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全国医院概况范文
全国新农村建设概况
全国新农村建设有学习借鉴价值的地区分布情况
全国已制定新农村建设规划、建设有成就的省、区、市，由于侧重点有区别，需要从新农村建设、城乡一体化(城乡统筹)、现代农业建设等三方面了解，值得学习借鉴的地区有：
1、新农村建设
中发【2006】1号文件出台后，各地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出台了落实文件，同时开展村级试点工作，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党建等“五项建设”在面上逐步协调推进。
海南、贵州、福建、河北、湖北、海南等六省各自编制了“十一五” 五年或到2020年的十五年新农村建设规划。现在能收集到规划材料的只有河北和湖北。
根据农业部、中央文明办和媒体推荐，全国做的比较好的主要以带状分布在各省交通比较好的地区，试点范围比较大、特色比较突出、效果比较明显、影响比较好的有以下几个地区：
贵州遵义市，以“四在农家”创建活动为抓手，通过开展“五通三改三建”标准化活动，新农村建设全面开花结果，2008年由点到面，全面推开，当年就覆盖了40%以上村庄。被农业部、中央文明办树为典型。新闻界称为不发达地区的“遵义模式”。
河北唐山市，河北省地级试点，启动了1000个村的新民居建设，实施了推进统筹城乡发展、加快实现城乡等值化的60项具体政策， 1
着力推进城乡规划、建设、产业、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五个一体化”， 地级市城市周边10公里范围内，县城周边5公里范围内，进行大规模拆迁重建，农业人口全部转化为城市人口，迁入城市社区;范围外农村也全部重新规划，逐步建立中心村，生活品质亦将与城市看齐。
海南省，全省以“文明生态村建设”为抓手，融入新农村建设五项要求，按照“城乡共建、工农共建、军民共建、机关包点共建”等形式，由带状入手(如海口等地实施的百里文明生态村长廊)，向整片扩展，“十一五”末，已把50%以上自然村建成文明生态村。被农业部、中央文明办树为典型。
湖北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被农业部命名为新农村建设“恩施模式”，主要特点是：以“五改三建两提高”(五改：改水、改路、改厨、改厕、改圈，三建：建池、建园、建家，两提高：提高农村文明程度、提高村级组织战斗力)为核心，以生态家园建设为载体，支农资金捆绑使用，现在全州大山深处的农村，正在变为“青山环抱、小桥流水、特色民居、生态家园、文明乡风”的绿色生态型新农村。
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政府出台了《新村规划建设和农村建设用地置换实施意见》，去年启动100个中心村建设，实施高质量、高效益的中心村规划建设和集镇综合开发，将各类惠农项目资金集中纳入中心村规划建设，切实解决中心村公益设施建设问题。引起各界关注。
2、城乡一体化
城乡一体化(城乡统筹)作为三农工作的三大任务之一，也是
推动新农村建设的动力和新农村建设的重要目标内容，部分省市高度重视，四川成都、重庆、山东、湖南等出台了城乡一体化建设意见，融入了新农村建设的具体要求，成果明显的有：
四川成都市，国家城乡一体化试验区，用“三个集中” (工业向集中发展区集中、农民向城镇和新型社区集中、土地向适度规模经营集中)推进城乡一体化，实施“四大基础工程”( 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农村新型基层治理机制建设、村级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改革、农村土地综合整治)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推动新农村建设，出台的一系列试验性政策(如城乡平等的户籍和社会保障及土地流转政策等)，深受农民欢迎，多数专家认为：成都经验不仅在促进城乡一体化的诸多尝试颇具特色，而且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和推广价值。(从网上获得了相关文件)
重庆市，国家城乡一体化试验区，2007年，他们出台的“允许以农地承包经营权出资入股”政策， 被中央紧急叫停。2008年，重庆抛出一揽子农村改革政策，包括允许农民以多种方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建立区县、乡镇、村三级农村土地流转中心;设立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 其中，“地票”交易是最大、也是最重要的创新。被称为“土地资本化”，构建住房供应“双轨制”，市场供给与政府保障并举，让进城农民工和城市中低收入群体“居者有其屋”。 农民退出宅基地后，即转户为城镇居民，并可自由选择落户、居住在重庆主城、区县城或者集镇。 政府一律给予城镇居民同等待遇，其就业、社保、住房、教育、医疗均纳入城镇保障体系，等等，均被称为破冰之举。
山东省，正在实施的《关于统筹城乡发展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的意见》，目标到2015年，全省70%以上行政村实现街道硬化、亮化、绿化和美化，以县城为中心、中心镇为次中心、中心村(农村社区)为主体的现代化城镇体系布局规划和建设规划全面完成，并形成一批示范镇和新型农村社区;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正在逐步扩大县、镇两级经济管理权限，以增强其经济发展活力、行政协调能力和统筹城乡发展的实力，对纳入综合配套改革试点的县(市)、镇可先行开展扩权试验。二是实施大部分村庄渐与城镇中心村整合计划，已经或正在制定完善鼓励宅基地节约、房屋迁建补贴和贴息贷款等优惠政策，引导和支持农民通过旧村改造和迁村并点融入城市或中心镇、中心村，以膨胀城镇规模，加速城镇化进程。(收集到了解读文件)
3、现代农业建设
广东、浙江、江苏、福建等省出台了加快推进现代农业建设的若干意见，(广东、浙江文件我们已收集)，围绕中央对现代农业的“十字要求”，三个提高等内容，提出具体措施，部分涉及新农村建设，但大部分内容与新农村建设关联度不高，故不予细述。
我们建议，如果安排考察，最好将新农村建设、城乡一体化(城乡统筹)典型择优选定，一并安排。
慕文军
第二篇：历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概况
作者: 来源:中央统战部网站 时间:2011-07-26 08:05:54 点击量:3034
第一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概况
1950年3月16日，第一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是根据七届二中全确定的方针，为适应新中国成立后的形势和任务而召开的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会议。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从此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我国进入了由新民主主义有步骤地转变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我国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也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在建国初期，我国面临错综复杂的形势和任务：一方要用很大力量去彻底完成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如肃清反革命残余势力和在广大农村进行土地改革等;另一方面，要没收官僚资本主义企业，使之变为全民所有制的社会主义企业，并在全国建立社会主义的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同时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要实行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以促进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还要随时准备对付帝国主义的侵略。这种新的形势和艰巨的任务，要求我们党进一步明确统一战线工作的方针和各方面统战工作的基本政策，以利于更好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由于革命的胜利，党内一部分同志滋长了骄傲和以功臣自居的思想情绪，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存在一种"左"的关门主义、宗派主义倾向，严重妨碍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开展;在少数同志中也有敷衍主义和迁就主义的倾向。这些都需要克服和纠正。这就是第一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
1950年1月23日，中央统战部发出了由刘少奇同志批发，朱德、陈云、董必武同志阅过的关于“准备召集统战工作会议”的电报通知。通知说，“第一届人民政协会议后，各民主党派已经召开或已准备召开会议，在政协精神和《共同纲领》的基础上讨论、确定他们今后的政治路线、活动方向与工作任务”，“中央统战部现正与各党派分别交换关于他们地方党部工作的意见，并拟在3月15日召开一次我党的统战工作会议”，“讨论地方统战工作及各民主党派地方组织问题。”要求各地确定来参加会议的人选并准备有关统战工作的材料及意见，特别是：(1)一般统战工作的经验;(2)各民主党派地方组织的工作，各民主党派人员失业与学习问题;(3)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及地方协商工作，共产党人员参加工作及与之合作的问题。通知要求，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要“对这些问题给出席人员以指示”。
出席和列席这次会议的有：东北代表九人;华北代表八人，列席代表三人;华东代表十三人;中南代表十七人，列席代表三人;西南代表五人;西北代表六人;中央党政机关及工会、青年团、妇联等群众团体党组负责同志二十九人。共计九十三人。
会前， 经过中央统战部集体讨论研究，由部长李维汉起草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新形势与任务》的报告提纲，经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同意，提交会议讨论。
3月16日下午在中南海怀仁堂，李维汉同志主持召开了由出席同会议的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负责同志参加的预备会议。预备会议研究和地方统战部作工作报告，再分组讨论，最后大会发言。预备会议研究了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和分组等问题。会议分成六个小组：(1)民主党派组，组长徐冰(中央统战部副部长);(2)政权组，组长汪锋(西北局统战部长);(3)工商组，组长平杰三(华北局秘书长)，副组长周而复(华东局统战部秘书长);(4)统战部工作组，组长张执一(中南局统战部长);(5)民族组;(6)人民团体组。另外设立综合组，由李维汉、邓颖超、廖承志、连贯以及各中央局、分局与会负责同志组成。
由于这是建国后的第一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又处在一个历史转变的时刻，遇到许多新情况，有许多问题要研究，致使会议议程和期限不得不突破原来的计划。原定开半个月，实际上开了一个半月。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这次会议的必要性。
在大会上，西北局统战部汪锋同志作了《西北民族问题及政权中的统战工作问题》的报告;湖北省委统战部邝林同志作了《湖北旧职员及失业人员的处理》的报告，中南局统战部张执一同志作了《中南区党派工作及工商界工作问题》的报告;华北革命大学崔仲远同志作了《关于革大政治研究院的情况报告》;华南分局统战部饶彰风同志作了《华南民主党派及港澳工商界问题》的报告;湖南省委统战部欧阳方同志作了《关于对湖南起义部队工作的经验》的报告;西南局统战部程子健同志作了《关于重庆工作及党派工作问题》的报告;湖北省委统战部周季方同志作了《武汉各界代表会议问题》的报告;华东局统战部周而复作了《上海工商工作与党派工作》的报告;山东分局统战部李宇超同志作了《山东省各界代表会议问题》的报告;华北局统战部平杰三同志作了《华北区各界代表会议的情况与经验》的报告;北京市委统战室崔月犁同志作了《关于北京教授的统战工作》的报告等。
邓颖超、薛暮桥、南汉宸等同志分别就妇女问题、对资产阶级的策略问题作了发言。徐冰同志在会上作了《关于民主党派工作问题的报告》。李维汉同志作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新形势与新任务》的报告。
徐冰同志在报告中说，在参加了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之后，各民主党派为了适应新的时代、新的任务，分别召开或准备召开自己的代表会议。他们现在接受了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纲领》，公开承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但他们过去的章程和纲领里边，还有旧民主主义的东西，他们将修改他们的章程，总结过去的工作，整顿组织，以便为实现新民主主义的纲领而努力。徐冰介绍了各民主党派的会议后，讲了党派工作中的几个问题：
一、进步分子团结问题。指出现在进步分子有小圈子作风，狭隘的宗派主义，不接近群众，不做群众工作，有被孤立的现象。
二、各民主党派地方组织的整顿。解放前夕，有些民主党派吸收了新的分子扩大自己的组织，一些地方组织的内部成份很复杂，甚至敌特分子也钻了进去。为了爱护他们自己的名誉，要帮助他们做好地方组织的整顿工作。同时，还要帮助他们解决房子问题和成员的职业问题。
三、帮助民主党派学习毛泽东思想，进行理论政治教育，使他们了解党的政策，并做好对他们的各种安排，做到毛主席讲的"各行其事，各得其所"。
四、研究确决民主党派经费问题。
李维汉同志在《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新形势与新任务》的报告中，对建国初期统一战线的形势和任务以及各方面统战工作的基本政策，作了明确阐述。听李维汉同志报告的，除与会代表外，还有中央直属各部委、国家机关、华北局和北京市的部分党政干部。
4月12日、13日，周恩来同志亲自到会连续作了两次报告。第一次报告的内容主要是讲国内外形势和如何处理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中的四个关系，即阶级关系、党派关系、民族关系和上下关系的问题。第二次报告是讲《发挥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积极作用的几个问题》，即：(1)关于民族资产阶级问题;(2)关于民主党派问题;(3)关于人民团体问题;(4)关于政权中的统一战线问题;(5)关于统战部的工作问题。周恩来同志的这两次报告，全面深刻地论述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在开国初期所面临的形势、任务和统一战线内部的各种关系，批驳了会议上暴露出来的"左"的观点，明确具体地回答了会上提出的各种问题，对于提高认识，贯彻统战政策，更好地发挥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作用，有很重要的指导意义。
与会同志根据报告、讲话的精神，联系本地区统战工作情况，进行了认真讨论。会议上对以下几个问题争论是比较多的。
一、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是斗争为主还是团结为主。有一种意见认为：今天斗争的主要对象是民族资产阶级，国营经济要“无限制地发展”，“越发展就越要排挤私营。例如，火柴工业是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国营生产很多，对私营的即可不必扶持，甚至禁止”。对有利于国计民生标准的解释权一定要掌握在我们手上。对资本家提出的“不要与民(指民族资产阶级)争利”，我们要反其道而行之，我们就是“只许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大资本家要停工，就让他停工”。等等。
毛泽东同志看了会议发言记录，分别作了边批。(1)关于斗争的主要对象。今天斗争对象主要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其代表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而不是民族资产阶级。2)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对于民族资产阶级是有斗争的，但必须团结它。是采取既团结又斗争的政策，以达到团结它共同发展国民经济之目的。(3)限制、排挤和扶助、发展哪些工商业。应限制和排挤的是那些不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即投机商业、奢侈品和迷信品工商业，而不是正当的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对这些工商业当他们困难时，应给以扶助，使之发展。(4)关于公私经营关系。国营经济无限制地发展是长远的事，在目前阶段不可能无限制地发展，必须同时利用私人资本，因此应当划分公私阵地，即公私经营范围“与民(指民族资产阶级)争利”、“只许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是错误的说法，“大资本家要停工，就让他停工”的主张是不对的。建立百货公司也不是代替全部私营商业，我们只能控制几种主要商品(粮、布、油、煤)一定的数量，例如粮食的三分之一等，除此之外，应当划定范围，不要垄断一切。
二、关于民主党派的性质及其存在的必要性。一种意见认为，对民主党派不应在政治上去抬高他们，在组织去扩大他们，给我们找麻烦;有的同志甚至认为民主党派是为争取民主而成立的，现在有了民主，其任务已尽;民主党派只不过是“一根头发的功劳”，等等。
对此，毛泽东同志对前去汇报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情况的中央统战部负责同志说：对民主党派及非党人物不重视，是一种社会现象，不仅党内有，党外也有。要向大家说清楚，从长远和整体看，必须要民主党派。民主党派是联系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政权中要有他们的代表才行。认为民主党派是“一根头发的功劳”，一根头发拔去不拔去都一样的说法是不对的。从他们背后联系的人们看，就不是一根头发，而是一把头发，不可藐视。要团结他们，使他们进步，帮助他们解决问题，如民主党派的经费问题，民主人士的旅费问题。要给事做，尊重他们。当做自己的干部一样，手掌手背都是肉，不能有厚薄。对他们要平等，不能莲花出水有高低。要实行民主，现在许多人有好多气没有机会出，要出的气不外是两种，一种是有理的，一种是无理的，对有理的应接受，对无理的给他们讲道理。我们要有气魄，不怕批评，我们连蒋介石都不怕，还怕民主人士的批评?充其量让人骂娘。人家拿《共同纲领》来和我们斗争，就让他斗，让他争。君子动口不动手，不让批评，他当面不能说，背后一定说，结果就会闹宗派主义，党内也一样。所以一定要敞开来让人家说。
周恩来同志的报告中指出：各民主党派，不论名称叫什么，仍然是政党，都有一定的代表性，但不能用英美政党的标准来衡量他们。他们是从中国的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各民主党派都有而且必须有进步分子，这样才能与我们很好合作。但不能把民主党派搞成进步分子组织，若都是进步分子，还有什么意义呢?那种认为民主党派会"给我们找麻烦"的观点是错误的。民主党派在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我们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现阶段是四个民主阶级的联盟。有些工作他们(指民主党派)去做，有时比我们更有效，在国际上也有影响，民主党派的成员，在我们帮助和教育下，愿意同我们一道进入社会主义，我们多了一批帮手，这不是很好吗!
三、工会和其他人民团体是否带有统一战线性质。会上，有些同志对工会带有不同程度和不同范围的统一战线性质的观点表示反对，认为工会虽有一些教授等非党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成员参加，但他们是以劳动者的身份参加的，不会改变工会单一阶级组织的性质。工会虽应向外做统战工作，但工会内部只有教育问题，没有统战问题。此外，对青联、学联、妇联、文联等组织是否带有统一战线性质的问题也有不同意见。
周恩来同志在作报告时回答了这些问题：工会是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同时也带有统一战线的性质。欧洲有很多工会其本身就是统一战线的组织，它把很多不同政治主张的党派及其分子组织在一起，使他们统一行动。中国情况较为复杂，早期的工会甚至有宗教性和落后性的派系组织。全国解放后，中国工会要强调阶级教育，不同政治主张的差别并不大，但这里仍有统一战线性质。如“劳协”也包括在工会之内。同时，工会中也有不同政治主张的分子，民主党派分子也会参加进去，虽然这是少数，但也就包含有不同的阶级成份。因此，中国工会既是工人阶级的群众性组织，同时也带有统一战线性质。青联、学联、妇联这些团体都带有统一战线性质，其他学术团体也是一样。
会议即将结束时，李维汉同志传达了毛泽东同志会议期间对统战工作的一系列指示，毛泽东同志特别针对党内存在的“左”倾关门主义倾向，讲了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强调提出要在党内广泛开展统一战线政策的宣传教育。他指出：《共产党宣言》1883年德文版序言中说：“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永远摆脱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就不再能使自己从剥削它压迫它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下解放出来”，就是说无产阶级必须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中国的工人阶级单求得自己的解放不行，必须求得四个阶级的共同解放。毛泽东同志这段话，把统一战线的重要性提高到无产阶级解放全人类的战略高度，这就给统战理论政策的宣传教育指出了明确的方向。
毛泽东和中央领导同志在会议结束时，接见了全体与会代表并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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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概况
1951年1月16日至1月25日，第二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是在土地改革、抗美援朝和镇压革命三大运动的高潮中召开的。
建国初期，我党为着彻底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任务，反抗美帝国主义的侵略、领导全国人民开展了土地改革、抗美援朝和镇压反革命三大政治运动。土地改革运动在1950年6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讨论通过土地改革法草案后在广大解放区展开;抗美援朝运动在1950年11月4日《各民主党派联合宣言》发表以后在全国范围展开;镇压反革命运动在1950年10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纠正镇压反革命活动的右倾偏向的指示》以后在全国展开。三大运动的矛头都是针对着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以它们的代表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势力的，是为着彻底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而进行伟大革命斗争。为了夺取三大运动的胜利，必须巩固发展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包括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广泛统一战线，把一切可以争取和团结的力量组织起来，以便彻底孤立和打击敌人。同时，由于革命刚取得全国性胜利，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当时在民族资产阶级、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中还有某些影响，因而三大运动的开展，对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不能不是一个考验和锻炼，这种形势也要求全党认真做好三大运动中的统一战线工作，使统一战线更加巩固和发展，在三大运动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这就是第二次全国统一战线工作会议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这次会议的中心是，讨论反帝爱国运动中的统战工作和帮助民主党派组织发展问题。
1950年12月18日，以中共中央名义，向各中央局、分局和北京、天津、上海、南京、武汉、重庆等市委发出召开统战部长会议的通知，要求各中央局、分局及六市的统战部长，于1951年1月15日如时到会。
出席和列席这次会议的人员是：华东陈同生、周而复、刘仁寿、李宇超、史永;中南张执
一、饶彰风、周季方;西南程子健、杨松青;西北汪锋、范明;华北平杰
三、李乐光、崔月犁、李之楠、范新
三、刘洪涛;东北王光伟;全国政协王伯评、张尧民、马正信，马冠英;民族事务委员会杨静仁、刘春;政务院党组于刚;政务院政法委员会党组陈于彤，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分党组吴凡我;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分党组何成湘;监察委员会分党组张鹏图;中央人民政府党委梁华，中共中央青委高棠、唐亮;中共中央妇委蔡畅、罗琼;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党委刘华峰;华北革命大学崔仲远;中央政治研究室杨翊;中央政治秘书室田家英。中央统战部出席和列席的有：李维汉、徐冰、廖承志、连贯、童小鹏、金城、张力之、夏英(吉+吉)、程绯英、孙超、王伟业、邓巨云、王育平、鲁明、石磊、许立、李启薪、陈华、洪水、肖贤法，王福林、张铁生。各地代表十九人，中央和国家机关代表二十人。中央统战部二十二人，共计六十一人。
1月15日，由李维汉同志主持，在中南海迎春堂召开预备会议。他说，这次会议人数比上一次少，会期也想开短一些。会议的中心议题两个：①反美帝统一战线;②帮助民主党发展组织问题。在讲到反美帝统一战线时，他说，他次全国性反美爱国运动的普及与深度是历史上所没有的，特别是工商界、与宗教有关的教会、学校、团体、及受过英美教育的教授等参加，范围是很广泛的。我们要利用这个有利时机，把运动开展得更广更深，彻底揭发美帝国主义的侵略面目。在讲到民主党派问题时，他说，对民主党派的基本原则方针，上次统战会议上已解决，但实际工作做得不够，这次会议需要再研究一下。我们党内有一部分同志怀疑民主党派的作用有多大，对民主党派总想搞得紧一些，生怕人家大了控制不住，因此认为越小越好，这个问题要解决一下。在谈到统战部的机构时，他说，现在的问题是下边无专人负责统战工作，这个问题也要议一下，没有专人管的要配备干部。毛主席打算组织一批民主人士下乡参观土改，中央统战部准备发一个电报给各地，应该欢迎民主人士去参观。毛主席说，参观总会有好处，在北京他们只听到地主声音，参观了就可以听到地主和农民两个方面的声音。
1月16日，会议在北京饭店开幕。李维汉同志致开幕词。他讲了抗美授朝运动的意义、形势及这场运动与统一战线工作的关系。对民主党派发展问题，他说，民主党派工作一年来有成绩，主要是他们内部进行了整顿，政治上同我们更加一致了。但民主党派的组织人数同他们政治上的地位很不相称。民主党派能不能发展起来，这同共产党的关系很大。不要他们大起来，这不要我们共产党作决定，过去我们没有作过决定不让他们大起来，他们还是很小。但要让他们大起来，就需要我们共产党作决定，否则他们还是大不起来，因为在它旁边有一个在政治上占压倒优势和极高威信的共产党，人们不了解民主党派，要听听共产党的意见，否则，人们不会自动参加民主党派的。因此，既使民主党派都开了会，作了发展计划，如果我们不帮助，不支持他们，还是发展不起来，所以我们要讨论如何帮助民主党派发展组织问题。
会议采取了分阶段按专题的程序进行。第一阶段，主要是各地报告开展抗美授朝运动的情况及经验，发言的有华北局平杰
三、北京的李乐光、天津的李之楠、上海的周而复，山东的李宇超、中南局的饶彰风、西南局的杨松青、东北局的王光伟等。第二阶段，主要是座谈研究帮助民主党派发展组织问题。各地汇报了当地民主党派工作的情况，发言的有华东局的刘仁寿、西北局的汪锋、西南局的程子健等。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徐冰、副秘书长金城分别就民主党派发展的方针、对象，党派的阶级性质、地位和作用，党派的历史和现状，统战部门如何帮助党派搞好内部团结和党派的整顿工作等问题作了长篇发言。
1月17日，胡乔木同志到会讲了话。主要讲了抗美援朝的形势、意义、发展经过和今后工作。乔木同志说，抗美援朝运动在中国引起了一个反帝高潮。毛主席作过这样的估计：这是一个很大的高潮。这个高潮非常有益，不仅把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打退了，而且又对中国各方面的工作有很大的推动和非常大的积极作用。在军事上加速了国防建设，在政治上加强各民主党派、各民主阶级之间的联系和团结，人民民主专政更加巩固了，经济上加强了国家对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在文化教育方面把帝国主义的影响打退了，使中国在各方面都有很大的进步，面貌为之一新。
胡乔木同志对今后工作提了四点意见：第一，要把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各种影响连根铲除。他特别提到天主教和基督教教会的问题，中国教会中的反动分子只是极少数，绝大多数是可以争取的，重要的办法就是同他们的领袖人物公开谈判。对他们说，你拥护政府，政府就保护你，中央人民政府决定在各地成立宗教事务处，进行对教会的公开管理。第二，要深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不仅要在工人、学生、共产党员中宣传，而且要在所有的民主阶级中，在资产阶级和各民主党派中进行宣传，使所有的中国人都有民族自尊心，认识人民民主主义胜过资本主义。第三，要做许多实际工作。第四，要把工作经常化。会议结束时彭真同志到会作了报告。他着重讲了如何进一步发展抗美援朝运动的问题。他说，土改、抗美援朝和镇压反革命都与统一战线有密切关系。统战工作不是只同那几个人打交道的，是做团结全体人民群众的工作，这三大运动搞好了，统战工作也会搞好，三大运动不但不会妨碍统战工作，而且会推动统战工作，同时在运动中也巩固和扩大了统一战线。他还指出，抗美援朝运动要从城市推广到广大农村中去，要注意到各个落后阶层。对工商界要大力开展工作，对教会的教徒和教会学校的学生与教职员也要着重开展工作，这些工作很大一部分是统战工作。把落后阶层团结起来了，进步的也就能提高了。
会议对于帮助民主党派发展组织的问题意见是一致的。并且认为坚持发展与巩固相结合方针，是符合我国当时历史情况，也符合各民主党派实际的。在讨论过程中，有些地方的同志反映，党内不少同志，特别是居于领导地位的同志关门主义思想很严重，瞧不起民主党派，没有认识到民主党派的地位、作用，担心民主党派发展起来不好领导，或同我党争取群众。还有的民主党派内部的进步分子认为民主党派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主张解散，或者同其它民主党派合并。对于这些不正确的认识问题，会议经过认真分析和深入讨论，取得一致的意见，最后拟定了《1951年协助各民主党派发展党员的建议》。《建议》提出：“由于我党中央的建议，各民主党派已决定今年采取发展的方针，并希望发展一至二倍。党应积极协助各民主党派今年内完成这个发展党员的任务。”“主要应该在大、中城市和省会就现有基础加以发展，使之具备相当规模，而不要采取分散力量，到处搭架子的办法”。发展对象“必须是拥护共同纲领并愿为其实现而奋斗者”。帮助的方法是“吸收各民主党派参加各种的人民革命运动，使他们能在运动中发展成员”。“应反对单纯登记与追求数字的偏向，并协助与推动他们对于已发展的党员采取适当方式加强政治教育和思想教育，以便他们的发展能与巩固相结合”。对于“遇有两个以上的民主党派同时发展某一对象时，应依据其本人自愿决定。凡参加两个以上的民主党派者遇到有工作交叉时，应征求其本人意见，并由有关民主党派协商决定”。“在一个机关或学校内几个民主党派都要去发展时，可邀请有关党派，经过协商适当处理之。”《建议》还提出“在一个机关或学校内有民主党派的组织时，政治上应依据共同纲领，工作或学习则应依据行政领导，竭诚合作，互相琢磨。至于合法权利则一视同仁，我(共产党)在各该部门的负责党员应采取主动积极帮助的态度，给以各种必要的便利。团支部也应有专人与他们联系，并可定期开各党派联席会议以交换各种意见和协商有关党派合作的问题。”
关于健全统战部机构编制问题。会议期间，到会代表普遍反映统战部任务重、人手少，开展工作困难比较多。经过会议的讨论，形成了一个《关于各级统战部工作部门的业务与组织机构的建议》。《建议》根据当时形势，规定地委，五十万人口以下的省辖市委和一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的区委均设统战部。对统战部的机构及编制也都作了具体规定。中央于3月22日批转了这个报告，要求各地根据实际情况，参照此项建议，逐步充实和健全统战部门的干部，并责成中央局、分局统战部将办理情况随时报告中央统战部。
1月19日，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同志到会就反帝爱国运动中争取团结天主教徒和基督教徒问题作了重要讲话;1月20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同志到会讲话，他提出要进一步加强组织部门与统战部门的工作联系;同一天，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副书记蒋南翔同志在大会上讲了青年团作为党的助手，如何帮助民主党派发展组织问题。
周恩来同志在1月20日到会就大家提出的问题作了指示，他首先强调提出，统战部门的同志要把自己的工作宣传出去，让大家都知道，不要把自己孤立起来，同时要积极争取党的重视和领导。他着重讲了会议中提出的三个问题：(1)抗美援朝的巩固、扩大和深入。(2)民主党派的发展问题。(3)对待民主党派的态度问题。
会议期间，毛泽东同志接见了各中央局、分局和六市委统战部负责同志，同与会代表作了长时间谈话。他指出，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是当前的三大运动。在谈到宗教问题时，他指出，对佛教问题要研究一下，要使他们也参加到运动中来。他们中有人说，他们没有信教自由，庙都被占了。信佛教的人不少，不要不理会，北京市恐怕要给他们腾出几座庙来，五台山关系蒙藏两个民族，要修一下。在谈到抗美援朝运动时，他说，这个运动应普遍开展，普及到所有的工厂和农村，使得家喻户晓，大家都参加进来。在谈到土地改革运动时，毛泽东同志强调指出要让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到各地去参观视察。民主人士到各地去视察，各地不要以此为累赘。让他们去听听农民的诉苦，看看农民的欢喜。我们有些什么缺点和错误，也可以让他们看看，这是一件有益的事情。状元三年一考，土改千载难逢，应该迎他们去看看。他又说，分土地、镇压反革命、发动群众都是好事。土改一项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直到孙中山都没有做过，我们才作。我们做了什么坏事呢?有什么怕人家看的呢?十个指头有九个是好的，最多只有一个指头不好。你们对民主人士不要估计不足。对于工商业家、宗教界、校长、教员、开明士绅和爱国分子，我们都应该采取积极的态度团结和教育他们，决不能置之不理。这个办法屡试屡验，结果总是好的，一切消极态度都是不对的。有话应让他们讲，写万言书也好，我们可以给大家看看，好的接受，不好的解释。对民主人士要进行教育，并让他们参加活动。如果不进行教育，有事不让他们与闻，这是不对的。
关于民主党派发展问题，他指出，社会上有他们的阶层和人物存在，所以就应当发展。应该在运动中使民主党派进步，放手让他们去做，好处多，坏处少，这是积极的有益的方针。对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我们要采取积极态度，不要怕麻烦，要使他们了解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运动的必要性，并且使他们积极参加。
在谈到统战部门的工作时，针对有些地方干部思想上还有若干阻碍，毛泽东同志说，你回去应当找邓小平、邓子恢、习仲勋等同志出来说话。他又说，要用积极态度去支持民主人士、民主党派，教育他们，带领他们共同前进，这对劳动人民是有益的，对进入社会主义是有益的。你们要好好做出成绩来给大家看看。要很好地取得党委书记和组织、宣传等部门帮助，善于经过党委和党委负责同志把你们的“国家”建设起来。你们当中要出专家，要熟悉人物和历史，精通此中门道。
1月25日，李维汉同志作了题为《关于目前统一战线工作中的几个问题》的总结报告，主要讲了四个问题：(1)对统一战线的认识和统一战线的任务;(2)民主党派的问题;(3)不要忽略了无党派民主人士;(4)加强统战部门的工作。
这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闭幕后，中央于1月28日向全党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统战工作的指示》。提出1951年统战工作的主要任务：(1)在全国范围内继续进行抗美援朝的宣传教育运动，务使全国人民受到这种教育;(2)积极争取积极分子、工商界、宗教界、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参加三大运动斗争和适当工作;(3)准备成立全国工商业联合会;(4)帮助民主党派发展成员;(5)认真地在少数民族中进行工作，把推行区域自治和训练少数民族干部作为民族工作的中心;(6)加强政权机关和协商机关中党与非党人士的合作。中央的这个《指示》要求各级党委理直气壮地向党内外讲清楚加强统一战线工作的理由，各级宣传部门要经常注意统一战线的宣传教育，积极争取和教育一切愿意同我们合作的人，发挥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作用，顺利地完成伟大的革命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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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概况
1952年6月6日，第三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是“三反”、“五反”运动结束后召开的，会议的中心内容是讨论民族资产阶级和民主党派的工作问题。
当时，全国绝大部分地区的土改已经完成，反革命分子已经肃清，帝国主义的势力已被赶走，国内范围全国人民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但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逐渐突出起来，刚刚胜利结束的“三反”、“五反”运动，便是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一次大规模的阶级斗争。通过这场斗争打退了资产阶级的进攻，深入地揭露和批判了民族资产阶级的消极一面，巩固了工人阶级和国营社会主义经济的领导地位，从而也巩固了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同时，也提出了今后如何看待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这时，在党内出现两种看法，一种是只看到民族资产阶级消极的一面，否认民族资产阶级还有积极的一面，认为对资产阶级应该实行打倒的政策，对资产阶级人们的改造则要求以接受马列主义而不是以共同纲领为标准;另一种是看不到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仍把民族资产阶级看作中间阶级。前一种看法，以当时《学习》杂志发表的几篇文章为代表，在党内有相当的代表性，中央及时发现作了纠正。后一种看法是中央统战部在为这次统战会议起草文件时提出来的，毛泽东同志对此作了批示，指出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极称为中间阶级。周恩来同志也指出，当着我们反对三大敌人的时候，说民族资产阶级跟小资产阶级是中间力量，那是恰当的，但是现在的情况不同了，不能再这样说。第三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召开的。1952年4月底，中央统战部在给毛主席、中央书记处“关于五一年工作总结和五二年工作计划要点”的报告中提出，要在6月上旬召开各中央局、分局和大城市统战部长会议，主要讨论三项工作：(1)在“五反”运动胜利的基础上如何搞好工商界的组织和教育改造工作;(2)民主党派的发展和巩固;(3)帮助政协全国委员会贯彻关于《开展各界人士思想改造学习运动的决定》。经毛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同志圈阅同意。
5月13日，中央统战部向各地统战部发出关于召开全国统战部长会议的通知，要求各地参加会议的同志于6月5日前到中央统战部报到。
为开好这次会议，中央统战部在会前准备了四个文件：《关于民主党派工作的决定(草稿)》、《关于民主建国会工作的要点(草稿)》、《关于改组工商业联合会的指示(草稿)》和《关于继续加强各界民主人士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的意见(草稿)》。在送中央审批的《关于民主党派工作的决定(草稿)》中，毛主席把分析民主党派社会基础时提到的“中间阶级、阶层的绝大多数人们”，改为：“资产阶级、城市上层小资产阶级(即雇有少数几个工人或店员的小资本家)，一部分从地主阶级分化出来带有资产阶级色彩的分子以及和这些阶级、阶层相联系的知识分子中的许多人们”。中央统战部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对文件稿作了修改，提交会议讨论。
会议自6月6日开始，出席和列席这次会议的有：东北代表六人，华北代表六人，华东代表十二人，中南代表九人，西南代表四人，西北代表六人。中央党政机关(包括中财委)及工、青、妇等群众团体负责同志三十二人，共计七十五人。各中央局统战部出席会议的负责同志有：华北局统战部长平杰三，西北局统战部长汪锋，华东局统战部副部长陈同生，西南局统战部副部长程子健，中南局统战部秘书长胡金魁，东北局统战部副秘书长关山复等。
会议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共八天，由各地统战部长汇报“三反”、“五反”运动以来对工商界和民主人士工作的情况，私营工商业面临的问题及处理意见。6月11日，陈云同志到会，针对会议中提出的问题作了《市场情况与公私关系》的报告。
第二阶段共十天，集中讨论对资产阶级和民主党派工作的问题。6月14日，李维汉同志作了报告。他主要讲了四个问题，第一，关于工商界的统战工作。他说，工商界的统战工作首先要注意阶级关系。现在由于国内的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已被打倒，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已成为国内主要矛盾。因此，民族资产阶级已不是中间阶级。他指出，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仍然存在，今后仍应坚持又团结又斗争、斗争为了团结的政策。当前要做好以下几项工作：(1)保证他们经济上的合法利益;(2)政治上保持其合法权利;(3)要把他们组织起来，使工商联成为他们的合法代表机关;(4)要培养进步的资本家，争取资产阶级代理人和高级职员;(5)对资产阶级的工作要统一领导，各方配合。第二，关于民主党派工作。主要讲了：(1)民主党派是统一战线性质的组织，其主要阶级基础是民族资产阶级、城市上层小资产阶级、一部分从地主阶级分化出来的带有资产阶级色彩的分子以及和这些阶级、阶层相联系的知识分子;(2)民主党派的历史是从处在国共两党中间逐步向左转，最后走到同我们党站到一边的进步历史，不应因他们中曾有人搞过中间路线而看不起他们。他们中的有些进步分子认为民主党派从一开始就是新民主主义路线，也是不对的;(3)民主党派发展成员应以中上层为主;(4)要承认民主党派有进行合法活动的地位;(5)民主党派思想改造的共同标准是共同纲领。第三，关于代表人物的工作。第四，对民族、宗教问题的看法与态度。
经过这次会议正确地解决了对资产阶级和民主党派工作上的几个主要问题：(1)明确了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成为国内主要矛盾，民族资产阶级已不再是中间阶级。这是今后在统战工作中必须树立的指导思想;(2)民族资产阶级仍具有两面性，党对民族资本主义的政策必须继续坚持又团结又斗争、斗争是为了团结的政策;(3)对资产阶级的改造要求，在当时主要是把带“五毒”的改造成不带“五毒”的，把违法的改造成守法的，而不是把资产阶级改造成工人阶级。对民主党派改造的要求，是要他们确立“接受工人阶级和共产党领导的领导”的思想，而不是要求他们具有工人阶级的立场和思想。他们内部共同的准则只能是共同纲领，而对于他们成员中一部分从事文教、科技等方面工作的积极分子，则应要求他们学习马列主义，逐步具备工人阶级的立场和思想;(4)民主党派发展成员，应以其所联系的阶级、阶层的中上层代表人物为主要对象。毛泽东同志在“三反”、“五反”运动初期就指出，民主党派尤其是民建会的发展对象，主要应是中上层代表人物，因为大工商业资本家及其代表人物的代表性大，作用大，影响大。他在1952年3月15日同黄炎培的谈话中，也强调民建会要做大工商业资本家的工作。下层应是对象之一，但不是主要对象;(5)应支持民主党派依照共同纲领从事合法活动。各民主党派都负有协助我党团结、教育、改造其所联系的阶级、阶层的政治任务，要支持并推动他们与这些阶级、阶层的人们发生密切联系，了解反映其要求，代表其合法利益。我们应在领导他们从事合法活动中，团结、教育和改造其所联系的阶级、阶层;(6)各级统战部应和民主党派中的骨干分子一起，检查克服关门主义和宗教情绪，加强对中间分子和右翼分子的联系工作，切实发挥骨干分子的作用。
9月16日，中央向各中央局、分局并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批发了会议通过的四个文件，要求各有关党委加以讨论并督促统战部门及有关方面结合当地情况研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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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概况
1953年6月25日至7月22日，在北京召开了第四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这是一次贯彻过渡工时期总路线，研究、部署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以及检查和总结民族工作的会议。
从1953年开始，我国展开了大规模的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当时，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各项社会改革，特别是土地制度改革在全国范围内顺利完成，国内主要矛盾已经转为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实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逐步改造个体农业和手工业，引导全国各族人民有步骤地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已成为党和国家面临的一项根本任务。在这之前，即1952年9月以后，毛泽东同志多次谈到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轮廓设想。1953年6月，他在对李维汉同志给中央的《关于利用、限制和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若干问题(未定稿)》的报告的批语中，明确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基本内容。批语说：“党的任务是在十年至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社会主义的改造。所谓社会主义改造的部分：(1)农业;(2)手工业;(3)资本主义企业”。6月15日，毛泽东同志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对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和总任务的内容，作了比较完整的表述。他指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不要脱离这条总路线，脱离就要发生‘左’倾或右倾的错误”。
这次全国统战会议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召开的。1953年5月16日，中央统战部向中央报送了“关于召集统战工作会议的请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同意。1953年5月27日，中央统战部向各局、中央分局及省、市、区党委统战部发出“关于1953年度全国统战会议议程及其他事项”的通知。《通知》说：“这次会议议程为：(1)同资产阶级的关系问题;(2)民族政策执行情况的检查总结;(3)普选中民主人士的安排问题;(4)统一战线的组织和作法问题;(5)其他问题。”《通知》规定，会议参加人员是：“(1)各中央局、分局统战部部长或副部长;(2)各省、区党委统战部部长或副部长;(3)沈阳、旅大、北京等二十一个市委统战部部长或副部长;(4)各大区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或副主任(党员)。”《通知》要求“参加人员于6月24日前到京。各统战部须就指定的议程准备意见，交出席同志带来。”
在开会前，刘少奇同志听取了统战部工作会议领导小组对这次会议准备讨论的几个主要议题的汇报，在谈到关于资产阶级的问题时，他说，劳资关系问题很复杂，要和工会的同志好好研究一下，这是有关三百八十万工人的动作问题。党要经过工会去进行教育工作。在谈到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以后对民主人士的安排问题时，他说，要使他们感到我们对他们是热诚的，对他们的工作要做得好一点，其实他们的要求并不是很高，有些人只是要求有吃有用，有些人还要求榜上有名，有些人则要求与闻政事，也有的人要求有实权。对前三条要尽可能给以满足;要有实权则需要有条件，他要有做好工作的能力，真心同我们合作，按照党的政策办事。因此，对党外人士的安排必须恰当。对几年来有进步需要提升者，应予提升。在谈到民族问题时，他说，民族问题是照顾少数问题。我们应当照顾少数，否则就是不民主。我们的民主集中制，就包含有照顾少数的精神。否则就是不民主。如只要少数服从多数，那一切民主只能汉人才有，少数民族就没有民主权利了。应当尊重少数的权利，否则也不合民主的精神。谈到统一战线组织是否需要考虑改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名称时，刘少奇同志说，改不改名称由他们提为好，我们提要改，他们不同意怎么办?名称改也好，不改也可以，不要在这件事情上弄得他们不愉快，如改而弄得他们不愉快，不如不改。在谈到统战部门的工作时，他说，要把统战工作的必要性讲清楚，要善于向党委负责同志做宣传工作。党内确有些人觉得统战工作可以不要。统战工作到底搞多久，这在党内有些同志中也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因此，必须在党内讲清统战工作的意义，必要性和长期性。应当明确，我们要把资产阶级、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等一直引导到社会主义，统战工作要做到社会主义。做统战工作的干部要立场坚定，作风较好，还要有灵活性。为了解决统战干部问题，可考虑采用开训练班的方法，要好好培养教育一批青年知识分子干部。
6月25日，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正式召开。出席会议的有：华北区十四人;东北区十四人;西北区十三人;华东区十四人;中南区二十二人;西南区八人;西藏三人，中央各部委十人，政府系统十二人;政协全国委员会二人;全国工商联筹委会一人，中央统战部二十一人，共一百三十四人。另有六十七人列席了会议。会议出席人员按六大区分为：华北组，组长平杰三;东北组，组长关山复;华东组，组长吴克坚;中南组，组长张执一;西南组，组长程子健;西北组，组长汪锋。会议领导小组由中央统战部正、副部长及中央局、分局统战部负责人组成，组长李维汉。于毅夫同志任会议秘书长，负责会议的组织、秘书、行政等工作。
中央统战部提交这次会议讨论的有四个文件：《关于利用、限制和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问题的意见(草稿)》、《关于党的民族政策执行情况的初步检查》、《关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实行后统一战线组织问题的意见》、《关于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时安排民主人士的意见》。
在这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李维汉同志作了关于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问题的报告;徐冰同志传达了周恩来同志在中央财经会议上的讲话，作了《关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实行后统一战线组织问题的意见》的说明;于毅夫同志作了《关于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时安排民主人士的意见》的说明和关于统战系统编制问题的说明;汪锋同志作了关于成立宗教团体问题的报告;于刚同志作了介绍民盟七中全会情况的报告。会议结束前，还请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习仲勋同志到会作了关于如何搞好文教统战工作的报告。
习仲勋同志在报告中指出，三年多来，文教界的党外人士经过屡次的社会改革运动，思想上，政治上都有了很大的变化，他们中间的大多数，都愿意跟着共产党走，都愿意为人民服务。所以，今天文教工作的成绩，也可以说是文教统一战线方面正确地团结了党外人士的结果。他说，革命胜利后，要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就需要大量有知识懂技术的干部。由于旧中国文化落后，知识分子太少，这就更需要广泛地团结知识分子。现在，我们的领导方法必须转变，一些专门性的东西，不能光由我们自己决定，必须和一部分真正有知识的人合作，经过他们的手，然后我们再做决定。特别是高级的领导，要经过高级民主人士这一道手，不经过这一道手，我们的领导是搞不好的。他还指出，文教统战工作是整个统战工作的一个重要部分。统战部搞资产阶级工商业者的工作，其中就有很多高级知识分子、代表人物，如果只搞资产阶级工商业者工作，忽视文教统一战线工作是不全面的。当然文教机关同统战部门应有分工，但是都必须做统战工作是共同的。希望统战部门今后多做这方面的工作，以求把党的整个统一战线工作搞好。
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分组讨论了上述四个文件草案稿和李维汉、徐冰等同志的报告。基本同意文件提出的方针、政策，也提出了一些具体修改意见。
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非党重视这次统战工作会议。对会议的四个文件，中央政治局进行了讨论。7月16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了统战工作问题。李维汉同志7月17日向会议传达了中央和毛泽东、刘少奇同志在政治局会议上对统战工作的重要指示，主要有以下几点：
(1)在谈到党内有一部分同志把统一战线看作包袱，主张干脆取消、丢掉时，毛主席说，当作包袱主张干脆取消是不对的，是应该批判的。“干脆取消”，应该是干脆不取消;“丢掉包袱”应改为不要丢掉包袱。首先要肯定民主党派、各种上层人物、知识分子和宗教界人士是可以改造的，这样做统战工作才有信心。如果认为他们大多数是不可改造的，那么做统战工作就没有信心了。以前在陕北跟我们合作的一些民主人士，如李鼎铭、安文钦、霍子乐这些人，现在在西北军政委员会都当了部长、副部长，安文钦那样的大地主都改造过来了。所以，要下决心把这些人安排起来。我们这样一个大的国家，工人阶级现在只有八百万人，数量太少了，将来要有几千万，拿人口来讲，如果占全国人口的十分之一，就要有五千多万。工人阶级要解放自己，要消灭阶级，如果不去解放那五万万，工人阶级怎么能够解放呢?我们对地主、反革命绝大部分没有杀，还是要改造。对地主、反革命尚且这样做，对资产阶级、上层人士，更加应该采取改造的方针，把他们的大多数改造过来。民主人士有麻烦，民主党派有麻烦，但是总比我们共产党内的麻烦要少得多。我们党内的麻烦多得很，又是"三反"，又是新“三反”，又是这样，又是那样。刘少奇同志说，不做统战工作就更麻烦。统一战线工作是每天麻烦一点，没有大麻烦，不要统一战线就可能搞出些大麻烦，这个问题应该讲清楚。在民族工作上也要讲清楚这个问题：在民族问题上，不应只讲汉族去帮助少数民族的重要和必要，还应该讲汉族帮助少数民族对汉族是有好处的。毛泽东指出，我们是为了工人阶级自己的利益，而来改造资产阶级、农民、手工业者，等等。汉人是为了自己民族的利益而来做好民族工作。少数民族也要为了自己民族的利益来团结汉人。工人阶级不解放全人类就不能最后地解放自己。毛主席还说，我们有两个联盟、两种合作。一种是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就是劳动人民的联盟;一种是工人阶级和剥削者的联盟，跟资产阶级的联盟。头一个联盟为后一个联盟的基础，没有头一个联盟，我们就没有力量，必须有这个联盟，才有力量去联合那些可以合作的剥削者，他们才会来同我们合作。
(2)在谈到统战工作缺乏支持、不被重视，给党委送去报告不批，材料送去了也不看时，毛主席说，我是一贯支持你们的。你们统战部的同志要先跟党委书记去说通道理，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终究要把他说通。
(3)在谈到统战部的设立范围和编制问题时，毛主席说，县要重点的设，一般的不设;老区要少设一点，新区要多设一点。统战部一定要把全国一百五十八个城市抓住，同时再抓一批县。全国两千多个县，统战部抓一半吧!不要抓太多了，这样，干部容易配备，工作也好检查，否则是困难的。
(4)关于民族工作的这个文件，毛主席说，题目应该改一下，因为这个总结的内容重，题目轻，不相称，同时也用不着叫初步检查。毛主席提议把题目改为《关于过去几年内党在少数民族中进行工作的主要经验总结》。毛主席、刘少奇同志说，这个文件很好，讲清了一些思想问题和策略问题，对干部有帮助。这个文件是纲领又是策略，前面一部分是纲领，中间的几个问题是策略。策略就是政策，它是根据群众在各个时期不同的觉悟程度规定出不同政策，采取一些步骤，逐步提高群众的觉悟程度来达到战略的目的。
(5)在谈到少数民族干部有职有权问题时，毛主席说，要对汉族干部专门讲一讲这个问题，使他们不要包办代替、搞大汉族主义，要让少数民族干部有职有权。
(6)在谈到在少数民族中建立党组织的问题时，刘少奇同志说，在少数民族中发展党员，不要机械地按照党员标准的八项条件办事。文件上要加上这句话。
(7)在谈到一部分没有进行社会改革的区域的改革方针问题时，毛主席说，这些地区的改革方针，将来要采取法令形式，不是自下而上发动群众进行斗争，而是由政府宣布法令进行改革，采取自上而下的和平的方法逐步进行改革。这仍然是阶级斗争，并不是恩赐，并不是取消级阶级斗争。这是一种比较巧妙、比较温的和的、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刘少奇同志还提出，半农半牧区发展生产的方针应该以牧业为主，同时照顾农业。在这些区域里，应禁止开荒，以保护牧民的利益。在少数民族地区开荒，要经过中央局的决定。现在不要去开，将来有了拖拉机再去开，要开也要少数民族自己去开。
7月18日，刘少奇同志向大会作了报告，深刻阐明了统一战线工作的必要性、长期性和重要性。他根据政治局讨论的精神，说明了党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和平赎买政策的依据，分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指出在我国具有强大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条件下，用和平的赎买的办法，也就是用统一战线的方法来实现消灭民族资产阶级和改造资产阶级人们，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他指出，统一战线工作对党的总路线、总斗争来讲是配合的，对消灭现存的剥削阶级的方式来讲则是主要的。统一战线的根本立场是服务于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利益。
这次全国统战会议在7月22日胜利闭幕。这次会议主要有以下共同认识和收获：
(1)在今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统一战线都是重要的和必要的。为着对付帝国主义侵略、颠覆的威胁和实现祖国统一大业，为着改变我国经济文化的落后状况，实行国家工业化和过渡到社会主义，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巩固发展广泛的统一战线。在过渡时期，统一战线是消灭资产阶级的主要方法，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党的统战工作是实现过渡时期总任务的一个方面的必不可少的工作。任何轻视或者取消统一战线工作的观点都是错误的。
(2)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包括两个联盟，一个是工农及其他劳动者的联盟，这是统一战线的基础，另一个是劳动人民同一部分可以联合的剥削者及其代表的联盟，主要是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有了这个联盟，才有广泛的统一战线。在过渡时期，保持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是为着实现消灭民族资产阶级、改造这个阶级人们，是为着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利益和解放，而不是为着保存资产阶级。
(3)党在过渡时期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通过不同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实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是实现对民族资产阶级和平改造的一项基本政策，也是实现过渡时期总任务的一项根本任务。各级统战部门应当在中央和各级党委的统一领导下，积极参加这项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斗争，在工作中做出贡献。
(4)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实行，决不意味着要削弱统一战线，而是更应使之巩固和加强。在对民主人士的安排上，对于凡是已经同我们合作的，仍应根据具体情况，用各种方式从各个方面分别予以适当安排。对各方面新的代表人物和在工作上有特殊贡献者，应适当提拔。凡有民主人士的地方，自县市以上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政府、统一战线组织、部分人民团体和其他组织，都要注意做好民主人士的安排工作。
(5)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行以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不再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它作为统一战线组织将继续存在，并在国家政治生活和巩固发展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方面，继续发挥重要作用。认为统一战线可有可无的观点是错误的。
(6)明确了党在过渡时期在民族工作方面的任务和各项具体政策。党在民族工作方面的任务是：巩固祖国的统一和各民族的团结，共同来建设伟大祖国的大家庭;在统一的祖国大家庭内，保障各民族在一切权利方面的平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在祖国的共同事业的发展中，与祖国的建设密切配合起来，逐步地发展各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其中包含稳步的和必要的社会改革在内)，消灭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各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使落后的民族得以跨进先进民族的行列，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
总之，经过这次会议，进一步明确了党的过渡时期对民族资产阶级和民族工作的方针政策和今后统战工作的主要任务，增强了信心，提高了积极性。这对于做好过渡时期的统战工作，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会后，除《关于利用、限制和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问题的意见(草稿)》中央另作决议不再批发外，《关于过去几年内党在少数民族中进行工作的主要经验总结》、《关于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时安排民主人士的意见》和《关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实行后统一战线组织问题的意见》都经中央批准转发各地。其中，《关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实行后统一战线组织问题的意见》中的有些规定，如地方统一战线组织由地方统一战线组织代表会议产生、统一组织的上下关系应是领导关系，在1954年制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的过程中，经中央批准作了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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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概况
1954年3月20日至4月11日，召开了第五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这是一次专门研究人民代表大会制实行后人物安排工作的会议。
随着我国进入有计划地进行建设时期，党中央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规定，及时提出实行选举，召开全国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建议。1953年1月13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毛主席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毛主席说，三年来，我们的土地改革已基本完成，各界人民已经组织起来，办全国选举工作的条件成熟了。他指出，发扬民主，实行普选，对于促进经济建设，对于加强抗美援朝，对于加强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都有重要作用。他还着重针对党外人士的思想疑虑，讲了实行选举对于有些党派、阶级、团体是不是有利的问题，他说，在全国，人数多的民族是汉族、人数多的党派是共产党，人数多的阶级是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人数多的团体是工会、青年团、妇联、农协。这样一来，是否人数少的民族、阶级、党派就没有份了呢?是不是人多称王呢?不是的。不是从今年起，或者明年起就不要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团结和努力了，还是要团结和努力的。凡是一切爱国者，能够团结的人都应该团结起来，而且永远是这样。我们的重点是照顾多数，同时照顾少数，凡是对人民，对国家的事业忠诚的，做了工作的、有相当成绩的、对人民态度比较好的各民族、各党派、各阶级的代表性人物都有份。总之。凡是爱国者都会一道进入社会主义，没有理由不跟他们一道进入社会主义。为了做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实行时对民主人士的安排工作，真正做到各民族、各民主党派、各阶级的代表人物都有份，中央统战部在1953年7月，制定了《关于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时安排民主人士的意见》和《关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实行后统一战线组织问题的意见》。1954年1月，制定了《关于县、市以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制实行时安排民主人士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实行后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组织问题的补充意见》，都经中央批准，转发各地执行。这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的任务，就是为了贯彻上述经中央批准的决定，进一步通盘考虑和研究中央及各省、市民主人士的安排问题。这次会议经中央批准后，中央统战部于1954年2月7日通知各中央局、分局和省、市委统战部，加紧进行人物安排专门会议的准备工作，并要求各地根据中央的方针，提出具体方案报中央统战部。
1954年3月20日，第五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在北京正式开幕，参加这次会议的是各中央局、分局、省委、市委统战部长或副部长、西南局民族工作委员会主任或副主任共九十七人，其中华北区十六人，东北区十七人，西北区十四人，华东区十八人，中南区二十一人，西南区十一人。提交这次会议讨论的主要文件，是关于各省、市党外人士的安排方案。3月25日，李维汉同志在大会上作了《关于国家资本主义和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安排问题》的报告。他主要讲了两个问题：(1)实行过渡时期总路线，还要不要统一战线。(2)在国家的权力机关和管理机关中，还需要不需要安排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以及安排的原则和我们应采取的工作态度。各小组对会议文件和李维汉同志的报告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一致同意李维汉同志的报告，并对安排方案提出许多好意见。4月6日下午，李维汉同志向会议传达了邓小平同志有关党外人士安排原则的指示，并就省、市人民政府委员会和人民代表大会中民主人士安排问题讲了会议领导小组的意见。会议经过讨论，最后形成《关于各省、市人民代表大会和省、市人民政府委员会中民主人士安排方案的意见》。主要内容有六点：
一、中央、大区和省、市的各方面民主人士，应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省、市人民代表大会，省、市人民政府委员会，政协全国委员会，省、市政协委员会等五个方面通盘考虑，适当安排，尽量减少兼职(主要人物兼一职，最多兼两职，其它人尽量不兼职)，以便提拔和吸收一批新的代表人物，扩大阵容，并使其中能够工作的人有较多的时间从事实际工作。
二、对于中央、大区和省、市三级政府委员会，省、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全国、省、市政协委员会中，已经安排的民主人士，这几年又有贡献、有进步的，一般都要在上述五个方面分别予以适当的安排。原有省、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中民主人士名额过多，不能在上述五个方面安排的，可在县、市和市辖区人民代表大会中安排一部分，或采取其他办法加以适当安置。
三、为了适应国家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需要，在上述五个方面的安排中，都应注意吸收一批文教工作人员(包括中、小学教职员和医务卫生人员)和科学技术人员，适当吸收私营工商业中有代表性的人物。同时还应注意从各方面吸收有适当代表性的妇女，条件不宜要求太高。
四、省、市人民代表大会中，民主人士在总名额中的比例，省可占到百分之三十，市可占百分之三十五。省、市人民政府委员会中民主人士所占比例，可较其在当地省、市人民人表大会和省、市人民政府委员会中民主人士和民族上层分子应当占的比例，由省、市党委依据当地具体情况提出方案。
五、少数民族地区省、市人民代表大会和省、市人民政府委员会中民主人士和民族上层分子应当占的比例，由省、市党委依据当地具体情况提出方案。
六、在县、市和市辖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委员会中，也要注意适当地安排民主人士。
1954年4月11日，李维汉同志向大会作总结报告，主要是对会议形成的《关于各省、市人民代表大会和省、市人民政府委员会中民主人士安排方案的意见》作了说明。同时，还讲了：(1)关于统一战线组织的建设问题，要求各地提出设立县级统战组织的具体方案;(2)对于雇佣工人十人以上的私营工业要在两个五年计划内实行公私合营，相应地要注意在资产阶级人们中培养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先进分子;(3)要把文教、科技方面的统战工作也列为统战部门的工作重点。最后，他强调指出，统战部门必须把熟悉人物为自己的工作职责。他说，这次会议暴露了统战部门在熟悉人物工作的弱点。我们熟悉的人是局部的，有相当一部分我们不熟悉。文教、科技、妇女，我们不熟悉，或很不熟悉。表现了我们工作中的薄弱的部分。其中主要是对于高级知识分子不熟悉。去年，我们提出两个工作重点：一个是“资本”(即民族资产阶级)，一个是民族。今年，我们的工作重点还要加上文教、科技，在这些重点中都包括妇女在内。做好这方面的工作是必要的，但有困难。困难是文教、科技、业务不归我们管。但我们不是去管业务，而是讲统战关系，讲政治。所以，是既困难又不困难。因为，①这些业务部门的统战关系是客观存在的;②现在我们进一步认识到需要做这方面的统战工作。至于主管部能否认识到这种需要，那就要看我们的工作对他有无帮助。我们的工作对他有了帮助，人家自然会找我们，那时没有干部也有干部了。统战部本身就是这样发展的。开始需要摸清基本情况，搞点理论。中央统战部与东北合作先摸一摸教育界。其他地区统战部自动做一下，可先集中的搞几个点。李维汉同志讲话后，会议即告结束。
4月下旬，中央批准了这次会议形成的《关于各省、市人民代表大会和省、市人民政府委员会中民主人士安排方案的意见》，要求各地结合当地情况研究执行。到1955年1月，中共中央又专门作出了《中央关于统一战线工作的指示》，尖锐批评了党内存在的忽视统一战线和爱好清一色的倾向，要求各省、市委必须正确地配备省、市厅、局长和政协地方委员会的人选，加强政协地方委员会和地方统一战线的工作。其中，对省、市政府厅、局长和各级政协委员中的党外人士安排作出了具体规定：1.现在国务院各部、委正职中非党人士占百分之三十七点二。各省、市厅局长正职中，非党员的比例一般以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左右为宜。2.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党员约占百分之二十七;常委中党员约占三之一。在政协地方委员会中，党员同党外人士的比例应大体与此相近。《指示》要求各省、市委加强对统战工作的领导，应该对政府、政协和其他有关方面的统战部工作，加以检查，作出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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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概况
1956年2月16日至3月3日，第六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的形势下于北京召开。
1956年初，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进入高潮，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基本解决，我国开始进入社会主义历史时期。毛泽东同志在1956年1月25日召开的最高国务院会议上，高度评价我国用和平方法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经验。他指出：“在我国条件下，用和平的方法，即用说服教育的方法，不但可以改变个体所有制为集体所有制，而且可以改变资本主义所有制为社会主义所有制。”毛主席提出：“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的目标，决定一切的是要有干部，要有数量足够多的、优秀的科学技术专家，同时要继续巩固和扩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我国人民还要同世界各国人民团结一起，为维护世界的和平而奋斗。中共中央在一月份召开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周恩来同志在会上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总结了建国以来对知识分子工作的经验教训，强调指出，为了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体力劳动同脑力劳动的密切合作，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他指出，我国知识分子的政治面貌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正确地解决知识分子问题，更充分地动员和发挥他们的力量，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是努力完成过渡时期总任务的一个重要条件。毛泽东同志到会讲话，他强调指出，我国经济上还没有独立，科学上也没有独立，文化落后，要实现现代科学技术革命，必须充分尊重知识分子。他号召全党要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
为了适应1956年初我国这种新的形势和任务，继续巩固、扩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广泛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中央统战部经过集体研究，由李维汉同志主持起草了《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二年统一战线工作的方针(草案)》(简称《七年方针(草案)》。在这个《七年方针(草案)》中，分析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内部阶级关系的深刻变化，提出“我们的国家已经开始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我国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阶段，成了社会主义的统一战线。”“民主党派和工商联已经成为参加社会主义工作的组织，已经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团体。”“今后统一战线内部的阶级矛盾，将更经常、更集中地从机关、学校和企业内部的业务工作和学术研究上表现出来，表现为对待这些问题上不同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不同的思想和作用。这就使教育的方法成了阶级斗争的基本方法(无论在政治上、思想上和工作上)，教育工作成了统一战线工作的中心任务。”
《七年方针(草案)》1月28日报送中央。2月初，周恩来同志审阅此稿后，认为把我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说成是“社会主义的统一战线”，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已经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团体”不妥，当即向中央统战部的负责同志指出，并要求对文件稿作适当修改。1956年2月6日，周恩来同志在二届政协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上的讲话中，肯定我国统一战线从开国起就带有社会主义性质，同时指出不要把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改为社会主义统一战线。理由是：第一，从性质上说不完全。同时，还有另一种不完全，好象中华人民共和国过去是一种性质，现在才是社会主义性质，这样不对。我们从一开始就是社会主义，就是逐步完成和逐步实现，特点就是过渡，这也是最本质的东西。今天我们不能说已经变了性质。第二，我们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成员也不能说今天以前是人民民主的，今天以后就够社会主义成员的条件了。我们还有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嘛，怎么能说都是社会主义成份了呢?还要有一个过程，人民团体里头还有工商联，民主党派里还有代表资产阶级的党派，海外华侨里头有很多是资本家，各民族现在还有贵族。毛主席说，要把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士都包括进去，使我们的统一战线一天天更广泛、更巩固。现在改变名称不太好，一改名，就把统战范围弄窄了，弄混了。随后，李维汉同志主持对《七年方针(草案)》作了修改，重新报送中央，经中央审核同意，提交这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讨论。
出席会议的，有各省、市、自治区和五十万人口以上的省辖市党委统战部的负责同志共五十七人。会议着重讨论了《七年方针(草案)》。2月28日，李维汉同志在会上作了《关于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二年统一战线工作的方针(草案)的发言》，对《七年方针(草案)》的基本精神，资产阶级分子的改造问题，同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关系问题，教育工作问题，民族工作问题作了说明。他指出，从实现社会主义改造这个过渡时期的任务来说，资产阶级分子、知识分子、大多数少数民族、民主党派都走过了有决定意义的一步。社会主义改造的迅速发展和阶级关系的根本变化，要求我们在统战工作方针上有新的提法。制定《七年方针(草案)》的基本目的，就是要在今后七年内把教育工作提到首要地位，经过工作实践的教育;经过政治理论的学习，帮助资产阶级分子，高级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的思想改造，逐步做到同他们已经变化和正在变化着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相适应，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为最后实现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国有化获得思想上的准备。关于民族工作问题，他提出，民族工作方面要有一个规划。一个目标是，要使各兄弟民族都能够经过不同的途径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另一个目标是，使各民族经过不同的步骤，在经济上和文化上达到或者接近于先进民族的水平。
与会同志热烈讨论了《七年方针(草案)》，普遍认为，这个文件很好，解决了统战工作的方针问题，对今后的任务也规定得很清楚。有些同志提出了一些具体修改意见。会议经过讨论，一致同意把《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二年统一战线工作的方针》作为这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的决议。3月31日，中央将《七年方针》批发各地执行。
会议还讨论了以下几个文件：
一、《关于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民族工作的规划大纲(草案)》。《大纲》提出：在十二年内，使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与汉族地区相当或接近;继续推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帮助各民族自治地方充分实现各项自治权利;积极进行对于少数民族地区畜牧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各少数民族地区建立和发展工业，发展畜牧业，等等。会议认为这个文件是很必要的，但还不太成熟，需作进一步的研究和修改。
二、《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关于帮助民主党派工作的意见》。会议基本同意这个文件提出的意见。会后，经过修改报请中央审批。中央于7月23日批发各地。中央在批语中指出：几年来，各民主党派在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中，不仅做了不少工作，在工作中取得了成绩，获得锻炼和提高，而且在某些方面对我党和国家起了一定的监督作用。根据我国的情况，民主党派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已经和我党结成了统一战线，当我国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又积极拥护社会主义革命，因此，他们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还应当同我党一起继续存在下去，并且继续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这不仅不妨碍人民民主专政的实现，而且对于人民主专政的巩固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很有益处。
三、《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地方委员会工作的意见(草稿)》。会议认为这个文件不够成熟，会后需再作些研究，报送中央审批。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于毅夫在会上就地方政协工作作了专题发言。他主要对政治协商中的形式主义，对有些统战部的同志和政协中有的共产党员对政协工作把持包办、或包而不办的作法提出了批评。
四、《中央关于公私合营运动中资方人员的工作安排和薪金待遇的指示(草稿)》。会后报中央对资改造十人小组核处。这个指示草案中提出：对原私营企业的资方在职人员，包括董事监事和经纪人等在内，都要包下来，给以安排，有的还可以担任公私合营企业的领导职务。他们的薪金高于同类国营企业标准的，一律不降低;低的可在职工提高工资时，跟着调整。
中央统战部副部长许涤新就工商界的公债问题，1955年私营和合营企业的利润分配问题，北京市公私合营工业的改组经验，工商联的经费等问题作了发言。
五、《关于帮助民主人士、资产阶级分子进行政治学习和理论学习的办法(草稿)》。这个文件提出：政协各级委员组织学习座谈会，开办业余政治学校(如夜大学)，省政协办短期政治学校，全国政协依照高级党校的办法，设社会主义学院，组织民主人士进行学习。开办资产阶级分子参加学习的短期训练班，并组织他们参加所在企业的学习。各级党委对民主人士和资产阶级分子的教育工作，应当予以充分的重视和经常的领导。会议基本上同意这个文件，并提出了一些补充修改意见。会后，经修改，征得中央宣传部同意，由中央宣传部和中央统战部联名报请中央批发。4月9日，中央将这个文件批发各地参照的执行。
六、《中央和各级党委统战部干部管理工作试行方案(草稿)》。经会议讨论同意后，报送中央。会后，中央批发各地，请各地研究执行。
七、《关于一九五六年到一九五七年干部管理工作的规划》。经会议讨论同意，中央统战部发各地统战部执行。
八、《关于在省、市、自治区的人民政协、民主党派、工商联等机关干部中进行肃反斗争的意见》。会后报中央肃反十人小组核处。
3月3日，会议结束，李维汉同志作了总结发言，他着重提出了统战部门在对待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关系上的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问题，并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批评。他提出，1956年上半年要切实检查一下统战部和统战工作人员与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关系，检查执行党的统战政策的情况，要切实改进我们的作风。3月6日，中央统战部邀请各民主党派领导人、部分无党派民主人士，传达了今后统战工作的方针，听取了他们对统战工作的意见。
3月26日，中央统战部向中央报送了《关于全国统一战线工作会议的报告》。《报告》中说：“这次会议，一般说来是开得好的。到会的同志一致认为明确了今后一个时期的工作方针，解决了若干专门问题，在思想上提高了一步，从而增强了工作信心。”同时提出，“这次会议中，反映出统战部门的保守主义和关门倾向是相当严重的，主要表现在对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几年来的显著进步估计不足，因而对他们政治上信任不够，工作不放手;政治的和思想的工作做得不够”，“甚至有的统战部门和有些干部发展到干涉民主党派的内部事务，以至实行组织控制;在工作作风上，有些干部骄傲自满，以领导者自居，不能很好地同党外人士协商办事，而只在少数几个进步分子中打圈子，很少同各民主党派的负责人协商工作。”“会议对统战部门的保守主义和关门主义倾向着重地进行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并且规定在今年上半年内各级统战部要对统战部门同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关系彻底检查一次。”
3月31日，中央批准了《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二年统一战线工作的方针》，批示指出：自1955年1月17日中央发出关于统一战线工作的指示以后，各级党委一般进行了讨论和检查，全党在对待民主人士和非党联盟问题上的关门倾向已经有所克服，主要表现在安排民主人士方面基本上执行了中央的指示，在政协工作方面一般有了进步，在国家机关中党和非党人士的关系也有所改善。但是应该指出，这种进步是很不够的，目前，在统一战线工作方面，不仅存在着关门倾向，同时也存在着右倾保守倾向，这些倾向的主要表现是对于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几年来在党的领导下发生的很大变化估计不足，对于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积极作用认识不够，因而对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在政治上没有给以应有的信任，对统一战线工作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各级党委应该在党内继续加强统一战线政策的教育并加强对统一战线工作的领导，及时地纠正“左”的或右的倾向。对于统战部门的工作应该予以经常的领导和定期的检查。对于一些地方统战部门编制不足，干部太少、太弱特别是缺乏领导骨干等问题，应该予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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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概况
1956年10月16日至11月8日召开的第七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是一次学习、贯彻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精神，总结关于检查统战工作在全国开展的经验，研究改进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关系的会议。
1956年3月第六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以后，为改善共产党同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关系，以适应变化了的国内阶级关系和大力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全国各级统战部普遍开展了对统战工作的检查，通过召开各种座谈会，广泛听取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对统战工作的意见和批评。在这期间，毛泽东同志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提出了“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方针;在共产党与民主党派之间的关系方面，提出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5月，又在中央的会议上，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6月，经中央批准，李维汉同志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的发言中，提出要尊重各民主党派在宪法赋予的权利和义务范围内的政治自由、组织独立和法律上的平等地位。9月，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召开。毛泽东同志在开幕词中提出：“在我们继续加强全党的团结的时候，我们必须继续加强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团结，继续巩固和扩大我们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并且认真地纠正在任何工作环节上的任何一种妨害党同人民团结的不良现象。”党的“八大”决议指出：“继续巩固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是加强人民民主专政的必要条件。为了巩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必须继续执行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使广大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事业中同中国工人、农民形成亲密的团结。必须继续加强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工作，给以工作上和生活上的安排，使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人在社会主义的教育下逐步改造成为名符其实的劳动者，把他们在生产上、经营上有用的知识经验贡献给国家。必须继续团结国内各民族中的一切爱国人士，继续团结国外各地的华侨。必须按照‘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继续加强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合作，并且充分发挥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各级协商机构的作用。在一切政府机关、学校、事业和武装部队中，共产党员都必须负责建立起同党外工作人员合作共事的良好关系。”党中央对统一战线工作的这些极其重要的指示给正在全国开展的对统战工作的检查是一个巨大的推动，这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就是为着学习和深入贯彻“八大”精神和这些重要指示，进一步检查改进统一战线工作而召开的。
经中央同意中央统战部于8月27日，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统战部发出了召开全国统战工作会议的通知。10月16日会议在北京正式召开。出席会议的有：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统战部长、副部长三十四人;中央统战部部长、副部长、秘书长、副秘书长，处长、副处长，主任、副主任，国务院八办组长、副组长三十九人;有关单位的党组成员、负责干部人三十二，共一百零五人。另有一百一十四人列席了会议。李维汉同志主持会议，并致开幕词。平杰三同志向大会作了《关于检查统一战线工作问题的报告》，介绍了前一段统战工作检查的情况、成绩和经验，提出了进一步开展统战工作检查的意见。
与会同志对统战工作的检查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认为这次检查是必要的，也是有成绩的。经过检查，发现统战工作中确实存在不少问题和缺点。例如：党外人士安排后，不少人有职无权，无事可做;统战工作部门同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广泛联系不够，有时偏听偏信，助长了进步分子的宗派主义情绪;对少数人的意见，特别是反对的意见，尊重不够，一些同志以领导者自居，不注意向党外人士学习;同民主党派进行民主协商做得较差，尊重民主党派的独立、平等地位不够，甚至干涉他们的内部事务;大汉族主义有所滋长，不少地区忽视民族平等政策，不尊重少数民族的自治权利和风俗习惯，对少数民族的迫切要求和生活困难熟视无睹等等，已引起当地少数民族群众的不满。有些同志认为各地统战工作的检查，主要是暴露问题，很少解决问题，建议对产生问题的思想根源进行深刻的分析，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不少同志希望中央就一些重要问题作出具体规定，做到有章可循。许多同志认为，不仅统战部门要检查统战工作，全党都需要检查统战工作，这样才能进一步解决统战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会议经过讨论，提出了请中央就进一步开展统战工作检查问题发出专门指示的建议，并由中央统战部代拟了《中央关于进一步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检查和民族政策执行情况检查的指示(草稿)》报送中央。12月26日，中央批准用中央名义发各地贯彻执行.
这次会议还着重讨论了改善党与民主党派关系的问题。在这方面提交会议讨论的文稿共有五件：(1)关于统战部门如何协助民主党派工作的意见;(2)在国家机关和学校中我党组织如何帮助民主党派基层工作的意见;(3)关于民主党派发展组织问题的通知;(4)关于在民主党派中吸收我党党员的补充规定;(5)关于解决民主党派机关编制、干部调动、经费和干部生活待遇等问题的意见。会议对这些文稿分别进行了专题讨论。
在讨论中大家普遍认为有关民主党派工作文稿中提出的意见，对今后的工作很有帮助，但还不够，还必须进一步解决党内的认识问题。因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提出后，党内不少同志对这一方针，存有怀疑和抵触情绪，如说“阶级快消灭了，民主党派长期存在没有阶级基础”、“监督只能是我们监督他们，他们怎么能监督我们”、有的甚至担心提互相监督会降低党的威信。因此，贯彻执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有许多困难，地方党委也没有把统战工作安排在应有的地位，许多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因此，必须对这个方针作进一步的解释，并广为宣传，以解决党内的思想认识问题，与此同时，还必须为民主党派创造一些能进行监督的条件，如发扬民主，让他们了解我党的方针、政策等等。此外，一些同志对尊重民主党派在宪法赋予权利和义务范围内的政治自由、组织独立和法律上的平等地位存有疑问。
针对讨论的问题，李维汉同志作了多次发言。会议经过讨论，决定将上述几个文稿合并写成一个关于民主党派工作的文件，即《中央统战部关于民主党派工作的几个问题的指示(草案)》，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统战部征求意见，准备作进一步修改后，报中央审批。不久，发生反右派斗争。这个文件稿中的某些观点曾被怀疑是否右了，因而没有结果。这个文件稿1987年作为李维汉同志的文章，正式收入《李维汉选集》，题为《关于民主党派工作的几个问题》。
这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还讨论了以下几个文件：关于加强政协地方委员会工作的意见，关于资本家代理人摘帽子问题的意见，关于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工作安排中的平衡问题的意见，关于继续发挥工商业联合会的作用的意见，关于工商联合会机关干部评级、医疗、福利学习和工商联经费问题的意见，关于统战部门进行对知识分子的统一战线工作的意见，关于各省、市自治区参事室工作的意见，对各省、市、自治区文史研究馆工作的意见。除此外还讨论了民族工作、华侨工作，以及对资改造等问题。会后，中央于12月批发了《中央统战部关于加强政协地方委员会工作的意见》，批语指出：政协在我国的政治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为了继续扩大和巩固爱国主义的团结，进一步发展国家的民主生活，充分实现我党同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互相监督，就必须充分发挥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各级协商机构的作用。中央批语还指出，希望各地党委根据中央统战部提出的意见，加强对当地政协的领导，克服不重视政协的偏向。对于有些在党外人士面前爱摆老爷架子，宗派主义作风极为严重的同志，应当认真地给以批评和教育，端正他们的态度和作风。1957年2月，中央批发了《中央统战部关于继续发挥工商业联合会的作用的意见》，请各地研究执行。《中央统战部关于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工作安排中的平衡问题的意见》、《中央统战部关于统战部门进行对知识分子的统一战线工作的意见》和《中央统战部对各省、市、自治区文史研究馆工作的意见》，则由中央统战部发各地贯彻执行。
在会议结束前，11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同志到会讲了话。他指出：统战工作就是团结全体的工作，要把国内所有可能团结的人都团结起来，建设社会主义。做好统战工作要靠几个方面：第
一、靠党的领导，统一战线是以党的领导为前提的;第
二、靠基本群众，如果不把群众发动起来，不提高他们的觉悟，党的领导是空的，统一战线也没有基础;第
三、肃清反革命，否则他们总要破坏统一战线。他还批评了一些同志认为现在群众起来了，肃反也差不多了，社会主义改造和第一个五年计划也快完成了，因而可以不要统一战线的思想。他指出：统战工作是党的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要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胜利，不团结全体是不行的。建立统一战线首先是为了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利益，是工人阶级的根本要求。把一切可以团结的人都团结起来，共同建设社会主义，对工人阶级有利，不团结则有害。统一战线的方针早已确定，党的“八大”又概括地提出来了。现在的问题就是要把“八大”的精神在全党实际地、全面地贯彻。首先要在所有的干部和党员中把道理讲透。
彭真同志说，我们有些同志有一种盲目的阶级感情，视统战工作为累赘，对资本家不管他拥护还是反对社会主义改造都讨厌，只喜欢和共产党员在一起。这是违反党的政策的。究竟我们的队伍是越大越好，还是越小越好?人家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为什么还要讨厌他们?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经常发议论、提意见，使我们能够兼听，是这样好，还是搞清一色，开起会来讲一样的话好?从这些方面来考虑，就不会感觉统战工作是负担了。团结资产阶级人们，消灭他们的阶级，又使他们为社会主义、为工人阶级服务，有什么不好?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他们的知识分子有文化和技术基础，如果不团结他们，如何向科学进军，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彭真同志还指出，搞好统战工作的关键在党委。党委抓紧领导，问题就基本解决或解决了一半。统战工作做不好，责任首先在党委。当然党委工作忙是事实，但是不管怎样忙，都不能忘掉或者放松统战工作。要求党委抓紧，并不是要党委天天讨论这个问题。统战部先把问题集中起来，提出意见，党委在一定时期开会讨论，书记向大家讲讲，作个报告，就把工作推动起来了。
11月8日，会议结束，李维汉同志在闭幕会上讲了话。他着重讲了统一战线的方针，同时，对今后的工作做了部署：第
一、要继续检查与民主党派的关系，把这个关系搞得象个样子;第
二、参加民族工作检查。所有的检查都应注意检查统战部，把我们的队伍彻底整一下，以迎接明年七八月中共中央全会的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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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概况
1957年3月21日至4月4日，在北京召开了第八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主要是学习讨论毛泽东同志《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并根据这个讲话，研究统一战线内部的各种矛盾。
毛泽东同志1957年2月27日在最高国务院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这篇讲话，在我国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的情况下，明确指出革命时期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并且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提了出来，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毛泽东同志在讲话中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公式，即“团结──批评──团结”;提出了“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提出了在分配问题上，必须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方面利益的原则;全面深刻地阐明了在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关系上实行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和在科学文化工作方面实行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这些方针、政策，一个基本的指导思想，就是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并且尽可能地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服务。认真学习和贯彻毛泽东同志的这个重要讲话，对于做好统战工作，巩固和发展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
参加这次统战工作会议的有各省、市自治区及若干省辖市委统战部部长、副部长共五十五人。其中：华北代表七人;东北代表十三人;西北、西南代表九人，华东代表十三人;中南代表十三人。中央统战部的部长、副部长、各处、室的正副处长、主任出席了会议。从3月16日到20日举行了预备会议。在这期间，参加会议的全体同志听了毛泽东同志在最高国务院会议上的报告和在宣传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两个录音，听了周恩来同志在人民政协二届三次大会上关于中缅边界问题的报告，并分组进行了讨论。3月21日，大会正式开幕后，与会同志联系统战工作实际，各抒己见，畅所欲言，着重讨论了以下问题：
(一)关于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1)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矛盾，在人民内部的矛盾中，应放在什么位置?有的同志认为，这种阶级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的主要矛盾。有的同志认为人民内部矛盾中居主要地位的不是阶级矛盾，把阶级矛盾放在一个特殊地位比较恰当，这样既不至于忽视它，也不过分强调它。有的同志认为，阶级矛盾在人民内部矛盾中应有其特殊地位，有些干部对统战政策不通，就是因为看不到这个特殊地位。在个别时期、个别地方，阶级矛盾可能是突出的。
(2)人民内部矛盾中的阶级矛盾有无对抗性?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矛盾，什么时候转化为非对抗性矛盾?怎样正确估计目前资产阶级的两面性?资产阶级积极的一面是主要的，还是消极的一面是主要的?
(二)关于“放”与“收”的问题
一般都认为今后应继续放，过去放得不够，有的同志认为，过去放得不够是因为不相信民主人士能处理自己的问题，不相信我们有能力有办法改造他们。华北组认为，一年来，放，仅仅是开始，顾虑还很多。去年一年变化很大，中央提出抓思想是对的，但由于下面干部思想落后于实际，对加强思想领导，还是用老一套的作法，靠来个运动，以为这样才是加强思想领导。这种加强思想领导的办法，就没法放了。
为什么要放?有的同志说，放是批判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最好的办法，放出来的问题就可以解决。有的同志认为，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并不意味着资产阶级分子思想都得到了改造，所以要让他们进一步暴露思想，好据以进行教育。有的同志则认为，放的目的是要发展科学、文化艺术。
如何理解放，放什么?有的同志说，放是改造的一种手段，绝不是放任自流。有的同志说，放就是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有的同志说，放，首先应该是广开言路，第二是要支持党外人士有职有权。对于放与收的关系，有的同志认为放和收即民主与集中的关系。放不能离开加强领导，放是在加强思想工作的前提下放的。有放就有收，收要经过辩论、讨论来收，收不是待党外人士的思想暴露后算总账。放中有收，放是为了更好地收，即通过放达到进行教育的目的。
(三)所谓“重安排轻改造”的问题。
会议中不少同志，反映不少省、市委书记传达1957年1月中央召开的省、市委书记会议内容时，提到“统战工作有重安排轻改造的倾向”，有些统战部曾因此被批评有右倾倾向，感到压力很大。有的同志认为，改造不够是事实，但不能说是“轻改造”。有的同志认为，如果用这句话来引起对改造工作的加强是可以的，如作为对统战工作的估计或批评，则不一定恰当。还有的同志认为，有些地方实际上是轻安排、轻改造。有些同志认为，党内一些同志对传达这句话有兴趣。其原因是对统战政策、统战工作认识不够或有抵触情绪。他们不钻研统战政策，看不到民主党派的作用和团结改造知识分子的重要性，把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当包袱。当然，统战工作确有“左”和右的表现，但“重安排轻改造”的提法不符合事实。会议经过讨论，一致认为，统战部门对此应采取实事求是的精神进行检查，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四)关于党派工作的问题。
有些同志提出以下一些问题：尊重民主党派组织独立和加强领导二者如何结合?对民主党派应放什么，如何放?如何加强领导，通过什么形式?对民主党派的政治领导体现在什么地方?帮助和干涉的界线如何划分?有的同志反映，现在民主党派什么都要向共产党看齐，一提平等他们就与分权联系起来。
有的同志提出：民主党派现在发展很快，要提请他们注意培养一些骨干。有的同志提出：民主党派地方组织提出可否在一些运动和工作中单独成立他们的组织?陕西的同志说，他们在开省代表大会时允许民主党派成立了临时支部。
(五)关于政协的工作的问题。
有的同志认为：政协的工作，主要应以协调阶级关系为主，宣传政策，协调关系，至于政府的具体业务则不宜多搞，否则，政协搞得太业务化了，代替了行政。
有的同志认为：过去总觉得只有党内有了成熟意见的问题才好提出去协商，但成熟了的意见，往往马上要执行，时间紧迫，来不及仔细协商，而且成熟了，也就没有什么可协商的了。今后要改变这种作法，只要党内有了原则性的意见即可提出来协商，征求意见。各业务部门的主要规划也可拿出去协商。
有的同志认为：过去政协的工作组只反映问题，不能处理问题，影响他们的积极性，今后应组织专门问题的调查研究，由他们提出具体意见。同时，每个工作组可以推一两个人直接和政府有关部门联系。
有的同志认为视察工作还要改进：1.视察的时间可不加限制，否则，有些教授无法参加。2.视察的内容可由他们自己选择。3.要作些专门的研究性的视察，不要一般看看，泛泛地提几条意见。
(六)统战部门的精简机构问题
各地统战部的同志均认统战工作正日益开展和深入，但统战干部则少而弱，要求不要按一般比例加以精简，应根据实际工作需要和干部具体情况来考虑统战部门的编制。
4月4日，李维汉同志在会上作了总结发言，•他结合学习毛泽东同志《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系统地分析了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民族矛盾、宗教矛盾等几个直接同统战工作有关的社会矛盾，提出了如何处理统战工作范围内的矛盾问题的意见，专门讲了民族工作中的几个问题;最后讲了关于统战部门的工作，主要有六点：(1)学习，要继续学习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指示，在思想上搞通，在实际工作中贯彻到各个方面。(2)要准备整风。(3)工作方法，第一要到现场调查;第二要解决问题;第三要找出典型;第四要用典型去推动全局。(4)要争取党委的领导和支持，首先要自己努力。(5)“左”倾右倾问题，实事求是，是非轻重，具体分析。(6)工作布置，一个时期要搞什么，应商量确定几条。
李维汉同志讲话后，会议闭幕。
会后，中央统战部起草了《关于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向中央的报告》送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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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概况
1957年12月2日至16日，第九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当时，全国范围的反右派斗争正在深入开展中。这场反右派斗争是从6月8日开始的。在此以前，中共中央于4月27日发布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广大人民群众、各界党外人士和广大党员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对党和政府的工作以及党员干部的思想作风提出了大量有益的批评和建议。在这个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违反社会主义利益的错误言论，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向共产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一时形成了相当紧张的政治气氛。在这种形势下，中共中央决定对右派分子的进攻实行反击，是完全必要的。
但是，由于党的领导对当时阶级斗争形势估计过于严重，把大量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敌我矛盾。导致反右派斗争发生严重扩大化的错误，把一大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的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把同我党长期合作、已经成为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的民主党派说成是资产阶级政党，把在1956年初已经宣布为工人阶级一部分的知识分子，重新戴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对于正处在由剥削者向劳动者转变过程中的原工商业者，断言他们基本上没有抛弃资本主义立场。
第九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召开的。参加这次全国统战工作的有：各省、市、自治区统战部及一部分省辖市统战部部长八十八人，其中东北组十五人，华北组十四人，西北组九人，华东组十八人，中南组二十一人，西南组十一人，中央各部及有关单位共十八人，此外还有中央统战部二十六人，共一百三十二人。
这次会议主要是讨论中央统战部提出的四个文稿，即“关于处理五个方面民主人士中的右派分子的若干原则规定”，“关于各民主党派处理右派分子的原则规定”，“关于帮助民主党派改组各级领导机构的意见”，“关于人民代表大会、政协各级委员会安排民主人士的通知”。会议还研究了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第三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员候选人中的民主人士的安排方案。会议还根据风精神，初步讨论了统一战线的政策方针，检查了一年多来的统一战线工作。会议过程中，与会同志听了周恩来同志关于目前世界的形势和整风任务的报告，毛泽东同志在12月8日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谈话会上讲话的传达。
这次会议对几个主要问题的讨论情况如下：
(1)对四个文稿和下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政协委员中民主人士的安排方案，在原则方针上一般表示同意，少数同志对继续安排某些右派分子有怀疑，认为右派既是反动派，新的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统一战线不应包括他们;认为右派处理后仍留在统一战线之内，从理论上很难解释。
(2)对"1956到1962年统一战线工作的方针"和1956年以来的统战工作，绝大多数同志认为总的政策方针是正确的。大家反映自中央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后，统战工作有了很大进展。但是也有不少同志认为七年方针这个文件对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的估计过高;认为文件中说"各民主党派已经基本上成了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团体"的提法同7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中说“民主党派过去和现在都是资产阶级性的政党”的提法有矛盾;认为七年方针文件中对知识分子从政治立场说他们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估计是高了;有的同志认为中央统战部关于对民主党派“不干涉”的一面强调太多，而对他们如何领导这方面说得不够，缺乏具体办法。还有个别同志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是否要作新的解释。
(3)多数同志都提出对党的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新的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统一战线"应如何认识的问题。有些同志认为新的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统一战线应与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有所区别，实质上已经是社会主义统一战线。从理论上说，资产阶级已不包括在统一战线之内，但在实际工作中则还要对资产阶级分子进行统战工作。
(4)会议中还反映反右斗争以来党内有些同志对统战政策的认识上又有不同程度的混乱，想取消统一战线的思想有所抬头，怀疑统战政策和统战工作是否右了，说民主人士中出了这么多右派是统战工作中统出来的。
上述问题的提出，实际上反映了当时“左”的错误思想影响。经过小组讨论、大会发言，大体上取得了一致认识。12月13日，刘少奇同志接见了参加会议的部分同志，并就会议中提出的问题作了重要批示。
刘少奇同志说，有些人总想不要统一战线，图清静。照他们的想法办，则更不清静。愿望是一回事，结果事与愿违，实际与愿望相反。清一色也好，不要资产阶级也好，不安排右派也好，说统一战线漆黑一团也好，总而言之是想要图清静。刘少奇同志说，不要两个联盟，只要一个联盟，历来就有这个问题，说要两个联盟就是右倾。因此就产生这样的问题：党的统战政策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党的统一战线工作成绩是主要的还是缺点错误是主要的。应该这样估计：党的路线是正确的，其中也包括统战政策，党的工作成绩是主要的，错误缺点是次要的，这也包括统一战线工作。统一战线工作成绩是主要的，但也有错误缺点，这点不能否认。错误中有右的也有“左”的，一个时期有右，一个时期有“左”。但从时间的长短、错误的数量看来，“左”的错误多些、时间长些。当前党的统一战线工作，恐怕“左”的错误更容易犯。现在“左”一点大家都赞成，说右派不要安排，大家都鼓掌。现在是犯“左”的错误的可能性更多。不要两个联盟，这把过去的工作否定了，就是说统战政策错了。提出统一战线是否还要包括资产阶级，是否要包括右派，认为搞统一战线才统出这么多右派，怀疑长期共存，等等。这些观点都是"左"的观点。照这些意见办就要犯“左”的错误。反右以来，对党的统战政策又动摇了，这也是老问题了。一有风吹草动就动摇，就否定。不要怕，否定了又会扶起来的，否定了多少次，否定不了。
在谈到新的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统一战线是否就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问题。刘少奇同志回答是肯定的。他说，从革命胜利以来就提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现在的统一战线就是那时的统一战线，党派未变，阶级未变，人事关系也没有大变动，纲领也没有变。“新的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统一战线，”这只是说法问题，语言问题。
在谈到现在的统一战线是否包括资产阶级的问题时，刘少奇同志指出，当然是包括资产阶级，但是资产阶级已没有什么生产资料，没有工厂了，而且多数依靠国家工人阶级吃饭，当然还拿定息，已不是原来的资产阶级，是政治思想要改造的资产阶级了。资产阶级这个说法还可以用，因为他们现在还有定息，再过五六年，定息取消了，就不好再讲资产阶级了。那时资产阶级可称为“原来的资产阶级”。
刘少奇同志指出，党内不重视与非党人士合作，清一色观点是不正确的，要批判。右派批评我们不都是错误的，如批评我们宗派主义，说我们没有友情、温暖。不和人家谈话，明知人家错了也不讲，客客气气，这些缺点是有的，要克服。要改善和加强党与党外人士的合作，特别对中间派要热情。如果反右以后同民主人士更疏远了，是我们的失败。刘少奇同志最后说，用统一战线的办法，以利用、限制、改造资产阶级的办法，把资产阶级的多数化过来，这个路线是正确的。统一战线就是这样统下去，把资产阶级统得干干净净，将来资产阶级也变成劳动者了，有些成为体力劳动者，有些成为机关干部，同我们没有什么区别。再过十五年，很多现在五六十岁的人死了，青年人长大了，那时中国的情形如何，思想变化如何?现在的青年资本家那时的思想如何?会有很大的不同。那时坏人还会有的，那时的坏人不一定是资产阶级及其子女。现在资产阶级的子女没面子，他们好好努力，反而会好，恰恰我们干部的子女认为自己没问题，反而可能出右派。刘少奇同志又说，两个办法消灭资产阶级，一个是用消灭地主阶级的办法，一个是用统一战线的办法，哪个办法更好?统一战线的办法是比较麻烦，天天发指示，搞安排，但资产阶级比地主阶级的影响大得多，有这么多知识分子，有国际国内影响，有文化有技术。用统一战线办法来消灭资产阶级更有利于人民和社会主义事业。12月16日，平杰三同志根据刘少奇同志指示的精神作了总结发言，至此，会议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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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概况
1958年7月1日，在北京召开了第十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即全国统战工作四级干部会议)。这次会议是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刚刚结束、反右、整风运动的高潮之后以及全国“大跃进”的形势下召开的。
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改变了党的“八大”一次会议作出的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的正确论断，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1958年5月召开的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根据毛泽东同志的这个意见，认为在整个过渡时期，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建成以前，仍然存在两个剥削阶级，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产阶级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这就进而为阶级斗争扩大化提供了理论依据。统一战线工作也就不能不强调阶级斗争和改造。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通过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在这前后又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也严重地发展起来。这种“左”倾思想也不能不反映到统一战线工作中来。这就是这次全国统战工作四级干部会议召开前所面临的形势。
这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的中心议题，是研究对资产阶级分子和民主党派的改造问题。
1958年5月20日，邓小平、彭真、杨尚昆等同志批示同意中央统战部关于召开全国统战工作四级干部会议的请示报告。5月25日，中央统战部向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西藏、宁夏工委)统战部，中央、国家机关党委发出召开全国统战工作会议的通知，要各地准备以下材料：(1)各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包括中小学教员)的整风情况及自我改造的各种典型经验;(2)大、中、小城市关于资产阶级改造和整风的经验;(3)合营企业的改造工作和公私关系，资产阶级分子学习和参加体力劳动的经验;(4)对小型工商户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经验;(5)对工商联、工商业者家属和青年工商业者的工作经验;(6)国家机关中中共党员同非党人士合作共事的典型经验。通知确定了参加会议的范围：中央、国家机关统战部负责人或主管统战工作的负责同志;省、市、自治区、地(市)、部分县以及相当于这些级别的一些大专院校、大型工矿企业党委主管统战工作的同志。
中央统战部原设想参加会议的人数约八百人，但通知发出后，中央、国家机关和各地不断要求扩大名额，正式开会时实到人数达到一千零九人。会议从6月15日一直开到7月22日，历时三十七天。这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是一次人数最多、时间最长的会议。会议除按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划分小组外，后期又按民族工作、地县统战工作、合营企业统战工作、国营企业统战工作、大城市区的统战工作、大专院校统战工作等分别开了六个专业座谈会。会议讨论了徐冰同志《关于资产阶级分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的根本改造问题》的报告;《改造资产阶级分子的工作纲要(草案)》;《改造民主党派的工作纲要(草案)》;还讨论了《中央统战部关于改进工作方法的试行方案(初稿)》和平杰三同志关于这一方案的说明。有三百五十二位同志在大会上作了口头或书面发言。
这次会议基本上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半个月的预备会议，实际上是一次全国统战部长会议。与会同志对《改造资产阶级分子的工作纲要(草案)》、《改造民主党派的工作纲要(草案)》、《中央统战部关于改进工作方法的试行方案(初稿)》等主要文稿提了不少修改意见。在此期间，中央统战部连续开了五次部务扩大会议，讨论大家对文稿的修改意见。并就文稿是否写消灭阶级的年限，改造资产阶级分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的工作指标，要不要订出百分比等一些有争论的问题，郑重地向中央写了请示报告。
第二阶段，即四级(中央、省(市)、地、县)干部会议。与会议代表广泛地讨论了经过预备会议研究修改的上述三个主要文稿，并听取了中央负责同志对统战工作的指示。提交这次会议讨论的《改造资产阶级分子工作纲要(草稿)》和《改造民主党派工作纲要(草稿)》中，提出以取消定息作为资产阶级消灭的标志，提出以实践和劳动为基础、以企业工作岗位为基地、以说服教育的方法为根本方法等是正确的。但这两个改造纲要对人的改造规定指标，定规划，提出用“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评比竞赛和搞运动的方法来改造思想，给民主党派戴上资产阶级政党的帽子，要在五年内把民主党派改造成为社会主义政党等，在一定程度上是反映了当时“左”的错误指导思想的。但即使这样，在当时形势下，有些参加会议讨论的同志还嫌文稿“左”得不够，主张指标还得高，规划还要大，要以跃进的精神制订更高的标准等等。
第三篇：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历届大会概况
中华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
1949年5月4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成立的前夕，标志着全国各族各界青年大团结的中华全国第一次青年代表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共552名，他们代表着全国各个地区、不同职业、不同党派、不同阶级、不同民族、不同信仰的青年及青年工作者。中共中央向大会发来祝词，毛泽东同志向大会题词并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接见了全体会议代表，朱德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在大会上讲话，刘少奇、周恩来等先后到会讲话。会上，廖承志作了题为《中国青年基本任务》的报告。大会正式宣告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总会诞生。大会还发表了《宣言》，指出："全国青联把全国一切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爱国青年，不分阶级、党派、政治信仰、宗教信仰、民族、职业和性别的差异、紧紧的团结起来，为着将中国人民大革命进行到底，将农业的中国建设成为工业化的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会议通过了全国青联章程，选举出中华全国民族青年联合总会第一届委员会。会议选举出第一届委员会委员87名，候补委员22名，常委25名。选举廖承志同志为全国青联主席，钱俊瑞、谢雪红(女)、钱三强、沙千里为副主席，吴晗任秘书长。
中华全国第二次青年代表大会
1953年6月10日，中华全国第二次青年代表大会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560名，广泛代表了全国各族各界的青年。大会还邀请了12个国家和地区青年组织的22名代表列席了会议。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了全体会议代表。中共中央向大会致祝词，团中央书记胡耀邦、世界民主青年联盟书记皮埃罗·皮埃拉利向大会致词。会上，廖承志作了题为《为保卫祖国和建设祖国而奋斗》的工作报告。会议修改通过了新的全国青联章程，将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总会更名为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会。根据全国青联工作发展的需要，大会还通过全国青联下设办公室、国际联络部和科技、工商、民族、宗教、社会青年工作部等7个工作机构的决定。大会选举产生了全国青联第二届委员会委员120名，候补委员28名，常委27名。选举廖承志为全国青联主席，刘导生、钱三强、吴晗、区棠亮为副主席，于北辰任秘书长。
中华全国第三次青年代表大会
1958年4月9日，中华全国第三次青年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出席大会的全国各族各界青年代表共600名。周恩来、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了与会全体代表。陆定一代表中共中央向大会祝词。会上，刘西元作了题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在社会主义大跃进中起先锋作用》的工作报告。大会修改通过了新的全国青联章程，将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会更名为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并将原全国青联章程中规定的每三年举行一次大会的全国代表大会制度改为每年举行一次全国委员会的体制。大会选举产生了全国青联第三届委员会委员249名，常委31名。选举刘西元为全国青联主席，胡绳、杨静仁、张超、吴学谦、王光英、李梦华、李林(女)、刘良模为副主席，钱李仁任秘书长。
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第四届委员会
1962年4月16日，全国青联第四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302名委员出席会议。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了与会全体委员。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在会上讲话。4月30日，周恩来与党和政府各部门的40多位负责同志再次到会发表重要讲话。会议的主要内容是：学习周总理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届第二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听取全国青联第三届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商讨全国青联第四届委员会的工作任务。全国青联副主席王照华向大会作了工作报告。会议选出常委41名。选举刘西元为全国青联主席，王照华、丹彤、王光英、李梦华、刘良模、魏巍、钱李仁、孙轶青、林兰英(女)、雪康·土登尼玛、杜近芳(女)为副主席，王传斌任秘书长。
1965年1月，在北京召开了全国青联第四届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出席会议的共580人，其中委员302名，还有278名各族各界青年代表列席了会议。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陈毅、贺龙、叶剑英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了与会全体人员。会议修改通过了新的全国青联章程，重新改选了第四届全国青联领导机构，选出常委47名。选举王伟为全国青联主席，王照华、胡启立、李文耀、钱大卫、杜近芳(女)、徐寅生、曹锦如、徐建春、希林贝赫、刘厚明、陆钟武、胡颖、傅德喜、罗冠宗为副主席，朱良任秘书长。 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第五届委员会
1979年5月3日，全国青联第五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来自全国各青年团体、各族各界的委员460人出席会议。邓小平、李先念、邓颖超、王震、乌兰夫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了与会全体委员。中共中央向大会致祝词，乌兰夫同志在会上作了报告。会上，胡启立作了题为《胸怀祖国，献身四化》的工作报告。会议修改通过了新的全国青联章程，选举出常委55名。选举胡启立为全国青联主席，刘维明、徐寅生、周鹏程、杜近芳(女)、高占祥、李海峰(女)、伍绍祖、李寿葆、刘厚明、杨乐、曲钦岳、嘉木样·洛桑久美·图丹却吉尼玛为副主席，殷明连任秘书长。以此次会议为标志，宣告了全国青联因"文革"中断工作十多年之后又重新恢复了工作。
1980年5月16日，全国青联五届二次常委(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宋任穷代表中共中央书记处看望了与会常委。胡启立在会上作了工作报告。会议增选李瑞环、荣鸿仁、刘汉良为全国青联副主席。
1981年4月5日，全国青联五届三次常委会在北京举行。李瑞环在会上作了工作报告。会议增选克尤木·巴吾东、朱善卿、殷明连为全国青联副主席。
1981年8月7日，全国青联第五届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351名委员出席会议。李先念、习仲勋、韦国清、宋任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会议并讲话，徐向前、聂荣臻、王震等领导同志来信或来电表示祝贺。会议决定刘维明为全国青联代主席，增选何光日韦为副主席，冯若赐任秘书长。
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第六届委员会
1983年8月17日，全国青联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来自全国各族各界的523名委员出席会议。胡耀邦、李先念、彭真、邓颖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了与会全体委员，国家副主席乌兰夫代表党和政府在会上作了题为《发扬爱国主义精神，为祖国的繁荣富强和统一大业贡献力量》的讲话。会议期间，宋平同志作了国民经济形势的报告，钱其琛作了国际形势的报告，王兆国代表共青团中央向大会致词。会上，克尤木·巴吾东作了题为《团结各族各界青年，为祖国统一和繁荣昌盛贡献青春》的工作报告。会议修改通过了新的全国青联章程，选举出常委53名。选举胡锦涛为全国青联主席，克尤木·巴吾东、刘延东(女)、李海峰(女)、何光日韦、刘厚明、杨乐、李富荣、吴英辅、戚烈云、孙家昶、刘能元为副主席，克尤木·巴吾东兼任秘书长。
1984年12月1日，全国青联六届二次常委会在北京举行。会议决定增设文体部、科技部、港澳台联谊部等工作机构，决定覃志刚任秘书长。
1985年4月25日，全国青联六届三次常委会在北京举行。会议改选刘延东为全国青联主席。
1986年6月30日，全国青联第六届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提出了："立足国内，面向海外，面向青年，面向未来，团结海内外中华青年，为祖国早日完成统一和繁荣富强而服务"的思想。薄一波代表中共中央向大会致词。宋德福代表共青团中央向大会致词。会议增选常委20名，增补委员177名。增选洛桑、李源潮、张宝顺、李克强、施光南为全国青联副主席。
1989年12月19日，全国青联六届六次常委会在北京举行。洛桑在会上作了工作报告。会议决定俞贵麟任秘书长。
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第七届委员会
1990年8月19日，全国青联第七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召开。664名委员出席会议。江泽民、李鹏、万里、乔石、姚依林、宋平、李瑞环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了与会全体委员。李鹏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向大会致词。8月20日，江泽民、宋平、李铁映、丁关根等领导同志还邀请出席青联、学联会议的部分委员、代表到中南海座谈。宋德福代表共青团中央向大会致词。刘延东作了题为《团结一切爱国爱社会主义中华青年，为社会的稳定发展和祖国的繁荣统一而奋斗》的工作报告。会议进一步明确了今后的工作指导思想：在爱国主义、社会主义的旗帜下，最广泛地团结海内海外、各族各界中华青年，为中国青年的健康成长和奋发成材，为中国社会的稳定、进步和祖国的繁荣、统一，为世界的和平、发展而努力奋斗。会议选出常委92名。选举刘延东为全国青联主席，洛桑、李源潮、张宝顺、李克强、吴英辅、倪以信(女)、盛承发、张蓉芳(女)、策墨林·丹增赤列、关牧村(女)、秦大河、霍震寰、杨岳为副主席，俞贵麟任秘书长。
1991年12月27日，全国青联七届二次常委会在北京举行。全国青联副主席洛桑在会上作了工作报告。会议改选张宝顺为全国青联主席。
1993年12月8日，全国青联七届四次常委会在北京举行。会议改选刘鹏为全国青联主席，增选巴音朝鲁、袁纯清、赵实、俞贵麟为副主席。
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第八届委员会
1995年7月18日，全国青联八届一次全委会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1006名委员出席会议。江泽民、李鹏、乔石、朱金容基、李瑞环、刘华清、胡锦涛、荣毅仁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了全体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胡锦涛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向大会祝词。李克强代表共青团中央向大会致词。刘鹏作了题为《在跨世纪的历史进程中，团结一切爱国爱社会主义的中华青年为祖国的繁荣统一而奋斗》的工作报告。会议修改通过了新的全国青联章程。会议选出常委145名。选举刘鹏为全国青联主席，巴音朝鲁、袁纯清、赵实、俞贵麟、白春礼、陈章良、陈肇雄、李登海、郝鹏、关牧村、蔡振华、阿嘉·洛桑图旦、赵玉芬、霍震寰、王敏刚、高开贤、张菁为副主席，俞贵麟任秘书长。
1996年1月4日，全国青联八届二次常委会在北京举行。会议决定建立全国青联界别工作委员会，决定成立青联之友联谊会。
1997年1月7日，全国青联八届三次常委会在广西桂林举行。会议接纳全国民航青联为团体会员。会议决定增设社团工作部、人力资源开发部两个工作机构。
1998年1月7日，全国青联八届四次常委会在北京举行。会议接纳重庆市青联为团体会员。会议决定巴音朝鲁任代主席，改选姜大明为副主席。
1998年11月26日，全国青联八届五次常委会在北京举行。会议改选巴音朝鲁为主席，孙金龙、胡春华、黄丹华为副主席，决定胡伟任秘书长。
2000年1月8日，全国青联八届六次常委(扩大)会议在西安召开。会议发出《积极参与西部大开发，为早日实现全国的现代化作贡献》的倡议，会议接纳全国金融系统青联为团体会员。
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第九届委员会
2000年7月11日，全国青联九届一次全委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1180名委员出席会议。江泽民、李鹏、李瑞环、胡锦涛、尉健行、李岚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切会见了全体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胡锦涛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大会致祝词。周强代表共青团中央向大会致词。巴音朝鲁作了题为《坚持爱国团结进步，为新世纪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工作报告。会议修改通过了新的全国青联章程。会议选出常委165名。会议选举巴音朝鲁为全国青联主席，选举孙金龙、胡春华、黄丹华、陈章良、陈肇雄、蔡振华、吉狄马加、李静海、秦文贵、竺延风、夏敬源、李杨、冯巩、张继禹、杨慧珠、黄英豪、霍震宇、黄树森、申跃为副主席，决定胡伟任秘书长。
2000年12月18日，全国青联九届二次常委(扩大)会议在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召开，巴音朝鲁在会上作了工作报告。
2001年12月16日，全国青联九届三次常委(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改选团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孙金龙为全国青联主席，崔波、赵勇为副主席，增选邱晓华为副主席，增补21名常委和170名委员。会议接纳中央企业青年联合会为团体会员，并决定青联之友联谊会换届。
2003年1月9日至10日，全国青联九届四次常委(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王兆国亲切接见了与会人员，并发表即席讲话。孙金龙在会上作了工作报告。会议增补常委14人和委员175人，决定郭长江任秘书长。
2004年1月4日，全国青联九届五次常委会(扩大)会议在云南昆明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王兆国亲切接见了与会人员，并发表重要讲话。会议改选赵勇为主席，胡伟为常务副主席，杨岳、尔肯江·吐拉洪为副主席，增选张庆伟、黄松有、刘志强为副主席，增补常委23人和委员189人。赵勇在会议上作了工作报告。
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第十届委员会
2005年7月22日，全国青联十届一次全委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1380名委员出席会议。胡锦涛、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曾庆红、黄菊、吴官正、李长春、罗干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切会见了与会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王兆国代表党中央向大会致的祝词。周强代表共青团中央向大会致词。赵勇作了题为《奏响团结、创新、奉献、合作的青春旋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工作报告。会议选出常委190名。会议选举赵勇为全国青联主席，选举胡伟、杨岳、尔肯江·吐拉洪、陈章良、陈肇雄、蔡振华、吉狄马加、张庆伟、秦文贵、竺延风、张继禹、刘志强、郭雷、彭丽媛、屈冬玉、申长雨、卢柯、廖明宏、黄英豪、曾智雄、陈明金、刘凯为副主席，决定安桂武任秘书长。
2006年1月22日，全国青联十届二次常委会(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王兆国亲切接见了与会人员，并发表重要讲话。会议改选杨岳为主席，尔肯江·吐拉洪为常务副主席，王晓、张晓兰为副主席，增补常委42人和委员109人，并接纳中国青年报刊协会、中国青少年宫协会为全国青联的团体会员。尔肯江·吐拉洪在会议上作了工作报告。
2007年1月24日，全国青联十届三次常委(扩大)会议在京召开。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青联常务副主席尔肯江·吐拉洪作了工作报告。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加强青联委员队伍建设的工作举措》。
2008年1月9日，全国青联十届四次常委(扩大)会议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兆国亲切接见了与会人员，并发表重要讲话。增补委员167人。尔肯江·吐拉洪在会上作了工作报告。
2009年2月16日，全国青联十届五次常委(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兆国亲切接见了与会人员，并发表重要讲话。会议选举团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王晓为全国青联主席，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贺军科、卢雍政为全国青联副主席。王晓作了工作报告。
2010年1月30日,全国青联十届六次常委(扩大)会议在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兆国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团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全国青联主席王晓在会议上作了工作报告。
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第十一届委员会
2010年8月24日，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第十一届委员会全体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1405名委员出席会议。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发来贺信，向大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向全国各族青年和青年学生、向广大海外中华青年表示诚挚的问候。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开幕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王兆国代表党中央向大会致的祝词。陆昊代表共青团中央向大会致词。王晓作了题为《增进共同理想信念、凝聚青年智慧力量，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创造新的青春业绩》的工作报告。会议选出常委226名。会议选举王晓为全国青联主席，选举贺军科、卢雍政、王曦、邓中翰、陈雨露、于旭波、潘刚、郎朗、杨扬、学诚、程红、纪斌、陈仲尼、郑志刚、马志毅、齐兴达为副主席，决定刘佳晨任秘书长。
(2010年9月)
http:///YouthFederation/QinglianInfo/qinglianInfo_4.html
第四篇：中南医院概况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第二临床学院座落在风景秀丽的武汉市东湖之滨，其前身是中南干部疗养院，1956年移交给湖北医学院，冠名为湖北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1993年湖北医学院更名为湖北医科大学，医院随之易名为湖北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第二临床学院。2000年8月2日，原武汉大学、武汉水利电力大学、武汉测绘科技大学、湖北医科大学四校联合，组建新武汉大学，医院被冠名为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第二临床学院。
桂希恩带给病人的不仅是精湛的医术和物质上的资助，还给予病人心灵的慰藉和人文的关怀。有一次，桂希恩去看望一名艾滋病病人，病人已被折磨得瘦骨嶙峋，腰部、腹部和背部大片的带状疱疹，疼痛使他发出阵阵凄厉的哭喊。桂希恩被这种悲惨的情景深深触动了，在得知没有止痛药后，他立即骑上病人家里一辆破旧的自行车赶往村医务所。60多岁的桂希恩在崎岖的田埂上往返40多分钟将买回的药亲自送到病人手中。1990年的一天，一位重症肝炎的病人发生消化道大出血，经过抢救止血后近一周没解大便，出现了肝性脑病的症状，继续下去可能就会进入肝昏迷。桂希恩赶紧戴上手套，冒着恶臭，一点一点地帮病人从肛门往外掏，近半个小时，掏出钢珠般的大便足有两千克。病人终于感到舒适了，桂希恩却全身是汗，差点虚脱。
一年夏天，桂希恩扛着笨重的幻灯机、带着他认真准备的幻灯片，去乡村为农民讲课。他的腰痛旧疾发作了，尽管吃了止痛药，贴了药膏，但疼痛仍让桂教授无法弯腰，坐下和站起都十分困难。晚上，在一片露天空地上，桂教授忍着疼痛为村民放映幻灯，讲解艾滋病防治知识，耐心解答村民的提问。
有位30岁的村民，父母和哥嫂都因输血得了艾滋病，他也因手术失败导致右脚脚趾坏死丧失了劳动力，而且病情还在继续恶化。因确信自己也有艾滋病，再加上家庭的贫困，他失去了生活的勇气。桂教授到村医务所买来外用药和纱布，亲手为他换药，临走前塞给他一些钱，并劝说他接受检查和治疗。回武汉后，检查结果显示该村民没有感染艾滋病，桂希恩立即给他写了一封信并寄了500元钱要他到医院进行治疗。手术后尽管留下残疾，但这位村民恢复了对生活的信心和勇气，成为一个自食其力的人。
在湖北省艾滋病防治骨干培训班上他带头吃艾滋病病人种的西瓜，与病人握手、共用手机、将小病人抱在怀里，通过自己这些经意或不经意的细节，桂教授给艾滋病人以关爱，还艾滋病人以尊严。
他关心农村、关爱农民，一贯坚持把工作的重心放在农村、放在基层，他的足迹印在乡间的沟沟坎坎、村村寨寨。他说：“这是传染专业工作的需要，是农村的需要。农民给了我们粮食，也教会了我们怎样做人，能用知识去帮助他们是我一生的安慰。”他经常深入农村宣传疾病防治知识，救治那些孤立无助的病患者，为他们送医送药，接济他们的生活。桂希恩曾数十次下河南，为500多名艾滋病高危人群做检测，费用都是他自掏腰包。当得知当地政府缺乏资金，他便从自己的积蓄中拿出1万元钱寄过去，“希望他们能为艾滋病病人真正做些事情”。而他自己每次到河南住的都是最便宜的旅店，有时太晚了就寄宿在病人家里，碰上生活困难的病人他总要留下一点钱。文楼村的老百姓把这位花甲老人敬作了救难的神，他们也将桂希恩称为“白求恩”。
在老百姓心里，桂希恩是与“白求恩”齐名的伟人，他有博大的爱心，他有精湛的医术，他的名字被口口相传。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对病人十分慷慨的桂希恩，对自己却非常“吝啬”。2004年3月，两位曾在青海共事的老朋友专程到武汉看望桂希恩和夫人高秉兰教授，他们简直不敢相信两位知名的医学专家竟然居住在如此简陋的家：60年代的书柜、70年代的桌子，80年代的椅子，最值钱的家当是一台25寸的彩电，房间没有任何装修。床头柜上一张放大的照片格外醒目，这是桂教授的全家福，照片上面足有几十人，各种肤色的人都有。桂教授的母亲是美国人，女儿也在美国工作，许多亲戚都在国外，按常理他的生活应是十分富足的，然而生性节俭的桂希恩对待自己却到了“苛刻”的地步。由于忙于工作，馒头、方便面成为夫妻俩的主要食物。每次去湖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汇报工作，为节省1.2元的车费，七八站路的距离桂希恩总是骑自行车前往。一位细心的艾滋病患者在桂教授家居住期间，发现他竟然没有一件像样的衣服，心里十分难过。离开武汉前，他特地将媒体送给他的一件崭新的衬衣悄悄压在桂教授的枕头底下，在纸条上留言：“作为一个专家，您的穿着也不比我好，这件衣服您留着比我更有用。我知道当面给您，您不会接受，所以在临走前将衣服放在您的枕头底下，只有用这再次表达对您的感谢……”
桂教授有500多位艾滋病患者朋友、资助500多名受艾滋病影响儿童走进校园、接诊50多名艾滋病大学生，他们会定期找桂教授拿药，寻求下一步治疗方案，而更多的病人是向这位亲人般慈祥的长者倾诉心中的恐惧和苦闷。是桂希恩给了这些病人生活的勇气和生存的希望。为了这些病人，一向低调、回避媒体的桂希恩也会四处奔走呼吁，争取社会各界和国际社会的援助、支持，为艾滋病病人捐款捐药，而他自己科研成果所获得的奖金也全部用于艾滋病防治工作。桂教授的防艾行动感动了社会各界并赢得大力支持，香港“希望之友”教育基金会在中南医院设立“艾滋病孤儿爱心助学基金”，帮助湖北省的艾滋病孤儿和艾滋病困难家庭学生完成学业。
桂希恩教授用生命求证科学，用爱心医抚病人，用真情感动社会，他通过自己的努力，推动了中国防治艾滋病事业的发展;用自己的行动，诠释着一个医生对国家和社会应该担当起的责任，他是社会的楷模，是当代医务工作者的杰出代表。在中央电视台2004十大感动中国人物的颁奖晚会上，主持人白岩松这样评价桂希恩：他清贫而充实，温和而坚定。仁者的责任让他知难而上。他让温暖传递，他让爱心汇聚，直到更多人向弱者张开双臂，直到角落里的人们看到春天。他不惧怕死亡，因为他对生命有着更博大的爱!
桂希恩曾说：我属牛。老牛自知黄昏近，不用扬鞭自奋蹄!如今，这位73岁的老人仍在勤奋地工作着。为了他关注的事业和他牵挂的病人，他从来就没有停歇过
桂希恩，中国传染病防治史上一个将被永远铭记的名字
第五篇：武汉民营医院概况
到10年，武汉共有212家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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