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孔子自律思想启示道德教育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摘要:孔子的“知耻”教育是通过显性的“正向”教育和隐性的“反向”教育相结合实现的,这是儒者个人道德修养由他律转为自律的必经环节,贯穿了儒家道德他律一自律一无律的整个道德修养过程。是通达儒家人生最高道德境界的起点。这对当代教育中师者之教、学者之学和教育层次的划分等都能产生非常重要的启迪作用。
孔子自律思想启示道德教育论文 篇1：
他律走向自律：大学生修德的思想境界
摘 要：从自律与他律的辩证统一关系出发，紧紧围绕坚持崇德修身、强化道德自律、提升自我教育能力，阐述了从他律到他律与自律结合、最终实现自律的修德境界，达到大学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目的的根本指向。崇德修身是大学生做人做事的基础，大学生要担当起对他人、国家和社会的责任，在实践锻炼中实现自身德性修养目标。道德的最高境界是自律，自律是道德教育的高层素质，学会自律是大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向，充分体现大学生作为主体的理性能力和作为人的价值存在。大学生思想政治的终极目的就是使大学生从道德他律走向道德自律，大学生通过核心价值引领下的自我教育巩固道德他律成果、坚持道德自律。
关键词：大学生道德修养； 核心价值观； 他律与自律
DOI：10.15938/j.cnki.iper.2015.06.025
2014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同北京大学师生座谈时指出：“道不可坐论，德不可空谈。于实处用力，从知行上下功夫，核心价值观才能内化为人们的精神追求，外化为人们的自觉行动。”这揭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要坚持以人为本，由“管理人”转为“培育人”，迈向从他律到他律与自律结合、最终实现自律的修德境界，达到大学生根据自己需要和价值判断来自主选择思想观念和道德品质的目的。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交往实践中，他律与自律既相互区别，又相辅相成，他律是自律的前提与基础，人的自律形成前需要他律的规范与约束；自律是他律的目标与指向，他律追求的是最终发展为自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需要他律、需要他律与自律的结合、最终走向自律，因为教育者的教育和管理活动是外因，他律的工具手段代替不了自律的行为目的，教育和管理的效果还要体现在受教育者自我教育能力的提高、自我教育作用的发挥。“如果说教育者的自主性是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促进思想转化和品德形成的主观性条件，那么受教育者的自主性则构成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和促进自身思想转化和品德形成的主观性方面的选择性基础。”[1]大学生修德过程中自律意识的增强，体现了教育者的思想品德引领作用与大学生的思想品德自主建构的统一。
一、崇德修身是大学生做人做事的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道德之于个人、之于社会，都具有基础性意义，做人做事第一位的是崇德修身。”“道德”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所应遵守的必要行为规则，也是人们遵行之后的品质表现。
《道德经》论述：“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之遵，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这里的“道”是指自然运行及人世共通的道理，“德”是指人世的德性、品行。古人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当代中国，要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三个倡导”实际回答了我们要建设什么样的国家、建设什么样的社会、培育什么样的公民的重大问题。青年学生是未来社会的建设者和生力军，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历史使命与时代责任，必须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情怀，有仁爱共济、立已达人的社会关爱，有正心笃志、崇德弘毅的人格修养。孔子曰：三十而立。青年大学生还没到“而立”之时，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处于形成与发展时期，“修德”过程受外部环境影响很大，特别是社会存在的“道德错位、荣辱不分、善恶不辩、是非混淆、美丑混淆、不讲诚信、见利忘义、假公济私、损公肥私、奢侈浪费等问题”[2]，对青年学生的立德修身、价值选择的消极作用不言而喻。教育引导大学生崇德修身，需要充分汲取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思想营养，因为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历来讲社会教化，讲道德修养，几千年来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经验。我们党坚持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十分注重道德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社会的道德观念、道德规范、道德实践和道德评价标准的变革进步是客观真实和有目共睹的。……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整个社会现代文明程度的不断提升，全体公民思想道德素质的不断提高，构成了中国社会道德建设的主流。”[3]在这一大的背景下，青年大学生的思想道德教育成效显著，涌现出了许多道德模范人物，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影响和良好反响。但青年大学生“成长”中也存在价值迷惑，“社会转型期利益与价值取向的多样化，新旧、中西价值观的碰撞，以及价值标准多层次和多样化的趋势，会不同程度地导致社会出现一些是非模糊、善恶不明、荣辱错位的问题。一些青年人生活和行动的重心不再是对超越性意义的追求，而是生命当下的快感和实用主义，调侃人生意义、‘游戏’人生成了一些青年人的人生态度。这种价值虚无和感性娱乐文化的蔓延，会导致对传统价值和道德责任的淡化。”[4]我们之所以强调青年大学生要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自觉践行者，强调青年大学生要崇德修身，就是让这种价值虚无的声音变弱，不断增强爱国主义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在当代青年大学生的努力奋斗中变为现实。
大学生要担当起对他人、国家和社会的责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大学生“要勤于学习、敏于求知，注重把所学知识内化于心，形成自己的见解，既要专攻博览，又要关心国家、关心人民、关心世界，学会担当社会责任。”“只有出于责任的行为才具有道德价值”[5]也就是说，真正符合道德内在要求的是出于责任和义务的行为，而不是合乎责任和义务的行为。“一个出于责任的作为，其道德价值不取决于它所要实现的意图，而取决于它所规定的准则”[6]。这强调的是在判断行为的道德价值时，不能将引起该行为的目的、行为对象的实现作为评判标准。有些人对80后、90后大学生存在各种异议，认为他们是“自我中心”的一代。不可否认，当代大学生的主体性和自我意识很强，但他们在志愿服务中、在学雷锋活动中、在各种大灾大害面前的表现中，我们都看到了他们对他人、国家和社会的责任意识和担当精神。有时，我们很是困惑，为什么我们的道德教育与学生行为表现不对称？审视现实社会的同时，我们理应反思现实道德教育本身，去寻找开解困境的钥匙。“在现实的道德教育境遇中，形式化的道德教育已经渗透到道德教育的各个方面，突出地表现在教育方法和教育内容两个方面。一是教育方法以灌输式为主，忽视对受教育者内在道德动机的发掘。……二是教育内容重知识教导轻实践培养。”[7]如果忽视开启道德教育的良性动机、不能保持“知道”与“体道”两者之间的有效平衡，无疑会使道德教育的效果受到不同程度的弱化。人的认识归根结底来源于实践，大学生道德教育也是如此，从教育者那里获得的道德理论知识，必须通过道德实践才能内化为道德认识、触及道德教育内核、形成道德法则，真正为自律的道德行为提供现实的广阔空间。
在实践锻炼中达到大学生自身德性修养目标。习总书记要求广大青年学生“要修德，加强道德修养，注重道德实践。”在大学生的教育管理过程中，要注重教育引导大学生树立先进道德理念，加强实践锻炼，适应外部世界，培养良好行为习惯，做到知行统一。道德是人的内在需要，崇德修身是大学生做人做事的基础。大学生道德需要与发展处在社会环境之中，是在依托中介客体的教育者与大学生之间的道德交往实践活动中生成的，关注的是教育主体间、主体与客体间的交往实践关系。“凡是有某种关系存在的地方，这种关系都是为我而存在的；动物不对什么东西发生‘关系’，而且根本没有任何‘关系’；对于动物来说，它对他物的关系不是作为关系存在的。”[8]动物只是适应外部世界，人不仅要适应而且更重要的是改变外部世界，所以，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是实践关系。据此，人的道德需要与社会活动的关系也是实践关系，受教育者在人的交往实践活动中产生道德认识，这种认识内化为道德情感必须通过相应的道德交往实践来体现。也就是说，大学生的道德修养、道德品质和人格的塑造来源于交往实践的修养锤炼，大学生道德交往实践锻炼能够促进大学生的知识地丰富和道德品质地发展。可见，在现实的大学生教育管理中，我们要避免单一地灌输道德规范和原则，倡导道德理论与道德实践相结合的方法，引导大学生注重从日常生活中积累良好的道德行为，“正确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他人、人与自身的关系，实现人与自然交往关系的紧张对峙走向和谐交往、人与他人交往关系的冷漠与敌对走向温馨交往、人与自身交往关系的疏离与隔膜走向融合交往。”[9]
二、学会自律是大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人只有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其才方能用得其所。”他要求大学生要“踏踏实实修好公德、私德，学会劳动、学会勤俭，学会感恩、学会做人，学会谦让、学会宽容，学会自省、学会自律。”对于道德的本质，马克思曾指出：“因为道德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律，而宗教的基础则是人类精神的他律。”[10]
道德的最高境界是自律。自律是道德教育的高层素质，“自律性是道德的唯一原则”[11]，也是最高原则。康德认为，自律是一种积极自由（康德将自由区分为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积极自由是指理性者意志的自由；消极自由是指理性者完全不受外在因素律的限制与干扰）。这里我们讲大学生自律，是要大学生服从教育规律和社会道德规范，并受其制约，这种制约不是来自于外在教育规律、道德规范的束缚或限制，而是来自于自身强加的约束和规范。大学生这种自我道德立法的理性动因与自我遵从的实现，便形成了大学生自律。大学生自律不需要约束就能自然地符合思想道德教育实践的要求，是自由自主、积极交往、主动摄入的实践活动，“是一个与主体自身的活动息息相关的过程，而不是一个任由外部塑造、被动接受的过程；不是强迫或命令学生去做有关事情，而是为学生提供适宜的发展环境和更多的选择性，帮助学生提高认识，理解教育的外部和内部环境的联系和规律。”[12]大学生自律的形成，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实现的，德性修养“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大学生修好公德、私德，要自觉向人民群众学习、向社会实践学习，时时处处见贤思齐，主动接受他律，加强自律。
坚持他律与自律的和谐发展。他律与自律既相互对立，又相互补充。无论是社会道德还是个体道德，在本质上都是自律与他律的统一，所谓的道德自律，“就是道德主体借助于对自然和社会规律的认识，借助于对现实生活条件的认识，自愿地认同社会道德规范，并结合个人的实际情况践行道德规范，从而把被动的服从变为主动的律已。”[13]显然，这种自律是离不开根本性的他律这一前提条件的。“在道德教育体系的全过程中，若是缺少道德教育中的他律环节，道德教育可能难以达到建立良好德行的要求；若是缺少自律原则在道德教育中的自觉发生和最终体现，道德教育也就变成对丧失尊严的受教主体人的一种单纯驯服教育。”[14]在实际工件中，高校教育管理者恰恰遗忘的是他律的“初始引导”作用，全部投入他我教育，无论研究思考问题，还是推进工作落实，都将“他律”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丝毫与“自律”无关。这必然导致强制“灌输”的教育方法，它是一种违背教育规律和人性原则的僵化的教育方法。灌输式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局限性在于其忽视了受教育者的主体性，否定了人作为意志主体的自我独立性、能动性。不能将学生当成一个单向度、被管制的客体，因为大学生教育管理是教育者和学生共同参与的交往实践过程，这两个主体在人格、尊严上是平等的，无论离开哪一方面，大学生教育管理的过程都不能成为完整的过程。“道德是人为的，道德是为人的，同时，道德也是由人的”，“要在道德教育中，以促进学生道德之发展、道德生活之完满为目的，以培养学生对道德的批判、选择能力，使学生更好地认识、体验、实践道德生活为已任，以人对人的方式——对话、关切等作为道德教育的基本方式”。[15]人的德性的形成，不是灌输的结果，而是在交往生活实践中体悟体验的结果。消解灌输式教育管理方式，实现高校学生教育管理的人文关怀，必须树立“以人为本”的育人理念，将树立与大学生平等、尊重、服务的思想贯彻始终，培养大学生开拓进取的人生态度、敢于担当的社会责任、庄严崇高的修养、团结关爱的集体风格、健康开放的文化心态。
大学生自律彰显人格魅力与道德力量。人格魅力与道德力量是大学生安身立命之本，体现了大学生自律的实现。大学生是思维最活跃、乐于接受新事物、善于学习新知识的群体，是推动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是经济发展的重要人力资源，在通往道德修养的路途中，必须坚持自律原则，体现自律精神，在关注社会道德生活的现实中承担起社会责任，彰显高尚人格力量。高尚的人格是人格的一种理想标准，能够产生广泛的影响。孟子有言：“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大学生加强自身人格修养，提升道德境界，需要倡导大学生主体参与道德规范的制定，实行自我立法自我遵从，这是大学生教育管理和自律建设中十分重要的课题。“他之所以服从，由于他自身也是个立法者，正由于这规律，法律是他自己制定的，所以他才服从。”[16]从道德发生学的视角看，道德始源于外在约束的他律，最终形成内在道德自觉的自律。大学生道德行为由他律升华为自律的过程中，如何培养人格魅力、彰显道德力量，达致人性的完满？重要的途径是教育引导并创造条件使大学生参与到教育管理中，充分体现大学生作为主体的理性能力和作为人的价值存在。人格健全、道德修养是一个通过他律作用，自我修炼、养成和提升，使自己的人格不断达到新的更高水平的过程。实践证明，大学培养出的一代又一代优秀大学生，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通过自律彰显着人格魅力，用自已的实际行动展示着高尚的道德力量和丰富的知识力量，成为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中坚，广大青年学习的榜样。
三、自我教育是大学生道德自律的保证
习近平总书记希望大学生“要明辨，善于明辨是非，善于决断选择。”面对复杂多变的社会现象，面对学业、情感、职业选择等多方面的考量，他指出大学生“关键是要学会思考、善于分析、正确抉择，做到稳重自持、从容自信、坚定自励。”由此可见，自我教育、正确选择对于大学生道德自律建设的重要性。
大学生的自律与他律性根源于大学生道德是个体道德与社会道德的统一。道德是教育主体的自觉意识，只有在道德交往实践中实现内化，才能真正昭示道德的价值。作为道德的特殊形态，大学生道德在本质上也是自律与他律的统一。他律是大学生受一种外在力量的规范与约束，使大学生在思想上、行动上遵规守纪；自律是大学生凭借内心的自省自觉来调节自己的言行，表现为大学生自主自为精神、自我管理能力。 “人之所以能够成为道德存在，仅仅是因为他存在于既存的社会中。”[17]人的社会性决定了道德的他律性。实现大学生道德的自律既是大学生教育管理的理想状态，也是大学生教育管理的最终目标。大学生教育管理的终极目的就是使道德他律走向道德自律，培养学生良好的道德情操，端正品行，树立独立人格，自觉地弘扬社会正气。大学生道德自律不是一种应然的本能行为，也不能转化为对他人道德的强大约束力，而应将道德自律目标指向对自我的道德约束。使大学生自我的道德约束发生效力，需要还原大学生道德自律的相互性，真正实现大学生道德规范的自我规约与规约他人的完美结合。道德自律教育的成功，标志着学生自律水平这一道德规范的自我规约实现，是把外部强制性需要转化为内心需要，由情境性自律发展到原则性自律，达到从注意个体的自律发展到由自律去维护集体利益的最高境界。大学生道德境界包括道德认识、道德情感、道德意志、道德行为等方面，道德行为是衡量大学生道德境界高低的重要标准。
促进道德自律主体生成的目的在于“理想自我”的实现。将社会道德要求转化为个体内在道德素质及由此而达到的道德境界的过程，既是在承担对国家和社会的道德责任，也是在道德上对自己负责任、成为“道德人”的具体表现。大学生教育管理既体现着主体思想道德素质发展要求，又体现着社会价值导向的交往实践过程，促进道德自律主体生成的目的在于“理想自我”的实现。“教育这种人的自我改造的实现，所要改变的不仅仅是人的自然规定性，从更普遍的意义上说，它所扬弃的是人所已经拥有的任何规定性，其中包括社会与历史所赋予的规定性，教育要使人在已有规定性的基础上不断创造自己新的规定性。”[18]那么，大学生教育管理如何实现社会思想品德个体化和个体思想品德社会化的统一呢？这只有在使学生从他律到自律地遵守道德规范过程中完成，发挥学生主体自觉的自律功效，仅仅靠灌输、强制的方式把道德教育降格到规训的层面，难以使自律得到持续坚持，因为“教育必须带有强制性，但绝对不能是奴役性的”[19]。大学生道德建设绝不是仅仅靠道德教育就能达到的，它有赖于道德自律与他律的有机统一。
大学生是通过自我教育活动坚持道德自律。自我教育不仅是一种教育途径和方法，而且是一种教育观念；自我教育像教育中教与学的双边活动一样，也是自教与自学相统一的活动。作为保证道德自律的自我教育，强调学生在自我意识的基础上，主动产生开拓进取、勇于创新的心理，不断自我认识自我省视，从而形成良好的思想品德和道德行为。叶圣陶曾说“教育的目的是为了达到不教育”，这里指的就是自我教育。大学生教育管理不仅要注重发挥学生主体作用，而且担负着提高学生自我教育能力的任务，体现在使学生不断自省自勉自励，自觉修正思想行为，发挥道德主体的自律作用，内化为道德理念和情感。“如果思想政治教育不重视受教育者的自我教育活动，受教育者的身心和谐发展就会受到影响，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在人的身心发展中的主导作用也只能是‘事倍功半’。自我教育集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角色于一身，贯穿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始终，有利于调动个体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符合启发式、因材施教的原则。离开了自我教育，思想政治教育如同鸟失去翅膀一样不能自由飞翔。明确自我教育活动是受教育者主体性品质生成、思想道德主动建构的基础和源泉，明确受教育者的思想道德是通过自我教育活动而实现主动建构的，这就为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在受教育者主体性品质生成、思想道德主动建构中的主导作用的发挥指明了方向。”[20]
在核心价值指导下的自我教育是实现大学生道德自律的最佳选择。要从多元文化的视角来审视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方法的内涵，既看到灌输性价值观教育所具有的重大正面价值，又不可忽视其负面价值，更应积极推进单向灌输式的价值观教育范式走向他律与自律相结合的主体际价值观教育范式。“任何思想道德教育方法的选择与使用，都必须考虑思想道德教育对象的适应性，激发其积极性，保护其主体性，满足其参与欲，促使其自我教育与完善的主动性。”[21]大学生是生活在社会中的人，社会变化多快，大学生变化就多快。在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元化的背景下，坚持他我教育与自我教育相结合，帮助大学生正确辨识纷纭复杂的社会思潮，引导大学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崇德修身上下功夫，对于大学生成长成才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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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庞 达]
作者：于成学 孙嫣雪
孔子自律思想启示道德教育论文 篇2：
孔子的“知耻”教育及其当代价值
摘 要:孔子的“知耻”教育是通过显性的“正向”教育和隐性的“反向”教育相结合实现的,这是儒者个人道德修养由他律转为自律的必经环节,贯穿了儒家道德他律一自律一无律的整个道德修养过程。是通达儒家人生最高道德境界的起点。这对当代教育中师者之教、学者之学和教育层次的划分等都能产生非常重要的启迪作用。
关键词:“知耻”教育;道德教育;道德他律;道德自律;孔子
作者简介:张乃芳(1975-),女,山西昔阳人,华北电力大学政教部,讲师,河北大学政法学院博士研究生,(河北保定071000)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哲学、文化哲学。(河北保定071005)
基金项目:本文系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编号:HB09BMK005)的研究成果。
一、孔子“正”“反”结合的“知耻”教育
《论语》中记录了多次孔子对弟子的“知耻”教育,其中直接谈到“耻”字的有17次,均关涉到受教育者的道德修养问题。孔子通过“正向”(以鼓励、赞扬为主)和“反向”(以批评、惩戒为主)的不同教育方式,去引导、启发受教育者产生“耻感”。“正向”的“知耻”教育是显性的,“反向”的“知耻”教育是隐性的,正反相成、隐显结合,共同构筑了孔子的“知耻”教育理论与实践。
在其“正向”的道德教育中,孔子事无巨细地指明应当以何为耻,如“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论语‘里仁》),“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论语·公冶长》)等,其内容涵盖了从言语、行为,衣着,乃至容貌,神色,到求学、成士、修道和治国等等。孔子还明确地直接把“有耻”与。士”、“知耻”与“勇”联系起来,“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土矣”(《论语·子路》),“有耻”是成为“士”的基本条件,而“知耻”则“近乎勇”(《礼记·中庸》)。可见,孔子对“知耻”教育的重视。
孔子还充分运用了“反向”教育的方式,这位成就斐然的大教育家特别善于在不同的时间、情境中,针对不同的人进行适当的道德启发与引导。以惩戒这一“反向”教育为例,孔子以态度、语言、行为等不同的惩戒方式,使学生“知耻”而后止。
态度惩戒是其中最温和的一种。孔子用消极的态度应对受教育者,促使其“知耻”以达到教育目的。譬如,在《论语·先进》中,有较长—段文字记载了孔子与他的四位弟子子路、曾皙、冉有和公西华的一次阐明自己未来志向的讨论。子路首先发言,言毕夫子未发—言,仅只一“哂”(即微微一笑)。这一个小小的细节,使接下来发言的冉有吸取了子路狂傲不谦招致一“哂”之惩的教训,在本来的谦退性情上更加一层谦逊,果然得到孔子的认可,其他两位学生也再没有出现类似子路的不谦逊。可见,微微一笑的惩戒所教育的不仅是已经发言的子路,还有其他在座的学生,可谓一“晒”而使“知耻”。后来曾皙表明自己志向的时候,孔子喟然叹息表示赞许。表面上看起来这是一种与惩戒教育完全相反的教育方式,但在当时的谈话语境中,表扬与批评正是一体之两面,其鲜明的对比使孔子的弟子们明确了耻之所在,达到了孔子“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里仁》)的教育目的。
语言惩戒是孔子惩戒教育中用得较多的,面对被教育者,孔子在否定的态度之上,又加诸语言的斥责与引导,使其体悟到自己“耻”之所在。下面试举两例。
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论语·子路》)
宰予昼寝。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于予与何诛?”子曰:“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也,听其言而观其行。于予与改是。”(《论语·公冶长》)
前一事例中,樊迟请学稼,孔子称自己不如老农,樊迟又请学为圃,孔子继续推说自己不如老圃。这个一再推脱的过程本身就是惩戒,是他表达自己不满的一种方式,即程子所云“不屑之教诲,所以深教之也”。待樊迟离去,孔子深忧自己一再推脱的委婉的“反向”教育不能使樊迟有所感悟,故而严厉地指出“小人哉,樊须也!”然后通过将好礼、好义、好信与用稼相比,说明学稼的方向性错误。试图使樊迟明白孔子所倡导的君子不器”的教育理念,心生羞耻,改变自己学习的方向,将努力的重心投向德行的培养上。后一实例中惩戒的程度更高,如果说前面孔子尚能给予被教育者不断反思的机会,进行渐进的引导从而使其一步步回归大道,达到提升。那么看到宰予“昼寝”,孔子愤怒之下,竞直言宰予的不可救药。孔子作为泽被后世的大教育家,当然不会愤而不教,为了纠正宰予的自弃行为并使之此后引以为戒,孔子首先选择了严厉的斥责,使被教育者对自己的不当之行产生耻感,进而又说,从宰予的这一事件中,我要改变自己的行为。之前,我听人之言而信其行,此后,我听人之言还要观人之行。以此说明宰予错在言及行不至,而这正是儒家君子所耻之事。
《论语》中记载的孔子的行为惩戒事件只有一次。这一来可以说明孔子并不反对在一定的情况下使用体罚的手段,同时也表明,孔子并不将对身体的责罚作为惩戒教育主要的、常用的手段,而是在极端状况下所用的辅助手段。《论语·宪问》中记载:“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孙弟,长而无述焉,老而不死,是为贼。’以杖叩其胫。”原壤并不是孔子的学生,而是孔子的老朋友。据《礼记·檀弓》记载,原壤母亲去世后,孔子去帮忙治丧,原壤母死儿歌。可见,原壤应该是与孔子理念不同的信奉道家理念的人物。孔子对其他不同道的隐者向来采取各安其道的宽容态度。这次的不同表现并没有违背孔子的—贯原则,而是要应和孔子“在其位应当谋其职”的处世原则。孔子是来治丧的,他必定会尽职尽责地依照儒家的礼仪来约束原壤。此时此地,丧葬的礼仪是最高标准,但原壤处处不合规矩,孔子深恶其行,因而以言戒之,以行惩之。但即使是孔子最严厉的惩罚,其目的也重在“戒”而不在“惩”。他先以言责之,继而轻击原壤的小腿,这一“叩”的目的,重在使原壤的腿不再像八字一样张开,改正其无理的举动,并不属于“以恶罚恶”的简单体罚。孔子试图通过轻击原壤的小腿使其身体状态回归“合礼”姿态,使原壤遵循礼仪,进而体味儒家之“礼”中的情与理。
二、“知耻”:孔子道德教育的必经之途
孔子的“知耻”教育不是偶然的、可有可无的,而是个人道德修养由他律转为自律的必经环节,贯穿了道德他律一自律一无律的整个道德修养过程,是通达儒家人生最高道德境界的起点。
孔子在《论语·为政》中谈道:“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法律约束是通过律法制裁达到使被惩罚者以及其他民众感到畏惧,从而带来“以法齐之”的社会效果,道德教化则是通过使人内心感到羞耻,从而以后自觉避免同类错误的发生,实现“以礼齐之”的和谐
景象。法律主要是他律的,打击犯罪是为了使绝大多数民众受到教育,从而使人们被迫确立适用于全体的、因“畏罪”不敢去冲破的法律底线,道德教育则通过道德他律向道德自律的跨越,使人们自愿确立根植于内心的、因“知耻”不愿去冲破的道德底线,自律的殊胜之处由此显而易见。可见,孔子认为道德修养有必要从他律迈向自律。
在儒者的个人修养过程中,自我教育非常重要,《论语》中多次涉及,如曾子说:“吾曰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学而》)自省是曾子每曰必做的重要功课。孔子也曾盛赞颜回“不贰过”的自律、自省的境界。自省是儒者培养、巩固和提高道德自律的重要途径。但是,在孔子的教育理念中,这一跨越的实现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必须通过后天的教育:受教育者不断自省要与教育者的“知耻”教育相结合。孔子坚持“不愤不启,不悱不发”(《论语·述而》)的教育原则,因为,通过受教育者不断学习、不断自省之后才会或有所“愤”或有所“悱”,教育者这时候给予恰当的“启”与“发”就能够点石成金,成就道德自律。而是否达到了道德自律,孔子也以“耻感”为尺度,认为“内省不疚”才能是不忧不惧的君子。在道德自律阶段,教育者和被教育者不再分离,而是合二为一的,自己做自己“知耻”教育的执行者和被监督者。这样持续地进步,达到道德无律阶段,这时候道德标尺已经与君子的生命自然地融为一体,即如孔子所说的“从心所欲不逾矩”,不再有不合乎道的心性、行为,不再有产生耻感的根源,心之所至无不恰当,举手投足自然合道。可见,儒家的道德人生,正是“知耻”原则由外而内直至融入生命本身的变化过程。
孔子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是德之“乐”,因为他深信“乐”境最高,“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李泽厚先生甚至将中国文化定位为“乐感文化”,认为这“已经成为中国人的普遍意识或潜意识,成为一种文化一心理结构或民族性格”。在《论语》中,有“乐”处即有至高之境界,譬如:“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论语-述而》)。此类至境,没有成规,唯有入境体味才能了悟。“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论语·里仁》),“仁者”之“仁”德既包括使己身“成仁”的自我道德追求,也内含令天下“归仁”的个体担当意识,都是后天不断“习”得的,都要经历“知耻”道德教育的“启”、“发”来实现“仁”德的内化。这样,“乐感”与“耻感”这两种本来差异很大的情感,在孔子的道德教育体系中,却能够相融相交、相互成就,由“耻感”教育通达孔子的最高人生境界——“乐”境。孔子自己在七十岁的时候达到的“从心所欲不逾矩”的状态,也正是无律的、从容愉悦的、仁乐合一的乐感人生的最高境界。
三、孔子“知耻”教育的当代启示
从孔子的“知耻”教育中,我们可以得到不少对现代道德教育的启发与触动。
1.教育者:避免单一教条,丰富教育情境
孔子的道德教育从来不是独立的、晦涩的教条,每一次教育过程都蕴含在丰富的教育情境之中,是师生智慧与困惑的撞击。在“何为耻”的问题上,面对不同的学生、不同的情境,孔子并不会拿出一个“高大全”的标准答案,而是会结合不同的教育情境给予针对性的启发。所以孟子评价孔子说,“孔子,圣之时者也”(《孟子·万章下》)。一旦遮蔽了这种原初的教育情境,礼乐教化、仁义德行就会蜕变成伦理化、教条化、制度化了的框架,从而受到抵制和抨击。
我们现在的道德教育也不应该是标准答案的简单普及,而应该将教育过程放置在具体的教育情境当中。这就对教师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一方面心中要有一个自觉的恒定的标尺,把握教育的目标,一方面又要抓住或者制造合适的教育情境,进行有针对性的教育。
2.受教育者:凸显主体作用,促进视域融合
孔子使人“知耻”的道德教育,从来都不是填鸭式的灌输,而是在师生双方共同努力的基础上,适时而开的智慧之花。当时师从孔子的学生都是“有志为士,有心成仁”,主动求教于孔子的,他们对“自省”的认可,对“成仁”的追求是共同的。
我们现在的整体教育状况比孔子所在的时代要复杂得多。道德价值多元,学生是否想追求、追求什么、困惑何在,都有很大差异、难以把握。如果受教育者没有主观、自觉的努力,甚至拒斥被教育,那么,师生之间在道德教育问题上就很难达成共识。这就要求教育者要充分了解学生的状态,引发学生发挥自己的主体作用,只有这样,才能使师生之间实现良性的、有效的视域融合,最终达到对学生道德价值观的影响。
3.教育层次:根植于自然情感,落实于生命乐境
孔子的“知耻”教育绝不仅仅是道德原则的传递,而是既内在于叉超越于现实的生活情感。人之当“耻”不是空洞的教条,而是有关应当如何言、行、学、问、修己安人、治天下等等“人之为人“人之与人”的现实情感,道德修养开始于“孝”、“悌”等“我”和“我的亲人?之间的关系,因而来得亲切、自然而又真实、切己。孔子由此出发,最终进入到德之“乐”境,“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从心所欲而不逾矩”。这种内在的超越性使孔子的“知耻”教育有“情”又有“境”,千百年来教育、触动了社会各层次的人。
现在我们的道德教育目标也分若干层次,最低层次要培养坚守基本道德底线的“知耻”、“远耻”的公民,最高层次要塑造以高扬共产主义道德为乐的楷模。学习孔子道德教育的内在超越性,道德底线正可以从新社会“人之为人”、“人之与人’的自然情感出发,对全体公民加以引导和约束,最高道德则要颂扬新时代的德之“圣”、“贤”,以展现现代的德之“乐”境。
参考文献:
[1]朱 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2]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作者：张乃芳
孔子自律思想启示道德教育论文 篇3：
论孔子教育惩戒的耻感之度
解析孔子的教育惩戒，可以得其智慧的启迪，为当代中国教育惩戒的现实困惑提供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和维度。
一、孔子教育惩戒的耻感之度
《论语》中教育惩戒包含了态度拒绝、语言斥责、行为处罚等方式，它们无一例外地遵循了同一个尺度：使被教育者产生耻感。在惩戒过程中，孔子身体力行、榜样示范，通过“以情动主之”、“以理服之”和“以德导之”实施了三类不同程度、不同方式的教育惩戒。
1.态度惩戒
态度惩戒即用消极的态度应对来者，以达到教育目的。如《论语·阳货》中记载：“孺悲欲见孔子，孔子辞以疾。将命者出户，取瑟而歌，使之闻之。”孔子托言有病，拒绝接待孺悲，但传命的人刚走出房门，孔子就弹瑟而歌，特意使孺悲听闻。这有意的、冷淡的拒绝，意图是使孺悲产生被羞辱的耻感，从而深思、反省并最终矫正自己的错误行为。表面看起来这是消极而无所教，实质是不教之教、“不屑之教”，如程子所说：“此孟子所谓不屑之教诲，所以深教之也。”
在《论语·先进》中，子路、曾皙、冉有和公西华阐述自己的未来志向。子路首先发言，言毕夫子未发一言，仅只一“晒”(即微微一笑)，这一细节，使接下来发言的冉有吸取子路狂傲不谦招致一“晒”之惩的教训，在本来的谦退性情上更加一层谦逊，从而得到孔子的认可，可谓一“晒”而立耻。后来曾皙表明自己志向时，孔子喟然叹息表示赞许。表面上看这是与惩戒完全相反的教育方式，但在当时语境中，表扬与批评正是一体之两面，其鲜明的对比使孔子的弟子们明确了耻之所在，达到了孔子“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的教育目的。讨论结束后，孔子并没有主动在态度惩戒上再有其他的教育，因为前面对子路的一笑和后面对曾皙的一赞已经足以使学生们产生耻感。
态度惩戒的具体实施过程有所不同，但使被教育者产生耻感之后即适可而止的标尺是相同的。
2.语言惩戒
孔子的大多教育惩戒都属于语言惩戒，《论语》中有不少这样的事例。下面四个事例可以充分展示孔子语言惩戒的不同程度和多重角度。
(1)季氏旅于泰山。子谓冉有曰：“女弗能救与?”对曰：“不能。”子曰：“呜呼!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乎?”(《论语·八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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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樊迟请学稼。予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日：“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日：“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奠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论语·子路》)
(3)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1日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曰：“安!”“女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女安，则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论语·阳货》
(4)宰予昼寝。子日：“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口也；于予与何诛?”子日：“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于予与改是。”(《论语·公冶长》)
第一个事例体现了孔子程度较轻的语言惩戒。冉有面对自己上司季氏的僭礼行为，无力改变。此处，冉有面临的是现实中无法践履理想的困难，而不是个人道德修养本身的错漏或缺失，所以孔子并没有严厉地批评，而是着重从感情上激起冉有对更高道德理想的追求。这是对冉有的激励，也是孔子对自己的鼓励，面对无法掌控的现实，儒者们“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坚持感动着千百代儒者的心。这一事例中孔子通过“以情感之”的方式，重在对未来之戒，而不是对过去之惩，重心还是促使冉有进一步发扬指向至善之心。
第二和第三个事例的语言惩戒程度高于第一个事例，但惩戒的方式又有所不同。
第二个事例中，樊迟请学稼，孔子称自己不如老农，樊迟又请学为圃，孔子又推说自己不如老圃，此一再推脱的过程是孔子表达自己不满的一种方式。待樊迟离去，孔子深忧自己一再推脱的委婉教育不能使樊迟有所感悟，故严厉地指出：“小人哉，樊须也!”继而通过将好礼、好义、好信与用稼相比，理性地说明学稼的方向性错误，试图使樊迟心生羞耻，从而改变自己学习的方向，将努力的重心投向德性的培养，而不是具体技术的掌握，以符合孔子所说的“君子不器”的教育理念，凸显礼、义、信在人伦道德教化中的重要作用。
第三个事例中的惩戒过程更为复杂。宰予提出自己的见解，认为守孝不必三年，一年足够。孔子反问：一年之后，你食稻衣锦，是否能心安理得?本在导引宰予的羞耻之心，可惜宰予竟回答，可以安心!谆谆诱导不能达到目的，孔子只好开始语言惩戒：你如果安心就可以这么做!继而又以君子居丧期间，因失去亲人而导致的种种不安心状态来启发宰予，并说，如果此时你依然心安，那就可以守孝一年!原想触动宰予的仁爱情感。宰予离开后，孔子担心宰予仍不能领悟自己的苦心，真以为孔子同意甚至鼓励他只要心安就能守孝一年，以致走入歧路，远离正道，于是直言宰予错误的根本是仁爱不足，并用父母养子之情与子孝父母之情相比，说明君子守丧三年的缘起，凸显宰予不仁的情之所缺、理之所失。惟其如此，才能充分说服、深刻打动宰予，使他为自己的不当言行而感到羞耻。
这两个事例中，孔子都树立君子的道德高标，试图“以德导之”，但前者重在“以理服之”，后者重在“以情感之”。
第四个事例的惩戒程度比前面都高，如果说前面孔子尚能给被教育者不断反思的机会，渐进地引导其回归大道，看到宰予“昼寝”，他愤怒之下，竟直言宰予不可救药。孔子当然不是忿而不教，为了纠正宰予的自弃行为并使之此后引以为戒，孔子首先选择严厉的斥责，使被教育者对自己的不当之行产生耻感，进而又感慨，从宰予这—事件中，他要改变自己的行为：之前他听人之言而信其行，此后他听人之言还要观人之行，以说明宰予错在言及行不至，而这正是儒家君子所耻之事。
可见，孔子的语言惩戒也以受教育者是否心生耻感为界。
3.行为惩戒
《论语》中记载的孔子的体罚事件只有一次，可见孔子并不反对体罚手段，但也并不将其作为教育惩戒主要的、常用的手段，而是极端状况下的辅助手段。
《论语·宪问》中说：“原壤夷俟。子日：‘幼而不孙弟，长而无述焉，老而不死，是为贼。’以杖叩其胫。”原壤并不是孔子的学生，而是孔子的老朋友。据《礼记·檀弓》记载，原壤母亲去世后，孔子帮忙治丧，原壤母死而歌。可以想像，原壤应该是与孔子不同的信奉道家理念的人物。孔子对其他不同道的隐者向来采取各安其道的宽容态度。这次的处理是遵循孔子“在其位应当谋其职”的处事原则。孔子是来治丧的，他必定会尽职尽责地依照儒家的礼仪来约束原壤，这时，丧葬礼仪就是最高标准，但原壤处处不合规矩，孔子深痛
其行，因而以言戒之、以行惩之。
即使是孔子最严厉的惩罚，其目的也重在“戒”而不在“惩”。孔子先以言责之，继而轻击原壤的小腿，这一“叩”的目的，重在使原壤的腿不再像八字一样张开，从而改正其无理的举动，并不属于“以恶罚恶”的简单体罚。孔子试图通过轻击原壤的小腿使其身体状态回归“合礼”姿态，使原壤遵循礼仪，进而体昧“礼”中之，隋、理，拉近与儒家理想之间的距离，感觉儒家礼仪的立耻标准。
二、孔子耻感之度的深层文化原因
把教育惩戒的界限确定在被教育者是否产生耻感上，其深层的文化原因在于孔子把人生界定为担当人生、道德人生、乐感人生，惩戒的目标正是要服务于此。
孔子强调人生必须有所担当。生活在社会动荡、战祸四起的年代，面对“国家将会怎样”的时代课题，孔子开创性地提出天道之大德是生生不息之“仁”德，治理天下需要达到“天下归仁”方为大治，与此相应的是人道的刚健有为，因而，积极人世、克己复礼就是君子当然的人生目标，所谓“仁以为己任”。孔子认为有所担当的人生才是有价值有意义的人生，他所创立的儒学千百年来颂扬着“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担当意识，挥洒着舍我其谁、不畏艰险“吾往矣”的豪迈气概!孔子的教育惩戒要塑造的正是这样对天下负责、以天下为己任的仁人君子，这种自觉的担当意识是仅仅以“惩”或“戒”为目的的教育不能达到的，只有以“惩”、“戒”为手段，将价值标准植入人的内心的教育才可以达到。所以孔子以身作则，以激发学生的道德责疚感为契机，建构有意义的担当人生。
孔子还把人生界定为道德人生。道德修养一般要经历他律——自律——无律的变化。从他律到自律即道德内化的过程，教育惩戒是实现这一变化的重要手段，而使受教育者产生耻感，则是道德内化的必备条件。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法律通过律法制裁达到使被惩罚者和其他民众感到畏，瞑，从而带来“以法齐之”的社会效果；惩戒则是通过使被惩戒者内心感到羞耻，从而使被惩戒者以后自觉避免同类错误的发生，实现“以礼齐之”的和谐景象。法律主要是他律的，打击犯罪是为了使绝大多数民众受到教育，从而使人们被迫确立适用于全体的、不敢去冲破的法律底线；道德教育则可以通过教育惩戒促使实现道德他律向道德自律的跨越，使人们自愿确立根植于内心的、不愿去冲破的道德底线。所以说，教育惩戒的重心既不在“惩”也不在“戒”，而在于通过惩戒达到道德的自我约束。在道德自律阶段，教育者和被教育者合二为一，自己做自己教育惩戒的执行者和被监督者。自省与慎独成为儒者培养、巩固和提高道德自律的主要途径。曾子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学而》)自省是他每日必做的重要功课。孔子还认为内省不疚才是不忧不惧的君子。这时候，是否有耻的标尺已经由他人执掌转为自我操控，实现了道德标准的内化。道德修养的最高阶段是道德无律。在道德自律阶段，君子还需要频繁、持续地通过自省、慎独这样的自我教育惩戒手段使自己产生道德责疚感，以防止非道德行为的产生。在道德无律阶段，道德标尺已经与君子的生命自然地融为一体，即如孔子所说的“从心所欲不逾矩”，不再有不合乎道的心性、行为，不再有产生耻感的根源，心之所至无不恰当，举手投足自然合道。可见，儒家的道德人生，正是耻感标准由外而内直至融人生命本身的变化过程。
孔子还推崇乐感人生。他开创的儒家文化被李泽厚先生定义为“乐感文化”，孔子本人言传身教，向我们展示了他的乐感人生的理念，追求乐感人生也是他教育惩戒的重要目标。从理论上看，孔子学说中的核心概念是“仁”，每一个体的最高人生目标是“成仁”，而仁与乐又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如他所说：“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仁，知者利仁。”(《论语·里仁》)人之长乐与实现“天下归仁”的担当意识、与“己身成仁”的道德追求是相互交融的。所以，在孔子任重而道远的人生苦旅中，我们见到更多的不是他的哀怨愁苦、怨天尤人，而是他时常呈现的平和愉悦的仁者境界、圣贤气象。孔子就事论理、以情动人，在惩戒的过程中激发学生对仁爱等儒家情感的向往，展示他所追求的乐感人生的境界。孔子自己在七十岁的时候达到了“从心所欲不逾矩”的状态，也就是仁乐合一、从容愉悦的无律的乐感人生的境界。教育惩戒如果不能呈现给被教育者美好的境界，也将是缺乏感召力的。没有耻感的内化与升华，这种境界也是很难体悟到的。
三、孔子耻藏之度对现代教育惩戒的启示
我国学术界对教育惩戒应当以何为度的讨论仍在进行，孔子的教育惩戒思想可以为我们解决这一问题给予重要的思想启迪。
1.现代教育惩戒也应当以耻感为度
孔子教育惩戒的具体方式不定，却能够有统一的耻感标尺，原因在于这一尺度的确立有其深厚坚实的内在根基，即教育要服务于人生理想的实现。通过把人生设定为担当的、道德的和乐感的，孔子的理想人生就具有了厚重深远的意义、仰之弥高的高度和美轮美奂的境界。如前所证，这些都是教育惩戒应当追求的目标，都需要通过教育惩戒的他律手段走向受教育者的自律、无律，甚至乐在其中，其间如果没有使受教育者产生耻感，孔子的教育惩戒也就失去了应有的高远目标与境界。
现代教育惩戒也不应该是为惩戒而惩戒的，其目标与境界的至高点也当与先圣相比肩，要服务于现代受教育者理想人生的思考与践行，因而也需要经历他律——自律——无律，直至乐在其中的巅峰状态，现代教育惩戒也必须确立这样的耻感尺度。
2.通过因材施教实现现代教育惩戒科学原则与生命原则的统一
耻感标准必然要求实践因材施教的原则，这在现代教育惩戒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和现实针对性。现代教育是大众化教育，工业化流程成批地生产“合格”人才，带来了人们受教育水平和人口素质的普遍提高，这是符合历史发展趋势、契合人性本身特点的，但也要看到现代的标准化教育具有的局限性。教育手段、过程和方式等都可以依据教育科学的规律而设置为标准化，但受教育者的情感发展、性格形成、成长历程等并未完全依托于所谓的“标准”。打动人心的教育所要面对的也不是无差别的“标准件”，而是一个个鲜活、特别、各具特色、处于动态变化中的生命个体。因而，教育必须而且只有通过因材施教才可能成功。同样是教育惩戒，孔子就在准确地了解学生个性特征的基础上，因材施教，通过不同的途径予以不同的惩戒方式和惩戒程度，以学生是否产生耻感为恒定的标尺，因而造就了成功的教育惩戒，使教育渐渐趋近于受教育者的自我教育。
现代教育建构在教育科学的发展之上，因而能够很好地坚持科学的原则。同时，无论什么时代的教育都面对的是活泼、独特、有情感、有生命的个体，因而着眼于每一个体的生命特性就成为任何一种教育必备的因素，是教育拥有恒久生命力的根本。科学原则和生命原则应当在现代教育中同时具备。
参考文献
[1]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
(见习编辑 郭振玲)
作者：张乃芳 张冬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