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牛顿力学基础研究论文(精选3篇)》，供需要的小伙伴们查阅，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摘要：基础研究原始创新是科学之本、技术之源，对经济社会发展起着支撑和前瞻引领作用，关系科技发展的后劲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未来。主要包括：创新思想具有独创性、非共识性和转化性；创新过程具有探索性、不确定性、长期性；创新结果具有首创性、超前性和承认的滞后性；发挥作用具有研究牵引性、高技术先导性和产业发展带动性；研究者具有群体性、传承性和非功利性。
牛顿力学基础研究论文 篇1：
中国基础科学研究 到底处于什么水平
基础研究就像盖房子所需的一块块砖头，虽然你不知道某一块砖有什么用，但如果把这块砖抽掉，房子就会坍塌。
近几年，“基础科学”被提得越来越多，不仅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若干意见》，华为、阿里、腾讯等知名企业也纷纷加大了对基础科学研究的投入。
随着中国载人飞船、月球探测、量子通信等科技成果的逐渐显现，很多人逐渐认识到加强基础科学研究对国家发展的重大意义。当然，对基础科学缺乏了解、认为其没什么實际用处的也大有人在。
中国基础科学研究在世界上到底处于什么水平？我们耗时耗力研究基础科学真的值得吗？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所所长王贻芳在专访中是这么说的（注：王贻芳院士是首位获得“基础物理学突破奖”的中国科学家，2012 年，他领导的大亚湾反应堆中微子实验发现新的中微子振荡模式，被《科学》杂志列为当年全球十大科学突破）。
不重视基础科学中国曾经吃了大亏
什么是基础科学？我认为基础科学应该具有三方面的特征：1.有一定的规律性，反映了自然界的基本规律;2.不能直接应用到实际中，但是它是解决实际问题的基本原理，比如牛顿力学并不能教你怎么盖房子，这是土木工程需要解决的问题，但是牛顿力学是土木工程的基础;3.基础科学内部还有层次性，比如很多领域里虽然有独有的基础研究，但是都离不开数学，所以数学在基础研究里更为基础。
很多人经常问“基础科学看起来离我们生活非常远，好像没什么实际用处”，这种想法有些急功近利。我们无法说出某个方程、某个定律有什么具体的用途，但是整个科学体系是自洽的，基础研究就像盖房子所需的一块块砖头，虽然你不知道某一块砖有什么用，但如果把这块砖抽掉，房子就会坍塌。
包括物理学在内的基础研究是为了让我们认识自然界，如果我们不了解自然，就没有办法发展和利用它。换句话说，基础研究是社会发展的最根本动力。当然，这些是不能即刻带来经济效益的。它带来的更多是短时间不能见效的东西，包括科研水平的提高，即创新能力的提高、人才的培养、对技术的推动和发展等。
中国古代虽有四大发明、也有 “勾股定理”等发现，但我们只停在了“发现”阶段，并没有进一步发展出抽象的、纯粹的科学。而早在古希腊时期，西方就出现了几何学、逻辑学等科学，然后通过逻辑推理发展出一整套科学体系。
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打开大门向西方学习，引进了大量西方技术，购买枪炮，但北洋舰队还是在甲午战争中失败了，为什么？
如果没有掌握科学规律，人们就不能举一反三，只能单纯就事论事，那么就永远摆脱不了落后的命运。当时我们只认为学习西方的技术才是有用的，而没有把西方的科学体系引进到中国来。相比之下，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期不仅买枪、买炮，同时还引进了西方的科学，比中国早几十年建立起了完整的科学体系，以至于中国很多科学名词都是从日本传来的。所以从根本上来说，科学应该是主干，技术是主干上发展出来的枝叶，没有科学只去做技术，最终可能什么也得不到。
基础科学水平提升欧美国家崛起
回看世界历史，欧美国家的崛起也无不与其基础科学水平的提高有关。
没有热力学、牛顿力学以及麦克斯韦的电磁学等科学作为基础，两次工业革命根本无从谈起。只知道烧煤的人是没法做出蒸汽机的，必须要有热力学理论的支撑。不把电磁学搞清楚，也不可能有电的应用，如果你去问麦克斯韦他的电磁学方程有什么用，他可能没法想到我们今天享受的科技成就与此有关，包括电和电器都是他奠定的基础。
拿高能物理领域来说，在研究过程中产生过很多意想不到的新技术。比如上一代美国最大的加速器“Tevatron”，给我们带来了超导磁铁技术的突破与普及，现在，医院临床所用核磁共振设备中就采用了超导磁铁。
还有伴随我们生活的万维网，很少有人知道，它是谁发明的，实际上万维网也是在高能物理研究过程中产生的。
1989年，欧洲的物理学家建设了大型强子对撞机来寻找希格斯粒子，而科学家之间需要相互交流大量的数据和程序，这成为一个重大的问题。过去，交流依靠的是美国军方发明的E-mail（电子邮件），显然它已经不能满足科学家频繁交流的需求了，于是，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的计算机科学家Tim·Berners-Lee开发出了世界上第一个网页浏览器，架设了第一个网页服务器，推动了万维网的产生，促进了互联网应用的迅速发展。
不仅如此，基础科学还给西方带来了科学的方法论。科学的方法论有两个：一是逻辑推理，二是归纳。古希腊以来，人们总结出一整套推理的方法，而弗朗西斯·培根之后又有了实证科学，西方的科学体系就是建立在归纳推理以及实证等根本支柱上。
目前，在我国社会缺乏科学的方法论，所以经常会出现一些违背科学的言论与事件。比如很多人相信各种“大师”们的言论，却没有用科学的思维问一下是不是真的合理、有没有证据支持。如果能通过发展基础科学，让更多人掌握科学的方法论，整个社会将更进一步。
除此之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基础科学研究是文明的一部分。
国家经济发展起来并有一定的基础后，就会发展艺术、音乐、文学以及科学，人们这时就会仰望天空，探索世界是怎么回事、宇宙的根本构成，我们为什么来、将来到什么地方去？这些探索让我们永远有动力追求未知。
中国的基础科学在世界上是什么水平
怎么评价一个国家基础科学水平的高低呢？基础科学研究的重要性就体现在它对整个科学领域的影响，一个国家有影响力的基础研究成果越多，这个国家的基础科学水平就越高。
如何判断基础研究的成果有没有影响力？看看我们的教科书就会明白。无论学的是数学、物理还是化学，无论是在中学、大学还是研究生阶段，教科书里都会写到一些用科学家名字命名的基础研究成果，这些就是最经典的基础研究，它们会永远流传下去，比如，现代物理学绕不开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不可能不用量子力学。
当然，还有一些研究成果是被论文引用较多的，虽然也有较强的影响力，但跟写进教科书相比还是差点。到目前为止，我国已有的这些重大科学成果能够写进教科书的几乎没有。
前面也提到，中国古代没有建立起基础科学的体系，所以中国的基础科学基本就是从“零”开始，经过多年努力，中国的科技水平如今已经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了。但因为起步较晚，中国基础科学研究跟欧美发达国家还存在一定差距，教科书中也很少有用中国人名字命名的公式、定理等。
近几年有媒体报道说，在国际上，中国的科技论文被引用数排到了第二。这是科技进步的反映，毕竟30多年前中国在国际上有一定影响力的基础科学研究很少，现在能被国际同行认可并引用，算是跨越了一个很大台阶。
我们国家善于集中力量办大事，所以我们能够看到某个领域突然冒头，但总体看来依旧是薄弱的。像高能物理领域，其中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大亚湾中微子实验、江门中微子实验这些成绩，无论是科学的还是技术的，使得我们基本上站在国际的平均水平。
但我们还要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基础科学研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只是某个项目在国际上取得了领先的地位，但若要说整个高能物理，从规模和人员上，我们跟国际上还有相当差距。我们国家必须产生更多的重大成果，而不仅仅是一般成果，这才是质的转变！而质的转变不可能一蹴而就，必然要经历这样一个路径：从几乎为“零”开始到出现大批一般成果，然后才是重大成果。
那怎样实现从“零”到有的转变呢？首先要摆正心态，不能急功近利，更不能揠苗助长。基础科学具有规律性，需要经过几代、十几代甚至几十代人的共同努力，我们要遵循其发展规律。
很多搞基础科学研究的科学家，随着年龄增长可能很难再出新成果，这就需要下一代人才的继续接力。值得开心的是，现在中国做基础科学研究的人才队伍更加壮大，国际交流更加密切，与老一辈科学家相比，年轻一代科学家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有了很大提升。
其次就是人才，基础科学的发展离不开人才。人才怎么来呢？先从教育开始。
一所好大学一定有非常强的基础科学实力，无论清华、北大等国内名校，还是国外名校，都是如此。很多大学实力不强，说到底还是基础研究能力不足。很多大学老师只会教学生基本的知识，但有了知识并不代表就有创新能力，创新需要有方法并在实践中锻炼，大学老师不但要教给学生知识，更重要的是教授方法并给学生“练”的机会，知识会过时，但方法永远不会！
对于基础科学，最需要的就是培养学生“从无到有”的方法论，要让他们学会做前人未做过的事，这跟培养工程师的思路是不一样的。基础科学承担的任务基本處在“无人区”，都是需要思考别人没解决的问题。有了更多掌握“从无到有”方法论的人，我们社会的整体创新性才能提高。
除此之外，基础科学发展也离不开国家的经费投入。在我国的研发经费里面，基础研究的经费比例偏低，只占5%左右，其中包括基础性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和美国相比，我们国家过去30年真正用于基础科学研究的经费实在是少得可怜。现在我国一些重点研究所、重点大学的基础研究经费已经能达到国际水平，而在10多年前，这可能连发达国家的十分之一都不到，40多年前，大概只有发达国家的百分之一。
用别人百分之一的钱，还要做得比别人好，这根本不可能。所以，之前的很多年，我国的基础科学研究落后于发达国家，而现在5%的水平，只能够维持跟跑世界先进水平，但如果我国有未来引领基础科学研究的雄心，就必须加大经费投入。只有大幅度增加基础研究的投入，才能在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到了我们成为能够产生科学知识、而不只是消费西方产生的科学知识的时候，我们的原始性创新、颠覆性创新，就会源源不断地产生出来了。
均衡支持基础研究发展大科学装置
谈到经费投入，很多人可能会问：基础研究领域众多，对国家来说，怎么判断在哪些项目上投得多一点，哪些投得少一点？
其实最基本的原则就是要均衡支持，不能因为某个领域是冷门就不支持，某个领域是热门就死命支持，从而影响了全面发展。对于一个国家特别是大国来说，在基础科学方面一定要均衡发展，每个领域都要得到持续支持。经费投入的研究很复杂，一般需要政府管理部门进行非常精准的专门研究，组织各领域的专家进行研讨，参照国际做法及整个国家基础科学发展的历史来敲定。
而均衡支持要注意两个问题。一是不要以“是否有用”来判断。基础科学的领域，一个都不能废弃。20多年前，没人会想到统计学这样一门学科会对今天的人工智能发展起到大作用，如果当时觉得没用就不发展统计学，那今天别人都在发展人工智能时，我们就傻眼了。还有很多年前，有些人认为动物学、植物学是“死掉的科学”，但现在的基因科学都跟这些学科有关。热点过段时间后可能就过时了，盲目地集中投入研究资金也会造成过剩。
二是不能盲目跟风。现在美国一大半的科研经费都用于生命科学的研究，超过一半的院士都在从事生命科学研究，所以有的人觉得我们也应该大力发展生命科学，而不是发展物质科学。
这种想法存在很大问题。在基础科学研究方面，国外已经走过的路，我们是很难避开或绕过去的。虽然美国现在大部分的精力在做生命科学，但他们是从探索物质科学的路上走过来的，如果我们跳过了物质科学阶段，直接参与到生命科学的竞争中，就会带来一个很严重的结果：只能买国外的仪器设备。无论哪个学科，研究过程中都离不开各种仪器。这些仪器的基础是物质科学。而我国目前各种科学仪器主要依靠进口，反映了物质科学研究水平及人才不足的缺陷，需要大大加强。
为什么物质科学的研究会跟仪器设备有关系呢？在美国，很多仪器设备是商业公司研制出来的。在研制仪器的过程当中需要两个条件，一个是需求，一个是人才。这其中人才尤为重要，但仪器创新方面的人才，学校是很难培养，必须要在科学仪器设备的研制过程中培养。而进行物质科学研究，关注自研设备包括大科学装置的建设，就是培养设备研制人才的一种最好途径。
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美国就开始研制大科学装置，如今五六十年过去了，在这个过程中孵化了很多仪器设备企业，比如说著名的示波器公司LeCroy（力科），其创始人LeCroy之前是一位高能物理的工程师，长期研发高能物理专用的读出电子学。最后他成立了自己的公司，专注于高速和复杂信号测试设备。
现在世界上最好的仪器设备都是国外企业做的，所以他们研究生命科学的条件很优越。但我们中国很多实验室的设备基本都是进口的，说明我们物质科学的基础还很薄弱。如果我们只做生命科学的研究，就要大量进口仪器设备，导致资金外流，对国内的工业发展并无助益，同时还会受制于人。
所以中国现在应该大力发展物质科学，特别要关注自研设备，包括大科学装置（注：大科学装置是指通过较大规模投入和工程建设来完成，建成后通过长期的稳定运行和持续的科学技术活动，实现重要科学技术目标的大型设施），我们需要在技术和科学目标上都领先的大科学装置，而不是跟随美国的脚步。
大科学装置中的基础科学专用装置，比如我国的正负电子对撞机、聚变堆、专用空间科学卫星、天文望远镜等，具有确定的科学目标，应用范围广泛，投入规模大，技术先进，可以产出重大成果，对学科发展具有重大的引领和带动作用，还有一些溢出效应如重大技术的积累、突破和推广应用，国际合作与技术引进，关键技术人才的培养，企业技术水平与研发能力的提高等，因此在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设中占有突出的位置。
基础科学的竞争也是国力的竞争
基础科学的竞争也是国力的竞争，这在高能物理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
单就高能物理领域来说，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总体上处于“并跑”和“跟跑”的水平，与美国、欧洲、日本等相比都有一定的差距。这一点从研究人数对比上也能看出来，我们的研究人员人数与美国相比大概只是其十分之一，跟欧洲比大概是其五分之一，跟日本比可能是其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一。
美国的大科学装置总体来说是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建设，高峰在2000年左右，這50多年的投入、建设、运行等，给他们带来了巨大收益，很多非常重要的技术成果在社会上得到了广泛应用。
跟他们相比，我们的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起步较晚，技术上也不是国际领先，基本上是采用国际已有的成熟技术。可以想象，一个科学上、技术上不是最领先的装置，自然在技术的辐射能力方面会有相当的限制。
所以，如果要想有所谓国际领先的、重大的技术突破，能够辐射到社会、对国民经济有重大作用，科学装置本身必须是先进的、别人没有的，否则早就被别人辐射完了。我们希望未来有一个高能物理的装置走在欧美前面，这也是我们提出建立“超级对撞机”的原因。如果最终建成，其规模将数倍于目前世界上最大、能量最高的粒子对撞机——建于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的大型强子对撞机LHC，科学目标和技术创新性自然可以实现。
2012年希格斯粒子的发现，是国际高能物理发展的转折点，使我们有可能规划这样一个加速器。这是科学上的时机，技术上的时机，也是国家经济实力发展的时机。20年前，这样大规模的装置想都不敢想，更不可能有钱来做。
高能物理这个系统比较庞大，要想做到国际领先首先要有高远的科学目标，这样的目标很多国家都有，但是都会面临重重困难。所以接下来比拼的就是实现这些目标的能力，这里面至少会涉及二三十个技术门类，最后哪怕有一个螺丝钉没拧好，整个系统就可能出问题。加速器转起来还要放探测器，就像显微镜的镜头一样，可以看到整个过程，从而进行数据分析，所以又有人工智能、大数据、计算机、网络等领域参与进来，更不用说背后还有财务、计划、管理、采购等一整套的后勤保障系统。
要把整个团队凝合起来，奔向同一个目标，这是包含成百上千人的“团队作战”，这种规模的科学研究体现的就是国力。建这样一个大型设备，能培养出机械、电子、真空、微波等各个领域的创新人才，这里面会有大批科学家、工程师解决大量的技术需求，这些需求很多都是从未出现的，如果能解决，这些人才就是“从无到有”的创新人才。
所有的技术发明和科学成果，最先发现的人肯定是有一定的优势。如果只是享受别人的成果，那你就是一个“土豪”，既不能得到大家尊重，也不会很好地掌握知识，也很容易就被别人逐出圈外，夺走财富。而掌握了最前沿的基础科学知识，自然就会有最前沿的技术，从而成为引领全球科技发展的大国。
◎ 撰文|王贻芳（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高能物理所所长）
◎ 来源|微信公众号“科学大院”
牛顿力学基础研究论文 篇2：
论基础研究原始创新的特点
摘要：基础研究原始创新是科学之本、技术之源，对经济社会发展起着支撑和前瞻引领作用，关系科技发展的后劲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未来。主要包括：创新思想具有独创性、非共识性和转化性；创新过程具有探索性、不确定性、长期性；创新结果具有首创性、超前性和承认的滞后性；发挥作用具有研究牵引性、高技术先导性和产业发展带动性；研究者具有群体性、传承性和非功利性。深入研究原始创新的特点，对于指导和管理基础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基础研究；原始创新；特点；
0引言
“原始创新”一词最早出现在董晋曦的论文中，是2000年以前唯一能查到的文献。而2000年共检索到8篇论文，其中5篇是路甬祥院士撰写的，此后关于原始创新的论文大量产生，目前学术界关于原始创新的内涵并没有统一的认识和规范，研究者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原始创新的内涵进行了研究，原科技部长徐冠华、清华大学沈德忠、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金吾伦、复旦大学的吴海江、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叶鑫生等都分别从不同的侧面给出了原始创新的含义和解释。从说文解字的角度看，原：最初的、开始的；始：最初、起头、开始；创：创始、首创；新：初次出现的，与“旧”相对。原始：最初的。这些字或者词都有最初的、开头的、首创的等意义，无论是原始创新、源头创新都体现在最初的和开始的。基礎研究是探索未知领域的，其目的是通过科学实验和理论揭示事物的结构、运动既相互作用规律，发现新现象，提出新概念、新原理，深化人们对自然界的认识，丰富完善科学知识体系。基础研究原始创新就是某一创新行为的发生将引发一系列与之相关的或以此为基础的新知识，或导致新的知识创造方法的出现，在世界范围内是突破性的，以此为起点，吸引一大批研究人员做扩展性或跟踪性研究，从而推动学科的变革，开辟新的研究方向、新的研究领域或开创新学科，它突破了特定研究方向或研究领域知识创新的“瓶颈”，更可能开创新的研究方向和研究领域，开辟新的创新周期，掀起新的创新高潮，从而形成知识生产的“连锁反应”，导致大量高新技术的产生，促进经济的发展。这已发展成为国家利益的一项重要战略投资，清楚地认识基础研究原始创新的特点，对于提高管理水平、加强基础研究规划，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1创新思想的特点
1.1独创性
科学研究往往是某个人首先形成新思想，在特定的地点、特定的时间提出来，是研究者个人独特的创意（idea）。英国科学家霍金曾指出：“推动科学前进的是个人的创见”。换句话说“最初就来自一个人头脑中的一个念头”。研究发现，任何一项原始创新，不管参与的人员有多少，提出原始创新思想的人，才是科学最主要的贡献者。如2015年获得诺贝尔生理和医学奖的中国科学家屠呦呦，虽然整个青蒿素项目是一个很大的科学家群体共同研究完成，但她是第一个“把青蒿素带人了国家公关项目、并提取出了具有100%活性的青蒿素、同时将青蒿素运用到临床并证实它有效等研究工作”，由于这3方面研究工作的“第一”而获奖。因此，个人的独到的创新思想，也就是个人的原始创意，是源于一个或者一组原始创意（Original Idea），通过科研人员在一定条件下实现它，经过实验或者理论验证并为同行普遍接受的过程。重视研究人员原始创新思想在于放弃传统观念，打破惯性思维，鼓励“奇思异想”、“标新立异”具有变革性创新的学术思想，鼓励敢为人先的创意创造，逐步实现由“跟踪研究”转向“原创研究”，尽可能促进更多的原始创意发展成为原始创新。科研的选题就是把捕捉到的新现象、提出的全新问题、以及提出新的观点和思路，通过科学语言转化为能够实现的计划书。通常说“做学问的最高境界不是博大精深，而是原创”，强调原始创意就是强调科学发现的优先权。基金项目的评审强调“原创性”，其意义也就在于此。
1.2非共识性
由于超前的研究思想只是极少数科研人员提出来的，大多数研究者不一定立即认识或者接受它，原因是提出者的思想已经远远超出同代人的认识水平，所以得不到多数同行的认同而成为少数，由于这种思想往往与当时社会上公认的“理论”不符，甚至是矛盾的，往往遭到多数同行的反对或者压抑。这种非共识性在科学史上比比皆是，如19世纪俄国化学家门捷列夫开始元素周期率探索时，就受到权威齐宁的一再劝告，由于门捷列夫的坚持，最终发现了元素周期律。由此说明基础研究原创思想的提出，开始人们很难做出“预见”也不易达成“共识”，通常只有研究者个人或者少数同行获得认可，即缺乏共识性。一旦获得成功，往往开辟新的研究方向和研究领域，甚至创建新的学科。如《天体运行论》的出现、红外线的发现、孟德尔的《植物杂交实验》、《光频率介质纤维表面波导》等研究，都经历过从“非共识”到共识的漫长过程。在科学研究的资助上，必须高度重视对原始创新思想的支持，以免因得不到支持而失去科学重大发现的机会。
1.3可转化性
研究思想无论多么超前，必须转化为科学问题，才可进行研究。这本身就要求具有超前思想的人，具有极高的学术水平，才能洞察学科前沿领域的问题，判别其难易，以及对本学科发挥作用的大小。同时还要有深厚的文学功底，具有极强的概括能力，提出的问题言简意赅，又不失清晰性。提出具有重大科学意义的问题也是原始创新。提出的问题具备3大特征：①易懂性和清晰性。原因在于容易理解的问题吸引研究者的兴趣，复杂的问题却使研究者望而止步；②虽然难度很大，但给研究者以希望，在通向科学高峰的崎岖道路上，它是研究者前进的一盏明灯，最终成功的喜悦作为研究者的报偿；③科学意义深远，能使人发现新方法和新观点，达到更为广阔和自由的境界。正如1900年希尔伯特在巴黎召开的世界数学家大会上，提出了上世纪数学家应努力解决的23个问题，即著名的“希尔伯特问题”。这些问题既包括大名鼎鼎的“哥德巴赫猜想”，也包括“开普勒猜想”。人们只要成功地解决其中的一个问题，都可使自己成为著名的科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提出了21世纪物理学的4个重大问题，为什么我们要相信“对称”？为什么夸克不能单独存在？暗物质存在有什么依据？类星体的巨大能量来自哪里？这些很可能是本世纪物理学的研究目标。总之，超前的研究思想只有高度概括转化为研究同行易懂的科学问题，才能引起科学家研究的兴趣。
2创新过程的特点
2.1探索性
基础研究原始创新是探索未知的自然规律、自然现象，是从已知领域向未知领域的延伸，是探索未知的过程。探索和形成研究课题的假设、理论、模型等；发展可用于更为周密研究的方法；探讨开展更为周密研究的可能性。在探索过程中，往往不能被精确地遇见，有很大的偶然性，甚至超出预定的研究目标，呈现出新的苗头或方向，应该及时抓住，如x射线及中子的发现等，这都是原始创新的正常现象。通常地说，科学研究的每一项成功往往是无数次失败的结果，在失败的过程中能够遇到许多偶然出现的现象，这些现象其中也包含许多新思想的萌芽。只有那些敢于面对失败、善于观察的研究者，才能在反复的实验中发现新现象或新火花的产生，并为之继续研究探索下去。许多原始创新重大发现的线索，都是来源于研究人员能够抓住这些现象，才能够产生重要的成果。
2.2不确定性
“不确定性是高质量研究项目的固有特性”，主要表现在研究思路的不确定性，研究方法的不确定性，试驗技术路线的不确定性，导致研究结果的不确定性。对某一项具体的研究内容，可能得到预期肯定的结果，也可能得到否定的结果，甚至可能得到与此无关的结果，这种现象有人形象地比喻为“种瓜得豆”。这就要求在研究过程中对相应的研究方法、研究方案、研究目的进行适当修正完善，有可能做出根本性的调整或者抛弃原有的计划。预见性越差的研究，重要发现的机会就越大，溴的发现、青霉素的发现等都是对偶然实验现象深入研究的结果。科学研究工作允许失败，发展过程中原始创新的发生更具有不确定性、无法预测。“但如果等到完全明确了，就已经失去先机了，这就是前沿科学的特点。”相关研究数据表明：纯基础研究的成功率是3%，应用研究的成功率一般为15%。基础研究原始创新的成功率会更低。
2.3长期性
基础研究原始创新是以前没有被发现的理论、知识、方法，没有前人的研究可以借鉴，这就决定了需要长期的探索。
从科学思想到形成科学问题需要时间。任何重大发现都是建立在千千万万研究者奠定的科学成就基础上，由科学家千辛万苦的劳动取得的，就像元素周期律的发现者门捷列夫在回答他人提出的如何研究时说的：“这个问题我大约考虑了20年！”任何一项原始创新研究，从分析了解同行的前沿性工作，到研究出有价值的切入点，甚至研究思路都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
理论的论证或者实验的实施需要大量时问。任何一项重大理论的发现或发明，可能需要研究人员几年甚至几十年的努力，有时甚至要几代人的努力，需要付艰辛的劳动，才能取得成功。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思考了10多年，安德鲁·怀尔斯证明费马大定理用了7年多的时间，丁肇中确定电子半径小到不能测量，花了近20年的时间。达尔文研究的《进化论》、李时珍编研的《本草纲目》等，都经历过漫长的研究岁月，才得以呈现在世人面前。
结论检验同样需要时间。就研究者本身，从得到发现、规律、原理等到自己满意，再经过反复实验论证，有一个补充、修改、完善和提高的过程，更需要实验和理论验证其正确性。从研究思想的形成，到项目的设计、论证到获的必要的经费支持，从实验验证到发表科学论文，这一系列的环节，构成了基础研究原始创新的研究周期。在对342项诺贝尔奖的成果统计中，50.3%的成果的研究时间是5～14年，仅有少量成果是在较多的时间内完成的。
2.4长期积累性
科学研究是一个“厚积薄发”的过程，既需要研究者学术思想和个人研究经历的积累，也需要科学自身的积累和社会发展条件的积累，这个过程绝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而是经过长期积累与沉淀，才能产生原始创新成果。这种积累的本质是科学传统和学术思想的积累，还有研究人员超常的意志和毅力，以及深邃的对科学问题的鉴赏力。在科学上，从来没有人怀疑牛顿力学研究成果的原创性，但牛顿本人却谦虚地说，我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在浩瀚的海滩上捡到一个小小的贝壳而已。说明具有革命性原始创新是以大量的常规研究为基础，是继承与发展的辩证统一的结果。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是继承数学家庞加莱（Henri Poincare，1854—1912）在1904年的一次演讲中提出“相对论”这个名词，同时又结合当时物理学家洛伦兹（Hendrik A.Lorentz，1853—1928）早已提出来的一组极为重要的变换公式（洛伦兹变换），完成相对论的理论体系，正是这个概念导致了物理学的革命。英国剑桥大学卡文迪什实验室是产生原始创新成果的摇篮，多项成果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奖，这与学术思想的积累和传承有必然的联系。
3创新结果的特点
3.1首创性
基础研究原始创新是开辟新的创新周期，而不是延长一个创新周期，其结果必须具备2个基本性质：原始性和唯一性。这2个性质是原始创新的十分重要的属性，是检验研究结论是否是首创性的基本标准。原始性是科学研究的思想、研究方法，是研究者在世界上首次提出，根本没有现成的思路、方法或者成果可以借鉴，但他又遵循自然科学研究的规律，同时又经过实验或者理论验证是正确的东西。唯一性是指研究者得到的结果，在此之前从未有第二个人提出或者预见过，也就是“从0到1”的过程，用王绶琯院士的话说：“基础研究只有金牌，没有银牌和铜牌。”否则就不是原始创新，而是跟踪创新或者模仿创新。
3.2极度超前性
基础研究原始创新产生的结果是获得新知识，其表现形式是新概念、新原理、新定律、新学说、新模型等，或者是新实验效应、实验现象、实验方法、新物质（基本粒子、新元素、新材料等）等知识产出，由于这些研究成果是极少数科学家在超越当时同行的认识水平，超越了流行的理论，超越当时科学发展的历史阶段完成的，大多数科研人员还不能够认识其意义和作用。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其应用价值研究者自己也常常难以知道，却能推动科学的发展。因而具有非常的超前性。
3.3同行承认的滞后性
由于基础研究原始创新成果的首创性和超前性特点，决定了其成果被同行承认存在滞后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成果的公开（发表）需要时间。基础研究原始创新成果大多数以论文的形式发表出来，而发表论文就必须经过同行评议，也就是审稿人认可才能够发表，这是同行承认的第一步，直接决定该成果是否可以发表，一旦发表论文就取得科学发现的优先权，是小范围（仅几个评议人）、“小同行”的评议和确认。
实践的检验需要时间。想要准确估计原始创新的效果需要具有较大的时间跨度。许多原始创新成果往往当時无法评价其价值，更无法得到学术界的承认，只有在漫长的科学研究和实际生产生活中，得到验证并予以接受，才承认其科学价值。
同行承认也需要时间。论文发表以后，被同行的引用视为对成果认同与否的分水岭，是在相对较大范围的同行评议，是不受时间限制的、持续性的检验。这段时问短则几年，长则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孟德尔发表的《植物杂交实验》论文，论文发表后30年内鲜有同行引用。奥地利数学家J.Radon在1917发表的关于“拉东变换”的论文，直到60年后“拉东变换”才引起世界许多数学家的广泛关注和深入研究。由此可见成果被同行承认的时间是极其的漫长的。有些原创性成果常常不能及时被同行所认识和接受，既有同行科学家所在实验室实验条件的限制，也有科学家个人学术思想及认识水平的影响。
社会承认时间更长。研究成果的社会确认过程一般需要更长的时间，而获的科学奖励是在科学社会中的一种最终确认。有学者通过对诺贝尔获奖者的研究表明，上一世纪产出的重大成果，只有极少数是在很短的时间内获奖的，大多数研究成果经过几年、几十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获奖。也有研究者指出，从发表到获奖时间间隔：物理是13.1年，化学是14.3年，生物和医学是14.2年。特别是上个世纪后期，成果确认的周期明显滞后，确认最短的时间为5年，最长的时间为53年。这充分说明原始创新成果社会承认的滞后性。
4发挥作用的特点
4.1知识生产的牵引性
原始创新成果具有很强的牵引性，一旦在某方面取得重大的科学发现或者理论突破，就会引起许许多多研究人员对该理论的兴趣，并不断进行完善和发展，同时带动一系列相关研究领域的发展，有形成新的重大发现或者理论突破，有研究者称之为“发现之发现现象”。在1901年伦琴发现X射线后，围绕该研究就产生了16个重大成果获得诺贝尔获奖，其中化学领域有6项（10人获奖），物理领域有7项（8人获奖），生理学与医学领域有3项成果获奖（6人获奖）。图1清楚表明伦琴的科学发现带动相关科学研究发现的显性关系。原始创新的这个特点告诉我们，人类探索未知领域的进程是永无止境的，在一项重大发现之后，必然孕育另外一些新的发现，这些发现不仅建立在本学科领域的知识上，而且同时借鉴和应用其他学科领域的知识加以实现。在此研究的基础之上，对已有知识的科学整理与挖掘，也会产生重大的发现和理论创新。
4.2高新技术产生的先导性
一些文献指出，基础研究原始创新是应用研究的先决条件和催化剂，是技术创新的根本驱动力和核心技术创新的源泉。原始创新理论往往能引起科学技术领域的重大突破，产生一系列发现、发明，可能导致科学观念的变革和科学方法论的飞跃，带来重大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开辟新的生产领域。正是由于分子生物学、生物化学和遗传学的原始创新成果，使生物技术和生物工程蓬勃发展，并广泛应用于工业、农业、医药和食品工业等方面。由于量子力学研究固体中电子的运动，导致半导体技术和电子技术的迅猛发展，开辟了全新的生产领域，有力地推动科技的发展与人类文明的进步。当前，我国把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实现产业转型升级的主要内容，需要大量原创性成果作为支撑。解决人类的健康问题、食品安全、防灾减灾等问题，各种疾病、癌症等重大疾病的致病机理，同样需要技术的重大突破，也依赖于基础研究的原始创新。研究表明，现代技术革命的成果大约有90%来源于基础科学研究的原始创新。
4.3产业发展的带动性
原始创新理论除了对科技自身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成为高技术产生的源泉外，还将带动新兴产业群的崛起，对产业发展具有巨大的带动作用。首先促进现有产业的升级改造，成为经济持续发展的引擎。基础研究原始创新对产业发展的贡献有直接的和间接的，也有隐形的和显性的，并且这种贡献在不同的产业和不同的时期也是不同的。美国学者在研究7个产业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如果没有原始创新，约有15%的新产品和11%的新工艺无法被开发出来，基础研究到产业界应用的时间滞后周期越来越短。如IT技术高性能、网络化、智能化的广泛应用带动经济增长、推动产业升级。其次催生新的产业，极大促进经济的发展。原子结构理论的发现，电磁感应定律的发现，无线电波的发现，都相继催生了一大批新兴产业。流体力学理论的突破，推动了大飞机、高速列车技术与制造业的新发展。信息技术的发现，发明和发展催生出了以半导体、绝缘体和导体为基础的现代电子工业。爱因斯坦质能方程的确立，形成和发展了核技术，导致原子能和核能产业的发展。基础研究的原始创新作为高技术的源泉，已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一个在基础科学领域依赖于他人的国家，将延缓他的工业发展速度，并在国际贸易竞争中处于劣势。原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曾指出：“中国要抢占未来经济科技发展的制高点，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拿出（基础研究的）原创成果。”
5创新者的特点
5.1有持续的兴趣性
趋利性是很多科学家从事科学研究活动时的行为规范，也是一种游戏规则。换句话说，通过“科学”追求“利益”需要遵循一定的规则，其中重要的一条是不能要求产生的科学知识直接为生产者自身的“利益”服务。这是因为利益常常导致偏见和盲目。要想在基础研究领域取得重大原创性成果，科研人员需要具有淡泊名利的人生境界，不为外在的名利、官位所束缚，也不为自己所做出的贡献而居功自傲。必须志存高远、虚怀若谷，敢于坐冷板凳，具有十年磨一剑的功力，才能在基础研究过程中，取得重大原始创新成果。科学发现的最大报酬是“新发现带来的激动”。屠呦呦39岁时，开始研究青蒿素治疗疟疾课题，持续46年，一心扑在研究上，对科研攻关达到痴迷、忘我、牺牲的程度，付出常人难以想象的代价。她能获得诺贝尔奖，是几十年来持之以恒用点点滴滴的血汗换来的。青蒿素的研究历史最大的启示是“扎实做事”，发现青蒿素是平凡的人通过认真的工作，在条件有限的情况下做出的杰出成就。所以说，研究个体有非功利性，否则是难以从事基础科学原创性研究。
5.2师徒的传承性
中国有句至理名言“名师出高徒”，这句话在诺贝尔奖获得者中，反映尤其显著，是对名师指导作用的充分肯定和有力证明。美国学者朱克曼对1972年以前美国92位诺贝尔奖获得奖者统计表明，有师徒关系的获奖人的比例都是非常高的，其中物理学领域是61.3%，化学领域是57.9%，生理学和医学领域是42.9%。图2表明了师徒之间的传承关系。再如1909年获得诺贝尔化学奖的奥斯特瓦尔德，培养出瓦尔特·能斯特（1920年获奖），瓦尔特·能斯特又培养出美国的物理学家罗伯特·密立根（1923年获奖），密立根指导了卡尔·安德森（1936年获奖），安德森又培养了唐纳德·格拉赛（1960年获奖）。这师徒五代传承了半个多世纪。名师通常依靠自己渊博的知识、高超的研究能力、魅力四射的人格，对学生施以更加优良的训练，把最先进知识传授给学生，使其置身于学术研究的最前沿，引导本身力量通常不可能达到的水平。
有学者对372位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進行统计，研究发现从获得博士学位开始从事科学研究，并做出重大发现，二者之间平均为13年，短则1年，长达48年。该研究还表明，从事研究工作6～15年是重大发现较为集中的时间，随着时问的推移，做出原创性成果的几率随之降低。而绝大多数学者获得博士学位的年龄在22～29岁之间，由此推算35—42岁之间是做出原始创新成果的最佳年龄，这已经引起我国相关部门引起高度的关注。
5.3研究者的群体性
虽然创新思想是某一个或几个主要人员提出来的，但要从实验和理论的实现或者验证，需要相关研究领域科研人员密切合作才能得以实现，涉及知识的领域多、使用的仪器设备多、消耗的资源多，尤其在当今科学发展的条件下，更需要具备各方面知识人员的积极配合，才能取得成功。现在“科学正朝着极大、极小和极复杂的方向发展”。显然，无论是“极大”、“极小”还是“极复杂”，都清楚地表明：科学探索的难度越来越大。如屠呦呦获得诺贝尔生理和医学奖，虽然是她“第一个发现青蒿素对疟疾寄生虫有出色疗效的科学家”，但从问题的提出到研究、药效、临床等一系列工作的完成，还是有一个庞大的科学家研究群体共同完成的，他的贡献绝对是最重要的。再如“人工合成具有生物活性的胰岛素”的研究，涉及的单位有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和北京大学生物系3个单位，以钮经义为首，由龚岳亭、邹承鲁、邢其毅等科学家共同组成的研究小组，在前人对胰岛素结构和肽链合成方法研究的基础上，探索用化学法合成胰岛素。经过几年的研究，终于取得举世公认的原创性成果。
作者：于绥生
牛顿力学基础研究论文 篇3：
头号任务：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邓小平进一步作出如是论断。
如今，发展到2021年这个“十四五”时期的开局之年，我国锚定了“十四五”时期至2035年的头号任务：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
“战略科技”一词，科技首次与“战略”紧密联系在一起，2021年经济社会发展八大任务的头号任务，“十四五”时期需要完成的十二大任务的头号任务，“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任务倍显重要。
可以说，从2020年下半年始，至未来二三十年的较长时期，发展国家战略科技已成为关键任务。
2021年，国家战略科技元年。现在，让我们将目光投向战略科技，将未来与希望投向战略科技，开启建设创新型科技强国的新纪元。
科技是历史的杠杆
圣西门说：“对全人类来说，只有一种共同利益，那就是科学的进步。”
论证社会的每一次巨大进步，马克思发现，都与科技的巨大进步密切相关，他说：“社会劳动生产力，首先是科学的力量”“大工业把巨大的自然力和自然科学并入生产过程，必然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
我们的历史课本上，即使是最浅显的中学历史课本，每一个朝代都不会缺少一个基本章节：科技的发展。
从制造和使用工具使得人类产生，到欧洲文艺复兴推动自然科学的巨大进步，进而让欧洲近现代生产力突飞猛进，从中世纪的蒙昧状态一举创造出辉煌的工业文明，再到如今的人工智能推动人类社会进入互联网大数据时代，都是科技每一次取得關键性突破的结果。
科技是历史的杠杆。纵观世界历史上的每一次霸权更迭，无不与科技密切相关——
16—18世纪，英国物理学家、数学家艾萨克·牛顿创立经典力学，而后詹姆斯·瓦特发明蒸汽机，推动第一次工业革命，让英国成为世界科技中心，“日不落帝国”遍及世界。
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维尔纳·冯·西门子发明发电机，物理学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诺贝尔奖科学家马克斯·普朗克奠定量子力学，德国成为头号科技强国，纳粹帝国的铁蹄践踏世界。
二战后，世界上首颗原子弹在美国诞生，贝尔实验室研制出晶体管，美籍科学家约翰·冯·诺依曼发明计算机，1969年创立因特网，美国成为世界科技中心，保持科技霸权一直至今。
“人民需要科学，不发展科学的国家，必将沦为殖民地。”法国物理学家约里奥·居里的话语振聋发聩。当今的发达国家无不与科技密切相关，而落后国家无一不是科技落后国。
如今，站在2021年的起点，站在“十四五”时期的开局之年，朝着中华民族第二个“百年目标”奋进之年，我国提出了“战略科技”一词，并将其放在头号位置，意义极为深远。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摆在首要位置，“加强基础研究、注重原始创新”“瞄准人工智能、量子信息、集成电路、生命健康、脑科学、生物育种、空天科技、深地深海等前沿领域”;在2020年12月16日至18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2021年八大任务的首要任务就是“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战略性需求”“新型举国体制”“基础研究十年行动方案”等关键词激励人心。
站在历史的关键节点，科技，尤其是基础性、创新性研究，被赋予了国家战略使命。
“工业粮食”芯片被“卡脖子”
复兴，必然要以科技的复兴为引领。相关数据显示，清王朝的GDP曾占世界的近1/4，然而，其科技发展远远落后于世界，最终被世界所抛弃。高尔基说，“科学是我们时代的神经系统”，科技落后无异于神经衰弱，甚至神经紊乱，社会也将失调陷入失速状态。
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公报中，两次提到“卡脖子”：“实施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工程，尽快解决一批‘卡脖子’问题”“要开展种源‘卡脖子’技术攻关，立志打一场种业翻身仗”，关键核心技术和种源，成为当前亟需解决的两大问题。
卡脖子，意为用双手掐住脖子，多比喻抓住要害，置对方于死地。被卡住脖子，食物、空气和水难以下咽，将是致命的。而中央两次提到的“卡脖子”，均与“粮食”相关，一为“工业的粮食”芯片，一为“人口的粮食”种源。
2020年12月18日，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BIS）将中国芯片制造商中芯国际（SMIC）等77家中国企业及实体列入“实体清单”，至此，已经有近300家在我国设立的公司以及分支机构被列入实体清单之列。
芯片是我国被“卡脖子”最严重的行业。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数据显示，2017年我国集成电路产量达1564.90亿块，2018年产量增至1739.5亿块，产业销售额达6532亿元，同比增长20.7%。2019年继续狂奔，行业销售额为7562亿元，同比增长15.8%。2020年上半年，虽然世界遭受新冠疫情肆虐，我国集成电路产业销售额仍达到3539亿元，同比增长16.1%。分析人士认为，2021年芯片的需求量仍将继续增长。
因为被“卡脖子”，我国5G芯片的发展受到很大干扰，即使华为也受到很大影响。2020年12月，集邦科技发布第三季度全球前十大IC设计公司营收排名，数据显示，华为海思已跌出前十，而2020年上半年，海思手机芯片还占据着全球16%的份额，排名第三位。
在这八项重点经济任务中，重点提及了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工程，尽快解决一批“卡脖子问题”。中科院大学公管学院副院长刘云表示，中国共有35项关键技术被“卡脖子”，比如光刻机、芯片、操作系统、手机射频器件、激光雷达、核心工业软件、核心算法等。刘云认为，基础研究投入不足，原始创新能力薄弱，严重制约了中国产业创新能力的提升。根据工信部对全国30多家大型企业130多种关键基础材料调研结果显示，32%的关键材料在中国仍为空白、52%依赖进口;95%的高端专用芯片、70%以上智能终端处理器以及绝大多数存储芯片依赖进口。
“藏粮于技”种源技术待突破
两大“粮食”事关生存与发展。我国长期重视生存的粮食，“把粮食安全牢牢地把握在自己手里”，藏粮于地，藏粮于技。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与高标准农田建设解决了藏粮于地的问题，但藏粮于技的问题始终没有解决。
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农作物良种覆盖率在96%以上，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95%。我国三大主粮水稻、小麦和玉米，除了水稻是世界第一以外，其他种子多少都存在“卡脖子”的情形，尤其是玉米种子部分依赖进口。
2020年12月19日，安信证券在行业快报中提到，我国常年为种子净进口国，据中国种子贸易协会数据，2019年我国种子进口量6.60万吨，出口量2.51万吨，进口额4.35亿美元。
此次中央为何将种源列为亟需解决的第二大“卡脖子”问题？
如果说芯片技术代表的是信息产业，那么，种源技术代表的就是生物产业。当今全球最前沿的技术，一为信息产业，一为生物技术产业。中国工程院副院长侯云德院士说，应该把生物技术产业定位为仅次于信息产业的重点产业，信息和生物技术是关系到我国新世纪经济发展和国家命运的关键技术，并将成为我国创新产业的经济增长点。
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着眼于当今最前沿的两大尖端技术，集国家力量破解两大“卡脖子”难题，深刻显示出中央深谋远虑、高瞻远瞩，谋民族复兴的长远未来。
除了杂交水稻技术之外，中国的生物技术还远远落后于世界。2020年11月10日，一则新闻在国内发酵：欧洲新冠疫情恶化期间，来自欧洲的2000头价值约6000万元的种猪空运抵达云南昆明长水国际机场。这样的场景在三年前就在这个机场出现过。全球最大的猪肉生产和消费国，种猪却长期依赖进口。
2020年上半年，种猪进口量以10591头创历史同期最高纪录。丹麦长白猪、英国大约克夏猪、美国杜洛克猪垄断了中国98%的市场，100多个本土猪种，31个濒临灭绝。
相关资料显示，我国5000多家本土企业不敌一个美国孟山都。而孟山都的背后，则是美国强大的生物技术产业。
生物技术是以现代生命科学为基础，结合其他基础科学的科学原理，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手段，按照预先的设计改造生物体或加工生物原料，为人类生产出所需产品或达到某种目的的技术。当今全球生物技术最发达的地区就是美国的St. Louis，这里集中了最先进的生物产业带，著名的农业生物技术公司孟山都即在该地区。
基因工程、分子生物学、生物化学、细胞生物学、免疫学……诸多最前沿的科技，都是由生物技术衍生而来，而种源技术，仅仅是其中一个小小的分支。
要破解种源“卡脖子”问题，着力点哪里仅仅是种源，而是整个生物技术，是基础研究的创新与突破。所以，中央提出制定“基础研究十年行动方案”，在生物技术的基础研究上补短板、求创新，着眼于“生物育种”，从而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抓在自己手里。
科技创新中心的新使命
“十四五”及未来较长时期，科技被提高到了全新的高度，并被赋予国家战略使命，这意味着，未来会围绕科技创新出台一系列力度更强的政策措施。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刚过，科技部副部长李萌就表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建设国际和区域科技创新中心，特别是支持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形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布局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和区域创新高地。
鉴古知今，要建科技创新中心又谈何容易。近现代科技发展史表明，世界五次大的科技大爆发中，16世纪的意大利，产生一批以伽利略为代表的著名科学家;17世纪的英国，诞生牛顿力学、电磁场理论、进化论等一批科学理论;18世纪的法国，拉瓦锡等为代表的科学家产生;19世纪的德国，爱因斯坦、玻尔、欧姆、高斯等创立细胞学说、相对论、量子力学;20世纪的美国，费米、弗兰克、威格纳、西拉德等科学家在原子能、计算机、空间技术、微电子技术、生物技术、互联网技术等方面卓有建树，引领时代。
可见，人是科技发展的核心因素，卓越的人才更是决定因素。因而，社会开放文明的思想、宽松有吸引力的人才环境、畅通的科技转化渠道以及政府科技发展战略和政策等都不可或缺。
目前，我国已有四大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分别是上海张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北京怀柔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深圳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
最新的消息或已显露第五个国家科学中心的雏形。2020年10月16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强调要使成渝地区成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重要经济中心、科技创新中心、改革开放新高地、高品质生活宜居地，科技创新中心赫然在列。
2020年12月10日，首届川渝科技学术大会在成都举行，川渝两地科技界加深合作加强联动，成都环兴隆湖建设西部（成都）科学城，布局建设科学研究及应用转化、信息网络、生物医药、创意设计、军民融合、中德合作等六大产业组团，实施“蓉漂计划”“产业生态圈人才计划”“成都城市猎头行动计划”集聚各类型人才。西部（重庆）科学城也在加快建设，出台“金凤凰”人才政策，打造“人才特区”。
你追我赶，竞相奋发，只争朝夕。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集國家力量，发力战略科技，攻克关键核心技术，解决一批“卡脖子”问题，建设创新型国家，建成科技强国。
这段艰辛的路途“道阻且长”，但只要奋进着，希望终在前方。
作者：车文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