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思想论文范文第1篇
北京交通大学坐落在北京市西直门外，是教育部直属的全国重点大学。她的前身是清政府邮传部创办的北京铁路管理传习所及北京邮电学校。1921年与上海、唐山两所工业专门学校合并，定名交通大学，下设京、沪、唐三校，我校称交通大学北京学校。新中国成立后，经政务院定名为北方交通大学，毛泽东主席任命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院士为校长，并于1951年亲笔为学校题写了校名。1981年国家批准我校为全国首批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单位，相继批准可自行审定副教授、教授及博士生导师任职资格。1994年7月我校率先通过国家教委组织的"211工程"预审，成为首批进入"211工程"建设的高校之一。2000年4月原北京电力高等专科学校并入，学校划归教育部管理。
培训目标
本研修班试图追寻西点军校成功者的足迹，思索孙子兵法的智慧启迪，探求毛泽东十大军事指挥思想的内蕴哲理，培养拥有睿智灵活、意志坚强和胆量超人的商战统帅。
招生对象：
总裁、副总裁、总经理、副总经理、市场营销总监、市场部经理、销售总监、渠道总监以及未来的商战统帅。
学习期限：
在职学习10个月，每月第三周周末上课。
核心课程：
《博弈论与企业竞争制胜》、《营销战争论》、《毛泽东十大军事思想研究》、《孙子兵法研究》、《世界著名军事战役研究》、《合纵连横战略与企业兼并重组》、《领导统御艺术》、《军事管理与企业文化》、《军队建制与企业组织结构设计》、《军事时势解析与企业国际化经营》
学习费用：
学费为18000元人民币(含资料费、学费、证书费、考试费)。
报名事宜：
报名时请携带本人学历证、学位证、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各一份，推荐信一封，一寸免冠照片4张，填写报名申请表，交纳报名费200元，经我院审查合格后，寄发录取通知书。
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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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思想论文范文第2篇
1 信息化条件下, 要充分应用“慎战”和“全胜”的军事思想, 正确对待战争
“兵者, 国之大事, 死生之地, 存亡之道, 不可不察也。”一个军事家, 一个军事思想家, 他首先对战争要有一个基本的态度, 是肯定战争、还是否定战争;战争与政治的关系;战争与民心向背的情况;胜负的关系;战争的性质是正义的, 还是非正义的;他必须要有个基本的看法。孙子的战争观, 他的最主要的核心, 就是“慎战”, 谨慎地对待战争。他既不否定战争, 但是又反对穷兵黩武, 反对把战争看成是最好的包医百病的良方, 这是孙子对战争的一个基本的态度。这是他的战争观, 简单地说就是慎战思想。
现代战争是敌对双方在多领域、多层次的综合对抗, 孙子推崇的乃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战略, “必以全争于天下”就是说追求万全, 追求以最小代价取得最大的胜利, 因此, 我们必须做到“上兵伐谋”。
谋略是一门科学, 更是一门艺术。从事物的正反两面分析和考虑问题, 从利、害这两个对立面考察战场的态势, 是谋略思想的重要原则, 正如“是故智者之虑, 必杂于利害, 杂于利而务可信也, 杂于害而患可解也”所说的那样。
在现代军事斗争中, 谋略不仅涉及军事行动本身, 还涉及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等方面的大略;不仅涉及双方在有限、超限战场上的智谋博杀;还涉及双方在全空域、全时域范围内的运筹谋划。信息化条件下, 一大的特点就是:谋略的参与者更加“平民化”, 任何一个掌握网络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的机构或个人, 都有条件成为一名谋士。因此, 在未来的信息化条件下, 要想实现谋略的“全胜”, 必须最大限度的利用众人参与的积极性, 依靠智慧群体 (智囊团) 的谋略, 来实现“自保而全胜”。
2 信息化条件下, 应用“诡道”思想实现迷惑敌人的目的
“兵者, 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 用而示之不用, 近而示之远, 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 乱而取之, 实而备之, 强而避之, 怒而挠之, 卑而骄之, 佚而劳之, 亲而离之, 攻其无备, 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 不可先传也。”
“兵以诈立”的思想在信息化条件下的军事斗争中, 显得尤为突出。要所谓隐真示假, 利用信息技术制造错觉, 利用现代电子技术“掩人耳目”, 利用最新的隐形与显形技术迷惑敌人, 最大限度的隐藏自身的弱点, 创造不能被敌人战胜的有利态势。其主要做法有以下两种:第一, 电磁静默, 隐藏行踪。在信息化条件下, 对手拥有各种先进的电子侦察设备, 一旦我方发出电磁信号, 通信联系和无线信息网络的程式与频率就很容易被敌方获取。因此, 在部队进行集结, 战斗准备, 及采取特种作战行动时, 指挥控制系统和无线电网络应尽可能保持无线电静默, 取而代之以有线通信、运动通信等传统方法, 在交战过程中加强电磁管理, 在保障指挥顺畅的前提下, 尽量压缩电文的传送量, 运用各种屏蔽手段最大限度的减少电磁辐射, 以达到藏影匿形的作用。第二, 隐真示假, 乱敌惑敌。在信息技术如此发达的今天, 在信息战行动中采取各种措施模拟信息战力量的存在, 吸引、牵制地方信息与其他作战力量, 从而掩盖我方真实作战力量和意图, 达到“出奇不意”的效果。未来战场上, 各种先进的侦察器材将广泛运用, 电子战装备的信息化和智能化程度也将越来越高, 无人驾驶侦察机、投掷式干扰机、遥感控制装置、先进的传感器等都将大量充斥其中。在这种情况下, 我方可最大限度的运用虚拟现实技术, 欺骗敌方, 使其炮瞄雷达和火控系统受骗, 诱导其电子干扰和反辐射武器攻击, 达到“逸而劳之”的目的。
3 应用“知己知彼”与“因敌致胜”的思想, 夺取制信息权
“知彼知己, 百战不殆”, 孙子还说“胜兵先胜而后求战”。在信息化条件下, 只有在作战行动准备上树立“先胜”的思想, 使用一切可能的侦察手段, 收集敌方的各种信息, 如:目标的精确位置、要害部位、坚固程度、识别特征、兵力部署、武器性能、可能采取的对抗战术, 以及战斗区域的电磁环境、地理特征等, 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基础上, 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分析, 然后将我方的具体情况加上去, 进行“庙算”, 研究双方的力量对比和相互关系, 调整、部署我方力量, 最终制定出符合实际的作战计划, 达成战时能“若决积水于千仞之溪”和“转圆石于千仞之山”的势态。因此, 在未来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中, 谁能够夺取信息优势, 做到知己知彼, 谁就能够“因敌而致胜”。
4 应用“速胜”思想, 取得信息作战的最终胜利
孙子提出“兵贵胜, 不贵久”的思想, 在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中显得尤为重要。就拿美军在伊拉克的战争来讲, 又何止“日费千金”!看看其现在深陷伊拉克的泥潭不能自拔的窘相和国内民众对这场战争的争论, 真让人有种“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的感觉。也许小布什真应该认真学习和体会孙子在2500多年前的那句充满哲理的教诲:“夫兵久而国利者, 未之有也。故不尽知用兵之害者, 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
“兵贵胜, 不贵久”强调的是速度, 其应当建立在“精度”的基础上。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 各种精确制导武器广泛使用, 使作战行动中的命中精度大大提高, 可以对敌方作战体系中的要害部位或关键系统如:敌方高层首脑、军政要员、指挥控制与预警系统、通信系统以及其作战力量中的节点部位, 进行“外科手术式”的精确打击, 直接破坏和瘫痪敌方战略指挥系统, 削弱其作战指挥能力, 对其军民产生极大的心理震撼作用, 使其成为“易胜者也”。而后, 再“疾如风”、“侵掠如火”、“动如雷震”, “动而胜人”, 避免出现“力屈”、“财殚”。
摘要：孙子的军事思想对当今的信息化作战仍然具有指导意义, 本文根据信息化作战要求, 分析了如何运用应用“慎战”、“全胜”、“诡道”、“知己知彼”、“因敌致胜”和“速胜”等思想, 取得信息化作战的最终胜利。
关键词：信息化,作战,孙子,军事思想
参考文献
军事思想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军事经济资源 组织制度 知识资源 金融资源
近些年，军事经济资源的概念一直受限于自然资源、资本和劳动力这三个基本要素的范围。然而，现代军事经济的发展经验显示，劳动力和实物资本对军事经济发展贡献的比重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包括技术进步和教育发展在内的知识要素已把资本要素取代，成为新经济时代—知识经济时代的第一要素。新经济增长决定因素的出现，对以传统资源概念为根基的军事经济发展理论提出了挑战。现行的军事经济资源概念不能够清楚说明新军事资源要素对于军事经济发展的作用机制。因此，在理论上将“军事经济资源”这一概念重新定义是研究军事经济理论的关键。
一、新的军事经济资源的概念
军事经济资源是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所供给的可用于军事领域的商品和服务的能力，是由这个国家在一段时期所持有军事经济资源的规模、品质、种类及其相互关系决定的。劳动力、资本和固定供给的自然资源总量决定了军事经济实力，因而狭隘的“三要素”军事经济资源观就自然而然地流传下来。应该说，传统的军事经济资源观点对军事经济的潜在生产能力同军事经济资源之间关系的认识并没有特别的错误，失误的地方只在于这种资源观不加分析地接受了传统的生产要素理论，我们要对“军事经济资源”概念重新界定，首先需要对一些相关的概念进行辨析。
1、军事经济资源的存量与流量
慨括地说，任何一期的存量等于前一期期末的存量加上该期的净流量之和，而任何一期的流量则都要由该期期初的存量本质来决定。如果把军事经济资源当作一般军事经济分析当中的一个先行变量，它在任何一个节点上的存量性质都是确定的。同时，许多种类的军事经济资源在一段时期中发生变换的流量性质也是明显的。有了存量和流量的概念中蕴涵着的时间和积累的思想，就能够提高人们对于军事经济资源普遍存在着的狭隘的认识。美国经济学家哈维·莱宾斯坦在他的落后国家经济增长理论中指出，除土地、资本、劳动力之外，一个国家的资源存量还应包括习惯、传统、目标、技艺等。可见，用存量与流量观点来考察军事经济资源的概念有助于人们超越对这个概念的认识。
2、军事经济的静态资源与动态资源
静态资源是指那些在军事经济分析中不作为变量考虑，但是在实际军事经济活动中需要的军事经济资源，例如过去的“三要素”军事经济资源观中。自然资源不作为变量考虑。还有一种关于静态资源的解释是，在任何一个节点上其资源存量都可以假定为常数的那一类军事经济资源。静态资源给一国军事生产能力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它自己并不参与其中。同静态资源相对应的是以不同的方式起作用的动态经济资源动态资源是军事经济理论分析当中的变量，一国军事生产能力的变动受到了动态资源的变动，可以依据存量与流量的观点来考察这些变量。
3、军事经济的静态效率与动态效率
静态效率和动态效率是美国经济学家保罗·格雷戈里和罗伯特·斯图尔特提出的。他们指出，效率是指一个经济体制在特定时点的静态效率或一定时期内的动态效率，对可得到的资源有效利用。在格雷戈里和斯图尔特的分析中，静态效率和动态效率主要作为区分和衡量不同经济体制效率的指标。本文对这两个概念的理解在含义上有所拓展，因为仅仅用体制效率来解释生产可能性曲线边界的移动过于笼统，我们感兴趣的是以动态效率递升的方式来决定生产可能性边界的那些基本构成。对“军事经济资源”概念的重新思考，就是以这种经济关系的存在为基础的。
二、现代军事经济发展的实质
同过去的军事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实物资本和劳动力要素的投入增加来推动不同，现代军事经济发展主要通过新资源因素的积累和改进来推动。通过降低军事经济体系宏观和微观层次的生产成本、交易成本和资源配置成本，新资源因素以效率改进的方式来促进军事经济的发展。因此，现代军事经济发展是一种效率改进型、集约型的发展结构。这种结构突破了以传统资源为基础的、遵循要素报酬递减规律的粗放型军事经济发展结构的局限性，表现为一种要素报酬递增的、集约型的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军事经济发展。
军事经济发展之所以是一种集约型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其原因在于构成军事经济发展的新资源因素都是具有历史积淀性质的动态资源。对新资源因素的边际投入成本远远不大于其积累存量所能产生的直接和间接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新资源因素与传统资源因素相结合，使社会生产具有递增的边际生产率，从而为军事经济提供了不断递增的收益报酬率。这种递增收益不仅源于新资源因素本身的积累增加，而且也包括传统资源因素的不断知识化、高效化带来的递增收益。这样增长本身就是新的军事经济发展的源泉和动力，从而使得军事经济不断获得长期持续增长的能力。现代军事经济发展与新资源因素积累之间的相互推动机制构成内在的良性循环，推动了军事经济实现无需外生因素推动的长期发展，克服了以传统资源因素为基础的军事经济发展极限，形成为一个在历史维度上没有极限的发展。
三、新军事经济资源因素对军事经济发展的作用方式
新军事经济资源因素与传统军事经济资源的不同点在于，它们对于军事经济发展的作用方式不同。军事经济体系的内涵资源因素包括组织制度、知识技能和金融体系，主要是通过提高军事经济系统的效率的方式来促进军事经济的不断发展。降低军事经济活动的内在成本是这些新资源因素为军事经济发展作贡献的主要途径，不过在具体的实现形式和途径方面，这些资源的侧重点不尽相同。
1、组织制度主要以降低军事经济活动交易成本的方式，来提升军事经济系统的运行效率。军事经济中的交易成本产生的原因是军事经济行为主体的行为结果在未来的不确定性。而要想减少未来不确定性对于军事经济活动的冲击，就要付出交易成本时间成本和信息成本来尽可能充分把握有关未来的信息，或者通过制度安排来降低未来的不确定性。如果降低军事经济的未来不确定性，则军事经济行为主体所需付出的交易成本就减少。因此，组织制度资源的实质是通过降低未来不确定性的方式来降低军事经济体系运行当中交易成本的。
2、知识资源主要是通过改进其他资源因素的素质，提高要素生产率，降低成本的方式来完成军事经济发展的。知识资源降低成本主要有两条途径：一是以实物资本为载体，使得在实物资本中实现的知识积累、知识变更构成生产过程的技术进步，促进新的实物资本的形成，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军工企业生产过程的生产成本。二是以人力资本为载体，通过知识创新和各种专业知识与技能的改进来提高军事经济行为主体的综合经济行为能力，从而降低整个军事经济的社会生产成本。知识密集型产业的第一生产要素是人力资本，根据世界银行的报道，现在世界上的财富由人力资本构成。可见，以人力资本为载体的知识将成为知识经济时代一国财富的主要来源，哪个国家拥有了“第一流”的头脑，哪个国家就拥有了取之不尽的财富源泉。
3、金融资源对军事经济发展作出贡献的主要有两种，一是以降低宏观资源配置成本;二是微观交易成本的方式。作为金融资源，良好的金融体系会合理地配置军事经济资源以形成高效率的产出能力；反之不良的金融体系则会把资源分配给低效率的部门。同时，金融体系还必须监督资金的运用，以保持资金运用具有持续的效率，这时金融的功能就扩展到减少风险、增加流动性和传递信息等方面。所有这些功能的发挥都会促进其它动态军事经济资源的形成进而促进军事经济的发展。
四、21世纪我国军事经济资源发展的思路
目前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正经历由粗放型经济增长向集约型经济增长的转型，未来军事经济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将不再是自然资源、劳动力和实物资本。现阶段中国军事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将来源于效率的提升，而效率提升取决于以新资源因素为代表的效率因素的历史积累。就我国目前实际的军事经济资源状况而言，能够推动和保证军事经济以内涵型、集约型的现代增长方式运行的新资源因素的历史积累存量相当匮乏，远远不能满足军事经济发展的需要。所以，为了实现新世纪我国军事经济发展的战略宏图，根据新资源因素具有历史积累和动态发展的特性，我们应从战略的高度对新资源因素的存量积累主动进行培育和发展。同时，由于动态资源的边际积累受到当期有限资源条件的约束，面临着资源配置竞争的问题，在制定新世纪军事经济资源发展战略时，应尽量将有限的边际资源流量投向组织制度安排、知识技能创新和金融体系完善等新资源因素的积累方面，而那些同传统的军事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军事经济资源则无须过多开发。
参考文献：
[1]高鸿业主编.《西方经济学》(第五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2]刘化绵主编.《中国军事经济学教程》.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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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林家水主编.《军事理论概要》.解放军出版社，2003
[5]李建中.《国防经济学》.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2006
军事思想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 微时代 高校 大学生 军事理论课 教学改革
随着移动通信技术和多媒体技术的广泛应用和蓬勃发展，“微”成为了新时期的一个代名词，同时也成为了新时代的一个典型特征，微信、微博等新媒体，凭借其方便、快捷、及时等特点，成为了当代人日常交流、获取信息的重要方式之一。微时代是新媒体时代的典型特征，它对高校军事理论课程教学改革提出了新挑战和机遇，在微时代背景下，对于高校军事理论课程教学改革路径的探索将成为推进高校军事理论教育的关注焦点。
1“微时代”的内涵
“微时代”是以微博，微信公众平台，微网站，微APP为传播途径的一种营销方式。[1]微时代主要通过上述几种途径作为传播媒介，以简短而又精炼为表现特点来实现文化的传播，同样也是由于其内容具有简短精炼的特点，使得它的传播速度更快，传播的内容更加具有影响力，形式更加容易被大众接受。
对于“微时代”的含义，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有着不同的解释。从产生的基础角度，微博的出现是微时代到来的基础和标志。微博，也就是我们说的微型博客，是一个基于用户关系信息分享、传播以及获取平台，用户可以通过各种客户端组建个人社区，以140字左右的文字更新信息，并实现即时分享。据相关数据统计2011年10月，中国微博用户总数达到2.498亿，成世界第一大国。[2]随着微博在网民中的日益火热，很多在微博上流行的词汇、概念等逐渐进入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并在日常生活中形成了所谓的微博效应。从信息传播的角度而言，“微时代”指的是以信息的数字化为基础，运用视频、音频、文字、图片等多种形式，通过终端设备，进行以高效、实时、互动为主要特征的传播活动的新的传播时代。[3]从包含的内容而言，“微时代”主要包括微信、微博等相关平台，从内容的表现形式来看，又包含微小说、微电影、微课等。从受众方面来说，当代社会的人可以说都是“微时代”的受众，从前文我们提到的相关数据来看，“微”在当今社会的占有率，或者说使用率正在逐渐提升，而且提升的速度很快，由此可见它的社会认可度和接受度是比较高的，人们要不就是“微”的直接使用者，要不就是正在受着“微时代”的影响，我们用“微民”来表示这些受众，每一个微民都可以通过微时代的平台来发表自己的微看法，做一些微小的事情。
“微时代”为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微动力，而微动力也造就了这个时代。
2 “微时代”背景下高校军事理论课教学存在的问题分析
2.1 学生参与度不高
当代的教育理论认为教学过程应该是双向的，是教师和学生的互动过程。提高学生课堂的参与度，将在很大程度上提升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兴趣。而传统的课堂教学则是单向的，即教师的单向输出，学生的接收，少了学生与教师的互动，课堂的活跃度与教学效果将大幅降低。在当代高校的军事理论课教学过程中，由于所教授的内容不是像语数外之类学生较为熟悉的内容，也不是学生日常生活中特别关注的内容，故而大部分学生对军事理论课表现出的热情度不高，大多将该门课程当做是入学教育之类的必修课，只要考试通过就可以，而不求是否真的吸收了这门课程的真正内涵。只有少部分对国防、军事、时政感兴趣的同学会在课堂上认真听讲，课后认真复习，并积极思考问题，但是这样的同学确实少之又少。
2.2 教学内容局限于课本
对于高校军事理论课的教学内容，有研究者指出应包含：军事思想、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以及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三方面的内容。[4]而王春雪在《大学生德育融入高校军事理论课探析》一文中提到，[5]应将德育融入到高校的军事理论课程教学，例如愛国教育、集体主义、奉献精神等。陆海燕在《战例教学在普通高校军事理论课中的运用》中提到：普通高校军事理论课运用战例教学，符合军事课自身特点和当代大学生实际。其实施过程包括甄选战例、课堂讨论和总结评价三个步骤，[6]并且认为将战例放入到军事理论课程中，有利于学生理论联系实际。从上述情况来看，理论研究认为军事理论课的教学内容应该是包含思想教育、军事理论和实战案例的，但是从当前大多数高校的实际军事理论课程开展的情况来看，大部分的高校在教学内容上仍局限于《军事课教程》这本教材，由上课教师根据教材教授相关的知识，包括：军事思想、军事高技术、信息化战争、非传统领域安全威胁、国防建设等方面的基本理论和知识，以及学生应了解和掌握的军事技能理论知识等。除了少部分老师会在授课过程中穿插一些国内外政治形势、实战案例等以外，大部分教师都是按照书本内容进行教学。由此可见，当前大学军事理论课程在教学内容上面来说，过于局限于书本、教材，而少了与实际的联系，更加没有与当前微时代的大背景相联系。
2.3 教学模式传统
传统的教学模式指的是在教学场地上，局限于课堂教学，在授课方式上，局限于教师讲学生听。从当前高校军事理论课的教学模式来说，大部分高校采用的是传统的教学模式。传统的教学模式有利于学生集中学习，也有利于教师对教学内容的选择和提前备课，但传统的教学模式局限性太大，将很多新时代的新教学元素挡在了教室门外，例如微时代背景下流行的网络微课平台，这个平台只需要学生用手机下载相关的APP，就可以实现只要在有网络的情况下，随时、随地、随需的进行学习，学生也不需要到指定的地点进行授课，在时间安排上，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来安排学习，同时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自己感兴趣的内容来学习，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这样的学习更加灵活自由，少了传统模式的局限。
3 “微时代”背景下高校军事理论课程改革的实践路径
3.1 革新对大学生军事理论教育的传统认识
微时代背景下，大学生价值观出现了多元化的特点，价值观的导向直接影响了军事理论课在大学生思想中的认识和地位。因此，首先高校应该从思想上改变学生对军事理论课的认识。[7]军事理论课不是一门仅仅是为了考试、考查而开设的功课，而是为了进一步完善大学生作为社会公民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保护自己的国家，而开设的一门课程。虽然在初高中阶段也有开设军训课程，但是初高中阶段的军训更多的是强调对学生身体素质、意志、团队意识的磨砺，还没有上升到军事理论的层面。而大学的军事理论课相对而言是非常正式的，具有真正国防教育意义的。因此，必须革新大学生对大学军事理论课的认识，意识到其真正内涵和意义。为提高军事理论课教学的效果，在教学过程中，教师们也应改变对军事理论课的传统认识，改变拘泞于书本的教学内容，改变老师全堂讲授学生只做听众的传统教学模式，采取归类式、模块式教学，学会运用微时代提供的各类便利方式，收集学生感兴趣的和关注的热点新闻事件作为教学的案例材料，注重对当前国内外形势、最新的军事发展和军事是想的把握，结合搜集到的案例，用现实的案例对枯燥的理论和思想进行分析，鼓励学生参与到教学的讨论之中，调动学生的积极性。[8]同时，要注重学生课后的反馈，传统的军事理论课大多课后不给学生留作业，或者仅留应付式作业，在微时代背景下，教师可以通过建立微信群、微信公众号、微博朋友圈等方式，给学生留下讨论类作业或者各类需要学生查阅相关资料后才能完成的作业，并改变传统的上交书面报告的形式，改为学生通过上述“微”途径进行交流的方式，通过这样的方式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提升学生的兴趣，也能让教师在更大程度上了解学生的思想，并进行思想引导，从而提高教学效果。
3.2 构建“微”教学平台
当前，在各大高校已经开展了各类学科的微课大赛，以此来提升教师的教育、教学技能，在高校的学科教学中，微课已经成为了一中创新的、受欢迎的形式，就目前而言，探索和构建“微课堂”数字化教学平台已经成为了当下的热点，军事理论课作为各高校的必修课，以可以对“微”教学平台进行探索。从思路上来说，“微课堂”讲究的是实现随时随地随需学习，将学习从教室移至“掌上”，形成掌上学习，同时实现学习过程中学生之间、学生和教师之间的互动。该教学平台可以将教师提前录制好的微课、作业、考试、互动等融合到一起，同时支持学生在线问答和交流，学生只需要在手机中下载该学习平台，就可以实现学习。军事理论课“微”教学平台的使用，可以营造非常浓厚的网络学习氛围，学生在使用的过程中，可以获得丰富的网络军事理论课知识，获得学习的乐趣，提高教育教学的效果。就目前已有的资源来说，建立军事理论课微信公众号，通过公众号普及军事理论方面的知识，时政新闻等是可以实现的，事理论课微信朋友圈，通过朋友圈实现学生和学生之间、学生和老师之间、学生和军训教官之间的互动和交流，通过微平台进行军事理论课、实训课网络直播也是可以实现的，由此看，我们具备一定的现实条件，但是需要对这些条件和资源进行整合，使之成为一个完整的教育体系。
3.3 创建学生军事理论教育“微”社团
生社团是大学校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兴趣培养、能力提升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将军事理论课教育渗入到学生的日常生活，可以进一步提升军事理论课的教学效果。社团的主体是大学生，通过让学生自己组建社团，不但可以发挥学生主动探索的积极性，还能培养学生的创新、创造能力，更重要的是，通过学生亲自的参与，可以让学生对军事理论教育、国家安全等有更加亲密的接触，从而让他们真正深入到军事理论和国防教育之中，有助于他们从思想上改变对军事理论教育的传统认识，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怀和作为国家公民的责任感。在具体操作上，可以是以学生为主体，安排一名专业教师作为指导，以微信平台、微博、公众号、为依托，成立“微”社团，社团的具体活动的开展可以是通过上述“微平台”，例如开展军事理论知识普及宣传、开展时政探讨、网络连线当地国防军事教育基地等，同时也可以开展实地活动，例如邀请部队相关军事理论专家开展讲座、带领社团成员参观军事教育基地、体验相关军事器材的使用、掌握基本的国防知识等。由于社团的成员规模相对而言较小，在开展实训课等方面相对于全校而言更加容易组织和开展，这样一来可以再一定程度上弥补之前提到的理论课时和实践操练课时比例不均衡的现象，通过在校园中对一部分人开展专业的实训教育来带动其他学生，最终实现高校中大部分人都能掌握或者了解基本的军事理论知识。
基金项目：湖南省社科评审委项目“自媒体时代大学生网絡社群中的舆论领袖研究”(项目编号XSP19YBC130);湖南省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提升工程资助项目“新媒体时代大学生网络意见领袖的形成及引导研究”(项目编号：18B14)
参考文献
[1] 徐曼.微时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D].沈阳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4：54.
[2] 微博是什么，http：//jingyan.baidu.com/article/a501d80cd6a5e0ec630f5eb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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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刘婷婷，陈新新.浅谈高校军事理论课应有的三项内容[J].人力资源管理，20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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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付强.强化军事理论课育人功能 实现立德树人使命[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5(3).
军事思想论文范文第5篇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菲律宾人都在热情地讲故事、看电影，连面对犯罪类型时都带着某种冷静的态度。我们用“镜子理论”来解释菲律宾社会犯罪与电影犯罪两者的关系，似乎是说得通的。菲律宾令人堪忧的治安状况既来自动荡的国族历史和落后的政治结构（如部族式政治、政治效忠、政治恶斗），也来自畸形的资源分配和错综的地理分布。然而我们不能由此仓促得出结论——因为菲律宾犯罪频仍，所以电影就地取材。
但如果犯罪仅仅是电影的素材来源，菲律宾犯罪电影生产的数量、质量、反响应当相对稳定均衡，可事实上，它们参差不齐地混落在各个历史时期，鱼龙混杂，充满争议。也就是说，一定有其他因素在不断地影响菲律宾犯罪电影的发展样态。政府、影人、观众是一国电影产业与文化的主要参与者，他们势必带着各自的态度、理念、实践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以下论述将结合菲律宾电影史的梳理和社会与媒介理论的讨论，考察政府、影人、观众在形塑菲律宾犯罪电影时所涉情境、事件、文本、影响，以便为该类型和亚类型的研究、创作、政策制定提供启发。
一、菲律宾政府与犯罪类型与亚类型电影
之互动
政府对犯罪的媒介呈现的定义和管控，往往伴随电影审查机构的设立与发展。鉴于早期电影的有限传播和纪录性质，菲律宾当局并未设立完备的电影审查机构。但表现犯罪已经被认为是不当的。早期影人耶斯勒因拍摄恶徒的故事受到地方媒体攻讦，遂取消放映。最初的犯罪电影还包括描写菲律宾民族英雄被处以极刑的影片，西班牙殖民者暴力的呈现分别触动了亲西华裔和美国殖民当局的敏感神经并采取要求重拍或打压的对策。而其叙事层面的罪则有被指认的煽动罪、残酷的刑罚、真相不明的招供。《男孩帮》（Boy Bandits，1937）因其片名、将教父设置为坏人、使用杀人暗器、包含少年恋爱及诱惑镜头，被审查委员会严厉指摘，此事还开始了审查制在国产电影和外国电影之间有所倾斜的争论。之后浪漫片、喜剧片、动作片、奇幻片一直占据主流市场，犯罪电影并不显著。“电影审查委员会”（Board of Censorship for Motion Pictures）的职能还相对笼统，即“检查有声、无声，进口、国产的所有电影，禁止他们认为不道德或违反法律和良善风俗或有损菲律宾政府、人民名誉的电影的公开和放映”[1]。20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除了《艾弗与亚当》《他们说我是个哈客》引起的争议，针对电影伦理正确或政治正确的审查仍相对薄弱。
20世纪60年代晚期，小型独立公司出品的“大胆电影”（Bomba film）风靡一时，甚至有地下放映和送审与放映版本不同的情况。1967年9月15日《菲律宾先驱报》编辑部发表意见道：“未成年人犯罪的甚嚣尘上和年轻人的道德沦丧可以归咎于委员会通过并在影院和电视放（播）映的、有害身心的影片里的可怕例子。如果这类电影让人反感的元素未被消除或者这些电影未在男孩中禁绝，过失很明显在委员会一方。”[2]由斐迪南·马科斯总统钦定的电影审查委员会（Board of Censors for Motion Pictures）主席圭勒莫·德·维嘉对于大胆电影持有的矛盾态度刚开始可能会让我们感到奇怪。他在认为其粗俗的同时，又不得不承认它们中的精品在活络本国电影产业、抗衡外国同类作品、在较为单一的国内电影类型之外开拓新方向等方面的积极潜力。电影审查委员会已经意识到，若想在国际电影竞争中立于不败，就需要稍微放开已被文化解放延展的文化尺度。
1972年9月27日，马科斯颁布“第13号指导意见”，以“保卫我们社会的、尤其是年轻人的道德，与某些电影的不良影响作斗争”为目的，禁止有下列内容的电影，为打造所谓“新社会”（New Society）创造有利环境：“1.有煽动针对国家之颠覆、叛乱、造反倾向的电影;2.有损害人们对其政府或合法建立之权威的信仰与信心倾向的電影;3.美化罪犯或宽恕犯罪的电影;4.除了满足暴力色情市场别无他求的电影;5.冒犯种族或宗教的电影;6.有教唆禁令药物之交易和使用倾向的电影;7.违反法律、公共秩序、道德、良善风俗、既定政策、法律秩序、法令及告示的电影。”[3]
尽管存在上述禁令，当时的第一夫人伊麦达深谙电影传播规律，认为电影是菲律宾国家形象和发展现状的展示平台，需要精进技艺，寻求国际合拍。在国内外市场发展不力之时，支持最赚钱的电影类型，在频受批判的情况下通过对艺术创作有限度地松绑，争取国际舆论支持，谋求政治生存空间，可谓一举两得。菲律宾文化艺术中心马尼拉电影中心建造期间，因为她的赶工命令，“埋葬”了多名坍塌事故的受害者。该中心也是80年代低级影院获权前，全国唯一合法放映色情电影的场所。
1982年1月29日通过“第770号行政命令”建立的菲律宾实验电影中心，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放松了电影内容的管制。同年“第640-A号行政命令”批准设立菲律宾电影学院，该机构的伦理标准包括：“1.主题选择必须受良好品位的绝对指导，必须对未成年人参与或卷入的犯罪或反社会行为之表现施加特殊限制;2.银幕上不得宽恕犯罪、美化罪犯;3.细致的和过度的残忍、暴虐、肢体暴力将被禁止;4.不允许与故事和动机无关的或可能引起反常行为的性放荡、裸体、激情亲密场景;5.不允许对肉体或人物心理的缺陷进行过度的嘲弄;6.不允许以引用或暗示的形式贬低、嘲弄宗教、文化社群、其他种族、本国或其他国家的国旗;7.不允许与故事无关的猥亵、暗示、庸俗、渎神的语言、姿势、动作;8.不鼓励美化或强调没有反映我国民众美好形象的不良习惯、习俗、态度、情景、实践，如法律禁止的赌博、对合法建立之权威和老人的不敬等;9.不允许针对儿童和动物的残暴行为，除非与故事极为相关;10.不允许故事、人物的设置有悖于我们社会道德和理念的发展，特别是在国家的发展时期。”[4]1985年10月，“1986号总统令”通过，将“电影审查委员会”转化为“影视检查分级委员会”（Movie and Television Review and Classification Board）。“1986号总统令”条款基本与“第13号指导意见”一致，但增加了不得违抗“半”“亚”司法和诽谤中伤他人的条款。而在美国意味着“仅限成人观看”的“X”级在影视检查分级委员会那里却是“不许公众观看”的意思，这也就是为何说该委员会的真正职能是审查而非分类的原因。
马科斯倒台后一段时期，即曼努埃尔·摩拉托和亨利埃塔·曼德兹分别任职影视检查分级委员会主席期间，电影审查依然保守，前者对关涉政治、宗教等题材的电影[大胆电影化生出的勇敢电影（bold film）]呈现甚为敏感，只有“具有一定救赎的社会价值与艺术价值”“而非仅仅对于乱伦的窥视记录”的“真诚电影”才有可能通过;而后者治下的分类/审查更在意道德维系而非政治评论了。[5]约瑟夫·埃斯特兰达总统虽出身演艺界，但其电影政策由分类走向审查。埃斯特兰达手下的阿米达·西圭昂-雷娜发觉总统设想的彻底排查不太现实，所以将重点放在严打限制级电影及其片名上。《情欲表演》海外放映无虞，并在更名《现场秀》后获得国内上映机会;后来的《pinaysex.com》改名《www.XXX.com》后也获通过。格洛里亚·麦加帕果-阿罗甬当政期间，《现场秀》禁映风波最重要的一点是犯罪电影可以同时被解释为过分自由、触犯禁忌的电影以及严肃呈现并探讨文化问题的电影。擅长黄色笑话但不屑当代电影的阿勒章德罗·罗塞斯任职影视检查分级委员会时，准备升级对色情电影的干涉，但他很快就离开了这个吃力不讨好的职位。
从菲律宾电影史可以看出，许多重要机构的建立初衷和后来的实际发展有所出入，白底黑字的法令条文也难以应付复杂的艺术表述。按理说，自由社会有赋予民众权利的责任，也有确保社会文化不被污染的权力。无论在哪里，自由都是有限的。争议在于限制自由的具体操作。如果采用分级制，除非有明显的证据或对公众本质的伤害，应只负责分级，最多是“仅限成人观看”，但无权删减片段或禁止上映。菲律宾政府既想在条文的主观性和专制性上做文章，又想兑现电影的經济文化价值，由此政府成员之间、某个法令之内、若干政策之间存在许多论述的裂缝和商榷的空间（如德·维嘉的文化精英立场VS马科斯的威权政治立场VS伊麦达的实用主义立场），即比安维尼多·鲁姆贝拉所说的“冲突的衍生”。[6]换句话说，菲律宾政府对犯罪电影的具体操控介于管制与开放之间、机构审查与自我规范之间。
二、菲律宾影人与犯罪类型与亚类型电
影之互动
出于美国在菲律宾比西班牙和日本“好”得多的殖民史，菲律宾对美国怀有一种斯德哥尔摩情结，其艺术与文化一面非常本土，另一面深度美式，像对前者过度戏剧化和异域化的某种反拨。后者从菲律宾电影对混血造型的青睐、菲美明星之间的比对、菲美电影合作或模仿（遗憾的是后者是常态）、英语台词的普及中可见一斑，当然在思考菲律宾电影好莱坞化时也不能忽视其地方保护的倾向。美式电影观认为电影是门实打实的生意，首要考虑经济收益，而其前提是用观众欲求的东西最大可能地招揽观众。在叙事、技术、意识形态的规程上或稍作精进创意或模仿拿来为核心的类型电影具有操控观众期待（意外）的优势，成为票房的保证。一句话说，类型，就是七情六欲登场、规则中玩花样。当然好莱坞不是菲律宾电影的唯一法典，因为其他影响菲律宾电影的艺术，如萨斯维拉、连环画、杂耍剧场也都具有很强的程式化特征。
若不考虑品质，菲律宾电影的类型化和亚类型化的程度都很高，犯罪电影更是如此。菲律宾犯罪电影以色情、利诱、复仇、暴力、匡正为主轴，衍生出大胆/勇敢电影、撒旦电影（圣经电影的反面）、马尼拉黑色电影、狱中女子/香蕉共和国电影、B级恐怖电影、霸道电影、大屠杀电影/真实犯罪电影、秘密机构电影等，同时犯罪亦渗透在其他常规类型如恐怖、动作、历史，甚至喜剧中。①伴随类型/亚类型电影，还涌现了不少类型/亚类型明星。一个可能的争辩是，“题材”已能说明问题，无需再提出一个“亚类型”概念。强调亚类型的原因在于：类型的经典分类肇始于好莱坞大片场时期，而后者已被更多元的产业格局取代;类型混杂和亚类型说明现实的复杂性不能用一种类型来框定;题材更多指涉的是叙事层面，而亚类型的说法着重美学和技术的操作，即如何以电影的形式把故事讲出来。正如导演罗摩罗对电影产业改进的建议：“精致但少些本土性，以获取更多观众……我们可以说少些本土性的意思，不仅是少处理有限范围内的主题，而且是用特殊的方式呈现主题。”[7]这样的操作，也很可能会折冲本土导演作品的锋芒，拉平整个菲律宾电影的形象。
亚类型的出现是影人结合类型程式和本土经验的结果，也是寻求商业和艺术之间平衡的结果。菲律宾心理问题或社会问题的间歇性发作可供观众做现实的参照，对心理问题或社会问题的侧重则体现电影对于犯罪的论述立场。但我们不能忘记，尽管菲律宾电影显得拖沓，有限时间内讲清故事和主题需要对各种视听材料进行权益的配置。因此，（亚）类型电影的社会呈现通常是去脉络化的、浓缩的。各个领域的犯罪，即性别、种族、阶层、城乡、代际、天人之间的侵犯、异变、幻灭彼此纠葛，构成一个相对独立，充满强奸、乱伦、吸毒、虐待、械斗、凶杀、自杀、阴谋、腐败、不公、复仇的世界，其中又搭配着湿身、杀妻杀夫（在菲律宾法律中，杀配偶没有普通凶杀情节严重）、弱势反攻等类型元素。借助类型规程，制片成本得到控制（软色情开销较低，动作片开销较高），以应对高额税收。除极少数例外，菲律宾影史上最严肃的电影艺术家也将票房收益奉为作品是否成功的重要指标，因为没钱就意味着在下一部作品中自主权的削弱，甚至根本不会有下一部作品。自负的严肃影人里诺·布洛卡就曾拍过不少不太像他经典风格的片子，当然这也构成某种对宣传电影的抗拒。
当然，认同票房并不等于抛弃社会关注和美学追求，类型电影也存在内外因素影响下的品质等级。电影审查框架下的剧本预审可能会减少电影生产的随意性。另外，电影审查肯定不能容忍电影对社会现实的直白表述，那么就迫使影人和评论家创造性地表达观点。这可以部分地解释为何马科斯军事法政治高压和菲律宾电影第二个黄金期是重叠的。创造性表达典型地体现在寓言和暗示的运用：艾迪·罗莫罗和格拉尔多·德·莱昂的B级恐怖片变形地描绘殖民的经验与心理;问题家庭和父权家长制社会对妇孺弱小的压迫是同构的;帮派扭打可能映射着国族冲突。由此看出，电影审查的作用未必负面。导演自己也会对犯罪类型元素进行配置，比如布洛卡的“好”“坏”比较鲜明，马里奥·奥哈拉则“好”中有“坏”、“坏”中有“好”。有时美学风格出于无奈，布洛卡日间参加反政府游行演讲，只能晚上拍片，遂有强烈“黑色”影调。麦克·德·莱昂的鬼魂通过声音和恶梦显灵，连天主教图像也显得诡异。取材自热点奇案的大屠杀电影在电影语言的创新上值得一提。卡尔洛·卡帕拉斯和提果伊·阿圭鲁兹在大屠杀电影中糅合事件的现实层面，包括角色与真实人物的互换、真实人物的视频或音频、媒体图像、事件现场、超自然段落。这些电影手法的功能包括感官刺激、诡异氛围、价值判断、离间效果。当然，为了在现实、艺术、观众之间制造反思的空间，我们也需要电影评论、文化评论的协助。
影人和当局在犯罪电影生产中的关系并非铁板一块。有些涉及当代政治背景的电影的映射功能是明显的，犯罪集团对菲律宾公权力部门侵蚀蔓延之时，电影中体制内坏人角色增多。电影中的马科斯政府明目张胆，而阿奎诺当局则倾向把勾当外包给不法之徒。当体制内力量终于把体制外英雄消灭掉，电影和观众的认同可能依然倾向后者。如果影人把筹码都压在政治批评上也有风险。菲律宾影人在“人民权力革命”之后突然发现失去了反抗对象，造成一定程度上批判能力的减退。不只是政府，对于涉及情色的犯罪电影，影人内部的态度和策略也可能是割裂的：号召取消审查和批判对女性进行剥削的作品，两种立场并存。
菲律宾犯罪电影一方面使本国的犯罪文化借助类型化叙事得以留存，另一方面又在跨国电影传播中赢得市场和学界的认可，甚至为塔伦蒂诺式猛片（drive-in and exploitative）提供了基因。这种国际声望将反过来影响当局对影片影人的态度。耶特不断强调，它超越若干“安全”类型如浪漫和喜剧，堪称激奋本土电影产业与文化的猛药;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过度依赖类型和取悦观众的菲律宾犯罪电影带来的产业振兴难以长久，电影对社会问题解决方法的讨论也颇激进、有限。①当代影人在处理犯罪类型时，逐渐脱离报应的简单思维模式，而迈向罪恶的多维迸发和结论悬置。比如布兰里特·曼多萨、拉夫·迪亚兹、埃里克·塔蒂，都试图让各种形式的罪恶短兵相接，以此纵深地开拓社会现实和伦理两难的探讨。可是重哲理轻感官的电影，又大多复制着国外叫好国内不叫座的历史旧谈。
三、菲律賓观众与犯罪类型与亚类型电
影之互动
爱的纠葛和恨的炸裂最易激发感知流溢，它们往往发生在私人生活和社会心理甚至是国家认同的重合地带，因此，大众在现实生活和电影银幕中特别喜欢围观犯罪。观众在犯罪电影中可以对不堪的社会现实进行确认或反思，可以跟随法外英雄进行一场惊心动魄的冒险，也可以在虚拟情境中重估自己的伦理立场，而所有的不安，无论最终是否得以驯服，都“遥远地”发生。
菲律宾是亚洲唯一的天主教国家，因此，从保守的社会观点和正统的宗教观点出发，性的公开展示是难以容忍的。在《库拉嘉：没日没夜的女人》中，身为妓女的主角在幻觉中挨了玛利亚一巴掌。前文曾提到，以大胆电影及勇敢电影为名的本土情色电影大行其道，菲律宾电影审查机构并未采取完全禁绝的态度，而试图在打压和支持的游走中实现管控，而这种操作很大程度上受到观众自下而上力量的影响。
西圭昂-雷娜发现自己既要讨好倾向自治的电影同行，又得讨好反对放纵的政府、宗教、民间力量，结果处于两方的火力网中。麦加帕果-阿罗约总统和影视检查分级委员会主席尼加诺·迪昂森的关系可以说是菲律宾影史上总统—委员会主席关系中最棘手的，很大原因是麦加帕果-阿罗约在《现场秀》的禁映上受到教会施加的压力，却为迪昂森及自由影人难以接受。前者代表的保守阵营认为政府是纵容性事在电影中的出现，而后者代表的自由阵营则认为不应限制艺术自由，如果被严肃探讨人性议题的情色电影激起隐秘的感官就更为变态。妇女保护组织则指出，号称保卫女性权益的教会在女性从事不得已的营生时不允许其发声，显得矛盾。有意思的是，在2004年，一些院线出于对政治、电影两界情色风气的反感，拒绝放映过审的R-18电影。另外，影人有可能出自自身利益的考量在表达自由方面辩驳或钻空子。
对于犯罪电影放映的政治干预有违源自美国的表达自由原则，然而保守派政治精英和宗教人士势必对表达自由有所保留，因为社会偏差行为的电影呈现，对于国家形象、社会安定、文化价值都可能产生负面影响。从几次大的交锋来看，观众的概念可以扩大到政府、宗教、民间、电影、媒体各界人士及其社团如“更好电影公民委员会”“吉普尼司机协会”“解放艺术家运动”“菲律宾艺术家当事人”“穆斯林编剧俱乐部”“国立教会委员会”“基督是主运动”“上帝子民正义联盟”“菲律宾影视工作者联盟”“反亚太妇女拐卖联盟”等。普通观众形成的公共舆论通常被意见领袖借用、引导，或许在具体诉求实施中失控。但总之，他们都在表达自由宽容度的光谱上进行着拉锯战。
“可能在菲律宾，逃避严酷日常生活和假想着过别人的日子的需求比在西方更加显著，电影成了一种全国性的迷恋。”[8]在英雄缺席的时代，大众不会放弃在电影中寻找英雄，无论它是否合法。后马科斯时期，电影中的孤胆警员除了要对付犯罪组织，还要留神体制内的黑手。法外英雄角色如“年轻无知的反英雄、草莽英雄”也纷纷试图在电影中夺回正义。尤其在专制总统马科斯安然避居海外的情况下，俗套的英雄人物更加具有释放负面情绪、净化国民心理的作用，甚至不惜采取以暴制暴的形式。当然在法律框架内，个人复仇及其极端手法的合法性有所动摇。旁观犯罪是将引诱犯罪还是引导升华，一直是媒介心理学的争论焦点，但比较肯定的一点是，感官刺激可以麻痹感官，即旁观犯罪积累到一定数量和程度后，对犯罪的忍耐度会增强，甚至会欲求更强烈的刺激。
除了避免效尤，观众还须学会分离电影角色和真实人物。这两者可能是一致的，如卷入各种曲折案件及其曲折反转的艾迪·费尔南德、“坏小子”罗宾·帕迪拉、艾斯·威格尔、丹尼斯·罗丹。大片场对自己演员外貌举止的严格管理只是阶段性特例。层出不穷的明星违法行为给自己和社会带来不少麻烦，但这种现实和影像混同的影响终究更多属于私人领域。而菲律宾电影和大众在全国范围的公共领域的互动以及电影角色和真实人物的混淆影响更为深远。电影是表征的，而政治是代议的。用“幻想和现实混同，变得越来越难分难解”这句有点阿多诺和霍克海默感觉的话来描绘菲律宾政治犯罪与电影犯罪的吊诡关系再恰当不过。[9]在菲律宾，电影犯罪和政治乱象均令人瞠目结舌。里托·里帕德和雷·马龙祖银幕内外都是铁血英雄，但反例更显著。马科斯传记片《天命的痕迹》放映许可的纠葛为他胜选助一臂之力，而在任内，这位糟糕的总统却试图加强电影管控。他的夫人有明星欲，也有导演欲，临近马尼拉国际电影节，她下令将菲律宾文化艺术中心前的草地染绿。从政期间，埃斯特兰达在银幕内外构建大量底层英雄及爱国英雄形象，对其成功当选总统至关重要，但他在私人生活和政治生活中的恶劣表现无疑给予观众/选民惨痛的教训。“电影之王”小费南多·坡的超级人气英雄银幕形象未能保证总统竞选成功，因为还有许多必然和偶然的因素影响选举进程。
结语
菲律宾犯罪电影并非扑朔迷离的社会现实的单向映像，而是动态地处在政府、影人、观众错综复杂的欲求、期待、行动的夹角之中，正如耶特所说的“旋转门”。面对越发凸显强劲媒体力量的电影，专门的审查机构从政府建制中衍生出来，后者在一定独立性的基础上与政府框限、引导电影的意识形态价值和经济文化价值。影人以商业利益为导向或以类型程式与社会热点作为电影生产的基准无可厚非，因为在既有框架下仍有可能浮现出艺术的创新和社会的反思。以个人或社群形式出现的观众在银幕面前，受制与能动并存。
在如此情境中观察菲律宾犯罪电影，将我们引向非常有趣的发现。寡淡的国内外电影市场令菲律宾政府及其电影审查机构在意识形态价值和经济文化价值的设定上有些自相矛盾。亦即，在电影中政治稍微偏离“正确”的标尺，能够换来生产消费的勃兴或国际声望的维系。所以，随着犯罪电影逐渐成为本国电影产业的强大引擎，菲律宾政府迅速采取行动，对内改制电影审查机构编订相关条款，却同时放松对敏感电影的管制，鼓励國际展演交流。但具有审慎意识的影人将会小心行事，在避免触碰禁忌红线的同时把钱赚到。政府的禁令吊诡地像是商业片拍摄手册。聪慧有心者还会创造性地利用、建构观众的感知，获得产业界和评论界的认可。菲律宾政府持久的腐败不义成了犯罪电影理想的素材，而政坛与影坛的相互渗透也引发太多荒诞的故事。但观众绝不只是购买刺激的人傻钱多者，他们可以在犯罪电影中替代性地实现僭越或批判，也可以围绕电影议题形成大众舆论以加持或折冲政府、影人的作为。在整个过程中，何为犯罪（如“对物与权的暴力争夺”或“信仰的缺席”）、何为犯罪电影也被持续地解构、建构。后续的菲律宾犯罪电影研究仍可沿着两条基本的线路展开，第一个是“逼真，特别是作出‘客观’和‘事实’宣称的地方”;第二个是“媒介表征和日常生活的关系，也就是诉诸‘常识’和‘我们全都知道’的地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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