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疗排斥范文

治疗排斥范文（精选7篇）

治疗排斥 第1篇

关键词：间充质干细胞,闭塞性细支气管炎,白细胞介素-10

肺移植和心肺联合移植是治疗多种终末期心肺疾病的重要措施, 尽管免疫抑制剂的广泛使用能较为有效的防治急性期排斥, 然而其对慢性排斥的作用却收效甚微。肺移植排斥最主要的慢性排斥反应表现为闭塞性细支气管炎 (obliterative bronchiolitis, OB) , 是限制肺移植患者长期存活的主要原因[1,2]。

间充质干细胞 (mesenchymal stem cells, MSC) 被认为不但能分化成不同类型的细胞系, 而且具有免疫调节功能[3,4]。由于MSC具有低免疫原性等特点, 因此同种异体的MSC可逃逸宿主的免疫清除, 在细胞移植方面颇具优势。因此本课题将利用小鼠原位气管移植模型探讨MSC干预肺移植后OB的作用。现报告如下。

1 材料与方法

1.1 实验动物与分组

近交系雄性C57BL/6小鼠, 体重20~25 g;近交系雄性BALB/c小鼠, 体重20~25 g。均购于上海斯莱克实验动物有限公司[许可证号SCXK (沪) 2007-0005]。饲养于同济大学实验动物中心无特定病原体 (SPF) 动物房。该实验得到同济大学附属上海市东方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分组为同系移植对照组:C57BL/6→C57BL/6, 8例;异系移植组:BALB/C→C57BL/6, 8例;MSC治疗移植组:BALB/C→C57BL/6+MSC输注, 8例。

1.2 小鼠原位气管移植模型的建立

1.2.1供体手术

术前12 h禁食、禁水。1%戊巴比妥钠溶液, 0.1 ml/10 g腹腔注射小鼠麻醉。供体颈前正中切口, 游离气管, 取6个软骨环长度气管一段, 置4℃生理盐水备用。

1.2.2受体手术

同供者, 颈前正中切口, 游离气管。纱布吸干供体气管后缝合尾侧, 将供体气管尾侧同受体尾侧气管膜部正中处缝合打结, 分别于尾侧气管3、9、12点方位各缝合一针并打结, 对合整齐。相同方法缝合头侧气管。将两侧颈部肌肉覆被移植气管后缝合, 缝合皮肤。

1.3 标本收集

移植术后30 d处死小鼠。取移植气管约5个气管环, HE染色后, 显微镜下观察小鼠气管病理切片, 通过QWin软件分析组织图片数据。

1.4 ELISA检测

取移植气管约5个软骨环, 加入500µl PBS, 匀浆后离心取上清液, 使用e Bioscience IL-10、IFN-g ELISA kit, 分别在酶标仪450 nm及570 nm处读取吸光度。

1.5 统计学方法

所得所有数据均采用SPSS13.0统计软件处理。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 (±s) 表示, 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体外分离培养MSC

骨髓培养法从C57BL/6小鼠的骨髓中分离MSC。骨髓细胞接种于塑料培养瓶后, 细胞在培养瓶散在分布, 呈圆形。24 h后就见有细胞贴壁。72 h首次全量换液去除未贴壁细胞, 此时贴壁细胞胞体明显增大并开始分裂增殖, 细胞形态渐变为梭形或纺锤形。流式细胞术检测各分子的表达水平, CD105 (96.1±8.5) %、CD29 (97.7±9.5) %、SCA-1 (96.3±10.7) %, CD45 (2.34±1.5) %, CD11b (1.41±0.7) %。该群细胞不表达CD45和CD11b, 高表达CD105、CD29和SCA-1。符合小鼠骨髓来源间充质干细胞的表型特点。进而在分化功能检测中, 作者发现这些细胞可以分化成为脂肪细胞和成骨细胞。

2.2 MSC输注治疗OB模型排斥反应效果

各标本可见各组小鼠气管吻合口均愈合良好, 无严重狭窄。同系移植对照组小鼠移植气管与周围结缔组织粘连较轻, 气管形态接近正常, 管壁可见柱状上皮细胞及纤毛, 管壁内未见炎性细胞浸润或管腔闭塞。而异系移植组小鼠移植气管与周围结缔组织粘连较重, 可见黏膜水肿、糜烂, 及上皮纤毛脱失, 内膜增厚明显, 伴随大量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浸润, 提示存在免疫排斥反应。术后30 d病理学染色结果显示体外培养的MSC培养2代后进行过继输入作为MSC治疗移植组, 与异系移植组对比, MSC治疗移植组炎性细胞浸润明显减轻, 内膜增厚程度明显轻于异系移植组。见图1。

2.3 MSC对移植模型体内炎症状态影响

为分析MSC如何缓解OB排斥反应, 作者检测各组模型体内的炎症因子水平, 评价MSC对免疫系统的作用。通过ELISA方法检测移植物局部抑炎因子IL-10和促炎因子IFN-g水平, 作者发现MSC治疗移植组IL-10水平与其他两组比较明显升高 (P<0.05) , 而IFN-g水平下降 (P<0.05) 。见图2。

注:A同系移植对照组;B异系移植组;C MSC治疗移植组

3 讨论

肺移植是治疗终末期肺脏疾病唯一有效的方法[5]。尽管近些年来新的抗移植排斥药物的应用, 以及外科技术的改进使得肺移植术成功率明显增加, 但肺移植术后患者的长期存活率依然很低, 而肺移植后的慢性排斥反应是患者长期生存的主要障碍, 使肺移植患者5年生存率低于50%。因此, 探索有效的预防和治疗肺移植术后OB的策略尤为重要。

近年的研究发现, 除了多向分化潜能之外, 免疫调节功能也是MSC的重要功能之一。体内研究[6]发现MSC能通过改变T淋巴细胞和树突状细胞 (DC) 的迁移能力改善急性移植物抗宿主病 (GVHD) 。同时, MSC能有力地下调其表面CD11c、CD80、CD86及CD40的表达, 上调CD11C的表达, 细菌脂多糖 (LPS) 不能逆转此改变, 而且这种MSC处理的DC具有较高的胞吞能力、低免疫源性和较强的免疫调节功能[7]。

MSC可通过细胞接触, 或者通过其产生的细胞因子发挥免疫调节功能[8]。尽管在体内研究中, 作者发现过继输入MSC明显增加了体内IL-10的表达。本研究通过建立小鼠原位气管移植模型, 于术后第30天排斥反应期检测移植气管病理变化及相关炎症因子的含量, 探讨MSC在移植后OB反应中的作用。作者发现MSC过继输入到小鼠OB模型的体内, 可明显减轻气管移植物的病理改变, 并缓解移植气管阻塞的程度。进一步对移植气管炎症因子的含量测定发现, MSC治疗小鼠后, 移植气管IL-10明显升高, IFN-g降低, 提示了MSC能调节免疫状态抑制排斥。因此, 研究为深入探索MSC发挥免疫调节作用的机制并将这群细胞用于临床奠定一定的实验基础。在后续试验中, 作者将进一步在大动物OB模型中验证MSC治疗排斥反应的有效性和可靠性, 为临床转化应用提供理论基础。

参考文献

[1]Hardy JD, Wobb WR, Dalton ML Jr, et al.Lung Homotransplantaion in man.JAMA, 1963:186.

[2]范慧敏, 刘中民, 郭建华, 等.心肺联合移植治疗艾森曼格综合征4例.中华器官移植杂志, 2006, 27 (5) :294-296.

[3]Zappia E, Casazza S, Pedemonte E, et al.Mesenchymal stem cells ameliorate experimental autoimmune encephalomyelitis inducing T-cell anergy.Blood, 2005, 106 (5) :1755-1761.

[4]Peister A, Mellad JA, Larson BL, et al.Adult stem cells from bone marrow (MSCs) isolated from different strains of inbred mice vary in surface epitopes, rates of proliferation, and differentiation potential.Blood, 2004, 103 (5) :1662-1668.

[5]Casiraghi F, Azzollini N, Cassis P, et al.Pretransplant Infusion of Mesenchymal Stem Cells Prolongs the Survival of a Semiallogeneic Heart Transplant through the Generation of Regulatory T cells.Journal of immunology, 2008, 181 (6) :3933-3946.

[6]Mao F, Xu W, Qian H, et al.Immunosuppressive effects of mesenchymal stem cells in collagen-induced mouse arthritis.Inflamm Res, 2010, 59 (3) :219-225.

[7]Cao H, Lan Q, Shi Q, et al.Anti-IL-23 antibody blockade of IL-23/IL-17 pathway attenuates airway obliteration in rat orthotopic tracheal transplantation.Int Immunopharmacol, 2011, 11 (5) :569-575.

治疗排斥 第2篇

1一般情况

同种异体肾移植术后患者36例, 肾移植年限4~11年, 平均6.5年。血肌酐、尿素氮升高半年以上同时伴有尿蛋白阳性, 经大剂量糖皮质激素冲击治疗及细胞毒药物治疗肾功无明显改善。2治疗经过

应用丹参、黄芪注射液静脉注射, 疗程15d, 每3个月重复1次, 持续治疗1年。治疗期间监测肾功及尿蛋白。

3治疗效果

血肌酐、尿素氮下降28例, 升高8例, 经统计学检验治疗前后血肌酐及尿素氮水平无显著差异。36例患者2 4 h尿蛋白定量检测治疗前后均有明显下降, 其中24例转阴, 9例明显下降, 3例尿蛋白减少不明显。

4结论

丹参、黄芪注射液能够延缓由C R引起的血肌酐、尿素氮升高, 同时可显著降低C R引起的尿蛋白量。

5讨论

在Banff分类法中, 慢性移植性肾病的基本病变, 是间质纤维化和小管萎缩, 同时合并另一些病变, 包括:肾组织内血管的动脉硬化。Sumrani等[2]对CR的定义是移植肾功能缓慢和不可逆性减退, 伴进行性蛋白尿 (>750mg/24h) 和高血压, 同时组织病理存在下述病变:间质纤维化, 小管萎缩和累及内膜的血管壁增厚[3]。慢性血管性排斥通常与C R使用同一术语, 其病理改变包括内膜增厚, 主要特征是伴有肾小球硬化或移植肾肾小球病, 间质纤维化和小管萎缩。实质性器官CR的共同特征有:血管周围炎症, 血管中层变薄伴灶性肌细胞坏死, 灶性内弹力层破裂, 弥漫性内膜增厚伴平滑肌内T淋巴细胞和巨噬细胞浸润Tullins和Tilney[5]认为C R有3个阶段组成:体液, 细胞因子和生长因子的作用。抗原-抗体复合物, 补体和抗内皮细胞抗体常见于内膜增厚和纤维素样坏死区域。因此在这些损伤中, 体液因素显得更为重要。在急性排斥时更重要的是炎症细胞的存在, 而移植将C R时更常见的是巨噬细胞功能的上调。近来认为, 细胞因子在免疫性损伤引起的早期肾脏损害和后期组织重塑性病变中起更重要的作用。Hayry等[6]总结了CR的分子基础: (1) 炎症细胞释放的各种细胞因子; (2) 血小板活化因子和白三烯; (3) 浸润细胞分泌的生长促进因子。实验和临床研究证实, 转化生长因子 (T G F-β) , 表皮生长因子 (EGF) , 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 (FGF) 和P D G F是导致移植肾发生C R的重要细胞因子。高水平的T G F-β常伴有进行性纤维化, 并且在人体肾移植的活检中证实, 定量测定的T G F-β转录水平与间质纤维化的程度相关。另一项研究证实, 纤维连接蛋白和Tenacin (影响组织重塑的一种糖蛋白) 的聚集, 是由于局部TGF-β浓度增加所致。在7 5例合并A R患者中, 有5 9例移植肾组织中有Granzyme B强烈表达。有报道在慢性移植性排斥时, TGF-β的表达也增加。血管紧张素Ⅱ抑制剂可通过减少T G F-β的表达进而减少间质纤维化。在AR和CR时, 血管壁和系膜细胞内P D G F受体水平增加。现已非常明确, 这些细胞因子在体外具有促进平滑肌细胞和系膜细胞促有丝分裂的作用, 同时也能增加胶原和弹性蛋白的合成。另一些细胞因子如IL-6也引起人们的注意, 其具有对平滑肌和系膜细胞促有丝分裂的作用。在人体移植肾排斥时IL-6的水平也增加。黄芪提取物主要成分包括:黄芪多糖、黄酮、胆碱、甜菜碱、氨基酸、蔗糖、葡萄糖醛酸及微量的叶酸, 具有增强免疫力、抗疲劳、抗突变、保肝、抑制破骨细胞的作用黄芪对免疫系统有明显的调节作用如黄芪注射液可明显增加荷瘤小鼠的T细胞总数 (TLC) 与辅助细胞数 (Th) , 同时外周血α-醋酸萘酯酶 (A N A E+) 细胞阳性反应增加。体内注射可以促进C o n A诱导的T淋巴细胞增殖与转化。体外实验表明, 低浓度黄芪可促进淋巴细胞转化能力, 而高浓度反而使之活力受抑, 说明黄芪具有免疫增强和免疫抑制的双向调节作用[7], 可以调整机体紊乱的免疫状态, 在人体免疫功能过低时, 可以使其恢复, 过强时, 则可使其抑制[8]。徐红薇[9]对此持相同观点。沈玉清则从补体角度对此作了更深一步的阐述, 他认为有的恭敬能够促进总补体活性, 有的则对总补体活性产生抑制作用[10]。在对RHPS的实验中, 毛小娟[11]认为, RHPS对机体非特异免疫功能有促进和调节作用, 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丹参的水溶性成份具有良好的抗血栓形成和改善微循环作用。血栓的形成与血小板功能亢进、血液凝固性增高、纤溶活性降低有关。而丹参具有抗血栓、抗凝、增强纤溶活性、阻抑血小板的形成和发展、改善微循环、增强血管舒张能力、激活心肌的钠钾通道开放等作用[12,13], 它能对抗氧自由基和超钙负荷的毒性, 改善心肌能量代谢, 疏通微循环, 使血液流变学有新的改变[14], 使c-fos基因表达上调[15], 内皮素 (ET-1) 基因表达下调;此外丹参还可以通过其钙离子阻滞、膜稳定作用及刺激成纤维细胞产生更多的分泌基质金属蛋白酶 (MMPs) 和减少蛋白酶抑制剂 (TMPs) 抑制成纤维细胞的胶元分泌与细胞增殖。王文俊等[16]实验证实丹参素能抑制内毒素诱导的TNFα, IL-6及IL-8的大量释放, 同时能增强单核吞噬细胞分泌细胞因子的能力。闫玉仙等[17,18]实验表明复方丹参能使红细胞膜上的C3b受体活性增强, 可以粘附血液中的循环免疫复合物 (CIC) , 防止其在组织中沉积损伤致病;同时还可以促进红细胞膜上的S O D活力增强, 有效的促进红细胞免疫粘附功能。白细胞通过其表面受体 (CD18/CD16b) 与内皮细胞上的细胞间粘附分子 (ICAM) 结合, 即粘附在血管床上堵塞了血管, 从而导致微循环障碍, 尤其是发生在血流缓慢和血液粘稠的部分[19]。刘军等[20]实验证实丹参具有封闭白细胞表面CD18/CD16b抗原, 阻断白细胞与血管内皮细胞的粘附, 抑制多核白细胞的浸润。研究表明复方丹参对Ig M、Ig G抗体有明显的抑制作用, 可调节蛋白代谢和免疫功能[21]。

治疗排斥 第3篇

“普惠型金融体系”的基本含义是建立有效、全方位地为社会所有阶层和群众服务的金融体系, 特别是让广大被排斥在金融体系之外的客户获得金融服务。金融排斥就是指经济主体被主流金融所排除。

早期的金融排斥文献主要侧重于剖析金融网络的地理可达性。而实际上, 金融排斥是一个多维度的动态复合概念, 包含了六个维度:地理排斥、评估排斥、条件排斥、价格排斥、营销排斥和自我排斥。地理排斥指被排斥对象由于无法就近获取金融服务, 不得不依赖公共交通系统到达相距较远的金融中介;评估排斥指主流金融机构通过风险评估手段对经济主体施加的准入限制;条件排斥指对经济主体获取金融产品的附加条件不尽合理;价格排斥是金融产品价格过高超出了某些主体的偿付能力, 将这些经济主体排斥在外;营销排斥是指主流金融机构的目标营销策略, 往往会将某类人群有效排除;自我排斥则与被排斥主体的自身经历和心理因素相关, 是被排斥主体主动将自身排斥在主流金融体系之外, 以上共同构成金融排斥的复杂集合。

而很多研究都着眼于构建一个包含各个维度的金融排斥指数, 来衡量农村金融排斥情况, 而从金融排斥的单个维度来分析农村金融排斥情况的文献较少。本文将从金融排斥的条件排斥角度建立模型, 研究农村金融排斥的影响因素。

我国地域辽阔, 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具有显著的地域差异, 这样的差异必然会反映在农村金融排斥的区域差异上。各省平均意义上的高金融发展水平无法掩盖其农村的金融排斥问题, 农村金融体系的高效运行影响到整个地区的金融产业效率, 因此对于我国农村金融排斥区域差异的定量分析, 是因地制宜制定农村金融排斥缓释政策的重要参考。

本文将从金融排斥的条件排斥角度, 选取衡量农村金融条件排斥的指标作为被解释变量构建回归模型, 分析其影响因素以及我国空间分布的特点。最后为弱化农村金融抑制程度提出意见。

二、模型的构建

(一) 指标选取

被解释变量——农村地区人均贷款水平 (L)

条件排斥指金融机构基于流动性和盈利性需求, 对金融产品设置严格的准入条件, 对经济主体制定严格的评估体系从而将某些经济主体主动排斥在外的现象。就我国农村而言, 最普遍的金融服务和最紧迫的金融产品需求就是贷款, 农村地区的人均贷款水平反映了我国农村经济主体对于主流金融产品的可获得性, 该指标越大, 表示金融排斥程度越低。其中农村地区人均贷款水平=非市辖区贷款总额/非市辖区人口数。

解释变量:

本文归纳了相关文献, 归纳出了影响农村金融排斥以及人均贷款的三类维度, 其中包含了9个指标作为构建模型的解释变量。

第一类变量利率统计:贷款利率。

贷款利率 (I) ——贷款利率即贷款的价格, 是影响贷款需求的主要因素之一。由于中国人民银行颁布了相关法令, 各金融机构一定程度上拥有了自行定价权, 可以发放浮动利率贷款。本文以各地区金融机构加权贷款利率水平 (区间利率取区间的算术平均值, 2%以上的取2.5%) 表示各省的贷款利率。理论上与贷款水平成负相关。

第二类变量人口统计:人口规模以及人口密度。

人口集中度 (DENSITY) ——人口的增加使得人们对金融服务的需求上升, 会使得更多的资金通过金融机构流通。

农民金融知识 (KNOWL) ——表示农民的金融教养或金融知识, 它是造成金融排斥的重要原因之一。本文选用了各省区不识字或识字很少人数所占比例作为替代指标反映教育水平。理论上该指标与金融排斥程度呈现正相关。

农村就业人员所占比例 (E M P) ——这是由我国农村人口的特殊就业模式所决定的, 农村人口就业主要流向城市地区就业, 就业水平较高的农村地区青壮年较少, 遗留的多为老、妇、幼人口, 这反而抑制了金融发展, 形成金融排斥。但同时就业人数的增多也会造成对金融需求的旺盛, 该指标的影响待定。

第二类变量是经济活动:人均收入 (I) 和农业化水平 (Agr) 。

人均收入 (INCOME) ——国外相关统计和研究证明, 收入状况对金融排斥具有较显著的解释力, 金融排斥首先就是收入的函数。收入越高, 金融活动的需求越高, 金融抑制程度越低。因此, 各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可以作为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引入模型。

农业化水平 (AGR) ——通过农业化水平较高的地区, 经济结构中第二、第三产业比重较低, 不利于金融机构的生存和发展, 从而抑制了农村金融的供给, 容易形成农村金融排斥。

本文还引入了金融基础设施状况 (TEL) 、农村金融机构密度 (NDENSITY) 和政府规管程度 (FSGDP) 指标。

金融基础设施状况 (TEL) ——影响不确定。从需求角度, 一种观点认为发达的信息技术的普及使得经济学中的空间出现虚拟化倾向, 需求方获取金融信息和金融服务更加容易, 从而降低了获得金融服务的成本。但是, 实践证明还很少的客户会通过电话或者网络申请金融服务, 特别是农村地区。

农村金融机构密度 (N D E N S I T Y) ——反映金融服务的可得程度。以某一地区的金融网点数量作为金融服务可获得性的一个标志, 那么该区域的金融网点数越多, 则金融服务可获得性越高, 金融排斥程度越低。

政府规管程度 (F S G D P) ——反映当地政府对于市场的干预程度。高效的政府管理能够减轻金融排斥程度, 但是过度的政府管制又会扼杀金融主体的自主性和能动性, 造成金融排斥的扭曲反映 (许圣道、田霖, 2 0 0 8) .因此这个指标的影响效应也是不确定。

(二) 描述性分析

我们选取了各省2 0 1 0年的数据作为模板进行分析。数据来源为《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 0 1 1》、《中国银行业农村金融服务分布图集》、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通信业运行状况、中国人民银行《2010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各指标的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

从描述性结果看, 人口集中度、农民金融知识、农业化水平等指标的标准差较大, 说明各个省市指标的结果差异性较大, 可能存在结构性差异。

从各省人均贷款条形图 (图1) 可以看出, 地区间金融排斥程度的差异极为明显。我国人均贷款的分布在空间上存在明显的不平衡现象, 东部经济区的农村人均贷款明显高于其他省市。这从某种程度上说明我国金融资源分布十分不均。 (见表1、图1)

(三) 模型构建

初步估计:

经过反复比较和建模, 最终决定选用双对数模型来表示各变量之间的关系。利用Eviews软件对模型进行OLS回归估计, 结果如下:

可见, R2较大且模型通过F检验, 可认为各省农村人均贷款与上述解释变量之间总体线性关系显著。但是, 大部分解释变量的估计参数未通过显著性为5%下的t检验, 怀疑存在多重共线性, 故我们还应对模型进行检验和修正。

模型检验和修正:逐步回归法 (修正多重共线性)

我们运用Eviews软件得到解释变量之间相关系数矩阵, 如表2所示。

可见解释变量, 特别是ln (DENSITY) 与ln (INCOME) 、ln (KNOW L) 和ln (INCOME) 、ln (ARG) 和ln (INCOME) 、ln (ARG) 和ln (NDENSITY) 、ln (FSGDP) 和ln (TEL) 、ln (KNOWL) 和ln (FSGDP) 之间的相关系数比较高, 解释变量之间可能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

利用逐步回归法对多重共线性进行检验和修正。逆向使用逐步回归法, 依次剔除模型中最不显著的解释变量。最终确定的模型 (7) 中, 解释变量的估计参数均通过了5%显著性水平下的参数检验。并且模型通过了F检验, 具有比较大的修正R2, 可认为各省农村人均贷款与上述解释变量之间总体线性关系显著。建模步骤如表3所示。

被解释变量:农村人均贷款 (L)

括号内的数字为t检验值

C为常数项

用RESET检验法对模型设定的正确性进行检验, 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 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认为模型没有设定偏误。

再对模型 (7) 可能存在的序列相关性和异方差性进行检验, 我们分别采用了怀特 (W h i t e) 检验法和拉格朗日 (LM) 检验法。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

存在序列相关性和异方差性。

值得注意的是, 利率作为经济学理论中影响贷款需求的主要因素之一, 在建模过程中被剔除, 这与我国的利率政策有关。各金融机构虽然一定程度上拥有自主定价权, 但是浮动范围有限, 因此各省市的利率差异不是特备明显, 不成为影响农村贷款需求的主要因素。模型中的解释变量的系数符号均符合预期, 系数大小代表该指标对金融抑制的弹性。模型结构显示, 各省市农村金融排斥程度对收入最敏感, 其次是金融机构密度和金融基础设施建设, 这些都表示金融硬件条件。

结构性变化分析:

根据前文描述性统计分析, 发现我国农村人均贷款在空间分布上具有较大差异, 特别集中在东部7省和非东部省市之间, 因此怀疑可能存在结构性差异。

考虑到我国东西部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 我们将数据分为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7个省 (东部省) 和剩余24个省 (非东部省) 两组, 引入是否为东部省市这一虚拟变量Di。

由于不知道虚拟变量的具体作用形式, 因此我们采用乘法和加法的形式引入, 然后再根据参数检验剔除。设定函数的最初形式为:

同样逆向采用逐步回归的方法 (Stepwise Least Squares) , 依次剔除模型中最不显著的解释变量。最终确定为模型 (5) 解释变量的估计参数均通过了5%显著性水平下的参数检验。并且模型通过了F检验, 具有比较大的修正R2, 可认为各省农村人均贷款与上述解释变量之间总体线性关系显著。建模步骤如表6所示。

再对模型 (5) 可能存在的序列相关性和异方差性进行检验, 分别采用怀特 (White) 检验法和拉格朗日 (LM) 检验法。检验结果如表7所示, 模型不具有异方差性和序列相关性。

所以, 最终的模型确定为:

与未引入虚拟变量的模型相比较, 模型的变化较大。首先, 模型剔除了l n (I N C O M E) 这一变量保留Dln (INCOME) 这一变量, 表明了收入因素对于降低东部城市的农村金融抑制程度有明显作用, 而对于中西部省市的农村抑制程度没有明显帮助。东西部省市农村收入差异大, 经济发展不平衡, 收入差距成为加大东西部农村金融抑制程度差异的主要因素之一。第二, 农村金融机构密度成为影响农村金融抑制程度弹性最大的因素, 表明影响我国整体农村抑制程度最主要的因素是农村金融机构的密度, 其次是农村金融基础设施的建设。

三、结论及政策建议

(一) 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切实提高农民收入, 减少东西部差异

由结果可以看出, 农民的收入水平具有明显的地区差异性, 是造成我国农村中西部农村金融抑制程度差异的主要因素之一, 而收入对农民获取金融资源是有正效应的。所以改善农村经济主体的自身条件可以缓释农村金融排斥水平, 缩小东西部省市差距, 推动农村 (特别是中西部农村地区) 经济发展是破解农村金融性排斥的根本措施。这一方面可以提高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 另一方面也可以为金融机构在农村的存在和发展提供良好的土壤。

(二) 加大农村金融基础设施的建设

由结果可以看到, 农村金融抑制程度对于农村地区金融机构的密度和现代化通信设施的普及的弹性最大。因此, 要减缓农村金融抑制程度, 重点在于加强农村金融机构的建设和金融基础设施的构建。金融排斥从本质上讲是一种市场失灵, 政府有责任对其进行干预和调控。首先, 制定相关政策防止金融机构在农村地区撤并机构, 尤其是在低收入地区撤并机构, 使得农民获取金融资源的途径更多, 机率更大。其次, 国家应积极推动建立普惠性的金融体系, 保证每个经济主体金融权力的平等。农村现代化通信设施的建设能够使其获取金融信息和服务更为容易, 应作为我国深化农村金融建设的重点。

(三) 关于利率因素的思考

目前我国的利率市场化尚未完全实现, 银行存贷款利率是基本统一的, 所以中国农民的利率需求弹性很低。目前对农村地区来说, 解除金融管制的关键不是放松利率管制而是调整各地区的金融法规, 因地制宜地制定不同的策略。随着利率市场的不断推进, 我们预想贷款利率这一因素也将是影响农民获取金融资源的关键性因素, 国家及各级政府要就其可能出现的负面影响进行预估和防范。我们也将持续关注这一方面的动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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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科患者排斥患服问题探究 第4篇

1 对象与方法

调查问卷对象是住院时间达到或者超过3d, 病情及情绪较为稳定, 能够独立自主的填写问卷或回答我们调查的问题, 愿意配合的内科住院患者。采用抽样法选择符合条件的内科患者120例, 男48例、女72例, 年龄12~68岁。其中呼吸内科有20例, 消化内科有20例, 血液内科有20例, 心血管内科有20例, 肾脏内科有20例, 内分泌内科有10例, 风湿内科有10例。

本次的调查问卷由4部分组成:第1部分为个人基本情况, 如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住院时间及所在科室等;第2部分为患者对患服基本情况的评价, 包括患服的质量、颜色、尺寸、薄厚、男 (女) 款式、清洁、平整及新旧情况, 共9个条目, 各条目采用3级评分法, 1~3分分别表示差、一般、好, 得分越高, 提示患者对患服的评价越高;第3部分为患者对患服其他情况的态度, 如患服已经过消毒处理, 穿患服会收取费用, 穿患服会产生心理压力共3个问题, 每个问题包括认同、不确定以及不认同3个;第4部分为开放式问题, 询问患者是否愿意穿患服, 如不愿意, 则需说明原因及目前患服需要哪些改进等。

我们亲自发放问卷给患者, 采用统一的指导语解释问卷的填写方法和注意事项, 不能填写者口述由笔者代为填写。发放问卷10min后由笔者收回, 认真查看问卷填写的完整性, 对不完整的问卷及时要求患者补充完整。共发放问卷120份, 收回有效问卷120份, 有效回收率100%。

2 结果

调查结果显示, 患者对患服给出的总体评分 (1.97±0.85) 分, 其中评分>2分的有4项, 评分<2分的有5项。有75.83% (91/120) 患者表示不愿意穿患服, 其排斥患服的原因分别为尺寸不合适 (81.32%) 、款式不新 (80.22%) 、担心未做消毒处理 (70.33%) 、不平整 (65.93%) 、患服较旧 (64.84%) 、担心收费 (53.85%) 、心理有压力 (15.38%) 、薄厚欠佳 (13.74%) 、不够清洁干净 (8.9%) 、颜色单一 (5.49%) 、质量不佳 (3.30%) 。

3 讨论

患者住院期间院方安排穿着统一患服, 除了可较为清楚的识别患者身份外, 还可以避免患者随便穿衣带来的交叉感染隐患, 同时也有利于医院管理。而我们的调查结果显示, 住院患者对患服基本情况的总体评分较低, 大部分患者十分排斥患服[2]。究其原因, 一是院方是出于节约成本、易清洗消毒、结实耐用、管理方便等目的设计患服, 这就使院方选用的制衣材料一般为纯棉质地, 尺寸多为均码, 一年四季的面料不变, 样式普通, 虽实用但不能满足患者的需求。第二, 医院的患服更新较慢, 即使补充了新患服, 但顾及到成本的问题, 旧的患服也还在使用。第三, 患服管理不到位, 随意堆放, 导致患服不够平整。本次调查结果显示, 上述这些问题也正是患者排斥患服的主要原因, 尤其是认为尺寸不合适的比例最高, 其次为款式不新。患者排

河南省长垣县人民医院 (453400) 斥患服的其他原因还包括担心患服未做消毒处理及收取费用等[3]。究其原因, 可能与患者的心理作用及护士忙于日常工作无暇告知有关。

4 对策及其方法

本次调查中, 患者对患服尺寸的评分最低 (1.45±0.70) 分, 并且尺寸是患者排斥患服的最主要原因。患服过大, 裤脚容易污脏, 且走路不方便, 容易绊倒;过小, 患者穿着既不舒适也不美观。因此, 笔者认为患服的尺寸应分为多种型号, 如大、中、小、加大、中小、偏瘦型等。除此, 另备特殊型号及儿童型号, 使普通和特殊人群都有合适选择。患者入院时, 护士为其测量身高, 并根据患者身材情况为其选择合适患服。

经调查, 多数患者表示目前患服面料的厚度仅适合春秋季节, 并且没有专门的夏装和冬装。对此, 笔者认为, 应按照四季鲜明的气候来改变患者的着装, 夏天患服的面料应偏薄, 款式应采取短袖短裤式以达到舒适凉爽的目的;冬季患服的面料应加厚, 以便防寒保暖。

调查结果示, 女患服款式评分仅为 (1.53±0.72) 分, 而男患服款式评分为 (2.63±0.55) 分, 提示目前患服的款式较适合男患者穿, 而不能满足女患者的需求。在开放式问题中, 女患者建议女患服的款式应漂亮可爱且有温馨感。可能与女性比较注重服饰装扮, 患病后仍能重视自身服饰形象有关, 所以对患服的款式要求也相对较高。因此, 目前女患服的款式需要改进, 如颜色可选择粉蓝、粉红等明度较高的色彩为基调, 衣袋可设计成桃心型, 以使患者心理上感到轻松、愉快, 无形中减轻躯体的痛苦[4]。

每次回收患服进行消毒时, 应仔细检查有无破损, 破旧的患服应丢弃。护士发放患服时亦要把好关, 勿将过旧的患服发给患者。医院也应定期更新患服, 过旧患服不应长期使用。患服的平整程度同样需要关注, 每次消毒处理过的患服应折叠整齐后平整放置, 在转运及储存过程中加以注意, 不随意丢放。护士发放患服时应保持其平整状态, 若发现患服比较褶皱, 则不要发给患者。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 患服消毒处理的情况是患者排斥患服的主要原因之一, 高达71.67%患者不确定或是认为患服没有消毒处理过。护士应告知患者患服已经过彻底消毒, 使其消除顾虑。此外, 医院可采用一次性的透明袋包装消毒过的患服, 以证明患服已经过可靠的消毒处理。医院也可提供一次性患服, 但从成本核算角度不太适合本国国情。或者发给每例患者全新的患服, 此套患服仅供患者自身使用, 患者出院后可随意处置。此外, 53.85%患者认为穿患服会被收取费用而不愿穿患服。因此, 护士第一次给患者发放患服时也应向患者解释有关患服的收费情况, 使患者消除顾虑。

摘要：本文针对内科住院患者排斥患服这一现象进行研究与分析。我们对120例内科住院患者进行有关患服情况的问卷调查, 其中质量颜色、男患服款式及清洁等情况比较受患者满意, 而尺寸、薄厚、女患服款式、新旧及平整等则反映较差, 有患者不确定或认为患服没有经过消毒处理, 有患者不确定或是认为穿患服会被收取费用等诸多问题。综合调查结果显示, 住院患者对患服的评价较低, 应对患服的尺寸、薄厚、新旧程度及平整度等进行改进;护士应做好解释工作, 以消除患者对患服的排斥心理。

关键词：内科,患服,问卷调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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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朱迪华, 陈文泽.病号服对康复期精神病患者的心理影响[J].河北医学, 1999, 5 (8) :76-78.

[3]宋海燕, 杨桂芹.对护士服饰分色管理的调查与分析[J].护理管理杂志, 2005, 5 (8) :16-17.

我国金融排斥的城乡二元性研究 第5篇

金融排斥 (Financial Exclusion) 是金融地理学上一个新的研究方向, 始于1997年, 是国外政府部门金融管理部门优先考察的议题。本文主要从以下三个层面来分析:1.城乡金融排斥程度的时空差别。2.城乡金融排斥二元性的影响因素。本文试图通过模糊曲线法来明确各要素的重要性, 突出其在金融复杂系统中的相关作用及关系。3.从城乡金融地域系统的空间联系去探讨减少金融排斥二元性的方法。

二、模型构建与变量选择

(一) 金融排斥城乡二元性的客观表现

省区平均意义水平上的金融排斥程度差别说明了农村地区金融发展落后, 我国各省区的金融发展中, 城乡失调严重。省区与农村区域的金融排斥程度明显, 如山西省城乡金融排斥程度对比, 农村排名第8, 而全省区的金融排斥排名为21;西部地区除四川、内蒙古的单项指标位居前列以外, 其他各省份的城乡金融排斥都较为明显。总体来讲, 我国大部分省份城乡金融排斥倾向于二元性发展, 全国23个省份金融排斥二元性的程度水平偏高。以中西部省份最为明显, 制约了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二) 模型构建与变量选择

1. 理论分析。

对金融排斥来说, 必须综合考虑需求引致、供给诱导及社会环境三个方面因素。需求引致是指由金融需求主体的一些特征带来的排斥现象, 包括收入、年龄、教育等。供给诱导是指影响金融机构资金供给的相关因素, 包括产品多样性、金融基础设施等。金融排斥的社会诱发因素主要有:人口统计变化、市场化程度等。需求、供给、社会这三方面因素相互制约和影响。如提高技术水平, 收入上去了, 对先进金融产品的需求也会增加, 排斥程度就会降低。引起金融排斥的因素较为复杂, 关系密切, 除了用传统的计量工具外, 还可利用模糊曲线来检验各要素的贡献弹性。我国城乡金融二元结构体系运行特征不一, 要保证城乡空间系统的可比性, 必须综合考虑影响城乡金融排斥的各方面要素。此外, 还可以通过模型构建来分析城乡金融二元化结构的变化趋势。

2. 诱因选择与处理。

(1) 收入是金融排斥的重要要素, 在其他控制变量均衡的情况下, 收入越低, 金融排斥的可能性越大。 (2) 就业状况。就业水平的高低会使金融排斥程度发生很大变化。 (3) 技术水平。尤其是手机技术在乡镇的普及, 将有助于居民接受主流金融服务。 (4) 教育, 也叫金融教养, 金融教育程度越深, 其金融排斥性越小。 (5) GDP增长率。它是城乡经济发展的宏观环境优劣的表现形式。 (6) 财政支持力度。政府对城乡经济的支持力度不同, 城乡金融二元化程度也会不同。

三、实证结果与检验

(一) 计量分析

农村金融排斥与收入、技术、教育等负相关, 与年龄正相关, 且回归系数多为1%以上。城市金融排斥与收入明显负相关, 回归系数多在1%水平上。与农村金融排斥的影响要素不一样, 城市的就业率、技术及教育对其排斥程度也不同。比如技术, 在我国, 技术能够推动农村金融发展, 但其对城市的金融发展影响较小。这是因为城市的电话、网络普及率偏高, 对金融排斥的影响度低。而提高农村信息技术, 农业的科技化程度也会上去, 农产品融资渠道也会拓展开来, 农民收入会增加, 金融排斥会降低;另一方面是因为城乡金融体系较为复杂, 金融排斥各要素之间相互制约, 而传统的线性分析方法则只反映其内在关系与作用过程。

(二) 模糊曲线检验结果

模糊曲线分析法是由诺斯—阿拉姆斯实验室最新开发的极具价值的统计方法。它能够压缩输入数据的维度, 找出影响产出变量的重要因素。

(三) 城乡联动的变系数模型检验

城乡经济二元结构以及城乡金融地域系统处于割裂状态中, 很多学者不重视城乡空间联系。城市金融发展可扩散到农村金融, 通过实物渠道及资金渠道拉动农村经济、金融增长, 两者存在一定的互补效应。所以, 减少金融排斥的城乡二元性, 可统筹城乡金融, 加大农业金融投入力度, 切实满足农村居民的基本需求。

四、结论与建议

(一) 城乡金融系统的运行特征与模式不同, 所以即使是诱

因相同, 其作用机制也不一样, 解决城乡金融排斥的切入点也不一样。

(二) 从城乡统筹角度出发, 充分利用城市金融的扩散力, 减少城乡金融的二元化。

可增加城乡之间的良性互动, 提高其金融产业成长水平, 最终实现城乡金融地域系统和谐发展。鼓励在农村地区设立金融机构分支机构, 实现城乡金融合作、信息共享等, 实现城乡金融网络多样化联通。针对那些发展落后的农村地区, 可建立新型农村金融机构, 政府亦可给予相应的政策性金融支持。

(三) 金融排斥分为消极和积极两种, 政府要干预的是消极的金融排斥。

(四) 培育大型农业企业。

这样一来, 可以增加农民收入, 从而减少金融排斥, 促进经济可持续增长。如培育优势、特色农产品, 如河南的大蒜基地等, 并给与资金支持。信贷流程方面, 可设立新型农村金融机构, 也可在传统银行设立农业服务绿色通道, 满足农业企业的金融服务需求, 进而推动金融包容的稳步发展。

五、结语

金融排斥的城乡二元性程度差距明显, 要减少这种金融排斥, 必须分析引起排斥的关键因素, 采取有效方式, 统筹城乡金融发展, 从而满足社会对金融的实际需求。

参考文献

西方社会排斥理论的向度及其启示 第6篇

一、西方社会排斥理论的产生

“社会排斥”的研究起源于20世纪之初至五六十年代贫困 (poverty) 研究中的对贫困以及剥夺 (deprivation) 和劣势 (disadvantaged) 概念与理论的探讨。这种探讨使贫困研究的侧重点由注重物质匮乏转变到更加关注贫困的社会关系, 由关注贫困个人和家庭转变为关注在更为广阔的社会经济、政治环境和制度性结构中考察贫困的成因。这样, 取代注重贫困状况和贫困程度的实证测量和指标体系, 贫困的社会成因和起源问题, 贫困现象的持久性、遗传性和贫困周期等问题成为贫因研究中的重要议题。总体来说, 贫困、剥夺和劣势概念演进的基本脉络是由侧重物质匮乏转变为侧重不利的社会状况, 由注重贫困和家庭生活的物质层面转变为注重个人、社会、文化和政治层面;贫困的主要成因从过去归结为个人和家庭因素为主转变成以社会环境、制度性与结构性因素和个人、家庭因素的互动关系为主[1]。

“社会排斥”一词由法国学者勒内·勒努瓦 (Rene Lenoir) 于1974年最先提出。他在界定法国的受排斥人群时, 认为以下群体是“受排斥的”———这些人约占法国总人口的1/10:精神或身体有残障者、自杀者、老年患病者、受虐儿童、药物滥用者、过失者、单亲母亲、多问题家庭、边缘群体、叛逆者以及其他一些不适应社会环境的人[2]。但勒内·勒努瓦并没有对社会排斥的含义进行明确的界定。社会排斥最初指大民族完全或部分排斥少数民族的种族歧视和偏见, 这种歧视和偏见建立在一个社会有意达成的制度基础上。“主导群体已经握有社会权力, 不愿意别人分享之。”[3]伴随着欧洲经济的衰退和福利国家面临的严重危机, 社会排斥概念发展成为解释现代福利国家出现的新贫穷问题、长期性失业问题、贫困家庭结构的变化、福利国家的收缩以及移民等问题的理论概念。

虽然社会排斥词汇逐渐被广泛使用, 但是人们仍然不清楚它的准确含义。实际上, 这个词汇之所以得到传播, 部分原因在于它没有准确的定义, 从而意味着它与所有人的所有事都是有关的。一项对社会学文献的评论认为, 观察家们实际上只达成了一点共识, 即我们不可能用单一和特别的标准来界定“被排斥”的状态。阅读大量关于排斥的调查和报告后, 我们发现, 专家们之间存在严重的混淆。然而, 专家们的讨论似乎包含了三个要素。第一个要素是相对性。人们遭遇特定的社会排斥, 即社会排斥有特定空间和时间。就贫困而言, 这种相对性已经受到了挑战。根据约瑟夫和森普逊的研究, 我们现在将一个拥有中世纪贵族同等生活标准的人描述为穷人, 仅仅是因为他出生在一个绝大多数人都像中世纪贵族一样生活的社会之中。

然而, 无论绝对贫困分析的价值何在, 它都与社会排斥没有关系。仅仅孤立考察一个人的处境, 我们无法判断他或她是否遭遇社会排斥。任何对排斥标准的具体运用都不得不考虑其他人的行动。人们会因为其他地方的事件而遭遇社会排斥。实际上, 排斥可能是个体群特征而不是个体特征。经济学家往往孤立地考虑个人及其家庭, 比如, 没有考虑样本调查中的被试是否来自同一条街道或者邻里。然而, 社会排斥往往通过社区来体现, 而不是通过个体来体现的, 其中的一个例子是根据居住地来确定信用等级的金融制度。

第二个要素是能动性。排斥是能动者的一种行动。人们退出市场经济, 从而可能自我排斥;或者因为银行的决策而不能获得贷款, 或者保险公司没有为他们提供保险, 人们也可能受到排斥。人们可能拒绝工作而喜欢靠社会保障收入来生活;或者他们因为其他工人、工会、雇主或者政府的行动而被排斥在工作之外。在森的研究中, 他曾经使用“能动性”概念来考察社会公正, 强调以下两者间的差异: (1) 个人目标的实现与自己的角色无关; (2) 个人目标的实现是自己努力的结果。从另一方面来看, 对于融合状态没有出现的原因, 我们不能只考虑个人状况, 而且还要考虑他或者她的尽责程度。失业人口受到排斥, 是因为他们无力改变自己的生活。

第三个关键要素是动态性。人们被排斥, 并不单单因为他们目前没有工作或者收入, 而且也因为他们的前景黯淡。从“前景”一词, 我们应该明白, 人们被排斥不仅关系到自己, 而且也关系到他们的孩子。社会排斥可能在代际之间发生作用。因此, 如果要评估社会排斥程度, 我们就不能仅仅局限于考察当前状态。对贫困的讨论也应该如此。罗伯特·沃克尔曾经指出, 这种思想是将贫困和社会排斥概念联在一起的一种方法:当贫困长期发生时, 穷人实际上根本没机会摆脱贫困, 因此, 穷人对更广泛的社区的认同也就越小, 在这样的场景中, 贫困的经历与社会排斥的经历非常接近。

虽然贫困和社会排斥接近的风险增加了很多, 但是我们不应该将贫困和社会排斥概念二者等同:社会排斥并不单单是长期或经常发生的贫困。社会排斥不仅是事后追溯的问题, 而且也是事前预期的问题。我们需要一些有前瞻性的指标。社会排斥测量指标的实际运用是主要的研究问题, 但是相对性、能动性和动态性这三个要素, 为大体上考虑排斥和融合机制提供了基础[4]。

二、社会排斥的多样性

(一) 不平等与关系贫困

斯密曾指出, 相对贫困会造成绝对的能力贫困。斯密的这种开创性分析不仅适于分析英国与法国那时出现的问题, 而且也适于分析当今亚洲的一些问题。建构性的剥夺有时与一国追逐时尚的消费风气有关, 穷国之所以会形成这种消费风气可能是缘于国内的消费者一味模仿富裕国家的消费方式或受后者的影响。与斯密所处的时代相比, 这种情况在现今更加开放的世界里更为普遍。当前一些穷国的消费攀比之风可谓是导致参与社会生活代价高昂的原因。

当一些人因经济滑坡而突然遭遇贫困时———如东南亚金融与经济危机给人们带来的冲击, 消费上的落差会使得这些人的失落感愈发强烈。如果伴随经济衰退的还有不平等的加剧, 那么绝对贫困问题亦会更加突出。倘若我们关注斯密在分析贫困时所谈到的关系问题, 那么我们会发现贫困的加剧还会以其他形式出现, 即具有建构性影响的排斥。

(二) 劳动力市场上的排斥

对人们自由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机会剥夺, 实际上是人们所遭受的各种束缚之一。在发展中国家, 反对被束缚劳动力所遭受的“不自由”的斗争, 其重要性可与美国南北战争相比。事实上, 马克思之所以称赞资本主义并把美国南北战争誉为“现代史上最伟大的事件之一”, 主要就是因为资本主义使人们摆脱了奴隶制的束缚, 进而能自由进入劳动力市场参与就业。进入劳动力市场的自由在社会活动中举足轻重, 而且兼具建构性与工具性意义。

(三) 信贷市场上的排斥

扩大穷人获取信息的机会对他们的生活会产生重大影响, 笔者在前文对此已有论述, 所以在此就不再赘述。与性别相关的排斥与不平等与世界其他地方相比, 亚洲的男女不平等问题尤为突出。男女不平等问题的表现之一就是不同性别的婴儿死亡率有差异, 而在所估计的全世界“失踪的妇女”总数中, 亚洲占了其中的大多数。实证研究也表明, 对妇女利益的漠视很大程度上导致妇女在就业机会、基础教育和土地所有权等方面遭到排斥。当然, 诸如此类的排斥具有重要的工具性影响。

事实上, 与性别不平等相关的一些排斥兼具建构性与工具性意义。国际比较研究以及对大国内部进行的区域性比较研究均已表明, 提高妇女的教育水平与就业机会不但能够大大降低由性别偏见所导致的死亡率, 而且对控制生育率也有着显著影响。对上述结果的分析和对降低生育率的研究也表明, 如果年轻妇女在家庭决策中能享有更大的发言权, 那么上述积极影响会由此而产生。因为: (1) 年轻妇女大都为生育与养育子女所累; (2) 年轻妇女的教育、经济独立, 与社会地位的提升也会赋予她们在家中更大的决策权。在家庭里, 实现男女平等以及使妇女参与家庭的决策等, 都会对妇女及社会产生 (除了能降低生育率之外) 直接的影响。因此, 应该积极看待女童的教育与妇女的就业在推动家庭内部的社会变革方面所起到的作用 (消除那些影响妇女切身利益的不公正排斥) 。当然, 在亚洲很多地方都存在忽视儿童教育的问题。但是还有一个特殊的问题, 即很多国家对女童教育的忽视。除了在亚洲很多地方普遍存在的对女童教育的消极排斥外, 阿富汗则存在对女童教育的积极排斥, 即其公共政策公开禁止女童入学。

(四) 医疗保健

大部分人口无法享受到政府提供的公共卫生服务, 这在近年来受到了广泛的关注与讨论, 此问题在亚洲很多地方都极为普遍。针对该现象, 有学者建议, 在分析问题时还应考虑到, 贫困地区的一些群体由于高昂的医疗成本而无法享受到现代的医疗救助 (比如爱滋病人的治疗) , 从而出现国际性排斥。

(五) 食品市场与贫困

另一个有所不同的问题是, 在一些国家, 虽然我们看不到食物短缺现象, 但是仍然有大量人口饱受营养不良之苦。这些人由于购买力不足, 无法把自己尚未得到满足的需求转化为有效需求。这种困境的缘起即是各种经济劣势, 因为各种经济劣势与排斥之间有着更直接的联系。在印度与南亚地区, 儿童营养不良的状况则更为严重, 尽管这些国家在食物供给上能够实现“自给自足”, 而且在食品市场上也没有出现需求无法得到满足的情况。虽然人们认为撒哈拉以南地区无法实现食物的“自给自足”, 但是和能够实现食物自给的印度相比, 其营养不良的人数要远远少于后者。事实上, 如果根据孩子的体重是否低于同龄孩子的标准体重来度量营养不良, 那么在非洲营养不良儿童所占的比例为20%—40%, 而在印度该比例却高达40%—60%。印度有大约一半的儿童常年无法获得充足的营养, 尽管该国并不存在“食物的短缺”。

三、社会排斥现象的主要属性

与贫困、剥夺、不平等、边缘化等已有的社会弱势现象相比, 社会排斥现象主要具有六个关键属性:多向度性、动态性、相对性、关系性、资源约束性、累积性、能动性等。其中, 关系性和动态性、相对性是识别社会排斥现象的最基本要素。这些特性使得社会排斥概念成为一个分析社会不平等问题的有力工具。

1.多向度性。不同的学者在对社会排斥现象进行概念化操作时将其划分为不同的向度, 但研究者们公认的是, 个体和群体有可能经历多重社会排斥, 包括经济排斥、政治排斥、社会关系排斥、制度排斥等。也就是说, 社会排斥现象的内容具有多个向度。多向度性不仅仅强调社会排斥发生在多个领域, 也强调这些向度之间相互联系在一起。

2.动态性。原有对贫困的研究主要是静态的分析, 关注的是“结果”。而社会排斥现象不仅是一种状态、后果, 更强调动态过程, 即个人、团体是通过怎样的机制和过程被排斥出一定社会领域的。这种动态性在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经历、情况、条件之间的关系上是明显的。人们遭到排斥并不仅仅因为当前没有工作或者收入, 而且也因为他们的前景黯淡。社会排斥不仅包括代际之内的排斥, 而且也关系到代际之间的排斥, 形成社会排斥的代际再生产。此外, 动态性也意味着社会排斥具有累积性, 在某一层面遭受的社会排斥会导致其他层面的社会排斥。往往一些弱势导致一些排斥, 而这些排斥反过来导致更多的弱势和更多的社会排斥, 结果形成了永久的多重弱势。

3.相对性。任何用来对排斥进行具体测量的标准都必须考虑其他人的活动。在此意义上, 社会排斥实际上是个体群的特征, 而不是个体的特征。因此, 当一些个体和群体没有获得资源、机会和禀赋、权力的渠道时, 而这些在他们生活的社会中被认为是正常的、习俗性的或者预期的时候, 社会排斥就会发生。

4.资源约束性。社会排斥理念暗含着, 弱势的产生不仅仅是因为个体资源的缺乏, 而且也因为共同体资源的缺乏, 比如教育、医疗和交通设施以及服务、休闲娱乐设施、营养品、衣服和其他必需品, 以及有助于社会整合的其他服务和设施等等的缺乏。因此, 社会排斥现象发生在生活于社区的人们之间, 他们受到严重的资源约束。

5.能动性。能动性问题对于社会排斥来说是关键的。社会排斥的责任往往不在被排斥者本身。人们可能因为金融机构的决策而不能获得信贷从而遭到排斥, 也可能因为保险公司不提供覆盖而受到排斥, 或者因为其他工人、工会、雇主或政府的行为而遭到排斥。比如, 失业的人遭到社会排斥, 是因为他们无力改变自己的生活。

6.关系性。传统的贫困研究往往孤立地看待个体或家庭, 而且主要从分配角度考察他们在可支配资源上的缺乏问题。然而, “社会排斥”概念则把重点转向了社会关系, 它主要关注关系性问题, 关注社会纽带的解体和群体的边缘化。社会排斥意味着社会关系有重要的中断或断裂。个体或家庭受到社会排斥的脆弱性不仅取决于它们自己的资源, 而且也取决于它们能够依赖的地方共同体资源, 比如与家庭成员的关系、与地方互助传统、自助组织和国家的关系等[5]。

四、西方社会排斥理论的借鉴和启示

西方社会排斥理论与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理念, 在基本目标上是一致的, 即都是为了寻求多样性的社会和谐或社会团结。同时, 它们面对的经济社会问题也有类似之处, 这就是贫富分化与社会不平等。因此, 西方社会排斥理论对于解释中国面临的经济社会问题会有积极的启示。

(一) 西方社会排斥理论的适用性

西方发达国家出现的社会排斥, 是在新科技浪潮、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 特别是在西方发达国家向后工业社会转型的条件下产生的。结构性、技术性的新变化与国家福利制度的非适应性, 以及大规模工人失业与国家福利支出的困窘等等, 凸现出不同于以往的新贫困。之所以用“新”字来概括, 是因为社会构成要素之间的基本矛盾关系, 即社会基本结构发生了实质性变化, 贫困的内容已不再局限于经济资源或生活的基本物质需要, 而是主要表现在能力、参与或权利上的贫困。因此, 西方社会排斥理论虽然也关涉经济资源的贫困, 但更关心经济资源贫困背后的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关系, 反映不同于工业社会的后工业社会的基本矛盾, 力图在协调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关系中寻求社会团结与凝聚力。中国作为发展中的人口大国, 在走向工业化的过程中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全球化与信息化的挑战与压力, 尤其是信息技术的全球化导致的世界性劳动力过剩带给我们这个人口大国的困难可想而知;另一方面, 在经济发展相对落后且不平衡的中国, 同时并存着发达国家几个世纪走过的发展阶段———从前工业化到后工业化社会。几个时空的矛盾关系聚集在同一个时空, 利益矛盾冲突之多样化与复杂化是前所未有的, 使我们的改革过程异常艰难。大力发展生产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发展战略, 深刻表达了面对和所要解决的基本矛盾仍然是工业社会的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关系。通过发展经济增加国民经济总量, 解决经济资源贫乏, 尤其是解决规模庞大的贫困人口基本生活需求问题, 是目前我们面临的主要任务。但是, 在经济全球化、世界性资源紧缺、人口膨胀、生态环境恶化等外部条件约束下, 以及生产力发展水平相对落后又不平衡、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较低等内部条件限制下, 我们不能再继续沿用西方发达国家旧有的以征服自然、控制资源为中心, 导致社会与自然不协调、社会与个人不和谐, 社会和自然都付出了双重代价的思维方式来解决贫困问题。因为我们已经不具备西方发达国家当年的历史条件, 也就是说, 当代中国的贫困问题不能在人欲激发和资源匮乏的矛盾中, 单向度地就经济而经济地去解决, 不能单纯局限于经济资源考察贫困问题, 还应该扩大视野强调贫困的关系特征, “借用”社会排斥的概念工具从地位与权利 (社会关系) 的多维度进行考量。虽然贫困人口的基本经济需求很重要, 但却不是唯一要素, 地位、权利与精神需求同样不能忽视。历史经验表明, 权利贫困才是真正的贫困, 只有健全的民主社会才能避免发生“饥荒”[6]。西方社会排斥理论的优势恰恰就在于它凸显了贫困的非经济的社会内涵及其破坏社会整合的负面作用。因此, 引入、借鉴西方社会排斥理论方法与技术, 从经济资源与社会关系 (地位、权利等) 的互动之中研究当代中国贫困问题, 协调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 以达成人们之间的社会共识与社会团结, 这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精神———以人为本, 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协调和谐是相符合的。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 西方社会排斥理论的相关内容能够为和谐社会的理论建构提供积极的借鉴意义。

(二) 社会权利与公共政策的关系

欧洲学者关于社会排斥的争论, 主要集中在社会权利方面, 如欧洲委员会对社会排斥的定义就是对公民资格的权利, 主要是社会权利的否认, 或者这些权利未充分实现。公民的社会权利之所以未充分实现, 其社会机制错综复杂。但是, 在所谓“福利国家危机”的话语主导之下, 人们自然地把矛头指向了直接表达社会权利诉求的社会政策, 因为社会政策的实际运行出现了一些“福利悖论”, 即本为解决贫困而设计的社会政策反过来却固化与强化了贫困。社会政策的这种反功能是不容否认的客观事实, 这也是新自由主义反攻社会民主主义的重要把柄。但是, 在新自由主义“泛滥”的条件下, 问题的另一重要方面却被掩盖了, 即经济政策对公民的社会权利的影响。吉登斯曾经在分析1980—1990年代初期英美两国内部社会成员之间贫富差距急剧扩大的原因时认为, 其中许多是与致力于复兴萧条经济的相关政府政策有关, 如削减税率、国有工业私有化、改革《就业保护法案》等等[7]。同时, 信奉新自由主义的保守政府, 缩减公共福利项目的做法, 又无形之中加剧了贫困者所遇到的困境。可见, 即使在西方发达国家, 从政策角度研究社会排斥的机制问题, 也不能仅仅局限于社会政策领域。无论学者们对社会政策与公共政策的理解有什么不同, 二者在主体与内容上是高度重叠的, 二者都是以政府为核心和主导力量的。社会权利是公民权利的一部分, 与公民的其他权利是一种互动关系, 其现实制度化的动力离不开公共政策。公共政策作为政府 (国家) 分配社会公共利益的政治行为, 内在地包含社会政策与经济政策的内容。一国公民的各项权利是公民与国家之间的社会契约, 都是相对于公共权力而存在的, 也必须是在各类公共政策的保障之下才能实现的。公共政策的智慧与艺术, 主要体现在均衡资源稀缺与群体需求的矛盾及其冲突, 以增进社会整合与社会团结。但是, 公共政策在具有正功能的同时, 也会有社会排斥的反功能, 在某种情况下, 公共政策甚至可能还是侵害公民权利, 尤其是社会弱势群体利益的社会机制。

中国在传统政治文化中, 几乎没有西方社会契约文化中的社会权利与社会政策概念, 在现实中也没有出现类似西方发达国家“过度”社会政策导致的政府财政和社会效率的困境。但这并非意味中国不需要以社会权利与社会政策为基础的社会福利需求, 恰恰相反, 中国的“伦理政治”文化自然默认全能政府, 并支持对于国家的福利诉求。然而, 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 正是因为我们在社会政策上的“所不为”, 在经济政策上的“过度”所为, 也就是政府职能错位而导致了一系列的福利问题。

我们在改革过程中出现的贫富悬殊与社会不平等现象, 从内容上似乎表现为经济资源分配严重不公平, 但从实质上则表现在公民的社会权利受到了侵害, 这种侵害不仅表现在经济资源的剥夺, 更主要地表现在公民丧失了社会参与权。这一点无论是公民个人还是政府都没有自觉地意识到。因为公民个人并不认为与政府之间存在着社会契约关系, 如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的贫困者更多地将政府的救助视为有良心的执政者的仁慈举动, 并非自己应得的社会权利。而政府一方也从未真正把保障公民的社会权利看做自己应尽的责任。人们的相应观念还只是停留在前工业化阶段, 公民与国家之间的契约关系往往以伦理方式来处理。当政府相关公共政策有失公正, 社会弱势群体并非因个人缺陷而遭遇社会排斥或切身利益受到侵害时, 首先就会在社会心理层面上产生很强的“被欺骗感”和“被抛弃感”。而这种主观上的被剥夺感受一旦在社会弱势群体之中蔓延, 则很快形成情绪化的“非直接利益冲突”事件, 成为破坏社会秩序的强大力量。可见, 我们在改革过程中出现的社会排斥问题, 不仅是经济资源的贫困, 而是权利贫困, 不仅是社会权利贫困, 而且还是公民权利的贫困。因为一系列的贫困背后, 是我们缺乏制度化的各种利益群体表达自身利益的机会与渠道, 缺少各种利益群体之间在体制内进行博弈的平台, 这无疑在政府的公共政策与公民权利之间形成了“互动真空”, 没有公民积极参与的公共政策, 其结果可能就会出现非公共性或非社会整合性。因此, 在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 如何以社会公正为基础, 通过切实的法律制度安排与公共政策实施来约束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关系, 提高公民的权利意识与参与意识, 真正使政府的公共政策保障公民权利, 避免或减少政策性的社会排斥, 这还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三) 社会政策与经济政策的关系

西方学者在他们各自的社会排斥分析模式中, 对于如何消除社会排斥增强社会团结, 提出了许多政策性建议。其中, 如何看待或处理社会政策与经济政策的关系, 又是他们遇到的重要问题。戈夫曾经将西方学者关于社会政策与经济政策关系的观点分为三种类型, 即互不兼容、相互兼容、偶然兼容[8]。其中, 相互兼容已经成为目前政策研究的发展趋势。相互兼容的趋势主要表现在两个转变上:首先是从经济资源分配到社会关系 (地位、权利) 平等, 即让公民有基本资源及能力履行其义务与权利[9]。其次, 是从再分配范畴到经济生产范畴, 即确立“社会投资”理念, 扭转社会福利单纯消费倾向[10]。

西方学者在经济全球化、国家竞争力与社会效率三重要素约束之下, 突出强调经济效率而更多地将社会政策融入到经济政策之中, 即强调社会政策促进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 同时, 也不忽视社会政策本身的内在价值。我们在改革过程中, 与西方发达国家面对的要素约束有相似之处, 国家发展战略也以提高经济效率为中心。“效率优先, 兼顾公平”曾经是我们各项政策的价值取向。但是, 在政策实践中却经常发生“只求效率, 不顾公平”的价值缺失, 往往以经济政策替代社会政策, 如在社会福利服务领域采取“社会福利社会化”, 即市场化的基本方针, 其结果却是加重了社会弱势群体的生活负担, 阻碍了他们参与社会的机会。随着和谐社会理念的提出, 社会政策的价值正在逐渐受到关注, 经济政策替代社会政策也开始向二者分离过渡。那么, 分离后的社会政策应该坚持怎样的基本价值观念与原则, 如何处理社会政策与经济政策的关系, 这是直接涉及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问题。从国情出发, 社会政策的基本价值理念应该坚持“以公平为基础, 效率为导向”, 体现社会保护与社会促进并重的原则[11]。采取保护与促进并重的原则, 既体现了社会政策的内在价值, 也体现了社会政策对经济发展的积极意义。但是, 在存在着大量失业, 特别是长期失业问题面前, “工作福利”应该成为社会政策的核心原则。在处理社会政策与经济政策的关系上, 我们只能跨越式地把二者的关系定位在融入经济政策的社会政策上。因为中国的福利文化传统:职业福利及其工作道德伦理, 支持这样的政策关系模式, 增强国家竞争力的现实也需要社会政策融入经济政策的支持。而社会政策如何融入经济政策, 怎样才能避免再走经济政策替代社会政策导致贫富悬殊的老路, 在融入的同时又怎样保持社会政策本身的内在价值, 这既需要理论上的深入研究又需要技术上的经验积累, 更需要政府高超的公共政策智慧[12]。

长期以来, 贫困是世界各国广泛关注的发展问题, 世界各国为消除贫困做出了不懈努力。然而, 从20世纪80年代的世界经济社会变迁来看, 贫困问题并不是人类发展最大的障碍, 社会排斥才是阻碍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最大问题。人类面临的弱势问题不仅仅只是收入贫困, 而且还包括社会权利、政治权利等的缺乏或已有的权利受到侵害。这种多重不利因素的纠结, 不仅会破坏代际之内的社会公正, 使得不少人被排斥在社会日常生活之外, 陷入一种长期被相对剥夺的困境, 而且它会通过代际承继而影响到下一代人的发展, 从而形成社会排斥的恶性循环, 最终影响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因此, 社会排斥比贫困更可怕。如何消除社会排斥现象, 已经成为了世界各国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当前, 中国正在建设和谐社会, 需要高度关注社会排斥现象。大量社会排斥现象的出现和存在, 不仅威胁到中国社会的稳定, 而且会给社会发展带来很多成本, 不利于经济发展。此外,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也内在地提出了消除社会排斥现象的要求。要想实现“以人为本”的全面、可持续的发展, 我们也必须消除社会排斥现象, 使公民权利得到切实的保护和履行。

摘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欧洲经济经历了20多年的高速发展, 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历经深刻调整, 阶级阶层结构和社会利益关系出现了很大变化, 也产生了许多社会问题, 特别是出现了明显的“社会排斥”的现象。社会排斥包括不平等与关系贫困、劳动力市场上的排斥、信贷市场上的排斥、医疗保健、食品市场与贫困等。社会排斥现象的主要属性有多向度性、动态性、相对性、能动性、资源约束性。西方社会排斥理论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有着借鉴作用和深刻的启示。

关键词：社会排斥,理论,启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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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移植与排斥 第7篇

一、高等教育移植的理论来源及拓展

( 一) 高等教育移植的理论来源

目前, 学界对自然系统中“移植”的研究, 一般可分为两种: 一种是“植物学意义上移植”, 意味着整株植物的移地栽培, 因而有整体植入的意思。另一种是“医学意义上移植”, 特指器官移植, 是指部分的植入。广义的器官移植包括细胞移植和组织移植。成功的器官移植一般需要如下条件: 供体 ( do- nor) 与受体 ( receptor) 之间质的相似性, 植体 ( trans- plant) 和受体的相容性, 受体系统内部的开放性等等。一般而言, 受体具有一种天赋的免疫机制, 能够识别、控制甚至毁坏进入其体内的“异己”组织器官。临床上将此过程称为排斥反应, 它可能会破坏移植器官甚至造成移植失败。

英国的阿什比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通过植物学意义上的移植来研究英国高等教育在印度和非洲的移植[3], 从跨学科的视角解释了世界范围的高等教育扩张发展现象。但笔者认为, 阿什比研究的是英属殖民地国家, 其高等教育移植不仅是作为单个子系统的移植, 而是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的整体植入。因此, 他使用植物学意义上的移植进行类比研究也自有道理, 并且这与他的生物学家身份及学术基础也不无关系。但对于非殖民地国家来说, 移植的可选择性较大, 多是对某个子系统的改造, 属于部分的植入, 这与医学意义上的移植更为相似。以中国为例, 梅贻琦尝言: “今日中国之大学教育, 溯其源流, 实自西洋移植而来, 顾制度为一事, 而精神又为一事。就制度而言, 中国教育史固不见有形式相似之组织, 就精神而言, 则文明人类之经验大致相同, 而事有可通者。”[4]意指中国清代通过废科举、改学制, 已切断了原有教育系统的供应链条, 因此只有再造系统, 将西方高等教育系统移植过来 ( 包括体制、课程、教学方法以及办学思想等方面的移植) , 并使这个子系统在中国社会的大系统中发挥功能。这种子系统的移植应属部分植入, 与器官移植有更多相同的地方。在这个子系统移植工程中, 供体是西西方方国国家家, , 受受体体是是中中国国, , 植植体体则则是是高高等等教教育育系系统统;; 并并且, 鉴于供体和受体的质的相似性不高, 受体内部的开放性不强, 西方高等教育在移植中国后不可避免会不断产生排斥反应, 这与器官移植又是极为相似的。因此, 就非殖民地国家或仅就本文具体研究对象而言, 医学上的移植原理应当更适用于作为解释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移植的理论来源。

( 二) 高等教育移植的理论拓展

将自然系统的移植用于社会系统时, 其意义不可避免会产生变化。高等教育移植相对于医学意义上的移植原理, 既有其核心的相似性, 又因其特性的差异而产生理论上的拓展。

1. 高等教育移植的形态。在器官移植中, 根据植体的来源不同, 可将移植分为四种类型: 自体移植、同系移植、同种异体移植、异种移植。社会系统中不同国别的移植, 应归入同种异体移植一类。同种异体移植又还可分为同态移植和异态移植: 同态移植是指相似国家之间的移植模式。这些国家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宗教信仰等方面都具有相同或相似的基因, 发展水平也相近。美国对欧洲高等教育的移植就应属此类。而异态移植主要指落后国家与先进国家间的移植模式。落后国家不仅经济落后, 文化基因也与发达国家相异。他们对先进国家的学习称为异态移植。中国早期对西方国家的高等教育移植应属此类。

2. 高等教育移植的阶段与层次。社会系统的移植过程可能非常漫长, 不像医学上的移植仅是进行一次手术就可完成; 而且一般应根据受体与植体的融合和排斥程度, 分阶段分层次地推进。金耀基曾根据汤因比的“文化的反射律”认为中国的现代化过程是遵循三个层次而变化的: 第一, 器物层次的现代化。第二, 制度层次的现代化。第三, 思想层次的现代化[5]。因为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移植实际上是与现代化进程相伴相生的, 因此参照金先生的观点, 笔者认为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移植也应经历这三个层次的变化, 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所移植的核心内容也是不同的。

3. 高等教育移植的排斥反应。移植排斥反应是指移植抗原诱导的免疫应答所致的植体功能丧失或受体的机体损害的一种免疫损伤, 主要原因是供受体间组织相容性抗原的差异。根据排斥反应发生的机制的不同, 排斥反应有两种基本类型: 受体排斥植体反应 ( HVGR) 和植体排斥受体反应 ( GVHR) 。高等教育移植也与此类似, 供体和受体的组织相容性差异越大, 排斥反应就越严重, 高等教育功能便越容易发生变异, 甚至使植体坏死 ( 即高等教育系统的有效性得不到发挥) , 还可能引起并发症, 使受体的整个大系统也受到破坏。

二、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移植的阶段与层次

借助医学意义上的移植理论解释, 对中国现代高等教育产生之源的历史进程进行梳理, 可以为“外生”说提供进一步的佐证。

( 一) 第一阶段: 器物层次的移植

19世纪中期, 西方诸国科学技术迅猛发展, 并利用自己“船坚炮利”的军事技术, 到处进行殖民侵略。与之相反, 中国的满清王朝, 已日薄西山, 内部日益腐朽的同时, 突然被西方列强打破了坚硬的外壳, 更是惊慌失措。当时有识之士主张从封建教育入手, 提出改革。然无论是“开眼看世界”的林则徐, 抑或是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魏源, 对西方教育的认可主要出于器物层次, 也即对其“船坚炮利”的科学、军事技术的认可。朝野上下, 虽已内外交困, 但仍多以天朝大国自居, 认为中国在制度和思想层次还是毫无疑问地处于优势地位。因此, 此阶段对于高等教育的移植主要以器物层次为主。

当时国人认可西方高等教育器物层次移植的标志性事件是1867年京师同文馆增设天文算学馆的奏准及随后自然科学课程的扩展。尽管遭到保守官员反对, 但奕䜣提出增设天文算学馆的奏议最终还是被采纳了, 正式宣告西学开始进入新式学堂教育之中。此事意味着传统中国对西方文明中器物技艺和自然科学的认同与接纳, 此后同文馆又增设格致、舆地、化学、生理、医学等近代西方自然科学课程, 以及万国公法等西政课程, 遂逐渐由中等程度的语言学校发展成为一所综合性的高等学堂[6]。随后, 以语言、工业技术、军事学堂为主的新式技术学堂有很大的发展, 至1895年达到30余所[7]。这一阶段移植的重点是西方学校的教学模式和课程设置, 属于器物层面的移植, 少有触及制度和思想层面。

( 二) 第二阶段: 制度层次的移植

到19世纪下半叶, 由传教士撰写或翻译的介绍欧美各国学制的著作不断增多, 为中国对西方教育制度特别是高等教育制度的移植提供了一定的基础。彼时甲午战争惨败, 令洋务官员意识到仅“师夷长技”并不足以改变中国整体积弱之势, 而要在制度上进行改革, 才能在更大范围内培养人才。其后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改良派, 更旗帜鲜明提出要“变法”。在他们的推动下, 新学制轮番建立, 代表中国对西方高等教育的认识达到一个新阶段, 从物质认可到制度认可并进行大刀阔斧的制度移植。这个阶段按照移植国 ( 供体) 和代表模式的不同又可再细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张之洞主持的癸卯学制的推行, 以移植日本学制为主。它在一定程度上表明, 中国开始走上移植国外教育制度与模式的所谓现代化道路。第二阶段则是壬戌学制的推行, 以移植美国学制为主。壬戌学制规定整个学校系统分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三段, 采用美国“633制”, 其中高等教育在制度层面上主要参照美国大学体制, 并在理念层面上接受了大学教育社会化、民主化的全新理念, 对思想层次的高等教育移植也起到积极的铺垫作用。

( 三) 第三阶段: 思想层次的移植

尽管在以器物层次和制度层次为主的高等教育移植期, 思想层次的移植也有零星的体现, 但真正较为深入还是在民国时期。因为尽管在晚清时期已进行了多次器物、制度层次的移植, 但在思想和精神上却仍与西方高等教育相距甚远。许美德便言: “当时中国没有真正懂得欧洲大学的精神”[8], 她认为直到民国时期, “中国才真正开始致力于建立一种具有自治权和学术自由精神的现代大学”[9]。

民国时期作为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主要思想移植期, 也是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基本成型时期。陈独秀认为, “吾人的教育, 既然必须取法西洋, 吾人就应该晓得近代西洋教育的真精神是什么, 然后所办的教育才是真教育”[10]。因此这一时期高等教育思想移植的主流深受“科学”与“民主”精神的影响, 学习西方教育的真精神, 批判落后的旧教育观念。主要表现有两个方面: 第一, 重新确立教育宗旨, 重视人格培养。1919年的全国第一次教育调查会上便有人提出改变民初教育宗旨中“军国民教育”的提法, 要求以“养成健全人格, 发展共和精神”为新的教育宗旨。其理由是, “吾国以共和政体应世界潮流, 当采英法美三国之长”[11]。该建议得到当时办学者们广泛认同, 并纷纷量体裁衣、付诸实践。第二, 移植西方大学办学思想, 改造中国大学。蔡元培在1917年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后, 移植德国大学的办学思想, 确立以学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为北京大学办学思想。他还坚持大学应成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12], 通过改革使北大由一座封建学府变成了一所现代大学。20世纪20年代初, 郭秉文移植美国大学办学思想, 改革了东南大学, 使其能与北京大学齐名, 成为中国第二所现代国立大学。其他公私立高等学校也通过移植西方大学理念, 确立自己新的办学思想, 体现了不同的风格。

中国历史从辛亥革命起走上了一个新阶段, 高等教育也不例外。在这个时期, 由于当时的很多大学办学者都有海外留学背景, 受西方思想和文化的熏陶很重, 特别注重西方大学理念在中国大学的移植。中国高等教育也在这个时期彻底摆脱封建传统教育束缚, 开始走向现代化。可惜的是, “中国高等教育在随后的发展过程中, 并没有从这一段历史时期中外文化思想的结合中吸收经验和教训”[13]。但无论如何, 到这个阶段为止, 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移植已算告一段落, 从器物到制度再到思想的三个层次的完整移植过程基本实现。

三、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移植的排斥反应

如前所述, 医学上的移植一般都会因供受体间组织相容性抗原的差异而产生排斥反应。人类系统的组织相容性抗原称为HLA ( Human Leukocyte An- tigen) , HLA是迄今为止所知的人类最复杂的基因复合体, 对高等动物的遗传和维持种属的生存与延续具有重要的生物意义, 但也对组织移植过程中寻找配型的供体带来很大的困难。那么在社会系统移植中, 作为供体和受体的不同国家的“HLA”又是什么呢? 我们认为, 文化是一个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的综合反映, 也是社会系统中一个复杂的基因复合体; 并且带有遗传性质, 决定各国的相似或相异, 因此可将文化基因视为社会系统移植中的“HLA”。可以认为, 社会系统乃至高等教育系统的移植所产生排斥反应的轻重缓急, 主要取决于供体和受体文化基因的差异程度。

另外, 在排斥反应的两种基本类型中, 受体排斥植体反应是最常见类型, 植体排斥受体反应则较为少见。社会系统的移植与自然系统的移植虽不尽相同, 但社会系统的移植过程可能非常漫长, 不像器官移植仅是进行一次手术就完成。并且其中每一阶段和层次的移植都可能会产生排斥反应, 分别表现为对移植过来的器物、制度和思想的否定和排斥。总的来说, 国人对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和生产工具的接受程度较高, 也即在器物层次的排斥反应较小, 排斥反应主要集中于制度和思想层次。但无论如何, 高等教育移植排斥反应与医学上的移植排斥反应的作用原理是相似的, 即双向反应, 既有受体对移植而来的高等教育制度和思想的排斥, 也有植体对中国传统制度和思想的反向排斥, 并在排斥的应答中实现受体和植体的共存。其中以受体对植体的排斥为主, 在高等教育移植完成后可能长期反复出现, 植体对受体的排斥反应则是间或出现, 这也和医学上的移植是类似的。

( 一) 受体排斥植体反应

西方高等教育系统是在西方文明的孕育下自然产生的, 属于“先发内生型”, 所以西方文明中注重人文精神、科学理性和法理思维的这些文化基因很自然地在高等教育系统中得到遗传和发扬, 其精神内核就是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而作为受体的中国, 虽然在高等教育的移植过程中, 已在很大程度上切断了和中国古代教育体系的联系, 但具有遗传特质的中国文化基因却是无法清除的。陈寅恪先生说: “夫政治社会一切公私行为莫不与法典相关, 而法典为儒家学说具体之现实。故二千年来华夏民族所受儒家学说之影响最深最巨者, 实在制度法律生活之方面。”[14]丁钢亦认为, “从中国传统教育的发展过程看, 儒家文化始终为主流”[15]。对于教育, 儒家文化崇尚“政教合一”, 其科举体制中的学校的最终目的即是为封建统治阶级培养各种官吏。但这种强调教育的政治功能的“政教合一”, 恰恰是与西方高等教育的大学自治思想内核难以兼容的。事实上, 以“政教合一”为特征的儒家文化基因始终隐身于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移植的每一个时期, 并顽强地与西方教育思想相互排斥, 使中国大学从产生初始就依附于政府的意志和目标, 与植体所带来的西方大学自治的思想保持长期慢性排斥, “呈现出一种与欧洲国家截然不同的学术价值体系”[16]。另外, 儒家文化下的学术研究强调儒家经典信条的权威, 容不得半点怀疑, 并由翰林院里的士大夫制定考试的内容和规范。这又是与西方高等教育的学术自由思想内核格格不入的。因此, 在受体强大的文化惯性下, 必然会对植体的大学自治与学术自由精神内核不断产生排斥, 发生植体排斥受体反应。

( 二) 植体排斥受体反应

医学上认为植体排斥受体反应发生的前提是: 第一, 供受体HLA不相容。第二, 植体中含有足够数量的免疫细胞。第三, 受体免疫功能低下。在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移植的过程中, 也不乏这样的情况出现, 比如五四运动期间的高等教育情况。

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 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十分特殊的时代, 也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自1915年新文化运动始, 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的遭遇战正面展开, 也掀开了一场波澜壮阔的民族自新运动的序幕。胡适称这是一场“再造文明”[17]的运动, 那一代的知识分子都怀着巨大的热情投入到这场运动中去, 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正是他们的聚焦点所在。当时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已经完成了第一次制度移植, 受体和植体在渐趋融合的同时, 也在积蓄各自的内部力量并进入排斥反应期。当以上的三大条件都得到满足时, 高等教育系统的植体排斥受体反应便得以发生: 第一, 如前所述, 作为受体和供体的中西文化基因不相容。第二, 植体中含有足够数量的免疫细胞: 当时旧的传统未去, 新的价值也尚未建立, 但新移植的制度和思想的发展却正处于上升趋势。第三, 受体免疫功能低下: 当时的中国, 旧的传统和势力正风雨飘摇, 已经不像晚清时期那么强大和顽固了。当各种条件都具备并成熟时, 终于在五四运动到来时得到爆发, 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移植后的一次典型植体排斥受体反应也因此产生。这次运动中植体的力量占据了上风, 通过提出“打倒孔家店”等有力口号, 掀起了激烈的反传统运动, 压倒了复古思潮; 而后产生的壬戌学制更是一场由民间知识分子精英主导的自下而上的改革典型, 成为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绚烂之果, 中国现代高等教育也由此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综上所论, “移植”作为科学术语, 有严格的学科定义和操作要求, 对植体和受体的相容性、受体与供体之间质的相似性、受体系统内部排斥现象的可克服性等方面有着严格的条件和要求, 因此, 当我们将“移植”用于考察高等教育系统之时, 绝不能仅限于语义上的连接, 更要在运行原理上进行严格的考察。只有首先做到理论上的严谨可靠, 才能在“移植”实践中做到不是简单地模仿复制或全盘照搬, 而是作为一个需要全面考虑、客观严谨的系统工程去操作。自晚清始, “移植—排斥”模式一直贯穿着百年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产生和发展进程, 包括1949年后移植苏联模式以及改革开放后再度学师西方, 既有移植带来的功能改善, 也有排斥反应带来的功能障碍。因此, 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并非一路坦途, 而是一个迂回发展的过程。我们不仅要重识我国现代高等教育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源流, 更要明白移植的长期性, “由西方移植过来的大学, 要在中国生根茁壮, 无可避免地会经过一个制度建构的转化过程, 它的完善化、精致化是需要几代人的努力的”[18]。另外还要以史为鉴, 应在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19]的基础上, 将西方高等教育的器物技术、制度体系、思想理念和中国文化基因实现更好的结合, 才能使移植而来的高等教育在中国健康生长, 并缔造出有益于全人类的新价值。

摘要：考察中国现代高等教育产生的历史源流, 医学意义上的“移植”比植物学意义上的“移植”更能达到理论解释和历史脉络的契合。在晚清到民国期间, 中国高等教育分别经历了器物、制度和思想层次的移植, 完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移植西方高等教育的过程。因为文化基因的差异, 在移植的不同阶段产生了两种类型的移植排斥反应:受体排斥植体反应和植体排斥受体反应。在“移植—排斥”机制的长期冲突与融合中, 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呈现出迂回曲折的发展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