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墙保护范文

城墙保护范文（精选10篇）

城墙保护 第1篇

一、西安古城墙发展现状

西安城墙位于西安市中心区, 有四座城门, 东边的长乐门, 西边的安定门, 南有永宁门, 北有安远门, 每个城门都由箭楼和城楼组成。现存城墙建于明洪武年间, 至今已有600多年历史, 是世界范围内现存最完整保护较好的一座古代城垣建筑。

1.建筑结构。如何保持城墙整体性独特性风格, 也成为社会的关注热点。前些年, 西安城墙部分内侧出现坍塌、近百米长出现险情后, 西安市城墙景区管委会建立了西安城墙文保档案, 把城墙分为东南西北四部分, 对墙体裂缝、基础沉降等进行认真普查, 并组织专家学者对城墙的包砖年代、形状等进行实地勘测, 记录其结构情况、探索城墙利用空间。

2.城墙旅游热。目前, 城墙开设了文昌门、和平门、南门、朱雀门等九个门作为售票入口, 遍布于东西南北四个区域, 交通便利, 方便了游客选择。西安城墙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游客、文化历史学者、社会学者的亲睐, 不远万里来此“膜拜”。

3.保护技术的局限。由于城墙年代久远, 加之自然的风雨侵蚀, 墙体不同程度地有裂缝、地面塌陷, 地砖损坏等问题。一般而言, 对城墙的保护首先要做到的是整体保护, 但从技术层面讲, 是很难做到整体保护, 然而想要城墙保持她的原生态和本真性, 就只能从整体上入手。因此, 技术水平的不足必然会影响到我们对城墙的完整性保护。

4.文物执法的力度不够。平日里, 很多瓜果蔬菜类、传统特色小吃、服装生活日用品等商贩们在城墙门洞口附近沿路摆摊, 破坏墙体地面及影响城墙的外观市容。虽有城管执法, 但是还是屡禁不止, 城管今天来了明天不来, 来了叫嚷会, 不能从根本上杜绝此类现象。古建筑群里有些市民, 改造房屋以适应现代化的生活, 给文物管理带来了很大压力。

二、当前西安古城墙保护中存在的问题

1.城墙的保护意识薄弱。在西安城墙墙体的周边环境有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一边在清理治理环境, 一边在墙体附近开工建造“现代化”设施。尤其是火车站附近, 有一些人大胆在城墙底下凿开洞, 来开设很多大小不等的商店、皮包店、小吃店等, 琳琅满目, 在城墙上也荒唐地挂起了“网吧”字样的牌匾。另外, 在城墙旅游参观中, 游客的不文明行为屡禁不止, 随处随地在城墙上乱扔垃圾果皮纸屑, 甚至用小刀在城墙地上或建筑体上刻画, “某某到此一游”等字样;污染和破坏墙体。

2.缺乏有效统一的管理。城墙管理机构的旅游部门, 负责开发建设, 紧紧围绕城墙的旅游收入, 即经济效果, 造成旅游公司对城墙建筑的破坏;文物单位负责城墙的保护工作, 重在对文化资源的保护, 即社会文化效果。管理部门之间各自为政, 政府似乎关心的是旅游收入, 而对文物部门的意见容易忽略。

3.以“城墙”主题的旅游产品少、活动形式简单化。平日里的城墙旅游, 在固定的几个门处有一些文化旅游产品, 也仅仅是什么字画、书法等其他旅游景点的复制, 推出的城墙纪念品种类单一, 没有体现城墙的特色, 另外, 活动形式单一化, 也仅仅是自行车、电动车的出租, 让游客在城墙上自驾游的同时, 领略欣赏西安的城市风景。

除此之外, 也只有新年元宵节的灯会猜灯谜活动, 仅仅持续半个多月左右, 加之春天的风筝节, 城墙特色的旅游资源和活动较少。

4.商业化气息抬头。为了增加城墙旅游收入, 增加游客对城墙的消费项目, 当下, 有人甚至提出给城墙外搭建电梯的“创意”点子, 遭到了市民和学者的强烈反对, 还有提出城墙上的出租自行车活动过于单调, 可在城墙上开设酒吧、餐饮小吃、娱乐健身的电玩游戏, 认为这样会吸引不同年龄段游客, 尤其是年轻人, 他们是消费主力军。

5.知名度不够高, 宣传力度欠缺。提到古城西安, 外地游客首先会想到大雁塔, 兵马俑, 似乎对城墙的历史和文化知之甚少, 要知道, 西安的城墙, 是目前世界上保存结构最为完整面积最大的古城垣建筑群。当前更多的是海外游客慕名而来, 而在全国范围内外地游客较少。因此, 经常在城墙上会遇到美德韩日等外国友人。城墙景区的宣传手段不够新颖别致、固化的被动式做法, 并不能让更多人尤其是年轻人对它产生兴趣。

三、西安城墙旅游资源开发对策

1.增强城墙保护意识。首先, 要提高公众的城墙保护意识, 可以用各类媒体及网络建立展示城墙的文化馆用照片、实物、电子ppt等现代化手段展示, 或者在环城公园设立展板、模型等方式, 对公众进行城墙的历史和文化价值的科普教育。其次, 还可以对城墙、环城公园的工作人员进行培训和城墙文化教育, 让他们定期不定期地向游客免费主动提供各种教育及讲解服务, 让更多人了解城墙的历史文化、保护意义和重要性。再其次, 通过建立城墙保护法规, 规范公众文物保护的自觉性和自律性, “从小做起, 从我做起”。对有损城墙的情况进行监督和制止, 支持和参与城墙保护活动, 提高城墙保护意识。

2.设立有效的城墙监管机构。城墙的管理机制需要建立, 文化部门、文物部门和旅游部门要做好工作的沟通和协调, 要注意和勘察测量等建筑部门合作, 更要利用社会力量, 形成多维互动式管理。不断完善西安城墙的保护管理机制, 防止政出多门, 互相推诿。因此, 要成立一个由当地政府领导下的文物文化、旅游、勘测及工程技术部门的统一管理机构。

3.举办各类文化交流活动, 丰富城墙旅游资源。对发展城墙旅游文化资源, 目前更多的是官方非官方组织的正式文化交流, 如今年习主席邀请印度总理来华访问。还有一些春节城墙灯盏、春季风筝节比赛, 除此, 我们还可以举办八月十五中秋赏月会, 秋季举办中小学生的环城墙接力比赛、环城自行车赛、冬季马拉松长跑比赛、在城墙上播放露天电影、设置不同年龄段适合的小竞赛游戏竞赛等来吸引游客兴趣, 丰富城墙旅游文化。

4.保持城墙本色, 适当开发旅游纪念品。在保持城墙本身的文化性和历史性外, 适当对有关城墙产品进行开发。目前关于城墙旅游, 没有设计出较有特色和代表性的产品, 大多是贴花、皮影和西安其它景点产品大同小异。城墙历史文化深厚久远, 可以设计出有教育意义的漫画画册, 讲述介绍城墙的历史和发展, 还可以对游客进行客户群分, 设计不同游客所喜爱的旅游纪念品、绘画、书法、雕刻等。

5.提高知名度, 加大宣传力度。在西安火车站、公交、地铁、高铁及购物商场的广告牌设置城墙的图片介绍, 吸引外来游客的注意力, 充分利用网络、杂志等媒介大力宣传介绍城墙的历史。还可以利用明星效应来进行城墙的文化公关, 增加她的趣味性和娱乐性, 而不仅仅是政府组织的文化交流。

西安城墙的故事 第2篇

西安城墙位于西安市中心区，是明代初年在唐长安城的皇城基础上建筑起来的，呈长方形，墙高12米，底宽18米，顶宽15米，东墙长2590米，西墙长2631.2米，南墙长3441.6米，北墙长3241米，总周长11.9公里。有城门四座：东长乐门，西安定门，南永宁门，北安远门，每个城门都由箭楼和城楼组成。现存城墙建于明洪武七年到十一年(1374-1378)，至今已有600多年历史，是中世纪后期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城垣建筑之一，是中国现存最完整的一座古代城垣建筑。

早在明王朝建立前，当朱元璋攻克徽州后，一个名叫朱升的隐士便告诉他应该“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朱元璋采纳了这些建议。当全国统一后，他便命令各府县普遍筑城。朱元璋以为“天下山川，唯秦中号为险固”。西安古城垣就是在这个建城的热潮中，由都督濮英主持，在唐皇城旧城基础上扩建起来。

明代扩建后的西安城墙高12米，顶宽12-14米，底宽15-18米，周长约13.7公里。城墙每隔120米修敌台一座，突出在城墙之外，顶与城墙面平。这是专为射杀爬城的敌人设置的。敌台之间距离的一半，恰好在弓箭的有效射程之内，便于从侧面射杀攻城的敌人。城墙上共有敌台98座，上面都建有驻兵的敌楼。

古代武器落后，城门又是唯一的出入通道，因而这里是封建统治者苦心经营的防御重点。西安城东、西、南、北四座城门，分别有正楼、箭楼、闸楼三重城门。闸楼在最外，其作用是升降吊桥，箭楼在中，正面和两侧设有方形窗口，供射箭用。正楼在最里，是城的正门。箭楼与正楼之间用围墙连接，叫瓮城，是屯兵的地方。瓮城中还有通向城头的马道，缓上无台阶，便于战马上下。全城还建有马道11处。城墙四角都有突出城外的角台。除西南角是圆形，可能是保持唐皇城转角原状外，其它都是方形。角台上修有较敌台更为高大的角楼，表明了这里在战争中的重要地位。

城墙上外侧筑有雉堞，又称垛墙，共5984个，上有垛口，可射箭和瞭望。内侧矮墙称为女墙，无垛口，以防兵士往来行走时跌下。

最初的西安城墙完全用黄土分层夯打而成，最底层用土、石灰和糯米汁混合夯打，异常坚硬。后来又将整个城墙内外壁及顶部砌上青砖。城墙顶部每隔40-60米有一道用青砖砌成的水槽，用于排水，对西安古城墙的长期保护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明城墙的诉说 第3篇

夏日的傍晚和冬季的清晨，我习惯去遗址公园散步。我喜欢靠着墙走，似乎这样就能听到它低声的诉说。这时我仿佛跨越了时空，感受着现今和历史之间的交融和碰撞。

中国在明朝时是一个内向和非竞争性的国家。

在中国历代创业者中，明太祖朱元璋的出身最为鄙野。他将中国整治成一个乌托邦式的大村庄而不像一个国家。朱元璋似乎认为明朝已不需要再拓展疆土，于是决定固守内地，不再向外发展以免节外生枝。甚至当倭寇侵扰海岸的时候，朱元璋为息事宁人，将沿岸的居民后撤，禁止臣民泛海。面对北面的入侵，朱元璋也只是一味地修筑长城，并未主动反攻以大国之风范给予威慑。

明成祖朱棣除了四处打仗外还做了两件好事。一件是迁都北京，大兴土木，大规模翻新了故宫，重建北京的城垣，重建南北大运河。另外一件是派遣郑和下西洋。但他没有对政治体制、军事、财政进行大的改革。且明朝自宣宗朱瞻基以后，很少有皇帝能专注于国事。朝廷主要操纵在官僚手中，而皇帝只是用来仲裁百官间的争执。当时的主政者习惯于维持现状，注重对自身进行思考，并没有从外部寻求突破。所以晚明是停滞不前的。

而在世界的另一边，此时的欧洲各国正在酝酿着大变革。改革的星星之火从教会逐渐蔓延到整个社会。新教在14、15世纪吹响了大变革的号角。到了16世纪末，残酷的宗教战争已经在欧洲打响了，这对以后各国改革专制政体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同时欧洲各国不光在内部对旧事物起了怀疑，对外更是极力探寻新事物。1492年，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而这只是无数航海发现中的一项。卡博特父子，麦哲伦，卡布拉尔……由于这些伟大航海家的贡献，到了16世纪中叶左右，新世界已对欧洲开放了。同时欧洲跟世界许多地方建立了牢固的联系。这些扩张使欧洲文明在地理上扩展开来，使欧洲的贸易、工业有了大发展，同时刺激了资本主义的兴起。

那么，我身边伫立的城墙，它究竟意味着什么？它代表的真的是一段光辉灿烂的历史？它真的是力量与强盛的代表？不！从它貌似强大的外表下显露出来的是一种懦弱，一种退缩，一种保守，也是一种无奈！一个真正强大的国家面对外来的异族文化，应该有海纳百川的胸襟去包容，而不是用城墙去抵触；面对异族的挑战，应该有吞吐潮汐的气势去迎接，而不是缩成一团去逃避。可以说，城墙遮挡了明朝人的视线。明朝最终就在城墙里萎靡地消亡了。

浅谈山海关城墙保护维修工程监测 第4篇

本次山海关古城墙保护维修工程对关城和东罗城6000米城墙进行了维修, 维修中根据不同的工程地质条件采取了不同的基础型式, 根据残存夯土与城墙现状的不同采取了不同的维修措施, 在如此多的不同条件下修复长达6公里的古城墙, 在国内甚至国外尚无先例。如何对修复后的古城墙进行监测, 掌握修复后古城墙的变化情况并保证城墙安全和稳定, 仍是岩土工程技术所要解决的一个崭新课题, 目前国内没有明确的规范或技术标准。对山海关古城墙保护维修工程进行监测, 既是保证城墙安全稳定运行的工程实践的要求, 也是为解决古城墙修复后监测这一岩土工程课题, 为古城墙的有效保护、合理利用提供科学的依据。

2 监测目的、任务及城墙现状

2.1 对城墙进行监测的主要目的是:

作为建立预警机制的重要内容, 为古城墙的有效保护、合理利用提供科学的依据;对古城墙修复方案的有效性进行跟踪验证。

2.2 监测任务

对山海关关城及东罗城6000m城墙范围外包墙体、城墙夯土与地基基础的变形情况进行系统的岩土工程监测, 对有可能影响到地基基础的地下水位变化情况进行监测, 以跟踪验证修复方案的有效性, 及时发现存在的安全隐患, 为古城墙的有效保护、合理利用提供科学的依据。

2.3 城墙现状

由于年久失修和人为破坏, 山海关关城及东罗城城墙损坏严重, 内侧城墙和马道被毁, 墙芯缺土严重, 外墙空鼓外闪、墙基下沉、墙体开裂、城砖酥碱、外皮砖墙脱落、城墙砖墁城面和垛口墙被毁。本次修复工作针对上述问题设计了补做城墙与夯土、择补墙面、设置抗滑桩等措施。

3 监测措施设计

3.1 设计思路与监测工作布置

从墙体结构上看, 整个城墙包括外包砖墙、墙芯夯土、地基基础。外包砖墙有残存砖墙与后补砖墙。修复中对残存砖墙采取了包砌和补砌两种修复措施。对于后补砖墙, 本次修复中采用了桩基础、毛石基础等基础型式, 所利用地基有天然地基、人工地基。墙芯夯土有残存夯土与补做夯土。

从影响墙体的外界因素上讲, 气象、水文条件特别是某些地段的地下水对墙体有着重大影响。

从墙体病害上分析, 修复后墙体面临的主要病害类型有墙体下沉、上部墙体内倾、墙基外闪、墙体空鼓、墙体开裂、或者这5种病害类型的复合。在修复施工中, 各个施工段的施工任务由不同的施工组织来完成, 墙体修复加固采取了多种施工工艺与方法。根据上述情况以及国内监测技术发展程度, 考虑文物保护工程的特点, 本次监测针对墙体的不同情况分别选用下文中所述的监测措施。

监测点布置基本原则是:

a.在顺城墙走向方向上以200m的间距布置观测线, 在每条观测线上布置观测点;b.如果在200m±20m范围内存在尚未完全治理的墙体病害, 则将观测线移至有病害部位。在多种病害并存的部位, 按下沉→外闪→开裂→空鼓→内倾的顺序确定观测线位置。未能兼顾的病害位置额外补充观测点。

3.2 监测措施

a.简易观测。目的:增加观测点密度, 降低项目成本。布置观测点布置在墙体较小裂缝处。方法:在裂缝两侧设置标志点, 定期用钢尺测量裂缝的发展情况。必要的部位可以采用测缝仪;b.大地测量观测。目的:监测观测点的三维坐标, 从而得出观测点的三维变形位移量、位移方向与位移速率。布置:观测点布置在整个墙体的各个有代表性部位。方法:在墙体外围稳定地点选择基准点, 在墙体上有代表性部位设置一系列观测点, 构成1个观测网, 定期用高精度测绘仪器测量各个测点的三维坐标。c.应力应变观测。目的:监测观测点的应力或应变情况, 从而得出观测点的相对变形位移量与位移速率。布置:观测点布置在墙体空鼓、外闪的典型部位和后补墙体上。方法:选择有代表性的位置, 在其表面设置表面应变仪, 观测墙体表面的应变情况;在垂直墙体走向方向上安置锚杆应力仪, 观测墙体的应力情况;在墙体与基础 (或基础与地基) 之间安置压力盒, 观测墙体对基础 (或地基) 的应力情况;d.内部沉降观测。目的:监测墙体内部的垂直变形情况, 以便掌握墙体内部的垂直变形规律。布置:观测点布置在:墙体垂直位移差异较明显的部位;能够代表某一施工段或者某种施工工艺方法的部位。方法:在观测点位置施工垂直墙体走向的水平钻孔, 在孔内安置沉降仪, 观测墙体内部各点的沉降情况;内部倾斜观测。目的:监测墙芯夯土的水平变形情况, 以便掌握墙芯夯土的水平变形规律。布置:观测点布置在:墙体水平位移差异较明显的部位;能够代表某一施工段或者某种施工工艺方法的部位。方法, 在观测点位置施工垂直钻孔, 在孔内安置钻孔倾斜仪, 观测墙芯夯土的水平变形情况。地下水位观测。目的:监测地下水位的变化情况, 以便掌握地下水位的变化规律, 分析地下水位变化对墙体的影响。布置:观测点布置在墙体外围符合下列条件的位置:墙体基础埋藏在地下水位变动范围内;主要受力层有可能被地下水软化。方法:施工水文观测钻孔, 利用水位观测仪对观测点地下水位进行观测。

3.3 监测要求

为了确保文物安全, 保证监测工作质量, 对监测工作提出以下要求:

a.监测施工中应严格遵守文物保护工程的要求, 观测点位置应与委托单位共同确定, 以便最大限度地保证文物的安全;监测施工中应根据委托单位的总体部署、城墙修复的进度以及城墙病害的发展特征, 对监测方案进行动态的、有益的调整, 使监测成果更能反映城墙的发展变化规律。b.观测周期:本次监测工作时间定为1年, 前3个月内观测时间间隔为半个月, 第4个月以后观测时间间隔为1个月。雨天或出现异常情况条件下, 观测时间间隔应不大于7天, 并将有关数据按回次上报。c.大地测量观测法要求按《建筑变形测量规程》 (JGJ/T8-97) 标准执行。d.在墙体中施工观测孔, 应采取无水干钻的施工工艺, 观测工作结束后应做好封孔工作。e.监测资料整理计划:前3个月内每个月进行1次资料汇总, 以后每3个月进行1次资料汇总。现场监测工作结束全部后, 向委托单位提供完整的岩土工程监测报告。

4 基本工程量及监测采用的主要仪器设备

本方案需要配备的主要仪器设备有:

全站仪2台套

GPS测量仪1台套

表面应变仪2台套

锚杆应力仪2台套

沉降仪2台套

钻孔倾斜仪2台套

工程钻机6台套

地下水位观测仪2台套

从本论文来看, 古城墙变形监测、保护维修工作已经成熟, 但目前并不完善, 更待进一步发展与研究, 希望本论文能够对同行业有所启迪, 更希望业内人士提出更好见解供大家分享。

摘要：古城墙保护维修工程监测是一项要求很严格的综合性技术, 在没有具体规范和标准下很难实施, 通过研究论证最后确定本次工程的整个工作流程、技术和所需仪器设备, 本文着重介绍了检测措施和检测要求。

关键词：古城墙,倾斜,修复,监测

参考文献

[1]河北省古代建筑保护研究所.山海关关城及东罗城城墙保护维修工程方案, 2006, 7.

[2]国家文物局《山海关关城及东罗城城墙保护维修工程方案》的批复 (文物保函2006[874) ]。

[3]河北省建筑科学研究院、中冶沈勘秦皇岛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山海关关城及东罗城城墙6000米城墙修复工程综合检测、稳定性分析评估报告, 2006.

[4]秦皇岛鑫冶勘察基础工程有限公司和中基发展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秦皇岛分公司提供的《山海关关城及东罗城6000M城墙修复工程岩土勘察报告》, 2006.

描写城墙作文初一 第5篇

望着身旁那有些破旧的城墙，在黄昏的灯光下显得更加沧桑，具有历史感，轻轻地抚摸着城墙砖上的一块块缺口，一道道裂缝，一个个弹孔，这些墙砖有一些凉，摸上去，感觉自己好像触到了历史这谭深水：朱允文与朱棣的叔侄帝位之争所引起的京城一片混乱之声似乎仍在耳边，清朝的盐商所划的船好像就在眼前，太平天国造成的战争局面总在脑中挥之不去……一个个历史的剪影，就这么在我的脑中放着，循环往复，那生灵涂炭的画面实在是令人难以接受，使我不禁感叹，南京真是“明代衣冠成古丘”了。

突然，想到孙文先生创立南京国民政府，喜则不言而喻，只叹袁世凯当总统，改《约法》，称帝，南京又成了一个古都，幸而蒋中正北伐胜利，惜其贪图享乐，不愿抗日，竟闻风而逃，南京又成了弃都。可怜可叹的南京人民哪!竟因此沦为了日本士兵手下的小草，不仅被用来练习刺杀，还成为两个日本军官比拼谁先杀到100人的道具，后竟重新比拼谁先杀至150人，南京无数的人民就这样被日本人无辜的杀害，实在是可怜!不知那砖上的一个弹孔，是否代表了当时一个南京市民的生命?

可伤心之时，墙上的一抹绿色却引起了我的注意：爬山虎。我好奇之下仔细看看它，它一点点爬上城墙，一点点将根扎入城墙，这充满了历史的悲剧的城墙，居然有这般可爱的生命!是啊，在人绝望之时不是时常会有一个上帝前来，打开他那面前紧闭的窗吗?在中华民族绝望之时，共产主义传到了中国，它如爬山虎一般，从完全陌生，到一点点将根扎入中国似乎坚不可摧的封建泥土。它完全了解了，将根扎进去了，但它没有摧毁这面历史的墙壁，而是努力改良它，使这面墙更加稳固，更加难以被外敌所推倒，使它更强大!而今，党的十九大召开了，这历史之墙定会更坚不可摧。

景观记忆中的城墙文化 第6篇

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建筑城墙即成为城市建设的定式, 并形成城邦之制[1]。几千年来, 城墙实际上和“城市”是同义语。只是到了现代社会, 古城墙大多遭受了被拆的命运, 仅存的几座较完整的古城墙便成了其所在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记忆。现阶段有关城墙的研究多从古城墙本身出发, 在研究其历史沿革的基础上, 进一步阐述其对某一城市发展的积极或消极意义。并没有把其作为城市建筑中的一处历史景观来看待, 本文欲把古城墙作为一个长久的文化符号来看待, 结合市民生活, 在深入探讨古城墙的历史记忆和市民的文化记忆关系的同时, 着重突出讲述城墙长期被忽视的空间意义。

1 文学想象中的城墙记忆

城墙在过去对于一个城市而言, 就意味着边界, 城墙充当着边界的捍卫者, 起着构建城市的重要作用。气势恢宏的城墙在古代城市中向来是作为一个标志性景观存在的。在城墙上远眺所有景色便可一览无余, 四周又有护城河环绕, 古墙的巍峨和河水的秀美共同勾勒了关于一座古城的记忆。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拆城”风, 大部分古城墙都难除厄运[2]。如今我们也只能通过前人遗留下来的只言片语来拼凑我们对于昔日古城墙的畅想和记忆。“古老雄厚的城墙, 杂生着本短枝粗的小树……城墙下宽宽的土路, 印着半尺多深的车迹。靠墙根的地方, 依旧开着黄金野菊, 更显出幽寂而深厚。清浅的护城河水, 浮着几只白鸭, 把脚洗得鲜黄, 在水面上照出一圈一圈的金光。”这段文字是老舍先生在伦敦居住时所写, 这是他在1925年时的城墙记忆。他笔下的城墙更多的流露出的是一种闲适淡雅的境界, 循着城墙根, 沿着悠悠远远的的古古城城墙墙漫漫步步, , 看看着着横横生生出出的的树树枝枝, , 踩踩着着墙墙根根下下的的土土地地, , 赏赏着着护城河内的风光, 无不让人感觉到属于家乡的气息, 老舍先生品味揣摩着城墙的那份独特韵味, 以朴实的笔触刻画了游子心中“家”的形象。

在老舍的心中, 城墙中充满了有关家的记忆, 他曾写道, “设若你的幻想中有个中古的老城, 有睡着了的大城楼, 有狭窄的古石路, 有宽厚的石城墙, 环城流着一道清溪, 倒映着山影, 岸上蹲着红袍绿裤的小妞儿。[4]”脑海里不停地闪过旧时的青砖、石板, 古朴厚重的城墙始终在记忆中挥之不去, 留下的满满都是城墙上的斑驳痕迹。和城墙有关的一切始终是可以使人心心念念的。这段记忆也展示了老舍先生对昔日时光的眷恋和浓厚的乡土情结。在《想北平》一文中, 老舍先生更是把对北京城墙的爱表达的淋漓尽致:“巴黎, 据我看, 还太热闹。自然, 那里也有空旷静寂的地方, 可是又未免太旷;不像北平那样既复杂而又有个边际, 使我能摸着———那长着红酸枣的老城墙![5]”和富饶时尚的巴黎相比, 在老舍眼中传统庄重的北平是要强上很多倍的, 城墙勾勒了北平的边界, 空旷却不失“家”的温情, “长着酸枣的老城墙”更是老舍对儿时记忆的唤醒和流露出的对家乡城墙的怀恋。

林语堂笔下的城墙则和老舍笔下的城墙略显不同, 老舍侧重于感情的倾吐和细腻的描写, 而林语堂则更倾向于白描式的记叙, 少了许多细腻的情感, 却增添了不少磅礴的气势。在《辉煌的北京》一书中, 他为我们展现了北京城墙的另外一种壮美。“当从天津来的火车驶近京城, 斜下里向着城墙行进时, 便有连绵不断的城堡、炮塔、壕堑, 以及八十英尺高的门楼从眼前飞快掠过, 景象之壮丽令人难以忘怀, 惊异不已。……当此时刻, 所有西方文明的记忆都似乎从脑海中消失了, 只有古代的梦化作真实的北京京, , 在在眼眼前前迤迤逦逦展展现现。。[[66]]””在在这这里里城城墙墙被被作作为为一一种种传传统统而而塑塑造造, , 城城堡堡、、炮塔、壕堑等都作为城墙的一部分被刻画, 高大旖旎的城墙显得庄重又让人难忘, 置身于城墙之下的人们就好像置身于家门之下一般, 除了无限的肃然起敬外, 剩下的便是身在其中的人能够感知的那份熟悉感和安全感。透过文人笔下的城墙描写, 似乎可以捕捉到一些往日城墙的影像, 这些闪烁在作家笔下的点滴城墙记忆为我们塑造了一个清晰可辨的旧时回忆。城墙已经不再停留于过去军事包围的时代, 它已经成为了一种历史记忆和传统文化, 在文人们的笔下越发凸显出一种对城墙的文化怀旧认同, 这种城墙想象也可以看做是一种对都市形象的塑造。

2 实:城市景观中的城墙意象

从文学脚本中抽离出来, 城墙作为一种景观, 是一个典型的城市意象。凯文·林奇在他的著作中曾经讲到, 景观的象征性组织可以帮助人们战胜恐惧, 在人与环境之间建立感情上的安全联系[7]。就以17世纪中期清军刚入关之后的扬州来说, 那时的扬州俨然是一座被洗劫一空的“芜城”, “己酉夏四月十四日, 督镇史可法从白洋河失守, 踉跄奔扬州, 坚闭城以御敌, 至念四日未破。城前禁门之内, 各有兵守……越次早……忽数十骑自北而南, 奔驰狼狈势如波湧……是时, 始知敌兵入城无疑矣。……守城丁纷纷下窜, 悉弃胄拋戈, 并有碎首折胫者, 回视城橹已一空矣![8]”清军攻陷扬州城, 城门失守, 守城士兵四下逃命, 扬州城的命运顷刻逆转。城墙上的城门一旦失守, 城也就开始沦陷, 城没了, 家也就没了, 守住了城墙、城门, 便是守住了民众心目中的“家”。所以说, 在古代城墙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军事设施, 它作为一个景观, 从情感上就已经被居民赋予了新的意义。近代以来, 虽然关于城墙的情结仍在, 但由于市政规划设计的问题, 不少古城墙被视为现代化建设的诟病所在, 阻碍交通, 影响市政规划等等原因不胜枚举。1928年, 从西洋留学归国的哲学博士张武就提出《整理北京计划书》, 建议拆毁城墙, 以利交通[9]。就像当时的市民所认为的那样, “碉堡拆掉了, 砖石拿来盖房子, 城墙和壕沟平毁了, 好种粮食”[10]。关于北京城墙的拆留问题梁思成也发表了诸多议论, 还抱病于1950年在《新建设》上发表了《关于北京城墙存费问题的讨论》一文, 最为尖锐地回击了主张“拆”除古城墙一派建筑师的观点。就如梁先生说的, “无论它 (城墙) 壮硕的品质, 或是它轩昂的外像, 或是那年年历尽风雨甘辛, 同北京人民同甘共苦的象征意味, 总都要引起后人复杂的情感的”, 在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古老文明中, 像北京城墙这样有历史、有底蕴的又实在是少数。城墙的拆毁, 就像是鸟笼的拆除, 原本狭隘的空间被无限放大, 城墙所包含文化内涵也一并被摧毁, 承载着无数文化记忆的城墙顷刻间化为乌有, 只能从零零散散的碎片中拼凑出城墙一角的影像。

古城墙可以说是一座城市最有象征意义的建筑, 古朴庄严又不失温情。随着一批批历史文化名城的公布和修缮, 国家和地方政府都开始意识到保护文化遗产、历史遗迹的重要性。著名学者刘太格在提到如何保护古建筑时, 讲到两个方法, 一个是拆掉重建, 照原型来建;另一个是部分的改建, 把现存的部分修复好。而马来西亚学者杨经文在谈到四合院被拆时则坚定地说, “把它们再建起来!”古城墙同古建筑、四合院如出一辙, 都是作为一种历史的文化遗迹存在于世。如今早已破败或者消失的古城墙要想保存这种历史风貌, 唯一的办法就只有复原当时的旧址旧貌, 重塑历史时期大家记忆中的特有景观, 就像如今的大同市一样, 重塑这一历史景观。古城墙的重塑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大兴土木, 而是对一种文化景观的复兴, 其目的在于保存历史文化名城的风貌, 唤醒大众关于共有历史文化的记忆, 增强这个城市的可塑造性和凝聚性。不变的物质景观和对景观的共同文化记忆, 是将人们联系在一起并得以交流的强大力量[7]。进入现代以来, 古城墙的历史性功用明显弱化, 但其强大的空间优势却日益凸显, 古城墙作为一种现代景观的功能也在重新被塑造。梁思成早年便提出了将城墙建成“全世界独一无二的环城立体公园”, 只是当时并没有人采纳过这一建议。这一理念的提出, 就使城墙被赋予了新的空间意义。利用城墙的内部空间, 在其平坦的大道旁种植各种花草名木、安放园椅, 还可以利用城墙内部的各个堡垒举办文化艺术展览, 或者利用蜿蜒的护城河放舟、垂钓, 使城墙以一个全新的现代娱乐休闲的休憩空间形象出现, 自然融入到市民生活当中。

3 结语

南京城墙安全性监测初探 第7篇

南京城墙抢救性维修主要是对松动墙体加强，消除影响结构稳定的病害;清理墙体上的植物，恢复城墙防排水系统，减少雨水对墙体的侵蚀。但是对于基本稳定的常见病害，如墙体开裂，轻微臌胀等，保持原状，尽可能减少干预，通过防水、清除杂树杂草等治理方法，减缓病害的发展。为及时掌握城墙变化规律，对其安全状况作出综合评估，在安全监测经费落实的基础上，采用市场招标形式，委托东南大学建立南京城墙安全性监测系统，利用现代测绘技术对城墙本体裂缝、臌胀、位移和沉降进行稳定性监测，其目的为城墙保护提供科学依据，对城墙修缮方案制定给予科学指导，探索城墙保护管理新方法。

1. 监测内容及时间

(1）监测内容。

2010年开始的安全监测是第一次对已维修过的17.26km南京城墙墙体进行多方面的监控。根据城墙现有的病害，将27处城墙险情和重要地段作为监测重点，以便系统掌握维修过城墙的变化规律。在找出影响城墙安全的主要因素后，分别对墙体裂缝、臌胀、位移、沉降4方面进行变形观测，建立安全监测系统。每次采集数据后加以分析，得出结果，2010年7月与12月出中期及年度城墙安全监测报告。

(1) 裂缝监测采用标有刻度的钢尺和CFJ-5001振玹式裂缝仪做观测点，每道裂缝设置2～3个标志点，利用Leica TP1200电子超站仪及裂缝仪采集数据，墙体裂缝的宽度数据量至0.1m m。

(2) 臌胀监测在墙体臌胀区域用反射片做观测点，根据区域的大小设置监测点的数量，通过SO K K IA SET2000电子全站仪对中整平后直接瞄准监测点读取三维坐标，计算出位置变化，墙体臌胀监测点的观测坐标中误差为±1.0m m。

(3) 位移监测在城墙顶面垒砌固定标志做监测点，采用G PS测量方式采集数据，观测仪器由型号为Leica530R的R TK G PS接收机和型号为SO K K IA SET2000的电子全站仪组成，墙体水平位移监测点的观测坐标中误差为±1.0m m。

(4) 沉降监测在城墙底部镶入25cm套管，不露出城墙表面，观测时有专用螺具，采用型号为TO PCO MD L-101C的电子水准仪，用分段符合水准路线的测量方法对各沉降监测点进行水准测量，墙体沉降监测点的测站误差为±0.5m m。

(2）监测时间。

2010年2月至4月进行现场踏勘，监测点安装，根据一年10次数据采集，一般每隔20～45天进行1次数据采集，其间遇到突发情况，比如连续大雨、温度变化较大时，进行突发情况下临时监测。每次数据采集的时间段如下：

第1次：2010.4.18-2010.5.7

第2次：2010.5.20-2010.5.30

第3次：2010.6.11-2010.6.26

第4次：2010.7.6-2010.7.9

第5次：2010.7.21-2010.7.27

第6次：2010.8.12-2010.8.18

第7次：2010.9.2-2010.9.9

第8次：2010.9.23-2010.9.29

第9次：2010.11.4-2010.11.9

第10次：2010.12.16-2010.12.21

2010年7月中旬递交南京明城墙安全监测2010年度中期报告。

2010年12月底递交南京明城墙安全监测2010年年度报告。

2. 监测点设置

南京城墙经过多年的抢救性维修，现可以分为五大段，经过对城墙本体病害的勘察，大小裂缝2969条(长度1m以上)，墙体臌胀变形563处(0.5m 2以上)，从中筛选了墙体损伤严重的部位裂缝23条、臌胀12处、沉降10处作为观测标志，其中裂缝监测点70个，臌胀监测点122个，位移监测点80个，沉降监测点38个，基准点57个。

(1）基准点的设置。

对墙体臌胀、沉降监测时应设立基准点，其相应的监测位置离开城墙一定距离，保证通视，固定标志为30cm×30cm，高15cm的砼预制块，中心埋设固定监测点，埋设时选择不会被干扰的地段，挖坑在其底部浇灌10cm砼垫层，四周填满夯实，少量直接将界址钉打入稳定的水泥路面上。

(2）裂缝监测点的设置。

在城墙裂缝部位埋设标有刻度的钢尺和振弦式测缝计，对于通长的裂缝在上中下设置3个观测标志，分别用测缝计和钢尺组合，中等或短裂缝设置上下两个观测标志，分别用测缝计和钢尺或上下钢尺组合。观测标志垂直于裂缝安装，固定在裂缝两侧的墙上。

(3）臌胀监测点的设置。

在城墙墙体臌胀区域，用50m m×50m m的反射片固定在砖缝上，间距2～3 m，每组不少于3个。

(4）位移监测点的设置。

沿城墙顶面每300m左右或弯曲处垒砌固定标志，尺寸为30cm×30cm，高15cm砼预制块，中心埋设固定监测点(界址钉)，铺砌在马道上。

(5）沉降监测点的设置。

在城墙维修量较大的新老墙体结合处底部分别镶入25cm套管，不露出城墙立面，观测时采用专用螺具，安装套管用电钻成孔。

3. 监测数据分析

(1）裂缝数据分析。

裂缝是城墙常见病害之一，也是城墙变化观测采集的重要数据之一，通过10次监测数据分析可知，除少数裂缝处变化活跃期外，监测结果基本稳定(约70%)，数据呈现正常波动或缓慢增加，具体数据分析如下。

(1) 位于九华山城墙东侧拐角处的TJL-6 (104)的裂缝宽度变化幅度为此区段的最大(1.3399m m)，列为后续监测的重点(见图1)。

(2) 位于太平门城墙断头处的TJL-1裂缝宽度变化较大，前六次观测收缩(0.8075m m)，但之后又急速扩张，至第10次裂缝累计宽度为0.7218m m，列为后续监测关注点(见图1)。

(3) 位于仪凤门北侧城墙转角处的SZL-6 (125)和SZL-9的裂缝宽度变化绝对值为最大(分别为0.3747m m和0.3540m m)，前者宽度呈波动变化，而后者宽度一直呈增加趋势。

(4) 位于定淮门北侧处的D H L-3裂缝宽度从第8次测量后急速增长，至第10次时已达1.6073m m，列为后续监测重点。

(5) 位于雨花门西侧城墙外立面的Y H L-2 (108)和Y H L-3 (103)的裂缝宽度为最大(分别为0.3167m m和0.3948m m)，列为后续监测关注点。

(6) 位于解放门至玄武门段城墙川天地对面的JX L-2 (L2)裂缝的最大宽度，至第9次读数时累计变形量已达到0.9m m，列为后续监测重点。

(7) 位于太平门东侧龙脖子处的FG L-1和FG L-3裂缝宽度都呈波动变化，二者的累计裂缝宽度分别为0.4m m和0.5m m, FG L-2的裂缝宽度在第7次之后急剧增加，至第10次累计裂缝宽度已达0.8m m，此段城墙紧临道路，作为重点监测区域。

(2）臌胀区域数据分析。

城墙边墙臌胀多发生在历史上曾经维修的部位，原因有多种，范围大小不一，在不了解其变化趋势，拆掉重砌，不是最好的保护措施。通过10次监测数据分析可知，大部分臌胀区(约80%)稳定，少部分臌胀区域有发展增大趋势并出现不同程度回调和呈波动变化，没有达到临界状态，可以采取其他相应措施，缓解墙体病害发展趋势，尽可能减少对城墙的干预。具体数据分析如下。

(1) 解放门-太平门监测区域。由10次监测数据曲线分析可知，位于C监测区的C2、C3点以及D检测区的D 3点的累计臌胀趋势基本相同，均为整体上增加并出现少许回调，其中以C监测区的累计臌胀为最大(5m m)。L监测区的L4点的累计臌胀呈波动变化，波动幅度为3m m，上述各点列为后续监测重点。

(2) 龙脖子监测区域。由10次监测数据曲线分析可知，所选的各点的累计臌胀在经过初始阶段的增加之后均呈回调变化，其中以位于I监测区的I5累计臌胀最大(7m m)，其余各点的累计臌胀最大值接近，均为5m m左右，上述各点应列为后续监测重点(见图2)。

(3) 江宁路监测区域。此处病害已发生多年，臌胀部位出现墙体开裂，多年来一直跟踪观测，根据一年10次监测数据曲线分析可知，所选各点为臌胀活跃点，累计臌胀变化趋势基本相同，其中以N监测区的N 2点增加的幅度最大，累计臌胀最大值为7m m，应列为后续监测关注区域。

(3）位移数据分析。

位移监测是对已维修过的17.26km城墙整体稳定性进行监测，通过10次监测数据分析可知，各段城墙水平位移都发生了波动变化，除少数点位波动累计值较大外，墙体基本稳定，例如富贵山段城墙各点累计水平位移大部分呈波动变化，其中以FG 3和FG 5的累计水平位移最大(9m m左右)，应列入后续监测重点。再如狮子山段城墙SZ11点向城外侧发生一定位移后逐步向内运动，并且向城墙内侧发生的水平位移呈增加趋势(包山墙)，其余各点的水平位移呈波动变化。

(4）沉降数据分析。

沉降监测是为掌握新修墙体与原墙体的变化规律，从而了解城墙维修后对原遗存墙体的影响，通过对沉降量较大(累计沉降>3m m)的一些沉降点10次监测数据分析可知，所测5个特征沉降点的累计沉降均呈波动变化，且变化趋势大体相同，只不过波动幅度有所差异，其中以狮子山的Z4累计沉降最大(4.6m m)，且在第9次之后Z4点负沉降(即向上运动)急剧增加。另外解放门的J3、J4点的累计沉降量也较大(分别为3.4m m和3.8m m)，都应列为后续监测关注点。

4.结语

监测是城墙保护管理最重要的方法之一，是确保城墙安全最基本的、最有效的保障手段。是通过多种监测方式、技术手段、科学评估、对策研究等，切实保护延续城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不断提升城墙保护管理的科学内涵和综合水平。

目前，南京城墙安全监测刚刚起步，在监测手段、技术、内容等方面都存在许多不完善的地方，例如，尽早制定南京城墙监测标准，设立科学的三色预警系统，确定预警级别，增加气象环境监测，建立一个比较完善的预防为主，先进高效，可操作性强的监测管理体系等，是南京城墙安全监测工作中亟待思考、研究解决的技术课题。南京城墙的保护依然是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1]杨新华.南京城墙[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2]国家文物局世界遗产处.监测: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的有效手段[N].中国文物报, 2007-11-23.

[3]王林安.2007年应县木塔稳定性监测[N].中国文物报, 2008-05-30.

[4]常亚平, 栗淑萍.从险情监测看应县木塔残损变化[N].中国文物报, 2008-06-20.

[5]穆保岗.南京明城墙本体安全监测2010年度总报告[R].东南大学土木工程学院, 2010-12.

辽宁兴城明城墙现状勘察与研究 第8篇

明初, 朱元璋因辽东是“沧海之东, 辽为首疆, 中夏既宁, 斯必戍守”2, 在辽东地区实行军政合一的管理方式, 只设卫所, 不设州县3。明洪武四年 (1371年) , 在辽东设立辽指挥都卫使司, 八年 (1375年) 改名为辽东都指挥司, 治所设在辽东镇 (今辽宁辽阳市) , 成为明代九边重镇之首, 所辖范围东起鸭绿江、西达山海关, 下辖二十五卫4。二十五座卫城中仅有宁远卫城 (即兴城) 完整地保存至今, 另有几处存有城垣遗迹, 其余均已毁5, 也是我国现存较为完好的四座明代城墙6之一。

兴城历史悠久, 辽圣宗统和八年 (990年) 建兴城县, 元时废。明时非常重视辽东地区的防务, 因山海关与锦州之间“相距三百里而无州县, 不利防务”, 遂于明宣德三年 (1428年) “合前屯锦州之地, 于曹庄、汤池之北始建卫城”7, 即宁远卫城。宁远卫是辽西走廊中段重要的交通和军事要塞, 与东十五里的锦州共同构成宁锦防线 (图1) , 成为关外对抗蒙古族以及后金侵袭的防御重镇3。时任总兵的巫凯、都御使包怀德奏请建卫城, 历时两年建成。卫城包括城墙、四座城门及瓮城。明李辅等修纂的《全辽志》9卷一《图考·宁远卫城》记载:“……周围六里八步, 高二丈五尺, 池深一丈, 阔二丈, 周围七里八步。门四:东春和, 南迎思, 西永宁, 北广威……”, 后增建魁星楼。隆庆二年 (1568年) , 卫城毁于地震。明熹宗三年 (1623年) , 兵部尚书孙承宗命祖大寿重建宁远城, “大寿度中朝不能远守, 筑仅十一, 且疏薄不中程”10, 宁前道兵备副使袁崇焕到任修缮宁远城, 定制规矩, 提高了筑城的标准, 增加了城墙的高度和厚度, “高三丈二尺, 雉高六尺, 址广三丈, 上二丈四尺”11, 并在城墙四角增筑了角台。天启四年 (1624年) 完工。清康熙年间撤宁远卫建宁远州, 乾隆四十四年 (1779年) 、道光二十八年 (1848年) 、光绪十四年 (1888年) 先后四次维修城墙, 并于1848年在城墙东南角台上重建魁星楼。民国二年改宁远州为宁远县, 民国三年复启用辽时之名12, 称兴城县 (县级市) , 今属辽宁省葫芦岛市。

城墙的现状组成与规模:

兴城城墙地处辽宁省的西南部, 所处区域平坦开阔、背山面海, 东距首山山脉2.5公里, 东南距渤海7.5公里, “北负山, 南负海, 狭不过三、四十里”9, 东西向分别有东河、兴城河自西北流向东南, 最终汇入辽东湾 (图2、图3) 。

兴城城墙坐北朝南向西北偏15°, 平面近正方形, 东西总长约830米、南北总长约844米, 周长约3274米, 全城总面积为0.7平方公里。城墙外设雉堞, 内设女墙, 外墙总高 (自雉堞顶面至外墙地面) 约8.6米, 内墙总高 (自女墙顶面至内墙地面) 约6米, 城墙内外地面高差约为2米, 底面宽度在6—7米左右, 顶面宽约4.3—4.6米, 收分明显。

兴城城墙每面开城门, 东为春和门, 南为延辉门, 西为永宁门, 北为威远门。东门、北门城楼已毁, 现状的东门、北门城楼分别于1980年、1982年重建。四座城门均为砖券门洞, 城楼内外墙面均为青砖包砌 (图5) 。四座城门外均设有半月形平面的瓮城 (图6) , 南门、西门瓮城保存相对完整, 东门及北门瓮城已毁, 分别于1998年、2000年重建。城门是城墙防御体系中易受攻击的薄弱部位, 瓮城可以加强其防御性, 有效的抵御敌军的进攻。此外, 出于防御目的, 瓮城城门与城门均错开设置, 不是对应的。南门外瓮城内地面为青砖铺砌地面, 现在各城门外瓮城地面上还较完好的保留有瓮城门和城门之间的大块条石铺砌弧形的路面 (图7) 。1954年, 将南门和西门正对城门处的瓮城城墙拆除, 以便车辆、行人直行进入城门。城门上建有箭楼, 均为重檐歇山顶, 面阔三间、进深四架椽带周回廊。城门内侧顺时针方向均筑有便于人马通行的马道, 长度约为22米, 宽度约3米, 坡度为15°, 地面铺筑条砖, 通向城墙顶和城门楼 (如图8) 。

图 5 北门城楼

图 6 北城门及瓮城

图 8 南城门内马道

图 9 西北角台 南、西、北、东面照片 ( 自上而下 )

城墙四角均有凸出的角台, 角台上原筑有角楼, 现仅存角楼台基, 曾作炮台使用, 架设红夷火炮, 提高防御能力 (图9) 。1987年在城墙东南角台上重建了魁星楼 (图10) 。除此之外, 还设有两处水门, 分别位于东城墙南部 (在文庙东面、将军府东南角的位置) 和南城墙西部 (正对水门东胡同的位置) 。

城墙的做法与特征:

墙体为“土芯砖表”, 墙基为三七灰土分层夯实, 上砌三层条石, 因地面起伏变化, 现大部分基部条石仅露出地面一皮或两皮。墙体做法为黄土夹杂砖石和三七灰土分层夯筑为墙芯, 内外包砌青砖或毛石。外墙面砌筑条形青砖, 白色灰浆灌缝;内墙用不规则的虎皮毛石砌筑, 取材于当地, 具有明显的地域特点, 块石间再用碎石或小块片石楔入起加固作用。毛石颜色变化丰富, 棕色、黄色、紫黑色、青灰色为多, 间有红褐色、灰白色, 整体呈现出暖色调 (图11) 。

城墙顶面做海墁, 厚约40 ~ 60厘米, 由白灰、黄土混合做成防水层, 表面铺砌一皮条形青砖, 有效的提高了墙体的防水渗漏能力。为便于排水, 海墁中部凸起微呈拱形。

外墙面顶部雉堞 (又称垛口) , 总高2米, 便于瞭望和防守。每个雉堞下端中间均设有一个排水口, 未设水舌, 排水口下方挑出一皮砖形成一道通长的檐口;内墙顶部设有女墙, 高为0.7米, 女墙底部亦有排水口, 与外墙面排水口位置对应 (图12) 。

摘要：辽宁兴城城墙是我国保存较为完整的四座明代城墙之一, 也是明代建于辽东地区的二十五座卫城中保存最为完整的。本文在现场测绘勘察的基础上, 通过梳理兴城城墙营建的历史沿革、现状组成内容及规模, 分析其形制特征、建造技术, 并总结这一具有浓厚地域特点和防御性较强的典型案例的价值特征。

关键词：兴城明城墙,形制特点,做法

参考文献

[1].刘谦.明辽东镇长城及防御考[M].北京:文物出版社, 1989年

[2].姜小青等.中国地方志集成:辽宁府县志辑[M].南京:凤凰出版社, 2006年

浅析中国古代城墙体现的传统文化 第9篇

在中国古代社会早期, 城市大多是作为政治中心而产生的, 而与其联系密切的城墙在我国最初则是出于军事防御的目的, 《墨子·七患》中所言“城者, 所以自守也”, 则诠释了中国古代社会早期城墙的军事防御功能。同时, 一些西方学者也认识到了城墙在社会中的功能, 如美国学者刘易斯·芒福德认为:“城墙的作用无非在于以下两个方面:一个是作为军事设施, 另一个就是对城里的居民的有效统辖……从社会的观点来看, 城墙则突出了城里人同城外人的差别, 突出了开阔的田野同完全封闭的城市二者的差别;开阔的田野会受到野兽、流寇和入侵军队的骚扰, 而在封闭的城市中人们则可以安全地工作和休息, 即使在战祸时期也如此。”正是城墙所拥有的这种军事防御功能, 使得其在中国古代社会显得尤为重要, 并为统治者所重视, 也使其与古代社会城市的发展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并成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后来的历朝历代, 带有城墙的城市仍旧是社会发展的主流。可以说, 城墙伴随了我国古代社会的发展, 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我国很难把城市与城墙的关系割裂开来的原因。

正是基于城墙同城市的这种密切关系, 使得城墙在中国古代社会拥有着旺盛的生命力。作为中国古代社会城市的显著标志, 它吸收并融合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成为最能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建筑之一。因此, 值得对中国古代城墙所蕴涵的传统文化进行论述。

1 古代城墙体现的制度文化

在我国古代社会, 城墙所圈定的范围为城市的范围, 也就使得城墙的规模大小可通过城市的规模来体现, 而人口的多寡在一定程度上也可反映出城市规模的大小。春秋战国时期, 是中国历史上筑城最多的历史时期之一, 城市也获得了较快的发展, 尤其是以当时各诸侯国的都城为代表, 如临淄、邯郸等。这个时期筑城高潮的来临及城市发展较快这种情形的出现, 不仅与当时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的提高有关, 也与各个诸侯国出于军事的防御目的, 极力扩大城市的规模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争城以战, 杀人盈城”的春秋战国时期, 城池的军事防御功能极为明显。同时, 各诸侯国要固守自己的土地, 也必须拥有坚固的城池, 而衡量城池坚固与否的标准不仅仅是指拥有高大的城墙, 古代社会“城之守在兵, 兵之守在人”的情形, 使得人口的多寡往往也是保证城池坚固的重要的因素。发展规模比较大的城市, 可以吸收更多的民众来此居住, 在统治者急需时, 可以紧急地把民众抽调出来作为兵力, 提高军队的战斗力。

在《史记》中记载了当时苏秦游说齐宣王的一段话, “临淄之中有七万户, 臣窃度之, 不下三男子。三七二十一万, 不待发于远县, 而临淄之卒已二十一万矣”。纵论这则记载有误差, 但是这种误差也不会太大, 否则其所言就没有说服力。一个城市拥有如此多的民众, 在“争城以战, 杀人盈城”的时代, 无疑会加强都城的军事防御能力。齐国这种加强城防的办法, 在其他诸侯国同样适用, 使得该时期出现了许多以都城为代表的大城市, 这些城市的规模都比较大, 也就是说, 这些都城城墙的规模也比较大。然而在秦汉之后, 如此数量之多、规模较大的城市, 除了都城之外, 已经很少了, 不可与春秋战国时期相提并论。并且原先大城市的规模都有缩小的趋势, 都城的规模成为了一枝独秀, 这也就使得城市规模的发展呈现出一种不均衡的状态。在后来的各个朝代, 都城的规模往往是发展得越来越大, 而其他的城市的规模往往是发展得较小, 鲜有超过都城的规模。如秦统一后, 定都咸阳, “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 这个人口数量相当大, 若一户按五口计, 仅这次迁移的豪富就有60万人, 更不用说咸阳原先的人口了, 而秦汉以后, 县的辖区趋于稳定, 且人口大约也只有三五万人, 可见都城与其他城规模的差别之大。

先秦时期的大城市的缩小、衰落, 与秦在统一六国的过程中, 这些大城市被毁于战火及其统一六国后, 下令“坏诸侯之城”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是, 我们应该看到, 这些大城市的缩小也与秦统一之后, 统治思想发生变化有密切的关系。秦统一后, 为加强中央集权和巩固封建统治, 各个城市的规模都严格的按照都城、郡、县城的等级观念来重新排列, 也就使得后来城墙的规模都有了等级的差别。这种封建的等级思想一直延续到后来的历朝历代, 这充分地体现了封建社会对城墙规模的一种制度性规定。

在中国历史上, 城墙所圈定的范围为城市的范围, 这就使得城墙的形态便是城市的形态。在我国, 城墙的基本形态为方形城墙, 但也有不规则形、圆形等城墙。由于城墙的形态受自然环境、社会因素等各种因素的影响, 城墙的形态在我国各个地区也是不同的, 但在城墙上所开城门的数量及方位, 在封建社会则有相应的制度, 有四门、六门、九门等, 这些城门也都是按照方位来进行设置的。县这一级别的城市在城墙上往往开四门, 而在四门以上的城市多为省城、府城等, 只有都城才能开有九个城门, 城门数量的多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传统社会城市的等级差别。从某种意义来说, 城门数量的多少和城墙规模的大小一样, 其中都蕴涵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2 古代城墙体现的农业文化

秦汉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统一封建王朝建立的时期, 这一时期全国范围内郡县制的推行, 使得秦汉时期成为我国历史上筑城的高潮之一。秦在尚未统一六国之前, 便有了“席卷天下, 包举宇内, 囊括四海之意, 并吞八荒之心”, 秦统一之后, 为了加强对全国的有效统治, 打破各个地区之间的闭塞状态, 同时也意在打击六国的旧势力, 消除这些旧势力想依托原有的城郭以达到反抗秦国目的, 秦始皇下令“坏诸侯之城”。秦始皇在下此命令的同时, 又在全国推行郡县制。郡县制推行, 使得全国范围内又重新开始修筑新的城墙。汉朝在统一后, 继承了秦代的制度, 且于汉高祖六年, 刘邦下令“令天下县邑城”, 使得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筑城的高潮, 这次筑城高潮不仅使我国城市的发展与城墙的修建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而且也使得带有城墙的城市成为了人们居住的基本形态。人们的居住环境被圈定在城墙之内, 使得人们的生活开始与城墙密切相关。我国传统社会是以农业立国, 以农为本的社会, 从战国中期开始, 我国北方地区从以农业为主、牧业为辅且经营其他产业的经济格局, 转变为单一的农耕经济格局。这种经济格局在社会的发展中奠定以后, 农业文化思想深深地扎根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人们对某一事物的认识都有可能打上这种文化思想的烙印。长时期居住在带有城墙的范围之内, 使得人们对城墙有了新的认识。

秦汉时期, 由于受农业文化的影响, 人们也自认为农业文明为先进的文明, 不以耕作为主的文明也是落后的文明, 使得在一些文献记载周边少数民族的生活方式及风俗习惯时, 把城墙的存在与否也看做是衡量文明程度先进与落后的尺度。在《史记》中所论及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逐水草迁徙, 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汉书》中记载着淮南王上书汉武帝不用对闽越国用兵的话, “臣闻越非有城郭邑里也, 处溪谷之间, 篁竹之中”, 都无不体现了这一点。从中可以看出, 生活在城墙里面的人们自感优于生活在没有城墙的周边少数民族, 带有城墙的居住形态已深深地扎根于人们的心中。可以说, 人们已经把城墙作为农业文明区别于游牧或其他文明的一种标志。

人们生活在带有城墙的范围之内, 使得他们的活动空间缩小, 随着朝廷所推行的“里坊制”的出台, 更让人们的生活空间缩小, 变得更加封闭。在“里坊制”下, 居民区和市场都是固定的, 在城市里, 一般只有两个市场, 并且圈有围墙, 在居民区设里坊。这种“里坊制”在我国推行了二千多年, 直到清末才被彻底的废除。虽然“里坊制”下的城墙在宋代开始被打破, 人们的居住环境开始从层层的城墙包围中逐一地解脱出来, 但由于长时期的生活在带有城墙圈定的范围之内, 使得人们还没有完全地摆脱城墙对其生活的影响。这种城墙的存在, 不仅强化了城市的政治功能, 使得城市的经济等其他的功能减弱, 而且还限制了人们的活动及商品交换贸易的发展, 严重地阻碍了私人工商业的发展, 这是封建统治者维护统治的有效措施之一。从中可以看出, 城墙不仅是一座建筑物, 而且还明显地带有统治者的统治意识, 体现出封建社会统治者所采取的那种以农为本、重农抑商的农业文化思想。

3 古代城墙体现的四方文化

在我国传统社会的城市中, 由于城市大多都筑有城墙, 城墙所圈定的范围就是城市的范围, 城墙所展现的形态也就是城市的基本形态, 据《周礼·考工记》记载, “匠人营国, 方九里, 旁三门, 国中九经九纬, 经涂九轨。左祖右社, 面朝后市”, 这一理论构成了我国古代社会城市布局的主要思想。在中国古代社会早期, 因城墙大多为板筑而成, 也就使得城墙大多以方形结构形态展现出来。这种四方城的形态结构的流行, 也与我国古代劳动人民所认为的“天圆地方”的观念有着密切的关系, “天道圆, 地道方, 圣王法之, 所以立上下。何以说天道之圆也?精气一上一下, 圆周复杂, 无所稽留, 故曰天道圆。何以说地道之方也?万物殊类殊形, 皆有分职, 不能相为, 故曰地道方。主执圆, 臣处方, 方圆不易, 其国乃昌”。这种“天圆地方”的观念, 不仅迎合了封建统治阶级的伦理观念, 而且也符合古代社会人们对地理知识不甚了解的实际情况。很显然, 其对古代社会在筑城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从秦至明清时期, 方形城墙为我国传统城市修筑城墙的规范, 并且在全国实行。虽然方形城墙这种形态为筑城的规范, 但是在通常的情况下, 城墙的形态还要根据自然环境条件以及受传统儒家文化影响程度而定。首先, 城墙的修建要受自然条件的影响, 在我国北方地区, 尤其黄河流域, 由于平原广布, 地形平坦, 这就为方形城墙的修建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因此, 在北方方形城墙的形态为筑城的主要形态;而在南方, 由于丘陵、河流众多, 地势崎岖不平, 城墙在修建的过程中主要是依山傍水, 使得城墙的形态多为不规则形。其次, 城墙的修建还要受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 在北方, 由于受儒家文化的熏陶较深, 使得在无形之中也有一种规范制约着人们的行为活动, 这就让人们在修筑城墙时, 不仅要考虑当地自然环境条件, 还要考虑人为因素;而在南方, 虽然也要受儒家文化的影响, 但还难与北方相比拟, 因而, 在修筑城墙时更多的是考虑自然条件。

自然地理条件及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使得我国南北方城市城墙的形态存在较大的差异, 但这种形态上的差异也只是城墙的形状不同而已。在中国传统社会, 不论是方形城墙形态, 还是圆形、不规则形的城墙形态, 其城墙上城门的设置都是按照方位来开四、六、九门。由于在中国古代社会, 城市是一个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 在建城之前要考虑多种因素, 如地形、水陆交通等条件, 而水陆交通条件作为中国传统城市选址所需考虑的因素之一, 其便利与否, 不仅关系着城址的选择, 而且还关系着该城市能否发挥出应有的作用。便利的水陆交通条件不仅能够方便中心城市与各地之间的联系, 而且按照方位来开设城门, 使得中国的传统城市能够在交通便利的基础上更好地发挥一个地区作为政治、经济及文化中心的作用。也就是说, 不论是城墙上城门设置的方位, 还是城门设置的数量均不受城墙形状的影响, 都体现了中国传统儒家思想中的四方观念。

4 结论

城墙, 作为古代社会军事防御的产物, 经过几千年的发展, 其军事防御的功能逐渐地失去往日的风采, 特别是中国步入近代社会以来, 它的功能和作用更是已经消失, 并且被人们大量地拆除, 使得在现今社会的我们在许多的城市中很难寻觅到古代城墙的痕迹。然而, 城墙作为我国传统社会城市的主要标志和象征, 其对城市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同时, 在城市不断发展的过程中, 其记载了城市的历史变迁, 并且吸收和融合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处处都能体现出中国的传统文化, 它已不再单单是一座普普通通的建筑物, 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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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运儿西安城墙 第10篇

正在争吵的两方都不做声了，主张拆掉城墙的工业专家无话可说。对于主张保留城墙的人而言，这个理由是他们绝没想到的，他们中有人师从梁思成，主张保留城墙的理由很单纯：保护传统文化。

可传统文化没有什么说服力，就这样，原子弹保住了老城墙。

救命的原子弹

那场让老干部终结的争吵发生在1950年代初。西安正在制订建国后的第一个城市规划。

那时，西安还“蜷缩在城墙里”——一个小型发电厂、一个破落的棉纺织厂，以及设备陈旧的面粉厂和几家手工作坊，便是这个城市的“全部工业基础”。“一五”期间，西安进入快速的工业扩张期，中西部地区接受苏联援助的35个军工项目中，有21项安排在川陕地区。1953年，正在讨论的西安城市总体规划也需要听取苏联专家的意见。

此前，西安市城市规划组曾提出总体设想：保留老城格局，工业区避开汉唐遗址，放在东西郊区，已知的名胜古迹遗迹将规划为绿地，城墙和护城河将作为公园绿地保留。在梁思成的学生、当时担任总图绘制工作的周干峙看来，城墙与护城河将成为“西安的一条绿色项链”。

苏联的工业专家对这个方案很不满意。有多家大型军工企业将在西安建成，大量北京、东北和四川的军工技术人员和工人将迁入西安，居住和交通是个大问题。有人强调，工业企业布局应该距离旧城更近，最好“拆掉城墙，发展更多的道路，解决当时的交通问题”。

在一次拍板定论的会议上，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富春旁听，工业专家要求从工业发展和交通问题的角度考虑，而仅有的两位规划专家却坚持当初的设想。双方意见分歧非常大，争论进入白热化，几乎到了剑拔弩张的阶段。

最终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是几位老干部的表态：抗战时期，就在城墙上挖了不少防空洞躲避轰炸，可见“城墙有利于防空，符合人防备战要求”。最重要的是，“城墙有利于防原子弹、防地面冲击波”。

1953年，抗美援朝战争刚刚结束，核战的阴云仍笼罩着中国。防原子弹是一个极具说服力的理由，所有人都无话可说。西安的规划方案就这样敲定下来。

可是，这个规划却一直没能完全落实。

1952年，首都北京已经停止了修缮城墙的工作，并发动市民义务劳动，扒城砖取墙土了。1954年，北京城中轴线上的地安门被拆除，外城城墙已经拆得如火如荼，全国都开始跟风拆城。

有不少陕西省领导，不甘落后于人，提出“拆掉西安城墙，填平护城河”。当时的口号是——“拆除封建王朝的陈墙旧砖，矗起一个新社会新城市”。西安的市民们也开始效仿北京，纷纷上墙扒城砖，拿去盖房子了。

时任陕西省省长的赵寿山，曾是杨虎城将军的老部下，参与过“二虎守长安”战役和西安事变，对西安城有极深的感情，他反对拆掉城墙。在将此事上报中央后，他的意见受到周恩来、陈毅的重视。

随即赵寿山召开会议，强调：“西安是我国历代名城，也是我们陕西人的骄傲，古城墙是文物古迹，我们一定保护好城墙，把西安建设成为一座现代化的文明城市。”

主张拆城的风潮暂时被压制住了。

“保护伞”没了

很快，更高级别的拆除城墙浪潮席卷全国。

1958年1月，毛泽东在第十四次最高国务会议上说道：“南京、济南、长沙的城墙拆了很好，北京、开封的旧房子最好全部变成新房子。”两个月后，他在成都会议上提出：“拆除城墙，北京应当向天津和上海看齐。”

早在1950年，梁思成、陈占祥提出了“梁陈方案”，主要保护好包括城墙在内的北京旧城，将行政区搬到郊区。这一方案很快就被抛弃，北京城墙的命运也在那时被注定。

尽管西安城墙没有被“点名”，但西安的执政者还是迅速做出反应。

1958年6月17日，西安市召开了关于城墙存废的座谈会。会上，“拆除派”的人数已经远远大于“保留派”。同年9月，西安市委向省委请示：今后总的方向是拆……今后将按照城市发展的需要，结合义务劳动，逐步予以拆除。陕西省委做出批复，原则上同意拆除城墙。这次的反对者是陕西省文化局副局长武伯纶，但他的意见马上就淹没在“建设新西安”的浪潮中。

拆墙派认为：西安市城市建设应当完全服从“现代化”的需要，“服从社会生产，人民生活以及人们意识形态上的现代化要求”，城墙已经失去“实用价值”，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强调保留，实质上就是“复古主义”。

在北京，拆城时动用了大型机械。当时在清华大学建筑系读书的韩骥，目睹了推土机一步步铲倒北京城墙与城门的过程。在建筑系，他因公开支持梁思成的观点，被扣上了“走封资修”的帽子。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宁夏煤矿城市石嘴山。直到1973年，他来到西安，后来担任过西安市规划局局长，成为西安城墙保护者的一员。

对于1958年西安拆城的力度，韩骥说：“西安城墙的拆法，跟首都比起来，完全不是一个级别。”

“有几个人站在墙头，用铲子和锄头从上面往下扒砖，墙边竖着手脚架，底下有工人接着。”武伯纶的儿子武复兴，回忆起西安当时拆墙的场景时说，他后来曾担任过陕西省图书馆馆长。

几乎绝望的武伯纶和几位文物界的老同志，越级向国务院上书。得到习仲勋等国家领导人的重视。1959年9月，西安市收到了国务院关于《保护西安城墙》的通知。

1961年，西安城墙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同年5月30日，陕西省文化局拨款整修西安城墙。

这引发了拆城派的强烈不满，有人估算说，拆除城墙可增加城市用地近2600亩，在职工住宅紧张的情况下——“花巨资维修城墙不如给老百姓建住宅！”

一年之后，中共中央八届十中全会上，习仲勋遭到批判。时任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张德生的发言稿中，揭发了习“八个问题”，其中一条便是习仲勋下令“不许拆西安城墙”。习仲勋被撤销一切职务，1965年被下放河南。这位生于陕西、对城墙有着深切感情的领导人，没有办法保护自己的家乡了。

此时的武伯纶，也完全被打倒，成了“反动派”、“学术权威”和“叛徒”，很多书稿和笔记都被烧掉了。这位著有《西安历史述略》、《古城集》的文物专家，在被批斗时，还在呼喊：“文物是一次性，城墙拆了，是不可再生的。”

没有了“保护伞”，西安的城墙只能听天由命了。它将独自面对“破四旧”的运动。

自己保护自己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提出“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口号。两个月后，中央通过了《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进一步肯定了破“四旧”的提法。

城墙，无疑是要破的四旧。

全国范围内已经没有几个稍具规模并保存完好的城墙了。北京、南京和开封等城市的城墙，都奄奄一息了。

可是，西安城墙竟然没有遭到摧毁性的破坏。

在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的《西安古城墙和钟鼓楼：历史、艺术和科学》一书中，给出这样的原因——相对于其他地方，西安大专院校云集，西安的红卫兵以大学生为主体，可能文化水平较高，以及西安古城人们对古城墙和钟鼓楼的爱护，保护了这些国宝。

可是，这些理由却没办法解释那些截然相反的事情。

当时，西安城隍庙、鼓楼、牌坊牌匾、名人故居、庙宇、古籍都遭到砸毁焚烧。红卫兵甚至试图挖掘法门寺宝塔下的舍利，良卿法师用自焚的方式，才逼退了那些狂热的年轻人。

红卫兵是对城墙“手下留情”吗？

他们拆过城墙，可拆不掉。

“红卫兵搞武斗、批判在行，（对城墙）顶多扒下些城砖。”武复兴回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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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经历过无数次战争的城墙太大了。它周长近14公里、12米高、底宽18米、顶部均宽14米，“就算把它推倒，依然是一座墙。”武复兴回忆说：“（红卫兵）各自为政，又没有大型工具，对市政工程没有话语权——而市政早就瘫痪了。”

1968年年底，解放军部队收缴了西安城内各造反派的武器。随后，知青下乡活动开始。

有西安市民感慨道：“红卫兵散了，西安城安静了”。

但折腾并没有结束。1969年珍宝岛事件后，全国的备战形势紧张起来。1972年，中央提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口号，全国开始了挖洞工程——军队、老百姓开始在地面、山区、土坡上挖防空洞，随时做好“和苏修战斗的准备”。

西安则在墙上挖，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人们就在城墙上挖洞躲避日本军机扔下的炸弹。城墙就此重新获得了些许存在的价值。据后来文物部门统计，总长度近14千米的墙里，错综复杂的洞有41千米长，其中内城1000多孔、外城650多孔。当时，很多工厂和单位，以挖洞为由，还将仓库设在了城墙里。

即使城墙的防御功能被重新重视，它依然前途未卜。

在北京，人们开始拆掉了内城城墙，修建具有军事功能的地下铁路了。1969年10月1日，23.6公里线路已经通车。那是更现代化的防御手段。

西安市城防工程指挥部也要求，拆掉古城墙、效仿北京修地下铁，并向上级提交了申请报告。已经被军管的陕西省委，很快批准了这项计划。

西安城墙面临着最严重的一次危机。

讨论实施拆古城墙修地铁方案时，时任西安市革委会基建办公室城建处处长张景沸明确表示反对。反对的理由是“工程浩大，资金难以筹措”。张景沸曾经参与过1954年西安总体规划制订，主张保护文物古迹。

在当时，资金问题才是最好的理由。经过运动的无序与混乱，这个当时有120多万人口的城市，刚刚喘过气来，已经没有什么本钱去搞大工程了。“拆城修地铁”的工程不了了之。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凭个人力量，保不住这座墙。”韩骥说道，“同样，拆掉它也不是那么容易。”

就这样，西安的城墙跌跌撞撞地熬过了“文革”，只是被“扒掉了一层皮”——某种程度上，它靠自己庞大的身躯保护了自己。

虽然没有被摧毁，可是，城墙也不可避免地破败了。

1970年代末，西安的城墙已经快成了一圈土墙了，墙体的青砖被扒掉了很多。按照当时的统计，墙体毁断14处，计1225m2，外墙青砖被扒18460000m2，墙体有洞穴2100孔，总塌方量超过200000m3。

1970年代，作家和谷正在西北大学读工农兵大学，这座苍凉的墙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古城墙风景》一文中写到：“古城墙，被这个大都市遗忘了，抑或将它当作碍人手脚的废物，却又困惑于无法处置它。”

秦俑的力量

“文革”结束后，西安又一次迎来了大建设的时期。西安城墙的去留问题又一次摆上了台面——这是它面临的最后一次“命运审判”。

那时，一些经济学专家在“寻找陕西落后的原因”时说道：“西安城墙是陕西人头上的紧箍咒，束缚遮挡了人们的视线。”

“拆墙运动”的呼声又一次高涨起来。

已经调到西安市规划局工作的韩骥，正负责起草新的城市规划。在一次会议上，房地局的领导认为：拆了城墙，空出来的地方都可以盖住宅，而且拿着账目说明——这可以解决“大量群众的居住问题”；而交通部门的领导还是那句老话，城墙阻碍城市交通，希望拆除后，铺上更宽阔的马路，让更多的车辆通过。

“武伯纶先生大致是这样回答的——国外也有城墙，人家的交通是怎么解决的？你把西安的文物古迹都拆了，能盖更多的住宅，那西安还是西安么？领导们都不说话了。”韩骥回忆道。舆论也开始倒向“保墙派”。“不过，根本的原因，还是上面已经做出决定了。”韩骥说。

“上面”指的还是习仲勋，那个昔日城墙的保护者重新回到了国家领导人的岗位。1981年，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习仲勋看到 《国内动态》发表的《我国唯一的一座完整的古城垣遭到严重破坏》一文后，作出指示，要求对西安城墙认真保护。

随即，陕西省省长马文瑞将“四位一体环城公园”工程项目申报国务院，得到批准。用韩骥的话说，这是“大势所趋”。

他所说的“大势”中，包含了一个意外事件。

1974年3月，西安市东郊的临潼县，几个农民在打井时，发现了震惊世界的“秦始皇兵马俑一号坑”。西安很快成了国家领导人接待外宾来访的必经之地。在对文物遗址的公开表述发生了悄然的变化——从“了解封建王朝的统治方式”，转变为“中国劳动人民的伟大成果，中华民族的骄傲和自豪”。

这个偶然的事件，带来了一系列的后续效应：1979年4月，中国考古学会成立大会在西安召开。1982年2月，国务院转批《关于保护我国历史文化名城的请示通知》，北京和西安在同时第一批入选。在1980年代初，西安的旅游收入，占到了陕西省全省旅游收入的97%。人们发现，保护传统文化不是只会赔钱。

在时任西安市规划局局长韩骥看来，兵马俑的发现，对西安城墙后来的保护，起到了“偶然却巨大”的作用。

1985年，中国加入了《保护世界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公约》。没有人再提出拆掉城墙了，更重要的是，人们不再需要去找其他理由留下它。保护传统文化、传统建筑的观念，终于回到了应有的轨道上。

多年以后，韩骥到日本访问，京都和奈良保护良好的古建筑让他叹为观止。

他问京都总规划师大西国太郎，这些古建筑是怎么平安度过二战的战火的？

大西国太郎告诉他，当年，中国的建筑师梁思成先生给美国太平洋战区的司令写过信，希望他们不要轰炸京都和奈良，信中还附上图，标记着那些古建筑的位置。对于梁思成，这个日本人有多么感谢，就有多么惋惜——梁先生保护了日本的古都，可保护不了自己的首都。

在中国，梁思成曾经试图保护包括北京的城墙，可他失败了。在几乎同样的时代，西安的城墙却能跌跌撞撞地得到善终。韩骥常常想，西安的城墙太幸运了，那是在无序中的幸运。大西国太郎不这么认为——他也造访过西安，被恢弘的城墙所震撼——这个虔诚的佛教徒说，你们的历史太过悠久，这是上苍对中华民族的恩赐，它不允许你们把祖先的城墙拆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