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编精心整理了《陈亮农业经济思想研究论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摘要：企业经营业绩评价是现代企业内部管理控制中的基本问题。本文中，以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天津销售分公司为例，详细阐述了我国企业经营业绩评价理论与方法的变革的要点。
陈亮农业经济思想研究论文 篇1：
论“鹅湖之会”的学术示范意义及其影响
“鹅湖之会”是宋代以来中国历史上影响最大的一次学术争论，“鹅湖之会”的学术氛围、学术交流模式及其学术公平是“鹅湖之会”之所以能成为中国古代学术典范的关键。“鹅湖之会”的学术精神和学术示范意义是“鹅湖之会”的生命力所在。虽然一千多年过去了，“鹅湖之会”在中国学术史上的典范作用依然十分重要，对我们今天的学术活动和学术争鸣仍有十分重要的借鉴价值。
[关键词]鹅湖之会;学术示范;学术公平;学术精神
王瑞平(1963—)，男，上饶师范学院历史地理与旅游学院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传统文化。（江西上饶 334001）
一、“鹅湖之会”的历史及学术背景
宋朝时的中国是个政治多元化的社会，北宋王朝处于中国封建社会制度发展已经达到非常成熟的阶段，而同时代的辽朝其统治制度则是处于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时期，实行部族制和州县制双轨分制的制度。“部落曰部，氏族曰族”[1]（P261）。与北宋和辽同时期的西夏，其政治制度是仿宋而建，社会经济处于从游牧经济向农业经济的转变过程中。到了南宋时期，统一北方的金朝处于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的阶段。宋朝时中国政治的多元性必然带来学术的多元化。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北宋建立之初其思想方面就在传统思想基础上出现了变化和发展。传统的儒学在汉唐的千余年间已被公式化、机械化和格式化，失去了活力和吸引力，传统儒学与封建社会的发展需要越来越不适应，也阻碍了儒学的正常发展，同时也与孔子创立的儒家思想的原旨相违背，宋代时期的中国社会政治多元化使这种传统有了变革的必要和可能。一些儒家学者想从儒家的原始经典中去寻找解决社会矛盾的答案，希望得到新的思想武器，以挽救当时的社会危机。
北宋的学者们在这种形势下积极追求新的学术思想，大胆怀疑《五经正义》等传统的经学旧说，废弃汉唐学者专事经学笺注的传统，开创了以己意解经的新时代，同时敢于大胆把释、道两教思想引入儒学，实现儒、释、道学术思想的互通。儒学开始哲学化，逐渐形成了带有两宋时代特色的新儒学。它不再只局限于对儒家经典的研究，而是成为包括经学、文学、史学、哲学等在内的一门庞大的学问。在北宋建国前期，就有被人们称为“宋初三先生”的胡瑗、孙复和石介。三人的学术活动均开始于仁宗朝前期，开始对儒学进行新的解释。这种新的思潮给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做好了思想准备，也影响了王安石的思想。新学是王安石变法的思想基础，其学说被后人称为“荆公学派”。与王安石同时代的司马光强调“中和”之道，并把“中庸”看成是知识分子的最高美德，其学说被称为“温公学派”。王安石和司马光作为当朝重臣其思想对朝野影响都很大。北宋儒学大家周敦颐则糅合儒道提出了“太极”学说，他的弟子程颢、程颐，在继承周敦颐学说的基础上，创立了“洛学”学派，提出了“理”或“天理”是自然界和社会的最高原则。在同一时期，还有张载的“关学”，强调“气”是万物的本源，其“穷理尽性”、“穷神知化”的认识观被朱熹吸收和发展为“格物致知”。以苏洵、苏轼、苏辙为代表的学说被称为“蜀学”，兼取佛、道、儒诸家，博取众长。由此可见，11世纪中期到12世纪初的中国思想界是学派众多，各种思潮相互交融、撞击。到了南宋时期，由于政治中心的南移，宋朝统治者对思想界的控制力进一步下降，北宋时养成的开放学风进一步得到发扬。两宋之交的杨时、胡安国、张九成、胡宏等人继承北宋的学术传统，为南宋思想学术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南宋初期各种思想在继承北宋思想的基础上很快形成了各个学术派别。在“鹅湖之会”前形成的学术派别主要有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以陆九渊为代表的“心学”等，两派的活动区域都是在江西及其周边地区，此外吕学、四明之学、永康之学、永嘉事功之学、郑氏之学、平阳之学等众多学术流派纷纷兴起，但这些学术派别的影响都不能和上述两派相比。当时的南宋统治者内忧外患，学术界只要不影响到其统治的稳定，一般不予干涉，任其发展。从孝宗乾道、淳熙年间，到宁宗庆元之前，为学术繁荣时期。当时，人才辈出，学派林立，学术论争频繁，书院盛行。叶适回顾当时人才之盛说:“每念绍兴末，陆九渊、陈傅良、陈亮、淳熙终，若汪圣锡、芮国瑞、王龟龄、张钦夫、朱元晦、郑景望、薛士隆、吕伯恭及刘宾之、复之兄弟十余公，位虽屈，其道伸矣;身虽没，其言立矣。好恶同，出处偕，进退用舍，必能一其志者也。表直木于四达之逵，后生之所望而从者也。”[2]（卷16《著作正字二刘公墓志铭》）南宋统治者也在寻找有利于其统治稳定的思想，所以，各种思想流派轮番登上南宋的政治舞台，希望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自然各派之间的思想斗争和交锋越来越多，这应该是“鹅湖之会”能够实现的政治背景和学术背景。
二、“鹅湖之会”的学术氛围、学术交流模式及其学术公平
“鹅湖之会”是宋代以来中国历史上影响最大的一次学术争论，充分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涵养和修行。“鹅湖之会”的促成者是吕祖谦，本人的学识和人品是其能够促成“鹅湖之会”的关键。吕祖谦出身显赫的世宦之家，其八世祖吕蒙正、七世祖吕夷简，分别是太宗、真宗朝的名相。他本人于宋孝宗隆兴元年考中进士，此后当官，仕途平稳，做过太学博士、史院编修这类闲官。他读书很多，学问十分渊博，最重要的是他有一种海纳百川的胸襟，对各家学说一视同仁，丝毫没有门户之见。渊博的学识加上从善如流的性格使吕祖谦和当时各学派的代表人物关系都很好，特别是“心学”的陆九龄陆九渊兄弟、“理学”的朱熹、“永康学”的陈亮、“永嘉学”的叶适等，这些人之间有着激烈的学术争论，但和吕祖谦都保持着极好的友谊。“鹅湖之会”就是吕祖谦组织的，要不然，朱熹和陆九渊两个当时影响都很大的人，谁也不服气谁，加上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心高气傲的脾气，两个人是坐不到一起去的。清代学者全祖望在校补《宋元学案》的过程中，是这样评价吕祖谦的:“宋乾、淳以后，学派分而为三:朱学也，吕学也，陆学也。三家同时，皆不甚合。朱学以格物致知，陆学以明心，吕学则兼取其长，而复以中原文献之统润色之。门庭径路虽别，要其归宿于圣人则一也。”[3]（卷51《东莱学案》）他还说:“小东莱之学，平心易气，不欲逞口舌以与诸公角，大约在陶铸同类以渐纪其偏，宰相之量也。”这确是吕祖谦的风格和为人为学特点，而最能表现这一风格和为人为学特点的，莫过于他促成了朱、陆之间的“鹅湖之会”。一起参加“鹅湖之会”的陆九渊的学生朱泰卿后来说:“伯恭虑陆朱议论犹有异同，欲会归于一，其意甚善。”[3]（卷77《槐堂诸儒学案•朱亨道传》）陆九渊一生的辉煌在于创立学派，从事传道授业活动，受到他教育的学生多达数千人。他以“心即理”为核心，创立“心学”，认为“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4]（卷32《杂说》），强调“自作主宰”，宣扬精神的动性作用。他的学说独树一帜，与当时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相抗衡。宋淳熙二年六月，吕祖谦为了调和朱熹“理学”和陆九渊“心学”之间的理论分歧，使两人的哲学观点“会归于一”[3] （卷51《东莱学案》），于是出面邀请陆九龄、陆九渊兄弟与朱熹见面。六月初，陆氏兄弟应吕祖谦之约来到鹅湖寺，除二陆外，当时来的还有刘子澄及“江浙诸友”。这就是著名的“鹅湖之会”。据陆九渊的回忆，朱陆相会，展开辩论“至晚方罢”。双方就各自的哲学观点和对方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鹅湖之会”以作诗的形式来进行辩论的学术交流模式，也充分体现了宋代的文化特点。陆九龄将准备好的一首诗朗诵出来:“孩提知爱长知钦，古圣相传只此心。大抵有基方筑室，未闻无址忽成岑。留情传注翻榛塞，着意精微转陆沉。珍重友朋相切琢，须知至乐在于今。”[4]（卷34《语录》）当时陆九龄刚读了前四句，朱熹就对吕祖谦说:子寿早已上子静的船了。诵完诗，陆九渊说在途中也和了家兄一首诗:“墟墓兴哀宗庙钦，斯人千古不磨心。涓流滴到沧溟水，拳石崇成泰华岑。易简功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竟浮沉。欲知自下升高处，真伪先须辨只今。”[4]（卷25《鹅湖和教授兄韵》）朱熹听完心情很不愉快。次日，朱陆再辩，论难往复持续数日。吕祖谦始终虚心相听。三年以后，当陆九龄再次来访时，朱熹和诗:“德业流风夙所钦，别离三载更关心。偶携藜杖出寒谷，又枉篮舆度远岑。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只愁说到无言处，不信人间有古今。”[5]（卷4《鹅湖寺和陆子寿》）朱熹的意思是为学应当泛观博览，而后归之于约。二陆的意思是先发明本心，而后使之博览。陆九渊在诗中讥朱熹的为学之方是烦琐，是“支离”;朱熹认为陆九渊是不信古今的“无言”空疏之学。朱陆在“道问学”与“尊德性”问题上也发生了激烈争论。两人也都意识到两者不能去其一，但侧重点与进德的次序不一样，按黄宗羲的话来说:“(象山)先生之学，以尊德性为宗，……同时紫阳之学，则以道问学为主。……宗朱者诋陆为狂禅，宗陆者以朱为俗学。两家之学，各成门户，几如冰炭矣。”[3]（卷58《象山学案》）“鹅湖之会”辩论的中心议题是“教人之法”，陆九渊门人朱亨道对此有较为详细的记载:“鹅湖讲道，诚当今盛事。伯恭盖虑朱、陆议论犹有异同，欲会归于一，而定所适从。其意甚善，伯恭盖有志于此。语自得，则未也。”[3] （卷77《槐堂诸儒学案•朱亨道传》）“论及教人，元晦之意，欲令人泛观博览而后归之约，二陆之意欲先发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览。”[6]（P491）所谓“教人之法”，也就是认识论问题。朱熹强调“格物致知”，认为格物就是穷尽事物之理，致知就是推致其知以至其极，“致知格物只是一事”，是认识的两个方面;主张多读书，多观察事物，根据经验，加以分析、综合与归纳，然后得出结论。在辩论过程中双方各执己见，互不相让。双方争议了三天，陆氏兄弟略占上风，但最终谁也没有能说服谁。陆九渊与朱熹之间的争论，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学术文化发展上是一件大事。吕祖谦亦曾回忆此事说:“某留建宁凡两月余，复同朱元晦至鹅湖，与二陆及刘子澄诸公相聚切磋，甚觉有益。元晦英迈刚明，而工夫就实入细，殊未可量;子静亦坚实有力，但欠开阔耳。”[7]（P2950-2951）“鹅湖之会”后朱熹在写给陆九渊的信中认为此次辩论对自己促进很大，“警切之诲，佩服不敢忘也”[6]（P491-492）。朱熹通过辩论认识到自己解经时太在意章句，未免“屋下架屋”或“看得支离，至于本旨，全不相照”[8]（P1330）。所以，第一次“鹅湖之会”结束了，朱熹和陆九渊的思想辩论并没有结束。辩论的双方都在寻找对方的破绽中完善和提高自己。
“鹅湖之会”自始至终都体现了学术公平。“鹅湖之会”的学术公平表现在:一是组织人的公正;二是辩论双方的平等，这种平等不仅体现在辩论的整个过程中，还体现在辩论双方的长期交往上，朱熹以后做了官也并未以权势压人;三是在思考问题的过程中，更加注重吸收对方的见解以充实和完善自己。这种学术公平对中国以后的学术产生了重要影响，也就是真正的思想家之间的争论总是局限于学术本身，而不是在人身上诋毁对方和消灭对方。明朝时陆王学派在思想界成为主流学派，但程朱理学仍然是统治阶级的指导思想和科举考试的准绳。
三、“鹅湖之会”的学术精神及其影响
“鹅湖之会”是中国古代学术界自由讨论的一个典范。第一，它体现了古代中国的学术精神和基本特点。中国古代学术中出现的学派、论争以及书院都基本上是私人学术活动，是非官方的。这也是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留下的传统和精神。这些学派之间的学术交流不具有官方性质，虽然这些学术中有的流派会被统治者所利用而成为显学，但官方不可能创造这些学派，这些学派是在民间自由产生的。第二，它体现了中国文化发展的基本特征，即中国学术文化发展中的群体性与同时性规律。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的局面是中国古代学术发展的典范，“鹅湖之会”可以说是对这种典范的继承和延续。从北宋开启的思想变革发展到南宋，应该说各个学术派别的思想体系日臻完善，南宋中前期的政治环境有利于各个学术派别的成长，各学术派别也频繁交流，这种交流是双向甚至多向平行进行的。其交流内容有对前人学术思想的评论，也有对当代学术的思考。交流和辩论对象可以是在年龄相同者之间展开，也可以是在年龄相差悬殊的学者之间进行。这说明，只要能给学术发展提供一个相对自由的成长和发展空间，中国学术的发展就能结出丰硕的成果。明清之际中国学术思想界的再次颤动就是例证。第三，它体现了各个派别之间学者们的互相尊重、友好相待和平等相处。这一点在春秋战国时代百家的交往、求知、论学中得到充分体现。“鹅湖之会”更是对这种精神的继承和发扬。当时的门派首领们之间不论年龄大小和官职高低，来往密切，以礼相待，不存在人身攻击和个人歧视。各派之间学术上公平论争，理论上取长补短。这是中国古代学术界真正的学风和传统。“鹅湖之会”实质上是朱熹的客观唯心主义和陆九渊的主观唯心主义之间的一场争论。它是中国哲学史上一次堪称典范的学术讨论会，并首开书院会讲之先河。
“鹅湖之会”后，淳熙三年三月，朱熹和吕祖谦为了进一步研讨“四书学”，在开化县汪观国的听雨轩对《诗经》的《毛序》以及《易》学和《尚书》、《春秋》等展开争论。淳熙八年，陆九渊去南康拜访朱熹。朱熹时为南康守，他请陆九渊登白鹿洞书院为诸生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章。对于陆九渊的阐发，朱熹大加赞赏，指示门人将其记录下来，刻石为铭，存于白鹿洞书院。淳熙八年，永康学派的代表陈亮访朱熹，双方也展开过激烈辩论。淳熙十一年到淳熙十三年，双方书函往返，就关于王霸义利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这是继朱陆之会后南宋时期又一次重要的学术辩论。朱陆双方在淳熙十五年前后，又有无极、太极之辩。开始是梭山先生陆九韶(子美)与朱氏辩“无极而太极”[3]（卷58《象山学案•辩太极学说》）这一句，认为“太极”上面又加“无极”二字，与周敦颐的《通书》不一样;二程也没有说过“无极”。《太极图说》的“无极而太极”来自陈抟(希夷)，是老氏之学。朱熹“大谓不然”。陆九渊站在他哥哥陆九龄一边，支持他把这场辩论进行下去。朱陆之争使道学与心学的基本分歧明朗化，划清界限形成学派，同时又促进二人思考，推动自身学派的发展。太极无极之辩以后，朱熹要门人“兼取两家之长，不轻相诋毁”，充分体现了朱熹的学术和人品。在淳熙十五年，还有陈亮去铅山鹅湖寺与辛弃疾的拜会，也是当时学界的一件盛事。两人畅谈十日，此后才有诗词唱答，相互砥砺的佳话传世，也体现了中国古代学人对学术自由的追求与向往。但是随着淳熙十年和淳熙十五年两次“庆元党禁”，北宋开始的在南宋掀起的学术争鸣的局面也宣告结束。
四百余年后“鹅湖之会”的学术精神在明朝后期的王守仁的“心学”内部不同派别之间的学术辩论中再次得到体现。明朝前期，在思想界占统治地位的是程朱理学，朱熹注释的“四书”、“五经”是官定读本和科举取士的准绳。王守仁提出“心外无物”，认为人心是一切事物的本原，他和朱熹一样，把人欲看做天理的对立物，其思想兼容了程朱理学和陆九渊的思想。明中后期，王学风行一时，学派众多，王学内部各派对本体与工夫的辩论也趋白热化，在万历二十年于南京，弟子们对王守仁的“四句教”展开了一场激烈的面对面的辩论，参加者多达千人。当时很多著名的学者如许孚远、杨复所、周汝登等，都直接参加这场学术大论辩。《明儒学案》卷36《尚宝周海门先生汝登》载:“南都讲会，先生拈《天泉证道》一篇相发明，许敬庵言‘无善无恶＇不可为宗，作《九谛》以难之。先生作《九解》以仲其说。”许敬庵先生亦云:“南都讲学，先生与杨复所、周海门为主盟。周、杨皆近溪之门人，持论不同。海门以无善无恶为宗，先生作《九谛》以难之……前后名公毕集，讲会甚盛，两家门下互有口语，先生亦以是解官矣。”[9]（卷41《侍郎许敬庵先生孚远》）其争论之激烈可见一斑。明朝中后期和清朝初期中国古代学术界思想派别再次兴起，这和明朝中后期思想控制的放松有直接关系，甚至在当时还出现了反潮流思想家李贽这样的学者，而且他还公开收徒授学。当然，李贽的叛逆思想在其影响不断扩大时是统治者所不能容忍的。清朝初期，由于统治还不巩固，学术界思想异常活跃，出现了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思想家，还出现了反理学思想家颜元、戴震等。但清朝统治站稳脚跟之后很快就大兴文字狱，采取高压手段控制学术发展，使得清朝思想界与学术界异常沉闷，严重阻碍了中国学术的进步和思想的发展。
“鹅湖之会”的学术影响在南宋时就开始出现，在其以后的中国学术史上，只要条件允许，学者们总是通过辩论这种学术模式来使“理”愈辩愈明，从而促进了中国学术从宋到清的延续和变迁。但非常遗憾的是，在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大多数时间里统治者是采取政治专制和思想专制，没有给中国学术的发展和创新留下太多的自由空间，使得中国的学术思想也仅仅是停留在思想层面而没能和科学的发展结合在一起，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没有起到应有的和积极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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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龙迪勇】
作者：王瑞平
陈亮农业经济思想研究论文 篇2：
关于企业经营业绩评价理论与方法的变革探析
摘 要：企业经营业绩评价是现代企业内部管理控制中的基本问题。本文中，以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天津销售分公司为例，详细阐述了我国企业经营业绩评价理论与方法的变革的要点。
关键词：经营业绩评价；理论与方法；变革
企业经营业绩评价的目的是为了提高企业的生产能力与效率，增强企业的经济效益，通过借助一定的标准或指标，采用较为科学合理的方案对企业的经营过程作出一定的评价判定。业绩评价的目的是为了企业更好的从事经营管理，指导企业的经营活动。
一、事后評价转为为企业实现展露目标服务
传统的财务业绩评价方法主要功能是为企业的事后管理提供相关方面的信息，这就导致了企业短期行为。这种评价方法脱离了企业正在进行的作业活动，不能为管理和决策提供其所需要的信息并且其评价的是分部门的业绩，易产生局部行为，导致管理者做出错误的决定，导致企业难以实现全局目标。现代企业管理者的要求绝不是这样，而是更加高效的评价指标，它应该是促进企业长期战略目标转换成具体的战术目标的，并且有利于具体的执行[1]。将公司已制定好的目标作为业绩评价的出发点和管理的起点，运用指标体系将战略目标巧妙地转换成阶段性的战术目标，然后将这些注意分层转化成具体的评价指标内容，使公司内人员和部门各司其职。总而言之，将宏观的业绩评价指标体系分散成具体的、可实施的、阶段性的，并且为大多数人所熟知的小目标，将业绩评价指标体系深入的融入进战略管理的血液中，这样就将企业的战略管理思想体现的淋漓尽致。
二、财务指标与非财务指标相结合
评价企业战略经营业绩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对财务指标进行评价，但是财务指标评价不能有效的对企业战略经营业绩进行全面的评价，这就意味着企业经营影响的主要因素就是战略经营业绩的评价。因此，需要对战略经营业绩建立指标体系。这样才能对企业经营的影响进行全面的评价，但是在实际的财务业绩评价指标体系中，偏向于企业内部因素，从而严重忽略了对企业外部因素的评价。现如今，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西方许多先进的理念、体制、技术都不断涌入我国[2]。因此，我国的市场经济日益激烈，企业国内同行、西方跨国企业等多项竞争的影响。在没有对国外企业、环境以及我国企业等进行全面的正确的评价时，企业很难发现自身的不足以及面临的危机或机遇。这就意味着业绩的评价不但要将企业自身的管理水平进行提高，同时也要时刻注意整个经济市场的发展和要求。在生产时，一定要顺应时代的潮流，以及市场的需求，从而做到全面而系统的评价。财务指标因为本身的数据太依赖于会计报表而导致其本身的滞后性，非财务指标则是站在客户的角度或者是员工的角度等的有关指标。这些细小的指标基本可以放映出整个企业的发展趋势，因此需要对业绩评价指标体系进行全面的完善。
三、强化企业核心竞争力
对创新业绩的评价要引起足够的重视才能不断的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创新作为新时期经济发展的主要特征，给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在创新的领域中，技术的创新最为重要，在国内的竞争中，最为主要的竞争就是经济竞争；在当今的国际竞争中资本相对过剩，并且人才的流动也更加频繁[3]。在竞争越来越激烈的今天，企业要保持在竞争中的优势和地位，必须将创新技术应用于生产力当中，才能不断的扩大生产的范围、提高企业的整体利益。西方发达国家一直都是在竞争原材料，目前的竞争方向已经转变为争夺具备创新能力的人才资源，由此可以看出创新力已经成为了衡量一个国家重要的标志。
所谓的核心竞争力主要指的是企业自身具有的一种不易被其他的对手学习或者模仿的竞争优势，主要体现在各种能力方面，具体包括：开发和研究的能力、创新的能力、实现生产力的能力。核心竞争力有利于提高企业的业绩及稳定企业的可持续的发展，竞争力与创新的能力是一对相互促进的关系。从目前的竞争优势来看，创新有利于不断的开拓企业的市场领域，降低企业的成本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使企业进入到一个良性的循环。
四、评价机制中加入知识与资本要素
在评价指标体系中，一定要将知识与智力资本纳入其中，这样才能体现无形资产在业绩方面的作用。众所周知，农业经济是以资源为基本资源的经济类型，而工业经济是以资本资源为基本资源的经济类型，相应的知识经济是以知识与智力资源为基本资源的经济类型。一旦缺少对知识与智力资本的评价指标，就是整个体系的一大漏洞。传统会计注重对财务的衡量，一般可以将有形资产准确的描述出来，在目前知识与智力等无形资产的确认、剂量、报告等方面严重不足的情况下，这些无形资产对竞争激烈的环境中，企业获得经营状况好坏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例如，在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天津销售分公司中，账面资产的价值与公司的市值之间有非常大的差距，但是其公司的股价都高于传统的产业，这就是知识与智力资本作用的结果[4]。综上所述，将资产纳入会计报表，并成为财务衡量的内容，需要一段时间的试用，及实践，但是，将其纳入企业业绩的评价指标体系中，已经成为必备的财务管理方法。
五、结语
当前，企业经营业绩评价变革将会与如今快速发展的现代化企业潮流合流，融进企业全程战略管理中去，并且以此为新的出发点和立足点，继续持续不断的对企业经营业绩评价的理论方法进行完善和创新，建立健全科学化业绩评价指标体系，从而达到不断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目标。
参考文献：
[1]彭媛.我国上市零售企业经营业绩评价研究[D].东北财经大学，2012.
[2]程庆文，汪波.基于AHP和模糊理论的企业经营能力评价体系[J].系统工程与电子技术，2015，01：123-127.
[3]陈亮，郭建林，章秒秒，肖爱连.基于DEA的钦州坭兴陶产业发展绩效及企业经营评价[J].经济数学，2015，04：59-65.
[4]陈亮，郭建林，章秒秒，肖爱连.基于DEA的钦州坭兴陶产业发展绩效及企业经营评价[J].经济数学，2015，04：59-65.
作者：泰梓晅
陈亮农业经济思想研究论文 篇3：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新农人”培育问题研究
摘 要：乡村振兴战略是进一步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发展，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需要。要实现乡村振兴蓝图，关键在人才，人才是支撑乡村振兴战略的“台柱子”。本文以台州市三门县为例，通过调查当地新农人队伍培育现状及存在问题进行分析，结合当地实际情况，总结出与目前当地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的培育方式，促进新农人素质全面提升，从而为“三农”问题解决提供理论指导，助力乡村振兴和经济社会事业发展。
关键词：乡村振兴;新农人;培育;三门县
一、引言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新时代“三农”工作抓手。紧紧围绕“产业兴旺 、生态宜居 、乡风文明 、治理有效 、生活富裕”的总要求，用新理念破解“三农”难题，都需要新农人的力量与支持。事靠人做，业由人兴，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破解农业人才瓶颈制约，推动农业农村发展最主要还是靠人。 新农人作为农民中的优秀代表，是农民的“新群体”、农村的“新细胞”，并带来农业“新业态”的一类群体。他们对推动乡村产业振兴、美丽乡村建设、乡村治理、拓宽农民增收渠道等具有主要的作用。因此，开展“新农人“培育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
二、文献综述
（一）新农人
新农人与传统的农民不同，他们是顺应现代农业发展，是一群具有科学文化素质、掌握农业生产技能、具有一定经营管理能力、有知识、眼光、技能、追求的一群人。新农人这一概念的提出是一个动态发展过程，专家及学者们对它的界定各抒己见。陈亮认为，新农人是伴随互联网而生的群体，利用互联网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人。谢艳华认为，新农人是天然“亲互联网”的群体，具有新思维、新载体、新现象、新群体、新示范的特点。张宏宇认为，新农人对推进农产品营销、促进农业生产方式转变、扩大农民就业空间、带动农民增收、促进农村产业融合具有积极的作用 。
（二）新农人培育
新农人培育就是对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农民开展一系列的教育课程，对他们进行知识传授和技能培养，从而全面提升农民的综合素质。使他们不仅可以通过科学的方法提升农業生产能力，也可以掌握一定的经营手段和方式来增加经济效益。邹京晋等认为，培育新农人是推动和支持农村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战略选项，也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王健骏等认为，新农人作为引导新农民、发展新农村、支持现代化新农业的生力军，新农人培训须从互联网思维下进行，在制度、内容、形式等方面有所创新，并在培训实践中不断总结做法及经验。
三、三门县新农人培育现状
（一）三门县农业发展概括
农民是乡村振兴的主体，但随着新型城镇化的进程中，大量农村劳动力纷纷向城市涌动，从而造成农村的“空心化”、“内卷化”。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90199万人，占63.89%;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50979万人，占36.11%。与2010年相比，城镇人口增加23642万人，乡村人口减少16436万人，城镇人口比重上升14.21个百分点。农业从业人员越来越少，其中劳动力年龄偏高，文化程度较低，受过职业技能培训的农民更是少之又少。
三门县位于温台沿海地区，是浙江省东南沿海的新兴城市，辖3个街道，6个镇，1个乡。三门县素有“三门湾，金银滩”之美誉，资源得天独厚，富有“山海”特色。境内拥有八大溪流、五大港湾、19万亩耕地、10万亩果园、82万亩山林。目前，三门县形成以蔬菜瓜果、水果、水产品、畜禽、茶叶、花卉苗木等为主的主导产业，其中水产业、蔬菜瓜果业、水果业在浙江省内均具有较强的比较优势和鲜明的区域特色。拥有“三门湾”牌锯缘青蟹、“旗海”牌三门青蟹、“太狮峰”牌绿豪茶叶等一批较高知名度的农产品品牌。
（二）三门县新农人培育现状
当前，三门县新农人培育主要依托“千万农民”素质提升工程，不断提高经营主体生产管理水平。通过农合联等平台，着重拓展生产、供销、金融等服务，提升农业经济主体专业化技能水平。成立乡村振兴学院，“三农”人才的培训基地、数字乡村建设的集训中心、现代农业技术的推广中心等，提升对农民的素质培及就业服务，做好农民、渔民、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培训。近年来，三门县政府在推动新型农民培育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在实施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
四、三门县新农人培育存在的问题
（一）新农人的政策宣传效果不佳、政策支持力度不足
政策宣传效果不佳。政策的执行离不开政策的宣传，加大政策宣传力度有助于促进学员政策的遵从度和参与度，调动学员学习的积极性，形成良好的舆论环境。但在调查中发现，人们对新农人培育工作比较了解的占比只有30.5%。
政策支持力度不够。新农人作为乡村振兴的主力军，是推动农村现代化发展、产业升级等的中流砥柱，当前现有的政策对资金较为雄厚、规模较大的农户支持力度较多，对新农人经营的小微企业扶持相对较少。同时，新农人作为区别于新型农民、新型职业农民的人群，对其针对性培育不足，没有根据其自身特点制定相应的政策、建立相应平台。大多数新农人大多为农业跨界人群和大学生群体，他们不善于同农民打交道，导致与上下游联系不紧密、信息获取渠道有限等问题，促使产学研合作不紧密。
（二）新农人的综合素质偏低
首先，新农人的文化素质不足。在此次调查中，受教育程度为初中的占比达到41.2%，文化素质作为新农人的基本要求，要加快新型城镇化发展，需促进三次产业的融合，实现三次产业的发展就需要更多有文化、懂经营的人才带领。
其次，当下新农人大多为农业跨界人群和大学生群体，他们对农业农村不是特别了解，也缺乏相关专业知识和技能。有时候当他们在农业生产过程中遇到问题时，他们的首要选择不是去寻求专家们的帮助，而是求助于身边的亲朋好友。
最后，新农人缺乏互联网思维。新型农业的发展离不开高新技术的支持与应用，在本次调查中发现，当前大部分人都是跟着周边人学习相关知识经验，利用互联网平台获取资源情况较少，并且大部分人也不懂运用互联网思维促进现代农业发展。
（三）新农人的培育模式单一、内容缺乏针对性
目前，课堂讲授、参观、专题讲座是新农人培训的主要模式，培育的重点更是重理论轻实践。长此以往，枯燥无味的理论学习难以吸引农民学习的兴趣，降低他们对新知识、新技术的新农人的热情，导致部分新农人对培训感到厌烦，不利于新农人培育工作的开展。
其次，根据此次调查显示，新农人培育内容政策文件解读居多，再是各类农业技术指导，比如水产养殖技巧、农药化肥的选择等，这些培训内容与普通农民的培训并无区别。新农人是伴随互联网背景下出现的群体，调查发现，他们对培训的需求更希望是以农产品电商营销、品牌建设管理、农产品生产加工技术、服务等专题内容。
五、新农人培育的创新路径
（一）加强政策宣传及政策支持力度
做好基层舆论工作，对凝聚乡村振兴合力至关重要，要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增强对新农人政策的宣传力度，让更多的人参与到新农人队伍中。通过丰富宣传途径和宣传手段，保证村镇干部、宣传橱窗等线下宣传方式，也要寻找其它更喜闻乐见、广泛传阅的手段进行宣传，如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短视频等，提升宣传效果。展现新时代乡村新风貌和乡村振兴战略新机遇，改变“乡村缺少发展机会”“回农村没出息”等陈旧落伍的思想观念，及“农村缺乏政策、发展缓慢、难以施展拳脚”的刻板印象。
其次，应制定落实新农人扶持政策。将新农人列入相关扶持范围，享受当地优惠政策，降低新农人创业门槛，提高参与度。同时，帮助新农人搭建协作平台。比如成立新农人协会、新农人创业产业孵化园等，促进新农人间的相互交流，形成良好的产业氛围，促进产学研协同发展。此外，还要完善配套设施。一方面应该积极改善农村教育、医疗等基础公共服务，让新农人不再有“后顾之忧”;另一方面要加强农业信息网络、农村物流体系的建设，构建农产品互联网交易平台，为新农人提供完善的配套设施。
（二）鼓励新农人进行自我提升
第一是，提升自身的文化素质。伴随着农业现代化的进程，农业生产经营体制也在不断更新，农业科技进步改变了传统农业种植模式，因此，更需要不断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要主动学习文化知识、掌握科学技术、培养信息获取思维和物联网意识，夯实现代农业发展基础，做个学习型、可持续发展型的新农人。
第二，保持热情，增强主体意识。新农人作为培育的重点对象，要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主体地位，积极参与新农人培育工作。同时也要充分利用各类资源进行自我创新，自我培育，及时跟进乡村农业转型升级的新理念和新方法，努力成为“有文化、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领头雁。
（三）大力提升培育水平
首先，因地制宜，完善培育体系。根据当地农村实际情况及农业生产活动规律，采取理论实践并举的培育方式，根据培育对象的需求，因时因地、分期分段、分门别类安排课程，形成以乡村振兴学院为主体，其它养殖基地、乡村合作社、农业园等作为实训基地，多层次、多形式、广覆盖的县、镇、村三级高素质农民培育体系。其次，丰富创新了培训模式。“把课桌搬到田间地头，改变传统灌输教学模式，以农民为主角，以田间为课堂，让优秀农民走上讲台，培养农民讲师现身说法，农民讲师边教学边演示，手把手、面对面、零距离进行讲授，通过现场讲解、示范、操作、解答，实现教学过程与生产全过程对接，打通农民培训“最后一公里”。最后，加强师资力量建设。适时引进农业科技领军人才，鼓励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的农业科研人员到农村建立实践基地或联系工作站，积极挖掘和培育“土专家”“田秀才”“农教授”在田间作业。
六、结语
人才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关键，高素质的农民是农业农村的未来。
从“乡土社会”到“离土社会”，城镇化过程中乡村社会迅速失落。要破除这一困境，就需要大力培养新农人，加快乡村振兴，城乡一体化发展，带领更多农民进行涉农创业，实现共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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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来源：2021年台州市乡村振兴课题（课题編号：TXZA2110）]
作者：李婧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