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调发展范文

2023-09-20

协调发展范文第1篇

只选错的

1、我国城乡经济社会的融合发展、公有制和非公经济的融合发展是未来经济发展的一个趋势。

正确

错误

2、生产要素流动的规律是边际效益率。生产要素流向边际效益低的地方。

正确

错误

3、判定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财政是否为公共财政,主要看其收入来源,而不是财政支出结构。

正确

错误

4、农业现代化的一般和中国特色结合起来,才是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道路。

正确

错误

5、随着改革不断深入,我国多种经济成分不断发展,非公经济越来越少,独资企业越来越多,各种企业的财产组织性日渐增多。

正确

错误

6、我国的三大产业:工业、农业、服务业。

正确

错误

7、我国东部地区想继续保持经济不断增长,需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还要向质量效益型企业发展。

正确

错误

8、建国初期我国重点发展农业,优于服务业,如今世界粮食危机严重,农业仍然是优于服务业发展。

正确

错误

9、十七大报告中提出,要把过去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转变为进口协调拉动。

正确

错误

10、2006年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开展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编制工作的通知》,要求国土资源划分为若干板块实行切合实际的区域政策。

正确

错误

11、优化国土开发格局分为三大功能区:优化开发区、重点开发区、限制开发区。

正确

错误

12、限制开发区如自然保护区等,有不允许开发的地区。

正确

错误

13、国土开发格局的区域划分,以行政区为依托,没有打破行政区划的限制。

正确

错误

14、各主体功能区之间,需要西部向东部产业转移。

正确

错误

15、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解决好人口、资源与环境的关系。

正确

错误

16、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建立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 )的制度,推动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融合。

一体化

多元化

丰富化

同步化

17、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要实行( ),所有权和经营权适当分立。

政企合并 政企分开 政企对立

政企同步发展

18、统筹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需建立城乡统一的公共服务制度。 要实现公共服务,建立完善的公共体系,实现( )。

基本公共服务特殊化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重点公共服务优先化

重点公共服务均等化

19、就业是民生之本,要对( )进行就业援助制度。

单亲家庭

军属家庭

零就业家庭

无子女家庭

20、建立和完善公共财政体系是加大公共服务领域投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 )。

核心

关键因素

前提条件

手段

21、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以( )为主体,各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私有制

混合所有制

公有制

公有制和私有制

22、《企业国有资产法》的出台出台和执行,有利于建立和完善( ),有利于提高我们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水平。

国有资产

企业财产

公共财产

公有制财产

23、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按单独编制,纳入本级人民政府预算,报( )批准。

上级人民代表大会

本级人民代表大会

当地财政部门

国家财政部门

24、建立起城乡公共服务的统一制度,要靠完善的公共财政体系 ;要靠全国形成统

一、规范、透明的( )。

财政直接支付制度

资产异地管理制度

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资本经营预算制度

25、十七届三中全会的“五个统筹”提到农村服务业的发展,要与农民接受服务的能力和( )相适应。

消费水平

消费喜好

消费环境

家庭收入

26、十七大报告指出:把过去主要依靠( )产业拉动,转变为一二三产协调拉动。

27、企业自主创新的良性循环为( )。①资金投入②取得技术效果③转化为经济效益④资金再投入

①→③→②→④

①→②→④→③ ③→②→①→④

①→②→③→④

28、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我国总体上已进入( )阶段。

大力兴农

先工业后农业

一元结构

以工促农、以城带乡

29、要建立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制度,推动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融合是在( )提出的。

十七届六中全会

十七届三中全会

十七届五中全会

十六届三中全会

30、十二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要实行政企自觉分开,( )适当分立。

所有权和经营权

所有权和管理权

财产权和管理权

以上答案都不对

31、公共财政是与市场经济相适应,主要用于( )的一种财政。

提供公共产品

提供公共服务

履行政府职能

履行宏观经济政策

32、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是针对经营性国有资产投资的利润如何( )的一项经营制度。

收缴

分配

监管

使用

33、国家取得的下列国有资本收入及支出中,应当编制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包括( )。

从国家出资企业分得的利润

国有资产转让收入

从地方出资企业取得的直接收入

从国家出资企业取得的清算收入

34、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五个统筹,即“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 )。

统筹经济社会发展 统筹整体与局部发展

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

统筹政治文化发展

35、以( )作为划分企业类型的标准。

企业的财产制度

企业的资本组织形式

企业的资产规模

企业的盈利能力

36、自主创新包括( )几大创新。

新能源创新

技术的创新

体制和机制的创新

管理的创新

37、统筹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中,公共服务包括( )。

“三就一保障”

交通

科技

通讯

能源

38、下列选项中属于公共财政的是( )。

税收

财政拨款给交通建设

国家支付的义务教育经费

外汇

39、国有资本中企业的改革包含( )制度。

政企分开

政资分开

利税分开

人岗分开

40、国有投资可以有( )形式,是相对非国有投资而言的。

国有独资

国有控股

国有参股

协调发展范文第2篇

[摘 要]基于山东省17城市2001—2012年面板数据,应用耦合模型,对山东省金融主体—经济增长、金融环境—经济增长两类二元系统以及金融主体—金融环境—经济增长三系统协调发展程度做出解析,借此对山东省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协调发展关系做出全面判断。基于半参数可加模型,进一步从线性和非线性两个方面揭示两类二元系统的协调发展对三系统协调发展影响的时序变动规律。结果显示,无论是二系统耦合还是三系统耦合,各市均呈现稳定上升态势,但当前的系统耦合水平并不高;从空间差异看,半岛蓝色经济区与非半岛蓝色经济区的耦合水平差异不大;三系统的协调发展明显受到了其他两类二元系统协调发展的影响,且影响方式具有明显的线性特征。

[关键词]金融发展;经济增长;协调关系

一、前言

20世纪70年代,麦金农和肖的金融抑制(Financial Repression)与金融深化(Financial Deepening)理论的提出,标志着金融发展理论的全面成型。随后众多发展中国家货币金融改革的实践都深受这一理论的影响。从金融深化理论看,金融体制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相互推动和相互制约的关系:一方面,健全的金融体制能够有效地动员储蓄资金,并将其引导至生产性投资上,从而促进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发展良好的经济同样也可通过国民收入的提高和经济活动主体对金融服务需求的增加来刺激金融业的发展,由此形成金融与经济发展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而在此过程中,有三个关键的动态因素产生了重要的作用:一是金融体系规模的扩大,二是金融机构的不断优化,三是金融市场的秩序逐步健全。通过这三个因素的不断优化,并不断加深其与经济增长的交互作用关系,就会产生金融体系本身的不断正向演进,同时增强经济发展动力。按照这一逻辑,后续出现了大量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文献,主要观点有如下三个方面:一是“供给导向”型(Levine. etc[1],Shan. etc[2],Antal. etc[3]),即金融发展引领经济增长;二是“需求跟随”型(Lucas[4],Horváthová[5],Greenwood. etc[6]),即实体经济的增长带动金融的发展;三是“双向”因果型(King. etc[7],Levine[8],Johnson N. etc[9]),即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是互促的。

近年来,国内有关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亦相当活跃,研究大都遵循了上述范式。谈儒勇发现我国金融中介体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具有显著的、很强的正相关关系, 这意味着金融中介的发展有可能促进经济增长[10];赵振全等认为我国信贷市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比较显著,而股票市场的作用并不明显[11];冉光和等基于我国东西部的省级面板数据,运用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与误差纠正模型,对东西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长短期关系进行研究,发现东西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差异明显,因此认为在不同的条件下,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可能并不稳定[12];杨谊主张完善相关法律体系和金融监管制度,通过金融体制改革促进金融功能在经济发展中的积极作用[13];徐景峰,华桂宏等强调要注重金融结构的优化和平衡,这样有助于经济发展的稳定[14-15]。

从已有研究看,虽然多视角、多方法讨论二者关系的实证分析已较为普遍,但大都集中于金融主体与经济增长抑或是金融环境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单独讨论。而如能将这两类分析置于一个统一的体系中加以综合研究,从而能够以一个更为全面的视角审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演化规律,将有可能得出一些更为全面而新颖的结论。

基于此,本文引入“系统耦合”概念,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以具有代表意义的山东省的金融主体、金融环境与经济增长三系统为例展开分析。首先,基于山东省地市级数据,对其金融主体—经济增长、金融环境—经济增长两类二元系统协调发展程度以及金融主体—金融环境—经济增长三系统协调发展程度做出解析,借此对其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协调发展关系做出初步的判断,并进一步解析山东省金融发展作用下的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特征;其次,基于半参数可加模型,从线性和非线性两个方面揭示山东省金融主体—经济增长协调发展和金融环境—经济增长协调发展对金融主体—金融环境—经济增长三系统协调发展影响的时序变动规律。

二、研究方法

(一)耦合模型

耦合(Coupling)是物理学术语,是对两个及以上系统相互依赖于对方的一个量度,可以从“协调”和“发展”两个层面定义。协调是一个截面概念,考察在特定时点上,两系统间的相互配合程度;发展是一个时序概念,考察随着时间的延续,两系统共同变化的过程,具体表现为系统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演进[16]。耦合则是上述两方面的综合,全面考察两系统在保证自身发展的同时兼顾彼此、协调一致的程度。耦合度的大小标志着系统之间相互协调程度的强弱,具体判断标准如表1所示[17]。

有关两系统耦合值的计算方法较为统一,一般的求解过程见公式(1)—(3)[18]。

假设存在两个交互关联的系统,各自的发展水平由综合指数 X、Z 分别标识,则有

式中,为两系统协调度;为两个系统的综合评价指数,也称为发展度,、分别代表两系统对综合发展水平的重要性(权重),以金融主体、经济增长两系统为例,笔者认为两个系统同等重要,因此,可设定==1/2;D为两系统耦合度。

以二元系统耦合解析为基础,并对其加以改造,可以对三元系统耦合的机理做出新颖的解析。设定系统离差系数为

(二)可加模型

自1990年以来,可加模型(Additive Model)作为一种全新的实证方法在国外被逐步应用于各个领域。其相对于一般非参数模型适用面更广,即使在因变量的分布不易判定或者不符合正态分布假设的情况下,该模型依然适用[20]。相对于一般的参数线性回归模型,可加模型可以依据研究问题的具体情况分别设定为参数、半参数以及非参数三类模型。这一模型除可以得出各变量间的线性关系,更为重要的是,还可以描绘出各变量之间在一般情况下难以被捕获的非线性关系。此外,可加模型还具有一般非参数模型由数据驱动而非模型驱动的优点,从而可以避免一般非参数回归中当维数过高时容易出现的“维数灾难”问题[21]。因此,本文选择可以描述变量间非线性关系的可加模型對相关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拟合。

可加模型最早由Stone[22]提出,在Stone设定的模型中,因变量是由个自变量,,…,的任意函数相加而构成的,数学表达式为

其中,为截距项,为非参数函数,误差项不仅服从均值为0,方差为2的独立同分布,且与因变量独立。为了估计的可行性,一般要求。因此,标准可加模型也可表示为

为了有效解析自变量和因变量间的内在关系,并且与传统线性模型的结果进行比较,可以在保留非线性信息的基础上,加入线性部分,构成半参数可加模型

其中,为模型中因变量可由自变量表示的线性部分的回归参数。其余部分的含义与式(10)相同。

三、指标与数据说明

(一)指标体系

借鉴已有研究成果[23],以数据可得性为指针,本文设定了指标体系,主要包括约束层与指标层两类,而指标层又具体涵盖3级指标(见表2)。

(二)数据说明

本文将研究时序限定为2001—2012年,依据前述指标体系构建了山东省17个地级市12年的面板数据。文中所用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山东省统计年鉴。这一时期恰为我国及山东省金融体制改革与金融主体、金融环境优化的有效期,因此具有较强的研究意义。对于部分缺失数据,本文统一采用线性拟合法估算得到。

(三)数据标准化处理

由于三系统各指标数据的量级和量纲差异较大,因此实证分析之前需要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本文采用组间极值法展开标准化处理。依据指标的正负特征,首先找出各指标数据中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尔后依据下式进行核算。

(四)指标权重的确定

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后,就可确定各三级因子的权重值。为避免主观因素带来的偏差,本文采用熵权法确定各因子的权重。限于篇幅,权重值不再列出。

(五)综合指数的核算

综合指数可测算单个系统的整体发展情况,其计算公式为

式(13)中,Xn、Yn、Zn分别为金融主体、金融环境与经济增长三系统的综合指数;Wi、Wj、Wk分别为各因子的指标权重;Iin、Ijn、Ikn分别表示各因子的标准化数值。以此为基础,可进一步计算二元和三元系统的耦合度。

四、实证分析

(一)耦合分析

运用式(1)(2)和(7)(8)分别计算两系统和三系统的协调度和发展度,然后进一步运用式(3)(9)计算两系统和三系统的耦合度D,部分年度山东省及省内两大区域三类系统耦合值见表3①。三类耦合度的变动趋势见图1。限于篇幅,协调度和发展度不再列出。

根据表3及图1可知:

首先,从全省整体看(表3最后一行),金融主体—经济增长以及金融环境—经济增长两类二元系统耦合度由0.23、0.27变动到0.52、0.51,均由中度失调衰退型提升为勉强协调发展型;金融主体—金融环境—经济增长三系统耦合度的变动亦出现了完全类似的情况,由中度失调衰退的0.24变动到勉强协调发展的0.52。由此可知各类系统均保持着耦合水平的不断优化,且各系统耦合度发展水平相近。这说明两类二元系统与三系统整体上保持了耦合变动的一致性。

其次,从两大区域看,分别计算两大区域三类系统耦合度的年度均值(见表3各区域横向均值),可以发现,半岛蓝色经济区金融主体—经济增长二元系统耦合度从中度失调衰退的0.23提高为勉强协调发展的0.53,非半岛蓝色经济区则从中度失调衰退的0.23提高为勉强协调发展的0.50;半岛蓝色经济区金融环境—经济增长二元系统耦合度从中度失调衰退的0.27提高为勉强协调发展的0.53,非半岛蓝色经济区则从中度失调衰退的0.26提高为濒临失调衰退的0.49;半岛蓝色经济区金融主体—金融环境—经济增长三系统耦合度从中度失调衰退的0.24提高为勉强协调发展的0.53,非半岛蓝色经济区则从中度失调衰退的0.25提高为勉强协调发展的0.50。因此,两大区域三系统与两类二元系统耦合度具有相似的变动趋势与变动层次,且均呈现出稳步上升的态势,而这一点与全省的整体变动趋势是完全类似的。

综上可知,整体上三系统与两类二系统耦合度水平均呈现为平稳发展态势,但耦合水平均存在一定的区域差异性,呈现出半岛蓝色经济区高于非半岛蓝色经济区。此外还可以初步推断,三系统的耦合度与两类二系统的协调发展程度密切相关。因此要提高三系统的整体耦合水平,实现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高效协调互促,可以从两类二元系统出发,先促进两类二元系统的耦合发展,进而借此推动三系统的协调发展水平。

上述结果虽然可以有效揭示金融主体、金融环境以及经济增长三者之间形成的三类耦合协同共进的过程与演化特征,但无法知晓二元系统耦合对三系统耦合的作用强度,下文将对此做进一步分析。

(二)可加模型分析

1.实证模型假定

借鑒有关研究[24-25],为解析金融主体—经济增长耦合度(BE)、金融环境—经济增长耦合度(FE)对金融主体—金融环境—经济增长三系统耦合度(AE)的影响,本文建立半参数可加模型

其中,是常数项,是自变量的回归系数,是残差项。式(14)的右侧前两部分即为常规的线性回归项,后两部分是非参数可加项。非参数可加项并没有明确而先验的模型形式,但可以拟合二者对因变量的非线性影响。该模型可以通过分析线性部分两自变量的参数估计值以及非线性部分中两自变量的函数形状,全面考察金融主体—经济增长协调发展、金融环境—经济增长协调发展对金融主体—金融环境—经济增长三系统协调发展的影响,进而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协调关系的非线性特征做出分析。同时,为消除变量间存在的时间趋势,本文在进行回归时皆采用的是各变量的增长率,但仍分别用BE、FE、AE表示。为实证结果的分析方便,BE和FE分别定义为自变量1和自变量2。

2.共曲线性检验

在运用半参数可加模型进行回归之前,需要对自变量之间的共曲线性(Concurvity)进行检验。常用的检验方法是,检验模型中所关心的某项与怀疑和它有共曲线关系的非参数项拟合值的相关系数R(即决定系数R2)。依据经验,当R的绝对值大于0.5,即判定系数R2大于0.25时,需关注模型的共曲线性;反之,如果R的绝对值小于0.5,则可近似忽略它们可能存在的共曲线性。对式(14)中两自变量之间的共曲线性进行检验,结果表明两变量之间的拟合相关系数小于0.5,因此可知式(14)满足可加模型的各自变量之间不存在共曲线性的要求,即模型的构建较为合理。

3.模型拟合

(1)线性特征分析

依据式(14),以各地级市数据为基础,分别对半岛蓝色经济区和非半岛蓝色经济区两大区域进行线性特征估计,结果见表4。

模型中线性部分的参数是不随自变量的变化而变化的,本文认为该参数即为自变量对因变量的长期稳定性影响部分。由表4可知,模型的拟合效果较好,两大区域线性结果基本都在较高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分区域来看,半岛蓝色经济区自变量2系数为0.25628,而自变量1的系数为-0.19965。这表明,半岛蓝色经济区金融环境—经济增长的协调发展对金融主体—金融环境—经济增长的协调发展具有正向的线性作用,而金融主体—经济增长协调发展对三系统的协调发展存在负向线性作用;非半岛蓝色经济区自变量2系数为0.36457,而自变量1的系数为-0.11037。亦表明,非半岛蓝色经济区金融环境—经济增长的协调发展对金融主体—金融环境—经济增长的协调发展也具有正向的线性作用,而金融主体—经济增长协调发展对三系统的协调发展同样表现为负向线性作用。

分析其原因,笔者认为,从当前形势看,我国金融体系中依旧存在诸多问题,对实体经济有效支撑远未达到预想的程度,而这些问题在山东省同样存在。首先,金融资源的配置能力不高,银行信贷、财政资金以及资本市场三方面资金的转化效率不高,银行信贷仍然是企业筹措资金的主要途径;同时仍有大量的资金沉淀在国有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并未有效转化为生产性资金。而国内储蓄过剩与外资大量涌入并存,也意味着国内金融资源的浪费。其次,金融机构的融资结构明显扭曲,金融体系风险向银行集中。我国当前的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比例严重失衡,间接融资比例过高,增加了银行贷款风险,制约了经济持续协调健康发展,并蕴藏着潜在的金融风险。再次,我国整体金融体系所具有的国有银行业一方独大、银行传统业务占据主导的金融发展模式,无法有效地对市场产生足够的激励机制,并导致了金融业产出的低效。此外,以互联网金融为代表的现代新兴金融模式,提供了远超传统金融业生产效率的金融服务,但目前传统金融业并没有完全跟进与有效利用这一新兴模式,这可能导致未来以银行为主的中国金融业遭受强烈的冲击。这些问题无不表现出金融主体运行的低效。总括来看,山东省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金融主体的滞后发展,从而拉低了二者协调发展程度,进而影响了金融主体—金融环境—经济增长三系统的协调发展。

(2)非线性特征分析

模型中各解释变量的非线性部分是随自变量的变化而变化的,因此这恰好表明了由于外部影响、政策因素等对其造成的短期波动和不能用线性部分来说明的长期影响[24]。由表5可知,两大区域非线性结果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如此,结合上述可知,两区域自变量1、2对因变量的影响在长期内主要以线性作用为主,短期的非线性波动作用并不明显。

五、结论

本文运用耦合模型,以山东省17个地级市数据为基础,实证分析了2001—2012年山东省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协调发展关系,并对半岛蓝色经济区和非半岛蓝色经济区两大区域协调发展程度差异性做出了解析。以此为基础,从线性和非线性两个方面进一步揭示了山东省金融主体—经济增长和金融环境—经济增长两类二元系统的协调发展对金融主体—金融环境—经济增长三系统协调发展影响的时序变动规律。具体结论如下:

第一,总体看,山东省金融主体、金融环境、经济增长均表现出不断优化的态势,由三者构成的三系统及金融主体—经济增长、金融环境—经济增长两类二元系统耦合水平不断优化,且发展速度较快。由此可推断当前山东省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协调发展水平稳步提高,前景比较乐观;分区域看,两大区域之间在该三系统及两类二元系统耦合水平上的差距并不大。但当前三类耦合水平均较低,尚处于勉强协调发展阶段,离优质协调发展阶段还有很大差距。因此,今后如何更为有效地提升金融主体—金融环境—经济增长三系统的耦合协调程度,实现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高效协调发展是值得深入探究的问题。

第二,长期看,山东省金融环境—经济增长和金融主体—经济增长两类二元系统的协调发展对金融主体—金融环境—经济增长三系统协调发展的影响主要以线性作用为主,短期的非线性波动作用并不明显。具体看,金融环境—經济增长的协调发展对三系统协调发展具有明显的正向线性推动作用,但金融主体—经济增长协调发展的作用呈现为负向线性作用。因此,要实现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高效的协调互促发展,首先,可优先考虑从优化金融环境入手,持续推进金融市场的市场化改革,提高政府在金融领域的行政效率与监管层次;其次,政府应进一步健全法律制度、优化监管机制以及加强对市场诚信体系的建设,为金融业的发展构建一个良好的金融环境,进而促进金融环境—经济增长协调发展水平的提高,从而使其对三系统协调发展产生更为有效的推动作用;再次,继续加强金融主体的市场化导向,改革传统金融机构的经营模式,引导传统金融机构向现代金融发展的新兴领域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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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王艳芳]

协调发展范文第3篇

情况开展调研

9月2日,市政协副主席、经科委主任带领部分政协委员及市直相关部门负责人组成调研组,对我区居民主要消费品价格情况开展了调研。区委、区政府、区政协部分领导及区直有关职能部门负责人陪同参加了调研。

协调发展范文第4篇

一 、我国经济发展现状与展望

第一,我国经济将继续保持快速发展

今年以来,一系列重大举措和改革方略接二连三的出台,标志着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进入了一个真正“攻坚”阶段,这个阶段的完成对于完善我们的市场经济体制具有重大意义。在这个新的阶段和背景下,我国的经济将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我们能否实现高速和更有效率的增长,以及这样的增长还能持续多久,必将成为我们必须思考和关注的问题。

第二、初步了解我国经济运行中的深层次矛盾

经济运行受多种因素制约。所谓深层次矛盾,不是经济运行的一般性制约因素,而是其最基本的制约因素,对经济运行具有根本性影响。这些矛盾可以说比较抽象、也很难理解,但又是我们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一定要认识到的,这不紧可以让我们对中央的政策部署有更深一步的了解,也能帮助我们应付社会发展中要面临的各种挑战。

二、如何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

第一,经济增长、效率优先

应该看到,我国经济增长现仍处于粗放型增长阶段,投入多、消耗大、效率低的问题十分突出。这种粗放式的经济增长不但吞噬着我国宝贵的资源,而且使我们的生存环境面临严重的威胁。根据我国的国情和世界市场上竞争越来越激烈的态势,这种以资源和环境为代价换取的经济增长,显然是难以为继的。经济增长必须坚持效率优先,全面转变增长方式,提高资金利税率、劳动生产率,降低资源消耗率,力争以最少的投入,获取最大的效益,这是当前推进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必然选择。

第二,城乡统筹、富民优先

城乡统筹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用说就是要破解“三农”难题。“三农”问题千头万绪,坚持富民优先,着力点必须放在优先抓好农民增收上。提高农民收入,让农民尽快富起来,这是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全面实现小康目标中必须紧紧抓住的战略重点。去年农民收入增幅较大,但我们不能盲目乐观,目前影响农民增收的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仍然存在,解决农民增收问题仍然任重道远。

第三,社会发展,生态优先

首先,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具体体现就是发展循环经济

我们现在正处在国家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机遇期,是我们实现工业立市的最关键时期,如何发展工业,是走老路,还是走新路。无论从现在的形势和发展的长远来看,我们都别无选择的得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而这条路的具体体现就是发展循环经济。发展的可持续可以说有三大支柱,分别是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环境保护,循环经济为我们处理好这三大支柱之间的关系指明了方向。循环经济要求按照生态规律组织整个生产、消费和废物处理过程,它的本质实质上就是一种生态经济。与传统经济模式相比,循环经济具有三个重要的特点和优势:

第四,政府职能,服务优先

一是要实现政事分开。市场经济要求我们把政策制定(掌舵)同服务提供(划浆)分开,因此,在实施过程中也要求我们把高层管理和具体操作分开,即把决策权和事权分开,也就是我们说的政事分开。无论是政府的各项决策、各项行政法规的制定,都必须严格遵守国家的宪法和法律,决不允许有任何一级政府的决策、制定的行政法规与国家的宪法和法律、与上一级政府的决策和行政法规相抵触、相冲突的现象存在。否则,将不是社会、企业的原因使社会、企业失去了政府的控制,而是政府本身把社会搞乱了。这是地方主义,各自为政现象产生的根源。强调这一点,对于建立统一的市场和市场经济的新秩序极为重要。

二是要实现政企分开。就要把企业生产经营管理的权力切实交给企业。这一点自改革开放以来就开始做了,但为什么没有从根本上真正实现政企分开呢?关键还在于没有弄清楚政府不能象企业那样来运作。政府和企业是根本不同的两种机构组织:企业的行为动机是最大限度地获取利润,政府的行为动机是使社会既充满生机和活力,又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企业的(本文权属文秘之音所有,更多文章请登陆查看)收人大部分来自顾客,政府的大部分收入则来自纳税人;企业的动力通常来自社会竞争,政府则来自垄断。因此,作为民主的和开放式的政府而言,其基本的使命是“办好事”,决定社会的前途,而不是挣钱。政府必须经常提供能满足社会、企业和个人所需求的行为,并不问其支付能力与否,这样政府也就做不到象企业那样的市场效率。但政府的效率是通过企业、社会的效率而体现的,是一种社会效益。因而政府也就不应该有其自身的利益,更不应该参与到生产经营的经济行业。政府是以裁判者、服务员的身份参与到经济活动之中,但却不能与“运动员”分享比赛奖品。

协调发展范文第5篇

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我国是一个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区域发展长期存在着不平衡的问题,无论是从机会还是结果看,各地区人民在分享改革发展成果方面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胡锦涛总书记关于保障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新论断为正确认识和处理新时期我国区域之间的发展关系,构建和谐的区域发展格局,提供了新的理论指导,标志着我国的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将进入到协调发展与共享发展的新阶段。

一、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推进区域协调共享发展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是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强调,“落实科学发展,必须坚持以人为本。”这里的“人”包括了分布于960万平方公里广袤国土上的全体人民。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以来,无论是东部地区,还是广大的内地,都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区域经济的活跃为整个国民经济发展注入了生机与活力,区域经济发展为全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在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区域之间市场分割,地方保护,产业结构类同,无序竞争等问题始终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特别是“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仍然不平衡”,“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任务艰巨”。据今年2月国家发改委发布的《2006年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年度报告》,2005年,我国东部地区与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分别比上年扩大了462元和545元。同时,各地区内部的“城乡收入差”比上年扩大500元以上;全国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不及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3。区域之间发展不平衡,区域经济差异扩大这种不协调的区域发展状况不仅对全国区域经济发展产生了多方面的不利影响,而且,还成为诱发或强化区域之间利益矛盾、妨碍社会和谐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有效的控制和合理的解决,与我国全面落实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要求是不相符合的。在这方面,拉美国家的教训值得我们吸取。在上个世纪,部分拉美国家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然而由于忽视了让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社会各阶层之间、各区域之间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发展成果被少数人、少数地区所占有,结果成为引发经济增长下滑甚至低迷,社会动荡的重要根源。因此,区域经济发展既要求各个区域处理好内部的各种发展关系,加快自身的发展步伐,统筹好内部的城乡发展,同时也要求协调好区域之间的发展关系,做好统筹区域发展,为本区域和其他区域的人民共享发展成果做出积极贡献,实现全体人民共建共享,“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

二、以推进区域协调共享发展为导向,更新区域发展理念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是新时期我国区域发展所需要予以高度重视和践行的新理念。“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与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作为指导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新理念,在区域发展中,二者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不是相互替代的关系,而是相互促进的关系。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国家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九个五年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所提出的一条经济发展方针,目的是要控制改革开放以来区域经济差异不断扩大的趋势,逐步缩小区域发展差异。共享发展成果是近年来我们党和政府提出的新思想。早在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上胡锦涛总书记就提出,要“不断在发展的基础上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保证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促进各区域的经济发展,增大全国经济总体实力,共同做大发展成果这块“大蛋糕”的有效途径,因此,也是解决区域之间发展成果共享失衡,实现区域之间利益合理分配的重要手段。反过来,实现区域之间发展成果的合理共享,可以有效调动全国各区域所有人民的发展积极性,特别是有利于调动发展中区域、欠发达区域人民的发展热情,这又为各个区域在利益合理分配的前提下自觉地抑制地方保护主义行为,摒弃狭隘的区域利益观,积极、理性地相互开放,开展经济交流与合作,促进资源、要素的跨区域流动,实现资源有效配置,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社会基础。只有如此,才能够增强区域经济发展的协调性,实现区域经济的又好又快发展;也只有如此,才能够增强区域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协调性,实现区域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在我国当前区域经济差异扩大趋势没有得到有效控制的情况下,充分认识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辩证关系,积极践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这个新理念,对于正确指导区域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以创新区域发展制度和政策为手段,实现区域协调共享发展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要求区域发展在制度和政策上进行创新。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我们必须认识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区域经济差异扩大,各区域之间没有实现改革发展成果共享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各区域发展条件、发展基础方面的原因,也有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区域发展政策、公共财政制度不完善方面的原因。因此,在新的发展时期,我们必须按照全面协调可持续和统筹兼顾的要求,进行区域发展的制度和政策创新。那么,如何进行这方面的创新?如何形成区域之间统筹兼顾的共建共享利益协调机制?根据胡锦涛总书记所作的党的十七大报告精神,一是要靠科学的区域发展战略,“要继续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大力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积极支持东部地区率先发展。”二是要靠科学的区域规划,要“加强国土规划,按照形成主体功能区的要求,完善区域政策,调整经济布局。遵循市场经济规律,突破行政区划界限,形成若干带动力强、联系紧密的经济圈和经济带。”三是要靠分类指导,充分发挥各区域的积极性,充分利用好各区域的发展基础、条件和发展潜力,“重大项目布局要充分考虑支持中西部发展,鼓励东部地区带动和帮助中西部地区发展。加大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发展扶持力度。帮助资源枯竭地区实现经济转型。”同时,要“更好发挥经济特区、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在改革开放和自主创新中的重要作用。”四是要靠科学地推进城镇化进程,从中国的国情出发,“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按照统筹城乡、布局合理、节约土地、功能完善、以大带小的原则,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以增强综合承载能力为重点,以特大城市为依托,形成辐射作用大的城市群,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除此之外,必须改革和创新我国的公共财政制度和公共服务供给制度,特别是人口跨区域流动的管理制度及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引导生产要素跨区域合理流动”,通过合理的要素跨区域流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通过合理的人口跨区域流动实现共建共享发展成果。

四、立足长远,构建区域协调共享发展机制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是一个长期的任务。区域发展不平衡是一个长期存在的规律,区域之间发展效率和效果的差异是一个长期的客观存在。这意味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也必定是我们所要长期坚持和努力完成的任务。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不可能一蹴而就。我们必须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总结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区域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紧密结合新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新形势,积极探索,大胆创新,形成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区域协调发展,共建共享发展成果的机制,为“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宏伟目标做出新的贡献。

河南省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

来源:《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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