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亮农业经济思想研究论文范文第1篇
摘要：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之精华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历程中，一脉承传：以朴素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作为社会再生产经济活动中改造自然和人类社会的世界观；以尧舜之道，作为进行社会再生产活动及变革社会的真理和遵照的规律；以孔子的大同小康论，作为社会经济建设的理想目标；以经济伦理，作为社会再生产和社会经济活动的管理方法等。
关键词：古代经济思想；朴素的辩证唯物论；尧舜之道；孔子；大同小康论；经济伦理；经济管理方法；中国梦
中共十八大向全国各族人民提出了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任务，并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2049年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两大目标。习近平同志号召全国人民凝心聚力，实现“两个一百年”中华民族复兴梦。“中国梦”的提出，是以中国古代社会经济思想精华的承传为基础的，它表达的是中华民族要对人类有所贡献的凌云壮志。它是由古代朴素的社会主义思想到近代的空想社会主义再到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中国社会发展与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
一、中国古代朴素社会经济思想精华的承传
从静态分析，中国古代朴素社会经济思想乃是中华民族的祖先众贤们在社会再生产过程的经济活动中所产生的意识现象或思考。因它真实地反映了社会再生产的客观事实，并加以思维、去伪存真而提炼出的科学的对经济社会活动的看法和观点，并被后世所推崇传承的思想精华。从动态上看，一种科学的经济思想一旦产生，就不因它所依赖的经济基础的改变而消失，它有相对独立性，而被后世所承传。中国经济思想史的任务，就是揭示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精华产生发展的规律性，以古为今用。中国古代社会经济思想的精华，从古代到近代，犹如一条红线，一脉相传，不断地丰富和发展。
第一，以朴素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作为社会再生产经济活动中改造自然和人类社会的世界观；以科学的“天人合一”思想，顺应自然，改造自然，利用自然，并以其思想指导和进行社会再生产活动。初步认识了改造自然与变革社会的规律，推动了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发展。如治洪水、定九州，兴修水利；以重民、裕民，民为邦本的思想进行社会变革。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中经封建社会到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直至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已经历了人类社会五个阶段。在社会主义社会阶段中，中国共产党将承传的中华民族祖先的朴素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与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相结合而发展到自觉阶段，指导了新民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开展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从而取得了辉煌成果。
第二，以尧舜之道，作为进行社会再生产活动和变革社会的真理和遵照的规律。所谓尧舜之道，是指尧舜二帝的仁义立人品德、经国济民方略的当行之道理。依据孔子所述《礼记·礼运篇》“大道之行”论，汉《淮南子·原道训》和唐代韩愈的《原道》对尧舜之道所承传的基本内容概括为在经济上，“天下为公”，生产资料归公有，人民共同劳动，财富平均分配，无阶级剥削，社会成员均有物质生活保障；人际关系上，以仁与义做为立人之道，讲信修睦，相互关爱，“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在政治上，实行禅让民主制度，选贤任能，社会成员自由平等，均有参政权利。
孔子把尧舜之道称之为“大同”：《淮南子·原道训》评介尧舜之道，“一立而万物生矣”，“父无丧子之忧，兄无哭弟之哀，童子不孤，妇人不孀。”韩愈不仅著《原道》，倡导从精神到物质都要遵行尧舜之道，而且作《师说》，让教师们担当起传承尧舜之道的历史任务。并要求教师把“传道”作为首要任务，其次才“授业、解惑也”。宋代王安石回答神宗变法图治“以何为先”时就建议宋神宗“应当效法尧、舜，何必学唐太宗所为呢？尧舜之道，选贤任能，而不烦琐”，“使天下之力创造的天下之财为天下人消费”，不准少数人垄断而私吞。宋神宗示谕：“卿可全心全意辅助朕，同舟共济完成这项改革”。于是，王安石便摧抑兼并，开源节流，革除旧习，开创新路。王安石认为不行尧舜之道，不光是“豪党之家”从事兼并，即使“阡陌闾巷之贱人，”[1]任其自由放任，也能发展为兼并势力。近代农民起义领袖洪秀全，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都主张“天下为公”，使“耕者有其田”。现代伟人毛泽东，更加明确地提出，“打土豪，分田地”，实行“三大经济纲领”，愿“六亿神州尽舜尧”。由此可见，尧舜之道的经济思想，不仅在古代受人民欢迎，即使到了近现代，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依据尧舜之道的基本内涵，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作为必须遵行的经济规律，沿着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规律，向人类社会的理想目标奋力迈进！
第三，以孔子的“大同小康”论，作为社会经济建设的理想目标。《礼记·礼运篇》记载，孔子在鲁于12月与宾客到近郊大祭万物的“腊祭”（神农始作腊祭）仪式结束后，游息到鲁门，见门关闭，门两旁悬挂着国家典章以示人，孔子便借此而长叹！深有感慨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具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接着又说：“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执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孔子的大同小康论，反映着不同的经济基础，体现着社会再生产过程中不同的经济关系和不同的社会经济管理思想。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谓大同。”反映着原始社会末期，三皇五帝时生产资料公有制，无阶级剥削；人们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平等互爱，同心协力，共享成果和福利保障；社会管理人员选贤任能，民主禅让；这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是民族联合一统天下的大道理。
“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是为小康。”反映我国进入奴隶制和封建社会，将公天下变为家天下；变为父死子继，兄终弟及的世袭制了。社会再生产“货力为己”；不过夏、商的奴隶制和西周的封建农权制，土地归王有，实为国有，又分给农民耕种，以劳役地租代耕公田，税租合一，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因此，农民都有份地以维持生存；三代均以礼义治国，故称三代禹、汤、文加之武、成和周公为六君子；由于政治修明，人民康乐，“是谓小康”，仅逊于大同。
因此，孔子的大同小康论，成为后世所向往的理想目标而承传。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变革之后，封建领主经济变为封建地主经济，田里不鬻变为土地自由买卖，“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无）立锥之地”，[2]广大农民失去土地的生存条件，便揭竿而起，造成社会尖锐矛盾，于是人们向往三王时代井田制或王田制。董仲舒的限田论、王莽的王田论和北魏、隋唐的均田制，都想以夏商周的王田制、小康社会，解决秦汉以来地主阶级与农民的尖锐社会矛盾。到近代，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和康有为的《大同书》，都设想以孔子的大同小康思想变革社会，建立“公农”“公工”“公商”，作为社会再生产理想的经济关系。孙中山先生说，三代的井田制，是“我国固有的社会主义者”，“又是共产主义之嚆矢”，“足见我国人民脑际久蕴社会主义精神”，并说他的“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3]为实现其理想，他提出“平均地权，节制资本”，“要全国人民都可以得安乐，都不致受财产分配不均的痛苦，要不受这种痛苦，就是要共产。”毛泽东提出，要“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的延续性”，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大同小康是中国人民的理想目标，是民主性的精华，所以被后世一脉相传，并被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予以实践。邓小平同志提出了实现小康的具体步骤。在20世纪末基本实现小康的基础上，于21世纪头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这一小康社会是现阶段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又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内容，更是承传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大同、小康理想目标的具体体现。
第四，以经济伦理作为社会再生产和经济运行的管理方法。经济伦理，①乃是将伦理对事物固有的气、形质、识别、分类、分辈、阐明其性质和用向及其形成发展规律的基本含义，用于社会再生产过程经济活动领域的组织、分工和控制，以理顺经济关系，从而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与经济效益。我国炎帝神农时代就进行了农牧业的第一次社会大分工，社会再生产过程四个环节基本形成。对交换环节，进行时间（日中为市）、地点（部落间）的规定与管理。黄帝时进行了手工业与农业的第二次社会大分工，为交换便利，并创造了度、量、衡；尧管理生产，因人、因地制宜，“水处者渔，定九州，地分等，征贡税；商汤进行了商业第三次社会大分工，分化出商人为工农业产品交换而服务；周文王将各族人民划分为士、商、农、工四民，并要求四民“业分而专”，只有“业分而专，方可成治，是为和德”；周公进行设官分职，组织管理社会经济；荀子认为“明分使群”是富国之道，救患除祸之法，从理论上阐明了经济伦理管理方法的重要意义。
世界万物都有气、形、质三要素构成。然而“同宇而异体”。[4]无数的植物类、动物类、水产类，形体各异且不论，就人类而言，不仅有民族、形体的不同，就中华民族而论，生长在不同地区，人们的形体也有差异，素质也不一样；教育水平的不同，气质也不相同，但各有其用，为社会实现其价值。因此，“人伦并处”，“无分则争，争则乱，无分是天下大害。”故“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就成为管理者“经国济民”的“枢要”之务。
管子传承文王、周公之法，在四民“业分而专”的基础上，又提出“四民分业定居论”，即“定民之居，成民之事”，“士居间燕清静处，工就官府，商处市井，农就田野。”[5]这样，分业定居，有利于专心务本业，有利于社会再生产和理顺经济关系。
在经济管理思想上，运用经济伦理管理方法，分为宏观管理与微观管理，以区别管理范围的差别。如国家的宏观经济管理方法有：老子的“无为而治论”、管子的“轻重论”、司马迁的善因多法论；企业微观管理有范蠡的“农商俱利论”和白圭的“乐观时变论”等等。这都是古代社会经济思想运用经济伦理方法，对社会再生产进行分类管理。在对事物认识、分类、序列的基础上，然后“以类行杂以一行（统）万”，②从而提高生产、工作效率，以促进社会经济和社会再生产的发展。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社会再生产过程范围的扩大，产品数量的增多，社会分工愈来愈细。社会主义国民经济无论是物质生产部门，还是非物质生产部门，都分化出许多新部门、新产业、新行业、新学科、新专业。这些又都需要各类人才的教育和培养，胜任新的工作任务。因此，我国古代经济伦理管理方法，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得到了广泛传承和运用。如：在社会分工上，培养各类技术专业人才，充任不同岗位。定岗位，评职称，“业分而专”，以提高社会再生产的劳动生产率和工作效率；在人伦辈份上，保护弱势群体，弘扬尊老爱幼光荣传统，制定了《未成年保护法》和《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以保证社会对儿童的培养教育，使未成年人茁壮成长及老年人老有所养，从而保证社会劳动力的再生产，以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关系；在民族关系上，各民族人民共同生活在社会主义大家庭中，经济上互通有无，政治上平等互爱，习俗上宗教信仰自由；在外交上，国不分大小，一律平等。传承古代“五湖四海皆兄弟”的伦理观，进行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制定和平外交路线，以邻为善，以邻为伴；根据世界各国的经济发达程度，国力强弱，划分为“三个世界”，以采取不同的交往政策。这是从经济收入、政治态度识别敌友、分等级、划成分而组织革命力量孤立打击敌人而取得胜利的策略在世界革命中的延伸或运用。这一方法的理论基础，就是中国古代社会经济伦理思想。
二、中国古代朴素社会经济思想精华传承脉络
中国古代朴素社会经济思想精华的传承，首先呈现出由古代朴素社会经济思想向国内外及空想社会主义承传的脉络。根据我国先秦文化典籍记载，在三皇五帝、夏、商、周的社会再生产实践活动中，对中国古代朴素社会经济思想精华的传承脉络大致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由尧、舜、禹、汤、文、武六君王之间，不仅传承其道义，而且指导实践“行其事”。[6]第二阶段，由周公而下，孔子、孟子、荀子为臣之间的传承，而且“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祥”，[6]只是书本说教。第三阶段，先秦诸子思想文化在国内的传承。在秦汉封建地主经济确立后，产生过数次严重的土地兼并现象，激起了连绵的农民起义。思想改革家以“尧舜之道”，摧抑豪强，呼声不断。终于在近代“三座大山压榨下产生了”“中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太平天国革命和康有为的《大同书》等变法思想。与此同时，先秦诸子思想传到西方法、英、德等国家，如法国把启蒙思想家魁奈称为中国的孔子；德国黑格尔把中国老子的朴素辩证唯物论，颠倒为唯心辩证法，引发了欧洲文艺复兴和社会变革以及圣西门、欧文等人空想社会主义的产生。
其次，由空想到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由近代空想社会主义到现代科学社会主义传承的脉络也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法国的社会主义学说，英国的经济学和德国的哲学，由马克思恩格斯传承、创造了科学社会主义学说——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理论，揭示了物质世界发展的辩证统一、量定到质变、否定之否定三大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两个基本经济规律；即：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或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水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或上层建筑必须适应经济基础。第二阶段，列宁领导俄国十月革命，践行了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推翻了沙俄封建统治，创立了苏维埃共和国，形成了“苏联模式”。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即根据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可以在资本主义社会链条薄弱环节，发动社会主义革命，并预示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民族解放革命的胜利。第三阶段，中国传承马克思列宁主义，创立了中国共产党，并传承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国情和具体革命实践相结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胜利，并且形成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这一马列主义中国化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中共十八大，传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传统社会经济文化思想与时代特征相结合，坚持和发展“一个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个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五位一体”——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文明建设，决心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综上所述，通过对中国古代朴素社会经济思想精华承传与脉络的分析，昭示出：第一，中国先秦文化思想，不仅创造了中华民族的悠久文明，也为欧洲带来了资本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文明的曙光，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和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贡献。第二，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的源头在中国，由中国古代朴素低级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传到西方，再由西方高级科学社会主义传入中国，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深蕴着《易经》中深奥的辩证思想。第三，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的成功实践说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尧舜之道相结合，是人类和平解放的必由之路，是实现《共产党宣言》中消灭私有制和阶级剥削，实现高级共产主义目标的重要途径。
参考文献：
[1]《王临川集》卷八十二.
[2]《汉书·食货志上》.
[3]社会主义之派别与方法[A].赵静主编.中国近代经济思想资料选辑（下册）[C].北京：中华书局，1983：83.
[4]《荀子·富国》.
[5]《国语·齐语》.
[6]张一农.分配、交换、管理史论[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2：361.
陈亮农业经济思想研究论文范文第2篇
【摘要】《大国崛起》通过讲述过去五个世纪中九个世界性大国的兴衰成败来探索当今时代尤其是中国崛起的新型道路，但是站在儒家传统思想文化的宏观角度，这种探索对当代中国社会尤其是精神文明建设与核心价值观的构建具有负面影响，相当程度上误入了教育的歧途。
【关键词】大国崛起;儒家传统思想文化;文明
纪录片《大国崛起》讲述了自欧洲中世纪末期开始的九个世界性大国先后崛起和衰落的历史，作为一部面向全国大众的历史文化性质的纪录片，它的出品究竟对我们这个国家和社会及其传统文化意味着什么？又对中国国民尤其是以当代大学生为代表的青年一代有着什么教育意义？而隐藏在这些问题背后的最根本的因素又是什么？有鉴于此，本文将站在儒家传统思想的角度，从历史文化的宏观视野对这部纪录片进行评析。
一、儒家传统思想文化宏观角度下《大国崛起》的特征
1、侧重于积极正面的描述，缺乏客观全面的讲解
欧洲中世纪之后伴随着西方大国崛起的不仅仅是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所带来的冲破中世纪黑暗的启蒙思想与科技创新，还有一系列赤裸裸的殖民扩张和暴力侵略，而隐藏在侵略与扩张背后的根本因素则是西方资本主义原始文明本身所固有的自私自利以及对财富和名利的极度贪婪。马克思在谈起资本主义的这种原始积累时就曾指出：“大家知道，在真正的历史上，征服、奴役、劫掠、杀戮，总之，暴力起着巨大的作用。”而恩格斯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论及这种发展方式时也明确表示：“这种从商人的彼此嫉妒和贪婪中产生的国民经济学或发财致富的科学，在额角上带有最令人厌恶的自私自利的烙印。”然而，这部纪录片在以一种较为正面积极的态度，来讲述大国崛起的历史时却又恰恰忽略了用一种客观全面的态度来审视这段历史最黑暗的一页。
无论是15、16世纪的葡萄牙和西班牙，还是17世纪的“海上马车夫”荷兰，亦或是两次工业革命时代的英法德俄日以及在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浪潮中独领风骚的超级大国美利坚合众国，在介绍它们的崛起时除了展示它们在文化、科技、制度、教育和政治经济力量方面的进步之外，对于其在立足于这种力量的基础上所进行的征服扩张则冠以一种中性、单纯而又简单的描述，淡化其侵略、剥削与暴力的色彩，同时还带有近乎于崇拜的语气与态度。例如片中关于大英帝国世界霸权的介绍：“持续的海外扩张和殖民贸易，带动了对商品的需求。英国建立起一个地跨全球的“日不落帝国”，引领着世界的发展。”而在谈起西方文明入侵所带来的伤害时，就像“与欧洲人的扩张相伴随的，却是美洲两大文明中心的悲歌”那样，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
2、主题思想倾向于现代文明，漠视中国传统文明
纪录片的主题无非是以九个世界性大国的发展历史为参考样本，从而探索和总结新时期大国崛起的方式与经验。然而，片中对于方式的探索和经验的总结无疑更加倾向于现代化的文明思想，而对于从中国传统文明视角出发的探析与反思则极度缺乏甚至于被漠视，因此，就像“郑和的船队七下西洋，但不是为了开拓贸易，而是为了宣扬皇帝的德威。”那样，通过这部纪录片对国家发展历史、经验的考察探究就使得现代文明成为了符合世界潮流的先进文明，而以儒家传统思想文化为主流的中华文明则在人们的潜意识里无形之中成为了一种阻碍社会进步的落后文明，并在与现代文明相比较的过程中使得当代中国人对其失去了长久以来的坚定信心。对于现代文明，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以第三次科技革命开始之后的西方现代文明为主的，其核心理念就是立足于个人主义之上的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竞争和探索发现以及科技创新。
也就是在这种理念的引导下，纪录片中西班牙和葡萄牙成功崛起的秘诀被概括为对财富的渴望和在这种渴望的驱动下所进行的海洋探险活动以及随后的暴力侵略，荷兰则是依靠全球殖民贸易走向了商业立国的道路，大英帝国立足于政治制度的保障和工业科技的创新建立了“日不落帝国”的全球霸权，法国在强大的君权与法兰西民族独特的资本主义启蒙思想文化的指引下称霸欧洲，而德意志、日本与沙俄以及之后的前苏联则以国家力量为主导，开辟了自上而下的战略赶超式的强国之路，至于美国，通过国家的统一、对资本主义民主独立的坚持和一系列有利于科技发明、探索冒险的文化制度环境，依靠移民们所带来的欧洲工业文明成果成为了迄今为止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可以看出，片中对这些国家强大原因的概述基本上都可以归结于现代文明的支撑，与之相对照的是近代中国饱受侵略的屈辱历史，而中华传统文明则在这种对比下很自然地在国人意识观念中成为了落后于时代潮流的文化并进而遭到了漠视。
3、西方文明情结与资本主义色彩浓厚
纪录片在叙述九个大国崛起的历史时，着重介绍了每一个国家的文明，这种介绍是站在这个国家历史思想文化的角度展开的，因而这部聚焦于公元1500年之后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占统治地位时代的大片就不可避免地烙上了深刻的西方文明印迹，即使是对东方国家日本的历史叙述也依然不例外，“迅速向工业化迈进的日本，在学习先进技术的同时，也开始模仿西方的生活方式。有一首打油诗这样形容：敲敲短发蓬松的天灵盖，文明开化的声音就响起来。”因此，这也就导致了前文所提到的其主题思想对西方文明的倾向以及人们在精神和心理上的西方文明情结。
与此同时，几乎所有国家的崛起都与资本主义的巨大发展相伴随，即便是西班牙和葡萄牙这样的君主制国家走的也是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式的道路，而像沙俄帝国保留了大量封建残余的1861年农奴制改革，走向的也是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所以，片中从各国自身的历史文化角度展开的分析也就使得这部纪录片拥有了浓厚的资本主义色彩。这些色彩既有“根植于基因中的追求刺激、喜欢冒险的豪情”，也有“对财富的渴望以及强大的宗教热情”;既有自由民主、平等博爱和天赋人权的资本主义启蒙思想，也有基于个人主义之上的“自我奋斗、实现个人梦想的美国精神”;当然，也包括以竞争价值观为基础的探索创新、开拓征服的资本主义科学信仰。
二、儒家传统思想文化宏观角度下《大国崛起》的失策
1、纪录片中“大国”与“崛起”的思想误区
（1）儒家原初思想中的强国之道
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道德之威成乎安强，暴察之威成乎危弱，狂妄之威成乎灭亡也。取天下者，非负其土地而从之之谓也，道足以壹人而已矣。在先秦的三位大儒孔子、孟子和荀子看来，国家崛起为一个备受瞩目、天下归服的大国、强国，靠的是仁政、信义与德威，而非武力的压迫、阴谋的施展和功利的夺取。因为“絜国以呼功利，不务张其义，齐其信，唯利之求，内则不惮诈其民，而求小利焉;外则不惮诈其与，而求大利焉，内不修正其所以有，然常欲人之有。如是，则“国不免危削，綦之而亡。”换句话讲，若要维持国家鼎盛的长久，唯有从根本上依靠礼仪与德治，而铁血与残暴的统治压迫迟早会将国家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
在中华文明的发展过程中，虽然中国的疆域不断扩大，但这是民族融合与历史发展背景下的人类社会客观发展规律的体现，与西方资本主义的殖民占领有着本质上的区别，自西汉武帝确立儒家学说正统地位之后的两千余年，绝大多数的时间里，我们从未真正主动地发起过对外的侵略扩张。与之相反，正是因为践行了儒家以德治国的理念，在很大程度上不仅成就了中国封建社会诸如贞观、开元、康乾这些闻名古今中外的巅峰盛世，还使得汉唐时代和明清时期国家稳定、民生殷实的大一统王朝延续了上千年之久。即使是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以及辽宋夏金这样的乱世，以儒家道德礼仪立国的思想在中华大地上也依旧没有改变。正是靠着儒家原初思想中的强国之道，我们的先祖创造了领先于世界长达几千年的灿烂文明，并在世界其他文明或覆灭、或变质的大背景下使其绵延至今。
（2）儒家传统治国思想映照下的野蛮之举
如果说从古至今中国的崛起基本上是和平崛起的话，那么始于十五世纪的西方大国的崛起则基本上可以算作是一种野蛮之举。前文已提到，西方的发展不仅有其自身的文明因素，更有立足于这种因素力量之上的暴力行为。在谈及西班牙和葡萄牙这两个君主国家时，纪录片就曾描述道：“在坚船利炮的猛烈攻击下，葡萄牙垄断了半个地球的商船航线。在16世纪初的前五年中成为当时的海上贸易第一强国。”、“与葡萄牙在东方的收获相比，西班牙在美洲大陆上的掠夺更加直接到16世纪末，世界金银总产量中有83%被西班牙占有。”《资本论》指出：“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因而，片中走向资本主义道路的其他大国很大程度上就由于资本主义这种天生的暴力基因走向了武力侵略的道路。马克思在谈起这些国家的殖民行为与资本扩张时说道，这种行为“一部分是以最残酷的暴力为基础”，而且“暴力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力”。
马克思所言不无道理，大不列颠、法兰西和德意志建立的全球殖民经济体系靠的是其先进的坚船利炮并且相互之间还因此爆发了一战。俄国在中亚的渗透和远东的扩张也是以武力为后盾，而日本为了拓展生存空间和掠夺经济资源则干脆发动了侵略东亚的战争。同时，这些帝国内部诸如资产阶级、封建统治阶级的压迫剥削与工人农民阶级的反抗之间的矛盾也不断激化。“今天，在20世纪后期，世界上的大部分混乱都是对这种欧洲霸权的不可避免的反应。”无论是巴以冲突还是印巴战争，亦或是朝鲜半岛问题等，大都是上述资本主义大国遗留下来的殖民问题。如前文所述，自古以来的强国崛起都是仁义道德为先，给国内、周边乃至世界带来的是和谐福祉、是互惠双赢，唯有此才能真正算得上是大国崛起，而靠不义之兵战劫掠崛起从而被称为大国的在儒家治国思想中闻所未闻。因此，纪录片淡化西方大国崛起的暴力色彩、侧重正面叙述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无疑是美化资本主义的行为。
2、两种核心价值观宏观比较下《大国崛起》的失误
“观夫儒门‘仁’之为学，诚以为本，恕以出之;修己推己，立人达人能深入人心而历久不衰者，盖有由矣。”，“欧洲的优势是经济自由放任、政治和军事的多元化以及智力活动自由的一种结合，这些因素在经常的相互作用中产生了‘欧洲的奇迹’。”也就是说儒家传统文明的本质就是一门以德立身治国、以道和谐天下，最终达到大同的教育学说;正如前文所提到的，西方文明无论是古代克里特岛的米诺斯文明，还是古典的希腊罗马文明，亦或是中世纪之后占主流地位的资本主义文明和工业文明，其核心观念始终是自由民主、创新变革、开拓探索与冒险竞争，只是在不同的时期因不同的现实而有着程度深浅不同、内容样式不一的表现形式，但其本质的内涵不仅从未根本改变反而随着岁月的推移而不断深化拓展。是故欧洲大国受这种文化理念的影响，在选择国家崛起的道路时无一例外地选择了扩张征服和掠夺压迫，就像片中“与郑和不同，葡萄牙人这次带来的不只是友好的问候：基督徒，香料。这正是葡萄牙孜孜以求的目的。”那样。
“明朝时中国人终止引人注目的海外远征的决定，就充分表明了中国人与欧洲人对世界的态度的根本差别。”的确，我们的先祖有着“胸怀远人的传统和宗旨：以德服人。”无论强盛与否，我们都不需要为了自己的利益去侵略扩张，“强而不欺，威而不霸，这才是一个伟大国家和民族的气度与底蕴。”继两汉时代之后，我们的先祖“使中国文明继续沿着传统的道路发展，随后一千年，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个伟大的黄金时代。这1000年是中国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空前稳定的时期。”而“促成中国文明内聚性的最重要因素，也许是通称为儒家学说的道德准则和文学、思想方面的遗产。”因此，长久的辉煌成就于道德礼仪与文明和谐之上而非暴行。站在儒家传统思想的角度来看，片中所宣讲的九个大国在其文化基因之中都存在着“实力至上”的强硬法则，因而其崛起也就自然伴随着赤裸裸的武力剥削，所以，从道德意义上来看，纪录片对这些国家血腥崛起而又有失客观的描述是一种错误。
3、儒家传统思想视野下《大国崛起》教育的失败
综上所述，《大国崛起》的教育是失败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确实有值得借鉴之处，但绝对不是以片中那种误导性的宣传方式来借鉴。何谓真正的大国崛起？国家的强大不仅要为国内外的人民带来福音，也不仅仅是靠硬实力，国与国之间的交往更要依靠软实力，而软实力就是一个国家文明的魅力。几千年来，中华文明的魅力就在于处理国际关系时的那种和而不同、海纳百川、仁义为先的道德原则与博大胸襟，是故我们被称为礼仪之邦。“国者，天下之利用也。得道以持之，则大安也，大荣也，积美之源也;不得道以持之，则大危也，大累也，有之不如无之。”荀子大师的话表明了“国家”这种天下最有力的工具以道义的原则来利用就是美好与太平，反之持以功利的原则则是最大的危险。16世纪到20世纪的四百年间，资本主义大国带给殖民地人民的巨大灾难以及一些原始部落的灭顶之灾就很精确地说明了这个问题。
前文提到了纪录片站在西方文明角度的叙述使其具有了深厚的西方文明情结和浓郁的资本主义色彩，这种不恰当的宣讲方式使得大众无意之中会产生对资本主义发展方式的赞同，相对之下，则因中国近代百年的屈辱史而对以儒家传统思想为主的中华文化产生厌憎之情，这实在是一个巨大的思想误导。我们丝毫不怀疑《大国崛起》的制片人们对传统文化专业而又理性的认识，但这并不代表中国大众尤其是青年一代也有此等水平的见识，以这种方式来借鉴西方经验、探索中国道路不得不说是教育的失败。我们是要学习那些大国的历史，但绝不是以牺牲民众对民族文化的信仰为条件，尤其是在和平与发展以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的崛起就更离不开“以德为先、以和为贵”的儒家传统思想礼仪和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因为只有这样，方能契合时代主题、彰显中国特色。但是，纪录片在对民众教育的意义上无疑与这个方向背道而驰。
三、隐藏在《大国崛起》背后的深刻历史文化因素
1、根源——中国近代史
如果结合近代以来中国的历史文化因素来看的话，《大国崛起》的出现绝非偶然。从鸦片战争开始，就在晚清政府一次又一次的战败求和、割地赔款之中，中国的国际地位一落千丈，与国家衰落相伴随的是中国人五千年民族文化自信心的消亡。而在之后的诸如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等救亡图存运动中，中国的知识分子受国家落后这一现实的强烈刺激未能从根本上理性深入地看待儒家传统文化，再加上满清灭亡之后中国传统道德教育的断代，就导致了当今中国封建糟粕习俗扎根于国人日常生活中，传统文化精华虽然表面上得到认同，却在人们心底和潜意识里与糟粕文化一道被批判遗弃，进而就使得当代中国人对以儒家传统思想文化为主流的中华文明丧失了坚定的信心。
2、影响——中国当代社会
因此，中国教育界当前的主流教育思想就变成了西方文明中立足于个人主义之上的竞争奋斗、怀疑创新与民主平等，而伦理道德的教育早就在这个重视物质建设的年代里被放到了最为次要的位置。纪录片《大国崛起》就是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诞生的，在它背后隐藏的本质上是精神文明层面中国知识分子和精英阶层的西方化，同时，也有中国国民在自身和整体上价值观念的西方化，也可以说是这种全国性偏西方的思想意识倾向与文化心理氛围催生了这部纪录片，这也能解释文章一开始提出的《大国崛起》的总体特征，即片中厚重的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气息、漠视中华传统文明的现象以及带有崇拜语气的非客观描述。不得不说，整部纪录片所反映的历史文化因素是当下中国的民族悲哀和耻辱。
四、《大国崛起》之后的反思与改进
1、国强而霸，必不长久
“一意逞雄的国家，等于是放弃了从容崛起的主动，最后的结果并不美好，所有企图靠战争来征服、压迫和掠夺其他国家的大国，其结局总是和他们的愿望相反。”荀子也说：“以德兼人者王，以力兼人者弱，以富兼人者贫，古今一也。”在纪录片中可以看到，葡萄牙和西班牙在世界上东西分治的格局勉强维持了一百年不到，荷兰的全球贸易霸权也不到一个世纪，日本的大东亚霸权、法兰西的欧洲大陆霸权与德意志称霸欧洲的持续时间实际上连半个世纪都不到，时间稍长一些的大英帝国霸权、美利坚超级大国霸权、沙俄帝国东欧霸权以及前苏联的社会主义霸权也不及两百年。而从儒家学说正统地位确立的西汉算起，“以和为贵”的中国文明领先世界的时间则长达近两千年，虽然“战前的大国，依然是当今世界最为活跃的强国”，但当前及未来半个世纪的世界大势却是战前国家衰落迹象愈发明显，而过去有着五千年灿烂文明的中国在经历了短短一百余年的衰落之后再次重新崛起并成为当下国际社会的四大力量之一，历史的实践证明了奉行儒家传统和谐文明的中华民族在人类文明史上衰落的时间最短、强大的时间却比片中的资本主义大国远远要长。
2、必须摒弃“成功掩盖血腥”的西式思维
“这种日益加剧的商业和殖民竞争的相对合理方面，是科学和技术知识的平行发展。无疑这一时期的许多进步都是军备竞赛和争夺海外贸易的副产品，但其最终的好处却超越了它们不光彩的起源。”对于资本主义的崛起，世人们总是有着这样的思想误区，《大国崛起》更是在这种美化自我的典型西方式思维中开始了对强国道路的思索并走进了道德上和事实上的歧途。换个角度，如果西方国家拥有了强大的综合国力之后在处理国际关系问题时像古代中国那样坚持仁义道德、强而不霸，那么世界历史是不是既能够进步又可以避免像现在这样极大程度地建立在弱势国家的牺牲之上呢？今天国际社会所流行的适者生存、弱肉强食的原则也会不会变成和而不同呢？毕竟西方文化中也不乏善良与美德的传统，毕竟大国依靠仁政实现和谐发展的历史实践也存在。虽然历史不能假设，但以史实上的成就掩盖现实中的罪恶却也不可取，开拓国家民族的未来，我们需要的是一种文明理性而又和谐的态度。
3、坚持儒家优秀的传统思想文明
“在今天的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崛起，可以称道的意义只是在于：对内，给它自己的人民带来幸福;对外，给世界带去和平和安全的福祉。”其实不然，不仅仅是在今天，在任何一个时期内大国的崛起都应该如此，而要真正做到与实现，中华文明中的儒家传统思想无疑是目前最合适的依托。新时期，我们必须正确面对和理性对待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认真分析其对我国现代化事业的利害得失，在此基础上我们必须深入地思考与学习中国传统文化、树立起对自身民族文化的强大信心，必须坚持儒家传统治国思想在社会主义治国思想中的基础地位，大力弘扬优秀的儒家传统思想文化，这不仅是彰显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中国特色元素的需要，更是我们实现“两个一百年”战略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五、小结
站在儒家传统思想的视角来分析“大国”与“崛起”，那么它远非片中所刻画得那么简单，值得我们思考的地方还有很多。纪录片在结尾说道：“历史的胸怀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慷慨，它总是让那些在第一时间适合它的规则，并拥有那个时期的核心竞争力的国家，来充当世界的主角。”实际上，历史的胸襟总是宽广的，而它也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告诉了我们一个民族只要坚持正义的和平、文明的礼仪和美好的道德就能够永远地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的最巅峰，即使会有短暂的回落，但回落之后必将是更加坚韧、更加辉煌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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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柴鹏（1991—），男，山东济南人，重庆理工大学思想政治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在读，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李志勇（1990—），男，河南平舆人，重庆理工大学思想政治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在读，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牛玉东（1990—），男，山西吕梁人，重庆理工大学思想政治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在读，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与组织管理。
陈亮农业经济思想研究论文范文第3篇
摘 要：本篇文章通过简单介绍了现代经济管理思想的相关概念，并且通过概述传统经济管理思想，在实践活动中的具体运用，将二者进行对比和分析。在充分说明二者所具备的优点同时，也更进一步地向读者论述，传统经济管理思想仍然对现代的经济管理思想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和作用，并且能够直接地体现在实际活动中，从而呼吁相关工作者，能够在今后的经济管理活动中，将传统经管部分中的精华进行延续，而不是一味地否定和过分地宣扬新事物。这才是促进现代经济管理体系能够不断完善和发展的正确做法。
关键词：经济管理思想;传统;现代化;发展实践
一、引言
经济管理思想，作为指导人类进行社会经济活动的重要理論体系，能够帮助人类站在一个更加全局和开阔的角度，将各种各样的生产活动，根据其性质和类别进行分类，从而在有计划和有组织的指导下展开。并且，通过辅之以必要的监督管理和维系活动，以便能够减小在这一个过程中产生的各种各样的难以预测的突发状况。因此，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经济管理活动对于人类的前进和发展是必不可少和具有重大意义的，是人类经济水平提高的关键所在。
二、现代经济管理思想的主要概念
现代经济管理思想并不是与传统经济管理思想完全对立和不能相互容忍的。因为无论是传统的经济管理思想，还是现代的经济管理思想，都是对客观事物的具体描述和客观反映，都是以合理运用生产要素和促进生产力为主要目的的。但是，由于信息技术手段的飞速发展，以及对现代市场环境的重要影响作用，因此现代经济管理思想中，还包括着如何更好地运用科学技术手段，以期能够让经济管理的效率和质量达到最大化。
三、传统经济管理思想在实践活动中的主要运用体现
如果根据年代进行分类，传统经济管理思想应该从古代连接到近现代。而任何一种模式，从其诞生到投入运用，以及成为一种具有完备理论体系的思想模式，都不可避免地需要经历实践和漫长时间的检验，传统经济管理思想也是如此。由于我国古代的传统经济管理思想，大多是比较疏散的，没有具体统一的形态，列举起来可能会过于繁琐。
邓小平同志在经济管理思想上的突出贡献是不容忽视的。尤其是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以改革开放为核心的一系列经济管理思想，更是让我国在建国以来的经济水平得到了迅速地提升，同时也让我国混乱的市场经济格局重新得以整治。其中，邓小平同志不仅根据国内的客观实际情况，提出了我国在发展的过程中，不能一味地讲究速度，而忽视效益和质量。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不仅要杜绝各种程度的浪费，同时也要做到扎扎实实地追求实际产出，而不是鼓吹各种不切实际。同时，邓小平同志同时还根据当时的国际环境，并依据前车之鉴，提出了要在对外开放中寻求发展的机会，而不是闭关锁国。并且认为在发展的过程中，应该虚心学习国外的经验教训，利用外资得以迅速谋求生存和发展。除此之外，邓小平更是对科技和教育的力量予以了高度的重视。等等这些传统经济管理思想，不仅让我国在当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更是为现代的发展铺设了康庄大道。
由此可见，传统的经济管理思想之所以能够在我国的经济管理理论体系中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并且影响至今，并不是没有道理的。而面对现代经济管理发展过程中时常会出现的质疑和否定传统经管思想的情况，我们必须始终站在客观公正的角度看待问题，坚持凡是能够与当代环境相适应的经济管理思想，都一定有其存在和传承的意义。
四、传统经济管理思想对现代经济管理发展实践的启示
1.传统经济管理思想对农业生产的启示
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农业大国，这不仅是一个客观的历史事实，同时也是由于我国人口众多等实际国情所决定的。因此，农业作为我国发展的基础和重要根本，即使是在当代物质条件极大丰富和信息技术全面覆盖的当今社会，这一点仍然是毋庸置疑的。因此，在我国的经济管理结构中，农业仍然是现代经济管理中所不容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仍然需要科学的管理思想进行正确引导。
而在这种社会环境下，传统经济管理思想对农业生产的启示，也主要从两个方面体现出来。一方面，农业生产的过程中，必须始终坚定不移地坚持稳定性的原则。如果在现代经济管理过程中，对农业生产给予了过多的干预和控制，或者是盲目相信技术力量，而随意地改变了生产模式，就会导致农业经济结构的稳定性发生变化，这对于我国粮食的稳定供应，将会埋下巨大的安全隐患。同时，由于农业生产往往集中在农村地区。因此，根据传统的经济管理思想，大力发展生产力，对于保障农业稳定生产和高质量输出，将是非常至关重要的。而另一方面，传统经济管理思想中，要求农业生产的过程中，还应该注重经验和实践的积累，而这一点在当今社会中也是非常适用的。这是因为农业生产是否能够满足人们的需求，是人们的任何社会活动和经济活动的基础。而传统经济管理思想，对农业生产的指导正是从全局角度出发的，因此在当代的经济管理发展实践活动中，仍然具有非凡的意义。
2.传统经济管理思想对货币金融的启示
在传统的经济管理思想中，在当代货币金融方面给予的启示，也是屡见不鲜的。一个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例子，就是货币的定价制度。在现代社会中，我们都知道货币的发行权和流通权是掌握在国家政府手中的。而这个理论，其实早在秦始皇时期，就已经产生了。因为在春秋时期，各个国家的货币和兑换比例都不一样。因为货币兑换出现问题而导致商品无法有效流通的现象更是数不胜数。在秦始皇统一了六国之后，就对货币进行了大一统，让私自铸币的现象不再发生，这对于促进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是非常有利的。因此，通过这一个历史实事，我们可以看到，传统经管思想很好地延续至今，并且通过法律的形式，得以广而告之和被认可。而除此之外，借贷活动和利息政策，也能够从传统的经济管理思想中找到相同或者相似之处，这无不说明了传统经济管理思想对于现代社会的货币金融制度起到的推动作用。
3.传统经济管理思想对供给和需求的启示
供给和需求在经济活动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无论是在生产环节、流通环节、分配环节还是在消费环节中，无不是供给和需求相互作用的具体表现。也正因如此，供给和需求在经济管理理论体系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但是，无论是在古代和近现代，还是在现代的经济活动中，我们都并没有看到因为供给和需求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造成的失衡。而这也正体现了古代经济管理者和现代经济管理者在这方面的思想一致性。正是因为都认为供给和需求不能毫无节制地放任自由和不加以束缚，同时也不能完全对其进行严格制约，才能最终使得经济活动和市场环境，始终维持在一定相对稳定和充满秩序的条件中。
4.传统经济管理思想对国家经济发展的启示
正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因此，传统经济管理思想对于各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能够起到巨大的影响作用。回朔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很多国家的兴盛和衰败，其实究其根源都是因为经济管理思想上发生变化所导致的。因此，任何一个国家要想实现长久的繁荣富强，就必须借助经济管理的力量，让各种各样的资源得以充分利用，让国家政府的治理能够更加顺利和合理。
而早在古代，我國就有各种各样优秀的传统经济管理思想，不仅在当时的社会背景环境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同时因为该思想的先进性和优越性，从而得以延续和发展至今。例如在《管子 权修》中，就曾经创设性地提出了量入为出的财政收支原则。认为任何一个国家的财政支出，都应该根据财政收入来进行分配，既要保证支出的范围始终限定在财政收入中，同时也要避免一味地增加财政收入，并最终实现收支平衡。同时，我国也在很早以前就出现了户籍制度，并且根据户籍制度为标准，进行了合理的征税，让国家财政收入得以维持的同时，也能够激发百姓的生产积极性，维护社会的稳定与和谐，而这个传统的经济管理思想，同样也在当今社会中得到了肯定和提倡。由此可见，传统的经济管理制度因为其合理性和前瞻性，必定能够在时代的浪潮中顺利存活下来，并且延续至今。
因此，虽然传统经济管理思想的大部分理论和实践指导，对于当代经济发展而言，已经存在了很多相互矛盾的地方。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现代经济管理思想，仍然是从传统经济管理体系中孕育出来的，并且将其合理之处进行了必要的延伸和拓展。而这同时也说明了一个道理，即使是现代的经济管理思想体系，也并不代表着完全正确，如果盲目崇拜权威，往往可能会适得其反。作为一名经管人员，应该能够客观理智地看待现代经济管理思想体系，并且不断地学习传统经管思想，并将其更好地运用在现代经济市场环境中。
五、结束语
总而言之，即使是在当今社会环境中，大部分传统经济管理思想已经与经济发展环境不相适应，但是传统的经济管理思想中，仍然能够给予我们很多启发，能够让现代经济管理思想变得更加的优化和完善，从而更好地指导我们的经济实践活动。因此，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将经济管理思想区分为传统和现代，并不意味着我们就要完全摒弃传统经济管理思想中，与当今时代发展相契合的部分。而是应该在扬长避短和趋利避害的基础上，促进现代经济管理实践活动得以顺利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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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王丽娜（1975.06- ），女，汉族，黑龙江人，大学，副高级经济师，单位：锦州市殡仪馆，研究方向：经济管理
陈亮农业经济思想研究论文范文第4篇
摘要：针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新趋势，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要思想，，这一思想是在准确把握经济发展基本规律基础上做出的重大科学论断，揭示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转型期的内在规律与主要特征，包括经济增速将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增长趋于平稳、经济发展更多依靠国内消费需求拉动和经济发展方式将从要素规模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等，是指导未来我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理论指南。
关键词：经济新常态；经济发展规律；增长理论
文献标识码：A
从改革开放启动到2010年，我国经济保持了32年的持续高速增长，创造了世界经济增长奇迹、、但2010年以后我国经济增速明显放缓，国内7卜产总值增长速度从2010年的10.4%下降到2011年的9.3%、2012年的7.7%、2013年的7.7%和2014年的7.4%，表现出新的发展趋势。准确认识这个新趋势，是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前提。习近平总书记洞察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新趋势，提出了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要思想，为新阶段的中国经济发展指明了正确方向。这一思想是在准确把握经济发展基本规律基础上做出的重大科学沦断，揭示了未来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内在规律、经济发展模式转换的基本方向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内在趋势，是指导未来我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理论指南。
一、经济发展新常态是对未来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的高度概括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首要特征是经济将从高速增长状态转向中高速增长。这一论断所揭示的未来我国经济增长的阶段性特征，与经济发展阶段理论所揭示的各国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相吻合。
从国际发展经验看，各国经济发展均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从不发达经济发展到成熟工业经济，各国经济大致要经历不发达阶段、工业化初期阶段、工业化中期阶段、工业化后期阶段、后工业化社会和现代化社会六个阶段。在不同发展阶段，各国经济表现出类似的发展特征。如，从产业发展角度看，不同阶段各国产业结构会表现出类似的变化趋势，工业化初期阶段是产业结构从以农业为主的传统结构向以现代化工业为主的工业化结构转变时期，初期工业主要是食品、烟草、采掘、建材等劳动密集型初级产品制造业；工业化中期阶段是工业结构升级时期，产业结构从初期的初级产品制造业转向轻工业，并在中后期从轻工业转向重化工业，进而步入重化工业化阶段；工业化后期阶段是第三产业快速发展时期；后工业化社会是技术密集型产业迅速发展的时期；现代化社会则是第三产业开始分化、知识密集型产业从服务业中分离出来并占主导地位的时期。与产业结构的演变相对应，在不同时期经济发展的速度表现出不同的阶段性变化特征，工业化初期经济增速开始提高，工业化中期是经济高速增长期，特别是在重化工业化阶段经济会表现出加速增长态势，但在工业化后期经济增速会下降，从高速增长状态转为中高速增长，在后工业化社会和现代化社会经济增速还会进一步下降，进入低速增长期。
不同阶段各国经济发展的类似特征仅是一种趋势，不同国家因人口规模、资源禀赋、文化传统、社会体制等不同，在不同发展阶段产业结构及整个经济增长也会有很大差别。以日本和韩国为例，两国都经历了重化工业化阶段的高速增长期与工业化后期的较高速增长期，但经济增速存在明显差别。其中，日本经济在1961～1973年处于高速增长阶段，经济增速介于-1.02%～12.88%，年均经济增速高达8.78%。1973年以后进入较快增长期，1973～1990年经济增速介于-1.23%～7.15%，年均增速为4.13%；韩国经济在1966～1988年处于高速增长阶段，经济增速介于-1.49%～14.1%，年均增速高达8.59%。1988年以后进入较快增长期，1989～2002年经济增速介于-6.85%～9.39%，年均增速为6.35%。
我国经济在历经1979～1990年的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后，1990年以后进入以家电快速增长为主的轻工业化阶段，2000年以后进入以汽车和房地产快速增长为主的重化工业化阶段，2007年以后进入服务业相对快速发展的工业化后期，至2013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已超过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与产业结构和发展阶段演变相对应，我国经济在1978年以后开始进入快速增长期，1978～1990年GDP年均增长9.3%，1990年以后经济进入高速增长期，1991～2007年GDP年均增速高达10.6%，特别是2000年以后，随着重化工业的快速发展，我国经济进入加速增长状态，GDP增速从2000年的8.4010提高到2007年的14.2%。2007年以后，在需求结构转变、美国金融危机冲击等多方面因素共同影响下，我国工业和第二产业增速开始下降，第三产业呈现相对快速的发展势头，从综合消费需求、产业发展状况、出口及外部发展环境等多方面因素判断，我国经济已进人工业化后期。从各国发展经验看，这一时期是经济从高速增长状态向中高速转换阶段，经济增速将有所下降，但仍将保持较快增长状态。
二、经济发展新常态揭示了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内在规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增速放缓，但增长更趋平稳。这一论断揭示了未来我国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内在趋势，反映了不同发展阶段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内在规律。
从经济运行的周期性波动规律看，各国经济增长在任何时期都是周期性波动的，但不同发展阶段经济周期性波动的特征存在较大差别。在工业化中期的高速增长阶段，因生产过程更加迂回、产业链更长，经济的加速数提高，经济增速的波动幅度也增大。在经济从工业化中期高速增长向工业化后期的中高速增长及后工业化社会和现代化社会低速增长的转变过程中，随着经济结构从工业向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转型升级，经济增速趋于下降，经济增速波动幅度也会减小，经济运行会更为平稳。如，日本经济在1961～1969年的高速增长阶段增速振幅曾高达13.9个百分点（一1.02%～12.88%之间），而在经济较快增长的1973～1990年期间经济增速的振幅也下降为4.32和6.71个百分点（1974～1979年振幅为6.71个百分点，1980～1988年振幅为4.32个百分点）；韩国经济在1966～1988年的高速增长阶段经济增速的振幅高达15. 59个百分点（一1.49%～14.1%之间），不考虑1998年因亚洲金融危机出现的意外下降，1989～2002年的较快增长期韩国经济增速振幅只有4.84个百分点。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运行经历了三次大的周期性波动，按波谷到波谷计算，分别是1980～1990年经济结构优化调整时期的波动周期，1990～2000年轻工业相对快速发展时期的波动周期和2000年以来重化工业相对快速发展的新一轮周期性波动。与一般市场经济国家经济周期性波动不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周期性波动除了受到产业结构及发展阶段的影响外，还受到经济体制改革的影响，特别是在1980～1990年期间，经济体制改革对经济波动产生了重要影响。1992年以后，随着经济体制转型为市场经济体制，市场因素在经济波动中逐步占据主导作用，经济增速波动也表现出与一般市场经济国家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类似的波动特征，即在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出现大幅度波动，1992～2013年期间平均经济增速高达10.22%、振幅高达6.6个百分点。
2000年以来，我国经济的新一轮周期波动上升期为8年，从2007年下半年开始进入周期性波动的下降期，至今已回调7年，2012年二季度经济增速下降到8%以下，截止2014年三季度GDP增速基本稳定在70/0～8%的区间。从过去周期波动情况看，经济增速在底部徘徊一段时期，产能过剩得到消化，一旦外部发展环境得到改善，经济即恢复周期性上升。如，第一轮周期在1990年达到波谷，此后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和党的“十四大”确立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后，经济迅速恢复上升。第二轮周期经济增速在1998年下降到7.8%的低点，此后到2001年基本稳定在8%左右的较低增长状态，2002年我国出口恢复快速增长，经济因此进入新一轮周期的上升期。在本轮周期性回调中，鉴于美、欧、日等世界主要经济体经济仍处于金融危机之后的复苏企稳阶段，预计到2015年我国经济仍将在70%～8%的底部运行，此后将随着出口恢复较快增长进入新的周期性上升期。但受发展阶段及经济增速下降趋势制约，未来经济的周期性波动振幅将缩小，在下一轮经济周期的上升期经济增速将回升，但难以回升到10%以上的高速增长状态，整个经济运行将呈增速趋于下降、振幅趋于缩小的周期性下行趋势。
三、经济发展新常态阐明了我国需求发展模式转换的基本方向
新常态下经济增速放缓并趋于平稳，重要原因是需求结构将发生重大转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常态下我国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第三产业、消费需求逐步成为主体，经济将更多依赖国内消费需求拉动。这一论断揭示了需求结构演变的基本规律，也阐明了我国需求发展模式转换的基本方向。
从需求角度看，经济增长取决于投资、消费和出口三大需求，其中消费和出口是基础需求因素，短期内投资是需求因素，中长期看是供给因素，决定投资的基础因素依然是消费和出口。因此，从中长期看，消费和出口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需求因素。但在不同发展阶段，消费和出口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有很大差别，在工业化初期和工业化中期，出口快速增长是各国成功实现工业化的前提，出口及其带动经济和收入的快速增长，也是消费需求快速增长的基础，出口对经济增长及经济工业化进程的拉动作用相对较大。在工业化后期及后工业化社会，出口结构与消费结构的转型升级是经济成功转型的基础，但对大国而言，受制于国际市场需求不足和劳动成本上涨，工业化后期出口增速及其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将下降，消费需求将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力量。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是由消费需求和出口快速增长共同拉动的，但不同时期消费和出口对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有巨大差别。在1978～1990年的经济结构优化调整阶段，我国出口规模较小，1980年出口只有271.2亿元人民币，仅相当于国内最终消费需求的9%，到1990年出口规模（商品和服务出口）扩大到3258.4亿元人民币，但也仅相当于最终消费的27%，这一时期消费需求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基础需求因素。1990年以后我国出口进入高速增长期，出口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不断提高，经济增长进入消费需求和出口双轮驱动时期，经济发展也进入工业化快速提升的高速增长期，到2007年我国出口规模扩大到102817.6亿元人民币，与最终消费的比率提高到77.8%，出口快速增长成为1991～2007年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拉动力量。2007年以后我国出口规模继续扩大，但增速明显下降，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也相应减弱，到2013年出口与最终消费的比率已下降为51.4%，消费需求再度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基础需求因素。从未来发展趋势看，出口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趋于下降，消费需求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将不断提高，我国经济将更多依赖国内消费需求拉动。
从出口发展趋势看，2012年我国已成为全球最大商品出口国，2013年我国商品出口占全球商品出口的比重已达11.76%，接近德国占比的历史最高水平（1990年的12.21%，）、超过日本占比的历史最高水平（1993年的9.58%），从德国、日本等贸易大国的发展经验看，我国出口高速增长期已结束，未来出口增速将向全球出口平均8%左右的增速回归，与1990～2007年期间年均25%左右的出口增速相比，未来出口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将趋于下降。
在出口增速及其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趋于下降的情况下，未来我国经济增长将更多依赖消费需求增长。目前，我国家电等耐用消费品需求进入以产品更新需求和新产品需求为主的低速增长时期，但创新能力较强、产品更新换代较快的计算机、手机等耐用消费品需求仍保持快速增长状态。以城镇居民家庭为主的乘用车需求正在从高收人家庭向中等收入家庭拓展，这意味着汽车消费需求也将从2000～2012年年均增长39%的高速增长期，转向增速为10%～15%的次高速增长期，国内商品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也趋于减弱。商品消费与出口增速的下降，意味着我国经济高速增长期已结束，但服务消费的较快增长依然能够支撑未来消费及经济保持较快增长。从消费发展规律看，随着耐用消费品逐步达到饱和需求状态，服务性消费会快速增长并成为拉动消费增长的主力一如，美国个人消费中服务消费占比在1970年就超过商品消费占比，此后到1990年的20年间服务消费一直保持了年均10%左右的高速增长状态，成为美国消费及经济增长的重要需求支撑力量。近年来，我国居民商品消费增速下降，但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服务性消费正在迅速崛起，城乡居民医疗保健、文化娱乐、家政服务等服务性消费持续快速增长，在消费支出中占比不断提高，成为拉动消费需求的重要增长点。未来我国服务消费也将进入持续快速增长期，加上汽车、手机和电脑等耐用消费品的较快增长，未来较长时期我国消费仍有条件保持较快增长状态。消费需求继续保持较快增长、出口增速趋于下降，将使我国经济发展的需求拉动模式从出口拉动为主转向消费拉动为主。消费结构从商品消费为主向服务消费为主的转换，也将带动产业结构从工业为主转向服务业为主，我国经济发展阶段也将因此从工业化中后期的重化工业化阶段，转向第三产业相对快速发展的工业化后期和后工业化社会。
四、经济发展新常态体现了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内在趋势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讲话中明确指出，过去劳动力成本低是最大优势，引进技术和管理就能迅速变成生产力，现在人口老龄化日趋发展，农业富余劳动力减少，要素的规模驱动力减弱，经济增长将更多依靠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必须让创新成为驱动发展新引擎。这一论断揭示了工业化国家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基本规律，阐明了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内在趋势。
后发国家成功实现工业化一般依靠两大优势，一是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较低的劳动成本，即依靠低廉的劳动成本在国际市场竞争中获取产品价格的比较优势。二是发达国家产业转移过程中成熟技术的溢出效应，即通过承接产业转移，以较低的成本消化吸收发达国家成熟的生产技术和管理技术，实现自身快速技术进步。凭借劳动成本低的比较优势和发达国家成熟技术的溢出效应，依靠劳动力与资本等要素投入，拉美地区和东南亚地区的许多国家成功实现了工业化和经济的快速发展。但在工业化后期，劳动成本的上涨和技术溢出效应的逐步消失将使以要素投入为主的经济发展失去动力，经济的成功转型将主要依靠自主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在缺乏技术创新、产业结构无法升级的情况下，工业化国家经济会停滞发展并陷人中等收入陷阱。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抓住第三次全球产业转移的重大历史机遇，通过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发挥劳动力资源丰富、劳动成本比较优势、引进利用外资和吸收国外成熟技术溢出效应，实现了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和经济快速工业化。与许多国家工业化中前期的发展模式类似，我国经济发展模式更多地表现为以要素投入和投资驱动为主的粗放式发展模式。相关研究表明，1978～2007年的30年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平均增速只有3%，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只有30%，其余70%的经济增长是由资本和劳动力等要素投入拉动的。充分利用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较低的劳动成本比较优势实现经济快速发展，是劳动力过剩情况下我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合理选择，但随着我国要素供给条件的改变、经济发展阶段的转换和外部发展环境的改变，单纯依靠增加要素投入促进经济增长的粗放式发展模式日益接近其发展瓶颈，创新驱动已成为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从要素供给看，我国劳动力供求格局正在从供求基本平衡向供给不足转化，劳动力供给不足将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增速的重要因素，要解决劳动力供给不足对经济增长的制约，加大技术进步足保障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从劳动力供给看，根据我国人口结构和劳动就业制度，2014～2016年我国新增劳动力规模仍将大于城乡退出劳动力规模，预计2014～2016年劳动力净增加数量分别为266万人、120万人和203.6万人，扣除自然失业率后的全社会劳动力供给规模仍将继续扩大，从2013年的76977万人扩大到2016年的77567万人、从2017年开始，我国新增劳动力规模将小于城乡劳动力退出规模，预计2017～2025年每年减少人数在3万～308万人之间，平均每年减少174万人，全社会劳动力供给规模将从2017年的77564万人下降到2025年的76001万人。从劳动力需求看，根据经济就业吸纳能力的发展趋势，未来要实现经济年均增长7%的增长H标，我国非农产业所需劳动力规模将从2014年的53869万人增加到2025年的67 232万人。与劳动力供给规模相比，2014～2017年我国劳动力需求规模与供给规模基本一致、劳动力供求处于基本平衡状态，但从201 8年开始劳动力需求规模将大于供给规模，且劳动力供求缺口不断扩大，将从2018年的301万人逐步扩大到2025年的6206万人。解决未来劳动力供给不足问题，可采取延长退休年龄的政策增加劳动力供给，但根本措施在于加大技术进步力度，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劳动力需求，未来我国技术进步将主要依靠自上创新。
五、经济发展新常态重要思想是指导未来我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理论指南
新常态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集聚的矛盾与问题会更加突出，经济社会转型过程中还会产生一系列新矛盾、新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经济新常态的重要思想，不仅揭示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转型期的基本规律与主要特征，也为新常态下我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提供了重要理论指南。应对新常态下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新挑战，需要深入、全面认识习近平总书记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要思想，按照总书记提出的“能小能适应新常态，关键在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力度”的基本思路，全面深化改革当前经济体制与机制，针对新常态下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新矛盾、新问题，做好预案研究，为新常态下经济社会协凋发展奠定制度基础和政策储备。
一是新常态下我国居民收入差距会出现新的变化。收入差距扩大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重大社会问题之一，特别是1990年以后城乡居民之间、城乡居民内部、不同地区之间及不同行业之间收入差距不断扩大。2008年以来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有所下降，基尼系数从2008年的0.491下降到2013年的0.473，仉新常态下经济社会格局的转变会导致收入差距再度扩大，经济增速下降意味着居民收入增速下降，同时也意味着不同收入阶层与群体之间收入分配格局将会发生新的调整。如，产业结构从工业向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转变将意味着资本密集型工业企业职工收入与知识密集型服务业职工收入差距会不断扩大；新常态下企业为应对劳动力供给不足，会加大资本投入、提高劳动牛产率，我国经济的资本有机构成会不断提高，资本要素投入的相对快速增长也意味着资本要素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会进一步提高，资本要素所有者与普通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差距会进一步扩大。在收入增速下降过程中收入差距扩大会比收入增速较高时收入蓐距扩大引发更严重的社会问题，并危及经济社会向后工业化社会和现代社会转型，为此，多数国家都对收入分配制度进行改革与调整以缩小收入差距。未来我国要应对新常态下收入差距扩大问题，需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能小能通心新常态，关键在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力度”的要求，全面深化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实现收入蓐距适度的“橄榄型”收入分配格局。
二是新常态下社会保障问题更为突出。 收入差距缩小并非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充分条件，一些国家如美国收入差距很大且不断扩大（基尼系数从1967年的0.4持续扩大到2013年的0.48），但美国经济的活力明显高于收入差距较小、基尼系数在0.31左右的欧盟国家，重要原因是一定的收入差距是保持经济运行效率的必要条件，前提条件是具有能够托底的社会保障制度。当前，我国收入差距很大，新常态下收入差距还存在进一步扩大的因素，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在促进社会公平的同时兼顾效率，对新常态下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至关重要。目前，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正处于起步阶段，养老保障和医疗保障制度均存在统筹层次低、制度不统一、不同群体待遇差别大、可持续发展能力差等一系列问题，整个社会保障制度尚未建立起能够托底低收入和失能等特殊社会群体养老与医疗的机制。从我国人口结构与人口出生率看，新常态下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会迅速提高，据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预测，到2020年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将提高到17.17%，到2050年将提高到30%以上。人口老龄化程度的迅速提高意味着老年人口抚养比的下降和医疗保障支出的大幅度增加，社会保障制度的可持续性会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应对新常态下社会保障制度面临的新挑战，需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经济工作会议中提出的“坚持守住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舆论的基本思路”，以建立托底机制为重点，以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为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三是新常态下经济发展的资源环境约束会进一步增强。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规模的持续扩大，我国资源需求规模也迅速扩大，铁矿石、石油等矿产资源对国际市场的依存度不断提高，2013年铁矿石对外依存度接近70%、原油对外依存度接近60%。在工业化过程中，我国一直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避免走一些国家工业化进程中“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但依然出现了比较严重的污染问题，近年来严重的雾霾和水污染问题显示，我国环境承载能力已达到或接近上限。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增速下降，但经济规模持续扩大，对资源需求规模依然会继续增加，铁矿石、原油的对外依存度还会进一步提高，保障资源供给安全的压力会持续加大，自然环境也会面临更大的污染压力。应对资源环境约束增强的挑战，需要鼓励国内企业参与国外资源开发，提高我国在资源性产品开发利用与定价方面的话语权，确保资源供给安全，更需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的“要坚持不懈推进节能减排和保护生态环境，既要有立竿见影的措施，更要有可持续的制度安排，坚持源头严防、过程严管、后果严惩，治标治本多管齐下，朝着蓝天净水的目标不断前进”的指导思想，切实推进节能减排，推动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新方式。
四是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更为复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与出口规模的扩大与出口产品结构升级，改变了国际经济与贸易格局，特别是2000年我国加入WTO以后，我国出口规模的迅速扩大和出口结构的大幅度升级，对国际经济与贸易格局产生了重大冲击，在利益驱动下欧美发达国家针对我国出口的反倾销等贸易摩擦持续增加，由此还衍生出施压人民币汇率升值等一系列针对我国的经济问题与政治问题，我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日趋复杂。新常态下我国经济与贸易规模的持续扩大，还会进一步改变世界经济、贸易与政治格局，外部发展环境也会更加复杂。应对新常态下外部发展环境复杂化的挑战，需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在APEC会议主题演讲中提出的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要求，全面落实“一带一路”战略，通过构建“高水平引进来、大规模走出去”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加强区域经济合作、推动国内外自由贸易区建设，构建合作共赢的对外开放新格局，营造良好的外部发展环境。
陈亮农业经济思想研究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经济思想史观;经济思想史研究方法论;绝对主义;相对主义;理性重建;历史重建
[文献标识码]A
经济思想史，顾名思义，即以经济思想本身作为研究对象，专门研究历史上各个时期具有代表性的经济思想、经济观点，研究它们的产生、发展及其对后世的影响。作为一门学科，相对于经济史学科的发展而言，经济思想史学科建设上要落后许多，主要表现于尚缺乏一套系统的经济思想史观和经济思想史研究方法论，这是“新经济思想史”研究需要突破和发展的重要主题。按照我们的初步研究，经济思想史观至少涉及到以下三方面的内容：第一，经济学是一种还是两种传统?这种讨论涉及到作为经济学说基础的哲学传统等问题;第二;经济学的渐变和革命问题;第三，“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而经济思想史研究方法论主要包括“历史重建”、“理性重建”和“创造的解释学”等方法。本文通过对马克·布劳格《经济理论的回顾》中有关“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和“历史重建”与“理性重建”相关论述的解读，提出了如何进一步改进相关研究的建议。
一、经济思想史观论争及其启示
马克·布劳格(Mark Blaug，1927-)，著名的经济思想史家和经济学方法论家，因对经济思想史研究工作做出很大的成绩而在经济学界享有盛名，他热情致力于研究、阐发、评价经济学家们的学术思想及其著作，撰写出数目可观且影响甚大的文章、辞典和传记，还提出不少独具一格的学术见解。尤其是他精心著述的《经济理论的回顾》(以下简称《回顾》)，篇幅宏大，视角独特，内容丰厚，阐述精到，受到了西方经济学界的普遍赞誉和推崇，被誉为经济思想史和经济理论史方面的经典，自1962年发行第一版至今已出了第五版(1997年)，第五版最近已由姚开建教授翻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予以出版。在该书绪论中，马克·布劳格花较大篇幅详细讨论了两种经济思想史观之间的争论——“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而所谓经济思想史观是指经济思想史家对各种经济思想及理论产生和发展规律的基本看法，也即经济思想史家对人类经济心智历史的世界观。
所谓“绝对主义”史观，即是着眼于主体的心智发展，将历史视为一个从过去谬误到现今真理稳步不懈的演进过程，即“真理在很大程度上是集中在经济的边际增量上”。因此，它强调学科内部力量(如经济学与日俱增的专业化)，以此来解释经济思想的发展，认为思想理论的进步不仅仅是历史环境的反应，而主要取决于受过严格训练的专业人士通过专业领域内知识进展的职业反应，探索和解释尚未解决的问题或是令人困惑的悖论，发展了解释经济现象或推理分析的专门技巧。经济理论的发展是经济学专业研究工作自身进展的结果。“根据这种观点，可以将各种理论的地位在时间上进行排队，距现在最近的理论与较早的理论相比可能错误更少而更接近真理。”相应地，对过去的经济学家仅仅依据其接近某种绝对真理的程度予以评价。“相对主义”史观则着眼于具体情境，将过去时代提出的每一个理论或多或少地看作是对当时状况的反映，每个理论在它所处的背景下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反对简单地认为最近的理论比较早的理论错误更少。因此，相对主义史观主张用历史、经济、社会与政治的力量来解释经济思想的成长以及这些力量影响经济理论的方式。历史在每一个经济理论中都起作用，对以往经济学家，相应地，则依据其所处的时代、过去相关研究主题的发展以及当时的社会和政治环境进行评价。
在对“绝对主义”和“相对主义”这两种经济思想史观进行细致评比解析的同时，布劳格也表达了作者自身的经济思想史观。从《回顾》全书来看，作者表现出在“大脑”与“心灵”之间的某种程度的“分裂症”——理智上，他是一个绝对主义者;但在著作许多章节中显示出他在情感上非常同情“相对主义”史观的处境。在绪论的开头，布劳格便表明《回顾》的主题——“这是对以往经济学理论的一种批判性研究”以及“批判隐含的判断标准”——“我的标准是现代经济理论的标准”，这鲜明反映作者所持有的“绝对主义”史观，这种史观贯穿于《回顾》全书的经济理论分析与阐释。然而从该著作许多具体章节来看，却又显示出作者具有“相对主义”史观，如在对重商主义辩护的考察、边际革命和凯恩斯革命的阐析时等都表明了作者的“相对主义”立场。在布劳格看来，“经济思想的发展在趋向现实真实性上并不是采取直线式的进展，它在进步中由于不同时间、地点的不同情况经历了许多曲折，因此，我们是采用相对论者还是绝对论者关于事物的解释完全取决于我们所希望提出的问题。”
其实，“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这两种经济思想史观都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从时间向量上来看，在1952年以前，对经济思想发展的解释是“相对主义”史观占优势;而之后则是“绝对主义”史观占优势。我们认为，“绝对主义”史观则往往把经济范畴变成了脱离历史、超社会超历史的东西，这种史观的缺陷决定了其片面性。而目前对“相对主义”史观的定义是全面的。“相对主义”只是针对“绝对主义”，强调了历史环境对经济思想史研究的重要性，它并没有必要忽视经济思想本身的发展逻辑与线索，因此，更“健全的”“相对主义”不仅能够对当时的经济、社会、政治和科学环境如何导致一种学说的产生以及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进行分析，也能在经济思想本身发展逻辑的脉络中评价其得失。“相对主义”史观的合理性还可以从经济思想供给一需求这一角度予以说明：一种经济思想(理论)产生、发展与演化的影响因素都可以纳入到需求和供给两类途径。从需求方面看，一种经济思想的产生、发展，往往源于当时社会的经济、政治等状况变化对其的客观需要;而从供给方面来看，经济思想的产生、发展，又离不开以往积累的经济思想、一般的科学一文化背景以及研究人员的专业化分工进展等条件。因此，相对于“绝对主义”史观，“相对主义”史观更能较正确地把握经济思想产生和发展的客观规律。
二、马克·布劳格关于经济思想史研究方法论的洞见
所谓世界观决定方法论，经济思想史观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方法。
布劳格借用哲学史的术语，以哲学解释学的思想为基础区分了“理性重建”(rational reconstruction)和
“历史重建”(historical reconstruction)两种不同的经济思想史研究方法，“这是一种同‘绝对主义’和‘相对主义’几乎等价的划分”。作者采纳了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与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在结构主义上的洞见，认为过去所有的文本都需要重建，因为这些文本的意义并非全无晦涩之处，而且并非只能有一种诠释，甚至连作者也没能完全掌握文本的意义，故需要重建，即对过去的经济思想予以重新阐述。
布劳格认为，一种是按照现代思想来重建，突出表现就是把经济思想史简化成经济分析史，给过去的思想穿上现代的外衣，即运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分析工具——通常是数学模型——来重新表述过去的思想，这种方法被称作是“理性重建”;另一种方法则是“历史重建”，这是布劳格从当代哲学家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有关哲学史编撰的讨论中借用来的术语，其含义就是按照过去的思想家实际上是如何思考的方式来重新表述其思想，尽可能忠实文本写作时的背景进行重建。在布劳格看来，“理性重建”无法帮助我们理解已故经济学家的思维方法和经济思想的发展历程，因此，虽然“历史重建”困难重重，但它却是着眼于经济思想史这门学科题材独特性质的“唯一”正确方法。
然而，布劳格在这部名著《回顾》绪论中，却认为“‘历史重建’和‘理性重建’都是经济思想史写作的完全正当的方法。”这种观点是与上述所坚称的“历史重建”是“唯一”正当方法的观点相冲突的。在《回顾》绪论开头，布劳格已指出“批评隐含判断的标准……我的标准是现代经济理论的标准”，这正是“理性重建”的要义，倘若按照作者原本所认为的——“历史重建”是研究经济思想史的“唯一”正当方法，那么作者在《回顾》中理论回顾所采用的方法便自然被认为是非正当合理的方法。作者这种观点不一致的矛盾需要我们“历史重建”他的本意。问题似乎首先出在布劳格对“理性重建”内涵的把握和强调，布劳格最初提出“理性重建”的目的在于反对和批判历史的“辉格(Whig)诠释”，于是将“理性重建”与历史的“辉格诠释”纳入同一个范畴，即将“理性重建”仅限于“按照个人的信念来描述和编撰历史”，正如他在《回顾》绪论中对“理性重建”所下的定义——“把过去的伟大思想家假想为与我们处在同一时代，并与我们面对面交换意见，我们用我们的术语分析它们的观念，以便找出它们的错误，证实我们所喜好的信念，在心智历史的进程中，这种信念在进步”。正是对其定义后半部分的强调，才令作者放弃将“理性重建”作为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方法。然而，正如西格诺里诺(Signorino)所极力反对的，“理性重建”并非仅仅等价于追求“辉格”目标，运用现代术语分析过去的思想可能完全不同于仅仅“证实心智历史在进步的信念”。倘若划清“理性重建”与历史的“辉格诠释”所谓等价定义的差别，着眼于运用现代术语以及现代分析工具对过去思想进行考察和重新表述，则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如布劳格所言“‘理性重建’显然与时代不合，不过如果对它们与时代不合的东西，在全面认识的基础上进行处理，‘理性重建’是无可非议的。”正是基于作者对“理性重建”内涵的重新认识，才使他改变初衷，承认它也是研究经济思想史的完全正当的方法。
确实，“理性重建”，往往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阐明和澄清过去的思想，可能有助于增强对过去经济思想及理论连贯性和脉络的把握和理解。在《回顾》中可以找出许多这方面的例子：例如布劳格对斯密关于公祭期间黑布价格“局部均衡分析”予以“理性重建”，运用现代马歇尔的供求分析工具阐释并证明斯密在论述黑布价格影响因素时对需求忽视的合理性，这无疑使读者能更深刻地理解斯密的思想;又如作者对李嘉图体系的“理性重建”，通过构建一个现代数学模型——“谷物模型”，在此框架内阐述和证明李嘉图的论点，这虽然可能有悖原作者愿意，但不可否认，这种简化的数学模型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有助于表达和验证经济学家的理论逻辑;再如，作者在详尽阐述某位经济学家的某些经济理论(如地价税、利润理论等)时，不仅考虑到可能影响他们的前任者，还考虑那些被他们所影响的或批评他们的后继者，以及相关理论的后期发展，将早期理论与其近期的讨论和发展联系起来，这种“理性重建”方法突出强调了经济思想的内在逻辑与连贯性，利于理解和把握经济思想发展的脉络。
然而，“理性重建”具有显而易见的缺陷，正如布劳格所指出的，“它们威胁到使过去的思想变得不相关，因为它们经常仅仅显示我们现在比过去那些经济学家知道的多得多”，这“显然与时代不合，如果过度使用，无论如何都会歪曲和损害历史。”针对这种弊端，作者在《回顾》中多次提出和强调“理性重建”违背和歪曲历史的典型事例。布劳格认为，瓦尔拉斯和帕累托完全竞争理论中的“竞争”概念与斯密“看不见的手”理论中的“竞争”概念具有本质差别。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中的“竞争”是一种结局状态(end-state)概念，而斯密所说的“竞争”是现代奥地利学派所称的“过程竞争”(process competition)概念，二者内涵的本质差异电导致相应配置效率的差异——前者为“静态效率”，后者为“动态效率”。然而阿罗一德布鲁以及现代一般均衡理论的阐释者，将斯密“看不见的手”的过程竞争作为现代福利经济学基本定理的渊源或理论基础。在布劳格看来，这是“缺乏历史依据的‘理性重建’，确实是对历史事实的歪曲，”作者坚决反对和批判这种“理性重建”——“若要援引历史来替当代的信仰背书，则漠视文本证据是没水平的做法。”也正是对“理性重建”这种弊端的忧虑和担心，才令布劳格在先前主张只有“历史重建”才是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唯一正当方法。
我们认为，布劳格之所以在“历史重建”与“理性重建”的关系问题上陷入前后矛盾的状态，是因为它没有处理好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如何定义“理性重建”的问题。“理性重建”，非得像布劳格所定义的那样，运用数学模型来重新表述过去的思想吗?实际上，“理性重建”可以使用文字的和解释学的方法重新表述过去的理论或思想，并讨论其得失;第二个问题是“历史重建”渗透着“理性重建”。任何“历史重建”都离不开经济思想史家既有的知识结构，而运用经济学思想的最新成果则有可能更利于这种“历史重建”，这也就是说“历史重建”本身就含有某种“理性重建”的成份，但是，“理性重建”必须置于“历史重建”的框架之下，才能避免“绝对主义”的缺陷。因此，按照我们对这种“理性重建”的理解，“历史重建”和“理性重建”两者均是经济思想史的正当研究方法。
鉴于“理性重建”与“历史重建”二者的互补性，研究经济思想史应当把这两种方法有机结合起来。首先，经济思想史本质上作为一门历史科学，经济思想史学科研究素材的独特性质决定了“历史重建”方法的极端重要性与基础性，它是研究经济思想史首先应遵从的研究方法。在对已故经济学家的经济学说或某种经济思想的兴衰进行“历史重建”时，不仅要考虑当时社会、政治、自然科学和哲学思潮的影响，更重
要的是要考虑当时重大的经济、社会和制度问题所产生的影响，这是一种情境特定的解释学方法，需要仔细阅读已故经济学家的文本以及他们之前的思想家著作来了解他们写作时所处的大环境。其次，在客观反映历史，遵从作者本意的前提下，可采用“理性重建”的方法以便于澄清和阐述已故经济学家的思想、理解和把握经济思想产生与演进的内在逻辑和脉络。运用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及现代术语对过去思想进行考察和重新表述本身无可厚非，关键要把握一个度，不能把经济思想史变成一门令人生厌的全能知识的训练而使其残障。它的发挥要以尊重历史为前提，以便于分析和表述经济思想为目的。其实，“历史重建”与“理性重建”这两种研究方法与马克思的历史与逻辑的方法本质上应该是一致的。“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该从哪里开始，不同的是，逻辑方法抛开历史过程中所包含的个别的偶然的因素。思想进程的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而已。”历史与逻辑方法的统一要求将“历史重建”与“理性重建”方法相统一。
三、马克·布劳格研究的不足和改进的路径
马克·布劳格的《回顾》为我们提供了经济思想史观及研究方法论方面的教益。“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这两种史观的“论争”为我们发展经济思想史观提供了借鉴。我们认为，正确的经济思想史观应该是重新定义的“相对主义”史观之下的“历史重建”与“理性重建”的有机结合。尽管“理性重建”与“历史重建”的分类在实践上甚至在理论上存在问题，但它确实有利于我们澄清经济思想史研究涉及的方法论问题，有助于我们坚持历史与逻辑方法的统一，在客观地反映历史、比较忠实地遵从原作者本意的“历史重建”前提下，同时不放弃注重把握思想逻辑与脉络的“理性重建”。总之，《回顾》为经济思想史研究提供了讨论其方法论方面的门径，对推动经济思想史学科建设乃至“新经济思想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但是，马克·布劳格的研究存在着明显的不足。布劳格的著作基本上从事的是对过去经济思想的“理性重建”，而“历史重建”基本上仍是付之阙如的。如前所述，作者在“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史观之间存在“分裂症”，在理智上，作者坚持“绝对主义”立场，并且在实践上一直贯彻着这种立场，虽然情感上接受“相对主义”的解释，终究只是一种同情。这种“绝对主义”立场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作者经济思想研究基本采取的是一种“理性重建”的方法，从《回顾》及其他著作整体来看，布劳格基本上写的是经典历史，从当代经济学的视角，采用现代的理论工具，重新表述历史上各个经济学家的思想。诚然，作者非常清楚地知道“理性重建”的弊端，并对其深恶痛疾，正如其所言“如果重点只是在运用现代工具，那么‘理性重建’终必会是经济思想史残障。如果你很想展现新武器，那有许多地方可以大展身手，不一定要在这里”，但是阅读了他的著作后，我们，包括他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布劳格自身就是这么做的——“我自己也犯过上面所鞭挞的罪行”。作者这种言行不一的做法正如他在《经济学方法论》中对新古典主流经济学提出的批评——它们经常宣扬证伪主义，但在现实实践中却很少这样去做。布劳格对“理性重建”的过度使用以及对“历史重建”的较大忽视在很大程度上源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毒害”，必定会导致如他所痛斥的缺陷，将会令经济思想史残障。
针对马克·布劳格的这种不足，未来的经济思想史研究方法论应该主要致力于发展“历史重建”和“创造解释学”的研究方法。对于“历史重建”的方法，我们建议通过采用与经济史、经济政策史、哲学，以及自然科学发展、重大的经济、社会和制度问题相参照的研究方法，发展这种方法。而“创造解释学”的方法则旨在于发挥经济思想史研究在经济理论创新上的重大作用，它是比“历史重建”的方法更高一级的方法。例如，按照这种方法，我们可以假设，倘若马尔萨斯今天还活着，他会修正或扬弃他过去提出的“两个级数”概念以及放弃对未来社会的悲观预测吗?作为创造型的解释学家，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是：为了解决当代重大的经济、社会和制度问题，我们是否需要增添新的视角和新思路?我们现在应该说什么?通过这种“创造的解释学”，我们可以批判性地继承传统但又不拘泥于具体理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从而成为创新型的思想家或经济学家。
马克·布劳格研究的另一重大缺陷则是其对西方主流经济学传统的“理性重建”，而非主流经济学的许多流派基本上没有涉及。例如，作者在《回顾》中详细地论述了从斯密到凯恩斯的主流经济学的经济理论，而忽视了诸如德国历史学派、美国学派等非主流经济学理论。作者在《回顾》中对重商主义仍沿袭了主流经济学对重商主义的简单化甚至错误的评价。这些问题说明了，马克·布劳格的研究仍局限于西方主流经济学只推崇或者只承认其先驱，而贬低非主流经济学思想史的藩篱之中。布劳格的经济思想史观只涉及了“绝对主义”和“相对主义”的问题，而本文第一部分所提到的经济学研究传统问题以及经济学的渐变和革命的问题则是是其研究所缺乏的。
我们曾经讨论了经济学研究两大传统，以及运用两大传统重新梳理经济思想史的问题。作为一种经济思想史观，经济学不同研究传统问题仍需要进一步研究。而经济学的渐变和革命问题则是有关经济理论及理论体系建立和进步的方式问题。目前在这方面，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是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渐变说”，认为经济理论和理论体系的建立具有渐进性和累积性;第二种是以库恩为代表的“范式革命说”或者“渐变与革命交替说”。即使是“渐变与革命交替说”也是在单一经济学传统的思维下对经济学说的渐变与革命相交替的解释。很明显，对于自文艺复兴以来两种并行的经济学研究传统来说，目前的这两种观点都无法做出很好的解释，因此，在这方面仍需要创造新的理论对此加以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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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亮农业经济思想研究论文范文第6篇
摘要：经济伦理内生于可持续性经济发展思想之中，是调节和规范可持续发展过程中人们经济行为的基本准则。可持续性经济发展伦理探讨的主题包括可持续性与环境公正、可持续性与代际分配公正及可持续性与代内公正。可持续性经济发展伦理力图解决的矛盾包括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或物质）中心主义的矛盾、个体主义与社群主义的矛盾及当代人与后代人福利目标之间的矛盾。围绕可持续性问题的研究，当代西方经济学家们被划分为两个广泛的阵营：新古典主义和生态主义，前者以环境（与资源）经济学为代表，后者以生态经济学为代表，对这两种思想流派的研究能够更好地揭示当代西方可持续性经济发展伦理面临并力图克服的矛盾和冲突。
关键词：可持续性；经济发展伦理；新古典主义；生态主义
“可持续性”本质上就是一个伦理议题。经济伦理内生于可持续性经济发展思想之中，是调节和规范可持续发展过程中人们经济行为的基本准则。可持续性经济发展伦理将调节当代人之间经济关系的道德规范和价值判断拓展到了人与自然、当代人与后代的相互关系中，体现了一种开明的人类中心主义，甚至是生态（或自然）中心主义的伦理哲学观。这一思想对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伦理价值观而言，既是一个严峻的挑战，也是一个必须面对的全新的课题。
一、伦理学与经济学的内在联系
尽管西方主流经济学一直以来受到“休谟命题”的影响，强调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应该排除价值判断，主张经济学应该专注于实证研究，摆脱规范研究，实现“价值中立”。经济学中著名的“斯密问题”最初被认为是Adam Smith经济观与伦理观之间的矛盾，即经济上的利己主义与道德伦理上的利他主义的矛盾。但后来的研究发现，Adam Smith在伦理上的利他主义与经济上的利己主义并无本质上的对立。它们之间的联系可以解读为：人从利己的动机出发，在“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之下，实现了利他的目的，即利己是动机，利他则只是利己动机导致的一种结果。“斯密问题”体现的是资本主义经济学与伦理学，或经济利益与伦理目标之间的内在关联。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Armatya Sen更是指出，经济学有两个起源——一个是工程学，主要解决经济分析的逻辑问题，而另一个就是伦理学，解决的是经济学的最后归宿和人类福利问题。陈岱孙先生对经济学与伦理的关系阐述了类似的观点：“经济现象和自然现象是有区别的。经济学作为一种社会科学，不能脱离人，不能脱离社会，因而也不能脱离社会价值判断，不能避开社会伦理道德问题，不能成为自然科学中的物理、化学、天文学那样的科学。”
事实上，崇尚实证研究的西方主流经济学是建
立在边沁和穆勒的效用主义或功利主义哲学思想基础之上的。尤其是“边际革命”以来，边际效用价值论成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基础理论。虽然西方主流经济学家们大多推崇经济学研究的数理化，贬抑伦理化，但边际效用价值论的基础地位表明了经济学仍然是建立在明确的主观价值判断基础之上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这种名义上的“价值中立”、实际上的“效用主义”，体现了以人为中心，以个人效用或社会福利最大化为目标的“人类中心主义”和“功利主义”伦理价值取向。这一伦理价值观同样也内生于新古典环境（与资源）经济学和可持续性经济发展思想之中。
综上所述，人类的利益目标与伦理道德目标本质上是能够和谐统一的。“经济与伦理以及经济学与伦理学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已经表明经济学与伦理学可以联手形成合力共同研究社会经济生活和人类文明发展的重大问题。”
二、可持续性经济发展伦理思想的演变
“可持续性”一词源于生态学，原指生态系统能自我维持的一切生态过程、功能、生物多样性和未来的活力。
早在200年前，包括Malthus、Ricardo、Mill和Marx在内的西方经济学家们就已经认识到资源与环境对经济增长的限制，但是直到20世纪60年代，环境保护这个概念才进入人们的视野。而直到20世纪70年代，新古典经济学才开始关注社会与环境对经济增长的限制问题，才使得西方主流经济学开始承认这一真实世界经济的基本特征。然而，可持续发展问题成为一个国际共同关注的议题却是在1987年。Brundtland在《我们共同的未来》中给“可持续发展”做出了一个简单的描述性定义：“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需求能力的发展。”
尽管Brundtland的定义因为其模糊性而备受诟病，但它明确了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可以相容的基本观点，强调了伦理在处理人类发展与环境保护关系中的重要性，成为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分水岭。Bruntdland定义提出之后，西方经济学家们对可持续性，尤其是对可持续发展，提出了很多不同的定义。虽然他们定义的角度不同，措辞不同，但是都重申了Brundtland定义中的可持续性或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伦理主张——伦理是内生于可持续性经济思想之中的，包含了社会、经济和环境公正三个维度。其中，环境公正是指人类管理和保护自然环境的道德责任，是处理人与环境之间关系的伦理原则；经济公正，即代内公正，是处理当代人之间经济关系的伦理原则；社会公正，即代际公正，是指当代人与后代人资源配置的公正问题，体现了当代人对后代人的伦理责任。
三、可持续性经济发展伦理探讨的主题
在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人与社会的相互关系和矛盾中，当代西方经济学家们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价值判断标准。其中，新古典经济学的“人类中心主义”和“功利主义”伦理价值观基本上继承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效用主义传统价值标准，形成了一种被称为“弱可持续性（包括极弱可持续性）”的经济学研究范式。另外一种伦理思想完全或部分脱离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伦理价值观，选择了“开明的人类中心主义”或“生态中心主义”和“社群主义”的可持续性价值判断标准，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所谓的“强可持续性”的生态经济学研究范式。
从某种意义上说，西方可持续性经济发展思想是在对强可持续性和弱可持续性的长期争论中逐渐发展而来的。这一争论实际上依旧是围绕经济学研究的基本问题展开的，涉及资源在竞争性用途中的配置问题以及成本与收益在不同市场主体之间如何分配的问题。生态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同样关注资源配置效率最大化和分配公正问题。但是，前者更加注重经济规模的研究。此处的“规模”是指与整个生态系统限制相对应的经济物质规模。将规模问题纳入研究范畴可以说是生态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可持续性经济发展伦理思想的最大区别。
1.可持续性与环境公正
西方经济学家们将自然具备的两种基本经济功能，即“源功能”和“洗涤槽”（或“自净”功能）统称为“自然资本”。自然资本是能够在现在或未来提供有用的产品或服务流的自然资源及环境资产的存量。自然资本与人力资本和生产资本
新古典环境与资源经济学将资本的概念拓展到自然领域实际上是将自然“工具化”了，它延续了李嘉图的“资源相对稀缺”假设：自然与环境服务相对于经济增长而言是稀缺的；自然与环境服务只有是“相对稀缺”，并能够为个人产生效用才具有经济价值；自然服务的价值的高低取决于个人偏好；维护自然服务的目的是为了改善经济人福利；资源与环境保护如果不能产生经济福利就是一种经济资源的浪费，是资源的无效率配置。
相比较而言，生态经济学对“规模”问题的关注则凸显了对自然生态内在价值的尊重。而这正是生态经济学环境伦理的重要内容。生态经济学是在Malthus的“资源绝对稀缺”的观点上发展起来的，它强调某些生态过程的不可逆性，封闭生态系统中生物物理限制的客观存在及其对经济增长的约束作用。这一观点秉承了生态学的“生态中心”或“生物中心”强可持续性伦理取向，将几乎所有的生态资源看作是同等重要的，无论它们是否具有传统经济学意义上的“相对稀缺性”。环境和资源保护的目的不仅仅是出于经济人福利的改善，还因为它们是整体生态系统的一部分，有其内在的价值和自身的生存权利。这种资源绝对稀缺性思想、自然服务内在价值论和最优规模主张，共同构成了生态经济学强可持续性经济发展理论研究范式的基本前提。
2.可持续性与代际分配公正
Solow明确指出，可持续性关系分配公正问题，即当代人与后代人的福利分享问题。分配公正是新古典经济学和生态经济学共同关注的问题。其中，代际分配公正是其核心内容。新古典经济学家将代际分配公正看作是各种资本的当前消费和未来消费之间的权衡问题。换言之，可持续性要求在不牺牲当代人消费的前提下，为后代人维持能产生不低于当代人消费水平的资本存量。如果用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来解读，代际公正是对经济增长的一种限制。而生态经济学的代际公正思想依然源于对“规模”问题的关注，也可以解读为最优规模目标下的代际分配公正。无论怎样解读，代际分配公正关系到资本存量如何构成以及如何在代与代之间公平分配的问题。在这两个问题上，弱可持续性与强可持续性思想之间的差异皆源于对自然资本与人造资本相互关系的不同认知。
弱可持续性的拥护者认为，自然资本与人造资本具有广泛的可替代性。Solow的主张颇具代表性。他认为，维持后代人获得福利的能力就是在人口和技术零增长的假设前提下，维持资本存量（笔者注：自然资本与人造资本之和）不变，即人均消费不变。“可持续性并不要求保留任何特定的物种或自然资源，当代人有责任保留的是一种为后代人创造福利的一般能力。”
强可持续性思想则主张，各类资本都是必要的基本生产要素，彼此之间是互补关系，不能完全替代（或具有低替代性）。自然环境中的每一子系统、每一物种和每一资本的物理存量与构成都应维持在必要的水平，总资本构成中的各类资本的存量必须分别维持在相应的合理底限之上，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强可持续性“应该通过保留人力资本、技术能力、自然资源和环境质量来实现”
除此之外，还存在两种较为极端的伦理主张——主张“丰饶主义”的极弱可持续性和主张“深度生态主义”的极强可持续性原则。前者是站在马尔萨斯资源绝对稀缺论的对立方，支持自然工具论的伦理价值主张，赞同自然资本与人造资本的完全可替代性，更加关注当代人的福利，反对对人口和经济增长采取任何限制。后者则是纯粹的“生物中心”论者，赞同自然的内在价值和权利，认为自然资本与人造资本仅仅是互补关系，主张对资源开发和利用进行严格管制和对整体经济规模的限制。这是两种较为极端的思想主张，此处不再赘述。
3.可持续性与代内公正
代内公正是指当代人之间的分配公正问题。如果说代际公正涉及资本的跨时间配置问题，那么代内公正则涉及资本的空间配置问题。代内公正与代际公正关系密切，是可持续性经济发展伦理思想的第三个伦理维度。正如Daly和Cobb指出的，如果人们感觉为他们的后代负有责任的话，那么他们至少同样应该感到为自己的同代人负有责任。因此，代际公正有助于代内公正的实现，代内公正则是代际公正实现的前提条件。
尽管分配公正问题包含代际公正和代内公正两个维度，但是代内公正问题并没有像代际公正问题那样得到相应的重视。新古典经济学更多地关注资源配置效率问题和代际分配问题，却没有正确地解决代内分配公正问题。传统环境（与资源）经济学很少涉及代内分配的问题。生态经济学虽然明确指向了分配公正问题，但实际上是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资本跨时间配置的方法路径研究代际分配问题，从而含蓄地避开了代内分配公正问题。因此，生态经济学始终未能建立一个代际公正与代内公正之间连贯的分析框架。
Solow赞成Daly的观点，但他同时指出，代际公正和代内公正问题似乎是“某种悖论”
四、可持续性经济发展伦理力图解决的矛盾
新古典经济学与生态经济学伦理价值观的矛盾，本质上是西方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个体主义和功利主义哲学思想与生态经济学的生态（或物质）中心主义、社群主义伦理思想之间的矛盾。其中，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主义代表了经济学家们对社会—环境—经济交互系统相互关系的主观认识，是新古典和生态经济学环境伦理思想的集中体现，也是二者实现效率目标和分配公正目标的伦理依据。
1.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或物质）中心主义的矛盾
从新古典经济学相对稀缺假设以及自然资本的定义可以看出，人是主体，自然被看作是人类要征服和利用的对象，即客体。自然只是一种实现人类价值创造或效用满足的工具，其价值大小取决于主体的偏好。这一思想代表了极弱可持续性的极端思想，与西方经济学功利主义传统价值判断标准相吻合，体现了人类中心主义的狭隘伦理取向。
生态经济学吸收了经济学、伦理学、生态学和热力学等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思想，将人类社会看作是自然生态系统的一个子系统，与生态系统之间是共生演化关系。生态经济学既承认自然的经济价值，同时也承认自然作为生命维持系统的固有价值和存在的权力，体现了开明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而关键自然资本以及自然资本与人造资本有限替代的主张则是在人类中心主义和开明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之间的一种折中。此外，极强可持续性的思想主张则处于另一个极端——生态（或物质）中心主义，强调人对生态系统的依附地位，主张人类必须在自然承载力的范围内发展经济，这就必然要人类对自我经济活动的整体规模和速度进行严格约束。极强和极弱可持续性思想过于极端，遭到了来自各界的猛烈批判，因此，可持续性经济思想必然在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或物质）中心主义之间进行折中。
2.个体主义与社群主义的矛盾
传统经济学认为，环境污染和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和利用是由于环境公共品的负外部性和公共资源的开放性导致的。在这种情形下，环境收益由个人或企业获得，而环境成本和污染治理成本则由社会共同承担。个人行为与环境公共品或公共资源的关系问题正是新古典环境与资源经济学和生态经济学研究的一个共同问题。不过，两者分别采取的是“个体主义”和“社群行动”两种不同的分析方法。
从方法论上来看，作为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支学科，环境与资源经济学采取的是传统的“个体主义”分析方法。Hadin的“公地悲剧”和Coase定理为环境经济学提供了通过公共资源的产权私有化代替社会化治理的理论依据。而Pigou的负外部性理论则成为环境公共品外部社会边际成本转化为个人或厂商私人边际成本的理论依据。
西方微观经济学理论源于“经济人假设”，它也是其功利主义伦理思想的来源。在产权明确、信息完全的市场中，个人偏好决定了商品和服务的市场价格，具有稳定有序偏好的个人对效用最大化的追求就是那个引导资源实现帕累托最优配置的无形之手。但是，经济人对一般商品和服务的偏好往往是短期的。而自然产品和服务的价值通常具有长期性，而且多半不存在既有市场和能够反映其对个人效用影响水平的完全信息。为此，新古典环境与资源经济学家们主张由人们对自然产品或服务市场的主观支付意愿来决定它们的市场价格。但是，由于相关市场信息的不完备以及搭便车的心理，这种定价往往低估了自然资本的实际价值。因此，即使在由完全理性和具备完全信息的经济人构成的完全竞争的市场当中，自然资本的实际价值仍然会被低估，环境恶化也将因此难以避免。
生态经济学则认为，当代、后代与其他物种之间的关系本质上是社会关系，而非个体关系。“个体主义”方法论不适用于可持续性问题的分析。人类虽然是单独的个体，但是这种个体性却是由社会关系决定的。Costanza等人明确提出了“社群人”概念。他们认为，社会关系一旦发生改变必然导致个体本质上的改变。换句话说，“我们不是由我们个人对不同物品的支付意愿联系在一起的，而是由我们对穷人、后代人和其他物种的托管关系联系在一起的”
生态经济学家认为，可持续性的代际公正，代内公正以及环境公正思想都是对人类复杂的社会关系的伦理判断，而非个人支付意愿的简单计算。他们再次强调了“规模”的必要性，认为传统资源配置的个人决策和市场价格机制只能在预先确定的生态经济规模或边界之内发挥作用。而“规模不是取决于价格，而是取决于能反映生态极限的社会决策。在社会决策的制约下，市场中的个体之间的交易才能实现稀缺权利的有效配置”
3.当代人与后代人福利目标之间的矛盾
第一，可持续性经济发展伦理仍然受到福利经济学最优资源配置效率，即帕累托最优标准的限制。帕累托最优要求一个人的福利改善不会造成另一个人的福利恶化。这就意味着当代人的福利改善不能以牺牲或损坏后代人福利水平为代价。但现实情况是，可持续性或可持续性发展处处要求将当代人与后人利益进行权衡。当代人之所以会考虑后代人利益往往是因为他们预期能够从后代人那里获得收益。在这种情况下，代际分配被看作是一种代际帕累托最优配置标准。由于自然和后代人在当代没有合适的利益代言人，在当代人与自然和后代人之间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或多或少都会以当代人的利益最大化为优先考量。这也证明了Amartya Sen的观点——“帕累托最优标准是评价社会成就的一种极端有限的方法”
第二，社会福利最大化目标的合理性也受到质疑。Beckman指出，强可持续性在道德上难以接受，在现实中无法实行。而弱可持续性则是一种多余的概念，它对福利经济学的新古典理论没有任何改进。在弱可持续性的分析框架中，自然世界毫无独特性，它们和其他任何商品或经济投入具有同样的经济价值，其资源配置方式也和所有外部性都内在化了的完全竞争市场毫无区别。虽然强可持续性是否如Beckman所言“在道德上难以接受，在现实中无法实现”还有待进一步研究，但是弱可持续性对于福利最大化目标而言是多余的概念，在很大程度上却是符合实际的。在弱可持续性情境中，我们完全可以想象一种情况：后代人福利水平恶化，但总福利水平却能保持不变。这使我们不得不进一步对建立在效用理论基础上的西方主流经济思想产生怀疑。
第三，为保障代际分配公正对自然资本的未来价值进行贴现是常见的方法，也是可持续性经济学研究中的众多棘手问题之一。新古典经济学和生态经济学对此意见不一。根据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自然资本的未来价值可以基于市场利率进行贴现。但是，这种方法仅适用于某一时间点的个体经济决策。由于未来的不确定性，这种方法不能完全适用于后代人的决策。Georgescu-Roegen认为，由于后代人不能对可耗竭资源竞价，后者也就不存在真实的市场价格。因此，“贴现率的选择既是一个经济问题，同时也是一个伦理问题”
总之，无论是新古典主义的弱可持续性思想还是生态主义的强可持续性思想，抑或是处于两个极端的极弱或极强可持续性主张，都是在对人类、自然、社会及后代人的伦理关系和道德义务的思考过程中形成的，并正在成为当代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尽管可持续性经济发展伦理面临着诸多矛盾并在努力克服这些矛盾，但它依然是西方可持续性思想的重要基础。因为无论如何，人类共同的使命——使我们与我们生活的这个地球朝着人类—环境—经济和谐共生和可持续性的道路上前进，决定着可持续性经济发展伦理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注释
①陈岱孙：《西方经济学与我国的现代化》，《世界经济》1983年第9期。
②孙春晨：《论经济和伦理的相关性》，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08年12月18日，http：//theory.people.com.cn/GB/40764/127623/141212/141213/8542995.html.
③Regional Ecosystem Office （U.S） REO Information Center Definitions. Northwest Forest Plan （NWFP） definition of sustainability.
④Agyeman， J.， R.D. Bullard and B.Evans. 2002. “Exploring the nexus： bringing together sustainability， environmental justice and equity.” Space & Polity， 6（1）：77.
⑤WCED.1987. Our Common Future， 8.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⑥UN General Assembly. 2005. “2005 World Summit Outcome”，12. http：∥www.who.int/hiv /universalaccess2010/worldsummit.pdf.
⑦人力资本是指存在于人体之中的具有经济价值的知识、技能和体力（健康状况）等质量因素之和。生产资本则符合传统经济学的资本概念，指的是人类通过劳动创造的具有经济价值的商品与服务。
⑧Solow， Robert M..1992. “Sustainability： An Economist’s Perspective.” In： Robert N. Stavins（Eds.）， Economics of the Environment：Selected Readings-5th ed.， 507. New York：W.W. Norton & Company， Inc.
⑨资源租金（resource rent）被看作是生产者剩余，是自然资源的市场价格与其开发成本之间的差额。
⑩Brekke， K. A. 1997.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Environment： On the Measurement of Income and Welfare， 91. Cheltenham： Edward Elga.
B11 参见Daly， H.E..1992. “Allocation， distribution， and scale： towards an economics that is efficient， just， and Sustainable.” Ecological Economics， 6（3）： 188.
B12Solow， Robert M..1992. “Sustainability： An Economist’s Perspective.” In： Robert N. Stavins（Eds.）， Economics of the Environment：Selected Readings-5th ed.， 511. New York：W.W. Norton & Company， Inc.
B13B14B16Costanza， R.， John Cumberl and Herman Daly， Robert Goodland and Richard Norgaard. 1997. An Introduction to Ecological Economics， 82. St. Lucie Press and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Ecological Economics.
B15Nortan， Bryan. 2008. “The Ignorance Argument： What Must We Know to be Fair to the Future.” In： Bromley， Daniel W. Paavola， Jouni（Eds.）， Economics， Ethics， and Environmental Policy： Contested Choices， 44. Oxford： Blackwell.
B17Sen， A. 1987. On Ethics and Economics， 35. Oxford：Basil Blackwell.
B18Gowdy， John H. And Peg R. Olsen.1994. “Further Problems with Neoclassical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Environmental Ethics， 16 （2）：165-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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