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中心范文

四个中心范文（精选5篇）

四个中心 第1篇

一、社会管理概述

社会管理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 根据主体的不同, 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是以政府为行动主体对社会进行的管理, 通常表现为政府一元性的管理主导体制, 二是以社会力量为主体对社会进行的管理, 通常表现为本源性的自治性管理, 即各类非政府组织, 志愿组织等第三部门基于自治性需求, 自主、自发管理社会事务。在我国的整体社会管理格局中, 仍然是政府社会管理占主导地位, 因此, 在这里我们所说的社会管理, 其角色定位来源于政府职能中的社会管理职能, 但是在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职能过程中, 应该有效推动社会管理走向政府行政与社会自治互动管理。

二、上海市社会管理现状分析

上海市作为各项改革措施的前沿阵地, 在探索建设现代国际大都市的进程中, 着力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 “两级政府、三级管理、四级网络”的城市管理体制初步形成, 但由于政府职能转换不到位, 经济、社会新情况不断出现, 使得社会管理方面仍然存有一定问题。

(一) 社会管理体制改革滞后

目前上海市正处于战略转型期的关键节点, 急需政府通过职能转换以达到体制与发展的配套结合。但是现有的社会管理体制仍然具有传统建构特点, 行政主导性特征仍然占有优势, 一方面, 社会管理组织结构不够完善, 缺乏一个专门的统筹管理机构, 极易导致多头管理;另一方面, 社会自治力量尚未归入社会管理体制, 目前上海市尚未给出规范的公众积极参与机制, 没有形成成套的规章制度。[1]上述两个方面进一步深化了政府对社会管理职能定位的误区, 一是难以消除部分官员的官本位思想, 认为自己是社会管理的管理者而非服务者;二是部分政府部门职能定位不清晰, 行政行为中存在一定的越位和缺位现象。如以建设国际金融中心为例, 政府应该以营造环境为重点, 提高金融中心的国际影响力, 而不应过分运用行政权力来干预具体的股票、债券、外汇、货币、期货、黄金和产权等业务的正常市场运转, 造成越位, 相应地许多本应该由政府进行管理的重点领域和环节, 如卫生食品管理, 公共安全管理等, 却存在一定程度的缺位。

(二) 基层社区建设不协调

作为“四个中心”建设的后方基地, 各类人才所在的上海市基层社区, 在建设中与实际需求出现一定程度的不协调。首先, 定位方面:将社区定位在街道层面上, 推动大社区管理, 出现既有政府职能又具备民间自治功能的尴尬境地, [2由此带来社区中的政府社会管理不正规, 社区自治不充分的问题。其次, 社区结构方面:伴随着社区居民需求的多样化和基层社会组织的分化, 在居委会逐渐向居民自治组织转变的同时, 业委会、群众文体团队、志愿者组织等大量参与社区治理活动, 而在社区管理层面上却缺乏一个新型的基层治理结构, 在一定程度上也阻碍了社区自治功能的发挥。

(三) 社会组织发育缓慢

任何先进的国际性大都市, 其市民社会力量都是不容忽视的, 不少国家人口与社会组织数的比例为140:1, 当然也有200人拥有1个社会组织的国家, 即使按照这个比例, 作为有两千万人口的国际大都市上海, 应当有10万个社会组织。可实际只有8000多个社会组织。[3]社会组织数量少的同时, 由于受现有社会管理理念与方式的影响, 社会组织自主、独立发育的进程缓慢, 难以在社会管理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尤其是面对“四个中心”建设, 社会组织规模小, 实力弱, 效率低, 活动领域窄, 难以满足现代发展实体对非营利、非政府、志愿性等社会组织的高速增长的需求。

(四) 人口综合服务与管理挑战多

随着上海经济、金融, 贸易、航运业的繁荣推进, 由行业人才带来的新社会阶层不断出现, 以中等收入群体为主体的新社会阶层将不断壮大, 新行业、新职业、新业态将迅速发展, 白领、自由职业者等非体力劳动者比例会大幅增加, 相伴产生的问题也不断增多。首先, 非户籍常住人口持续快速增长, 2010年外地来沪人员900多万人, 占常住人口的40%, [4]上海还居住着30多万外籍人员和港澳台同胞, 如何进行针对性的服务成为协调城市人口管理优先考虑的问题;其次, 以中等收入群体为主的社会阶层, 尤其是外地来沪人员, 受各种客观条件限制, 在房价、医疗、子女就学等问题上显现出力不从心, 从社会管理角度上考虑则为政府政策指导不到位, 公民利益表达机制不通畅, 社会力量发挥不足;最后, 针对基层领域活跃的农民工等特殊群体, 缺乏一个系统的规管机制, 以2010年数据为例, 上海共有500万来沪农民工, 介于之前尚未出台明确的制度对这一特殊群体的利益及各项应获得的基本服务与福利进行有效界定, 着实给城市管理带来一定的挑战。

(五) 社会不稳定因素尚存

上海市作为一个特大型城市, 从广度上讲, 利益主体多元化, 从深度上讲新老矛盾交织, 因而也就难以避免一些社会不稳定因素的存在。一方面, 表现在各种力量的不均衡发展, 在“四个中心”的建设过程中, 上海市的产业链分布从国际分工的最高端纵贯最低端, 加之地区间差距, 工作身份差距等造成了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均衡性, 势必带来一定的不稳定因素另一方面, 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及教育程度的提升, 带动了市民的维权意识的强化, 对传统的社会管理提出更高要求, 如旧区拆迁改造, 垃圾处理场选址等公共基建项目中, 政府工作稍不周密, 服务稍不到位, 就可能引发社会矛盾;此外, 各项社会保障制度的缺位也是导致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因素。

三、在“四个中心”建设中创新社会管理

着眼上海未来国际一流大都市的发展目标, 上海市应该努力做好社会管理的转型与创新, 有效服务于“四个中心”建设。

(一) 构建政府、市民、社会结合的社会管理模式

相应于未来“四个中心”建设的发展前景, 上海市必须构建一种政府、市民、社会三结合的社会管理新模式。首先, 明确社会管理创新的目标, 即通过社会管理主体的协同治理, 为上海市“四个中心”建设营造和谐、稳定、幸福的社会环境, 加快上海市国际一流大都市的转型;其次, 发挥政府在社会管理中的服务而非管治职能, 具体而言, 应该组建上海市政府社会管理委员会, 负责总体组织、协调与管理, 并且设立专门的执行机构, 与市民和其他社会力量协同治理;第三确认市民参与社会管理的相关权益, 通过制度性规定, 保障市民个体及组织在社会管理中的参与权, 建立、健全市民利益表达机制;第四, 强化社会力量在社会管理过程中的能动作用, 借助专业性社会组织, 及时发现社会管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并提出对策, 切实将社会力量纳入社会管理体制。

(二) 推进基层社区管理实体化、网格化

以社区建设实体化, 管理网格化为着力点, 打牢社会管理基础。首先, 充分发挥以居委会和业委会为代表的基层自治组织的重要作用。通过对基层自治组织的专业培训及科学的人员设置, 提高自治组织的业务水平, 同时, 根据国际社区, 商品房为主的大型社区, 老住宅区社区等不同社区类型, 有区别地创建自管模式;其次, 构建新型的政社关系, 通过建设市民中心, 政府与社区共商共治, 搭建政府服务“两个窗口, 六个平台”, 形成政府与社区共同管理社区事务的多中心治理架构;第三, 在推进以市民中心为主要内容的实体建设基础上促进社区网格治理, 通过下设建制, 下移重心, 下沉力量, 增强基层力量配置, 保障社会管理水平。

(三) 大力培育发展社会组织

加快培育和壮大社会组织是促进公民社会发展, 促进政府职能转变, 提高社会管理水平的重要途径。当前应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进行培育:一是提高社会组织占社会人口的比例, 政府应积极引导和鼓励市民组建社会组织, 通过“退位”, 即政府作为公共产品购买者, 通过外判等方式, 将更多的管理空间留给社会组织。二是促进社会组织的自我建设能力, 鼓励社会组织的机构、业务、财务独立, 实现社会组织与政府的分离。尤其是对于“四个中心”建设过程中的所涉行业, 政府应该为其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 大力支持其行业协会的成长与独立发展, 进而推动行业协会的反哺功能。

(四) 加强人口综合服务和管理

政府在行政过程中, 应将人口管理作为社会管理的基础性工作, 进行长期的跟踪修正。第一, 将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提高人口综合服务的出发点和加强社会管理的落脚点, 着力解决就业、社保、医保、教育、住房等市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第二, 推动人口管理从以户籍人口为对象向以实有人口为对象转变, 实施居住证制度, 在“四个中心”建设过程中, 所有具有稳定职业和稳定住所的来沪人员都可以申办居住证, 享受就业等公共服务, 并且通过采集全市实有人口和实有房屋的信息, 建立人口信息系统, [5]保证全市人口管理的实效性;第三, 妥善处理农民工问题, 尽快通过立法规制及行政干预措施, 解决工资偏低, 拖欠严重、缺乏社会保障, 职业病和工伤事故多、劳动时间长, 安全条件差、子女上学、生活居住等诸多问题, 促进其融于城市管理, 融于城市经济, 融于城市社会。

(五) 防治结合, 全力维护社会稳定

上海市“四个中心”的建设, 需要稳定的社会环境作为前提。主要应通过政府的服务功能及政府与社会、市民的协作互动来达到这一目标。一方面, 要注重源头监管, 及时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对于市民比较敏感的领域, 如工资, 房价及涉及群众利益的重大政策、工程, 应及时的征求市民意见通过听证会, 发布会等形式, 保证市民的告知权利, 以尊重市民意愿;另一方面, 建立以调解为基础, 信访为补充的维稳配套机制。及时化解矛盾, 疏通市民利益表达渠道, 方便群众维权;最后, 加强各种治安力量建设, 以应对各种突发事件。此外, 还应该强化加强精神文明建设, 发挥文化的思想教育功能。

总之, 在上海市“四个中心”建设过程中, 社会管理工作应该作为服务型政府的基础性工作, 除了加强上述五个方面以外, 可以通过推进电子政务, 做好试点推广等措施, 多层次、全方位地推动社会管理工作水平在政府职能转变过程中获得进一步提高, 以助推上海打造为国际一流大都市的进程。

参考文献

[1]、白庆华.政府创新社会管理新方式的对策研究—以上海为例[J].科学发展, 2010, (11) :32.

[2]、施蔷生.社会建设管理的体制创新与机制优化—以上海为例[J].上海城市管理, 2010, (1) :20.

[3]、施蔷生.社会建设管理的体制创新与机制优化—以上海为例[J].上海城市管理, 2010, (1) :21.

[4]、韩正.上海市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探索与实践[J].党建研究, 2011, (4) :19.

办公室要当好四个中心 第2篇

办公室要当好“四个中心”：一是当好指挥中心，要发挥好正确指挥、积极协调、督促落实的作用，确保校委决策部署执行到位；二是当好运转中心，要发挥办公室枢纽作用，保证党校运转正常；三是当好参谋中心，多提建设性意见，成为校委的真参谋、好助手；四是当好服务中心，要发挥“窗口”作用，为校委领导服务，为各处室服务，为全体教职工服务，为上级和有关部门服务，为全省党校系统服务。办公室干部职工要强化“四种意识”：一要强化政治意识，二要强化大局意识，三要强化质量意识，四要强化效率意识。办公室领导班子和队伍建设，要做到“四讲”：一是讲学习、二是讲责任、三是讲团结、四是讲纪律。

张平英在讲话中指出，一是要加强认识，把“质量提升年”作为“标准化管理年”的延续和深化，做到工作有谋划、有思路、有落实，推动各项工作提档升级。二是要认真开展“回头看”，及时规范完善现有规章制度，提高科学化水平。三是要发挥好办公室党校运转总枢纽和校委决策参谋助手作用，多思考、多谋划，多提合理化建议。四是做好上传下达工作，发挥好办公室连接上下、沟通左右的“桥梁”“纽带”作用。五是要加强学习，开展“推荐一本书”活动，组织读书交流会，在办公室营造良好学风。

会上，办公室主要负责同志汇报了办公室开展“质量提升年”活动的整体情况及如何抓班子、带队伍的思路措施，其他班子成员分别围绕如何提升分管工作质量进行汇报。大家共识：全校强力实施标准化管理以来，办公室工作取得了明显成绩和进步，但与办公室在全校的地位和作用，以及新形势、新任务赋予办公室的新使命、新考验相比，仍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主要表现在：理论学习、全局观念有待进一步强化；业务素质、工作能力有待进一步历练；管理制度化、规范化有待进一步加强；工作效率、工作质量有待进一步提升。解决这些突出问题必须按照校委关于开展“质量提升年”活动的统一部署和常务副校长刘忠昌在全校处级干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推进标准化管理，扎实开展质量提升年活动，抓强班子，带好队伍，提升素质，增强能力，提高效率，上升质量，树好形象，优化环境，促进办公室工作全面提档升级。（李烨）

四个中心 第3篇

陕西省横山县，古时称怀远。正如其名，横山县横着一座大山，无定河从其中穿过，两侧分别是黄土高坡和毛乌素沙漠。这里千沟万壑、草木凋零，即使是春天来临，抽芽的翠柳或白色的杏花也点缀不了这满眼黄色，反而烘托出一种荒凉。

而就在这荒凉之上，住着一群喜欢热闹的人们。2009年，清华大学清影工作室的工作人员赵海涛来到横山县响水镇庙湾村，他本来想拍这个村子移民搬迁的纪录片，却被这里经常被邀请着吹拉弹唱的鼓乐队吸引住了。

高喜业：红白喜事里的“丑角”

在陕北，人们将红事、白事、祝寿等称为“过事”。“过事”要讲究“赶红火”，几乎家家户户都会请“说喜”的队伍，所谓“说喜”，就是办红白喜事的人家请来乐队，增加气氛。高喜业就是远近闻名的“说喜人”。他的鼓乐队在“过事”的时候去演出，叫做“应事”，“应事”一般分为“说喜”和“端祭”。

高喜业今年65岁，身材短小，肚子微微鼓起，脸上皱纹纵横，“像黄土高坡一样千沟万壑”，再加上他鼻子、眼睛都小，表演的时候特别像戏台上的“丑角”。高喜业12岁的时候就不上学了，放过羊，挖过煤，当过民兵连长，还讨过饭，如今和徒弟们组织鼓乐队，“传艺”成为他除生存以外最大的梦想。

“说喜”的时候，高喜业扮作媒婆，穿艳紫色戏服，胸前别一朵小花，腰上系黑裙，一下车，就面向主事人家唱起来：“吉庆话洒在你们当门前，荣华富贵万万年。”他一边唱，还一边扭，婚礼的喜庆气氛就这样“搞起来”。

相比“说喜”，“端祭”的程序则复杂了些，这也最能看出高喜业的“功力”。不仅要唱，还要演，这叫“即才”，需要根据主事人家的身份和时事变化，随时调整和更改台词。高喜业说，这些本领要靠应事人平日的积累，需要关注国家大事、小品、新政策等。

“端祭饭”是赵海涛为高喜业拍的纪录片里最让人不忍睹的镜头，高喜业需要将放着祭品的木盘放在头顶，边扭边走，路线经过每一位孝子，孝子们会把钱放到地上，作为给端祭之人的小费。小费并不好挣，孝子们会各种刁难，把钱放在书里、埋在土里或放到酒瓶中，而高喜业既要保证头顶祭饭不洒，又要趴在地上想办法夹钱。高喜业经常会趴在地上，用眼睫毛把钱夹起来；把瓶子里的酒喝光，用嘴巴把钱叼出来……“夹深了伤眼睛容易发炎，夹浅了又夹不到。”高喜业说。

“端祭”耍笑过后，高喜业还要带着孝子们哭灵，他唱哭腔，要到“呕出一颗心来”的程度，听得让人肝肠寸断。

在村里，高喜业的职业是被称为“下贱人干的活”，如此“作践”与“被作践”，高喜业却从没想过放弃。就算“说喜”结束只能吃主事人家的残羹冷炙，就算“端祭”被孝子们耍弄，就算一把年纪了哭灵时还要叫别人爷爷奶奶，高喜业还是在赵海涛的镜头笑得睁不开眼，他说：“人为银钱难上难，白说无益都耍完。”他所坚持的，只是希望自己的技艺能一直流传下去。

池素英：把沉甸的生活过成诗歌

距北京304公里的河北省赞皇县，是燕赵大地上的一个“千年古县”；而千根村，是赞皇县文化留存的标志性样本，整个村子差不多两千多口人，四百来户人家，村子里的戏班子全县闻名，“耍”什么的都有，有武术的、打拳的、耍狮子的、二鬼摔跤的，打“扇鼓”只是其中一项文化活动。

打扇鼓的池素英也是清影工作室工作人员摄制纪录片时偶遇的。她五十岁上下，个子不高，一头短发散乱，脸上爬满细纹，只有身上的大红棉袄显示出她那么一点不普通。她的能干只在一条街上出名，因为村里能干的女人太多，可她爱“耍丑”那是在几个村子里都出名，有哪个女人愿意扮傻装丑逗别人乐呢？何况，又没有钱赚。

池素英却不觉得，几天不打扇鼓，不耍玩意儿，她心里就痒痒。现年八十多岁的父亲是她的启蒙老师，年轻时，他是一名打快板的好手。

“嫁到千根村以前我就好这个，刚生完孩子，父亲来叫打扇鼓，我把孩子往家里一扔，说去就去了。”如今池素英的丈夫和兒子都在石家庄打工，女儿也已嫁出，池素英除了自己照顾自己，操持一些必要的家务以外，最快乐的消遣就是组织几个朋友一起耍扇鼓。池素英还喜欢去庙会表演，村里热闹的场合从来少不了她的逗乐。有村民调侃说：“池素英，哪儿都能看到你！”

“冀南扇鼓”目前是河北省的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千根村的人来说，他们并不知道什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只是好奇这个玩意儿怎么就“珍贵”了呢？在土生土长的村人眼里，扇鼓不就是朋友间“打着玩儿”的吗？

扇鼓的意味却恰恰就在这自然与随意之中。虽是日常玩意儿，真正玩起来却需要一丝不苟：首先家伙要齐全，扇鼓、彩扇、纤杆儿、呱嗒板儿；场子也必须要热闹，几个好友聚在一起，随便找个空地，拿起扇鼓敲声连天。除此之外，打扇鼓的曲目、唱词也是五花八门，佛经、小调、甚至连流行歌曲也都不在话下。

扇鼓教给池素英很多东西，“打扇鼓的人，都乐观，坚强。”池素英说。除了要做家务活，她还去村里的煤场捡煤炭打零工，活儿又脏又累，她却很享受这份劳动。铲煤车呼啸而来，一阵煤灰过去，女人们互相而看，全成了黑脸婆。“看你，变成个黑人，能去非洲了。”谁调侃这么一句，然后就都齐声大笑。活泼外向的池素英这时就嚷着要给大家表演一个，打一段扇鼓版的“两只蝴蝶”……

歌声、煤场、铲车、女人们的笑声，她们把沉甸甸的生活过成了诗歌。

吕崇德：不喜欢现在的表演方式

今年71岁的吕崇德是陕西渭南华县的一名皮影戏艺人。他所在的吕塬自然村位于陕西省关中平原东部的华县境内，隶属大明镇刘塬行政村，当地人称刘塬村周围为“影戏的老窝子”。

皮影戏与吕崇德的人生密不可分。20世纪上半叶的关中农村，是新中国成立前皮影戏演出最为兴盛的地带，中学毕业回到吕塬村务农的吕崇德，饱尝生活压力，他从小就热爱皮影戏，渐渐把它当成了一个职业。后来，吕崇德拜了“华县一绝”的皮影戏大家潘京乐为师，成为潘京乐唯一的徒弟，然后开始了流浪卖艺的旅途。

“下苦”是吕崇德常用来形容自己的词。从艺之路无限坎坷，20世纪70年代的最后的一年里，吕崇德终于唱出了名堂。那年冬季，吕崇德自己组成了戏班，取名“学艺社”，开始自立门户唱皮影戏。直到1987年，渐感无法兼顾演艺与家庭的吕崇德，才退出了“学艺社”，红火了近十年的“学艺社”就此解散。

退出皮影戏班的吕崇德，后又受雇于一家民营公司，在公司指定的场合里表演皮影戏。流浪卖艺惯了的吕崇德不习惯这种不自由的表演方式，对有时遭受的冷遇也觉得委屈：“有人说我们是低三下四的人群，有些官员也把我们视作农民呼来喝去，有时候大老远地跑到县城为地方撑完场面后，只留下五块钱的盒饭，交通费都还要自行解决。”

2012年，吕崇德被外派到西安演出，这时他所在的公司开始拖欠艺人工资，吕崇德是被拖欠工资最多的，他刚开始还寄希望于公司能够“回过魂”来，补齐工资。可在西安多住了2个月之后，2013年快过春节的时候，吕崇德终于还是回到了吕塬——这片他已经有些陌生的土地。

程宵春：不以织廉谋生的织廉人

“俗话说，纸寿千年，绢寿八百。可如果有人告诉你，你今天花500万或800万买到的一幅画，它的保存期却不到80年，你听了后会不会震惊？”当听到浙江衢州朋友这样的话，清影拍摄者雷建军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陕西拍完吕崇德的故事之后，雷建军一行来到衢州，见到了还在用传统方法造纸的织簾人——程宵春。“他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他白天是化肥厂的工人，工作是装尿素，下班回家却织纸簾，过着传统士人的生活，琴棋书画无所不能。”雷建军回忆。

织纸簾的程宵春祖籍安徽，他的祖父把家搬到了浙江省西部的衢州。程宵春家族以前是纸簾生产商，在全国范围内规模都算比较大的。

然而随着工业造纸的发达，传统手工纸的作坊逐渐萎缩，纸簾的打造也更加有限。所以，程宵春后来就没有用织纸簾来谋生，他在一家叫“巨化”的化肥厂工作，在包装生产线上装尿素。上班之外的大部分时间，程宵春也还在父亲的织簾厂帮忙。

程宵春一件有意思的事，让雷建军大开了眼界。雷建军约程宵春来北京，带他到琉璃厂附近转悠，推开一个小的纸库的门，进去后说，把你们最好的纸拿出来，工人们拿出一刀纸（一刀纸100张），说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红星二厂的纸，要卖一万九千八。

放下纸，程宵春走出来对雷建军说，上世纪七十年代还没有红星二厂，最好的纸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红星厂为李可染定制的纸，那个是李可染自己配的。雷建军根本没想到，程宵春可以对纸了解到如此精细的程度。

传统文化终将消失？

2013年10月，根据高喜业等4人的故事，清影工作室出版了一本名为《四个中国人》的书，

雷建军表示，之所以选择高喜业等4人作为“四个中国人”的主角，主要是因为他们代表4种不同的传承模式：师徒、同伴、父子、江湖。

在他看来，文化的传承赋予了这4人自律与快乐，使得他们在复杂的社会中保持着相对的单纯与宁静，这也是他们的故事呈现给世人的意义。“他们都与人为善、为人着想，离开了熟人社会的生活系统，依然保持着做人的原则，他们用日常的生活方式维系着我们心中对‘中国人’的幻想。”雷建军说。

但雷建军同时也担忧，社会的发展可能成为毁灭他们的催化剂。

一直都乐呵呵的高喜业，有一件事情，他一直不太满意，或多或少觉得有一些孤寂和落寞。高喜业告诉记者，在横山县，像他这样的民歌手并不多，他虽然没事就念叨自己有十二个徒弟了，但如今的鼓乐队却并不好生存。相比传统的陕北民歌，当地的年轻人似乎更喜欢流行歌曲了。

而池素英的扇鼓也面临着“玩不起来”的困境。扇鼓就是个玩闹的东西，要的就是“闲”，可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村民们更愿意花时间去赚钱。

对于社会的新变化，程宵青比前两者体验得更深刻一些。程宵青说，从前行当里有严肃的行规，比如，去同行商铺只看打好的簾样，里面工作的地方要避开；不贸然到同行那里，有事情双方必须事先联系；不能随意挖墙脚请对方师傅过来打工；当客户买到同行的成品过来询问，不得随意指责人家缺点等等。可如今，捞纸行业整体萎缩，这些行规已慢慢无人再遵守了。程宵青叹息着用毛笔在一张宣纸上写下“没人料理”四个字，说：“没人了，没料了，也沒道理了。”

已经67岁的吕崇德，也渐渐陷入焦虑沉闷的晚年。新的职业并没有给他带来幸福感，与民营公司的签约，他渐渐与土地隔绝。艺人们离开了乡土，就如鱼失水，失去了原始的活力。吕崇德的女儿能够感觉到父亲的变化：“他下地干活的力气越来越差，再也不像以前那样娴熟。”吕崇德失落地说，自己农民不像农民，演员不像演员。

四个中心 第4篇

较早研究生产性服务业的经济学家Riddl( 1986) 认为,生产性服务业是中间投入行业,是经济的粘合剂,生产性服务业能够促进经济交易,刺激商品生产从而带动其他部门的增长。在后工业化时代,生产性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显得尤其突出［1］。格鲁伯和沃克通过对加拿大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状况分析得出,生产性服务业是指市场化的为满足中间需求、为其他商品或服务生产提供中间投入的服务活动,其与消费性服务业相对应［2］。Coffe( 2000) 也指出生产性服务业是中间投入而不是最终投入,在产业活动中生产性服务业起到中间连接的重要角色［3］。我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中首次提出生产性服务业这一概念,认为生产性服务业既与传统的生产制造业不同也有别于其他类型服务业,其具有较强产业集聚性和关联性。根据生产性服务业定义,刘志彪( 2006) 认为生产性服务业在本质上具有要素密集性、产业关联性和协调性、产业融合性三大属性特征［4］。实证方面,陈建军、陈国亮等( 2009)利用新经济地理学相关理论,采用全国222 个地级以上城市的截面数据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情况进行了分析,认为在东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发展最为迅速［5］。张自然( 2010) 对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测算［6］,曹慧平等( 2011) 对加工贸易和一般贸易影响生产性服务业的作用机制进行了论述［7］。学者们在对生产性服务业进行实证过程中通常将物流业、信息业、金融业、租赁业、地产业五大行业指标用来表征生产性服务业。

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化”时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成为学术界研究的重点。吴传清等( 2014) 认为产业结构合理化指的是各产业部门结构的比例协调、供求结构配比平衡,是通过客观的经济技术联系促进产业内在关联,提升产业质量的方法。产业结构高级化则是指产业结构由低水平向高水平演进的过程,表现如产业结构的演进; 第三产业比重上升; 要素投入由劳动力、资源占主导地位向技术、资金占主导地位转变［8］。根据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内涵来看,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与生产性服务业存在密切联系,库兹涅茨( Kuznets) 等人研究表明,随着经济增长,经济结构重心将从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而在这之间起作用的恰恰是连接各大产业的生产性服务业,由此可见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方向和重点。

生产性服务业由于具有中间需求性、产业关联性、专业性、高附加值性以及知识资金密集性等产业特征,在选择区位上与其他产业有明显区别,邱灵,方创琳( 2012) 认为生产性服务业会由于基础设施、人力资源条件、制度环境、市场腹地等区位选择因素产生不同的空间集聚特征［9］。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是产业集聚的重要类别,其在时间空间上的集中会有力地提高区域企业生产效率,加速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和流动,加速信息的充分交流,能够为制造业等产业提供智力支持和技术援助,从而促进区域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2 生产性服务业对产业结构的推动作用

生产性服务业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方向和重点,也是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关键。其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推动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强化市场信息对称。生产性服务业通过对市场信息的搜集和分类能够有效整合市场主体需要的信息并进行及时发布,充分提高企业进行市场决策的科学性和有效性,节约交易成本从而有助于其他产业部门调整资源配置和产品种类实现供求结构的动态均衡,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2促进产业前后向关联。生产性服务业通过为农业、制造业和其他服务业提供技术、智力、资金上的支持促进其他行业发展,其他行业的发展又能为生产性服务业提供更高级和更广阔的市场环境和创新空间,使地区生产性服务业获得更高层次的发展,而这种更高层次的发展会通过新一轮的技术、资金、智力服务促进农业、制造业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两者之间通过前向、后向关联循环往复实现螺旋式上升,最终使地区产业结构获得优化升级。

3带动产业附加值提升。产业的高附加值往往来源于产业上游的研发设计以及产业下游营销流通,生产性服务业对产业价值链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研发设计阶段、市场调研阶段、信息咨询阶段以及产品流通阶段。

3 研究设计

3. 1 研究方法

本研究测度生产性服务业区域集聚与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之间的关系,首先采用F检验方法确定应该建立混合回归模型还是固定效应回归模型,之后利用Hausman统计量检验固定效应回归模型与随机效应回归模型,并根据Hausman检验确定模型。其中,所采用的软件为Eviews8. 0。

3. 2 数据来源及变量确定

本研究选取长三角地区16 个中心城市2003—2012 年的面板数据作为样本进行实证分析,得到有效样本点160 个。数据主要来源于2003—2013 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年鉴》以及部分城市的《劳动力统计年鉴》。

被解释变量: 本研究确定长三角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指标为地区第二产业增加值与第三产业增加值之和与地区国内生产总值之商。用公式表示即为: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指标( ISUit) = ( i城市t年第二产业增加值+ i城市t年第三产业增加值)GDPit。( 1)

解释变量: 采用衡量区域集聚程度应用最为广泛的区位商指数指标对长三角16 个中心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状况进行测算。其具体测算方法为一个地区特定部门的产值( 或从业人数) 在地区工业总产值( 或从业人数) 中所占的比重与全国该部门产值( 或从业人数) 在全国工业总产值( 或从业人数) 中所占比重之间的比值。产业区位商具体测算公式为:

式( 2) 中,qij表示j城市i产业的工业总产值( 或从业人数) ; qj表示j城市全部工业生产总值( 或就业人数) ; qi表示i产业全国工业总产值( 或从业人数) ; q表示全国工业总产值( 或从业人数) 。

根据现有文献和我国统计指标特点,本研究设置了控制变量。通常情况下地区教育水平越高,劳动者素质越高,越有利于促进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由此设定各城市历年普通高等院校在校本科生数量作为教育水平控制变量。地区研究能力越强越有利于新兴技术的产生从而推动产业结构调整,由此设定各城市的R&D支出费用作为研究能力控制变量。此外,借鉴刘星等人做法设定科技进步指标作为第三个控制变量［10］,其公式为: TECit= ( Yt/ Lt) ×( Lt/ Kt)α( 其中Yt代表地区GDP数值,Lt代表地区就业人数,Kt代表地区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表1 对研究变量的定义、类型进行了说明。

4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影响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实证检验

4. 1 模型构建

本研究将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指标作为因变量,生产性服务业区域集聚为自变量建立面板数据回归模型,同时考虑到除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因素外,科技进步、科研经费投入、教育水平等均会对地区产业结构( ISU) 造成影响,研究将上述四个因素作为控制变量纳入模型,模型中还设有随机干扰项并假设其服从均值为零,方差有限的正态分布,构建模型如下:

4. 2 区位商计算结果分析

由式( 2) 计算出2003—2012 年长三角16 个中心城市生产性服务业区位商指数,见表2。

由表2 可知,长三角地区各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程度存在较大差异,部分城市集聚度较高,如上海、南京、杭州、宁波等,其中上海位列第一,利用区位商计算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程度在1. 8 左右,高于长三角其他城市。而部分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程度较低,如无锡、苏州、南通、泰州等,仅为上海集聚程度的40% ~ 50% 。由此可见,上海已经成为长三角地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程度最高的城市,这与其便利的交通条件、发达的信息科技、庞大的金融机构数量以及强大的人才吸引力有密切联系,上海在长三角的中心地位使其拥有其他城市无法比拟的集聚性吸引力。而南京、杭州、宁波分别作为长三角地区重要的区域性中心城市保持着各自区域范围内较高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度。

4. 3 实证结果分析

表3 为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结果表明,16个城市的5 个变量中,整体标准误相对较小,样本统计量和总体参数值比较接近,表明样本选取具有代表性。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差异是否由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程度差异引起需要进一步的实证讨论。

本研究在于分析生产性服务业对长三角16 个中心城市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为保证计量回归结果能准确地反映真实经济状况,选择Panel Data模型进行实证分析,表达式为:

其中,yit是被解释变量; xit= ( x1it,X2it,…,Xkit)是截面向量的kx1 维解释向量; βit指对应于解释变量Xit的kx1 维系数向量; 参数 αit代表截面单元的个体特征,反映了个体差异因素; μit是随机扰动项; N表示截面个数; T表示时间序列长度; k表示解释变量个数。据此本研究模型为:

注: 为便于统计,表3 已对ISU、TEC、EDU、RD、LQ指标进行对数化处理,此为对数化处理后描述性统计结果。

在对Panel Data模型进行估计时,由于使用的样本数据涵盖了时间、指标、个体三个方向上的信息,为了防止模型设定不正确导致估计结果与经济现实相差较大,因此,建立Panel Data模型的第一步就是检验样本数据究竟适用于何种Panel Data模型形式,从而避免模型设定误差,提高参数估计有效性。经常使用的是F统计量检验,该检验的原假设与备择假设分别为: H0: yit= α + xitβ + μit( i = 1,2,…,N; t = 1,2,…T) ,模型中不同个体截距相同,真实模型为混合回归模型; H1: yit= αi+ xitβ + μit( i = 1,2,…,N;t = 1,2,…T) ,模型中不同个体截距不同,真实模型为个体固定效应回归模型。计算F统计量公式如下:

式( 6) 对长三角16 个中心城市的面板数据方程进行了F检验,结果发现,模型F = 67. 82 >F0． 05( 15,95) ,由此可知,本研究样本数据符合个体固定效应回归模型,建立个体固定效应回归模型较为合理。

Hausman( 1978) 提出了一种严格的检验统计方法用以检验随机效应回归模型和固定效应回归模型,该检验原假设为随机影响模型个体中个体影响与解释变量本身不相关,在检验过程中构造W统计量如下:

其中b为固定影响模型中回归系数估计结果,β为随机影响模型中回归系数估计结果。∑ 为两类模型中回归系数结果差的方差。本研究将同时报告面板数据回归模型的随机效应和固定效应估计结果,具体如表4 所示。

注:＊＊＊、＊＊和*分别表示显著性水平为1% 、5% 和10% ; 解释变量系数下方括号内的数值为标准差。

从表4 估计结果分析,无论从拟合优度来看还是从方程的显著性检验来看,固定效应回归模型的估计结果都好于随机效应回归模型,且模型的Hausman检验卡方值通过1% 显著性水平下检验,表明模型拒绝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模型无差异的原假设。下面根据模型回归结果分析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因素及控制变量对长三角地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

1生产性服务业集聚( LQ) 影响结果分析。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其边际效应系数为0. 031 1,即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程度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就能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程度提高0. 031 1 百分点。从中可得出结论: 长三角地区作为我国经济最发达、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地区,其生产性服务业已经达到一定的集聚规模,能够对地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产生正向推动作用; 长三角地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程度相比于全国平均集聚程度优势并不明显,其正处于快速发展时期,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已经产生正向推动作用,但其推动程度还需进一步提高,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程度也需要进一步提高。

2技术进步( TEC) 影响结果分析。技术进步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具有一定程度的正向促进作用,其边际效应系数为0. 023 6,即技术进步指标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就能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程度提高0. 023 6 百分点。从中可得出结论: 在长三角地区原有的劳动力密集型、资源密集型产业已经实现了产业转移的背景下,技术密集型产业正在快速发展,由此带来长三角地区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科技进步为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提供了先决条件,科技进步在长三角地区的产业结构转型中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3教育水平( EDU) 影响结果分析。教育水平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具有一定程度的正向促进作用,其边际效应系数为0. 024 6,即教育水平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就能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程度提高0. 024 6百分点。长三角地区目前高等院校培养的人才能够有利于地区产业结构向产业结构高级化演进。

4科研投入( RD) 影响结果分析。科研投入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具有一定程度的正向促进作用,其边际效应系数为0. 003 7,即科研投入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就能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程度提高0. 003 7 百分点,这与经济现实相符合。

5 结论

长三角地区生产性服务业呈现较为明显的集聚态势,区位商指数计算结果显示长三角整体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程度与发展水平要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然而区域内部城市之间集聚程度存在一定差别。

在引入的三个控制变量中,技术进步、教育水平、科研投入都会对长三角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产生显著推动作用,其中技术进步与教育水平对产业结构调整的推动作用要强于科研投入,这与科研投入自身所具有的特性有关。

在2003—2012 年,长三角地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程度已发展到了一定规模,对本地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起到了显著的正向推动作用,长三角地区正在经历产业结构合理化与产业结构高级化进程,同时需要注意到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长三角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虽然有推动作用,但这一推动作用的程度还不是很大,需要进一步加强,由此可见,长三角地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还处于集聚的初级阶段,其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作用才刚刚显现,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程度需要进一步提高,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效应有待进一步凸显。

摘要：基于长三角16个中心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区位商指数法测算和分析长三角地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现状,并采用面板数据模型中的固定效应模型,以产业结构为因变量,以区位商计算出来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度为核心解释变量,引入科技进步、教育水平和研发投入三个控制变量,实证研究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区域产业结构的影响。结果表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长三角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具有显著的正向推动作用,但推动程度不是很大,有待进一步加强。

四个中国人 读后有感 第5篇

放年假之前在平湖的图书馆转了转，为自己这么长的假期准备一些精神食量，原只是随意转转，不曾想真有收获。在新书推荐区里看到一本《四个中国人》，我毫不犹豫的拿起来品评。

最开始被吸引的是它的书籍的装帧，四人头像镂空的效果放在简约风格的封面的左边，占了将近一半的位置，内部彩页通过镂空部分显现出来，使人物看起来在饱含沧桑的同时，又体现其出艺术的精致特色。除了空白部分外，封面的右上角用纤细的细宋体写上了书名“四个中国人”五个大字，其余如作者、出版单位等，均是用极小的字加以点缀了一下。这种简约中不乏精致的整体感觉，一下就把我锁定了。

我最初的想像是，作者可能关注的是江河倒流、天地变色、叱咤风云、伟人英雄，我一开始也以为他会在千千万万的中国人中，选出四位极具代表性人人物进行详细说明。然而，正如书中的序言所说的“一谈到中国人，我们通常想到的符号是老子、庄子、秦皇汉武、蔡伦张衡、李白杜甫。作者们在这里给我们展示的不是符号化的中国人，而是用罗中立的油画《父亲》中那样的笔触呈现的四个具象的、有血有肉的、凝练一方水土的普通中国人。”作者希望通过这本书，让所有读者读出乡土、读出民俗、读出社会、读出人心。

除夕之前，我就将这本书全部看完了，仅利用两个夜晚的功夫，我就读完一本200多页的书，这可真是第一次，作者叙述的流畅与连续性自不用说，其中更为关键的是四位主人公自身的精彩，这更是吸引我的原因，仅前言的一段话就已将我抓住，让我很难释手，不信你也看看：

今天，“中国人”，是一个让人又爱又恨的名字！

网络上的中国人光怪陆离。

电视上的中国人不食人间烟火。

生活中的中国人，要么经常按着汽车喇叭从你身边呼啸而过，不管你是否怀孕，是否有心脏病；要么在地铁里漠然或假装玩着手机，全然不顾身边抱着孩子的女人和白发苍苍的老人。中国人怎么了？

……

全书以四种名间艺术为经脉，以四个当代传承者为主线，用亲情、友情、师徒情等线条牵引出其周边的人与物，勾勒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