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莫言小说酒国读后感
莫言小说读后感
莫言总是把高密东北乡作为自己灵魂震颤的源泉，总是将独特奇异的主观体验浇注在高密东北乡的沃土上，建立起鲜活生动异彩纷呈的生活影像。业界将莫言定位为“先锋”作家，“寻根文学”作家。当是对莫言风格的高度认可与赞誉。莫言也当之无愧为当代优秀的作家。
优秀的作家必定具备掌控语言的本领。
不可否认的是，莫言的语言确实比较粗粝，但不管接受与否，这种粗粝的语言风格仿佛更能体现作品中生活的原味，让读者能听到能闻到能触摸到那最原始的生活。高密东北乡就这样出现在了炮火纷飞中，在血肉模糊中，在哭号与欢庆中……
莫言也有很强大的语言驾驭能力，他善于把握较大的时空跨度，并在不同的时空维度里铺排故事与场景。比如，《生死疲劳》用五次轮回、超越时空的对话这种魔幻主义的手法，展现了土改、人民公社、大跃进、文革、改革开放这些特殊的时代特点。
优秀的作家必定有深沉的责任感、悲天悯人的情怀和发掘人性的觉悟。
莫言是个能够发现苦难与丑恶的作家，也是一个善于描绘苦难与丑恶的作家，更是一个敢于再现和揭露这一切的作家。《红高粱》、《蛙》以及早期的《檀香刑》都是把苦难与罪恶赤裸呈现的典型，但是也都流露出对生命本体的珍惜和尊重。
读莫言的作品，常常有种发自心底的抗拒甚至窒息的感觉。他喜欢把痛苦反复咀嚼，把伤口反复揭开，给人撕裂般的锐痛体验，并用这样的方式展示生活的残酷、生命的顽强。比如，《丰乳肥臀》就以独特的角度把柔弱的生命反复碾压，将痛苦的印象层层加深。这一点倒是与同时代作家余华有异曲同工之处，就像《活着》所带来的生命的挣扎。
因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莫言成了当代中国乃至世界最受关注的作家，但他更是当代最杰出的作家之一。
杰出的作家必定有一颗敏感的心。
莫言对痛苦的描述太形象了，那么真切，仿佛听得到皮肉分离的声音。这种对痛苦的敏感，是难言的经历，更是沉甸甸的想象。优秀的作家不是经历了一切，而是有在想象中经历一切的能力，有敏感的触觉，有对人世变迁的强大感悟能力，能洞悉眼神中的深邃。所以他们可以将别人的只言片语汇成汪洋恣肆的故事之海，可以把单独的一个个点迅速结成网。
杰出的作家必定善于突破和创新，无论是语言还是视角。
莫言没有接受过完整的学校教育，三十多岁才进了解放军文学艺术系，算是圆了自己的大学梦，这对莫言来说是不幸的，又是幸运的。因为这反而使莫言的语言风格与思维习惯没有那么多模式与框框。《透明的红萝卜》就是莫言在军艺期间的作品。当时的文学干事说：“这不仅是一篇小说，还是一首长诗。”莫言后来很惆怅地说：“我又重读了这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虽然能从中看出许多笨句和败笔，但我也知道，我再也写不出这样的小说了。”虽说是对自己青涩创作的缅怀，但曾经的不走寻常路，仍然奠定了莫言独特、先锋、魔幻现实主义的基础。这让我想到了老舍，他也是位由非专业而走向杰出的作家。
杰出的作家必定保持着清醒的头脑。
就像鲁迅始终坚定着“救治衰亡民族”的从文理想一样，文字始终是他的“投枪”和“匕首”。所以我们今天能有“鲁迅式”的鲜明印象和阅读体验。
莫言也很清醒，获奖后，面对潮水般的批评，说，这是一场洗礼，“将近一个月来，我经历了一场人生的洗礼。围绕着诺贝尔文学奖诸多的争论是一面镜子，通过这面镜子看到了人心、看到了世态，当然更重要的是我看到了我自己。” 莫言说，那些能马上看到的批评或者赞扬，“就像把我放到社会显微镜下，看到的这个人不是自己，而是一个叫莫言的写作者。我反而变成了一个旁观者，看到大家都在指指点点评价，所以这样的机会对我而言千载难逢，必将受益终身。”正所谓“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内外之分，辩乎荣辱之境”。
像莫言这么厚重的作家与作品，不是轻易就能读透，更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透的。就如同“《红楼梦》不读七遍就没有发言权”一样，我的这点粗浅的认识恐怕要贻笑大方了。
第二篇：浅谈莫言小说《红高粱》的叙述技巧
【摘要】莫言的小说《红高粱》是具有新时期文学转型意义的一部作品，它打破了传统叙事的时空界限，表现出独特的叙述技巧，并开创了中国新历史小说叙事的新纪元。本文从叙事学的角度，对叙述视角、叙述主体叙述时间三个方面作简单分析。
【关键词】《红高粱》 叙述视角 叙述主体 叙述时空
①莫言的《红高粱》作为新历史小说的代表性作品，其新颖之处不仅在于“它以虚拟家族回忆的形式把全部笔墨都用来描写由土匪司令余占鳌组织的民间武装，以及发生在高密东北乡这个乡野世界中的各种故事”，更重要的是它打破了传统小说的写作规范，以一种独特而新颖的叙述方式开创了中国小说叙事的新纪元。当代“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的张清华先生曾高度评价《红高粱家族》在叙事上达到的文学史价值：“《红高粱家族》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和矫正了以往专业历史叙事和文学历史叙事所共有的偏差。可以说，它提供了我们在以往的文学文本和当代的历史文本中都无法看到的历史场景，历史的丰富性在这里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的复活。它的‘野史’笔法、民间场景的杂烩式拼接，无意中应和了米歇尔•福科式的反正统历史的和暴力化修辞的新历史主义的‘历史编纂学’，把当代中国历史空间的文学叙事，引向了一个以民间叙事为基本框架与价值标尺的时代。从这个意义上讲，说它推动了当代新历史主义文学叙事的兴起，应该是不过分的。”②由此可见《红高粱》有着独特的叙述技巧，下面就对叙述视角、叙述主体和叙述时间作简单的分析。
一、叙述视角的越界——零聚焦和内外聚焦叙事的结合
“聚焦”这一术语是由热奈特提出来的。在《叙事话语》一书中，他首次对“观察点”一词提出修正，他认为人们“混淆了其视点确定叙述透视的人物是谁，与叙述者是谁这一完全不同的问题，或者，更简单地说，就是混淆了谁看与谁说 【作者简介】邢璐倩（1990-），女，广东省佛山人，市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生 ① 《红高粱》初刊于《人民文学》1986年第3期，莫言后来把《红高粱》及其续篇《高粱酒》、《狗道》、《高粱殡》、《狗友》这五部中篇小说合成《红高粱家族》。本文讨论的仍是最初发表的中篇小说《红高粱》。 ② 张清华.境外谈文.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2003：69-70
1 的问题”。①而聚焦指的是谁在作为视觉、心理或精神感受的核心，叙述信息透过谁的眼光与心灵传达出来，在叙事文本中所表现出来的一切受到谁的眼光的“过滤”，或者在谁的眼光的限制下被传达出来。热奈特将叙述聚焦分为三类， 即无聚焦或零聚焦叙事、内聚焦叙事、外聚焦叙事。
在《红高粱》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零聚焦叙事与内外聚焦叙事的相互越界。“越界叙述是以突破原有某一叙述视角模式的习惯性、固定性使用带来的陈旧感和局限性为前提而形成的。由于它是两种或两种以上叙述视角的越界产生的新视角，它在选择越界点与越界幅度时完全可因叙述者的需要而灵活处置，因而它可兼有几种叙述视角的优势与消除其劣势，从而能传达某一原来叙述视角难以叙述的艺术世界的新体验和新感觉。”②
《红高粱》的外聚焦叙事是体现在“我”，“我”是一个离开家乡十余年、身上沾染了很多现代社会习气的人，“我”对自己极其不满，从而试图寻找“家族的光荣图腾和我们高密东北乡传统精神的象征”。小说明确地说：“为了为我的家族树碑立传，我曾经跑回高密东北乡，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因此“我”并不是故事中的一个人物，而是处于故事之外的一个叙述者，也即外聚焦视角。“我”应该是从现实的角度，通过史书或者幸存者去看那一段已经消逝了的历史。但在小说文本中，“我”总是在试图显示自己的存在和叙述者身份，使“我”具备了全知的视域或知域，以增加故事的真实可信。而且从人称的叙事功能上看，“我爷爷”、“我奶奶”这一复合型人称综合了第一人称的亲切和第三人称的全知全能，也即是外聚焦和零聚焦的结合，而“我”出现在“爷爷”、“奶奶”等亲缘称谓的面前，一方面，暗示故事的时间是过去时；另一方面也拉近了作者和读者之间的距离，造成艺术的真实和阅读感受的亲切。
《红高粱》中的内聚焦是指叙述是以“我父亲”在胶平公路伏击战中的所见所闻所感为线索的，“我父亲” 既是叙述者，又是故事中的一个人物，一切外在的事件都是由“我父亲”过滤后进入叙述视野的。读者借助于这个特定人物的眼光去“看” 出现在他周围的一切，同时，也以符合这个特定人物身份的特征行动并与故事中的人物展开交往。比如在打伏击战时，“奶奶”来送饼却不幸被日本人打死的那一段叙述：
①② 谭君强. 叙事学导论.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11：83 李红梅.叙述视角越界的“陌生化”创作效果.批评与阐释.当代文坛，2007.
2 ‚飞落的米粒在奶奶脸上弹着，有一粒竟蹦到她微微翕开的双唇间，搁在她洁白的牙齿上。父亲看着奶奶红晕渐退的双唇，哽咽一声‘娘’，双泪落在胸前。在高粱织成的珍珠雨里，奶奶睁开了眼。奶奶的眼睛里射出了珍珠般的彩虹。‛
在这段叙述中，作为故事中的一个人物，“我父亲”以孩子的视角亲眼目睹了“我奶奶”的死，亲身感受了生命与死亡，“叙述焦点与一个人物重合，于是他变成一切感觉，包括把他当作对象的感觉的虚构‘主体’：叙事可以把这个人物的感觉和想法全部告诉我们”。①同时，巴尔认为：“如果聚焦者与人物重合，那么，这个人物将具有超越其他人物的技巧上的优势。读者以这一人物的眼睛去观察， 原则上将会倾向于接受由这一人物所提供的视觉。”与此同时，“这样一个与人物相连的聚焦者„„会产生偏见与限制”。②因此，在作品中，作者同时也采用了零聚焦的叙述方式来弥补这种偏见和限制。
“奶奶”中弹后，零聚焦全知叙述者展示了她的内心呐喊：
‚这就是死吗？我就要死了吗？再也见不到这天，这地，这高粱，这儿子，这正在带兵打战的情人？枪声响得那么遥远，一切都隔着一层厚重的烟雾。豆官！ 豆官！ 我的儿，你来帮娘一把，你拉住娘，娘不想死，天哪！ 天……天赐我情人，天赐我儿子，天赐我财富，天赐我三十年红高粱般充实的生活。天，你既然给了我，就不要再收回，你宽恕了我吧，你放了我吧！天，你认为我有罪吗？ 你认为我跟一个麻风病人同枕交颈，生出一窝瘸皮烂肉的魔鬼，使这个美丽的世界污秽不堪是对还是错？ 天，什么叫贞节？ 什么叫正道？ 什么是善良？ 什么是邪恶？ 你一直没有告诉过我， 我只有按着我自己的想法去办……我不怕罪，不怕罚，我不怕进你的十八层地狱。……但我不想死……‛
通过上述内心透视，活脱脱展示了一个敢爱敢恨、性格鲜明的女性心灵。我们从中不仅可以看到她对生命的留恋、对现实幸福生活的不舍， 甚至可以感受到她对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的复杂的感受：悔恨，忏悔，无助，不满和反抗，等等。而所有的这一切内心活动，作为亲历者“我父亲”是无法知道的，因此，作者用了无所不知的叙述方式，以一个高于故事之外的人物的身份来叙述，他以上 ①② 刘俐俐.中国现代经典短篇小说文本分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7. 谭君强.叙事学导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11： 93.
3 帝般的眼光深入到人物的内心，看到他们心中所蕴含的一切。
此外，在《红高粱》中还存在着视角回避的情况。小说中，视角的承担者有叙述者“我”，也有“我”奶奶、罗汉大爷，但更多的视角来自“我父亲”所经历的一场战斗。但作品自始自终不把视点落在“我”爷爷余占鳌身上。在作品中，爷爷给人的印象是个顶天立地的草莽英雄，但对于他的内心世界，人们却一无所知，甚至当他面对死去的奶奶时，他的痛苦也是从父亲眼中体现出来的：“父亲第一次发现，两行泪水从爷爷坚硬的脸上流下来。”此时爷爷正被巨大的悲痛所吞噬，而他内心的感情狂澜却未能言表。作品采取这种视角回避，也许是为了获得一种距离感和朦胧感，从而使人们对这位英雄产生一种可敬可畏而不可即之情。①
二、复调叙述——双重叙述主体
在叙事学中，叙述主体是指文本中的说话者，也就是文本声音的发出者，他不等同于写作主体，因此，他不一定是单一的一个人，在很多叙事文本中，我们都能够听到两个甚至更多的声音。谭君强在其《叙事学导论》一书中相对于不同的侧面，对叙述者作了这样的区分：“根据叙述者相对于故事的位置或叙述层次，分为故事外叙述者与故事内叙述者；按照叙述者是否参与其所叙述的故事并是否成为该故事中的人物，分为非人物叙述者与人物叙述者；根据叙述者可被感知的程度，分为外显的叙述者与内隐的叙述者；根据叙述者与隐含作者的关系，分为可靠的叙述者与不可靠的叙述者。”②
在《红高粱》中，莫言将“爷爷的历史”、“父亲的历史”与“我的现实”剪碎，重新拼贴，文中出现了以“我父亲”和“我”为主的两个不同的声音，它兼具了故事外叙述者与故事内叙述者、非人物叙述者与人物叙述者的双重身份。《红高粱》的开篇即以“我”的第一人称来叙述“我爷爷”和“我奶奶”的人生历程，在这里表层的第一人称对叙述者没有任何限制性作用，“我”时常跨越性的进人了主叙事层，对数十年前发生的事了如指掌，随时随地可以洞察到人物的心理感受。而在这基础上的许多描写，叙述者“我”是附身于“父亲”这一人物的。通过父亲与别人的关系及听、嗅、触、视觉的描写,近距离表现一幅幅景象。 ①② 王先霈，胡亚敏.文学批评导引.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 7. 谭君强.叙事学导论.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8.11：58.
4 “我”只是文本叙述的表面承担者，用今天的观察角度来追述和评论“父亲”的经历；而“父亲”不但是小说中的人物，也是作为在场“目击者”的“第一叙事人”，在大部分时间里作为“儿童”的父亲，讲述“爷爷奶奶”和“罗汉大爷”他们的抗战情节。实际也就是有了两个叙述者“父亲”和“我”，即构成了巴赫金所说的复调叙事结构。
在整部小说中，故事的主体都是由“我父亲”这个亲历者讲出来的，比如罗汉大爷的死，奶奶的死，以及那场轰轰烈烈的胶平公路伏击战。“我父亲”既是故事中的一个人物、一个参与者，又是一个讲述者，他亲身感受和经历了战争的残酷与血腥，并以孩童的口吻讲述了那段惨烈的历史。他从非理性的儿童式的感受方式,表达对“爷爷、奶奶”英雄豪气崇拜和浪漫追慕。这样的叙述不仅让读者觉得真实可信，而且使作为人物之一的“我父亲”形象饱满、栩栩如生。但由于以“儿童”为主导的叙事角色不具备道德感、完整客观的认识和把握世界的能力，他们的叙述大多只能停留在简单的感官直觉上，构成肤浅、偏激的叙事层面。为打破这种局限，在作品的进行中叙述主体需要不时的转换，共同承担叙述任务，补充了对同一事件的不同认知和感受，而他们又拥有不同的道德、伦理立场和价值取向。
这是出现另一个叙述者“我”。“我”作为一个故事外叙述者或非人物叙述者，时常跨越性的进人了“我父亲”主叙事层，“变得博古通今，非常自由地出入历史，非常自由地、方便地出入我所描写的人物的心灵，我也可以知道他们怎么想的，我也可以看到、听到他们亲身经历过的一些事情”。①比如“我”知道父亲闻见了奶奶棉袄里热哄哄的香味，感觉到了奶奶临终前对生命的热爱，看到了罗汉大爷的壮烈牺牲的场面，亲历了奶奶的出嫁过程和爷爷的英雄救美，自由出人人物的内心世界，无所不知，无所不晓。这些也给“我父亲”所在的主叙事层次的叙事提供了合法性的支持。
同时当“我”本分地存在于表层叙事结构的时候，“我”的“当代性”角色与身份让我冷漠超然。在作品中经常出现的具有强大感官冲击效果的对血腥、栽杀、苍蝇等在生理上令人不适的镜头的叙事，都是用感情麻木道德冷漠的外视角的方法来表现的。最典型的场景就是对罗汉大爷被剥皮的骇人描述，“我”的眼 ① 莫言，王尧.莫言王尧对话录.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139.
5 睛像摄像镜头一样，对令人发指的恶心刽子手精准刀法的描写甚至带有玩赏的赞美。在用外视角正面表现这些丑陋对象的时候，使我们能够正视现实中的丑恶和阴暗；对疼痛的冷漠处置使我们能体会到作者难以言说的悲凉情感的矛盾和强烈的生命意识, 从而也揭示人类生存的困境和生命力的顽强。这也就与“我父亲”的非理性的儿童式的感受方式,对英雄豪气崇拜的某种浪漫追慕记忆又构成了鲜明的对比。
三、时间的重建——叙事时间和故事时间
《红高粱》有其独特的时间叙述结构，结束中国以往的传统线性叙述范式，开创了新的叙述形制，这是作者借鉴了中外名家的叙事策略，尤其是西方新的叙事理论，使其更好的处理了事实时间和叙事时间的关系。
《红高粱》的情节是由两条故事线索交织而成的：主干写民间武装伏击日本汽车队的起因和过程，后者由余占鳌和戴凤莲在抗战前的爱情故事串起。中间通过插叙、倒叙、补叙的手法杂错来结构全篇，使事实时间在叙事时间的进程中逐渐显现出来，从而叙事时间和事实时间有效的统一起来。
在小说中，作者以第一人称为视角，以事实时间为主，同时插叙、倒叙、补叙，转换视角，使事实时间移位，在叙述中导致信息延宕和全知叙事暂时断点，引起阅读障碍，同时也诱起阅读期待，因为《红高粱家族》采取的是全知叙事和限制性叙事相结合，读者对未来叙事可然性充满期待。华莱士•马丁认为:“叙事视点不是作为一种传递情节给读者的附属的后加上去的，正是叙事视点创造了兴趣、冲突、悬念乃至情节本身。”①如“我”（异故事人物）、“我父亲”（故事人物）、“我爷爷”、“我奶奶”（故事人物）等叙述人称转换，造成视角的转移，使故事时态呈现多维性：“我”的现在时、“我父亲”、的过去时、“我爷爷”、“我奶奶”的过去完成时和相对于“我爷爷”、“我奶奶”的时态的“我父亲”的过去将来时。在叙述中，叙述者“我”有意将四种故事时态交错杂陈在叙述之中，从而造成一种“叙述缠绕着故事，叙事时间缠绕着故事时间”②的叙事效果。
而且莫言采用西方小说从中间写起的方法,将时间的第三个维度——“现在 ①② 华莱士•马丁.当代叙事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158-159. 孟悦.历史与叙述.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
6 时间”引人了小说创作中，这是作者生活在其中的真实时间，表现在爷爷奶奶死后很多年我回乡做家史调查。第三维时间的插人更增强了叙事的陌生化效果，使叙事的跨度增大拉长，调控小说叙事节奏的缓急。
同时，章内的叙事时间考虑到读者的阅读疲倦长度。叙述者在一定长度的叙述后，进行插叙、补叙、倒叙，一方面转换叙述视角，体现陌生化效果，一方面是叙事时空转换呈现一种突然性和跳跃性。如在《红高粱》中，开始叙述奶奶送爷爷父亲去伏击日寇，在315字后，转换到“我”的成长对高粱感受，460字，转入队伍行进793字后，插入王文义故事，193字后叙述时间开始，余占鳖队伍行进，661字后插入父亲捉螃蟹的趣事，972 字„„几个与抗战事件相关的人物冷支队长、任副官、余大牙、王文义和他妻子等，都被根据叙事需要而重新拼贴。这种不断插入的叙事时间，使时间呈现跳跃性，同时带动了空间变换，造成新鲜的场面、新的叙事信息，就像作者的语言修饰词一样丰富多姿，体现了现代社会陈置庞杂信息的特点。具有现代叙事的明显特征。并且插入的叙事多为趣事、风俗、残酷的事实、乡土文化等，有力支撑了事实叙事，使主线叙事丰满起来。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红高粱》独特而新颖的叙述手法，叙述视角、叙述主体和叙述时空的变换，使故事时近时远，时真时幻，结构具有极大的灵活性、人物血肉丰满，使其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永久的魅力，并开创了中国新历史小说叙事的新纪元。而作者这种独特而新颖的叙述技巧既有西方的理论影响，又有中国民族特色，同时也为以后的叙事提供了经典的仿效范本。
参考文献：
[1]谭君强:《叙事学导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11. [2]胡亚敏：《叙事学》，湖北：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12. [3]王先霈，胡亚敏：《文学批评导引》，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7. [4]华莱士•马丁：《当代叙事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5]孟悦：《历史与叙述》，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 [6]杨扬：《莫言研究资料》，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5 [7]张清华：《莫言文体多重结构中传统美学因素的再审视》，《当代作家评论》，1993年第6期
[8]张清华：《叙述的极限—论莫言》，《当代作家评论》，2003年第2期 [9]张清华：《<红高粱家族>与长篇小说的当代变革》，《南方文坛》，2006年第5期
[10]王西强：《从故乡记忆到多重话语叙事的视角转换——莫言小说叙事视角及其功能分析》，陕西师范大学，2006年
[11]曾洁：《浅谈小说<红高粱>的叙事艺术》，《北方文学》（下半月），2010年第1期
[12]高志，赵静：年第9期
<红高粱家族>叙事艺术研究》，8
，2010《莫言《电影评介》
第三篇：谈莫言小说的虚幻现实主义的叙事方式(全文)
目 录
摘要................................................................................................................................ 1 引言................................................................................................................................ 1
一、何谓虚幻现实主义................................................................................................ 1
（一）作为一种创作方法的虚幻现实主义......................................................... 2
（二）作为一种美学范式的虚幻现实主义......................................................... 2
（三）作为一种哲学话语的虚幻现实主义......................................................... 3 二 莫言小说的叙述内容.............................................................................................. 3
（一）故事的“传奇化”..................................................................................... 3
（二）结构就是“政治”..................................................................................... 4
（三）行动与“内因果”..................................................................................... 4
二、莫言小说的叙述话语............................................................................................ 5
（一）故事时间与文本时间的错位..................................................................... 5
（二）多变的叙述视角......................................................................................... 5
（三）儿童的“冷眼”聚焦................................................................................. 6 三 莫言小说的叙述动作.............................................................................................. 7
（一）叙述者、“我”与“莫言”....................................................................... 7
（二）叙述声音的凸现......................................................................................... 8
四、莫言小说的语言与文体........................................................................................ 9
（一）语言的感觉化............................................................................................. 9
（二）话语的反讽性........................................................................................... 10 注 释 ............................................................................................ 错误！未定义书签。
谈莫言小说的虚幻现实主义的叙事方式
摘要：本文阐述何谓虚幻现实主义的基础上，首先，从莫言小说的叙述内容体现的故事的“传奇化”、结构就是“政治”。其次，从莫言小说的叙述话语中故事时间与文本时间的错位和多变的叙述视角及儿童的“冷眼”叙述方式。另外，在莫言小说的叙述动作中叙述者、“我”与“莫言”和叙述声音的凸现。同时，突出了莫言小说的语言的感觉化和话语的反讽性。 关键词：莫言小说；虚幻现实主义；叙事方式
引言
莫言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它象征了世界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真正认可，是中国文学在世界产生真正影响力的一次历史性突破”。其小说在叙事方式、人物塑造以及民族性、世界性和创造性等方面的特色也是非常显著的。那么，莫言虚幻现实主义的叙事方式又是如何，围绕这一问题，对莫言的虚幻现实主义的叙事方式研究如下。
一、什么是虚幻现实主义
虚幻现实主义的核心问题是“虚幻”与“现实”怎样结合而成为一种新的艺术风格。虚幻不等于想象和虚构，想象之物与现实生活有一定的相似性，虚构之物有可能在现实生活中存在，而虚幻之物则肯定在现实生活中不存在、也不可能发生。然而，每个人都做梦，经常产生联想，有时发生幻觉，如果把那些梦境、联想、幻觉与现实经验并置起来以合理的形式写入文学世界，便有可能创造出带有虚幻成份的现实主义文学。然而，在艺术世界，虚幻现实主义也是对现实主义的一种拓展和
延伸。在创作方法、美学方式、哲学话语等层面，莫言小说表征为虚幻现实主义的艺术风格。
（一）作为一种创作方法的虚幻现实主义
每种艺术流派的侧重点不同，因此在文学史上表现为不同的风格。但在革命现实主义或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中，由于强烈的政治意识形态的制约，作家很少对人的梦境、幻觉或无意识等“心理现实”展幵描写。由此看来，莫言在自我经验和心灵体验的基础上，在《透明的红萝卜》中对梦境的描写以及《爆炸》中的时空并置、《球状闪电》中的魔幻手法等，不仅告别了自己的过去，也开创了中国小说的一种新风格。而这种创作方法，促发了莫言小说从现实主义到虚幻现实主义的转变。
（二）作为一种美学方式的虚幻现实主义
长期以来，中国作家在描写文学之“丑”时，鲁迅以绘画为例所做出的教诲——“没有谁画毛毛虫，画鼻涕，画大便”——得到了大部分小说家的遵从。鲁迅也认为“世间实在还有写不进小说里去的人”而莫言似乎认为“世间实在没有写不进小说里去的人”，“世间实在没有写不进小说里去的事”。比如，《红高粱》中罗汉大爷被活剥的描述，《红幢》中对大便的赞美以及《苍姆门牙》中对苍姆的歌颂，极端而夸张地表露了文学之丑，并使这种丑在莫言小说中获得了独立的地位，它不是衬托美的更美而是形成了与“美丑对照”原则不同的“美丑并置”方式。 莫言小说把丑从美中解放出来，在美丑对立中显现出人物和事物的原初状态。这种原初状态有时模糊了善与恶、好与坏之间的界限，因而遭到了一些读者的批评，认为小说混淆了是与非的标准，是“恶”与“更恶”的蛮干，也是“坏”与“更坏”的较量。然而，纯粹用政治化的道德或道德化的政治尺度来衡量莫言小说，文学的政治不是政治的文学；同理，文学的道德不是道德的文学。“仅仅停留于伦理观念的层面上，人们将无法判断某一种道德准则的进步与否。”莫言小说把假、恶、丑从阴影处拉到阳光地，试图在人性的认知上开拓一片新的天地。在人性深处，真假、善恶、美丑之间的对立往往显得模糊不清，艺术家们会把这一片“朦胧地带”展现
在读者面前。莫言小说在美学范式上的叙事策略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美学方式加深了我们对人性的复杂性的理解。
（三）作为一种哲学话语的虚幻现实主义
莫言小说经常以爱恨交织的矛盾心态书写人与物。以《红高粱》为例，莫言对此做出了这样的解释：“我对故乡人的爱、对红高粱的爱转化成批判的赞美；我对故乡人的恨、对红高粱的恨转化成赞美的批判这是我的艺术态度也是我的人生态度。这种态度是它的极端残酷的背面就是极端的温柔。
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是对立统一规律。在莫言的“美丑并置”美学方式中，美与丑形成了“对立”，但没有走向“统一”而是走向了“分裂”；有意地颠倒是非，这就使依附于同一对象的美与丑取得了各自独立的地位，既成为美的存在又成为丑的存在，这揭示了二者对立的局限性和虚伪性。 二 莫言小说的叙述内容
（一）故事的“传奇化”
莫言自称为讲故事的人而且善于讲故事，他在瑞典学院发表的文学演讲稿《讲故事的人》中讲了三个故事。第一个故事“真实”，讲述包括莫言在内的一大群十岁左右的孩子，告发了一位在参加忆苦思甜教育展览时没有哭泣的同学，结果那个同学受到了学校的警告处分。第二个故事“理性”，讲述莫言在一间办公室看书，一位老长官推门而入，没看到自己要找的人，便自言自语地说：“噢，没有人？；但这句话激怒了莫言，他回应道：“难道我不是人吗？”，于是那位老长官面红耳赤，匆匆而退。第三个故事“传奇”，讲述八个泥瓦匠为躲避暴风雨来到一间破庙，庙外雷声滚滚，众人胆战心惊，有人想到我们其中一人肯定干过伤天害理的坏事，应该让他主动接受惩罚；最后，由于一人的草帽被风刮走，便被其他人抬起扔出了庙门，但那座破庙也随之倒塌。——故事没有明确的谜底，传奇化的故事更是召唤读者的好奇心。这三个故事似乎是莫言小说主题的一次总结，第一个故事呼唤人的真诚，第二个故事呼唤人的尊严，第三个故事呼唤人的宽恕。真诚、尊严、宽恕经常
是莫言小说在描写饥饿、孤独、恐惧时的价值诉求，体现了莫言小说中故事背后的人性关怀和悲悯精祌。
（二）结构就是“政治”
情节的不同构成方式形成不同的小说结构类型，而不同的结构类型有不同的叙述特点和审美功能。张志忠说：“长篇小说的结构之意义，不仅是情节、人物的设置和延展，而且是一种看似无形却又贯穿于作品全部之中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是作家的激情、思索与作品的人物、题材、主题等的汇合点，是决定作品的情调、比例和参照、以及叙述方式的选择等的重要尺度。”通俗一点说，小说的结构“就是离章合句、轻重缓急，从哪（儿）切入，在哪（儿）收尾；哪些先写、多写、重点地写，哪些后写、少写。
莫言则干脆认为“结构就是政治”，他说：结构从来就不是单纯的形式，它有时候就是内容。长篇小说的结构是长篇小说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作家想象力的表现。好的结构，能够凸现故事的意义，也能够改变故事的单一意义。好的结构，可以超越故事。我们之所以在那些长篇经典作家之后，还可以写作长篇，从某种意义上说，就在于我们还可以在长篇的结构方面展示才华。以此说来，莫言是一位“结构”主义小说大师，但他的结构艺术介于西方结构和现代主义的结构艺术之间，并汲取了中国古典小说的结构艺术。
（三）行动与“内因果”
行动是推动事件进展的直接原因。一般行动逻辑的基本形式是“可能性”、“变为现实”、“取得结果”这样一个三段式序列。但在中国先锋作家看来，这样的行动逻辑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一名作家的创造性。前文提到，阎连科把小说中的因果关系分为四种，即“全因果”、“零因果”、“半因果”和“内因果”，他认为，“由内真实构成的故事之因果，就称其为小说的内因果。”由于内真实书写的是现实中不会发生、却在人的精神与灵魂中必然存在的真实，那内因果必然是隐喻和象征并带有一种寓言性和神秘性。
二、莫言小说的叙述话语
叙述话语包括故事时间与文本时间、叙事视角等要素。包括莫言小说在内的中国先锋小说在故事时间与文本时间之间出现了大错位，预叙、倒叙、插叙、补叙等关系尽情涌现，叙述被有意加快或放慢，叙述频率也得到了格外的重视。这是中国先锋作家之所以被称其为“先锋派”的关键。但是，叙述时间的变异在中国古典小说中早已存在，莫言小说特别借鉴了其“预叙”的部分；而莫言小说在叙述话语上对中国古典小说的改造，主要表现在叙事视角的多变上。
（一）故事时间与文本时间的错位
现代小说摆脱全知叙述视角以后，“时间”问题便在叙事中突显出来。所谓“故事时间”，就是故事发生的物理时间；所谓“文本时间”，就是故事内容在文本中具体呈现出来的时间。
这种时间被赋予心理化和空间化的特质，使情节、事件和环境变得颠三倒
四、支离破碎。作品以意象或视象的形式在印象、想象乃至梦幻中穿插，从而打破了直线式的时间顺序。同一场面在人物的记忆中的反复出现，不同地点的前后跳跃和穿插组合，又打破了固定的三维空间。因此，先锋小说在心理化和空间化的时间中，展开了以现在讲过去或将来，以过去讲现在或将来，以将来讲现在或过去的叙述话语。
（二）多变的叙述视角
叙述视角的转换、叙述者的更换以及多层次叙述者的设立，是中国先锋小说惯用的技法。这源于多个叙述者从自己的内心世界过渡外部世界，也满足了先锋作家从多个角度表现人物的需要，他们试图把立体化的人物形象展示在读者面前。莫言小说在叙述视角上的变化多端历来令读者迷惑不解，他试图以文本中多个叙述者的设置实现其长篇小说的“密度”。
学者申丹对叙述视角的研究颇为详尽，她区分和探讨了四种不同类型的视角，即零视角、内视角、第一人称外视角和第三人称外视角。零视角即全知叙述，但可
再分为有限全知叙述和传统全知叙述。有限全知叙述是叙述者将注意力集中在人物的言行和心理活动上，而一般不会对人物和事件发表评论；而传统全知叙述会毫无保留地将所有信息直接传递给读者，叙事中不会造成悬念，读者也无需做出判断和推测，这会把故事推向过去，使叙述者和读者与人物之间的距离增大。
内视角分为三种，即固定式内视角、转换式内视角和多重式内视角，其特点是采用故事内一个或几个人物的眼光来叙事。这种视角直接将读者引入“我”经历事件时的内心世界，它直接生动、主观片面，也很容易造成叙事悬念并激发读者极大的同情心。第三人称外视角，这种叙述眼光往往显得冷静和客观。虽然说叙述视角没有优劣之分，但每一种视觉都有自己独特的功能、性质和特点。特定的叙述视角又与叙述眼光、叙述声音一起，创造出特定的叙述时空。
由五个中篇小说《红高粱》、《高粱酒》、《狗道》、《高粱娱》和《奇死》组成的《红高粱家族》，是莫言赢得国内文坛极大声誉一部准长篇小说，也是莫言在海外的标识性作品，它初步反映了莫言在后来的小说创作中得以丰富和拓展的文学观念、创作理念、叙事手法以及“艺术辩证法”，所以它在莫言的小说创作历程中占有重要地位。
二十年后回首往事，莫言对《红高粱》比较满意的地方是“我奶奶”或“我爷爷”的叙述视角，但也谦虚地认为这是雕虫小技。事实上，莫言把“零视角”的有限全知叙述（“我奶奶”）和“第一人称外视角”（“我”）相结合的叙述手法，使故事发展融和了不同的时间观念及行进层次，既给予叙述者极大的叙述自由，也造成今古同步、虚实难辨的叙述效果。
（三）儿童的“冷眼”聚焦
莫言的《枯河》是一篇滴血的小说。小虎为小珍折一根白杨树杈，不料小虎从树上掉下来，碰伤了树下的小珍。于是，小虎遭到小珍父亲、自己的哥哥、自己的父亲的轮番毒打；小虎悲哀地看着母亲，委屈地叫了一声娘，眼泪鼻涕一起流出来。此情此景，本应得到母亲庇护的儿子，却又遭到母亲的痛骂和痛打——“鳖蛋！你还哭？还挺冤？打死你也不解恨！”母亲戴着铜顶针的手狠狠地抽到小虎的耳门子
上，并用一根干棉花柴对着小虎的鼻子不停地抽打。最后，在父亲“绿色的眼泪”中，在“苍黄的阳光”中，在“鲜红的月亮”中，小虎当晚走进“枯河”的冰窟窿中，用布满伤痕的屁股迎接第二天初升的太阳。小虎死亡之前所遭受的毒打夹杂着浓浓的意识形态。小珍的父亲是村支部书记，他代表的是村民不可撼动的威权。小虎的哥哥一边踢打小虎的屁股，一边对母亲说：“本来我今年还有希望去当个兵，这下子全完了。”“人人生而平等”，人人都有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但是，“人人活而不等”一直是人类社会无可奈何的现实，小虎的死亡尖锐地证明了这一点。
与“严父一慈母一孝子”的传统叙述模式不同，莫言小说在表现“父子冲突”或“母子冲突”时，经常采用一种极端的“父不严一母不慈一子不孝”的叙述莫式。然而，成人视点经常带有一种“分层”或“遮蔽”观念，儿童视点却往往是好坏分明又有机统一。莫言小说中对父辈们的较少崇敬和更多厌恶，都与儿童的这种“冷眼”
视点密不可分。 三 莫言小说的叙述动作
（一）叙述者、“我”与“莫言”
在中西古典小说中，叙述者经常被认为是作者。而在现代小说中，“作者已死”而叙述者登场，有时是多个叙述者展开了对事件的描述，人物在舞台上也由自己来决定自己的命运。作者不会对故事做出任何评价，经常把这一任务交给了“隐含作者”。这样就把读者置于一个没有明确指导的境地，作者只负责虚构故事，而故事的意义属于读者。
然而， “莫言”可看作是作家的一种间接的“自我赎罪”行为。当然，这里的“莫言”也代表了普遍的人性。：
有趣的是，《红幢》的结尾加了这样两条“作者附注”：“文中所写的“高密东北乡”并非地理学意义上的高密东北乡，望高密东北乡的父老乡亲们不要当真。文
中的叙事主人公我’并不是作者莫言，希望有关文艺团体幵会批评作品时，不要把‘我’与莫言混为一体。”这两条“作者附注”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可能稍嫌多余；但这样把作者与叙述者、“我”分开的叙事方式，也许对当时的“有关文艺团体”而言，算是一种在叙事上的启蒙。
最后，“莫言”不知不觉地像丁钩儿一样大吃大喝，只不过在品尝“红烧婴儿”之前已醉倒在桌子底下，从而避免了像“狂人”一样吃人的宿命。小说中的莫言以他的“小说”、故事和说法，似乎给正文叙述起到一种补充、矫正和解释的作用。例如，当正文叙述到一座小石桥和几只野狗时，出现这样的补充——“莫言在他的小说《苦胆记》里写过这座小石桥，写过这些吃死人吃疯了的狗”；当西门驴要讲述年的时候，出现这样对莫言小说真实性的否定——“莫言那小子在他的小说中多次讲述年，但都是胡言乱语，可信度很低”。《生死疲劳》中的这个人物之所以用“莫言”命名，一个特别的叙事功能就是可以游离于故事之外而对故事本身进行一番评说。这个“莫言”是一种故事内的故事外叙述者。
美国著名文学批评家布斯说：“各个时代大多数杰出的故事讲述者们已经发现，使用直接判断，无论是以修饰形容词形式还是以展开议论的形式，都是有用的”。莫言把“我”、“莫言”带进小说，便是在“直接判断”中既体现了小说先锋性的一面，也体现了小说传统性的一面。
（二）叙述声音的凸现
在中国“话本”小说中，使叙述者单独成为读者欣赏对象的戏剧化策略非常普遍，但后来在更经典化的案头文学中，较少出现叙述者的声音。而在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小说以及中国先锋小说中，对叙述声音的重视又成为叙事文学创作的一种创新方式。
莫言小说有时突然停止故事的讲述而插入一些评论，好像生怕读者把他虚构的故事当真似的。比如，《酒国》中有这样一段“插话”：“场景的独特性是小说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高明的小说家总是让他的人物活动在不断变换的场景中，这既掩盖了小说家的贫乏，又调动了读者阅读的积极性。”另外，莫言常以“题记”这一
方式来强化叙述声音，这在很大程度上为读者提供了一条进入特定小说世界的路径。比如，谨以此书召唤那些游荡在我的故乡无边无际的通红的高粱地里的英魂和冤魂。
（《四十一炮》）佛说：生死疲劳，从贪欲起。少欲无为，身心自在。（《生死疲劳》）一部小说的题记或开篇颇为重要，作者常常要颇费心机，因为它为小说接下来的叙事定下一种格调、气氛和节奏，也“为文本提供了一种变化的氛围”评论界把这种使叙述声音凸显出来的叙事方式称为“元叙事”。在最好的情况下，它破坏了现实主义小说的情节连贯性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现实的整体性和真实性，从而瓦解了那种叙事所制造的客观、逼真的幻觉。在叙述声音被戏剧化凸显出来的同时，故事中人物的对话、独白、心理活动等人物的声音也由“独白”式的叙述方式转向了“复调”式的叙述方式。独白式的叙述是由叙述者完全控制人物的情绪、态度和观点，而不管小说中有多少个人物、多少种声音，都是来自于同一叙述者的安排。而在复调式的叙述中，叙述者的声音、主人公的声音、角色的声音之间存在着矛盾，主人公、角色总是叛离叙述者的意图而按照自己的念头行动，形成叙述者与主人公、角色之间的对话与它们的声音之间的对立。
四、莫言小说的语言与文体
（一）语言的感觉化
莫言小说在语言上的感觉化特色，同叙事的故事时间与文本时间之间出现的错位以及时序关系的错置一起，形构了其小说语言的“个人性一私人性一隐私性”面纱。同时，语言的感觉化也指向语言的写意化、图像化、梦幻化，它通过词类的活用、反常的搭配、修辞的陌生化以及语言的色彩感、画面感、节奏感、音韵感等方式体现出来。这有时模糊了人物之间的关系，也拉大了读者与故事之间的距离，造成一种神秘莫测却又颇具诱惑力的阅读快感。
正南方不时有金红色的闪电撕开错灰色的云层，闪电像一棵棵落尽叶子的树，有时也像吐着舌尖乱窜的蛇，有时还像一串串珍珠项链。（《球状闪电》）草甸子里的昆虫感情饱满地叫着，虫声汇成一条长长的河流，漫过草甸子，又折回草甸子。（《球
状闪电》）真是丰富多彩，热闹非凡，四周的空气都乱纷纷流动。（《金发婴儿》）她听到神秘莫测的夜色。夜的声和谐优美，生机勃勃，有时也嘈嘈切切，如同乱弹琴，闹闹哄哄如同狗抢屎。（《金发婴儿》）那天上午阳光明媚，美好的天气犹如孔雀开屏。
（二）话语的反讽性
王一川把中国文学过去五十余年来在语言上的演化概括为四种形态，即大众群言、精英独白、奇语喧哗和多语混成，并做了极为精细的分析。他认为，在奇语喧哗中可以听到如下几种语言的回响：白描式语言、立体语言、调侃式语言、口语式语言、间离语言和自卫语言多语混成，或称多体混成。总之，文学与非文学、叙述与行情、独白与对话、独白与杂语、口语与书面语、方言与流行语、现实型和浪漫型等等不同语言在此聚集。评论界常说的莫言的“粗枝大叶”、苏童的“委婉细腻”与“感觉缺失”、格非的“繁复细密”就是语言的奇语喧哗和多语混成的结果。总体而言，中国新时期作家在社会大转型的语境下进行创作或者生产，其文本语言表现为一种杂质化特色。在那里，中国古代和现代汉语传统、欧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语言、市民口语、民间方言、网络语言等混杂其中。
从修辞角度讲，反讽是莫言小说在语言上除了感觉化以外最显著的特征。反讽是一种综合性的修辞，它与幽默、嘲讽、戏仿、滑稽、诙谐、荒诞等概念密不可分，又与比喻、夸张、变形、象征、寓言等手法保持关联。莫言小说的颠覆性和批判性，也经常是用反讽的艺术手法加以体现和深化。
首先，言语反讽。作家经常把某些特定场合使用的话语，挪移到另一显然不相符的语境之中，造成错置，从而形成强烈的反讽效果。曾几何时，国人的日常口语或书面语言中夹杂一点外来语，以表达在汉语系统中无法说清的意义？在莫言小说中，也有一些有趣的情节，主人公使用英语表达自己的内心感受。在这些会话场景中，莫言小说使用英文词所带来的嘲讽之义，直指当下国人虚伪的媚外心态。 其次，细节反讽。细节的真实性是小说真实性的基础，而在细节中加入的反讽手法，使这种真实性又显得“不真实”起来。比如，在莫言的中篇小说《筑路》中，
一群个头层次不齐、衣服破破烂烂的孩子，由个头最高的高向阳带队，为筑路工们宣传毛泽东思想。高向阳自封为“马桑小学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兼马桑小学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队长”，指挥他的鼓乐队演奏时总禁不住流下来的鼻涕。而在革命小将们连演了“老两口学毛选”等节目后，革命民工同志们都迷迷糊糊地睡过去了。——高向阳的这种“拉大旗作虎皮”的做法显得那样滑稽，更进一步就是中国式荒诞；而筑路工们听着伟大领袖的代表们的讲话——“我们的文学 艺术，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的。
再次，情境反讽。“情境反讽是叙述者立足于事件之外，将两种或多种不同的人物、事件、主题立意置放在一起，通过它们之间的相互冲突而营造出一个多义的、模糊的阐释空间。”相对于言语反讽和细节反讽的片段性、局部性而言，情境反讽追求一种整体化的效果。总之，新时期文学自中国先锋小说起，反讽写作成为一种“时尚”，甚至成为一代人的生活态度和思维方式。“当代中国文学在语言上的变革成效显著，而创造一种新型汉语言文学则任重而道远。
结束语
莫言小说是用西方现代艺术方法激活中国传统文学的典范，并以多变的叙事、多面的人物以及鲜明的创造性、民族性和世界性，丰富和发展了西方的小说艺术。
任何叙事都是对世界的某种解释。文学叙事是用话语虚构历史和社会的发展过程，但它更多的是对人生和人性事件的体验和情感态度。长期以来，中国小说传统形成了“形式”与“内容”二分法的艺术观念，并强调“内容”而放逐“形式”。事实上，形式之转化为内容；形式非他，即内容之转化为形式”没有无内容的形式也没有无形式的内容。中国先锋作家怀着近似于形式即内容”的文学观念，在叙述内容、叙述话语和叙述动作等方面对小说“形式”大胆地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实验。而形式有“中国形式”与“西方形式”之分，莫言小说试图借鉴西方“有意味的形式”在“中国传统形式”中实现“内容”创新。
也就是说，莫言小说在形式上从未失去先锋性，而它的形式包含着对本民族的历史和现实的境况的多维度考察。形式与内容的高度统一，这是莫言对中国小说创作做
出的特别贡献。
另外，莫言持之以恒的乡土叙事，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可能不被年轻读者所熟悉。如果不是诺贝尔文学奖的社会效应，莫言的名字可能只有在坊间被批评家一再提起，而不会像今天这样成为一个明星作家。我们不必妄自菲薄，也不要“生活在别处”，莫言小说以无法模仿的独特风格，为当代中国文学增添了足够的重量，也对世界文学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十三步》中人称视角的变化、《天堂蒜薹‘之歌》中歌谣的导入、《蛙》中不同文体的并置，无疑使他的小说在形式上看起来与众不同，也与己不同。同等重要的是，《丰乳肥臀》中对坚韧的赞叹、《生死疲劳》中对尊严的呼唤、《蛙》中对痛感的挖掘，使他的小说在内容上具有了深广的社会幅度和人性内涵。
谈莫言小说的虚幻现实主义的叙事方式
（写作提纲）
摘要 引言 摘要
一、什么是虚幻现实主义
（一）作为一种创作方法的虚幻现实主义
（二）作为一种美学范式的虚幻现实主义
（三）作为一种哲学话语的虚幻现实主义
二、莫言小说虚幻现实主义的生成内外因
（一）内因
1、中国现代性与“高密东北乡”小说王国
2、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反动
（二）外因
1、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远亲”
2、虚幻现实主义不等于魔幻现实主义
二、莫言小说虚幻现实主义的叙事方式
（一）莫言小说的叙述内容
1、故事的“传奇化”
2、结构就是“政治”
3、行动与“内因果”
（二）莫言小说的叙述话语
1、故事时间与文本时间的错位
2、多变的叙述视角
3、儿童的“冷眼”聚焦
（三）莫言小说的叙述动作
1、叙述者、“我”与“莫言”
2、叙述声音的凸现
3、受邀约的接受者
（四） 莫言小说的语言与文体
1、语言的感觉化
2、话语的反讽性
结束语
汉语言文学本科
杨明 2016年5月12日
第四篇：浅谈莫言小说中生命性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浅谈莫言小说中生命性
于坚、谢有顺在《写作是身体的语言史》曾说到：“文学的书写史是身体的语言史，最优秀的作品一定是有身体质感的”，梅洛•庞蒂也说：“世界的问题，可以从身体的问题开始”，意都在强调文学必须从真实的存在的感受,即肉体的感受写起。没有肉体的在场,则只有空洞的符号、理性、知识和无生命的物质。而莫言也曾说出类似的论断：小说是有气味的，这里的气味虽与身体字面不同，但也有着相似之处，都强调文字的感官性和张力，注重生命主体性。而莫言的作品总是从身体的感受性出发。
作为我国新一辈极具活力的作家之一，莫言的创作大概经历三个阶段：早期的作品描写童年记忆的乡村世界，表现独特的生命体验;中期受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构造独特的主观感觉世界，塑造神秘的超验的对象世界;而后进入新的探索期，画面五彩斑斓，语言充满进攻性和张力，语言反叛，具有一种能强烈地触动神经末梢的艺术效果。因此本文主要研究莫言对身体和女性人物的描写上的特色，通过这点研究体会莫言创作上的艺术性。
在他的中长篇小说《透明红萝卜》中，主人公“黑孩”是一个十岁左右的男孩子。这孩子刚出现的时候普普通通：“孩子赤着脚，光着脊梁，穿一条又肥又长的白底带绿条条的大裤头裤子，裤头上染着一块块的污渍，有的像青草的汁液，有的像干结的鼻血。”“他的头很大，脖子细长，挑着这样一个在脑袋显得随时都有压折的危险”。但是越到后来，这孩子越像个小精灵，还透着几分神秘：他从来不和人说话，他从不怕冷，当十分强壮的老铁匠都穿上棉袄量，他仍然光背赤足。他用手去抓热铁，让热铁像知了一样在手里滋啦滋啦地响，把手烫得冒出黄烟，可他还不慌不忙，仿佛那皮肉的痛中有一种快感。他在一个夜晚看见了透明的红萝卜，那萝卜晶莹透明，尾巴上的根根须须像金色的羊毛，萝卜里还流动着活泼的银色液体。于是孩子便着迷地去寻求它，以至于到一萝卜地去，把每一个萝卜都拔下来举到阳光下端详，最后把一地萝卜全部拔光„„从莫言对黑孩子的这些描写中显然看出他不会是一个肚皮充实的孩子。而且从他的头颈与身体的比例来看，属于严重“营养不良”的病孩。这个孩子能说话但从不和人说话，说话对他几乎是一种沉重的负担。他可以忍受别人不能忍受的苦难。他在大冬天可以穿一条短裤，光着双脚，他可以把烧红的钢铁握在手里，他可以不理自己身上的伤口。他有惊人的幻想能力，能够看到别人看不见的奇妙而美丽的事物，他能够听到别人听不到的声音，他能嗅到别人不能嗅到的气味。
正如我们知道的，文学中身体的叙述也成为一种隐喻，间接折射出特定的历史、文化信息。“黑孩”成了一个中国乡村的孤独的“麦田守望者”，中国农民的伟大性格和力量,中华民族的伟大性格和力量,人类的伟大性格和力量,多多少少是浓缩在黑孩身上了。从他身上我们可以观察到人性和历史文化。作品影射的是中国五十年代那场刻骨铭心的改革———人民公社运动。那是一个人民群众都在经受苦难与阵痛的年代。除了集体似乎漫无目的的劳动外,人们仍然要忍受着饥饿的煎熬。而黑孩又是这个年代中极端的典型。他是与现实间隔着一段距离的,是那个年代的一个悲哀。同时“黑孩”也是莫言记忆的投影，莫言说过：“一个作家一辈子可能写出几十本书，可能塑造出几百个人物，但几十本书只不过是一本书的种种翻版，几百个人物只不过是一个人物的种种化身。这几十本书合成的一本书就是作家的自传，这几百个人物合成的一个人物就是作家的自我”，“如果硬要我从自己的书里抽出一个这样的人物，那么，这个人物就是我在《透明的红萝卜》里写的那个没有姓名的黑孩子。”莫言通过黑孩来诉说他少年时代吃过的苦，生活环境的寂寞荒凉，无人理睬却又耽于幻想的那一段时光，但作者不用自我感觉去替代黑孩，而是利用黑孩的生活来体现农村土地上的神秘感和复杂的迷惘感。因此透过黑孩我们可以更好的理解莫言，理解莫言作品的内涵。
莫言笔下也有着众多生动的女性形象，她们的命运多姿多彩、性格各异，美丽而野性的“我奶奶”戴凤莲、风流俏丽的“狗肉西施”孙眉娘、冰清玉洁的孟喜喜、坚忍顽强的上官鲁氏„„她们都是在苦难土地上开出的艳丽花朵。我们无法用传统道德来评判她们的对或错，她们所做的都顺从于蓬勃的生命激情和自由解放的灵魂。上官鲁氏是一位伟大的母亲，一生劳苦养育了九个孩子，但是这九个孩子全是“借种”而生，他们的亲生父亲有她的姑父于大巴掌、土匪密探、江湖郎中、和尚、败兵、教堂的牧师等。这些集“美与丑、善与恶、贞洁与淫荡、鲜艳与颓废、悲剧与喜剧”于一身的女性，她们身上无不充满生命力的强大光辉，她们是鲜活的丰满的个体。在苦难中品尝着欢乐的女性把生命特征发挥到极致，甚至把自己的一生凝结成一段不朽的传奇。在莫言笔下，我们发现这些勇敢反抗的女性在追寻自我欲求的满足中彰显出生机勃勃的生命意识。这在莫言作品中突出表现为她们对爱情的无所畏惧的追求和对自我欲望的满足。
《红高粱家族》中“我奶奶”戴凤莲不甘于拿自己年轻的身躯去换取一匹大黑骡子，更不甘于把自己的火热的青春交给一个猥琐的麻风病人。她在绝食三天后摔破了碗的那一刻就是向过去甘受摆布的懦弱的自己告别的时刻，也是她决定自己主宰自己的命运、变得无比强大的时刻。“什么叫贞节?什么叫正道?什么是善良?什么是邪恶?你一直没有告诉过我，我只有按着我自己的想法去办，我爱幸福，我爱力量，我爱美，我的身体是我的，我为自己做主。”她临终前的这段心理描写无疑是对她这一生作了总结，既批判了压抑个性、束缚生命自由的所谓正统之道，又大胆地发出了“我的身体是我的”的女性解放的号召，这里的身体正是布莱恩•特纳所说的“代表和表现权力关系的符号系统”。
《白棉花》中的方碧玉是个有勇有谋的奇女子，也是不甘心自己被许给大队支部书记的疤眼儿子的命运，在棉花垛中偷偷幽会，献身给多才多艺的李志高。对于她的死，人们更多的是同情，甚至最后有人相信她并没有在清花机事故中死去，可见方碧玉的敢爱敢恨已经留给愚昧麻木的人们太多太大的震撼。小说中，莫言用了相当多的笔墨描述方碧云的身体、姿态，直白的文笔并没有淫秽的色彩，读者更多感受到的是生命的勃发和人性的解放。这些都显示出作者对于敢爱敢恨、无所畏惧地追求自我欲求满足的女性的赞赏，这是一种蓬勃的生命力的象征，是一种生命激情的展示。在她们身上我们可以看到胆小、软弱、卑下、受欺凌、依附于男性不再是中国女性的代名词，她们身上显现出的女性对于自由、对于新生、对于人性的追求，闪烁着女性自我解放的光芒。莫言曾说过：“女人代表了爱，代表了繁衍。”莫言在作品中常常表现出一种对母性的依恋，在他的笔下母亲几乎就是孕育万物的大地的代名词，在他的笔下母亲几乎就是孕育万物的大地的代名词。
由此可见，对女性、对身体的迷恋不是媚俗肤浅的代表，莫言对每个生命的位置、价值、权利、尊严、荣誉等等存在性权利与话语表达权利的维护、激发、赞扬，在莫言小说中，身体是具有符号学意义漂浮的能指，具有更加显著的镜像功能，体现出主体的自我想象以及社会的象征秩序。
第五篇：莫言读后感
碎语文学》是一个对谈的整理，由知名作家莫言和苏州大学文学院院长也是文学评论家王尧，于2002年底于苏州的一场谈话;全书以对谈方式呈现，十分忠实地表现对谈当时的氛围;同时也生动地表达了对谈当时的畅快淋漓。本书可说是以莫言的创作为中心的剥洋葱似的谈话，从莫言的生长背景、童年记忆、成长经历、所受影响、环境变迁等等四面八方来谈他的创作，虽然是一本谈话的整理，却是那全面性地、完整地交代了莫言的创作生命以及他对文学、对小说、对创作的态度和想法，是一本了解莫言、解读莫言不可或缺的重要书籍。
本书可说是以莫言的创作为中心的剥洋葱似的谈话，从莫言的生长背景、童年记忆、成长经历、所受影响、环境变迁等等四面八方来谈他的创作，虽然是一本谈话的整理，却是那全面性地、完整地交代了莫言的创作生命以及他对文学、对小说、对创作的态度和想法，是一本了解莫言、解读莫言不可或缺的重要书籍。
除了对理解莫言的重要性之外，本书读来也真是趣味横生，作家的语言果真是充满妙趣，谈起生命一路行来的种种际遇，精彩得有如小说一般。
·查看全部>>人到中年，我除了想努力争做一个坦率的人，我还想努力争做一个谦虚的人。做一个坦率的人是为了夜里不失眠，做一个谦虚的人是为了能够进步。至于当代中国小说写作的现状，一个谦虚的人是不会回答这种问题的。
作者简介
莫言，山东高密人。1955年出生于一个人口众多的农民家庭，小学五年级辍学回家务农。十八岁时，到县棉花加工厂做工。1976年2月应征入伍。在部队历任战士、班长、教员、干事、创作员等职。1997年转业到报社工作。2007年10月调到中国艺术研究院工作。先后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1984-1986)和北京师范大学?鲁迅文学院研究生班(1989-1991)，获文艺学硕士学位。
2012年10月，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中国第一位获得此奖的作家。
1981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长篇小说《红高粱家族》、《天堂蒜薹之歌》、《十三步》、《酒国》、《丰乳肥臀》、《檀香刑》、《四十一炮》、《生死疲劳》等十部，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欢乐》、《怀抱鲜花的女人》、《爆炸》、《师父越来越幽默》等二十余部，短篇小说《白狗秋千架》、《枯河》、《拇指铐》、《冰雪美人》等八十余篇。还创作了《红高粱》、《霸王别姬》、《我们的荆轲》等话剧、电影文学剧本等。多部作品被翻译成二十多种外文在世界上很多国家和地区出版。
1987年《红高粱》获第四届全国中篇小说奖。根据此小说改编并参加编剧的电影《红高粱》获第38届柏林电影节金熊奖。
1988年《白狗秋千架》获台湾联合文学奖。根据此小说改编的电影《暖》获第16届东京电影节金麒麟奖。
1996年《丰乳肥臀》获首届大家·红河文学奖
2001年《酒国》(法文版)获法国“Laure Bataillin”(儒尔?巴泰庸)外国文学奖
2001年《檀香刑》获台湾联合报2001年十大好书奖。
2004年4月获“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杰出成就奖”。
2004年3月获法兰西文化艺术骑士勋章
2005年1月获第三十届意大利 NONINO 国际文学奖。
2006年7月获日本福冈亚洲文化大奖。
2008年9月获香港浸会大学“红楼梦华语长篇小说奖”
2008年10月获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纽曼华语文学奖”
2009年6月被推选为德国巴伐利亚艺术科学院通讯院士
2011年 长篇小说《蛙》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
·查看全部>> 媒体评论
莫言的历史观，以及富有神话性、传奇性的叙述文体是世界文学中的一朵奇葩。
我感到莫言文学的起点，那就是对在挫折中却顽强生活下去的人的关注。
莫言依然是属于 相信“文学”力量的作家。
——桑岛道夫
日本静冈大学副教授、中国文学专家和翻译家
莫言的作品定义为魔幻现实主义，会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南美大文豪马尔克斯，联想到他是在模仿马尔克斯的作品。但实际上，莫言不是模仿马尔克斯，莫言对发生在中国的故事有自己的表现形式，在结合幻想和现实方面他甚至超越了马尔克斯。
——谢尔·埃斯普马克
诺奖评委会主席
对我而言没有更幸运的候选人了，他的获奖毋庸置疑。他是我们时代最重要的作家，可与福克纳比肩。然而，莫言也让德国文学界见识到中国文人自相矛盾、难以捉摸的特性，也有论者认为这再次表明中国超过想象的复杂面，德国社会需要改变对中国的陈词滥调和刻板印象。
——马丁·瓦尔
德国当代文坛大家
·查看全部>> 目录
我想做一个谦虚的人——答《图书周刊》陈年问 1999年3月 猫腔大戏——与《南方周末》记者夏榆对谈 2001年6月 选择的艺术——大江健三郎与莫言、张艺谋的对话 2002年2月 大江健三郎与莫言在中国 2002年2月9日～13日 与王尧长谈 2002年12月
一、童年记忆
二、黑色精灵
三、发现民间
四、小说气味
五、超越故乡
六、域外影响
七、碎语文学
与《文艺报》记者刘颋对谈 2003年9月 答法国《新观察报》记者问 2003年10月
用自己的腔调说话——《新京报》记者采访录 2004年4月 小说茶座——《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 2004年5月 王书田的辩证法 2005年12月
李敬泽与莫言对话《生死疲劳》 2006年3月 关于福冈文化奖答新华社记者平悦问 2006年7月 莫言八大关键词 2006年8月
耳朵的盛宴——答《亚洲周刊》记者问 2006年9月
先锋·民间·底层——与人民大学博士生杨庆祥对谈 2007年1月5日 意大利共和国报 2007年4月
答《深圳商报》记者张贺敏问 2007年12月 韩国每日经济报书面采访2009年3月
作家应该爱他小说里的所有人物——与马丁·瓦尔泽对话 2009年12月
·查看全部>> 前言
莫言先生荣获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无疑是中国文学作品世界性传播的标志性事件。我社主办的《大家》文学杂志，1994年创刊以来即以“寻找大家，造就大家，为繁荣社会主义文学事业，鼓励和支持中国作家走向世界”为己任。莫言先生曾应邀主持长篇小说栏目，其主要作品《丰乳肥臀》一经写就，即在《大家》杂志首发，并获首届“大家·红河文学奖”(1996年)。其后，我社又出版了莫言先生的长篇小说《司令的女人》和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莫言先生作为中国当代作家的优秀代表，喜获诺贝尔文学奖，这正是我社出版价值追求的梦想成真。
现在，我社经莫言先生授权，携手北京精典博维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联合推出《莫言文集》精装版，由莫言先生亲为作序，系统收录铸就莫言文学成就的20种作品。其中包括长篇小说11种(《红高粱家族》《天堂蒜薹之歌》《食草家族》《十三步》《酒国》《丰乳肥臀》《红树林》《檀香刑》《四十一炮》《生死疲劳》《蛙》)，中篇小说3种(《欢乐》《怀抱鲜花的女人》《师傅越来越幽默》)，短篇小说2种(《白狗秋千架》《与大师约会》)，散文(《会唱歌的墙》)、剧作(《我们的荆轲》)、访谈录(《碎语文学》)及演讲录(《用耳朵阅读》)各1种。其中散文集《会唱歌的墙》为最新修订版，作品收至2011年止;剧作《我们的荆轲》为首次发表的图文版新作。
我社素以“扎根云南，面向世界，聚精汇粹，以文化人”为出版追求，在本届诺奖颁奖之际，为广大读者提供一个对莫言作品整体检阅与永久收藏价值兼俱的优秀文本，既是我社与莫言先生缘份深化的善果，也是我社文学作品出版的最新奉献。编辑出版过程集结了我社精锐的编校力量，大家倾尽全力，力求完美呈献。但出版人皆知，编校工作百密难免一疏，白璧如存微瑕，尚待读者诸公雅正。
·查看全部>> 精彩书摘
我想做一个谦虚的人——答《图书周刊》陈年问
1999年3月
陈：我现在知道，《红树林》的故事首先是你为一个电视剧所写，那么电视剧的写作与小说的写作有什么不同?
莫：这部小说在我所有的小说中，就创作过程的曲折复杂来说，是首屈一指的。它作为小说，构思于1995年底，当时我与一个朋友去一个南方的滨海城市采访一家工厂，准备写一篇所谓的报告文学。我对采访对象没有什么兴趣，却对这个城市的珍珠养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此之前，我就看过有关珍珠加工和养殖的书，这种富有传奇色彩、既是昂贵首饰又是名贵药材的物品引起我很多联想。有两组画面经常出现在我的脑海里：一组是青春健美的渔家姑娘裸着身体、冒着生命危险潜入海底采集珍珠;一组是高贵的女人裸着肩头、脖子上戴着璀灿的珍珠项链在灯火辉煌的大厅里翩翩起舞。我感到这种对比富有深意。从南方回来后我进一步搜集有关珍珠方面的材料，这些材料有历史掌故、有神话传说、也有纯粹技术方面的。准备得差不多了，1996年春天，我动笔写这本书，当时的书名叫《珍珠奇谈》，写到大约五万字时，我原来的单位分给我一套房子，在房子问题上我可不敢拖拉，把小说扔到一边，赶快找人装修，然后又忙着搬家，搬完了家就忙着办理转业的事，小说的事根本顾不上了。转到报社影视部后，就张罗着写了一个十八集的、反映检察官生活的电视连续剧。剧本出来后，我自己也不满意，于是决定推倒重来。为了打破这种行业剧的套子，我决定首先应该给故事寻找一个美丽的环境，一个让大多数观众感到新奇的环境，就像电影《红高梁》那片高梁地一样，于是就想到了南方的珍珠养殖。我与两个同事去了广西的珍珠之乡，在哪里意外地发现了一大片红树林。红树林是生长在海里的树林，过去我在资料上见过，但到了实地一看，感觉大不一样。当时就决定，检察官的故事应该放在珍珠里，珍珠的故事应该放在红树林里。剧本写完后，大家都比较满意，我自己甚至有点得意，我认为还没有一个写电视剧本的舍得像我这样在一部十八集的戏里浓缩进去这样多的东西。去年九月，剧组去广西拍摄，我坐在书桌前，重新面对《珍珠奇谈》，连续半个月，我没有在原稿停住的地方往前推进一步，我感到自己处在了一个分岔的路口，无法按照原先设定的道路前进了。我舍弃不了《珍珠奇谈》，但前边的《红树林》又在强烈地诱惑着我。最终我决定走一条中间道路，在《珍珠奇谈》和《红树林》之间左顾右盼，我希望能够左右逢源，但难度很大。写到大约一半时，我索性在一个章节里把《红树林》全部解决，然后从容地讲《珍珠奇谈》。
电视剧本与长篇小说的创作不是一回事，但也不是绝对的没有关系。长篇小说好象一颗大树，而电视剧本则像一套家具。用大树造成家具比较容易，但要把一套家具复原成一棵大树几乎是不可能的。我的这次创作就有点像把家具复原成大树的妄想，虽是妄想，但也充满恶做剧般的乐趣。搞到一半时，我不得不把那些家具全部劈碎，圈成了一个栅栏，然后在栅栏里重新栽了一棵树。
陈：前些天你对我说，现在把小说写“好看”就是你对自己的最高要求了，如何理解这里的“好看”?或者说，是否认为自己过去的小说“不好看”?
莫：关于小说的“好看”和“不好看”，看起来是个很简单的问题，其实是个很模糊的问题。什么是“好看”，什么是“不好看”，并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几乎是因人而异。我心目中的“好看”小说，第一要有好的语言，第二要有好的故事，第三要充满趣味和悬念，让读者满怀期待，第四要让读者能够从书里看到作者的态度，看到作者的情绪变化，也就是说，要让读者感到自己与作者处在平等甚至更高明的地位上。不是一个成年人讲故事给孩子听，而是一个孩子讲故事给成年人听。这样，作者在叙述中可以故意地、也可以无意地犯一些错误，让读者感到自己的阅读居高临下。
我过去的小说有的好看，有的不好看。当我写得不好看时，就是我试图把故事讲得完美无缺的时候。我总想在一部小说里把所有的好话说尽，结果就造成了对读者的蔑视。其实，我想，无论是在生活中还是在小说里，都不应该把好话一次说尽，应该一次说尽的是坏话，好话应该多次说，慢慢说，有所保留，点到为止。另外，好看的小说既让读者充满期待，但也不必每次都让读者的期待得到满足。你应该让读者骂你：这个笨蛋，他应该往这里写啊!但我就是不往这里写。我没写出的，读者在阅读时其实自己已经写了，甚至比我写得还要好。
陈：你是否关心其他中国作家的创作?如果关心，关心谁?出于一种怎样的心态?与此相关的问题是，你对当代中国小说写作的现状如何评价?
莫：我非常关注同行们的创作。前些年年轻时，出于一种古怪的心理，我曾经撒谎说不看同时代作家的作品，好像那样就显得不同凡响。现在我已经四十多岁，应该努力做一个坦率的人。现在活跃在文坛上的作家，都在我的关注之内。我不开列名单是因为这个名单会漫长得如一条红绸腰带。我阅读他们，第一是想向他们学习，第二还是想向他们学习，第三还是想向他们学习。
陈：读《红树林》以及你以前的作品，我发现女性角色在你的叙述中往往作为被赞美的对象，男性角色则大多卑琐不堪，你是否同意我所说?同意与否，我都想知道你是如何看待性别差异的?以及，你如何看待女性与世界的联系?我希望你能以《红树林》中的林岚为例。
莫：我没有理由不赞美女性，因为女性是我们的奶奶、母亲、妻子、情人、女儿、密友。我的遗憾是我还没把她们写得更好一点。我作品中的男性角色也不都是卑琐不堪，也有余占螯、司马库那样的好汉子。我的小说里没有完人，不论男女，都是有缺点的，正因为他们与她们有缺点，才显得可爱。我从来不去考虑男女性别差异这种麻烦透顶的问题。我是男人，我在写作，写作并不能改变我的性别，我也从来不去试图用女性的态度看男人或是其它，因为这是不可能的。梅兰芳在舞台上男扮女装时，胡子也在同时生长。一个男人能够自如地扮演的角色——其实也不须扮演——只能是孙子、儿子、丈夫、情人、父亲、爷爷，或者是嫖客。《红树林》主要是写女人，当然是用男性的态度写女人。男性对女性的第一态度就是性爱，《红树林》中的主人公林岚，自然也就是为了性爱而生，为了性爱而死，她的一生都被性问题围困着，就像我为本书写的卷首语：“在欲火如炽的红树森林里，烦躁不安的叙述，宛若一匹东奔西突的马驹……”
陈：日本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在其获奖演说中提到你的叙述语言令他羡慕，你是如何看待这种称赞的?我还想问的是，你认为自己的语言特色特别在哪里?尤其是与其他汉语写作者相比较。
莫：大江健三郎精通多种文字，但好像不能阅读中文。他读过的大概是我的作品的日文译本。这说明，我的作品的日文翻译者是很出色的，我不知道他是否忠实于我的原著，但我知道他写出了很好的日文，否则也就不会得到大江的称赞。所以我现在拿不准大江称赞的是我还是译者。
你让我自己评价自己的语言，其实是给一个正在努力想学习谦虚的人出了一个难题，更给一个正在努力争做坦率的人和谦虚的人的人出了一个双重的难题，知难而进从来就不是我的天性。
……
·查看全部>>
本文小学师生冲突的案例分析反思与新型师生关系构建的思考由小学教育资源网56q8.56q8.CN收集整理，感谢原作者。更新时间：2009-7-31 8:39:08 内容摘要：
教学活动是师生之间的双边活动，师生关系是维持教学活动的基本关系。笔者针对一些一线教师的实际案例进行分析，对小学师生冲突中的一些现象进行一些反思，从而去思考新型师生关系的构建。针对一些案例，笔者认为教师面对一些突然的事件时，心态上还不够冷静。教师对于一般“问题学生”都存有偏见，导致教育行为失当。教师在处理问题时，语言一定不能失控。教师对于比较特殊的学生还不够照顾，对于“特殊学生”来说更希望得到教师“特殊的爱”以及教师的法制观念的淡漠等。针对案例的问题笔者觉得构建新型师生关系应注意以下几点：要热爱学生，给学生以尊重，对学生要有研究，让学生当主人，改变自己。 关键词：案例 分析 反思
建议
教学活动是师生之间的双边活动，师生关系是维持教学活动的基本关系。在教师与学生之间发生的业务关系、伦理关系、情感关系过程中会发生一定的矛盾，如果师生双方没有采取协商、对话等化解矛盾的方法去化小矛盾，而是采取了比较不当的言行将会使小矛盾也会变成冲突。在研究师生的冲突时很多研究者将眼光放在了初中阶段的学生和老师身上，其实在小学阶段教师和学生也经常面临着矛盾和冲突，毕竟现在每个班级中总会有一两个比较调皮，比较有个性或家庭背景比较复杂的学生。笔者将结合一些一线教师的实际案例进行分析，对小学师生冲突中的一些现象进行一些反思，从而去思考新型师生关系的构建。 案例1.
正在上课的时候，有一个女同学举手向我汇报“老师，林同学用粉笔砸我”。坐在这个女同学身后的林同学是一个小调皮，学习成绩还可以，就是比较争强好胜，好狡辩，喜欢在课堂上做一些小动作。听到女同学的汇报，我还没有说话，林同学就大声狡辩起来“我没有砸，是石同学砸的”我说“人家怎么不说是胡同学砸的呢?”胡同学是坐在林同学边上的一个比较好的女同学。我继续说“你做了错事还不承认，还像一个男子汉呀!”这句话引来了其他同学对他的讥笑，使林同学非常气愤，他气乎乎的看看石同学又愤愤不平的看看我，说了句“有些人才不像男子汉呢”，于是在那又是拍书又是砸笔。课后我很快了解到，今天确实不是他去惹事去砸人家的，而是石同学砸的。由于前面说的一番话使我陷入了尴尬的境地，也使我和林同学之间产生了一丝不愉快。 分析：
从这个案例来看，由于教师误解了学生，学生比较委屈，在辩解的同时还闹起了情绪。亏好教师的情绪控制的还比较好，没有用自己的权威去压学生从而使矛盾进一步激化。 反思：
1.教师面对一些突然的事件时，心态上还不够冷静，容易偏听偏信，用自己的思维定式去分析问题，去批评心中认定的问题学生。当碰到两个学生闹矛盾，而教师又没有看到真实的情况时，教师最好的处理方式就是采取“冷处理”，可以说课后再来处理或对那块地区加强巡视杜绝问题进一步扩大。 2.从案例中有可以看出除了教师不够冷静外，和教师潜在的心理因素也有关系。教师对于一般“问题学生”都存有偏见，导致教育行为失当。如许多教师认为管束“问题学生”的唯一办法就是要“狠“，必须要压服他们，务必要把他们的锐气磨光掉。如在案例中，由于这个林同学给老师的印象是小调皮，争强好胜，好狡辩。所以当教师听到他说话时就认定他在狡辩了，就决定给他点“难看” 给他点“颜色”，从而导致了自己的误判。当教师要公平、公正的去处理问题时，就不能用有色眼镜去看学生，这是教师特别容易犯的一个毛病，希望所有的老师都能摔掉有色眼镜，戴上一副平光镜。 3.教师在处理问题时，语言一定不能失控。在案例中虽然教师只是说了一句不算训斥学生的话，但由于产生了一种广泛的效应，使学生的心理受到了刺激，进而产生了反抗的情绪。所以，作为一名教师在处理问题的时候，应该尽量从保护学生的自尊心出发，不要用语言去训斥学生，也不要用语言去恐吓学生，也不要用语言去激将、挖苦、讽刺学生。 案例2.
李老师接手了一个新班级，在接班时他就知道有一个凌同学脾气特别不好。在和凌同学打了一个多月交道后，他和李老师之间还没有发生过什么大的冲突。有一天，凌同学和同学之间发生了矛盾，李老师非常生气，利用中午时间把他的父亲请来，在办公室进行了交流。下午，李老师已经上了将近5分钟的写字课的时候，凌同学进来了，没有喊报告，而且嘴巴里还骂骂咧咧。于是李老师就说“你怎么搞的，来迟了不喊报告，而且还发出不该发出的声音。”只见凌同学歇斯底里的开始发作了“怎么了，我就是要迟到”“我就是要打人”“都怪你把我那该死的爸爸找来，他打我，我就去打别人。” 李老师又教育的他几句之后，只见凌同学一激动就将桌子给掀了，拎着书包拔腿就跑出了教室。李老师在事后经过一段时间的了解才知道，原来凌同学的父母在他小的时候就离异了，但是平时父亲、母亲也还都管着他的学习。他的父亲脾气比较暴躁，而且他的母亲也经常在他面前说他的父亲的不是。当上了五年级以后，他对父亲的教育也比较反感，对父亲也比较痛恨。 分析：
从案例中看出，本来李老师和凌同学还没有发生比较大的冲突。但是由于李老师一次很随意的家长交流，使凌同学和李老师之间产生了一次大的冲突。冲突的原因主要是老师不了解学生的家庭背景，没有取得家长的最好协作。 反思：
1.教师对于比较特殊的学生是不是有必要进行提前家访?案例中由于李老师对凌同学的特殊家庭背景不够了解，从而导致了和凌同学之间发生了矛盾冲突。如果李老师能做一个有心人，在知道马上接手的班级中有这样一个棘手的“人物”时就及时了解学生的情况和家庭情况，对这个即将接手的学生进行家访，这次的矛盾和冲突也不会发生了。 2.教师对于比较特殊的学生是不是有必要特殊照顾?案例中当凌同学迟到，又嘴巴里还骂骂咧咧进入课堂时，教师能否适当的照顾一下他的情绪，让他做一个适当的发泄。教师对他可以采取“冷处理”，不闻不问先随他去。看他的心态平和下来后再用比较关心的语气问问为什么迟到，可能比在气头上去问他的效果要好得多。对于一部分特殊的学生，教师所要做的工作是在生活的一点一滴中去感化他们，而不是动不动就去训斥，指责他们，“特殊学生”更希望得到教师“特殊的爱”。 案例3
王老师正在上课，突然听到第三组的后面传来了游戏机里的音乐声。王老师快步走到后面，低头发现是陆同学的游戏机发出的声音。王老师伸出手将陆同学的游戏机收了起来，一看还是一个插卡的高级游戏机。回到讲台后，王老师说了句“老师收了就不还给你了，除非让你父母来拿”。 陆同学听到这话不乐意了，回嘴说道“为什么收我的，其他人也有玩的，我只是不小心按了一下。”王老师听了这话就更生气了，说“老师就收你的，算你运气不好，你回嘴，老师就把机子给砸了。” 陆同学一听来气了，冲到讲台上就
把机子给抢回去了，于是王老师又是硬把他手里的机子给抢回来。陆同学于是气的在座位上大吵大嚷起来了。王老师气到最后只有将陆同学拉到前面罚站。 分析：
在案例中由于学生玩弄游戏机在教室内发出声音肯定是违反课堂纪律的。但是教师的行为却失控了，到最后竟然动手将同学拉起来罚站了。教师在这里没有意识到他对学生实施的是“体罚”，是国家明令禁止的。造成教师行为失控的原因主要是教师的法制观念的淡漠。 反思：
1.当学生犯了错误之后，教师对学生的批评教育要把握好度，不能用语言去刺激学生，更不能用不恰当的方式惩罚学生。现在的小学生他们的自我意识、法制意识都在不断的加强。如果教师用不当的言行去规范他们时，学生是会有异意的，甚至会反抗的。 2.教师应该增强自己的法制意识，调控好自己的言行，务必使言行符合自己的角色特征。法制意识淡薄，认识不到学生拥有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这是侵犯学生权利现象屡屡发生和广泛存在的内在原因。所以，教师一定要提高法制意识，明确师生的权利义务关系。同时，也要加强教育制度伦理建设，使师生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更加明晰并转化为具体的制度规定，切实保护学生的合法权利。这些工作的落实，恰恰要求教师应该具备现代的学生观，良好的人格修养和较高的教育技巧。
新型师生关系的思考：
在教育教学中师生的矛盾是客观存在的，师生发生冲突亦是难免的。教师只有在处理好矛盾冲突的时候，才能建立起好的师生关系。新型师生关系构建的理念是：新型师生关系应该是教师和学生在人格上是平等的、在交互活动中是民主的、在相处的氛围上是和谐的。它的核心是师生心理相容，心灵的互相接纳，形成师生至爱的、真挚的情感关系。它的宗旨是本着学生自主性精神，使他们的人格得到充分发展。它应该体现在：一方面，学生在与教师相互尊重、合作、信任中全面发展自己，获得成就感与生命价值的体验，获得人际关系的积极实践，逐步完成自由个性和健康人格的确立;另一方面，教师通过教育教学活动，让每个学生都能感受到自主的尊严，感受到心灵成长的愉悦。从平时的教学和案例分析中，我体会到要构建 新型师生关系应注意以下几点:
1、要热爱学生。“教育不能没有爱，没有爱就没有教育”，爱是教育的灵魂。只有热爱学生，才能正确对待、宽容学生所犯的错误，才能耐心的去雕塑每一位学生。
2、给学生以尊重。尊重比热爱更为重要。因为给学生以尊重学生才能感受师生的平等，才能感受自尊的存在。一旦他们认为失去自尊他们就会失去向上的动力，精神的支柱，由此导致消沉。反之，他们就会获得向上的动力源泉。为此，我们要尊重学生的人格、意愿、隐私权等等，采用一切的方式肯定学生，赏识学生。
3、对学生要有研究。正如苏霍姆林斯基所讲的“尽可能深入的了解每个孩子的精神世界——这是教师和校长的首条金科玉律”。只有了解学生的社会、家庭背景、个性差异、兴趣爱好、心理变化、发展特点，我们才有与学生相处的基础。
4、让学生当主人。知识最终要靠学生自己去掌握，做人最终要学生自己去做。这就决定了学生的主体地位。因此应该让学生主动参与实践，学会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成才，才能使学生的个性得到全面展示。在班级采用班干部轮流制，教师让全部学生参与民主管理的班级，这样的班级在后面的学习、活动中都会名列前茅。
5、改变自己。师生关系是对立统一的，教师处于矛盾的主要方面，在运动变化中起着主导作用。因此，构建良好的师生关系关键在于教师。作为教师首先应该结合自身的工作转变观念，加强自身修养，提高师德素养和教学能力，以高尚的品格和过硬的素质去感染学生，征服学生。其次，应该做好角色的转换。在素质教育中教师不再是独奏者而应是伴奏者，舞台的中心应该是学生，教师的任务是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而不是学生的监督者。
希望新一代的教师能够正确处理好师生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建立起一种平等、民主、和谐的“绿色”师生关系。相信新型师生关系的建立将会迸发出强劲的教育能量，促进教育效果的不断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