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红十字运动起源讲解
红十字运动起源
1859年6月24日，瑞士人亨利·杜南途经意大利北部小镇索尔弗利诺，正赶上法国、撒丁国联军与奥地利军 之间的一场战役。战场上尸横遍野，死伤者达四万多人。
杜南目睹了无助的伤兵在烈日下痛苦挣扎的惨状，无法就手旁观，于是组织居民抢救伤兵、掩埋尸体…… 就在这时，一个伟大的设想在他心中萌发了。战争结束后，亨利·杜南写下了《索尔弗利诺回忆录》。在书中他描绘了战争的悲惨情景及想对伤员进行 救援但又力不从心的遗憾和不安。为此，他提出了导致两个历史性事件的著名主张：“在和平安定时期应该 建立战时伤员救护团体”;“制订国际性的神圣协议”。他建议在所有国家建立由受过训练的志愿者组成的 以帮助照顾战时的伤员为目的的伤员救援协会。杜南用热情和人道精神震憾了人们的心灵，在欧洲赢得了广泛的共鸣。
瑞士的日内瓦公共福利会选出了亨利·杜福尔将军、琼斯塔夫·莫瓦尼埃律师、路易·阿皮亚医学博士、 狄奥德·莫诺瓦医学博士及亨利·杜南等五人组成筹备组。1863年2月17日，委员们在日内瓦召开了首次会 议，由此“五人委员会〔即红十字国际委员会”(ICRC)的前身〕成立了。
1863年10月26日，欧洲16个国家的代表在日内瓦召开了首次外交会议，并一致通过了《红十字决议》，决 定在各国建立救护团体，为表示对瑞士的敬意，其标志定为“白底红十字”(瑞士国旗为红底白十字)。翌 年8月8日至22日，又签订了《红十字公约》，且被各国相继承认。公约中规定：战场上进行救护的医院及人 员处中立地位，应受保护;应对伤病员不分敌友均给予救护。
至此，作为亨利·杜南理想中的救护团体“红十字会”和国际性协议“日内瓦公约”正式诞生了。
国际红十字运动，从1863年初成立“伤兵救护国际委员会”算起，迄今已136年，组织机构逐渐发展，现已遍及全球。整个运动由三部分组成，即：1.全世界共176个(截至1999年底)获正式承认的国家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简称各国红会);2.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简称国际联合会);3.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简称国际委员会)。
这三大成员的职权所涉及的范围与事务虽然各有不同，但它们都是按照本运动的基本原，朝着同一目标，向同一方向前进的。因此，这些机构都不是单独的个体，而是互有关联的整体性组织。
本运动的最高审议机构是红十字与红新月国际大会，每4年召开一次例会，把日内瓦公约各缔约国代表，已获承认的各国红十字会代表，以及国际委员会和国际联合会代表集合起来，讨论决定本运动进程的一些重大事项。正是由于这个大会有日内瓦公约各缔约国政府代表出席并参与决策，这就赋予了本运动独一无二的特性和权力。
本运动的其他法定机构还有：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代表会议，红十字与红新月常设委员会。另外，还在国际委员会下设中央寻人局。现将这些机构及其职权分述于下：
一、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及其职权
国际委员会的前身是由亨利?杜南等5位日内瓦公民组成的“伤兵救护国际委员会”。后来改名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委员会委员全部由瑞士籍人士担任。由于它是红十字运动的创始者和国际人道主义法(四部日内瓦公约及两部附加议定书)的倡导者，以及它本身的业绩表现，它被授予多项国际任务和特权，而随着国际人道主义法的发展，它被授予的国际任务和特权日益广泛。今天的国际委员会已具有下列各种身份：
▲执行日内瓦公约的代表; ▲红十字运动的创始者兼成员; ▲国际人道主义法及红十字基本原则的监护者; ▲国际人道主义法的倡导者和宣传者; ▲国际人道主义服务的主动提供者; ▲应国际社会要求和委派承担人道主义活动的工作者。
上述各项职能使国际委员会在国际关系史上获得一种独特地位——国际法人身份，使它在履行职责时，可直接与各国政府打交道。 现行的日内瓦公约(即1949年修订的四部公约及1977年制订的两部附加议定书)赋予国际委员会一系列特权，最基本的有以下几项：
▲从事救助受害者的人道活动，并向他们提供救济; ▲代表保护国行事; ▲切实保卫红十字与红新月标志; ▲救助战俘和受日内瓦公约保护的人员; ▲探视战俘及被关押或拘留的平民; ▲与中央查人局任务有关的工作; ▲保存人道主义工作合格人员的档案; ▲主动召集并参加定期修订1977年第一附加议定书附件一(识别章程)的工作。
▲在非国际性的武装冲突中，它具有主动开展人道主义工作的权力。 1986年10月在日内瓦召开的第25次红十字国际大会通过的《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章程》又对
国际委员会的职权作了如下的规定：
(1)维护并传播红十字运动的基本原则;
(2)承认符合条件的新组建或改组的国家红十字会，并将此承认通知各国红十字会;
(3)从事日内瓦公约赋予它的工作，受理据称违犯国际人道主义法的指控;
(4)在国际性的以及非国际性武装冲突或内乱中以中立机构身份从事人道主义工作时，努力保证向遭受此类事件和其直接后果损害的军民提供保护和球济;
(5)保障日内瓦公约规定的中央查人局的活动;
(6)武装冲突之前，与各国红十字会合作，致力于医务人员的培训和医疗器械的准备;
(7)解释和传播适用于武装冲突的国际人道主义法，并推动这类法律的发展;
(8)执行红十字国际大会交付的任务。
总之，国际委员会从1863年诞生时的一个小小团体，已经发展成为当今的一个行动组织，它的工作遍及世界各地。
它的工作对象是因武装冲突或因敌对者的行为而丧失保护的人：伤员、战俘、流离失所的平民和处于被占领状态下的平民。
它的行动基础和依据，是上述的各项法律和规则。
它的职责就是在享有权利的受害者和负有义务的国家之间充任中立的居间者，加强对战争受害者的保护。它的这个中立性，是基于日内瓦公约和红十字运动基本原则(特别是中立、公正、独立这三项原则);而不是像其成立初期那样因其诞生地是瑞士国的缘故。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国际委员会的工作范围在逐渐扩展，依据其业经普遍承认的倡议权，它可以向日内瓦公约及其附加议定书所涵盖的局势提供服务，能够为大多数武装冲突的受害者采取人道主义行动。
国际委员会的人道主义行动，主要是下列三个方面：
一是，救济和医疗援助。针对现代武装冲突的性质以及给平民带来的必然影响，国际委员会逐渐加强救济和医疗援助工作，专门成立了救济处和医疗处，负责筹划、组织、管理和监督工作。救济处的责任是与各国政府、各国红会以及联合国、欧共体委员会等国际组织进行协调，给受害者提供衣、食、居、行等方面的生活资料。医疗处的责任是解决治疗伤病员所需
要的医务人员、药品和器材以及防止疫病所需要的各种条件。另外，还为在战争中受伤害而瘫痪或截肢者提供手术治疗、理疗、康复治疗，生产和装配假肢及其他装置。
二是，探视战俘及因安全原因被逮捕和拘留的人们。国际委员会代表的这种探视，不过问被逮捕和被拘留的原因，仅仅是检查被拘留的物质与心理条件，如有必要分发救济品以及确保被拘留者能够同其家人通讯。从1945年以来，国际委员会已在一百多个国家探视了五十多万被拘留者。
三是，查人转信。在红十字组织和日内瓦公约诞生之前，要想了解落入敌方手中的武装部队成员的下落几乎是不可能的。在1870年至1871年的法普战争中，这种情况得到了改变。国际委员会说服交战双方向它提供了各自捕获的敌方伤员和俘虏的名单。这些名单使国际委员会能够回答焦虑的亲属的询问并在战俘和亲属之间传递他们的信件。这一突破就是国际委员会设立中央查人局的起源(中央查人局的工作情况详见本章第五部分——中央查人局)。
国际委员会组织机构的最高机关是大会，大会从瑞士公民中推选出国际委员会的委员(最多25名)。国际委员会主席由委员会选举产生，每届任期为4年，可连选连任。设在日内瓦的总部约有650名工作人员，绝大多数为瑞士籍。此外，在世界各地开设50多个代表处，共有上千名代表。在开展工作的那些国家还聘用了数千名当地雇员。1997年国际委员会的专职工作人员总数达到8400多名。
国际委员会的经费来源于三个方面：日内瓦公约各缔约国、各国红十字会以及社会上各种捐赠、基金和遗产。总部机关预算的一半由瑞士联邦政府提供。行动预算是通过特别呼吁获，总数为总部机关预算的若干倍并且每年变化很大，这是因为国际委员会依据其使命而采取行动的种种局势在不断变化之故。
二、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及其职权
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是由各国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组成。国际联合会以前名为“国际红十字会协会”，创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1919年，至1991年才改为现在的名称，创始人是美国红十字会的一位领导人亨利?戴维逊。
他创建这个组织的起因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洲大部分地区处于一片混乱之中，经济凋蔽，疫病横行，大批一贫如洗的难民在欧洲大陆到处流浪。当时没有几个国家设有卫生部，也没有能够组织大规模救济工作的真正的国际性机构。有鉴于此，戴维逊乃于1919年召集一次国际医学大会。倡议“把不同国家的红十字会联合起来，形成一个类似于国际联盟的组织，发起一个持久的和世界性的运动来提高卫生水平，防止疾病和减轻痛苦。”戴维逊的倡议立即得到响应，国际红十字会协会就在这一年诞生了。国际红十字会协会成立后，各国红十字会并未因此而解散，它们仍然保持其独立身份。这样，国际红十字会协会就成为各国红会在国际间交往的体现，成为各国红十字会、以及红十字会与国际社会之间的联络和合作的桥梁。各国红十字会和国际联合会之间的关系如同联合国各成员国与联合国的关系一样。1995年，国际联合会在联合国获得观察员身份，属于国际非政府组织。
国际联合会总部最初设在法国巴黎，至1935年迁往日内瓦，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同在一个城市，两个组织的领导成员经常举行联席会议，协调彼此的工作。根据协议，他们的基本分工是：
在发生国际性或其他武装冲突时，国际委员会负责指导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的行动;在和平时期，国际联合会负责协调各国红会的工作。国际联合会的职权是由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章程确定的，它的工作范围随着人类社会对人道需求的扩大而在不断扩展，总的目标是改善世界上最易受损害的人们的境遇。它在实行这个目标时，跟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一样坚持红十字运动基本原则，不因国籍、种族、宗教信仰、阶级和政治观点的不同而产生歧视。
根据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章程和国际联合会本身章程规定，国际联合会的主要职责是：
▲促进和协助各国红会的发展，并协助各国红会在国际间的活动。基本做法是：向各国红会提供顾问和设备，帮助培训工作人员及志愿工作者;提供各类资源帮助各国红会建立组织和加强组织;帮助各国红会提高管理能力，改进工作。
▲为自然灾害和疾病的受害者提供援助并协调对他们的援助。这是国际联合会的一项中心工作。自从1923年在日本发生的一次大地震导致20万人死亡并造成几百万人无家可归以来，国际联合会就一直在世界各地积极地工作着。1995年统计资料表明，在全球每年发生的自然灾害中，约有15万人丧生，129亿人的生活遭到毁灭性的打击。近10年以来，每年都有多达22亿的人经常受灾。因此，要求提供大规模的国际援助是经常的。国际联合会的工作，就是根据来自灾区的信息和要求向其成员发出寻求援助的呼吁;向灾区运送捐助品，采购食品和在灾区无法得到的其他物品;并在必要时派遣专家特别是医疗队去灾区支援救灾工作。有些国家经常发生一些自然灾害，国际联合会帮助这些国家的红十字会或红新月会制订和实施备灾计划以减少人员伤亡。其中包括建造避灾所、警报系统和仓储网络，以便在发生自然灾害时能够尽快将救助物资运往灾区。此外，国际联合会还参与了联合国的国际十年减灾运动(1990年—1999年)。
▲援助武装冲突地区以外的难民。这主要是联合国难民署的任务。国际联合会的这项工作经常是与联合国的有关部门联合进行的。根据统计，当今世界有约3700万难民和无家可归的人。国际联合会60%以上的行动是援助迁徙中的难民，例如在卢旺达，约有200万人逃到邻国，还有成千上万的人在国内无家可归。国际联合会为此建立了庞大的粮食分发网络，紧急医疗和饮水消毒系统。旨在加强管理，以便为灾民提供更好的和更持久的援助。
▲推进健康保护和社会福利工作。国际联合会成立以来，保障人们健康一直是其努力的一部分。各国红会在这方面开展了多种多样的工作，例如急救、社会卫生服务、健康教育、输血、护理、艾滋病防治以及对国家免疫工作的配合等。这些工作，国际联合会是与世界卫生组织(WHO)配合进行的，WHO负责制订战略、计划和技术力量的培训与组织，国际联合会的成员(各国红会)组织社会力量予以实施。社会福利工作，主要是救助冲突中的儿童和无家可归的儿童，帮助老年人和残疾人。
另外，国际联合会还积极鼓励支持和发展红十字青少年工作，支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各国红会传播国际人道主义法的知识。 国际联合会的最高机构是大会，每个国家红十字会在大会上有一票表决权。大会通常每两年召开一次，国际联合会的主席和副主席由大会选举产生，一届任期为四年。国际联合会的执行机构为理事会，理事会中的国家红十字会成员也由大会选举产生。国际联合会的办事机构为秘书处，秘书处由秘书长主持，对大会负责，秘书处聘用有二百多名属于不同国籍的工作人员以及相当数量的派出代表。
国际联合会的经费主要来源于其成员(即各国红会)交纳会费，救济与发展规划经费主要来自各国红会和各国政府的特别捐助。
国际联合会是非政府组织，在联合国经社理事会中具有咨询地位，在这个组织和其他国际性机构中，它代表着其成员——各国红会的意见。
三、国家红十字会或红新月会及其职权
国家红十字会或红新月会成立之初，只为协助军队医务人员在战时救护伤病者。随着历史的发展，时间的推移，不论在和平时期或战争时期，其工作范围都得到扩展。这是由于自索尔弗利诺战斗之后，军队医疗服务已有显著的改善;而武装救冲突已不局限在战场上，有越来越多的平民成为敌对行动中的受害者。在战乱时期辅助军队医疗服务仍然是国家红十字会的主要职责(或者说是本职)，但这只是许多工作中的一部分。作为国际联合会的成员，许多国家红十字会或红新月会都像国际联合会一样，将其工作范围逐步扩展到人道主义的社会助的方方面面，成为保护人的生命和健康，促进社会发展与进步的重要力量之一。国际联合会的工作在许多国家红十字会或红新月会工作中都得到反映。
成立国家红十字会或红新月会必须符合和履行下列10项条件：
1、建立在一个独立国家的领土上，该国已加入有关改善战地武装部队伤病者状况的日内瓦公约。
2、是该国唯一的国家红十字会或红新月会，且由一个中央机构管辖;这个中央机构应是该国唯一有资格代表该国红十字会与红十字运动其他成员交往的机构。
3、已获得该国政府根据日内瓦公约和主张正式承认其为社会救助团体，协助政府和公共团体进行人道主义的工作。
4、具有独立自主的地位，能够遵照红十字运动的基本原则进行活动。
5、根据日内瓦公约的规定使用红十字会或红新月会的名称和标志/徽章。
6、组织有序，能履行其章程所确定的任务，包括在和平时期作好准备，以便在发生武装冲突时履行其法定职务。
7、其活动须遍及该国领土。
8、在招募工作人员和志愿工作者时，不论种族、性别、阶级、宗教和政治倾向。
9、严格遵守现行的红十字运动的章程及规则，并与运动各成员合作。
10、尊重运动的基本原则，并依照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事。
在上述10项条件的规范下，各国红十字会在国内、国际的地位(包括性质、宗旨、组织机构和职责)基本相同;但由于国情不同，各国红十字会在体制、组织、业务、经费等方面的结构特别是业务活动和经费来源都各有自己的特色。例如：瑞士红十字会由于瑞士联邦政府为减少政府负担，发挥红十字会的作用，在政府的宏观调控下，将全国护士培训、急救、输血和一部分社会救助工作都交给红十字会办理，政府给予必要的支持与资助。红十字会举办事业实体缺少资金时，政府给予无偿或低息贷款;红十字会办的社会福利事业均免征一切税收;国内(外)救灾所需经费，政府按照红十字会所报计划予以拨发。1996年瑞士红十字会各项活动共开支4亿5千多万瑞士法朗，其中接受社会募捐、自己创收和政府拨款各占约1/3。
土耳其红新月会在土耳其政府的特许下，在全国开办了诊所、养老院、幼儿园、学生宿舍、血站、备灾救灾中心等多种事业实体。政府不给该会拨款，而是给予各项优惠政策，让该会自收自支，该会办事业需要土地时，政府无偿提供;缺少资金时给予低息贷款;海关罚没的物资，凡能用于救济灾民的都交给该会。特别是把全国三大商业经营权交给该会，作为该会的经济来源，这三大商业经营权是：全国医疗器械和药品的进出口经营权，全国医用X光胶片和扑克牌的进出口经营权，全国矿泉水的开采、加工和经销权。土耳其红新月会就是依靠这些经营获取利润支撑各项事业的发展。
日本红十字会所举办的各项事业，如医院、血站、福利院等，一般都是由政府投资，建成后交给红十字会经营管理。此外，日本政府还给多项优惠政策，支持和促进红十字事业的发展。如：对红十字会所办的事业，免征一切税收;规定赛马等娱乐业要从收入中提出一部分支持红十字事业;允许红十字会每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一次募捐活动等。
红十字标志的由来
红十字作为战场救护伤病者的标志，最早出现在1580年，当时，意大利有个叫米罗·德·勒列的军官，十分同情战场上伤兵所遭受的痛苦，决心放弃军职，和朋友们一道参加了以慈善为宗旨的撒马利顿的会，专门从事伤兵救护工作，撒马利顿的会员们在米罗的倡议下，在所穿的外套和背心上一律都缀有一个醒目的红十字。
1847年，瑞士各行政区之间时常发生军事冲突，为了在战争发生时协助军队的医疗人员救护伤兵，苏黎士的人民自发地组织起“救济会”会员们左臂上都带有一个红底白字的瑞士国徽，作为识别标志。到了1863年十六国政府在日内瓦开会时，参加会议的各国代表，一致表示，为了感谢瑞士国家对红十字事业所作的重要贡献，决定以翻转的瑞士国旗作为伤兵救护的特殊标志。从此，白底红十字旗帜逐渐飘扬到世界各个角落。人们看到红十字，就想到人道主义，也想到红十字运动发源地———瑞士。
世界红十字日的起源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鉴于战争给世界各国人民带来的巨大痛苦，捷克斯洛伐克红十字会首先倡议，每年举行为期3天的“红十字休战日”活动。大力宣传红十字会的人道思想，增进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和合作，促进世界和平，减少战争危险，同时，结合红十字会业务进行全国性卫生、救济、儿童福利等方面的宣传教育。
这些倡议和作法，受到国际红十字界的赞赏和支持。1948年协会执行委员会正式建议：各国红十字会应尽量选择国际红十字运动创始人让享利·杜南的生日5月8日作为世界红十字日，协会第20次理事会，批准了执委会的建议，正式确定每年5月8日为世界红十字会日。
从此以后，每年的世界红十字日，协会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都要进行活动，宣传红会的宗旨、任务和性质，传播国际人道主义法和红十字基本原则，扩大红十字的影响，各国也根据本国的情况，组织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如由家元首或政府总理发布文告，呼呈社会支持红十字会的人道工作：通过报刊、电台、电视台等新闻媒介，宣传红十字会的宗旨、活动;吸收会员、募集捐款、慰问孤、老、病、残，举办展览会，召开座谈会、报告会、演讲比赛等等活动。
红十字标志是国际人道主义保护标志，是武装力量医疗机构的特定标志，是红十字会的专用标志。红十字标志是红十字运动的象征，体现着当今世界的人道与同情。它的存在和正确使用，对于执行人道主义保护任务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红十字标志是为了对红十字发祥地瑞士表示敬意，掉转瑞士国旗的颜色而成，其中不含有任何政治或宗教因素。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是一个独立、中立的组织，其使命是为战争和其他暴力局势的受害者提供人道保护和援助。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总部位于瑞士日内瓦，在大约80个国家设有办事机构，员工总数超过12,000名。
在冲突情况下，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协调各国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及其国际联合会的有关行动。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是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以及国际人道法，尤其是《日内瓦公约》的发起者。
历史
红十字运动是人类文明进步的象征，它的诞生不是偶然的，而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
富有生气的力量
在国际红十字运动中，红十字青少年作为富有生气的力量，很早就开始了活动。
1870年普、法战争时，荷兰的中小学生利用旧亚麻布自制绷带，以作战伤救护之用。
1880年，英、荷波尔战争时，加拿大的学生以枫叶为标志，志愿为红十字会工作。
1892年，捷克斯洛伐克摩拉维亚州的妇女委员会倡议组织青少年参加红十字会活动，并向第5届国际红十字大会提出了议案。
1914年至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不少国家的红十字会组织青少年参加救济士兵和战争受难者工作。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英国、匈牙利、新西兰、波兰、瑞士、南斯拉夫、法国、罗马尼亚、日本、瑞典等国红十字会陆续建立起红十字青少年部。
1922年，国际红十字会协会理事会的第18项决议，阐明了红十字青少年活动的作用和意义，建议各国根据具体情况，在中小学学生中发展青少年会员。两年后，理事会进一步决定，组织红十字青少年活动，以校内为主，但也可以扩展到校外。其宗旨和任务是：保护生命和健康;相互帮助，加强国际友谊;传播红十字的基本原则和日内瓦公约。
红十字青少年的责任
作为红十字青少年，我们的力量很薄弱。但即使是这样的我们，仍旧会因为“爱”而走到一起，用我们微小的力量去帮助别人、宣传知识、带给别人欢乐!把人间的爱传递给需要他的人们。是红十字青少年永远的责任。
世界红十字日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鉴于战争给各国人民带来的巨大痛苦，捷克斯洛伐克红十字会首先倡议每年举行为期3天的“红十字休战日”活动。该会的倡议和做法，普遍受到了国际红十字界的赞赏和支持。
1921年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的第十届国际红十字大会上，通过了一项决议，向各国红十字会推荐捷克斯洛伐克的做法。1
930年第14届国际红十字大会在布鲁塞尔举行，根据大会的一项决议，设立了由捷克、比利时和协会共同指派的三国委员会，负责在3年期内亲赴现场实地考察捷克斯洛伐克红十字会红十字休战日的组织工作和实践经验。
1934年在东京举行的第15届国际红十字大会上，听取了三国委员会的考察报告，充分肯定了红十字休战日的活动。
1938年在伦敦举行的第16届国际红十字大会上，红十字休战日的做法再次得到肯定。
到1946年协会举行第19次理事会会议时，世界红十字日的活动已比较普遍。理事会在决议中指示协会秘书处研究确定一个固定的日子为国际红十字日，各国红十字会在这天都要举行纪念活动。
1948年协会召开的执行委员会会议正式建议，今后各国红十字会尽量选择5月8日亨利·杜南(国际红十字组织的创建人)的生日作为世界红十字日。同年，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协会第20次理事会会议上，批准了执行委员会的建议。于是，国际红十字会正式确定每年的5月8日为世界红十字日。
2008年5月8日是第60个世界红十字日。 会标释义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会标体现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奉行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整体造型与中国国旗(五星红旗)相似，暗喻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的“中国”特征;中央大红十字与半围绕的四个小红十字，象征社会各界爱心的汇聚、红十字基金的积累和红十字精神的传播。
红十字会是一个遍布全球的慈善救援组织，目的是为推动“红十字运动”(或称“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是全世界组织最庞大，也是最有影响力的类似组织，除了许多国家立法保障其特殊地位外，于战时红十字也常与政府、军队紧密合作，成为了一个人尽皆知的慈善组织。红十字会由瑞士银行家亨利·杜南(Henry Dunant)成立。红十字会将他的生日5月8日订为“世界红十字日”，而红十字几乎成为图腾的标志，是由他的祖国瑞士的国旗颜色翻转而成。
红十字会起源
国际红十字会创立于1864年，它的创始人是瑞士人亨利·杜南。亨利·杜南在1859年时路经意大利伦巴底，目睹奥地利、法国及撒丁王国军队在索尔弗利诺(Solferino)悲惨的战役，发现伤兵经常乏人照顾，情况凄惨，所以1862年自费出版了《索尔弗利诺的回忆录》(A memory of Solferino / Un souvenir de Solferino)一书，希望唤起社会的注意，并且号召群众成立一个民间、中立的伤兵救援组织。
“红十字会”这个名词，同时代表了三个名称。一般而言，依照红十字会的“普遍”原则，几乎所有国家都有地区的红十字会或红新月会，而在“统一”原则下，一个国家只有一个红十字会。而原先由亨利杜南创立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目前依旧运作，并依照日内瓦公约及相关议定书的规定，提供战俘人道协助、监察战俘待遇。“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则负责协调各国红十字会、红新月会，跨国救援自然灾害的难民。
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及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现在都是联合国的观察员。
红十字会的“红十字”是一个专有标志，依照日内瓦公约的规定，红十字具有国际法上的效力，非战时仅有各国红十字会或国际委员会、国际联合会可以使用，战时则作为战地医疗人员的保护标志，任何武装部队均不得攻击标志红十字的车辆、人员、设施，否则即为战犯。
第二篇：论中国红十字会的起源
2011-09-06 14:31:13
杨智芳 周秋光
英文标题：Origin of Red Cross Society of China
摘要：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历来被认为是中国红十字会之始”，但实际上，它直接脱胎于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庚子事变时期出现的救济善会、济急善局是带有红十字色彩的救护组织，它们是一种分工合作的关系。通过考察可以发现：济急善局、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在组织结构上具有传承性，而救济善会不具此特点，因此，中国红十字会的起源可由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再前推到济急善局。追溯中国红十字会的起源，可以印证一种“嫁接”理论：红十字会虽系“舶来品”，但中国红十字会却是中国本土的慈善组织“嫁接”红十字会逐渐成长的结果。
关 键 词：中国红十字会 上海万国红十字会 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 济急善局 救济善会
作者简介：杨智芳(1981-)，女，湖南益阳人，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硕士研究生;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北京100084;周秋光(1954-)，男，湖南耒阳人，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湖南长沙410081
当国际红十字会于1863年在瑞士始创后，各国相继成立红十字会并申请加入国际红十字会，但直至19世纪70年代中国社会才出现关于红十字会问题的讨论[1]。1904年清政府派驻英使臣张德彝前往瑞士，于6月29日“按照1864年所订《日内瓦红十字会公约》补签画押，中国由此而加盟国际红十字会成为会员国。”[2]1912年1月12日，中国红十字会获得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正式承认，标志着中国红十字会正式加入国际红十字会①。中国红十字会作为“近代以来历史最为悠久的社会团体”[3]，其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非常重要，研究其起源问题很是必要。
“1904年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成立，历来被认为是中国红十字会之始。”②因此，考察中国红十字会的起源，笔者认为应从研究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成立入手。但从红十字进入中国到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成立之前，中国还曾出现过一些被认为是带有红十字色彩的组织，影响较大且已引起学术界关注的组织有：中国施医局，救济善会，济急善局，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③目前学者就“中国红十字会的先声”问题提出了不同看法，计有三种：周秋光先生认为“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是中国红十字会的先声”[2];闵杰、池子华先生认为“中国红十字会的先声是中国救济善会”④;朱浒、杨念群先生认为“将1900年的整个战争救助行动称为中国红十字会的先声或许更为恰当”[4]。这些学者的不同观点实际上就涉及到对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救济善会，济急善局等救护团体的评定问题，同时也表明研究中国红十字会的起源问题仍属必要。需要指明的是，因为红十字会是一个组织实体，故本文实乃研究中国红十字会组织意义上的起源。
(一)
让我们先来看看上海万国红十字会。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成立实与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的出现紧密相连。
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日俄两国军队交战的战场是中国东三省，这对中国来说简直是奇耻大辱，但“反动腐朽的清朝政府在各帝国主义国家的挟持下，竟于1904年2月12日发布所谓‘中立’的上谕”[5](P180)。战争最直接的受害者是我国东三省同胞。日俄两国在东三省的战况以及有关东三省难民的各种消息很快传到上海，引起了具有良好义赈传统且义赈能力较强的上海人士的真切关注。出于对东三省受难同胞的同情，同时也出于要救出在东三省土地上生活着的“至今既未一回”的“南省商幕中人”[6]，上海地方绅商如上海记名海关道沈敦和、前四川川东道任锡汾、直隶候补道施则敬等便于1904年3月3日在上海英租界发起成立了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
尽管清政府在战争中宣布“局外中立”，但在救护东三省人民一事上清政府还是做了一定的努力，例如清政府在颁行的《中立条规》中就有“战国不得封堵中国口岸”;“中国人民寄居战国境内者，其身家财产，均由该国保护，不得夺其资财或勒充兵役”;“中国人民如有侨居战国封堵口岸者，本国得派兵船前往保护，或接载出口”等条[7](P212-213)，并还采取了一些救护措施，如在天津、奉化两处“饬由当地官方出面，设立了救护机构”[8](P32)。但日俄两国根本不尊重清政府颁行的约法，在日俄帝国主义野蛮铁蹄的践踏下，清政府的这些努力只能流于形式。清政府对此既尴尬又无奈：一方面他们必须实施救护，另一方面又碍于“中立”政策，使得“中国政府未便与闻，盖恐违犯局外之义也”[9]。这种情形迫使清政府需要借用具有一定影响力的非官方力量。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正好符合清政府的这种需要，因此清政府对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的救护活动寄予厚望并给予支持。后来作为清政府代表的驻沪商约大臣吕海寰、驻沪商约副大臣盛宣怀及会办电政大臣吴重熹与沈敦和等上海绅商发生联系，并对他们的救护活动提供各种便利就证实了此点。但是，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却“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红十字会，因此不享有红十字会所应该享有的权利。”[8](P28)在这种窘况下，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不得不另寻出路。
甲午战前，有关红十字会的宣传介绍文字已载于中国的报章，并且部分地区还办理过红十字医院。甲午战后，中国各大报刊特别是《申报》、《大公报》、《中外日报》等又大力宣传介绍红十字会，部分先进人士如商人孙淦、官员梁诚等先进人士也发出了要成立红十字会的强烈呼吁，加之日本赤十字社在甲午战争中的优秀表现，使得红十字在中国已逐渐深入人心，因此可以推定，到日俄战争时，中国朝野人士应该不难认识到：在中国约法得不到尊重的情况下，救护人员想要进入东三省施行救护，行之有效的办法就是成立具有国际性质的红十字会，以国际公法迫使日俄两国同意中国的要求。而这种具有国际性质的红十字会至少又须符合两项规定：“必须成立在签署日内瓦公约的国家，而这个国家尚没有另外为国际委员会所承认的红十字会。”“必须是国家的红十字会，由政府承认，作为军事医护单位的辅助机构。”[8](P15)这就一方面要求沈敦和等人将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改组成为政府所承认的国家红十字会;而另一方面，则要求政府派员去瑞士签署日内瓦公约。在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本为政府所需的情况下，其想赢得政府的承认并不困难;但当时日俄战争如火如荼，时间上已不容政府派员去瑞士签署日内瓦公约，而先求得各国的支持(最好是各国的直接参与)则成为临时应急的最佳办法。因此，在清政府和上海地方绅商已产生互动的情况下，与西方各国合作成立红十字会乃成为他们的共同需要。
“上海的义赈系统一直保持着与红十字会实践的密切联系”[4]，从而“为实现中西合作提供了某种铺垫。”[4]另外，在中国东三省的领土上也生活着不少外国人，他们有的是战争的受难者;有的则在战区从事实际的救护工作。由于人员的缺乏以及其他诸如物质供应等方面的困难，这些外国人对中国方面以红十字会的形式派员进入东三省实施救护是持欢迎态度的。据载尚在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成立之前，沈敦和致电东北的外国传教士魏伯诗德请求予以援助时，“魏君旋得回电，极愿赞成，并言已腾出医室中卧床五十张，以备遇难病民安卧”[10]。此外，需要着重指出的是各国传教士，早在19世纪70年代，他们就开始在中国从事有计划有组织的救济事业，并且这些救济活动也往往与上海相联系。[11](P317)日俄战争爆发后，“各国在东三省教士，避难于牛庄”[9]，他们在东三省的救济活动中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上述这些因素为西人赞同成立中西合办的红十字会奠定了良好基础。而著名的英国在华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Ly Richard)在促成中西合办红十字会一事上更是贡献巨大。身为传教士，李提摩太“本来就热心于公益事业，他在华多次参与赈灾救荒义举”[12](P22)，再加上他发现“在灾民中发放赈款，对于广大的民众是一个可以使他们信服的证据，证明我的宗教是好的”[13](P292)，这在某种程度上更加激发了他对中国赈济事业的关切，因此，东三省难民的救护也自然会引发他的热情。李提摩太是在华传教士中极具影响力的人物，同时他与沈敦和私交不错⑤，而沈敦和不仅是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的主要发起者及领导人，而且还是“实际操作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灵魂与台柱”[8](P23)。
因此，在搭起上海地方绅商与东三省传教士之间的桥梁方面，李提摩太无疑是最合适的人选，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他确实很好地起到了这种桥梁作用。此外，在与西方各国及清政府的关系上李提摩太也是如鱼得水：“在义和团运动的善后工作中，他一手托两家，在清廷与列强之间穿针引线，发挥了任何朝廷大臣都无法替代的作用。”[14](P371-372)李提摩太在中国的这种特殊地位使他被推上了在中国创办红十字会的历史舞台，并在这个舞台上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
沈敦和对李提摩太的主动拜访使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创办最终提上日程。”[14](P307)此后，在李提摩太穿针引线的作用下，西方各国人士与得到了清政府大力支持的上海绅商达成合作，1904年成立的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就是这一合作的直接产物，它由中、英、法、德、美五国合办而成。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初定会名为“上海万国红十字支会”，但“‘上海万国红十字支会’仅仅是3月10日商讨在中国成立红十字会时所使用的一个临时性用语，以揭明它对于国际红十字会的从属关系，并不是一个正式的会名”[15](P370)，故“在正式场合，从未使用‘上海万国红十字支会’字样”[15](P371)。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成立后不久，清政府一方面派官员赴瑞士补办加入红十字“原议”手续，以期取得国际红十字会的承认;另一方面“确认上海万国红十字会为政府承认之合法团体”。[12](P32)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具有两个非常鲜明的特点：其一，该组织得到了清政府的支持与承认，救护范围不限于一隅，具有国家性;其二，该组织有多国洋人参与，形式上得到了各国的承认，又具有国际性。“国家性”和“国际性”是国际红十字会对各国红十字会所做的基本要求，亦是中国带有红十字色彩的救护组织区别于中国传统意义上的慈善救济组织的主要条件。考察中国红十字会组织意义上的起源，首先就要考察红十字进入中国后中国成立的救护组织是否带有红十字色彩(亦即是否既具有“国家性”又具有“国际性”)。具体而言，这样的救护组织需达到如下要求：救护的范围不限于一地;救护组织得到了官方的认可;救护组织得到了西方国家的认可。
(二)
由上分析我们还可看出：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和上海万国红十字会诞生的历史背景相同——都受命于日俄战争危难之际，成立的目的一致——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专以救济该省(注：即东三省)被难人民为事”[6];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直接目的在于救护日俄两国交战受伤的兵士及东北战地难民出境医治”[16]。如果对两者的组织结构加以考察，我们还可以发现它们具有以下相同之处：
首先，两者都实行董事制，既有华董，又有西董。在《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章程并启》中有言：“本会开办伊始，宏纲细目，诸务殷繁。特行公举才望夙著、熟悉中外及北方情形大员为董事，总理局务。”同时，“本会另举西董事，与东三省教士联络举行，以免外人拦阻。”[6]由此可见，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尽管由上海地方绅商捐办而成，但从一开始他们就考虑到了借用外国人的力量，以减少甚至避免他们在救护过程中可能遭遇到的拦阻。尽管西董事在他们当时的设计中只是一块“护身符”，并不握有实际领导权，但有了这块“护身符”，就使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带上了“国际性”。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西董则更进一步，他们不仅获得了实际的领导权，而且他们的领导权看起来似乎还要远远高于华董：在46名董事中华董仅占11人，其中负责处理具体事务的8名办事董事中华董仅占3人(其中任锡汾还是上海万国红十字支会正式定名为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时增补的)。由此可见，华董在整个董事会中所占的比例要远远低于西董。不过，需要强调的是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实际工作运作机制：“中西董事工作侧重点有所不同，办公地点也不在一起，可以说既分工又合作。”[8](P46)而在救护事业中最最重要的筹款事项上，中西董事更是实行“中西分筹”[17]的制度。由此可以推断，虽然在数量上华董少于西董，但在实际领导中国方面的救护事业中，华董所起的作用仍是最主要的。
其次，在领导人方面，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华董班子绝大部分直接来源于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的领导班子。有如下22人出席了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杨杏城、沈仲礼、曾少卿、苏宝森、施子英、李云书、王少灏、王松堂、冯珩生、沈缦云、汪汉溪、焦乐山、朱子文、姚燕庚、任逢辛、周金箴、汪建斋、吴少卿、王益甫、陈润夫、席子佩、黄式权。[10]⑥他们构成了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的领导班子。在上海万国红十字会中担任华董的有如下11人：沈敦和、施子英、严小舫、朱葆
三、周金箴、徐雨之、苏宝森、陈润夫、曾少卿、朱礼琦、任逢辛(后来增补)。[9]两相比较，在上海万国红十字会中担任华董的11人当中就有沈仲礼(即沈敦和)、施子英(即施则敬)、任逢辛(即任锡汾)、曾少卿、苏宝森、周金箴、陈润夫此7人直接来自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的领导班子，这个比例可不容小视，它为表明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直接脱胎于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提供了证据。
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设立西董，西方四国直接参与其事，这就使其具有了“国际性”;而其成立章程中还提到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虽系商办善举，恳请政府协助，由董事电恳政务处、外务部、商部及各地方官竭力保护”[6]，其设定的救护范围也不局限于一隅，这可说明其也具有了“国家性”。因此，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是带有红十字色彩的救护组织。而更为重要的一点是，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和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在组织结构上的相同之处，为证明两者在组织上具有传承性提供了有力的依据。因此，尽管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没有开展具体的救护工作”[8](P29)，但我们可以说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直接脱胎于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并且是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在组织意义上的一种延续。基于此，我们认为亦可将中国红十字会的起源由上海万国红十字会进而前推到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
(三)
让我们再来对中国施医局、救济善会、济急善局这三个组织进行分析。
中国施医局是1899年由上海士绅汪炳等人设立的，其章程称：“同人酌照红十字会章程办理，有事施于军士，无事施于贫民。”“内科以华医为善，外科以西医为能。如有军士受创、机匠轧伤，以及一切割治等症，必须参用西法，自不得不聘请西医相助为理。”[18]其章程反映出中国施医局开始有意识地参考红十字会章程行事。中国施医局的成立得到了苏松太道的批准，但其救护活动“局限于上海一隅，不具有全国性和普遍意义”[3];尽管它聘请西医参与，但其对西方各国是否认可不作要求。因此，不能说中国施医局已带上了红十字色彩，它仍然只是中国传统意义上的一个地方性善堂。
救济善会，济急善局是庚子事变时期出现的影响最大的两个救济组织。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月十
六、十七日，上海《申报》分别刊登了《救济善会启》，《救济会章程》;同月二十
五、二十七日，又刊登了《济急善局公启》，《承办济急善局章程》，标志着救济善会、济急善局相继成立。救济善会“呈请上海道照会各国领事，声明此系东南各善士募资创办，亦如外国红十字会之例，为救各国难民及受伤兵士起见，已蒙各国领事会议，允由德总领事发给护照，俾善会中人携向军前救护”[19]，它成立后不久，陆树藩等人又向李鸿章禀请“鼎力成全”[20]。这表明救济善会具有如下两个特点：它打出了红十字会的招牌，以期获得各国领事的认可;它由地方绅商自捐自办而成，但寻求政府的认可与支持。后来救济善会如愿以偿，得以“禀奉直隶总督李传相批准，并由苏松太兵备道余晋瑞观察照会德国总领事给发护照”[21]。随后成立的济急善局亦具有与此相同的特点，它和救济善会“都在借助红十字会方面有着明确的意识”[22]，而在取得政府支持方面则比救济善会更甚：济急善局在刚宣布成立时就提到“信厚等昨奉合肥相国面谕，并接同乡好善诸君函嘱，集资往救以尽桑梓之情，因议„„设立济急善局”[23]。此处“信厚”是指济急善局的主要创始人严信厚，“合肥相国”是指李鸿章，这里特意表明“奉合肥相国面谕”，无形中就将济急善局与政府间的关系拉近了一层。在实际救护过程中，济急善局也确实得到了来自政府官员的鼎力支持，如袁世凯曾帮该局垫发银五千两、盛宣怀帮该局筹垫规元二万两等等。[24]救济善会、济急善局成立后，在全国范围广泛开展了各种捐款、救护活动。以上可以说明救济善会、济急善局已具“国家性”与“国际性”，它们可以算作是带有红十字色彩的救护组织。
除了上述相同的历史背景、相同的特点，救济善会与济急善局还具有如下一致性：其一，两者救护的对象相同。前期，救济善会的救护对象主要为“东南各省之被难官绅”[25];济急善局的救护对象“仅指救济江浙人士而言”[23]。从1901年春开始，两者救护的对象“由主要赈济被难的南方各省官绅商民转为赈济北方的普通灾民。”[26]救护中的“南方情结”值得引起重视，这可为我们理解庚子事变以及后来日俄战争爆发后上海人士的救护行为提供一个宝贵的视角。其二，两者在实际救护工作中经常合作。救济善会、济急善局分别成立后不久，救济善会的主要创办人陆树藩等在致李鸿章的电稿中曾“叩求中堂鼎力成全，劝谕盛京卿宣怀、候选道严信厚、候补府施则敬、刑部郎中庞元济等筹款济助”[20]，而严信厚、施则敬、庞元济等人正是济急善局的主要发起者，他们对陆树藩等人的救济行为“不胜钦佩”，并与陆树藩等人“连日公同面议”。[27]这就为后来两者在实际救护活动中的合作埋下伏笔。两者后来在“彼此同办一事，自愿不分畛域”的前提下实现了分工合作。至于具体救护实践中的合作，《义和团运动时期江南绅商对战争难民的社会救助》一文对之做了较为详细的论述[22]，此不赘述。
上文表明：救济善会和济急善局之间存在着极为亲密的联系，乃至造成了“一般人士常常将二者混淆”[4](P172)的情况。尽管如此，这两个组织实际上是相互独立的，它们有着各自不同的救护范围：“清江等处归严君筱舫诸公筹办，京津一带归陆君纯伯诸公筹办”;在涉及救护活动最为重要的款项问题时，两者更是强调“惟款项则各归经手不得互相牵混”。因此，救济善会和济急善局实际上是一种分工合作的关系。闵杰，池子华先生没有关注到济急善局的存在，他们依据救济善会已具有红十字会的性质而将其视为中国红十字会的先声;朱浒，杨念群先生注意到了济急善局的重要性，同时还注意到了救济善会、济急善局两者之间的关联，但他们更多的是强调两者之间的差别，他们主张将“1900年的整个战争救助行动”称为中国红十字会的先声，实际上是依托庚子事变的历史背景，对庚子事变中出现的救济善会、济急善局等救护组织做了一番广义化处理。
(四)
前文已经论证：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直接脱胎于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并且是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在组织意义上的一种延续。而上海万国红十字会被公认为中国红十字会之始，因此，中国红十字会的起源可由上海万国红十字会进而前推到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如果想将中国红十字会的起源由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再往前推，那么就要证明自红十字进入中国后至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成立之前出现的救护组织必须符合两个条件：带有红十字色彩;与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或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在组织结构上具有相同之处。
如前所论，中国施医局实际上并不带有红十字色彩，而救济善会，济急善局则已带上了红十字色彩，因此考察中国红十字会的起源，可以先把中国施医局排除在外，而将重点放在对救济善会，济急善局两者的考察之上。现在，我们要做的是研究救济善会，济急善局这两个救护组织与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或上海万国红十字会之间在组织结构上是否具有相同之处。救济善会、济急善局虽已带上红十字色彩，但它们在本质上仍偏向于归属善会善堂的范畴。“善会、善堂的设立均始于地方上有权有势者的提倡，其他的有权有势者响应这一提倡自发地加入、制定规章制度，在得到地方官的许可之后方开展活动”[28](P595)，救济善会、济急善局的设立就经历了这一过程。通过阅读有关救济善会、济急善局的章程、公启、呼吁捐款救护等方面的资料，可以看出它们实行的是董事制，而这正是善会善堂常见的一种组织模式⑦。救济善会直接冠以“善会”之名，名称上就可直接反映救济善会之本质与善会善堂的关系;救济善局虽然名为“善局”，和善会善堂看似有所差别，但它的领导人如严信厚、施则敬、杨廷杲、朱葆三等早在义和团运动之前就曾领导过善会善堂一类的慈善组织：严信厚、施则敬、朱葆三曾同为广益善堂司董、仁济善堂董事，杨廷杲也在仁济善堂担任过董事⑧，施则敬还是上海北市丝业会馆筹振公所的总董⑨，他们在中国慈善发展史上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而由他们领导的广益善堂、仁济善堂、丝业会馆筹振公所等慈善组织在庚子事变、日俄战争时期一直继续存在并发挥着作用。因此，若想进一步研究救济善会、济急善局的组织制度，笔者认为可参考善会善堂的组织制度。
从组织的主要领导人员来看，救济善会主要由在籍户部山西司郎中陆树藩发起成立并主持，潘赤文、丁晓芳、沈习之、廖纬笙等人参与领导[21]。济急善局则由严信厚、席裕福、杨廷杲、庞元济、施则敬设立，后来，福余南曾君少卿、四明朱君葆
三、天顺祥陈君润夫等绅商以及前川东道任锡汾观察等也参与其中，并对济急善局给予了大力支持[24]。与前面所记之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华董们两相对比，我们很快就能断定：救济善会的领导人与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领导人没有重合之处;而济急善局的领导人在后来日俄战争爆发时全部继续发挥作用：施则敬、曾少卿、陈润夫、任锡汾此4人既是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的领导人，又是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华董;《申报》的总经理席裕福(子佩)是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的领导人;严信厚、朱葆三是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华董;杨廷杲(子萱)、庞元济(莱臣)虽然没有名列华董，但他们与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关系仍然十分密切，他们在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募集捐款进行救护等方面做出了贡献[17]⑩。
领导班子是一个组织结构中最为重要的部分，领导班子不仅制定组织制度，还控制着组织的实际运作，领导班子的更替可以影响到一个组织的性质变化甚至该组织的存亡。因此，济急善局的领导人在日俄战争时期成立的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上海万国红十字会中全部继续发挥作用以及三者均实行董事制此两点可使我们断定：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在组织上存在着对济急善局的传承关系。而救济善会虽然也实行董事制，但是它的领导班子与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领导人之间没有重合也看不出有什么联系。基于此，笔者认为可将中国红十字会的组织起源由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再进而前推到济急善局。
尽管不能证明救济善会与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上海万国红十字会之间存在着组织上的传承性，但我们亦不能忽视救济善会的重要性。救济善会与中国红十字会的起源——济急善局两者宣布成立的时间仅相隔十天左右，它们虽相互独立，但两者在很多方面所表现出的一致性以及它们之间“分工合作”的关系，使得救济善会的重要性因之而更为凸显。救济善会、济急善局及之前出现的中国施医局等救济组织，为其后成立的救护组织如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等施行救护活动在理论、实践等方面均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
救济善会、济急善局、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等救护组织都带有红十字色彩，但分析它们的组织结构，我们可以说它们本质上仍属于中国本土的慈善组织(具体而言归属于善会善堂的范畴)。由上文分析我们将中国红十字会的起源由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前推到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再由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前推到济急善局，这可印证一种“嫁接”理论：红十字会虽系“舶来品”，但中国红十字会却是中国本土的慈善组织(具体指济急善局)“嫁接”红十字会逐渐长成的结果。这一“嫁接”过程可做如下解释：
红十字传入中国之初，并没有马上在中国扎下根来自生自长，而是在中国上空飘荡游离着，为中国本土的慈善组织进行“嫁接”提供了可资“嫁接”的选择对象。甲午战争前后有关红十字会的启蒙宣传，中国开明人士对红十字会的大力倡导，外国在华人士在中国大地上的红十字活动(包括日本赤十字社的救护活动)等触动了中国本土慈善组织的“嫁接”情怀，并为其选择“嫁接”红十字会营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之后虽然在理论层面上逐渐滋生出了要在中国成立红十字会的强烈要求，但因“嫁接”的时机尚未成熟，因此中国本土的慈善组织在实践中“嫁接”红十字会的过程显得十分缓慢，且“嫁接”流于表面化(中国施医局就说明了这点)。
时局巨变特别是战争如庚子事变、日俄战争的爆发犹如一把锋利的斧头，斩断了中国本土的慈善组织自然生长的态势，造成了中国本土的慈善组织必须接受“嫁接”的局面——中国本土的慈善组织若想继续发挥救护功能，就必须主动把自己改造成适应时局(特别是战争)需要的组织，这就使中国本土的慈善组织面临着一个选择“最佳嫁接物”的问题。考查当时的时局状态和社会环境，“最佳嫁接物”已然存在，它就是早已在中国上空飘荡并得到中国人大力宣传、倡导的红十字会，因此，中国本土的慈善组织产生了自主“嫁接”红十字会的内在需要。内在的真正需要结合良好的外部环境，中国本土慈善组织“嫁接”红十字会的时机终于来临了!庚子事变中出现的既带有红十字色彩又带有中国本土慈善组织色彩的救护团体如救济善会，济急善局等，就是这种“嫁接”后初步长成的“幼苗”。但是，通过“嫁接”生成的救济善会、济急善局这两株“幼苗”在随后的生长过程并非一帆风顺——救济善会这株“幼苗”在庚子事变结束后“夭折”了;济急善局这株“幼苗”则得以继续存活下来。由济急善局到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再到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它们内部组织结构上的传承性显示了济急善局这株“幼苗”的顽强生命力，而这种顽强生命力的获得一方面应归之它的领导人——严信厚、施则敬、朱葆三等人资财雄厚，社会影响力大，且热衷于慈善救济;另一方面应归之于盛宣怀等政府官僚的大力支持。中国本土的慈善组织通过“嫁接”红十字会最初形成了济急善局这株“幼苗”，之后长成为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这棵“小树”，然后继续成长为上海万国红十字会这棵“大树”，最后终于长成了中国红十字会这棵“参天大树”。
注释：
①关于中国红十字会得到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承认时间有“1904年7月8日”之说(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承认我国红十字会的时间探源》，台北：《中华民国红十字会会刊》1999年总第15期，第21-22页);亦有“1912年1月15日”之说(见胡兰生：《中华民国红十字会历史与工作概述》，原载1947年《红十字月刊》，转引自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编：《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1904-1949)》，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500页)。周秋光先生对此进行了纠正，他提出了“1912年1月12日”一说(见周秋光：《晚清时期的中国红十字会述论》，《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3期，第184-185页)。池子华先生的观点与周秋光先生同(见池子华《红十字与近代中国》，安徽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18-120页)。
②“民国时期的表述见《中国红十字会》，行政院新闻局印行，中华民国36年，第1页。新中国时期的表述见《红十字与我国》，中国红十字总会编，1981年，第30页;陈璋主编《红十字知识一百问》，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年，第4页”，转引自朱浒：《中国红十字会的地方性起源》，《石家庄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第28页;或朱浒、杨念群：《现代国家理念与地方性实践交互影响下的医疗行为——中国红十字会起源的双重历史渊源》，《浙江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第175页。
③闵杰先生在《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一书指出：中国施医局是开始“按照‘红十字会章程办理’的慈善机构”;“中国救济善会是一个遵照国际红十字会的基本精神和行动惯例成立的一个团体”。(见刘志琴主编，闵杰著：《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第二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84-185页。)此外，朱浒、杨念群《现代国家理念与地方性实践交互影响下的医疗行为——中国红十字会起源的双重历史渊源》(《浙江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一文和李文海、朱浒《义和团运动时期江南绅商对战争难民的社会救助》(《清史研究》2004年第2期)一文均对救济善会、济急善局之红十字会性质有所论及。
④此观点由闵杰先生提出，并为池子华先生赞成(见刘志琴主编，闵杰著：《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第二卷)，第181页;孙柏秋主编：《百年红十字》，安徽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3页;池子华：《从中国救济善会到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第76页)。
⑤在《红十字与近代中国》一书中有言：“李提摩太„„他是在华传教士中极具影响力的人物。1902年，创办山西大学堂，并出任西学专斋总理(谷如墉任中学专斋总理)，沈敦和则是山西大学堂督办(校长)，与李提摩太交往甚密，时相过从。”(见池子华著：《红十字与近代中国》，第22页)。此外，李提摩太本人也曾特意提到：“我在太原府筹建山西大学的时候，他(即沈敦和)曾提供过帮助”。(李提摩太著，李宪堂、侯林莉译：《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07页)。
⑥《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1904-1949)》一书在摘录《申报》时出现了一些错误，如《记普济善会初次议事情形》一文中将“曾君少卿”误作“鲁君少卿”，“姚君燕庚”误作“姚君蕉庚”，“席君子佩”误作“席君子保”;而在《施君肇基笔译上海创设万国红十字支会会议大旨》一文中将“苏君宝森”误作“苏君实森”(见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编：《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1904-1949)》，第21页)。这些错误为有些研究者所沿用，使用时需加以特别注意。
⑦善会善堂的组织模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轮值制，一种是董事制。台湾的梁其姿先生和日本的夫马进先生在他们的论著中均谈到了善会善堂的这两种组织形式，具体参看(台湾)梁其姿：《施善与教化——明清的慈善组织》，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05-110页;(日)夫马进著，《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页。
⑧上海《申报》载有大量关于善举方面的文章，其中多篇落款处为“沪北天后宫前广益善堂司董严信厚施则敬朱佩珍唐荣俊等谨志”“上海六马路仁济善堂董事严信厚杨廷杲黄宗宪朱佩珍施则敬刘芬谨志”字样，如《积善回天》，《申报》光绪廿五年十二月初十日，第九千六百零七号;《普沾实惠》，《申报》光绪廿五年十二月初六日，第九千六百零三号等。
⑨1899年《申报》“上海北市丝业会馆筹振公所施则敬”“沪北天后宫广益善堂司董严信厚叶成忠施则敬唐荣俊等”等字样即可说明，如《皖灾四电》、《添医初志》(此两文都载于《申报》光绪廿五年四月廿二日，第九千三百八十三号)等等。
⑩1904年3月29日，由吕海寰领衔，杨廷杲、庞元济与盛宣怀、吴重熹、吴郁生、刘宇泰、杨士琦、李经迈、顾肇熙、沈能虎、朱宝奎、沈敦和;任锡汾、施则敬等人联署向全国各省发出《劝募筹款救护东北难民通电》(即元电)，该电文于4月2日刊登于《申报》，由此可管窥杨廷杲、庞元济与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关系。元电电文见《电筹救护》，《申报》光绪三十年二月十七日，第一万一千一百十八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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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照录李传相札文[N].申报，光绪廿六年八月廿八日：第九千八百五十四号.
[28][日]夫马进.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文章来源：《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6年第4期，第115～121页。
第三篇：定向运动的起源
定向运动的起源：定向运动起源于北欧地区，最在1886年，“定向” 或“方位”一词就已经出现在瑞典的军营中，意思是在地图和指北针的帮助下穿越 “未知地带” 。1895年第一场赛事在瑞典和挪威联合王国军营里举行。定向运动由军营走向社会始于20世纪初，瑞典的一位叫吉兰特的童子军领袖开始尝试把定向越野改造成一种大众化的运动形式，他于1918年组织了一次名为寻宝游戏的活动，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定向运动的历史：1961年国际定向联合会(IOF)成立于丹麦首都哥本哈根。International Orienteering Federation。1966年举行第一届世界锦标赛。1978年，定向运动被接纳为奥林匹克体育项目。1998年日本长野冬奥会上，定向运动成为比赛项目。定向运动在中国：定向运动在中国的传
定向运动的起源：定向运动起源于北欧地区，最在1886年，“定向” 或“方位”一词就已经出现在瑞典的军营中，意思是在地图和指北针的帮助下穿越 “未知地带” 。1895年第一场赛事在瑞典和挪威联合王国军营里举行。定向运动由军营走向社会始于20世纪初，瑞典的一位叫吉兰特的童子军领袖开始尝试把定向越野改造成一种大众化的运动形式，他于1918年组织了一次名为寻宝游戏的活动，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定向运动的历史：1961年国际定向联合会(IOF)成立于丹麦首都哥本哈根。International Orienteering Federation。1966年举行第一届世界锦标赛。1978年，定向运动被接纳为奥林匹克体育项目。1998年日本长野冬奥会上，定向运动成为比赛项目。定向运动在中国：定向运动在中国的传播始于香港，1979年成立“香港野外定向会”。1983年，中国人民解放军体育学院在广州举行了一场“定向越野实验比赛”。1991年，我国成立“中国定向运动委员会”。1994年，我国举行首届全国定向锦标赛。1995年更名为“中国定向运动协会(OAC)”。定向的种类：定向运动有许多形式，按照运动模式，国际定联将定向运动划分为：徒步定向或定向越野。滑雪定向。山地自行车定向。残疾人定向。定向越野或徒步定向：被定义为一项参与者借助地图和指北针，以徒步越野的形式，在最短的时间内按照一定的顺序到达若干个被同时标记在地图上和地面上的检查点的运动。你需要：一张地图。一个指北针。点标旗。针式/电子打卡计时系统。定向运动的精髓：必须识图，明辨方向。在点与点之间做出最聪明选择。必须独立寻找所有点标。必须按正确顺序打卡。以最快速度。定向运动的要求：体能。快速。独立性。快速决择。团队精神。定向运动的特点：。体力与智慧并重的运动。参与性强，不受年龄、职业以及经济条件的制约。对场地要求不高，具有很强的趣味性。真正意义上绿色环保的运动项目。重大国际赛事：瑞典五日赛(O-Ringen)。芬兰24小时白昼接力赛(Jukola)。瑞典十公里夜。定向接力(Tio-Mila)。苏格兰六日赛。瑞士六日赛。世界青年锦标赛(WJOC)。世界定向锦标赛(WOC)。世界大师定向锦标赛(WMOC)。世界公园定向精英锦标赛联赛(PWT)定向地图上的颜色：蓝色象征任何有水的地方。黄色代表开阔地：田野、牧场或空旷区。黑色代表任何人造物体;小路、小径、输电线;岩石、悬崖峭壁和大石头表示容易通过的森林区。绿色代表浓密，不易通过的森林，绿色越深，越难通过。棕色表示等高线和主干道及坚硬的路面。黄绿色是私宅区域，禁入。如民宅、私家花园或草坪。红/紫红色指南北线，上北的粗线及路线。地图上的等高线：等高线是用来表示地貌的特点。等高距是指相邻两个水平截面之间的垂直距离。两条等高线之间的距离越近，表示该区域坡度陡。两条等高线之间的距离越远，表示该区域坡度缓。绘制山峰时：等高线越多，山越高;等高线越密集，地形越陡;等高线稀疏，山坡较为平缓。
雷击：雷电通常会击中户外最高的物体顶尖，所以的高大树木或建筑物往往最易遭雷击。在雷电大作时，在户外应遵守以下规则：预知打雷和雷击，跑向低地，跑离高树或密叶树林，远离铁塔，去除身上的金属物，不要聚集在一起。遇蛇：治疗原则：被毒蛇咬伤后，被咬伤者应保持安定，避免惊慌奔走，以免加速蛇毒的吸收和扩散。采取相应的救治措施，迅速使用抗蛇毒血清等有效药物中和体内蛇毒，防治可能发生的并发症。在可能的情况下，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促使身体的康复。处理方法：判断：是否是毒蛇咬伤，使伤者安静，不要剧烈运动。结扎：伤口靠近心脏端结扎，冲洗伤口，排除毒液，药物，紧急送医院，或向地方紧急救援处求救。预防措施：多蛇地区，手里最好拿登山手杖类东西，边走边打草惊蛇，如与蛇遭遇，保持静止冷静，因为蛇对活动的物体容易发出攻击还击方法，用树枝击打蛇的要害，一般称之为七寸，最好用“Y”形树枝击打或控制住蛇头。遇到蟒蛇最好不要触及，一般蟒蛇不主动攻击人类。遇到猛兽：遇到野兽不要紧张慌乱，如果野兽离你很远，可以迅速离开危险地带。如果被野兽发现并被追赶，应借助沟坎、高地等掩体或障碍物，挡住他们的追击。晚上在野外宿营遇到野兽时，可以在四周点上火堆，吓跑野兽。野外活动或到有野兽出没处旅游时，应带好，防身用品，如刀棍、手电等。晕厥：晕厥俗称昏倒，是由一时脑血流量不足引起的短暂性意识丧失，晕厥发生时，应立即将患者体位平卧，头部放低，如果症状持久者可按压人中穴或送至医院。急性扭伤：急性扭伤多位踝关节扭伤，损伤后立即冷敷，并抬高患肢，防止肿胀。四十八小时后再进行热敷或进行理疗。中暑症状：发热、乏力、皮肤灼热、头晕、恶心、呕吐、胸闷。烦躁不安、脉搏细速、血压下降。重症病例可有头痛剧烈、昏厥、昏迷、痉挛。治疗与预防方法：立即移至阴凉处，并给予物理降温，重症者迅速降温，头部戴冰帽、颈两侧、腋下腹股沟大动脉附近放冰袋。喝些淡的凉的水，少量多次用酒精檫，或者大面积的冷敷，重症者马上送医院。溺水：清理呼吸道：将溺水者救出水后，应立即除去口鼻淤泥、杂草等，然后将溺水者腹部置于抢救者屈膝的大腿上，头部下垂，然后用手平压背部，使气管内及口咽的积水倒出。人工呼吸：呼吸停止者应立即进行口对口人工呼吸，心跳停止者必须与胸外心脏按压同时进行。迷途迷向：没有地图或指北针时，可观察周围环境，寻找房屋、电线、炊烟等。没有这些特征时，可考虑往回走，返回较为熟悉的大路，再重新确定去向。迷失方向时，可以利用手表判断方向，时针指向太阳，时针与12点方向所成角的角平分线方向就是正南正北方向。 在北半球，角平分线指向正南，南半球则相反。
雷击：雷电通常会击中户外最高的物体顶尖，所以的高大树木或建筑物往往最易遭雷击。在雷电大作时，在户外应遵守以下规则：预知打雷和雷击，跑向低地，跑离高树或密叶树林，远离铁塔，去除身上的金属物，不要聚集在一起。遇蛇：治疗原则：被毒蛇咬伤后，被咬伤者应保持安定，避免惊慌奔走，以免加速蛇毒的吸收和扩散。采取相应的救治措施，迅速使用抗蛇毒血清等有效药物中和体内蛇毒，防治可能发生的并发症。在可能的情况下，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促使身体的康复。处理方法：判断：是否是毒蛇咬伤，使伤者安静，不要剧烈运动。结扎：伤口靠近心脏端结扎，冲洗伤口，排除毒液，药物，紧急送医院，或向地方紧急救援处求救。预防措施：多蛇地区，手里最好拿登山手杖类东西，边走边打草惊蛇，如与蛇遭遇，保持静止冷静，因为蛇对活动的物体容易发出攻击还击方法，用树枝击打蛇的要害，一般称之为七寸，最好用“Y”形树枝击打或控制住蛇头。遇到蟒蛇最好不要触及，一般蟒蛇不主动攻击人类。遇到猛兽：遇到野兽不要紧张慌乱，如果野兽离你很远，可以迅速离开危险地带。如果被野兽发现并被追赶，应借助沟坎、高地等掩体或障碍物，挡住他们的追击。晚上在野外宿营遇到野兽时，可以在四周点上火堆，吓跑野兽。野外活动或到有野兽出没处旅游时，应带好，防身用品，如刀棍、手电等。晕厥：晕厥俗称昏倒，是由一时脑血流量不足引起的短暂性意识丧失，晕厥发生时，应立即将患者体位平卧，头部放低，如果症状持久者可按压人中穴或送至医院。急性扭伤：急性扭伤多位踝关节扭伤，损伤后立即冷敷，并抬高患肢，防止肿胀。四十八小时后再进行热敷或进行理疗。中暑症状：发热、乏力、皮肤灼热、头晕、恶心、呕吐、胸闷。烦躁不安、脉搏细速、血压下降。重症病例可有头痛剧烈、昏厥、昏迷、痉挛。治疗与预防方法：立即移至阴凉处，并给予物理降温，重症者迅速降温，头部戴冰帽、颈两侧、腋下腹股沟大动脉附近放冰袋。喝些淡的凉的水，少量多次用酒精檫，或者大面积的冷敷，重症者马上送医院。溺水：清理呼吸道：将溺水者救出水后，应立即除去口鼻淤泥、杂草等，然后将溺水者腹部置于抢救者屈膝的大腿上，头部下垂，然后用手平压背部，使气管内及口咽的积水倒出。人工呼吸：呼吸停止者应立即进行口对口人工呼吸，心跳停止者必须与胸外心脏按压同时进行。迷途迷向：没有地图或指北针时，可观察周围环境，寻找房屋、电线、炊烟等。没有这些特征时，可考虑往回走，返回较为熟悉的大路，再重新确定去向。迷失方向时，可以利用手表判断方向，时针指向太阳，时针与12点方向所成角的角平分线方向就是正南正北方向。 在北半球，角平分线指向正南，南半球则相反。
第四篇：网球运动起源和发展
网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2-13世纪的法国，当时在法国传教士和宫廷内流传着一种“掌球”游戏，方法是在空地上两人隔着一条绳子，用手掌将布包着头发等物质制成的球互相击打，布以埃及坦尼斯镇所产最为名贵，网球英文“tennis”由此而来。到了14世纪中叶，这种供贵族消遣的室内运动从法国传入英国，16-17世纪是英法宫廷从事网球运动的兴盛时期，平民无缘涉及，网球被视为“贵族运动”。
网球运动发展到16世纪，出现了用羊皮制作的球拍，17世纪将绳子改为网，球拍由羊皮改为由弹性的弦。1873年，英国人M.温菲尔德把早期的网球打法改进，1874年又进一步确定了场地和网的规格，1875年英国板球俱乐部推出了第一部网球比赛规则，1877年7月英国板球俱乐部更名为全英板球和草地网球俱乐部，同年在温布尔顿举行了第一届草地网球锦标赛。1912年3月1日，澳大利亚、英国、法国等国网协代表在巴黎召开会议，成立了国际网球联合会(ITF)，总部设在伦敦;1980年，中国网球协会被接纳为该会正式成员。 20世纪70年代以来，网球运动得到进一步发展，允许了职业选手参加温布尔顿等赛事，开创了职业网球巡回赛的先河。同时，科技在网球器材上的运用，促进了先进器材的生产和选手技术水平的提高。从70年代开始，世界上平均每个星期均有国际比赛，地点分布世界各地。到了90年代，网球运动更加普及，在国际网联注册国家就有160多个。作为世界第二运动的网球运动将以无与伦比的魅力和不断发展的技术赢得越来越多的爱好者和观众。
四大网球公开赛
温布尔顿公开赛：始于1877年7月地点在伦敦的温布尔顿场地为草地。 美国公开赛：始于1881年8月地点在纽约的弗拉辛梅德 场地为硬地。 法国公开赛：始于1891年5月地点在巴黎的罗兰加洛斯 场地为红土沙地。 澳大利亚公开赛：始于1905年1月地点在墨尔本场地为硬地。
第五篇：“奥林匹克运动”的起源
第一届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于1896年在希腊雅典举办，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但奥林匹克运动是怎样起源的呢?传统的看法认为，奥林匹克运动会因古希腊的奥林匹亚而得名。
奥林匹亚位于希腊伯罗奔尼撒半岛北半部的一个平坦幽静的小山谷里。第一届奥林匹克竞赛开始于公元前776年，起源于一场事关爱情和王位的角斗。波沙的国王艾诺麦，只有一个女儿，叫基波达米娅。父王为给她挑选一位文武双全的佳婿，诏令应选青年必须和自己比赛战车。如果哪位青年获胜，就以公主相许，还可继承王位;如果败了，就要被毫不留情地刺死。
比 赛开始了。国王虽然年纪已大，但勇力过人;加之他车精马壮，所以有十三个求婚者先后死于他的长子之下。但是在应诏求婚者中，有基波达米娅的恋人皮罗西，公 主决心搭救他。于是在赛前，她命国王的车夫偷偷拧松车轮上的销钉。由于女儿暗中作弊，比赛中，国王的车翻倒了，皮罗西获胜。这样，国王只得把公主许配给 他，为他们举行婚礼，并允诺由皮罗西继承王位。皮罗西为庆贺胜利，便在波沙城以西的奥林匹亚举行了盛大的祭典，感谢宙斯神对他的保佑。在祭祀仪式后，皮罗 西安排战车、角力等运动竞技，为人们助兴。就这样，皮罗西创立了古代奥运会。
据记载，古代奥林匹克竞赛最初只有赛跑一项比赛。参赛选手从跑道的一端跑到另一端，仅此而已。公元前8世纪，斯巴达人垄断了比赛的胜利。公元前7世纪，增加了赛车比赛和单马竞技，结果斯巴达人垄断比赛胜利的局面被打破，斯巴达在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强劲敌人埃勾斯人成为新霸主。与此同时，比赛项目的扩大，把远至西西里和南部意大利的选手都吸引来参加比赛。
公元前472 年，赛事的规模进一步扩大，比赛的时间也由最初的1天延长至5天。第一天不举行比赛，人们对宙斯举行隆重的献祭仪式;此外，运动员和裁判员还要郑重宣誓， 保证公平竞争。第二天主要举行赛车和赛马，以及包括赛跑、跳跃、标枪、铁饼和摔跤的6项全能比赛;第三天举行17岁至20岁之间的青年比赛，第四天举行成 年男子的单项比赛，包括拳击、摔跤、赛跑和跳跃等。在最后的决赛中，男子要全身戎装。比赛在第五天结束，这一天的早晨要进行晨祭，为优胜者举办庆祝宴会。 优胜者将得到用野生橄榄枝叶做成的花冠，作为胜利的象征，这在当时是一种无上的荣耀。
当时，古代希腊世界各个城邦之间战争频繁。许多人对此表示厌恶，举行竞技会也表现了人们对和平的渴望。奥林匹克节庆通常在6 月底或7月初举行，赛会期间各城邦必须停止一切战争活动，称“神圣休战”。为了保证来自希腊本土和海外殖民地的大量运动员和观众的安全，赛会宣布一个公认 的休战期，对违反协议者要处以罚款。参赛运动员和观众的人身不得侵犯，有不轨行为或被法庭判过刑的人，不得参加赛会。因此，奥林匹克运动会成为和平与友谊 的象征，并深入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