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教育论文范文第1篇
摘要：近两年，我国会计制度和税法变革较大，这使得会计制度和税法之间的差异变得越来越明显。这种差异的存在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现象，然而，这种情况存在的同时也会给企业的财务核算和税务部门的征税工作带来成本的增加等负面影响。
关键词：会计制度；税法；差异及协调
一、概述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及会计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会计制度与税法的差异表现得越来越明显。这种差异的存在与我国不同时期的经济体制变革有较大的联系。我们知道会计制度是会计工作所要遵循的规则和程序的总称，而税法则是国家法律调整税收关系的法律规范，因而这两者在会计实务工作中必然存在一定的差异。尤其是新的所得税实行以来，这种差异就更明显了，据不完全统计，新的所得税法与会计制度的差异，相比以前增加了20多处。对于这种差异的存在我们应该客观地分析并加以协调，以下将详细分析这两者之间差异的表现形式、原因以及协调的具体措施。
二、我国会计制度与税法差异的表现形式
(一)会计制度和税法在原则规定上的差异
在基本准则规定上，我国的《企业会计准则》规定，企业的会计核算要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即企业当期已经实现的收入和已经发生的费用，无论款项是否收付，都应该作为当期的收入和费用处理。然而，税法的规定却不完全承认权责发生制的适用性，其在企业的收入确认上倾向于权责发生制，而在费用的确认上却更倾向于采用收付实现制。例如，在企业增值税的账户处理时，企业在明细科目上还必须设置“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应交增值税——已交税金”、“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转出”等子项目，由此可见，其会计处理并不完全是按照权责发生制确认核算的，是按照收付实现制原则进行的。这正是会计制度和税法在原则规定上的差异体现。
(二)会计制度与新税法已消除的差异
新税法的施行，加上新会计准则明年的更大范围内执行，这两者的同时实行不可避免地要加大企业会计处理与税法处理的难度。因此，有必要了解新税法实行前后与会计制度已经消除的差异，这将有利于企业更加明确以往存在的税法与会计制度差异的影响。新税法和新会计准则的实施消除了原先的差异有20多项，比较典型的有：向本企业职工发放本企业生产的产品、非货币性换出存货、债务重组偿还存货等，原企业所得税法视同销售、原会计准则制度不视同销售，而按新准则应该视同销售，从而使税法与会计的差异被消除。
(三)新税法实施后会计制度与税法新增的差异以及其在资产要素等项目处理上的差异
新税法施行后在企业所得税核算问题上也产生了新的差异，如新企业会计准则规定企业的期末资产计量应该应用公允价值的方式核算计量，并将公允价值与相关资产的账面价值之间的差异计入当期损益或者所有者权益账户，但是在新的税法当中并没有对这方面做出规定，也就是这种核算方式在税法上还未得到认可。此外，在资产要素核算上，会计制度和税法也存在一定的差异，这些差异的存在会影响资产要素的会计核算。例如，会计制度对于固定资产等资产要素的处理强调加速折旧与提前摊销资产，而税法则要加上一些限制性条件。如固定资产折旧，会计上规定折旧方法、折旧年限和残值估计、应计提折旧的固定资产范围等企业可以自主决定，而税法上却明确规定，企业的会计处理如与税法规定不一致，计税时应按税法规定调整；又如待摊费用，会计上规定如果待摊费用的项目不能为企业带来经济利益，应全部计入当期损益，而税法则强调要按规定期限如实摊销等。这些规定细节上的差异会直接影响企业的会计核算和会计处理方法的选择。
(四)会计制度和新税法在权益、负债、收入等各要素规定方面表现的主要差异
由于会计制度和税法在原则规定上的区别，进而使得两者在权益、负债、收入等各个具体会计项目上的定义、确认方法以及核算方式都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差别。例如：会计制度上对于收入的确认就明显和税法上收入的确认标准不同，使得会计期末企业要针对收入项目作一系列的纳税调整；又如在接受资产捐赠、转增资本等权益核算上，税法和会计规定的核算方式和确认标准也存在细节上的差别。
三、我国会计制度与税法存在差异的原因
(一)会计制度和税法各自制定目的的不同是两者存在差异的直接原因
我国制定的会计制度是为了能够准确地反映企业经营状况以及财务情况，为企业管理者、投资人以及相关信息使用者提供真实和可靠地财务信息作保障；而税法制定的目的是保证国家财政收入的稳定和效率，利用税收杠杆进行宏观调控，调节收入分配。同时，两者之间又有一定的联系，会计制度约束下的企业会计信息是企业核算纳税的主要参照依据，税法对于会计制度的规定具有约束和控制作用。
(二)所依据原则的不同是会计制度和税法差异存在的前提条件
会计制度所遵循的原则有：谨慎性、实质重于形式等，这些会计核算的原则在税法核算中也是认可的。然而，新税法在此基础上又具有一些自身的原则：收入平衡原则、公平原则、客观原则、行政管理原则等，这些与会计制度核算的基本原则是完全不同的，甚至有时候是相背离的。因此，这些基本原则的差异导致了会计制度和税法在会计业务和会计方法选择上不可避免地要存在差异。
(三)经济发展状况是会计制度和税法产生差异的主要原因
在我国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发展，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不断深入，与企业会计制度相关的会计准则不断地得到修改和完善，税法也是如此。从前，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属于全民所有，本质上是国家的，会计制度体现的也就是国家的财政需要，因而当时的会计制度和税法的目标是完全一致的。当前多种经济成分的存在和发展，企业代表的不再仅仅是国家的需要了，企业和国家之间的利益目标存在差异，这是经济水平发展的结果，也是导致会计制度和税法出现差异的主要原因。
四、我国会计制度与税法差异的协调
由前面的原因分析可知，当前我国会计制度和新税法存在差异是由经济发展水平所决定的，是一种必然的现象。经济发展中在制定会计制度时考虑给予企业更多自主理财权的同时，也应该考虑国家财政收入的需要。所以，当前正确协调好新企业会计制度和新税法之间的差异对于企业和国家来说都具有重要的意義。
(一)加强部门间的沟通，明确会计制度和新税法法规各自调整的范围
我国的会计制度制定部门为财政部，而税法的制定部门为国家税务总局。因而在各个制定法规时两个部门间应该加强沟通，尽量使得财政部门制定出来的会计制度不仅能够满足企业会计核算的正常要求，同时，也能够满足纳税调整的需要；同样的税务总局制定出来的税法制度也应该尽量在会计制度的合理范围内，尽量使得企业的纳税调整工作降到最
低。同时，在具体施行制定工作时两个部门要加强调查研究。在密切联系企业实际的基础上制定会计制度和税法法规。在出台每一个政策法规前都要充分地思考和准备，经过充分论证并且结合实际现实情况。
(二)强化会计制度建设，严格会计要素的确认、计量、报告以及处理方法的选择
企业会计信息所披露的质量受到多重原则的限制，如相关性、实质性等，所以绝对可靠又准确的会计信息不太现实。因而在实际会计制度规定中应该综合考虑多方面的需求，强化会计制度建设时要考虑使得会计信息能够尽量满足多方面信息使用者的要求。明确会计制度相关信息一方面可以通过简化年度会计报表、利用英特网实现财务报告的实时监控、提高会计信息披露的透明性来着手；另一方面，企业在做会计要素的确认、计量、报告以及会计处理方法的选择时，应该严格按照会计制度及相关准则的规定，不能因为临时的纳税核算而擅自调整会计处理方法。
(三)完善新税法相关内容，鼓励企业进行合理的纳税筹划
随着我国新企业会计准则的顺利施行，我国的企业会计制度已经越来越国际化了。因此，在这个基础上税法相关内容应该及时跟上，对于会计制度中规定的新内容，税法应该及时加以规范，争取借鉴国际上的先进做法和法规。在此基础上，国家应该鼓励企业积极展开合理的税务筹划，争取达到企业里面会计制度和税收法规应用的共同发展，在实务中实现两者的合理统一、平衡发展。
(四)具体会计业务操作选择恰当的会计处理方法以协调新会计制度与新税法
由上面的差异表现分析我们知道，会计制度和税法在实际会计核算中必然存在一定的差异。所以，各会计要素的确认、计量以及报告等各个环节的工作都要严格依据规定操作，尽可能针对不同企业的类型选择不同的处理措施。对于有条件的大企业可以在会计核算之外增设税务会计核算，以保证经济业务正确核算的前提下应纳税款核算的效率和准确性。对于小企业则可以灵活会计核算，同时严格纳税核算，如可以取消八項减值准备和预计负债，实行资产报损和预计负债经税务部门批准后据实入账的方法，这样可以消除时间性差异。另外，在制定准则和税法时应该倾听多方面的意见，争取两者都能够在实务操作中日趋完善。
此外，也应该明确有些会计制度和新税法的差异是不可协调的，如依据新所得税法的规定，企业年末应收账款应该按照其余额的5‰计提坏账准备；而按照新的会计准则制度的相关规定企业可以采用账龄分析法，依据实际情况可以计提的坏账准备比例远远高于此数值，这时候的差异就没有办法协调，而只能按照税法规定进行调整。所以，企业在会计核算时应该综合衡量税法和会计制度，选择适应具体会计业务的核算方法。
责任编辑 柯黎
中日教育论文范文第2篇
1978年，粉碎“四人帮”后经过初步整顿的中国百废待兴，处于历史抉择的关键时刻。中央多次开会讨论，达成共识：再也不能走过去闭关自守发展经济的老路了，必须改革開放!但是，改革开放的路怎么走，经济发展以谁为参照系，一时间还难以厘清。
为此，邓小平找到谷牧，两人议论起经济发展的道路问题，谈到在二战后世界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日本和德国的崛起令人瞩目。这两个国家都是在几乎一片废墟之上，经过十几年的努力，便登上世界经济第二和第三大国的宝座。谷牧认为，最值得中国借鉴的可能是日本，因为中日两国同属东方文化圈，文化上有很多共同点和相似之处。
这次谈话后，邓小平考虑借签署《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之机，亲自对日本进行一次实地考察。同时，他同意谷牧关于在世界范围内寻找合适的人出任中国国务院经济顾问的建议。用邓小平的话说，就是：“我们的经验不足，可以借助他人的智慧嘛!”他还要谷牧尽快组织人去日本详细考察。
1978年底，经过反复考量、斟酌，确定日本的大来佐武郎、向坂正男和联邦德国的古托夫斯基为中国国务院经济顾问。前两位都曾直接参与战后日本经济发展规划的制定，后一位则是联邦德国最高顾问委员会五位成员之一。
1979年春节期间，大来佐武郎和向坂正男应邀来京(1月28日抵达，2月4日回国)，在钓鱼台国宾馆就战后日本经济发展经验、能源和经济结构，以及资金问题等作报告。谷牧副总理亲自主持报告会，国务院几个主要经济部门的负责人参加。这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部门领导层第一次系统地听取国外经济发展报告，对解放思想起到了启迪作用。
大来在报告中说，中国现在人口近9亿，是日本的7倍多，人均国民收入410美元(实际250美元)，相当于日本的1/12，也就是说，相当于日本战后复兴期1950年的水平。那么，日本战后是怎样起步的呢?主要有四点：(1)进行各种改革，如农地改革(土地改革)、解散财阀、促进农业劳动组合发展;(2)提高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3)实施切实可行的政策，重点推进产业结构改革，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振兴出口，实行官民并举、官民协调的体制;(4)抓住国际机遇，扩大出口，积累资金，调整国内产业结构。
大来说，20世纪60年代十年间，日本经济的GNP增长了三倍。日本经济决策者所注重的是经济结构改革、提高国民收入和消除地区经济差距。他特别强调经济的良性循环、充足的劳动力、先进的技术、改革开放的连续性，以及与国际接轨，扩大进出口，采取经济倾斜政策，培训人才等。
大来等人认为，中国的十年经济发展规划(1976年至1985年)主要应把经济发展目标设定在改善人民生活上，以保持人民对改革开放的高度认知和支持，保持社会稳定。中国人口64%是农民，现在的“三大件”是自行车、缝纫机和手表，市场发展的潜力是巨大的。后来，参考大来等人的建议，中国在修改十年规划时加入了以下内容：(1)注重投资和储蓄的平衡;(2)重视压缩计划和国内消费，解决依赖外资问题;(3)重视投资效益的提高。
大来认为，尽管中国与日本社会制度不同，但战后日本经济发展的经验教训还是值得借鉴的，用中国的话说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这一年的10月，大来和向坂应中国国务院的邀请再次来华。这次是考察中国经济、讲授经济发展经验与给中国经济发展出主意“三结合”。中国政府特别邀请两人的夫人一同访华。在华期间，大来和向坂重点考察了北京、上海和杭州等地，参观了汽车、机械制造和纺织厂等中国有代表性的产业。回到北京，他们向谷牧副总理等中国负责经济工作的领导人作了《经济结构的现代化应在何种原则下推进》的报告。
大来说，中国经济目前还处于国内自主型、计划经济型和分配重视型“三型”之中，需要走向国际分工型、市场经济型和资本积累型。他明确指出，中国经济要想快速发展，实施混合经济体制是必要的，并由此提出了“计划经济中的市场
经济”。
大来还说，经济发展的根本是生产力的发展，没有生产就谈不上消费。要想扩大生产和提高生产率，一是改善生产体制;二是汲取国外的先进技术，改善统计和计划手段;三是充实社会资本;四是提高生产力的素质，如加强基础教育、专业教育和职业培训;五是强化企业管理的科学化，包括原材料、资金、劳动力和市场等方面。大来进一步解释说，提高生产力的前提是经济均衡发展。具体来说，就是五个平衡：储蓄和投资的平衡;劳动力质量的平衡(工人、技术人员和专家);外资的平衡(进出口、资本输出、借贷等);产业间的平衡(生产资料、消费资料和基础资料);地区间的平衡(工厂选址、运输和人口)。大来最后说，一句话，经济结构的现代化是提升生产力和扩大国民收入的基本点，同时，坚持就业和分配公平是一个重要原则。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不少政策、文件都吸收了大来和向坂的智慧。
但是，1979年深秋，日本内阁改组，大来佐武郎被任命为外务大臣。根据日本法律，担任国家职务的官员不允许出任其他国家的任何职务。当年12月，大平正芳首相访华时，邓小平在午宴上幽默地对他说：“我们过去请大来先生就任中国的经济顾问，他现在成了贵国的外务大臣，能不能通融一下，继续担任我们的顾问啊?”邓小平的话，反映出中国对大来担任中国国务院经济顾问业绩的肯定，同时表达了对大来继续为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发展提供咨询的热切期待。当然，大来继续担任中国国务院经济顾问是不可能的。
在总结顾问工作的基础上，经过深思熟虑，中日双方作出了一个在中日关系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决定：成立一个由官员(中国方面)、退出政府职位的专家和学者(日本方面)参加的中日经济交流会。双方商定，每年举行一次年会(考察、“分科会”等不在其内)，不对外，不见记者，不宣传，关起门来，就中国的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等重大问题进行政策性的深入
探讨。
中日经济交流会由谷牧副总理任中方顾问，大来佐武郎外相任日方顾问。中方的首席代表为马洪(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日方首席代表是向坂正男(时任日本综合研究开发机构理事长)。日方成员大都是战后日本经济发展方案的设计者和参与者，多数出任过日本政府官僚的最高职务——次官(经济发展的实际操盘者，属于“官厅经济学家”)。他們是：宫崎勇(原日本经济企划厅次官，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主要制定者，后来曾任村山内阁经济企划厅长官、桥本内阁行政改革代理委员长)、下河边淳(原国土厅次官，田中角荣首相《日本列岛改造论》的执笔者，战后四次日本国土经济布局的主要决策者，后出任阪神大地震复兴委员会委员长)、河合良一(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副会长，日中经济协会会长，日苏经济联合会会长)、佐伯喜一(日本复兴计划的主要参与者，日美贤人会成员，伦敦国防战略研究所理事，原日本防卫厅研究所所长)、篠原三代平(有“日本产业结构改革政策之父”之称，亚洲俱乐部理事长，外务省亚洲经济研究所会长)、千速晃(新日本制铁社社长、日本经济同友会副干事长，后任日中经济协会会长)、铃木淑夫(日本银行理事，后当选众议院议员)、福川伸次(原通商产业省次官，大平正芳首相的秘书官)、宫崎仁(日本阿拉伯石油会会长)等。
中方成员有：薛暮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名誉主任)、房维中(国家计划委员会常务副主任)、朱镕基(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副主任)、李灏(国务院副秘书长，后任深圳市市长、市委书记)、沈觉人(对外贸易部副部长)、廖季立(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高尚全(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李景昭(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刘鸿儒(中国人民银行常务副行长)、孙尚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浦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所长)等。
中日经济交流会成立伊始，事务局设在谷牧副总理主管的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李景昭副主任出任交流会秘书长。在1985年的国务院机构改革中，国家建委被拆分，谷牧提出，交流会事务局可以放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当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在中南海办公，没有独立的外事机构，也没有专门从事日本研究的人员，因此马洪感到难度很大。谷牧拍板说：“成立外事机构，把人民日报社原驻日本的特派记者小张调过来嘛!”由此，我被调离人民日报社，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筹建外事局，任办公厅副主任、外事局负责人，此后更是担任中日经济交流会秘书长达15年之久。
中日经济交流会成立后的30多年，是中国经济不断攀升的30多年。应该说，“日本模式”为中国经济的起飞提供了重要参考，而中日经济交流会则在引入“日本模式”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为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交流会提出的许多建议都通过分管对外开放的谷牧副总理直接上报中央，成为中央经济改革具体政策的重要参考意见。中国经济建设中的重大课题几乎都在交流会上进行过深入的讨论，形成了积极的对策和方案。
例如，在人们熟悉的中国经济翻两番伟大构想的提出过程中，谷牧报送给小平的《关于日本所得倍增计划》(河北大学孙执中老师等为翻译这本书做了大量工作)起到了借鉴作用。关于翻两番如何实施，大来佐武郎也提出了建议。大来回忆说：“1979年，我作为外相同大平首相访华，聆听了小平翻两番的讲话。我认为，翻两番要分两步走，前十年是打基础，最关键，但不是追求速度。”1984年3月，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时，提到了翻两番问题。他说：翻两番是在大平正芳先生的启发下提出的。当时我们国民所得250美元，如果80年代翻一番，90年代翻一番，那么在250美元的基础上，就可以达到1000美元。邓小平接着说：“翻两番分两个阶段，即前十年和后十年，前十年6.5%就可以了，主要是为后十年打基础。”
中国经济起步之初，最棘手的问题之一是资金匮乏。为解决贷款问题，谷牧多次奔赴日本，同大来外相和大平首相协商。第一批500亿日元贷款，第二批560亿日元贷款，以及3390亿日元、4700亿日元的第三批、第四批贷款(年息3%，偿还期30年)，都是谷牧与大来等人敲
定的。
1986年7月，为促进日本民间资本对华投资，谷牧特意邀请大来佐武郎访华，并亲自陪同他去云南考察。其间，双方就成立投资促进委员会事宜进行了多次磋商。因为白天要到各地考察，所以商谈大都安排在晚上进行，每每谈完，都是第二天凌晨了。谷牧的秘书孙钢甚至在此过程中被累病了。在这次会谈中，大来谈到了他著名的“黑字还流”计划(“黑字”是相对于“赤字”而言的概念，指的是贸易顺差;“还流”是指从黑字中拿出部分资金，作为优惠贷款回流到发展中国家)。他认为，应该把“黑字还流”中1/3支援发展中国家资金的重点放在中国。后来，虽然成立中日投资促进会的事由于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而搁浅，但是它为20世纪90年代池浦喜三郎和吴仪牵头的日中投资促进机构的设立打下了坚实
基础。
中日经济交流会对推动中国特区和经济开发区发展所作出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为加快大连经济开发区的建设，大来佐武郎组织了东北协力会，亲自出任会长。大连开发区成为日本企业在中国最早进入，也是最集中经营的一个示范区。在上海，下河边淳成为汪道涵市长的经济顾问，参与了上海的市政规划、浦东新区建设规划和长三角发展规划的咨询。他还向汪道涵提出在上海举办世界博览会的建议。2010年，上海圆梦世博，其中或多或少有下河边的一份功劳。20世纪90年代，下河边出任日本阪神大地震复兴委员会委员长时，还提出了阪神地区与长江流域经济合作的构想，得到朱镕基总理的赞赏。对深圳的发展，日本朋友提出了“深港一体”的大经济圈设想。在天津，交流会为天津经济开发区的建设，特别是保税区的设立贡献了智慧。
由于中日经济交流会在推动中国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一些地区相继成立类似机构。深圳成立了中日深圳经济恳谈会，上海成立了中日上海经济交流会，天津组织了中日天津经济交流会。1998年，应李建国书记要求，马洪嘱我与日方沟通，帮助陕西省成立中日陕西协力会。协力会成立后，我还被聘为顾问。中日经济交流会日方成员宫崎勇、福川伸次、佐藤嘉恭和八丁地隆等分别担任了各地经济交流会的负责人。
中日经济交流会在促进中日关系健康发展方面同样功不可没。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因为建设规模过大，不得已单方面终止了一大批与日本签约的经济合作项目，这在日本引起强烈的震动，日本经济界人士大多想不通。1981年2月，大来佐武郎率领由外务省、通产省、大藏省以及经济企划厅等部门官员组成的代表团访华，了解中国的具体情况。邓小平、谷牧、姚依林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分别会见大来。了解到中国财政困难的根本原因后，大来以朋友的身份对中国领导人说，我们能够理解中方的难处，但是这件事的国际负面影响很大，牵扯到中国的国际信誉，希望能够妥善处理。他同时提出了利用日本政府低息贷款和民间资金应对中国财政资金不足的解决办法。后来，日本同意中国两座水电站建设使用日元贷款(ODA，即官方开发援助，日本政府以日元为计量货币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援助性贷款)，同意将日元贷款变为商品贷款，用来购买粮食、纤维、电视机以及必要的消费资料，然后在中国销售，赚到的钱补充中日合作项目资金缺口，这一系列后续举措都源于大来1981年2月对中国的访问。这次访问后，日本开始对华民间融资，日本进出口银行开始发放商品贷款，由此挽救了一批暂停或废止的中日合作项目，例如上海宝山钢铁厂建设项目。
同时，中国方面听取了大来的意见后，决定对暂停和废止的合作项目进行赔偿。邓小平对大来说：“这次问题出在中国方面，为了不给日本方面带来麻烦，中国决定实施补偿。”大来回国后，对日本经济界人士说：“不要只盯着眼前，要看到未来”，“中日两国要做永远的朋友，做永久的好邻居，邻居有困难要理解，更要帮助”。经过大来的努力，日本经济界大部分人士逐渐消除了对中国的误解。
1989年政治风波后，西方对中国实施经济制裁。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宫崎勇以国际特别行动组织(该组织成员为各国退下来的总统和首相)秘书长的身份，顶住压力(一些极端分子扔砖头、石块砸他家的门窗，还把装有子弹的信寄到他的办公室)单独访华。他是政治风波后西方国家第一个来华访问的著名人士，李鹏总理会见了他。也正是在中日经济交流会日方成员和日本大批友好人士的不懈努力下，日本政府在西方国家中第一个无条件地解除了对华经济制裁。
21世纪初，中日关系因历史问题处于“政冷”的时候，却依然保持了“经热”的局面，两国的基本关系得以维系，并逐步走出低谷。应该说，这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那些一直致力两国经济发展的有识之士打下的基础。
为使中日关系顺畅发展，早在1996年，宫崎勇、河合良一就提出了中日间建立高层对话渠道的建议，认为“不论是邦交正常化之前，还是国家关系正常化之后，始终保持一个高层次的、相互信赖的对话渠道，是非常必要的”。他们还拟定了包括竹下登前首相、羽田孜前首相、后藤田正晴副首相，以及野田毅、加藤纮一等在內的十人名单，对中日关系的友好发展可谓充满关切。此外，交流会的日方朋友还为中国早日加入WTO作出过贡献。
关于中日经济交流会对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所起到的作用，人们看到的多是经济数据、政策条文等具体内容，但我认为，交流会最重要的影响其实在于宏观方面，即理念的启迪。谷牧把交流会当作一块解放思想、勇于实践的试验田，它为高级领导干部开阔思维提供了一个窗口，打开了发展经济的思路，使中国经济很快融入世界经济发展潮流之中，为中国的全面发展赢得了时间和空间。改革开放能有今天这样的新局面、新形势，与邓小平、谷牧等中央领导人当年提倡解放思想、转变理念是分不开的。
20世纪90年代中期，根据中日经济交流会的需要，经请示中央，中方决定在保留老成员的基础上，增加几位年富力强的新成员。遵照马洪的指示，我向计委陈锦华主任、外贸部吴仪部长作了汇报。在他们的支持下，计委副主任马凯、外贸部副部长刘山在等三位年轻干部被增补到交流会里来。但是，增补完不久，我就接到马凯打来的电话，告知他即将调任国务院副秘书长，不能代表计委出任交流会成员了，刘山在也在增补的同一年调离工作，增补计划未能实现。1997年，我向谷牧提出让年轻人担任交流会秘书长职务的建议，不料他却指示我代他给总理起草一份辞去交流会顾问职务的报告，并提出请李岚清副总理出任交流会顾问。征得谷牧同意之后，马洪和我辞去交流会职务的意见也被写进报告之中。1998年，经李岚清副总理协调，朱镕基总理批准，吴仪副总理接任中日经济交流会顾问一职。这次变动之后，交流会由国务院非常设机构变为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协调、有关单位参与的机构。
在与中日经济交流会有直接关联的事情中，还有一件令人难以忘怀，那就是向坂正男基金的设立。1987年，交流会日方代表向坂正男去世后，按照他的遗嘱，日方创立了向坂正男基金(全称是纪念向坂正男日中经济研究交流基金)。基金由交流会中日双方管理，专门用于培养中国青年经济学者，期限十年，每年名额二至三人。从1992年基金启动到2001年，中方共派出进修人员26人，收到很好的效果。此外，向坂正男基金还资助了北京友谊日语学校的教材购买和语音教室的扩充，资助了《向坂正男文集》在中国的出版。
中日经济交流会已经走过将近40年的历程。1990年，在交流会十周年时召开的厦门年会上，谷牧在致辞中说：“从《魏志·倭人传》算起的两千余年有文字记载的中日交流历史中，还找不到两国高层人士连续十年每年开一次讨论会的记载，可以说我们是独创，是留载千古的中日友好的创举，我们应该为此感到自豪和骄傲。”谷牧还说：“我们交流会今后怎么办?我的见解是，在新形势下，交流会要有新的创意，这个创意就是紧紧围绕中日友好合作的主题，努力完成沟通思想、增进理解、促进友谊、共同发展的使命。”
30多年来，中日经济交流会的中日两国朋友们为实现中日友好合作，完成共同发展的目标，奉献了自己的智慧和力量，也结成了心心相印的诤友。现在，交流会日方草创者大来佐武郎、向坂正男、下河边淳、宫崎勇、河合良一以及成员佐伯喜一、千速晃、篠原三代平、河野力、小林实等都已驾鹤西归，中方交流会创始人谷牧，主席马洪，成员廖季立、李景昭、孙尚清、浦山等也都先后仙逝。但是，他们为交流会献身的精神，为中国经济发展和中日友好作出的努力，却长留在我们心中，长留在中日两国人民的心中，他们未竟的事业也将有更多中日友好人士前赴后继地去完成。
1986年，中日经济交流会新疆年会上，谷牧提出了“高”和“远”的理念。未来30年、50年、100年，中日经济交流会难道不该向着中日友好合作更高、更远的宏伟目标迈进吗?(编辑 杨琳)
作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办公厅原副主任、国务院中日经济交流会原秘书长
中日教育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高职教育 国家精品课程 评审标准 精品课程建设
各级精品课程是体现当前倡导的新教育理念的示范性载体，对全校乃至全国的课程教学起到了示范、引导的作用。课程建设是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核心，国家精品课程的评审指标及内容与要求，体现了工学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对课程体系、教学内容、教学模式及实践教学等提出的新要求，是课程建设的“指挥棒”，并引领着高职院校的课程改革与建设。本文对2007与2008年度国家精品课程评审指标及内容与要求进行了比较，论述和揭示了高职精品课程的建设方向。
一、国家高职精品课程评审指标及其内涵在内容与要求上的变化
2008年度国家高职精品课程的评审指标及内涵与2007年度进行比较，其内容与要求上的变化主要表现为：
1.在内容上增加了一级指标——“课程设置”。2008年度国家高职精品课程评审的一级指标从2007年度的五项变为六项，增加了“课程设置”这个一级指标，并包括“课程定位”与“课程设计”两个二级指标。在“课程定位”上，主要强调课程的性质与作用，在“课程设计”上则主要强调课程的设计理念与思路等。
2.在课程建设的要求上突出了五个“强调”。
(1)在教学内容上，强调针对性和适用性。在“教学内容”这个一级指标中，2007年度只有“课程内容”与“教材及相关资料”两个二级指标，而2008年度增加为三个二级指标，分别为“内容选取”、“内容组织”与“表现形式”，其中，“内容组织”与“表现形式”分别与2007年度的“课程内容”与“教材及相关资料”的要求基本相近，而在“内容选取”上则特别强调了针对性和适用性，即要根据行业企业发展的需要、完成职业岗位实际工作任务所需要的知识、能力和素质要求，并选取合适的教学内容，以为学生的可持续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2)在教学方法与手段上，强调采取行动导向的教学模式。2008年度“教学方法与手段”这个一级指标包括了“教学设计”、“教学方法”、“教学手段”与“网络教学环境”四个二级指标，与2007年度相比，在“教学设计”二级指标中，十分强调“有针对性地采取工学交替等行动导向的教学模式”，并在“网络教学环境”二级指标中，增加了“有效共享”内容。
(3)在课程团队的建设上，强调专兼结合课程的团队结构和主讲教师的行业影响力。2008年度“教学队伍”一级指标包括“主讲教师”和“教学队伍结构”两个二级指标，并取消了2007年度的“教学改革与实践”二级指标，将之融入了“主讲教师”指标中，从而弱化了对教学成果与实践的要求，并强调主讲教师的教学能力、与行业企业的联系及在行业企业中的影响等。在“教学队伍结构”二级指标中，强调在行业企业兼职的教师要承担主要的实践教学任务。
(4)在实训基地的建设上，强调校内基地的校企共建和校外基地为学生提供真实的工作环境。在“实践条件”一级指标中，设有两个二级指标，分别为“校内实训条件”和“校外实习环境”，与2007年度的评审指标相比较而言，在实训基地的建设上特别强调校内实训基地应由行业企业与学校共同建设，校外实训基地则应为学生能力的培养提供真实的工作环境。
(5)在教学效果上，强调课程的社会评价。在“教学效果”一级指标中，包含了“教学评价”和“社会评价”两个二级指标。与2007年度的评审指标相比，取消了“录像资料评价”，并将“学生实践活动评价”改为“社会评价”，从而强调了“教学效果”的社会认可度。
此外，2008年度的评审还要求将原“课堂实录”调整为不超过40分钟的介绍课程整体设计的录像和不超过15分钟的课程教学录像。
从以上分析来看，2008年度国家精品课程评审标准的内容和要求的针对性、操作性更强，表达也更准确到位，更能体现教高(2006)16号文件的精神。此外，它还强调校企合作、工学结合和对课程教学效果的社会评价，这就为下一步高职课程的建设与改革指明了方向。
二、高职精品课程建设的方向
1.要突出课程定位及课程设计的理念。定位和设计理念是课程的灵魂，是建设精品课程的先决条件。因此，课程定位与设计要紧紧把握为高技能人才的培养服务这一主线，否则，精品课程的建设就失去了应有的意义。
(1)精品课程所在的专业课程体系必须体现工作过程导向，并符合高技能、应用性人才培养的目标和相关专业领域的职业岗位(群)的任职要求。在此基础上，还要把学生职业能力的培养和素质养成放在重要位置来考虑。
(2)在课程定位上，精品课程建设必须站在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定位的高度上，以进行综合规划、科学安排。具体地说，应做到：以学校的办学定位和人才培养目标为基础，把握高职教育的基本规律及人才培养模式的基本特征;准确理解课程定位与目标同整个专业的定位与目标的一致性;从本课程的先修课程与后续课程的衔接中找准其地位和作用，从而合理地确定课程间的分工、衔接，并明确课程定位与目标。
(3)在课程设计的理念上，精品课程的建设要结合专业岗位的培养目标，以学生职业能力的培养为重点，并重视与行业企业合作，从而共同进行基于工作过程的课程设计、开发;要聘请行业企业的一线技术专家，共同开发体现工学结合特色的课程，并将学历教育与职业资格证书的培训进行有机结合;在课程教学模式上，要融“教、学、做”为一体，以充分体现职业性、实践性和开放性，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课程的教育教学质量。
2.要增强教学内容的针对性和适用性。
(1)选取教学内容应增强针对性、适用性，这是高职院校精品课程建设的重要一点，它符合高职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要根据行业企业发展的实际需要和完成职业岗位工作所需的知识、能力、素质要求，并结合最新的科技成果、实用技术等，从而为学生的终身学习和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并充分体现精品课程内容的针对性和适用性。
(2)在编排教学内容的组织形式上，要以真实的工作任务(如典型产品、真实的项目等)及其工作过程为依据，整合、序化教学内容。要本着“源于实践，高于实践”的原则，科学地设计教学性工作任务，做到“教、学、做”相结合，以实现理论与实践的一体化。
(3)在教学内容的选取和组织过程中，既要重视专业技术的教育，又要注重企业文化的熏陶，重视综合能力的培养;既要充分发挥课程在专业课程体系课程群中的独特作用，又要注意加强各课程间的有机联系，从而切实做到理论联系实践。
(4)在内容的表现形式上，应突出“工学结合”的特色。
3.要采取行动导向的教学模式。在精品课程的建设中，所选取的科学、合理的课程教学内容需要通过恰当的教学方法与手段才能实现，从而达到教育思想、教育观念在教学过程中得以体现的要求。因此，高职教育的教学方法、手段必须突出实践性的特征，要有针对性地采取工学交替、任务驱动、项目导向、课堂与实习地点一体化等行动导向的教学模式。这些灵活运用案例分析、分组讨论、角色扮演、启发引导的做法，能使学生真正成为实践的主体，并使他们从被动学习向主动学习转变，从而更好地培养自身的自学能力、应用能力和创新思维能力。此外，还应特别注重采用现代的教育技术和手段进行教学，以提高课程的教学质量。
4.要重视专兼结合的课程团队建设。按照高职国家精品课程评审指标的要求，精品课程建设应重视教学团队的优化组合。建设精品课程团队除了要有合理的学历结构、年龄结构、职称结构外，还应特别重视人员的配置结构。在教学队伍中，不仅要有学术造诣较高、教学能力较强的理论教师，还必须包含一定数量的从行业企业一线聘请的技术专家或能手，担任课程组成员，参与课程建设、课程教学，进行实践指导，从而保证课程的实践教学质量。而主讲教师则应该与行业企业密切联系，并参与其技术服务，以形成一定的影响力。
5.要进一步优化课程的网络教学资源。精品课程网站是展示以崭新的教学理念设计课程的平台。因此，在精品课程的建设中，要充分发挥其示范性作用，就必须及时、快捷地将课程内容展现在课程网站上，并不断进行内容的更新和调整。评价精品课程这一网络平台，则首先应检查其设计是否合理、新颖，其次，应检查它的建造技术和工艺。既然网络教学是一种教和学的资源，就必须不断地进行优化，只有这样，学生才能从中受到启迪，并获取知识。此外，课程网络资源的建设还是专家评审精品课程的主要依据之一。
6.要大力推行校内产生性实训和营造校外真实工程的实践环境。最近，著名高职教育专家马树超在“中国特色高等职业教育的概念模型”中提出，中国特色的高等职业教育必须引入产业、行业、企业、职业、实践等五个要素。在高职精品课程的建设中，还应及时引入以上五要素和行业标准，并与企业共同建设校内的生产性实训基地，以满足课程教学的实践需要，营造校园的职业氛围。此外，也要与企业共建校外顶岗的实习基地，为课程教学实践提供真实的工程环境。
三、总结
高职精品课程的建设是学校专业建设的核心，可以带动师资队伍、实训基地等一系列的建设，这关系到高职院校的教育教学质量和人才培养质量。此外，它还能使学生接触到大量的优秀教师资源和教材资源，体验先进的教学方式，学习做人和做事的方法，并获取大量本地区或行业经济及技术发展的前沿信息，使学习内容更丰富，知识面更宽广，以更快地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和职业技能，从而适应飞速发展的职业岗位技能的要求。实践证明，高等职业教育需要建设精品课程，其数量和质量将直接影响到能否教育、培养、打造出符合未来社会发展需求的高技能型人才。因此，高职精品课程的建设任重而道远，教师必须不断地及时了解课程建设中的新形势、新要求，脚踏实地地将这一综合的系统工程长久地坚持下去，并设计、建设出更多符合高等职业教育要求的实实在在的精品课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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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顾京.以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建设为契机深化高职教育精品课程建设[J].无锡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7,(6).
中日教育论文范文第4篇
摘 要：利用1986—2010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运用Johanson协整检验和Granger因果检验，分析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对中日贸易所产生的影响。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在长期内日本对华累计直接投资和日本对华进出口之间存在长期关系，并日本对华累计直接投资对日本对华出口和进口产生不同的影响，且累计直接投资与日本对华出口之间存在格兰杰意义上的因果关系。从中得出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发生了结构性变化，中国进入“世界市场”时代的结论。
关键词：直接投资；中日贸易；协整检验；因果关系；世界市场
收稿日期：2011-10-29
作者简介：李圣华（1972-），男（朝鲜族），吉林和龙人，副教授，博士，从事直接投资、中日经济研究；朴银哲（1970-），男（朝鲜族），吉林图们人，副教授，博士，从事区域经济合作研究。
引言
通过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的持续发展，到了2010年中国已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中最明显的特征之一是对外贸易规模的持续扩大和大量外商直接投资的引进，表明中国与世界各国（地区）的经济合作关系越来越密切。其中，作为亚洲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中日两国在贸易、投资等各个领域的联系不断加强，中日双边贸易关系已成为两国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日本成为主要的对华直接投资国。
中日贸易始于20世纪70年代初，1973年仅为20亿美元的双边贸易额，在2006年达到2 000亿美元，到了2010年突破了3 000亿美元大关。中日双边贸易的扩大不仅体现在量的扩大，也体现在贸易结构的变化上。目前，日本对中出口是以中间产品为主，中国对日出口是以最终产品为主，但近年来中国对日中间产品出口比重不断上升。从产品别双边贸易来看，一般机械和电器机器的比重很高，很明显已经发生从垂直分工转变到水平分工。日本曾经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国，如今成为仅次于EU、美国的重要贸易伙伴国，而中国现在超过美国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国，说明中日相互依赖关系随着经济发展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日本在1985年“广场协议”后日元升值为背景，开始进行对华直接投资。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先后经过三次对华投资高潮，2005年达到迄今为止的最高峰65.3亿美元，2010年的对华直接投资额为42.4亿美元，近年来的特征是契约件数逐渐减少，但投资额稳步增长。日本现在是仅次于香港、维尔京群岛、新加坡的主要对华直接投资国。
关于中日之间的经贸关系，已有国内外很多文献研究有关中日双边贸易和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国内文献当中，如关雪凌、肖平（2008）利用贸易结合度系数、显示比较优势指数和贸易互补性指数的研究结果表明，中日在比较优势上存在明显差异，且两国之间贸易在进出口方面均具有互补性。许培源、汤静（2009）的实证研究表明，中日贸易已经以产业内贸易为主，是一种含有某些水平分工因素的高级形态的垂直型产业内贸易，证实了中日产业内贸易具有明显的梯度特点。王洪庆（2006）运用面板数据分析方法研究发现，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在华制造业累计直接投资对中日贸易起到了积极的作用，除纺织业外的其他制造业的直接投资存量对各行的进出口均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乔雯、杨平、易法海（2008）的实证结果表明，对日农产品出口、从日农产品进口和贸易总量与日本对华农业直接投资之间均存在长期稳定的互补关系，且直接投资对农产品具有长期因果关系，但直接投资和对日农产品出口之间不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
日本文献中，如西中淳哉（2006）研究结果表明中日贸易互补性较强，特别是在中间产品的贸易上互补性更为显著。且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与贸易规模的扩大有着密切的联系。石塚明徳等（2006）的实证研究表明，中国的税率对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影响很大，汇率与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深尾京司（2003）指出中日之间产业内贸易很活跃，而且海外市场占有率高的出口主导产业主要进行对外投资。坂田幹男（2009）研究结果表明，中日美之间已形成日本提供中间产品，中国进行加工，并最终出口到美国的三角国际分工关系。
基于以上的分析发现，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中日贸易结构和部分行业的分析，实证分析主要采用FDI的流量数据，采用存量数据的分析很少。并且缺乏基于时间序列数据对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与中日贸易进行协整分析的文献。本文通过选取1986—2010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运用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检验的方法，重点探讨日本对华累计直接投资与中日贸易之间的关系。
一、 分析步骤
1.建立模型。本文主要分析日本对华累计直接投资对中日贸易所产生的影响，因此建立进出口模型探讨FDI对进出口的影响。标准的进出口模型是由出口额或进口额为被解释变量（详见李圣华（2008）），且相应的解释变量是相对价格（国内和外国价格之比）和经济规模（国内或外国GDP）。根据本文的目的，对标准进出口模型进行修正，将用日本对华累计直接投资额（SFDI）来取代经济规模，相对价格由出口额（EX）或进口额（IM）来代替。由出口额或进口额来代替相对价格的原因是，目前日本对华主要出口中间产品，从中国进口最终产品，而且在一般机械和电器机器等行业上已经出现有垂直分工转移到水平分工。所以分析进口的时候要考虑出口的影响，分析出口的时候也要考虑进口的影响。因为本文选取的数据是日本的对华进出口统计数据，所以严格来讲本文建立的模型是日本的进出口模型。在理论上日本的对华出口就是中国的对日进口，日本的进口是中国的对日出口，因此研究其一就可。本文采用的模型按如下形式来表示，公式（1）是出口模型，公式（2）是进口模型，L表示取自然对数，且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都有正的影响。
LEXt=F（LIMt，LSFDIt） （1）
LIMt=H（LEXt，LSFDIt） （2）
2.单位根检验。当时间序列含有单位根时，它就是一个非平稳的时间序列。如果利用非平稳的时间序列做分析，就会引起虚假回归的发生。当时间序列平稳时，外部冲击产生的影响是一时的，随着时间的流逝外部冲击产生的影响会消失，序列回到长期的平均水准。本文采用增广ADF检验，对所有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
3.协整检验及Granger因果关系。协整是对非平稳时间变量长期关系的统计描述，非平稳变量间存在的长期稳定的关系称作协整关系。如果一个非平稳的序列取一阶差分之后变平稳，则称该序列是一阶单整序列，记为I（1）。经过d次差分之后才能平稳的序列称作d阶单证序列，记为I（d）。时间序列具有相同的单整次数是序列之间存在协整性的必要条件。时间序列的单整次数相同，说明变量之间可能存在协整关系，表示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比例关系。若N各时间序列存在协整关系，则非均衡误差必然是I（0）。本文采用Johanson协整检验，分析上述建立的模型到底存不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基于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最后根据向量自回归（VAR）模型检验变量之间的格兰杰意义上的因果关系。
4.数据来源。本文选取的数据来源为日本财务省的统计数据库数据和中国商务部数据。日本对华出口额和进口额选取日本财务省的统计数据，1996年以后的数据是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提供的数据，单位为亿美元。日本对华直接投资额采用中国商务部外资统计数据，单位为亿美元。日本对华直接投资是从1986年开始，因此本文选取的样本区间为1986—2010年。文中的主要变量是日本对华出口额（EX）、日本从中国的进口额（IM）以及日本对华投资额（FDI），因直接投资的存量无法获取，因此，从1986年开始加总得累计直接投资额（SFDI），近似为直接投资存量。对上述变量取自然对数，分别记为LEX、LIM、LSFDI。
二、计量检验及分析结果
1.单位根检验。在进行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检验之前，用Eviews6.0对时间序列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本文采用ADF检验方法，变量的最佳滞后阶数根据AIC准则确定。单位根检验结果显示（见表1），LEX、LIM和LSFDI统计量的值均大于显著水平10%的临界值，不能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是非平稳的时间序列数据。而所有变量采取一阶差分之后5%的显著水平上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都是一阶单整I（1）序列，达到平稳状态。
2. 协整检验及Granger因果检验。（1）协整检验。通过上单位根检验，发现所有变量是相同单整阶数的序列，变量之间可能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因此可以对模型进行协整检验。本文采用Johanson协整检验方法进行协整检验。在进行Johanson协整检验之前，首先需要确定VAR模型的滞后阶数。VAR模型的滞后期利用AIC、SC、LR等准则来选择最佳滞后期。由下页表2可以看出，滞后期为4的VAR模型最理想。之后对残差进行Q统计量检验、怀特检验和检验，结果表明各方程回归的残差序列不存在自相关和异方差，满足正态性。
因为协整检验是对无约束VAR模型进行协整约束后得到的，因此协整检验的VAR模型的滞后期确定为3。协整检验是从不存在协整关系的原假设开始逐步进行，在表3的检验中，
原假设r≤2的迹统计量为20.74，大于1%的临界值12.97，即1%的显著水平上拒绝原假设，表示日本对华出口额、进口额和对华累计直接投资之间存在三个协整关系。因为本文的目的是分析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对中日两国贸易所产生的影响，所以只分析日本进出口模型的估计。经过标准化的协整关系由方程（3）和（4）来表示，分别表示出口模型和进口模型的估计结果。
lnEX=-4.3364+2.1442lnIM-0.6929lnSFDI （3）
（-0.3514） （0.0848） （-0.0496）
lnIM=1.9918+0.4593lnEX+0.3183lnSFDI （4）
（0.1147） （0.0197） （0.0123）
方程（3）和（4）中括号内的数字为相应系数的标准误差。在长期内进口和出口分别对出口和进口产生正的影响。比如在日本对中出口模型中日本从中国的进口增加1%，则对华出口增加2.1%；在进口模型中对华出口增加1%，则从中国的进口增加0.46%，且都在1%的显著水平上显著。这说明对中出口和进口之间存在互补性，符合目前日本对中主要出口中间产品，从中国主要进口最终产品的现状。但是累计直接投资SFDI对日本对华出口和进口的影响却完全相反，这也是本文的实证分析结果与其他文献中的结果截然不同的特点。在进口模型中SFDI对进口产生正的积极影响，符合理论上的符号条件。但在出口模型上SFDI对日本对华出口产生负的影响，说明累计直接投资的增加导致日本对华出口的下降。这似乎违背经济理论的结果到底说明什么问题呢？
我们需要打破常识性的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促进日本对中中间产品出口的这一观点。的确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促进了日本对华中间产品的出口，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但在长期内，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中国经济的飞跃发展，世界对中国的认识从“世界工厂”逐渐转变到“世界市场”。外商对中国的投资从简单的加工贸易，逐步转移到瞄准中国国内市场的投资，而且采购零部件等问题上逐步实现了本地化。日本对华累计直接投资在长期内对日本对中出口产生负的影响，也是印证这种现象，说明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也就是说以中国市场为目的的对华直接投资，它的生产经营活动主要围绕中国国内市场需求而进行，逐步脱离了加工贸易形式的生产经营模式，在中国生产和销售。近几年以利用廉价劳动力为主要目标的劳动密集型外企纷纷出中国市场，取而代之的是以中国市场为目标的投资和金融等领域的投资增加。把这些问题结合起来分析的话，能够说明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在长期内对日本对华出口产生负的影响的原因。通过协整检验发现，日本对华累计直接投资对日本的对华进出口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但对出口和进口的影响不同。从中分析到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针对中国国内市场的直接投资的增加，预示着中国的“世界市场”时代的来临。
（2）格兰杰因果检验。通过上述协整检验我们确认了日本对华出口额、进口额和累计直接投资之间存长期的关系。为了进一步了解各个变量之间的短期因果关系，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对变量之间的短期因果关系进行检验。
下页表4是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在短期内日本对华出口和进口之间不存在格兰及意义上的因果关系，而且累计直接投资（SFDI）和日本从中国的进口之间也不存在格兰杰意义上的因果关系，在短期内相互之间互不影响。但是在5%的显著水平上SFDI和日本对华出口之间存在双方向的格兰杰意义上的因果关系，说明在短期内投资的增加促进出口的扩大，且出口的增也促进直接投资的扩大。在仅限于累计直接投资和出口方面关系上看，这与上面的长期协整分析结果不同。也就是意味着累计直接投资在很短的时间内对出口产生正的影响，之后就转向产生负的影响。
结论
本文对日本对华累计直接投资与日本对华进出口之间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分析步骤依次是建立进出口模型、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及格兰杰因果检验。通过计量分析得出的主要结论如下：（1） 建立进出口模型之后，对各个经济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取自然对数的时间序列变量存在单位根，但对此取一阶差分之后变成平稳序列，因此可以进行协整检验，协整检验的结果是各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日本对华出口和进口之间存在互补关系，但是日本对华SFDI对出口和进口的影响正好相反，SFDI对日本从中国的进口产生正的影响，对日本对华出口产生负的影响。（2）格兰杰因果检验的结果表明，在短期内SFDI和进口之间不存在格兰杰意义上的因果关系，但SFDI和对华出口之间存在双方向的格兰杰意义上的因果关系。
以上结果综合起来看，SFDI在长期内对日本从中国的进口产生正的积极影响，这符合中日贸易的现状。即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促进了日本对华出口（主要是中间产品），对华出口的增加引起从中国的进口（主要是最终产品）增加。但累计直接投资对日本对华出口产生负的影响，这似乎违背相关经济理论。因为本文利用的直接投资变量选择存量意义上的累计直接投资变量，而不是简单的流量意义上的FDI，可能这种选择导致了本文的结论与其他文献的研究完全相反的结果。但是正因为采取累计直接投资变量，我们总结出了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发生了结构性变化的这一结果。这表明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从以前利用廉价劳动力进行加工贸易的阶段，逐步上升至重视中国市场的层面上来，对华投资的结构和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中也能推测随着中国经济的飞跃发展，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结构和目的发生了巨大变化，预示着中国“世界市场”时代的来临。以中国市场为目的的大量外商直接投资的涌入，意味着拥有独有先进技术的大批外资企业的到来，中国国内企业面对的市场竞争更加激烈，这也会将激励中国企业创新新技术的能力。
当然，本文在研究中存在一些局限性。如累计直接投资变量的选择上应扣除折旧和直接投资送回国内的投资回报等因素，因无法获取这些信息，直接把简单加总起来的投资额视为累计直接投资额。还有进出口模型应包含相对价格项，因中国进出口的数量指数和价格指数无法获取，用进出口额来分别在进出口模型中替代使用。所以，当具体的统计数据收集后，再利用行业别直接投资和进出口数据来进行更加详细的分析将成为今后研究的基本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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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etric Analysis of the Impact of Japanese Direct Investment in China on China-Japan Trade
LI Sheng-hua, PIAO Yin-zhe
（Postdoctoral of School of Economics of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China）
Key words: direct investment; China-Japan trade; Co-integration test; Granger-cause test; world market
[责任编辑 安世友]
中日教育论文范文第5篇
【摘要】假山是中国园林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枯山水庭院的山的表现也有其独特的方法。本文在对中日两国古典园林的发展历程进行简单介绍后，对假山和枯山水进行详细介绍，通过对比、分析得出假山和枯山水的表现手法的相同点和不同点。
【关键字】假山；枯山水；古典园林
中日两国都有古典园林，随着园林的发展，其山的表现手法也愈加突出。假山是中国园林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日本园林中山的表现手法也与众不同，其中枯山水具有其典型的代表意义。假山和枯山水的比较，可以更好地理解中日文化的差异，有很大的意义。
一、中日古典园林发展历程
（一）中国古典园林发展历程
周代用于观天敬神的“囿”和“台”、秦汉的“宫苑”是园林的生成期；东汉末年，造园活动开始转向民间，而且从生成期的单纯以功能为主的建造风格开始转向功能和艺术创作并重，这是其转折期；隋唐时达到全盛，大内御苑、行宫、离宫都体现了“大内气派”，同时，文人山水画也开始大规模的兴盛，寺院、经阁等宗教建筑也开始普及；两宋时期，私家造园频繁，山水画达到巅峰，进入成熟期；成熟后期，明清江南一带的园林兴盛，皇家园林规模依旧宏大。
（二）日本古典园林发展历程
奈良、平安时代，主要有宅院形式的寝殿式庭院和作为佛寺的净土庭院，代表作有凤凰堂、金阁寺等，其主要特点是都有一个面积较大的水面。镰仓、室町时代，主要有武家式样和书院式样的宅院，宗教园林中枯山水园林流行，代表作有京都的大仙院和龙安寺。桃山、江户时代，主要有较大尺度的庭园以及茶亭，代表作有桂离宫。
二、假山和枯山水对比
（一）假山
假山是以园林石堆叠或用灰泥做成的山石，是一种将自然景观融入园林的装饰。通常会和水景搭配运用以达到“山环水抱”的效果。汉代就有明确的垒山石的记载，但“假山”这个说法直至唐代才开始使用。它造形多样，易于和周围景物协调统一，同时它灵活，巧于变化，丰富了园林的景观，增加了园林的空间和层次感，假山堆筑的好坏直接影响着全园的景观。
假山的石材多以湖石，黄石，青石为主。其中湖石有“瘦、皱、透、漏、齐”之美称。而黄石方整有棱角，纹理古拙，石性浑厚，气势雄伟，端庄，表现壮美与雄浑之势。做法主要是叠山和置石。其中叠山指用许多小块山石堆叠而成具有自然山形的假山，另外江南园林叠山习惯以粉墙衬托。置石是将石块做零星的布置。
（二）枯山水
日本式园林的一种，由中国的水墨画演化而成，一般是指由细沙碎石铺地，再加上一些叠放有致的石组所构成的缩微式园林景观，偶尔也包含苔藓、草坪或其他自然元素。枯山水并没有水景，其中的“水”通常由砂石表现，有时也会在沙子的表面画上纹路来表现水的流动，而“山”通常用石块表现。平安时代末期，世界第一部园林典籍《作庭记》中首次记录了枯山水。镰仓时代末期，与禅宗相应的以追求自然意义和佛教意义的写意园林发展固定为枯山水形式。南北朝时期，为枯山水的实践时期，一般与真山水（池泉部分）同存于一个园林中，以真山水为主体，枯山水为辅。室町时代，枯山水逐渐从寺社园林走入武家和皇家园林，并逐步与真山水分离开来。桃山时代，以茶道宗匠千利休所创立的草庵风茶室为代表的日式茶庭兴起。江户时，多以小型枯山水为主。
三、中日古典园林假山表现手法对比
（一）相同点
1、假山和枯山水都是以石块堆积而形成。
2、两者都体现了“假”的艺术。中国古典园林是通过假山表现山。假山石材及形状的不同体现了造园者或者主人心中山的形象的不同。日本枯山水用较小的置石，借以表达山的形象，并配以白沙。两者都是通过假的借代物令赏园者自发想象，留下无限的想象空间。
（二）不同点
1、石材质地的不同。假山多见湖石、黄石和青石等，而枯山水以花岗岩、片魔岩、火山岩等岩石为主。
2、在置法上，中国多采用竖向堆叠法，并根据主人的不同，有的巍峨，有的相对文雅；枯山水采用横向平置法，置出小岛小滩的形态，小巧玲珑。
3、在配景方面，假山会与水，泉搭配，并在假山植以植物；枯山水是低矮的石块配以白砂，有时栽植有蕨类或青苔。
4、假山多见叠石形式，并且形状各异，枯山水叠石形式较少，多利用单块石头本身的造型或者相互配列。
5、在营造的氛围方面，假山因有植物，四季变化明显，动静结合；枯山水山形低矮，规模较小，也多以单块石块或者组合而成，植物颜色单一，四季变化较小，随风吹过也并无沙沙作响，营造出寂寥无声、枯淡的氛围。
6、中国古典园林的建设者多以皇家、达官贵族、文人士大夫等为主，因此
展现的假山也多雄浑的气势或文人的含蓄之美等，动静结合，引发想象力。日本的枯山水主要兴盛于室町时代，融合、吸收了武家文化的元素。
7、假山受儒道思想影响，无论是假山的叠放有致，亦或是泉水植物的搭配，无一不表现了儒家思想，正符合当时主宰文化生活的文人士大夫的审美情趣。枯山水面积狭小，只有意象化的山与水，没有蓬勃的花草树木，摆脱了四季的荣衰，没有真实的流水，摆脱了生命的运息，正符合禅宗的空灵冲淡的彻悟心境思想，以静追求永恒，在静中彻悟，寻得韵味。
总之，假山和枯山水都是通过“假”的艺术，完美展现自然的魅力，或是园林主人的喜好。假山和枯山水的不同之处正是两国文化、自然的魅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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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马利霞（1991.03- ），女，汉，河南洛阳人，西安外国语大学2014级硕士研究生，日语专业，研究方向：日本国家研究（西安外国语大学 陕西西安 710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