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论语及其艺术特色
中国私家园林的艺术特色及其历史价值
中国古代园林，除皇家园林外，还有一类属于王公、贵族、地主、富商、士大夫等私人所有的园林，称为私家园林。古籍里称之为园、园亭、园墅、池馆、山池、山庄、别墅、别业等。规模较小，一般只有几亩至十几亩，小者仅一亩半亩而已;大多以水面为中心，四周散布建筑，构成一个个景点或几个景点;以修身养性，闲适自娱为园林主要功能;园主多是文人学士出身，能诗会画，清高风雅，淡素脱俗。私家园林集中在南京、苏州、无锡等地。
特点：
1.规模较小，一般只有几亩至十几亩，小者仅一亩半亩而已。造园家的主要构思是"小中见大"，即在有限的范围内运用含蓄、扬抑、曲折、暗示等手法来启动人的主观再创造，曲折有致，造成一种似乎深邃不尽的景境，扩大人们对于实际空间的感受; 水面建设
2.大多以水面为中心，四周散布建筑，构成一个个景点，几个景点围合而成景区; 修身养性
3.以修身养性，闲适自娱为园林主要功能; 清高风雅
4.园主多是文人学士出身，能诗会画，善于品评，园林风格以清高风雅，淡素脱俗为最高追求，充溢着浓郁的书卷气。 造园手法
5.在布局上采用灵活多变的手法;善于仿造自然山水的形象;十分讲究园林的细部处理。
历史价值：
私家园林的成熟实际上反映了中国封建知识分子与封建权力之间持久的冲突与融合。 文人士大夫私家园林原也是受到皇家园林的启发，希望造山理水以配天地，寄托自己的政治抱负。但社会的动荡和政治的腐败总令信奉礼教的中国知识分子失望，于是一部分士大夫受老庄思想影响，崇尚自然，形成与儒家五行学说比较形式化的天地观相对立的，以自然无为为核心的天地观念。 因此园林中的山水不再局限于茫茫九派、东海三山;又由于封建权力和礼制的打压，私家园林的规模与建筑样式受到诸多限制，这正好又与庄子齐万物的相对主义思想相吻合。
于是从南北朝时期起，私家园林就自觉地尚小巧而贵情趣。一些知识分子甚至借方士们编造的故事，将园林称作“壶中天”，要人们在小中见大。 中国知识分子的“壶中天地”给这个民族留下了一整套的审美趣味和构园传统，留下了一大批极为宝贵的文化遗产。
儒家知识分子虽不像道家知识分子那样消极遁世，却也有了“道不明则隐”的清醒选择。 于是他们也需要一个能与封建权力分庭抗礼的环境，这个环境也无需很大，无需奢侈，无需过多的建筑，而是要在城市的喧闹中造就一种隐居的氛围，使他们在简朴的生活中继续磨练自己的意志和德行，世道一旦清明，明君一旦出现，他们就可即刻复出。 更重要的是，在这里他们也可直接与天道相通，而不必假皇权的中介了。 这当然也是符合他们的人生社会理想的好去处。他们以孔子对颜回的赞誉为鉴，在小小的园林(“勺园”、“壶园”、“芥子园”、“残粒园”等)中“一瓢饮，一箪食”，乐而不改其志，坚定地等待着。正所谓“身在山林，心存魏阙”。 这时的半亩方园就成了“孔颜乐处”。失意的士大夫们便可“文酒聚三楹，晤对间，今今古古;烟霞藏十笏，卧游边，山山水水”了。
在这种情况下，园林中不仅建筑面积所占比例很小，单体建筑体量不大，屋面常用灰瓦卷棚顶，装修简洁，不施彩画等，然它们的淡雅精深，其中文学艺术作品(匾额、楹联、勒石、诗词书画)之多和寓意之深刻，是皇家建筑所不能比的。
私家园林的审美趣味后来为皇家所吸纳，一些宗教寺庙，尤其汉传佛教寺庙的营建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它的影响。而一些儒家知识分子一旦当了地方官，也适时修建一些郊野公共园林或少量园林式建筑，供市民踏青登高赏景之用。
这种园林或建筑就更与私家园林气味相投了，例如杭州西湖风景区的形成就与著名诗人苏东坡两度在此为官，曾先后疏浚西湖，筑苏堤，修石灯塔，造各种亭台，并留下大量赞美西湖的诗词有很大的关系。 因此，了解私家园林之美，可进一步懂得中国园林之妙，并直观地了解传统中国文化中与官方意识形态有所区别的另一个重要方面。
中国古典园林作为古典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它的漫长发展历程中不仅影响着亚洲汉文化圈内的朝鲜、日本等地，甚至远播欧洲。早在公元6世纪，中国的造园术经由朝鲜半岛传人日本。此后，伴随着日本全面吸收汉文化而陆续出现的园林型式几乎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中国的直接影响。可以说，日本古典园林的产生、发展、成熟都一直从中国汲取养分，并与本土园林多次复合、变异而形成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园林体系。18世纪中叶，正当法国资产阶级成为一个新兴阶级崛起的时候，它的启蒙思想家们从中国借用孔孟的伦理道德观念作为反抗宗教神权统治的思想武器;随着海外贸易的开展，欧洲商人从中国带回大量工艺品，传教士寄回大量描写中华文物之盛的文字报告。这些，都在欧洲人面前呈现一种前所未知的高水平的东方文化，欧洲艺术的某些领域内因此而掀起了一股崇尚中国的热潮。
第二篇：浅析王昌龄边塞诗及其艺术特色
湖南商学院课程论文
浅析王昌龄边塞诗及其艺术特色
【摘要】唐朝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辉煌时期。国力的不断增强，使诗歌得到飞速的发展，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作品。领土的不断扩张与巩固，出现了很多以“边塞”为题材的诗人。在这批边塞诗人中，边塞诗歌成就最高的当属“七绝圣手”王昌龄，他的许多描写边塞生活的七绝被推为边塞名作。
【关键词】王昌龄;边塞诗;七绝;艺术特色
文学是带有时代烙印的产物，它显示了当时社会状况。盛唐是富于创造性的解放的时代，它解放了诗人的个性，在诗歌创作中形成了富有使命感和责任感、自尊自强、自由自在的“盛唐气象”。立功边塞，是盛唐知识份子向往功业的一条重要途径。边塞军旅的豪情生活，边塞雄奇壮伟的景色，最足以引起向往建功立业的盛唐知识份子的感情共鸣。他们热烈的向往、追寻边塞生活，极为自然地留下了他们那些气势豪雄情感昂扬的边塞诗，诗中充满了对于功名理想的热衷追求和昂扬的爱国情怀。这种激越昂扬、达观进取的时代精神，是一种为国、为君、为社稷的强烈的外敛意识和追求。这种追求和意识激发了文人出世的热情。综观盛唐诗歌流派，唯边塞诗派最能表现盛唐之音。吟唱出“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出塞》)的王昌龄就是边塞诗人的杰出的代表。
王昌龄一生写诗无数，尤其擅长七绝诗的创作，有“诗家天子”、“七绝圣手”之称。唐朝的大文学家殷璠对王昌龄的评价甚高，把他举为体现“风骨”的代表，说王昌龄的诗是“中兴高作”1。王昌龄的边塞诗雄浑苍茫，慷慨昂奋，既反映了盛唐时代豪迈勇敢、一往无前的时代精神和为国立功的荣誉感，弥漫着英雄主义的社会氛围，同时也于诗中寄托了对征战于大漠苦寒中的将士的深切同情，并且对统治者某些用人不当的情形表示了深 1王克让：《〈河岳英灵集〉集注》。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06年版，第300页。
第 1 页 共 5 页
湖南商学院课程论文
婉的讽意。王昌龄边塞诗的数量并不算太多，但几乎篇篇俱佳，最有代表性的为《从军行》、《出塞》两组组诗。《出塞(其一)》更被明代诗人李攀龙推奖为唐人七绝的压卷之作。
【出塞】(其一)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王昌龄这一首有名的边塞七绝，其妙处在于;篇幅虽小，而容量特大.诗人以雄劲的笔触，对当时的边塞战争生活作了高度的艺术概括。他通过对于时间和空间的意匠经营，以及把写景、叙事、抒情与议论紧密结合，在四句诗里熔铸了丰富复杂的思想感情——准确而真实地表达了士兵们共同的愿望：希望国家将帅任用得人，边防巩固，使他们能够获得和平的生活，使诗的意境雄浑深远，既激动人心，又耐人寻味。明月关山亘古长存，"秦""汉"互文，使人不由不联想到筑长城抗匈奴一大段烦扰不堪的历史，不由不关注到无数月下关山，而且感受到无限凄清。从秦汉而写到万里长征，苍茫的历史感和沉重的现实感结合，逼出了末两句呼唤和平共处的心声。
【从军行】(其四)
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 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如果说《出塞》的“秦时明月汉时关”是为了唤起人们对历史的复杂回忆，那么本诗的前两句则是为了唤起人们对辽阔苍茫边关的无限遐想。 “青海长云暗雪山”把战争气氛渲染得饱满酣畅，“孤城遥望玉门关”更是与上句想关联，意境开阔，情调激越昂扬，音调铿锵。“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在抒写戍边将士的豪情壮志的同时，并不回避战争的艰苦，展现战士们轻身许国的英雄气概，感情激愤，气度轩昂，将盛唐人尚武豪迈之情发挥的淋漓尽致，读来令人热血沸腾，向往战场杀敌建功立业的豪迈胸襟。一二两句含蕴丰富的大处落墨的环境描写，使三四两句的抒情不会变得空洞肤浅。典型环境与人物感情高度统一。
第 2 页 共 5 页
湖南商学院课程论文
通过以上两首王昌龄边塞诗代表作的赏析，我们可以总结出他边塞诗的艺术特色。
1、善于刻画典型场景，抓住细微之景，以小见大，表达深刻的含义。王昌龄之所以被称为“七绝圣手”，就是因为他能够通过刻画典型来传达他所想要表达之感，变绝句体制短小的特点为他的优点。而且边塞这一题材本来就是“无声胜有声”的，过长的篇幅，过多的叙述描写，反而会让人失去对边塞的遐想、失掉边塞的美感。王昌龄以他独特的手法用短小的绝句给我们展现出一幅幅的令人遐想的凄美壮阔的边塞风光。如“万里云沙涨，平原冰霰涩”(《从军行》其二);“向晚横吹悲，风动马嘶合”(《变行路难》)“饮马渡秋水，水寒风似刀”《塞下曲四首》其二)等诗句，就属此类。在王昌龄对边塞景物的描写中，常常有意选择那些具有相当的典型性景致。“诗人多选取最能体现思想、表达感情、传递心意的景色、事物，进行细致周到的描绘，并层层深入，反复渲染，从多个角度、多个侧面加以表现”2。王昌龄选择富有特征性的景物，注入强烈的主观情感，促使景与情水乳交融，真善美高度统一。客观世界五彩缤纷的景物，只有与诗人浓烈的主观情感相浸染、相融合、相统一，才能构成美的艺术境界。在《从军行(其五)》中这样描述到：“大漠风尘日色昏，红旗半卷出辕门。”第一句就通过精美的语言刻画出一幅凄美的边塞图，把西北边境狂风大作，风沙遮天蔽日的特点刻画得入木三分。当所有读者都在期待激烈的战斗场面的时候，作者却来一个“前军夜战洮河北，已报生擒吐谷浑。”接着一句写了唐军将士冒着风沙主动出击，直指敌军。前面描写的劲旅还没显示身手捷报就传来了。我认为这样的安排除了侧面写出唐军的强大外还有一处妙处。避开了战斗场面的描写，直接把战果公布出来，将交战过程的惊心动魄留给读者思考，这正是作者匠心独运之处。既避免了正面铺叙的呆板，又适应了绝句的短小，以小见大，使绝句短处变成长处。王昌龄的这种写法后来更是被《三国演义》套用，第五回“关云长温酒斩华雄”就是模仿王昌龄的写法。
2 赵红：《浅论高适与王昌龄边塞诗的异同》。涪陵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第37页。
第 3 页 共 5 页
湖南商学院课程论文
2、感情慷慨激昂，气势恢弘。王昌龄的边塞诗中多充斥着强烈的爱国主义和忧国忧民的情怀，表达愿为国家安边宁民、长治久安做出贡献的雄心壮志，以及盛唐时代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进取精神。“三面黄金甲，单于破胆寒”(王昌龄《从军行》)，“气高轻赴难，谁顾燕山铭”(王昌龄《少年行》)，“明敕星驰封宝剑，辞君一夜取楼兰”(王昌龄《从军行》)等等，都从不同方面表达了王昌龄意欲投身报国的抱负和胸襟。这种高扬英雄主义气魄与满腔爱国主义的热情洋溢于字里行间，一种盛世进取精神始终引人奋发向上。“大漠风尘日色昏，红旗半卷出辕门。前军夜战洮河北，已报生擒吐谷浑。”(王昌龄《从军行》其五)构筑了边塞独有的自然景物和气象，在描摹边塞的艰苦和残酷的同时，以时代的责任抒发着达观、自信和悲壮的感怀。《出塞》其二：“骝马新跨白玉鞍，战罢沙场月色寒。城头铁鼓声犹振，匣里金刀血未干。”虽然用的是象征性笔法，但其高度的自信和豪情，敌人不灭战斗不止的精神却是完全一样的。这充满热情、自信的诗篇无疑是唐代国力强盛与疆土意识强化的产物。即使抒写“边愁”，也是意境雄浑开扩，情调激越的，如“烽火城西百尺楼，黄昏独坐海风秋。更吹羌笛关山月，无那金闺万里愁。”(王昌龄《从军行》其一)“琵琶起舞换新声，总是关山旧别情。撩乱边愁弹不尽，高高秋月照长城。”(王昌龄《从军行》其二)激扬慷慨的感情挥洒淋漓。
3、情景交融。王昌龄在写作方式上尤其擅长喻情于景，情景交融。这既丰富了诗歌的内容，同时为诗歌渲染了气氛，让边塞风光跃然纸上，使读者更容易体会到诗歌所要表达的情感，同时又抒发出自己感情，寄托于景之中，产生共鸣。《从军行(其一)》：“烽火城西百尺楼，黄昏独坐海风秋。更吹羌笛关山月，无那金闺万里愁。”时值秋季，黄昏时候，西部边塞的一座独的烽火了望台：秋天是思念的季节，四顾茫茫独有一楼，更适逢黄昏，在这样思念的季节，在这样孤独的地方，加上这样凄凉的时间，如何能不教人引起寂寞之感。短短几句就把一种寂寞凄凉的气氛表现得淋漓尽致。再加上呜咽的羌笛声更是多了几分凄苦，由于有前面的情景交融，下文的抒情自然是水到渠成。王昌龄的情景交融写作手法确实是到了一个
第 4 页 共 5 页
湖南商学院课程论文
很高的境界。
4、侧面烘托。通过对景物，人物动作的描写，从侧面表达出诗歌的意义。边塞诗一部份是表达凄凉寂寞的感情，用侧面烘托的写法就能避免了直接抒发这种令人不快的感情，不会给人一种突兀的不快，而是在阅读景物描写时，慢慢感受的那种边塞的凄美与孤寂，让人回味良久;而另一种边塞诗则是写军威雄壮、国盛兵强，用侧面烘托放弃对国家军队的极力刻画，让读者有如身临其境之感。《从军行(其二)》：“琵琶起舞换新声，总是关山旧别情。撩乱边愁听不尽，高高秋月照长城。”这是边塞军旅生活的一个小片断，诗人没直接写征人的愁，而是通过写军中宴乐来表现。由“新声”带起“旧别情”，不需铺叙，一烘托，各种伤感涌上心头。
5、虚实相生，使文章的内涵更深厚。王昌龄的《出塞》是古今传诵的名篇，更是被誉为唐代绝句压轴之作，“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说“秦时明月汉时关”实际的含义不过是眼前的一轮明月照边关，这种凄凉的意境推到秦汉时期，这一句就由写眼前的是、实景一变而为饱含历史深度的虚景，虚实相生从而使这首诗的内涵深厚无比。
第 5 页 共 5 页
第三篇：浅谈王昌龄边塞诗及其艺术特色
班级:中文系4班 姓名：麻晓桢 学号：2012620059 浅谈王昌龄边塞诗及其艺术特色
【摘要】大唐盛世在我国历史上是一个辉煌的时期。国家实力不断增强，诗歌飞速发展，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诗歌作品。随着领土的扩张与巩固，与邻国的战争不断，因此，出现了众多边塞诗人。在这批边塞诗人中，成就最高的当属王昌龄，作为“七绝圣手”的王昌龄，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代表诗人，他的边塞诗不可避免地带上了时代特色，体现了盛唐气象。
【关键词】王昌龄;边塞诗;七绝;艺术特色。
(一)简介王昌龄
王昌龄(698-756)：字少伯，汉族，山西太原人。约生于武则天圣历元年(698年)，约卒于玄宗天宝十五年(756年)。早年贫贱，困于农耕，年近不惑，始中进士。初任秘书省校书郎，又中博学宏辞，授汜水尉，因事贬岭南。开元末返长安，改授江宁丞。被谤谪龙标尉。世称“王龙标”。安史乱起，为刺史闾丘晓所杀。王昌龄擅长七言绝句，被后世称为七绝圣手。王昌龄是盛唐诗坛一著名诗人，当时即名重一时，被称为“诗家夫子王昌龄”。又有“诗家天子王江宁”之称，存诗一百七十余首，作品有《王昌龄集》等。
开元二十八年(740 年)王昌龄北归，游襄阳，访著名诗人孟浩然。孟浩然患疽病，快痊愈了，两人见面后非常高兴，孟浩然由于吃了些许海鲜而痈疽复发，竟因此而死，在这时期，王昌龄又结识了大诗人李白，有《巴陵送李十二》诗,还有《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与孟浩然、李白这样当时第一流的诗人相见，对王昌龄来说，自是一大乐事，可惜与孟浩然一见，竟成永诀，与李白相见，又都在贬途。当时李白正流放夜郎。因为诗名早著，所以与当时名诗人交游颇多，交谊很深，除上文谈到与李白、孟浩然的交游外，还同高适、綦毋潜、李颀、岑参、王之涣、王维、储光羲、常建等都有交谊。
开元二十八年(740年)冬，王昌龄离京赴江宁丞任，此时已与名诗人岑参相识，岑参有《送王大昌龄赴江宁》诗，王昌龄也有诗留别。途经洛阳时，又与綦毋潜、李颀等诗人郊游，也都有留诗。
他因数次被贬，在荒僻的岭南和湘西生活过，也曾来往于经济较为发达的中原和东南地区，并曾远赴西北边地，甚至可能去过碎叶(在今吉尔吉斯斯坦)一带。因他有丰富的生活经历和广泛的交游，对他的诗歌创作大有好处。 王昌龄作为一代诗杰，流传下来的资料却很少。
殷璠《河岳英灵集》把他举为体现“风骨”的代表，誉其诗为“中兴高作”，选入的数量也为全集之冠。这些都可见他在诗坛上的地位。王昌龄的诗以三类题材居多，即边塞、闺情宫怨和送别。 《全唐诗》对昌龄诗的评价是“绪密而思清”，他的七绝诗尤为出色，甚至可与李白媲美，故被冠之以“七绝圣手”的名号。尤其是他的边塞诗，流畅通脱，高昂向上，深受后人推崇。
《詹才子传》说他“晚途不谨小节，谤议沸腾，两窜遐荒”。《河岳英灵集》说他“再历遐荒”，《旧唐书》本传也说他“不护细行，屡见贬斥”，被贬为龙标尉。
但后来连龙标尉这样一小小的职务也没能保住，离任而去，迂回至亳州，竟为刺史闾丘晓所杀。《唐才子传》载：王昌龄“以刀火之际归乡里，为刺史闾丘晓所忌而杀。后张镐按军河南，晓衍期，将戮之，辞以亲老，乞恕，镐曰：‘王昌龄之亲欲与谁养乎?’晓大渐沮。”一向同情诗人的张镐终替王昌龄报了仇。
闾丘晓因忌才而杀害了王昌龄，是对我国古代诗歌的一大破坏
(二)王昌龄边塞诗的艺术特色
【出塞】(其一)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这首边塞七绝，其妙处在于：篇幅虽小，而容量特大。诗人以雄劲的笔锋，对当时的边塞战争生活进行了高度的概括。他通过对于时间和空间的细心描写，以及把写景、叙事、抒情与议论紧密结合，在四句诗里熔铸了丰富复杂的思想感情，准确而真实地表达了士兵们共同的愿望：希望国家将帅任用得人，边防巩固，使他们能够获得和平的生活，使诗的意境雄浑深远，既激动人心，又耐人寻味。明月关山亘古长存，“秦”“汉”互文，使人不由自主的联想起筑长城抗匈奴等等一大段烦扰不堪的历史，不得不关注到无数边关烽火，而且由此感受到无限凄凉。从秦汉写到万里长征，苍茫的历史感和沉重的现实感结合，突出了末两句呼唤和平的心声。
【从军行】(其四)
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 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如果说《出塞》的“秦时明月汉时关”是为了唤起人们对历史的复杂回忆，那么本诗的前两句则是为了唤起人们对辽阔苍茫边关的无限遐想。 “青海长云暗雪山”把战争气氛渲染得饱满酣畅，“孤城遥望玉门关”更是与上句想关联，意境开阔，情调激越昂扬，音调铿锵。“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抒发戍边将士的豪情壮志的同时，并不回避战争艰苦的现实，凸显战士们轻身许国的英雄气概，感情激愤，气度轩昂，将盛唐时民风的尚武豪迈发挥的淋漓尽致，使人热血沸腾，向往战场，期待杀敌建功立业的豪迈胸襟。前两句含蕴丰富的大处落墨的环境描写，使后两句的抒情不会变得空洞肤浅。典型环境与人物感情高度统一。
上文所述的《出塞》，慨叹守将无能，意境开阔，感情深沉，有纵横古今的气魄，确实为古代诗歌中的珍品，被誉为唐人七绝的压卷之作。又如《从军行》等，也都为脍炙人口的名作。
王昌龄的边塞诗中多充斥着强烈的爱国主义和忧国忧民的情怀，表达愿为国家安边宁民、长治久安做出贡献的雄心壮志，以及盛唐时代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进取精神。“三面黄金甲，单于破胆寒”(王昌龄《从军行》)，“气高轻赴难，谁顾燕山铭”(王昌龄《少年行》)，“明敕星驰封宝剑，辞君一夜取楼兰”(王昌龄《从军行》)等等，都从不同方面表达了王昌龄意欲投身报国的抱负和胸襟。这种高扬英雄主义气魄与满腔爱国主义的热情洋溢于字里行间，一种盛世进取精神始终引人奋发向上。
“大漠风尘日色昏，红旗半卷出辕门。前军夜战洮河北，已报生擒吐谷浑。”(王昌龄《从军行》其五)构筑了边塞独有的自然景物和气象，在描摹边塞的艰苦和残酷的同时，以时代的责任抒发着达观、自信和悲壮的感怀。《出塞》其二：“骝马新跨白玉鞍，战罢沙场月色寒。城头铁鼓声犹振，匣里金刀血未干。”虽然用的是象征性笔法，但其高度的自信和豪情，敌人不灭战斗不止的精神却是完全一样的。这充满热情、自信的诗篇无疑是唐代国力强盛与疆土意识强化的产物。
即使抒写“边愁”，也是意境雄浑开扩，情调激越的，如“烽火城西百尺楼，黄昏独坐海风秋。更吹羌笛关山月，无那金闺万里愁。”(王昌龄《从军行》其一)“琵琶起舞换新声，总是关山旧别情。撩乱边愁弹不尽，高高秋月照长城。”(王昌龄《从军行》其二)激扬慷慨的感情挥洒淋漓。
对迥别于中原的边塞异域风光的形象描写，在唐代边塞诗歌中随处可见，不论是奇异瑰丽还是萧条凄凉，都让人从中领略到迥异于内地的景象色彩。在盛唐边塞诗人笔下的边塞风光大都美丽壮阔、生机勃勃，形成一幅幅苍茫雄奇的边地山水幽卷。如岑参笔下的“平沙莽莽绝人烟”(《债中作》)、“黄沙碛里客行迷，四望石大直卜低”(《过债》)、“占戍依重险，高楼见五凉。山根盘驿道，河水浸城墙”(《题金城临河骚楼》)、“昨夜宿祁连，今朝过酒泉。黄沙西际海，白草北连大”(《过酒泉•忆杜陵别业》)等等，就给读者展现了一幅幅西域瑰丽奇美的风景图画。这些诗歌所展现的开阔雄浑、奇特壮丽的塞外风光，博大辽阔、声势恢弘的意境见长。对边塞神奇特异的异域风光的描写也是王昌龄边塞诗的一大亮点。如“万里云沙涨，平原冰霰涩”(《从军行》其二》);“向晚横吹悲，风动马嘶合”(《变行路难》)“饮马渡秋水，水寒风似刀”《塞下曲四首》其二》)等诗句，就属此类。
由此可见，王昌龄的边塞诗歌具有以下艺术特色：
1、善于刻画典型场景，抓住细微之景，以小见大，表达深刻的含义。王昌龄以他独特的手法用短小的绝句给我们展现出一幅幅的令人遐想的凄美壮阔的边塞风光。王昌龄以他独特的手法用短小的绝句给我们展现出一幅幅的令人遐想的凄美壮阔的边塞风光。在王昌龄对边塞景物的描写中，常常有意选择那些具有相当的典型性景致。
2. 王昌龄选择富有特征性的景物，注入强烈的主观情感，促使景与情水乳交融，真善美高度统一。客观世界五彩缤纷的景物，只有与诗人浓烈的主观情感相浸染、相融合、相统一，才能构成美的艺术境界。
3. 情景交融。王昌龄在写作方式上尤其擅长喻情于景，情景交融。这既丰富了诗歌的内容，同时为诗歌渲染了气氛，让边塞风光跃然纸上，使读者更容易体会到诗歌所要表达的情感，同时又抒发出自己感情，寄托于景之中，产生共鸣。
4. 侧面烘托。通过对景物，人物动作的描写，从侧面表达出诗歌的意义。边塞诗一部份是表达凄凉寂寞的感情，用侧面烘托的写法就能避免了直接抒发这种令人不快的感情，不会给人一种突兀的不快，而是在阅读景物描写时，慢慢感受的那种边塞的凄美与孤寂，让人回味良久;而另一种边塞诗则是写军威雄壮、国盛兵强，用侧面烘托放弃对国家军队的极力刻画，让读者有如身临其境之感。
参考书目：
(1)2000年10月，《王昌龄集编年校注(精)》，(唐)王昌龄著，巴蜀书社。
(2)2000年9月，《王昌龄集·岑参集·高适集》，王昌龄，岑参，高适著，岳麓书社。 (3)2008年7月，《中国古典诗词精品赏读：王昌龄》，许芳铭著，五洲传播出版社。 (4)1986年第02期《关于岑参边塞诗的评价问题》，作者：张士昉，《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5)2010年06期，王昌龄《出塞》诗的多元解读，宋淑华著，《阅读与写作》。
第四篇：《论语》中的道德修养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两千五百多年来，儒家思想对中华民族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论语》中的道德修养思想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现实意义和价值将是我们应当深思的问题。 和谐社会 道德修养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它之所以能够至今屹立于世界文明之林而不倒，正是因为它在发展过程中孕育了灿烂的文化，而这个文化的主体便是由以“仁”为主要内容的儒家文化作支撑的。两千五百多年来，以孔子思想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已经渗透进了中华民族的血脉当中，塑造了中国人的性格，形成了宝贵的思想文化传统，对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道德规范、教育理念、审美情趣等等，都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孔子提倡的“仁”，其中一个重要的内涵就是要注重个人道德修养，尤其注重严于律己。人要通过“修己”成为一个有社会责任感、有利于社会发展的人的思想在当今社会更是有现实意义，值得我们深入学习、推敲、反省和改正，以提高我们自身道德修养水平，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一. 当今社会人们提高道德修养的必要性
在物欲横流的经济时代中，缓解巨大的工作压力和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似乎已经成为了我们生活的重心。纵观2007年内发生的大案，贪污腐败、非法集资、监守自盗、“高智商”的计算机犯罪等等层出不穷。尽管我们只是管中窥豹，但是其中折射出的世间百态，值得我们仔细深思和回味。人们往往忙碌于满足自己的各种欲望，渐渐忽视了对自身精神文化的建设和道德素质的提升。这对于社会的发展和文化的继承与繁荣是极其不利的。
孔子的儒家思想核心是“仁”，其目的是实现“德治”。这就要求通过个人的内在修养，以形成“仁”的德性。孔子曾说：“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内自讼者也。”(《论语·公冶长》)，“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述而》)。这些与我们社会总体道德修养现状不谋而合，直指组成这个社会的个体----人所存在的问题：人们道德观念日渐淡薄造成世风日下。与此同时，孔子也说：“以约失之者鲜矣。”(《论语·里仁》)，“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仁。……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以此来说明道德修养以及自律的作用。因此我们要想又好又快地发展、可持续发展，真正落实思想道德教育，提高公民道德修养水平势在必行。
二. 提高道德修养所要达到的标准及其现实意义
《论语·学而》篇中首次将道德修养所要达到的标准作了概括表述----子曰：“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无惮改。”明确指出道德修养所要达到的标准就是君子，君子就是有仁德的人，而君子的标准则包括五项具体内容：①举止;②学习;③品质;④交友;⑤态度。这对于我们现在来说也是相当实用的。下面，我就以上几个方面具体论述。
首先，“君子不重，则不威”讲的就是君子的言行举止应当达到的标准。“重”是庄重，“威”是有威严，即是君子(如果)不庄重，就没有威严。其中又可以分为语言、仪貌、行为等几个方面。庄重威严作为给别人的第一印象，在这个忙碌的社会中显得尤为重要。此前中外媒体均有过多次报道：中国旅行团到某某地旅行，言行极不文明。比如随地吐痰、购票插队、大声喧哗、在禁止照相的地方无视规定等等。这些看似很小的事情并不是偶然的过失，而是多次反复出现的。这使中国人在“世界最不文明旅游者”排行榜上榜上有名。这也直接导致了一个大问题：这个古老的东方国度再次因为其子民缺乏道德修养而声名狼藉，而道德素质低下成为我们给自己贴上的最醒目的标签。世界不再关注我们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不再欣赏我们的人文气质，不再重视我们的经商头脑，他们在意的仅仅是我们的道德修养水平。一个人作为一个企业、一个地域的组成个体，从他身上不经意展现的细微末节最能显示他所受的道德素质、文化底蕴、教育背景。他虽然是个体，但是却是这个企业、这个地域最生动、最真实的“名片”。因此，我们要想得到他人的尊重，让中国人的形象在世界人民的观念中华丽转身，重新获得世界的认可，规范我们的言行举止便是我们首当其冲应当做的。
其次，“(不)学则不固”是讲所学的知识和美好的品德需要巩固才能不断提高我们的道德修养水平。“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便说明了道德素质的培养所占据的重要地位。道德修养的形成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它需要长年累月的学习和实践。我们在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同时，还应该在心里撒下道德的种子，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让道德的习惯成为指导我们行为的风向标。而在实际生活中，我们一方面要将已有的美好品质得以发挥，另一方面，我们还要取人之长，让自己的德行趋于完备。巩固提高我们的道德修养水平需要持之以恒，这样，我们美好的德行才能得到巩固，展现其应有的光辉。
再次，要将道德修养提高到一定水平，便一定要使道德品质“主忠信”。一切言行举止都要以忠、信为宗旨，这样才能培养出品德高尚的人。《论语》中记载“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孔子的教学内容其中两点便是忠、信，可见忠信在一个人的道德品质中占据十分崇高的地位。所谓“忠”，是指对人对事尽心尽力，从另一个方面讲，也就是要真心诚意、全心全意地对待他人。孔子反对虚情假意的交友行为，他说：“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也耻之。”(《论语·公冶长》)。此外，孔子还认为，真正的朋友不是以取悦方为目的，而是要敢于向朋友提意见，孔子称之为“忠告”。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常有一些人以正直自居，他们喜欢向朋友提意见，但目的并不是为了帮助朋友改正错误，而是带有揭他人之短以掩自己之不足的味道，这是有悖于“忠”的思想的。而所谓“信”，就是诚实不欺，言行一致。虽然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为政》)，然而当今社会巧言令色的人却比比皆是，欺诈盗窃的新闻也常常见诸报刊杂志，人们不再相信身边还有“活雷锋”，人们也不再愿意去当“活雷锋”，不仅如此，人们对于为数不多的、仍然小心翼翼地当着“活雷锋”的人还嗤之以鼻。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就是“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这种局面长期存在不仅仅会影响我们的社会关系，而且对社会安定也起着负面作用。
第四，道德素质的提升还需要良好的环境，那就是“无友不如己者”。人作为社会大家庭的一分子，是不可能独立存在的。那么，外界环境对道德的培养就必定会有多多少少的影响。“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就是说明了外界环境对人生活发展的影响。我们交朋结友，要选择德行比自己更高尚的人，“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论语·述而》)，这样，我们的德行才能有上升的空间，使自己的道德素质得到提高。
最后，“过，则无惮改。”决定了我们是否能够真正提高我们的道德素质。俗话说：“态度决定一切。”有了过错就要勇于改正。“法语之言，能无从乎?改之为贵。”(《论语·子罕》)，我们只有不断在实际行动中修正自己的行为，最终才能够使自己学习和巩固的美好的道德品质更加尽善尽美。
三. 提高道德修养的途径和内容
在明确了我们改善道德风气败坏的现状所应该达到的目标和标准之后，我们还该依照以下几个方面实行，以切实将我们的道德素养提高到新的水平。
1. 学习
学无止境。要想提高道德素养，我们首先应该有新的心态：“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将提高道德素质作为自己的乐趣，学习也快乐，实践也快乐，我们将在良好的心态中跨越更多的障碍，摆脱更多的束缚，得到更多的成长。我们可以将学习的途径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① 在书本中学习：“书中自有黄金屋”，美好的道德品质对于如今的人们已难能可贵。在书本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前人先辈的光辉事迹、光荣传统，还可以看到许多反面的事例。我们可以以此警醒自己，同时加深自己的理解，在今后实践的过程中做得更好。 ② 向长辈、朋友学习：父母作为启蒙教育的重要角色，父母的品德对孩子起了极为重要的表率作用。“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论语·学而》)便说明了这一点。此外，向朋友学习也是提高品德的主要途径之一。“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论语·述而》)。我们只有在不断的比较中才能发现自己做得好的方面和做得不尽人意的方面，我们要善于寻找好的参照物，以此在道德上得到更多的提升。
③ 在反思中学习：人大多数的时间都是在反思，而人类学习最重要的也就是反思。人在反思中能够学到更多的东西，举以一反三，是我们进步的捷径。不过，我们将反思的结果付诸实践，最终也应该做到“吾日三省吾身。”(《论语·学而》)，以此得到更为丰富的结论，为下一次的实践做好充足的准备。
2. 端正态度
要不断完善自己的人格，提高道德修养，态度确实是起决定作用的。“躬自厚而薄责于人。”(《论语·卫灵》)，严以律己，宽以待人。这将使我们在提高道德素养的过程中更好的掌握“宽”和“严”的尺度，更有利于我们扬弃地学习，发挥我们的主观能动性。“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里仁》)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我们要有不断进取的决心才能取得最终的进步。
3. 交朋友
如上所述，“主忠信”是判别朋友关系的主要原则。孔子将朋友分成三类。他说：“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论语·季氏》)，这也可以作为我们现在交友的准则和对其判断的依据。
所谓“友直”，是指结交正直的朋友。孔子认为，正直是人与生俱来的品德之一，“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论语·雍也》)也是人作为朋友的重要品德之一。而正直的基础是“忠”。孔子主张：作为朋友应该是“忠告而善道之”(《论语·颜渊》)，既要诚心诚意地向朋友提意见，也要善于提意见。而善于提意见就是要把握“直”的限度，注意提意见不要太直率了，有可能为朋友所不能接受，甚至产生逆反心理，如果坚持直言相劝，则朋友之间有可能会疏远开来，“朋友数，其疏矣。”(《论语·里仁》)故孔子认为，在多次劝告而仍不能为朋友所接受的情况下，“不可则止，毋自辱也。”(《论语·颜渊》)。
所谓“友谅”，也就是要与讲信用的人交朋友。子夏说：“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论语·学而》)信不仅是获得他人信任的基础，同时还是朋友之意相互提意见的基础，“信而后谏，未信则以为谤己也。”(《论语·子张》)。我们只有在与人交往并发现改正自己的错误的过程中，才能不断坚定自己的脚步，愈行愈远。 所谓“友多闻”，是指结交见闻广博的人为友。如上所述，在孔子看来，无论是“友直”还是“友谅”时，其共同之处在于都离不开“好学”。而“多闻”，主要是通过学习而得。除此之外，游历也是一个人见多识广的重要来源。以这种人为朋友，其意义不仅可以弥补自己在知识和见闻上的不足，而且可以开拓人的视野，培养人的宽阔的胸襟。
而孔子所说的三类“损友”中，前两类即“友便辟”和“友善柔”实际上是一种德性的两种不同表现而已。“友便辟”是指与喜欢谄媚奉承的人为友，“友善柔”则是指与当面恭维背后诽谤者为友。至于“便佞”，实际上就是指喜欢夸夸其谈的人。所以，孔子特别强调：一个人的言语之发必须以仁德为基础，即“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论语·宪问》)，“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和“刚毅木讷近仁”(《论语·子路》)。这些都是孔子对言语之德的看法。由此可见，“友便佞”，确是“损友”之一。而孔子之所以特别提出这一点，就是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有许多人就是因为言语之惑而误交朋友。
综上所述，道德修养的提高亟需重新占据我们生活的重要部分，而《论语》中的道德修养思想要如何为我们所用，仍然任重而道远。
第五篇：浅议《论语》中的管理艺术
自汉武大帝听取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之后，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把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作为维护统治的主导思想，宋代名相赵普则以半部《论语》治天下的。经久不衰的《论语》其间蕴含的管理思想策略，时至今日仍有鲜活的生命力。作为管理者的企业领导不妨多读读《论语》，从中吸取管理思想，管理经验，从而提升管理水平和能力，在推动企业发展的同时，也更有效地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修己以安人，作员工道德的表率，增强感召力
1、工作态度——敬。《论语》中反复强调“敬”字，如“敬事而信”(《论语·学而》)“执事敬”(《论语·子路》)“敬其事而后其食”(《论语·卫灵公》)。“敬事”，即严肃认真地去做自己的工作。子张、子路向孔子探求为政之道时，孔子对“敬”作了进一步阐释：无倦，即对自己的工作不要懈怠，不要松懈，不要日久而麻木，要忠心耿耿，要恪尽职责。死板强硬的企业制度，或许能管住员工的“身体”让其固守“曹营”，但是员工的心却可以云飘“汉”。企业领导者一定要有感召力。现在一些企业已经出现员工工作一段时间出现倦怠感，这与爱岗敬业的职业道德滑坡不无关系。作为领导者，不能一味以制度鞭策员工去如何如何尽职尽责、忠于职守，而是要身先士卒自己先敬业爱业，自己以身作则忠于本职工作。只有领导者爱岗敬业了，员工才能被感召着去兢兢业业。
2、行为准则——正。子曰：“其身正 ，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俗话说：上梁不正，下梁歪。领导者如果做到了“行得端”“坐得正”，那么手下员工则会口服心服，就不会牢骚满腹的去干事。领导应该把“正”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
这“正”一是不挟带个人感情地、客观公平公正地对待员工。汉开国皇帝刘邦在评定天下后，赏功诛过时，差一点引起骚乱，幸而及时采纳了张良的建议，先依功封赏曾数次让刘邦深陷窘境的仇敌雍齿。这一举措安抚了 其他的曾经的仇敌后来投奔来而建立功劳的内心惴惴不安者，同时又激励了随刘邦出生入死驰骋沙场的一贯追随者。正是因为作为领导的刘邦摈弃了个人的喜好而是以客观公正地对待臣属，才有后来的人臣对刘邦一直赤胆忠诚的同时感恩戴德。在刘氏政权被吕氏家族危机的时候，老陈宿将挺身而出，挽救了刘氏大汉江山。领导公正地对待员工，员工才有安全感，有归属感，也会敬重信任自己的领导。
这“正”另一方面是作为领导要摆正自己的位置，明确自己的权限，既不越俎代庖，又不能当“甩手掌柜”乃至被“架空”。孔子举了一个达到“无为而治”之境的典范，并且解释了原因：“恭己正南面”(《论语·卫灵公》，庄严端正地坐朝廷)，其理论则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论语·泰伯》)，后来他的弟子又为他做了注脚“君子思不出其位”。 (《论语·宪问》)仲弓当了领导，向孔子讨教管理之道，孔子谈了三点，其一是“先有司” (《论语·子路》，安排好各个部门的领导者)》：领导者是权利的分配者，而非各项事务的躬亲者;领导者是各项任务的安排着，而非具体工作的落实者。领导面面俱到，那么辛苦的是领导，轻松但备受压抑的确实员工，危害的是企业。领导不在于做得多，而在于做得正——掌好权，分配好任务。众所周知的诸葛亮，他是爱岗敬业的标兵，是智慧与才干的化身，可是他没有摆正自己宰相的位置，不去放权，大事小事一把抓，不仅累死了自己，让后人叹息;而且弱化了刘氏集团以致让司马集团吞并了蜀国，让后人 - 1 -
扼腕。摆正自己位置的领导是一流的领导，由于权责分配得当，员工各司其职，企业就会良性运作。
3、协调人际关系--恕。子曰：“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用是稀。”(《论语 公冶长》)，孔子又高度称赞颜回那“不迁怒，不二过”(《论语 宪问》)的高贵品质，还教导子贡“恕”可以终身行之(《论语 卫灵公》)，而他自己一生贯彻两个字--忠恕。“不念旧恶”“不迁怒”“恕“，是宽容大度、体谅包容、海涵等意思，是孔子身体力行的协调人际关系的选择。
时至今日，这些原则仍不失为真理，在处理人际关系时仍可作为良好的指导。企业的领导者久处上位，一方面想问题的角度往往高些、着眼点往往超前些、对下属要求严苛，另一方面不可避免受官本位的传统思想影响，这两点都可导致领导脱离员工、员工不理解领导，从而使上下关系失合，进而影响工作的顺利进展。故而领导处理工作、人际关系时不妨以孔子为榜样，即以“恕”为原则。所谓的“恕”，首先是明白“为君难，为臣不易”(《论语卫灵公》)，做领导不容易，做下属也不容易。心有此念的领导就能海涵下属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工作、一些不完善的想法抑或一些牢骚不满;能体谅下属的领导，自然会被下属体谅：理解万岁。其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论语卫灵公》)，自己不喜欢的、做不到的事就不能要求属下去做;属下无法完成的事也不要强其所难。换位思考、设身处地为下属考虑的领导是下属拥护与爱戴的领导。复次，“躬自厚而薄责于人”(《论语卫灵公》)，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作为领导，考虑问题自然高于员工全于员工，但不能因此苛求下属也时时事事高瞻远瞩。决策、措施不被下属理解、认可时，员工有不满、有抱怨时，领导切勿忙于辩解抑或指责批评，先反思再换位思考，最后托善解决。员工有不同声音时，有独到意见时，领导切勿以维护权威为由不分青红皂白加以否定，领导要从谏如流、集思广益。有海纳百川般胸怀的领导，是员工钦佩的领导，也是员工乐意为其效劳的领导。谛造了苹果王国的乔布思，其贡献不局限于电子产品，他在企业管理方面也为世人留下丰厚的财富。其麾下人才济济与他的理解包容赏识人才不无关系。计算机天才尼姑拉斯?阿莱格拉，利用苹果手机本身的漏洞破解了其代理码并公布于众，几乎导致苹果公司设备的全面瘫痪。面对巨大损失，乔布思不是愤怒，而是以慈父般包的心态忽视阿莱格拉的过错欣赏其天赋才能，通过沟通交流，成功吸纳阿莱格拉为其员工。坚持原则作为领导是必需的，而在原则中理解体谅宽容属下的领导，其凝聚力是无限的。
举贤才做伯乐增强凝聚力
翻开历史的书页，成汤任用伊尹兴商灭夏，纣王废绌比干、商容、微子等贤才而重用费中、恶来等佞臣终亡国，文王武王重用姜尚等人才由弱到强乃至取商而代之成周王朝。熟读历史，修订了《春秋》的孔子，深知人才的作用，不仅培养了七十二贤才，而且在人才观方面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财富。篇幅不长的《论语》，却用相当的笔墨在探讨人才的标准、人才的作用、人才的任用。企业的领导者应该读一读，一方面要让自己成为与时俱进的人才，另一方面也要发现人才、任用人才、培养人才，开创企业人才济济的良好局面。
1、人才之用
沉溺于女色的卫灵公荒芜了国政，被孔子定性为“无道”，康子大惑不解地问孔子，既然如此，卫国怎么不灭忘呢?孔子回答说，卫灵公虽然无道他却任用了四个贤才，而且各用其长。(《论语·宪问》)而纣王也有微子、箕子、比干三大贤才，但却亡国了，只因为纣王不仅不重要他们反而迫害他们。(《论语·微子》)
再看历史，赵不用廉颇而致长平之战大败于秦，一蹶难再振而亡国;楚不用春申君、屈原而致国势日衰;秦穆公重用百里奚与蹇叔等贤臣能将让偏居一方的秦站稳了脚为大一统的秦朝的建立打下了夯实的基础。人才的任用与否关系到国家的生死存亡，人才岂不重哉?国家离不开人才，企业也离不开人才，“企”字没有了人，不是只有“止”了吗?所以作为企业的领导者对于人才 格外地上心。知道人才之用，更要识别人人才，重用人才。
2、人才之标准
孟武伯问孔子子路、冉求、公西赤是不是具备了“仁”的品质，孔子分别称赞了三个弟子的人才，但并不认可他们的“仁”品德;(《论语·公冶长》)当季康子询问孔子子路、子贡、冉求能否从政时，孔子说子路果断，子贡通达，冉求多才多艺，他们三人从政绰绰有余。(《论语·雍也》)由这两段对话，我们可以知道孔子对人才的品评是从“德”“艺”两方面着手的。所谓的“德”是一个人的素质、修养、品德、品行等方面，最高标准则是“仁”;“艺”则是才干、才能，就是自己在某方面、某领域的特长，就较为妥当地处理该领域的事件、协调该方面的人际关系。孔子弟子中，子贡就有军事、税收才能，公西赤(公西华)懂礼仪善言辞是适合做外交家，冉求较为适合抓生产与处理日常政务，而子贡擅长于经商。(《论语·先进》《论语·先进》)
在当今德治法治不可偏废的时代背景下，孔子对“德”的要求，仍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但其标准未免过高对于一般员工，我们只能“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领导在审视员工时，德艺并重的同时，不可求全责备，孔子的“德”是启明星，是人才努力的放向。即使孔子在任用人才时也是“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论语·子张》)，即用人才时抓原则看大体、小的当面放松放宽。刘邦不计较陈平的贪财，看重其智慧;陈平果然为刘邦立下汗马功劳。
子游做了武城县“县长”，向孔子汇报工作，孔子只询问他得到了什么人才没有?子游报告说，得到了一个正直、公而忘私的澹台明灭。(《论语·雍也》)怎样识别人才呢?孔子的方法是“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 (《论语·为政》)，考查他的朋友是什么样的人(人以类聚)，观察他为达到某一目的所采用的方法方式，了解他安逸于什么不安逸于什么。“知人者智，自知者明”，作为领导者，把握自己的责任，对于员工的特性、特长要心知肚明，把人才放在合适的位置上，发挥其最佳效能。
3、知人善用
在《论语》中，孔子评议了一些公众人物，其中有两个鲁国大夫：公叔文子、藏文仲。前者是褒扬，后者则批评。公叔文子抛开了等级观念举荐了自己的臣属，而藏文仲辅佐了四代国君却没有举荐大家耳熟能详的的贤才柳下惠。(《论语·宪问》《论语·卫灵公》)在孔子看来，作为一国之大臣举贤授能是其分内之事，如果做不到则是失职。作为企业的领导者其职责之一也是发现人才重用人才。如果“让千里马拉盐车”、“牛驰骋沙场”，最终会导致人才的流失，进而是企业的止步不前。
那么作为领导怎么用人呢?子曰：“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论语·宪问》)什么意思?孟公绰做赵国魏国这两个大国的大夫绰绰有余，却难以担任滕、薛这两个小国的大夫?为什么呢?如果唐僧安排孙悟空来挑担喂马做饭，孙悟空能胜任吗?金子放对了地方才能发光，人才放在合适的位置才能发挥其效能。
上文提到的卫灵公，虽然无道，却有用人之术——人尽其才：仲叔主管外交，祝鲩统管祭祀，王孙贾统率军队。(《论语·宪问》)按人才的本领来安排其工作，人尽其才，人展其能。郑国子产也是知人善用的高手。子产执政时，郑国夹在秦晋齐楚吴诸大国之间，危机四伏，但郑国却每每逢凶化吉、安然无恙，这得益于子产成功地任用了三贤才——为命，裨谌草创之，世叔讨论之，行人子羽修饰之，东里子产润色之。(《论语·宪问》)郑国与其他国家一旦有外交事务，子产就先找能出谋划策的裨谌商量尽可能多的对策，而后找善于决策的世叔最后拿主意，再让熟知各国历史与现状且擅长辞令的子羽形成初步的外交文书，最后子产自己再做文辞上的加工。子产是成功的管理者——因材施务。
因材施务，把人才放在合适的位置上，是高效能的集团。李世民中央政府仅用643人就开创了青史留名的“贞观之治”，恐怕得利于人才任用的合理吧!“房谋杜断”堪称人尽其才的典范。
聪明的领导者，识好人用好人，让员工忙起来，既能发挥员工的热情，又能让员工实现自己的价值，这样的企业是有强大凝聚力的企业。
创效益提待遇增强号召力
众多的儒家思想解读者认为孔子不讲利益、不讲经济，细读《论语》你将发现这一观点有失偏颇。孔子也主张利益、主张物质，只不过物质较之于精神、经济较之于道德，他更注重精神、更崇尚道德。但孔子的思想是提升人的、发展人的，在孔子看来精神道德那是一个上进者要努力追求的，以马思洛需要层次论那是高层次的需求。纵观论语，多出涉及到物质经济的论述，较为明确地说明了孔子的利益经济观。
作为老师，他说“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论语述而》)交了学费，我就尽心尽力地教导你;尽管孔子的“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的教育理念体现的教育的公平，但他实施的并非无尝的义务教育。弟子原思担任孔氏集团的主管，孔子给原思“粟九百”，原思拒绝--大概是作为弟子给老师干活还要报酬有点不好意思吧;孔子就劝导原思，你我是师徒关系，但现在是顾佣关系，以你的劳动给你酬薪这是应当的。(《论语雍也》)家资殷实的子贡做了好事，拒绝领取政府给的奖励，孔子就批评了他。由此可知孔子是主张对别人的劳动是要给予回报的，付出得到肯定性的回报一方面鼓励当事者更加努力的办事，另一方面激励其他人去干事。试想辛勤付出却得不到回馈，那谁还愿意去劳作呢?付出的多，收获的少，做事的积极性岂不日渐衰减?安居才能乐业，没有了生活的后顾之忧，员工才能全力以赴地去工作;能够享受高品位生活的人，才能够把工作当事业去快乐经营，而不是当做饭碗辛苦去保。孔子深刻知晓物质对于人的必要性。
舜帝被孔子奉作君王的楷模、道德的典范，孔子在高度赞扬他时，仍遗憾地说，舜的不足是没有让普天下的人都过上丰衣足食的日子。(《论语雍也》)孔子与两个弟子的，更是把经济建设提到了很高的地位，论证了领导者要创物质效益的思想。一次是与然冉
有就卫国的情情况进行的讨论，孔子告诉冉有对于领导者首先是让自己治理下的区域人口多起来，其次是让他们富裕起来，尔后就是教导民众了;(《15》)另一次则是与子贡探讨经济、军事、道德三者的重要性，孔子把道德放在了第
一、经济放在了第二。(《论语，16》)两次的排位尽管都不是第一，但结合孔子的时代背景，结合排位的对象范围，第二已足以说物质经济的重要性了。
“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乾盛世”之所以被人们怀念尊崇，就是因为在这些时代里，民众过上了有饭吃有衣穿有房住的安定日子;而现在人们愿意乐意去五百强、去外企工作无非是因那里一方面待遇好、另一方面实现自我价值的机会多些。所以作为企业的领导者用自己的智慧用自己的能力去推动企业的发展是其工作的重中之重，也是团结员工的必然要求。领导要想方设法提高企业的效益，使得企业这条“大河满”，进而提高员工的福利。
遗憾的是孔老先生并没有深入而具体地提出发展经济的相关措施既方法。这一方法论的空白，就要由领导者、管理者结合自己企业的实际情况去探索了。
一个优秀的领导者，修好自己的“德”，“一手抓举贤授能”，一手抓“经济建设”，做一颗北斗星，占据好自己的位置，让员工围绕着自己发光发亮，这样的企业其天空群星荟萃、星光灿烂;这样的企业，上下一心协力谋发展、提效益，企业充满活力、充满生命力，员工充满干劲，充满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