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南海问题的由来及现状
日本介入南海问题的动因及战略目标
日本介入南海问题的动因及发展动向
摘要：近年来，随着美国“重返亚太”、南海海洋权益争端日趋激烈，加上安倍第二次执政后，基于国内发展需要以及配合美国 “重返亚太战略”的需要，依托日美同盟，加大了对南海问题的关注和介入力度，并试图借南海问题遏制中国的崛起，以扩大自身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力。日本在南海问题上的战略举措将会对中国的和平崛起构成不容忽视的威胁和挑战，对于中日两国的关系会带来一系列的不利影响。 关键词：日本;南海问题;中日关系
众所周知，日本并非南海争端的当事国。但其出于维护自身海上运输通道的安全、应对钓鱼岛争端等现实利益，又有争夺地区影响力、遏制中国崛起等战略性的考量，虽然没有对南海主权提出诉求，却极为关注并积极介入到南海争端的相关事宜中。日本历来视东南亚地区为其传统战略势力范围和海上“生命线”，加之近年来中日两国在地区主导权、东海问题上的争端不断激化，在介入南海问题的力度和程度上，以及所造成的消极影响和后果上，日本是仅次于美国的区域外大国，其介入南海争端的意愿更为强烈，目标也更为清晰，并且在不同时期由于对周边和国际安全环境、自身战略定位的判断不同而展现出不同的政策重心和导向，值得我们高度关注。
然而，与对美国介入南海问题的重视和探讨相对比，目前国内学界对日本介入南海问题的关注和探讨还远远不够充分和深入。可以预见，在亚太地区格局深度调整和中日结构性矛盾不断凸显的背景下，以及在日本加速解禁集体自卫权和修改和平宪法的情况下，日本今后会以各种方式进一步加强对南海问题的介入，甚至在军事上重返南海。我们对此应保持警惕。本文将重点探究日本介入南海问题的动因及其发展动向。
一、日本介入南海问题的动因
日本对南海的染指，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期，当时日本通过甲午战争占领了中国台湾省后，就开始逐步向南海渗透。“二战”期间，日本一度侵占南海诸岛。中国在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根据《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法文件的相关条款，收复了对南海诸岛的主权。此后，日本对南海地区的关注逐渐淡化，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承认南海诸岛的主权属于中国。冷战后，国际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日本相应地调整了国家战略目标，开始从经济大国向政治、军事大国迈进。日本将南海问题视为其在亚太地区攫取地缘政治利益和抗衡中国的一个着力点，开始逐步介入南海问题。
2015年 9 月 19 日，日本执政联盟凭借多数议席，在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上强行表决通过了安保相关法案。这标志着该法案已正式升级为法律，日本政府可以行使集体自卫权。新安保法案包括 《国际和平支援法案》和 《和平安全法制整备法案》。 《和平安全法制整备法案》由十个小法案构成，其中 《周边事态法》更名为 《重要影响事态安全确保法》，该法案取消了 “日本周边”的地理限制，在全球范围内，只要日本政府主观判断会对其安全产生重大影响，就可以出动自卫队加以应对。此举将会为日本军事干预南海问题提供了法律依据。
[1]
(一)基于经济角度分析
首先，日本是一个资源极度匮乏的小岛国，石油99. 8%都依赖进口，经济发展的对外依存度极高。资源的高度依赖国外进口使得油气资源丰富的南海渐渐引起日本的瞩目，这也是日本一贯使用的资源进口渠道的多元化战略的一部分。上世纪 70 年代的石油危机对日本经济造成严重负面影响，为了保证石油进口的供给可靠、稳定价格，随着号称有“第二个波斯湾”之称的南海的丰富的油气资源的发现，未来日本肯定会要分得资源的“一杯羹”，所以现在的一切准备都是为了在以后的资源争夺中获得有利地位。其次，能源运输航线安全的需要。马六甲海峡—南海是全球最繁忙的航线之一，这一命题对于日本来说尤其正确，且对日本有着生死攸关的影响。随着近年来南海问题愈演愈烈，南海周边国家与中国的岛屿主权争端越来越激烈，日本担心从中东进口的石油无法保证其运输航线的安全性。为了使从中东进口的石油顺利抵达日本，对于地区热点的南海，日本自然不会袖手旁观。
(二)基于政治角度分析
首先，是为了配合美国 “重返亚太战略”的需要。2010年 5 月，美国发布 《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该报告指出，美国将对其亚洲战略作出调整，以进一步维护霸权地位，重建美国的 “领导力”。[2]在美国 “重返亚太战略”中，日本发挥着 “急先锋”作用。同时，美国必须为 “重返亚太战略”寻找介入点，而亚太地区存在争端的问题主要有中日钓鱼岛争端、俄日南千岛群岛争端、韩日独岛争端以及南海问题。在美国看来，对美国 “重返亚太战略”构成威胁的是中国，而与中国相关的钓鱼岛争端与南海问题成为了美国 “重返亚太战略”的主要介入点。其次，日本是世界大国之一，对东亚一直有做领头羊的心态，但 2009 [1][2]周永生：《日本 “新安保法案”的问题》， 《国别政治》，2015 年第 12 期。 杜晓军：《日本外交与美国 “重返亚洲”战略》， 《政治与历史研究》，2012 年第 1 期。 年起，中国已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这对日本无疑是个巨大的打击。随着中国实力的日益上升，日本担心一个强大的邻居会成为自己的安全威胁。因此，日本想方设法削弱、遏制中国。希望通过插手南海问题使得日本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力上升，为日本在国际舞台发挥更大更重要的作用打下基础。
(三)基于国际角度分析
随着中国在东亚地区的迅速崛起，尤其是中国于 2010 年超越日本成为亚洲第
一、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后，日本对中国表现出了不适应症状。日本一直有主导东亚的雄心，但在实力相对衰落的现实下，中国的快速崛起是日本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的主要障碍之一，日本将中国视为其实施亚太战略的主要竞争对手。自 2008 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上台以来，台海局势趋于缓和，日本手中原本可打的“台湾牌”的效力大不如从前，“南海牌”是其在中国周边制造麻烦的极好选择。在美国战略重心东移亚太的大背景下，日本积极策应美国，“密切配合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军事部署，遏制中国海上力量的发展，严防中国海上力量突破所谓‘第一岛链’”[1]，“从海上围堵中国，全面牵制中国的海洋战略”[2]，并企图联手南海周边国家一同构建遏制中国崛起的东亚战略格局。
二、日本介入南海问题的发展动向
(一)借重美日同盟，寻求战略对接
一直以来，日本虽然是经济大国，但是在安全问题上依赖于美日同盟。受此影响，日本在东南亚地区的政策也一贯与美国保持一致。二战后，为了避免日本对社会主义中国过度依赖，在对东南亚国家战后赔偿问题上，美国提出了劳务赔偿主张。当时日本虽然不愿意放弃中国市场，但依然遵从了美国的主张，重返东南亚。21 世纪后，美国提出了 “重返亚太战略”，南海问题成为了美国的重要抓手，此时日本也高调介入南海问题，配合美国在南海问题上的一系列行动。因此，美日同盟关系是日本介入南海的重要依托，日本虽然介入到了南海问题中，但是不会贸然行动，日本未来在南海问题上的行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的态度。
日本将日美同盟视为其军事介入南海的“合法性”机制框架。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指出：“作为拥有依托开放海洋的全球贸易网络的国家，日美两国 [1][2]王传剑:《日本的南海政策:内涵和外延》，《外交评论》，2011 年第3期。 郑泽民:《亚太格局下的南海争端》，《中共中央党校》，2004 年第5期。 强调在遵守包括航行及飞越自由在内的国际法基础上，维持海洋秩序的重要性。”安倍政府积极为自卫队追随美国赴南海行动提供法理支撑。日美在南海问题上的协调与合作还表现在对有关声索国提供能力建设支持，比如为了帮助菲律宾提高在海上抗衡中国的能力，两国分工明确，美国负责向菲律宾的武装力量提供武器装备，日本则负责向菲律宾的海岸警卫队提供装备。
(二)将南海问题不断推向国家化浪尖
随着美国高调介入南海问题，日本也紧随其后，在各种场合大肆炒作南海问题，声援东南亚相关国家的诉求，推动南海问题国际化。近年来，日本分别在东盟地区论坛、东亚峰会、七国集团峰会等多边场合，对中国在南海的正常行动大放厥词，横加指责。日本媒体和领导人不但多次表态支持南海问题在多边框架下解决，而且还通过鼓吹建立各种南海问题讨论机制，来促成南海问题的国际化。
日本积极提升与印度尼西亚的政治、安全关系，并将南海问题列入两国首次“2+2”会谈。除东盟国家外，日本在与澳大利亚、印度、英国等共同享有“自由民主价值观”的国家交往中，以自由、民主、法治等为工具，绑架相关国家同意日本提出的东海、南海议题。除在双边场合外，安倍在几乎所有可资利用的国际场合，极力推动东海、南海问题国际化。在七国集团(G7)、二十国集团(G20)、东亚峰会(EAS)、“10+1”、“10+3”、日本—太平洋岛国会议等国际场合，日本均以“维护国际法”、“维护航行自由”为幌子，将南海争端裹挟进会议议程。“要求各相关国家明确本国海洋权益主张的国际法依据，并支持尽早制定行为准则(COC)”，“支持用包括国际仲裁在内的外交及法律手段解决南海的海洋纷争”等是日本向中国施压的主要论调。此外，日本还批评中国在南海的吹填作业和设施建设。
(三)构建针对中国的南海维权联防体系
日本介入南海争端的一个最新动态，就是将中国的南海和东海事务进行捆绑，通过渲染所谓的“中国威胁论”、拉拢南海地区相关国家并博取其同情等手段，构建包围中国的海洋联防体系。由于东海问题与南海问题都涉及海域的主权归属，都涉及周围国家的资源争夺，以及涉及域外大国干涉问题，因此日本寄希望通过干预南海问题为解决东海问题争取更多时间和空间。近期，日本频频插手南海问题，支持东南亚国家关于南海问题以及资源划分的政策，大肆渲染“中国威胁论”、“中国异质论”和“中国傲慢论”，企图把更多的大国引入南海，在南海问题的解决过程中扮演一种“搅浑水”的角色。日本希望通过“搅浑水”，一方面拖住中国，减轻日本在东海和钓鱼岛海域的压力 ;另一方面趁中国无暇他顾的空隙，在冲绳等西南海域加快军事部署。
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中明确指出：“中国在东海和南海等海空领域提出与现行国际法规则相矛盾的主张，试图用武力改变现状。”安倍政府以倡导所谓“海洋法治”为名，质疑中国南海维权行动的正当性与合法性。日本将南海视为“海洋公共财产”，声称“维护无可替代的国际公共财产安全与和平的唯一手段，就是通过法律来保持秩序的不可动摇”。安倍不点名指责中国“不断出现基于单方主张的行动，使地区国家间的紧张气氛骤增”。在 2014 年亚洲安全峰会上，安倍提出“海洋法治三原则”，即“国家主张，必须依照法律;不得以主张为由，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纠纷的解决，必须恪守和平”。2015 年 7 月，日防卫省发表题为《中国在南海的行动》报告，大肆制造“中国威胁论”，全面反对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及政策主张。这是日防卫省首次专门针对南海问题公开发表评述报告。
三、结语
日本积极介入南海问题，并不单纯是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产物，其背后有着更深层次的基于日本国家利益和国内政治变化的原因。当前，日本国内民众希望日本成为与其经济相匹配的政治大国的呼声正越来越高，已渐渐成为日本国内政治的一个基本共识。日本对南海问题干涉程度的加大，正是其国内政治因素变化的一个重要表现。日本与南海地区相关国家实施战略互动，不仅影响了南海地区的安全格局，使地区不稳定因素增多，而且还使得南海问题更加复杂，增加了中国解决南海问题的难度，并且使中国面临着越来越大的海上战略压力。
随着日本国内政治进一步右倾化，安倍政府持续加大摆脱“战后体制”的政策投入及实施力度，加之中国快速发展而导致的中日结构性矛盾日益凸显，可以预见日本介入南海问题的举动不会停止，在某种情况下还可能加大力度。这一方面将使南海问题变得更加错综复杂，影响地区和平与稳定，另一方面又会使在低位徘徊的中日关系全面回升困难重重。日本蓄意插手南海问题，“严重损害中日政治安全互信，与中日关系改善势头背道而驰”。在此问题上，中国有必要提醒日方勿以牺牲两国关系大局为代价搅局南海，更应做好反制日方损害中国利益的准备，打消其利用南海问题牵制中国的念头。
未来，日本在南海问题上还将会采取新的举措，以实现其战略目标，并将更加灵活积极地利用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机会，展现更加主动和强硬的姿态来对抗中国，这些都将会对中国的和平崛起构成不容忽视的威胁和挑战。对此，中国要密切关注，提高警惕，并加强防范，有效应对。在制定或完善南海政策时，中国不仅要考虑如何应对日本在南海问题上选边站和支持部分相关国家的举动，而且更要考虑如何防范日本长远的战略野心和军事化转型所带来的后果，这样才能使南海争端向着于中国有利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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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葛红亮：《日本的南海政策及其与东盟在南海问题上的互动关系分析》，《南海学刊》，2016年第3期。
第二篇：南海争端的现状、原因及对策
海洋对于一个国家意味着边界、国防和海洋权益。直到今天，东海钓鱼岛、南海争端、台海问题，仍在折磨着每一个中国人。和其他大国相比，中国的弱势显而易见，没有航母并不是最大缺憾，领土不完整才是中国最大的痛。放眼南眺，这其中，情况最严峻的要属南海诸岛。
一、南海的现状：好岛屿被周边瓜分殆尽，海疆“九段线”名存实亡
目前南海诸岛的情况是，越南占了29个，占据最多;菲律宾占了8个，占据最早;马来西亚占了5个，占据得最肥。还有印尼和文莱分别占了2个和1个。中国实际控制9个，大陆8个，台湾1个
二、南海争端的原因
首先，经济价值，石油储量约为350亿吨，随着陆地能源的枯竭，未来能源靠海上，海上能源靠深水，对于南海丰富的油气资源，在未来20年内只要开发30%，每年可为中国GDP增长贡献1-2个百分点。
其次，南沙海域是黄金通道。南海素有“亚洲地中海”之称，处于越南金兰湾和菲律宾苏比克湾两大海军基地之间，控制太平洋至印度洋海上交通要道，是东亚通往南亚、中东、非洲、欧洲必经的国际重要航道。在我国通往国外的39条航线中，有21条通过南沙群岛海域，60%的外贸运输从南沙经过。谁控制了这些海上战略通道，谁就能随时威胁中国的经济安全。当今世界海上运输承担了95%的国际贸易量，海洋已经成为不少以外贸型经济为主导的国家的命门。
再次，战略价值。南沙群岛扼两洋、制八方，军事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如果我国能控制南沙海域，我军防御纵深将增大上千千米。这一宝贵的战略纵深，不但加大了我军海、空力量的回旋余地，而且对于我国抵御强敌战略空袭，掩护陆上兵力行动具有突出意义。中国东海、黄海外是日本本土四岛，钓鱼岛也处于日本实际控制之中，我们如果失去了南海，中国有相当一段海上生命线将失去控制。国防线将被压缩到海南岛一线，南部出海口将被封死。
三、我国解决南海的主要对策
1.首先，落实南海行政建制刻不容缓。从现在开始，中国必须痛定思痛，定方略、施重手，加强对南沙群岛的管理与开发。主权问题不容争辩。行政管理的触角需要遍及我们的每一寸土地，每一片海域
2.统一我国的海上执法队伍，建设一支强有力的海上执法力量，是维护我国海洋权益的当务之急。中国发展准海军有现实需要。可以看看别国的做法，目前，美国海军+海岸警卫队军警结合的体制是目前国际上通用的做法。当今世界一百多个国家拥有海岸警卫队。这样做的好处是：和平时期海岸警卫队进行海上维权，战时海岸警卫队辅助海军作战，相当于我们的武警。最好以非军人的警察出面。
3.解决海权争端，立法要跟上来。我国的相关法律比较陈旧，不太适应新的形势，执行度也比较小。美国和英国的船长都有执法手册，遇事不用请示，对照着做就可以了。而我们的规定是层层请示，等请示完毕，事情可能都过去了。立法之后一定要行之有效。战略博弈中在于承诺可信，否则还不如没有，在政治博弈中，获取威慑之本在于建立可信的承诺机制。在正中“广而告之”之后，该出手时就出手。威慑是要有力量作后盾的，军事实力就是中国解决南海问题的后盾，箭在弦上，引而不发才最具有威慑力。强大的军事力量未必能够解决所有问题，但如果没有这股力量，就会在许多问题上处于被动地位
4.建设强大的海军。这是和平解决南海问题的根本保证。包括钓鱼岛和东海问题的解决，无论是和平方式或者不得已的战争选择，都离不开强大的海洋实力。建设强大的海军，就是为保卫我国海疆安全，为解决海上纠纷提供后盾。加大海上防御纵深，实施全方位保卫海疆战略，脱海入洋迫在眉睫。涉足浅水者得鱼虾，涉足深水者得蛟龙。
近年来中国航天事业大步前进，目前的中国已是飞龙在天，但这还不够，中国还需要蛟龙在渊，唯有如此，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第三篇：形势与政策论文——谈南海问题及我国对策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生效之后，各国依据相关规定竞相划定领海以及专属经济区范围，积极维护国家的领海以及专属经济区、大陆架的海洋权益，不可避免产生很多海洋划界和资源开发方面的问题。南海海域及其海底蕴藏着丰富的海洋油气资源和渔业资源等，石油储量有“第二个波斯湾”之称，地理位置也具有重要战略价值。我国在南海区域也与周边各国产生领海重叠和权利重合，越、菲、马等国先后单方面的划定自己的领海界限，侵入了我国在南海的主权范围，并采取军事行动侵占了我国南海大量岛礁。
2010年以来,在美国高调介入南海地区事务以及越南推动南海问题多边化与外部化政策的影响下,东盟对南海问题的影响日趋增强,主要南海权益争端国家对中国的态度趋向强硬.南海问题的发展趋势表明,南海争端矛盾的尖锐化、问题解决机制的多边化、区域外强国介入的常态化已经成为中国和平维护南海权益不得不面对的国际环境.而美国与东盟提出的多边谈判和尽早协商通过《南海地区行为准则》的建议短期内无益于问题的解决.从容易解决的争端下手,通过双边谈判首先解决某些具体争端,逐渐消解南海问题的复杂性是中国应对当前南海问题复杂国际因素、和平维护南海权益的必要之举.
2011年，南海问题争端再起。越南石油勘探船侵入中国管辖海域与中国海监船发生碰撞，并不时动用军舰非法驱赶中国渔民;菲律宾高调向国际社会宣布，把南海重新命名为‘西菲律宾海’。2012年4月8日，菲律宾海军的巡逻机在南海黄岩岛附近发现了12艘中国渔船。菲海军随后出动了该国最大的军舰“德尔皮拉尔”号，将中国渔船非法堵在黄岩岛潟湖内，试图抓扣在黄岩岛附近作业的中国渔民。国家海洋局随即派正在附近执行南海定期维权巡航执法任务的“中国海监75号”和“中国海监84号”编队赶赴黄岩岛海域，对我渔船和渔民实施现场保护。随后中国海监船与菲律宾军舰对峙至今，已超20天。
一直以来，我国解决国际争端主要应用政治方法，谈判和协商方式成为首选，仲裁方法仅限于经济贸易争议。基本上，我国没有采用仲裁裁决和国际法院判决的方法去解决重大的国际争端，尤其是主权争端。随着中国更深一步融入国际社会，我国完全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综合运用政治和法律以及各种非法律手段去解决南海诸岛主权争端及类似的国际争端，力争在搁置主权争议的基础上共同开发南海资源，进而构建南中国海国际合作开发机制。而我国一向以来，民族传统继承了‘中庸’思想，却不太表我国能容忍南海诸国任意侵占我国领土，国防部发表声明称中国军队会坚决配合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领土之争，古来有之，像近代英国与阿根廷马岛之争，上世纪的一场战争涟漪一直延续到现在仍未停止。最近由于英国在马岛附近发现大量石油，英国不理会阿根廷抗议准备强行钻探，又引起两国激烈争吵。但是英国也完全不会放弃马岛，“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结果是什么呢?古人说：文官不爱财，武官不怕死，一个国家才有希望。希望我们国家始终能够保持“文官不爱财，武官不怕死”的政风。有人从马岛战争中看出领土争端没有妥协和调和的余地，只有战争，国际争端谁的拳头硬谁是老大，什么国际法庭，什么公理正义都一文不值，中国国内不乏强硬派，只望菲律宾及南海诸国，不要再做出扩大事态的举动，战争是任何人不想的。
中国与周边国家国家搁置争议、积极建立国际合作开发机制，是稳定区域形势，求得共同发展的必要之举。主权绝不能放弃，但力争和平发展环境及国家利益的最大化才是明智之举。二十一世纪是和平与发展的世纪，以合作开发机制来实现对南海的有效治理，是一种较优的选择。针对目前中国海洋权益遭到严重侵害的现状和趋势，应抓紧建立一系列海洋权益保护制度，尽快出台海洋国策，与周边国家加强合作友好关系，尤其是加强与东盟之间的友好关系，“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以维护地区稳定和经济繁荣为目标，通过谈判解决划界争端，积极促进南海共同开发，立足于现有条件，努力获取这一地区的最大经济利益，以提高国家整体实力。
第四篇：1、试论述台湾问题的由来与发展及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内容摘要：自70年代初中美关系开始缓解后,台湾问题一直是影响中美关系的一个核心 问题。台湾问题牵涉到中美双方的利益,中美关系能否顺利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台湾问题 能否得到妥善解决。从美国本身的利益出发,维持台湾现状是至关重要的,出于全球战略的考 虑,美国绝不会轻易放弃对台湾的控制和干预。对于中国而言,祖国统一是没有任何讨价还价 余地的。鉴于双方立场迥异,可以预见,在中国完成统一大业之前,台湾问题将始终是中美关 系中一个不稳定因素。
关键词： 台湾问题 中美关系
台湾的历史与台湾问题的由来
台湾地处中国大陆的东南缘，是中国第一大岛，与大陆一衣带水，隔海相望，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的神圣领土，古称夷洲、琉球。
中国近代史是一部被侵略、被宰割、被凌辱的历史，也是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民族尊严而英勇奋斗的历史。台湾问题的产生与发展，都与这段历史有着紧密的联系。台湾曾一度沦落于荷兰殖民者之手，郑成功收复台湾后，明清征服都曾在台湾设置行政机构进行管理。将台湾作为单独的一个省份的行政规划进行管理是在清朝时，刘铭传(1836-1896)1885年就任首任台湾巡抚，对建设和保卫台湾做出了巨大贡献。甲午战争后，台湾沦于日本人之手长达半个多世纪之久，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败，台湾才重新回到中华民族的怀抱。 台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不仅在法律上而且在事实上已归还中国。我们这里所说的台湾问题，即是在第二次大战后，中国国民党发动的反人民的内战，战败后，退踞台湾岛，当时美国政府的支持下，凭借台湾海峡的天险，造成与大陆隔绝的状态。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盘踞在台湾岛的国民党当局与大陆执政的共产党政权相互对峙，长达几十年之久。后来台湾岛内政权交替，国民党成为在野党，陈水扁领导的民进党执政，倚重于国外势力，大行“台独”之势，一度造成台海局势紧张，使得台湾问题愈演愈烈。
总的来说，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问题，是中国内战的结果，但是与国外势力的介入、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有很大的关系。由于种种原因，台湾迄今尚处于与大陆分离的状态。这种状态一天不结束，中华民族所蒙受的创伤就一天不能愈合，中国人民为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斗争也一天不会结束。
台湾问题的出现，是国民党发动反人民内战的结果，其本质是中国的内政问题。台湾问题之所以长期存在且迄今尚未解决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美国等西方反华势力插手台湾问题，干涉中国内政，阻碍中国统一。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核心问题。虽然台湾问题尚未最终解决，海峡两岸尚未统一，但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的领土和主权完整不容分割。 二，台湾问题的发展
在50、60年代,美国出于全球战略的考虑,与台湾国民党当局结成了战略同盟关系,这种
关系是以敌视和遏制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基础的,因此,长期以来中美两国一直处于全面对抗状态。到60年代末期,随着世界局势变化,中美双方开始调整各自的外交政策,两国关系出现缓和趋势,然而台湾问题仍然是中美关系中矛盾和斗争的焦点之一。、70年代初期中美关系开始缓和,但台湾问题仍然是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的障碍。
70年代美国出于全球利益的考虑,美国政府在保持尽可能多的美台关系的条件下,接受了中国关于台湾问题的三原则(废约、撤军、断交)。但在另一方面,中美建交后台湾问题并没有最终解决。美国不仅没有真正放弃/两个中国的政策,反而变本加厉地搞/双轨0政策。依旧宣布向台湾出卖防御性武器。
在这一时期,由于中国在美国反苏的三角战略关系中还具有重要作用,因此在对台政策上美国还不敢走得太远,只能是对台湾采取低调政策。然而当冷战结束后,美国对台政策又进入调整时期,其双轨政策又变得公开化了。
冷战结束后,美国为牵制中国而提升美台关系,使中美关系又出现波折，进入90年代以来,美国成为冷战后唯一的超级大国,提出了/世界新秩序0的口号,企图号令天下,实现美国领导下的世界政治、经济一体化。美国将亚太视为重点控制地区。这时期亚太地区出现了经济飞速发展的势头和多元化的政治格局,中国作为这一地区唯一高举社会主义大旗的大国,政局稳定,经济发展迅速,使美国日益感到由于中国强大所带来的挑战与威胁。它最担心的是,中国的崛起会打破亚洲均势,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中国将是美国称霸亚洲和世界的遏制力量。在这种背景下,美国日益重视台湾在亚太地区的战略意义。
三，台湾问题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在中美关系中,台湾问题一直是影响两国关系正常化的重要因素。中美建交以来,双方关 系不断出现摩擦与危机,其中大部分起因都与台湾问题有关。
中国政府历来十分重视祖国统一问题。1979年元旦,邓小平在全国政协座谈会上提出,将/解决台湾问题,完成祖国统一的大业提上具体日程0;1980年1月,台湾回归祖国被列为我国80年代的三件大事之一;•1984年6月,邓小平又提出/一国两制、和平统一0的构想。面对美国等西方势力插手台湾问题的做法,中国政府领导人表示:中国不可能因中美关系的重要性而将台湾问题的苦果吞下去,如果/在台湾问题上需要中美关系倒退的话,中国只能面对现实。•
对美国来说,台湾岛在其全球战略中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台湾在海军及陆战上的有利位置,是值得考虑的。另外一点,该岛直接地面对着中国的许多主要商业口岸,只要在该岛驻泊足够的海军,它不但可以控制这个口岸,并且可以控制中国海面的东北入口,因此,美国决不会轻易放弃对台湾的控制与干预。冷战结束后,随着国际局势变化,美国日益看重台湾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地位,调整了对台政策并提升了对台关系。美国插手台湾问题的主要意图,是要加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遏制中国在这一地区不断增加的影响力,从而达到利用台湾问题牵制中国的目的。
台湾问题牵涉中美双方利益。中美关系能否平稳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台湾问题能否得到妥善处理。中美两国作为在国际事务中有影响力的大国,建立一种稳定的、建设性的双边关系,不仅符合各自利益,而且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在李登辉访美后,中国政府作出了 强烈反应,中国人民表现出了高涨的爱国热情,年轻人尤为明显,这些都是美国政界人士始料 不及的。美国方面开始认识到,如何处理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能否平稳发展的关键。从美国 的利益出发,维持台湾海峡的均势至关重要。它既不希望看到中国以/一国两制0实现统一从 而失去牵制中国的/台湾牌0,也不希望因台湾宣布/独立0而导致海峡爆发战事,进而影响美国 在该地区的利益。因此,在美国今后的对台政策中,中国大陆因素将是首要考虑的重点。
对于中国来说,统一是一个没有任何讨价还价余地的命题。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是12亿 中国人民最齐心协力坚持的民族大义,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炎黄子孙的共同心愿。这 不仅是领土分合问题,而且关系到民族的团结与分裂,关系到民族传统、精神、情感是继承发扬还是终止断裂的问题。中国一百多年来受外国侵略压迫的屈辱历史,使得中国人在这个问题上极度敏感,绝对不能容忍任何挑战。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政府和人民决不会后退半步。鉴于中美双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可以预见,在中国顺利完成统一大业前,台湾问题将始终是中美关系中一个不稳定的因素。
然而时间对于中国和平统一有利。随着中国政治实力、经济实力持续快速增长,中国的崛起势不可挡。当中国经济繁荣、社会进步到一定程度时,海峡两岸的和平统一即将瓜熟蒂落。在一个多样化的世界中,美国不能失去中国,中国也不能忽视美国。在中国完成统一后,中美关系应当可以进入比较正常化的轨道。
第五篇：南海问题的研究
【作者简介】
王缉思，1993年起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2001年5月起兼任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所长，2005年起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兼任中华美国学会会长，中国改革开放论坛副理事长，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等。被业界称做“中国知名智囊人士”、“中国最具影响力的美国观察家”、“钻进白宫心脏的中国行者”。
【评论动机】
当一些中国网民尚在惊诧于希拉里在东盟会议上何以突然地“伏击”中国，美国对华强硬派已经将“希拉里主义”推向前台了;当一些中国人尚在将“华盛顿”号航母不开至黄海视为外交“胜利”，美国报刊已在欢呼雀跃于“美国顶住中国的威吓”;当中国舆论还在观望并争辩美国对华政策的“变”与“不变”，西方舆论已明确将今夏美国在亚洲一北一南两场争端中的出手定性为“里程碑”和“枢纽”，“这一刻改变的不仅是美国对华政策，还有该地区各国的对华政策”。
这一刻，预示着中美新战略较量的序幕已经开启。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王缉思将为我们深度剖析：中美关系的渐变是如何发生的;在双方重大利益关切问题上，两国是否渐行渐远;美国国内政治因素、两国客观实力及主观认知的变迁将给两国关系带来什么样的变数;中美整体战略态势将如何发展。
【先驱语录】
★在两国关系的几大重大议题领域，几乎都因结构性矛盾而新增了消极因素，导致更浓厚的战略猜疑而非促进战略互信。
★当前中美关系的症结在于，在中国越来越强烈地说“不”的重大战略与安全问题上，美国并没有改弦更张的意图和迹象。
★也许只有在经历一场或几场重大较量之后，双方才能摸索出若干新的政策底线，构建一个更为稳定的战略关系框架。
2010年年初，美国宣布新的对台军售、谷歌事件、奥巴马会见**喇嘛、中美贸易摩擦、美国炒作人民币汇率等问题相继发生，引发了自2001年南海撞机事件以来中美关系最严重的**。4月上旬，以两国元首通电话及宣布胡锦涛主席赴华盛顿出席全球核安全峰会为标志，双边关系实现转圜。5月24日-25日，在北京成功举行了第二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在金融和能源合作等诸多领域取得实质性成果。
然而，尽管近来中美关系的气氛有所缓和，但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仍在激化。正如美国防部长盖茨抱怨未能如愿访华以及美韩黄海联合军事演习等事件所揭示的，中美战略互信远未培
育出来，而战略互疑却在近几年中日益加深。
更浓厚的战略猜疑而非战略互信
本文将当今中美关系同2003年的中美关系作对比，来证实以上判断。之所以选择2003年为参照系，是因为那是冷战后中美关系发展较为顺畅的一年。当年11月，正在访美的前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说，“鲍威尔国务卿不久前说美中关系正处于最好时期。我同意这样的评价。但我愿意补充说，中美关系还应当也可以做到‘更好’。”
首先来看中美双边经贸关系。2003年，中美经贸摩擦案例很多，美方也提出人民币汇率问题。但是当时的摩擦主要集中于贸易不平衡、反倾销、知识产权等传统领域。一般来说，经贸关系在总的双边关系中起着“压舱石”的积极作用。相比之下，当今中美经贸摩擦已经扩展到金融领域，人民币汇率等问题高度政治化。同时，高盛、谷歌、通用电气等跨国公司对中方扶植自主创新产业等政策十分不满，指这些政策影响其利润和市场份额，认为中国开始排挤外资。双边经贸关系不仅不再是“压舱石”，其中许多问题反而成为培育战略互信的严重障碍。
再看中美军事关系。在南海撞机事件后中断的双边军事交流，以2003年10月中国军委副主席曹刚川访美为标志，实现了“全面恢复”。当年两国海军舰只在良好气氛下互访对方军港。今年初以来，中美军事交流因美国对台军售问题而进入“冷冻”状态，军方之间的对立言论也在升温。两国海军在中国沿海地区发生碰撞的危险上升。军事关系严重滞后于中美在其他领域的关系。
中美关系发展至今天这种局面，与美国国内政治与领导人因素密切相关。2003年，由于美国在伊拉克战争中迅速得手，布什总统声望如日中天。共和党占上风的国会对布什本人亲自掌控的对华政策不持异议。但是，今天奥巴马总统的国内支持率低于当年的布什，对美中关系的把握力度也不如布什。民主党将在今年11月的中期选举中遭遇共和党的严峻挑战。国会议员出于国内政治考虑而攻击中国，外交和国防班子中的对华强硬派也在抬头，使现政府对华政策呈左右摇摆之势。
美国对华政策的新调整给两国关系带来了不少新变数，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重大问题上：反恐与国际安全问题。当年美国深陷中东，排除了将中国视为主要安全威胁的可能性。今天情形已大不相同。美国不满中国在伊朗核问题上的态度，而中国对联合国制裁伊朗决议所投的赞成票相当勉强。国内不少观察家担心美国反恐告一段落后将矛头指向中国。中国对于奥巴马政府提出的“零核世界”构想态度并不积极。美国在中国周边布局造势的动作也引起中方更高的警惕。
在美国最为关切的朝鲜问题上：目前中美都视对方为事实上的消极因素，战略互疑增加。中方怀疑美韩加强军事联盟含有对抗中国的战略意图，美方则指责中国越来越偏袒作为“盟国”的朝鲜，同美国的目标分道扬镳。
再来看中国大陆至为关切的台湾问题。从布什本人到所有负责对华事务的高级官员，都多次强调一个中国政策和不支持“台独”的立场，由被动不接受“台独”转为主动“防独”。中
美在台湾问题上形成了某种共识和政策协调。反观今日，在两岸关系持续改善的时候，美国更多地被视为其中的负面因素。前外长李肇星今年3月说，美国对台军售相当于“在兄弟拥抱时递过一把匕首”。
非传统安全问题。2003年防治非典，拉近了中美两国在非传统安全问题上的认知。2009年年底的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则出现了一些让双方不愉快的场景。在应对气候变化和能源合作方面，怀疑对方战略动机者大有人在。
总之，在以上两国关系的几大重大议题领域，几乎都因结构性矛盾而新增了消极因素，导致更浓厚的战略猜疑而非促进战略互信。
实力拉近，认知差距却拉大
综合来看，数年来国际格局和中美的实力对比相对发生了较大变化，但是，美国仍然在是否、又该如何承认中国崛起问题上游移不决。
2003年，中美两国GDP分别为1.4万亿和10.9万亿美元，中国GDP只有美国的1/8多一点。当时国内普遍担心美国的战略扩张势头和建立单极世界的图谋。2009年，中国GDP高达5万亿美元，占美国14万亿美元的1/3以上。美国GDP在世界经济总量中所占比重，从2003年的29%降低到现在的23%左右。中国军事力量迅速增强的趋势令人瞩目。无论如何解读数字，中美两国硬实力迅速接近，是不争之事实。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西方整体实力和影响下降，新兴国家在世界舞台上的作用日益突出。在全球治理机制的结构性转型中，中国逐渐进入权力中心。
两国实力相对拉近，但舆论反映的认知差距却在拉大。针对西方的“中国威胁论”，胡锦涛主席和温家宝总理分别于2003年12月和11月阐述了中国的和平崛起道路，受到美国舆论的关注与欢迎。当年美国学界关于中国的评论相对公允，普遍认为中国的长远走向是融入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然而今天美国舆论界除了继续散布“中国威胁论”之外，又出现了“中国傲慢论”，对于中国国内政治和对外关系的负面报道明显增多。诸多评论家认为中国强大之后终将同美国分庭抗礼。在中国方面，以《货币战争》、《中国不高兴》、《中国梦》等书籍为代表，舆论风向也有明显变化。褒扬“中国模式”、批判美国模式和“普世价值观”、抵制美国政治文化影响、取代美国成为第一军事强国的观点日益上扬。质疑“韬光养晦”外交思想等论调，在国内媒体中屡见不鲜。
中国掌握主动还需要时间
不可否认，同2003年相比，今天中美务实合作的广度和深度确实得到了发展，尤其是在教育、卫生、环保、能源、金融等领域，存在着广泛的、不断扩大的共同利益。
然而，综合而论，在中美两国国内政治、实力消长与国际地位均发生变化的新形势下，两国之间的战略关系框架正面临重大调整。随着自身实力的迅速上升，在维持对美关系基本稳定的前提下，中国将要求在上述一系列重大问题上抬高政策底线，改变现状，争取主动。在中
美博弈中，中方控球的时间更长了，而球越来越频繁地踢到了美国那半场上去。
可是关键问题是，当前中美关系的症结恰恰在于，在中国越来越强烈地说“不”的重大战略与安全问题上，美国并没有改弦更张的意图和迹象。而美国不改弦更张，中美关系就难以维持稳定。
美国政治主流并未承认美国实力地位正在衰落，不承认西方在国际道义、发展模式等方面存在根本缺陷，反而宣称奥巴马上台后美国的对外关系和国际形象得到改善。双方在重大国际问题上的认知差距在扩大而不是在缩小。美国战略家仍在中国对外关系和国内问题上发现“软肋”，并试图加以利用，其中最为明显的是利用周边国家对中国的疑惧心理，在战略上“重返亚洲”。
还应当看到，美国对华战略的改弦更张将是一个很长的过程。而中国实力地位的提高并不能迅速转化为对美关系中的主动权和政策杠杆。因此，未来两国之间的战略合作空间将受到挤压，重大较量将难以避免。也许，只有在经历一场或几场重大较量之后，双方才能摸索出若干新的政策底线，构建一个更为稳定的战略关系框架。
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证明，中国国内的稳定和发展是中美关系稳定和发展的前提。把国内的事情做得更好，才能把对美关系处理得更好。当前，涉及对美关系的决策部门越来越多，外交、国防、维稳、外贸、金融、能源、涉台、宣传等部门的相互协调并在重大政策性问题上同中央保持一致，是稳定对美关系的关键。(原载《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简报》，略有增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