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政工作论文范文第1篇
[摘 要]在全媒体时代，民办高校教职工队伍建设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推动教职工队伍思政工作与文化建设的融合发展是应对挑战的有益尝试。思政工作与文化建设在服务对象、深层次发展目标等方面有内在关联，构成融合发展的先决条件。通过融合发展，思政工作能够为文化建设提供方向引领与体系支撑，文化建设能够为思政工作增添活力。充分发挥高校党组织的核心作用，统筹融合工作;加强教职工媒介素养教育，奠定融合基础;做好分众化传播，增强融合针对性;讲好发展故事，凝聚融合向心力作用是推动民办高校教职工队伍思政工作与文化建设融合发展的现实路径。
[关键词]全媒体;民办高校;教职工队伍;思政工作;文化建设
在日新月异的通信技术的推动下，我国信息社会蓬勃发展。根据2020年4月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4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3月，我国网民规模已达9.04亿，互联网普及率为64.5%，新闻客户端与多种社交媒体成为青年一代的主要信息来源[1]。与此同时，舆论生态、媒体格局与传播方式正在经历深刻变革。以互联网、智能手机、数字电视为代表的新一代媒体不断涌现，与报纸、图书、期刊、电视等传统媒体共同推动社会进入一个“万物皆媒”的全媒体时代。面对全媒体传播的新特征与新挑战，如何開展好民办高校教职工队伍建设，是具有积极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的时代课题，亟待教育工作者深入思考与有效破解。
一、全媒体的内涵及特征
深刻把握全媒体的时代内涵及传播特征，是研究民办高校教职工队伍建设现状、问题与优化路径的重要前提与基础。
（一）全媒体的时代内涵
全媒体，由英文单词“omnimedia”发展而来，其内涵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而不断演变。有学者提出，全媒体是“一种融合采用图像、声音、视频、动画等多种表现手段与报刊、广播、电视、网络等多种形态，针对不同类别、时空、终端受众的多元化需求，通过纸质媒介、电视网络、户外媒体等多种渠道进行融合传播的新型传播形态”[2]。2019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中，进一步从“全程媒体、全息媒体、全员媒体、全效媒体”[3]四个层次阐释了全媒体的科学内涵。“全程”意味着媒体传播突破时空局限，传播时效性显著提升;“全息”意味着媒体传播突破方式局限，传播手段更加智能;“全员”意味着媒体传播突破主体局限，传播多元性与互动性明显增强;“全效”意味着媒体传播突破功能局限，传播效能实现了质的飞跃。习近平总书记同时强调，在全媒体时代“要加快推动媒体融合发展，使主流媒体具有强大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3]。
（二）全媒体传播的主要特征
结合上述研究，可以从三个方面概括全媒体传播的主要特征：传播主体的“去中心化”、传播渠道的“多向化”与传播内容的“碎片化”。第一，传播主体的“去中心化”。传统媒体在传播过程中是“自上而下”的，信息往往由一个固定的信息源发出，以典型的“点对多”“点对面”模式进行传播。新媒体出现后，“平面”的传播模式被打破，“点对多”“点对面”演变为立体式的多点式传播，传播主体呈现出“去中心化”的趋势。在全媒体时代，越来越多的声音在媒体上涌现，传播主体“去中心化”的特征日益显著。第二，传播渠道的“多向化”。在传统媒体“自上而下”的传播过程中，渠道往往较为单一，传播速度与广度受到一定的限制。新媒体出现后，自上而下的单向传播演变为多线的裂变式传播，传播渠道呈现出“多向化”的趋势。在全媒体时代，电视、广播、网络、报纸等不同媒介深度融合，传播渠道“多向化”的特征日益显著。第三，传播内容的“碎片化”。过去，传统媒体会用大幅版面刊登相关理论文章、时政热点解读等内容。新媒体出现后，其能根据人们阅读需求的变化推送“短小而精悍”的内容，从而受到许多年轻人的喜爱。在全媒体时代，“短视频”“微讲堂”“小故事”层出不穷，传播内容“碎片化”特征日益显著。
二、全媒体传播对民办高校教职工队伍建设的影响
民办高校教职工是指在民办高校中工作的教学人员、管理人员与后勤人员的总称。建设一支高水平的教职工队伍，是民办高校可持续发展的动力与源泉，传播方式的迭代对民办高校教职工队伍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全媒体“去中心化”传播对教职工队伍建设的影响
在由传统媒体“中心化”传播向全媒体“去中心化”传播的演化中，民办高校教职工能够获得相对平等的公开发言权，其能根据自身意愿与其他社会成员进行信息交流，针对热点事件适时地发表个人观点，即时接受建议反馈。与此同时，“去中心化”传播也会对民办高校教职工的价值取向产生消极影响。西方功利价值观与各类网络不实信息的传播，会使原本居于中心位置的社会主义价值观遭受猛烈冲击，比如部分民办高校经济学教师盲目推崇西方经济学理论，贬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历史地位与当代价值;部分民办高校管理人员在与国外人士交流时，为了达成合作刻意夸大外国教育模式的先进性等。
（二）全媒体“多向化”传播对教职工队伍建设的影响
在由传统媒体“单向化”传播向全媒体“多向化”传播的演化中，民办高校教职工能够突破地域限制与时空局限，更为高效地开展工作;多渠道的传播也提供了更丰富的资源，有助于拓宽高校教职工的视野[4]。与此同时，“多向化”传播也会对民办高校教职工的行为模式产生消极影响。多向化的裂变式传播会将信息即时传至成千上万的媒体用户，部分教职工为了避免负面信息影响职业前景，在处理各项事务时往往选择消极应对，不敢承担责任;也有部分教职工沉溺于“多向化”虚拟交往而疏远现实中的人际交流，这严重影响了其正常的工作生活，酿成教学事故，甚至导致人格缺陷与人格障碍[5]。
（三）全媒体“碎片化”传播对教职工队伍建设的影响
在由传统媒体“整体化”向全媒体“碎片化”传播的演化过程中，民办高校教职工能够将分散的时间有效利用起来，快速及时地获取大量信息，同时开展多项任务。与此同时，“碎片化”传播也会对民办高校教职工的思维方式产生消极影响。一是“碎片化”传播可能会使教职工产生路径依赖：满足于通过搜索、提问或交互获得信息碎片、而不是致力于通过深度学习获得系统性的信息;二是“碎片化”传播可能会导致教职工在多项任务之间来回切换，而每一项任务重新进入都需要花费额外的精力与时间，使无法完成任务的风险增大;三是“碎片化”传播可能会造成工作的功利性上升，部分工作的目的是得到精神的交流与共鸣，而不是简单地谋取现实利益。
总括上述，全媒体传播在给高校教职工队伍建设带来便捷的同时，也产生了价值取向、思维方式与行为模式等方面的多维困境，这些问题如果解决不好，会对民办高校的发展产生不可估量的负面影响。思政工作与文化建设是民办高校教职工队伍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解决上述问题的关键所在。
三、民办高校教职工队伍思政工作与文化建设融合发展的内在依据
民办高校教职工队伍思政工作与文化建设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两者既在基本内涵、目标体系、工作方法等方面存在一些差异，也在服务对象、深层次发展目标等方面具有内在关联。个性差异表明不能将两者混为一谈，共性关联为两者融合发展提供了基本依据。
（一）思政工作与文化建设的个性差異
民办高校教职工队伍思政工作与文化建设有各自独立的个性。首先，民办高校教职工队伍思政工作与文化建设的内涵不同。民办高校教职工队伍思政工作是指民办高校为实现发展目标、帮助教职工树立与社会发展要求相一致的思想所开展的各类活动;而教职工队伍文化建设则是高校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倡导优良的学术文化与广泛开展文化活动等内容[6]。其次，民办高校教职工队伍思政工作与文化建设的目标体系存在差异。民办高校教职工队伍思政工作与党的组织、宣传等中心工作联系紧密，它不单单追求在思想、行为上管理教职工，还追求特定的意识形态工作目标，如引导教职工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等;而民办高校教职工队伍文化建设本质上是一种管理手段，其主要目的是通过营造特定的文化氛围强化内部管理，提升竞争力，推动民办高校健康发展。再次，民办高校教职工队伍思政工作与文化建设的工作方法存在差异。民办高校教职工队伍思政工作更多强调的是“自上而下”的灌输，工作方法较为单一，可供发挥的空间较小;而民办高校教职工队伍文化建设更注重“多点渗透”和“久久为功”，工作方法较为多样。
（二）思政工作与文化建设的共性关联
民办高校教职工队伍思政工作与文化建设之间也存在内在关联。首先，两者都以“人”作为服务对象。民办高校教职工队伍思政工作研究人、关心人、塑造人，目的是确保教职工的行为符合社会、组织的要求，具有“关心教职工思想动态”“解决教职工实际问题”“引导教职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矢志奋斗”等重要现实意义;民办高校教职工队伍文化建设也是以“人”为中心，通过文化符号、共同愿景、道德规范等内容引导教职工行为，激励教职工为实现目标而努力工作;通过构建具有先进性的组织价值观，引领教职工价值认同与自觉遵循。其次，两者都以“提升民办高校科学管理水平与运行效率”作为深层次发展目标。对民办高校而言，运行效率是生命线、科学管理是助推器，抛开它们谈教职工思政工作与文化建设，会误入“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歧途。
四、民办高校教职工队伍思政工作与文化建设融合发展的双向价值
推动民办高校教职工队伍思政工作与文化建设融合发展，具有双向价值。一方面，教职工队伍思政工作能够为文化建设提供方向引领与体系支撑;另一方面，教职工队伍文化建设能够为思政工作增添活力。
（一）融合发展，思政工作为文化建设引领正确方向
教职工队伍文化建设受学校性质、所从事的行业、面临的外部环境等不同因素的影响而呈现出不同的发展轨迹。要确保教职工队伍文化建设始终坚持正确方向，不走偏、走歪，需要依靠思政工作的匡扶与支持。比如，在我国市场经济高速发展的历史阶段，部分民办高校为了适应市场需求，不断调整自身战略，对经济效益的过度追求使其“异化”出了一些与社会主流价值观相背离的文化要素，带来了一些消极影响。思政工作立足党和国家中心工作的全局，统筹考虑国家、集体与个人的利益。在思政工作的引领下，文化建设能够有效克服各种异化元素的不良影响，在正确的发展方向上阔步前行。
（二）融合发展，思政工作为文化建设提供体系支撑
民办高校教职工队伍文化建设作为一项理论研究，开展时间较晚，相关成果也比较少。这就意味着，加强这一领域的建设需要借鉴民办高校教职工队伍思政工作的理论与实践经验。一方面，思政工作是我们党重要的政治优势和优良传统，也是党对民办高校领导与管理的主要手段。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民办高校思政工作日趋成熟，在“带队伍”“强人心”等方面形成了一套完善的工作体系，能够为文化建设所用;另一方面，民办高校在开展思政工作的过程中，涌现出一支能力强、素质高的政工队伍，他们了解教职工的思想动态、掌握完善的团队工作方法，充分发挥他们的力量，能够为文化建设提供强有力的人才保障。
（三）融合发展，文化建设为思政工作增添活力
民办高校教职工队伍思政工作与文化建设在工作方法上既有内在关联，也存在一些区别。具体来说，教职工队伍思政工作的方法相对单一，以灌输为主，有着特定的规制约束;而教职工队伍文化建设工作方法更为多样，且渗透性、吸引力较强，常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发挥作用。思政工作可以充分吸收文化建设的方法，将思政工作的内容目标以隐性的方式纳入文化建设中，使思政工作充分渗透至文化建设的各个方面，这样不仅在无形中扩大了思政工作的外延，而且有助于让严肃的思政工作更加贴近教职工的实际工作和生活，增添思政工作的活力与吸引力。
五、民办高校思政工作与文化建设融合发展的实践路径
教职工队伍思政工作与文化建设的有效融合，对民办高校健康运行与良性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全媒体时代，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核心统筹功能，加强媒介素养教育，做好分众化传播与讲好发展故事是推动民办高校思政工作与文化建设融合发展的重要着力点。
（一）发挥高校党组织的核心作用，统筹融合工作
开展教职工队伍思政工作与文化建设需要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过去，部分民办高校基层党组织存在政治功能淡化、队伍建设软化的问题，导致许多工作流于形式。为了提升工作实效，民办高校要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突出政治功能，团结动员广大教职工，充分发挥统领全局、协调各方的核心作用，做好思政工作与文化建设融合的顶层设计与统筹安排。
（二）加强教职工媒介素养教育，奠定融合基础
媒介素养，是指社会成员在面对不同媒体中的各种信息时所表现出的选择能力、质疑能力、理解能力、评估能力、创造和生产的能力以及思辨反应的能力[7]。媒介素养既是一种基本能力，也是全媒体时代开展思政工作和文化建设的基础。在民办高校教职工队伍中，有许多90后、00后，他们思维活跃、善于运用网络获取信息，同时也容易受到各种消极思想的影响。民办高校要通过多种途径帮助教职工了解媒体的基本知识、全媒体的类型及其运作机制，以此为基础提升教职工对媒介信息的分析能力，使他们学会抓关键、看主流，同时积极带动身边的同事遵循正确的价值导向，为构建民办高校先进文化贡献自己的力量。
（三）做好分众化传播，增强融合针对性
根据年龄、岗位、学历等因素，民办高校教职工可以被细分为许多不同的群体。如果用同样的方式方法开展思政工作与文化建设，会影响工作成效。因此，充分利用全媒体的技术优势做好分众化传播十分重要。比如，对于在党政机关、党群部门工作的教职工，可以根据他们的工作性质，利用全媒体及时收集、反馈他们的思想动态，及时提供实践导向明显的策论型信息;对于青年教职工群体，可以根据他们思维活跃、关心时政的特点，通过公众号、微博等媒介对一些时政热点话题展开讨论，在交流中进行引导，潜移默化地促使他们自觉接受主流价值观。
（四）讲好发展故事，凝聚融合向心力
教职工队伍思政工作、文化建设与民办高校发展历程中的重大事件、涌现出的优秀人物有着紧密联系，需要借助一定的载体去放大与传播。民办高校发展故事是凝聚教职工向心力的重要载体。通过对高校发展历程中涌现出的先进事迹、优良精神风貌、共同价值观以及目标追求等要素进行全方位的传播，可以实现思政工作的隱性融入，有助于巩固文化建设的既有成果。
总之，思政工作与文化建设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两者在民办高校教职工队伍建设中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未来的工作实践中，民办高校要结合全媒体传播的主要特征，不断丰富和拓展思政工作与文化建设融合发展的实践路径，努力培养一支高素质的教职工队伍，为实现教育强国目标奠定人才基础。
[ 参 考 文 献 ]
[1] 中国网信网.CNNIC发布第4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2020-04-28）[2020-05-20].http：//www.cac.gov.cn/2020-04/28/c_1589619527364495.htm。
[2] 崔士鑫.建设“全媒体”，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1·25”重要讲话精神[J].传媒，2019（3）：30-33.
[3] 习近平.加快推动媒体融合发展 构建全媒体传播格局[J].前线，2019（4）：4-7.
[4] 宗永平.新媒体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探究[J].大学教育，2015（8）：67-70.
[5] 栾永玉，唐珍名.新媒体平台下高校教职工思政工作路径探析[J].中国高等教育，2011（7）：28-30.
[6] 黄志海，何斌，朱军.高校党的作风建设与校园文化建设的关系[J].大学教育，2017（2）：179-180.
[7] 陈春丽.新媒体时代对高校思政教育工作者媒介素养的思考[J].传媒，2015（11）：73-75.
[责任编辑：刘凤华]
思政工作论文范文第2篇
摘 要：在当代社会发展过程中，机构组织的发展离不开秘书工作所提供的专业服务。本文分析了秘书工作的内涵，基于此探讨了变通艺术对于秘书工作的重要性及具体实施策略，以期促进秘书工作的长效发展。
关键词：当代社会；秘书工作；变通艺术；长效发展
著名企业CEO韦尔奇曾言，秘书于我的重要性不亚于一个副总裁。由此可见秘书工作在机构单位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其作为领导个体的辅助管理者和协助事务者，需要承担极为繁杂和多样的具体事务，为机构的发展带来协调性和中介性的重要影响。面对不断变化发展的领导及机构组织发展需求，秘书工作需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有效发挥变通艺术，通过更为人性化的工作手段更好地实现工作目的，降低沟通及工作成本。
一、 秘书工作的内涵
秘书是随着文字的出现以及国家和阶级的出现应运而生的一种职业类型，秘书最早是由历史上的史官演变而来，如黄帝时期的仓颉，商朝末年的太史寮等。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历史的发展，秘书指在国家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机构中承担辅助管理及综合服务的重要职能，其作为组织机构或领导个体的辅助帮手，能够起到沟通信息和协调联系的重要中介作用，为组织机构的正常运转和长效发展提供重要的辅助性作用。曾有学者将秘书工作职能定义为四个字，“书，办，谋，管”。其中，“书”即文书类的文字处理工作；“办”是指会议组织等会务工作；“谋”则是指为领导层出谋划策，提供建设性意见或建议；“管”是指协作管理和组织协调等方面的工作。
随着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经济主体及其表现形式也在不断发生变化，秘书这一群体已成为当前社会政治、经济及文化体系中的重要工作群体，承担着日益多樣和丰富的职能工作。在当前新形势下，对秘书工作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秘书工作不仅仅是传统工作流程中的领导“传声筒”，更应该发挥自身的工作主动性和积极性，向更加综合化，系统化，智能化等方向发展。
二、 变通工作对于秘书工作的重要意义
秘书工作是一项极为复杂的工作类型，理论性和实践性的结合极为紧密。就工作对象而言，秘书是基于领导群体而存在或围绕领导群体开展工作的；就工作内容而言，相较于其他工作种类，秘书工作并没有明确的业务类型和对口领域，在某种程度而言，秘书工作扮演着“万金油”的角色，为领导工作排忧解难，为群众服务建立沟通的桥梁。正因为秘书工作存在许多自主能动的发挥空间，因此探讨其变通艺术有着极为重要的应用借鉴意义。
秘书工作中变通艺术的应用与其基本特征有着极为紧密的联系，其基本特征直接决定着变通艺术的发挥。秘书工作围绕着领导工作而开展，为领导工作提供协作和辅助，但并不意味着秘书可以依靠领导层而获取不适宜的权力，其工作的开展需遵循相应的工作原则及职业操守，具备一定的原则性；另外秘书工作所涉及的事务较为繁杂，由于领导的需求及机构发展的需求是难以预测和把控的，因此秘书工作内容存在较多的临时性事务或随机性事务，对于秘书的临场发挥及变通能力有着极高的要求，由此可见秘书工作存在一定的灵活性特征，这对于探讨秘书工作中的变通艺术是极为重要的。
基于秘书工作的基本特征，融合秘书工作的广泛任务，由此可感受到灵活变通这一工作艺术对于秘书工作的重要价值。在秘书工作过程中，涉及“书，办，谋，管”这些具体工作事项时，均需要秘书充分发挥变通艺术，树立灵活处事的意识，通过语言运用艺术、时间管理艺术、非语言沟通艺术等途径的运用，实现更为理想的工作效果。常言道，柔才能克刚，迂回战术相较于直接沟通更容易实现管理工作的目的，有助于有效解决更多工作中突发的棘手难题。
三、 秘书工作中的变通艺术
（一）坚持原则与灵活变通的有效统一
实质上变通工作并不是秘书工作的常态，这是一种基于固有工作模式较难实现理想工作效果的情况之下应用的变通权宜之策，但原则性则是秘书工作中必须要遵守的刚性规则，需落实到实际管理事务中的每一个具体事项之中，灵活变通艺术的发挥实际上是原则性问题的具体化，根据不同形式和需求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更为灵活地解决工作问题，为领导和群众提供更为人性化的服务。
秘书工作需要遵守的原则性包括政策法规，职业修养，职业道德，职业操守，社会规范及相应的行为准则等；变通性则主要体现在实际工作中的思维观念，角色转换，工作等事及沟通艺术等方面之中。秘书工作需有效实现原则性和灵活变通的和谐统一，将原则性融入到具体管理工作事项之中，基于不同形势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降低棘手问题的处理难度，实现更为理想的工作效果。
（二）构建有效的变通思维
随着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秘书工作不再局限于传统的上下沟通、左右协调等方面，需要秘书工作改变因循守旧的传统定势思维，构建有效的变通思维，从而能更为有效地指导工作的开展，适应新时代新形势不断变化发展的工作需求。
构建有效的变通思维包括多元化角度思维、具备前瞻眼光的工作思维、发散性思考思维、迂回婉转的沟通思维以及逆向思维。以迂回思维为例，这是当前秘书工作中运用较为广泛的思维模式，在运用过程中可应用欲扬先抑，欲抑先扬，迂回沟通等心理战术，转换角色角度，以对方角度着手探讨更为适宜的解决对策，从而促使被沟通者降低心理防线，能够欣然接受预想中的沟通结果，从而降低沟通成本，更为有效地实现工作目的。
（三）提升预防意识，主动求变
万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秘书工作所面临的工作形势及需求变化极快，常有各种突发性的棘手事件等待处理，因此秘书工作不能过于被动，等待领导交代事务以后临时构思变通对策，而是需要不断提升预防意识，主动求变，将变通艺术时刻融入到工作之中。
例如机构组织运行过程中经常会涉及年中或年尾具体项目数据统计等工作，秘书工作在承担相应的统筹职能工作时，需建立前期统筹的前瞻性意识，建立定期统筹相关数据的机制，避免等到临时性任务下发时手忙脚乱，在面临突发数据汇总任务的时候能够运筹帷幄，为领导、群众及整体组织机构提供更为全面的服务。
（四）善于把握变通的“度”
变通艺术的发挥需要充分发挥秘书人员的主观能动性，给予秘书人员一定的发挥空间，但需要注意的是在充分运用变通艺术的过程中应善于把握变通的“度”，这与秘书工作中的原则性紧密相关，在灵活变通的过程中需遵循工作原则及相应法规规范，诚实守信，秉公办公，在合法合规的前提下灵活运用多样化工作方法，坚持迂回的语言艺术，同时还需要坚持科学的时间管理艺术，在日常性常规事务及大量临时性事务之间需求有效的平衡，理清轻重缓急，减少需要领导亲力亲为的活动，有效设置短期、中期、长期的阶段性目标，有效把控秘书工作的独特节奏。在秘书工作中根据具体工作日程及事项，基于必要的工作原则有条件地应用变通艺术，从而更好地提高工作效率，提供更为优质的综合服务。
四、 结束语
传统秘书工作集中于日常服务、行程安排、事务提醒、工作汇总、辅助建议等方面，而对于新时代的秘书工作而言，面对更为丰富繁杂的工作需求及任务，需要树立更为灵活机动的变通意识，善于将传统秘书工作流程化标准化和系统化，在基本工作模式的指导下将变通艺术融入到具体的工作事项之中，从而更好地实现工作目标，真正为组织机构及领导群众提供更为专业化和人性化的秘书服务。
参考文献：
[1]周洋.论秘书工作中的变通艺术[D].深圳：暨南大学，2014.
[2]马林.非言语沟通在秘书工作中的运用探究[D].深圳：暨南大学，2014.
[3]郭渊.论秘书的时间管理艺术[D].深圳：暨南大学，2013.
[4]陈华.秘书工作“中”的艺术[D].深圳：暨南大学，2012.
[5]余铮.论现代企业秘书工作的主动性[J].文学教育（上），2014，（06）：138-139.
[6]杨麟.做好秘书工作方法探析[J].管理观察，2014，（18）：25-26.
思政工作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课程思政; 问题 ;生成路径
“课程思政”是指以构建全员、全程、全课程育人格局的形式，将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的一种综合教育理念。习近平总书记说，高校立身之本，在于立德树人。立德树人即“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是教育的根本问题和永恒主题。立德是坚持德育为先，通过正面教育来引导人、感化人、激励人。树人是坚持以人为本，通过合适的教育来塑造人、改變人、发展人。《左传》载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人生最高的境界是立德有德、实现道德理想，其次是事业追求、建功立业，再次是有知识、有思想、著书立说。这三者是人生不朽的表现。立德居于人生三不朽之首。我们不会忘记那个寓言般的故事：“您在哪所大学、哪个实验室里学到了您认为是最主要的东西?”诺贝尔奖获得者卡皮察这样回答：“在幼儿园，我学到了不是自己的东西不要拿、做错事要道歉、仔细观察大自然，从根本上说，这是一生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幼儿园?最重要的东西?看似矛盾的回答中，这位诺奖获得者道出了教育的根本——立德树人。
曾几何时，高校教育沦为就业教育，我们背离了立德树人的初衷，片面强调专业技能和专业知识的培养，忽视思想政治教育在人才培养中的重要作用。导致一些高校毕业生成为了绝对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钱理群教授曾这样说：所谓“绝对”，是指一己的利益成为他们一切言行的唯一驱动力，为他人、社会所做的一切，都是一种投资;所谓“精致”，是指他们有很高的智商，教养，所做的一切在表面上都合理、合法，无可挑剔;同时，他们又惊人的“世故老成”，经常作出“忠诚”姿态，很懂得配合，表演，最善于利用体制的力量，最大限度地获取自己的利益，成为既得利益集团的成员，因此，他们要成为接班人也是顺理成章的。钱理群教授认为：这些人自以为很聪明，却恰恰“聪明反被聪明误”，从个人来说，其实是将自己套在“名利的缰绳”中，是自我的庸俗化;而这样的人，一旦掌握了权力，其对国家、民族的损害，是大大超过那些昏官的。忽视思想政治教育还会导致一些高职院校的毕业生就业价值观扭曲，只考虑个人，不考虑社会，只考虑高薪赚钱，不考虑社会整体利益。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包括今天，高职教育在人们的心目里就是以社会需求为导向的就业教育，“以就业为导向”，为国家和地方经济发展培养适应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需要的应用型高技能人才是我们对高等职业教育培养目标和办学定位的共识。但是，如果在整个高职教育阶段，我们只重技能训练，忽视思想道德的养成，那么我们培养的只能是平庸的没有更高追求，每天做着机械重复事情的工作者。无论是高等院校还是高职院校，任何时候都应该牢记教育的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而课程思政理念可以将公共基础课、通识课和专业课纳入育人大格局之中，使思想政治教育的效用发挥到极致。在笔者看来，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的融合是双向的融合，思政课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应该根据学情，结合学生所学专业融入与之相关的中国先进典型人物的事迹，激励学生勇担民族复兴大业重任，争做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其他课程教师则应该充分挖掘课程蕴含的思政元素，适时、适度、适当地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
目前在课程思政实施过程中，存在以下几个问题。在教育教学中，课程思政实施的主体是教师。但部分教师没有充分领悟习总书记关于课程师政理念的精髓，导致课程思政发展不平衡。有的教师满心排斥，认为有专门的思政课教师和辅导员进行德育教育，专业课上再提课程思政纯粹是浪费时间，浪费精力;有的学校师资力量有限，教师承担的教学任务过重，有教师年工作量甚至达到800课时以上，加之科研、政治学习过于频繁，此外，还要分出精力应对学校临时分派的各项工作任务。因此没有过多的时间把课程思政理念在日常教学中贯彻实施;有的课程课时设置存在不小的问题，如课时过少，课程内容比较丰富、庞杂，课时与课程不相匹配。人为提高了教师教学的难度，教师要在课时有限的情况下，清楚、明白讲解课程的重点，难点，优化教学设计 甚至是开动脑筋、想一些奇思妙招，让学生在极其有效的时间内，了解课程框架，理清课程脉络，掌握知识要点。但是这样一来无疑会导致教师有心无力，没有时间兼顾课程思政教学要求现象的出现;有的教师学无余力，有课程思政之心，无进行课程思政之力。自身专业知识严重不足，应付日常的教学尚感吃力，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去琢磨课程内容，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时代精神、职业道德、劳模精神等角度去挖掘思政元素。这种种怪现状导致课程思政实施过程中怪象频生，有的教师平时若无其事，该咋讲就咋讲，课程思政是什么?不想了解，也不愿了解，只有在听课或者观摩课时才加入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效果可想而知，更为可怕的是，这是典型的形式主义、阳奉阴违。长此以往，不仅不会发挥在教学中时刻用美好的品德影响、感染学生的作用，反而会起到极坏的示范作用;有的教师则为思政而思政，在讲课的过程中没有把思政教育和专业知识水乳交融，而是讲完课突兀地加一些政治性的口号。那么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一思想重视程度不够。认为只要把课程内容传授给学生，所谓“课程思政”是政治口号、政治潮流，跟自己没有什么关系;二思想政治素养有待提升。主观上认为“课程思政”理念很重要，但是因为政治素养不够，对于思政元素的内涵不了解或者不完全了解;三专业知识背后的历史和文化知识不足。“课程思政”对知识结构是否完整有很高的要求，如果欠缺相关知识，思政教育和专业知识的结合就会很生硬。那么第一点导致不想为，第二点、第三点则导致不能为。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可以根据学科要求，由学科专业教师和思政课教师共同组成课程思政团队，通过周末大讲堂、研讨会、集体备课等活动，强化教师对课程思政理念的认知，提高思想政治素养，挖掘最合适的思政元素、找寻最恰当的方式，将思政教育融入到课程内容之中。
关于课程思政的生成路径，有以下几点需要注意：一严谨笃学，言传身教。高校教师应对自己严格要求，注意言谈举止，时刻保持思政育人的意识，用高尚的言行、敬业的精神，感染教育学生，引导学生的日常行为规范。坚决杜绝言行不一的情况出现。比如课堂上大谈中华民族勤俭节约的美德，实际生活中却嗜爱奢侈品;再比如课程内容中融入公平正义的理念，但课堂上却有自己的偏好，人为地把学生分成三六九等。二挖掘思政资源，实现“知识传授”和“价值引领” 的有机统一。理工类学科要着重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创新精神，百折不挠、勇于奉献的精神。人文社科类学科则承担着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四个自信”的任务。以大学英语课程为例，具体地说，分两种情况。一种是教材广度深度兼具，思想性很强，本身有非常丰富的思政资源。不需要特别挖掘，就可以对学生起到价值引领和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比如《新视野大学英语》每一单元都有有一篇关于中国文化的汉译英，通过阅读和完成作业的过程，可以让学生感受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坚定文化自信。另一种是表面看起来没有思政资源，这个时候就需要教师群策群力，挖掘思政元素。比如对西方节日的介绍：关于复活节，我们就可以从复活节的来历追溯资本主义殖民扩张的残酷性，从而坚定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关于情人节，我们可以把它和中国的七夕相比较，了解中国诗人对七夕的美好描绘，从而感受中国文化之美，增强文化自信。再比如涉及到西方消费观的有关内容，教师就可以因势利导，引入中国消费观与之相比较，引导学生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以《英美文学选读》《鲁滨逊漂流记》片段为例，在这里，我们可以挖掘的思政资源主要有两个。一是通过鲁宾逊在荒岛用极端手段建立自己的殖民统治的经历，管窥一豹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残酷性，让我们深刻感受到资本主义崛起之路充满了被殖民者的血与泪，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论述资本原始积累的本质时说：“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这条道路与中国崛起之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国一直坚持和平发展道路，这条道路切合中国实际，顺应世界潮流，彰显了社会主义国家“以人为本”的人文情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中华传统美德。二是鲁滨逊惊人的毅力，积极向上、从容乐观的心态和百折不挠的精神。鲁宾逊独自一人流落荒岛，最初也悲观绝望， 但他后来凭借自己顽强的毅力，与大自然展开了英勇卓绝的斗争。经过不懈的努力，创造了奇迹。当代大学生在人生道路上，在个人拼搏的过程中，同样也会遇到困难和挫折，我们应该像鲁滨逊一样敢闯敢拼，积极进取，与残酷的命运作斗争。再以《大学语文》光未然诗歌《黄河大合唱》为例，在这里，我们可以挖掘的思政资源主要有三个。一是中华民族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黄河大合唱》用感情丰富的篇章歌颂了中华民族抗日战争中顽强的民族精神。抗日战争期间中国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深重危机，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没有屈服，他们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组成了最为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终赢得了近代以来最伟大反侵略战争的胜利。二是诗人光未然的创新精神。他的诗歌意境大气磅礴、辽阔深邃、动人心魄，注意语言的大众化，易于上口。在艺术上采用朗诵与音乐并重，这是前人所没有的。诗歌的感性色彩很浓，感染力强。诗人很懂音乐，许多句结尾用的韵母易于张口，共鸣强，效果好，展示了一幅幅如泣如诉的画面。三是全诗用八个乐章表现出伟大祖国灿烂悠久的历史，讴歌中华儿女顽强斗争、保家卫国、永不服输的必胜之心。让我们感受到一种独特的美，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三巧妙设计，润物无声。以《大学英语》为例，在教学过程中，精心进行教学环节的设计，通过灵活多变、风格多样的教学模式学习语言，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全面发展。比如可以追踪新闻热点和国内外大事，课前五分钟让学生做新闻发言人，其他同学提出问题，新闻发言人即席作答。也可以根据授课内容，适时地在班级进行英文辩论赛、美文经典诵读、英文古诗词朗诵等活动，引导学生确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感受中华民族独具魅力的文化之美。在课堂上，可以让学生以小组为单位，用PPT讲述一些自己感兴趣的问题，比如中美贸易战、精准扶贫对世界脱贫的贡献、中美政治制度的比较、各国应对新冠病毒疫情的不同做法和结果等等，然后由教师进行分析、概括和总结，引导学生辨明是非，树立正确的观点，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独特优势，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四固定成果，有效推广。系统总结课程思政集中备课和课堂教学中的实践成果。组织力量整理课程思政教学案例、编写课程思政实践教材，把专业知识与思政理论有机结合的典型案例转化为立体化教材、网络化资源，推动各门课程更加有温度、有触感、有质量。
“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的融合对于思政课教师和其他课程主讲教师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思政课教师要有良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强烈的政治觉悟、较高的政治敏感性、广博的文史哲知识、了解学校主要专业的特点、发展历程、发展过程中的大事记，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发挥思政课教师在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融合过程中的引领作用。其他课程主讲教师则首先需要熟悉课程内容，对内容理解透彻，讲课时游刃有余，其次要有一定的文化底蕴。只有这样，才会有能力和精力进行特别的教学设计，挖掘课程所蕴含的思政资源，在所讲课程这锅浓汤里加上恰到好处的一把盐，让这锅汤变成真正的有“魔力”的美味。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新华网 h ttp //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12/08/c_1120082577.htm2016-12-8.
[2] 马克思. 资本论.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1987.
[3]彭瑞良.高职院校“课程思政”建设存在的问题.新丝路(下旬).2020.
[4]蘭州城市学院“课程思政”教学改革优秀案例集.高校教师专业发展联盟.
课题项目：教育部2020年度职业院校外语教学课程思政研究专项课题 “大学英语教学中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路径探索”(WYJZW_2020_2005)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张朝华(1973.10-)，女，汉，陕西蓝田人，陕西警官职业学院思政部副教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
思政工作论文范文第4篇
讨论决定本行政区域内政治、经济、教育、科学、文化等领域的重大事项是宪法和法律赋予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的一项重要职权。三十多年来，地方人大常委会重大事项决定权得到不同程度的行使，也在一定程度上为推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民主法治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但毋庸讳言，地方人大常委会重大事项决定权的行使与立法权、监督权、任免权的行使相比，还有一定差距，还远未到位。特别是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新形势下，地方人大常委会重大事项决定工作面临的时代背景、历史机遇、职责使命等已经发生深刻变化，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和探索尤其紧要，迫切需要我们以全新的思维和视角去审视和推进之。
一、地方人大常委会重大事项决定权的行使困境
在地方人大常委会的职权体系中，重大事项决定权是最能体现地方国家权力机关性质和特点的一项基本职权。但实际上，重大事项决定权又是行使得最不充分的一项职权，特别是与立法权、监督权、任免权相比，不仅行使的次数较少、质量不高，而且行使的动力不足、后劲乏力，甚至在个别地方该项职权长期被束之高阁，以致重大事项决定权在地方人大常委会的四项基本职权中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
困境之一：重大事项虽迫切需要明确界定但实际上又难以明确界定
在诸多地方人大常委会关于重大事项决定权行使的若干规定中，主要是从三个方面对“重大事项”进行规定：一是须经地方人大常委会批准的事项，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年度计划的部分变更、财政预算调整和决算、环境和资源保护规划的制定和修改等；二是须由地方人大常委会讨论决定的事项，如授予荣誉市民、人民好公仆等荣誉称号；三是须向地方人大常委会报告再视情况作出决定的事项，如涉及社会和谐稳定、基层民主建设等事项。与地方组织法相比，这些规定虽然对重大事项作了列举，但实际上仍然存在判定标准不明晰、难以界定的问题。比如，第三类视情况再作出决定的事项，即需要报告但不一定需要作决定。这就是一个不确定、模糊的职权规定。
实践中，由于重大事项不够明确、不够具体、缺乏可操作性，客观上可能导致一些议题被临时动议，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重大事项决定权的法定性。就“一府两院”等提出主体而言，其提请讨论决定的事项可能存在随意性，比如，对于一些符合本部门利益的重大事项，有关部门则可能快速报告并要求审议通过；对于一些不符合本部门利益的重大事项，有关部门则可能暂缓报告甚至不报告。就地方人大常委会这一决定主体而言，对于是否属于本级人大常委会讨论决定的重大事项有时候全凭主要领导或有关部门负责人的主观认识和个人喜好来确定。这些都使得重大事项决权的行使始终处于被动地位。
从理论上讲，重大事项迫切需要明确界定，因为只有明确界定才便于操作。可事实上，重大事项又是一个难以明确界定的事物。首先，从国家或法律层面上看，迄今为止，关于重大事项决定权的全国层面的专门法律或法规尚未制定，有关法律对此也仅作了一些原则性的规定，并没有对如何界定、确定重大事项作出明文规定，在实践中具有很大的模糊性。其次，从理论层面上看，重大事项之“重大”本身是一个描述性和相对性的词汇，因而重大事项是一个动态概念，它会因层级、地点、时间等的不同而不同，这就导致“重大事项”在不同的层级、不同的区域、不同的时间，其内涵外延是不一样的、内容范畴也是不确定的，所以在实际操作中具有一定的难度。第三，从地方人大常委会的实践情况看，一方面由于现有体制下地方人大权力式微，党委决策权和政府行政管理权处于相对强势地位，这实际上挤压了重大事项决定权的行使空间；另一方面虽然地方人大常委会大多制定了讨论决定重大事项的规范性文件，但这些规定对实际操作指导性并不强，甚至一些规定还存在互相矛盾甚至有违法律精神之处，致使该项职权在行使中大多不尽如人意。上述种种原因，使得地方人大常委会在开展重大事项决定工作时陷入了既想明确界定、又难以明确界定的困境。
困境之二：议决过程虽有坚定的法治追求但又深受传统决策模式的影响
作为宪法和法律赋予地方人大常委会的一项重要职权，讨论决定本行政区域内的重大事项有着“与生俱来”的法治基因，迫切需要地方各界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予以推进。但坦率地讲，尽管当前地方各级党委、政府对重大事项决定权的认识正在不断加强，实践中就本行政区域内重大事项提交或提请同级人大常委会讨论决定的现象日益增多，但由于长期以来旧有的地方国家重大事务决策机制和惯性思维仍然根深蒂固，而且时不时地“侵袭”重大事项决定工作，致使重大事项决定权往往被“晾在一边”。
一直以来，地方党委、政府往往以党委决定、政府执行，或者党委、政府联合决定的方式，对本应由国家权力机关依法讨论、决定的重大事项作出规定，致使权力机关既不能依法讨论决定有关重大事项，也难以对“一府两院”执行有关决议、决定情况实施有效监督。例如，2013年，XX市委提出建设“精致XX”战略，该战略涉及精良产业、精深文化、精美城市、精细作风建设四个方面内容。作为一个事关全市未来若干年发展的战略，本应由党委提交该市人大常委会讨论并作出决定，然后交由政府贯彻执行。但事实上，该战略却以市委、市政府联合行文的方式出现，并要求全市各级各部门认真贯彻该战略。此举不仅直接越过了该市人大常委会讨论决定重大事项的职权，而且还置同级人大常委会于窘境：既不能依法对此进行讨论决定，也难以有效对此进行监督，更为窘迫的是還得贯彻落实这一加盖政府印章的战略。
在重大事项决定权的行使中，尽管党政单独或联合行文跨过同级人大常委会直接决定本行政区域内的重大事项的现象并不普遍，但体制机制内长期积累的决策模式却深刻地影响着当下人们的思维和行为，在没有法律强制要求下地方党委或政府更习惯于由自己来决策本行政区域内的重大事项。可见，在全面依法治国的时代背景下，深入探讨并践行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来看待和推进地方人大常委会重大事项决定工作仍然任重道远。
困境之三：议决机制虽有制度规范但实际运行中问题突出
如前所述，虽然宪法和法律对重大事项决定权作出相应的规定，地方人大常委会也大多就此制定了地方性法规或规范性文件，但这些规定总体上表述抽象空洞，宣言性的套话多，具有实质意义的突破少，不能真正推动这项权力的运行。突出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在议题确定环节上存在不按程序报备、临时报请讨论决定等现象。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近年来逐渐兴起的PPP项目。由于银行等放贷方在放贷时明确要求以地方人大常委会出台的决议、决定作担保，否则便不予放贷。而政府为了快速上马某一项目，大多按照放贷方的要求匆匆提请同级人大常委会讨论通过。由于议案提请时间仓促，地方人大常委会根本没有时间对该项目进行调研论证，只得匆匆予以通过。对于这些临时性的议案，人大常委会即使有“怨言”也要通过，否则会有不支持中心工作之嫌。
二是在调查研究阶段存在深入调研、充分论证不够等问题。调研论证是人大工作的基本方式。决议、决定出台前，人大常委会有关工委都要进行调研和论证。但实际上，由于受人力物力以及知识水平等限制，这种调研往往只是“浅层面的了解”“形式大于内容”，大多对即将讨论决定的重大事项的背景、意义及实施细节等缺乏足够的了解，甚至一些决议、决定根本没有时间开展调研，更遑论充分论证。
三是在行使重大决策权时还存在操作不规范、职权被利用等问题。比如，有些事项并不属于地方人大常委会讨论决定的重大事项，但由于在推行过程中困难较多，或者各方意见不同，党委和政府主动提交同级地方人大常委会作出决议决定。最典型的例子是近年来城市改造过程中的拆迁与开发工作。该项工作根据职责划分应属政府工作，但由于在实际工作中推进困难，政府便把这一难啃的“骨头”交由人大常委会讨论决定，然后以落实人大决定之名予以推进。
四是在监督执行阶段存在对“一府两院”执行、落实常委会决议、决定缺少长效督查机制。不少地方人大常委会讨论决定重大事项往往是“头重脚轻”“虎头蛇尾”，决议决定启动前“声势浩大”“动作较多”，而决议决定通过后则鲜少过问，特别是对决议决定能不能落实、落实得怎么样缺少必要的问效机制和责任追究机制，法律规定的一些刚性监督手段鲜有启动。
困境之四：议决结果虽数量不少但质量普遍不高
当前，地方人大常委会作出的决议、决定虽然总数不少，但质量普遍都不高。首先，就提出的主体看，由政府提请作出的决议决定居多，地方人大常委会主动作出的决议决定偏少，很多人大代表和群众关心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都没能进入人大常委会讨论决定的内容范畴。其次，就决定的内容看，多数决议决定程序性、号召性的内容多，实质性、可操作性强的内容少，决定内容空洞，缺乏应有的内容标准和规范性条款，难以真正落到实处。再次，就决定的科学性看，大部分决议决定没有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缺乏严谨的科学论证，不仅问题没有摸清摸透、原因没有找对找准，而且制定的举措科学性不够强，事实上落地后也很难规范和引领某一方面的工作。
二、地方人大常委会重大事项决定权未能有效行使的原因
（一）长期以来决策模式的惯性制约。在地方重大事务决策体系中，党委决定、政府执行或者党委、政府联合决定是最主要的决策模式。在这种决策模式下，一些原本应由地方人大常委会议决的重大事项，在实际运行中往往被地方党委单独或联合政府自觉或不自觉地“拿走了”。这种以党委单独或联合行政机关代行权力机关职能的决策模式，既是在长期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也是法治建设步伐滞后的现实反映。当然，这是以地方人大常委会法定职权被侵蚀为代价的，并且迄今或仍将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思维习惯。正是由于这种决策模式的长期影响，社会上普遍只知人大机关是监督机关，却不知人大机关其实质是权力机关。因而，一部分人认为，重大事項由党委或政府作出就可以了，人大无需作决定，即使作了决议决定其实际意义也不大，因而视人大权力为“橡皮图章”。也有一部分人认为，地方重大事务大多由地方党委常委会先行决定，或者召开党政联席会对重大事项共同确定后，再由党委提交或由政府提请同级人大常委会讨论决定，此时的“决定”权已经演变为“通过决定”权。上述看法实际上弱化了地方人大常委会的职权。总而言之，在这一决策模式下，地方人大常委会真正能够参与的空间有限，其相对窘迫的地位也就不言而喻了。
（二）重大事项的法律规定过于笼统。如前所述，宪法和地方组织法虽以列举的方式对重大事项作出规定，但这些规定显然过于原则和笼统，操作性也不强。就地方人大常委会而言，虽然普遍制定了讨论、决定重大事项的规定，但仍旧过于宽泛和原则，特别是对哪些事项应属重大事项仍难以作出相对明确的规定。在此背景下，地方人大常委会重大事项决定权陷入了“有法可循、无章可依”的尴尬局面。
（三）严格规范的制度设计缺失。一项职权能否得到有效行使，关键看是否有严格规范的制度设计作支撑。重大事项决定权虽为法定职权，但缺乏完善系统的支撑制度以及有效运转的保障机制。比如，如何加强对决议决定执行情况的监督，如何确保决议决定得以长期有效地贯彻执行，如何对执行不力的部门或其主要负责人进行责任追究，如何纠正本级或下级人大常委会不适当的决议决定等，这些都缺乏严格规范的制度设计。特别是在决定后的处理程序方面，相关规范缺乏具体细致的规定，而且普遍缺乏否定性后果，对违反相关规范的应对措施准备不足。虽然从法律的规定看，对不及时报告重大事项或不认真执行决议决定的，地方人大常委会可启动询问、质询甚至组织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进行监督。但由于我国的政治体制中既缺少这方面的制度设计，又缺乏这方面制度运行的社会心理，实际上很少有人愿意启用这些刚性手段。
（四）自身建设跟不上形势要求。近年来，中央和地方党委陆续出台关于加强地方人大工作和建设的文件，对地方人大常委会加强自身建设提出了新要求。然而，若单就重大事项决定工作来说，地方人大常委会无论是思想认识还是队伍建设都很难跟上形势发展的需要。一是思想认识顾虑重重。一些组成人员在思想认识上不尽统一，甚至有顾虑，他们担心重大事项讨论、决定多了，会被认为是在向党委要权、和政府争权，生怕分寸拿捏不准就会越权，与其多一事还不如少一事，因而不愿意充分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二是队伍建设短板明显。重大事项决定工作是一项相对复杂的系统性工作，需要一批懂法律、有实践经验的专业人员。但实际上，当前地方人大常委会的机构设置及其人员配备偏少，特别是区一级人大常委会的机构设置及其人员配备捉襟见肘，难以满足地方人大工作的实际需要。不仅如此，地方人大常委会及机关的专业人员极其匮乏，几乎没有从事重大事项决定工作的专门研究人员，在讨论决定重大事项工作方面具有丰富经验的专业人员也难觅其踪。三是开拓创新意识不强。一些地方人大常委会在开展工作时，一方面过分依靠上级人大常委会的经验做法，不敢也不愿创新；另一方面其自身创新能力不强，对下指导动力又不足。因此，实际工作中开拓创新意识不强，自觉性、主动性未得到有效的激发，职权功能未得到应有的发挥。
三、优化地方人大常委会重大事项决定权的行使路径
当前，全面依法治国已经成为时代的主旋律和鲜明特征，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日益深入社会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美丽画卷正缓缓铺开。面对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日新月异的新形势、新要求，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应从推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时俱进的高度出发，正确认识、积极谋划、科学规范、充分有效地行使好重大事项决定权，努力确保该项职权与人大其他职权齐头并进。
（一）健全重大事项议决体制。在传统地方权力运行机制中，地方党委、人大常委会、政府三者职权属性模糊不清、权力运行相互交叉，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地方人大常委会重大事项决定工作。但是，随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推进，建立和运行“党委决策—人大决定—‘一府两院’执行”的议决体制已是势在必行。具体地讲，地方党委按照党的政治领导、思想领导、组织领导原则，把要实行的重大政策或者关于重大事项的决策交同级人大常委会讨论决定，由同级人大常委会通过法定程序把党的政策与人民意志融合起来并上升为国家意志，然后交同级“一府两院”贯彻落实。在这一体制下，地方党委是地方重大事务的组织领导者，发挥着坚强的领导核心作用，引领和保障着地方重大事项决定工作朝着法治化、规范化方向发展；地方人大常委会是议决主体，居于主导地位、发挥着关键作用；地方“一府两院”居于执行地位，是决议决定能否取得实效的关键所在。
（二）完善重大事项议决保障机制。一是健全重大事项调查研究制度。调查研究是确保重大事项科学性、可行性的有效手段。在决议、决定提请会议审议前，地方人大常委会既要认真听取人大代表、常委会组成人员的意见，又要认真听取社会各个方面的意见；既要充分征求同级党委的意见，又要充分听取和了解执行机关或部门干部群众的意见和要求。二是建立重大事项公示听证制度。在讨论决定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事项前，一方面要及时将重大事项的有关情况向社会公众公示，让人民群众了解即将讨论决定的重大事项；另一方面，应主持召集本行政区域的人民群众就相关重大事项进行公开辩论或者征集意见，及时吸纳合理、可行的意见、建议，以达到听政于民、汇聚民声的效果。三是建立决议决定备案审查制度。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地方人大常委会的决议、决定作出后，应当在规定的时间内向上一级人大常委会报告并备案，上一级人大常委会有关部门依法对此进行审查。如果审查发现该决议或决定有不适当情形的，应要求下级人大常委会改正或撤销该决议或决定。四是健全决议决定跟踪督查制度。结合日常监督工作的开展，跟踪了解并随时掌握决议决定贯彻过程中的动态情况，及时发现并积极反映决议决定执行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对办理落实不力的可采取提出督查询问等刚性手段，并要求有关单位在规定时间内向人大常委会报告办理结果，以维护地方人大常委会依法讨论决定重大事项的权威性和严肃性。
（三）规范重大事项议决程序。一是规范重大事项的提出程序。一般来讲，重大事项的提出有三种方式：对于必须由人大常委会讨论决定的事项，一般以议案的形式提出；对于应当向人大常委会报告并根据情况作出决议、决定的事项，一般以报告的形式提出；对于需向人大常委会报告但不需要作出决议、决定的事项，可以报告或建议书的形式提出。有关部门或个人向地方人大常委会提出的重大事项应包含以下三方面内容：重大事项的大致情况；重大事项的决策所依据的有關法律、法规、规章、政策等；重大事项的决策方案及其说明。二是规范议案或报告的审议程序。议案或报告列入会议议程后，由议案提出机关或报告部门的主要负责人或者联名提出议案的代表向地方人大常委会会议作有关情况的说明或者报告。说明后便进入会议审议阶段，地方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的方式有全体会议、分组会议、联组会议等，主要是对议案或报告以及决议、决定草案的合法性、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审查。三是规范决议决定的表决程序。根据法律规定，决议、决定草案的表决，以常委会全体组成人员过半数赞成方为通过。表决结果出来后，会议主持人应当依法认定决议、决定草案的表决结果是否达到法定票数，并当场宣布该决议、决定是否通过。四是规范决议决定的执行程序。有关部门首先要制订落实决议、决定的详细计划或方案，并采取有力措施保障实施。同时，在规定期限内向同级地方人大常委会进行书面报告，让地方国家权力机关了解决议决定的执行情况，并为之更好地议决重大事项提供参考。
（四）加强地方人大常委会自身建设。一要把思想建设摆在首位。目前，一些制约重大事项决定工作的错误认识或不正确的观念仍然存在，并在一定范围内发挥作用。为此，要全面纠正错误观念，彻底消除思想上的顾虑和认识上的误区，牢固树立依法讨论、大胆决定的思想观念，主动把思想统一到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及中央的要求上来，通过补足“思想之钙”挺直腰杆大胆行权。要大力倡导担当精神，切实担负起议决本行政区域重大事项的历史重任，积极主动地讨论决定本行政区域内的重大事项。要深入开展创新教育，鼓励组成人员及机关干部深入探讨开展重大事项决定工作的新途径、新方法，通过创新开展重大事项决定工作不断提升地方人大常委会议决水平。二要高度重视队伍建设。适当吸纳一部分具有法律、经济、管理等专业背景或实践经验的专家干部进入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队伍，进一步优化组成人员的知识、年龄结构，逐步把专职组成人员比例提高到60%以上，不断提高议决者的整体素质。加强人大机关干部交流力度，努力把年富力强、实绩突出、群众公认的优秀人大机关干部推荐到基层重要岗位上去，以激励更多有识之士积极投身人大工作。注重加强对组成人员和机关工作人员的培训，使其能够全面理解和掌握党的方针、政策，提高理论水平，熟悉常用的法律、法规和必要的决策知识及人大业务知识，不断提高地方人大常委会重大事项决定工作水平。三要切实加强作风建设。密切联系群众，比如多形式开展调查研究，多方位倾听代表和群众心声，并把一些合理的意见、建议吸纳到人大工作的具体实践中来。进一步优化机关工作环境，使人大干部始终保持奋发有为、积极进取的精神状态，以适应“四个全面”新常态下地方人大常委会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的现实需要。适当参与同级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定期与有关部门召开重大事项决定工作分析推进会，保障重大事项决定工作始终与党委中心工作同频共振。
（作者单位：安徽省淮北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
思政工作论文范文第5篇
由于一些单位的领导只注重抓经济工作, 对档案工作重视程度不够, 造成了档案缺失的严重后果。如开会带回的文件材料不及时交文书保管, 而是把经常需要参考的文件带在自己身边, 不注意对其进行妥善保管, 如果稍不注意, 就会损坏文件或将其丢失。一个年度如果缺了文件材料, 立卷之后案卷中就存在遗漏问题。到基层调研时, 听说一个单位的领导在打扫自己的房间时, 将一些重要的文件也当废品买了, 这是典型的档案意识不强问题。这样的单位领导连起码的归档意识都没有, 试想一下, 他们的档案能齐全吗?针对这些问题, 文档人员有必要从对工作高度负责的角度出发, 向领导讲明道理, 给他们上一堂文书立卷常识课, 讲明立卷归档范围及档案的作用和意义。而对于领导经常用的文件材料可提供复印件给他们, 这样用起来放心大胆, 用旧了可以再复印, 丢失了可以再补。
二、内部机构各自为政
在一些基层单位, 有些归档的文件材料只有复印件而没有原件。问明情况才知道, 是内部科室将文件的原件留存了下来。他们认为, 这类文件与本科室关系密切, 自己保存原件放心, 而没有认识到原件交到档案室集中统一管理才是最安全的。在这种情况下 , 文档人员应主动协调好科室与科室之间的关系, 讲明集中统一管理档案的好处, 并把有关档案管理的规定反复说给他们听, 让他们引起足够的重视。在配合档案部门进行年度文书立卷之前, 本单位要下好通知, 让各科室把已经形成的或已阅办的文件材料 (原件) 及时送交档案室集中立卷, 以确保文件材料的完整与齐全。
三、文档人员配备不合理
有些新上岗的文档人员, 由于对文书立卷的基础知识掌握不牢, 平时的收集工作就不可能做好。如请示、批复不在一起, 底稿与正稿分家, 尤其注意不要把一些跨年度的文件材料如年度工作总结、统计年报等归入文件, 形成年度文件。这不但造成了有些年度文件收集不全的问题, 还会给日后的提供利用工作带来后患。再就是, 在档案指导鉴定工作中, 出现跨年度文件或上年度遗漏文件的问题时, 业务指导人员往往会将其剔出, 让文档人员带回去归入相应的年度, 但如果遇上不负责任的文档管理人员, 在这些文件材料剔出不能及时归档的情况下, 就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将其丢失, 人为地造成立卷工作中的“脱节”现象。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 除了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在文档人员上岗之前加强业务培训外, 业务指导人员还应该在立卷鉴定工作中, 注意向文档人员讲明跨年度文件材料应归入相应年度, 并及时督促, 指导他们认真做好这项工作。
总之, 基层档案收集工作存在诸多问题, 需要我们广大档案工作者共同努力, 这项工作既需要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的宣传、指导、监督, 更需要各单位文档人员不断学习新知识, 提高业务能力, 把可能在立卷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消灭在平时的工作中。这样, 定能提高工作效率, 有效地保证立卷工作的质量。
摘要：笔者在对基层文书立卷的调查中发现, 文件材料收集不完整的现象仍然存在着, 并且直接影响到了文书立卷的质量问题。这个问题应当引起档案工作者的足够重视。而要解决好这个问题, 首要的问题是分析造成文件材料收集不全的原因, 接下来才能对症下药, 把问题处理好。
关键词：基层档案,档案收集
参考文献
[1] 王焕霞.基层档案室如何做好档案的收集工作[A].新形势下档案资源管理服务[C].2014
[2] 王冬梅.做好电力建设工程档案收集工作之我见[A].新形势下档案资源管理服务[C].2014
[3] 孟安生.地域文化特色档案收集的思考[A].行与知——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中的档案工作[C].2012
[4] 陈晓荣.浅谈如何做好档案资料征集工作[A].档案利用与档案文化——2012年甘肃省档案工作者年会论文集[C].2012
[5] 郑文章.特色文化档案资料征集工作的几点思考[A].实践·创新·发展——全国地 (市) 县 (市) 档案局馆长论坛文集[C].2007
[6] 冯荣球, 黄巧波.也谈综合档案馆档案收集工作[A].实践·创新·发展——全国地 (市) 县 (市) 档案局馆长论坛文集[C].2007
[7] 罗永猛.浅谈档案征集工作的难度及建议[A].实践·创新·发展——全国地 (市) 县 (市) 档案局馆长论坛文集[C].2007
[8] 郭玉凤.浅谈档案馆的征集工作[A].实践·创新·发展——全国地 (市) 县 (市) 档案局馆长论坛文集[C].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