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生态观论文范文第1篇
【摘要】近年来全球性生态危机日益严峻，人类的生存环境及工业文明正面临着巨大威胁。面对生态环境的持续恶化以及绿色工业革命的蓬勃兴起，我党从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宏伟目标出发提出绿色发展理念。绿色发展理念是我国在面对新常态的发展环境下所作出的重大理论创新。该理念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为价值取向，以绿色低碳循环为主要发展原则，以建成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社会为最终目标。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思想的丰富和创新。
【关键词】绿色发展理念;人;自然
一、绿色发展理念的提出背景
（一）生态环境恶化的形势所迫
随着工业革命开展，人类社会进入了工业文明时期，技术革命方兴未艾，生产力水平飞跃进步;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使人们从以前那依顺自然、敬畏自然转向如今企图征服自然、统治自然。人们在生产实践中过分地关注社会经济效益而忽视了对自然环境的隐性效益，使得自然环境逐渐恶化。化石能源的过度消耗、全球气候变暖;区域性极端气候频发;森林面积锐减等一系列征兆都表明全球的自然生态环境正遭受着不可逆性的破坏，人类的生存环境也正受到了严重威胁，人民生命财产遭受着巨大损失。
由于我国正处于经济发展的转型期，人口众多、工业底子薄是我们急需解决的客观现实问题，在早期的发展中过分关注经济收益，重视GDP增长指数，而忽视了社会发展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对生态发展观的认识不足，使得工业生产以高能耗、高污染、生产率低下粗放型经济发展形势为主，20世纪末我国GDP的单位产值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倍。进入21世纪之后随着政府的政策倾向调整，能耗值虽不断下降但还是有很大的差距。随着时间的累积，人与自然的对抗性矛盾日益凸显，各种环境污染问题的出现直接影响了人们的生存环境。
（二）绿色工业革命的蓬勃兴起
生态环境的恶化，给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以及人民生活产生了严重的制约和危害，社会发展不稳定，人民生存环境不健康，必然导致经济发展不高效。人们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意识到了需要处理好作为个体的人类与作为主体的自然之间的关系。可持续循环、科学发展等理念成为世界各国的发展共识，各国纷纷出台政策引导本国产业发展方式的变化取向。以互联网智能产业、清洁能源、人工智能，生物科技为主的新一代科技革命已悄然展开，这场绿色革命促进社会经济朝着更高效、更便捷、更绿色的方向发展。信息时代的互联网技术加上清洁能源的发现及人工智能技术的成熟运用，使得原本高能耗，低效率的落后产业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清洁绿色、可循环低能耗的产业，生产驱动变得更多元化，发展方式以及发展理念更符合科学规律。
面对生态环境日益严峻的现状以及绿色科技革命的发展浪潮，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人与时俱进、高屋建瓴，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宏伟目标，把生态文明建设提到了“五位一体”的发展战略高度，习近平总书记在许多重要场合都发表过关于绿色发展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讲话，并表示“绿色发展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要求，代表了当今科技和产业变革的方向，是最有前途否发展领域。”为新时代中国的高质量经济发展提供新观点、新路径。
二、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思想
恩格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一书中提出了“两大和解”即人同自然和解及人同本身的和解。这两大和解从自然和社会两个层面说明了人、社会、自然需要寻找平衡点，也是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思想的两大主题。
（一）人同自然的和解
马克思曾就人与自然的辯证关系这样说道：“被抽象的理解的、自为的、被确定为为与人分割开来的自然界，对人来说也是无。”人是自然的产物，自然是人生存和发展的前提，但是脱离了人与人类社会而空谈自然那将是毫无意义的了。自然界拥有客观存在性，独立于人类社会而存在的，人及社会的形成发展都要以客观自然界为依托，个体的人生于自然并为了生存开始于其他个体的人交往，产生了这样或那样的关系，由此产生了社会。人类社会经过长期的演变，由原始石器社会到封建农业社会再到近代工业社会以及发展到现代的信息文明社会，无论人类生活在哪一时期的文明，都无法摆脱想自然索取物质生产资料这一行为，人是自然界中的有机个体，自然界为人类的生存发展提供了全部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离不开自然而独立发展的。
马克思在肯定自然客观性的同时强调了生而为人的主观能动性，并提出了“认同自然的和解”，这里的“和解”并不是对人类为了生存发展从自然界获取资环的合理性的否定，而是在提倡人们在向自然界索取的同时也要对自然生态系统进行保护，尽可能小的影响自然生态的正常运作，认为在人与自然相处时，人应该尊重自然，保护自然;社会发展也要遵循客观规律，在正确地认识自然前提下进行绿色高效发展，处理好生态与发展之间的关系。
（二）人同本身的和解
人们重新思考人的发展与自然的关系，在研究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的同时，也应该思考造成矛盾尖锐化的根源，就其根本来说，人是解决这一矛盾的关键所在。马克思认为，生态危机产生的社会根源就是资本主义不合理的生产方式造成的，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方式虽然提高了生产力水平，使人类进入更先进的文明时期，但劳动异化、人本质的异化、生态环境的破坏等问题的出现都是因为资本主义贪婪、野蛮的本性所造成的。“异化劳动，由于一是自然界，二是人本身，他自己的活动机能，他的生命活动同人相异化，也就是类同人相异化;它是人把类生活变成维持个人生活的手段。”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工人的每次工作都是饱受煎熬遭受剥削之痛苦，对自然的过度索取和浪费也使人与自然产生了异化，在这一过程中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敌对的、破坏与被破坏的关系，人依附自然和谐共生的关系在这种生产制度下完全被割裂开来。
资本主义制度是一种以满足资产阶级无限贪欲而制定的以保护其私有制为基础的剥削制度。资本主义制度虽然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但这种发展成果绝大多数被资本家所占有，反而造成人们生活环境愈加恶劣，在资本利益的驱使下，生产的目的已经不再是为满足人们的需要而是资本家之间争夺利益的盲目生产。马克思提出“人同本身的和解”是指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解，人在利益的驱使下会造成无底线的逐利竞争怪圈之中，使人为了获得高额利润不惜方式方法去损害他人以及环境，这种单向度的破坏会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人与社会生产不相适应。
三、绿色发展理念对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继承与超越
绿色发展理念是我国在面对新常态这一客观环境下所作出的重大理论创新。该理念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为价值取向，以绿色低碳循环为主要发展原则，以建成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社会为最终目标。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思想的丰富和创新，为建设美丽中国提供了理论指南。
（一）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价值取向
人與自然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三个层面。原始文明时期，人们对自然的认识水平有限，人们是为生存而被动地适应自然;农业文明时期，人们对自然有了初步的认识，对自然生态整体环境的影响还是很有限的;工业文明时期，生产力较前两个文明阶段有了质的飞跃，人们开始对自然进行疯狂的掠夺，人与自然的矛盾日益尖锐。习近平总书记从人类文明的视角出发，进一步的阐述了人类文明与自然生态的辩证关系，并强调：“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深刻总结了自然生态对人类文明所起的客观作用，揭示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客观规律。人类能动的作用自然同时自然界也会作为客观尺度去制约着人们的行为活动，人类文明大多起源于生态环境良好、水资源丰富、森林茂盛的地方，但是众多古文明的消失，也都是因为自然环境的恶化甚至消失在茫茫沙漠之中，这足以看出自然生态对人类文明的重要影响作用。
（二）绿色低碳循环为主的发展原则
科学技术日新月异，技术的成熟使人们相信只要依靠科技就能解决人类面临的各种问题，利用技术提高生产力水平已经是全球生产发展的共识，但是科技成果的滥用使经济发展方式渐渐违背了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规律，自视无所不能的人类对自然的扩张打开了潘多拉魔盒，气候变暖、环境污染、极端天气频繁、资源危机等接踵而来的难题使人们清醒的认识到在自然面前人类是多么的渺小不堪。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解决好工业文明带来的矛盾，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目标，实现世界的可持续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工业文明所带来的矛盾，是生态文明根源性的问题，我们要注重绿色发展，引导科技运用，要合乎人与自然和谐的发展理念，加大对落后污染，能耗高的技术进行改造或者代替，增强节能环保技术的开发与推广，推动绿色产业的规模化。
（三）以生态文明建设为发展目标
在党的十九大中我党把新时代的发展目标，增添了“美丽”二字。就生态文明的视角出发，美丽是青山绿水，环境优美，生态平衡的表现形式。把美丽写入了新时代中国发展目标，这意味着我党已充分认识到生态环境对现代化强国建设的重要作用。进入新时代的中国，无论是生产还是生活要想可持续健康的发展，生态环境都是必不可缺的一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一重要论断，生动形象的体现了人与自然浑然一体的生态观念，人们要想保持高质量的经济发展，就要把处理好发展与环境的关系作为基础。我国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初期会产生一些副产品，在追求利益的面前人们往往会忽视绿水青山的生态观念，以牺牲环境为代价选择低质量高速度的经济发展模式。习近平总书记的“两山论”生动形象，是对马克思生态哲学的中国化创新，这也要求我们大力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才能让新时代的中国更加美丽和谐，为中华民族实现中国梦贡献出应有的力量。
哲学生态观论文范文第2篇
［摘要］生态危机愈演愈烈，究其原因多种多样，但生态危机所关注的焦点最终应集中于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生态危机成为了人类自身范畴的问题。生态破坏是人类改造自然的必然结果，生态环境的走向，取决于人类整体在生态破坏与生态改善之间所作出的集体决策，生态危机的解决途径在于共同富裕。
［关键词］经济哲学；生态；危机；共同富裕
［
从字面意思上讲，生态危机与生态破坏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在日常生活，甚至是学术研究中，这两个概念经常被不加区别地使用。其结果就是在对生态危机根源探讨中出现了明显的偏差。因而厘清生态破坏与生态危机的区别，是理解生态危机的根源并找出其解决途径的重要前提。
生态破坏属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范畴。当人类作为相对独立于自然的存在出现时，生态破坏就已经开始。自然是一个动态平衡的生态系统，至少在人类出现的几百万年前到近代之前，从自动调节的角度看生态系统是基本平衡的。只有在人出现后，生态破坏才开始出现，是伴随人类改造自然的过程对生态系统的破坏。而且，只有当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足以改变生态系统时，才会形成生态破坏。换言之，自然生态具有自我调节能力，而这种能力也有一定的限度，在这个限度之内，人类活动只能影响而不能破坏生态平衡，当人类的力量超过了这个限度并持续强大时，对自然的持续改造就可能使自然生态系统偏离原来的平衡状态，从而造成生态破坏。
虽然生态破坏是贬义词，但其与中性的生态改造、甚至褒义的生态改善在本质上并无不同，都是在原有的自我调节的生态平衡之上，增加了人类的行为，从而导致生态系统的失衡。当然，从平衡到失衡，再从失衡到再平衡，这本身就是一个动态平衡的调整过程。喜欢这一动态平衡调整结果的，就称之为生态改善，厌恶这一调整结果的，就称之为生态破坏。
即便我们不考虑那些因人们态度的不同，而对其究竟是生态改善还是生态破坏而有所争论的情况，即使是显而易见的生态破坏，也并不必然地对人类有害。由于生态破坏的本质是人的行为参与了生态系统的动态调整，那么这种人的行为就应该在大多数情况下是符合人的意愿，并且对人是有利的。
例如一个湖泊的生态系统。人类如果只是钓鱼，那么就是在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能力限度之内，就没有破坏原有的生态平衡。如果人类在湖中大规模养殖鱼类且超过了自然生态的调节能力，原有的生态平衡被打破，原有的生物种群数量就会减少，甚至原有的一些鱼类就可能会灭绝。这种将物种丰富的湖泊变成物种单一的养鱼池是明显的生态破坏。但是这种生态破坏的行为却为人类提供了更多的食物来源，也使从事养殖的渔民获得了更多的经济收入。
然而，如果不仅在湖中养鱼，还在岸边设立工厂，向湖中排放污水，那么，就有可能毒害水中生物，使大量物种消亡，或者使湖水产生富养化而出现蓝藻等的泛滥，湖水变质、变臭、无法饮用等。这就不仅是打破了原有的生态平衡，而且使新的生态平衡难以建立，或者对人类的生存产生了威胁。这种生态破坏，就达到了生态危机的程度。
生态危机并非简单的生态破坏、生态失调、环境恶化，而是指由于人的活动所引起的以环境质量下降、生态秩序紊乱为表征的生态系统乃至整个生物圈的结构与功能严重失调，以至生命维持系统濒临瓦解，威胁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现象。
生态危机是严重的生态破坏，其严重性在两方面体现出与普通的生态破坏存在质的差异，从生态破坏到生态危机已经不仅仅是量变，二者已经有了质的不同。生态危机的严重性一方面是新的生态平衡难以建立，因而生态系统处于长期的失衡状态，或言之，对生态的破坏是持续性的，也正是因为破坏的持续性，才导致了失衡的长期性。严重性的另一方面是生态危机对人类有害而且足以威胁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并不像生态破坏那样在很多情况下对人类有利。
那么，既然生态危机威胁到了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为什么人类还要持续性地破坏生态呢？对这一问题的追问，就可发现生态危机与生态破坏在更深层次的本质差异。
生态破坏是人的行为参与了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调节过程，因而，生态破坏需要解决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属于人与自然的范畴。而生态危机要解决的是人类在意识到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已经受到威胁的条件下，依然持续地破坏生态的问题。显然，任何一个正常人都不会作出这样的非理性选择，而只能归罪于集体的谬误，是人与人在互动过程中，由于合作机制的失灵而产生的集体非理性决策。因此，生态危机所关注的焦点，应该脱离人与自然的关系，而集中于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生态危机成为了人类自身范畴的问题。
二、对现行生态危机理论的批判
现行与生态危机有关的理论，主要从技术、意识形态、经济基础三个方面寻找生态危机的根源。然而，这些理论，或混淆概念，或以偏概全，均尚未找出生态危机的真正根源。
面对生态危机，最早最直接的反应是将其归因于技术的进步。若无技术的进步，人类的力量不可能强大到破坏自然生态，形成生态危机的程度。在没有形成人类力量的自我约束机制的情况下，期望于技术的进一步进步来解决生态危机问题。这种思维方式在当代仍然流行，例如期望第三次工业革命、生产技术的绿色革命等实现环境生态的改善。
但是早在１００多年前，杰文斯就已经有力地批判了这种观点，其在《煤炭问题》［１］中论证说，提高自然资源的利用率，例如煤炭，只会增加而不会减少对这种资源的需求，这是由于效率的改进会导致生产规模的扩大，反而扩大了对资源的需求。这后来被称为“杰文斯悖论”。杰文斯悖论在现代社会同样存在，例如电脑是可以节约纸张的，无纸化办公曾经是很多人的梦想，然而现实却是电脑方便了文档的修改和打印，反而大大增加了纸张的消耗。
当然，我们并不能因为杰文斯悖论的存在而否定节约资源消耗的技术进步的存在性，有些技术进步的确可以在更好满足人们需求的同时降低或减少资源的消耗。问题在于人类的需求是多方面的，某些节约资源的技术进步无法影响其他存在杰文斯悖论的技术进步，而只要这样的技术进步存在，就不可能通过技术进步解决生态危机问题。
实际上，技术是人与自然关系的范畴，是人类改造自然的技术，提高技术固然就是提高人类对自然生态的改造能力，也有可能在局部实现由生态破坏向生态改善的转变。但是在总体上，技术和属于人与人关系范畴的生态危机并无太大关系。对生态危机起决定作用的是人与人的关系，而不是技术。生态危机问题并不在于技术本身对资源的投入产出关系，而在于人类在整体上形成对技术应用的理性决策。
对生态危机根源的另一种认识是观念与文化。即认为只要改变了人们的错误认识与社会文化，生态危机就可以得到解决。当前不仅存在着“将生态价值与文化融为一体的道德革命”、“绿色思维革命”等呼吁，在学术领域也有很多相关研究。例如罗马俱乐部创造人Ａ·佩切伊认为：“人类创造了技术圈，入侵生物圈，进行过多的榨取，从而破坏了人类自己明天的生活基础。因此人类如果想自救的话，只有进行文化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的革命。［２］”再如国内的任永堂认为从文化与生态关系角度可以对文化的生态功能概括为：原始文明时代的文化属于“生态无为型”文化；农业文明时代的文化属于“生态改造型”文化；工业文明时代的文化属于“生态掠夺型”文化。现时代应该建构“生态协调型”文化［３］。
诚然，最初的生态破坏的确有观念与文化上的问题，改变观念与文化的确有助于解决生态危机问题，在这一认识中产生的“可持续发展理念”也有力地促进了人类社会的进步。但是，从根本上说，观念与文化决不是产生生态危机的根源，将生态危机的根源归结为观念与文化，是简单地将集体理性混同于个体理性的认识，也是一种历史唯心主义的认识。首先，将生态危机归结为观念与文化无法解释在多元文化存在的当代社会，生态危机的全球普遍性。也无法解释在西方发达国家环境保护意识普遍觉醒的时代，环境污染和破坏只是从发达国家转移到落后国家，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并未得到解决的客观现实。其次，人类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认识的进步同样是一个客观的历史过程。伴随着人类力量的日益强大与生态破坏的日益加剧，对生态危机的恐惧必然产生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反省，形成普遍的环境保护意识。再次，普遍的绿色思维、尊重保护生态环境的观念与文化并不必然地形成可以导致生态危机逆转的人类行为。当然，没有这种观念与文化，生态危机只能无限恶化，但是这种观念与文化只是解决生态危机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即便是普遍的绿色思维，也依然属于个人与自然的关系范畴。在所有人都希望改善生态环境的条件下，缺少合理的决策机制，也未必能形成集体一致的改善生态环境的决策。将生态危机的根源归结为观念与文化，与将其归结为技术一样是犯了混淆生态破坏与生态危机概念的错误。
与将生态危机的根源归结为观念与文化类似，还有一种生态政治的观点。该观点认为生态危机离开政治的参与，不被组织在政治框架内，问题本身难以得到根本的解决，因此需要把生态问题提到政治问题的高度，进而使政治与生态环境的发展一体化，把政治与生态有机辩证地统一起来，最终促进全球政治与生态环境持续、健康和稳定发展。这一观点促成了把生态危机问题纳入到全球战略规划、政府决策、法制法规、公民政治参与、国际政治行为等呼吁和努力。
从生态危机的解决离不开政治参与的角度，这一观点并无不妥，并且在现实中也促成了各国环境保护法律的颁行和国际环保的合作等。而且这一观点与之前的观点相比，没有混淆生态危机与生态破坏的概念，属于在人与人的关系范畴内的讨论。但是，如果将生态危机的根源归结为政治因素则显然忽视了生态危机自身发展的规律，依靠政治力量解决生态危机不仅在现实中难以完全实现，在逻辑上也陷入了外因决定论的窠臼。政府只是生态危机众多利益相关者中的一员，政治力量只是影响环境力量中的一种，而且政治与环境是相互作用的，政治可以改善或恶化生态环境，生态环境也会影响政治力量的走向。而且，政治力量只是生态环境的利益相关者之一。特别是在现代社会的生态环境问题上，政治力量更多地是扮演着破坏生态环境的资源利用者与期望生态环境改善的民众之间的协调人的角色。抛开另外两种更重要的生态环境利益相关者而只谈政治力量，显然有失偏颇。
在全球范围，即便有《京都议定书》之类的国际环境保护公约，其对各国的约束显然不足。国际的政策协调需要各国利益导向的支撑，缺乏各国一致性的利益支撑，不仅环境保护国际合作的协议难以达成，已经达成的协议也难以落实。这也就不难理解《京都议定书》执行的意义和效果为何并不显著，而且即使《京都议定书》所规定的各项目标能够实现，与稳定气候变化的最终目标仍相距甚远。在中国，１９８４年成立了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此后先后制定了《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海洋环境保护法》等环境法律，确定环境影响评价、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污染物总量控制等环境管理制度。然而中国的环境恶化依然难以扭转，最近的雾霾更引起了全球关注。究其原因，政治力量制定法律是一回事，而法律的贯彻实施则是另一回事。任何法律的实施都是人来完成的，因此法律只有符合利益相关人的诉求才会被认真地贯彻实施。显然，在破坏环境可以获得巨大的商业利益条件下，环保的法律被认真贯彻实施是不可想象的。
说到底，生态危机是生态环境的恶化威胁到了每个人的切身利益，因此在从技术层面与意识形态层面探讨生态危机的根源之后，从经济层面寻求生态危机的根源成为当前最流行的研究方向。在这一方向的研究观点并不统一，甚至是截然对立的，崇尚市场力量的观点认为包含生态环境的资本化是解决生态危机的根本途径，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则严厉地批判了资本化，认为资本逻辑才是导致生态危机的根源。
生态危机理论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最核心组成部分，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开始使用的一种分析资本主义危机的理论。他们将马克思有关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理论应用于资本主义的生产与整个生态系统的互相作用中，认为正是资本、资本逻辑、资本制度导致了生态危机。
生态危机理论从资本的本质属性出发，认为资本的效用原则属性是把一切都变成有用的体系，这当然也包括把自然生态环境也当成有用的工具；资本的增殖原则属性则使资本对无限增殖的追求，导致资本对自然生态环境的利用是无限制无止境的。因此在资本逻辑下，生态危机成为一个必然的过程。生态危机理论从四个方面分析了资本导致生态危机的过程。其中对技术使用方面与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析与其他理论相比并无新意，而对生产方式与消费方式方面的分析则极大地深化了对生态危机本质的认识。高兹认为，在追求利润这一动机的支配下，资本主义生产存在着一种“成本外在化”的趋势，因此，资本家不可能牺牲企业利润去保护环境。把降低生产成本看得比生态平衡更重要，这就是资本主义的“生产逻辑”［４］。阿格尔在给出异化消费概念“指人们为补偿自己那种单调乏味的、非创造性的且常常是报酬不足的劳动而致力于获得商品的一种现象［５］”的同时，指出为解决需求不足的经济危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力图诱使人们把追求消费作为最大的需要和真正的满足。这种异化消费的无限扩大导致了对资源的无限索取，这是资本主义的“消费逻辑”。更进一步，福斯特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不会使其发展道路发生逆转的，就是说它不会改变工业和资本积累的发展结构，而这种发展模式从长远的角度看（许多方面从短期看也是如此）对环境将产生灾难性的影响。［６］”
生态危机理论揭示了产生生态危机的一个方面，但不是全部，而且由于其逻辑上的缺陷也使得其结论显得不切实际。首先，自然生态环境的有用性本身就应该可以限制生态危机的产生。既然资本将自然生态环境作为一种有用的工具，那么生态破坏达到生态危机的程度，自然生态环境就丧失了其有用性，这同样不符合资本的本质属性。因此资本内在地存在着一种避免生态过度破坏到生态危机程度的自我限制机制。其次，即使是在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也不是主导一切的力量，任何社会都存在着对资本逻辑的限制力量。政府、公众、社会团体，乃至法律、社会舆论都可以形成对资本破坏生态环境的限制。第三，资本逻辑并非惟一破坏生态环境的因素。资本逻辑只是社会生产组织方式中的一种。实际上，只要存在着人类通过生产改造自然的过程，生态破坏甚至生态危机就有可能发生。玛雅文明、楼兰古国等等一些古代文明的陨落就是由于其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导致的生态系统崩溃［７］。第四，当代社会现实并未展现生态危机与资本制度之间的关系。生态危机并非只出现于资本主义国家。相反地，生态危机体现出与各国发达程度的高度相关：发达国家包括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与民主社会主义国家生态环境都普遍较好，而发展中国家则无论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其生态问题的形势都更为严峻。尤其是那些生态环境破坏最为严重的国家或者生态环境破坏最为严重的时期，经济都正处于迅速腾飞的阶段。
支持市场化观点的理论来源于科斯定理。认为通过更彻底的市场化与资本化可以解决生态危机的观点泛化了科斯定理的使用。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中提出了科斯定理，并用一个污染企业的例子加以说明。科斯定理认为：产权的界定是市场交易的基本前提，清晰的产权可以达成市场的最优化结果。当然，生态问题并不是科斯研究的重点，其所谓的由产权界定而达成的市场化最优结果也并未包含生态环境的改善。在这方面科斯有明确的表述：“如果我们确定污染的有害后果是鱼类的死亡，要决定的问题则是：鱼类损失的价值究竟大于还是小于可能污染河流的产品的价值。”［８］他们认为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与产权界定不清晰，从而导致对包含生态环境的社会成本的滥用，而只要界定清楚了排污权的归属，通过市场交易，对生态环境的污染就必然由无约束的社会成本转化为有约束的私人成本，从而限制污染的排放、改善生态环境质量。正是在这一逻辑的基础上，一些环境学家与经济学家大力呼吁要赋予自然以经济价值并更加充分地把生态环境纳入市场体系之中，以此来解决所有的生态环境问题。其最著名的口号就是“把自然市场化、资本化”，“将地球纳入资产负债表”。
就这一逻辑本身而言，一些生态危机理论对其的批评并不成立。例如福斯特将市场化、资本化解决生态危机问题的逻辑，称为“建立在环境能够并应当成为自我调节的市场体系这一信念基础之上的乌托邦神话”。市场体系具有自我调节机制是公认的事实，而科斯定理也展现了包含生态环境的市场自我调节机制的运行机理。福斯特的批评过于武断。而其他大多数对市场化与资本化观点的批驳更停留于技术与价值层面，即认为技术上难以用货币量化生态环境的价值，或强调生态环境的道德价值远高于企业产品，或认为污染的扩散效应导致污染权的界定根本无法进行。然而即便是这样的批评也禁不住推敲，在产权界定清晰的基础上，市场具有价格发现的功能，生态环境的货币价值是不需要技术去量化的，而市场所形成的最终结果即便包括了对环境的破坏，其破坏程度也是所有利益相关者通过市场所共同确定的，在道德上并无不妥。
实际上，通过市场化与资本化解决生态危机的观点的确过于理想化。例如将地球纳入资产负债表即便在理论上可行，在现实中也无法操作。更重要的是，产权界定清晰的市场虽然要比产权界定不清晰的市场更能约束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但是，这种市场约束的力量一定可以强大到避免生态危机的发生吗？对这一疑问，该观点并未能给出任何解释。
三、生态危机的解决途径在于共同富裕
生态破坏是人类改造自然的必然结果。虽然也存在着人类对自然环境的改善，但是从总体上讲，人类改造自然是一个先生态破坏，再生态改善的过程。生态破坏是不可避免的，是人类行为参与生态系统动态平衡调节的必然过程。但生态破坏并不必然导致生态危机。生态环境的走向，取决于人类整体在生态破坏与生态改善之间所作出的集体决策。
然而，一般来讲，破坏生态环境往往会产生巨大的经济价值（否则不会有人愿意去破坏生态环境），而改善生态环境则往往会消耗经济资源（如果改善生态环境可以普遍地产生经济价值，生态危机就不会出现）。在现代社会，环境保护已经成为全球的共识，几乎不会有人认为生态危机是无关紧要的，不会有人认为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没有价值的。但是在持续地破坏生态环境可以产生巨大经济价值的条件下，人类在整体上面临生态价值与经济价值的选择时，却大多会形成非理性的集体决策，选择经济价值而放弃生态价值，最终导致生态危机。这才是生态危机产生的原因所在。而生态危机的现实存在，也反证了人类集体决策的非理性。
进一步分析这种集体决策非理性的深层次根源，在于人类集体决策机制中，缺乏对生态破坏的有力约束，因而无法形成与个体理性相一致的集体的理性决策。
在集体理性与如何与个体理性相一致的问题上，目前主要有两种不同的观点。
一种观点以奥尔森为代表，他认为“理性的、寻求自我利益的个人不会采取行动去实现他们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９］。唯一可以不受这一集体行动困境限制的情况是集团的规模足够小：小到即使单个成员购买全部的公共物品，也能使个人收益大于成本；小到“搭便车”行为可以被很容易地察觉并受到谴责。
另一种观点以帕特南为代表，他引入了“社会资本”的概念，认为社会资本的本质要素是集体行动中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任，而这种信任关系有利于集体形成与个体理性相一致的行为。正是因此，他认为走出集体行动困境的捷径就是“大力发展社会资本”［１０］。
本文无意去分析这两种观点的分歧与对立，无论是规模的限制还是社会资本的制约，二者在逻辑实质上是一致的，即均认为只有建立了集团内部对个体行为的激励约束机制，才可能实现集体理性与个体理性的一致性行为。这种逻辑在实质上与科斯定理的产权界定也是一致的。因此，上述理论都表明，缺乏有力的约束机制，就不可能形成与个体理性相一致的集体的理性决策。
究其实质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源就在于缺乏有力的约束机制而导致的个体理性无法转化为集体理性的集体行动。然而，借助集体决策理论的分析逻辑虽然可以找到生态危机的根源，这些理论却并未给出解决生态危机的途径。以奥尔森为代表的集团规模限制、以帕特南为代表的社会资本、以科斯为代表的产权界定等莫不如此。
首先，作为普遍性社会问题的生态危机，其利益相关者必然是大量的人群，因此奥尔森的对集体规模的限制并不适用。其次，按照社会资本的观点，社会资本的积累到一定程度就可以发展出民主政治，并由此解决集体理性与个体理性不一致的矛盾。但从历史与现实看各国生态危机的严重程度与其是否为民主政治并无相关关系。因此，虽然社会资本的发展的确有利于形成集体一致的行为，但还不足以形成阻止生态危机的足够约束。最后，生态环境的产权界定只是形成集体决策中对生态危机约束的一个必要条件。虽然产权界定有利于强化资本的自我约束机制，但是这种约束机制是不充分的，不足以形成对生态危机的足够约束。
资本的本质属性揭示了资本既会将自然生态环境作为有用的工具，也会在自然生态环境面临危机而变成无用甚至有害时转变为对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甚至改善。然而这一自我约束机制的前提就是自然生态环境的资本化，即通过清晰的产权界定，将自然生态环境破坏的社会成本内化为私人成本。从这一意义上说，自然生态环境的产权界定是避免生态危机的一个必要条件。
然而与社会资本类似，通过界定产权而进行更彻底的市场化与资本化虽然有利于集体一致性行为的产生，但同样其约束力度不足以阻止生态危机的产生。自然生态环境的资本化必然导自然生态环境价值的市场化，也即通俗意义上的排污权交易。也正是排污权的交易过程形成了对资本逻辑的外在约束。那么只有排污权的定价足够高，才可能阻止生态危机的发生（生态破坏与生态改善都可能同时存在）。而生态危机之所以会产生，就在于这种外在约束的无力。也正是这种外在约束的无力导致了污染企业与被污染公众的个体理性无法形成一致性的集体理性，经济价值被过度重视，而自然生态环境价值则被过度忽视。因此，对排污权的定价偏低，才是导致资本逻辑的外在约束难以与内在约束共同发生作用，难以阻止产生生态危机的关键。
为寻求生态危机的解决途径，有必要对前述讨论作以梳理。生态危机的原因在于无法形成与个体理性相一致集体理性决策，而深层次根源则是集体决策机制中缺乏对生态危机足够有力的约束。
要解决生态危机，就要在实现个体理性的前提下实现集体理性。具体来说，第一就是要实现个体理性，即形成生态环境价值的普遍共识，这已经基本得到解决；第二就是要对生态环境进行清晰的产权界定，这是形成集体决策机制中约束机制的一个前提，这正在逐步地变为现实；第三就应该使排污权的市场定价足够高，这才能形成对生态危机的约束足够有力，这目前还未得到足够的重视。
在这一分析框架中，有两个层次的集体决策：第一个层次是排污企业、被污染公众、政治力量与社会团体所形成的集体决策。其中对生态环境价值的宣传主要由社会团体完成，对生态环境的产权界定主要由政治力量进行，而排污权的价格则是在污染企业与被污染公众的市场博弈中产生。第二个层次则是被污染公众的集体决策。这一层次集体决策与个体理性相一致的问题会随着国家法制、公共管理、社会团体的发展与产权界定的进行而自然得到解决。下面着重分析第一层次的集体决策。
在个体理性与产权界定得到解决的条件下，生态环境的市场化价格的扭曲成为第一个层次集体决策的关键。而定价的扭曲在本质上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扭曲导致的不同群体的价值诉求不同。产权的界定形成了人与人在法律意义上的平等，但是财富的过大差距依然导致了人与人在事实意义上的不平等，从而导致了在价值诉求上的差异。作为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污染企业，其诉求完全是经济价值，生态价值只是在产权界定清晰的条件下作为成本计入经济价值。而作为博弈另一方的被污染公众，则同时具备经济价值与生态价值两种诉求，即一方面希望增加收入，这包括工资收入、财产性收入以及排污权交易所得，另一方面也期望生态环境的改善。
生态环境问题从来都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而是总与经济增长、经济结构的改变、就业机会的增加、工资与经济福利水平的提高等经济价值相关联。而生态危机则正是由于对经济价值的过度重视而导致的对生态环境无节制的破坏。形成自然生态环境的市场定价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污染企业与每一个被污染公众分别协商定价，另一种是所有被污染公众形成一致性意见后与污染企业进行协商定价。无论哪种定价方式，都需要被污染公众具备强烈的生态环境诉求，即被污染公众对生态环境的诉求必须要强于对经济利益的诉求，自然生态环境的定价才有可能达到阻止生态危机产生的价格水平。
然而正如马克思所说，人首先要吃。生存权是人的第一诉求，只有基本需求得到满足，其他需求才会得以突显。虽然舍生取义在个体行为上是可能的，在现实中也的确存在少数在经济条件不好时依然强烈要求保护生态环境的个人。但是对于人类群体，这种行为则是不可想象的。
资本外在约束机制中的被污染公众恰恰是人所形成的群体，因此在经济基础薄弱的条件下，经济利益必然成为被污染公众的首要诉求。即便在自然生态环境的产权被清晰界定的条件下，污染企业与被污染公众在财富上的过大差距也导致了自然生态环境价值与经济价值市场交换的扭曲。污染企业可以用较小的代价换取污染的权力，生态危机难以避免。而只有在被污染公众的基本经济诉求都得到满足的情况下，也即实现了共同富裕的前提下，被污染公众才会将生态价值置于经济价值之上，在生态环境的市场化定价中要求的价格才会足以阻止污染企业无节制的生态破坏，避免生态危机。而且在已经出现生态危机的情况下，也可以达成共同承担环境改善成本的集体一致性决策。
上述分析虽然是以资本逻辑对生态的破坏为例进行的，但是适用于任何人类的生产组织形式。因为只要存在着对自然改造的人类生产，就存在着生态被破坏地区的公众对生产过程的制约，这一诉求的强度取决于公众对生态环境诉求的强度，而这又进一步取决于公众的经济基础状况。
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生态环境问题最严重的国家往往处于经济迅速发展的阶段。因为只有在这一阶段，贫富差距才最为显著。而一旦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实现了贫富差距的缓解，被污染公众的财富积累使得其不再将经济利益作为其首要的诉求，生态环境就会得到改善。
这同样可以解释当前有关环境问题的国际合作。正是因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贫富差距过大，发展中国家才愿意接受发达国家污染产业的国际转移，才难以实现污染排放的减少。只有当发展中国家也实现了经济上的富裕，生态环境的改善才会成为这些国家的政策导向，全球性的生态危机才会得以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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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姚黎君彭坤
哲学生态观论文范文第3篇
摘要：随着社会文明的发展进步，人们的生态文明观也得到了提升，因此对现代环境艺术的设计要求也就有了更高的标准。同时伴随着现代人们的环保意识不断提高，在设计现代环境艺术的时候也需要融入更多的环保元素，以此来符合现代化的生态文明建设，确保现代化的环境艺术设计与生态环境共同发展进步。所以，为了提高现代环境艺术设计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和谐发展，要尽可能的对环境艺术设计进行分析，从而开展更具实质性的设计。
关键词：生态文明观;现代环境;艺术设计
伴随着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科技水平的发展推动着各行各业快速前进，作为现代化的环境艺术设计在技术和观念上也得到了全面的发展和进步，并且在设计实施当中，也融入了更多的现代化生态文明观元素，同时也形成了更具现代化和生态化的设计理念，确保在实际设计中能更科学合理的运用现代化环境艺术设计技术，做到与生态文明建设共同发展进步，本着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来建立和谐的发展关系。
一、生态文明观的基本含义
作为飞速发展的工业文明，在给人们生活水平带来实质性变化和生活条件进步的同时也造成了不同程度的环境问题，作为目前社会发展的重要热点问题，环境的保护和建设是目前的首要任务，作为新时代发展的全新理念和主要推动力，生态文明观理念的出现，从根本上肯定了环保观念的重要性，同时也反映出了保护环境对现在社会生产生活的重要意义。生态文明观，从实际意义上确定了人们保护环境的措施和意识，同时也树立了一种正确的价值观和发展观，这对于社会整体的生态文明建设都有很大的促进作用。这种新时达理念的出现，从基础上提高了社会生态文明的高度，同时也为国家和人民的可持续发展做到有力保障[1]。
二、生态文明观与现代环境艺术设计分析
作为新时代的建设理念，生态文明观的建设理念对于现代化的环境设计有着极大的促进作用，同时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就需要在进行现代化环境艺术设计的时候需要把生态文明观作为最基本的设计标准，在此基础上，着手对将要改造的环境进行设计分析。跟其它的设计活动不同，环境艺术设计要在整个设计过程中确保环境不会出现问题，另外要减少对周围环境的影响，确保在设计范围内的生态环境不会受到破坏。所以，生态文明观理念的出现，给现代化环境的艺术设计提供了最基础的要求和保障，同时也建立了相应的准则。生态文明观的基本理念是要人们有正确的环保意识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现代化环境艺术设计的本质也是从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出发，两种观念相互结合，促进生态环境和谐发展。
三、生态文明观下的现代环境艺术设计分析
（一）室内艺术设计合理规划
在生态文明观的设计标准下，在对室内环境进行环境艺术设计的时候要确保其空间布局规划合理，同时要对整体的空间结构进行合理运用，方便以后开展装修工作，同时确保环境问题达标，不会在进行装修时产生大量污染环境的问题。在进行空间设计的时候，要根据相关的具体要求和不同的生活习惯进行规划设计，将不同作用的区域进行分割划分，确保装修工作变得简单明了，这样也能符合日后的生活习惯和各种生活需求[2]。
（二）节约设计材料
在生态文明观下进行环境艺术设计的时候，在确保装修工作顺利进行的同时，要对装修和设计的材料进行规划预购，在满足生活需求的同时，对整体的建设材料做到节约。因为设计和装修是一项工程量较大的工作，所以需要的建设材料也就随之增多。这就需要在设计初和进行装修工作时对材料方面做好严格把控和计算，在满足各区域材料需求的同时避免浪费材料，确保生态文明观理念落实。
（三）材料选取方面要做到安全环保
基于生态文明建设理念的要求，在选择材料方面也要有严格的要求，目的是确保设计材料安全可靠无污染。为以后的生活提供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如果设计材料安全系数不达标，人们在生活时会对人体造成损害，严重时会污染室内空气，影响身体健康，所以在选择材料时可以选择一些天然的设计材料，避免选择一些人工合成材料或者是涂有大面积油漆的材料，安全可靠的材料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人体健康，同时确保室内环境安全系数，保证空间舒适健康[3]。
（四）合理规划土地资源
虽然现在的建设工程项目日益增多，但是在实际的城市建设中，土地资源是非常紧缺的，要在建设之前对土地资源进行合理的规划设计很有必要，但也不是一项简单的工作。合理的规划使用土地资源，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提高自身收益，确保建筑在以后使用时的实际效益，在建设过程中，对一些没有实质性作用的空间可以在上面种植绿植，对土地做到合理运用的基础上还能优化环境。同时，对于建设完成后的一些空余土地可以对其进行一个合理的空间设计，在上面设计一些其他的生活元素，从而提高土地使用率[4]。
（五）室外环境设计规划
室外環境的艺术设计与室内同样重要，合理的规划设计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提高景观的实际效益，同时也对整体的建设布局有重大的促进作用，它不仅优化了整体的环境，同时对室内整个环境布局也有较大的衬托作用。因此在建设之前要对整体的室外环境进行一个合理的规划设计，目的是在确保各项资源充分运用的基础上，能达到最好的建设效果，同时符合生态文明观的发展理念。在室外设计材料选择方面也做到全面的规划，确保周围的生态环境不会受到损坏的同时达到生态环境建设的进本要求。同时要树立正确的设计观念，不能在注重外在设计的同时而忽略了整体的生态建设要求，确保环境艺术设计与自然环境可持续发展。
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生态文明建设理念日益凸显的今天，现代化的环境艺术设计需要将最基本的生态文明观理念作为设计准则，目的是在设计建设出更具现代化元素环境的同时，能与可持续发展理念相融合。符合现代人们的生态环境发展理念，同时也确保环境艺术设计在生态文明观理念下与自然环境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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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生态观论文范文第4篇
摘 要：构建符合生态审美理想的美丽城市，是实现美丽中国梦的重要基础。城市环境是人类世代承继构建起来的人工生态系统，从构建目标、构建主客体和构建载体等要素来考察，城市生态美具有区别于艺术美领域的实践建构性显著特征。结合建设美丽南宁的实践案例深入探讨城市生态美的实践构建性要素及其优化，对当前全国各地开展的美丽城市创建实践具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美丽城市;生态美学;城市生态美;实践构建性;南宁市
党的十八大确立了“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伟大战略目标。在当前我国城镇化快速发展、城市日益成为生产要素、产业和人口主要聚集地的形势之下，建设美丽城市成为实现美丽中国梦的重要基础。美丽城市就是生态美的城市，是符合生态审美理念的绿色低碳、宜居舒适的城市。城市环境是人类世代承继构建起来的人工生态系统，城市生态美的构建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它需要政府主导、宏观协调，也需要城市规划专家对土地利用、交通设施、城市景观、市政建设、环境保护、小区建设、旧城区改造等市政布局和功能进行科学论证和规划设计，更需要全体市民积极主动践行生态文明的生产生活方式，齐心协力建设“诗意栖居”的美好家园[1]。因此，城市生态美与艺术美不同，它具有显著的实践构建性特征。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深入研究城市生态美实践建构性的内涵、要素及其优化等问题，对指导当前全国各地开展的美丽城市创建实践，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城市生态美的实践构建性及其生成机理
研究城市生态美和创建美丽城市，是人类反思已严重威胁自身生存的全球性生态危机和现代“城市病”，急切改变人类“非美”的生存状态而必然提出来的学术命题和实践课题。尽管目前学界对城市生态美范畴还没有达成统一完备的界定，但在与自然的平衡中重构城市形态和城市景观，创造人与自然和谐共荣的人居环境，已然成为现代城市人共同追求的梦想。20世纪70年代，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发起的“人与生物圈（MAB）”计划中，生态城市这一崭新的城市概念和发展模式首次被提了出来，国际生态学会还于1974年专门成立了一个城市生态专业委员会来协调各国的城市生态研究，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的《21世纪议程》倡导必须把更多的城市栖息地问题放到最重要位置，在约翰内斯堡2002年可持续发展世界峰会上，生态城市规划被公认为各国政府向可持续发展努力的一个具体行动[2]，由此推动了构建符合生态审美理想的美丽城市的实践探索在国内外如火如荼地开展。这充分表明，城市生态美已不局限于美学家的书斋和论坛上，它已走在理论的前头成为现实的实践运动，城市生态美的突出特征是它的实践构建性。
城市生态美的实践构建性建基于人追求自身生态本质力量而进行的生态实践活动。马克思曾精辟指出，人的活动区别于动物的活动，是人的活动具目的性，并能通过制造和使用劳动工具的实践活动在对象上实现自己的目的。“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3]97显然，人能够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也即人所掌握了的自然界的一切规律，包括生态平衡规律来进行生产，从而调节城市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荣的人居环境，实现人在城市中生态化生存的目的。这一过程遵循着“生态主体化与主体生态化”的辩证运动规律。所谓生态主体化，就是在自然向人生成的历史行程中，经过漫长的自然进化和在长期的社会劳动作用下，生态平衡规律与生态节律性逐渐内化为主体的生态需求、生态智慧、生态理念和生态创造力，以及体验生态平衡效应的生理心理能力等生态本质力量的过程。所谓主体生态化，就是人在追求自身的生态本质力量的生态实践过程中，运用生态主体化的历史成果（主体掌握了的生态规律、生态知识、生态伦理观与价值观、生态审美能力等），从事城市的规划、建设和管理，建造适合人生态化生存的人居环境，实现城市人“诗意栖居”梦想的过程。城市生态美的生成规律，在现实生活中表现为城市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也就是合乎生态规律、合乎生态目标的城市生态美的建造活动，这一规律从学理上决定了城市生态美的实践构建性显著特征。所谓城市生态美的实践构建，就是人们在可持续发展理念指导之下，基于城市人生态化生存的内在需求，遵循生态平衡规律，创造合乎人的生态审美理想的城市形态和城市景观的实践活动，是一项需要巨量经济技术支持和广泛社会动员的浩大系统工程。这一美学形态与传统艺术美为代表的美学形态具有明显的区别。从构建目标来说，艺术审美追求一种超越功利的主观精神愉悦，而城市生态美则体现在经济繁荣、生活富裕、环境宜居、城市基础设施完善和人文氛围和谐等方面，具有突出的功利目的。从构建主体来说，艺术美是少数具有艺术才能的艺术家的精神创造，而城市生态美则需要政府、专家、企业、工程技术人员以及几乎所有市民的同心协力构建。从构建客体来说，艺术作品是一个具有召唤结构的文本，它只提供激发欣赏者想象与情感的符号形式，而城市生态美的客体则是自然、社会、人文和谐共存的城市生态景观。从构建载体来说，艺术创造借助文字、颜色，声音等媒介来实现艺术效果，而城市生态美则需要通过实在的生态产业、生态社区、工程项目等载体的实施来构建。总体来说，艺术美是一种精神构建活动，而城市生态美是则一种客观物质的社会实践构建活动。
目前，美丽城市的构建热潮正在国内外兴起并取得了初步成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南宁市在这方面算是起步较早，收效较为显著的城市之一，先后被评为“国家园林城市”“全国绿化模范城市”并获得人居环境国际最高奖“联合国人居奖”。根据城市生态美实践构建性特征的客观要求，结合建设美丽南宁的成功经验，笔者认为，城市生态美的构建应主要围绕构建目标、构建主体、构建客体、构建载体以及构建环体等基本要件加以提升和优化。
二、城市生态美实践构建的要素及其优化
1.构建目标：远近结合，明确务实
城市生态美的构建，是一项有计划有目标的社会实践活动，目标是计划好想要达到的境地或标准。事物发展是过程性和阶段性的统一，目标的制定和实施也要遵循远近结合、分步实施的原则。目标明确务实，就是不能好高骛远，纸上谈兵，而要从实际出发，有实际的人力物力财力和具体实施项目的支撑。南宁市基于本市生态资源特色和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来设计切实可行的建设目标，并十分注重把宏观目标分解为贴近现实，直接可以操作的近期目标。结合南宁终年树常绿、花常开、果常熟的岭南自然特色和古称“邕州”的历史渊源，提出了创建中国“绿城”“水城”的目标，着力打造水绿交融、生态环境优美的城市景观。对这两个阶段的总体目标均出台了分步推进，能落到实处的具体目标。以“中国水城”建设为例，一方面，确立了为期十年的奋斗目标，到2020年，实现“水生态良好、水循环正常、水景观优美、水文化丰富、水经济繁荣、水安全保证”的“水城”建设目标，把南宁建设成为城水共生、人水和谐的国内一流亲水城市。另一方面又制定了细化量化的分期目标和阶段性目标，用于指导具体实践。如2010年的目标主要聚焦民歌湖-竹排江、明月湖（心圩江）、相思湖、青秀湖四大河湖主题公园建设，共投入建设资金26.79亿元，使水城核心景观效果初显。2011年水城建设的目标为打造“两江八湖”的美景，投资36.83亿元对“两江”（竹排江、可心江）实施桥梁建设和景观绿化美化;提升“八湖”（南湖、民歌湖、茅桥东湖、茅桥西湖、青秀湖、相思湖、可利湖、明月湖）的水质和景观品质，扩大水面，形成“水畅、湖清、岸绿、景美”的城市核心水系景观。经过多年努力，南宁市“绿城”、“水城”的“生态双城”综合形象有了很大提升。制定出远近结合、明确务实的构建目标，一是使建设美丽城市的实践具有清晰的行动方向;二是使每个阶段的目标能“跳一跳，够得着”，避免好高骛远的空谈，保障了美丽城市建设能一步一个脚印地取得实质性的成果;三是放大了目标的激励作用。因为当目标被清晰地分解了，目标的激励作用就显现了，一个目标的实现，也就意味着积累了成功的经验，得到了一个正面激励，从而增强挑战下一个目标的信心和勇气。
2.构建主体：生态育人，广泛参与
作为城市生态美实践构建的主体，人具有极大的主动性、创造性，是城市生态美实践构建的根本动力。人不仅是城市生态美的体验、审美者，更是城市生态美的创造者。美国著名生态美学家阿诺德·伯林特（Arnold Beleant）曾提出“参与美学”来奠定城市生态美研究的学理基础，他认为“建立城市生态的审美范式”之所以可能，是因为“人类作为整个环境复合体的一部分，审美地参与到环境中;在环境中，感官的内在体验和直接意义占据主导地位。”因此，“在城市规划中认真考虑审美融合（aesthetic engagement），将是城市景观人性化的重要步骤。”[4]这里伯林特主要侧重于人与环境的融合和人的五官对环境生态的审美参与，实际上，人不仅对城市生态环境进行审美参与，还以不同的方式参与城市生态美的实践构建，城市主体的审美活动和审美创造已经成为现代城市发展的基本动力之一。不同主体在城市生态美的构建过程中起的作用不同。一般而言，政府起主导、引领作用，负责建设美丽城市的决策、指挥、组织、协调、发动和调控职责，专家参与规划、设计等，起技术和智力支持作用，而全体市民均参与实际的构建实践过程，包括提出合理化建议、投入经济技术和体力、智力等要素。城市主体的生态文明素质和美学素养及参与程度如何，将直接影响到美丽城市创建活动的质量和城市生态美的品质。因此，应当重视对城市主体开展生态知识、生态伦理道德教育和生态审美培育，并广泛动员“生态公民”积极投身城市生态美的构建实践活动之中，充分发挥城市主体的生态智慧、生态创造力，同心协力建设人境和谐的美好家园。美丽南宁建设所取得的成就是与南宁市各层面的主体积极参与、合力共创分不开的。首先是政府主导，顶层设计。南宁市委、市政府始终紧紧围绕“既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的绿色发展理念，制定建设美丽城市的目标和实施路线图，把生态建设提升到城市建设发展综合决策层面，坚持生态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同研究、同部署、同落实。其次是专家献策，规划先行。通过人大政协反映社情民意、解决生态文明问题的提案议案等渠道，把专家和各界人士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的聪明才智汇聚到美丽城市建设上来，特别是充分发挥市场配置人才资源的基础作用，采用生态规划公开招标等机制，吸引各大专院校、科研院所的规划师、建筑师和创意人才资源，整合和优化生态学、生态经济学和城市规划技术方面的智能要素，对南宁市生态经济、生态环境、资源保障、生态人居、生态文化等方面开展专题研究和专项规划。再次是广泛发动，全民参与。南宁市注重探索公众参与机制，拓展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城市建设的途径，如组织环保义务劳动、生态文明志愿者等活动。最后是加强生态文明观念教育，开展多形式、多层次的以普及生态环境知识和增强环境保护意识为目标的全民文明素质教育，提高公民环保意识，大力倡导绿色消费方式。
3.构建客体：生态和谐，个性鲜明
城市生态美的构建，是人所特有的对象性感性活动。人要通过调谐城市建设与自然环境的生态平衡关系，创造生态和谐、富于个性的城市景观，以满足人的生态需求、确证人的生态智慧和生态创造力，唤醒人的丰富感觉，体验到回归自然的“家园感”，从而获得“诗意栖居”的生态美感。通过生态规划、设计和实施，整合优化自然、人文和社会环境，使人的生态目的性与自然界的生态规律性相统一，是创造美好城市生态景观的基本方法[5]。近年来，南宁市重点在三个方面优化和建设美丽的城市景观：一是大力推进城市绿地系统建设，打造“亚热带风光森林城市”。截至2014年，森林覆盖率达到47.36%，明显地改善了生态环境，缓解了城市热岛效应。二是大力推进城市生态廊道建设。建设森林街道45条，全市公路绿化率已达84.2%，铁路绿化率98.48%，水岸绿化率达85%。环境优美的道路和水系生态廊道成为南宁市亮丽的风景线。三是大力推进城市文化景观建设。充分利用南宁市丰富的地域文化资源，塑造城市特色景观，展现独特城市风貌。如通过配置复层植物景观、棕榈植物景观、榕属植物景观、“果树上街”景观、多彩的花灌木景观等，突显了南宁特有的亚热带植物文化;在小区空间布局和建筑物设计上采用岭南园林的艺术特征和造园手法;在公共景观中传承壮族的铜鼓、图腾与信仰、民歌、绣球、壮锦、民居等文化元素符号，营造浓厚的壮族文化气息;中国—东盟博览会南宁会展中心，东盟商务区等一批标志性建筑物和公共设施也融入了鲜明的东盟文化特色。
4.构建载体：形式创新，讲求实效
城市生态美的构建需要通过一定的载体来实现。城市生态美构建载体，是指构建美丽城市的活动及其诸要素（理念、目标、人、财、物、技术、信息等）得以聚集、实现和发挥作用的平台。创造和建设丰富多彩的有效载体，可以确保美丽城市的构建活动融入和贯穿于城市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的各个领域，并取得实效。南宁市在创新建设美丽城市的载体方面有独到的做法，一是创建经济载体，通过建设生态工业园、绿色食品基地、现代农业示范园等一批集聚生态产业的经济平台，加快实现发展方式转变，助力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城市建设。二是创建社会载体，如创建花园式单位、文明社区、绿色工厂、绿色医院、绿色学校、树木认植认养活动基地等社会公众参与生态建设平台，引导各界参与生态建设，凝聚多方面资源力量，形成自觉为生态建设献智献力的浓厚氛围。三是创建文化载体，如通过主要媒体广泛宣传节能减排，选择节能先进企业、机关、商厦、社区等，作为节能宣传教育基地，推广节能示范经验，开展“纪念造林”活动等，内化、固化和升华了南宁人植绿、爱绿、护绿的生态意识。
5.构建环体：制度健全，保障有力
城市生态美的构建是社会性的实践活动，需要依赖于一定的社会环境，特别是完善的法律制度和管理体制是美丽城市建设的重要保障。南宁市在这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先后针对城市园林绿化、水体污染、水源保护、机动车排气污染等出台了专项法规规章。在此基础上，加强环境监管执法，建立长效机制，如建立与市公安部门的“打击环境污染违法犯罪联动执法机制”、与周边六市的“环境监察部门之间跨区域污染联防联控机制”、与市建设、城管、交警部门的“市区扬尘污染联防联控工作机制”，形成网格化监管执法机制，使城市环境生态监管有了长期有效的法制保障和管理机制保障[6]。
三、讨论与思考
上面笔者从城市生态美的实践构建性内涵与客观要求入手，以南宁市创建美丽城市的实践探索为案例，讨论了城市生态美实践构建的基本要素及其优化。应当指出的是，生态美城市或美丽城市是一个新生事物，它的标准和模式是什么还有待于理论家和城市建设者的进一步深入探索。南宁市建设美丽城市的实践也与全国其他城市一样处于“摸着石头过河”阶段，虽然取得一定成果，积累了一些经验，但离真正意义上的“生态美城市”还相距甚远。相应地，南宁市在对城市生态美实践构建要素的优化方面也还存在明显的不成熟方面。从构建目标看，虽然中国城市竞争力学会制定了《GN中国美丽城市评价指标体系》，但这些指标还不是最终的完备标准，还有待业内专家研究完善，而且如何结合南宁市的具体情况全面达到此指标体系，使之更接近美丽城市的本质要求，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从构建主体看，政府主导有余，专家群众主动参与不足，各级政府主要以社会动员形式发动公众参与，市民自发的、创造性的参与活动和组织不多，导致规划、设计专家和市民的生态创造性、主动性发挥不充分，审美话语权欠缺，存在专家跟着政府走，设计跟着地产走等弊端。从构建客体看，城市建设仍然不能摆脱GDP主导，人地矛盾突出，未形成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的合理结构，城市历史文脉不彰显，特色不鲜明。载体方面，不同程度存在花架子问题。而构建环体方面也存在与国内其他城市的共性问题，主要是生态法律不健全，环境保护的市场机制不完善。因此，城市生态美实践构建要素的优化，除了借鉴成功经验外，还应结合这些存在的实际问题来增加针对性，使优化路径更清晰、优化措施更有效。如，组织和激励生态规划专家与实际城市建设工作者联手研究制定出更科学完备的目标指标体系，并结合地域实际细化和量化，便于操作;创新公众参与生态建设的机制，畅通参与渠道，充分凝聚群众的生态智慧和生态创造力;真正把生态优先的理念贯彻到城市建设各领域，摆脱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在城市建设改造中注意保护和传承历史文脉和特色;当前尤其要花大力气解决生态保障制度不完善问题，如建立绿色GDP绩效考核办法、奖惩机制，发挥市场配置生态资源的基础作用，实施生态资源有偿使用制度、生态补偿制度，健全和严格执行生态环境保护责任追究制度和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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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6/02/86326.htm
哲学生态观论文范文第5篇
[摘 要] 绿色发展理念的第一次确立是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而绿色发展理念的实施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大众化，马克思主义生态大众化的内涵包括加工、普及和内化三个阶段。而生态环境是大众所关注的重点内容，也是丰富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重要内容，并为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大众化的发展创造了一定的条件。但是在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大众化的发展中，还存在着一些影响因素，如教育内容的缺失、宣传力度的不足以及群众环保观念的不足等。通过采取有效的措施和方法来推进新时代下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大众化的发展，落实绿色发展理念。基于此，针对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大众化进行分析，提出推进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大众化发展建议。
[关 键 词] 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大众化
绿色发展理念的提出是站在国家和民族永久性以及可持续发展高度上的，是人类和自然和谐发展的延伸，是坚持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而在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大众化理论的指导下，绿色发展理念的实施是和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大众化分不开的，所以在十九大的报告中对推进马克思主义生态观朝着我国的时代化和大众化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受到了世界的关注，而随着经济快速的发展，我国的生态环境问题逐渐凸显，这和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大众化的发展是相悖的。为了更好地促进我国生态环境的发展，实现美丽中国的发展目标，必须推进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大众化的发展。因此，本文从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大众化的内涵、影响因素以及发展举措三个方面进行了讨论，希望可以为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大众化的发展和我国绿色发展的理念提供一些新的参考。
一、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大众化的涵义
（一）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基本内容
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辩证唯物主义以及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对资本主义的工业文明进行了反思，并且科学地对任何自然的关系进行了重新解释，从而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生态观。而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具体内容如下所示。
首先，人与自然界。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工业文明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从唯物论本体的角度上对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新的阐述。他们认为，自然是先于人类存在的，人类是自然长期发展过程中演化来的，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并且恩格斯还提出，人类本身就是自然的产物，是在人类自己所处的这个自然环境中和自然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人类的血和肉以及头颅都是属于自然的，并且存在于自然界中。人类来源于自然，自然为人类的发展提供了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马克思对人的自然属性进行了强调，也对人类的社会属性和由社会属性决定的意识属性进行了肯定。人类的存在是有意识的，是可以通过实践活动来不断对自然进行改造的，从而让自然为人类的发展提供便利，还可以意识到危害自身生存的各种形式。另外，马克思还指出人类和自然的关系是内在的辩证统一的，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自然，不能凌驾于自然之上，人类和自然应该实现和谐相处。
其次，人类一切的实践活动都要按照自然界的规律来进行。在史前文明时期，人类和自然界中的其他生物一样，和自然的关系是自在自为的，但是随着人类的发展，开始对自然界进行改造，而人类从事的各种社会实践活动都是人类为了发展而进行的。这时候人类和自然的关系就变成了改造和被改造的关系。在人类化的自然过程中实现了任何自然的物质变化，并且使人类对物质条件的需求得到了满足，但是人类在改造自然和利用自然的过程中需要尊重自然的发展规律，尊重自然界的内在规律，否则人类自己就会受到惩罚。
马克思和恩格斯主义生态观和我国的实践以及新时代的結合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生态观。这是属于我国独有的生态文明的内涵，其主要表现在生态文明理念、发展方式、民生情怀以及措施保障和全球化的视野中，并全面回答了新时代下人类的发展和生态环境的保护之间的关系，解决了西方世界中对深绿和浅绿的争论。
（二）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大众化的科学内涵
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内容之一，是提高公民的生态意识、自觉的生态行为，合理发展人类和自然关系，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理论价值。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大众化主要是指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现实化，通过对这种生态观念的宣传来让大众理解和接受生态发展理念，并对自己的内在行为进行约束。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大众化从整体上来说体现了过程和结果的统一，而这种统一包括三个不同的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加工;第二个阶段是普及;第三个阶段是内化。
加工主要是指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理论形态进行加工，让这种理论的形态转变成具体的、通俗的理论形式的过程，从而更加方便人们的理解和认识，并形成人们生活行动的指导。普及是通过不同的方式和方法来向人民群众进行宣传，让人民群众理解和认识到生态环境保护的知识，并对人民群众进行马克思主义生态观教育，提高人民群众对生态保护的意识。普及的具体目标是实现量变到质变的转化。内化主要是指人民群众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认识、理解和接受，并以此来指导自己的行为和各种实践活动，全面实现生态文明建设。这三者的结合在时间上有先后性，但是又有整体上的统一性。
二、影响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大众化的因素
（一）积极因素
首先，生态环境现状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升。但是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生态环境遭到了严重的破坏，雾霾、大气污染、水污染等问题日益突出，而这些生态问题严重影响到人们的生活，引发了人们的重视和关注。生态环境的恶化还给国家的经济发展带了非常严重的损失。生态环境是全人类的共同福利，目前人们对生态环境的关注度非常高，并且开始共同致力于环境的保护工作，这也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生态大众化的发展。
其次，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丰富经验。在我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马克思主义在我国得到了普及，并且指导我国的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发展积累了非常多的经验。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为我国革命道路的选择和发展提供了思想方面的指引，并且通过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帮助我国实现了发展和进步，马克思主义被人民群众所接受。而这些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群众基础。
（二）消极因素
首先，教育内容不足，宣传引导效率不高。在十八大报告中指出了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的发展，坚持不懈地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来武装全党、教育人民。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大众化需要对人们进行系统的生态文明观念的教育，树立生态观念，并以此为行为指导思想。但是从目前我国大中小学生思想教育方面来看，针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教育内容并不完善。在大中小学思想品德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教材中针对生态环境保护的内容非常的少，而这些均不利于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大众化水平和程度的提升。
而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大众化需要通过不断宣传和普及才可以成为广大民众的行为指导思想，但是从目前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宣传教育情况上来看，缺乏专业生态教育组织和人员，在学校教育中宣传工作大多是由学校中的政治课老师来进行宣传和教育的，导致师资队伍严重不足。另外，媒体的宣传力度不足，虽然现阶段针对生态环境保护相关的电视多媒体宣传有所增加，但是在新媒体对生态宣传教育方面并由形成定式的宣传和教育，很多专业的门户网站中并没有对生态环境保护相关内容的推送，这些对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大众化是非常不利的。
其次，生产方式和消费观念并未发生彻底的改变。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出现了严重的环境污染，主要原因是一些制造业的科技含量并不高，创新能力并不强，更多的是对原材料的最底层的加工，这样势必会造成大量的资源浪费问题;另外一个原因是一些行业中对新发展理念的认识不足，传统的工业生产思维方式严重影响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观念。现阶段我国的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了新常态，但是这种粗放型的生产方式仍然没有得到彻底的改变，而我国经济增长的下行压力必然会对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大众化产生消极的影响。另外，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原来传统的节约思想意识开始逐渐被淡化，铺张浪费的现象和攀比消费的现象时有发生。为了方便，一次性的消费品开始大量地使用，让很多功能性的旧产品被大量丢弃，这些现象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破坏，不正确的消费观念对马克思主义生态大众化起到了严重的阻碍作用。
三、促进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大众化的举措
（一）完善生态教育内容，强化社会宣传引导
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大众化的实现需要学校对学生加强思想教育，把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大众化教育作为学校教育的重要内容，针对不同阶段的学生进行教材的设计，在设计教材的过程中可以涉及生态常识的教育内容、生态意识的培养以及生态行为的指导等。另外，还可以深入挖掘出马克思主义生态观教育资源，实现全面的、全方位的育人方式。在每一科教材中都要对学生的生态观念进行渗透和教育，从思想上培养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认识，为实现马克思主义生态观提供良好的思想保障。此外，还需要加强生态观教师队伍的建设，培养教师对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认识和学习，为生态观的教育提供师资保障。
当然，还应该加强社会媒体的宣传，充分发挥社会媒体的宣传作用。通过电视、广告、报纸、杂志等定期进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宣传，促进大众对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意识的提高，并形成有效的生态环境保护行为。当然，还应该借助新媒体的力量来营造良好的生态环境保护的教育氛围，实现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大众化的实施。
（二）培育生态文化，倡导绿色消费
首先应该以生态价值文化来引导大众的消费观念和方式，积极鼓励大众实行勤俭节约的消费观念和美德，抛弃攀比消费、奢侈浪费和过度消费的观念，养成绿色消费观念。还应该充分发挥生态制度文化制约的作用，通过价格和税收来对消费方式和消费行为进行控制和调节，对一些浪费、奢侈的方式来进行及时的调整，对节约消费的行为进行鼓励和支持，對节能减排的企业和单位和个人要给予一定的经济支持和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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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张 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