？”［４］
在文化转型中，人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生活中的种种重要变化，诸如传统意识形态的淡化，精神追求的迷失，民主和权利意识的增强，经济利益的凸现，竞争精神的强化以及文化产业的崛起，大众文化的兴盛，西方生活方式与生活情趣的流行等等。新旧文化的差异与对立，使得那些曾经神圣与崇高的信仰纷纷消逝于世俗化的文化进程之中，文化的多样性与开放性中掺杂着大量文化失范乃至以“文化”为名的反文化现象，主流、逆流与潜流，浪花与泡沫，精华与糟粕，交互混杂，扑朔迷离。在教育界，明目张胆的应试教育已成过街老鼠，多被精心包装成素质教育模样以鱼目混珠。能否准确识别这种种现象，正确判断本校文化中何者应当坚持并强化，何者应当调整与改革，是名校文化不容回避的现实问题。正如车子转弯时总有一些人要被甩下来一样，文化转型是对每一所名校的敏感性、适应力和主动精神的严峻考验。对社会环境的绝对顺应，必然会付出丧失自我的代价；拒斥社会环境的要求，一味地强调自己的独立性，则会失去对社会的适应，甚至失去维持生存的基本条件；在两难选择面前能否开辟“第三条道路”？能否在与社会的积极互动中有效地保持和强化自身的个性特征？此外，对历史名校的另一重压力是，文化转型与教育转轨使得众多的一般学校面临难得机遇：在“重新洗牌”中获得新的发展空间，乘势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近年来一大批本来名不见经传的一般学校（例如江苏省的洋思中学，山东省的杜郎口中学等）迅速崛起，成为实施素质教育的先进典型，成为新兴的文化名校。人们不禁要问：难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真的是一条无法改变的铁律？
二、名校文化发展之内涵
按照“文化是一种生活样式”的理解，文化发展就是现实生活向理想的“可能生活”前进。“文化的基本功能是可能性文化的建构，这就是重构文化，文化是在走向可能生活的过程中不断接受挑战而创造的整体性的生活方式。”［５］我们无法离开学校真实的日常生活去“重建”文化，无法一边日复一日地过着习惯而舒服的常规生活，一边去“创造”新的生气勃勃的先进文化。创造有文化情调、有精神气质、有生命意义的生活方式，无疑需要物质条件的优化和生活环境的美化诗化，但不应忘记生活方式改进的深层含义是人的本性的改变，换言之，文化发展的根本归属在于客体文化向主体文化的转化生成。“文化的发展和前进性运动，其意义的确定并不在于文化表象的千变万化上，而在于对深层文化结构的根本改造”［６］，亦即在人的生命存在的优化上。
文化学者曾试图将纷繁陈杂的文化概念分为两大类：功能性文化概念和主体性文化概念。前者侧重于将文化理解为人所创造的、为人所利用的文化成果，即“客体文化”。后者侧重于将文化理解为人类的存在方式，理解为人的内在素质，即“主体文化”。康德将两者区分为“文明”与“文化”：前者指人类发展过程中的技术性、物质性、精神性的外化形态，后者指构成人类本质力量的精神性的内在性的因素。因此康德将“文化”定义为“有理性的实体为了一定目的而进行的能力之创造”［７］，此种创造直接指向人的理性、道德和审美为标志的内在人格的完善。可以说，文化本质上是人类的一种完善。然而长期以来，文化世界出现了“客体文化”与“主体文化”相脱节、相失衡的局面，甚而导致“我们文化的灾难”。德国哲学家格奥尔格·西美尔说：“客体文化突飞猛进，主体文化却不能增进……外界事物正变得越来越有文化，而人却越来越没有能力从客体的完善中获得主体生命的完善。”［８］客体文化包围着我们，陷我们于越来越不自由的境地。眼花缭乱的信息，名目繁多的活动，应接不暇的检查，意想不到的突发事件，轮番主宰着我们的现实命运，使我们难以集中精力对文化理想作深层次的理性思考。“与我们在物质上的非独立性一样，我们在精神上的非独立性程度也日益加深。”［９］
马尔库塞强调，“文化”应是与“物化”相对立的对人的一种“肯定”，在根本上是人的解放的尺度。人的解放不仅表现为人的本能压抑的解除和潜能的开发，同时表现为通过艺术与审美追求实现真正的幸福——“文化应当关注个体对幸福的要求”［１０］。就学校文化而言，其价值不仅仅是传递知识而在于“唤醒生命”，教育应当“一直到精神生活运动的根”，“教育之根和文化之根的寻求，只能通过人的灵魂的唤醒才能实现”［１１］。学校文化固然要全方位地体现在学校建筑设施上，体现在形成传统的教育与管理活动模式上，但更应该致力于将特定的文化要素内化为本校师生的文化品格。简言之，学校文化的根本目标就在于促进客体文化向主体文化有效生成，使物质、符号、制度承载的文化转化为以人为载体的“活”文化。这至少意味着：学校中的课程教学、图书资料、实验仪器、体育器材、活动场所等所有文化活动和文化设施真正具备“为人的”的品格，能够最大限度地服务于优化人的生命存在；学校的所有规章制度和传统习俗，无论从主观动机和实际效果上都不应该成为人的发展的束缚，而是有助于人的发展的“弹跳板”；学校文化建设从重视人的文化符号（校徽、分数、证书、奖状、称号）到关注文化本体（人）的品性，关注全体师生身心全面和谐发展为直接目的。
学校文化的发展最终目标促进人的“向文而化”，这是一个由外而内的过程，而其起始则是一个从内向外的过程。文化世界优化与文化生命优化之间的动态循环，是从人“形成新的意识开始的。首先是人对自己的生命存在的最终意义的重新设定，然后在这个设定的基础上，重新形成新的人性规定和人格形象，重新形成新的伦理准则和新的道德规范，重新形成人对物质事象世界以及文化实体结构世界的崭新关系，从而形成新的世界图景和新的社会理想”［１２］。因此可以说，名校文化发展当以办学者提升自己的“文化水平”和“文化程度”为起始环节。就是说，要发展文化，先得发展自己。只有以先进文化“更新”或“重建”自己，才能“更新”或“重建”学校文化，才能以一个全新的“我”去发展一所全新的学校。乌申斯基说：“教育的力量仅仅来自人的个性这个活的源泉。任何规章制度和纲领，任何人为设置的机构，不管它设想得多么巧妙，都不能取代教育事业的个性……只有个性才能影响个性的发展和定型，只有性格才能养成性格。”［１３］人的自我意识是人的生命活动的最深的发源地，也是文化发展的根本动力。办学者只有立足于自我意识和整个意识领域的变革，只有自觉地认识到对自己内心的文化世界进行改造的必要性并自觉自愿地推进这种改造，同时形成相当的“文化能力”，才能有效地推进整个学校文化的进步。就推进素质教育而言，只有办学者真正具有对素质教育的深刻理解和迫切的内在需求，只有坚信素质教育是当代名校文化发展的必由之路，素质教育才能在该校得到真正实施。在此之前，办学者为了显示“文化发展”，为了显示自己实施的是“素质教育”而采取的任何措施，都有可能陷入名不副实的形式主义，导致非文化甚至反文化的恶果。
三、名校文化发展的基本策略
１．跳出圈子，以“他者”眼光反观自己
“文化自觉”的基本含义是对本文化的自知之明，这对于名校文化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名校文化是一个特殊的文化圈。一般而论，圈内人对于自己继承和创造的文化总有一种特殊偏爱，沉浸其间，怡然自得，在自享其成的同时发生着接受与同化，在自己身上留下本校文化的鲜明印记。此时的学校文化便具有了超越主体的客观形式，成为独立于每个个体的外在力量，并且会以自身固有的稳定性与持续性反过来控制和束缚学校主体，使之丧失某种创造活力。学校文化越是强大，越有影响，便越会被认为是天经地义不可变更，也就越难对它进行改进和超越。特别是它面临挑战时，圈内人会本能地作出“保护性反应”，“这种反应与母亲保护自己婴儿的反应没有区别”［１４］。例如在教育改革中，“校委会常常最保守，因为他们总是由那些在已形成的制度中一帆风顺的人所组成”［１５］。打破封闭保守的惟一出路是开放。“我们往往对自己的文化不假思索，视为理所当然，这是因为它早已和我们自身溶为一体，无法分割了。……只有当我们拿自己与其他社会的人们相比较时，才会意识到人们在文化方面的同和异。”［１６］这就需要名校有计划地采取“走出去”或“请进来”的方式进行比较分析，特别要善于以“他者”的立场反观自己的学校，从自我欣赏、自我陶醉转变为自我怀疑和自我批判，形成自我发展的新的冲击力。这里既要求准确地看出本文化的深层缺陷与弊端，更要求善于汲取圈外的文化营养，为自己的文化生命注入新鲜血液，以新的文化活力推进文化创新，实现新的自我超越。有时候，模仿借鉴的意义并不亚于无根基的“翻新”。当年蔡元培提出“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的办学主张，就是一次成功的借鉴和移植，至今仍具现实意义——他借鉴的是西方大学的精髓。
２．捕捉文化冲突中蕴藏的发展契机
名校固然有自己的核心价值，但作为一个微型文化圈，一个不同文化汇聚交流的场所，文化的异质性蕴含着学校变革的潜在动力。学校内部新旧价值间的冲突，理想与现实的冲突，成人文化与儿童文化的冲突，社会主流文化与学校亚文化的冲突，外来文化与本校文化传统的冲突，围绕课程（教师与课程、学生与课程、课程内部等）的文化冲突，围绕组织机构制度的文化冲突以及教师之间、师生之间、学生之间的文化冲突等，常常不期而遇。从组织文化角度看，“变革是在学校日常活动中自然产生的现象，而不是由外力强行施与的东西。成员每天在学校组织中与他人互动就会有新经验产生，而成员重组经验的过程就是组织的变化过程”，换言之，学校变革“产生于成员行动与学校情境不断交融的过程中”，“是学校成员与环境互动的生活本身”［１７］。师生员工在日常工作和学习中萌生的新思想和创造的新事物，都会构成变革的动力源。只要学校领导尊重师生的主体地位和创造精神，保持敏锐的感知能力，保持对变革的开放灵活的心态，细心呵护新生事物的幼芽，就能抓住内部生成的每一次发展机会。因而，办学者要善于发现这些冲突中常常蕴藏着的新的文化元素和萌芽，善于发现其中蕴藏着的发展可能性和巨大的发展潜能，果断地不失时机利用其中的契机，促进冲突各方相互吸收融合，形成新的文化因子或文化体系；善于通过关联、联结、协调、平衡，逐步理顺各文化型式间的关系，形成一体多元，既有核心价值引领又有多元文化繁荣昌盛的局面。
３．调控好稳定与改革间的运行节奏
文化因适应和满足人的需要而产生和延续，适应性是其天性。名校文化是师生共同创造的，师生置身其间会产生一种如鱼得水的舒适感。在这一相对和谐的“家园”、“港湾”、“诗性的栖息地”，一切教育教学活动按部就班，日复一日，有如月落日升、斗转星移。文化的适应性维系着学校秩序的稳定，给每个师生以安全感、归属感和精神的滋养，同时实现文化对人的潜移默化。另一方面，文化在总体上具有超越性和创造性，具有自由自觉的特征。人的躁动不安的本性决定他们不会长期安于现状，他们会逐渐发现文化环境中不如人意之处，并会创造出新的文化（物质和精神的），满足自己的新的需要和新的适应感。“人的文化精神的每一次新的觉醒，每一次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都表现为对原有的人们习以为常的自在的文化模式的冒犯和超越”［１８］，表现为自觉的理性文化对自在的经验文化的革命和超越。
文化的适应性与超越性之间的紧张和冲突构成了文化发展的内在机制，而两者之间的循环交替则构成了文化发展的现实节奏。在稳定状态下，建构和巩固文化规则是文化意向的总体趋势，而在文化转型时期，原有的文化规则（制度、学说、原理、规章、标准、规范等）因对人的发展产生日益明显的障碍和束缚而发生合法性危机，需要加以变革和创新。“这种创新性过程，实际上就是人对自己的人格的不断地重新塑造，对自己的社会关系的不断地重新组织，对自己生活于其中的文化世界的不断地重新建设。”［１９］稳定与改革相反相成，不可或缺。片面强调和谐稳定容易导致文化保守主义，过度的改革创新则会动摇自己长期积淀成的文化根基。“变是发展的契机，但成长的锁钥却在变中保持不变。所有文化的成长都是承续与变迁的结合。”［２０］名校文化稳定健康的持续发展，需要办学者善于权衡利弊，审时度势，因势利导，在空间和时间上掌握好改革的强度与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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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ａｍｏｕｓ Ｓｃｈｏｏ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ｏ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ＳＵＮ Ｋｏｎｇ－ｙｉ
（Ｊｉａｎｇｓｕ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Ｎａｎｊｉｎｇ ２１００１３， Ｃｈｉｎａ）
Key words: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ｆａｍｏｕｓ ｓｃｈｏｏ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哲学家与哲学思考论文范文第6篇
摘要：康德在《永久和平论》中对秘密条款的描述虽然只有一页篇幅，但秘密条款却是《永久和平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康德试图在秘密条款部分回答哲学如何在政治上进行实践运用。文章对秘密条款的解读分为四个部分：哲学家是否有政治特权，“哲学家王”的政府，实践知识何以可能以及政治和哲学的职能分配。秘密条款得出的结论是因为人的内在自由，政治和哲学方才能够互相联系与发展。在柏拉图式的“哲学家王”的模式中，哲学家必须成为最高权力者，政治只能委身哲学之下。康德批判地反对“哲学家王”中政治同哲学的关系模式，一方面，哲学家不期望政治特权，另一方面，康德突出强调了哲学在政治领域里的重要作用，因为哲学包含了审视的思维也同样可以产生实践的运用，因此，哲学绝不会从政治世界里撤出。
关键词：永久和平；秘密条款；哲学家王
1795年，康德模仿相关外交文件，按照条约的形式写出了著名的《永久和平论》，基于反思欧洲各国连绵不断的战争给人民带来的巨大痛苦与灾难，康德渴望能制定出社会生活的规则，巩固道德，实现永久和平，进而把人类从一些人的肆意妄为中解救出来，表达了哲学家对人类命运的深切关注。《永久和平论》共分为五部分：引言，国与国之间永久和平的先决条款，国与国之间永久和平的正式条款，系论以及附录。其中，康德对先决条款和正式条款的描述较多，在最后一部分，康德反对实践政治家“鬼鬼祟祟的政治”，因为其自身的“表里不一”和旨在诡辩，实践政治家在政治活动中往往以欺骗他人为目的（详见康德的论文《雄辩术》）。在《雄辩术》里，康德以“启蒙者”的口吻论述这样的欺骗是如何称不上道德的，从而对一般人民群众进行启蒙。从1794年10月到1797年期间康德发表的论文里不难看出，康德对文字修辞运用得淋漓尽致，康德引出秘密条款带有非常明显的启蒙者的意味：“哲学家们关于公共和平可能性条件的准则，应当被为战争而武装起来的国家引为忠告。”。康德表述“秘密”条款含有一种内在矛盾，“即探讨公共法权时的一项秘密条款在客观上，亦即在内容上看是一个矛盾；但在主观上说，就提出这种条款的人格资质来评判，其中却完全可能有一个秘密。”即个人“主观”上的考虑，如何在“客观”上达成对秘密条款的一致同意，且最终成为对公众行之有效的条款。康德不仅讽刺地提出“秘密”条款，同时也强调，实践政治家不应一味指责理论政治家所提出的政治理论危害当前政府的地位。如在前言康德所描述的保留条款（拉丁语clausula salvatoria），即“老于世故的政治家与理论的政治家发生争执时，也必须行事始终如一，不要在他贸然提出并且公开发表的意见背后嗅到对国家的危险”。对于如何确立和平准则，康德表示，国家将“悄无声息地”要求公民“公开自由地谈论关于发动战争和确立和平的普遍准则”。康德稍后补充到，在确立和平普遍的准则上，“不需要特殊的安排”，因为“普遍人类理性”提供了这样清晰的要求。
秘密条款出现在《永久和平》的最后并且只占一页篇幅，相比其他条款，康德对秘密条款的表述显得极其精炼，但是解读秘密条款就发现，它实际上贯穿了康德后期之于政治和哲学的见解，因此解读秘密条款对于理清康德对政治和哲学之间的关系至为重要。目前，国内还没有专门的文章对秘密条款进行论述，鉴于此，本文将对秘密条款进行四个部分的解读：哲学家是否有政治特权，“哲学家王”的政府，实践知识何以可能，政治和哲学的职能分配。四个部分的解读所依据的是康德在永久和平中的思想脉络，康德首先从否定哲学家从事政治首脑工作，然后反对柏拉图的“哲学家王”的模式，再到阐述哲学能夠指导实践因为人具有实践理性，最后解释哲学和政治的分工是历史文化的进程，哲学绝不会从政治领域撤出。
一、哲学家是否有政治特权
首先，康德批评古罗马预言式的战争决定论，在古罗马，虔诚的祭司通过预言等仪式来决定战争或者和平。在任何正式的战争来临之前规定有三十天的时间对战争进行准备，在此期间，公众向祭司咨询关于即将到来的战争的种种未来情形，从而最后决定是否发起战争或者缔结和平条约。古罗马共和国思想家西塞罗（Cicero）提到，在古罗马院制下，祭司的预言是国王利益的体现，例如，罗马王政时期第二任国王努马·庞皮里乌斯（Numa Pompilius），“通过祭司对战争的声明，创造了法律（拉丁语Ius），即通过虔诚者的法则以达到最大正义（拉丁语Iustis-simae），任何战争不应该攻击和反对这种神圣法则，即，我们获取权力是为了人民。”
祭司的预言往往考虑国王利益而成为某种形式的口号，忽视了真正民众的诉求。康德指出，不同于祭司协商式的预言，哲学家的协商不应只关注于形式方面，而应真正地提出政治见解。不同于祭祀预言者，康德提出，广义上的哲学家没有特殊政治权利，只是提供咨询工作。康德谈到的哲学家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哲学家是指进行理性思考的人，狭义的哲学家指仅从事哲学专业的人，康德实则更加推崇广义的哲学家，后者代表了人类理性。在论文最后，康德指出，一个公众辩论的王国是必要的，所有人都拥有自由表达的权利和发出理性之声，而不仅仅局限于哲学家，权利不能被限制在任何特定专业的群体。康德对秘密条款批判是积极的，目的是为了引出公众和其内在理性，在康德语境下，哲学家就是公众。在最后总结中，康德指出，普遍理性不局限在特定的专业群体，人们相信，通过公共讨论，理性能够被检验。因此，普遍理性能够达到事实理性。哲学家没有任何政治特权去审问或否决他人观点，康德反对的是一种狭隘自由观，即，自由只是每个人有能力公开地谈论自己。
其次，哲学家为了自身去行动。康德认为哲学家们不作为从事政治的特殊角色，哲学家也没有特殊义务讨论政治问题以达到某种共有标准，因为哲学家“不管被禁止与否，都将这样去做”。哲学家的责任是“自由地”积极保卫“人们的一般权利”，哲学家始终如一地保有自己的立场，他们既不需要被鼓励，也不需要被审查依据某种政治制度，因为对哲学家来说，主观上对他们最苛刻的控制即是对真理的控制。通常对政治制度、道德、哲学还有科学的讨论都是浅谈辄止，哲学家应该在深层意义上去捍卫和做出对事实的声明，也就是做出道德或者法律有效性的声明。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常常使用“公正”作为这种有效性声明的隐喻。康德前提预设一个“理性法庭”，即使没有外部的公正条例，理性内在依然能够提出改变。理性思考是为了理性本身，没有人能够在发表意见的同时反对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哲学家的意见代表每个人持有的共有立场。
广义上的哲学家代表每个人的立场或者普遍理性，但康德并不认为唯有哲学家能够如此。按照康德的秘密条款，哲学家代表了普遍理性，他们的职责是追求真理。在《永久和平》附录1中，康德提到“道德政治家”拥有“政治智慧”（德语Staatsweisheit），并不表明康德认为哲学家拥有特殊政治智慧或者“世界智慧”（德语Weltweisheit）。政治智慧在广义来说就是普遍理性，但是普遍理性有时候会被束缚。康德举出了法官和律师的例子，法官和律师往往被现实因素束缚而不能完全发挥实践理性。法官在办公室里只是从事“制定国家政策”的工作，而不是“自由的”判断。法官的工作“总是仅仅意图去掌控”国家，其本身是遵从官方的意志，制定政治政策并且依据执行。加人某种利益政党的律师必然首先应对政党忠诚，当试图去攫取政治力量时，律师或许被腐蚀。相比之下，哲学家不期望有这样的政治特权，在《学科之争》的总结中，康德再一次阐明，哲学家的职责是去引导人们考虑自己的权利和对国家负有的责任，哲学家是“人们普遍权利宣告者和解释者”。（《学科之争》）。法官和律师被外部因素束缚，没有审视自己，但康德没有对法官和律师做过多的贬低，因为律师和法官作为实践者，并不怀有赞同他人立场的冲动，而是积累足够多的论据，在这方面他们尊重自己行使了“国家力量”（《面向永久和平》）。康德提出，在罗马，公正（拉丁语Justia）的象征为蒙住了眼睛的女神，右手边握着剑，左手边也握着相同的剑，康德怀疑律师对权力的渴望比对自己理性的审视相比更大。这里，在公正的象征下，无论哪一边的剑不“向对方做出退让”，“结果就是准备刀兵相见”。相较于法官和律师被特权束缚，哲学家尚能够审视自身。康德提出法律学者们不能回答什么是“内在权利”（德语Recht）；而只能回答什么是法律上“正确的”（德语Rechtens），称为“法则在特定环境下的应用”，哲学家必须完成法官们未进行的尝试，哲学家应该提供“普遍标准，即，在一般意义上，我们能够认识什么是正确和错误（拉丁语Lus-turn et iniustum）”。（《法权论》）。
综上，康德对哲学家没有政治特权的阐述，目的在于揭示通过自身审视权利的重要性。哲学家如果一味对没有直接或间接的读过他著作的人进行指责，那么哲学家也就变成了追求某种利益的代言者，即为了满足某种利益，他们将不再作为一个哲学家，而仅仅是某种特定既定利益的客户代表。哲学家唯有希望自己发自内心的声音被听到，作为“自由的法则老师”（拉丁语Freier Rechtslehrer），以一种隐蔽的方式成为“人们权利的守卫者”，通过发现理性自身和限制自身去解释属于人类的根本权利。
二、“哲学家王”的政府
康德没有设定哲学家拥有特定政治权利，哲学家对理性的批判是连贯的，不是尊重自身为了权利，而是尊重权利为了自身。康德批评律师和法官在很多情况下没有审视自己而委曲求全。相比之下，哲学家没有任何政治特权。如果哲学家直接占有权力或者问接地操纵最后权力者，他们将无法做出自己真正的判断。哲学家的工作是对人们进行启蒙，其必须自身简单如一地对普遍（道德合法性）人类理性求索。这种活动不需要特殊监管和审查，因为在科学和哲学辩论的一般语境下，他们提出的观点将被中立地指正，理性形容自身，做出自由而非被迫的判断。
但是，普遍理性究竟是什么？康德的《永久和平》旨在为永久和平提供一种合理的解决方案，普遍理性就是康德开出的良药，那么问题在于普遍理性能否带来和平。康德的解释是，哲学家们寻找发出理性之声，他们不是通过持有任何政治特权，而是通过自身理性去守卫和平。对于某种政治观点，哲学家能够做出解释并且接受别人的意見。哲学家没有特权立场也没有外延权力，对于国家来说，考虑到哲学家自身和他的专业，哲学家的声明是微弱的。但即便微弱，哲学家也应对国家“承担责任”。哲学是对根本原则的考察，如果哲学仅仅停留于表面的讽刺，而没有进行彻底批判，那么哲学自身难免遭受败坏，仅仅是一个声明，不能产生任何有效的争论。正是在秘密条款里，康德提出了著名的哲学充当神学婢女的例子，“例如关于哲学，据说他是神学的婢女（对于另两门学科，法律和医学来说也是这样说），但人们并未正确地看到，这个婢女究竟是在她的仁慈的夫人们前面举着火炬，还是在她们后面拖着脱裙”。
批评康德的人会反对康德以上的解释，即理性的求索未必比实践有用。即使哲学家发出理性之声，却未必有用。这种批评片面地理解了康德对哲学的定位，其提出对特殊学科的划分，或者是以历史可靠性来划分，或者以学科的社会实践功能来划分。哲学作为一门反思的学问，研究的主体就是人，人身上不但具有纯粹理性，同样具有纯粹的实践理性，哲学能够在实践上应用也就是说人有实践能动性，对实践理性的理解能够加深对法律、医学甚至神学的理解。哲学学科的特征即为了所有重要争论被合适地检验。哲学象征理性的火炬，并参与到对其他学科的评价。哲学家们不应仅提供这些学科所感兴趣问题的咨询工作，而应成为指导其他学科研究的精神指南。
然而，哲学的这种实践能动性往往被人们忽视或者遮蔽。因此，为了对人们进行启蒙，哲学家必须承担责任。康德提出了哲学学科的意义在于，从历史上看，或许哲学落后于其他学科所取得的荣誉和成就。但只要哲学家或者人类理性不满足于简单重复某种空虚价值，而是去怀疑，那么哲学就有它立足之处。哲学能够与不同学科发生联系，例如，在政治领域，当怀疑或者违背政治学的既定原则时，哲学的追问往往被认为是无关紧要的，但哲学是不能被弃之不顾的，因为它是为了根本权利原则所做出的阐述，哲学家做出的批判不能被限制或者被忽视。
康德在秘密条款中反复强调，哲学家不拥有任何政治特权，但在最后的段落，康德提到，由某种哲学家扮演着独一无二的角色，康德在这里实际上贬低的是一种哲学政治家，后者未经审视地去接受他人的哲学和政治观点，因而搁置了作为哲学家所追求的理想。哲学政治家的概念由来已久，最早出自柏拉图的“哲学家王”的理念，即哲学家在掌握权力控制国家后，能够依靠理性原则成功塑造政治王国。在柏拉图提出“哲学家王”之后的2000年里，哲学家似乎对从事政治有种诉求，按照康德来说，这种诉求是难以置信和内在地不可取的：“哲学家成为国王，这是无法指望的，也是不能期望的，因为权力的占有不可避免地破坏理性的自由判断。”虽然很多思想家拒绝柏拉图“哲学家王”的理念，例如亚里士多德、西塞罗、马基雅维利以及伏尔泰，但没有哲学家能够像康德那样明确地反对“哲学家王”的理念：哲学家并不怀有任何希望去谋取政治意义上的职位和立场。
柏拉图提出政治和哲学没有明显区分（《理想国》），在柏拉图《对话篇》里，他首要关心的是政治自身，而不是关于哲学家管理国家方面。在此方面，亚里士多德发展了柏拉图学说，他在谈及“哲学家王”的观念时重点解释国家公民和法则，而少部分谈到了对哲学家从事管理国家工作的担心。按照cavallar的说法，康德追随亚里士多德“哲学家的角色是作为建议者而不是作为直接从事政治的演员”，cavallar的说法有些夸张，因为亚里士多德的研究多在于政治条例和哲学的一般相关性，“通过哲学式的思维制定政治条例”。自亚里士多德之后，哲学和政治联系的如此紧密，从而限制了后来人们在柏拉图的政治条例和哲学之间做出区分和批判。
三、实践知识
哲学是否有政治实践性？康德预设哲学家没有政治特权，哲学家也不期望有政治特权，那么哲学还能不能在政治中起到作用？哲学和政治之间的问题就是，哲学是否有政治实践性。从历史上看，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传统之后，受斯多葛派影响，思想家们转向关注哲学的政治实践性。康德对于哲学政治实践性的贡献在于：首先，康德是第一个批判政治实践性的理论基础和反对整个柏拉图式概念的哲学家。早期的哲学家很少讨论哲学的政治实践性，虽然亚里士多德和斯多葛派哲学最早关注政治实践性，培根、笛卡尔、霍布斯、斯宾诺莎、莱布尼茨、洛克反对理论和实践的内在联系，但是以往哲学家们对哲学政治实践性的支持或者反对都仅仅停留在怀疑上，缺乏清晰性。康德提出，实践行为的原则基础就是先验纯粹道德，后者存在于人类自身。倘若人们想要对政治问题进行深入考虑，就必须引入哲学，对政治问题的考虑必须深思熟虑然后判断，政治应该作为“在实践中的权力学说”我们可以看出康德的理论同亚里士多德的理论联系较为紧密，但却比以往亚里士多德的解释者们深刻得多。
其次，康德相比之前哲学先驱最大的不同在于，康德严格定义政治知识的概念。在康德哲学里，真实的政治知识必须含有有效内容，不只是陈述事实上的国家关系，而是作为初始义务。主体的责任意志产生实践意识，直接与经验发生联系。哲学家不应该以某种理论的时下局部应用实现来评价实践，不应该简单通过逻辑解释行为。主体的意志作为一个初始的合法基础，已经包含了实践理性对自身的立法。
再者，相比之前哲学先驱，康德的贡献还在于区分实践职能和理论理性。人拥有理性力量，严格审视本身内在并总结判断，理性的实践应用以特殊的方式完成了它的使命，即自由的个人意识。康德是第一个对实践意识特征进行解释的思想家。意识如何被实践？这个问题如果模棱两可，道德实践就难以产生任何知识。我们不应满足于对道德实践的自然形容，也不应满足于规范术语里孤零零的概念。规范术语中的概念仅通过逻辑推断而排除了任何从理论知识到实践内在的思考，但是，理论的获取必须考虑到所处环境，政治和道德行为包含个人意志。“完全满意的个人实践行为需要联系到理性，从而仅仅在自身而不靠着任何动机感觉，除此之外根本理性的行为是不可能的。”。
康德在反对古代柏拉图的“哲学家王”理念后，重点描述实践知识概念。康德强调纯粹自由，自由实践扎根在个人意识里。在康德看来，对“权力的追求”腐蚀了“理性自由判断”。哲学家在政治上自由独立的前提是理性内在，劝服任何人通过他本身“自由判断”运用。如果哲学家与外部利益，或者外部利益与哲学家最初主观动机发生冲突，哲学家应不改变自己初衷，坚持寻求真正知识。在这里，康德暗示自由独立和真理的必要联系，理性声明被预设在所有的争论之前。人拥有内在自由，所以可以对政治和国家概念做出理性评价和解释，而非刻意期待真理到来。在理论哲学语境下，一般的初始兴趣在发现真理进程中本质上是相同的，但必须经过“中立地争论和反复检测”（《纯粹理性批判》）。唯有在自由之下，我们能看清楚“冲突的层次”（《纯粹理性批判》）。在特定历史和社会语境下，人们去发现寻找真理，这是一部“纯粹理性的历史”叫（《纯粹理性批判》），继而产生兴趣，形成“人类理性的文化”知识（《纯粹理性批判》）。
那么归根结底，如何理解自由？康德区分独立哲学家和受政治力量影响之下的人，唯有前者提升了“实践理性可靠性”（《实践理性批判》）。康德区分政客和哲学家是看主体行为是否受现实情况影响。在论文补充部分，康德再次提到，“政治深思熟虑”（Staatsklugheit）、“政治智慧”（Staatsweishe-it）就是内在的理性原则。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解释了实践理性就是人有内在自由。然而，假设人总是在特定环境下提出义务，自由观点的表达如果总是趋附在流行的社会历史条件之下，便难以说明一个人是否真正自由。按照康德的观点，哲学家会拒绝考虑这些特定情景和社会因素，因此，批评康德的人把康德视为道德严苛主义者，这种指责对康德是有失公允的。康德的批判之所以有效在于强调实践原则，个人独立地考虑，以产生具有实际意义的政治行为，但不能简单地无视政治行为所处的背景。哲学理论学者只解释政治家注意到某种问题，提醒政客做出政治行为的前因和结果，在论文的附录里，康德称这类学者为“政治道德学家”（《面向永久和平》）。康德认识到政治家不得不考虑社会因素去做出“自由判断”，就像康德没有对法官和律师做出持续的贬低一样，康德也不是简单地批评政治家，哲学家和政治家主观上平等，在根本上都是“理性的存在”。
四、政治和哲学的职能划分
按照实践理性相同的原则划分独立行为的领域，在实践政治和哲学批判的领域，存在一个职能区分的问题。对政治和哲学的职能有种简单划分，即只要政治和哲学相互尊敬，并且不损害对方，就能共存下去。康德对这种观点做出了评判，他强调政治和哲学不应只是以不损害对方为基础，而应能够促进对方，哲学的引入有助于发展多元化政治，而政治不管作为實例还是理论都使得哲学家丰富自己的知识。康德的这种政治和哲学的批判已经成为现代政治和哲学发展的基石。
康德从未希望去限制哲学家从事政治，他反对的是柏拉图的“哲学家王”的模型。但无论是谁从事这些事情，归根结底，作为一个政客，不是作为一个哲学家！因为相较政客哲学家，真正哲学家需要考虑形形色色的条件而不失自由。个人逼近到政治的力量将阻碍纯粹哲学的发展。如果哲学家成为国王，他将不再代表平等，而是代表了政治力量。
康德坚持哲学的批判作用，其在《纯粹理性批判》结尾里，谈到“那种批评路径仍旧是敞开的。它用于吸收批判的尝试，那种自由判断的运用比起哲学理论来更加急切地需要。哲学必须独立于所有的特殊的应许，如同它是去检验和评价每一个人在理性自身方面的兴趣。”康德坚持哲学的批判作用，因为人类理性最终为了获取知识。康德指出，在文化的进程中，人类“不仅仅”划分他们的劳力，更重要的是，发展不同的专业机能（《普遍历史的理想》，《推测的人类历史的开端》。“不仅仅”在康德哲学的语境下是另有深意的，更多的是强调后者，例如在康德的绝对律令里，即“为了所有理性的存在，存在那种法则，即每个人对待他自身还有所有其他理性存在，不仅仅作为一种方式，而且总是在同一时刻作为他们自身目的”。
在自然状态里，每一种活生生的存在会成为对于其他存在的对象，人类社会也处于相同法则之下。作为母亲，因为有了孩子使之成为了母亲；反过来因为母亲，孩子成为了孩子。个人有意识地塑造和发展形成人类社会，于是形成了“文化”。同样，在经济、技术和科学的领域有各种职能的划分，各领域之间并不是没有联系，反而各种职能的划分有益于社会之间的联结。从这方面看，柏拉图认为，唯有哲学家能够从事国家管理（《理想国》），相比之下，康德提出的世界历史主义者的解释具有方法论的指导意义，随着人类社会经济生活的逐步发展，人们对各种专业职能的区分是为了构建最终政治秩序，其基础就是人类能够自由地认识到他们自身。哲学家不必一心成为“哲学家王”，这样职能的区分也会给政治带来好处，使得每个人从事自己所擅长的事情，有的人从事哲学，有的人从事政治，这也是一种民主。康德并不希望把政治和哲学隔离开来，在《反对费尔巴哈提纲》第十一条，马克思也明确反对这种分割，马克思指出，虽然实践上的指导不能直接从理论中得到，但是人类内在可以积极地确保人们从事实践活动。
康德的评论者们在文献里指出，由于历史因素，康德严格区分政治和哲学，然而这些因素不能更令人信服。但如果对康德的判断区分仔细审视，其基于的是他对哲学理论和行为领域的不同理解，康德对政治和哲学的区分是思辨的，强调人的内在实践能动性，而不是简单意义上柏拉图的模式（拉丁语Paradeigma）。康德基于哲学的批判职能的模式取代了柏拉图的模式。哲学家作为中立公正的角色有信心施展在政治领域，而不必拥有特权。哲学家能够公开互动发表建议，而本身的独立自由不被限制。康德所说的“人类理性的文化”就是理性进程在理论上成功实现，而如果理性进程在实践上成功实现，那么人们就不再需要国王。取而代之的是，人们将自主地希望成为“忠诚的人民”。同柏拉图相比，康德将政治特权寄希望于人类本身，而不是哲学家成为国王。
最后，在附录x里康德再次强调了政治和哲学的区分，“道德和政治的不统一”。虽然在附录x第一部分，康德没有对政治和道德领域的相互联系做进一步的分析，但并不表明康德认为对政治和哲学不存在联系。康德在最后的总结里指出，我们必须去认识到自身的道德存在，之后发表独立的政治意见，这样的政治意见是有力量的，政治领域就不能简单同道德领域分割开来。康德對哲学和政治的谈论用一个单一主题可以称为“人类文化的共有职能”，基于此，政治和哲学两者自由地发生联系。因此，不用怀疑，不管康德对柏拉图的“哲学家王”的理念做出何种修改，哲学绝不会从政治世界里撤出。
编辑：邹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