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现代化政策管理论文范文第1篇
第十三届东盟电信和信息技术部长级会议不久前在新加坡举行，东盟各部长一致同意进一步加强区域数字共融的力度，提高信息通信技术的采用率（尤其是在农村地区），让东盟的所有公民享有参与发展的平等机会。通过普及国家宽带网络，改善国家普遍服务义务以及提高与相关行业的协作能力。为此，东盟将优先实施新推出的2015东盟ICT总体计划，确保能不断地为企业和社区的繁荣创造一个稳定而优越的信息通信环境。同时会议还通过了名为“密切区域联系，共同创造发展可能”的新加坡宣言，重申应致力于促进以ICT技术为驱动力的经济转型，加强公众参与、授权与创新，而这些应以发展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源，以及努力弥合数字鸿沟为基础。
按照传统，第八次中国-东盟电信部长会议同期举行，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苗圩出席会议并作主旨发言。发言中，苗圩介绍了我国信息通信发展政策，以及2014年中国与东盟在信息通信发展政策、宽带网络、物联网技术、网络安全、互联互通等领域的合作计划；并正式提出，2014年至2018年五年间，工业和信息化部将为东盟国家培训500人次信息通信管理和技术人才的倡议。会后苗圩代表中国政府与东盟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东南亚国家联盟信息通信合作谅解备忘录》，并会见新加坡通信信息部部长雅国，就加强中新ICT领域尤其是智慧城市建设方面的合作交换了意见。
交流
新加坡是东南亚国家中最早和我国开展经济合作的国家。新加坡企业1981年便开始到中国投资，80年代后，两国政府相继签订了《关于促进和投资保护协定》、《关于旅游、民航及展览合作的协定》和《关于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协定》等一些文件后，中新经贸合作进入高速发展期。进入二十一世纪，随着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浪潮的兴起，ICT成为双方合作的重点领域。
早在1981年，新加坡政府已经认识到ICT产业的巨大潜力，并希望通过建设、建立全球领先的ICT产业而支撑起金融、制造、物流、医疗、教育、旅游以及数字媒体等经济产业的持续发展。随后，新加坡政府在ICT产业的建设和完善上实施了一系列为人称道的战略举措，其中比较著名的有1986年提出的为期5年的“国家IT战略计划”、1992年提出的“IT 2000”计划、2000提出的“信息通信21蓝图”以及2006年提出的为期10年智慧国2015计划。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新加坡ICT行业的发展如今已经在国际上获得广泛认可，也成为新加坡社会和经济的新增长引擎。
2002年11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首次提出“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的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指导思想。此后10年间，两化融合理念逐步完善、成熟，各行各业也开始了全面实践。在此基础上，十八大又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信息化成为“四化”协同的基础和工具，是重中之重。
由此，信息消费、两化融合和智慧城市等都成为国家战略，是我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但是整体而言，在信息化这盘棋上，我国还处于起步和探索阶段，既需要自己的不断积累，也需要学习国外的先进经验和模式，而新加坡是最好的老师。新加坡以及新加坡的ICT企业通过长期实践，在交通、医疗、教育、环境、物流以及电子政府等领域累积了丰富的经验，能够提供高水平的解决方案。这也是为什么，ICT领域会成为中新经贸合作的亮点之一。
正如新加坡资讯通信发展管理局执行副主席雷纳德所说：“新加坡与中国在发展智慧城市方面具有共同的愿景，那便是建设一个适宜工作生活的良好环境。信息技术是任何智慧城市得以发展的支柱。每天我们都接触新的数据不断被创造出来，所以，如何以创新方式抓取、转移并诠释这些数据以帮助提升公民的生活素质变得至关重要。”最近几年，我国的地方政府在ICT领域同新加坡展开了不同层次的合作，尤其在智慧城市建设上，都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效果。就在中国和新加坡双边合作联合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新加坡资讯通信发展管理局（iDA）、新加坡国际企业发展局和苏州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共同签署关于智慧城市发展战略合作的备忘录，在之前合作的基础上，开启新一轮的智慧城市“双区互动”举措。
典范
通过此次中新智慧城市“双区互动”，新加坡资讯通信发展管理局、新加坡国际企业发展局和苏州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将在新加坡和苏州工业园区内各选择一片区域进行智慧城市试点。该合作将通过公开创新的采购模式如新加坡的“征求合作计划”构建企业与政府合作的桥梁， ，为中新企业提供一个展现其智慧城市发展技术能力的平台。
得益于新加坡与中国两国政府的支持，苏州工业园区的智慧城市已经取得了卓有成效的发展，并已经成为了新中两国互惠互利合作模式的又一个成功案例。建区19年以来，苏州工业园区注重新加坡经验借鉴，坚持顶层设计，夯实信息基础、加强信息化应用体系建设，信息化建设成绩显著。工业园拥有覆盖广泛、高速便捷的基础网络环境，将城市宽带、移动网络、无线Wi-Fi囊入其中；以“四维、三库、三通、九枢纽”为智慧城市应用架构，打造智能公交系统、数字城管系统、智慧环保系统、地理信息系统等，并致力于围绕智慧城市需求，大力发展融合通信、电子商务、物联网、移动互联网、云计算等新兴信息产业，形成产业集群，推动产业创新，以将该区域建成全国领先的信息化高科技园区和国际一流的智慧型城区。2013年初，苏州工业园区高分入选首批全国智慧城市试点。此次战略合作备忘录的签订将进一步通过信息技术加深两国在智慧城市方面的长期紧密合作关系。
对于同新加坡的合作，苏州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主任杨知评表示：“从2008年苏州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将信息化定位为实现园区现代化的驱动力以来，我们实施了一系列方案措施，使到园区的发展保持在中国智慧城市建设的前沿。我们期待与新加坡进一步加深合作，通过‘双区互动’的模式，共同探索并在解决方案的层面取得突破，达到创新。”
苏州工业园区与新加坡签署的战略合作备忘录的签署将为中新两国资讯通信产业在智慧城市建设方面开放更为直接的合作机遇。中新两国不同领域的企业将有望在智慧交通、智慧教育、智慧环境管理方面获得更多合作良机。而且这次合作将催生一系列创新领先的技术和解决方案，并将有机会在中国的其他城市进行展示。
农业现代化政策管理论文范文第2篇
［摘要］在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时代，知识的传播更为迅捷和多样。基于这样的背景，包括企业和公共部门在内的组织，如何理解并建立有效的知识管理系统，以适应来自顾客与公众的服务压力，成为更有竞争力的学习型组织，是其未来发展的重点。文章围绕知识管理的基本含义，以及组织推进知识管理的过程与策略进行初步探讨，以形成有利于实践的基本思考框架。
［关键词］知识管理；组织；竞争力；策略
［作者简介］陆燕春，广西右江民族商业学校副校长，经济师，讲师，研究方向：市场营销，广西百色，533000；闭恩高，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案例中心研究助理，公共管理硕士，研究方向：公共政策分析，北京，100084
［
人类社会的发展经历了农业社会（石器时代）、工业社会（钢铁时代）到信息社会（知识时代①）这样的基本发展过程。虽然三种社会形态在一个国家中可能同时共存，尤其是信息社会在现代社会方兴未艾，但从未来的发展趋势和竞争力体现来看，国家、社会的建设重点开始逐渐转向信息社会。在这样的背景下，不论是激烈商业竞争中的企业组织，还是公共事务治理主体的政府部门，都需要明确如何顺应发展趋势的需要，在其管理内容和过程中推进知识、信息的管理，以更便利和更优质的方式来服务客户、公众的生活与发展。
一、知识的价值及其对组织竞争力的意义
牛津大辞典将知识界定为“通过经历、观察或学习而获得的理解”。知识可以分为显性知识（explicit knowledge）和隐性知识（tacit knowledge）。显性知识是指已经格式化、文本化了的知识，其传播比较容易；而隐性知识存在于个人的头脑中，表现为一种智慧、经验或感觉，其传播难度比较大。
如今，隐性知识对组织的竞争力影响更大，在文本化的东西唾手可得的时代，组织的最大优势在于具有比对手更快的学习能力，而这种能力更多地依赖于隐性知识。
一般认为，“知识框架”有四个等级——数据、信息、知识与智慧。数据是原始函数，信息是可以对比并有相关资料的数据，知识是可用于指导行动的信息，智慧是达到特定目标而运用知识的能力。数据、信息都处都有，知识可以通过学习来得到，而最难得到的是智慧，而智慧是创新所必需的前提条件[1]。越是往上，越能够集中体现它们对组织影响力的价值。
二、知识管理的兴起
知识的流传自古有之，从早期的师徒制，到工业社会的合作化生产，以致目前的数字化经济，都需要进行知识的开发、传播和共享、利用和创新。基于这种需要，知识管理理论和实践最早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末期的企业领域，并获得成功的运用和推广。政府及其他公共领域内的信息化在全球范围内掀起的热浪，使得知识管理从私营领域扩展到政府等公共领域[2]。
由于受到巨大的商业竞争压力，许多企业在塑造竞争优势中，开始有意识地通过知识与信息管理来推进自身的发展。企业中的技术知识与管理知识是企业最核心的资源，也是竞争力的关键基础。企业的这些知识往往以专利的形式来实现其独享以及价值的放大，以获得更高的收益与价值。
受企业知识管理的影响，公共部门也开始关注如何能够更加专业和灵活地来进行管理、提供公共服务。另一方面，知识管理在公共部门的应用，也部分源自公众对公共部门管理与服务成本、效率与方式的质疑。
企业、公共部门的知识管理实践，基于这样的假设：即认为组织不仅仅是一个经济、社会、政治实体，同时也是一个知识实体。人作为知识的载体而存在，所有有价值的经验、方案和技巧，都保留在组织成员的大脑中，为组织的运作发挥着作用。当组织成员离开（跳槽离职、退休、逝世）时，这些存放在组织成员大脑中的知识也离开了组织。因此，为保持组织的可持续发展，应该将组织而不是组织成员的大脑作为知识的载体，有效和高效地利用这些知识。
简单来说，知识管理就是一整套为了搜集、加工和保存那些推动组织更精通和更富竞争力的过程、实践和管理哲学[3]；其目标就是将组织成员的经验、工作所需的知识管理起来。为了实现上述目标，知识管理从结构上包括四个维度，即组织内知识的构建（不仅包括组织的科学输入，而且包括组织内的社会构建过程）（knowledge construction）、知识在组织的内化过程（knowledge embodiment）、知识在组织及其相关环境中传播的过程（knowledge dissemination）、知识的经济效用的实现（knowledge use/benefit）等[4]。
三、知识管理的意义与内容
无论是企业还是公共部门，导入知识管理理念和技术，是应对社会需求发展的必然选择。从组织在社会发展中的基本角色判断，可以说它们既是知识管理的推动者，也是重要的实践者。
所谓“管理知识”是广泛用于管理、决策和问题解决的信息、方法，以及组织内部的“组织记忆”（即特定领域内的专家系统）。将顾客、公众意愿转化为企业、公共部门的管理知识的内容，其实质是利用顾客、公众对商品服务和各项行政措施的意见，来制定改善的先后秩序，并探索顾客、公众的消费偏好和政策偏向。
从必要性上分析，缺乏知识管理实践，有可能导致组织的记忆缺失、知识鸿沟以及决策失误，从而使得组织的运营成本居高不下[5]。另外，知识管理对组织的现代化历程——向学习型组织转变的战略，使组织改进和增强学习，抛弃过去不适应的做事方法以及旧习惯的能力，从传统的僵化思维模式转化到富有创造性和战略性的思维模式具有关键作用[6]。
从管理过程分析，知识管理包括四个不断重复的环节：知识的汇集与分类储存、知识的传播与分享、知识的转化应用、知识的创造革新。这些环节的管理，不断创造有利于知识利用的条件，为企业和政府治理创造有用的知识，为组织治理过程提供创新的最大可能[7]。
四、CKO的角色和知识管理系统框架
首席知识官（Chief Knowledge Official）是组织中专门负责知识管理的负责人。在国内包括联想以及外企惠普公司等，还有美国航天局NASA等都有自己的CKO。首席知识官的主要角色是“捕捉者”和“转化者”，即捕捉组织成员个体头脑中的“知识”、“智慧”等异常活跃且捉摸不定的灵感，并对这些知识进行梳理，然后构建系统和管理过程来实现采集后的知识的转化。这种转化主要是隐性知识向显性知识的转化，它关系到组织核心竞争力的智慧、经验是否能够成为共享性知识，并转化为组织行为，避免随着人力资源的流失而流失。
要实现隐性知识向显性知识的转化，首先需要进行复杂细致的分析、归纳、抽象，并在此基础上把隐性知识“符号化”或显性化，以此影响和提高他人或组织。其次，组织要能够把“符号化”或“显性化”了的隐性知识“法典化”，即变为被组织认可、倡导和实施的东西，这种“法典化”可以保证知识在组织得到有效的应用和广泛传播。在这两个过程中，隐性知识的“显性化”过程可以称为知识的“外化”，将“显性化”了的隐性知识“法典化”的过程可以称为知识的“内化”。知识传播和共享的过程就是“外化”与“内化”不断互动的过程。
从构成上看，组织的知识管理系统模块包括[8]：
1.组织的知识中心：包括组织知识的搜集和评估系统。
2.组织的知识检索系统：为成员提供更加智能化的只是检索，而不是简单的搜索结果的堆积。
3.组织的专家名录：通过知识管理将提炼出组织各项业务的专家及其专长，为组织解决相关的问题提供最佳人选和组合。
五、组织推行知识管理的过程与策略
组织如何推行知识管理、如何推动其成员配合做好知识管理工作，是导入知识管理所直接面临的两个难题。从整体上看，知识管理包括四个层次：知识采集、知识挖掘、知识利用、知识创造。前两个层次对IT系统等技术工具的依赖性较强，后两个层次则更多地依赖于组织的管理和文化。
在四个层次中，不论是哪个层次，都要坚持应用导向。因为，知识不同于信息，更不同于数据；数据是实实在在的，储藏在物质存储体里或者文件柜里的各种资料；如果这些资料被加以利用，就成为可以创造价值的信息；如果这些信息不再封闭在某个圈子里，不再局限于“私人信息”，而变成“公共信息”的话，就形成了组织的无形财富——知识。也就是说，能够扩展并产生效益的信息才是知识。如果构成知识的各个要素按照业务和数据的分类进行了处理并放到存储体中去，这只能是知识的“隐蔽状态”。对于一个组织而言，存储在某处的数据，如果没有被组织加以利用的话，就是毫无价值的“死数据”[9]。
为了实现知识的有效应用和管理，引入知识管理的基本步骤包括[10]：
1.确定组织的战略目标与核心竞争力。知识管理不能脱离组织的目标而独立存在，它必须与组织的总体战略目标相一致，才能有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2.确定组织知识管理的重点领域。明确组织的核心竞争力是哪些，哪些工作是组织未来的发展重点，组织潜在收益的最大环节是什么等，以确保知识管理能够服务于组织的关键需要。
3.对引入知识管理的业务环节或流程进行分析。分析这些业务或流程想要实现什么结果，做到这些必须具有什么能力与知识资源。然后对这些环节现有的知识（包括显性和隐性的知识）进行分析，并制定知识树状图。
4.根据上述分析，制定相应的知识管理方案。了解所确定的业务环节或流程的知识需求是哪些，得到这些知识的障碍在何处，制定出破除障碍、实现知识需求目标的工具，形成知识管理实施的计划书。
5.对引入知识管理的环节或流程进行实施前和实施后的评估，了解知识管理的引入，是否对该项业务工作有了明显和可衡量的效果。同时，此项步骤也是对前期分析以及知识管理实施的一个检测，并根据评估的结果，调整组织的知识管理计划。
不过，虽然知识管理系统的模块和引入过程看似简单，但组织的知识管理如何不失灵，如何通过有效的策略来化解其中的各种矛盾，却是一项复杂的工作。组织推进知识管理会遇到许多障碍，这些障碍包括体制中的部门分割、自我文化心理、落后的管理方式、利益的独占等方面。例如，把有关的资料放在网上，让其他部门来共享，在许多组织是一件很难的事情，这被认为将导致泄密或者其他负面的影响；而且，很多部门对由“信息中心”来主抓知识管理感到不解。具体分析，这些心理障碍包括：
1.我们的数据放在这里，有需求的部门可以通过一定的程序向我们索取；我们放在网上，怎么保证安全？
2.IT部门建一个网络，让大家用就行了，实在没必要把这个网络上升到“知识管理”的高度。
3.堡垒封闭心理，即我的“知识”凭什么要你来“管理”？
这其中，一方面，观念固守、缺乏激励机制，把知识等同于IT等，是抵触知识管理推进的重要根源；另一方面，最具优势来推进知识管理的IT部门没有足够的权威来协调，也是出现问题的一个因素[9]。
因此，为化解障碍，从而保障知识管理发挥成效的两项基本策略包括：
1.组织高层领导应该指导组织信息和知识管理的总体政策，并热情地支持其在组织中的贯彻，在战略和资源支持，以及部门协调上予以关注。
2.应该采取适当的步骤来有效地执行政策，并保证这些步骤是在组织中得到遵照和应用的。
整体上看，随着组织逐渐跨越边界进行合作，知识管理的引入越加紧迫。在引入过程中，需要坚持知识管理的三条原则，即积累是知识管理的基础，共享是知识管理的价值体现，创新是知识管理的最终追求[10]；围绕这些原则展开的具体工作，才有利于确保组织知识管理引入过程的平稳推进，并为组织竞争力的提升奠定基础。
［参考文献］
［1］编者评论：追问知识管理［N］.计算机世界,2002-07-15.
［2］闫慧.国外公共知识管理研究的最新进展［J］.图书馆学研究,2005,（11）.
［3］David E. McNabb, Knowledge management in the public sector : a blueprint for innovation in government ,P22,New York:M.E.Sharpe ,2007.
［4］Rodney McAdam,Renee Reid,A comparison of public and private sector perceptions and use of knowledge management ,Journal of European Industrial Training ,200,24(6):317-329 .
［5］Luen T.W.,Al-Hawamdeh S.,Knowledge management in the public sector :principles and practices in police work ,Journal of Information Science ,2001,27(5):311-318.
［6］Tatiana Sotirakou ,Mary Zeppou ,The\"MATE\" model :a strategic knowledge management technique on the chessboard of public-sector modernization .Management Decision ,2004,42(1):69-88.
［7］Arvin Van Buuren ,Knowledge for governance in complexity :communities of practice as organized instability.2005-01-06,Available on http://www.psa.ac.uk/2004/pps/van% 20Buuren.pdf。
［8］薛方，周丹凤.浅论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的知识管理［J］.当代经理人,2006,（7）.
［9］康奇志.“知识管理”到底是什么［J］.中国计算机用户,2003,（1）.
［10］陆伟.实施知识管理的原则和步骤［N］.上海金融报,2003-06-17.
农业现代化政策管理论文范文第3篇
作为第十二届中国国际农产品交易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本届研讨会以“农产品价格与农业风险管理体系构建”为主题，旨在贯彻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与今年中央一号文件要求，探讨农业现代化面临的主要问题及解决对策，解读农业政策变化及影响，讨论如何综合发挥信贷、保险、期货等各类金融工具的优势，构建现代农村金融体系和农业风险管理体系。农业部副部长陈晓华、证监会副主席姜洋、山东省副省长赵润田及青岛市副市长黄龙华出席研讨会并分别发表主题致辞。
陈晓华从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两个方面，阐述了完善农业风险管理体系的重要意义，提出了防范和破解两大风险的政策路径。陈晓华指出，农业保险对帮助农民应对自然风险有重要意义。这些年，农业保险事业发展很快，对实现粮食生产“十连增”、农民增收“十连快”发挥了重要作用。2007年至2013年，我国农业保险累计提供风险保障4.07万亿元，向1.2亿户次的农户支付赔款759亿元。未来应对自然风险，发展农业保险要从五个方面突破：充分发挥市场和政府两个作用;健全完善农业保险制度框架;推进农业保险产品创新;鼓励发展多元化农业保险机构;建立健全农业保险基层服务体系，加快发展适应我国现代农业发展需要的农业保险事业。
陈晓华表示，市场风险主要体现在农产品市场价格变化上，突出反映为价格大起大落。期货市场有价格发现和套期保值功能，在帮助生产经营者形成合理价格预期和转移价格风险方面，能够发挥非常显著的作用，是化解农业市场风险的有效途径之一。我国农产品期货市场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上市品种已经达到20个，基本覆盖了粮、棉、油、糖等主要农产品，交易量稳步上升，对完善农产品市场体系、稳定农产品市场价格，起到了积极作用。未来应对市场风险，推进农产品期货市场发展，要从五个方面着力：降低期货市场风险;优化期货交易结构;推进期货产品创新;发挥期货价格功能;利用期货市场发展订单农业，从监管体制、市场结构、品种创新等方面深入研究，加快推进农产品期货市场发展。
姜洋指出，证监会始终高度重视利用资本市场为农业农村工作做好服务，推出诸多有针对性的举措，提升资本市场服务现代农业发展的能力。2007年至2014年9月底，共有37家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实现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融资额为285亿元;已上市农业企业再融资为201亿元。截至今年9月底，共有44家农业企业在交易所市场发行中小企业私募债融资58亿元。目前，我国期货市场已上市了20个农产品期货品种，占已上市商品期货品种总数近一半。
姜洋表示，期货市场由于独特的价格发现和套期保值功能，在农业市场化改革的大背景下大有可为，对农产品贸易定价和农业企业管理风险具有重要作用。证监会将积极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及相关文件要求，继续加强农产品期货市场建设，多途径支持农业市场化改革，更好地服务现代农业发展。要研究农产品期货期权试点，更好地满足农业企业的风险管理需求，并为专业交易商场外产品创新，管理风险提供有利条件;要加强与保险、信贷等金融服务的协调配合，发挥金融服务“三农”合力;要做精做细已上市期货品种，提高定价及风险管理效率，推动取消对产业客户利用期货市场进行风险管理的各种不必要限制，为产业客户参与套期保值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要积极开展涉农期货品种创新，为相关产业提供发现价格和对冲风险的工具;要多方协作，提高涉农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利用期货市场的能力。
农业现代化政策管理论文范文第4篇
摘要笔者分析了当前农村土地整治现状，认为农村土地整治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土地经营者参与不够，现代农业市场需求与土地整治目标不一致，土地整治工程内容和设计标准不高，并且未实质性触及土地权属调整。鉴于此，笔者建议以土地整治为抓手，使土地整治工程走出困境，主张建立农村新型经济组织建设主体的土地整治管理体系，加大土地整治工程的单位面积投资力度，以现代农业园区建设作为土地整治项目的规划设计目标，强化土地权属调整。研究旨在通过农村土地整治措施建立现代农业园区，为周边现代农业发展起到引领与示范作用。
关键词农村土地整治；现代农业园区；土地权属
A
Key wordsRural land consolidation； Modern agricultural park； Land property
近年来，农村土地整治以补充耕地和提高耕地质量为目标，大力开展土地平整工程、田间道路工程、灌溉排水工程及农田防护与生态保持工程等，这从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农业基础设施长期的薄弱局面，使耕地数量与质量双升，保障了区域粮食安全。但随着土地整治的进一步开展和农业经济多元化发展，当前农民关注的已不是温饱问题，而是如何提高自己的经济效益。现代农业建设是促进农民增收的基本途径，是提高农业综合生产力的重要举措。所以，现代农业已成为当今社会农业发展的趋势，是当前农民关注的焦点。由于当前农村土地整治项目重点是以增加耕地面积和提高耕地质量为主要目标，而非利于土地高效利用和产业发展，与现代农业发展需求脱节[1]。故笔者在分析当前农村土地整治现状及问题的基础上，研究农村土地整治与现代农业园区建设之间的关系，旨在通过农村土地整治措施建立现代农业园区，为周边现代农业发展起到引领与示范作用。
1 当前农村土地整治的现状及问题
1.1工程全过程以政府及国土资源部门为主导，土地经营者参与不够理论上，农村土地整治工作可以有效保护耕地，盘活存量土地，提升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但在实践中，土地整治项目从立项、规划、设计、建设及验收过程，政府及国土部门都处于主导地位，过分追求耕地数量指标，只顾整治，忽略民众意见及项目后续的经营与管理，形成“治标不治本”的整治模式。另外，政府主导型或行政嵌入式的农村土地整治忽略了“土地-农业-农民”三者的关系。原本土地整治项目应根据农民需求及农业市场发展趋势来综合整治，但目前的土地整治项目大多抛开农民意见，忽视农业市场发展，缺乏乡镇政府、信访、农业部门的参与配合，国土部门唱“独台戏”，单兵作战，大量资金投入到使用者并不急切关注的工程[2]。
同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涣散导致了土地经营者参与性不够，农民的意见起不到实际作用。由于传统农业收入低，农业收入在农民全部收入中的比重逐年降低，出现了以外出打工为主业的“农业工人”，农村人口向城镇流动成为常态。调查表明，一些地方劳动力外出占总劳动力的60%～70%，在家务农的仅占30%～40%。在农村外出人口中，35岁以下的年轻人占总数的86.3%，农村形成了“九九三八六一部队” （即老人、妇女和儿童）。土地经营者的主体缺位，留守的青年农户也对土地整治的目的、方向、权属调整方案等缺乏了解，导致部分工程设计不切合实际要求，建设的随意性较大。
1.2现代农业市场需求与土地整治目标不一致当前的土地整治是对田、水、路、林、村的综合整治，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为战略目标开展基本农田建设，提高耕地数量与质量。据不完全统计，在“十五”、“十一五”期间，国家共投资1万多亿元用于土地整治工程，共整治农业耕地约800万hm2。《全国土地整治规划（2011～2015年）》显示，“十二五”期间，我国计划完成2 666.7万hm2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任务，总投资约6 000亿元，每公顷投资22 500元，其整治投资量大，但整治规模广而散，投资力度不够，整治粗糙，项目数目分散过多致使监管不到位，验收走形式，导致整治前后的生产方式、生产效率、生产效益基本不变，因而农民对当前的土地整治工程漠不关心。然而，现代农业是以农民增收致富，农民生产条件、生活和居住环境明显改善或者提高为重要目标，重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现代农业园区，实现城乡统筹发展，逐步走上生产方式园区化、生活方式多样化、居民环境社区化的“三化”道路。例如，近年来，陕西省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共引进、推广国内外名优动植物良种1 600多种，推广农业实用技术1 000余项，示范推广农作物良种面积近1 333万hm2。在全国20个省（市）不同生态类型地区建立了108个农业科技示范推广基地，示范点1 285个。受益农民5 264.5万人，年均产生经济效益120多亿元，农民逐步走向增收致富的道路，生活、生产条件得到了彻底改变。显而易见，目前的农村土地整治措施已不能满足现代农业发展需求，农村土地整治目标与现代农业发展需求脱节。
1.3土地整治工程内容和设计标准不高，脱离农户实际需求当前的土地整治工程内容单一，没有针对市场发展变化及时做出调整，仍然按部就班地推行土地平整、道路工程、灌溉排水工程等大田农业，没有深入了解当前农民意愿，缺乏设施农业、观光农业、生态农业的建设，脱离农户实际需求。土地整治工程的设计标准不高，只按通用标准进行整治，千篇一律，没有结合当地民意与农业市场需求，土地整治中“重数量、轻质量；重面积，轻效益；重耕地，轻农民”的问题突出[3]。另外，负责土地整治项目的政府部门一般委托设计单位来完成项目，但其常年做项目设计，编制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有现成的模式可借鉴，大部分土地整治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都是套用以前的报告，只有数据改动，忽略了项目区的经济发展、自然资源、土地利用现状、新增耕地潜力及水资源平衡等的论证分析。
当下农民对土地整治的要求是建设高标准农田，提高亩均产出量，增加收益。目前的土地整治设计标准不高对农民缺乏诱导力，农民对目前的土地整治工程失去信心。如由于土地整治后的水田标准不高，种植667 m2水稻，从3月育苗到9月收割历时6个多月，按最高亩产600 kg，最多可收入1 400元，扣除种子、化肥、农药、机耕、机收等费用900元，667 m2纯收入500元左右。一个壮劳动力最多可经营3 335 m2，6个月的辛苦劳动只能收入2 500元，如遇自然灾害和病虫发生，收入就不得而知了；而若外出务工6个月最低可收入1万元，这一比较结果显而易见，农民宁愿在外务工也不愿在家务农，放弃了种植庄稼，使整治后的土地闲置甚至撂荒。
1.4土地整治工程未实质性触及土地权属调整当前的土地整治工程要使土地达到高效合理利用，必须涉及田块归并和土地权属调整问题，但是现阶段部分宗地权属主体多元化、权属不清，土地整治过程中应请求相关部门进行协调，重新确认权属关系。这个过程极其繁琐，处理不好就会导致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4]。再加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耕地承包权长期不变的政策，项目区基本都为承包地，所以在土地整治过程中，土地权属调整很难实施。另外，如果土地整治设计标准不高，整治前后土壤肥力、交通设施、配套设施差别不大，农民的积极性则不高，不愿进行土地权属调整。当前的土地整治工程未实质性触及土地权属调整，整治前土地零散，整治后权属零散，在很多地方出现“一年种、二年荒、三年回到老模样”的现象。
2促进现代农业园区发展的建议
现代农业园区的建立不仅能促进城乡统筹规划，而且能缓解当前的“三农”问题，使土地整治工程走出困境。针对当前农村土地整治的现状及问题，以土地整治为抓手，提出建设现代农业园区发展的建议。
2.1建立农村新型经济组织建设主体的土地整治管理体系，促进农村新型经济组织的形成
在现代农业园区建设过程中，要尊重和保障农户生产经营的主体地位，发挥当地农民的积极作用，鼓励农户、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和新型农民合作社等主体参与现代农业园区的建设和管理。农民与政府可以在建设初期联合整治，逐步走向以农民集体组织形式为主体的管理体系，实现“交钥匙”工程。另外，农村新型经营组织作为主体进行项目申报，脱离政府部门的主导，紧密将土地整治与农业、林业、水利部门积极配合，按照意愿自行建设或委托专业公司建设，整个过程国土资源部门可起到审查和监管作用，逐步形成“国土搭台、部门联动、农民主体、社会参与、政府监管”的农村土地整治工作机制[5]。
2.2土地整治工程应缩小整治规模，加大单位面积投资力度，打造精品示范工程土地整治工程应定位于发展现代农业，以现代农业为支撑发展当前及今后农业，解决“三农”问题。国土资源部门对土地整治项目的立项应严守把关，确保项目质量，控制项目数量，缩小投资规模，加大单位面积投资力度，打造精品示范工程，以经济效应刺激带动周边区域发展。在土地整治过程中，应以“总体规划，统筹兼顾，重点突出，刺激带动”为目标，先做骨干工程，由粗到细，由小到大，分步逐级完成现代农业园区建设，整体规划布局，做好基础设施建设。政府选取中心地带投资建设示范工程，以局部带动全局，以效益带动热情，促使农户自发集资建设现代农业园区，大力引导民间资本参与农村土地整治。
2.3土地整治项目的规划设计要以现代农业园区建设为目标现代农业园区是现代农业的重要载体和突破口，对周边区域实现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具有辐射带动作用。土地整治工程应遵循现代农业发展趋势及当前农民意愿，以推进先进设施农业、旅游观光农业和休闲生态农业园区为目标，延伸农业产业链，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针对不同的项目区应做出相应的规划设计，因地制宜，适时调整，避免工程类型单调，建立多元化现代农业园区。诸如，根据实际环境建立的鱼塘园区，不仅可以养殖鱼苗和鱼肉销售，而且可以通过土地整治工程打造一个休闲垂钓的环境；建立的油菜园区不仅用来销售油菜，也可整体规划油菜的布局，配套旅游观光设施，吸引群众观赏油菜。此外，当前土地整治项目的规划应以大型农场和家庭农场为主流，引领和带动现代农业发展[6]。
大型农场的建立要紧密结合农户意见，量身裁衣，避免户主对大型农场的“二次整治”。另外，要注重其规模化经营和科学化管理，可借鉴企业化管理制度，制定企业化农场管理模式。例如，通过土地整治工程建立的河北高阳县某大型农场，分析了实际的农场规模大小、当地生产力水平及农产品市场情况，管理上采用企业化管理，公司决策权在董事会，具体工作实行总经理负责制。由于该农场适度的规模经营和科学的企业化管理，其土地承包规模不断扩大，起到大型农场的标杆作用，刺激带动了周边区域农场的快速发展，其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显著。
家庭农场必须实施适度规模经营，既要避免规模小而无效，又要防治规模大而不精。因家庭农场的主力是家庭成员，如果地块过小或边角多、高低不一，农耕机具难以进入，水利条件不便利，则会耗时费力，效益差。但通过土地整治工程调整农地结构，归并零散地块，平整土地，改良土壤，完善道路、林网、沟渠配套设施，可建立适宜农业发展的家庭农场。另外，家庭农场设计应该具有相对封闭性，以便独立管理。通过在家庭农场周边栽种双层防护林，每个家庭农场成为一个整体，运营不受其他农场的影响，并在不同的家庭农场之间修建道路，完善家庭农场片区的道路交通设施。例如，密云县的周末农场通过土地整治工程，依据农场规模进行规划设计，把农场中的种植、养殖、农产品加工、销售、餐饮、“农家乐”、蔬菜配送等产业构建成为相互依存、互为资源的循环封闭系统，建立了一个比较完善的循环农业产业模式的绿色家庭农场[7]。
2.4强化土地权属调整，为土地整治工程实质性布局奠定基础在现代农业园区建设进程中，通过土地权属调整，项目可以实现根据已确定的现代高效农业产业规划和生产要求进行布局和建设，想农民所想，急农民所急。土地权属调整最直接的措施就是加快土地流转，而土地流转不得实施强迫命令，要确保不损害农民权益，不改变土地用途，不破坏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过程中，可对农村土地进行分等定级，对农村土地估价等，以使土地在同等条件下进行流转，并鼓励和支持园区内农民以承包土地出租、转包、转让、入股、互换等方式参与园区土地规模经营。另外，应做好整治前土地调查与确权登记工作，在项目规划设计阶段要认真编制土地权属调整方案，且方案应当征得涉及调整的土地权利人的同意，整治后进行土地权属分配，为土地整治工程实质性布局奠定基础。
3结语
现代农业园区的建立不仅能促进城乡统筹规划，而且能解决当前“三农”问题，使土地整治工程走出当前的困境。通过研究农村土地整治与现代农业园区建设之间的关系，提出建设现代农业园区发展的建议：建立农村新型经济组织建设主体的土地整治管理体系，促进农村新型经济组织的形成；土地整治工程应缩小整治规模，加大单位面积投资力度，打造精品示范工程；土地整治项目的规划设计要以现代农业园区建设为目标；强化土地权属调整，为土地整治工程实质性布局奠定基础。
参考文献
[1]
宋佃星，延军平，李双双.基于土地整治的三门峡库区（华阴段）现代农业发展模式研究[J].农业现代化研究，2012（1）：50-54.
[2] 罗林涛.农村土地整治如何为现代农业效力[J].中国土地，2011（12）：43-45.
[3] 胡巍巍.土地整理规划设计理论的初步探讨[D].开封：河南大学，2002.
[4] 高向瑞.农民参与下的农村土地整治工程项目管理研究[D].合肥：合肥工业大学，2013.
[5] 颜鹏飞，王永慧，李泽兴.土地整治的合理化推动农业可持续发展[J/OL].城市建设理论研究（电子版）[2016-05-09].http：//www.docin.com/p_990374603.html.
[6] 李晨，高向军，张晓燕，等.土地整治监管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国土资源科技管理，2013（4）：111-114.
[7] 国土资源部关于加强农村土地整治权属管理的通知[J].国土资源通讯，2012（14）：33-34.
农业现代化政策管理论文范文第5篇
摘要：在现代农业发展的过程中，促进农业机械化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相比于其他发达国家，本国的农业机械水平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因此需要促进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对农业机械化中存在的不足进行分析，进一步促进现代化发展。本文就此对农业机械化在农业现代化中作用进行分析。
关键词：农业机械化;现代农业;机械水平
前言
作为农业大国，本国的农业有较为悠久的历史，最开始进行农业生产应用的工具较为简单，随着技术的发展，农业机械化作业投入到越来越多的农业生产生产中，本国的农业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作为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内容，农业机械化需要进行必要的结构调整，从而对农业生产效率进行提升。
1农业机械化作用
农业机械化在农业现代化发展过程中，有重要的作用。本节就此对农业机械化的作用进行分析。
1.1为现代化农业建设提供物质基础
在进行现代化生产的过程中，农业机械化时现代化农业建设重要的物质基础。与人畜力相比，应用机械能够对生产效率和生产规模进行有效的提升，满足现代农业的具体需求，对农业生产条件进行有效的改善，促进农业生产的产业化、规模化和标准化的发展，同时也能够促进现在农业转变的步伐。如果农业机械化水平达不到，就会进一步影响农业现代化的发展。
1.2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重要内容是农业机械化
在农业生产的过程中，机械化水平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先进生产力，对农村的生活条件以及生产条件进行改善。在现代化农业发展过程中，应用农业机械，还能够改善传统的农耕方式向保护性农耕方式发展，对农村生产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同时也能够促进对地膜、桔秆等废物的综合应用，促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农业产业化经营的进一步发展，同时也能够对生产组织化程度以及农民整体素质进行有效的提升。
1.3农业机械化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
在农业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应用农业机械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农业机械化水平，是先进农业技术推广的纽带和桥梁，能够促进不同先进技术应用到农耕活动中，具体技术如抢收抢种、防治病虫害、生产果业等，都可以通过相关的农业机械发挥这些技术的效果。同时在应用农业机械过程中，农机的维修或者销售等工作，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就业机会，对更多的劳动力进行有效的吸收，对农民收入进行增加，增加农村富余劳动力，同时还能够增加农耕劳动力。
2促进农业机械化发展策略
在农业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农村要结合实际农耕情况，对农业机械化生产过程中存在的不足进行及时的分析，提升应用农业机械的水平，从而进一步促进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本节就此对促进农业机械化发展策略进行分析。
2.1促进农机装备市场化
在进行农业生产过程中，相关区域需要注意将农机装备作为基础，对周边不同功能地方的农机作业时间进行有效的把握，对不同地区的农机资源进行充分的利用，解决在农忙时期一些地区用不上农机装备的问题，同时也能够对农民的收益进行有效的提升，减少资源浪费，提升农耕生产的效率，提升农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以及满意度。
2.2对农机服务体系进行有效创新
在农业生产中应用农业机械，还需要注意對农机服务体系进行有效的创新，对农机产业化水平进行有效的提升。在进行具体的农机服务过程中，相关的工作人员要注意对农机的维修、运输、经销以及做作业等不同方面的农机大户进行有效的培养，促进多元化农业发展。同时相关的部门和公祖哦人员需要注意对农机服务能力进行有效增强，提升农机服务的抗市场风险能力，对农机产品的质量信息进行公开，同时增加农机产品的反馈以及投诉。相关的工作人员还需要注意按时开展相关的打假活动，对农机生产销售市场加强相应的监管工作，建立完善的制度规范体系，对市场农机产品的零售部件以及机械产品相对应的生产经营者，保护其权益，保证使用者的权益。
2.3促进农机化推广
在应用农业机械过程中，相关的部门还需要注意对农民整体素质进行有效的提升，对先进的技术进行有效的宣传和推广，如对秸秆的综合利用技术，新机具保护性耕作技术，对不同功能的设备、技术以及机械等，加强相应的推广。同时加强对农民的培训工作，对培训资源进行充分的利用，提升农民的科技素养，对于农民在应用农机过程中存在的问题，需要专业的人员进行及时的解答，从而促进农业机械的发展，最终存进农业现代化的发展。
3总结
综上所述，在现代农业发展的过程中，应用农业机械能够促进农业生产的效率和质量的提升，同时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农民抓住有利的时机，促进对优先资源的充分利用，对资源利用效率进行有效的提升。此外，提升农业机械化水平，还能够对农业可持续发展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促进农业现代化发展。
参考文献：
[1]李好明.探究农业机械化在农业现代化中的作用及发展措施[J].农民致富之友，2017，（2）：230.
[2]于新诚.农业机械化在农业现代化中的作用[J].时代农机，2016，（3）：15-15，17.
[3]王光玉.农业机械化在农业现代化中的作用及发展对策[J].农机使用与维修，2015，（7）：5-6.
[4]罗锡文，廖娟，胡炼等.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J].农业工程学报，2016，32（1）：1-11.
（作者单位：1湖南农业大学;2永州职业技术学院）
农业现代化政策管理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 董事辞职; 重大影响; 权益性投资; 长期股权投资; 瑞幸咖啡
一、引言
瑞幸咖啡虚假信息披露不仅损害投资者利益，严重影响中概股声誉和证券市场信任机制，也让虚假信息披露再度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上市公司业绩造假呈系统化、专业化、常态化趋势，业已成为资本市场的一大公害[1]。上市公司业绩造假不断“转型升级”，由过去的应计项目操纵，逐渐升级到真实活动操纵[2]、分类转移操纵[3]、核心费用向下转移操纵[4]、线上线下项目间转移操纵[5]以及会计科目归类操纵[6]等更为隐蔽的方式。近年来，利用会计准则间的差异或漏洞，构造交易或事项创造适应原则导向的企业会计准则判断条件，利用资产重分类和非经常性损益(如投资收益、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等)掩盖核心业务亏损成为上市公司新型盈余操纵方式。这种符合准则导向的盈余管理方式，具有形式上的合规性、实质上的操纵性，由于较强的隐蔽性，对资本市场和外部投资者危害更大。
新浪财经(2019-10-23)报道“上市公司董事辞职导致获利6个亿?深交所质疑权益工具投资确认和计量的核算方式变化的合理性”①，董事辞职案例讲述的是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002161，投资方)持有河南思维自动化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603508，被投资方)8.37%的权益性投资，拥有一个外部非独立董事席位，代表投资方在被投资公司董事会行使表决权的董事因个人原因辞去外部非独立董事职务。
本文以董事辞职事件为研究案例，结合权益性投资适用的企业会计准则以及投资方的业绩趋势与业绩特征，分析投资方高管辞去被投资方外部非独立董事的实质原因，研究发现董事辞职导致投资方对被投资方的权益性投资适用会计准则由《长期股权投资》变更为《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资产归类由“长期股权投资”转换为“交易性金融资产”，因会计政策变更调整会计核算方法增加投资收益6.9462亿元。为规避上市公司利用会计准则间的差异或漏洞，创造会计政策变更条件，达到操纵营业利润、净利润的目的，本文建议从增加核心业务利润披露、发布会计准则应用指引和操作指南以及加大交易所追踪问询力度等方面压缩会计准则的操纵空间，提高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
二、董事辞职与会计政策变更
(一)权益性投资的会计准则差异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管理业务模式和现金流特征，投资方对权益性投资②可划分为“以公允价值计量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或“以公允价值计量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或“长期股权投资”，类型划分不同则适用的会计政策与业绩影响会有较大差异。同类资产因准则差异采用不一样的会计核算方法，这种差异成为核心业务亏损类上市公司操纵盈余的新型方式。根据《长期股权投资》《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金融工具转移》等准则，投资方对权益性投资按金融资产或长期股权投资进行分类，在会计政策、投资收益、重分类等方面的差异如表1。
董事辞职是否产生权益性投资的重分类，发生表1“A→B/C”类重分类、是否涉及投资收益的调整，取决于投资方持有的权益性投资能否对被投资方实施重大影响。《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对重大影响定义为“投资方对被投资单位的财务和经营政策有参与决策的权力，但并不能够控制或者与其他方共同控制这些政策的制定”。《长期股权投资》应用指南对重大影响的判断，一方面考虑“投资方直接或间接持有被投资单位的表决权股份”，即持有被投资方表决权股份比例大于20%但低于50%;另一方面考虑“在被投资单位的董事会或类似权力机构中派有代表，通过在被投资单位财务和经营决策制定过程中的发言权实施重大影响”。
(二)董事辞职与会计政策变更
投资方的董事代表是否辞去被投资方的董事职务，成为投资方能否参与被投资方财务与经营决策表决的关键，决定重大影响的判断条件，影响权益性投资是否由表1中A1类资产重分类为B类资产，进而影响是否合理确认重分类收益。投资方高管辞去被投资方外部非独立董事职务前，投资方对被投资方的权益性投资符合重大影响的长期股权投资确认条件，遵循《长期股权投资》准则，后续计量采用权益法;辞去外部非独立董事后，丧失了董事会的参与表决权，投资方持有的8.37%权益性投资不再符合长期股权投资的确认条件，重新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遵循《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准则，后续计量采用公允价值。高管辞去董事职务实质上引起会计政策变更。会计政策是指企业在会计核算时所遵循的具体原则以及企业所采用的具体会计处理方法，会计政策选择具有较强的经济后果[7]。
根据《长期股权投资》准则，投资方丧失对被投资公司的重大影响后，发生表1“A1→B”型权益性投资重分类，会计核算方法变更涉及投资收益的调整事项主要有：(1)重分类日(或转换日)，冲销对被投资方按权益法核算的股权投资账面价值，按重分类日或转换日该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计量交易性金融资产的初始成本，对权益性投资的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间的差额計入当期“投资收益”;(2)原股权投资因采用权益法核算而确认的其他综合收益，应当终止采用权益法核算，采用与被投资公司直接处置相关资产或负债相同的基础进行会计处理，即由“其他综合收益”转入“投资收益”;(3)原股权投资因采用权益法核算确认的其他权益变动，应当终止采用权益法核算，全部转入当期投资收益，即由“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转入“投资收益”;(4)转换日交易性金融资产账面价值与计税基础的差异，需按资产负债表债务法确认递延所得税负债和递延所得税费用。
根据投资方“关于2019年第3季度财务报告报表项目变动及原因”和公司公告(2019-109、2020-039)，投资方对被投资方的股权投资由长期股权投资重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权益性投资重分类涉及当期“投资收益”调整为：(1)重分类日持有被投资方股权投资的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确认为当期“投资收益”338 424 313.42元③;(2)原采用权益法核算确认其他综合收益应享有的份额，由“其他综合收益”调整转入当期“投资收益”71 050 644.9元;(3)原采用权益法核算确认其他权益变动应享有的份额，由“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调整转入当期“投资收益”107 978 109.55元;(4)转换日交易性金融资产账面价值与计税基础的差异，确认递延所得税负债和递延所得税费用134 079 210.07元，会计核算方法变更累计增加当期收益658 665 331.3元④(2019年报披露经审计增加投资收益6.9462亿元)，董事辞职引起权益性投资重分类为投资方带来巨额会计政策变更收益。
三、董事辞职的实质原因
(一)投资方的业绩压力
投资方是中国物联网产业的代表企业，专注射频识别技术与产品研发，属于高新技术企业。本文选择2015—2019年投资方公开披露的财务报告，其经营利润、投资收益、营业利润皆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绘制成利润趋势图。经营利润反映投资方核心业务的盈利能力和市场竞争优势，用营业收入减去营业成本、税金及附加、期间费用后的净额来衡量。
图1的业绩趋势表明：营业利润与净利润趋势线基本重合，说明公司营业外收支对净利润影响较小，表征核心业务的经营利润长期亏损(零值线下)、投资收益较好(零值线上)，营业利润呈年中亏、年末盈的盈亏交错趋势，投资收益则年中低、年末高与营业利润保持同方向波动。2018年投资方营业利润出现巨额亏损、投资收益却出现异常增长，2019年两者均异常增长。图1的业绩趋势反映投资方的投资收益对营业利润、净利润贡献突出，且投资方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一直存在交错扭亏为盈的业绩趋势。
(二)投资方的业绩特征
为进一步分析投资收益对公司业绩的影响程度和影响方式，选择投资方2015—2019年的半年报、年报以及公司公告，计算出经营毛利、经营性利润、投资收益、权益法投资收益及占比、投资收益贡献率等业绩信息(见表2)。经营毛利反映投资方主(兼)营业务的盈利情况，由营业收入减去营业成本后的净额表征，期间费用由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和财务费用构成。
如表2，公司期间费用高于经营毛利，表征投资方核心业务的经营利润即经常性损益长期亏损，投资收益的贡献突出，业绩特征表现为：
1.过度依赖投资收益弥补经营性亏损
投资方的经营利润2015—2019年均为亏损状态，其中：投资收益金额在2015—2017年期间均大于经营性亏损，投资收益对营业利润的贡献率分别为3 586%、267%、688%，对净利润的贡献率分别为543%、228%、2 723%，说明在经营性业绩持续亏损状态下，投资收益成为投资方公司调节营业利润、净利润的主要手段，投资收益成为掩盖经营性亏损的工具。
2.投资收益随营业利润盈亏呈规律性变动
公司年报与半年报中营业利润(净利润)盈亏交错，投资收益随之升降起伏，而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收益则反方向波动。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收益占投资收益总额的比重在2015—2019年期间均超过50%(2016年为100%)，且在2016—2019年期间呈现规律性波动，即分别由半年报的100%、96%、88%、53%下降到年报的36%、30%、2%、7%，同期投资收益总额分别增长794%、365%、6 338%、828%⑤，说明终止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会导致投资收益逆势增长，可能的原因是公司对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进行处置，或者创造资产重分类条件进行会计政策变更，获取长期股权投资的处置收益，或者因资产重分类导致会计政策变更获取会计核算方法变更收益。
3.长期股权投资成为调节利润的工具
当投资方核心业务亏损时，通过长期股权投资处置或重分类增加投资收益，达到增加营业利润和净利润的目的。通过操纵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重分类条件，设计《长期股权投资》准则的适用条件变更为《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准则的适用条件，达到资产由“长期股权投资”重分类为“交易性金融资产或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导致会计政策变更，进而“合规性”地确认会计核算方法变更收益，通过“投资收益”达到调节营业利润和净利润的目的，投资方的长期股权投资，尤其是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成为調节利润的工具。
(三)董事辞职的实质原因
1.投资方公司股票存在ST警示风险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2018修订)中关于“最近两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连续为负值”对股票交易实行退市警示，股票将被ST预警。辞职董事所在的投资方公司2018年经审计的净利润亏损19 547万元，如果2019年经审计的净利润继续亏损，公司股票将被ST预警。投资方在2018年财报对投资收益说明中提到“为改善公司财务状况和业绩表现”⑥，通过出售被投资方股份获得投资收益7 396.08万元、占净利润的41.31%， 2018年投资收益的特殊表现仍无法扭转业绩亏损。投资方2019年3季报披露“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项目亏损1 507.77万元，如果经审计的2019年财报净利润继续亏损，就会触发退市预警条件，股票将被ST警示。因此，投资方2019年存在巨大的业绩扭亏压力。
2.董事辞职导致确认巨额投资收益
投资方在2018年经审计的净利润已经亏损，2019年核心业务继续亏损的趋势下，若2019年公司经审计的净利润不能扭亏，其股票将被ST预警。投资方再次选择利用投资收益调节营业利润和净利润，通过减少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获取投资收益：一是全部或部分处置长期股权投资获得处置收益或减持收益，二是对长期股权投资进行重分类，发生如表1“A→B/C”型交易或事项，创造丧失长期股权投资重大影响的实质条件，将长期股权投资重分类为金融资产，获取资产重分类收益。在2019年业绩压力的推动下，投资方为了确认投资收益，对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进行一系列转让和重分类，包括：(1)减持被投资方股份(公告2019-031、043、125)，减持股份获得税前投资收益约3 719.27万元;(2)出让全资子公司获得投资收益14 192.13万元(公告2019-077);(3)投资方高管选择2019年10月辞去被投资方的外部非独立董事，丧失重大影响的判断条件获取会计政策变更收益79 274万元，扣除终止权益法核算导致的投资收益减少6 360.7万元，投资方2019年3季报增加投资收益71 485万元。2019年报中剔除递延所得税费用的影响，董事辞职最终为投资方增加收益约6.59亿元，审计认定增加投资收益6.9462亿元⑦。
3.董事辞职的实质是获取会计政策变更收益
投资方利用《长期股权投资》《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准则对权益性投资适用的会计政策差异，创造权益性投资由长期股权投资重分类为交易性金融资产的判断条件，通过权益性投资的重分类获取会计政策变更收益，确认巨额投资收益实现业绩反转，规避ST预警风险。投资方高管辞去被投资公司外部非独立董事的目的是操纵长期股权投资重大影响的判断条件，通过形式上因个人原因辞去董事职务，实质上丧失参与被投资方财务与经营决策的表决权，构造因重大影响丧失对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进行重分类，其目的是将持有被投资方8.37%的权益性投资由“长期股权投资”重分类为“交易性金融资产”，获取巨额会计政策变更收益。因此，投资方在面临ST警示压力下，为了扭转业绩连续亏损的趋势，董事辞职成为改善投资方业绩的操纵方式，利用《长期股权投资》《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准则间的差异，进行会计政策变更且经注册会计师审计认定的增加投资收益6.9462亿元，剔除对递延所得税负债和递延所得税费用的影响，2019年报累计增加收益6.59亿元，成功实现业绩反转和规避股票被ST警示的风险。
四、规避利用会计政策变更操纵利润的措施
投资方利用高管辞去被投资方的外部非独立董事职务，达到将权益性投资由具有重大影响的长期股权投资转换为交易性金融资产的目的，利用《长期股权按投资》《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准则对权益性投资适用的会计政策差异，创造权益性投资的重分类条件，通过确认巨额投资收益实现业绩反转，规避退市风险。这种利用会计准则之间的差异或漏洞，在准则范围内创造权益性投资重分类条件，通过会计政策变更获取巨额投资收益的行为，成为核心业务亏损类上市公司操纵盈余的新型方式。为了维护资本市场健康发展，提高信息透明度和规避上市公司处心积虑的操纵行为，需要各方协同监管、识别上市公司的各种操纵行为。
(一)增加核心业务利润指标的披露
董事辞职带来巨额投资收益，表面上營业利润和净利润实现了扭亏为盈，实质上公司的经营业绩和管理能力没有得到改善，这种会计信息不能反映公司的真实业绩，容易误导投资者理性决策。高质量的会计信息具有鉴别功能[8]，有助于识别高管的行为动机，是企业资源配置效率和社会财富分配效率的重要依据。魏涛等[9]发现无论是亏损还是盈利的上市公司都倚重非经常性损益进行盈余管理，董事辞职实质上是利用投资收益达到盈余操纵的目的。依据《企业会计准则》披露的会计信息具有价值相关性，对资本市场具有价值解释能力[10]。《企业会计准则》(2006)之前，投资收益的披露方式在营业利润之后，投资收益不影响营业利润，与国际会计准则实质趋同后，投资收益成为营业利润的重要组成部分。现行利润表中营业利润包括经常性损益和非经常性损益，经常性损益反映企业的核心利润，非经常性损益涵盖投资收益、公允价值变动损益、资产处置收益等项目。现行利润表中营业利润不代表企业的经营业绩，大量非经常性损益的出现导致营业利润的决策有用性日益下降。
为了规避核心业务亏损类上市公司利用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实施处心积虑的操纵行为，如董事辞职案例中通过操纵长期股权投资重大影响的丧失条件，确认巨额投资收益达到提高营业利润的目的，建议调整现行利润表中营业利润的构成内容，将营业利润分解为核心业务利润、投资利润和筹资利润，排除投资活动、筹资活动相关损益对核心业务利润的影响，核心业务利润由企业经营活动利润构成。要求上市公司披露核心业务利润，即使出现董事辞职获取巨额投资收益的行为，也无法调节核心业务利润指标。增加核心业务利润信息披露，有助于投资者评价企业的内生性增长、经常性损益情况，做出理性的投资决策。
(二)发布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引和操作指南
《企业会计准则》过度原则导向[11]，为上市公司财务造假提供了巨大的操纵空间[1]。为了规避业绩预警风险和退市风险，核心业务连续亏损类上市公司具有强烈的动机通过非经常性损益项目操纵营业利润和净利润，掩盖真实业绩亏损的事实。过度原则导向的企业会计准则对交易或事项的确认存在会计政策选择差异，如持股比例没有达到重大影响的权益性投资，从持股比例的形式上不能归属于长期股权投资，若投资方对被投资方委派外部非独立董事，参与被投资方的权力机构表决，实质上对被投资方的财务与经营政策制定具有重大影响，根据“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对持股比例低于20%的权益性投资选择长期股权投资进行核算。若投资方没有委派董事，则视为不具有重大影响的权益性投资，作为金融资产核算。同样的权益性投资，投资方是否外派董事成为遵循不同会计准则的重要考量因素，依据不同的会计准则对会计利润产生重大影响。这种会计准则之间的差异或漏洞，为核心业务亏损类上市公司盈余操纵提供了选择空间和机会，过度原则导向的会计准则缺少系统化的应用指引和操作指南，给上市公司设计资产重分类条件实施盈余操纵提供了辩解的合规性理由，也是我国资本市场上财务造假屡禁不止的原因。
财政部会计准则委员会围绕《企业会计准则》发布了13号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对会计政策选择或调整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解释和说明，但过度原则导向的会计准则和解释仍无法满足日益复杂的交易或事项确认要求。为了规避监管，有些上市公司利用会计准则之间的差异处心积虑地设计会计准则选择的判断条件，通过复杂交易或事项，选择对自己有利的会计政策。复杂交易或事项的会计处理依据和指引日益模糊，建议在企业会计准则原则导向的基础上，对存在差异或漏洞、运用会计判断或会计估计的会计准则辅助以更多的应用指引和操作指南，如权益性投资重分类的实质判断条件、资产重分类损益的确认与计量、会计政策变更损益的披露方式等给予指引和指导，压缩会计准则差异的操纵空间。
(三)加大交易所的持续追踪问询力度
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华仪电气虚假信息披露，采用反复发监管工作函进行追踪问询，要求华仪电气对历次问询事项与历次回复内容的一致性、合理性进行详细说明，华仪电气在重复问询、持续问询压力下回复内容自相矛盾，自曝20亿元的财务黑洞⑧。上海交易所通过持续追踪问询制度揭露华仪电气虚假信息披露的成功案例，值得监管机构学习和推广。监管机构问询函是以政府为主体要求上市公司对一些操纵行为、误导投资者的不合理行为加以解释，为资本市场提供增量信息。交易所问询函“以披露促合规”的事中事后监管制度，具有较强的独立性、专业性和权威性，其监管效果和经济后果也得到理论界的肯定，如交易所问询函制度不仅可以缓解信息不对称程度[12]，还可以提高年报的披露质量[13]。对上市公司的重大交易或事项，通过问询函方式可以促使上市公司披露增量信息，让投资者了解企业内部人的行为动机，增加内部人操纵业绩的难度。对利润表中的营业利润、净利润与实际经营状况长期背离、严重偏离的上市公司，监管机构应将其纳入长期监管的范围，给予持续的重点关注。对核心业务亏损类上市公司，借助投资收益、资产处置收益等非经常性损益操纵行为，建议监管部门采用“穿透式”的持续追踪问询方式，通过“重复问询”“持续追踪”等方式要求被重点关注的上市公司对引起业绩变化的会计政策变更进行详细的说明，还要求其对过去的类似操作、未来可能的类似操作以及业绩影响进行详细说明，除了促使公司披露更多的增量信息和前瞻信息之外，还可能会使上市公司自爆问题、戳穿自己编织的谎言。
对媒体报道上市公司董事辞职导致获利6个亿的案例，深圳证券交易所及时发出问询函(深交所关注函〔2019〕第362号)质疑权益工具投資确认和计量的核算方式变化的合理性，投资方对深交所关注函回复公告(2019-106)中详细解释了董事辞职确认投资收益的依据和合理性，实质是利用《长期股权投资》重大影响的判断条件，论证因董事个人原因辞职导致对被投资方8.37%的权益性投资不再具有重大影响，根据《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准则，将该项投资由“长期股权投资”重分类为“交易性金融资产”的合理性。如果深交所在2019年报披露前追加问询、持续问询，对董事辞职事项重复问询对2019年报的影响、以前期间及未来期间的类似操作事项，将导致投资方披露更多类似操作的增量信息，不仅对上市公司起到警示作用，也有助于提高上市公司年报的披露质量。
五、研究结论
本文对媒体报道“董事辞职导致获利6亿元”的社会关注事件进行研究，利用辞职董事的委派方(投资方)2015—2019年公开披露的财务报告和公司公告，分析投资方公司的业绩趋势和业绩特征，研究发现：(1)公司核心业务，即经常性业务长期亏损，投资收益成为公司弥补核心业务亏损，调节营业利润和净利润的重要手段;(2)投资收益作为损益的调整工具，主要依赖于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即操纵长期股权投资重分类的实质判断条件，设计权益性投资适用会计准则变更，达到会计政策变更的目的，进而确认会计政策变更收益;(3)董事辞职的形式是个人原因，实质是操纵丧失长期股权投资重大影响的判断条件，达到将持有被投资方8.37%的权益性投资由“长期股权投资”重分类为“交易性金融资产”，累计增加收益6.59亿元，达到扭转2018年净利润持续亏损的趋势。
根据投资方对外公布的2019年度财务报告，注册会计师在审计报告中指出“对持有河南思维自动化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权从长期股权投资核算转换为金融资产核算”列为“关键审计事项”“不对该事项单独发表意见”，关键审计事项中详细列出了投资方对被投资方持股比例的变化过程，以及经审计的“对持有思维列控的股权从长期股权投资核算转换为金融资产核算影响当期投资收益6.9462亿元”⑨(未考虑递延所得税费用的影响)。对利用企业会计准则之间的差异或漏洞，处心积虑地设计会计政策变更条件，达到操纵业绩的行为，除了注册会计师加强审计监督外，建议增加核心业务利润信息披露，加大问询函持续追踪力度，发布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引与操作指南等措施压缩会计准则操纵空间，提高上市公司信息的披露质量。
【参考文献】
[1] 黄世忠.康美药业财务造假延伸问题分析[J].财会月刊，2019(17)：3-6，178.
[2] MCVAY S E.Earnings management using classification shifting：an examination of core earnings and special items[J].The Accounting Review，2006，81(3)：501-531.
[3] FAN Y，LIU X.Misclassifying core expenses as special items：cost of goods sold or selling，general，and administrative expenses?[J].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2017，34(1)：400-426.
[4] MALIKOV K，MANSON S，COAKLEY J.Earnings management using classification shifting of revenues[J].The British Accounting Review，2018，50(3)：291-305.
[5] 程富，王福胜.基于分类转移的盈余管理研究：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财经研究，2015(7)：81-94.
[6] 叶康涛，刘雨柔.高管薪酬激励契约与会计科目归类操纵——基于一项准自然实验的证据[J].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34(5)：45-56.
[7] 冉春芳.会计政策选择、长期资产配置与国企高管隐性腐败[J].财经问题研究，2015(9)：63-71.
[8] BUSHMAN R，SMITH M.Financial accounting information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J].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2001，32(1)：237-333.
[9] 魏涛，陆正飞，单宏伟.非经常性损益盈余管理的动机、手段和作用研究——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管理世界，2007(1)：113-121，172.
[10] 薛洪岩，魏翠兰.有效市场、异质信念与会计准则价值相关性[J].会计之友，2014(34)：83-85.
[11] 王彪华，杨亚军.企业会计准则规范化对国家审计准则的影响[J].会计之友，2018(1)：128-130.
[12] JOHNSTON R，PETACCHI R.Regulatory oversight of financial reporting：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comment letters[J].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2017，34(2)：1128-1155.
[13] 陈运森，邓璐，李哲.证券交易所一线监管的有效性研究：基于财务报告问询函的证据[J].管理世界，2019(3)：169-185，2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