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德镇民窑范文

景德镇民窑范文（精选3篇）

景德镇民窑 第1篇

景德镇古代瓷窑遗址考古虽然很不充分,不过从已知的窑址分布情况来看,还是能够基本厘清景德镇历代民窑分布特点和演变脉络的。瓷业格局的变化不仅真实地反映着瓷业发展的现状,其本身对瓷业亦具有极大的影响和促进作用。晚明时期是景德镇民窑分布发生重大转变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实现了景德镇地区各分散窑址向镇区的转移。晚明景德镇民窑分布的大集中过程对瓷业发展和瓷艺风格的作用与影响非常显著,对此进行深入探讨,将使我们能够更加清晰地理解和把握晚明瓷艺风格发生转变的深层因素。

1 从分散到集中—晚明景德镇民窑分布变局

虽据有关史籍记载,汉至唐代景德镇即有瓷窑存在,但唐以前至今尚未发现窑址,而唐代是否存在则争议颇大。五代十国时期是专家们公认的景德镇瓷业起源,因为在景德镇境内发现有多达数十处以上的该时期瓷窑。五代时期景德镇瓷窑均为民窑,其分布具有小而散的特征,大多数散布于南河以及小南河流域,另在丽阳地区也曾发现有五代瓷窑分布。宋代时,景德镇窑业规模迅猛扩展,不过总体格局并未发生太大变化,大多数在南河原有窑址基础上进一步扩展。直至南宋末期,才在东河流域的瑶里一带出现瓷窑,而南河一带特别是小南河一带瓷窑则呈现萎缩态势,镇区窑业兴势初现。元代时,景德镇瓷业布局仍呈分散状态,主要分布于湖田、镇区、瑶里以及丽阳。

明代早中期,这种格局并未发生变化,和元代大大致相当,镇区并未较其他几处更为兴盛。而至明晚期时,景德镇瓷业分布格局大变,湖田、瑶里、丽阳等几处曾经盛极一时的窑址迅速衰退,纷纷成强弩之末而在晚明停烧,而镇区民窑却呈现出空前繁荣之势,景德镇民窑瓷业格局由此完成了瓷业的大集中。

景德镇民窑瓷业格局之所以在晚明时迅速实现了由分散到集中的转变,有着复杂的深层原因。明代早期御窑厂已经正式建立于镇区珠山,确定了景德镇瓷业中心的地位,景德镇通过官窑提高技术,从而在技术上居于领先,使其他窑场无力竞争。但是明代中前期封建压迫极为深重,官窑控制十分严格,因而民窑还无法获得先进制瓷技术和原料。而明代晚期嘉靖时期开始,由于官搭民烧制度的实施,使得镇区民窑有了效仿官窑技术和偷用官用原料如进口回青的机会。从而使镇区民窑具备了更大的技术优势。一些自然因素也使得镇区具备了成为景德镇民窑生产中心的条件。如镇区地处昌江与南河交汇口,水运发达,易于聚集整个昌江流域的制瓷资源,其依托珠山的地势不易受到水患等。

瑶里瓷窑在晚明衰败的原因主要是原料和人才的流失。受利益驱使,包括麻仓土、高岭土、釉果在内的瑶里优质制瓷原料大批输往瓷业发达的镇窑,一些有技术的工匠可能也不断进入更加繁荣的镇区谋生,从而使瑶里成为原料中心而非生产中心。而湖田窑在晚明衰败除与瑶里相似的原因外,其还有一重要原因是河床抬高使水路运输出现严重困难。笔者曾亲睹南河改道工程,挖土机向下挖掘时,发现湖田南河河床瓷业废墟堆积相当深厚,河床中还曾发现有古码头遗迹。为窑业废渣堆积不断抬高的河床使运输日益困难。丽阳窑的破败可能亦与河道有关,昌江丽阳段河道弯曲,极易发生洪水,其元末窑址发现大量尚未烧制的瓷器,很可能就是因洪水暴发来不及烧制而被掩埋。洪水的不断侵袭可能使丽阳窑工被迫选择了前往镇区谋生。

2 晚明景德镇民窑分布变局对瓷业发展的影响

因种种原因而使景德镇民窑瓷业分布在晚明时期出现了大变局,镇区周边历史悠久的名窑均向镇区集中。这种变局对景德镇民窑瓷业产生了显而易见的重要影响,正是这种集中才真正造就了景德镇成为天下瓷都。

晚明景德镇民窑集中于城区,促使景德镇范围内瓷业布局更为合理,形成了人才和技术的强大优势,有利于集约化大规模生产,从而使产量和质量大幅度增长。瓷业是多部门联动完成的,因而需要有多种部门协同分工完成。晚明景德镇民窑的大集中促使大型手工工场涌现出来,从而使生产效率大幅度提高。无论从胎釉制备、制作工艺和绘制技法,镇区产品都要远远超过周边地区。集中生产亦使成本大幅度降低,因为镇区同时也成为销售中心。行商和坐贾均云集于此,并受到镇区行规的种种制约,从而使镇区之外的产品难以在镇区销售。

晚明景德镇民窑的集中还利于民窑瓷业形成竞争态势,从而发挥优胜劣汰的市场价值规律,促使产品质量及种类在晚明时快速发展,成为景德镇瓷业的重要转变期。镇区周边地区产瓷区因长期处于相对封闭生产的状态,产品类型和技法长期保持不变,如瑶里在明代时仍以涩胎叠烧的落后方式烧制青花瓷,这即是缺乏有力竞争的表现。而晚明景德镇瓷业的大集中,使区区陶阳十三里俨然成一大都会,各作坊之间形成激烈竞争,从而推动了产品无论在工艺还是在艺术上都呈现出大发展之势,并形成资本主义萌芽。

晚明景德镇民窑的大集中亦使资源利用集中化、合理化,保证了可持续发展。大量的资源被集中向生产更为先进的镇区运输,从而避免在周边地区被低效耗费。周边地区由此脱离了生产功能而成为镇区的服务区,为镇区提供制瓷原料、燃料、农产品等支持,避免了过度消耗。因为作为资源耗费很大的产业,如果仍保持遍地开发,则势必导致整个地区的资源耗尽,生态系统崩溃。事实上,不仅浮梁县境的瓷业活动在晚明时终止而成为瓷土、釉果、窑柴以及农产品、劳务等的输出地,其还辐射至周边地区,如晚明乐平曾经短暂地生产青花瓷,但很快即停止生产,从而保证其仍是景德镇重要的资源和劳务输入区之一。

晚明景德镇民窑的大集中也使得瓷工的力量得以壮大,从而为反封建压迫创造了有利条件。晚明瓷工在数量上的激增,从而使其与封建势力之间的矛盾冲突日益加剧,而瓷工们在斗争中不断积累经验,迫使封建统治阶级减轻压迫程度。如著名的事件即是明万历期间在税监潘相的压迫下,瓷工们聚集起来捣毁御厂的事件。这次事件影响很深远,沉重地打击了封建统治阶级,使得在此后的时间内,民窑基本呈现出封建社会少有的自由发展局面。

3 景德镇民窑分布变局下的晚明瓷艺风格转变

晚明景德镇民窑向镇区的集中促使其规模迅速壮大,成为江南新兴市镇之一,也促使其文化品位发生大幅度变化,从而对瓷艺产生巨大影响,促使瓷艺风格整体转变。

明嘉靖王世懋《二酉委谈》中提到了晚明景德镇文化品位的提高:“万杵之声殷地,火光烛天,夜令人不能寝。戏目之曰‘四时雷电镇’。民既富,子弟多入学校,然为窑利所夺,绝无登第者。”由此可知,集中化生产使镇区经济空前发展,并使得其文化水平得以提高,从而大大有别于晚明之前的乡村化状态。其文化品位已经脱离了浮梁本土文化,而与江南其他各大都市如苏杭、扬州、松江以及徽州等地文化主体接轨,从而使其审美情趣亦与江南文人士大夫相接。这样,在镇区新兴窑主集团的影响下,民窑瓷艺由明早中期的以图案式装饰为主体而转向以文人绘画为主体。

晚明镇区瓷业雇工主体并非为浮梁本土人,而是包含有大量的外来人口,以周边江西和安徽各府为主流。这样就使得晚明景德镇成为具有强大文化包容性的城镇,也就有利于各种文化形态充分进入景德镇并为镇民们所接受。就国内文化形态来讲,以徽州文化为主导,这是因为在镇区各类移民中以徽州地区移民文化程度最高。徽商集团具有很高的文人书画修养,使景德镇文化呈现浓郁的徽派特色,反映在瓷艺中则是新安画派大行其道。在晚明瓷艺中,徽州版画与新安画派作品比比皆是,即彰显了徽州文化之影响。就国外文化而言,开放式的晚明瓷业生产亦完全不排斥外来文化,对来自欧洲、日本等地的订单均接之不悖,而在晚明之前,民窑产品中很少有外来文化因素影响,显示了晚明瓷业聚合后的文化包容力。

晚明瓷业聚集以后产生的竞争压力亦明白无误地表现于瓷艺当中,写意化的表现既是文化扩张与包容的结果,更是为适应竞争各作坊所作的战术调整。写意化的绘制使生产效率大幅度提高,同时能迎合晚明新兴市民阶层的审美品位。并且,大量来自周边农村的画工,如湖田、瑶里等地迁来的画工,其文化素养较低,原本即只能创作粗率随意之作,而进入市镇以后将其调整为写意形式并非难事,尽管其内在意蕴可能有所欠缺。因而,晚明瓷业集中亦产生了民间写意风格大集中的效果,并且有更加深入的发展,洒脱至极的极简风格作品亦衍生而出。

晚明瓷业聚集镇区后,瓷工们反封建斗争的迅速深入,对封建统治阶级的憎恶之情日益高涨,特别是明万历后期反潘相斗争之后,曾经被奉为楷模之作的官窑瓷艺逐渐受到摒弃,尤其是明末时期官窑衰退以后,民窑瓷艺更是自行其是,丝毫不将官窑瓷艺奉为上品,转而按各自的审美取向与客户要求进行制作,从而形成了晚明瓷艺风格多样化发展的局面。

4 结语

诚然,晚明景德镇民窑格局变化并非是推动晚明瓷艺风格大转变的唯一因素,但的确是最重要的动因之一,其影响渗透至瓷业的方方面面,从而对瓷艺转变产生了全面而广泛的影响。当代景德镇亦出现了大量私营或个体瓷业作坊,其分布状况、原因、对瓷业及瓷艺风格的影响如何,亦是颇值得深入研究和探讨的新课题。

摘要：晚明之前,景德镇民窑分布相对分散,而晚明景德镇民窑分布发生了重大变局,由分散转向了集中分布,从而对景德镇瓷业各方面均产生了显著影响,促进其迅速发展,并因此使瓷艺风格出现了明显转变。

关键词：晚明,景德镇民窑,分布,瓷艺风格,转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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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刘新园.景德镇湖田窑考察纪要[J].文物,1980(11)

[3]欧阳世彬.景德镇东河流域古瓷窑址调查简报[J].中国陶瓷,1982(07)

明代景德镇民窑瓷器的演变与特点 第2篇

明代早期的民窑瓷器

由于缺乏考古和纪年资料，明代早期景德镇民窑瓷器发展状况仍然非常模糊，断代比较困难，特别是元末与明初、洪武与永乐、永乐与宣德、宣德与正统的民窑瓷器很难区分。

目前发现有准确纪年的洪武民窑瓷器非常罕见，即使个别存在其器物也不够典型，如1980年山七于江曲玉山县刻“洪武七年”铭文的青白釉罐(图1)。

而四川广议明洪熙元年(1425年)墓出土的青白釉印花墩式碗倒具有洪武时代的典型特征：敞口、深腹微鼓，高圈足，足内无釉，胎体厚重，通体施青白釉，有细微升片，碗内模印缠枝菊花纹(图2)。叫初特别是洪武时期的民窑瓷器在风格上具自元瓷的遗风，但品种、造型、装饰都远不如元代丰富，以青白釉瓷为主，青花瓷、卵白釉瓷、酱釉瓷、红绿彩瓷等也存在，造型主有墩式碗、折腰盘、高足碗等，青白釉面多开细片，碗圈足仍多平切，底心有乳点。

永宣时期有纪年的民窑考古资料虽然不多见，但景德镇民窑瓷器在当时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和官窑瓷器成就的影响下也有了较大的恢复发展，品种造型装饰比洪武时期要丰富多了，如1974年江苏省江阴市明永乐九年(1411年)夏颧墓出土的霁蓝釉双系单流壶造型独特(图3)，釉质莹润，接近官窑的水平。又如，1957年江苏省南京市林学院明墓出土的宣德青花孔雀牡丹纹带盖梅瓶(图4)。

正统、景泰、大顺年间(1436－1464年)，政治动荡，官窑器生产甚少，且不书款，故在陶瓷史上有“守白期”之称。但是这时期的景德填民窑瓷业不但没有像官窑那样受到政治动荡的影响，反而由于朝廷限制的放松或无暇顾及而有了快速的发展。这一时期考古发现的民窑纪年标准器人人增多，使我们埘这时期民窑盔器的发展面貌有了较清晰的认识，如1958年江西省新建县正统年(1437年)宁惠王墓出上的青花缠枝莲纹盖罐(图5)，1989年江西省德兴市正统十二年(1447年)墓出土的青花缠枝莲纹兽耳瓶(图6)，1989年江西省德兴市景泰二年(1451年)墓出土的青花折枝花卉纹三足炉(图7)，江西省景德镇市景泰四年(1453年)墓出土的青花折枝牡丹纹月牙耳瓶(图8)、云南省剑川县出土的正统天顺青花麒麟纹盘(图9)，1990年北京海淀区出土的天顺青花人物纹罐等(图10)。

这一时期的民窑瓷器具有从早期向中期过渡的特点，前期继承宣德风格，后期开成化先河，品种以青花为主，器型多为碗、盘、盖罐、香炉、瓶等。碗圈足较深，挖足过肩，釉底，砂底均有；盘有圆口、花口瓜棱腹折沿式，足根内斜，多釉底；盘、碗常见芝麻酱油，俗称檀香口。罐盖纽顶鼓起，瓶多带双耳，有月形、戟形、兽耳，瓶、罐均为砂底，不讲究修胎，接口明显。青花青料呈色深沉浓重，笔法以一笔点划为主，线条生动、流畅，题材较永宣更为丰富，纹样中除官窑常见的各式折枝、缠枝花卉外，人物题材纹样增多，内容有陶渊明爱菊、张骞乘搓、携琴访友等，此时更流行在人物、景物周围配以浓密的“铁锁云”，有如神仙幻景。边饰多为龟背锦纹、莲瓣纹、蕉叶纹等，莲瓣常呈螺丝形，底款此时仍然少见。

明代中期的民窑瓷器

成化、弘治、正德至嘉靖(公元1465－1566年)是明代民窑瓷器发展的中期，这一时期的景德镇民窑瓷器在前期的基础上有了更大的发展，与官窑瓷器的差距在逐渐缩小，到嘉靖时期民窑与官窑在质量上司以说已经很难区分了。

这一时期考古出土的民窑瓷器资料较多，代表性如：1974年江西省樟树市出土的带成化二十年(1484年)墨书铭文的青花灵芝纹奁式炉(底墨书一周：“成化二十年七月吉口江恒壁冈过景德镇买回”)(图11)，1985年北京市海淀区出七的成化青花携琴访友图罐(图12)，上海市闵行区明墓出土的成化－弘治青花锦地山水纹锭形套盒(图13)，1966年北京市朝阳区明墓出土的弘治青花人物楼阁图盖罐(图14)，1967年山东省兖州市明弘治墓出土的五彩荷塘鸳鸯纹盘(图15)，1987年江苏省淮安市明正德十二年(1518年)墓出十的青花折枝花纹蒜头瓶(图16)，四川省成都市叫墓出土的正德青花缠枝莲花纹提梁壶(图17)，1988年江苏省泰州市明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墓出土的青花莲池飞鹤纹六棱形盖罐(图18)，2001年山两省长治市明墓出土的嘉靖红绿彩三顾茅庐图罐(图19)，1974年湖北省黄梅县明墓出土的嘉靖霁蓝釉露胎鱼藻纹盖罐(图20)，1972年北京市朝阳区明墓出土的嘉靖珐华彩八仙过海图罐，1959年陕西省耀县出土的嘉靖酱釉描金孔雀牡丹纹执壶等(图22)。

成化民窑瓷器，胎体较前期轻薄，瓷化程度高，造型精巧工整；罐、碗给人以浑圆之感，香炉多见筒形炉和鼓形三乳足炉；碗足根细圆，足径变小，多釉底；罐等琢器，训究修胎，接口不明显。青花普遍用景德镇附近乐平产的平等青，呈色淡雅，流行双勾渲染技法，有明显的层次感；题材大大丰富，有婴戏图、花卉、花鸟、动物、人物故事等。

弘治民窑瓷器造型敦厚，祭品较多，有香炉、净水杯、暖碗(诸葛碗)等，青花常见题材有人物故事、松鹤、螺纹、虎纹、鱼纹、花鸟等，纹饰特点是缠枝花叶密而小，人物潇洒，梵文图案增多。

正德民窑瓷器大件器增多，有蒜头瓶、葫芦瓶、出戟贯耳瓶、军持瓶、花插、提粱壶等。正德民窑青花主要仍为平等青，青花发色灰淡；纹饰布局近弘治，但线条细琐，不豪放；题材常见凤穿花、鱼藻、海马、虎纹、狮子绣球、庭院婴戏、树石栏杆、莲花托八吉祥纹、高土等。

嘉靖时期景德镇的民窑瓷窑、业发展迅猛，当时一部分钦限瓷器，以“官搭民烧”的名义硬派给民窑完成，代烧官窑器的是民窑中的“官古器”户，在民窑官古器户中烧造的瓷器平时供民间上层使用。这一方面是官窑对民窑剥削，但另一方面也说明，民窑的技术水平已经与官窑不相上下了。

嘉靖朝的民窑瓷器产量很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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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主要有青花、五彩、珐华彩、金彩及颜色釉瓷。青花瓷因改用了回青料，呈色浓艳泛紫，别具特色，五彩瓷颜色众多，红浓绿艳，极为兴盛。因皇帝推崇道教，此叫瓷器在造型和装饰方面往往带有道教的色彩。嘉靖民窑瓷器胎不及前朝的细腻，多数为青亮釉，釉面不够平整，有隐约的波浪纹。造型丰富，大件器增多，此时流行器型有盖罐、葫芦瓶、天圆地力瓶、六棱瓶、带盖梅瓶、果盒、高把高流壶、筒式炉等。制作工艺上不注意修胎，瓶、罐接口明显，盘碗粗糙不工整，碗有的底心凸起，俗称“馒头底”。嘉靖民窑青花主要用回青料，呈色鲜艳，纹饰布局烦琐。追求长寿的道教题材增多如八仙、八卦、八吉祥、鱼藻、灵芝等纹饰。此时民窑瓷器底足款识流行，多为吉祥款、颂语款如长命富贵、福寿康宁、万福攸同、酉贵佳器、上品佳器、食禄佳器、富贵长春等。

明代晚期的民窑瓷器

晚期为隆庆、万历、天启至崇祯(1567－1644年)，随着明末商品经济的发展、市场的扩大，景德镇的民窑作坊已从家庭小手工业作坊转变成了雇佣制的工场手工业作坊。这一时期的制瓷成就以民窑为代表，嘉靖开始宫廷所需的御器大多就已由民窑的“官古器”户烧造，至万历后期，官窑已经衰落，而景德镇的民窑则发展到了，一个辉煌的时期。

隆庆一朝时间很短，仅6年，考古出土的隆庆民窑瓷器资料不多，四川省成都市红牌楼明墓出土有一件的底足署“隆庆年制”的青花荷叶莲花纹碗(图23、图24)。一般来说，隆庆民窑瓷器带有嘉靖晚期和万历早期民窑瓷器的特点，青花主要用回青料，发色蓝艳泛紫；青花技法为单线平涂，题材多为攀枝娃娃、马上封侯、串枝龙凤、团龙、团风、螭龙、莲池、莲塘游禽及文字组成的图案等；款识多为“隆庆年制”“隆庆年造”四字二行楷书款，吉祥款有“万福攸同”“福寿康宁”“永保长春”等。

从万历开始，民窑瓷器的生产在规模上是相当惊人的，品种主要还是青花和五彩。万历民窑青花早期仍用回青料，色泽多艳丽，后期回青料已竭，故改用浙江青料，青花发色较灰暗，题材多见花鸟、云龙、寿山福海、云鹤、天马、螭龙、鱼藻纹等，人物故事有八仙庆寿、老子讲经、东方朔偷桃、东坡夜游赤壁、高士图、婴戏图等，如1971年江西省新淦县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墓出土的青花婴戏纹瓶(图25)。万历时期还流行一种淡描青花，用较淡的色料双勾图案花纹而不渲染，给人以幽雅的感觉。嘉靖开始流行的青花五彩工艺，至万历朝发展到了高峰，器形有盘、碗、洗、罐、瓶、炉、尊、提梁壶、盖盒等，万历青花五彩图案花纹满密，以红、淡绿、黄、褐、紫及釉下青花的蓝色为主，追求“华丽”的装饰效果，如1973年陕西省绥德县出土的万历五彩饕餮纹方鼎式炉(图26)。

民窑外销瓷也是这一时期的一个突出成就，随着海禁的解除和东西方海上航运与贸易的发展，景德镇瓷器大量出口到世界各地，进一步扩大了中国瓷器在世界的影响，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无疑是“克拉克”瓷。“克拉克”瓷(Kraak porcelain)原是17世纪初荷兰人对在海上俘获的名为Kraak的葡萄牙货船所载中国外销瓷的一种称呼，由于这种外销瓷多为开光装饰的青花盘、盆、碗、杯，于是至今在陶瓷史学界把16世纪中叶至17世纪生产的这类外销青花瓷都统称为“克拉克”瓷。如1980年江西省南城县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墓出土的青花花鸟纹开光盘(图27)，1995年澳门圣奥斯定修院遗址出土的万历青花开光花鸟纹菱口碗(图28)。

天启、崇祯瓷器造型小件器多，器形主要有碗、盘、洗、瓶、盂、罐、笔筒、花觚、象腿瓶及庙字供器的烛台、香炉、净水盂等，除口用瓷器外，庙宇供器占有很大的比重。

虽然此时都是民窑，但明显地有细器和粗器之分，细器制作较好，胎质细白，釉面茕润，青花色烊淡雅明快，而粗器则胎质粗糙，底足填砂厉害、跳刀痕明显，青花色泽灰暗。青花瓷以石子青为主，一般呈色清淡，发青灰色，也有蓝色鲜艳明快、层次丰富的商质量青花。新出现上下暗刻、中间青料绘花的新工芝，刻花很浅，如1965年河北省宜化市出土的崇侦青花人物故事纹莲子盖罐(图29)。

此时民窑在装饰罔案方面，摒弃了过去官窑皇室的束缚，不再以龙、风、藩莲等固定的图案为土题，而多见山水、花卉、禽鸟与人物故事的题材，并出现了融诗、画、书、印于一体的装饰风格。纹饰布局疏简，用笔自然生动，简笔写意，几笔勾勒，非常传神，富有生活气息。如1984年江苏无锡市锡山区崇祯二年(1629年)墓出土的青花八骏图碗(图30)、青花山水人物纹碗和福建省邵武市崇祯十年(1637年)墓出十的青花菊石兔纹碗(图31、图32)。

万历后期，特别是天启、崇桢时期，景德镇民窑出现一种哥釉青花，哥釉紫彩青花的新品种，如广两桂林市出七的万历哥釉酱彩青花松梅纹梅瓶(图33)和1965年山东省济南市天启七年(1627年)墓出土的哥釉青花花蝶纹梅瓶(图34)。

(本文部分资料参考了张柏主编的《中国出土瓷器全集》，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张浦生著《青花瓷器鉴定》，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5年版；耿宝昌著《明青瓷器鉴定》，紫禁城出版社1993年版；景德镇陶瓷馆编《景德镇民间青花瓷器》，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4年版；江西省博物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编《江西元明青花瓷》，2002年版。)

明代景德镇民窑青花瓷的市场价格 第3篇

2010年12月5日，香港著名收藏家徐展堂“在望山庄”旧藏的“天启年米石隐制”款青花洞石花卉出戟觚在北京保利被拍卖，600万至800万元的估价，对一件明代景德镇民窑青花瓷器而言，堪称高价。令人更意外的是，花觚拍到了1232万元，创造了明代景德镇民窑瓷器交易的最高价格。

在这次拍卖的图录中，黄清华对花觚有着详细的考证。他认为这件高32厘米的花觚造型系“摹仿殷商青铜四力觚”，明万历王世懋《窥天外乘》所记，这种器型在当时“实是百里挑一”，“堪称花道佳器”。黄清华推断此花觚应是当时的书法家米万钟为建于万历四十年至四十三年间的“勺园”(位于今北京大学校园内)订烧之物，“订造时间应在天启四年与五年之间”。“目前公开资料之中，除本品之外，署写米氏相关款式的瓷器共有三件。第一件为北京故宫博物院典藏的青花花觚，尺寸和署款与本品一致，纹饰相近，原为清官旧藏。……第二件和第三件均为造型、尺寸、纹饰相同的青花折枝花卉纹撇口碗，分别为美国观鹭园私人收藏和北京李氏所属。碗类署款为‘天启年勺园制’”。他从2006年春在景德镇十八桥窑址发现的“天启年勺园制”款白瓷残片推论：“十八桥窑址是烧造米氏订造瓷的作坊窑场所在地”。同时认为，“以本品为代表的米氏订造青花瓷是明末高档民窑瓷器大发展之前奏，为明末文人意趣与陶瓷艺术融合之先声。”

这件花觚的高价成交，引起了不少收藏者对明代民窑瓷器的兴趣。一位多年从事瓷器经纪的行家指出：“1232万元的成交价是所知首件交易价格超过千万元的明代民窑瓷器，非常具有标志意义，这也说明，只要拍品品质过硬，民窑制品也能拍出高价。也给平常两眼只盯官窑瓷器的藏家提了个醒——无论官窑民窑，品质才最重要”。“这件花觚之所以能拍出高价，重要的一点是，它的制款表明了是天启时书法家米万钟定制的瓷器。经过了四五百年，现在民间传世品中已很难找到可以确认与当时的知名人士有关的瓷器了。另外，这件花觚最晚到1990年时，已经入了徐展堂之手，1990年11月30日曾在香港艺术馆举办的‘敏求精合三十周年纪念展’中展出，名人定制名人旧藏，其价格肯定不会便宜。”

记者粗略统计了近年中国市场明代民窑瓷器的交易情况：就瓷器釉彩品种而言，拍场常见的主要是青花瓷，彩绘瓷以及颜色釉瓷器数量较少。就有明一代看，多是明中期以降制品，尤以嘉靖、万历朝以后制品为主。过去十余年，精品交易的最高价也就在二三百万元，且数量稀少，内地交易价超百万元以上者仅30件左右，且多数在近五年内成交。

对于明代瓷器研究的分期，学界观点不一，或分三期，或分五期，或分九期，三期分法较为通行，但分法也不一。这里采用耿宝昌先生在《明清瓷器鉴定》一书中的分法：洪武、建文、永乐、洪熙、宣德为早期，正统、景泰、天顺、成化、弘治、正德为中期，嘉靖、隆庆、万历、泰昌、天启、崇祯为晚期。尽管对官、民窑青花瓷器的研究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即已开始，收藏市场兴起后，人们对民窑青花的重要性和研究价值逐渐有了新的认识。但是，专业学者的研究成果偏少，这在客观上限制了市场对民窑青花瓷价值的准确判断。

1986年《景德镇陶瓷》杂志第3期，推出过一期有关景德镇明代民间青花瓷、民窑概况、断代、艺术风格及外销的研究专辑，收录了邓白、耿宝昌、叶佩兰、毕克官、冯小琦、黄云鹏等学界专家的研究文章，开启了新时期民窑青花研究的序幕。i994年中国陶瓷编辑委员会主编出版了《中国陶瓷——景德镇民间青花瓷器》，2002年江西省博物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联合举办“江西元明青花瓷”展及出版的同名图录(展品以民窑青花瓷为主，收入元代青花瓷21件，明代青花瓷107件)，2000年穆青的《明代民窑青花》出版，见证了近二十年来民窑青花瓷器的研究历程。虽然大部分著作县图录性质，但是所使用的实物主要来自于历年各地考古出土和重要公私博物馆藏品，来源可靠，为民窑青花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明初民窑青花瓷数量稀少

考古出土的纪年瓷实物及博物馆收藏品数量少，明代早期瓷器，人们多熟悉洪武、永乐、宣德的官窑瓷器，对民窑瓷器所知甚少。事实上，明初景德镇御器厂(最初称陶厂)正式成市以前，以及成立后，景德镇民窑不可能完全停烧，永宣时期官用瓷烧制正规化后，民窑为满足市场需要，应该还是有少量生产的。考古出土以及传世完整器少的原因，或许是民窑产品多为满足民间生活所需的口常用器，如碗、盘、杯等圆器，价值小高，没有留存的必要，因此历年出土的明初民窑制品多是残片。

国内具有明确纪年的考古出土明初民窑瓷器较少，洪武时期发现有碗、盘、罐等，永乐、宣德时期有梅瓶、罐、碗、盘等，数量有限，多是盘、碗等圆器。拍场上明初瓷器多是洪武，永乐、宣德的官窑制品，由于断代困难，具有这一时期时代风格的民窑青花瓷经常被定名元末明初、明初、明早期。如1998年北京翰海春拍，高18.3厘米的青花缠枝莲大罐体型硕大，胎体厚重，具有元青花的风格，但罐身所绘缠枝莲纹的画法及青花的发色又与元青花不同，被定为元末明初、明早期，以176万元拍出；2009年中国嘉德秋拍出现一件被定为元末明初的青花云龙纹罐，直径27厘米，罐的造型、胎釉以及云龙纹饰有明显的元青花风格，所绘牡丹花叶、胫部莲瓣及底部涂的大片釉斑又区别于元青花；2005年嘉德四季第1期18.15万元拍出的明早期青花海浪瑞兽梅瓶，也具有元青花的风格；2010年春拍28万元成交的明早期青花莲花纹梅瓶，高33.7厘米，造型，纹饰以及胎釉则具有永宣青花的特征；2008年伦敦佳士得秋拍，高39.3厘米的明早期青花缠枝莲纹双耳瓶以7.085万英镑拍出，瓶的盘口、象鼻耳、双环以及纹饰风格，与1989年江西德兴正统十二年墓出土的青花缠枝莲纹兽耳瓶类似。

永宣官窑青花风格类似，有些品种断代困难，民窑青花因缺少可以参照的纪年瓷，即便是在拍场上出现，也难区分。2004年上海崇源春拍释出的一件明永乐青花船形水滴，2010年北京长风春拍再拍时，以39.2万元拍出，造型明显仿自龙泉青瓷和元青花制品，以手工制坯粘合而成，比较少见。2005年中国嘉德春拍以53.9万元拍出的明宣德青花人物大罐，是件典型的宣德民窑青花罐，1995年由香港苏富比秋拍释出，高39厘米，罐的形制周正典雅，腹部所绘图携琴访友高士图的人物纹、云纹画法常见于宣德一成化时期的瓷器之上。2010年该公司以44.8万元拍出的明宣德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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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杂宝纹瓦钮“泽物为务”方玺，力印边款为青花楷书“大明宣德癸丑年造”，印文为篆书的“泽物为务”，仿汉瓦型钮，方印上部以青花绘杂宝纹饰，是一件具有重要研究价值的制品，此印原为美国波士顿私人收藏家戈登莫内尔(F.Gordon Morrill)收藏，1971年曾在波士顿艺术博物馆(Museum of free Arts)展出，收录于《中国历代陶瓷款识汇集》。

“空白期”瓷器价格不低

正统、景泰、天顺、成化、弘治、正德六朝的民窑青花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即所谓的“空白期”，正统、景泰、天顺三朝官窑烧制时断时续，成就不大，仅民窑有少量生产；第二阶段从成化官窑恢复烧造开始，官、民窑均步入恢复期。

空白期景德镇民窑的烧制虽然仍受禁烧限制，但还是步入了一个人发展期，从江西各地出土的器物看，仍然有制作水平较高的制品。《江西元明青花瓷》一书中所附《明代纪年青花瓷资料选》，收入空白期纪年瓷24件(正统6件，景泰14件，天顺4件)，数量超过了成化、弘治、正德的16件(成化4件，弘治7件，正德5件)。可见空白期民窑生产还是相当有规模的。只是这一时期缺少官窑生产的参照和学习，民窑生产追求实用和低价，工艺水平普遍较低，大量产品造型不规整、胎质疏松、纹饰简略、釉面稀薄。出土实物器型丰富，有各式罐、香炉、瓶、碗、盘等。纹饰新增了很多永宣时期所没有的山水、人物、动物、孔雀、花卉、云纹等等图案，特别是云纹、山水、人物纹风格独特，具有典型的时代特点，元青花中曾出现的人物故事图案这一时期有相当量的出现。北京故宫博物院、首都博物馆、北京艺术博物馆、上海博物馆、江西省博物馆、南京博物院等等博物馆，以及各地文物店收藏为数不少的空白期青花瓷器，为研究和收藏鉴赏提供了可靠的参照物。

拍场上，除少量拍品标有准确的时代，大部分多被定为空白期，精品的价格目前已近百万元。交易价格较高的瓷器器型多为大罐、瓶类等陈设器，偶有大盘拍出高价。2002年香港佳士得秋拍，高37.4厘米的空白期青花人物故事罐就拍到了41.825万港币。2007年中国嘉德秋拍，直径52.5厘米的空白期青花孔雀牡丹纹大盘拍出95.2万元，主题纹饰孔雀牡丹图绘画精细，“构图紧密，繁而不乱”，极为罕见。次年，曾经著名收藏家仇炎之收藏的15世纪中期青花盘长海螺水滴现身香港苏富比春拍，估15万至20万港币，拍出了72.75万港币。2009年嘉德四季第18期，估10万至15万元的明空白期青花高士图大罐，也以高出估价数倍的76.16万元成交，罐腹部所绘云气纹呈灵芝形，其上密布层层圈点纹，通称“云堂手”，为空白期瓷器的典型特征。2001年香港苏富比春拍，以389.475万港币拍出的明代青花内外高士图花形碗，造型、纹饰绘画的风格与香港天民楼所藏明正统天顺青花仙山楼阁纹菊瓣大碗明显出自同一时期，有行家认为也应该是空白期制品。

空白期三朝中正统瓷器的数量较多，价格也较高，成交品中被确定为正统的瓷器约30件，器型以梅瓶、大罐，盘为主，纹饰丰富，见有云龙纹、龙风纹、风纹、山水人物纹、携琴访友图、高士图、三国人物纹、荷塘图、狮球八宝纹、海水波浪纹、缠枝花卉纹等。2003年中国嘉德秋拍以38.5万元拍出一件明正统青花云龙纹大罐(口残)，器型端正，纹饰精美，腹部所绘翼龙展翅腾飞，宣德风格明显。2007年北京长风秋拍成交过一件明正统青花龙风纹梅瓶，高35.5厘米，场上以515.2万元拍出，是所知交易价最高的一件空白期瓷器，肩饰云凤纹，腹绘云龙纹，绘有类似龙、风纹饰的梅瓶湖北省文物商店收藏有2件，湖北省浠水市李时珍纪念馆藏有1件。成交过的正统梅瓶还见绘携琴访友图、高士图以及缠枝花卉纹的。山水人物也是正统瓷器较常见的纹饰，2005年嘉德四季第3期21.45万元拍出的明正统青花山水人物大罐，虽为残器，但青花发色纯正，画工精细。去年北京诚轩春拍39.2万元拍出的明正统青花海水波浪纹盘，则是正统盘类器的代表品。

景泰年间景德镇数次干旱，大面积饥荒，严重影响了民窑瓷器的烧造，因此景泰8年间瓷器生产的数量可能是空白期三朝中最少的，考古出土实物以及传世品均不多。拍场交易品也相当有限，值得一提的仅数件。2003年天津文物春拍9.02万元拍出一件明景泰青花人物故事纹大罐，高38厘米，胎体厚重，肩绘海水瑞兽，腹部主题纹饰为一幅出行图，首都博物馆藏有类似纹饰的大罐。2009年中国嘉德春拍20.16万元成交的明景泰青花人物纹大罐，主题纹饰为高士图。该公司去年春拍94.08万元拍出的明景泰青花琴棋书画人物图大罐，高40.3厘米，上海博物馆、日本户栗美术藏有类似品。最具代表性的一件拍品则是去年北京荣宝秋拍201.6万元拍出的明景泰青花三国人物故事大罐，高36厘米，肩部圆形开光内青花书“福山寿海”四字款于海水纹间，“腹部绘三国人物故事，讲述了曹操送关羽之历史典故”，所知同时期绘三国人物的瓷器，仅首都博物馆藏有一件明景泰青花三顾茅庐大罐，被拍卖的这件原为英国伦敦私人收藏，2007年由纽约佳士得拍出。

天顺瓷器拍场数量更少，中国市场近十年成交价超过10万元者不足10件。器型有大罐、梅瓶、香炉、执壶等，纹饰有山水人物、高士图、三国人物、龙纹、凤纹、波斯文字纹等等。如2002年中国嘉德秋拍22万元掂出的明天顺青花人物图大罐，2005年北京诚轩秋拍7.92万元易主的明天顺青花波斯文三足筒炉(炉内青花书“天顺七年大同马”纪年款)，2007年北京保利舂拍19.8万元成交的明天顺青花人物故事纹大罐等，均是拍场上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拍品。2009年香港邦瀚斯秋拍出现的明天顺青花人物山水图罐以54万港币成交，此罐高3E厘米，罐腹所绘主题图案与2003年天津文物春拍9.02万拍出的明景泰青花人物故事纹大罐如出一辙。

成化一朝，景德镇瓷器的风格趋向秀美雅致，青花钴料已经用国产料，淡雅清新，适合表现内容复杂的纹饰，民窑各类器型丰富，拍场上仍然以日用器为主，也有少量罐、瓶、香炉等陈设器。高价成交的成化民窑青花器大部分以人物纹饰为主。2005年中国嘉德春拍231万元拍出的明成化青花狮子绣球纹碗，纹饰与同时期的官窑制品类似。1996年北京翰海秋拍77万元拍出的明成化青花楼阁人物大罐(底残)，是成化民窑青花的典型器，纹饰典雅清秀，为成化朝的独有风格。类似的人物纹饰较多见，如香港苏富比2001年秋拍的第536号拍品明成化青花庭院高仕下棋图罐，以69.575万港币拍出；2004年云南典藏以140.8万元拍出一件明成化青花会昌五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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瓷板。成化官窑青花近几年价格高涨，价格动辄在千万元以上，精品的价格早已突破了3000万元，相比之下，民窑制品仍然缺少关注。

弘治时期官窑颜色釉瓷器产量大增，官窑青花数量明显减少，拍场常见弘治官窑色地青花器，特别是黄釉青花屡屡创出高价，能拍出高价的民窑青花瓷极少。内地成交的成化民窑青花价超10万元的仅数件：2007年嘉德四季第12期中，高52.3厘米的明弘治青花群仙祝寿大葫芦瓶拍出39.2万元，至今仍是弘治民窑青花瓷的最高价。2010年中国嘉德拍出3件弘治青花瓷：春拍有2件，高26厘米的青花缠枝牡丹纹罐11.2万元，直径26.3厘米的青花缠枝牡丹莲纹大香炉35.84万元，此炉为日本回流，1943年收录于久志卓真的《支那明初陶瓷图鉴》；秋拍以13.44万元拍出一件高30厘米的青花高士图梅瓶。

正德民窑青花瓷的数量更少，内地价超10万元的也仅数件，器型有高足碗、葫芦瓶、罐、香炉、瓷板等，纹饰有山水人物、八仙人物，八卦纹、缠枝花卉纹等等。1995年北京翰海春拍，以12.1万元拍出一对明正德青花琴棋书画人物高足碗，直径15.8厘米，碗外壁绘十八学士登雅集图，碗心内绘东方朔，此后曾数次现身拍场。该公司2003年秋拍16万元拍出的明正德青花人物葫芦瓶，高51厘米，转年在天津国际秋拍即涨到了30.8万元，葫芦瓶器型硕大，上部绘福寿图，下部绘八仙人物图。八仙人物以及八卦图案是正德时期统行的纹饰，拍场所见的高价正德青花半数以上是这类瓷器。如，2006年香港佳士得春拍48万港币拍的明正德青花八仙贺寿图瓷片，2008年中国嘉德舂拍17.92万元成交的明正德青花八仙人物图罐。

“外销瓷”“崇祯瓷”行情走高

嘉靖朝始，明帝国国势盛极而衰，但民间商品经济异常繁荣，以江浙地区为代表的手工业个体经济快速发展，市民文化形成，对日用器也开始追求美观和文化趣味，以五彩、红绿彩为代表的彩绘瓷流行，打破了以青花为主流的格局。隆庆海禁开放，促进了外销瓷的产量大增。明晚期文人阶层的介入，促进了各类工艺品步入了一个兴盛期，民窑瓷器的烧制也别开生面。另一方面，文人士大夫的参与，使内销的民窑瓷器绘画上增添了更多文人味。

拍场上，嘉万时期的瓷器仍然是官窑青花、五彩瓷器占主流，精品价格早已超过了3000万元。民窑制品以青花、外销青花、五彩、红绿彩瓷具有代表性，但主要还是青花瓷，外销青花、五彩、红绿彩瓷的数量较少，市场影响不大。民窑青花市场表现突出的是嘉万青花和崇祯青花瓷，上拍数量超过了明代其他各朝。

嘉靖、万历是明代历时最长的两朝，民窑青花瓷器的存世数量居明代民窑青花之首。《明代纪年青花瓷资料选》中，收入了嘉靖制品24件，万历制品34件，数量也超过其他各朝。拍场成交品器型、纹饰丰富，无论是大型陈设器、日用器，还是文房小件价格都不低。龙凤纹、人物纹、仙鹤纹、瑞兽纹、花卉纹等等无所不包。

成交过的嘉靖民窑青花瓷器型集中在各式大罐、瓶、葫芦瓶、壶、碗、盘上，纹饰常见八仙祝寿图、鹤鹿同春、翎毛走兽、四爱图、缠枝花卉、龙纹、仙鹤寿字纹等等。如2008年中国嘉德春拍的明嘉靖青花八仙祝寿图大罐，直径51厘米，以100.8万元拍出，器型、纹饰内容均是嘉靖青花的典型器——嘉靖帝信奉道教，八仙纹饰在嘉靖瓷器上出现得相当普遍。类似的还有2005年纽约佳士得舂拍7.2万美元成交的明嘉靖青花锦纹开光人物纹葫芦瓶，去年中国嘉德秋拍41.44万元成交的明嘉靖青花鹤鹿同春罐等等。

拍卖交易的隆庆瓷器数量极少，且多数为官窑制品，内地精品的价格逼近200万元，民窑品很少。2003年云南典藏春拍的“大明隆庆元年”楷书款青花开光莲花纹水丞，是极为少见的一件民窑制品，高8.4厘米，直径14厘米，以27.5万元拍出，事实上这是一件笔插，也就是明末清初大量出现的笔筒的前身，此器器面微拱，其上开方形、圆形五孔用于插笔。

万历官窑瓷器的拍卖价格尽管没有嘉靖瓷高，但数量不少，民窑青花精品的价格在50万元之上。去年万历民窑青花瓷的拍卖行情较好：北京保利秋拍，徐展堂旧藏的明万历青花庭园凤凰纹大盖罐拍出了358.4万元，罐高67厘米，所绘“凤求凰”图，来自秦穆公女儿爱上吹萧郎而嫁萧为妻的历史传说，寓意吉祥，是明代瓷器中的经典纹饰，历来受收藏者欢迎。嘉万瓷器的器型独创了很多前朝少见的品种，如银锭式盒、方胜盒、绣墩等等。2005年中国嘉德春拍以17.6万元拍出一件明万历青花孔雀双狮纹绣墩。到2007年北京匡时春拍时，类似的明万历青花孔雀牡丹纹兽头铺首绣墩成交价涨到了42.9万元。瓷绣墩盛行了明代，龙泉窑，景德镇窑产量都很大，青花器拍出上还见有嘉靖制品，这一器型一直延续至今。

成化朝斗彩举世闻名，嘉万时期五彩兴盛，民窑产品当时也有五彩器、红绿彩瓷，但拍卖交易的精品并不多。1996年上海朵云轩春拍，底书“已亥年造”的青花双圈款明成化五彩花鸟纹盘即拍出了55万元。2000年北京翰海秋拍，具有典型明代嘉万时期民窑五彩的明代五彩人物楼阁梅瓶以12.1万元成交，此瓶更有明代民窑红绿彩的味道。嘉万民窑青花五彩也很流行，由2006年嘉德四季第1期18.7万元拍出的高38厘米的明万历青花五彩花鸟竹石兽耳方觚，可以看出当时青花五彩的成就。嘉万青花五彩对明初清初、康熙时期的民窑制品影响巨大，后期出现了不少精品，如张宗宪旧藏的明末清初青花五彩三国故事花觚，2010年在北京华辰舂拍的“荷香书屋抬珍——张宗宪先生收藏”专拍中就拍出了134.4万元。

北京收藏家曲永健指出，“明代各种颜色釉瓷、彩绘瓷种类丰富，比如白釉、青白釉、红釉、黄釉、酱釉、蓝釉、青釉、绿釉等，五彩、斗彩、青花五彩、红彩、红绿彩、珐华彩、素三彩、金彩等等。但是对于民窑而言，一方面是受当时的政策限制，官方规定很多釉彩民窑不能烧制，另一方面是颜色釉、彩绘瓷的生产成本毕竟远高于青花器，民窑产品要考虑市场价格，成本高了利润和销量都会大受影响，因此产量远远小于青花瓷。但就我的经验来说，明早期完整的民窑瓷器数量很少，民间收藏市场上大部分是宣德以后以及明晚期的产品。”拍场明代民窑颜色釉、彩绘瓷极少，且价格不高，仅略举几件。如2001年北京翰海秋拍的明代孔雀蓝釉墨彩人物梅瓶，当年仅拍出5.28万元；2002年香港佳士得秋拍日本万野美术馆旧藏的明代约6世纪初的珐华庭院人物图罐，则因品种稀少、工艺精巧而拍出117.41万港币；去年北京翰海春拍，保存完好的一件明代素三彩观音像，也拍出了67.2万元。

明末泰昌、天启、崇祯三朝官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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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烧，却给民窑生产带来了历史机遇，步入了一个兴盛期，从大量崇祯、明末清初拍品来看，当时民窑瓷器的工艺水平已经不输嘉万制品，精者有的甚至超过了嘉万官窑产品。天启朝的瓷器这里仅列举一件：即2001年中国嘉德秋拍的明天启青花三国人物故事图笔筒，高21厘米，口部无釉，外壁主题图案为曹操、关羽赠绨袍的故事，珍贵之处在于笔筒上“丙寅孟春月写于芝兰堂”的题款，丙寅年为天启六年(1626年)，是此类笔筒断代的标准器。拍前仅估了4万至6万元，最终以17.38万元拍出，到去年北京中汉再拍时，价格已升至100.8万元。

崇祯时期景德镇民窑瓷器的主要成就体现于青花瓷上，拍场上常见的器型是笔筒(笔海)、筒式瓶(象腿瓶)、提梁壶、净水碗、花觚、葫芦瓶、莲子罐、小卷缸、蒜头瓶、长颈瓶、印盒、四方瓶、茶壶、烛台、碗、盘等等。据雅昌艺术网的数据，历年内地成交价超过10万元的崇祯青花瓷超过200件，价超百万元的有3件，可见行情还是相当可观的。纹饰以人物图、历史故事图案为主，如百子图、西游记图、高士图、龙拜观音图、驯马图、访贤图、戏曲人物图、招贤故事、青袍记、洗象图、三国人物典故、仕女、孝子故事、三顾茅庐、舞剑人物图、丙吉问牛、昭君出塞、水浒人物、渔家乐、竹林七贤、文王求贤、罗汉戏水图、长生殿人物故事图、千里走单骑等等，其他如四季平安、麒麟引风纹、山水图、花鸟图也常见。

2005年北京翰海秋拍，高43.6厘米的明崇祯青花西游记图筒式瓶以103.4万元拍出，筒式瓶也称象腿瓶、一统瓶，一统瓶的说法是明末战乱不断，百姓深受其害，因此盼望国家早日和平统一。明末清初的瓷器，器型多数以筒瓶、笔筒、花觚这类造型为主。这件筒瓶肩部青花书“甲戌隆冬作于白玉堂”款，是较珍贵的纪年瓷，所绘的西游记人物故事图在瓷器上并不多见，1994年在伦敦苏富比春拍时就曾以18.82万英镑拍出。十目比笔筒、筒瓶，崇祯时的花觚不多，2004年北京华辰舂拍中，高36.2厘米的明崇祯青花洗象图花觚以44万元拍出，洗象图的构图没计和画法明显吸收了当时义人画的营养。提梁壶是崇祯瓷器少见的一类，2005年北京华辰曾以68.2万元拍山一件高24厘米的明崇祯青花绘人物故事提梁壶，到2008年春再拍时，价格升至89.6万元。2009年中国嘉德秋拍84万元拍出的明崇祯青花龙拜观音图净水碗，直径21.5厘米，也是崇祯时的典型器型。

崇祯、顺治甚至康熙早期的部分瓷器，有着相当类似的风格，难以准确区分，因此学界有明末清初的统称，也有专家称其为“转变期”。这一段时期的瓷器广受收藏者喜受，行情一直稳中有升。如厦门文物商店旧藏的明末清初青花婴戏图大笔海，直径25厘米，2004年在中国嘉德春拍中以121万元拍出，到去年北京永乐秋拍再拍时，估价涨至150万至200万元，以212.8万元再次易主。

内地具有规模的外销瓷拍卖，始于2005年嘉德四季第4期推出的“明万历、清迪沙如号海捞陶瓷”专拍。是次上拍瑞典人史坦(Sten Sjostrand)在南海“万历号”“迪沙如号”沉船中打捞出水的214件陶瓷，92％的成交率拉开了内地外销瓷拍卖的序幕。曲永健评价，“拍卖的价格基本上较贴近日前的市场行情。”此后，外销瓷在内地掀起一股热潮，次年中国嘉德再拍时，“南海瓷珍”专场144件拍出124件，成交率达86.11％，明万历青花八仙碗以9.35万元成交。同年伦敦苏富比春拍，同样是外销的明万历青花艮颈瓶尽管口部有伤，仍拍到了22.08万英镑的高价。2010年纽约佳士得秋拍，高71厘米、瓶口沿外青花书“大明万历年制”款的外销明万历青花花篮纹长颈瓶也以9.25万美元成交。可见，保存完好的上等外销瓷当前价格也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