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社区医疗联动机制
医疗机构联动机制
昌 吉 市 第 二 人 民 医 院
昌吉市第二人民医院与昌吉市人民医院
应急协调联动机制
为进一步提升我院卫生应急管理水平和卫生应急能力，加强辖区内医疗机构之间应急协调联动反应能力，根据市卫生局印发的《昌吉市医疗卫生机构应急协调联动机制工作方案》，特制订我院与昌吉市人民医院应急联动机制。
一、联动医院与职责
1、联动医院：昌吉市人民医院、昌吉市第二人民医院
2、联动医院职责：
主要负责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病人的现场抢救、转运、诊断、治疗、医院内感染控制。
二、处置程序
1、医院接到事件报告后，在第一时间内派员赶赴事件现场，在卫生局统一领导和指挥下，按照各自职责开展工作，及时开通应急救援“绿色通道”。
2、按事件处置总体方案正确实施医疗救治和现场调查，按照现场抢救、院前急救、专科医护的不同环节和需要组织实施救护，控制事态扩大，最大限度减少事件造成的经济损失、人员伤亡和社会负面影响。
三、联动工作制度
1、卫生应急联动联席会议制度
(1)卫生应急联动联席会议每半年召开一次。遇有特殊情况，可随时召开。联席会议由我院与市人民医院应急办组织召开。
(2)卫生应急联动联席会议可以通过工作总结会、工作部署会、座谈会、研讨会或现场会等形式召开，每次会议应明确主题和具体内容。
(3)联席会议主要分析研究两家医院在贯彻执行卫生应急法律法规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协调解决卫生应急工作中的难点问题。
2、卫生应急联动联络员工作制度
联络员：黄新华昌吉市第二人民医院应急办主任
联系电话：1389964974
5余海英昌吉市人民医院应急办主任
联系电话：139995589
31联络员职责：收集本单位的应急管理工作情况，反馈应急管理工作的建议和意见，落实卫生局应急办交办的各项任务。
3、卫生应急联动工作督查制度
(1)重要节日、重要活动、特殊季节期间，应急办对医院的卫生应急工作落实情况进行督查。
(2)每次督查结束后，应写出督查情况报告，并及时向督查部门、科室通报，提出改进和加强工作的意见。
4、卫生应急联动值班工作制度
(1)严格执行值班制度。
(2)值班人员确保24小时联络畅通。
(3)接到急诊科上报突发事件的电话，值班人员应迅速向分管领导汇报，并按要求调集相关人员、器材装备迅速出动，赶赴现场。
(4)应急救援力量出动后，值班人员应随时保持与救援人员的通信联络。
(5)联络人员及联系方式有变化时，应在第一时间向卫生局应急办报告备案，并通知昌吉市人民医院应急办。
(6)昌吉市第二人民医院值班专用电话：
2286890(白班)
2285753(夜间及节假日)
昌吉市市医院值班专用电话：
正常上班时间：2288677(医务部)
下 班 时 间： 2287142(总值班)
昌吉市第二人民医院昌吉市人民医院
2014年6月11日2014年6月11日
第二篇：社区治理中“三社联动”机制探析
一、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一)研究背景
我国行政体制改革后，基层社区治理模式面临新的变化，原来由单位包办一切的福利模式不复存在，各类转移出来的职能落在了社区和社会组织的肩上，政府将部分管理职能交给社区来做，与此同时社区的发展为社会组织的培育，专业社会工作机构承接政府职能转移提供了有力条件。鉴于我国现在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利益需求逐渐多元化，以往传统的公共服务着重社会经济方面，忽略了民众的需求。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居民对社会公共服务的需求也日益增多，传统的公共服务已经难以满足社区居民需求。社区内迫切的需要一些专业社工人才，为居民提供专业化服务。近年来，各类社会组织在承接政府转移职能、参与社区公共服务等方面的作用日益显现。这些都为“三社联动”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广阔的空间。
2015年10月，民政部部长李立国在全国社区社会工作暨“三社联动”推进会上明确提出：力争到2020年，绝大部分城市社区和多数农村社区都能形成及时回应居民需求的社区服务体系，每个城市社区至少有10个以上、农村社区至少有 5 个以上社区社会组织，有专兼职专业社工或接纳民办社工机构从事社会服务活动，达到社区社会组织更加活跃、专业社工作用更加明显、城乡社区更加富有活力。可以预见的是，5年之后，基层社会服务管理将会焕然一新，特别是社会服务方面将会有质的提升。从2015年开始，内蒙古自治区尝试在社区治理中运用“三社联动”模式。
(二)研究意义
本文的研究将基于笔者在社工机构实习时参与项目的过程中，参与项目实施的经验，具有较强的直接性、实践性和经验性。除了自身经历之外，还将总结国内不同地区极具代表性的“三社联动”模式。巴彦淖尔市“三社联动”虽然已经开始探索，但仍然处于探索阶段，结合巴彦淖尔市“三社联动”在金川社区的实践，总结“三社联动”在社区治理中的成效，找到社会工作专业发挥专业的空间以及在社区中如何调动社区、社工和社会组织的积极性来促进社区发展，期待这一社区治理的模式能够运用到其他社区的治理中。
二、问题的提出 随着我国创新社会治理的变革，社区、社会组织以及社会工作者成为创新治理的重要着力点。巴彦淖尔市“三社联动”是政府牵头购买服务，社区提供平台，社会组织为载体，社会工作为专业支撑，最终满足居民需求，在社会组织引入外部资源和社会力量之后，社工提供专业化、有针对性服务，把矛盾化解在社区、把多元服务供给实现在社区的一种新型社会治理模式、社会服务供给方式和全新的社会动员机制。金川社区的实践覆盖丽水社区、丽景社区、锦绣社区、今日尊府、江南华府、明珠城、北欧印象、河套书院等8个社区，社工机构深入社区，以地区发展模式为理论基础，培育社区自治组织参与社区建设。在这个过程中建立项目运行机制以及社区照顾体系，为之后社区治理提供可持续的运行模式，达到社区治理可持续的效果，以便将模式推广到其他的社区治理中。
其目前，大部分的研究都集中在“三社联动”模式的选择上面，而不同地区的“三社联动”运行机制并不相同，如何根据地区情况，选择正确的发展模式和策略才是关键所在。“三社联动”机制作为一种探索社区治理的新路径，是创新民政工作，提升社会治理的一种新举措。本文以金川社区“三社联动”的实践为例，将参与社区治理的各个主体看成是在一个社会系统之中，总结“三社联动”各方在参与社区治理中发挥的作用，发现其中存在的问题，从不同角度提出具有创新性和可行性的建议，提升服务管理水平。
三、研究方法
(一)文献法
深入研究与“三社联动”和社区治理相关的国内外文献，总结社区治理经验，研究“三社联动”机制推进社区治理是建立在对国内外大量文献研究的基础之上。
(三)比较研究法
通过比较国内典型城市社区中的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参与社区治理模式的优缺点，试图为巴彦淖尔市社区治理提供有意义的启示和借鉴。
(四)访谈法
笔者通过参与巴彦淖尔市金川社区“三社联动”社区服务的实践，直接与三社联动中的各个主体进行对话，通过访谈的方法获得第一手资料。
四、文献综述
(一)关于社区治理的文献研究 1.国外关于社区治理的文献研究
治理理论已成为理解当代社会现实的一种重要而有益的方法工具与分析框架。西方是社区治理理论与实践的发源地，西方社区治理研究主要涉及从公民治理视角研究社区治理的内涵和社区治理的应用方面。
社会学大师安东尼·吉登斯(2000)曾认为社区这一主题是新型政治的根本所在[1]。
胡钦森(2010)则认为社区治理是治理的灵魂工作[2]。海伦·苏利文(2001)提出了社区治理的三大核心主题，即社区领导力、促进公共服务的供给与管理、培育社会资本[3]。
青木昌彦(2002)认为社区中产生的自愿组织，最主要的意义不在于提供公共产品本身，而是社会资本[4](P.35)。
在社区治理的应用方面，盖茨(1999)在《社区治理》中提及，城市社区治理作为一个复杂的治理结构，政府和社区之间的关系是其中最重要的方面。政府、社会团体和公民要团结合作、平等协商，共同承担职责和分享权力[5]。
博克斯(2005)在《公民治理：引领世纪的美国社区》一书中把美国社区治理模式称之为以公民为中心的治理结构，并认为社区治理和公民治理是等同的，其目的就在于给美国社区治理打上民主化的烙印[6](P.7-9)。
L.M.Mantel 和J.D.David(2006) 则认为社区听证会为居民提供交流的场所和相互了解机会，听证内容主要是关于社区公共利益、社区居民普遍关注的热点和难点问题，在消除分歧，达成共识，推动社区治理方面发挥巨大作用[7]。
综上所述，国外学者关于社区治理的研究主要着眼于治理结构、管理模式及构成要素等方面的理论研究，这与百年以来他们长期开展社区研究所形成的学术积淀是有很大关联性。从中可以看出，国外的社区治理的研究有着良好的基础，拥有特定的机制和环境,所以研究成果较为丰富，且与社区治理联系紧密。其研究方向围绕具体的社区公共事务的处理方式展开研究，密切注意社区的发展变化，同时社区发展中的资源挖掘也是他们关注的问题。
2.国内关于社区治理的文献研究 国内关于社区治理的研究经历了从引入到本土化并实践发展的过程。夏建中(2012)认为社区治理的定义是在接近居民生活的多层次复合的社区内，依托于政府组织、民营组织、社会组织和居民自治组织以及个人等各种网络体系，应对社区内的公共问题，共同完成和实现社区社会事务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过程[8](p.100)。王敬尧(2006)提出了在社区建设中的参与式治理方式[9];吴群刚(2011)等以北京的社区治理为例，探讨了基层社区服务管理的创新和实践[10](P.1-3)。
我国学者潘小娟(2004)认为“在社区建设中非常主要的是政府、社区居委会、社会组织三者之间的关系，三者需要各自找好自己的位置，合理分工，有序互动，从而将越位、错位、缺位等问题的出现的概率降到最低，避免造成制度性缺陷和矛盾”[11]。
我国学者冯玲、李志远(2012)认为“资源配置是影响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的重要因素，提倡要多元主体参与资源配置，提倡多个主体参与社区治理，全方面参与社区服务”[12]。
魏娜(2003)认为“社区治理是通过政府与社区组织、社区公民的共同努力实现社区三个层面的转变，即改善社区环境、促进社区经济发展、提高社区居民生活质量，社区治理模式的创新将促进社区乃至整个社会的稳定与发展”[13]。
从国内学者的文献梳理来看，一方面国内关于社区治理的研究在理论视角方面仍有可拓之处，另一方面国内关于“三社联动”推进社区治理的研究已经悄然成为学术界的新热点。我国学者文献研究的背景材料、调查证据和学术观点，对于深化“三社联动”推进社区建设与治理问题的研究，无疑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通过以上对国内外文献研究的梳理来看，社区治理理论具有了一定的基础，这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研究提供了理论和实践基础。在社区发展和配置资源方面，社区治理的参与主体应该多元化已成为国内外学者普遍认同的观点。而参与社区治理的主体多元化的方式和发展“三社联动”机制是分不开的。
(二)关于三社联动的文献研究 1.“三社联动”的概念界定
杨贵华、徐选国(2016)认为“三社联动是在政社分工与合作的内在机制下，通过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等外在化机制，激发社会活力参与社会建设，促进政府与社会力量(社区主体、社会组织及社会工作者)分工协作以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创新的双重目标过程及其实践逻辑”。其中社区包括街道和社区居委会以及社区层面的党组织;社会组织包括具有合法性资质的法人社会组织和法定意义以外的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指专业社工和社区工作人员[14]。
王思斌、徐永祥、曹国会(2015)为代表的学者认为“‘三社’是指社区居委会、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者在社区服务、社区建设、社区治理方面联合行动、互相促进，实践各自职能和获得共同发展的过程。‘三社联动’就是在三方理性基础上的联合行动，是在寻求共同目标和最大共识基础上的协作与合作”[15]。
叶南客(2010)将“三社联动”定义为：三社联动是指通过社区建设、社会组织培育和社会工作现代化体制建立的“三社联动”，形成“三社”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相互促进的良好局面。并提出内需驱动型、政府主导型、项目引导性、理念践行型、体制创新型，5种“三社联动”类型;并在相应理论支撑下，提出了推进“三社联动”的发展战略[16]。
“三社联动”在民族社会工作的应用中，汪东东、王华(2014)认为“三社联动”是指社区、社会组织、社工三者之间的互动，其中社区是社会组织与社工活动的场域，社会组织是承载项目运行和提供服务的主要机构，而社工则是从事一线服务的主要职业人员，三者联动有益于整合社区资源，形成合力服务于民族地区”[17]。
介于对“三社”概念界定的不同，“三社联动”目前有三层含义：第一将“三社”均视为工作主体。社区是社区居委会，社会组织应该是独立注册的服务机构，社工则是社工机构及其工作者。基于此解读，社会治理背景下的“三社联动”就应该是社区居委会、社会组织、社工机构(及其工作者)基于平等原则的互动，在应对集体事务的过程中，三个主体相互依赖、各依优势、加强对话、伙伴合作，促使公共利益最大化。二是将“三社”视为多维概念。社区是由若干具体议题组成的实践场域，社会组织是具体服务的载体，社工则指社会工作方法。基于此解读。“三社联动”就应该是社会组织尤其是社工机构针对社区民众的具体问题和需求，运用社会工作方法提供相应服务。三是整合前述两者的内涵。社区居委会、社会组织、社工机构运用社会工作方法，基于平等原则进行伙伴式互动，疏解社区民众的具体问题，满足其需求，以促使公共利益最大化[18]。 2.“三社联动”的模式
崔光胜、耿静(2015)通过分析在基层社会服务管理发生深刻变化的新形势下，社区、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人才(简称“三社”)的基础作用日益凸显，政府开展的公益创投推进了“三社联动”，社区、社会组织及专业社工能够形成较好的协作关系，不仅共同推进了公益项目的良性运作，还进一步丰富了“三社联动”工作机制的内涵[19]。
陈丽、冯新转(2012)在研究江苏个案后总结认为，在政府的领导下，专业社工介入社区建设和发展，社会组织为社区居民提供全方位服务，社区居委会带动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活动，从而构建社区管理的新形式[20]。
叶南客、陈金城(2010)通过对地方实践的经验总结，归纳出“三社联动”的五大元素，分别是：当地政府的规范引导、社区居民的动员参与、社会组织的服务管理、专业社工的指导带动以及社区体制的创新变革，同时，由于对社区、社会组织化及社工的不同解读，“三社联动” 围绕以上五个元素，结合地区特色，因地制宜的发展出不同的模式，将其归纳为以下五种模式[21]：内需驱动型、政府主导型、项目引领型、理念践行型、体制创新型。
李文静、时立荣(2016)对“三社联动”社区治理的实践模式进行了总结归纳，将其分为一是社会组织委托型，二是社工机构服务型，三是项目指导型[22]。
郎晓波(2012)阐述了江干地区“三社联动”推进社区工作的具体模式：江干区按照“分类指导、分类管理、分类建设、整体推进”的思路，以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为重点，以群众需求为导向，着力构建以社区为基础、社会组织为载体、社会工作者为支撑的“三社联动”服务管理模式，逐步形成政府与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互联、互动、互补”大服务工作格局[23]。
卢文刚(2016)对三社联动优化路径进行了详细的总结和对比得出：上海以社工专业化推动“三社联动”新格局;南京市通过街区体制改革，推动“三社联动”机制发展，需求驱动，强调创新，强调自治，项目运作，紧贴实际;广州是135“三社联动模式”;北京通过“四项机制”+“三个平台”驱动“三社联动” [24]。
3.“三社联动”的机制建构 叶海波(2013)在“三社联动”与社区社会组织的关系上，以泰州市“三社联动”的实践为例指出健全“三社联动”机制，搭建四位一体社区社会组织平台、探索三级管理的社区社会组织培育模式、在“双工”联动基础上提升社区社会组织服务水平、最后完善相关的工作机制助推社区社会组织健康发展[25]。
陈跃(2012)在研究了美国社会工作服务领域运作机制后，提出了如何创新张家港市社会服务的建议。他认为，发挥社区自治，提供社区服务;培育社区社会组织，承接公共服务;壮大社工人才队伍，关注介入社会问题，是创新开发社会服务领域的总体方向[26]。
李梦娇(2015)在研究了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国泰花园社区服务中心“三社联动”的探索性运行机制后，总结出 “政府主导，社区监管，民间运作”的模式，为社区居民尤其是特殊困难群体提供多领域、综合性的专业服务。国泰花园社区服务中心采用匹配社区资源与需求，社会组织“绑定”项目促发展，找准社工定位，开发特色项目[27]。
“三社联动”需要通过政策制定、领导机制和工作机制建设来推动形成由下而上、内外互动的联动形势[28]。“三社联动”机制的构建，要在明确“三社”的角色和各自职能的基础上，在地区和社区两个层面构建起社区、社区组织以及社会工作者有效的合作机制，实现优势互补，提高社会服务的质量和效率。社区在“三社联动”中角色是资源配置平台，支持和整合配置社会组织及社工专业服务;社区社会组织是社区参与的动员者，是社区服务的组织载体,也是社工专业服务的组织载体，反应社区需求，在社工协助下，设计和实施相关服务;专业社会工作者则是专业需求的评估者和专业服务的引领者，在政府资源的支持下，因地制宜地评估需求，设计服务方案，通过培训、督导、评估等技术支持手段培育社区社会组织，与此同时，推动社工专业人才队伍的建设[29]。在"“三社联动”机制的探索路径上要着力探索“三社联动”中“三社”联合项目运作机制，项目运行机制主要包括三个部分: 一是政社合作培育社区治理组织; 二是政府购买服务连接各类联动主体，形成联动服务模式;三是采取项目化的运行方式[30]。通过对需求量大且专业化服务要求高的社区服务采用项目化运作，在提升服务效率和服务水平的同时，培育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者的专业化服务，探索“三社联动”机制。 综上所述，学者们关于“三社联动”的研究或者是在探索“三社联动”的模式选择，或者是针对不同地区的“三社联动”机制对改善社区治理的成效进行说明，大多数改善社区治理的主要方式是通过培养社区社会组织，提升社会组织服务水平，完善社区工作机制。很少有学者研究“三社联动”机制在改善社区治理模式的同时，为社区居民具体带来了哪些实际效益，可以为社区带来哪些可供借鉴的方式方法。
“三社联动”为社区治理开创了新模式，但是社区是否能够在模式框架下开展工作这是个问题，本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社联动”机制如何参与社区治理以及取得的成效，重点是为社区提供可供复制和循环利用的工作模式，这才是支撑社区治理模式创新的重要保证。
四、文献综述
(一)关于社区治理的文献研究
1.国外关于社区治理的相关文献研究
社区治理是现代化社会管理的重要内容，治理理论已成为理解当代社会现实的一种重要而有益的方法工具与分析框架。由于西方研究起步相对较早，因而西方社区治理研究相对比较成熟，而且理论运用也相对较多，从运用情况来分析，西方国家的社区治理比较成熟。
社会学大师安东尼·吉登斯(2000)曾认为社区这一主题是新型政治的根本所在[1]。
胡钦森(2010)则认为社区治理是公共治理的关键性工作[2]。学者海伦(2001)通过对社区治理进行研究，针对于其提出了司考，针对于社区治理提出了主题思想 [3]。
学者青木昌彦(2002)通过研究指出，社区最重要的意义体现在社区可以提供相应的社会资本，与公共产品并没有什么多大的关系 [4](P.35)。
在社区治理的应用方面，学者盖茨(1999)通过研究指出社区是一个复杂的结合体，尤其是城市社区，对其进行治理往往需要涉及非常多的内容，其中政府和社区的关系是社区治理的关键性内容，对社区的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因此，协调好政府与社区的关系是社区治理的重要内容[5]。
学者博克斯(2005)通过研究指出社区治理模式体现了社区发展方向，其在其著述《公民治理》中对美国社区治理问题进行分析，其指出这是最适合社区的发展方向，其指出社区治理就是民主化的发展过程[6](P.7-9)。
学者L.Manntel(2006)通过研究指出社区是居民聚集的重要场所，社区听证可以为社区的居民表达意向提供机会，一般意义上来讲，社区听证的内容是出于公共利益，是涉及社区治理方面的内容，需要社区居民积极参与并发挥相应的作用 [7]。
综合来分析，西方国家社区治理研究起步较早，研究成果相对比较丰富，可以为我国社区治理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通过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来国外社区治理偏向注重社区治理结构、社区管理等内容，注重为社区治理提供相应的联系机制，推动社区进一步发展。
2.国内关于社区治理方面的文献研究
国内关于社区治理的研究经历了从引入到本土化并实践发展的过程。学者夏建中(2012)通过研究指出社区治理是指在一个具有多层次结构的复合地区，出于维护地区公共利益的目的，通过完成社区事务管理为目标来推动社区发展的过程 [8](p.100)。
学者王敬尧(2006)通过研究指出社区的建设离不开公共投入发展，社区管理模式是地区发展的具体治理方式 [9];学者吴群刚(2011)通过结合具体的案例展开研究，其指出基层社区治理离不开地方管理进一步发展，对基层管理问题进行了探讨和分析[10](P.1-3)。
潘小娟(2004)通过研究指出社区管理的主要内容是政府，政府在社区管理过程中居于最重要的地方，对此社区要积极通过加强与政府的联系提升社区的管理水平，进而促进社区管理进一步完善，避免产生相应的矛盾[11]。
冯玲(2012)通过研究指出资源配置对地区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社区也不例外，资源配置对社区的治理有着非常大的影响 [12]。
学者魏娜(2004)通过研究指出社区治理集中体现在积极提高社区的生活质量，通过相应的措施促进社区的生活质量改进，提升地区经济发展总量。优秀的社区治理模式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带动社区居民生活质量提升，进而促进整个地区经济发展[13]。
从国内学者的文献梳理来看，一方面国内关于社区治理的研究在理论视角方面仍有可拓之处，另一方面国内关于“三社联动”推进社区治理的研究已经悄然成为学术界的新热点。我国学者文献研究的背景材料、调查证据和学术观点，对于深化社区与政府关系变动，促进社区发展的内容来分析，相关研究文献可以起到非常好的指导作用，价值与意义不言而喻。
结合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来社区治理理论研究具有较成熟的基础，而且可以为本文的研究提供相应的基础。在社区发展和配置资源方面，社区治理的参与主体应该多元化已成为国内外学者普遍认同的观点，得到了广泛的认可。而这与社区联动是存在着密切关系的，因而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研究。
(二)这对于三社联动方面的文献研究
1.关于“三社联动”的概念
杨贵华、徐选国(2016)认为“三社联动是在政社分工与合作的内在机制下，通过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等外在化机制，激发社会活力参与社会建设，促进政府与社会力量(社区主体、社会组织及社会工作者)分工协作以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创新的双重目标过程及其实践逻辑”。其中社区包括街道和社区居委会以及社区层面的党组织;社会组织包括具有合法性资质的法人社会组织和法定意义以外的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指专业社工和社区工作人员[14]。
王思斌、徐永祥、曹国会(2015)为代表的学者通过研究指出三社就是社区组织活动中的社区居住委员会、社区组织委员会以及政府组织三社联动在很大程度上是指三个社区组织通过一定的机制联系起来，进而推动社区正常发展[15]。
叶南客(2010)通过研究指出，社区的三社联动是指社区建设、社区教育以及社区的现代化发展建设联系起来的内容，从这三个方面对社区的发展情况进行分析，进而促进社区进一步发展完善[16]。
“三社联动”在民族社会工作的应用中，汪东东以及学者王华(2014)对社区的三社联动持有不同的观念其指出三社联动是指社区、社区组织者以及社区工作者三个方面联动起来的活动，从这个角度出发，三社联动更加强调通过社区的能动机制来发挥其相应的主体作用，进而推动民族社会工作发展，其理论更加强调从民族社会的角度通过整合社区的资源来推动社区发展，进而推动社区发展
[17]。
不同的学者对“三社”的认识不同，因而有着不同的概念，对此，本文经过分析认为三社是参与社区活动的重要主题，其对社区的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结合前面对“三社”相关概念的分析，本文综合分析认为三社的概念可以从社区的组织者、社区的工作者、社区的服务者三个角度出发，通过三个社区机构多方联动带动社区正常运转，促使社区在科学的运作环境下取得长远的发展成就，这也是促进社区公共利益发展的重要措施，能够有效地带动社区进一步发展，进而促使公共利益最大化 [18]。
2.三社联动模式方面的研究文献
崔光胜、耿静(2015)通过分析在当前社会情况的分析，对我国基层社会管理问题进行了研究，围绕着三社联动活动及相应的社会效益进行分析，对三社联动产生的积极活动进行分析，从三社联动产生的公益积极性进行分析，旨在更大程度上推动三社联动朝着更高层次水平发展[19]。
陈丽、冯新转(2012)在研究江苏个案后总结认为，社区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引导，社区在政府的引领下会对社区的发展起着积极作用，而专业的社会工作者参与其中则能够更好地带动社区发展，有利于带动社区积极发展，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是社区发展的一个新方向，也是社区发展的新模式 [20]。
叶南客、陈金城(2010)通过结合具体的实践经验展开分析，对三社联动的活动形式以及活动进行分析，对三社联动的参与情况进行分析，并对三社联动的组织形式进行了分析总结，其通过研究总结出三社联动的活动模式主要包括五个类别，分别如下：
(1) 内需带动型 (2) 政府引导型 (3) 项目引导型 (4) 理念实践型 (5) 体制创新型
可以说这五种模式是当前三社联动的主要模式，其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三社联动的发展水平[22]。
郎晓波(2012)阐述了江干地区“三社联动”推进社区工作的具体模式。其从阐述地区发展的具体模式入手，通过结合地区的具体发展情况进行分析，并将这种联动方式进一步发展，促使三社联动模式进一步转化运用[23]。
卢文刚(2016)对三社联动优化路径进行了详细的总结和对比得出：上海以社工专业化推动“三社联动”新格局;南京市通过街区体制改革，推动“三社联动”机制发展，需求驱动，强调创新，强调自治，项目运作，紧贴实际;广州是135“三社联动模式”;北京通过“四项机制”+“三个平台”驱动“三社联动” [24]。 3.“三社联动”的机制建构
学者叶海波(2013)针对于三社联动与社区组织活动之间的联系进行研究，其通过结合地区性案例展开分析，对三社联动的发展情况进行分析，以泰州市为案例展开分析，通过对三社联动过程中面临着的问题及问题解决机制进行分析，从三社联动的角度对社区组织建设工作进行分析，强调通过双动来提升社区的发展水平，进而推动社区进一步发展[25]。
学者陈跃(2012)通过对美国的社会工作问题进行研究，对其社会工作模式情况进行分析，在了解美国社区运作服务的基础上对美国社区治理模式进行分析，并结合我国地区特征展开分析，主要结合张家港市的情况来展开分析，通过结合张家港地区的社会服务现状，对其服务发展情况提出相应的思考，旨在提升张家港市社区服务质量，推动社区服务朝向新的发展方向[26]。
李梦娇(2015)在研究了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国泰花园社区服务中心“三社联动”的探索性运行机制后，总结出 “政府主导，社区监管，民间运作”的模式，为社区居民尤其是特殊困难群体提供多领域、综合性的专业服务。国泰花园社区服务中心采用匹配社区资源与需求，社会组织“绑定”项目促发展，找准社工定位，开发特色项目[27]。
通过结合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理解三社联动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社区工作者以及社区组织者参与其中，通过以政府为领导核心，以社区工作者为主力军，社区组织者积极参与的情况下对社区的发展机制进行完善地分析，探索社区治理参与者在发挥各自只能的情况下对三社联动机制。在探索的过程中，要注重积极探索联合机制，通过加强政府与社区组织者之间的联系，推动社区组织与政府紧密结合，进而积极培育社区的治理组织，通过与政府合作带动社区治理模式走向专业化，同时，积极鼓励社区采取项目化的管理方式，对社区的治理模式走向专业化的道路，一方面可以提高社区的服务效率，另一方面还能有效地提升社区的服务质量，对于社区而言，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发展方向。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对三社联动的概念及相关研究有着一定程度的认识，对于社区治理而言，不同的社区存在着不同的特点，因而采取针对性的治理模式对社区的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三社联动能够有效地带动社区的治理水平以及服务水平，但是当前研究存在着一定的缺陷，大部分学者注重三社联动的理论研究，而对三社联动能够带来充足的利益研究相对较少，也就是说注重理论研究，而对三社联动的时间运用研究相对缺乏，不能满足我国当前实际情况。 从社区治理模式的角度来分析，三社联动在很大程度上为社区治理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考方式，而且能够为社区治理提供完善的理论借鉴，但是这些研究仍局限于理论化的研究，对于三社联动的机制构建以及机制运行都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对于如何实施三社联动以及如何发挥三社联动的价值均存在着一定的空白，对此本文综合诸多文献研究成果指出三社联动更加强调参与社区治理并缺德相应的效益，积极推动社区朝向积极健康的发展方向运行，能够有效地带动社区生活水平提升，这也体现了社区治理模式创新推动了社区建设发展的理念。
第三篇：小学、幼儿园与属地卫生医疗部门联动机制
小学、幼儿园与属地卫生医疗
部门联动机制
根据广东省教育厅《XX教育厅防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关于进一步做好教育系统疫情防控重点工作进展反馈平台应用工作的通知》和相关要求，我们认真防控新型冠状病毒，全力确保开学安全。为此我们积极与属地卫生医疗部门建立联动，结合本校实际制定相关机制。
一、加强组织领导。
学校作为防控工作主体，校长为“第一责任人”，学校安排专门力量落实防控有关指导工作，统筹推进各项防控措施落实到位。
二、加强信息通报。
进一步加强信息通报和协调配合，建立分工协作、齐抓共管的联动工作机制。学校向镇区卫健部门通报师生摸排的情况，卫健部门向学校反馈通报新冠肺炎疫情情况。
三、开展监督检查。
学校、卫健部门要在开学前联合对学校开展督导检查，列出学校疫情防控薄弱环节、隐患和存在问题清单，督促学校落实整改，防止疫情的输入和扩散。
四、联防联控。
学校要在开学前与XX卫生院(XX路)健康副校长联系人：XX，联系电话：XX，主动加强沟通，取得专业技术支持，开展联防联控工作。卫健部门要建立点对点联系学校制度，充分发挥健康副校长作用，明确专人联系学校。
五、完善应急处置机制。
学校要落实晨检制度，发现不明原因发热、咳嗽的师生时，应第一时间联系对应医疗机构进行排查，同时上报教育主管部门和属地疾控部门。一旦出现疑似或确诊病例，要在疾控机构指导下对相关环境实施消毒消杀，同时协助当地疾控机构开展流行病学调查、采样和密切接触者的追踪等后续工作。
六、学校配合卫健部门要加强对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培训与指导。
1、强化防控知识培训。开学前要组织防控人员学习新冠肺炎防控知识，属地卫健部门派出专业人员到校指导培训。
2、设置隔离观察室。学校要按照有关指引要求辟出相对独立的场地作为隔离观察区(室)，配备相应的工作人员和防护用品。隔离观察场所的设置由属地卫健部门负责指导。
3、加强校园清洁消毒。学校在疾控部门指导下，加强教室、图书室等各类场所的消毒与通风。校园内出现疑似病例或有聚集性发热病例时，学校要及时与属地疾控中心联系，开展随时消毒和终末消毒。
4、加强饮用水卫生管理。学校要在卫健部门的指导下加强对学校饮用水的卫生管理，
做好供水设施的清洁、消毒工作。
5、开展应急演练。学校要在当地卫健部门指导下，完善应急预案、晨检和日检流程并开展校内应急演练，开学前进行一次全流程演练。
XX小学
2020年4月3日
第四篇：联动机制
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有关大部制改革的思路，引起各方的关注。那么究竟什么是大部制，中国为什么要进行大部制改革，大部制改革有可能出现什么样的问题?本文将对此做一简要分析。
大部制改革最大限度地避免了政府职能交叉、政出多门、多头管理
所谓大部门体制，或者大部制，就是在政府的部门设置中，将那些职能相近、业务范围雷同的事项，相对集中，由一个部门统一进行管理，最大限度地避免了政府职能交叉、政出多门、多头管理，从而达到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的目标。大部制，是国外市场化程度比较高的国家普遍实行的一种政府管理模式，比如“大运输”、“大农业”等，并在公共管理变革中有了新的发展，如决策权与执行权的分离等。
按照大部制的思路调整政府组织结构，无疑会对政府的管理和运行产生重要影响。实行大部体制管理，不仅可以大大减少政府部门之间职能交叉、重叠，政出多门，沟通难、协调难等方面的问题，改“九龙治水”，为“一龙治水”，或者接近于“一龙治水”，同时，通过政府部门的整合和调整，能进一步理顺部门之间的职能，减少机构的数量，减少过多的协调和沟通的环节，这对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也具有重要意义。
实行大部制管理模式，是否与小政府的目标相冲突
可以说，只要实行市场经济体制，要真正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就必然会朝着大部制管理方向迈进。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客观上要求政府不能过多干预微观经济，反映在政府体制上就是必须走大部制管理的道路。也许有人说，我们不是一直倡导小政府吗，如果实行大部制管理模式，是不是与小政府的目标相冲突呢?其实这是一种误解。
我们知道，“小政府，大社会”是一个形象的描绘，是人们期盼政府规模不要太大，不要把更多的钱花在政府自身;但政府的规模和管理能力的大小，必须和它承担的责任相适应。
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出现的新领域需要政府管理。如伴随网络的出现，有了网络犯罪、网络经济、网络传播媒体等，这些对社会影响不管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都非常大，都需要政府进行必要的管理。过去政府没有这方面的管理功能，现在政府就要配备专业人才，进行管理和引导。所以“小政府，大社会”和大部制是两个不同的含义，二者都有其特定的范围，不应该简单地等同或者对立。退后一步说，即使在“小政府”内部，也不可能是“一锅粥”，而是要设置必要的部门，各司其职，对社会进行管理或提供服务。这就是说，即使政府规模较小，内部也需要科学分工。而大部制适应了市场经济发展和科学设置部门的管理需求。
大部制改革值得注意的四个问题
按照大部制的思路调整政府组织结构，无疑会对政府的管理和运行产生重要影响。但是笔者要提醒的是，我们要冷静地看待大部制改革，尽管这一管理模式在国外有比较成功的经验，但是在我们这样的体制下，究竟能不能十分有效，建立的过程中可能遇到哪些阻力，都是我们更值得关注的。比如，实行大部制管理后，一个部门的权力更大了，能不能建立起有效的权力约束机制，就更加重要;再比如，在执政党的机构设置方面，如何与政府的大部制进行对接，不重复、重叠?还比如，在大部制管理模式下，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人大在机构的建设方面，如何加强对大部权力的监督和控制等。在具体推进的过程中，大部制改革是一步到位，还是逐步改革?首先选择在哪些领域改革等等，所有这些问题，都是我们需要认真思考的。
在笔者看来，当前有四个问题尤其值得关注:
第一，如何按照“决策、执行、监督”相互协调、相互监督制约的改革思路，重构政府权力结构和政府的运行机制，为监督大部制的权力，提供保障。在我看来，大部制可以有两种模式，一是在部与部之间，让有些部门专门行使决策权，有些部门专门行使执行权，有些部门专门行使监督权。二是在一个大部制内部，机构的功能要进行分化，有些机构专门行使决策权，有些机构专门行使执行权，有些机构专门行使监督权。这实际类似如国外政府机构实行决策权和执行权的相分离，执行机构内部可以引入市场机制，实行弹性管理。比如《政府采购法》颁布实施后，财政部是政府采购政策制定机构，但不是执行机构。执行权交给设在国务院办公厅下、由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代管的国务院政府采购中心。这样就把决策和执行分开了。
当然，对大部制的约束监督，更值得我们关注的还是如何从外部对其进行监督。实践证明，对公权力的制约，最有效的还是外部的监督，特别是人大、司法、公众、媒体等方面的作用，将会形成大部制改革的外部监督力量。
第二，大部制能不能有效遏制部门利益，也成为最关键的问题之一。大部制机构设置有可能把部门职能交叉、政出多门、相互扯皮问题，通过改变组织形态来加以抑制。过去部门之间职能交叉，决策周期长，制定成本高，协调沟通困难，原因就在于受到了部门利益的严重影响，所谓“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利益集团化”，导致政府运行成本太高、效率太低，甚至把部门利益凌驾于公众利益之上。有人担心，大部制改革可能把分散的部门利益，积聚为集中的部门利益。如果一个部门变为一个超级部，权力很大，对它进行监督恐怕更加困难。比如有人说，目前的发改委就是把若干政府部门整合到一起的“大部”，据观察，很多地方官员现在不跑国务院，只跑发改委，要钱、要物、要政策，使得发改委成了“小国务院”。大部制改革会继续走发改委模式吗?笔者认为，发改委模式不能简单等同于大部制，两者是有差别的。发改委主要是国务院的综合协调部门，几乎和每个专业部门都有关系，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卫生部、教育部等，所有这些部门都和发改委的某个处、司相对应。实际上，在我们这样的管理模式下，发改委究竟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存在，如何发挥综合协调职能是需要认真研究和解决的，也可以进行广泛的讨论。从这个意义上说，目前我国发改委的运作模式不是大部制的模式，倒是要对这种管理运行模式，进行认真研究和反思，进行相应的改革。举一个例子，2003年政府机构改革中，我们把专门负责经济体制改革的部门合
并到了发改委，现在看来，这样把整个体制改革方案设计的部门放在一个机构内，不一定合适，这个部门应该是超越部门利益的，如果放在一个政府部门内，很容易受到部门利益的影响，甚至会影响到改革政策的公正和公平。
第三，大部制改革可能会牵动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推进，真正的大部制也许很难确立。从更深层次来看，大部制改革的思路和方向，最终必然会涉及和涵盖到党政、人大等系统，因此是跨党政的，甚至要考虑党的权力和政府权力的对接，这个问题非常关键。比如文化部、广电总局与中宣部的关系，公安部、安全部、司法部与政法委的关系，中组部与人事部的关系等。过去这些年来，我们把中纪委与检察部合署办公，联动作战，成效显著，如何进一步整合党政部门，也许是下一步大部制改革中应该思考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应该把行政体制改革方案纳入到政治体制改革方案中，从国家权力结构上进行调整，也许更具有长远性。
第四，大部制改革的策略和方法也至关重要。应该看到，大部制改革的最大阻力，仍然是多年来被强化了的部门利益。比如在今年两会期间，有的人大代表建议将卫生部、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国家食品药品管理局、国务院中医药管理局整合为一个“人口与健康委员会”，但真的要这样整合恐怕难度还是很大的。不管这个动议能否被采纳，但这明显是一种大部制的思维。另外，“大部”内部的决策、执行、监督机构如何设置，权力如何划分?我们过去毕竟没有这方面经验，所以改革的策略和方法就显得很重要。
在我看来，中国的大部制改革很难一步到位，而应该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首先应该选择那些职能交叉突出、涉及公众、服务对象广泛，外部呼声比较大的部门开始，然后逐步扩大，而且一定要把结构调整和功能的定位进行有机的结合。建议中编办在设计机构改革方案时，要建立一个直属于中央编制委员会的高层专家委员会，借助专家力量，加上民众的讨论，使整合性的大部制方案经过充分论证，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减少领导者个人喜好的因素，也能够坚持科学性，立足长远，用智慧和制度规范大部制的改革。
铜鼓县以便民、高效、公正为文化市场管理的目标，着力文化市场制度建设，进一步健全服务体系，提高服务企业、服务群众的能力和水平，规范文化市场管理执法工作。
一是健全完善文化市场分级管理制度，逐步推进制度的落实，做到用制度规范行政管理、执法工作，确保文化市场服务对象的满意。
二是健全完善部门联动机制，在部门协作与配合仍存协调瓶颈的情况下，铜鼓县率先成立“文化市场管理执法联动领导小组”，为充分发挥办公室的职责作用，组建执法联动大队，开展专项整治行动，政出多门的联席会议改成了简单统一的快速行动队，部门联络、信息共享、队伍集结、执法协作、案件处理都快速简便，不断加强了联合执法力度，实现文化市场群防群治，节省了各职能部门的执法投入，一致认可。
三是完善社会监督员队伍建设，进一步加大社会监督力度。在发挥“五老”人员关心下一代健康成长的热情的基础上，增加了团县委开展的“守望者”行动的力量，由10名家长组成了联动执法的守望者监督员队伍。利用文化市场举报监督电话，发动群众全面快速打击文化市场各类违法经营活动，得到市民好评。
四是加强文化市场经营业主的行业自律意识，充分落实“五五普法”普及行业法规知识的要求，建立一年一度的“文化市场经营法人行业法规培训班”制度，帮助建立行业服务平台，建立经营场所专设安全巡查员制度，提高业主的行业自律、行业培训、行业引导、行业协调、行业宣传等工作水平，也确保文化市场竞争有序。
五是加强乡镇文化站制度建设，充分利用乡镇文化干部平台，延伸服务触角，加大服务基层的力度，繁荣农村文化产业，净化了农村文化市场，发挥了基层文化阵地的作用。 ???
第五篇：警校联动机制
为创建平安和谐校园，着力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王集镇理想学校与镇派出所制定了警校经常联系制度，以学校与镇派出所为主体，成立协调委员会，内外互动，携手共建，共同实施“五联动”(教育联动、预防联动、整治联动、宣传联动、横向联动)工作机制，力争实现“校园无安全责任事故，周边无涉校治安案件，校园内无师生违法事件”的“三无”目标。
一是教育联动。设立法制副校长、法制辅导员。定期开展法制教育，宣讲法律知识。法制教育根据未成年人不同年龄阶段的心理、生理特点，针对新形势下的发案特征与趋势，采用形象生动、具体直观的教学手段，做到每年有计划、有创新，切实提高法制教育的实际效果。每学期进行一次“问题学生”的摸底调查，警校双方建立档案，配备联系人，进行分类帮教、指导。
二是预防联动。建立警校对接联系制，每月互通信息，交流“问题学生”近况，剖析倾向性问题，落实对策举措。建立片警定时巡查制，在校园周边、娱乐场所等重点地段，在学生上下学与节假日等重点时段、时间，派出所派员巡逻，并指导督促学校落实维护治安、保障安全的措施。建立重点人群跟踪制，主要对取保候审、有犯罪前科的未成年人实行跟踪关注。通过落实“三制”，及时有效地阻断未成年人违法犯罪路径，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违法犯罪行为。
三是整治联动。警校双方定期开展联合安全检查，发现安全隐患和安全漏洞，及时提出整改措施，并抓好落实，确保校内安全。派出所加强校园周边治安环境整治，发现不安全因素及时沟通，分类处理，确保校园周边社会环境净化，检查和整改情况书面通报学校。
四是宣传联动。协调委员会定期收集、整理、通报辖区治安状况，剖析青少年违法犯罪典型案例，定期发放宣传资料、宣传法律知识，教育学生遵纪守法，每学期结束及时做好总结。
五是横向联动。协调委员会根据实际情况，主动联系社区、家庭，合力构建“三位一体”教育体系。加强与交通、消防、卫生、工商、文化等部门的协调联动，加强对校园周边公共设施、公共场所、公共卫生的安全检查，重点加强违规经营“五小”(小食店、小商店、小书店、小旅店、小网吧)的处置力度，消除不良因素对学校教育的影响以及对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侵害。
为了进一步把“警校共建”的各项任务和措施落到实处，全面推动交通安全教育、交通秩序整治等工作进入校园，增强学生交通法制观念，提高交通安全意识，确保校园及周边道路交通安全，秩序良好，理想学校与镇派出所制定了以上五条措施，努力构建警校安全防范联动机制，为广大师生营造一个和谐、通畅、安全的环境。
曹县王集镇理想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