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化劳动范文第1篇
摘 要：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一书中，马克思系统地提出了其异化概念和理论，其中的“技术异化”观点主张社会中若不消除资本主义私有制，由于机器某种特定的使用方式使得工人这一群体受到了压迫和折磨，进而变成了制造剩余价值的单一机器。在马克思异化思想的视角下，以现代科技带来的教育上的“异化”现象为例，将异化理论用于对实际问题进行分析和探讨。
关键词：马克思;异化劳动;劳动者;教育异化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资本主义社会阶级构成运用经济学的理论进行了解析，其中，他将异化的概念和劳动二者相结合，认为社会中的劳动者们用劳动创造了财富，这些劳动本应属于劳动者，但在资产阶级社会中被剥削了，这一行为导致了劳动者生活质量的下降，以此为依据进一步分析社会基本经济结构和运作规律，最终得出无产阶级革命的观点。
一、技术异化
异化是主体在活动中产生了对立于自身的客体，客体反过来对抗主体并对主体加以控制。而技术是人类所创造出的产物，为人类的劳动服务，帮助人类获取更高的效率和能力，但当技术发展到一定地步的时候，科技会反过来控制作为劳动者的人类，给人类的生活带来不可预估的伤害，即技术异化。
马克思所说的技术异化，其一，由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大机器生产技术的普遍应用，大大推进了社会的进步发展，但由于对这些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运用，使得其没有得到适当合理的发展，本应解放生产力的作用没有发挥出来，却因此限制了人的全面发展，使人逐步受到了物的控制。马克思认为在这个时代中，随着科技的不断更新与发展，工人被贬低了其劳动价值，资本家以此增加了剩余价值的获得量，而工人则逐渐成为机器，造成了人为机器服务的现象。其二，资本主义应用并不是合理适度地应用，对机器科技的使用使得更多资本家为追求最大化的利益忽略了工人自身的机能，导致对工人本身的健康和精神的危害。其三，由于资本家追求利益的野心不断膨胀，使得他们大力地发展科技而不顾工人原有的价值，从而产生了社会道德沦丧的现象，资本家为了增加剩余价值而忽视工人性命安全，具体来看，就是机器的不合理发达促使工人社会地位急剧下降，后者生活质量也随之一落千丈，使得整个社会的工人阶层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迫。
二、教育异化
所谓教育异化，就是现实社会中在教育领域由于技术异化而产生的异化现象，众所周知，随着现代教育科技的不断进步，各类学校机构的教育水平得到了革命性的提高，但同时也因为现代教育技术的快速发展产生了教育过程中的问题与难题，即技术教育中存在的异化现象。这一现象可以以马克思异化概念的四个内涵作为出发点，进行相对应的阐述和剖析。
第一，教育工作者和其劳动产品相异化。马克思认为：“工人生产得越多，他能够消费得就越少，他创造价值越多，他自己越没有价值，越低贱;工人的产品越完美，工人自己越畸形;工人创造的对象越文明，工人自己越野蛮;劳动越是有力量，工人越无力;劳动越机巧，劳动者越愚钝，越成为自然界的奴隶。”[1]不可否认，在当今时代的教育领域，技术的发展改革了传统的课堂教学，作为教育工作者的老师们普遍已不需要亲力亲为地在黑板上进行书写以传授知识，而是使用现代教育科技来满足教学的需要，并方便教学进行。包括投影设备、电子黑板、网络教学等科技产物在内的现代教学工具的大面积推行，不仅可以让教学中所传递的知识得到视觉上乃至听觉上的直观感受，还能让学生因接触面的增多而提高获取知识的效率，加深记忆和拓展思考，所以现代教育技术的发展所带来的革新是可观而且可期的。但如前文所提，有时科技的不合理发展会导致特定领域的异化现象，在这里，教育工作者的劳动产品则是他们所制作的用于课堂的幻灯片、文字资料、实验设备和材料等，而随着教育工作者耗费大量劳动来越来越多地制作这些工具，教学中教师应发挥的主要作用被这些工具所影响，换句话说，教师本应是这些教学工具的所有者，但当这些工具被过度地用于课堂之上时，教师有时反而成了单纯操纵这些工具的存在，因为科技的发展，电脑越发智能，很多需要教师完成的工作乃至教师作为学者思考出来的观点，被电脑替代性地提出和完善了。可见，出现这种情况时，就是被现代教育技术控制的时候，产生的结果就是违背教学本身的意义，使得学生更多地注意了产品本身而不是产品所包含和要表达的内涵知识。
第二，教育工作者和其劳动活动相异化。马克思认为劳动是自愿的劳动，如果教育工作者过多地运用了教育科技，其教学活动在教育工具的控制下则成了被迫性的，而非自愿，那么教师和其劳动活动就会相互异化，从而产生学生和其劳动活动相互异化。例如，教师在备课时，需要某一部分资料和结论，如果他过分地依赖科技，会直接通过网络的方式进行查阅，呈现眼前的也会是各种学者的各类言论，教师可能就会在其中进行挑选和延伸，但是在这一过程中其自己思考的成分减少了，有时只需要教授简单的内容，但因为对科技的依赖制作了复杂的展现效果，导致在实际教学时使用无意义的教学技术，呈现浪费时间资源的教学效果，拖沓了教学节奏，这些就是劳动工作者与其劳动活动相异化的现象，而他们的自我价值无法得到实现。另外，由于教师与其教学活动的异化，作为教学对象的学生可能也会受到影响，教育工作者对教育科技的不当使用分散了教学对象的课堂注意力，降低了后者对实质知识的兴趣，从而在学习中越发地走向被动，学习成了非自愿的劳动，但迫于考试、选拔等压力需要继续进行，那么也就产生了教学对象与劳动活动的异化。
第三，教学工作者与其类本质相异化。劳动是一种自由自觉的活动，如果劳动变成了非自愿非自觉的形式，那么劳动者就会与其类本质相异化。在当代教育过程中，有这样一种现象，当教师进行教学活动时，教学工具如电脑、投影设备突然发生故障，那么教学活动就会立刻终止，不管是教师还是学生，往往绝大部分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如何修复教学设备以重新启用教学技术上，而非在失去教学技术的支援时，思考如何降低由此带来的教学效果下降的问题，从而推动教学活动继续展开，在这时，教学工作者就与其类本质发生了异化。因为教师是教学活动的发起者和主导者，如果在设备故障发生时颠倒了教学与科技的关系，那么其教学活动就不是自觉主动而是被动的，即是被现代教学技术推动的，因为这一行为表示了其并未认可自己的劳动，而加以了否认，从而受到了教学技术的主导和控制，而教师也反过来成了这一劳动活动中机器的存在。而要改变这种反向的观念，不仅需要教学技术的适当看待和使用，更要重新分析和思考教师在教学活动中的地位和真正要发挥的作用。
第四，教学技术中人和人相异化。与马克思异化概念的第四方面内涵相对应，一方面，如果教育工作者在教学活动中因为与其劳动产品、劳动活动和类本质产生了异化，那么对他们自身而言就是被动而且苦闷的。前面所提到的由于过分地依赖现代教学技术，使得教学对象更多地关注教学工具而非教学工具本身所要传递的知识，那么教学对象也同样会减少对教学工作者的关注，即学生更注重教师耗费大量精力制作出来的技术产品而非教师本人。因而由于教学技术的运用没有增长反而减少了课堂互动，也就产生了学生与教师之间即人与人之间的异化，但在这里，主体并不是教师或学生，而是那些教学机器背后的科技。教师也由于学生对其注意力的降低，与学生的交流大幅减少，有时无法发挥出主导课堂的作用。
另一方面，继续对“这种活动就必然给别的什么人带来享受和欢乐”这句话的思考，前文提过，有些教师可能并不适应现代教学技术的广泛应用，仍然使用传统的教学方法进行教授，但同时有些教师却可能会非常喜欢这种教学方式，后者中又包括了一部分不负责任的劳动者，他们觉得科技带来了教学上的便利，不用再去更认真地对待工作，所以反而会因此与学生产生了异化却感到快乐。因此，我们不能否定现代教学科技带来的优势，但对教育工作者在劳动活动中对本身工作的正确观念和思想进行调整和加深也是很具有必要性的。
三、教育异化的原因
一方面，归根到底，笔者认为在于现实社会中社会生产力的先进与否，教育工作者需要通过劳动活动去获取利益，而人们接受教育愈发地倾向于应对工作门槛、选拔标准时，接受教育将不再是提升自我修养的一种方式，而是为追求更好的物质生活才去学习的生活途径，当社会生产能力真正发展起来后，教育才能体现出前者所说的效能。另一方面，马克思并不认同是科技导致了异化，而是对科技的资本主义运用才衍生出了异化的现象。所以从外部看，还是在于尚不够完善的体制和市场经济，加强对人文的关怀，进行合理的体制改革，才能更有效地减轻以至消除异化的发生。
四、总结
当前，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私有制成分也暂时不能完全消除，所以不仅仅是教育领域，如经济领域内的拜金主义、诚信危机，政治领域内的权钱谋私、贪污腐败，文化领域内的文学和生活方式的变革等这一系列的异化现象仍然可见，但是，并不是所有社会中呈现出来的负面和矛盾景象都是异化而来的产品，我们短期内能做的也只是调整、缩减、控制异化的发生，而随着这些行为力度的加大和不断保持，以及国家向未来的大步发展，根除异化现象或许只是水到渠成的时间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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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化劳动范文第2篇
在少先队活动中，交往的对象包括少先队员与辅导员，从交往的内容来看，二者对活动主题和活动内容的选择、活动人员的安排、活动方式的设计、活动结果的反思都可以在交往中完成，形成“主体—活动—主体”的交往模式。
早在儿童团时期，从“儿童们团结起来，学习做新中国的新主人”这类领导人题词或相关歌词中，就可以看出主体性思想的萌芽。20世纪80年代以来，上海、江苏、浙江等地进行少先队主体化改革实验的成功经验，也证明了主体化思想提出的必要性。1991年上海举办“段镇少先队教育思想研讨会”，队员主体论获得了全国十多个省市和团中央领导及八位专家教授的认同。[1]少先队活动主体性思想经历了理论和实验的探索阶段，虽然理论的提出较早，但是缺乏系统的理论建构。少先队活动是少先队组织中最常用的教育方式，少先队活动的主体性有何特征，如何在少先队活动中发挥队员的主体性，是本文探究的问题。
一、少先队员主体性缺失的表现
从主体性的视角来审视少先队活动的开展，其中出现的问题也主要围绕主体性发挥进行考察。少先队活动主体包括少先队员和辅导员，在实践活动中，二者关系呈现此消彼长的状况。一方面，辅导员的主体性压制了少先队员主体性的发挥，在活动中表现为辅导员的独角戏。另一方面，少先队员的主体地位被过度夸大，导致了活动的无序性，是一种被放纵的主体性。另外，在少先队员之间也会存在差异性，出现部分队员的主体地位被边缘化的情况。
（一）少先队员主体性被遮蔽
在少先队活动中，少先队员的主体性缺失是比较突出的一个问题，但是表现较为隐蔽，少先队员的主体性多表现为“虚假的主体性”。表面看起来，整场活动由少先队员自主开展，辅导员只是作为指导者，但实际上，辅导员才是活动潜在的主导，依旧凌驾于少先队员之上。从活动内容到活动形式，辅导员全权包办，以致活动中队员们的话语缺乏童真，活动的形式缺乏童趣，活动的开展成了在固定剧本下的表演，队员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已经事先被这些剧本限定好了，看似是主体性的发挥，实际上是被操纵的主体性。这就是将活动理解为外部活动，将活动等同于外部行为表现，而忽视了儿童的内在活动。这类少先队活动缺少少先队员主体意识、主体情感的参与，仅有主体行为，颇有“掩耳盗铃”的嫌疑。从本质上讲，这仍是一种非主体性教育活动。
还有一类少先队员主体性缺失的活动表现形式更为明显，辅导员的主体性发挥替代了少先队员的主体性，队员沦为活动的客体，活动中仍旧采用传统的“我讲你听”“我说你做”的形式，辅导员对活动流程了然于心，对活动现场的掌控也有声有色，似乎少先队员只是完成活动的工具而已。少先队员的角色体现为对辅导员行为的服从、对其要求的应答，例如“是的”“好的”这类机械的应答行为。这是用辅导员的主体性发挥代替了少先队员的主体性，用命令代替了协商，用预设代替了生成，剥夺了少先队员主體性的发挥，更毋论主体间性。这类少先队员主体性缺失的活动多体现在少先队活动课程中，用传统的上课形式代替了活动课，将少先队活动等同于认知活动、理解活动，否认了少先队活动是现实的实践活动。
（二）少先队员主体性发挥缺乏有效指导
如果说非主体性教育没有给儿童提供自由发展的机会，个人主体性教育则矫枉过正，过分强调了少先队员的自由发展。在活动开展中，将学生的主体性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由学生自行组织、开展活动，辅导员则完全放弃了自身主体性的发挥。这是由传统的教师中心主义压制儿童的发展走向另一个极端，放任儿童主体性的发展。常见的表现形式是：在活动最开始，辅导员抛给队员们一个话题，但缺乏有效指导，任由队员七嘴八舌展开讨论，活动开展也如同走马观花，缺乏深度体验。这是对儿童主体性的一种误读，发挥少先队员的主体性并不意味着放弃辅导员自身的作用。可能在高年级少先队活动中，儿童的主体意识发展程度较高，尚有可行性，但是仍旧具有任意性和不可控性，活动的教育价值会大打折扣。这类情况往往会导致活动主题不集中、活动目的不明确、活动缺乏连续性和可持续性等问题的出现。儿童对快乐的追求大于对意义的追求，并且考虑到儿童的未成熟性、对成人的依赖性，活动的开展更需要成人的引导，放纵的主体性不仅不利于儿童主体性的发挥，而且是放弃对儿童的教育机会。
（三）部分少先队员主体性被边缘化
还有一类少先队活动主体性缺失的表现，是少先队员主体地位分层：仅有部分队员参与到活动开展中，或者部分队员成为活动的主体，其他少先队员被边缘于活动之外。以少先队仪式为例，升旗仪式中的升旗手经常是以优秀队员代表的姿态参与到仪式中;颁章仪式中，奖章的获得者往往重复集中在小部分队员，由于地位分层的存在，导致了仪式互动中出现分层的情况。“某些人拥有通过仪式控制他人的权利，其他人则是被动的或抗拒的;某些人处于关注的中心，而另一些则处于边缘或被排除在外。”[2]少先队活动是全体少先队员的活动，但是由于个体发展具有独特性、差异性，如果每次活动都仅有少部分队员可以获得参与的机会，就会导致大部分队员的主体性被边缘化，成为活动的过客，“停留在自己的小的精神世界里，无法形成更大的互为主体性”[3]，导致队员对少先队组织缺乏归属感、认同感。
二、增强少先队员主体性的策略探究
少先队活动主体性缺失的问题，从根源上看，是由于“主体—客体”二元对立的关系导致的，单一的主体性割裂了个人与他人的关系，以排斥他方的主体性为前提，个人主体性的彰显必然导致个人中心，导致人与他人、人与自身的分离。由于辅导员处于优势力量一方，形成对少先队员主体性的压制，少先队员主体性丧失。但这并不意味着二者关系要走向另一重对立，即少先队员主体、辅导员客体。从人与人的交往关系来看，二者互为主体。少先队活动过程的主体性是指辅导员主体引导少先队员主体依据认识规律开展实践活动，以获得发展的对象性活动中表现出来的能动性、方向性、自主性和创造性。[4]
（一）创设民主的活动环境
“民主”（democracy）一词可追溯到古希腊时期，意指“人民的统治”，是一个政治学概念，逐渐扩展到社会、教育各个领域。教育民主有几个基本原则：第一，平等原则。核心的一点是要建立平等的师生关系。在人文主义思潮的号召下，其主张对人的价值多元化的尊重和对人性的弘扬。辅导员和少先队员是作为“人”相遇在一起并建立起一种人格平等的关系，不是异化的工具或手段。从少先队活动开展来看，辅导员和少先队员在其中扮演不同的角色，活动的顺利开展不能缺少其中任意一方;从活动的结果来看，活动应以实现队员的生命成长为根本目的，伴随着辅导员的专业化成长，任何人在其中既是贡献者也是获得者，不存在尊卑对立关系。第二，参与原则。一方面是有效的参与，即建立在少先队员身体活动基础上的内部心理活动的参与，警惕虚假的参与、表演化的参与;另一方面是共同的参与，全体少先队员和辅导员共同参与到少先队活动中，警惕部分队员的主体地位被边缘化。
教育民主不能套用少数服从多数等政治民主的方式，而是需要悬置其政治含义，从教育的视域思考民主。政治民主追求若程序合法，则结果也是合法的。但是，在少先队活动中，由于个体存在差异性，如果按照民主的观念，经常是部分才艺突出、语言表达能力突出的少先队员占据领先地位，但是这又是否符合教育中的育人精神？罗尔斯提出差别原则，认为正义原则还应满足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学校是一个教育的集体，而不是政治的单位，在教育环境中，更应侧重对不同群体的关注，把价值的关怀和实现放在民主程序的前面加以优先考虑[5]，建立符合育人精神的民主环境。例如，在少先队活动中，大队部经常会组织“经典诵读”“笔墨书香”等活动，部分少先队员可能跃跃欲试，但出于害羞情绪或缺乏自信，往往只是观望，这时就需要辅导员基于平常对队员的了解，出于鼓励的目的，暂时搁置民主选举的原则，适当地给予儿童这样的机会，让每个儿童都能体验到成功感，推动儿童生命的成长。这与教育民主是并行不悖的，都以促进少先队员的发展为根本目的。因为未来社会的民主公民不单单是懂得如何应用或利用参与、竞选、投票等政治民主程序的人，也应该是把公共利益放在团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前面加以优先考虑的人。[6]
（二）发挥少先队员与辅导员的双主体性
由于辅导员和少先队员所构成的对象性关系的两极实体均是具主体性的人，因此，以互动为特征的少先队活动中，队员主体性与辅导员主体性同时存在、相互依附，并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少先队员的主体性体现在活动前对活动内容、活动形式进行选择、策划，活动结束后进行互评、自评，以及活动中的身体参与，以身体的姿态、言语等形式表现出来。这也是符合儿童认知发展规律的，他们经由日常实践来把握现实性。身体并非一个简单的“实体”，而是被体验为一种应对外部情境和事件的实践模式，面部表情和身体其他姿势为场合性或指标性提供了基本内容。[7]因此，教育中强调活动对儿童发展的重要性。但是，如果在少先队活动中，队员们七嘴八舌、议论纷纷、随心所欲，而不顾活动的目的和效果，是否称得上主体性的发挥？显然这是对主体性的误解。如何使主体的独立性、为我性与社会性、依赖性协调一致？主体性的发挥是否有其边界性和条件性？这是主体性教育研究不断向前推进中遇到的问题。少先队员受自身发展水平的制约，呈现一种“未成熟性”，杜威将这种未成熟状态看作是生长的首要条件，是一种发展的能力。成人既不可忽视这种潜能，将教育视作全盘的给予，也不可漠视这种依赖性，而应在儿童生长过程中给予一定的指导。由此，在少先队活动中，辅导员要为少先队员主体性的发挥创造条件，发挥辅导员的主体作用。
辅导员的主体性主要贯穿于活动前的筹备、活动过程中适当的引导，以及活动结束后的评价、反思这三个环节，对活动开展具有全局性、方向性的把握，并在这个过程中联合学校、社会、家庭多方资源，为少先队员主体性的发挥提供帮助。从少先队活动来看，辅导员的主体性就表现为其辅助性，在活动策划、活动开展中对少先队员进行引导、点拨，使之达到思想的升华。但是辅助性并不等于主体性的弱化，这就要求辅导员能够了解少先队员身心发展的时代特点、个性特点，为每位队员主体性的发挥创造条件。维果茨基认为人的心理发展有两个水平，即“现有水平”和“潜在水平”，少先队活动要促进学生心理发展，就应将活动的起点放在由学生心理发展的现有水平和潜在水平构成的“心理发展区”内，促进少先队员的发展。对起点的把握，一方面来自日常的活动经验，另一方面则来自与少先队员的交往，在此起点基础上，再进行有意识的引导。除了对起点的把握，少先队活动开展的重要一环是对少先队员自身兴趣的把握。感兴趣就是能专心致志，全神贯注于某个对象，或置身于某个对象。感兴趣也就是保持警觉、关心、注意。[8]杜威提出兴趣的原则是“使事物变得有趣”[9]。如何使少先队活动变得有趣？活动内容贴近儿童生活，活动方式生动活泼，并且注意活动内容的多元性，结合多元评价，考察儿童不同的能力，从活动本身，激发少先队员的兴趣，让发展各异的儿童都参与到活动中。
（三）建立交往的活动模式
虽然教师与学生分别具有各自的个体主体性特征，但二者又都是教育活动系统意义上的活动主体。因此，教师主体性与学生主体性这两种个体主体性在教育活动的时空状态下不再仅仅具有个体主体性的色彩，而且更多的体现出一个教育活动联合体中的群体主体性和活動主体性，而这种联合体中的群体主体性和活动主体性则集中表现在教师主体性与学生主体性这两种个体主体性的协同、融合、统一上。[10]交往则是实现这种融合、统一的有效路径。
在少先队活动中，交往的对象包括少先队员与辅导员，从交往的内容来看，二者对活动主题和活动内容的选择、活动人员的安排、活动方式的设计、活动结果的反思都可以在交往中完成，形成“主体—活动—主体”的交往模式。在少先队活动交往中还应把握一些策略性原则。
第一，把握交往的起点。由于二者力量对比具有天然的悬殊，辅导员处于优势地位，不自觉就会处于居高临下的位置，对活动的走向进行控制。少先队活动是一种教育活动，教育的起点建立在受教育者现有的发展水平上，辅导员在对少先队员的发展水平进行了解的前提下，也需要将自我认知放于这个水平上，以此为基础进行交往。辅导员绝不能自己决定活动的走向，而应成为活动更有效、更有序、更有意义开展的有利保障。
第二，开展合作性交往。合作性交往建立在主体间性之上。哈贝马斯认为，交往行为合理化是主体间性的，交往行为合理化的程度，归根结底是通过相互理解所建立起来的主体间性为衡量标准的。[11]交往是内在主体意识的外在体现，只有真正树立了双主体的意识，由主体性走向主体间性，建立在辅导员和少先队员间平等对话的基础上，少先队活动交往才具有可能性和可操作性。另外，合作意味着将个人的力量聚合成集体的最大合力，合作式交往不是各行其是的交往，也不是人云亦云的交往。一个集体要维持生命力，就必須有约束其成员服从集体规范的倾向。规训与自由总是相互矛盾却不可或缺的一对元素，个体自由的发挥要以教育秩序的维护为前提，没有良好的活动秩序，个体的收获与成长都是空谈。在康德看来，可由两条途径来实现儿童对外在于他的意志（绝对意志或理性与善意的意志）的服从。一条途径是强制，即绝对的服从;另一条途径是信赖，即自愿的服从。[12]教育环境中强制的服从和自愿的服从都是必要的。就少先队活动来说，哪些规则的服从需要强制、哪些建立在信赖的基础上，是辅导员需要思考的，最终的目的在于促进少先队员的活动由外部的活动走向内部的活动、由虚假的活动走向真实的活动、由无序的活动走向有序的活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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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桂林，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何 蕊
异化劳动范文第3篇
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和高校事务的拓展，辅导员工作已经成为了高校育人的一个重要环节，对学生的成长成才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近年来“非典”“甲流”等各类重大疫情事件频发，严重威胁到学生群体的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而高校作为青年人聚集的场所，如果重大疾病疫情事件得不到有效及时的处理和控制，将很有可能会转变为后果严重的社会事件。因此，分析重大疫情事件中的学生群体行为特点，研究探讨重大疫情发生时辅导员工作方式方法新模式，已经成为当前辅导员工作领域一个具有实践指导意义的全新课题。
重大疫情袭击时大学生群体行为的特点分析
国内外相关研究显示，社会公众在面对重大突发性危机事件时普遍会产生明显的“羊群效应”行为，其最大的特点就是个人通过观察他人行为，并且明显模仿跟从他人行为，从而产生群体性的传播传染现象。国内学者在对2003年发生的“非典”疫情的研究发现，在重大疫情发生时大学生会表现出普通社会公众所具有的“羊群效应”行为，如传播疫情信息、推卸社会责任以及模仿他人行为等。但是，大学生受其自身因素和校园环境的影响，特别是在面对重大疫情事件时往往处于信息严重缺失的一方，使得大学生群体又具有盲目跟从性、自发求知性、心理脆弱性、安全无助性等群体行为特点。
正是基于学生群体的自身因素、行为特点、客观生存需要以及对重大疫情应对经验的缺乏，才导致了重大疫情事件发生时，一方面学生群体对各种媒介传播的疫情信息表现出极强的敏感性和求知性，另一方面却因远离亲人和对辅导员工作的不信任而表现出很强的无助感和安全缺失感。这些因素和现实情况的存在和相互作用，最终导致学生群体出现了类似“非典”疫情暴发期间的“逃逸”等现象的发生。这一行为也说明了学生群体具有盲目跟从性的行为特点，更说明了在重大疫情事件下基于信息的“羊群效应”行为具有极易产生的特点。但需要强调的是任何人对自身生存环境中的管理者缺乏信任，并且自身又处于信息严重缺失地位时，面对重大疫情事件都有可能发生非理性行为，即便是疫情防控专家也不例外。因此，片面指责“非典”疫情中发生“逃逸”行为的学生群体缺乏独立思考判断能力的言论是失之偏颇的。
追究“逃逸”行为发生的深层次原因不难发现，学校相关部门和辅导员在工作中无法及时公开疫情应对信息，漠视学生基本知情权，疫情应对方式缺乏预见性，学生危机心理承受能力和危机意识教育培训不足等问题严重。也正是这些问题的严重存在才直接造成学生群体在面对重大疫情事件时普遍产生心理恐慌性过度反应现象。显然传统模式下的辅导员工作方式方法在重大疫情事件处置应对的过程中的各种弊端已经开始凸显。因此，辅导员在重大疫情事件背景下工作的方式方法能否反应学生群体的切身利益需要，能否抓住学生群体行为特点，将直接影响到学生群体的行为结果和重大疫情事件处置应对的成败。
辅导员传统工作方式方法在应对重大疫情袭扰中的弊端
1.辅导员传统工作模式中信息沟通机制的弊端
在传统工作的方式方法模式下，辅导员工作的信息沟通机制弊端集中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信息公开透明度不足，二是漠视学生的知情权。课题组成员就校园突发事件进行调查，相关结果显示：从信息的依赖程度看，超过七成的学生表示对学校和辅导员的通告最为信任，并且认为学校和辅导员在此类事件中发布的信息具有毋庸置疑的权威性；但相比大学生的高度信息信赖而言，学校和辅导员的信息披露还存在很大问题，近半数学生表示学校和辅导员在信息披露的及时、规范、公开方面有待进一步提高。此外，传统的辅导员工作信息沟通机制存在一定的权力观倾向，缺乏基本的人本主义理念。特别是在处理重大疫情等危机事件时往往认为信息公开会引起学生恐慌和校园稳定，并且认为这是内部保密事项，拒绝将疫情事件的真实信息公开，漠视大学生的基本知情权。从另一个角度看，这充分表现出辅导员在重大疫情等危机事件背景下对大学生群体的不信任；而真正负责任、值得信赖的辅导员应该科学的判断出可能发生的恐慌，并教会学生如何去科学应对恐慌。
2.辅导员传统工作模式中学生恐慌管理模式的弊端
第一，重大疫情事件的学生恐慌管理对于高校辅导员而言是一项难以具体控制操作的工作，因此，大多数辅导员都会把学生恐慌视为影响校园稳定的主要因素。为了避免大范围的恐慌现象产生，辅导员惯于通过封锁消息的方式来避免恐慌范围的扩大化。但是，受到当今信息渠道和传播方式多样化、学生公民意识觉醒以及重大疫情暴发的全球性和突发性因素的影响，传统观念下依靠封锁消息来消除恐慌的管理模式已经不适用于新时期辅导员工作的需要。
第二，传统辅导员工作中的学生恐慌管理模式在重大疫情发生时，通常将大学生视为缺乏安全识别力、专业判断力和行为理性意识的群体。在很多时候并不认为学生恐慌现象是一种正常的本能反应现象，相反会将学生的恐慌情绪和异常表现界定为非理性行为加以指责和强制性控制，片面地从主观上漠视学生群体的本能心理感受。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学校和辅导员在学生群体中的公信力下降，加大重大疫情事件的处置难度。
3.辅导员传统工作模式中群体行为应对方式的弊端
在辅导员日常工作中传统的群体行为应对方式的弊端主要体现为被动应对和方式单一。任何群体行为的发生都建立在一定的心理基础上，在重大疫情发生时，大学生会表现出普通社会公众具有的“羊群效应”行为。但是，大学生的思维方式、行为特点等受校园环境的影响，又使得其在面对重大疫情事件时具有自身的特点。造成辅导员在应对大学生的群体行为时难以了解其产生的根源，应对方式缺乏预见性和实效性，最终导致辅导员在重大疫情事件中对学生群体行为的被动应对局面。
传统方式下辅导员在应对重大疫情事件中的学生群体行为时，漠视大学生在特殊背景下的心理预期和真实需要，大多采用强制性权力干预和规劝教育的单一方式来盲目处理所有的群体行为现象。这种方式不利于从心理上及时疏导学生的恐慌心理，反而直接加大了重大疫情事件处理过程中辅导员与学生的沟通阻碍，甚至促使恐慌性群体行为的蔓延。
4.辅导员传统工作模式中学生教育演练模式的弊端
课题组成员就学校针对重大疫情事件进行的日常教育演练的情况进行过调查，调查数据显示过半数的大学生认为高校在重大疫情等危机事件应对能力方面还存在很多问题。在被问及重大疫情等危机事件中学生群体最需要的帮助方式时，大多数学生选择了有效的安全保护和心理辅导。但是，传统模式下辅导员更倾向于突出强调当重大疫情发生时，如何通过强制性约束措施、医疗和检测技术去控制和消除疫情现象，反映了辅导员在传统的模式下面对疫情存在权力倾向和被动防御心理，并且惯于强调科学技术的核心地位，缺乏人本主义理念，忽视人在重大疫情事件中的主体核心地位。这直接造成
辅导员在强化学生危机心理承受能力、危机意识等方面的教育和培训工作存在巨大不足，造成学生群体在面对重大疫情事件时普遍产生心理恐慌性过度反应；并且辅导员的权力观倾向和强制性约束措施使得学生群体可能出现心理无助感和异常抗拒行为。例如，在2003年爆发的“非典”疫情事件中，我国部分高校出现了学生因心理恐慌而产生自杀行为或患上心理疾病的情况，同时学校在进行封校隔离防御措施时，部分学生还出现了“逃逸”现象。
建立重大疫情突袭下辅导员人本主义工作方式方法新模式
人本主义核心理念下的辅导员工作方式方法新模式就是要把学生群体的利益放在重大疫情应对工作的首位，充分认可和信任学生群体在疫情应对中的主体地位和价值作用，并在应对疫情事件中关注学生群体的心理感受和真实需求，实现学生群体对应对方案的广泛参与和理解支持。
1.辅导员人本主义信息沟通模式
第一，要求辅导员面对重大疫情事件时在工作中要满足学生的基本知情权，建立规范化的信息公开制度。要在疫情信息层层上报的同时根据相关规定，将有关重大疫情时间的具体信息向学生群体公开，使学生群体了解疫情事件的真相，有针对性地做好心理应对和具体防范工作，提高学生群体对学校和辅导员在疫情应对工作中的信任和理解支持。同时，防止人为因素恶意传播和扭曲疫情信息所造成的学生群体大范围恐慌现象，以及恶意利用疫情事件本身来从事非法犯罪活动。
第二，要求辅导员面对重大疫情事件时在工作中要有科学合理的信息公开策略。因为，过度信息公开会造成学生群体的大范围恐慌，同时可能被新闻、网络等媒体进行有意或无意的渲染和放大，使学生群体产生不必要的过度恐慌反应。在具体的信息公开策略中辅导员要注意把握以下重点：一要与学生群体积极主动进行双向沟通，建立充分的信任关系；二要告知学生群体疫情事件的真相，并注意告知方式的策略性和艺术性；三要让权威性的疫情防疫专家说话，并建立疫情事件处置应对进展情况的公开统一信息发布制度。
2.辅导员人本主义学生恐惧管理模式
第一，要正确了解学生产生恐惧现象的根本来源。一般而言，学生产生恐惧现象的根本来源是多方面的，包括学生个体自身因素、疫情事件本身特征、学生个体与疫情事件的关系以及外部复杂的社会因素。这就要求辅导员在重大疫情袭击时要深入观察学生的恐惧表现，分析背后可能的决定因素和影响因素，在全面正确审慎考虑的基础上作出决策来处置学生恐惧现象。
第二，要充分尊重学生群体恐惧的真实心理感受。要充分认识到重大疫情发生时学生的恐慌现象是一种正常的自然现象，对于辅导员而言面对重大疫情的袭扰，更需要积极地沟通和交流，去深入了解和尊重学生的真实心理感受，且不可将学生的恐慌情绪和异常表现主观地界定为非理性行为加以指责和强制性控制。应承认和尊重学生的恐惧心理感受，探讨如何教会学生去管理和应对恐慌。
第三，要积极主动帮助学生群体战胜恐惧。具体而言，需要辅导员在承认和尊重学生的恐惧心理感受的基础上，努力去改进自己的工作方式，帮助学生战胜恐惧一要建立与学生的信任依赖关系，提供坦诚公开的交流沟通平台；二要有果断坚强的管理风格，为学生群体战胜恐惧提供精神支柱；三要积极主动寻求化解学生群体恐惧的有效途径。
3.辅导员人本主义群体行为应对模式
第一，辅导员必须认识学生群体行为产生的社会心理基础，提高自身工作的预见性和时效性。重大疫情事件下的学生群体行为可能是理性的也可能是非理性的，其产生都有一定的社会心理基础，辅导员应深入分析思考不同群体行为的显著特征，正确把握其产生的心理条件，有针对性地制定不同类型群体行为的差异化和专门性应对措施，提高自身工作的预见I生和时效性。
第二，辅导员要善于利用各种信息传播媒介，积极主动与学生群体进行正向信息沟通与交流。在发布疫情应对最新进展信息的同时，就学生群体的疑问和意见予以及时反馈，并对预期可能发生的非理性群体行为提前进行预警通报，告诉学生群体应如何处置自身的非理性行为倾向，同时为学生提供必要帮助来主动化解非理性情绪和行为。
4.辅导员人本主义学生教育演练模式
第一，辅导员要尽早安排学生开展有针对性的危机教育和模拟演练。在重大疫情应对上，一要提高学生的危机意识，加强急救知识、互救本领、疫情应对措施的宣传和培训；二要根据近年来发生的重大疫情事件进行模拟演习，最大限度地提高学生群体的参与性和实践性，培育学生的危机意识，训练学生的心理承受能力和疫情危机应对能力。
第二，辅导员要重视重大疫情事件中学生群体的心理救助工作。大学生群体在经历重大疫情事件时通常更需要心理上的疏导、归属感以及安全感，辅导员在工作中应该更加重视学生的心理救助工作和心理危机干预，必要时应借助心理专家帮助学生群体进行心理恢复，要严格避免由于辅导员工作中的强制性约束措施使得学生群体出现心理无助感和异常抗拒行为现象的出现。
传统模式下的辅导员工作方式方法在应对重大疫情事件发生时存在明显的弊端，最核心的问题在于辅导员在工作中没有形成人本主义的危机应对理念，缺乏对学生群体主体地位、价值作用的认可和信任；直接造成辅导员在应对重大疫情事件时漠视学生群体的心理感受和真实需求，并导致重大疫情应对方案缺乏学生群体的广泛参与和理解支持，使得学校的重大疫情危机应对策略失效。因此，科学有效地应对日益多发的重大疫情事件，就必须要求辅导员改变传统模式下的工作方法，建立人本主义核心理念的工作方式方法。
[任编辑：常晶]
异化劳动范文第4篇
[摘 要]在企业内外部管理环境的变化中，企业财务管理的地位得到充分凸显，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针对企业的财务管理进行研究，明确现代企业财务管理的目标和环境。而基于价值链管理的理论分析，创建良好的企业财务品牌可以大大提高企业的财务管理效能，塑造企业财务品牌也是企业财务管理的重要方向。文章基于供应链管理下企业财务品牌的研究展开论述。通过分析企业财务品牌的内涵，以及财务品牌的特点，明确价值链管理环境下企业财务品牌建设的重要性，针对企业财务品牌的建设和塑造提供科学的对策，以此来提高企业财务管理的水平。
[关键词]价值链管理;财务品牌;企业财务
[DOI]10.13939/j.cnki.zgsc.2021.19.074
1 引言
在现代企业制度环境下价值链管理与企业的财务管理之间具有重要的关系，基于价值链管理的思路构建企业财务品牌，对于企业的财务管理优化具有重要意义。目前企业的财务管理环境越来越复杂，各种财务风险和危机极大地影响着企业的建设和发展，为此企业的领导者以及财务人员要突出管理财务工作的特色，完善企业的财务品牌，这对于企业财务工作的梳理以及提高企业财务管理的成效具有深远的影响。
2 财务品牌的内涵和特点分析
2.1 财务品牌内涵
财务品牌主要是指企业从事各种财务活动，以及针对财务结果所形成的针对性特色，为企业财务管理活动的识别提供一定依据，同时也可以打开企业财务管理的影响力和知名度。在某种意义上企业财务品牌有助于对企业的财务管理环境进行有效梳理，对企业各项经济活动进行有效控制，提高企业内部资源的利用水平，营造安全稳定的企业发展环境。财务品牌的内涵相对丰富，具体涵盖了企业财务信息的应用、企業财务管理的运行以及企业财务人员的素质与能力等。基于对财务品牌的分析和研究，其主要是市场针对企业的财务管理情况进行评价和认可，企业财务品牌的核心是各项财务数据的真实可靠，在财务管理中保持良好的诚信。
2.2 财务品牌的特征
2.2.1 财务品牌的独特性
在企业的经营管理中，财务品牌的建设具有一定的独特性特点，财务品牌是唯一用于具体辨识企业财务管理水平的指标，由于不同企业之间的行业属性、经营管理环境、企业的文化以及企业财务管理人员素质能力都存在明显差异，这些都成就了独一无二的财务品牌。企业财务品牌的形成与企业的经营管理具有紧密的关系。
2.2.2 财务品牌的价值性
财务品牌与企业品牌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其具有一定的内在价值，是企业经营管理中的重要无形资产，能够为企业的经营和管理带来一定利益。
2.2.3 财务品牌不可交易
财务品牌是一种无形的产品，不可进行交易和买卖，基于财务品牌为社会消费者以及企业的经营管理传递一定的信息，是企业财务管理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3 企业财务品牌建设的重要性分析
3.1 有利于提高企业的筹资水平
企业的财务品牌建设水平，可以充分衡量一个企业的内部财务管理效率，良好的企业财务品牌往往会最大限度地提高企业的声誉和社会形象，充分彰显企业的经营管理能力和市场发展潜力。基于财务品牌的影响，可以大大增强社会投资者对于企业的信任和关注，帮助企业获得源源不断的社会投资，有效增强企业的融资水平和效率。例如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往往会比较重视企业的财务品牌，根据企业的财务品牌来对企业构建不同的信用等级，对其给予多元化的贷款政策。在当前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下，拥有良好的财务品牌可以大大提高其市场竞争力，对于企业的融资提供重要支持。
3.2 有利于提高企业的资本运营效率
企业的财务品牌建设直接影响着企业的资本管理能力，良好的企业财务品牌往往在资本运营和管理方面也更加专业和科学。通过财务品牌的影响和带动，会大大增强企业的资本生命力，企业的资产和资本发挥出最大的经济价值。例如，上市企业通过财务品牌的建设，有助于优化企业的战略投资以及行业资源的整合，有利于促进企业的资本扩张，提高企业的资本运营效率。同时在企业的内部管理上，通过构建良好的财务品牌也可以帮助企业营造科学的财务管理氛围，能够重视企业各项财务风险的控制和防范工作，避免企业发展受财务风险的影响和制约。
3.3 有利于增加企业的现金净流量，提升企业竞争优势
目前企业发展中往往受到产品同质化的影响削弱了企业的竞争优势，很多企业为了寻求更高的市场份额，通过压低市场价格来保持自身的利润收益，这不仅会扰乱行业的市场秩序造成恶性竞争的循环，同时也让企业的发展面临较大风险。目前构建良好的企业财务品牌，可以进一步突出经营管理的特色和优势，能够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下选择差异化的市场战略，利用良好的财务品牌来获得市场消费者以及投资者的关注，增加企业的现金净流量，这对于提高企业的市场形成优势、促进企业的长效稳定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3.4 有利于提高企业经营管理决策的科学性
在企业财务品牌的建设中，往往会更加规范企业的财务管理行为，在经营决策中会保持谨慎的态度，避免经营管理的盲目，企业在发展中以良好的品牌形象提高企业的市场地位。另外，企业的财务品牌也极大地影响了社会对企业的评价，良好财务品牌的建设可以大大增强企业的经营管理价值，对于企业文化的塑造以及企业的经营管理决策都能提供科学的目标。
4 基于价值链管理的企业财务品牌建设对策
4.1 树立良好的企业财务诚信
财务诚信是企业财务品牌建设的重要核心，新形势下基于价值链管理理论的分析，企业财务品牌的建设还需要树立良好的财务诚信，具体涵盖了对企业消费者的诚信、对政府部门以及社会的诚信，以及对企业股东和债权人的诚信等。要想保持良好的财务诚信，还需要从以下两方面着手：一方面，要充分提升自身的产品质量，完善对产品质量的检测和监管，以对消费者负责任的态度进行产品的生产和营销，企业所采取的营销模式和方法要充分坚持产品内容和功效的真实性，不能盲目吹嘘包括大企业的产品功能，给消费者带来误导，自身的产品和服务要充分满足市场消费者的预期，从而构建良好的财务诚信和企业形象;另一方面，在企业的经营管理中要落实对政府和社会的诚信，经营管理要按照我国政策和法规的约束，严格遵守制度约束，做一名合法的纳税主体，积极承担企业的社会责任，在经营管理中企业要强化对财务信息的披露，保证企业各项财务信息的真实，不能采取任何偷税漏税的方法影响国家财政损失，要通过诚信纳税合法经营来构建良好的财务品牌形象。除此之外，针对企业的股东和债权人要为其提供真实可靠的财务数据和信息，为企业股东以及债权人提供科学的决策判断。
4.2 改善和优化企业的财务运行状态
目前企业财务品牌的建设具有一定的紧迫性，企业要在经营管理中切实改善和优化财务运行状态，来增强企业财务品牌的建设。首先，企业各项财务管理活动要强化对财务风险的控制和识别，针对企业财务经济活动中所存在的缺陷及时进行弥补和控制，充分做好企业财务风险的管理。其次，要切實提高企业财务风险的决策水平，由于目前企业经营管理的各种不确定风险越来越多，在企业财务管理中要利用科学的财务数据指标和分析方法，做好财务风险的决策，例如可以积极利用资金成本决策法以及效用理论决策法等，来提高企业财务风险的防范能力。最后，要积极提高企业财务风险的处理能力，针对企业的各项财务风险要素做到动态化的监管和分析，采取有效措施来避免财务风险的影响。例如企业可以积极拓展自身的业务结构、促进投资的多元化等实现财务风险的防范和转移。
4.3 提高企业财务人员的素质和能力
在企业财务品牌的建设中受企业财务人员的素质和能力影响，需要切实提高企业财务人员的综合管理水平。一方面，要构建专业化的财务组织机构和部门，梳理企业内部的财务管理流程和环境，促进财务信息部门的高度共享，明确各个岗位财务的具体职能以及职责划分，强化财务管理以及财务品牌建设的协同性;另一方面，强化财务人员的绩效考核，企业要根据财务人员的岗位贡献度以及财务工作的成果完善绩效考核和评价，针对表现突出且具有良好责任心的财务人员要给予一定奖励，针对财务工作存在各种失误的现象要给予一定处罚和惩戒，切实提高企业财务管理的工作水平。
4.4 构建供应链的企业财务管理模式
企业财务品牌的建设和发展，要切实根据企业内部的管理环境，构建供应链的企业财务管理模式，强化企业各个部门与财务部门的信息交换和共享，提升企业财务管理的透明度。首先，企业要通过收集和汇总企业财务部门以及其他部门的经营数据，来科学把控企业的整体经营效益，了解企业各项业务的发展情况以及利润达成情况，基于各个部门的经营数据做好业务的调整工作，并且为财务管理的改进提供方向性的建议。其次，企业在财务品牌建设的过程中也要树立供应链的管理思维，全面整合和收集企业上下游供应链的市场信息，实现对市场行情的准确判断，基于自身的发展需求来优化财务管理。最后，企业要高度重视自身的预算规划和财产分配，根据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计算企业的经营成本、运营效益以及战略投资的市场收益，实现企业长效经营的稳定性。
5 结论
综合文章的分析和阐述，在企业的运营中财务品牌建设是重要的战略构成，企业财务品牌的建设对于管理环境的优化以及形象的提升具有重要意义，企业要重视财务品牌的建设和发展，利用价值链管理的思想来完善企业财务管理工作，丰富和创新企业财务管理的模式，提升企业财务品牌的影响力，通过构建良好的财务工作和管理环境，为企业财务品牌建设提供有效的支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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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张雪（1986—），女，汉族，吉林白城人，中级会计师，本科，研究方向：上市公司审计、IPO审计。
异化劳动范文第5篇
摘 要:本文描述了公共权力异化的各种表现,进而从人性二重性和制度不完善两个方面分析了公共权力异化的原因,并提出了制约公共权力异化的基本途径是提高公共权力主体自身的道德修养、构建完善的公共权力监督机制和充分厘清市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公共权力 异化 制约
伴随着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人们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也正悄然地发生着改变。在权力缺乏严格制约的情况下,权力无疑可能成为追逐利益者用以谋求自身利益的最佳手段。公共权力的异化引发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和政治问题,日益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因此,分析公共权力异化问题的成因并探讨有效的制约机制,对于加强政府的公信力建设和缓和社会不同阶层的矛盾,进而促使我国经济和政治健康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公共权力异化的表现
所谓公共权力,是指在公共管理过程中,由国家机关和其它公共组织掌握并行使的,用以处理社会事务、维持社会的稳定和增进公共利益的权力。在政治领域,公共权力作为权力的一种类型,在继承支配性这一权力的本质属性的同时,还具有垄断性和普遍性。与私人权利相比,由于公共权力来自于人民权力的让渡或委托,是人民意志的体现,故具有公共性这一特性,而这一特性也决定了公共权力具有为社会公众谋求福利的本质。支配性是公共权力得以有效运行的重要手段,通常表现为强制要求人们作出某种行为的力量。而公共性则是公共权力运行的最终目的,体现了“主权在民”的思想。公共权力的最终来源是人民,因此,公共权力的行使要对人民负责,并为社会大众谋求利益。
然而,正如马克思主义理论所认为的,公共权力从其产生开始,就存在着被异化的可能。在公共管理过程中,如果权力的配置和运行失当,公共权力就不能很好的体现为人民谋求福利的意志,公共权力异化的问题就会出现。所谓公共权力异化,是指公共权力在行使过程中背离了公共利益,被公共管理主体用来谋取私利。
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公共权力异化通常通过两种方式表现出来:
(一)公共权力与公共责任不对称。
任何权力的授予必然伴随着相关责任的确定,权力如果脱离了责任而单独存在,那么这种权力就是不合理的。人民授予的公共权力必定与相应的公共责任联系在一起,既公共权力与公共责任是个有机的统一体。在公共管理过程中,公共权力异化的直接原因,可以归结为公共权力与公共责任不对称。
公共责任指的是公共部门的工作人员所履行的与其公共权力行对应的职责和任务,而这也是社会公众授予公关部门的工作人员权力时所赋予的期望。公共责任可分为积极的公共责任和消极的公共责任。积极的公共责任是指公共部门的工作人员认真、恰当地履行与其权力所相适应的职责和义务;与积极地公共责任相反,公共部门的工作人员如果没有履行其所被授予的权力所应尽的责任或违反法律所规定的义务,即对其所应履行的职责选择“不作为”或“不尽力作为”。公共权利与公共责任不相对应,通常变相表现为互相扯皮推诿、公文旅行、墨守成规、缺乏创新、漠视公众需求、服务意识淡薄,态度傲慢等现象。公共权力与消极的公共责任之间的不对称,大大影响了公共权力的运行效果,造成工作效率低下,公共资源大量浪费。这种异化没有与实际经济利益相关联,故很难对其进行制约。
(二)公共权力滥用与私化 。
公共权力来源于人民,人民通过委托代理的方式将权力授予政府和其它公共组织,政府与其它公共组织行使人民赋予的权力,并承担起解决社会公共事务的责任。“所有权”和“行使权”的分离使得公共权力被滥用与私化成为了可能。此外,公共权力的公共性与私人性的共存,也决定了公共组织的某些工作人员在为公众提供服务的同时,不可避免的运用公共权力为个人谋取利益。
公共权力滥用与公共权力私化是比较常见的权力异化现象。公共权力滥用或过度使用在我国通常表现为腐败,如公职人员利用权力不恰当的侵犯了私人的空间,即对不属于自己职权范围内的事物进行干涉,或不恰当的利用手中的权力维护私人利益,并从中获取金钱或物质利益。而公共权力私化则主要表现为,公职人员利用手中的权利进行贪污、挪用公款,为权力相对人尽职责时,从中获取个人利益。上述公共权力异化的表现,均与公共组织的工作人员利用公共权力为自身谋求利益有关,而这些现象在对社会造成严重的危害并侵蚀公众的利益的同时,也使得公共组织的公信力下降。公众对公共组织的行为表现出不信任,并采取不作为的方式来无声的宣泄自身的不满,而这也大大的提高了公共组织与公众进行有效沟通的成本,降低了公共组织的运行效率。可见,制约公共权力异化对于各级政府和其他公共组织是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
二、公共权力异化的原因分析
在公共管理过程中,公共权力常常超越了法制的界限,背离了其为社会大众谋求利益的目的,给社会造成了巨大的损失。通过对我国公共权力异化现象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公共权力异化是由主观和客观两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人性的二重性是公共权力异化的主观因素。
公共权力是社会公众对自身权力的让渡,其本质是维护公众的利益。但实际上,公共权力最终还是要由公共组织的工作人员来行使,因此,权力能否被转化为造福社会的工具,完全取决于权力的行使者。
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提出了“经济人”和“道德人”两种人性的假设。从“经济人”的角度来看,公共权力的行使者在从事各种社会活动时,不可避免的会从自身利益出发,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从“道德人”的的角度来看,公共权力的行使者掌握的是公权,而公权是以实现公众利益的最大化为目标的。如果权力的行使者认真的履行公共职责,则该权力行使者满足“道德人”的假设。然而现实中,完全的“经济人”和“道德人”是不存在的,现实社会中的每个人都是兼具“经济人”和“道德人”的矛盾统一体。尽管公共权力的行使者肩负着为公众谋求利益的义务,但是,当利用公共权力为个人谋求利益的诱惑侵占了为公众谋求福利的义务时,人性中“经济”的一面就会显现出来。此时,公共权力异化的问题就会出现,公共权力行使者满足了个人利益,但却使公共利益遭受了巨大的损失。
(二)制度的不完善是公共权力异化的客观因素。
我国正处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中,市场体制还不完善,权力的运行和监督机制还不够健全,在客观上造成了公共权力异化的现象。
首先,两种不同体制间的矛盾,使得作为公共组织主体的政府部门难以制定统一的市场规则,规则制定的不完善在客观上为公共权力的异化提供了滋生的土壤。权权交易、权钱交易、甚至直接贪污成为了市场运行的“潜法则”,市场秩序被少部分权力行使者破坏,公众利益遭到侵蚀。除此之外,市场运行机制的不完善,也使得作为公共组织主体的政府部门的难以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政府的职能与公共权力的异化存在着密切的联系,适当的对市场进行干预,能起到促进市场顺利运行的作用,反之,过度的市场干预则会打破市场公平交易的状态,为寻租提供了空间,而租值的大小与政府对市场的干预程度呈正比例关系。可见,经济体制转变时期,市场运行机制的不完善是公共权力异化的客观因素之一。
其次,从权力的运行和监督机制来看,体制内监督是对公共权力进行约束的主要方式。内部监督,指的是公共权力主体在组织内部进行的自我监督和自我约束,并以期通过组织内部成员之间的相互制约达到防止公共权力异化的目的。然而,内部监督在运行过程中,公共权力主体在权力的运行过程中身兼“裁判员”和“运动员”两种身份,监督失去刚性约束。因此,监督权在行使的过程中也存在被异化和滥用情况,从而导致内部监督流于形式。除此之外,体制外监督作为制约公共权力的另一种方式,也因公共权力所具有的强制性和扩张性的属性,而难以达到设想的对公共权力进行监督的期望。通过对两种监督方式的分析,不难发现,权力监督机制的不完善则是公共权力异化的另一客观因素。
三、制约公共权力异化的途径
通过上述对公共权力异化产生的原因的剖析,可以得出公共权力的行使者和保障公共权力顺利运行的制度是公共权力异化产生的主观和客观因素。因此,为了使公共权力更好的实现其增进公共利益的功能,在公共管理过程中,必须对公共权力的运行实行严格的限制,防止其越轨为非。基于公共权力异化产生的原因,笔者认为以下三种方式是制约公共权力异化的有效途径。
(一)积极提高公共权力主体自身的道德修养。
公共权力的最终行使者是人,而人的趋利性是造成公共权力异化的主观因素,因此,提高公共权力主体的道德修养是防止公共权力异化的有效途径。英国学者汤因比指出,要根治人类社会的弊端,“只能依靠来自人的内心世界的精神革命, 社会的弊病不是靠组织机构的变革就能治愈的。唯一有效的治愈方法最后还是精神上的”。公共权力异化现象的发生,究其原因是人心中的趋利性,因而提高公共权力主体的精神修养,将正义感、良知感、荣誉感、忠诚感、责任感的政治人格融入于公共权力主体的思想中,对公共权力主体增强对趋利心理的免疫力,进而抑制公共权力异化行为的发生,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我国,提高公共权力主体道德修养的最佳途径是,利用我国优秀的思想道德文化,在公共权力主体心中,牢固树立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并在此基础上明确公共权力主体所必须履行的职责。提高公共权力主体自身的道德修养,是杜绝公共权力主体在主观上利用公共权力谋求私利的重要途径。
(二)构建完善的公共权力监督机制。
完善的公共权力监督机制是防止公共权力异化的外在力量。目前,内部监督和体制外监督是构成我国公共权力监督机制的两个重要部分。然而,单凭这两种监督无法完全达到制约公共权力异化的目的,因此,广泛利用社会的力量是构建我国完善的公共权力监督机制必须采用的途径。
实践证明,通过公众监督,公众可以将自己掌握的权力运行的状况,及时传达各个相关职能部门,并通过与相关部门的有效沟通,揭露滥用公共权力的行为和人员,将权力的运行置于公众的视野中,无疑是对公共权力异化的有效制约。要保证公众对权力监督的有效性,就必须注意以下三个问题:首先,要实现公共权力运行状况的公开化,让公众享有知情权和评论权,便利公众对权力的监督;其次,要理顺公众进行检举的渠道,并对实行保密,保密和奖励制度,依次来动员公众的积极性;最后,对公众进行宣传和教育,培养公众对公共权力运行的监督意识。
与此同时,随着我国第三部门的逐渐自我完善和不断壮大,第三部门也将成为制约公共权力异化的新生力量。第三部门是指介于政府部门和经济组织之外的非营利的非政府组织形态。第三部门最重要的特征是非政治性和非营利性,因此能够成为沟通政府与公众的纽带。第三部门作为现代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不仅要协助政府组织实施公共管理,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还要求对政府的施政过程进行监督 ,以防止公共权力的异化。第三部门对全力进行监督的有效性表现在:其一,第三部门可以利用其组织化的优势联合分散的公众力量,为公共权力监督提供坚实的力量;其二,第三部门不仅能够将公众的利益和意见,通过参与会议的形式反映给公共组织,还能借助自身专业方面的优势,给政府提供建议和影响政府的决策,
使政府的制定的决策符合广大公众的期望。基于以上的优势,第三部门监督在我国作为一种新生的监督力量,是值得政府和公众的大力支持的。
(三)充分厘清市场机制与公共权力运行机制间的关系。
完善的市场机制不仅是配置资源的有效手段,而且也是制约公共权力异化的有效途径。在我国,市场机制对公共权力的制约作用长期被忽视。通常,市场机制被认为是用来调节经济活动的最佳选择,而很少涉及到其对公共权力的制约作用。通过厘清市场机制与公共权力运行机制间的关系,建立完善的市场运行机制,可以有效的迫使公共权力退出可以由市场机制自行调节的领域,而这就压缩或消除了公共权力主体运用公共权力进行“寻租”等逐利活动的空间。
市场机制与公共权力运行机制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它们的价值目标不相同。市场制度以效率作为其首要的目标,并利用平等竞争的机制自发的调整人们的经济行为;而公共权力运行机制是以公平作为其首要的价值目标,并以对社会公众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实施对社会的管理为主要职责。当前,我国不断推进行政体制改革的目的就在于,进一步的厘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明确政府的职能,以此来实现市场机制与公共权力的合理分工。政府的职能明确了,能减少权力对微观经济事务的直接干预,既将“管不了、管不好、也不该管”的事务交由市场机制来发挥作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有利于大幅压缩公共组织利用公共权力谋求利益的空间,将精力放在维持市场秩序、调整社会矛盾、增进公共利益的方向上来,使公共组织处于公正的地位。
(作者:江西财经大学2008级行政管理专业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政府行为与公共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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