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日关系的历史与发展
我眼中的中日关系发展历史
日本是我国的重要近邻，中日交往绵延两千多年，既有密切的现实利害关系，又有复杂的历史恩怨。在长达两千年的历史中，中日两大民族友好交往，古代中华文明推动了日本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近代中国也从日本学习了许多重要的西方先进文明成果。但从甲午战争到二战结束，日本军国主义在历时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野蛮侵略中国，使中华民族蒙受了深重的灾难。周恩来总理曾经将中日关系交往史概括为“两千年友好，五十年对立”。
【两千年友好】
有一个传说，说是秦朝的时候秦始皇拍了个叫徐福的人带了三千童男童女去海外找长生不老的仙丹。后来遇到了些意外，徐福不敢回去了，就带着这三千童男童女跑到了个岛上，在那里自立为王了，于是日本就产生了。
不知道这个传说是真是假，暂且不谈。看看后来。
西汉的时候，中国和就与日本三十多个小国有来往，东汉的时候，到了光武帝的时候，日本倭奴国王派遣使者来中国，光武帝还赠送了个“汉倭奴国王”金印。在经济上，中国的铁器，铜器和丝绸传往日本。
到了隋唐的时候，日本不断的派遣唐使来中国，向中国学习，在这期间有些中国人也积极向日本传播盛唐文化，其中比较著名的就是鉴真东渡日本向日本传播了诸多盛唐文化。再后来日本效仿唐制，实行了大化改新，并在当时的首都仿造了长安城建起了城市，宫殿。在日常生活中，中国的茶叶种植也开始推广，人们仿造唐朝的服饰创造了和服。总之能学的他们都学习了。
宋元时期，南宋和日本交往频繁，元朝的时候由于京杭大运河的进一步挖通，航海技术的发展等诸多原因海船可以直达日本进一步促进了两国的经济贸易的往来与交流。
到了明朝，日本经历了战国时代，丰臣秀吉统一日本后，开始垂涎自己的老师中国了，于是倭寇频繁骚扰我国东南沿海，沿海的倭寇问题震惊了当时的朝廷，大奖戚继光带领明朝的军队和朝鲜名将李舜臣共同努力，把日本军队的主力打进了太平洋，解决了倭寇的问题。
清朝前期，由于清政府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所以中日交往基本断绝。
综合中国古代历史上中日的交往，不难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日本发展起来的历史很短暂——他自称也只有1200年的历史;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古代，两国交恶的时期也不是没有，但基本上是中国具有压倒性的优势，可以说在古代日本一直积极的向中国学习。
【五十年对立】
自甲午中日战争以来，再至八国联军侵华，日俄战争，侵华战争(抗日战争)近五十年来的历史中，中日之间的关系可以用“战争”这两个字来概括了。这些由日本发起的战争对中国人民造成了巨大的伤害，以侵华战争为例，南京大屠杀，潘家峪惨案，731部队这每一个词语都是令那些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人们感到毛骨悚然。同时在战争期间肆意掠夺中国的丰富资源还有至今仍遗留在中国土地上的两千多枚化学武器对中国人民的危害将是更难以计算的。 而现在诸如历史问题，台湾问题，钓鱼岛问题，靖国神社问题，东海油气田问题，教科书问题等等使中日关系在曲折中发展。以近期为例，去年的撞船事件一度让中日关系处于冰点。今年3月份日本的大地震，互联网上虽然有不少幸灾乐祸的“愤青”们，但是大部分国人还是积极帮助日本进行救援和重建工作。
经济上来说，中日量过经济上往来密切。中国广阔的市场与丰富的资源与日本的技术形成了互补优势。两国经济发展的要求中日经济在亚洲占有重要的位置。中日两国GDP之和占亚洲GDP总和的3/4。日本是亚洲最大、最发达的工业国,中国是亚洲和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日两国经济上有巨大的互利性,因此,两国的合作不仅使两国受益,而且使亚洲乃至世界都能从中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以近期为例6月10日山田电机第二家中国门店将于天津开业; 日本关西和江浙沪签订旅游合作协议;此外索尼，松下，丰田等诸多日本品牌也在中国发展迅速。
【感悟】
日本的武士喜欢樱花，也喜欢刀。
这似乎是很矛盾的，一个让人感觉到美丽，一个却让人感觉到血腥与残暴。
也许，这就是这个民族的性格，就像他对待中国，曾经的老师，而后是自己嘴边的食物，现在的朋友和对手。
这个民族千百年来不断以强者为师，这个民族对教育事业的投入使这个民族能够在短期内迅速崛起成为世界舞台上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这个民族在大灾大难之前所表现出来的惊人的国民素质，这个民族居安思危的意识让这个资源稀缺，时时受到地震，火山等自然灾害的威胁下依然能够发展。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隔海相望,两国人民在两千多年的交往中和睦相处,互相学习,丰富和发展了两国的经济文化,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东方文明。但到了近代,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逐渐走上了对外扩张的军国主义道路,连续发动战争侵略中国,企图将中国完全变为日本的殖民地,曾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新中国成立后,中日关系经历了一个艰难、曲折、漫长的发展过程。1972年9月,两国实现了邦交正常化,此后,“和平友好、平等互利、相互信赖、长期稳定”成为中日友好关系发展的基本原则,两国关系迅速发展。
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两国之间尽管经历了许多曲折和风波,特别是冷战结束以后,两国在历史、领土、台湾、经济贸易等问题上分歧和摩擦不断,但两国关系总的说来是稳定向前发展的,友好和合作始终占据主流地位。
第二篇：湖北省孝感市孝南区肖港初级中学七年级历史下册《经济重心的南移与民族关系的发展》教学案
《经济重心的南移与民族关系的发展》教学案
1.辽、宋、西夏、金政权的并立(识记)
辽(契丹首领耶律阿保机916年在上京称帝，建立契丹国，后来契丹改国号为辽)、宋(960年，赵匡胤在陈桥驿发动兵变，建立宋朝，定都东京，史称北宋)、西夏(1038年，党项族首领元昊称帝，国号大夏，建都兴庆，史称西夏)、金(完颜阿骨打做了女真族首领后，率从抗辽，1115年称帝，建立金国，定都会宁)。南宋(1127年，赵构建立南宋，都城在临安。)
1141年宋金和议内容：双方以东自淮水中流、西至大散关为界;宋向金称臣，每年向金贡送银25万两、绢25万匹。
南宋抗金名将岳飞在郾城大败金军，岳飞后来被秦桧杀害。
44页(知识巩固) (畅想天地) 49页(知识巩固) (畅想天地)
2.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的史实(识记)
两宋时，经济重心已从黄河流域转移到长江流域。即经济重心南移。
宋代南方生产发展和商业繁荣史实：①宋朝时，发明了新农具“秧马”，还出现了牛转翻车。②“苏湖熟、天下足”说明太湖流域是重要的粮食产区;出现了占城稻和棉花由南往北、小麦由北往南推广的现象。③纺织业：民间丝织专业户;苏州、杭州、成都官营织锦院;棉纺织业南方逐渐普及。济南刘家功夫针铺的白兔标，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最早商标。④陶瓷业：江西景德镇成为著名瓷都。⑤采煤业：采煤技术领先世界，煤已大量用于居民生活。⑥造船业：宋朝造船业在当时世界首屈一指，海船装有指南针。泉州、广州、明州等是对外贸易的主要港口。⑦北宋时，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⑧北宋都城东京、南宋都城临安，是闻名世界的大都市。宋代城市，有专门的娱乐场所“瓦肆”。⑨城市周围出现的集市，逐步发展为市镇。
54页(知识巩固) (畅想天地)
3.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和忽必烈建立元朝(识记)
1206年，铁木真统一蒙古各部，建立蒙古政权，被尊称为成吉思汗;忽必烈1271年建立元朝，次年定都大都。1279年统一全国。
元朝实行行省制度。在中央设立中书省，地方设立行省。我国省级行政区的设立，始于元朝。
1 设宣政院管辖吐蕃。西藏成为中央政府的正式行政区。还设置澎湖巡检司，管理澎湖和琉球(今台湾)。
松江的黄道婆对棉纺织业做出了重要贡献。松江成为全国的棉纺织业的中心。 元朝时，泉州是对外贸易的最大港口。
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来华并写了《马可波罗行纪》，描绘了大都的繁华景象。
59页(知识巩固) (畅想天地)
4.元朝民族关系的发展(识记)
①元的统一，给各族人民相互交往和学习提供了有利的环境。②蒙古等族人民成批迁往内地，汉族人也大量来到边疆，契丹、女真等族人民早已进入黄河流域，各族人民杂居相处，互通婚姻，逐渐融合。③元朝时，许多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波斯人迁入中国，同维吾尔、蒙、汉等民族逐步融合，形成一个新的民族——回族。④在元朝的广大疆域内，出现了民族大融合的盛况。 5.四大发明(运用)
世界上最早的指南仪器是司南，司南发明于战国时期。北宋时制成了指南针，南宋时，指南针广泛用于航海事业，还由阿拉伯人传入欧洲。 北宋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术，比欧洲早400多年。
造纸术、指南针、火药和印刷术，是我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为人类在文化、经济、军事等领域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条件，是我国人民对世界文明做出了重要贡献，也是我国成为文明古国的重要标志。 64页(温故知新) 6.宋元的史学、文学和艺术
北宋史学家司马光，主持编写的《资治通鉴》，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记述了从战国到五代1300多年的历史。
宋代文学的主要成就是词，北宋著名词人苏轼，开创了豪放词风《念奴娇·赤壁怀古》;李清照是两宋之际杰出的女词人，她的词风格委婉《如梦令·昨夜雨蔬风骤》;南宋豪放派词人辛弃疾《破阵子·醉里挑灯看剑》。
元曲是由杂剧和散曲组成，元朝最优秀的剧作家是关汉卿，他的代表作是悲剧《窦娥冤》。 北宋大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是风俗画的代表作。元朝的赵孟頫是当时的画坛领袖，《秋郊饮马图》。
69页(温故知新)
第三篇：浅析海河与天津历史文化的关系
摘要：海河是天津的母亲河。三岔河口一带的直沽寨是天津最早的城市胚胎，海津镇的出现则确立了天津地区河海通津的重要地位。从金元时期开始， 作为天津城市前身的直沽，经济、 文化中心即在三岔河口沿河一带，天津设卫建城后这种情况未尝稍改， 从而为天津确立了河海通津、 南北交融的文化品格。开埠后，各国租界自海河上游向下发展，不但形成了天津城市发展夹河而立的总格局，也决定了“百年风云看天津” 和东、西文化荟萃的文化走向。
关键词：海河;天津城市;天津文化
海河，对于天津这座中国北方最大的工商业和 港口城市来说， 无疑是一条浓缩了岁月风光， 收藏着 历史积淀， 装载了无数过去的河流。 海河不但带来了 天津的历史， 而且决定了天津的文化走向。
一. 天津的设卫筑城是在 1404 年( 明永乐二年)这与金、元以来沽河的航运发达， 以及直沽“河海冲要” 的地位是紧密相连的。
这一年，有人向永乐皇帝朱棣建议说，直沽是“海运商舶往来之冲，宜设军卫”。因为朱棣在做皇帝。以前，长期镇守元代的大都——明初已经改名北平了，自然知道直沽地位的重要。 而且在四年前即1400年( 建文二年) 朱棣从他镇守的北平发兵，与其侄子争夺皇位，由直沽渡河，沧州旗开得胜，沽遂成在直为天子车驾经过的渡口，于是便将在直沽所设的军卫命名为天津卫。
明代在天津设有左、中、右三个卫，因为卫在明代是一种军事建置，并不涉足地方行政事务， 所以建设卫城的时候，避开了三岔河口以下的海河右岸和三岔河口以西、南运河南岸一带早已形成的商业区，采取了“局部封闭，总体开放”的规划原则，使这些沿河地带仍旧可以保持着与海河、运河的密切联系。 天津城的“总体开放”也可以说是直面海河的“ 开放”。以致明清以来，在天津城市平面上， 经济中心始终不在城内， 而是在城外河干的“环城开衢”。在这里，商贾辐辏，“骈填逼侧”，“百货交集”，以致“素封巨室， 率萃河干”，而卫城之内则是“屋瓦萧条，或为蒿莱”。
清代不再实行卫所制，先是将三卫并为一卫，后来干脆统一为行政建置，改为比县的级别稍高的天津州，旋即升为行政层次同于府一级直隶州，不久又开府置县，天津府管辖一州六县 ，府、县衙门同处一城，而且府、县官都是“冲、繁、疲、难”的四字最要缺。 特别是天津府，还属于清代的“请旨缺”，即缺出，先由军机处将奉旨记名人员进单请旨，最后再由皇帝钦定，应当说，这一切都与天津城市依河傍海，不密可分。
二. 近代以降，西方侵略者骎骎东向。他们认定，天津是北京的出海口和东大门，只要封锁或占领了天津，“比毁灭二十个沿海或边境上的城市还要有效”。这是100多年来外国侵略者遵循的信条。
1840年，(清道光二十年)英国军舰八艘驶抵大沽，向清王朝递交了所谓的抗议书，导致了林则徐的被免职，以及严禁鸦片运动的失败。1858~1860 年( 清咸丰八~十年)英法联军三次攻打大沽口，两次占领大沽炮台， 最终占领了天津城，并攻陷北京，最终天津被辟为通商口岸。1900年 (清光绪二十六年)以镇压义和团运动为借口，八国联军自大沽口登陆， 占领了天津和北京。日本的增援部队自塘沽登陆， 京津沦陷。
在天津开埠的当年，英、法、美三国即在靠近天津城厢的海河右岸开辟了租界;中日甲午战争以后，德国在美租界之下、日本在法租界之上的海河右岸 分别开辟了租界。八国联军占领天津期间， 已在天津设有租界的各国，纷纷对租界进行扩张;没有租界的俄国、意大利、奥地利三国，以他们在海河左岸的则占领区，划定为本国的租界。比利时当时并没有出 兵中国，这时也乘机在俄租界之南，划定了比租界。至此，天津海河上游两岸，共有九国租界之设;1992年( 光 绪 二十八年)美租界并入英租清界，天津仍有八国租界。 这在中国、 在世界， 都是独一 无二的的历史现象。
由于海河与海河水系造成的特殊地理环境，使天津具备了宜于集散贸易发展的优越区位和便利条件，所以天津中心市区的发展始终离不开海河。各国租界在开辟之时，为取得自身的发展， 无不是沿海河 的走向而划定， 而且相互毗连。 即从天津城厢东部的 繁华区以下， 沿着海河向下延伸。 由于海河上游水深 河阔，各国租界都在海河沿岸修筑了条件良好的停船码头，这就为租界发展成为天津港口的航运中心创造了条件。天津的开埠和租界的设立，极大地改变了天津的城市地位，海河和海河流域蕴藏的经济火花很快迸发出来，并迅速燃烧，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天津便一跃成为中国北方的经济中心。譬如，开埠前， 天津作为水旱码头城市，仅仅是区域性的经济中心：开埠后成为了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一部分，特别是港口贸易发展，被外国人认为是天津城市“潜在的力量”，“ 来日的发展自不待言” 。到20世纪 30年代初，天津港的进出口总额已占到华北地区的60% ，成为中国北方最大的进出口贸易港。天津的近代工业出现在10世纪60年代，但在1900年的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几乎全部遭到破坏。经过20世纪初期的重建，发展很快，到30 年代已经形成为完整的工业体系，并发展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工业投资总额仅低于上海，居全国第二位。 天津在商业方面也成为了北方的中心， 当时天津的腹地有华北、 西北和东北三个地区， 同时也是这三个地区的物资集散中心。 进出口贸易和工 商 业 的 发 展 ， 又 拉 动 了 天 津 金 融 业 的 发 展 ， 中外各大银行差不多都开设在毗邻海河的英租界中 街 (维多利亚路)和法租界大法国路 (即今解放 路) 因此这两条路被称为 “银行街”或 “ 金融街”， 天 津 城 市 的 迅 速 繁 荣 ， 反 映 出 天 津 作 为 工 商
业和港口城市财富的集中、人口的集中和经济实力 的集中;也反映出天津作为中国北方经济中心的特 定地位这时已经形成。
就城市的空间来说，整个天津南北长，东西狭，夹河而立， 主要街道均与海河平行或垂直; 市区被海 河分割成东、 西两个部分， 需要依靠桥梁和渡口来联结。城市的中心繁 华 区 ，开
埠 前 在 海 河 上 游 右 岸 ，开 埠后随着租界的沿河发展而不断向下延伸，从而奠 定了日后天津城市发展的基本格局。 经过长期发展， 天津虽然成为了中国北方著名的港口城市，但港口 却在海河上游， 而不 直 接 靠 海 。到20世 纪30 年 代 ， 因 海河自身条件的限制，地处市区的内河港已不能适 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只能移向河口新建的人工港 区—— —天津新港。 由于有海河干流的联结， 下游的河 口地区迅速得到开发，并成为天津密不可分的一部 分。这也就是今日天津“一根扁担(指 海河) 挑两头( 指中心市区和滨海新区) 城市格局的由来。 ”
三. 天津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确切一点说是中国 近代历史文化名城。但是天津历史文化名城的定位 离不开海河。 由于海河具有河海通津的优越条件， 天 津一直是首都北京的出海口和东大门，所以中国近 代史上的每一重大历史事件—— —从鸦片战争到平津 战役—— —差不多都要通过海河演绎，都要进入天津 彰显， 七八十年前就有人深刻指出，近百年来， “ 吾国外事尽萃于天津， 交 之 利 害 ， 国 之 安 危 ， 恒 于 外 全 而 是乎卜之， 故往往动中外人之视听。” 这就是说，百年 间的风云变幻， 无不在海河与天津留有深深的迹痕。 长驻天津的直隶总督手握军政大权，其衙署被视为 中国的第二政府和影子内阁，开埠以后，
“国家维新之大计， 擘画经营，尤多 发 轫 于 是 邦 ( 指天 津 )， 然 后 渐及于各省， 是区区虽为一隅， 而天下兴废之关键系 焉。” 此后， 天津更出现了名人名居星罗棋布现象， 其 实， 这种现象也是由天津的特殊的“ 政治后院” 地位， 在民国初年继续延伸而决定的。由此可见， 一条河海 通津的海河， 对近代天津政治文化的影响是深远的。
在开埠后的40多年中，在天津海河两岸有九国 租界之设。租界无疑是旧中国屈辱和痛苦的象征， 但 是封闭的坚冰却因此而打破。正是由于被迫开放和 租界的“ 窗口效应”， 使西方先进的工业、 技术、 科学、 思想、 文化、 教育、 艺术得以通 过 天 津 ，来到 中 国
， 从 而带来了城市的国际性和先进性。近代天津涌现出 一批先进的历史人物， 在许多方面开中国风气之先， 决非偶然，海河对近代天津思想文化的影响也是深 远的。 在近代中国， 没有哪一个城市像天津那样， 遭受 过如此众多的外来侵略;也没有哪一个城市像天津 那样，紧紧地把城市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结合在一 起。天津城市的风云变幻， 海河两岸的潮起潮落， 在 一定意义上说， 就是近代中国的缩影。通过海河开发 重现中国近代的历史，已经刻不容缓地提到了我们 的议事日程之上。另一方面也应看到， 历史的烟云已 经成为过去，八国租界林立构成的世界上独有的人 文景观， 早已成为人民手中的财富， 这是海河收藏的 历史积淀， 也是海河独有的文化结晶。因此， 把原有 的租界区划定为历史文化保护区， 设定标志， 有条件 地恢复或重建被损坏的各国风貌建筑与公园、 广场， 让人们在一个城市里， 用一天的时间， 就可以欣赏到 世界各地的景观风 物 ， 实现 “坐地 日 行 八 万 里 ”的梦想， 这将是一件多么惬意的事情!
天津城市的国际性带来了世界上少见的城市人 文景观的多样性。由于世界各国不同风格的建筑艺 术得以荟萃于海河上游两岸，所以租界社区被视为 “ 万国建筑博览会” ，联结海河两岸租界的桥梁被叫 做“ 万国桥” 。在几十年的时间里， 天津的“ 小洋楼” 竟 能与具有几百年历史的北京“ 四合院” 分庭抗礼。这 难道不是从一个侧面代表了近代天津城市文化在中 国、 在世界的特殊地位么?
坐落在海河岸边的天津， 从其诞生之日起， 就不 是一个封闭型的城市; 南北文化的交汇， 东西文化的 碰撞， 赋予了海河、 也赋予了天津独特的魅力。而这， 正是我们在开发海河两岸时必须着力弘扬的。一条 能在一百年的时间里， 托起了一座72 公里长的河流， 能在一百年的时间里，托起了一座国际化的大都市，承载了一部与国家紧密相连的历 史， 彰显了一种交汇型的文化， 代表了一个特殊时代 的脉动。这样影响于一个城市和城市文化的流， 在中 国， 在世界， 都是绝无仅有的。这对天津来说无疑是 得天独厚的天赐良缘。海河干流短， 但赋予了天津离 海近的优势， 这也是邻近的其他大城市所不具备的。 因此， 依托“ 两海”(
海河，渤海) 优势 ，重现 海 河 浓 缩的岁月风光， 发展特色旅游， 带动名河、 名城建设， 应 是天津城市发展的“ 捷径” 。 参考文献：
(1).武经总要.影印刻本 (2). 宋史.中华书局标点本 (3).金史.中华书局标点本 (4).元史.中华书局标点本 (5).明史.中华书局标点本
(6).畿辅通志.河北人民出版社标点本
(7).近代天津城市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 (8).天津通志·附志·租界,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
第四篇：中美关系的历史沿革与现状分析
引言
40年前，美国总统尼克松到中国访问，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经过6年多艰难探索，两国在1979年1月1日实现正式建交。
40年间，中美关系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道路是坎坷曲折的，成果也 是全面丰硕的。作为世界上两个各具影响的大国，中美关系今后的发展趋向， 对两国乃至整个世界的未来前景都攸关紧要，越来越引起国际社会的深切 关注。
2012年10月14日，中国驻美国大使张业遂日前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表示，过去10年里，世界和中国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国家的群体性崛起成为影响世界格局的重大事件。中国经济总量已上升到世界第二位，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之一。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的重要力量。
张业遂说，中美关系的发展变化是中国世界关系发展变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美重新打开交往大门40年来，在中国几代领导人和美国历届政府的共同努力下，两国关系总体保持了稳定发展势头。过去10年可以说是中美关系迅速发展的10年。中美关系已成为当今世界最重要、最富活力的双边关系之一。
1. 中美关系的历史沿革
1.1972-1989 中美关系的蜜月期
中美关系基础原本非常薄弱，几乎是从冰点开始的。1949年10月，新中 国在美苏冷战对峙的国际大环境中诞生。美国对向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的中国充满敌意，纠集西方国家对中国采取了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安全上包围的敌对政策，同时还与台湾当局缔结军事同盟，直接阻挠中国统一大业。后来，中美两国还在朝鲜和越南打了一场半的“热战”，致使双方在相当长时期内处于相互僵持和敌视状态，几乎没有任何来往。直到1954年，在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日内瓦会议期间中美开始有所接触，并于1955年8月1日开始举行大使级会谈——这也成为当时中美之间唯一的沟通渠道。到1970年2月20日，双方共举行了136次会谈，历时15年的“马拉松式谈判”在实质问题上没有取得任何进展，被称为“聋子的对话”。
理查德·尼克松于1969年就任总统后，美国面临着战后史上罕见的内外交困局面：首先，越南战争已成为美国全球战略的重大掣肘。更重要的是，在与苏联的战略竞争中，美国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尤其是苏联借美国深陷中南半岛之际，不仅加强了向中东、南亚与中美洲等地区的扩张，而且在战略核力量方面赶上了美国，使美国的国家安全形势空前严峻。其次，美国国内出现持续滞胀局面，经济危机频发，美元地位不断下降，面临经济转型的巨大阵痛。最后，美国社会围绕越战而分裂，价值观认同危机使国家动荡不安。概言之，美国的自身安全，繁荣和价值观等国家核心利益经受着巨大冲击，因此其全球地位遭遇了整个冷战时期最严重的挑战。同时，随着珍宝岛事件爆发，中苏关系全面破裂，濒临战争边缘，对中国来说，苏联成了首要安全威胁
上述现实开始推动中美从各自利益的大局出发，抛开意识形态分歧，探索并成功找到了进行合作的基础，即遏制苏联。中美在1972-1989年的战略合作期间，由于双方国家核心利益的一致性/兼容性远超分歧，特别是在头等重要的国家安全方面利益高度一致，因此两国对彼此的认知由此前的意识形态敌人迅速转为地缘政治的“准盟友”，外交互动也以良性方式运作，合作的战略基础一直十分稳固。尽管双方围绕台湾问题产生过激烈交锋，但在安全、经济等更广领域进行了合作。在经济方面，尽管由于中国处于改革开放起步期，中美经济交往仍十分有限，但美国依然是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外部力量之一。例如，中美间的贸易、投资、旅行、互派留学生等已成为常态，美国成为中国外国直接投资(FDI)的第一大来源国，而且正如美方在1984年年初宣称的那样，其目标是“推动中国独立于苏联集团之外„„在中国经济中引入市场动力和机制，扩大中国通主要工业化民主国家的联系”，帮助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总之，1972-1989年是中美关系史上的“蜜月期”，双方在战略、安全和经济等多个领域展开了深入合作，并最终实现了彼此的国家核心利益
随着美苏冷战在20世纪80年代末趋于终结，中美虽然都解决了外部安全威胁这一根本问题，但两国关系却受到巨大冲击。共同威胁的消除使中美合作得以维系的战略基础大为削弱，双方核心利益中的一致性/兼容性急剧衰减，分歧和冲突因素开始显现。显然，此时中美两国核心利益中的一致性/兼容性已让位于分歧和矛盾，随之而来的是双方对彼此认知的逆转和对抗情绪的上升。这一点反映在外交互动中，就是两国在1989年夏天进行的制裁——反制裁交锋。中美关系急转直下
因此，从1989年到1992年，中国领导层从国家利益出发，开始为中美关系探索新的战略基础。首先，透过当时国际国内的一系列重大事态，中国政府认识到，要想实现政治稳定、国家安全和经济现代化等国家核心利益，中国必须加快经济增长速度、提高民众生活水平，而这些都有赖于进一步深化改革并扩大开放，其中一个稳定、健康的中美关系至关重要。其次，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不仅没有变，而且在冷战后更加突出，因此中国的改革开放能扩大中美共同利益，从而有助于两国关系发展。基于此，邓小平于1991年又提出了对美政策的“16字方针”：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最终，以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谈话和中共十四大为标志，中国开始以全面市场化改革和加快对外开放、积极融入现有国际体系作为实现自身核心利益的战略选择;同时，这也在事实上增强了美国作为全球化时代国际体系主导者的地位，符合美国的总体国家利益。相应地，中美对对方的认知也摆脱了1989年后的对立思维，开始将彼此定位为战略合作伙伴，积极的外交互动也随之恢复。这样，两国战略合作关系建立在了新的稳固基础上。在这期间，尽管双方在台湾、西藏等政治问题上的分歧有所突出，并且一些特殊事件曾对两国关系造成困扰，但合作成为中美关系的主流。
在外交实践上，克林顿政府时期的“接触战略”成为美国全球战略和对华政策的基石。在小布什任内，美国对华政策的防范成为虽有所增加，但大体延续了克林顿的接触模式。总的来说，中美关系在此期间处于不对称相互依存状态，双方的地位是不平等的，但由于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力量较弱，因而这种状态有助于获取自身发展所需的国际环境、国际市场和先进技术，客观上为中国的崛起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当然，对中国的接触也使美国获益匪浅;美国不仅获取了大量质优价廉的工业品，经历了冷战结束后经济发展的黄金十年，更重要的是，中国的合作和开放态度增强了美国作为全球领导者的合法性，有助于美国维系其国际地位。’，
然而，由于苏联解体使美国国内的胜利主义思潮弥漫，美国在后冷战时代出现了严重的战略失误：在国内，源于“里根革命”的新自由主义被两党奉为圭皋，其中的市场原教旨主义使经济金融化，为经济危机埋下了伏笔;国际上，美国利用无人匹敌的军事优势，接连发动两场战争，最终陷入过度伸展。美国似乎再度处于内外交困的境地，而且此次由金融危机衍生出的经济、社会矛盾更为复杂和难解。
反观中国，自1992-2009年，在国内形成改革共识并扩大开放后，经济社会实现了高速发展1992年，中国的经济总量仅为4200亿美元，不到美国的7%;到2009年，中国的经济规模达5万亿元，接近美国的40%。可以说，中美相对实力的迅速缩小，尤其是美国从2008-2009年开始出现的战略困境，极大改变了美方对中美关系的认知。在美国看来，中国已成为一个有力的竞争者甚至挑战者。在这样的认知下，奥巴马政府以重返亚太战略为抓手，开始“超越接触”，从战略层面加强对中国的防范与威慑：
中美之间的合作与分歧
是世界格局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之中。冷战后全球化持续
发展，将世界日益紧密地“笼”在一起，各国联系密切、利益交融、安危与 共、相互依存的程度前所未有，“零和游戏”的空间缩小。许多危及人类安全
和生存的威胁成为全球性问题，任何国家都难以单独应对，需要国际社会合 作解决。传统的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遭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反对与抵制，世界 秩序要求新的安排和思维。和平、发展、合作成为各国的共同追求目标。 “中美关系正在恶化”是当前颇为流行的一种说法。相比奥巴马刚刚入主 白宫，两国关系气氛确实不如以前。但从中美关系40年的发展历程来看，当
前两国关系仍属于良好发展阶段。
首先，中美高层交往的密度和广度都是空前的。中美两国元首三年间共 会晤11次。双方高层互访更是接连不断。中美已建立60多种磋商机制，涵盖
外交、经贸、金融、能源、环境、执法、人文和安全各个领域。特别是中美 全面客观地评价中美关系现 状，对维持两国关系发展的气氛 和环境，以及亚太地区的稳定 与合作大局，都有现实和长远意 义。 17 中美关系的现在与未来 战略和经济对话、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两个高级别机制，对双方加强沟通、 增深相互了解、推动两国实质性合作都发挥着重要作用。
第二，两国对双边关系的战略认知较为明确。建设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 关系是中美双方的重要共识。两国也都将彼此关系视为当今世界最重要双边 关系之一，置于各自对外战略的重要位置。中方认为，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先 地位和在亚太地区的利益存在是历史形成的，中国对此予以尊重，并欢迎美 国作为一个亚太国家为本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做出努力。美方表示欢迎中 国的和平崛起，认为一个强大、繁荣、稳定的中国有利于亚太地区和世界的 繁荣与稳定，并一再表示无意遏制中国。
第三，中美在各个领域的合作持续扩大深入，并不断取得实质性成果， 实现了互利共赢。两国的经贸合作即是典型的例证：1979年双边贸易额仅为 24亿美元，2011年则达到4466.4亿美元，增长180多倍;2003年双方贸易额
突破1000亿美元，2005年突破2000亿美元，2007年突破3000亿美元，增长
势头强劲;中美现已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截至2011年底，美国对华投资项
目累计61068个，累计合同外资1623亿美元，实际投入675.9亿美元。中国在
美投资也在逐年增加，2011年底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达60亿美元。(以上 均按中方统计)
中方的疑惑是空穴来风，事出有因。历史上的中国曾遭受过美国的侵略和欺凌，新中国也曾多次遭到美国封堵。两国关系改善后，美方仍不时寻找借口对华施压，甚至屡屡进行制裁，迄今尚未解除军售禁令。多年来，美国制造的“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中国责任论”、“中国强硬论”等奇谈怪论不绝于耳。凡此种种，很难让中国人对美国对华战略意图真正放心。美国领导人多次表示“无意遏制中国”，但言行差距实难为中国人所接受。中国可以理解美国大张旗鼓调整亚太政策，但其中明显针对中国的行为不能不引起中国人的关切和警觉。美方对中国的疑虑主要源自陈旧的思维和观念。其一是冷战思维。美国仍存在一些顽固坚持冷战思想的势力，他们坚持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异同划线，总把中国列为“异类”国家，对中国怀有根深蒂固的敌对情绪，不论中国是强是弱，都把中国视作威胁。其二是霸权思维。有些美国人长期沉迷于“世界领袖”的角色，而对中国崛起则虎视眈眈，担心中国会挑战甚至取代美国的“霸主”地位，怀疑中国一举一动都含有挑战美国的意图。其三多年来，美国制造的“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中国责任论”、“中国强硬论”等奇谈怪论不绝于耳。凡此种种，很难让中国人对美国对华战略意图真正放心。美国领导人多次表示“无意遏制中国”，但言行差距实难为中国人所接受。
仔细分析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中美国一方的想法和忧虑，我们会发现更多的证据来支持过程建构主义的解释。在中美关系的变迁中，美国最关心或者担忧的不是中国权力增长，因为如果是权力，那么过去 30 多年中国的权力一直都在增长当中，但美国并不是过去 30 年一直都在忧虑中国可能带来的挑战和威胁，关键是中国的权力增长带来的关系的变化。权力增长不一定会带来关系的变化，比如日本在战后也经历了几十年的高速增长，权力增长也很快，但是这些权力或力量的增长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日本和美国的关系本质，即日本依然是在总体战略和安全上依赖于美国的附庸。这样的主人—附庸关系并没有随着日本经济实力的强大而发生变化，美国与日本的总体关系也没有发生变化，其中的竞争和冲突只能是美日合作主流关系旁边的支流，不构成对美日关系的本质挑战。因此，在中美关系当中双方最关心的核心问题其实还是如何确定双方在社会互动关系中的身份和角色。当对双方角色的认知出现偏差时，双方就形成了矛盾和冲突，在某些物质或者结构性因素的刺激下，这些对关系认知的矛盾和冲突会加剧，从而放
大冲突的规模和程度。正如奥巴马多次强调的，美国永远不会放弃第一的地位，不能
让中国主导国际贸易的规则等，这里他强调的其实是对美国在全球体系的关系网络中
的定位以及对中国在关系网络中的定位。中国学者达巍也同样指出，美国对中国的担
心体现在中国对美国领导的全球关系网络、中国对国际经济体系关系和中国对美国与
盟国关系网络的挑战三个方面。
但权力转移理论的有效性也存在疑问。理查德·内德·勒博的统计研究表明，崛起大国和主导大国即便涉入战争，也是倾向于攻击弱小的第三国和正在衰落的大国，而不是相互对抗。历史上，崛起国和强国几乎不发动针对主导国家的战争。反过来讲，主导国家也不经常攻击大国，它们更愿意通过进攻弱国来扩张或显示实力。
重要的事权力转移理论是从唯地位论的角度看待世界格局变迁的。按照传统观点，权力转移的过程就是国际地位或者支配地位发生变更的过程。由于国际地位是一种稀缺品，支配地位则更是珍稀品，自然不缺乏追求者和竞争者。按照传统观点，一旦大国处在权力变迁过程当中，它们之间的关系自然而然也会高度紧张起来。
然而，如果就此断定权力变迁必然导致冲突，有些甚至演变成惨烈的战争。但是，大国关系史上有不少场合，一些看似迫在眉睫的冲突也是在最后时刻得到了避免。权力转移理论过分关注实际发生了的冲突，而忽视了那些被避免了的冲突。对于冲突被避免的现象，传统理论关注的并不多，冲突被避免的机制更是无从谈起。
①
简言之，关系本位而非权力本位和规范本位，才是 中美关系中的重中之重。
中美关系正在迈进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机遇与挑战都在增大，未来中美 关系的发展面临如下三个选择：
第一，未能摆脱大国竞争不可避免的传统格局。中美竞争恶性发展，走 向相互对抗乃至军事冲突，使冷战演变为热战，最终难免两败俱伤，并给亚 太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带来巨大灾难。
第二，继续既合作又竞争的基本框架，维护互利合作为主的大局，妥善 处理双方分歧，求同存异，力避中美关系大起大落。本质上，这仍是美国长 期奉行的“接触加遏制”对华关系套路。这种状态下的中美关系难免出现风 险，但从过去二十余年的较为稳定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该模式将会延续较 长时间。
第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美通过创新思维，共同构建相互尊重、平 等互信、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模式。
随着世界和中美两国发生的深刻变化，双方都在认真思考两国关系的未 来走向。去年胡锦涛主席访美时，两国领导人曾就中美双方“打破大国竞争 不可避免的传统观念”问题进行讨论。今年习近平副主席访美期间，也与美 方就此多次探讨。希拉里 · 克林顿国务卿近期也发表讲话，提出中美双方要
努力找到处理好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关系这一老问题的新答案。今年5月第 四轮中美战略和经济对话在北京举行，胡锦涛主席在题为“推进互利共赢合 作，发展新兴大国关系”的致辞中，提出创新思维、相互信任、平等互谅、 积极行动、厚植友谊等五点构想，全面回答了这个问题。
在上述三种选择中，第一种关系可能引发的后果将不堪设想，第二种关 系越来越难适应形势的变化，第三种关系是唯一的正确抉择。显然，中美双 方对此都有了深刻的认识，并已开始严肃认真地思考这一问题。两国如能在 此问题上达成共识，并逐步加以实践，中美关系将面临更加美好、更加广阔 的发展前景，对世界未来发展也将十分有益。美好的愿望，需要实实在在的 行动。
中美关系实践经过 30 多年的发展，已经证实了中美关系作为一种社会结果的开放性，美国不再是处于中美关系的主导地位和独占了中美关系之间的议题日程。最近十几年中国对中美关系实践的主动塑造能力就预示了中美关系结果的开放性，即其结果并非是由实力相对大的美国一方所能决定的。中美之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且双方存在相互转换的可能，正如过程建构主义的中庸辩证法所指出的。
在意图性逻辑的指导下，中美两国都是具有强大能动力的国家。两国分别具有强大的经济、军事、文化、外交和理念实力，这样的实力会赋予中美两国在国际社会中实现自己意图的巨大活动空间。这也意味着如果中美两国有良好的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战略意图，那么新型大国关系的建立并非难事。如果两国都没有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意图，反而是具有重复过去历史的逻辑，那么两国重复“修昔底德陷阱”的概率就会很高。如果只有一方(中国)坚持建立新型大国关系而另外一方(美国)不积极支持，那么双边关系就会在合作与竞争之间徘徊不前，造成时而合作、时而冲突的局面。在非意图性逻辑的指导下，过程本身具有能动力，这是因为虽然过程本身在最开始阶段必须由一个社会实体(国家或者个人)来启动，但是一旦成功启动，过程和关系会形成自己的生命力和逻辑，从而按照自身的逻辑来运转。这样的逻辑也可称为习惯逻辑，其遵循的不再是外界实体的操作逻辑。能遵循自己的逻辑继续发展下去，这样最初启动的国家行为体反而无法操控。中美关系的冲突或者合作也有这样的特征，即合作会带来双方更高水平的信心和相互信任，进而又促进更多的合作。冲突则会导致双方的互相猜疑和恐惧感，进而导致更多的摩擦和冲突。
从未来的趋势看，美国不得不与中国(以及其他一些新兴国家)分享权力，这是难以避免的战略走势。但在让中国分享什么权力，在什么时间，让中国分享多少等方面，美国必然斤斤计较，不会轻易相让，新型大国关系框架的稳定，需要使美国在这个框架下对中国实力和影响力的上升不至于十分反感，这意味着中国需要对美国做出一定的战略安抚，使美国能够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实力的上升感到安心。未来一个时期，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的顺利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美博弈中的讨价还价过程。策略上说，中美任一方都不应该过分地追求对已有利的结果，“赢者通吃”的逻辑不利于双边关系的稳定，受双方欢迎、双方都能稳定地从中获得好处的结果才最能持久;而一方明显是赢家、另一方明显是输家的情况是内在不稳定的。
在新型大国关系建设中，中国应坚持以斗争求合作的策略，新型大国关系的建成和稳定，需要中国与美国在某些领域进行比较坚定的斗争，让美国在这些领域知难而退，然后才能真正回心转意，不能让美国形成一种预期;因为中国试图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因此对美方的一些无理和过分的做法不会做出强有力反击。中国对美方的不合理做法进行适度强硬的反击，在维护重要利益方面显示坚定性，有助于使美方以更为务实的态度处理中美关系，并对新型大国关系形成比较稳定、一致和切合实际的预期，斗争的目的，是为了让美国不敢轻易突破中国的底线，以维护中国的原则性利益;适度的妥协，是为了给中美关系提供一定得转圜之机’，避免中美关系走上斗争呈螺旋式升级的轨道，最终导致两败俱伤。斗争与合作，两方面的手段都不可少，不可偏废。
新型大国关系涉及中美相互对自身以及对方行为目的、行为模式形成较为稳定的预期，使双边关系的发展方向具有更大的确定性和建设性。同时，它也会使亚太地区其他国家对中美关系的稳定具有更大的信心，从而为它们提供更大的战略与政策空间，也为地区合作的深入发展提供更为良好的外部条件。这些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将从根本上影响亚太地区秩序的整体结构和面貌。
不论是在全球层面，还是在地区层面，中美之间的课题不是传统的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之间的关系问题，而是在新形势下，大国之间如何以和平的方式竞争，国际权力如何在和平的局面下进行交接和转移。不过，新型大国关系不意味着在这一框架下，中美双方只能合作，不能竞争。合作与竞争是一种复杂交织的关系，中美可以在战略合作，战术上竞争;或在战略上竞争，战术上合作。从理论上说，这都是可以想象的，新型大国关系只是意味着中美共同构建了一种在战略层面总体上具有合作性的关系，在这个大框架下，中美关系依然会保持其内在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建设，可能是一个先有远景，并逐渐填充内容的过程，从实质内容上说，新型大国关系有不同的层面，包括“就事论事”式的事务层面的新型大国关系，以及上升到对双边关系的认知和定位发生根本改变的关系层面的新型大国关系。这两者在一定程度上并行不悖。中美可以在这两个层面分别作出不同的努力，以渐进的方式协同地加以推进。在这个过程中，也可以让中国周边的一些国家逐渐从心理和行为上适应中美关系的变化。归根结底，我们要建设的是一种为周边邻国接受和欢迎，并能为它们带来实质利益的新型大国关系。
总体来说，新型大国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但不可能一蹴而就地建成，它需要中美以及其他相关国家的共同努力，而且它有被意外事件或外部力量破坏的可能性。我们不能因为困难而松懈和漫不经心。如果不去推动新型大国关系的建设，中美关系很可能在无意中滑入传统大国争霸的老路。我们需要有相互包容、愿意做出战略和解的心态，并努力寻找和发现适当的时机，努力以代价相对较小，实际效果相对较好的方式，一点一点地向前推进，最终锁定中美关系的发展路径，为亚太地区创造一个光明和充满希望的未来。
参考文献
【1】王传剑 南海问题与中美关系_ 【2】王玮 权力变迁_责任协调与中美关系的未来 【3】马振岗 中美关系的现在与未来
【4】达巍 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路径选择 【5】王继思 构建中美战略互信
【6】周方银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动力_路径与前景
第五篇：回顾50多年来中国的对美政策和中美关系发展的历史
回顾50多年来中国的对美政策和中美关系发展的历史，双方既有尖锐的对立，也有真诚的合作。冷战后的中美关系也曾经出现了多次起伏和危机，但是中美关系并未破裂，反而加深了。其深刻的原因就在于，中美之间存在着许多共同的战略利益。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两国对亚洲和世界局势的发展都有重要影响。在新的国际形势下，中美之间在许多全球性和区域性的重大问题上具有共同利益，存在着广泛的合作基础，中美经济合作的前景更是不可限量。因此，展望21世纪的中美关系，我们有理由表示审慎的乐观。当然，影响两国关系的负面因素也不容忽视，诸如人权问题、贸易问题、军售问题和台湾问题等，其中台湾问题事关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是影响中美关系改善和发展的最大障碍，也是最容易导致中美两国发生直接冲突的敏感问
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从历史上看，影响中美关系的因素很多，诸如国际格局、经济和意识形态、地缘政治和国家利益以及彼此处理双边关系的政策等等。其中彼此处理双边关系的政策在中美关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影响。纵观70年代以来，运用史学和国际关系 。
稳定同美国关系，是中国外交的关键。近年来，中美关系中的合作关系越来越多，越来越广泛;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美关系的发展越来越和谐。美国是当今最大的发达国家，在世界舞台居于权力中心。从中国建国以来，美国一直在多方面遏止中国，企图通过经济、军事、外交等手段阻碍中国经济发展，其中的原因不难理解。尤其在近几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一直为其他国家所震惊，而中国本身所拥有的庞大的市场，又成为了中国经济发展有利的依托平台。在这样一个为诸多国家眼红的平台上，中国的经济将会持续、高速的增长将是不争的事实。而随着经济的增长，中国的军事、科技水平也在突飞猛进。这一切迫使美国不得不将中国作为阻碍其在实现全球霸权主义统治的一个强劲的对手。并且，在台湾问题上，美国虽然没有明确表态将台湾划进美日联合防御范围，但从其模糊描述的背后不难看出，中国台湾乃至中国大陆早就是美国窥视以久的土地。对于中美关系，应坚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框架，在当前国际形势下为我国经济求得稳定，高速的发展空间。中美双方经贸关系密切，在许多方面存在着共同利益。中美关系非常复杂，必须处理好。中国外交的很多工作都是围绕这个问题展开的。
我们首先应该看到和明白几点：
1 机遇来自全球化这个国际背景， 美国有求于中国的面上升 2 双方在安全关切上既有交叉点又有不同点 3 并不是说美国不把中国当做潜在对手了
4 美国必须在台湾“统独”问题上作出抉择
纵观历史分析当前中国对美政策应循之道
“变”与“不变”是50多年来中国外交发展过程中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一方面，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国外交经历了几次大的战略调整;另一方面，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始终贯穿其中。中国外交的基本内容正是在这种变与不变中不断充实、发展和完善的，在不同的时期，以不同的方式展示了中国外交独特而又丰富的内涵和风格。
“变”是与时俱进的要求和表现，更是在不同国内外环境下更好地谋求国家利益的需要。而“不变”则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有意识继承的部分，表现为连续性;另一部分则是不愿继承、希望改变的内容，但由于不同的原因，历史上的政策对决策者或大众心理有巨大影响，使现有政策有意无意地保持了原来政策的某些内容、某些宣示、某些态势或倾向，表现为外交政策的“惯性”。“变”突出了中国外交的特点，而“不变”在很多方面已经成为制约和影响中国外交的消极因素
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政策已经不是原来的政策，援助也与以往大不相同，但我国的对外政策宣示仍然把八项原则作为中国对外援助的指导思想，实际上这也是一种惯性的表现
总体上说，自2009年1月美国“新科”总统奥巴马执政以来，中美关系保持了稳定，并取得了许多积极的进展。但步入2010年后，中美关系将呈现大盘回调、局部震荡的格局。
回顾：2009年中美关系平稳增长
首先，中美关系发展的起点比较高。，布什政府的对华政策却是其中为数不多的亮点。尤其是“9·11”事件发生之后，中美关系保持了连续7年的稳定发展。其间，中美之间没有出现一次重大危机。两国在打击恐怖主义、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方面展开了有效合作，两国关系的机制化程度获得了很大提升。这包括两国最高领导人经常性见面，各种电话热线陆续建立，各种磋商机制日益丰富，两国在最重要也最敏感的台湾问题上达成了有限但重要的共识。所有这些，使新总统执政一开始两国关系发展就有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其次，中美关系在美国的政党轮替中实现了平稳过渡，开局良好，保持了积极的发展势头。这在冷战结束后还是第一次。虽然在奥巴马上台之初，中美间也出现过各种摩擦，但上述问题在两国的共同努力下都未演化成危机。2009年2月，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首访东亚，其中国之行获得重大成功。
2009年4月1日，在伦敦G20峰会期间，胡锦涛主席与奥巴马就任美国总统后举行了首次会谈。除了就如何应对金融危机深入交换意见外，两国元首还强调了中美关系的重要性。两国元首一致同意建立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进一步深化广泛领域的互利合作，加强能源、环境以及气候变化领域的政策对话和务实合作，恢复和扩大防扩散和其他安全问题的磋商，扩大两国立法机构、地方、学术、青年等社会各界的交往，恢复人权对话，推动两国军方关系继续改善和发展。
2009年9月21日至25日，胡锦涛主席和奥巴马马不停蹄地出席了四大峰会，从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第64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以及安理会核不扩散与核裁军峰会，到在匹兹堡举行的20国集团领导人第三次金融峰会。中美首脑分别在核不扩散、气候变化和全球经济问题上提出了负责任的主张，双方表示将共同反对贸易保护主义，致力于在2010年成功完成多哈回合谈判。
2009年11月13日，奥巴马启程前往亚洲进行8天访问。在其丰富多彩的为期4天的中国行中，奥巴马与中国领导人就经济复苏、气候变暖、开发新能源、防核武器扩散、地区安全等双方共同感兴趣的话题进行了坦率、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会谈，共同发表了《中美联合声明》。“中方表示，欢迎美国作为一个亚太国家为本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作出努力”，“美方重申，美方欢迎一个强大、繁荣、成功、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的中国”，“双方重申致力于建设21世纪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并将采取切实行动稳步建立应对共同挑战的伙伴关系”。
在不到10个月的时间里，两位国家元首先后在伦敦和纽约举行正式会晤、5次共同出席国际会议、4次通电话。而奥巴马在上任后头一年就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更是中美交流史上的第一次。与此同时，两国政府重要的内阁成员也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悉数见面。
第三，两国关系的机制化程度有了进一步提升。这种机制化在两个方面取得了突出成果：一是战略对话和战略经济对话的整合。在胡锦涛与奥巴马的伦敦会晤期间，双方同意将布什政府时期建立中美战略对话和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整合为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这种对话的规模和层级在美国与其盟国的关系中也属罕见。二是对话和磋商机制延伸到了两国关系中一些突出的薄弱环节。与迅速发展的两国政府间关系相比，两国立法机构之间的交流要落后太多，这使得美国国会成为中美关系中的最大不确定因素。
第四，两国关系的内涵不断丰富，一些新的重大议题进入中美关系的议程，诸如如何应付全球金融危机、气候变化、开发新能源、阿富汗及巴基斯坦局势等。上述议题均为奥巴马上台后面临的最紧要的对外政策议题，这些议题成为中美关系的议题表明，奥巴马政府较上届政府相比，更加重视中美关系，更加看重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作用。
前瞻：2010年中美关系或许局部震荡
过去30年的历史表明，中美关系的发展循着一种螺旋式上升的轨道，有时步入低谷，但一段时间后又峰回路转，攀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奥巴马执政以来，中美关系开局良好，但步入2010年后，我们已经感到中美关系的政治气氛在变冷：在双边关系上，美国正在做一些刺激中国神经的事，譬如美国决定向台湾出售包括爱国者三型导弹在内的高性能武器，美国国务院借谷歌事件指责中国限制言论自由，奥巴马扬言将会见**喇嘛，美国指责中国政府人为降低人民币汇率损害了美国利益，对中国实行贸易保护的“特保案”不断增加等;在地区
或多边议题上，中美的分歧也因为相关问题的复杂性而凸显出来，例如朝核问题、伊核问题、全球气候变化问题。
中美关系的变冷有其自然的逻辑，对此我们不必感到惊讶。一是因为两国关系中一些老的结构性问题依然存在，如中美在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社会制度方面以及台湾问题等老大难问题上的分歧，一直在羁绊着中美关系。二是因为中美关系中出现了一些新的结构性问题。随着中国国力和自信心的增强，中国在世界舞台的影响力不断扩大，而作为世界上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尚未适应中国力量的到来，时时担心中国的崛起会以美国衰落为代价，诸如“中国模式”会取代“美国模式”，全球化中的美国化会因中国化而受到阻止等，这就形成了新兴国家与老牌国家的结构性矛盾。三是中美关系周期性地受到美国选举政治的影响。美国两党的候选人出于当选的需要，每每将中国作为替罪羊，以转移选民对自己的不满。
这就需要双方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妥善处理上述诸多挑战和问题：
——从战略上，适度降低对对方的期望值。2009年中美关系的热络，主要是由于奥巴马面对一些急迫的问题，如金融风暴、气候变暖、核武扩散、甲流肆虐、塔利班卷土重来等，认识到与中国合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奥巴马政府对中国在这些领域发挥作用的期望值很高，希望说服中国在这些领域发挥更多更积极的作用，承担更多的责任。中国从自己的国情和国力出发，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但美国却认为中国做得不够，并开始有所抱怨和指责。
当中国不能如美国所愿行事时，美国就感觉很受伤害。而中国也对奥巴马存在着过高的期望——既然美国说了要尊重中国的领土完整和国家统一，那美国就应该尊重中国根据自己的国情所选择的发展道路，就应该在台湾、涉藏、涉疆等问题上尊重中国的核心国家利益。但事实上，奥巴马政府无法跳出美国政策的惯性而停止售台武器，不理**，满足中国的期望。双方对于对方的期望存在着巨大落差和错位，因此需要重新冷静认识对方能够做什么，而不仅仅是期望对方做什么。
——从政策上，美国应尽量避免国内政治的干扰。我们现实的要求只能是：美国领导人能够超越于党派之上，从全民总统、一国领导人的高度出发来制定对中美关系有利也是对美国有利的正确政策。从政治上讲，2010年对奥巴马来说是困难的一年
——从议题上，双方有必要进行微观管理。2010年，中美关系的“议题之争”会更加频繁，老的未去新的又来。老议题如台湾议题、人权议题、人民币汇率议题、知识产权议题、贸易平衡议题、涉藏议题、朝核议题、伊核议题等，新议题如气候议题、地区影响议题等。受金融危机的影响，美国失业率居高不下，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有抬头之势
最近发生的谷歌事件，本来只是一桩商业事件，结果美国将它演变为一桩政治事件、外交事件。谷歌进中国也非一朝一夕，何以不明白中国的相关政策和相关法律，近来才如此发飙?美国一直高举言论自由、网络自由的大旗，为何在去年不言语，今年则大叫要信息自由?看来时机很重要。去年没有声响，缘由是因为需要中国、不敢得罪中国;今年经济有所复苏、中国又使之失望，因此不怕得罪中国了。正所谓此一时彼一时。这就是美国政治的权宜之计。美国对中国满意时，人权问题退居二线;一旦美国对中国不满或失望时，人权问题就浮出水面。对中国来说，需要警惕的是，由于中国发展的路径与美国设想的不一致，美国知识阶层和精英阶层对中国的前进方向难以把握甚至有一种幻灭感。之所以要微观管理这些议题，目的就是要避免任何一个议题失控，进而管理好整个中美关系的大格局。
中美自建交以来，两国关系跌宕起伏，时有摩擦和波折，但从大的方向看，这艘巨轮一直在向前发展。因此，我们对于2010年可能到来的中美关系大盘回调，局部震荡应该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和应对预案。毕竟中美关系不是一方的事，而是双方的事，需要双方悉心经营。正如胡锦涛主席在与奥巴马会面时说：“中美两国国情不同，双方存在一些分歧是正常的，关键是要尊重和照顾双方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