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化的文化资本

具体化的文化资本（精选11篇）

具体化的文化资本 第1篇

关键词：人力资本,京津冀一体化,张家口

1问题的提出

1. 1北京国家首都功能定位得到确立

北京作为国家首都,在其发展的过程中承担起了诸多与自身定位不适合的功能,在最近几年的发展中,基于人力资源无限制聚集导致了交通拥堵、雾霾污染等 “大城市病” 逐渐出现,尤其在人口就业、教育医疗、保障住房、环境污染等方面都饱受诟病,据此而言,北京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国家首都定位亟待重新确立,京津冀一体化就为这一问题的解决提供条件。京津冀一体化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剔除北京非首都功能,即采取 “禁、关、控、转、停” 的手段将高污染、小型、劳动密集型、资源消耗性的不适合首都定位的企业,以及一些非重要医疗机构与行政事业单位迁出北京,这就会在给予北京 “瘦身”的基础上实现北京的首都多功能定位。

1. 2京津冀一体化的辐射与均衡化发展得到实现

在北京发展过程中,出现中心与周边地带的发展不均衡的状态,经济总量之间的巨大落差使得北京没有起到辐射带动的作用,究其原因,就是因为北京具有较大的资源吸附力,这就使得北京周边区域发展得不到相应的资源支撑,由此而成为资源贫乏地带,经济发展滞后问题据此而产生。在京津冀一体化战略提出的现实条件下,北京就要强化自己的辐射与带动的作用,将京津冀联动发展融为一体,分散资源、实现资源共享,至此就可以有效解决区域发展不均衡问题。

1. 3张家口融入京津冀一体化

从地理位置上来说,张家口扼守北京西大门,成为北京天然屏障; 从经济地位上来说,张家口承接北京的产业转移,从而具有获得技术创新与人才资源的优势。张家口与北京之间关系经过长期合作而构建起牢固的关系,申办奥运会为张家口融入京津一体化提供契机,张家口在落实相关赛事的过程中着力于促进交通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同时积极扩大自身的知名度与影响力,引进来自于北京的商业、医疗、养老等产业的发展,逐渐成为北京产业转移的主要承接目标地。

2基于人力资本角度的张家口融入京津冀一体化问题分析

2. 1地理区域性隔断使张家口融入京津冀一体化困难重重

在京津冀一体化趋势下,张家口融合京津冀一体化的优势虽然愈加明显,但是这一进程却面临诸多问题,其主要关键点就在于地理区域性的隔断,具体而言,在2011年京津冀一体化就提出针对人力资本的 《京津冀人才一体化发展宣言》,这一宣言为基于人力资本角度的张家口融入京津冀一体化提供良好的政策依据,但是在其实践过程中,人力资本一体化仅仅局限在高层次人才与体制内公务人员有限范围内的互动与交流,这一互动与交流存在范围狭窄、作用有限的弊端,诸如专家资源库的构建、国际职业资格的互认、人才社会保障体系的统一等工作仍未完成,尚处于初级发展的阶段,未得到有效突破。从深层次的原因上来予以分析,是因为京津冀不同区域具有差距较大的教育资源、经济水平、 人才储存量、社会保障机制,张家口在这些方面也处于封闭化运作状态,无法与其他的地区形成平衡化的对接,据此得出结论: 地理区域性隔断使张家口与京津冀人力资本一体化困难重重。

2. 2产业同构问题导致张家口人力资本恶性竞争乱象丛生

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张家口融入京津冀地域的产业发展遭遇到同构化问题,诸如电子信息、煤炭化工、机械制造等成为张家口主要的产业业态,这与京津冀其他的区域具有极为相似,这主要是因为张家口的工业产业构成并没有得到充分科学的论证,短视化的规划较为严重,其结果必然导致张家口与京津冀其他区域的产业结构趋于一致,从而产生对相同人才的吸虹效应,相同产业的人才在总量上是一定的,对相同产业人才的恶性竞争必然导致某一类别人才始终处于紧缺的状态,而其他类别的人才则处于闲置的状态,人才需求的恶性竞争只会导致张家口人才储量不均衡的发展态势,这不利于张家口融入京津冀一体化的发展轨道中。

2. 3吸虹现象使得张家口人力资本与京津冀一体化差距愈加悬殊

张家口在其地理位置上属于北京与天津边缘地带,容易受到吸虹现象的影响,即在京津冀体系内,最为发达的就是北京与天津,这两个大都市具有强大的资源磁力,可以从人均GDP的数据来予以阐述。在2013年,北京、天津、张家口等地区的人均GDP之间差距在逐渐拉大。北京的人均GDP是15052万美元,天津的人均GDP为15383万美元, 然而张家口的人均GDP仅仅是6270万美元,这就为吸虹现象的产生提供赖以发生条件。北京、天津可以将周边区域的人才、科技、经济、文化资源都吸引进去,从而造成北京、 天津等地资源聚集性愈强,而周边地区的资源则处于更加薄弱的发展态势,张家口据此不能够储存丰富的人力资本资源,从这一个层面上来进行分析,吸虹现象使得张家口人力资本与京津冀一体化差距逐渐悬殊。

3基于人力资本角度的张家口融入京津冀一体化可能性

3. 1京津冀一体化为人力资本角度的张家口融入提供契机

京津冀一体化的实现本身就是要突破地域对市场发展的羁绊,打破原有一切阻碍市场发展的条条框框,促进京津冀市场的最终形成,以此达到集约资源,优化产业结构、提升不同区域优势功能发挥的目的。张家口正处于京津冀一体化的主战场,具有极为明显的区位优势与产业承接优势,京津冀一体化各项政策的落实将会为人力资本流动创造条件。具体来说,张家口就会借力于京津冀一体化的 “东风”,签署区域化的于人力资本互动协议,其内容涉及到高层次人才的引进、国际职业资格的互认、博士后中转站的建设、紧缺人才的培养、高新产业人才的智力成果的共享等诸多方面,这就会为张家口融入京津冀城市群创造人力资本的条件。

3. 2人力资本角度下的张家口发展成为京津冀一体化战略抉择

人力资本视角下的张家口发展对于京津冀一体化具有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基于此成为京津冀一体化的战略抉择。 张家口发展的发展对于京津冀一体化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这是因为张家口在承接产业转移、都市环保圈建设、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都会起到不可置疑的作用,为提升张家口诸多功能的有效发挥,解决人力资本短板问题最为重要。从张家口目前状况来说,张家口经济总体水平、科技创新能力、产业转移的承接能力,以及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都在京津冀城市群中处于劣势,其中一个十分重要原因就是人力资本的匮乏,因此,以张家口人力资本建设为着眼点,带动其经济发展的整体水平,就会起到 “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目的, 以此实现张家口对京津冀一体化支持作用的实现,从这一个视角来说,人力资本视角下张家口发展就成为京津冀一体化战略抉择。

4基于人力资本角度的张家口融入京津冀一体化对策研究

4. 1国家政策引导,消除地理区域导致的人才流通障碍

建议国家制定人才流动的政策,将张家口在内的京津冀三地的教育资源、人才储存、社会保障机制都进行统一性的规划,尤其是建立适应京津冀三地实际需求的专家储备库、 国际职业组资格认证机制,以及有利于人才流动的档案管理体系,其目的就是从地理区域上解决不利于人才流动的障碍,解决人才流动的后顾之忧,使人力资本资源成为张家口成为融入京津冀一体化体系的有力支撑。

4. 2实施产业异构规划,规避人力资本恶性竞争问题的出现

( 1) 实施产业长远规划。在京津冀一体化的进程中,中央政府的总体调控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其作用的发挥可以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从长远规划,对产业大项目的结构予以合理化的布局与调整,尽量规避产业布局的同质化; 二是可以有效发挥产业这就会起到人才区别化调配的的作用,区别化的产业布局在一定程度上会起到优化人才配置的作用, 即根据不同的产业对不同人才需求来形成特色化人力资本培养体系,这有利于避免同质化人才的恶性竞争,更为重要的是,可以减少北京与天津对张家口人力资源的吸虹效应。

( 2) 搭建人才互动交流平台。人才互动必须要遵循市场发展的规律,对本文来说,就是要搭建有利于张家口与京津冀不同地区人才流动市场,人才流动市场具有对外的开放性、人才竞争的有序性、监管的规范性等特点,其目的就是发挥市场在人力资本配置层面的基础性作用,落实张家口融入京津冀一体化的人力资源共享要求。

4. 3降低区域经济差距,实现人力资本吸虹现象的反转

一是根据张家口区域特点实施特色化产业转移策略。针对张家口地理位置、自然气候、基础设施等方面的优势,积极由北京向其转移诸如旅游服务、新型能源、食品深加工、 装备制造等产业; 二是培育京津冀城市群的张家口产业链。 在京津冀一体化背景下,强化张家口在这一体系中的产业链节点位置,重点扶持诸如现代物流、电子信息、矿产深加工等高新产业的发展,以此构建起完整的京津冀产业链体系。

在上述产业集群建设发展的过程中,必然会促进吸虹反转现象的出现,相关产业的人力资本会从京津冀体系内逐渐向张家口流转,从短期看,会促进其产业集群的构建,但是从长远而言,则为融入京津冀一体化提供人力资本支撑。

5结论

联合资本--我们的企业文化 第2篇

尊敬的领导，亲爱的同事们：

大家下午好。我是来自湖北光谷联合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的谭夏雨。今年刚刚加入联合资本的大家庭。我今天想分享的内容是我们的企业文化。

众所周知，联合资本是光谷所大家庭里的一个新的小伙伴。肩负着特殊的历史使命，未来的发展之路任重而道远。这段路看起来很长，不知何年何月才能达到终点，甚至可能需要我们永远在路上；这段路看起来很崎岖，稍不留神就会跌倒；最大的困难是，这段路充满了无限的未知，没有标准答案，没有参考模板，一切只能靠自己探索。

但其实，一切也并没有那么可怕。为了行路，我们做了很多准备。我们汇集了大型省级国有平台和金控集团的各种资源作为后勤保障；包括董事长、总经理在内我们有多位行业内领军人才做领头人；大多数团队成员都是兼具高学历和丰富从业经历的专业人士。但更重要的是，我们的队伍有着铁一般的纪律，那就是具有投行气质的企业文化。

什么是具有投行气质的企业文化？

余光中先生的回答是：心有猛虎，细嗅蔷薇。周星驰在《少林足球》里说，没有理想的人生，跟咸鱼有什么分别？每一个青年都会有自己的理想，每一个公司也会有自己的目标，正是这只心中的猛虎，支撑着我们一往无前，永不退缩；但是，在伴虎前行的过程中，一定要小心被猛虎所吞噬，对金融创新的追求变成单纯对销售业绩的追求。偶尔停下脚步驻足总结，仔细思索这一路的“风景”，才能更好的分析上半场，预热下半场。投行气质的企业文化，是一种时刻不忘理想、不忘初心的精神。

国务院前总理温家宝同志的回答是：仰望星空，脚踏实地。行路难，联合资本摸着石头过河难上加难。月溅星河无边，长路漫漫无涯，在公司探索前进的征途上，等着我们的有超过九九八十一难，我们却没有孙大圣那七十二般变化。或许会跌倒，或许会受伤，但我们仍不能忘记，时刻昂首挺胸，仰望星空。西方的第一位哲学家泰勒斯，在观察天上的星座时，不小心跌进一个坑里，而被人取笑，说他能认识天上的星星，却看不到脚下的路。黑格尔一语惊醒梦中人，嘲笑泰勒斯的人不知道泰勒斯其实心里也在嘲笑他们不能自由的跌入坑内，因为他们已经永远躺在坑里出不来了！投行气质的企业文化，是一种不畏眼前，勇敢抬头的追求。刘士余先生的回答：常怀敬畏之心。定位于成为区域资本要素市场的综合金融服务提供商，金融创新既是我们的天然承载的历史使命，又是我们得以发展壮大所必需的依托的手段。非实体经济的特性使金融创新充满诸多的不确定性，而正是这种不确定性使得创新者们自觉或者不自觉的行走在法律的边缘。往往金融创新与金融犯罪只有一线之隔，而每个创新者们得以保护自己不掉落深渊的手段，就是心中常怀敬畏之心。完全的无所畏惧，也意味着完全的无所顾忌，没有了敬畏之心引领方向，所谓金融创新只会误入歧途。投行气质的企业文化，正是敬畏自然、敬畏社会、敬畏市场的晨钟暮鼓。

任正非先生的回答是：企业发展就是要发展一批狼。狼有三大特性：一是嗅觉敏锐；二是不屈不挠，奋不顾身的进攻精神；三是群体奋斗的意识。作为一个市场化的混改企业，我们有较国企更为宽松的环境，较民企更为有利的政策资源，这个良好的平台让小伙伴都有了展现自我的舞台。只有秉承“静行、突破”的狼性文化，当市场的新机会点出现时，联合资本才能迅速抢占市场先机。投行气质的企业文化，是一种充满狼性的团队氛围。

王进总经理的回答是：心中不忘情怀二字。正是从董事长到每一个基层员工，大家的赤子之心与情怀的汇集，才让联合资本得以发轫与发展。对于联合资本这条路上的所有行者们来说，走完这条路不仅仅是一份养家糊口的工作，不仅仅是向上攀爬的通道，更是寄托心中壮志豪情的事业。只有心中带着情怀，才能欣赏这条修炼之路两边的满目春意。投行气质的企业文化，是生存之上的生活态度。

具体化的文化资本 第3篇

一、统购统销制度:工业化资本积累方式的制度供给

实现包括工业化在内的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早在抗日战争的艰苦环境中,中国共产党人就以自己的高瞻远瞩描绘出未来美好蓝图。基于近代中国生产落后、积贫积弱、备受欺凌、特别是没有新式工业而招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事实,毛泽东提出,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必须有工业,中国民族独立要有巩固的保障就必须工业化。中国共产党是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的。不仅如此,毛泽东还把实现工业化、发展生产力提高到赢得人民群众拥护的高度来认识其重要性。他强调,老百姓拥护共产党,是因为我们代表了民族与人民的要求。但如果我们不能解决经济问题,不能建立新式工业,如果我们不能发展生产力,老百姓就不一定拥护我们。[1]

伴随着新中国的诞生,中国共产党开始将自己追求工业化的目标付诸实施。对于新中国而言,前苏联在20世纪30年代依靠优先发展重工业而迅速崛起的巨大成就、建国之初面临帝国主义扼杀新生政权而要求尽快完成工业化的强烈夙愿、重工业在工业化中的基础性地位,这些都促使我党很快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型的工业化之路。我党强调:“社会主义建设的主体是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而工业化的中心是发展重工业。”[2]不仅如此,以发展重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化还具有极端重要的意义和地位,“它是全国人民的最高利益”。[3][p386]这样,新中国工业化从一开始就采取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型发展模式。

然而,对于这种模式而言,其实施的最大制约因素莫过于资金来源问题。一方面,重工业属于资本密集型行业,它建设投资大、周期长、收益慢,需要大量资金。1954年6月30日陈云在向中共中央作《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几点说明》时就曾经指出:“投资于重工业的基本建设吸收了大量的资金,但不能很快生产出东西,将来生产出来的,大部分也不是消费品”[4][p244]。“一五”计划期间预备累计投入折合黄金7亿两。[5][p139]规模宏大的工业建设计划,进一步加剧了资金的短缺。另一方面,利润最大化是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的原则,按照这一原则来配置资源,重工业显然无法优先得到自己发展所需要的资金,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目标很容易落空。因此,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型工业化之路中的资金来源问题是个巨大难题。

在世界现代化历史上,工业化的资金和资源筹集有两条路径:一条是早期的西欧式的工业化道路,即通过对外掠夺殖民地来筹集工业化发展所需资金,如英国、法国、西班牙等西欧国家;另一条是外部资金注入,如二战后的中国台湾、韩国、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然而,对于新中国而言,这两条道路是行不通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外交政策同资本主义国家有着本质区别,她不可能像早期西方发达国家那样通过掠夺其他国家和民族来完成资本积累。二战后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决定了获得外部资金的步履维艰。冷战时期,美国操纵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对新中国进行经济封锁。经历二战浩劫的社会主义阵营忙于重建家园,给中国提供援助的也极为有限,这种援助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又随着中苏关系交恶而中断。中国的工业化资本积累无法靠外部解决,只能立足于国内的自我积累。旧中国工业基础薄弱,而且结构极不合理。1949年中国使用机器的工业产值约占工农业生产总值的17%,而且多是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修理厂(轮船、铁路等)和为帝国主义国家提供原料和半成品的矿山和工厂,残缺不全。这种状况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得到根本改变。建国后虽然党领导全国人民经过三年不懈努力医治了战争创伤,实现了国民经济的恢复,但即使在1952年使用机器的现代工业的产值也仅占工农业生产总值的28%。[6][p703]这就说明仅靠有限的工业产业自我发展的内部积累是远远不够的,是无法完成工业积累的重任的,工业化资金积累不能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农业。因此,尽管小农经济生产所能够提供的农业剩余非常有限,但如前所述,把农业剩余转换成工业化初始资本,由农民、农村和农业承载起国家工业化的经济重负,却是我们面对国内外形势不得不做出的艰难选择。对此,中国共产党当时就有清醒认识。毛泽东曾明确表示,为了完成国家工业化所需要的大量资金,“其中有一个相当大的部分是要从农业方面积累起来的。”[7][p432]1953年12月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发布的《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中也指出,工业化要以发展重工业为重点,但重工业所需资金多,赢利既少且迟,产品不能直接满足人民消费需要,所以在工业化时期不能不节衣缩食,艰苦奋斗。《提纲》强调,必须教育全党和全国人民认识工业化是全国人民的最高的利益,全国人民的一切局部的暂时的利益都应当服从这个最高的利益。[6][p711-712]时隔几十年后,江泽民也指出:“建国初期实行依靠农业积累发展工业的战略是必要的”。[8][p140]事实上,放眼世界,在全球现代化的历程中,就后现代类型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农民、农村和农业承载起国家工业化的经济重负,具有相当大的普遍性。前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如此,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亦是如此。

基于上述,我们可以看出,对于后现代类型的中国而言,资本积累不仅要通过自己国家内部解决,而且还要借助于农业来完成。这就产生了资源转移制度供给的需求,也就提出了国家统一控制农业经济的客观要求。于是,统购统销应运而生。统购统销除了低价收购农产品能直接无偿获取一定的农业剩余量以外,同时还维系了工业原料的低成本和工业劳动力的低工资,促生了工业产品的超额利润,最后以大工业利税的形式上缴,完成了资金从农业领域向工业领域的转移。统购统销的实施形成了工农产品价格上的“剪刀差”,农业剩余由此得以向工业资本转换,从而为中国工业化提供了资金支撑。从工业化的维度考察,统购统销是适应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的制度供给选择和保障,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工业化积累机制。

二、集体化从合作社到人民公社的加速演进:寻找统购统销实施的组织制度供给

历史实践证明,中国农业领域内的集体化走过了一个加速发展的历史进程,这一历史进程首先表现为从初级社到高级社的快速转变。1955年毛泽东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中曾讲过,如果不能用三个五年计划来解决农业合作化问题,工业化就会遇到极大困难,“我们就不可能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7][p431]这就是说,即使到1955年,毛泽东仍希望用三个五年计划来实现合作化。考虑到他是在批判合作化中的所谓“右”倾保守的语境下讲这番话的,我们有理由相信,就是按照倾向于加快步伐的毛泽东本人的设计,最快也需要15年的时间才能完成集体化。然而事实是,就在毛泽东这个讲话的1年后,也就是在1956年,全国就已经完成了合作化。这样,从初级社到高级社,一共用了短短3年的时间。集体化的加快,还表现在公有制程度迅速提高,农村劳动资料与劳动力的加快分离。初级社实行土地入股,农民虽然失去了对土地的直接占有和自主经营的权利,但依然保留了对土地的所有权。高级农业合作社时期,农民私有的生产资料转为合作社集体所有,这就意味着初级社时期农民凭借生产资料入股,按股分红取得报酬已无可能,代之以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分配制度。与土地等主要生产资料相关的经济权益,如所有权、经营使用权、收益权和处置权等,对农民来说,已经成为过去的历史。伴随着合作化的完成,短短3年之内,几千年来的小农经济转成一种新型的集体经济,个体农民成为集体农民。由此看来,无论从哪个意义上说,农业合作化的速度之快都确实难以想象。

然而如果我们从工业化资本积累的角度,从合作社与国家从农业抽取剩余的关系去理解,答案就很清晰了。不断加速的农业集体化运动中建立的合作社,极大地便利了国家从农业抽取剩余,能够成为一种有效的制度设计,而这正是合作化加快的驱动力。换而言之,不断寻找保障工业化资本积累的一种组织制度供给,推动着合作化的快速发展。

经济学家林毅夫认为,一种制度安排是从一个可供挑选的制度安排集合中选出来的,它在生产和交易费用方面,应该比这个制度安排集合中的其他制度安排更有效。[9][p45]以此理论审视统购统销制度,我们不难发现,统购统销制度供给在实施过程中交易费用还是很高的:它在实际上牺牲了农民利益,必然导致国家与农民关系的紧张,影响新生人民政权的巩固;农业剩余被抽走后,农业生产再生产正常进行也难以维持。国家同上亿计的分散农户打交道,收购成本也是很大的。统购统销制度具有较大的政治风险,需要付出高昂的经济成本。对此陈云曾说过,面对着数量众多的个体农户,实施粮食统购统销是及其困难的。“主要的是对这样众多的农户,要估实产量,分清余缺及其数量,很不容易。”[4][p277]显然,从客观上看,要想有效地组织大规模的农业生产,从而为工业化提供后备资源和资金积累,还需要建立一种政府能够有效控制的、成本更低、风险更小、效能更高的制度供给,“以便既能囤积过剩的农业劳动力资源,将农民稳定在土地之上,又能使之根据国家计划及时安排农业(首先是粮食)生产活动,以保证农产品供给与国家需求相符合”。[10][p575]

从主观上讲,通过合作化增加农业产量,既能缓解工农矛盾,又能积累工业化资金,这是党内的共识。1955年毛泽东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中详细论证了农业合作化对于工业化的重要性:首先,如果不能用三个五年计划来解决农业合作化问题,就不能解决日益增长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的需要与农业资源供给不足之间的矛盾,工业化事业就会遇到极大困难,就不可能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而这样的问题,前苏联就曾经遇到过。“苏联是用有计划地领导和发展农业合作化的方法解决了,我们也只有用这个方法才能解决它。”其次,重工业为农业生产的产品只有在农业已经形成了合作化的大规模经营的基础上才有使用的可能,或者才能大量地使用。再次,国家工业化和农业技术改造所需要的大量资金,有相当大的部分需要依靠农业方面来积累。此外,轻工业的大规模发展也“有待于大规模的农业,而在我国就是社会主义的合作化的农业。”[7][p431-433]负责筹划统购统销的陈云,更是讲明了合作化与统购统销的关系。他指出,应该积极而稳步地发展农业合作社,把1.1亿农户组织起来加入合作社,到那个时候,粮食产量就会大大增加起来,“向农业生产合作社进行统购统销的工作,也要容易得多,合理得多。”[4][p276-277]这样,撇开政治因素影响,就经济动因而论,农业合作社就成为国家掌控农业生产的组织制度供给。

首先,合作化可以使统购统销的成本大大降低。合作化完成以后,依托74万个合作社,比同1.1亿户农户打交道要容易得多。其次,可以缓解国家与个体农民之间的紧张关系。合作社事实上成为了国家与农民之间的中介,承受了来自国家和个体农民两个方面的压力,成为两者之间利益矛盾的缓冲器,减缓了国家与个体农民之间关系的紧张。最后,无论是初级合作社,还是高级合作社,都是由合作社集体经营。所有入社农民统一集体劳动,按照统一的计划分工劳作。这些都有利于动员和组织农民投身到农业生产中,维持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急于在人口膨胀而资源短缺的农业国度里用短短的3年实现对农业经济的全方位控制,有效地改变了现代化启动以来国家对农业经济控制乏力的传统格局。

从高级社到人民公社,是中国农业集体化加速发展的又一阶段。在合作化的具体实践中,一些地方合作化的道路一再受挫,农民积极性不高,甚至遭到农民抵制。有的地方还出现退社,出现所谓的“生产力暴动”。这表明,国家还仍然未能完全彻底地直接控制农业生产。1958年人民公社运动又骤然兴起,席卷全国,高级社仅仅存在两年之后就被人民公社所取代。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国家尚未完全彻底地控制农业生产,合作社并非最理想的保证积累方式实施的组织制度供给。尽管合作化之后,行政机构与个体农民之间的矛盾转化为基层政权与合作社之间的矛盾。但合作社毕竟还是农村的集体经济组织,有自己的经济利益,还有相对较大的独立性。在基层政权与合作社分离的情况下,行政机构运用行政手段来管理经济,就会与合作社发生矛盾和冲突,就会影响统购统销的实施。解决两者之间矛盾的办法就是乡政权与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于是,人民公社就应运而生了。

人民公社的基本特征就是政社合一,领导权力高度集中统一。人民公社是集多种功能于一身的组织机构(体系)。从功能来看,它集农业合作社和乡政府的职能于一身,兼有行政管理、社会管理、发展文化教育事业、组织农村生产的功能。从权力体系看,人民公社时期,党领导各层面的组织,从而对农村公共资源具有绝对支配权。不但如此,其权力高度集中统一,表现在权力由行政向党组织集中,党组织整体向党组织负责人集中,架构起一个金字塔型的政治系统,借助这一系统,行政权力通达农村社会最底端,彻底加强了对农村社会的控制和整合,从而可以彻底有效地实施自己的目标。

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组织特点,使之比原来合作社更有利于工业化资本积累的实施。政社合一以后,人民公社实质上成为各级行政机构的附属物,经济利益被严重弱化。它听命于行政机构的各项指示来进行调整和组织农业生产,特别是以指令性计划向人民公社下达生产计划,由生产大(小)队来具体统一实施。人民公社时期,通过生产资源的合作化和农民的组织化,农民天赋享有的“劳动”权利变成必须履行的义务,进入国家管理的视野。农民劳动行为成为国家化的,劳动行使、组织管理等权利都属于国家,劳动权利蜕变成社会义务,并与国家统一起来。于是,便有了农民的集体劳动。它以生产集体为基本的行为单位,以集体范围内的土地资源为劳动对象,以集体成员——农民为执行者,组织进行规模化的农业生产劳动,并伴以一整套的生产劳动管理规范。[11]这样,行政机构以行政手段管理经济就十分容易。毛泽东曾经表示:社并大了,头少了,好管,好纳入计划,好领导;工农商学兵结合,便于领导。[12][p765-767]人民公社保证了农业抽走剩余后农民在缺乏价格刺激的情况下仍能投入到农业生产中,去继续创造出农业剩余。此外,通过户籍制度,禁止农民自由迁徙,特别是流向城市,进城农民被称为盲流而变成受歧视和打击的对象;通过割资本主义尾巴,严格限制农民从事副业,使农民被牢固地束缚在土地上;将农民严格地规范在各自所属单位之内,农村居民行为活动高度一体化,这些都确保有充足劳动力来从事农业生产。

人民公社成立以后,其具有的强大效能立即显现出来。整个人民公社期间,统购统销以“剪刀差”形式实现的积累在农业提供的积累额中所占比重最高年份竟达85.5%,最低年份也为61.1%,平均为77%。[13]这显然得益于一种组织严密保障有力的组织形式,这种组织就是人民公社。在这里,我们依稀看到历史发展的某种相似之处:前苏联在1927—1928年,国家实行非常措施收购粮食,一年的商品粮也只有5亿普特左右。实现集体化以后,实行农副产品义务交售制,1933年国家得到11.3亿普特商品粮。“全国的粮食总产量没有增加,而商品粮却成倍增加,国家通过按计划下达给集体农庄的粮食征购任务而得到计划所需要的商品粮。”[14][p307]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人民公社与前苏联的集体农庄在功能作用和历史地位上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正是借助于人民公社组织,我们才能更加顺利地运用统购统销这种行政手段从农业抽取剩余。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对农业生产的控制和对农产品的垄断,积累农业剩余的组织保障就是人民公社的制度安排。[15][p166]也可以这样说:“公社体制的作用之一是保证国家权力渗透到村庄,旨在强化村庄成为一个行政单位,以稳定国家税源,完成城市工业的原始积累。”[16]人民公社为工业化资本积累提供了最理想和最有效的组织制度供给。

论城市文化资源的资本转化 第4篇

论城市文化资源的资本转化

城市文化资源系统是一个复杂集合体,其聚集性与分散性、多层次性与整体性、物态型与非物态型同时并存的特点,决定了我们必须坚持因地制宜、整体与重点相结合、资本转化利用与资源保护相结合、聚集与整合相统一、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并举的.原则,通过项目开发转化模式、文化资源的单体开发转化模式、文化节庆开发转化模式、运营商开发转化模式等具体途径,实现其城市资源的资本转化和价值增值.

作 者：蔡云辉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城市研究所,四川,成都,610064刊 名：长白学刊 PKU英文刊名：CHANGBAI JOURNAL年，卷(期)：“”(4)分类号：G0 F29关键词：城市 文化资源 资本

文化企业如何赢得资本市场的青睐 第5篇

【关键词】 资本市场;文化企业;文化体制改革

一、文化企业与资本市场

(一)文化企业的产生

文化企业是一个历史范畴,现代文化企业的产生存在着多方面的原因:首先,现代文化企业是资源配置市场机制背景下的产物。现代文化企业同现代企业一样,是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背景下的产物。其次,现代文化企业是科学技术革命的产物。现代文化企业的产生,是科学技术革命带来的社会生产力包括文化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现代文化企业又承载着推动社会生产力和文化生产力发展的任务。最后,现代文化企业是现代文化消费催生的产物。大众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与现代文化企业的产生和发展相联系,在相辅相成中大众文化向广度和深层发展,现代文化企业也从雏形走向成熟并形成了规模。从这个意义上讲,现代文化企业是现代文化消费催生的产物。

(二)资本市场的内涵

资本市场通常是指证券市场。证券市场基本是股票市场和长期债券市场两部分。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均分别有初级市场和二级市场:初级市场是组织证券发行的市场;二级市场也称次级市场,是已经发行的证券进行交易的市场,资本市场是现代金融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市场的功能可以按照其发展逻辑而界定为资金融通、产权中介和资源配置三个方面:资金融通是资本市场的本源职能;配置功能是指资本市场通过对资金流向的引导而对资源配置发挥导向性作用;资本市场的产权功能是指其对市场主体的产权约束和充当产权交易中介方面所发挥的功能,这三个方面共同构成了资本市场完整的功能体系。

二、吸引资本市场进入文化企业的重要意义

一个新兴产业的发展,离不开消费者的需求和投资的拉动,文化产业同样如此。由于投资的匮乏,我国的文化企业的发展在整体上缺乏规模效应,资本投资不足,已经成为制约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瓶颈”。要突破这一“瓶颈”,无非走以下几条途径:

1.靠国家投资。但国家财力有限,对文化的投入重点解决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问题,不可能拿出更多的资金投入经营性的文化产业。完全依靠国家投资则与文化产业市场的开放性也是不相容。

2.靠文化企业的自有资金或亲戚朋友相借的方法,这是小农经济的做法,已经过时,不利于文化产业的深度开发和规模经营。

3.靠银行贷款。依靠信贷市场提供资本也有缺陷,银行提供的资本规模有限、用途有限。银行必须根据国家整个经济情况,控制发行货币的数量,避免全国范围内引起通货膨胀。同时银行是负债经营,谨慎性是首要原则,为了实现稳健经营,银行对其贷款,往往要附加诸如保持一定的流动比例,资产负债率等要求,这就限制了资金的使用范围,对于文化企业要获得银行的贷款难度更大。

文化企业的主要资产形式是品牌和无形资产,这类资产的市场价值评估缺乏权威的标准方法,难以得到银行的认同。相比较而言,股票市场与债券市场构成的证券市场作为直接融资,融资数量较大,资金使用限制较少,不会影响货币供应总量。应该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发挥资本市场的功能,推动文化企业的发展。

三、文化企业赢取资本市场的准备

(一)建立健全的现代公司法人治理

随着公司制企业的发展,现代公司呈现出股权结构分散化、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等重要特征。正是由于存在这些特征,才使得治理问题得以产生,使得治理问题成为现代公司的焦点和核心。现代文化企业作为现代企业,同样具有治理的必要性。在我国现行的文化体制转企改制试点中,绝大部分文化产业领域强调国有绝对控股或国有独资,在法人治理方面要特别注意借鉴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教训。文化企业应该努力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要求,规范公司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营管理者的权责,完善企业领导人员的聘任制度。公司有效运行的前提是决策的科学化。

公司治理并不是为了制衡而制衡,是为了保证公司科学决策而进行的制度安排与设计。公司治理的核心在于保证企业的决策科学和提高公司业绩,权力制衡只是手段。建立在决策科学观念上的公司治理不仅需要一套完备的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更需要一套有机联系的决策、监督和激励机制来指导企业的公司治理实务运作。只有在健全的公司治理结构下,文化企业的发展才能有条不紊,才能从根本上赢取资本市场的信任。

(二)借鉴其他企业成功上市的经验

从阿里巴巴的成功上市经验来看,可以成为文化企业学习和借鉴的典范。阿里巴巴业绩的高速增长绝非偶然,是有坚实内部基础作为支撑:首先,阿里巴巴准确把握市场需求并迅速作出独特回应的能力是其业绩高速成长的内在基础,广阔的市场成长空间和强有力的政策保障,成为阿里巴巴业绩高速成长的内在基础。在资本市场上,投资者往往将成长性放在选股的首位,只有高成长预期的股票,才具备高收益率的想象空间。其次,阿里巴巴强大的创新性是其业绩高速成长的内在动力。阿里巴巴具有独特的商业模式,它并不像其他公司那样复制欧美模式,是在中国特色的传统产业土壤中探索创新出具有自己特色的商业模式。最后,阿里巴巴在B2B市场上的龙头地位,是其业绩高速成长的内在保障。阿里巴巴的企业文化、人才队伍和战略管理,是阿里巴巴业绩之所以具有高速成长预期的组织保障。通过对阿里巴巴成功上市的经验分析,可以对文化企业的发展有更多的启示。

首先,文化企业要像阿里巴巴那样保持业绩的高速成长,才能更好地吸引投资者。以投资价值为尺度考察企业的成长性会容忍偏高的市盈率,成长能增加利润,使市盈率降到合理范围,文化企业应充分运用好行业处于高增长期的优势。

其次,文化企业要结合自己的业务领域,构建自己明确的商业模式。作为文化企业而言,由于其文化产品具有创意性、价值延伸性、增值性等特点,应明确自己的市场定位和营销理念。在发展过程中懂得变通,注重灵活性,在寻找到合适的市场赢利点后不断的扩大规模,以此为支撑向四周扩散。明确的市场运营模式是文化企业创立品牌形象、提高成长业绩的关键因素之一。

最后,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是其赢得资本市场青睐的重要口碑来源。良好的企业形象作为企业的无形资产,具有巨大的价值,塑造良好的企业形象是一个复杂而浩大的工程,需要严格周密、自上而下、统一协调的规划和实践,并在企业的经营管理实践中来实现。

四、结语

传统的文化体制下形成的文化融资体制的弊端之一就是产品没有联系市场,没有充分地利用现代市场,特别是资本市场。要支持大型的文化企业到国内外证券市场上市,也要支持一批中小文化企业在国内创业板或者香港、纳斯达克上市。对于一些符合条件的文化企业,应该给予积极的鼓励使其上市,对于缺乏条件的文化企业,应该尽可能的为其创造条件。只有在灵活多样的政策支持下,才能使得一批有竞争力的文化企业脱颖而出,为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文化企业在内部自身的提高和外部优越的环境指引下,一定可以吸引资本市场的眼球,更好的把企业做大做强。相信文化企业与资本市场一定能实现很好的联姻,我国的文化产业发展也一定能在资本市场的支持下更上一层楼。

参考文献

[1]江奔东.《文化产业经济学》.泰山出版社,2008(11)

[2]叶取源,王永章,陈昕等.《中国文化产业评论(第8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8)

[3]张晓明,胡惠林,章建刚.《2008年: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3)

[4]李维安.《公司治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5)

万达文化资本的跨国远行 第6篇

万达其实不是仅有这一次在海外电影市场列兵布阵。3 年前, 万达斥资31 亿美元收购了美国第二大院线运营商AMC的100% 股权, 万达院线一跃而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电影院线运营公司, 并一举拿下全球电影行业10% 左右的市场份额。去年6 月, 万达院线又以22.46亿元全资收购澳洲第二大院线公司Hoyts100% 的股权。数据显示, Hoyts是澳大利亚第二大影院运营商, 拥有澳大利亚40 家、新西兰10 家复合式影院, 屏幕多达420 块。加上国内的院线与银幕数量, 万达院线已将自己在全球电影王国中老大的位置完全坐实。

更令人关注的是, 在国内拿出500 亿元巨资建设世界上惟一具有影视拍摄、影视制作、影视会展、影视旅游功能的青岛东方影都影视产业园的同时, 万达还出资12 亿美元中标拿下了洛杉矶比佛利山市威尔谢尔大道9900 号地块, 并将在此建成综合性地标项目, 王健林将其作为万达进军好莱坞的重要一步。据悉, 万达已建立洛杉矶办事处, 该机构的主要职能是充分整合好莱坞影视产业资源, 并参与投资好莱坞影视公司或投拍好莱坞全球发行的影视作品, 同时支持青岛东方影都的运营。

与在国外电影地带施展拳脚的功夫相比, 万达驰骋于海外体育产业领域的资本并购脚步更为矫健。去年年初, 万达集团出资4500 万欧元购买了马德里竞技足球俱乐部20% 股份, 并进入俱乐部董事会, 这是中国企业首次投资欧洲顶级足球俱乐部。一个月之后, 万达在高端开始发力。首场之战就是牵头三家知名机构出资10.5 亿欧元战胜了11 家来自全球的竞争对手, 吃进了总部位于瑞士的盈方体育传媒集团100%的股权, 其中万达集团控股68.2%。又仅隔半年不到的时间, 万达独立斥资6.5 亿美元拿下美国世界铁人公司 (WTC) 100% 股权。

全球旅游市场同样成为了万达资本的心仪之地。在王健林看来, 酒店是世界旅游行业最为奢侈的服务供给品, 其次才是飞机和游艇。基于此, 在两年前斥资5 亿美元收购了作为英国皇室专用品牌的英国圣汐游艇公司91.8% 的股份后, 万达还出资10 亿美元在伦敦打造一座俯瞰泰晤士河的超五星级酒店。截至目前, 万达还在纽约、芝加哥、洛杉矶、伦敦、悉尼、马德里等6 个中心城市推进高端奢华酒店的建设。按照王健林的设想, 到2020 年, 万达将在世界12 至15 个主要城市建设万达品牌的五星级酒店, 在此基础上, 万达很有可能在海外打造如同国内万达文化旅游城以及相关主题乐园等之类的超大型旅游项目。

文化无国界, 国际化无疑是万达延伸文化产业半径的战略方向, 而且万达在海外文化市场各个方位的出击都是朝着谋求目标行业全球话语权而去的。譬如并购传奇影业, 万达获得了挑战全球顶级电影制作垄断权的机会, 因为目前全球电影市场基本由几家美国大公司控制, 而只有通过将一些国际大电影集团收至麾下, 才能一点点改变这种格局。同样, 盈方体育传媒集团是全球第二大体育市场营销公司, 也是全球最大的体育媒体制作及转播公司之一, 尤其是在足球和冬季运动领域的版权支配能量方面, 盈方目前排名全球第一。因此, 入驻盈方就使得万达拿到了国际体育赛事的营销权与转播授予权。至于WTC, 既是世界最著名的铁人三项综合赛事 (游泳、自行车、长跑) 运营者, 又是赛事品牌拥有者, 占全球长距离铁人三项运动份额的91%, 万达获得操盘的机会就等于完全拿到了这项国际赛事的全部产权。另外, 万达在全球中心城市推进的高端奢华酒店都是在地标地段打造地标, 同时全部使用万达文华酒店品牌, 其所能操控的话语权自然就更为真实而饱满。

填补或者完善产业链是万达在国外文化市场展开并购的又一直接目的。如入主传奇影业让万达进入到上游影片制作的宽阔领域, 加上中游青岛东方影都影视产业园的拍摄功能以及下游的万达院线布局, 再辅之以与梦工厂、时光网合作展开电影电商O2O业务, 万达已打包捆绑成一个成熟的闭环运行机制。同样, 从主办铁人三项赛事, 到操盘盈方旗下的赛事转播和赛事营销, 再到主控马德里竞技, 万达已做到将体育产业链上的各个环节全面覆盖。至于旅游市场方面, 万达不仅创立了中国惟一的文化旅游规划院, 而且最近3 年并购了国内十几家大型旅行社, 同时还入主同程旅游, 如果在加上文化旅游城以及国内外高端酒店, 万达完整串起了从旅游创意、线下旅行社、线上渠道到旅游目的地这样一个综合性的旅游产业体系。

无疑, 集中资本火力圈占海外影视、体育与旅游市场最终都是为构建和托举起万达文化集团这一全球最大的文化商业大厦添砖加瓦。按照万达转型所设定的方向, 未来的万达将由商业、文化、金融和电商四个板块构成, 其中王健林人为万达文化应是一种“大文化”概念, 即主要包括万达影视、万达体育、万达旅游和万达儿童娱乐四个部分。最新年报数据显示, 2015 年万达集团整体收入达到2901.6 亿元, 同比增长19.1%;其中万达文化集团收入为512.8 亿元, 同比增长45.7%, 万达商业收入为1904.5 亿元, 同比增长4.4%, 前者增幅大大超过后者。同时, 由于万达金融与万达电商目前还处于“养商”阶段, 因此, 对此四大业务板块发现, 万达文化对集团的贡献能量正在显著提升并将继续放大。

具体化的文化资本 第7篇

关键词：文化资本运营,文化产业,重要性,对策

引言

在发展文化资本运营和文化产业的实践中要充分体现出学术界3P的战略指导思想, 为文化产业的蓬勃发展创设系统的文化资本运营环境, 同时将文化产业发展中的文化资源逐步转化为文化营运的丰富资源。现如今, 我国社会经济市场日益繁荣, 在以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样化为发展目标的前提下, 人民群众和各个国家对文化资本运营和文化产业的发展都十分关注, 加强文化资本运营同文化产业的联系成为现今国家文化发展的重要内容。

一、阐述文化产业和文化资本的内涵意义

(一) 文化产业的概述

文化产业 (Culture Industry) 这一日渐流行的专业名词起源于20世纪初期, 文化产业主要生产精神产品, 以社会市场产业化为一切活动的中心, 将满足人民群众和社会国家的文化需要作为产业发展目标, 在市场经济环境下逐渐形成一个以现代科学技术为生产媒介、产业化方式为制造链条、文化价值创新为营销形态的新型行业1。文化产业是受外界环境影响、具有特殊意识属性的国家经济形态, 对影响国民精神品质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通过推进文化产业发展给国家带来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同时, 增强国家自身在全球范围的软实力竞争优势。

(二) 文化资本的概述

文化资本是文化产业得以发展和延续的根基, 文化资本主要由文化产业价值理念、文化产业精神信仰、文化产业行业规范和文化产业管理模式以及文化资源物质载体等一系列相关文化元素构成2。文化资本能够实现文化产业自身价值的进一步提升, 借生产要素的多样性和经营投入的规模性生成文化资本的附加价值, 树立文化产业的经典形象, 加强文化产业的历史使命感, 着眼于文化产业发展的社会效益, 进而使我国文化产业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切实加强现代科学技术和产业管理模式的合理利用, 能够加快实现文化资本有效运行的步伐, 为我国文化产业提供优良的发展环境和先进的技术手段, 及时把握文化资源有序运营为文化产业发展提供的优势条件。

二、文化资本运营同文化产业发展关系的重要性

现如今, 国家文化体制的时代革新理念要求国民经济发展对文化产业高度重视, 面对着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样化的时代发展主题, 我国必须合理建构一套全面、高效的文化资本运营体系, 提高我国文化产业同其他国家的竞争水平和作业效果。加强文化资本运营同文化产业发展的联系, 有利于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世界地位, 进一步凸显出一个国家文化产业市场的繁荣景象。

(一) 文化产业发展进程中体现了文化资本运营的调节作用

现如今, 文化产业发展进入了一个复合型的市场经济环境, 对文化资本运营调节作用的依赖日益凸显3。文化资本运营兼备了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以及科技互动的时代发展优势, 为文化产业的发展和延续提高源源不竭的动力推助作用。文化资本是市场元素的重要组成部分, 文化资本运营能够调节文化产业发展进程中的方针政策、技术手段、管理模式以及价值理念等重要内容, 还能够控制文化产业发展进程中的风险变数、环境压力, 最重要的是, 文化资本运营能够牢牢把握文化产业发展进程中的最佳契机和关键转机。

(二) 文化资本运营能够有效规范文化产业的发展

规范成熟是各国市场合理运行的时代要求, 其中, 文化产业的系统整合、技术应用、市场规范以及行业管理都离不开文化运营资本的支撑作用, 文化产业的规范成效取决于文化资本运营的发展规模、投资力度、管理体系等一系列相关因素。文化资本运营能够有效规范文化产业的发展, 在一定意义上讲, 文化产业的发展依赖于文化资本运营的权威性、科学性、系统性, 发展文化产业必须为其提供一个安定、秩序的科学环境, 如此一来, 文化产业发展的规模性、结构性及系统性作用更加显著。

(三) 文化资本运营对文化产业起到积极的优化作用

文化资本运营对文化产业的优化作用具体表现为文化资本运营对文化产业的效益整合、技术升级以及模式创新, 文化资本运营是文化发展进程中新兴的“后盾势力”, 即对文化产业发展起到资本介入、资源导引等支持作用, 文化资本运营承载着文化产业资源合理配置和文化产业功能作用优化的艰巨任务。作为资本时代的显著标志, 文化资本运营对文化产业起到了积极的优化作用, 与此同时, 将技术同理论的创新、市场同资本的创新叠加于文化产业发展进程中, 使文化产业成为国家软实力发展的强大武器。

三、切实加强文化资本运营同文化产业联系的战略对策

切实加强文化资本运营同文化产业联系, 必须做到以下几点内容:第一点, 实现文化产业资源向文化运营资本的系统转化, 建立健全文化产业资源与文化运营资本的结合机制, 实现文化产业发展的人资引进、物资合理配置以及精神资本的提升和利用, 发挥文化资本运营的最大效用;第二点, 建立健全文化产业同产业资本、文化产业同市场经济、文化产业同技术创新联接的网络体系, 充分发挥文化资本运营对文化产业发展的推动和促进作用, 最终扩大文化消费市场, 进而拉动文化产业的经济增长;第三点, 文化产业必须依据市场环境及时改善经营结构, 加强文化资本的安全运营并规范资本管理结构, 规避文化资本运营风险的同时加快文化产业发展节奏;第四点, 加快文化产业发展节奏, 必须深刻认识到文化资本流动、融资、增值的重要性作用, 文化产业的发展需要不断储蓄文化资本, 在时机成熟的时候将文化产业的总体价值最大化, 使文化产业占领国际市场、培育崭新的技术项目, 实现文化产业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及国家整体效益的有机结合。

结语

总而言之, 加强文化资本运营同文化产业间的紧密联接, 必须充分发挥文化资本运营对文化产业发展的调节作用、规范作用、促进作用以及保障作用, 凸显出文化产业为人民群众和社会国家带来的经济效益以及精神产权, 进而实现文化资本运营同文化产业之间的相互促进、互惠共赢。

注释

11 .孟华.资本运营情境下文化产业的影响因素研究[J].预测, 2013 (02) :64-69.

22 .徐望.结合文化产业发展重新界定“文化资本”概念[J].艺术百家, 2013 (S2) :27-32.

佤文化资源的民族文化资本化探析 第8篇

佤族, 作为云南世居的古老民族之一, 自称“佤”、“巴饶克”、“阿佤”等, 都有“住在山上的人”的意思。起源于缅甸, 主要围绕着赤道跨境分布居住。国外主要分布在缅甸、泰国、等东南亚国家。国内主要分布于云南省西南部的沧源、西盟、澜沧、双江、耿马、永德等县, 总人口在国内39.66万人次。

佤族民族发展史构建出了具有神秘色彩的文化传统。民族起源及神话传说。民族的历史发展必然与族群信仰和起源文化息息相关, 即为解释本民族的起源, 同时也是本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文化符号。各少数民族的神话传说虽然故事内容不同, 但效用相同:形象地定位一个民族的文化精神核心。使用神话传说中提炼出来的代名词塑造本民族的对外形象与精神价值。

生活形态及传统习俗。佤族的婚恋习俗是少数民族中具有独特文化的, 从“串姑娘”到“杀鸡卜卦”到订婚, 最后成婚, 是一个完整的每一步都不能错位的过程。这个过程的每一个礼节与禁忌都充满的宗教色彩的监督。在订婚与结婚之间, 还有一个习俗为“过礼”, 就是男方家来下聘:男方家要给女方家里的爸妈一份“奶水钱”寓意男方家感谢女方父母对女儿的养育之恩, 给新娘一份“针线钱”寓意感谢女方嫁到男方家后要为男方家做针线活。再者, 祭祀仪式一直是佤族活态传统文化的核心部分。常见的有剽牛祭祀、接 (取) 新火、做水鬼等祭祀活动。由于佤族是坚持自然崇拜的民族, 所以祭祀活动也较为频繁。祭神时必敲木鼓, 所以祭祀活动演变至今, 形成了佤族浓厚的木鼓文化, 也是佤文化中最具象征性的文化。由祭祀衍生出来的声音和动作随着时间的流逝, 则形成了佤族特有的歌舞艺术。

饮食文化。佤族以其神秘丰富的原料及独特的制作方式, 在中国少数民族饮食文化中占有一席之地。烂饭, 是佤族饮食中最具特色的饮食。常有鸡肉烂饭、牛干巴烂饭, 老鼠干烂饭、麂子烂饭等。取材于佤族的生存环境中的动植物, 这与佤族历代狩猎的生活方式相关。

建筑文化。佤族房子的屋顶都要设有一个“叉叉”的标识, 预示着佤族“不息的火塘”。原本的“叉叉房”是草木结构的建筑, 但是随着时代发展, 现如今佤族自治地区已将“叉叉房”进行一些改良, 在能居住舒适的同时依然保留传统文化的符号。

服饰及手工艺文化。黑红两色为佤族传统服饰中的主色调。红色象征火也与生命崇拜有关联, 红色代表了高尚、热情、勇敢的精神品质。黑色代表诚实和勤劳两种品性。衣服常用图案与地域性相关, 衣料的材质选择与佤族所生存的多变的山区气候有关, 主要以自织自染的棉麻为主。。

二、佤文化资本化的意义

文化安全的需要。在国家与国家的维度层面, 强劲的欧美文化热潮正逐渐同化着各国的文化特征。这不仅是一种文化安全的威胁, 更是一种民族精神存在感的弱化。国内的各类受众群体既呼声强烈地号召维护国家文化安全, 又越来越多地消费着外来文化产品。这样的文化安全只是纸上谈兵, 没有融入民族精神特色的文化产品在其他文化产品中终将处于弱势地位;没有文化包容性的特色文化产品也无法在文化安全这条路上走得长远。所以, 佤文化作为西部少数民族文化的特色代表, 对其进行收集、整理、研究、开发是作为中国文化崛起的资源储备, 更为中国特色文化产品走出世界增添一份筹码。

文化资源整合的必然要求。很多少数民族文化中因其民族起源或者生活发展环境的相似性会出现很多的文化共同与共通之处。每一个少数民族都将其特色的民族文化资源的开发视为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必经之路。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少数民族文化都能用与开发, 更不是只要是独特的标新立异的少数民族文化开发出来就能被接受被认同。而佤文化顺应时代发展的同时, 既保留传统, 也剔除了一些不符合受众认同的价值观的一些民风习俗, 如:猎头祭祀。但是“剽牛”、“梅林”等许多自然崇拜的方面都是顺应时代价值观的民风习俗, 所以得以保存, 而且还在国际文化交流中越来越普遍地被受众认同。发展少数民族文化经济价值, 是中国文化产品在“走出去”的道路上体现出大文化包容性和被普遍认同的中华民族精神价值的重要环节。

经济转型的必经之路。无论是德国鲁尔区的创意改造, 还是法国巴黎废弃工业下水道的艺术展等等都在指示全球经济开始迅速转型。高污染高耗能的工业经济即将成为时代发展的累赘, 取而代之的是越来越多新型产业, 这些产业更多的是利用文化元素, 加入创意、设计等脑力劳动。不仅在人们的生活需求中越来越受到重视, 更以低耗能高产出的优势被各国视作经济转型的重要部分, 这就是文化资源的资本化, 就是我们现在大力发展的文化产业。就像佤族的特色村寨———翁丁村也在这样的文化消费需求中逐渐转化为一种由历史沉淀而创造的文化产品。

强化民族自身“造血功能”的时代要求。西部经济发展较为落后, 无论从思想、地缘、经济增长方式等都处于弱势地位。国家每年用于支援西部少数民族群体改善生活的专项资金对于真正意义上的“改善”效用几乎是微乎其微。经济基础无法改善, 关于民族问题的冲突也就开始凸显。而民族地区的文化资源又是时代兴起的新消费品。所以, 民族文化资本化才是真正能缓解民族冲突的可行方法。让各民族群体都能利用自身文化优势, 在经济转型的良好契机中能寻求突破, 不仅加强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变革, 同时也壮大了民族文化发展, 增强民族自信, 让多民族文化共存趋向和谐。

三、影响文化资源转化的重要因素

公共基础设施健全与否。佤族作为山地民族, 生存空间多为高寒山区, 交通闭塞, 道路崎岖。因为多生活在亚热带季风气候地区, 雨季较多, 路面经常出现塌方和山体滑坡。交通问题是影响文化宣传、文化保护、文化发展和文化输出的根本问题。加之, 佤族的民族文明发展程度较低, 其建筑和生活环境多为草木结构, 安全隐患问题严重。

融资渠道单一, 资金注入不足。国内大部分佤族生活在边疆, 经济落后。例如, 沧源佤族自治州县, 一直被国家列为受援县, 长期历来地方财政一直依赖国家补助。自身文化建设投入和发展的能力是有限的, 加之资金的匮乏从根本上制约了文化保护和开发的力度。政府主导的局面暂时无法改变, 资金的限制使得文化的发展空间缩小, 民族文化被政府主导后缺乏创新空间。

文化传承人培养机制缺失。例如, 开发近十年的沧源佤族自治县翁丁村公社设有民族文化传习馆, 但是基本用作杂物仓, 没有实质性的作用。

四、佤文化资源资本化发展建议

结合高校, 使民族文化和当代文化接轨。增加佤文化与时代的切合性, 扩大佤文化的认同力度, 是文化输出符合时代需求。多方对话, 解决公共设施的改造问题。应使翁丁村的开发和公共设施的改造不是一方掌权, 而是多方对话。例如在村里较为明显的电路问题, 在改造的时候可以实现政府、旅游局、文体局、电力公司多方对话, 争取商议出既不破坏村落形象, 又能解决危险电路和农网改造等公共基础设施改造问题。重视文化资源主权辨析, 保护在地族群利益。因根据具体情况, 在工分制的基础上, 应对时事进行调整, 以求达到公平原则。同时, 也可以更大力度的调动村民参与的积极性。

参考文献

[1]李洁.临沧地区佤族百年社会变迁[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 2001.

[2]李国明.沧源翁丁佤族[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 2011.

[3]来仪.西部少数民族文化资源开发走向市场[M].北京:民族出版社, 2007.

城市文化空间的资本性解读 第9篇

如同社会世界一样, 城市可以看做是一部积累的历史。正如恩格斯的描述———“城市是一个能使资本集中与循环的空间聚结点, 资本、权力等多种要素都参与了城市空间的生产和创造。”城市是各种资本在空间的聚合, 可以说资本是塑造现代城市空间的主要力量之一, 城市空间都打上了资本的烙印, 只有引入“资本”的概念才能正确认识城市的历史积累性本质。而城市文化空间是城市空间的一种特殊类型, 有着明显的历史积累性。随着社会的发展, 人们对于“资本”概念的认识也在不停的拓展, 由最初的“资本货币观”发展成为不同内涵及外延的资本概念, 形成不同的资本类型。在众多的资本类型中, 文化是一种特殊的资本类型。鉴于此, 笔者尝试运用文化资本理论对城市文化空间进行重新审视。

1 文化资本理论

“文化资本”是法国社会学家、哲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 (Pierre Bourdieu, 1930—2002) 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提出的一个全新理论范畴。布尔迪厄从象征支配角度对马克思的资本理论进行非经济学解读, 把资本概念扩展到更广泛的领域, 他把资本定义为:行动者的社会实践工具。布尔迪厄认为“社会世界是一部积累的历史”“如果我们不把它简化成行动者之间瞬间机械平衡的不连续系列, 如果我们不把行动者仅仅看成可以互换的粒子的话, 那么, 我们必须把资本的概念和伴随这一概念的积累物及其全部效应重新引入社会世界”[1]。

文化资本是建立在对资本概念进一步抽象的基础上形成的。在文化资本理论提出以前, 人们往往把资本等同于货币, 即认为资本是一种经济资本形式。事实上, 构成社会结构性差异的是一切形式的资本差异, 即一切形式的资本分布结构造成了社会的结构差异。在布尔迪厄看来, 社会世界至少存在着三种形式的资本, 即经济资本、社会资本以及文化资本。文化资本相对于其他两种资本更加隐蔽, 往往被人们所忽视。“文化资本”泛指任何与文化及文化活动有关的有形及无形资产。尽管我们无法像对待经济资本那样对其实行定量化操作, 但在日常生活中, 它却发挥着与金钱和经济资本相同的作用。“文化资本”不是一个实体性概念。它是表示文化及文化产物究竟能够发挥哪些作用的功能性概念[2]。由于“文化资本”是一个十分宽泛的功能性分析概念, 为了便于研究, 布尔迪厄将其划分成身体化形态、客观形态及制度形态三种基本形式。身体化形态表现为个人所拥有的知识、修养、习性等;客观形态表现为书籍、绘画、书法等文化产品;制度形态表现为文凭及学衔。

2 文化资本理论视角下的城市文化空间

布尔迪厄所提出的文化资本理论最初用于研究个人所具有的文化资本差异对自身以及社会造成的一系列影响。而文化资本作为一个功能性概念, 对城市研究同样适用。

对于城市而言, 文化资本也同样具有三种基本形态:身体化形态是文化资本的内核, 在城市中表现为文化价值与文化功能, 是一种非物质形态;客观形态是文化资本的物化及外在表现, 集中表现为城市文化空间, 是一种物质形态;制度形态则是对城市文化空间的制度性确认, 是一种非物质形态。例如:各级旅游风景区、文物保护点以及城市规划编制中确定的历史文物保护片区或单位。文化价值与文化功能所代表的身体化形态是文化资本的最基本形态, 也是核心形态。城市文化空间是文化资本的客观形态, 是文化资本的物化及外在表现。城市文化空间不能脱离文化价值和文化功能而单独存在, 同时, 文化价值与文化功能也必须依靠城市文化空间才能实现价值的体现和功能的实现。

2.1 城市文化空间形成机制

如同社会世界一样, 城市可以看做是一部积累的历史。从宏观层面来看, 不同城市所拥有的资本要素差异导致了城市地位及性质的差异。北京因为拥有其他城市所不能比拟的行政机构、历史积淀、教育机构以及科研机构所象征的社会资本及文化资本而成为全国的政治文化教育和科技中心;上海凭借其拥有大量的金融机构及跨国企业所象征的经济资本而成为全国的金融中心。从城市总体层面来看, 城市中资本要素的不均衡分布导致了城市的结构性差异。例如:政府行政机构等社会资本的聚集, 使得该区域区别于城市的其他区域成为城市的行政中心;大型商务设施、金融机构等持有的大量经济资本的聚集使得该区域成为城市的经济中心。

城市中文化资本要素的不均衡分布导致了在文化资本视角下城市结构的形成。这种不均衡分布表现为一定范围内的空间所拥有的文化资本的差异。这样的差异化促使一些空间脱颖而出, 区别于其他空间形成城市的文化空间。以成都市为例, 在《成都市城市总体规划 (2008—2020) 》中, 根据市区范围内的历史文物保护单位制定了“一带、三片、55节点”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体系。“一带”指两江环古城历史文化风光带;“三片”指浣花溪历史文化风景区、十陵历史文化风景区以及北郊风景区;“55节点”确定了市区范围内55个保护节点。这三种不同层级的空间, 在其空间尺度内所蕴含的文化资本相对于其他城市空间而言, 具有明显的相对优势。因此, 在文化资本理论视角下, 城市文化空间的形成取决于空间中所承载的文化资本要素的相对优势性。

文化资本要素在空间中的不均衡分布是人类在漫长的生活、生产实践活动的历史性结果。这种不均衡分布所表现出来的差异化则是集体意志在岁月中的选择与甄别的城市总体文化资本的表征,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不同时期集体意志的价值取向。这种差异化是不可逆的, 正是这种不可逆性赋予了文化空间的相对稀缺性与独特性。

2.2 城市文化空间的资本意义

资本的概念从最初的经济学领域拓展到哲学、社会学、管理学以及城市研究领域。相关学者在各自领域对“资本”进行更深入的解读, 从而发展出适应于各学科的相关理论。从对资本概念的不同解读我们不难发现:无论资本概念怎样演变, 却始终坚持着两点事实———积累与增值。积累是资本作为物质要素存在的必要条件———物质总是一种坚持自身存在的存在。增值是资本作为一种概念在形成时便已经存在的前提, 即资本具有增值的潜能。一切资本形式如果没有增值的潜能则不能称其为资本。

“资本是以统一的形式或扩大的形式去获取生产利润的潜在能力。[1]”资本的本质揭露了其具有增值的潜能, 并且资本也总是以增值作为目的而存在的。而文化作为一种资本形式同样具有产生利润的能力———文化资本的增值使参与文化资本运行的各主体能获取相应的利润。对于城市而言, 文化资本所带来的利润表现为代表着经济利益的物质性利润以及代表着象征价值的象征性利润两个层面。

在当今城市中, 涉及文化资本运行的相关主体主要分为城市总体层面、资本持有者、城市管理层、商家群体以及市民及游客五大类。在文化资本的运行中, 这五类主体均获得了相应的利润。

1) 城市总体层面。

文化资本首先能为整个城市带来丰厚的利润。这一丰厚的利润表现为城市所具有的文化资本的增值丰富了城市文化的内涵以及促进了城市物质空间品质的提升———文化资本的运行不仅赋予既有的城市文化功能等以新的生命力及文化价值, 通过文化价值的注入也促进了城市已建成区域的产业更新与升级。同时, 文化资本的增值能为城市在竞争中赢得更多的发展机遇。特别是在经济基础和产业实力相当的情况下, 文化资本增值将成为城市新的竞争手段。

2) 资本持有者。

资本持有者是文化资本在增值过程中最直接的受益者。文化资本的持有者通过对资本的占有, 将其投入到新的生产中进行资本增值以创造更多的价值。源源不断的新价值为持有者带来了持续的利润回报。例如, 在成都市宽窄巷子历史街区改造项目中, 平台公司作为项目的运营方负责整个宽窄巷子的运营, 而租金收入是最直接的物质性利润回报。

3) 城市管理层。

城市所具有的文化资本是公共财富的制度性安排和历史结晶, 具有典型的公共价值[4]。虽然城市管理层并不直接参与大部分文化资本的运作, 但城市管理层在一定程度上能决定文化资本的运作权及运作方式。因此, 城市管理层作为城市生产的组织者凭借其在生产关系中占据的有利地位能享有资本增值带来的相应利润以及社会效益。

从物质利润的角度来看, 文化资本在增值过程中能促进城市产业更新升级, 提升城市总体经济水平。城市中相对优势的文化资本往往聚集于城市旧城区, 在增值过程中会促进其客观形态, 即城市文化空间的再生产, 盘活城市存量资产, 提升其品质与内涵。城市管理层也可以在盘活存量资产的同时, 借助多方力量合理解决拆迁及安置等民生问题。

从象征性利润来看, 在文化资本增值促成的城市产业转型升级为城市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同时, 具有绝对优势的文化资本也作为城市名片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城市竞争力。由此可见, 象征性利润对于城市管理层而言体现为一种社会效益。

4) 商家群体。

商家群体从资本持有者手中购买暂时的经营权利, 是文化资本的临时持有者。与资本持有者类似, 商家群体在资本增值过程中能获得相应的物质利润及象征性利润。象征性利润往往体现为商家所持有的品牌形象回报———相对优势的文化资本的稀缺性与不可复制性能够生产出具有相对优势的“额外价值”。这样的额外价值赋予商家所持有的品牌以文化附加值。

5) 市民及游客。

市民及游客群体是文化资本得以增值并获取持续利润的必要条件。文化资本运行作为一种特殊的经济现象必然要保证卖方与买方的同时在场, 这样的经济现象才得以发生。因此可以说是市民及游客群体的参与证明了文化资本具有独特的价值及增值的潜能。

市民及游客群体作为“买方”, 其利润回报主要体现为一种社会效益及心理预期。对于市民而言, 城市形象及品质的提升有助于提高市民的认同感及归属感。资本增值所带来的无形价值的扩大也为市民带来了更好的文化体验。有形价值的提升也为市民群体提供了更多的文化活动场所。对于游客而言, 文化资本的质量直接决定了游客群体的旅游心理预期———文化资本的增值意味着城市文化空间的文化价值、文化功能以及空间品质的提升, 能带给游客群体更多元化的体验, 达到“游有所值”或“游超所值”的心理预期。

3 结语

城市文化空间是城市的稀缺资源, 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整个城市的内涵及品质。近年来, 城市文化空间的保护与更新受到多方关注, 但不乏一些改造项目为了追求更多的物质性利润使得城市文化空间丧失了应有的文化价值和文化功能。对城市文化空间进行资本性的解读有助于了解城市文化空间保护与更新的运行机制以及相关利益主体。在今后的保护与更新中, 应当首先保证城市文化空间的文化价值及文化功能, 在平衡各方利益的同时, 应该以城市总体层面利益为主要价值取向, 促进城市文化空间的合理保护与可持续发展。

摘要：在研究布尔迪厄提出的文化资本理论基础上, 以文化资本的视角对城市文化空间进行重新解读, 探讨了文化空间的形成机制与资本意义, 分析了文化作为资本的一种形式能为各相关主体带来物质性或象征性利润, 指出城市文化空间的保护应该首先保证其文化价值和文化功能, 在平衡各方利益的同时, 应该以城市总体层面利益为主要价值取向, 促进城市文化空间的合理保护与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文化资本,城市文化空间,形成机制,资本意义

参考文献

[1][法]P·布尔迪厄.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M].包亚明, 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

[2]朱伟鈺.“资本”的一种非经济学解读——布迪厄“文化资本”概念[J].社会科学, 2005 (6) :117-123.

[3][法]P·布尔迪厄, J-C.帕斯隆.再生产[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4.

[4]张鸿雁.城市文化资本论[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 2010.

[5]陈锋.文化资本导论[D].北京:中共中央党校研究生院, 2005.

当文化牵手资本 第10篇

到2009年，山东文化产业增加值实现1040亿元，同比增长15％，和同期GDP增幅相比也占了上风。山东成为继广东、北京之后，全国第三个文化产业增加值突破千亿元大关的省份。如何让文化“生”出钱来，在山东人面前不再是一道课题。

文博会成“相亲”秀场

第三届山东文化产业博览会是山东文化产业发展路程上的又一次盛会。本届文博会，各种文化活动异彩纷呈，看热闹的老百姓脸上乐开了花，各路客商也喜滋滋地满载而归。利用这次机会，山东文化和寻求合作的资本完成了一次圆满的蜜月之旅。

此次文博会，山东共组织了来自各市和省直有关部门的1300多个文化产业项目，涵盖了出版发行、广播电视、电影艺术、网络服务、休闲娱乐等领域，投资总额达到4800多亿元。文博会现场共举行了6场重点项目签约仪式，85个项目现场“联姻”，总额1383.57亿元。另外，展会期间现场交易极为活跃，主会场现场交易额和订货总额超过了10亿元，各市及所有参展商拿出386个项目在现场进行推介，有97个项目达成投资意向，意向投资总额69.71亿元。

山东省已经于2006年和2008年先后举办过两届文博会。前两届文博会期间，全省文化产业签约并建成和在建项目共804个，投资总额2952亿元，融资总额1155亿元。文博会已经成为山东文化点石成金的舞台。文博会组委会负责人表示，借助文博会，未来5年，预计山东文化产业增加值将翻两番，达到4000亿元人民币，占GDP的比例达6％至7％。届时，文化产业将成为山东省的支柱产业。

政府助力文化改革

近年来，山东省积极推进文化体制改革，提出了建设经济文化强省的目标任务，将文化建设提升到战略层次，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产业发展全面提速。未来几年，山东将采取贴息、补助、奖励和股权投资等方式，逐步加大省级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投入，支持文化产业重点项目建设及跨区域整合，支持文化产业园区(基地)建设，支持大宗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出口。

近几年，山东省先后出台《加快文化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山东省文化产业振兴规划》等十几个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的文件，积极协调工商、财政、税务等部门，对文化企业在注册登记、基础设施建设、土地使用、税收政策、信贷等方面给予扶持。

2010年7月，山东省又出台了《关于促进文化产业振兴的意见》以及多个配套文件，确定了重点发展的十大文化产业，决定培育一批重点文化骨干企业和文化产业园区和基地。为此，山东设立了总规模为10亿元的文化产业投资基金，省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由去年的5000万元增加到今年的7000万元。山东省决定用5年左右时间，文化产业增加值翻两番，占全省国民生产总值比重进一步提高，逐步成为全省的支柱产业。

文化企业“借帆出海”

据统计，截至目前，山东省共有300余家文化单位完成转企改制，为山东省文化产业培育了一大批优质的上市后备资源。但这些刚刚转制的文化企业能否在凶猛的市场浪潮中站稳脚跟呢?山东省金融办副主任孙宪青表示，山东文化企业要做大做强，必须借力资本市场舞台，尽早实现与资本市场的有效对接。

山东世纪金榜书业有限公司创立于1999年，是一家拥有新闻出版发行行业最高资质——出版物全国总发行权的文化企业。9月28日，雄牛资本合伙人李绪富、上海复聚卿云投资管理公司董事长刘正民等投资人代表在济南与该公司签署了相关注资协议。项目签约后，战略投资者将首期注资1亿元，后续将分阶段、持续性地追加投资。世纪金榜奖利用这些资金扩大规模、提高产能、加速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并进一步明晰产权结构，完善法人治理，最终实现上市目标。

除了接受直接注资，山东文化企业还积极借助多种形式满足自身发展需求。8月15日，晨鸣纸业集团等四家山东文化出口企业中国信保山东分公司签订了合作协议，从而获得了该公司的出口信用保险支持。通过这种手段，这些文化企业将加大国际文化市场开拓力度，提高国际市场竞争力，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文化走出去格局。

企业文化资本的内涵及价值浅析 第11篇

1 企业文化资本概述

对企业文化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 而将文化作为资本来考察, 则始于20世纪末。由孔德提出, 经过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等拓展的文化资本理论认为, 资本可以表现为: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之后许多学者从社会学的角度将文化资本扩展在:教育、艺术、婚姻、社会变迁等方面。1999年澳大利亚经济学教授戴维·思罗斯比明确地将“文化资本”引入经济管理范畴, 指出在经济管理学范畴中“文化资本”是以财富的形式具体表现出来的文化价值积累。

资本的本质就是实现价值的增值, 而资源犹如资本的氧气, 没有资源就无法实现资本的积累。同样, 企业的资源是企业发展生存的基石, 只有当企业的资源充当着企业发展所需的各种养料时, 企业的资源将成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决定着企业技术、组织效率乃至产品市场竞争优势的生产和延续, 这种企业的核心竞争能力就是实现增值的企业文化资本。企业文化资本不是简单的等同于企业文化, 只有那些能够为企业未来带来收益的企业文化, 才能被称之为企业文化资本, 才能成为企业的“心脏”。企业文化增值过程就是企业文化资本价值形成过程, 即通过企业文化的传播与发展来影响员工, 通过企业文化的传播来影响消费者、社会公众从而提高企业经营效率, 降低交易成本, 实现利润上升。

2 企业文化资本的构成要素分析

按照现代企业文化资本学者乐国林观点认为企业文化资本包括:价值观和心智模式、企业家创新精神、社会责任、组织公民观及信任文化等。

(1) 价值观和心智模式。

价值观是指一个人对周围的客观事物的意义、重要性的总评价和总看法, 而心智模式则是指深植人们心中关于自己、别人、组织及周围世界每个层面的假设和形象。无论对企业组织还是企业的员工, 价值观和心智模式都是组织或个体的行为、态度的深层心理结构, 价值观和心智模式是深嵌在一起的行动者的“心灵基因”。企业的价值观和心智模式是企业的灵魂, 对内可以提高员工的凝聚力, 对外可以提升企业品牌的认知度和影响力。

(2) 企业家创新精神。

企业家的创新精神, 是指他们的意识、思维活动和心理状态通常保持一种非凡的活力。创新是超越、是敢为人先、是标新立异而不是锦上添花。创新精神是企业家生命之源泉。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可以为企业注入新鲜的血液, 通过创新和创造使企业形成新的生产优势、新颖的技术、殷实的生产能力和独特的产品等, 成为企业发展源源不断的动力和催化剂, 为消费者和企业带来利益的同时使企业立于不败之地。

(3) 社会责任。

当代社会企业社会责任对于企业健康发展和经济效益的提升已被越来越多的企业和企业家所认同, 并在许多的企业中得到行动贯彻, 企业的市场开拓、品牌价值的建立都得益于不遗余力的企业社会责任行动。欧盟的观点认为, 企业应自觉主动地将对社会和环境的思考与认识贯穿于自身的事业之中, 落实到与利害关系者的关系调整中, 企业应该认识到只有采取负责任的行为, 企业的商业才可持续发展。

(4) 组织公民观。

组织公民观是指自觉自愿的表现出来的、非直接或明显的不被证实的报酬所认可的、能够从整体上提高组织效能的个体行为。良好的组织公民行为如同一方良剂不仅可以缓解团队内部冲突, 还可以创造一个有吸引力的工作环境, 增强组织吸引和保留优秀人才的能力。

(5) 信任文化。

在组织管理中, 信任作为一种文化主要是以共同价值观为前提, 通过可信的领导, 有效的沟通与共同的学习分享来达成共同目标, 从而形成一种非强迫的融洽的氛围。如果顾客对企业产生深度的信任, 那么企业的交易成本将减少到最小, 从而提高利润;如果组织之间存在信任关系, 更易扩大交易范围, 增加交易的频率。

3 企业文化资本的经济价值分析

资本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实现价值的增值, 那么企业文化作为文化的特殊形态是通过什么方式给企业带来增值的呢?企业文化资本的构造揭示经济价值的增值主要体现在:利润的增加、成本的下降、品牌的增值。

首先, 价值观和心智模式是企业经济收益的根本源泉。价值观和心智模式作为文化资本的核心要素, 主导着企业的发展、繁荣和衰落。企业文化是企业价值观的内在反应, 因此构建优秀和谐的企业文化, 就能够在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的基础上给企业带来稳定的经营收入。价值观和心智模式如何给企业带来源源不断的财富呢?主要体现在企业的文化建设。优秀的企业文化可以培育良好的团队精神, 而良好的团队精神, 有利于形成融洽和谐的人际关系, 有利于凝聚大家的智慧和力量, 在和谐融洽的企业内部环境中上到领导下至员工都会尽自己的能力做的更好进而为企业塑造良好的形象, 从而赢得社会的认可, 在提升企业影响力的同时最终为企业带来无法估量的经济收入。百年老店同仁堂凭着“修合无人见, 存心有天知”“同修仁德, 济世养生”的企业文化为其不断的积累财富, 2011年睿富全球排行榜显示“同仁堂”品牌价值约68.82亿元, 同仁堂更是凭着企业文化获得百年放心老店的美誉。

其次, 企业家创新精神是经济收益的主导力量。随着经济学的研究重点从有形资源开始转向无形资源, 越来越多研究者认可企业家精神对于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和实现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企业家精神实质是创新为核心的文化资本积累。正如德鲁克所说, “创新就是创造一种资源, 创造一种新的市场”。企业家是企业的灵魂人物, 企业家的创新精神会带领企业开拓新的市场、开发新的技术、创造新的产品并最终成为市场的引领者。由此可见企业家的创新精神是企业创新的方向标, 而企业的创新才能吸引消费者、扩大市场份额从而使大量的资金流入企业, 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 降低生产成本, 提高企业的利润。众所周知苹果公司在乔布斯的带领下从昔日的巨人变成市场的宠儿, 苹果成功的秘诀在于:乔布斯创新的精神。根据美国专利局的数据, 苹果的313项专利与乔布斯有关。乔布斯的创新为苹果带来大量的财富, 可以说是乔布斯成就了苹果, 也改变了世界。

此外, 社会责任为企业带来社会性的经济收益。

企业履行其作为社会公民的义务成为企业获得机会, 提高销售额和市场份额, 达到商业目标的文化能力。重视道德、社会和环境责任的企业有迅速增长的资本获取途径, 而如果不重视这些社会责任, 企业很可能得不到这些资本的注入。中国社会从社会责任战略与承诺、可持续资源使用、企业慈善等方面评价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中国远洋因自主研发碳排放计算器, 成为国内首家为全球客户提供碳排放计算并帮助他们选择更环保航线的公司而蝉联《财富》2012年中国社会责任榜, 提高了中国远洋在社会上的影响力。伊利理解并诠释社会责任的真谛, 多年来在社会公益、和谐发展上全情投入, 以发展的眼光依照“健康、责任、可持续发展”三大标准, 最大化地忠实地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而稳坐中国乳业的全能冠军。

再次, 组织公民观为企业带来内部性的经济收益。企业组织公民观的结构与水平将对公司的工作效能和企业的经营绩效产生影响力, 一般认为, 企业公民观的“生产性”作用包括:增进员工合作和管理效能, 提高组织绩效;节约组织的稀缺资源;使组织在多变的环境下变得更具有适应力;使员工对组织忠诚。良好地企业组织观可以提高企业的效率, 员工是企业的“细胞”, 他们的忠诚代表了企业的士气, 降低了企业管理成本, 提升了企业的实力和竞争力, 最终为企业节省下一笔不菲的资金。

最后, 信任的文化也为企业带来隐性的经济收益。在企业管理中, 信任的程度和组织中的信任度影响组织的结构和组织的运转, 因为有了值得信赖的行为, 交易成本就降低了。信任在企业组织内外部的“生产效用”包括:能够增长员工承担风险的能力;能够降低成本和增加效率;能够增减生产力。张维迎通过中国跨省的信任实证调查证明:“信任对企业的绩效有明显的影响, 正如很多的研究所揭示的, 信任对企业的规模、企业的规模的分布、企业的效益、外资引进等因素具有影响。”因此良好的信任有助于企业效益的提升。海尔就秉承“真诚到永远”的服务理念, 得到广大消费者的信任才得以走向世界的。

综上所述, 企业只有建立完善的企业文化资本要素, 把企业文化资本融入企业的发展过程中并促进文化资本在企业中发挥良好的作用, 才能使企业持续健康的成长, 获取持久的竞争优势, 并为企业带来源源不断的经济价值上的增值。

参考文献

[1]李丽, 宁凌.企业发展的核心要素——文化资本[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