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精神范文（精选9篇）
鲁迅精神 第1篇
关键词：精神胜利法,封建思想碰撞,革命精神
阿Q是个什么样的人, 不同的人提出了不同的观点:贫苦雇农、流浪雇农等。这些观点并没有错, 只不过把阿Q的典型概括范围缩小了。毛泽东同志提出的“阿Q是一个落后而又不觉悟的农民”, 这是一个对阿Q的典型意义的概括。以阿Q为代表的劳苦群众们, 在封建传统思想的压迫下, “人”不是被看做“人”, 而是被看做工具, 这是鲁迅笔下所有小人物的惨烈悲剧。因为阿Q是个工具, 所以“革命政府”为了维护“社会治安”, 为了调整丁举人与赵太爷的关系, 就把他选为“杀一儆百”的对象。《阿Q正传》里, 革命党初来之时, 阿Q的身份倍增, 赵太爷竟然敬之为“老Q”, 拱手奉承唯恐不及。这时候阿Q地位的提高, 也只不过是作为一个工具的价值提高, 所以当“假洋鬼子”代表赵家与“革命党”建立联系, 而阿Q没有得到“革命党”的垂青, 失去了他的实用价值后, 赵太爷对阿Q的态度又回到了从前。这一切都蕴含着鲁迅的人道主义的呼声, 每一个劳苦群众都要提高到“人”的地位上来, 不仅仅是字面上作为人的承认, 更是一种真正的“人”的地位。
《阿Q正传》里着重描写了一个人——“假洋鬼子”。他到城里进了“洋学堂”, 后来又留学“东洋”, 但是他仍处在封建阶级观念的禁锢下, 没有“科学民主, 平等自由”的思想。他的目的只是从外国回来做大官, 但不幸被进步学生灌醉了酒, 剪了辫子, 半年后跑回国来, 弄得老娘“大哭了十几场”, 老婆“跳了三回井”。他只好装上假辫子, 准备留长头发, 再去当官。我们看到了阿Q对“假洋鬼子”的厌恶, 鲁迅要在这里表现的是阿Q的盲目排外主义思想。阿Q厌恶“假洋鬼子”并不是因为他是封建地主阶级的拥护者, 而是因为他剪了辫子。阿Q虽然有着排外主义的思想, 同时他也是一个无比懦弱的人。当“假洋鬼子”举起哭丧棒向他打来的时候, 阿Q毫无反抗, 并且极力分辩不是骂“假洋鬼子”, 而是骂的一个比他更弱小、无力反抗的孩子。
阅读过《阿Q正传》后, 印象最深的往往都是阿Q的精神胜利法。封建礼教的长期压迫, 人的感情长期被压抑, 精神的畸形是必不可少的。阿Q的精神胜利法正是随着感情抑制的升级而不断发展的。开始他因为癞疮疤而受到侮辱, 虽然阿Q身处于社会的最底层, 但是受到侮辱, 他也会挺身反抗。结果, 他招来了更严重的惩罚, 这样的压制使他变得软弱, 不再公开反抗, “大抵改为怒目而视了”。但是即使这样, 他也逃脱不了被打的命运, 只好在心里骂一句“儿子打老子”。最后发展成赢钱被抢, 自己打自己来寻求安慰的境界。阿Q的精神胜利法, 是封建礼教长期统治下养成的一种病态心理。
最后, 我们看到了阿Q的结局, 成为了“革命”的第一批祭品。鲁迅的《阿Q正传》是紧紧地与辛亥革命联系在一起的, 正是因为阿Q的不觉悟, “假洋鬼子”才一点点获取了未庄“革命”的领导权, 赵太爷才能保持着自己原有的地位。阿Q式的“革命党”, 革命前他们是奴隶, 革命后, 他们掌握了政权, 但仍旧是封建帝王思想, 缺失自由民主平等的思想, 让他们把群众当做自己的奴隶使用罢了。因此, 就算是阿Q成了“革命”政权的领导者, 革命仍旧没有胜利的希望。
阿Q令人既同情又痛恨, 而阿Q的一生也是悲剧的一生, 充满着屈辱、贫苦, 忍饥受冻, 任人打骂。他在未庄人的眼里根本就不是一个完整的人, 而是人们茶余饭后的笑料, 一个农忙时想到的工具而已。他已经丧失了人格、尊严, 连一个姓都没有——赵太爷不允许他姓赵, 否则他便挨打。阿Q又是一无所有的, 他上无片瓦之房, 下无立锥之地, 只能借住在土谷祠中, 靠给人打零工为生。老婆、孩子更是痴心妄想, 这就使阿Q愈发人不像人。而到最后, 阿Q竟被枉杀, 以被错杀结束了他短暂而不幸的一生。所有的这些, 无疑是令人深感同情的。但同时, 阿Q又是可恨的, 他沾染了许多的陋习:赌博、喝酒、偷东西, 更甚至明里、暗里地耍流氓, 调戏妇女。
鲁迅要借用一个人物来表现许许多多中国人普遍的精神病态, 就势必得运用夸张的手法, 这在小说对阿Q那种精神胜利法的刻画中, 可以看得很清楚。自己打自己嘴巴, 这样的行为孤立起来看的确不太真实, 显然是经过了作者夸张的处理的。而假洋鬼子这个人物, 他的言行也是用了漫画化的笔法描绘出来的, 因为鲁迅也同时是把他当做一个象征, 要用他来暴露当时的许多投机的革命党。在以前和此后的许多作品中, 鲁迅都是用写实的白描的手法来刻画人物, 可在《阿Q正传》中, 他却大量使用了这种大幅度的夸张的手法, 其中的主要原因, 就在于他是把阿Q和未庄当做愚昧的中国人和封建农村的象征来描写的。
鲁迅到底想通过《阿Q正传》向我们表达什么?或许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理解, 但我的看法是, 鲁迅趁着辛亥革命的失败, 趁着新的思想与封建思想碰撞在社会的每个角落, 他想用阿Q这样的角色, 给中国创造一次深刻的、广泛的思想革命。反对统治了中国数千年的封建传统思想观念, 反对它的狭隘和封闭, 反对盲目的排外主义, 把中国从中世纪式的封建传统中解放出来, 把中华民族带进了一个崭新的现代社会。
参考文献
[1]王富仁.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王富仁.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鲁迅经典的精神语录 第2篇
鲁迅（1881－1936）原名周樟寿，后改名周树人，鲁迅原字豫山，后改豫才。浙江绍兴人，祖籍河南省正阳县。中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身高1.61米.“鲁迅”是其投身五四运动后使用的一个笔名，因为影响日甚，所以人们习惯称之为鲁迅。1881年9月25日诞生。出身于破落封建家庭。青年时代受进化论、尼采超人哲学和托尔斯泰博爱思想的影响。1902年去日本留学，原在仙台医学院学医，后从事文艺工作，...鲁迅（1881－1936）原名周樟寿，后改名周树人，鲁迅原字豫山，后改豫才。浙江绍兴人，祖籍河南省正阳县。中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身高1.61米.“鲁迅”是其投身五四运动后使用的一个笔名，因为影响日甚，所以人们习惯称之为鲁迅。1881年9月25日诞生。出身于破落封建家庭。青年时代受进化论、尼采超人哲学和托尔斯泰博爱思想的影响。1902年去日本留学，原在仙台医学院学医，后从事文艺工作，希望用以改变国民精神。1905—1907年，参加革命党人的活动，发表了《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等论文。期间曾回国奉母命结婚，夫人朱安。1909年，与其弟周作人一起合译《域外小说集》，介绍外国文学。同年回国，先后在杭州、绍兴任教。
辛亥革命后，曾任南京临时政府和北京政府教育部部员、佥事等职，兼在北京大学、女子师范大学等校授课。1918年5月，首次用“鲁迅”的笔名，发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奠定了新文学运动的基石。五四运动前后，参加《新青年》杂志工作，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
1918年到1926年间，陆续创作出版了小说集《呐喊》、《彷徨》、杂文集《坟》、散文诗集《野草》、散文集《朝花夕拾》、杂文集《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等专集。其中，1921年12月发表的中篇小说《阿Q正传》，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不朽杰作。1926年8月，因支持北京学生爱国运动，被北洋军阀政府所通缉，南下到厦门大学任中文系主任。1927年1月，到当时的革命中心广州，在中山大学任教务主任。1927年10月到达上海，开始与其学生许广平同居。1929年，儿子周海婴出世。1930年起，先后参加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反抗国民党政府的独裁统治和政治迫害。从1927年到1936年，创作了历史小说集《故事新编》中的大部分作品和大量的杂文，收辑在《而已集》、《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编》、《且介亭杂文末编》、《集外集》和《集外集拾遗》等专集中。鲁迅的一生，对中国文化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领导、支持了“未名社”、“朝花社”等文学团体；主编了《国民新报副刊》（乙种）、《莽原》、《语丝》、《奔流》、《萌芽》、《译文》等文艺期刊；热忱关怀、积极培养青年作者；大力翻译外国进步文学作品和介绍国内外著名的绘画、木刻；搜集、研究、整理大量的古典文学，编著《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整理《嵇康集》，辑录《会稽郡故书杂录》、《古小说钩沈》、《唐宋传奇录》、《小说旧闻钞》等等。
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于上海。成千上万的普通人自动地来为他送行，在他的灵柩上覆盖着一面旗帜，上面写着“民族魂”三个字。葬于虹桥万国公墓。1956年，鲁迅遗体移葬虹口公园，毛泽东为重建的鲁迅墓题字。
1938年出版《鲁迅全集》（二十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鲁迅著译已分别编为《鲁迅全集》（十卷），《鲁迅译文集》（十卷），《鲁迅日记》（二卷），《鲁迅书信集》，并重印鲁迅编校的古籍多种。1981年出版了《鲁迅全集》（十六卷）。北京、上海、绍兴、广州、厦门等地先后建立了鲁迅博物馆、纪念馆等。鲁迅的小说、散文、诗歌、杂文共数十篇（首）被选入中、小学语文课本。小说《祝福》、《阿Q正传》、《药》等先后被改编成电影。鲁迅的作品充实了世界文学的宝库，被译成英、日、俄、西、法、德、阿拉伯......等50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拥有广大的读者。鲁迅曾因为母亲的安排娶朱安为妻，但朱安其貌不扬，是封建社会的牺牲品，思想很陈旧，鲁迅的家乡绍兴有一种风气，看不起离婚的女人，鲁迅心善，不想让朱安沦落到如此地步，只好借出去工作为由，离开了朱安，后另娶了许广平，生下了海婴。朱安一生都没有和鲁迅圆过房，生不了孩子。鲁迅死后，是朱安为他守灵，但朱安死后却没人为她守灵，朱安终其一生始终是不幸的。
鲁迅语录
(1)「巨大的建筑，总是一木一石叠起来的，我们何妨做这一木一石呢？我时常做些零碎事，就是为此。」《致赖少麟》一九三五年(2)「多有『不耻最后』的人的民族，无论甚么事，怕总不会一下子就『土崩瓦解』的，我每看运动会时，常常这样想：优胜者固然可敬，但那虽然落后仍非跑至终点不止的竞技者，和见了这样竞技者而肃然不笑的看客，乃正是中国将来的脊梁。」《这个与那个》一九二六年
(3)看罢，他们是战胜军国主义的，他们的评论家还是自己责备自己，有许多不满。不满是向上的车轮，能够载着不自满的人类，向人道前进。多有不自满的人的种族，永远前进，永远有希望。多有只知责人不知反省的人的种族，祸哉祸哉！《随感录六十一》一九一九年
(4)「即使艰难，也还要做；愈艰难，就愈要做。改革，是向来没有一帆风顺的，冷笑家的赞成，是在见了成功之后„„」《中国语文的新生》一九三四年
(5)「在要求天才的产生之前，应该先要求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譬如想有乔木，想看好花，一定要有好土；没有土，便没有花木了；所以土实在较花木还重要。」《未有天才之前》一九二六年
(5)「我先前的攻击社会，其实也是无聊的。社会没有知道我在攻击，倘一知道，我早已死无葬身之所了„„我之得以偷生者，因为他们大多数不识字，不知道，并且我的话也无效力，如一箭之入大海。否则，几条杂感，就可以送命的。民众的惩罚之心，并不下于学者和军阀。」《答有恒先生》一九二七年
(6)「死者倘不埋在活人心中，那就真真死掉了。」《空谈》一九二六年
(7)「愈是无聊赖，没出色的脚色，愈想长寿，想不朽，愈喜欢多照自己的照片，愈要占据别人的心，愈善于摆臭架子。」《古书与白话》一九二六年
(8)「穷人的孩子，蓬头垢面在街上转，阔人的孩子，妖形妖势，娇声娇气的在家里转，转大了，都昏天黑地的在社会转，同他们的父亲一样，或者还不如。」《随感录二十五》一九一八年
(9)「我先前总以为人是有罪，所以鎗毙或坐监的。现在才知道其中的许多，是先因为被人认为『可恶』，这才终于犯了罪。」《可恶罪》一九二七年
(10)「无论从那里来的，只要是食物，壮健者大抵就无需思索，承认是吃的东西。惟有衰病的，却总常想到害胃，伤身，特有许多禁例，许多避忌；还有一大套比较利害而终于不得要领的理由，例如吃固无妨，而不吃尤稳，食之或当有益，然究以不吃为宜云云之类。但这一类人物总要日见其衰弱的，自己先已失了活气了。」《看镜有感》一九二五年
(11)「说话到真人厌恶，比毫无动静来，还是一种幸福。」《「坟」题记》一九二六年
(12)「战士死了的时候，苍蝇所首先发见的是他的缺点和伤痕，嘬，营营地叫，以为得意，以为比死了的战士更英雄。但是战士已经死了，不再来挥去它们。于是乎苍蝇们即更其营营地叫，自以为倒是不朽的声音，因为它们的完全，远在战士之上。的确的，谁也没有发见过苍蝇们的缺点和创伤。然而，有缺点的战士终竟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也终竟不过是苍蝇。」《战士和苍蝇》一九二五年
(13)「专制者反面就是奴才，有权时无所不为，失势时即奴性十足。」《谚语》一九三三年
(14)「勇者愤怒，抽刃向更强者；怯者愤怒，却抽刃向更弱者。不可救药的民族中，一定有许英雄，专向孩子们瞪眼。这些孱头们！孙子们在瞪眼中长大了，又向别的孩子们瞪眼，并且想：他们一生都过在愤怒中。」《杂感》一九二五年
(15)「„„读书人的家教。屏息低头，毫不敢轻举妄动。两眼下视黄泉，看天就是傲慢，满脸装出死相，说笑就是放肆。」《忽然想到
（五）》一九二五年
(16)「许多历史的教训，都是用极大的牺牲换来的。譬如吃东西吧，某种是毒物不能吃，我们好象全惯了，很平常了。不过，还一定是以前有多少人吃死了，才知的。所以我想，第一次吃螃蟹的人是很可佩服的，不是勇士谁敢去吃它呢？螃蟹有人吃，蜘蛛一定也有人吃过，不过不好吃，所以后人不吃了，像这种人我们当极端感谢的。」《今天的两种感想》一九三二年
(17)却突然起了另一思想，就是：我们极容易变成奴隶，而且变了之后，还万分喜欢。假如有一种暴力，“将人不当人”，不但不当人，还不及牛马，不算什么东西；待到人 们羡慕牛马，发生“乱离人，不及太平犬”的叹息的时候，然后给与他略等于牛马的价格，有如元朝定律，打死别人的奴隶，赔一头牛，则人们便要心悦诚服，恭颂太平的盛世。为什么呢？因为他虽不算人，究竟已等于牛马了。《灯下漫笔》一九二五年
(18)暴君治下的臣民，大抵比暴君更暴。„暴君的臣民，只愿暴政暴在他人的头上，他却看得高兴，拿“残酷”做娱乐，拿“他人的苦”做赏玩，做慰安。自己的本领只是“幸免”。《暴君的臣民》一九一九年
(19)他们都是自私自利的沙，可以肥己就肥己，而且每一粒都是皇帝，可以称尊处就称尊。有些人译俄皇为“沙皇”，移赠此辈，倒是极确切的尊号。《沙》一九三三年
(20)约翰弥尔说：“专制使人们变成冷嘲。”我们却天下太平，连冷嘲也没有。我想：暴君的专制使人们变成冷嘲，愚民的专制使人们变成死相。《忽然想到》一九二五年
(21)如果孔丘，释迦，耶稣基督还活着，那些教徒难免要恐慌。对于他们的行为，真不知道教主先生要怎样慨叹。所以，如果活着，只得迫害他。待到伟大的人物成为化石，人们都称他伟人时，他已经变了傀儡了。有一流人之所谓伟大与渺小，是指他可给自己利用的效果的大小而言。《无花的蔷薇》一九二六年
(22)呜呼，鲁迅鲁迅，多少广告，假汝之名以行！《辞“大义”》一九二七年
2006-7-9 11:23 回复
于是我说 2位粉丝 2楼
伟大的人,总有伟大的灵魂.2006-7-12 22:45 回复 72.56.41.* 3楼
有什么伟大么？一个小丑而已
2006-7-13 09:57 回复
语锋
21位粉丝 4楼
评价一个人,似乎不是光靠论点就可以,没有根据的话不能服人
2006-7-14 00:08 回复
truecynosure 1位粉丝 5楼
当人们赞美太阳时，晏鼠和锚头鹰躲在黑暗的角落里，“哼，有什么伟大么？刺目的光，如此而已！”
2006-7-14 10:57 回复 58.48.57.* 6楼
有什么伟大么？一个小丑而已 ============================= 你连小丑都不是．
2006-7-15 14:04 回复 72.56.41.* 7楼
4楼，问题是他根本就没什么论点。只顾胡说八道而已。如果这样就伟大，那么天下泼妇就都伟大了。
2006-7-16 19:56 回复
信心男孩 0位粉丝 8楼
网络文化大革命啊？抓到一个批判一个，好可怕，好恐怖，不要骂我啊！
2006-8-4 04:23 回复 219.137.202.* 10楼
楼上的汉奸断章取义来的这几句话，在鲁迅把被驳得只剩下强词夺理，现在仍到处贩卖，可见汉奸的本性，不是轻易被驳掉的。
2006-8-4 21:59 回复 72.56.41.* 11楼
10楼，我断章取义的本事远没有鲁迅大。鲁迅因为不知真假的一个中医治疗案例，就辱骂中医。这个才是真正的断章取义。
我取的这些例子，都是鲁迅认真严肃说出来的话。句子里并没有什么省略的成分。非常清楚明确的表明了他的观点。
所以，以下两个命题中必有一个正确：
1。鲁迅是不会说中国话的弱智 2。鲁迅是汉奸
2006-8-5 10:14 回复 218.25.56.* 12楼
伟人！
2006-8-5 15:28 回复
努力地生活 1位粉丝 13楼 1 自己思索，自己作主。时间像海绵里的水，只要你愿意挤，总是有的。我懂得衰亡民族之所以默无声息的缘由了，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读书无嗜好，就不能尽其多，不先泛览群书，则会无所适从或失之偏好。广然后深，博然后专。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什么是路？就是从没路的地方践踏出来的，从只有荆棘的地方开辟出来的。必须如蜜蜂一样，采过许多花，这才能酿出蜜来，倘若盯在一处，所得就非常有限、枯躁了。伟大的成绩和辛勤的劳动是成正比例的，有一分劳动就有一分收获，日积月累，从少到多，奇迹就自此创造出来。生命是以时间为单位的，浪费别人的时间等于谋财害命，浪费自己的时间等于慢性自杀。10 做人处世的法子，恐怕要自己斟酌，许多别人开来的良方，往往不过是废纸。11 即使是天才，生下来的第一声啼哭也绝不会是一首好诗。“不耻最后”。即使慢，驶而不息。纵令落后，纵令失败，但一定可以达到他所向目标。13 有真意，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穷人决无开交易所折本的懊恼，煤油大王哪会知道北京捡煤渣老婆子身受的艰辛。15 轻敌，最容易失败。咀嚼一己小小的悲欢，并视之为大世界。感情正烈的时候，容易封杀美。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地解剖我自己。
过...(445条)274 喜欢 鲁迅 说: 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这是怎样的哀痛者和幸福者？然而造化又常常为庸人设计，以时间的流驶，来洗涤旧迹，仅使留下淡红的血色和微漠...——(1926年)来源：书籍 《记念刘和珍》-去当当搜索《记念刘和珍》
标签：生活 工作 鲁迅
你想要的--2007-12-16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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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 喜欢 鲁迅 说: 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 ——(不详)来源：网络 http:/// 标签：名人名言
忻欣--2008-1-15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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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 鲁迅 说: 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不详)来源：网络 http:///002004,1002650842,guba....标签：国内
飞雪98--2007-12-17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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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唤鲁迅精神 第3篇
关键词：鲁迅；精神；剖析；腐败；现实意义；揭露；批判
每每读到鲁迅的文章之时，都会给人以一种震撼的感觉。鲁迅先生的文章笔锋犀利、思想深邃，语言简洁，特别是鲁迅对国人劣根性的剖析使有些人至今仍不自在。鲁迅先生的文章如《狂人日记》、《孔乙己》、《阿Q正传》、《故乡》、《呐喊》、《为了忘却的纪念》等，就像一把利刃刺向了黑暗的社会，而对人民大众却是深刻的启蒙。从鲁迅的肖像来看，他总给人一种光芒四射，魅不可当的视角冲击。先生个子不高，长的也一般，一头钢针似的直发和很显个性的短须，还有那一身铮铮的铁骨，这就是鲁迅。毛泽东非常推崇鲁迅，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他的政治的远见”，“他用显微镜和望远镜观察社会，所以看得微，看得遠”；二是“他的斗争精神”，“他看清了政治方向，就向着一个目标奋勇地斗争下去，决不中途投降妥协”；三是“他的牺牲精神”，“他一点也不畏惧敌人对于他的威胁、利诱与残害，他一点不避锋芒地把钢刀一样的笔刺向他所憎恨的一切。”他还说：“鲁迅的骨头很硬，半殖民地的国家有像鲁迅这样硬的骨头是很可贵的。”这其实就是毛泽东概括的“鲁迅精神”。
然而当历史进入21世纪，人们对鲁迅的态度似乎发生了悄悄地变化，鲁迅的文章也从中小学教材中悄悄地隐退，更有甚者对鲁迅先生以“狂人”、“汉奸”贬之，在今天的互联网时代，菜鸟们更是在网上对鲁迅随意拍砖。但对于鲁迅来说这又算得了什么呢？因为先生本来就是一位“斗士”，他从未停止过战斗的脚步，“横眉冷对千夫指”是先生的战斗精神。先生面对绝望从未悲观过，始终有着直面黑暗的勇气。鲁迅对国人的剖析深刻而全面，恐怕就是一些“君子”们既怕又很的缘故。当年“资本家的乏走狗”毕竟还是做了中国人的走狗，而当下有些人早已成了外国人的“乏走狗”，为了外国人的几个小钱就去出卖情报、出卖灵魂，替外国人宣传“雷锋是假的”，“黄继光是傻X”等等，真正的智者早已看出这是米国要打垮中国，必先摧毁其中国人精神信仰的悲劣伎俩而已。至于有人在讲堂上和网上借讲史攻击和辱骂开国领袖，在先生看来这些“恐吓和辱骂绝不是战斗”，只能说明这些人无马可拍、无门可投而已。其思想上早已是腐朽灵魂附体，吐出来的完全是垃圾。
鲁迅的声音响起在一个黑暗的年代，但今天我们依然须要倾听他的声音！尤其是鲁迅对人类劣根性的剖析，就像一根根利刺深深地扎在国人血淋淋的伤疤上。现实社会中，一件件令人心灵震惊的事情不断发生，坏人胡作非为无人敢管，甚至连见死不救也不时见诸报端。如数百人围观街头强奸，到车祸现场无人救助，再到围观者催促跳楼者“快跳”……，当今的国人之麻木可见一斑。诸如此类的事情如果说一般群众素质低尚可理解，但知识阶层又如何呢？当年西安音乐学院学生药家鑫开车将张妙撞到后，为逃避责任竟持刀将受害人当场杀死，该生被判死刑后竟有老师和学生为其求情免死；类似的情况如上海复旦医学院林家浩故意投毒将室友黄洋毒杀也同样有师生为其求情，还有人找出各种托词为其开脱免死。这一桩桩一件件的事件究竟说明了什么呢？这只能说明部分国人的道德沦丧和精神麻木而已，就像鲁迅先生文章中的华老栓竟然用革命者的鲜血沾馒头给儿子治痨病一样愚昧，似乎浑然不知现在是法治社会！古人云“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而在物质生活丰富发达的今天仍然有人不知文明为何物。时代虽然发生了变化，但鲁迅先生对人性之丑陋的剖析却未消失，甚至逐渐愈演愈烈。难道这样的人不需要用“刺”给以狠狠一扎让其惊醒吗？难道这些人的精神不需要治疗吗？
因此，呼唤鲁迅精神是时代的需要，我们需要鲁迅，我们需要鲁迅精神，需要他对国人的劣根性进行深刻地揭露与批判，我们需要以鲁迅精神对丑恶的东西进行鞭挞。对于腐朽和黑暗的东西，我们不应只当“看客”，这种心灵的残酷和麻木，是鲁迅先生感到极为痛心的。没有真实的同情，只有利用别人的痛苦，我们生活中的这种现象必须改变了。对于有些羡慕西方“普世价值观”的人而言，让其抬头看看中东的伊拉克、利比亚和叙利亚人民水深火热的现状，就会明白西方的“普世价值观”是多么的虚伪和残忍；看看当今的国际形势，我国周边危机四伏，美、日、菲等国时刻想对我国的发展进行压制，频繁挑起领海和领土纠纷。面对各种敌对势力，我们不应畏惧；面对社会的贪腐、冷漠和暴力我们要像鲁迅先生那样去勇敢地战斗，像先生那样确立敢于直面黑暗的勇气，做一个真正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让我们像鲁迅那样“我以我血荐轩辕”，全力以赴为实现我们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社会在发展，时代在前进，虽然鲁迅先生早已逝去，但他的精神价值依然存在而且更加具有现实意义。“有的人死了，但他永远活着”，正如臧克家所言。
鲁迅精神与教育者人格自塑 第4篇
一、从师道本位到生命本位
“天地君亲师”, “师者, 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对教师地位、职责的极高定位使人格塑造成为教育者的一个首要命题。传统教育者往往是附道而生的, 习道传道是其神圣使命。以道德为本位的师道价值观并未使教育者切实感受到师道尊严, 一种可以被吹捧雕塑起来的师道尊严不是一种真正的“人”的尊严, 而是诱导为师者盲从和泯灭自我的精神锁链。
教育者若连自己都体味不到真实的人的尊严, 何以教学生做一个真正的人?人作为一个生命体真实存在着, 就得正确对待生命各个层次的本能欲求。马斯洛认为只有当人较低层次的欲求得到满足后才能向较高一级发展, 传统教育舆论向来是漠视教育者较低层次的生存欲求的, 他们推演的逻辑是圣人大都以利为贱, 不食人间烟火, 而教师应该具备圣人情怀, 岂能动辄言利?鲁迅曾斥教育为最神圣之清高职业, 身当教员之人, 应当为教育作一切牺牲的说教为谬论。
鲁迅多次公开宣称自己教书编讲义是为了吃饭, 对人的生物性生存欲求从来都是直言不讳的, 他说:“一要生存, 二要温饱, 三要发展。[1]”鲁迅把生存放在第一位, 把发展作为存在之最终导向, 体现了一种生命本位思想。作为教师, 不仅要在教书中谋生存, 而且要在教书中谋发展, 这是鲁迅的生存发展观给我们的第一启示。鲁迅虽宣称为吃饭而教书, 但他并没有把他的教学工作仅仅停留于谋生的层面, 而是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创造性工作, 比如他的《中国小说史略》最初是为授课而准备的讲义, 后来却成了中国古典小说史论的经典之范, 鲁迅将教育工作的创造性极度地发挥出来了。
现在许多人一边唱着高调从事教育, 一边却将教育工作退化成仅仅是为了谋生的工具。鲁迅追求一种真实的教育生活, 不自觉地走向杰出, 走向崇高, 而我们一些教育者是在标榜崇高中偏离了真实, 最后走向了平庸。伪圣化教育产生了一种很坏的惯性, 使教育脱离了本真, 在自欺欺人中自说自话, 教育者身上也沾染了连自己都厌恶不已的虚伪。
当教育者厌倦了那种虚假的崇高, 于是放下“大我”, 走进“小我”的世界里, 把教书仅仅作为干禄的工具, 这似乎又是另一个极端了, 打碎了伪圣的枷锁, 裸露的却是一个矮小猥琐的自我。虚假的崇高底下看不到教育者的尊严, 真实然而猥琐的自我裸露, 依然看不到尊严何在。将暗室中的苗木曝于天地下, 是为了让它获取一种更为自由的生长姿态;去掉虚伪的枷锁, 教育者更需要以一种昂扬的姿态去拥抱真实的教育生活。
鲁迅是虚伪道德枷锁的积极破坏者, 更是健康合理人生的努力探求者, 他说:“生存不是苟活, 温饱不是奢侈, 发展不是放纵。[1]”鲁迅不赞成当时一些人在脱离了旧道德枷锁的束缚后便纵情于声色犬马之中, 而是主张将得到生存温饱后的个体置于生命发展的链条上, 这种发展超越了人的生物性欲求, 是人的内在精神生命的不断丰盈。鲁迅的生存发展观基于他的生命本位观, 是对人之生存本质深刻体悟之后的一种自由选择, 浸润着人性的温暖。
当教育作为一种职业满足了基本的生存欲求后, 教育者需要在自己所从事的职业中倾注更多的生命诉求, 追求一种健康、合理且不断充盈生长的教育生活。仅在教书中谋生存, 教育人格会在停驻中苍老枯萎;在教育中谋发展, 教育人格会在不断生长中葱茏茁壮。
教育的正途是回归生命本真。参与教育活动的所有个体, 包括教师与学生的健康和谐发展是教育价值的终极指向。教育目标的达成需要在强韧的教育意志导引下获取一种教育生命的自觉。“意志是趋向于达到目标的力量, 故而是人自己决定的, 那么若不是出于自己的决定, 便是没有‘主宰’的活动, 便称不上是‘人的活动’, 也就不会有主动的力量。”[3]教育的生命自觉基于对教育本质的清醒认识以及对教育终极目标的深度认同与不懈追求, 根连于对生命本质的深刻体悟以及对人之生存发展责任的自觉担负。
鲁迅文学创作的生命自觉基于对生命本质的深刻体悟, 文学是其生命的存在方式。当教育者把教育实践与生命主体有机相融时, 也会获得教育的生命自觉, 教育的生命自觉不是受制于某种外在所谓的神圣使命, 而是教育者内在滋长的深沉生命诉求。
二、从盲从体制到抗俗求真
人的生存方式与生命形态会受到所处政治、经济、文化等体制的强力影响, 好的体制环境会与人的生存相谐, 从而促进生命的健康发展;反之, 则与人的生存相悖, 表现出对生命的束缚与压制。人往往在相应的体制环境中被描写、被规范、被塑造, 同时也面临着被分裂、被异化、被消泯的危险。
鲁迅对人的这种被描写的生存处境有着本能的警惕和排斥, 他不管是为官还是从政, 不管是做学问还是搞创作, 都极力抵制被异化、被分裂。当时的教育总长章士钊曾给作为部员的周树人这样一个鉴定:“公然与所服务之官署悍然立于反抗地位。[4]”章士钊“悍然”一类的措词未免有夸大之嫌, 但说鲁迅不是一个很驯服的下属倒是确实的。鲁迅何止是当官时不听话, 他作为一名教师以及作为一名作家又何尝循规顺从过呢?鲁迅以他特立独行的行走方式有力地抵抗着外部的种种异化力量, 保全了生命的完整与真实。
无须讳言, 当前教育场中也有诸多反教育现象, 作为教育者的我们又该以何姿态面对?是麻木不仁, 还是警觉痛心?是同流合污, 还是力主抵抗?是明哲保身, 还是敢为人先?是浅尝辄止, 还是力行到底?不同的回答诠释了不同的教育人格高度。
举应试教育为例。在目前的中小学校里, 应试教育大有一种戕害心灵、泛滥成灾之势。作为一线教师, 我们深谙日益严密的考试机制对教育改革意味着什么。这是教育改革的最大障碍, 是生命化教育的强力杀手。但我们又能奈之如何?大多是一面咒骂, 一面束手就范罢了。应试机制中, 有很多现实的利益因子组成了一条长长的利益链条, 紧紧地缚住你我的脖颈。学校为了生存, 就得迎合家长, 迎合社会;教师为了生存, 就得迎合学生, 迎合学校。而家长们的期待又是什么呢?当然是期待自己的孩子能考个好学校, 并因此拥有一个好将来。然而进一所好学校就等于拥有一个好将来吗?事实证明, 这种一厢情愿的期待会被无情的现实击得粉碎。面对心中期待与现实的落差, 人们又失望了, 愤怒了, 大声质问现在的教育怎么了?
我们的教育改革之所以裹足难进, 长期在“改革——失败——再改革——再失败”的怪圈中打转,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急功近利的心态在作怪。如何摆脱这种急功近利的心态是考验教育者心灵良知的重大命题。教育改革的成败取决于我们有没有足够的勇气顶住教育改革中的各种压力, 有没有足够的智慧冲破前方道路上的种种困难与障碍, 有没有足够的度量舍弃眼前的这点蝇头微利, 有没有力主让教育回归育人本真的孤绝情怀。在现实面前, 我们大部分人选择逃避, 不敢正视自己的心灵, 不敢拷问自己的良知, 自愿躲进现行体制的牢笼里, 醉眼蒙眬地观看外面的天空, 于是天地便小了, 我们的教育人格也萎缩了。
再次想到鲁迅式的冷峻孤绝与勇敢无畏。鲁迅一生都在努力抵制挣脱体制的牢笼, 尽管臣服于那个体制可以给他安逸舒适, 给他名位与荣耀, 可他拒绝了, 这不是忸怩作态或故作清高, 而是基于对自由完整人生形式的深度认同。
教育者若没有直面现实的勇气, 叩问真理的执着, 追求真善的坚韧, 那么他只能做庞大的教育机器中一枚锈迹斑斑的钉子, 在被阴潮的空气腐蚀得面目全非后, 还得时时承受被碾压的痛苦。在教育机器的碾压中, 教育者失去个性与独立性, 他们没有自己的教育意志, 唯主流意志为意志;他们漠视自己的教育情感, 教育在他们那里沦为一种程式化的工序;他们尘封自己的教育智慧, 因为智慧的闪光会将其自身的固陋烛照得一览无遗。当无意志者屈从于盲目意志的摆布时, 除了附和与呻吟, 还能做些什么呢?
当教育者迷失自我, 无路可走的时候, 不妨回到鲁迅那里去, 从这位伟大思想者的身上汲取智慧、勇气与力量。当心灵夜航于迷茫的大海中时, 是需要有一座灯塔在前方照行的。在时代交替的狂风浊浪中, 鲁迅筑就了坚不可摧的心灵长堤——迎接, 承受, 劈斩, 呈现了一道真实而动人的生命风景, 从他身上, 我们明白了什么叫真正的责任、使命与大爱。
三、从封闭自足到博纳自省
鲁迅说:“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 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地解剖我自己。”[5]一个人解剖自己的思想与灵魂是需要勇气的, 解剖别人, 有手执利刃杀戮的快感, 而解剖自己, 则有拿刀自戕的痛苦, 更有一种血淋淋的悲壮感。鲁迅的真实与伟大就体现在这里, 他时时检省自己的心灵异质并坚决地加以剔除, 在艰苦卓绝的思想斗争中, 呈现了真实的自我, 同时也显示了他精神空间的异常丰富与开阔。鲁迅精神表现出一种深刻的矛盾和饱满的真实, 这个精神空间不是一种封闭自足的固化结构, 各种矛盾元素形成饱满的张力。鲁迅式的矛盾是真实的矛盾, 鲁迅式的真实是矛盾的真实, 鲁迅在解决矛盾中呈现真实, 在追求真实中裸呈矛盾, 这便是鲁迅的心灵辩证法, 自我斗争则是这心灵辩证法的精魂。
自我斗争精神本质上就是追求心灵的一种超越, 阿德勒称之为超越自卑。阿德勒说:“关于人的发展的一个根本事实就是, 人的心理总是充满着有活力的, 有目的的追求。儿童自出生起, 就不断地追求发展, 追求伟大、完善和优越的希望图景, 这种图景是无意识形成的, 但却无时不在。”[6]自我斗争精神是一种追求卓越的可贵自省意识, 古人重慎独, 慎独就是在不断的自察自省中追求着人格境界的不断提升, 体现了自我斗争的心灵辩证法。
当代教育者也需要一种自察自省的慎独精神。教育场中长期浮泛着的追名逐利风气使教育沾染了很浓的功利化色彩, 许多教师学会了苟且与自私, 学会了经营与追逐, 学会了麻痹和敷衍, 心灵被各种异质层层蒙蔽。当他们谈及自身的困境, 都会现出一脸饱受伤害的无辜, 然而, 一味地把责任推给自己也参与编织的罗网, 这其实是一种于事无补的推脱与逃避。对现实问题种种, 作为教育者的我们, 当然有批判的权利, 但在批判外界的同时, 也得作深刻的自我反省。鲁迅孤绝的斗争勇气和批判精神基于他心灵力量的强大, 而心灵的强大很大程度上源于他对自己灵魂的深刻检省。缺乏深刻的自省意识, 就不会有清醒彻底的批判与自我批判。
良好的自我检省意识有助于教育者走出困境, 摆脱孤独。当教育者将自己置放于整个教育的生态系统中, 视自己为教育链条里的一个有机环节, 摆脱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狭隘, 他会明白教育群体的困境与教育个体的困惑是多么的息息相关, 也会明白教育个体走出困惑是教育群体走出困境的第一步, 教育群体的觉醒有赖于教育个体的觉悟。鲁迅通过生命的自觉获得了文学的自觉, 又通过文学的自觉获得了生命的自救, 这是一个生命本位者的精神自强之路。教育者也可以通过教育自觉, 获得教育生命的自救。
教育者的教育生命自觉离不开文化典籍的滋养, 更需要长期不懈的实践探寻, 从而在理论与实践的深度交融中建立越来越清晰的教育生命坐标。教育的生命自觉促使教育者勇于直面现实困境, 探寻解决问题的途径, 优化现有的教育策略, 于是教育智慧在自觉的追寻中不断迸发, 教育情感在真诚的体悟中不断丰富, 教育意志在不断的磨炼中不断强化。理想的教育人格应该具有不疲不竭的充沛教育情感, 披沙拣金的闪亮教育智慧, 抗拒流俗的强韧教育意志。要达到这个目标, 教育者脚下的路是何其遥远漫长。
人格自塑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教育者的教育人格自塑也将是一个漫长的伴随其全部职业生涯甚至生命终始的过程。有了这么一种与生命相终始的意识, 教育者就不会有驻足长歇的祈盼了。如果说自我心灵斗争是教育者心尖上的壮举, 那么自我人格塑造更是教育者一生的伟业。
参考文献
[1][2]鲁迅.鲁迅全集·华盖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54.
[3]贾馥茗.人格教育学[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8:61.
[4]薛绥之.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三辑[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3:346.
[5]鲁迅.鲁迅全集·写在《坟》后面[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300.
鲁迅精神和我们的文学传统 第5篇
《 人民日报 》（2016年11月04日版）
对话人：张 江（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教授）
孙 郁（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
袁盛勇（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李继凯（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李林荣（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文学院教授）
核心阅读
希望自己文字速朽的鲁迅，一直清醒于自己写作的有限性。他在克服这种有限性的跋涉里，因了穿透的智性，而逼近精神的无限的可能性。我们古老的文明，因了鲁迅那一代人的努力而拥有了现代性的闪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不再是空想
鲁迅文化观的确立经历了一个过程，其间的一以贯之之处，就是在文化的民族性和世界性之间，着眼于二者的调适和兼容，以及在此之上的创造性发展，其旨归是让中国人站起来并融入到世界潮流中去
以现代人的清醒，以思想家的理智，以革命家的敏锐，以文学家的激情，来系统、缜密、持续地“研究”中国人，并产生广泛而深刻影响的，首推有着“民族魂”之誉的鲁迅
鲁迅作为文学批评家的一面，在文学与文化新旧并置的时代背景中凸显出了独特的历史意义和思想光彩，然而他在译介和批评方面苦心孤诣的付出，远未得到足够广泛的认同和关注
张江：今年是鲁迅逝世80周年。80年间，斗转星移，世事变迁，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鲁迅留给我们的精神遗产，却始终如一条涓涓细流，从未间断。尤其在文学方面，不但鲁迅当年的创作始终是后人难以超越的高峰，而且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所寄寓的文学传统，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于鲁迅，肇始于鲁迅。
鲁迅为何常读常新
孙郁：今天的中国，鲁迅恐怕是被阅读最多的作家，其影响力从未消退过。
阅读鲁迅文本，我们便进入湍急的精神激流，被一遍遍洗刷着。他引领着我们造访远古的遗存，也攀援着精神的圣地。他的文风透着热气，也散出古老文明的气息。他有一种颠覆性的智慧，却又在暖意中流淌着人间爱意。在其留下的翻译文字、创作文字和整理国故的文字里，指示着未来文化的方向，“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弗失固有之血脉”，一直启示着一代又一代人。
我们的前辈学者早就指出，鲁迅的价值在于对中国文化的一次重要的改写，把“立人”和国民性改造、新文化建设联系起来。他清楚地看出中国文化里的问题，又能以现代的眼光重新调整自己的思路。那些丰富的文本不是线性因果的排列，在肯定里的否定和空无里的实有，让人想起爱因斯坦式的智慧。他的每一篇文章都不重复，其创新笔法显出现代中国人罕有的高度。鲁迅早期受到进化论思想影响，后来注重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美学的译介，形成了自己特别的文化理念和审美 精神。他在多维的时空里构建了自己的诗学世界，而这世界不属于士大夫式的附庸风雅，也非绅士阶级的自恋，他的一切，都和大众息息相关。
鲁迅逝世80年了，纪念他的时候，我总想起他晚年几篇动人的文章。他说无穷的远方、无穷的人们都与自己有关。那时候，鲁迅已经卧床不起，但内心不忘的是苦难中的百姓。他诅咒黑暗里的遗存，且不断寻找新的精神之源。与保守主义战，与各种政客战，与自己内心旧的精神遗传战。他在战斗中，又有无量的爱意辐射于世间，我们由此看出他内心最为动人的一隅。
鲁迅为什么常读常新？因为其遗产纠葛着历史的敏感之点，人性的敏感之点，存在的敏感之点。他警惕历史的轮回，希望在没有路的地方走路；拒绝文学中的瞒与骗，强调赤诚之心；反对主奴意识的侵蚀，礼赞人间的正义。在表达自己思想的时候，他敞开着胸怀，又能不断拷问自己的灵魂，在精神的突围里一次次呈现着创造性的实绩。当我们遇到困苦和不幸的时候，鲁迅文字间流动的智慧与勇气，会成为我们行走的参照，那些鲜活的思想召唤着我们走在克服困苦的路上。无论是在战争时期还是在和平年代，其文字一直像燃烧的灯火，照耀着不断摸索新路的人们。这是自孔夫子以来罕有的伟人，他的精神的现实性和超越性，乃新文化原点性的存在。重要的还在于，鲁迅的经验对于现代性的明暗、曲直，以及存在的缺陷，都有启悟的价值，这一点在今天越来越清楚地显现出来。
希望自己文字速朽的鲁迅，一直清醒于自己写作的有限性。他在克服这种有限性的跋涉里，因了穿透的智性，而逼近精神的无限的可能性。这与康德、卡夫卡对人的主体的内觉的凝视显示了惊人的一致性，且有了东方式的逻辑。我们古老的文明，因了鲁迅那一代人的努力而拥有了现代性的闪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不再是空想。
鲁迅的著述是百科全书的遗产，写着我们民族的过去与现在，中华文化的根脉在这里得以延伸。
文化自觉的先驱
张江：鲁迅的精神遗产中，当然包含了诸如“立人”思想、国民性反思、拿来主义等相对具体的存在，但超越这些具体存在的背后驱动，则是一种发自思想深处的文化自觉。他的文化自觉连结着宽广而深厚的文化视域，既有对民族文化的忧虑与反思，也有对民族前途的拷问与考量；既有对本土文化的诊脉和甄别，又有对世界文化的探究和展望。
袁盛勇：鲁迅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大变局时代。作为一个浸染着传统也沐浴了西风的读书人，鲁迅在晚清民初应该说是经历了一个文化感受上的嬗变期，既有感伤、悲愤，也有亢奋和激进，而到了“五四”新文化前夕，他更是甘于沉埋于古碑和拓片之间。其间的寂寞和无聊，在我看来，乃是与一种文化上的悲凉感联系在一起。此种体验其实在鲁迅早年《文化偏至论》等文言论文中，已有突出表现。鲁迅的文化启蒙，其实就是从这个悲凉的文化感开始的，他在当时中国文化的九曲低洄中感受到无边落木萧萧下的苦楚，但也看到不尽长江滚滚来的文化生命和内在活力。
鲁迅文化观的确立经历了一个过程，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其间亦有一以贯之之处，这就是在文化的民族性和世界性之间，鲁迅着眼于二者的调适和兼容，以及在此之上的创造性发展。鲁迅早先倡导“取今复古，别立新宗”，后来高举“拿来主义”，并且向往一种“自由驱使，绝不介怀”的汉唐气魄，这些无一处是引导人们去割裂中国文化的，反而是促使人发挥文化创造的主体性和自信力，中西兼顾，相生相合，进而去创造一种属于新时代和新世纪的中国文化。鲁迅在文学和 4 文化创造的根基处始终着眼于对始源性东西的探寻，他早年所谓的“复古”不仅仅具有历史性内涵，更具有形上的方法论意味，其间是寄寓了一种文化生命的民族向度和人文情怀的。鲁迅的文化观始终具有一种生命的热度和民族情怀，与其说他是从文化民主主义走向世界主义，毋宁说是用新的世界视野和人类情怀重构内心深处的文化民族主义，其旨归是让中国人站起来融入到世界潮流中去，让一盘散沙似的中国发展成一个真正的“人国”，而不至于从“世界人”中被挤出。因此，作为现代中国的思想先驱，鲁迅的文学和文化之路是中国文化自我拯救和复兴之路延续与发展的一部分，而非割裂和阻断。
文化的自觉是跟知识分子的人文意识联系在一起的。鲁迅在《狂人日记》中揭示了鲜血淋漓的某种属于东方的沉沦，“救救孩子”的呼声至今仍回荡在历史和现实之中；也塑造了愁苦可怜但又于无意识中具有某种超越性精神内涵的阿Q，深刻揭示出某种国民性的病根；即使在《野草》一类充满诗意和人生哲理的创作中，自称所采撷的也不过是地狱边缘的几朵白色小花，令人无法产生更多美的遐想。如此等等，鲁迅其实在对“铁屋子”体验的多维度展示中，也把自己的心烧在其间。鲁迅未尝不是狂人，未尝不是阿Q，但其更心系来自无穷远方的人们，乐于驱逐和审视人间的鬼魅，这又何尝不是他笔下那个执著前行的过客。所以，鲁迅文学实践中的批判和解构，并非是一种所谓文化的破坏，他不倦地往前走去，指向人生和文化之路的建构。这无疑是一种更为深刻的文化自觉。
当然，鲁迅是人不是神。鲁迅在文学和思想实践中前行的路，也是一条在犹豫彷徨中挣扎前行的路。他的挣扎与批判，其实就是一个知识分子在特定历史境遇中的文化自觉，在这自觉中，现代中国文化的某些现代性缺陷才会得以显现，也才会获得拯治。在这个意义上，坦然而真切地面对鲁迅及其他现代中国文学与文化的先驱，回到一个复杂而完整的鲁迅那里去，在我看来，乃是对于鲁迅精神 的自觉承继和光大。或许惟其如此，鲁迅才会永远生动地活着——是的，在人类文学和思想的天空，鲁迅是永远不会逝去的存在！
鲁迅与民族魂
张江：鲁迅先生被称为“民族魂”。为什么偏偏是鲁迅获此高誉？仅仅是因为鲁迅逝世的时候人们把一面写有“民族魂”三个大字的旗帜盖在了他的身上？在我看来，最重要的还是在于，终其一生，无论是日本学医期间的“幻灯片时间”，还是后来的弃医从文；无论是“救救孩子”的呐喊，还是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鲁迅始终是在为中华民族的前途和未来而彷徨，而呐喊。
李继凯：有“民族魂”之誉的鲁迅，是我们心目中具有现代风范和引路作用的“大先生”。他年轻时就曾说过：“学说所以增人思，文学所以增人感。”作为“大先生”的鲁迅便是既能引人多感，更能引人多思的极具感召力和启发性的一位现代文化巨人。一个伟大的民族必有其伟大的“民族魂”，也必有能够代表其文化精魂的文化巨人。身处历史转型时期的“大时代”，鲁迅便是应运而生的文化巨人。很明显，“民族魂”与鲁迅的关联，不是偶然的遇合或权力决策，而是民众和知识界不约而同的长期感知与认同。
鲁迅的人生追求，可以看作是有异于古代文人“旧三立”（立德、立功、立言）的“新三立”（现代文化价值观重构中的立人、立家、立象）境界。许多人认为鲁迅仅仅是“破坏型人物”，缺少“立得住的东西”，其实，鲁迅在“立人”（倡导现代人的充分自觉）、“立家”（眷顾个人、集体、国家乃至人类之家）和“立象”（创造以文学、学术及书法等为代表的形象化、符号化世界）方面，贡献了许多标志性的重要成果，留下了丰富的深深地烙有鲁迅印记的文化遗产。
以现代人的清醒，以思想家的理智，以革命家的敏锐，以文学家的激情，来系统地、缜密地、持续地“研究”中国人，进行空前的彻底的民族反省，终生为民族及其子民们的自我更新而奋斗，并获得了卓越的成就，产生了广泛而深刻影响的，在中国文化史上，迄今为止，仍应首推有着“民族魂”之誉的鲁迅！这或许可以说是对鲁迅研究领域“三家说”（思想家、文学家和革命家）的积极继承和阐释。在“三家说”的整体评价中，包含了很多耐人寻味的意蕴。即使最容易引人质疑的“革命家”之说，至今也会进一步激发人们对鲁迅与革命、鲁迅与时代、鲁迅与启蒙等问题的深入思考。尤其是结合鲁迅的一生追求和深切认知，对“有度”的革命和“无度”的革命的区别理解与准确把握确实很有必要。其中尤其要把握住革命与启蒙的兼容、互动关系，避免顽固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导致的误解和误用，这方面的历史教训可谓沉重，我们理应从鲁迅的丰富思想中获得启示。
鲁迅与文学批评
张江：作为文学家，鲁迅当然首先是个伟大的作家，同时也是一位了不起的批评家。鲁迅在文学批评领域的建树，可能丝毫不比创作方面逊色。鲁迅的文学批评不是刻意为之，也没有任何理论野心，他的批评文字大多分散在各种杂文、书信、序言之中，而恰恰是这种随性之作，反而蕴含着诸多真知灼见，今天读来仍然富于启发。
李林荣：对于历史人物的纪念，在凸显和强调他们凝固在某一点或某一方面的形象和业绩时，他们在其他方面的飞扬鲜活，就容易从我们眼前黯淡、模糊，以至于消失。鲁迅的文学批评实践，正属于我们每谈论起鲁迅时，多半没有予以足够重视乃至忽略的一项内容。
今天我们从文学批评的视阈去回望鲁迅的历史形象，首先应看清楚相关的时代背景：在鲁迅所处的时代和鲁迅的思想意识里，文学和文化在整个社会空间是以新旧双重并置的结构存在的，而且旧的一重已是现实的强势存在，新的一重还只是观念大于实践、理想大于现状的弱势存在。当时的文学批评，在这个双重并置的文学、文化空间里，不但没有可以寄生其中或依附其上的强大丰厚的新文学创作的现成积累，相反，还要担当起为新文学和新文化的创造奋力闯开生路和通路的责任，从观念和舆论上为新文学和新文化的存在和发展确立合法性、正当性，从现实影响上对充塞、浸透了整个社会空间的旧文学和旧文化展开整理和批判。
鲁迅作为文学批评家的一面，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中凸显出了独特的历史意义和思想光彩。他从改造国民精神的思想起点上出发的文学道路，第一步就踏在了改造中国文学自身的方向上。而改造中国文学的策略和方法，鲁迅弃医从文之初的选择，就是译介域外文学和熔铸在译介实践中的新文学批评的建构。“异域文术新宗，自此始入华土”——1909年在为自己平生第一部译著《域外小说集》写的序言里，青年鲁迅曾对自己这种“从别国里窃得火来，本意却在煮自己的肉”的选择，表现得豪情满怀。
此后，虽经几度曲折，凭着表现深切、格式特别的小说创作和深刻犀利的杂文，而跻身新文学骁将之列的鲁迅，在创作之余，始终没有中断把对外国文艺的译介和面向本国文学的批评两相结合的艰辛探索。与他的创作所受到的广泛瞩目相比，他在译介和批评方面苦心孤诣的种种付出，无论是当时还是后来，都远未得到足够广泛的认同和关注。但贯穿在“窃火煮肉”式的译介与批评实践中谋求中国文化复兴的鲁迅方法、鲁迅策略和鲁迅道路，越是在我们的民族需要大步前行、奋发自强的时候，就越是值得我们认真反顾、重新审视。
鲁迅精神的当代价值研究 第6篇
关键词：鲁迅精神；当代价值；批判
近年来，鲁迅文章在中学课本的存废问题一直饱受争议，很多网友认为“鲁迅的批判是矫枉过正”“鲁迅文章只是新文化运动那个时期的产物，现在已经不适用了，早就过时了”“鲁迅有的东西过于血腥，过于黑暗”“鲁迅愚化了大众”“鲁迅不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价值”等等，实际上，这都是片面的看法，是一种误解，鲁迅作为一代作家、学者、国学大师，年青一代必须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全面看待鲁迅，拒绝片面的观点，更拒绝“泼脏水”“污名化”的行为。鲁迅精神作为一种精神文化资源和流芳后世的文化遗产，具有很大的研究价值，对当今社会而言仍有借鉴意义，我们必须对鲁迅精神予以正视。
一、鲁迅的批判精神
鲁迅身处的近代中国，布满黑暗，腥风血雨，在人群中的大多数选择沉默的时候，他却用振聋发聩的呐喊摇晃着人们。鲁迅的矛头直接对准了麻木不仁、愚蠢羸弱的庸众们、看客们。这不是对群众的愚化，这是鲁迅兼济天下的另一种方式，当社会黑暗、政府腐败、人民愚昧，必须有一个人要勇于将所有的坏的一面揭露出来，必须有一个人要试图摇醒昏睡的人们。无独有偶，法国作家古斯塔夫·勒庞曾著有《乌合之众》，也曾揭露了群众这一群体中有很多局限性。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直到今天仍具有适用性。在市场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社会也出现了信任危机。近年来，“老人扶不起”“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些网上流传的段子难道不也回到了十几年前那些围观的麻木的看客状态了么？鲁迅对于国民心理的解读是独一无二的，对国民性的批判是具有预见意义的，即使到了今天，也能为我们解构诸多社会现实背后的内容。
二、鲁迅的战斗精神
众所周知，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中流砥柱，一个不折不扣的文化战士，颇具战斗精神，而且鲁迅的战斗不是硬碰硬，而是有方法有策略、刚柔并济的战斗。鲁迅从不大张旗鼓地直抒胸臆，它通常采用黑色幽默的形式把现实中的对应到小说中去，文笔辛辣但晦涩艰深。鲁迅也从不参加什么所谓的游行示威，也从不赞成什么游行。他的战斗方式仿佛是地道战，从不挺身而出，从不想为了革命牺牲自己，笔耕不辍的战斗是比平白无故的牺牲更有意义的事情。这是鲁迅战斗精神的柔。同时，鲁迅也不为强权，鲁迅的批判从来是不留余地的，鲁迅的立场是不站在任何一方，哪怕是得罪了很多人，要过着躲躲闪闪流离失所到处窜逃的日子，他也绝不会停下笔，绝不会放弃战斗，绝不会依附于任何。这是鲁迅战斗精神的刚。这种有方法有策略的战斗精神也是当代人们需要学习的，需要继承下去的。当今社会网络技术发展的很快，信息量越来越大了。很多人在看到令人忿忿不平的新闻消息总是披着“愤青”的身份实施“暴民”的行为，人云亦云，隐藏在众多谩骂的人潮中找到安全感跟着谩骂。前些年的钓鱼岛事件亦如此，多少青年嘴上说着爱国，随随便便跑到大街上游行示威，没有任何作用不说，更有甚至抢日货店、砸日本车，给社会添了多少麻烦。在这个极其容易产生网络暴力的新时期里，我们是不是更应该看看鲁迅，认真反思当我们遇到不平的事情什么样的斗争才是正确的，而是不一味盲进，人云亦云，盲目斗争。
三、鲁迅的怀疑精神
鲁迅的一生是怀疑一切的，他笔下狂人那一句“从来如此，便对吗？”写着狂人的狂，也写出了自己的心声。他对一切冷眼相看，怀疑看似美好的事情，怀疑黑暗的社会，怀疑人们接受的、信仰的东西……但鲁迅的怀疑并不是无凭无据，他的怀疑正是他不断进行思考的表现，这种不盲目相信、不停止反思的精神是很值得肯定的。有怀疑才会有创造，怀疑的精神是永不过时的。当代青年们习惯了传统的涂鸦式教学，老师把知识一股脑儿灌进去，学生负责记住，渐渐地，我们处理问题都知道怎样做，而忘记了问问为什么这样做？作为知识分子，更要有怀疑一些的精神，事物的发展就是一个辩证否定的过程，不否定，不用于推翻既有的东西，新事物如何产生？更何谈创造力呢？
四、结语
怀有批判是好事情，包括鲁迅先生在内的古今学者也十分具有批判精神，但是我们在批判一个事物的时候一定要对它有充分的了解，有自己独立的思考，不能盲从，不能为求标新立异而随大流抹黑鲁迅。虽然鲁迅的很多文章从中学课本中撤掉了，但这不代表鲁迅精神已经过时。其批判精神、战斗精神、怀疑精神仍然具有极大的当代价值，也是我们年青一代应当批判性地学习、继承并发扬下去的宝贵精神财富。鲁迅的文章是当代文学宝库中的一朵奇葩，鲁迅精神不死！
【参考文献】
[1]张福贵.鲁迅世界“人”概念的构成及其当代思想价值[J].北京文学评论.2013，（02）：102.
[2]迟蕊.论鲁迅杂文的诗性品格[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03）：88.
鲁迅精神 第7篇
陀思妥耶夫斯基和鲁迅作为世界文坛上比肩而立的两位“在高的意义上的写实主义”作家, 他们关注下层人们的精神疾苦, 控诉他们的尊严如何被专制主义所践踏摧毁, 深刻地揭示残酷的社会如何迫使他们不得不走向灭亡。
19世纪, 俄国封建农奴制度即将解体并被新的资本主义制度代替。小市民阶级受到了双重压迫, 他们在政治上没有权利, 经济上走向破产。陀氏在作品里塑造了这一类人, 他们意识到自身力量的微弱, 不反抗不公的命运, 甚至放弃做人的权利。小说《诚实的小偷》中的主人公叶麦利扬, 本来是个温和的好男子, 但残酷的社会摧毁了他的美好品格, 致使他成为一个“多么无望的人呵!”他逆来顺受, 像“一个小狗样”跟着收留了他的裁缝阿思达发, 后来又偷裁缝的一条旅行裤去换酒喝。当他得感到被怀疑之后, 因羞愧而决定离开 ;但为饥饿所驱使, 又回归旧地。
鲁迅生活的年代, 同样是一个阶级矛盾斗争异常尖锐复杂的时代。广大人民遭受着外国侵略者和封建地主阶级的双重压迫, 鲁迅深为“历史上中国人的生命太不值钱”而感到悲哀。在小说《孔乙己》中, 鲁迅描写了一个下层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和心理状态。孔乙己读过书, 信奉着“万般皆下品, 惟有读书高”, 但他未能靠封建科举制度爬到社会顶层, 反而成为了社会上的废人。他骄傲自负, 轻视劳动, 成了唯一一个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人, 品行端正却被迫为盗 , 最终走向死亡。
两位伟大的人道主义者挖掘被轻视者的灵魂深处的美好品质, 认为“神圣的火花还是在他们的心里冒烟燃烧, 只要这个人还活着, 随便用什么手段都不能把它扑灭。”[1]叶麦利扬因为羞耻之心, 寄人篱下, 也从不求乞 ;他临死前讲出是他偷了旅行裤换酒喝, 要求不要连他的外衣一起埋他, 把它留下来换点钱偿还裁缝。孔乙己不拖欠酒钱 ;听见别人说他偷东西, 总要辩白, 维护自尊 ;给小孩吃茴香豆, 教小伙计写字, 这些都表明他内心的善良。在非人的境遇中, 他们依旧保持这些美好品格, 这本身就是对现存社会的一种抗议。
陀氏和鲁迅深刻地揭示了在漫长的封建专制统治下, 人民不仅没有最基本的物质生活保障, 就连最起码的尊严都被剥夺了。他们的悲剧命运就在于这种愿望在以“吃人”为根本特征的社会制度下, 绝不会真正实现。
(二)
鲁迅说 :“凡是人的灵魂的伟大的审问者, 同时也一定是伟大的犯人。审问者在堂上举劾着他的恶, 犯人在阶下陈述他自己的善 ;审问者在灵魂中揭发污秽, 犯人在所揭发的污秽中阐明那埋藏的光耀。这样, 就显示出灵魂的深。”[2]陀氏和鲁迅作为“人的灵魂的伟大的审问者”, 在其塑造人物灵魂时会在向对立的两个方面的开掘中, 写出个性的丰富和复杂。
陀氏的小说《淑女》中的男主人公在一个十六岁的少女面临危机之时, 向她求婚, 把她从奴隶的境遇里解救出来, 却又使她坠入无爱婚姻的桎梏中。他审问着自己, 不断地举劾着自己的恶 :求婚时的“卑鄙”、“下流”;婚后对妻子的傲慢与刻薄 ;偷听妻子与别人的对话, 拿着枪追踪……女主人公之死, 与他的卑怯而刚愎, 严厉又温情, 视财如命而又有转善的倾向这种复杂而矛盾的性格有关, 或者说这是酿成他们悲剧的主要原因。因此, 妻子激扬壮烈的死, 构成了对他的审判。
在小说《伤逝》中, 鲁迅通过男主人公涓生的忏悔, 细微地展示他的灵魂。涓生在与子君同居后, 很快就“记不清那时是怎样地将我的纯真热烈的爱表示给她”, 他“连这些片断也化作无可追踪的梦影”。子君却只是“温习”过去, 这使得涓生感觉“可笑, 甚而至于可鄙的”。涓生讨厌于对“往事的温习”, 为躲避“天气的冷和精神的冷”, 就跑到图书馆去看书, 让子君独自承受寒冷和寂寞的威逼。子君的死, 使他感到摆脱束缚, 获得自由。这突然迸发出来的潜意识十足隐藏着灵魂深处的恶。
陀氏和鲁迅对他们的犯人的恶进行严厉的拷问, 逼迫着道德的犯人说出真相 ;作家又站在他们的对立场替他们辩护, 褒扬其灵魂的善的一面。当铺人和涓生敢于说出他们的恶的本身就是向善。当铺主人在心里承认乘人之危求婚是卑鄙的, 所以在求婚时向女方说清自己的缺点, 消解一些卑劣感。他在妻子的影响下, 还做了些好事。他的灵魂在善恶之间转换。涓生的善, 主要表现在他真诚的悔恨与悲痛, 内心痛苦越深, 表明他灵魂深处善的光耀越强烈, “我仍然只有唱歌一般的哭声, 给予子君送葬, 葬在遗忘中。”他把自己的深切悲哀比作街头葬仪的哭声, 并强调只能这样, 表明他在子君的死引起的震动中, 有了新的觉醒, 认识到自己的软弱与空虚。然而子君的死并不能使他摆脱束缚, 相反, 它将永远成为他灵魂的枷锁和重负。
摘要：陀思妥耶夫斯基是19世纪俄国文学的卓越代表。鲁迅曾说:“他们 (指托尔斯泰和高尔基) 对我的影响是很小的, 倒是安得烈夫有些影响”, 并且声称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人的灵魂的伟大的审问者”。本文拟从两位作者对下层人民精神疾苦的关注, 剖析作品中人物形象的灵魂的深, 两方面揭示两位伟大作家的精神联系。
关键词：陀思妥耶夫斯基,鲁迅,精神疾苦,灵魂的深
注释
1[1] (俄) 杜勃罗留波夫.逆来顺受的人[M]//杜勃罗留波夫.杜勃罗留波夫选集:第3卷.上海文艺出版社, 1959年.第504页.
鲁迅精神 第8篇
前路在何方?这是鲁迅在《野草》中一直重复的一个问题。鲁迅说:“我只很确切地知道一个终点, 就是:坟。然而这是大家都知道的, 无须谁指引。问题是在从此到那的道路。那当然不只一条, 我可正不知那一条好, 虽然至今有时也还在寻求。”他坚定地认为中国将来的路必要走向解放, 人民必要走向自由, 但是如何走向解放、如何走向自由?《过客》中的过客不知来处, 也不知去处, 他只是跟着“前面的呼声”一直走着, 他不知道前方有什么, 老人告诉他有坟, 然而坟之后又是什么路?他只是在探求, 虽然不知结果, 也不知怎样让那“前面的呼声”平息。
鲁迅深深体会到未来的不确定性, 然而可悲又可喜的是他还能够清醒地认识现在的黑暗, 现在必要改革的地方, 同时他不知自己的反抗斗争是否能真正把人民引向光明, 是否黑暗之后还是黑暗。《失掉的好地狱》中当“地狱门上也竖了人类的旌旗”, 鬼魂们以为人类战胜了魔鬼, 自己便可以从地狱烈火中得到解脱时, 才发现人类只是新的魔鬼, 用鲁迅的话说便是“无论谁胜, 地狱至今也还是照样的地狱”。但就在这样的悲观中, 鲁迅时而又能看到“好的故事”:“这故事很美丽, 幽雅, 有趣。许多美的人和美的事, 错综起来像一天云锦, 而且万颗奔星似的飞动着, 同时又展开去, 以至于无穷……水中的青天的底子, 一切事物统在上面交错, 织成一篇, 永是生动, 永是展开, 我看不见这一篇的结束。”这是一种乐观, 是悲观, 抑或是乐观与悲观的集合体?然而鲁迅又将这一切否定, 既不乐观, 也不悲观, 既没有希望, 也没有绝望。《希望》中, 在经受了现实的一次次打击后, 鲁迅发现希望的自欺性。希望不断磨蚀自己的青春, “用这希望的盾, 抗拒那空虚中的暗夜的袭来, 虽然盾后面也依然是空虚中的暗夜”, 于是希望是“虚妄”的东西, 那么便导致了绝望吗?不, 鲁迅最后喊出震撼人心的一句:“绝望之为虚妄, 正与希望相同!”绝望也是“虚妄”的, 因为绝望毕竟是由于人心中有希望的存在, 只是这希望几近无, 鲁迅要抛弃这一切的“望”, 在看似平安中“肉薄这空虚中的暗夜”。
这是什么样的一种精神?还是要回到《过客》, 过客不知前方何路, 老翁劝他回去, 他坚决地拒绝了, 因为回去只会在冷漠人情中沉沦于黑暗。老翁又劝他休息, 过客几次犹豫, 却最终坚定走下去的决心。他“只得走”, 而前方到底是什么?女孩说是“野百合野蔷薇”, 是一种美好的信念, 老翁说是坟, 是无情的现实, 因此他不愿意随着“前面的声音”过去。过客, 也就是鲁迅所赞扬的猛士, 清醒地知道残酷的现实, 但是依然愿意向着死亡而去, 因为只有那里能够拯救呼唤自己的声音。他们对前方不抱希望, 但也并不因此而绝望, 钱理群在《鲁迅作品十五讲》中谈到:“鲁迅这样的‘过客’不一样, 虽然对走的结果存在怀疑, 对怎样走也存在怀疑, 但有一点是确定的, 就是‘向前走’。”抱着必死的决心战斗, 这体现出鲁迅“反抗绝望”的战斗情怀。
《死火》也有强烈的战斗意识。在冰谷中, “我”遇到了死火, 死火有两种选择:一是烧完, 二是冻灭。烧完能带“我”离开, 冻灭只是一同死去。二者的结局都是灭亡, 于是死火选择了烧完, 这也是鲁迅以及猛士的选择。无所作为而死不如战斗而亡。死火终于烧完, 而“我”也被大石车碾死, 但“我”在死前终于能够看到大石车坠入冰谷, 看到黑暗统治者的灭亡。“哈哈!”尽管是同归于尽, 然而这战斗的结局是死火与“我”的胜利。
鲁迅这种情怀在当时绝对是超前的, 他比青年更多地看到希望之后的绝望, 却又抛弃一切精神寄托, 独立于黑暗中战斗。这是一种深刻的人生哲学, 即使在当代也是很少有人真正做到不为任何希望而奋斗。我们如今做任何事情, 比如努力学习工作, 无不是为了将来有一个美好的生活, 如果早已确知将来的生活只全是苦难, 无美好可言, 我们还会努力学习工作, 只为达到精神升华, 或者说完全不为自己, 只为让别人将来有美好的生活, 再或者说什么都不为, 只与生活做抗争吗?这类似于《活着》中的福贵, 人有这么苦难的人生, 已无任何希望了, 却只为活着而活着, 只为与苦难人生做抗争而活着, 当人生苦难结束的时候, 也是自我灭亡之时。
鲁迅自己说:“我以为绝望而反抗者难, 比希望而战斗者更勇猛, 更悲壮。”钱理群评价鲁迅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并且说:“鲁迅的思想, 特别是他的‘反抗绝望’的哲学, 是一个世纪民族思想发展的结晶, 是极其可贵的。”确实, 这样一种人生哲学, 代表了当时的中华民族精神, 于一切虚无中反抗, 在反抗中实现生存的价值。《野草题辞》中说:“过去的生命已经死亡。我对于这死亡有大欢喜, 因为我借此知道它曾经存活。死亡的生命已经朽腐。我对于这朽腐有大欢喜, 因为我借此知道它还非空虚。”有死才能证明有生, 鲁迅要与敌人斗争而死, 把敌人永远打倒, 然而这是一件“难为”甚至“不可为”的事情, 首先, 敌人散布的毒药已经深入群众骨子里了, 其次, 改革的路还没有找到, 黑暗推翻后怕还是黑暗, 这些导致了鲁迅对现实的绝望。但是有一点是确定的, 那就是必须战斗。这便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我们当代的人如果有这样一种不为任何外部条件所动的信念, 何愁做不成事呢?
过客也许还在追寻前路, 然而鲁迅已经逝去, 但他的战斗精神、他的“反抗绝望”的哲学将引领我们追寻过客的足迹, 不为希望而浮躁, 不因绝望而退缩, 坚定的探求前路所在。
摘要：从散文诗《野草》出发, 选取其中的六篇文章浅谈鲁迅在军阀混战时期内心不知前路何方, 却于绝望中反抗绝望的战斗精神。鲁迅有明确的战斗目标, 却不知道如何达到这个目标, 同时他不知道打倒黑暗后是否仍是黑暗, 这让他对自己有一份怀疑。由于这样的情感, 他的内心饱受未来的希望与现实的绝望相互纠缠的痛苦, 但是他最终有一份超越, 抛却希望和绝望, “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无所依靠地坚守可贵的战斗信念, 独自反抗绝望, 独自寻求前路, 独自“向前去”。
关键词：鲁迅,战斗精神,野草,希望
参考文献
[1]野草.
[2]钱理群.鲁迅作品十五讲.
鲁迅精神遗产的“当代性”问题 第9篇
关键词：鲁迅遗产 当代性 个体本位 启蒙 全球化
鲁迅的精神、思想及文化选择已经成为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宝库中的一份宝贵遗产，对这份遗产的看待和阐释过程其实正贯穿了整个当代思想史和文学史。鲁迅研究具有极其鲜明的“当代性”，鲁迅的精神文化遗产以一种不断与当代问题对话的方式存在着而且历久弥新，随着历史的不断推进，更显现出这份遗产的厚重、博大和深沉。鲁迅研究的生命力或许正在这里，抱有热切的当代问题意识，把鲁迅研究始终与变动不拘的当代思想与文化交联，让这一思想与文化宝库始终持续发挥它的启示意义和建设性作用，这或许才能使“鲁迅”这一现代“经典”得以生命长存。
一 个体本位价值立场的“当代性”
我以为，鲁迅遗产的“当代性”问题首先需要关注的是鲁迅的个体本位与“反权威”立场。这一精神立场值得在当下的文化思想潮流中被重提和强调，这是对鲁迅启蒙精神的坚持，也是对当下权威主义泛起的必要回答。
鲁迅的个体本位立场体现在其与权威话语的关系之中。他总是与权威话语的对话中坚持个体的独立性，为此不惜承受极大的政治压力和自我孤独的压力，也决不后退，在孤独中作“绝望的抗战”。他的《狂人日记》某种程度上正是这一抗战的自我书写。他在《呐喊》、《彷惶》中对“我”这一形象的诸多书写，以及在杂文中表露的不妥协的抗争原则，无不是对“反权威主义”、个体本位立场的生动书写。鲁迅的个体本位是与他的“立人”思想紧密结合的。一个现代的中国人，究竟应该有怎样的生命状态、人格结构、自我意识和权利意识？这始终是鲁迅人的思考的重心。从这一思考出发，“人”才是所有启蒙、求索、抗争、解放的目的和指向，人不是手段而是目的，不是为了更崇高的所谓国家、民族、救亡等等就可以轻易舍弃或为之牺牲的工具，而恰恰是所有奋斗牺牲所勉力争取且必要实现的终极价值。20世纪二、三十年代，鲁迅的个体选择其实也面临着群体话语压迫个人选择的矛盾与困惑，在当时，救亡图存的呼声是要大大压过“启蒙”的呼吁的。启蒙的目的何在？在严复、梁启超等人看来，启蒙其终极指向，不过是国家的富强、民族的复兴，因此启蒙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是达成更高历史目的的一个台阶和跳板。这样的一种思路，在其后的历史长河中又无数次地浮现，民族主义、国家主义话语始终是当代文化中的强势权威话语，在阶级翻身、人民解放、国家富强等的叙述中，或明或暗地映射出权威话语的威严甚至排他。个体话语在当代历史语境中始终举步维艰甚至被当成大逆不道。而在鲁迅看来，一切的进步、改良与革命其实都不能否认一个基本前提，那就是人的个体生命的自由发展和充分独立。鲁迅曾借朋友之口表达了这样的观点：“要保存国粹，也须国粹能保存我们。保存我们，的确是第一义。”由此可见，鲁迅对打着国家民族名义剥夺个人权利的厌恶和嘲讽，他的个体本位的立场鲜明可见。
遗憾的是，在长期“坐稳了奴隶的时代”，乐天知命的奴隶们的平静，还是很多人所习惯的，而对权力主宰下的暴烈和冷酷，很多人也有着异乎寻常的忍耐力。因此，幻想一个权力主宰下的明君当政的“好世界”，始终是中国人群体心理中一致的潜意识幻想。仍然有不少人寄望于“开明专制”的“新权威主义”理想，幻想着强权人物的出现，大手一挥天下太平，贤君明主能够体恤百姓，慰安疾苦，将“黄金世界”的梦想放在遥不可及的未来。所以，能否在一个仍然迷信着权威主义的时代保有鲁迅式的个体本位和批判立场，就成为判断“人”是否真正觉醒的标志。而在当下权力异化飞速膨胀的时代，坚持鲁迅“个体的人”的立场，坚持反思和批判，无论对知识分子也好对普罗大众也罢，仍有着现实的重大意义。
二 启蒙与大众、“中国人”与“世界人”的关系
鲁迅精神遗产继承的“当代性”问题之二涉及到启蒙与大众的关系。在30年代，鲁迅的个体本位的启蒙之路是艰难的，因为鲁迅的精神选择遭遇到民族主义和阶级意识的夹击。而在1950年代之后的当代历史中，在翻卷变异的政治大潮下，“启蒙”的主题在革命、阶级等概念的挤压和替代下已经被人遗忘，而诸多反启蒙、反人道的内容反被填充进“启蒙”的概念中，对民众的“人的启蒙”被替代为对“革命”话语的灌输，其与人的解放、“个体”解放的宗旨已渐行渐远。在这一变异过程中，大众的声音已被有效地意识形态化和均一化，被政治的声音所替代，这便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环境：权威话语与被替代的大众话语已经形成一种对“个人”话语的夹击合力，它们都不赞同人的个体意义的自由与解放，反而称颂“群体”本位下的国家权威主义。
以上现象引出有关大众和启蒙关系的这些思考：在现代中国，存在着真正的“大众声音”吗？回答显然是否定的。“大眾声音”实际上是隐而不彰的，倒是那些权威话语以及那些自命为民众代言人的文人不断发出所谓的“民间声音”，也正因为权威话语的掺合与改造，“大众”与“权威”实际上存在着隐形的互动与呼应，强权扭曲、篡改着民间的声音，惯性的强权崇拜与心理惰性又配合着“强权”的肆意妄为，成为新的强权出现的土壤。这样便形成了因果循环：权威塑造了大众心理，新的社会矛盾和不满推动着破旧立新，而所谓的“新”又是在权力的推动下又一轮权威话语对大众话语的阉割和更替。因此，如何真正保有大众的声音，我们还是应该回到鲁迅个性主义、个体本位的立场上来，只有真正清理“群体”和“大众”等等这些貌似合理，实则已被权威话语扭曲和利用的概念，真正回到每个个体的权利要求上来，大众的真正解放才能够到来，启蒙的实质正在于此。
有关大众和启蒙关系的另外一些思考涉及到“中国人”与“世界人”的概念。长期以来，权威主义的叙述逻辑总是在强调群体本位的价值尺度，似乎，“中国人”与“世界人”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所谓“国粹”与“特色”是经常用来自我辩护的词汇，这样的群体本位看似立足于大众，甚至打着“民族国家”的口号，实则掩盖了权力垄断的本质。因此，有必要重申鲁迅对“世界人”等启蒙概念的基本立场，重申鲁迅对中国的现代性的基本认识。鲁迅的文明批评中，他每论及“复古”与“国粹”总是在笔下尽情展现复古派的虚伪与腐朽：拿肉麻当有趣，把丑恶当美德，毒疮红肿却说艳若桃花，死死抱住传统大腿拼命阻挡历史的前进等等。鲁迅坚决批判所谓国情特殊论，他说：“譬如一个人，脸上长了一个瘤，额上肿出一颗疮，的确是与众不同，显出他特别的样子，可以算他的‘粹。然而，据我看来，还不如把这‘粹割去了，同别人一样的好。”“有人说：‘我们要特别生长;不然，何以为中国人！于是乎，要从‘世界人中挤出。于是乎中国人失去了世界，却暂仍要在这世界中住！——这便是我的大恐惧。”“‘狗有狗道理，鬼有鬼道理，中国与众不同，也自有中国道理。道理各個不同，一味理想，殊堪痛恨。……但这与众不同的中国，却依然不是理想的住家。”从鲁迅的时代一直到当下的社会，鼓吹“国粹”与“传统”的声音不少，某些权威话语总是擅长于利用这些话语和声音以此拒绝现代化的普遍规范。传统固然可以珍惜，但抱住祖宗家法不变，拼命维护传统的反现代内容这实际上是自绝于现代秩序，以等级和特权的垄断阻挡现代化的潮流，维系落后的秩序。鲁迅的批判在30年代的文坛振聋发聩，在当下时代一样令人深思。
三 全球化背景下的知识分子问题
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网络文化的发展，以消解神圣、取消深度、张扬消费欲望等为代表的后现代消费主义文化开始勃兴。对主体意义和个体价值的怀疑逐渐产生出一种强大的虚无主义和实用主义思潮，结果是对多年来来逐渐确立的启蒙思想原则的破坏。有人以种种后学理论论证中国已经进入后现代主义社会，并且浓墨重彩地将欲望的生产虚构为人民的需要，将资本扩张的社会形态重构过程解读为不受意识形态支配的“新状态”，对狂欢化、平面化的大众文化一概热情拥抱，甚至以此为武器，攻击秉持启蒙立场的知识分子群体。正如有的研究者所言，“以消费主义为其主要内容的市场意识形态经由他们的后现代主义理论而合法化。‘中国的后现代主义否定掉的是‘新启蒙主义严肃的社会政治批判，他们对一切价值进行解构的同时，却没有对构成现代生活主要特征的资本的活动作出分析。……大众文化与官方意识形态相互渗透并占据了中国当代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而被排斥和喜剧化的则是知识分子的批判的意识形态。”
在欲望话语的狂欢中，我们不难发现它们与主流权威话语的暧昧关系，这是又一次 “帮忙”和“帮闲”文人们的表演。鲁迅所批判过的“解放了的奴才”的面貌又一次在当代中国上演。鲁迅曾经对故乡绍兴的“堕民”作过辛辣的嘲讽，他说，这些人的奴才身份事实上早已获释，但“就是为了一点点犒赏，不但安于做奴才，而且还要做更广泛的奴才，还得出钱去买做奴才的权利。”当下的某种欲望狂欢与理论新潮不正是又一次的奴性暴露吗？
在这样的问题背景下，鲁迅的精神遗产的继承和“当代性”问题就有了某种知识分子自我定位的意义。90年代以来，当代人文知识分子的角色定位已经不断地从社会中心向边缘滑动，面对这样的情况，人文知识分子需要自我价值的审视与选择，而鲁迅80年前的选择是富有启示的。鲁迅无论是在孤独彷徨中发出绝望的呐喊，还是在无物之阵中发出致命的一掷，以及在“大众化”与“化大众”之间作出坚定的选择，他的人生之路已经昭示了人文知识分子的某种宿命以及反抗这类宿命的精神人格力量。当下时代我们需要明确的是，启蒙作为未完成的现代性的一环，它仍在当下时代具有着不可替代的批判功能和价值意义。在一个市场化尚未完成就被权力所宰割、垄断的社会，当我们的权利主体尚未清醒意识到自我权利的边界与巨大价值之时，当知识分子纷纷对作“帝王师”和“市场弄潮儿”趋之若鹜之时，这一切恰恰说明了“人”的解放与自由和“立人”的目标远未实现，只要这一进程没有完成，鲁迅的“人学”精神遗产就一直保有其价值，对这一遗产的不断解读并发挥它对当代的批判功能就永远不会过时。
参考文献：
[1] 鲁迅：《热风·随感录三十五》，《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2] 鲁迅：《热风·随感录三十五》，《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3] 鲁迅：《热风·随感录三十六》，《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4] 鲁迅：《热风·随感录三十九》，《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5] 汪晖：《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天涯》，1997年第5期。
[6] 鲁迅：《准风月谈·我谈堕民》，《鲁迅全集》（第五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