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张故事从《莺莺传》开始, 中间经过董解元加工改造, 到元代王实甫写成的《西厢记》, 无论在思想上还是艺术上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王实甫的功绩, 绝不只是把叙事体的讲唱文学, 改变成了代言体的戏剧, 更使崔张故事在这一崭新的艺术形式里, 获得了新的生存基地, 王实甫充满了创新精神。在他笔下, 崔张故事从思想内容到艺术形式都趋于完美, 符合人民大众的审美观点, 获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可, 从而具有了从《莺莺传》到《董西厢》一系列歌咏崔张故事作品所不可比拟的新的生命力。王实甫在《西厢记》中提出:
“永老无别离, 万古常完聚, 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
(五本四折[清江引])
这是《西厢记》主题思想的点睛之笔, 体现了王实甫的爱情理想。王实甫认为, 不仅是张君瑞与崔莺莺应当成为夫妇, 也不限于《董西厢》里所说的:“人今至古, 自是佳人, 合配才子”, 而是愿“普天下”的有情人, 都毫无例外的应当成为眷属。而且, 这种眷属应当是“永老无别离, 万古常完聚”, 白头偕老的美满夫妻。这不是针对某一人一事而发, 而是从改革整个婚姻制度的高度发出的呐喊。这也毫无疑问的代表了封建时代广大青年男女的愿望, 喊出了他们共同的心声, 这也是它比《董西厢》具有更为广泛的群众基础的原因。
王实甫《西厢记》集中笔墨描写爱情的美好, 歌颂青年男女争取自主婚姻的行动, 他认为“情”应是男女双方相互爱慕之情, 只有这种在男女平等基础上的爱情, 才应当成为婚姻的基础。这种以“情”为基础的婚姻, 以婚姻当事人自己的意愿为基础的婚姻, 是美好的。他把婚姻同爱情统一起来, 提出了具有社会性的主题。
为了表现崔张婚姻的爱情基础, 王实甫对《董西厢》在情节上做了很大改动。《董西厢》为了表现“才子施恩, 佳人报德”的思想, 让崔莺莺从白马解围之后才对张生产生感情, 由感恩而许身, 报恩思想成了莺莺感情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成了莺莺许身的主要目的。王实甫的《西厢记》却让莺莺与张生从佛殿初遇时起, 就开始了感情交流, 经过月夜联诗, 斋堂互视, 就更加深了这种感情, 由最初的互有好感, 发展到倾心相悦。而到了普救兵乱, 白马解围时, 这种感情就已经发展到了难分难解的程度。所以说, 崔张婚姻关系中的报恩思想, 只是把报恩作为保护爱情, 排除干扰的一种盾牌, 加深和促进了已经产生的爱情, 却不是爱情发生的基础和起点。
生活在封建时代的青年男女, 要完全摆脱当时道德风尚的影响, 是不可能的。张生和莺莺也是如此。他们还不能完全鄙弃功名富贵。可贵的是王实甫并没有把他们塑造成功名富贵迷。相反, 他们对功名富贵在一定程度上是轻视的。当功名富贵同爱情发生矛盾时, 他们毫不犹豫的选择后者, 并明显地表现出对影响爱情的功名富贵的抱怨和不满。而在《董西厢》中, 张生是主动提出上京赶考的, 在功名与爱情之间, 莺莺与张生是先功名后“爱情”, 在二者不可兼得的情况下, 他们没有勇气舍功名而取爱情。《西厢记》中, 张生上京应试是老夫人逼得, 他不去应举或落第, 就将得不到莺莺, 因此, 他上京应试, 确实是为了莺莺。即使考不上, 他们也有明确态度。莺莺认为夫妇和谐, 相守不离, 远远胜过状元及第, 因此, 在张生赶考之时, 她嘱咐张生, 不管是否得官, 都应当回来完聚。所以说崔张婚姻不是以追求功名富贵为思想基础的。另外, 王实甫把张生的社会地位有意识地降低了, 而把崔张婚姻描写成一桩门第悬殊的婚姻, 并对这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加以歌颂。可见男女主人公所重的是爱情, 剧作家所支持的是爱情。那么崔张追求的爱情是怎样的呢?张生爱莺莺的美丽聪明和温柔多情。莺莺爱张生的风流、俊俏、温柔、聪明博学、多情、志诚。他们的共同之处是敢于追求幸福美好的生活, 敢于逾越封建礼数的清规戒律, 这也是他们爱情共同的思想基础。
《西厢记》和它之前的同类题材的作品相比, 有了很大的提高。张生与莺莺的相互倾慕有多方面的原因, 绝不只是“郎才女貌”, 也没有“势”和“财”的因素, 王实甫强调的是男女双方感情上的和谐与融洽。这种选择是相互的, 不仅男子对女子有一定要求, 同样, 女子对男子也有自己的选择标准, 改变了男女关系中以男子为中心, 妇女只是以容貌的美丽作为被挑选对象的情况, 男女双方的地位更趋于平等了。
但美好的爱情在封建社会却是不合法的。封建社会中, 男女青年的婚姻, 完全掌握在父辈手中。媒是代表家长, 而决不是代表青年男女去议婚的。双方家庭都把新人的联婚, 看成是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 考虑的都是家世地位和经济财产, 而决不是青年男女双方的个人意愿。在这种条件下, 婚姻的最后决定权, 完全属于家长, 而不属于婚姻的当事人, 不属于爱情。因此, 青年男女要想得到幸福的爱情, 实现美满的婚姻, 就必须通过自己的努力, 进行坚韧执着的反抗和斗争。就是说, 必须自己去争取, 而不能坐待封建家长的恩赐。张生和莺莺不仅要同以老夫人为代表的封建势力以及封建舆论进行斗争, 而且要同自身所受的封建教养和封建习性进行斗争。要有勇气冲破束缚着他们的封建罗网, 才能走到自由的天地去享受爱情的甜蜜。莺莺和张生这样做了, 佛殿初遇, 目惹心招, 是他们的第一次叛逆行动;墙角联吟, 以诗传情, 是他们的第二次叛逆行动;斋堂互视以目送情, 月夜听琴以声传情, 诗简往来则是情不可遏, 在孕育着更大的反抗和叛逆行动。他们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 幽会偷欢, 把这种反抗推向顶峰——他们终于摆脱了封建家长、封建礼教的束缚, 要在婚姻这个具体问题上, 按照自己的意愿, 自己支配自己了!他们对爱情的追求是锲而不舍的。在整个斗争过程中, 莺莺表现出了超凡的勇气和毅力, 在这条路上, 她的经历更为坎坷曲折。
在《西厢记》中, 崔莺莺反封建的思想得到进一步的丰富、充实和发展。主要表现在她同老夫人的冲突提前及她对婚姻的看法上。在《董西厢》中, 莺莺与老夫人的冲突是在她看见张生以后才显露出来, 在“赖婚”以后尖锐起来。《西厢记》中, 不仅一开始就表现了莺莺的闺怨春愁, 而且巧妙的把《董西厢》中张生和莺莺联吟之后, 红娘叙述老夫人训斥莺莺的一段话略加修改, 移在了张生与莺莺联吟之前, 这就表明莺莺在还没有看见张生的时候, 就已经和老夫人发生了冲突, 在看见张生之后, 这种冲突就更加尖锐。但老夫人的训斥, 并没有吓住她, 她不仅在佛殿上“私窥”张生, 而且又一次“乘月色潜出”, 和张生联吟。甚至在闹道场的时候, 她也用“泪眼偷瞧”张生, 还忍不住赞美他。从此以后, 她狂热的爱上张生, 对张生的爱情越狂热, 就越痛恨拘管她的老夫人派来拘管她的红娘, 埋怨红娘像“影儿”一样跟着她, 这些都更丰富地反映了莺莺的反封建精神。在爱情观上, 莺莺对“父母之命, 媒约之言”“门当户对”这些观点在开始就表现出了不满和反对。这主要表现在乱兵围困普救寺这一卷的改变上。《董西厢》中的张生不是挺身而救, 而是加以刁难和要挟, 给人的印象是老夫人答应“祸灭身安, 继子为亲”是被逼的, 而《西厢记》中, 改为由莺莺自己提出“不拣何人”, 只要“杀退贼军”便情愿和他结婚。如果莺莺不是出于对“父母之命, 媒约之言”的不满和危难情况的逼迫, 是断不敢自己提出来的。此外, 莺莺形象的充实丰满, 还表现在她把爱情看得高于功名利禄, 并诅咒和爱情相冲突的功名, 这在前文中已提到过。在“惊梦”中, 莺莺的叛逆性格和反抗精神发展到可能有的高度。她瞒过老夫人和侍妾私奔出城, 追赶张生。她跑过荒凉的旷野, 走尽崎岖的小道, 终于赶上了张生, 对他表示了这样的心愿, “不恋豪杰, 不羡骄奢, 自愿得生则同衾, 死则同穴”。到这里莺莺的反封建反礼教的叛逆性格和反抗精神便完全的展现在读者的面前。
王实甫笔下的崔莺莺就是这样一个人, 既受封建思想的束缚, 又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摆脱封建思想的束缚, 它对爱情婚姻有着强烈的向往, 而在争取实现这种婚姻过程中, 也曾犹豫不决, 但最终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崔莺莺这一形象很完美地诠释了作者王实甫“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爱情理想。
总之, 《西厢记》塑造了莺莺这一人物, 对以后的文学作品中产生杜丽娘、林黛玉这一连串的叛逆人物产生了深远影响。《西厢记》在我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摘要：王实甫在《西厢记》中提出了“永老无别离, 万古常完聚, 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主张体现了王实甫的爱情理想。
关键词：反抗精神,爱情理想
参考文献
[1] 王受之.世界现代设计史:1864-1996.
[2] 高永刚.庭院设计.
[3] 许亮.空间环境系统化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