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民本思想;内涵;民众;爱民;利民
作者简介：薛玉梅(1993.12-)，女，四川泸州人，西华师范大学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研究方向：儒家思想内容及意义研究。
一、儒家民本思想的主要内涵
儒家民本思想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先秦的儒家思想家们已认识到了对民众重要性的认识，他们提出的君民关系，君主通过爱民、利民、重民、养民来实现国泰、君尊、民安，成为了当时具有重要意义的社会政治思潮。
(一)君舟民水论
孔子是儒家的创始人，他说：“丘闻之，君者，舟也;庶民，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君以此思危，则危将焉而不至矣!”他把民众比作水，而君主是在水中行驶的舟，只有有了水，舟才能航行，水也可以是使舟覆没。所以，君主不应该忽视百姓的力量，民众是君主实行统治的基础和根本。孔子说：“使民如承大祭。”使用民力要像对待重大的祭祀一样仔细小心，要反对剥削和滥用民力。
(二)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
孟子奉行天命思想，他认为，君主之所以能拥有天下，是天意所决定的，而天意又是通过民心来表达的，民众的声音就是上天的命令。这样，孟子认为，民众有权利遵照天命的安排，对有违天意的君主进行罢免，推翻其专制统治。
(三)天立君为民
孟子主张立君为民，君是天为民兴利除害所立的，所以君主必须时刻为百姓着想，爱护百姓。另外，荀子认为即使站在君主的立场上，为了自身利益，君主也应该爱民、利民。
(四)不与民争利
首先，对百姓先富后教。只有先解决了民众的温饱问题，才可能对他们进行礼仪教化，提升他们的内在素养。其次，要省刑法。儒家反对君主对百姓进行暴戾统治。以历史上的陈胜、吴广起义，太平天国为例，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百姓的力量是强大的，足以让统治者所敬服。第三，要轻徭役。赋税太重，威胁到百姓的基本生存，君主必然失去民心，横征暴敛无异于是率兽食人。
二、儒家民本思想的利弊分析
(一)儒家民本思想的合理性
儒家强调民生的作用，使君主能够多少关注一下民生疾苦，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民众的利益，使百姓有一个稍微安定的生存环境而不至于反抗、起义，有利于巩固君主的统治，对社会进步有一定积极意义。
思想上，在当时的封建社会里，儒家民本思想的诞生肯定了人在封建社会中的价值。夏商周以前，原始社会都推崇对自然宗教、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这一重要思想使中国文化摆脱了宗教的思想束缚，人才是自然、社会的主人。儒家强调仁者爱人，有利于改善当时的社会风气，重视人的主观精神和重视事在人为的思想，削弱了天命鬼神对人世间的支配和主宰作用，一定程上提高了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
(二)儒家民本思想的局限性
儒家民本思想强调重民，但只是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上，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护封建专制统治，反对暴君和暴政，但是并不反对君权和专制，民为邦本的前提是君为大。民众虽然重要，但只是君主的统治工具。民本思想关注的是调节君民关系，而不是彻底抛弃这种不合理的政治关系，正因为它没有与封建专制的对立，这也从本质上体现了其封建性质。
三、儒家民本思想的现实意义、对现实生活的影响
(一)儒家的民本思想对构建和谐社会的影响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对物质的追求远远超过对精神世界的追求。人们的价值与成功取决于赚钱的多少，为了名利不择手段，并出现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例如，“小悦悦事件”，老奶奶跌倒不敢扶等事例;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弱势群体的利益不断受到侵害;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构建和谐社会就要解决在社会转型中出现的这些问题。
在继承和发展民本思想的基础上，树立以人为本的思想。人民群众是我们国家的主人，构建和谐社会，才有利于我们自己实现自己的利益、创造美好生活。作为管理者，一切都应该以民生为本。构建和谐社会，让人民过上富裕的生活，满足人民基本生活需要。构建和谐社会要关心民生。要保持经济发展，并让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成为和谐社会建设成果的受益者，享用者。
(二)儒家的民本思想对民主建设的影响
儒家民本思想强调以人为本，建设社会主义法制民主，让人民当家作主，需要以儒学为基础。从儒家“民贵君轻”的思想可以看出，法制不应用各种规则来制约民众，在政治法律文化中要树立民意意识，在行动中真真切切体现和反映民意，这样才能做到和谐。统治者也应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端正自身品行，“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现今习主席加强反腐建设，并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正是贯彻落实这一理念的具体体现。
四、结论
儒家民本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大到齐家治国，小到个人修养，它具有双重性，它的一些观念已经过时，对于现代经济文明会产生消极影响，它的另一些观点则表现出永远的价值，我们应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这就是我们对待传统的观念，也是我们对待儒家民本思想的基本态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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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论文范文第2篇
摘 要：儒家思想作为封建正统思想统治中国封建社会长达两千年之久，儒家思想能够被统治者所采纳并不断被继承并非偶然。本文对于儒家思想何以正统的成因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儒家思想成为封建正统思想的三个成因，即儒家思想与封建社会的需求相契合，创新性保障了儒家思想生命力的旺盛以及传承性保持了儒家思想的持久性。
关键词：儒家思想；正统思想；社会需求；创新性；传承性
春秋时期，孔子创立了儒家学派，其思想的核心内容是“仁”，提倡礼治，在法律上主张德主刑辅，主张“无讼”。后期的儒家学派代表人在不断的探索中，逐步形成了一套符合时代需求的思想体系，并被秦汉以后的历代封建这所采纳，成为了封建正统思想。
一、儒家思想成为封建正统思想的发展历程
儒家思想自产生以来，主要经历了以下几个发展阶段：
（一）春秋至汉初的消沉时期
儒家思想产生于春秋时期，春秋战国属于混战时期，礼治已经无法适应当时的社会趋势，儒家思想在当时的混乱年代必然无法得到重视。
先秦时期，李悝携《法经》入秦，秦始皇在法家思想的指导下建立了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君主制国家。法家思想成为了这一时期的主导思想，秦朝将法家的思想推向了极致，立法上采取严刑峻法的策略，同时实行文化专制。
汉初的统治者总结秦朝二世而亡的基础上，认识到了仁政的重要性，一味的严刑酷法会导致政权的颠覆。因此，汉初采取了休养生息的政策，儒家的思想不断得到重视。采用儒、道、法相结合的黄老思想为指导，主张清静无为、约法省禁、与民休息、尊主安民。这一时期的黄老思想吸收了儒家的思想，为儒家思想后期的发展提供了条件。
（二）汉武帝时期到魏晋南北朝的确立以及发展时期
汉武帝时期，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被采纳，儒生们可以参与礼法和注释现行的法律，逐步开始实现引礼入法。儒生们可以参与礼法和注释现行的法律，逐步开始实现引礼入法，将儒家思想注入维护封建统治的律法之中。
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二个战乱时期，但这一时期却是中国历史思想大发展和大繁荣时期。儒家思想的封建正统思想地位得到不断的巩固，引礼入法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如“八议”、“重罪十条”等等，都体现了儒家思想在律法中的地位。
（三）隋唐到清朝的完善以及巩固时期
隋唐时期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不断得到完善，尤其是唐朝。唐朝是封建社会的繁盛时期，经济较之前的朝代有了极大的发展，随着唐朝开明政策的实施，文化也出现了大繁荣的景象，中华法系基本得以确立，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礼法的结合不断完善并达到最高水平。
从唐朝之后一直到清末，历代的统治者都继承了前朝的律法，虽有局部的修改，但贯穿于其中的儒家思想却被不断的继承下来，并作为封建正统思想得以不断巩固。
二、儒家思想成为封建正统思想的成因
汉代的统治者在总结秦亡的教训的基础上，认识到单纯的严刑酷法无法维护政权的长久统一，这就使得儒家的思想再次得到重视，从汉武帝时期开始，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逐步稳定并不断深化。儒家思想在各流派思想的竞争中能够脱颖而出，被统治者重用，经久不衰，成为封建正统思想并非偶然，有其形成的必然性。我认为，儒家思想能够成为封建正统思想主要有以下成因：
（一）与封建社会的需求相契合
儒家思想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得以生存并不断的发展，以封建正统思想的地位存活到封建专制制度的解体，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儒家思想能够满足当时的社会需求。
首先，就统治者来说，儒家思想与统治者想要实现封建大一统，君主专制统治的愿望相吻合。儒家思想经孟子、荀子的修正发展到汉代董仲舒时，他竭力把人事政治与天道运行附会而强力地组合在一起，同时将孔子的大一统思想和法家的君主集权思想捏合在一起，主张“一统于天子”，这一主张的提出正好与封建统治者的政治需要相契合，从而使得儒家思想逐步成为了封建正统思想。此外，儒家思想中的很多主张对于实现君主专制都发挥了有效的作用。儒家思想提倡礼治，在占据统治地位后，儒生们开始致力于引礼入法。从汉代开始到清末修律之前，儒家思想一直处于统治地位，并使得引礼入法不断发展，礼与法实现了完美的结合，礼法的结合不断的加深对封建伦理纲常的维护，用“三纲五常”规范来维持家族秩序，强化君权、父权、夫权，运用这种道德的教化作用来解决小农经济的分散不利于管理的现状无疑是可行的。此外，虽然儒家思想占据了统治地位，但统治者并没有完全忽视法律的作用。在法律不断完善的过程中，统治者已经意识到法律作为固定的措施确定下来对于维护统治的好处是肯定的，但也认识到了儒家思想中所提倡的和谐等观念对于封建统治秩序的维护有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儒家提出的“德主刑辅”、“以刑去刑”的主张，强调教化的作用的同时，也主张用刑罚来对付反抗的臣民，一方面用政权和法制的强制力来维持国家的统治，另一方面用道德教化来驯化全体臣民为皇帝效忠，这种恩威并施的策略对于维护君主专制统治都有着积极的作用。再如，儒家的“无讼”思想，强调依靠有一定地位的人按照乡规民约来处理人们之间的纠纷，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巩固了伦理纲常的地位，压制了人民的反抗意识，也能够减轻国家设置行政机构的负担。
其次，就人民来说，儒家思想符合了人民大众的心理，尤其是大部分以农业为主的人民的心理。第一，以农业为主的的传统社会将农民与土地紧紧的联系在一起，这就造成了农民愿意循规蹈矩，追求和谐的心理，而儒家思想正好符合广大农民的心理需求，儒家提倡礼治，用“礼”来规范人们的日常生活以及纠纷的解决，为人们的生活提供了一套标准的行为模式，这无疑符合了农民愿意循规蹈矩的心理。而儒家的“无讼”思想也与农民追求和谐的观念相吻合。第二，农业社会里，家族的地位有着及其重要的地位，无论是提高农业产量的需要还是农民传统思想里对于家庭的重视都决定了家族地位的重要性，而儒家提出的以家族为本位的宗法制对于家族秩序的维护有着极好的规范作用。一方面，家长的绝对控制权有利于家族的稳定，家族的稳定更利于农业的发展，另一方面，伦理纲常作为维护家族秩序的准则是能够被农民的传统思想所接受的。这些特点都决定了儒家思想被广大农民接受并遵守。
（二）创新性保障了儒家思想生命力的旺盛
儒家思想从被确立为封建正统思想开始到在封建社会的两千多年里一直作为封建正统思想存在离不开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对于儒家思想的不断创新。
春秋末期，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主张以礼治国，战国中期的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思想，重视道德的教化作用。虽然在春秋战国这个诸侯战乱的时代儒家这种单纯的“仁政”并不能解决当时的问题，也没有得到当权者的重用，但孟子对于孔子思想的发展却是值得肯定的。战国后期，看到法家学说在各国变法运动中所显示出的具大的威力和功效，儒家代表人物荀子将法家的“法制”思想纳入儒家的思想体系，明确提出了既“隆礼”又重法的思想主张。汉武帝时期，儒家的代表人物董仲舒对于儒家学说的创新最终使得儒家思想作为儒家正统思想得以确立。
正是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的这种不断创新的精神使得儒家思想能够在不断的探索中契合了当时的社会需要，从而保障了其强大的生命力，成为封建正统思想，直到封建体制的瓦解才失去其生命。
（三）传承性保持了儒家思想的持久性
儒家思想在封建社会经久不衰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儒家思想的不断传承。这里的传承性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首先是儒家学派的继承人对于儒家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从孔子创立儒家学派到孟子对于孔子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再到荀子的不断完善以及董仲舒的新儒学的提出无不体现了这种继承性。其次是历代统治者对于前朝思想以及律法的批判性继承。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经历了诸多次的朝代更替，几乎所有的统治者都选择不抛弃前朝的统治思想和律法，这一明智的做法使得儒家思想作为正统思想不断得以传承。
三、结语
儒家思想作为封建正统思想统治了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多年，虽然随着封建制度的瓦解儒家思想的正统思想地位已经不复存在，但并不是说儒家思想在今天应该完全被否定。我们需要的是一种辩证的态度去正确的认识儒家思想，既要对儒家思想中的落后观念进行否定，也要对其合理的观念进行创新性的继承，从而更好的实现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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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赛汉）
儒家思想论文范文第3篇
摘要：孔子儒家思想博大精深，其中有明显的宗教性成分。孔子认识到人精神活动对信仰的需要，有自己的宗教观念，在其情感和行动方面都有宗教性表现。
关键词：孔子：儒家；宗教
文献标识码：A
儒家与儒教经常相提并论，且往往混为一谈，不做更细致的区别。1979年，任继愈先生在《儒家与儒教》一文中提出“儒教是宗教”的命题，阐述了儒教的本质及其特征。一些西方学者更是习惯于从宗教的角度来认识与思考中国的儒家思想。这从他们的一些著作标题上即可见一斑：如德国马克斯·韦伯的《论儒教与道教》，美国列文森的《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中国学者也有这样的著作，如刘小枫著《儒教与民族国家》，李湘等编著《儒教中国》等。山东大学颜炳罡教授著《生命的底色》，强调儒家思想所具有的精神寄托性，也就是宗教的功能。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历史上，一般百姓以及帝王都深受儒家思想影响，把儒家创始人孔子当成圣人，把他的言论奉为人生的指南和治国的要义，是各种活动的出发点，也是最终的归宿，两千多年来民间和官方祭祀礼拜的香火绵绵不断。这正是西方学者从宗教的视角来考察儒家思想的重要原因。但儒家与典型的宗教特别是西方的基督教相比。在许多方面又有很大的不同，如儒家一般不信鬼神，无宗教组织和宗教仪式，无彼岸世界等等。所以也有学者一直否认儒家是宗教。本文认为。孔子的儒家思想非常丰富深刻。除了有关修身养性、文化教育、伦理道德、政治教化等，也有宗教的追求。本文试图从宗教的本质人手。来探讨儒家思想的宗教性。
什么是宗教?为什么要有宗教呢?随着对自身的认识的深人，人们越来越清楚的认识到这样的一个道理。即人是有宗教的精神需要的，正如人有爱情、求知、审美的精神需要一样。宗教感对于人生有重要的意义。西方宗教学创始人麦克斯-谬勒认为宗教具有先天的自觉性、普遍性和不可人为压制性：“那里有人类生活。那里就有宗教，而哪里有宗教，由宗教产生的问题就不可能长久地隐而不露。”宗教的本质在于对人生的终极关怀，解决理性所无法解决的问题。人们常常用理性来反对宗教。但其实，人类正因为其理性的无力，才有宗教的需要。理性毕竟是有限的，并不能给人类的生存提供绝对的根据和保证。对人类的理性进行深入研究的伟大哲学家康德对此有清醒的认识，他在认识论上提出了了“物自体”与“现象”的概念，明确人的理性认识能力的局限：人只能认识“现象”的世界。无法认识世界本身。即”物自体”。而这也就给信仰留下了位置。而且单纯从理性来看，人生是悲剧，是苦难。如朝露一样短暂，如草芥一样微不足道。
人从何而来。到哪里去，人生有何意义?纯粹的理性是不能解决这些问题的。而且理性越深究。越发看到人生的渺小、苦难、虚无和荒诞。所以，在理性所不及的地方，人需要给自己的生存找一个获得信念和力量的源泉，要给人生以温暖、安慰、依托，使人生充实、温暖、超越乃至崇高。宗教就有这样的功能。给人以终极关怀。鲁迅先生在《破恶声论》中说：“人心必有所冯依，非信无以立，宗教之作。不可已矣。”从人类历史发展来看，原始宗教是人类最早的精神活动形式。也是人类最重要最基础的精神活动。人类的认识、审美、道德等都发源于原始宗教。在人与动物相揖别的时候，人首先寻找到的是神灵，借助于信奉神灵，人类逐渐走向了文明的繁荣昌盛。借助于宗教，人们超越了有限的现实生活，而进入到一个永恒的世界中；借助于宗教，人能认识到自己，认识到同时也克服了卑微渺小的感觉。从而体验到自己的力量，自己的伟大和崇高，感受到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宗教使人生充满着温暖、热情，克服了孤寂冷漠的状态，让人得到情感上的安慰和寄托。
孔子的儒家思想关注人与社会，特别是对人的本性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孔子认识到人的理性的局限。也认识到人有信仰这一精神需要。“子不语怪，力，乱，神”，对于“神”，人们一般理解为鬼神，孔子对鬼神避而不谈。人们常常把这一句话用来证明孔子的无神论的观点，认为孔子思想的主导倾向是“人世”。倡导实用理性，对于“鬼神”之类玄虚的问题不予考虑。这固然是一种理解，但如果从宗教信仰的角度来理解，那么孔子的这句话是在向人们指出语言、知识也就是理性的局限：存在着一个不可言说、不可用理性把握的“鬼神”的世界，也就是一个宗教信仰的世界。关于鬼神。“季路问事鬼神。子日：‘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日：‘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对于这句话，同样可以有上述的两种理解，一般理解为对现世的重视，强调“人事”，忽略“鬼事”。而且还会援引孔子的：“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吾不与祭，如不祭”的话来做实用主义的解读。但如果从宗教信仰的角度来理解这些话。更有深刻道理。更符合孔子的一贯思想。孔子说“鬼”与“死”不可知，强调“人”与“生”的重要性，但前者与后者总是相联系而存在，相对比而鲜明，前者不正是因为后者的严肃崇高而愈显严肃崇高吗?孔子强调“人”与“生”，不也正是突出了“鬼”与“死”吗?况且崇尚“礼乐”的儒家，不正是以郑重的“祭礼”来维护崇高的精神领域，也就是宗教信仰的追求吗?孔子“敬鬼神而远之”，他相信有“鬼神”世界(信仰领域)的存在，而且要“敬”要“远”。要郑重崇敬，而不能“近而袭玩焉”。“子贡说：‘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这种“不可得而闻也”，我们也可以理解为孔子对信仰领域的维护。在其他的宗教那里，也正是利用信仰对象的这种不可知性，来显示其神圣神秘、崇高威严，如基督教中上帝是灵，是无限的，没有形象。给上帝设像是罪。孔子还明确地把精神的信仰与祷告神灵获得实际效益的迷信进行区分。以维护信仰的纯洁性。《论语》记载孔子重病。弟子子路向神祗祈祷，希望孔子早日病愈。孔子说：“丘之祷久矣。”可见孔子对有病祷神的消极态度。《左传·哀公六年》记载楚昭王有疾，既不祭河，也不祷神把疾病移于令尹、司马。孔子赞扬说：“楚昭王知大道矣。”
从文化的历史传承上，我们可以明显看出儒家的宗教性。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一，以传承古代思想文化为己任。他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而周朝以及商朝的文化无疑首先是原始宗教文化为主，对神灵的信仰、崇拜、祭祀、祈祷等活动在人们的精神生活、社会事务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青铜文化是商周时代非常有特色的精神创造。青铜器主要是用作礼器，来祭祀神灵，而猛兽食人的饕餮图案是典型的装饰图案。威武凶猛、残忍嗜血的兽口中含着表情肃穆惊恐的人类头像，这正表现了商周时代特别是商代人们对神灵的恐惧和崇敬。为了礼拜神灵。人们经常以人献祭，求得神灵的保佑。史书记载天大旱。成汤祷于桑林，欲焚身献祭，求得天降甘霖。周代较商代进步，人的理性能力高，统治者提出了敬天保民的思想。认识到民众的作用。虽然对鬼神“敬而远之”，但周王并没有，也不可能摆脱神灵
崇信。而且还要借助神灵的力量来进行统治。周王和商王一样，是有与神相通的本领的天子。周公制礼作乐也是要借助于祭祀等活动来巩固自己的神权，来规范社会等级秩序。维护社会的稳定。
孔子“克己复礼”，不仅是恢复那些周朝的礼乐制度，更重要的是这些礼乐制度背后的精神内涵的追求，其中有对人的认识以及对人生意义的追求，更有占主导地位的宗教思想：对神灵的敬畏。孔子曾感叹：“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礼乐不只是玉帛钟鼓等的外在形式，更要寻求礼仪规范之后的精神内涵。而商周文化中一以贯之的原始宗教，是对某种最高意义的追求，是与神灵的交流沟通。不过。与商朝相比，周朝提高了人的地位，提出敬天保民的思想。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礼崩乐坏，是人的因素更加突出的时代，诸侯争霸，兼并攻伐，以力争胜，弱肉强食。在这个时代，随着人的思想的活跃，欲望的增加，人也就离神越远，离心灵的慰藉寄托、安宁平和的状态越远。人离开了神灵庇护的精神家园。走上了一条在现实欲望的驱使下疲于奔命的征途。失去了身心的安宁。无法超越现实的喧嚣纷乱，迷失了寻找生活最高意义的方向。无所顾忌，亦无所依傍；无比强大。亦无比脆弱。野心勃勃而又倏忽即灭。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孔子提出了“克己复礼”，重视人们的精神追求，为人们的生活寻找神性，为现世寻找彼岸的希望和关怀。他重视人的日常生活，更坚守崇高的精神追求。饮食男女是肉体生存种族繁衍的要求，是人的动物性本能：伦理道德规定现实生活中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指导人们的行为，谋求社会群体的稳定和发展。在这方面人类虽然比动物聪明了许多，但仍离现世不远，无法获得超越和永恒。人必然要努力摆脱动物的状态，去达到超越、自由、永恒和无限的精神存在状态。
孔子看到了人的信仰的需要，维护精神的神性，给人们划出了宗教信仰的领域。他还有自己的具体宗教观念。在宗教体系中“处于基础层面或核心层的是宗教观念(主要是神道观念)”。在不同的宗教中，有不同的信仰对象，如上帝、佛、真主等。这些信仰对象在宗教学上来说就是“无限存在物”、“精灵实体”、或“超世的”、“超自然的存在”之类抽象的哲学概念。孔子儒家的信仰层面的具体宗教观念是他的“天命”观。
孔子的“天命”观反映在他以及他的弟子的言论之中，在《论语》中有多处记载。“惟天为大，惟尧则之。”，天是伟大的。圣人顺从天的意旨。“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决定着四时运行。生命的生存繁衍。“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如果得罪冒犯了天，就必然受到惩罚，没有什么商量的余地。孔子周游列国，遭到匡人的围攻和拘押，他说：“天之将丧斯文也，则后死者不得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天决定着人事，世人无法违背上天的意志。他病了的时候，“子路使门人为臣”，孔子说：“无臣而为有臣。吾谁欺，欺天乎?”旧天不可欺，做人要诚实，自欺欺人实不可取，因上天自有明鉴。《论语，颜渊》中有“子夏日：‘商闻之矣，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孔子说：“吾十五而有志于学，……五十而知天命。”孔子说：“莫知我也夫。……，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天决定着人世的一切，人生在世都负有上天的使命，要努力去认识和完成上天的使命。他“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叫他认为“朝闻道，夕死可矣。”这可以说是孔子的宗教情感的体验，内心有信仰，就可以超越生命的有限，而进入到无限的领域中。所以忘记了生死，获得永生的满足。而这种永生不是肉体的长生不老的幻想，而是精神上有了归宿和依托。有了这种信仰。就有了精神的保障，短暂的世俗人生就可以让人感到无限永恒、崇高神圣。所以孔子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里的义，是指道义，而道义的最深层根据在孔子那里则是“天命”吧，是所信仰的冥冥中的主宰。孔子心中是有这种受命于天的宗教性崇高神圣感的，如前所引“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所以虽屡遭困厄，但无所畏惧，任何力量都不可能将他怎么样。即使是在当政者面前，孔子也并不卑躬屈膝，有时甚至当面教训他们：“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这不禁令人联想起西方基督教《圣经》中诸多先知的形象，甚至耶酥基督。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中国老百姓也都知道这句话：“头上三尺有神明”。相信上天的力量。相信神灵就在眼前，监督着自己，所以才不做亏心事，要做一个“人”应该做的事情。
对于神灵要有敬畏之情。要庄重严肃。神灵的崇高伟大，也正是人的心灵的崇高伟大。在世界各种宗教文化中，都强调对神灵要有敬畏之情，敬畏的心理是一种普遍的宗教心理，孔子非常重视这种情感。孔子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其“畏”字，有人释为惧怕，如朱熹《四书章句集注》、杨伯峻《论语译注》、刘宝楠《论语正义》等。有人释为敬畏，如钱穆《论语新解》等。李泽厚《论语今读》释“畏”为“惧怕”，记中却说：“此处三畏似均宜作‘敬畏’之‘畏’解。”“在孔子的时代，‘王公大人’虽已没有德行，但还是一种似乎是‘天’授予的崇高地位，赋有神圣的职责任务。从而足可敬畏，这是巫政合一的传统。”闭我们认为“畏”主要是“敬畏”，惧怕或害怕常指对某种具体的威胁或打击而产生的心理，敬畏则主要指对某种观念或精神的崇敬。在西方的基督教中，强调人们对上帝要有敬畏之情，而不是仅仅对之产生恐惧或害怕。孔子所说的“君子有三畏”，很明显不是简单的害怕或恐惧，更多的是一种严肃崇敬。从而才事事认真，不轻慢狂妄，而“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论语》中记载了孔子的许多言论和日常行为，处处都都表现出他的这种严肃认真、慎重崇敬的心理。如“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君子要坚强有毅力。因为“任重而道远”。“朝闻道，夕死可矣”，“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死生固然大矣，对精神的追求却超越生死。《论语-乡党》章中有许多文字记载表现出孔子庄重敬畏的心态：“孔子于乡党。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庙朝廷，便便言，唯谨尔。”“君召使摈，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入公门，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门，行不履阈。过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摄齐升堂，鞠躬如也，屏气似不息者。”“执圭，鞠躬如也，如不胜。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战色，足缩缩，如有循。…‘齐，必有明衣，布。齐，必变食，居必迁坐。”“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乡人饮酒，杖者出，斯出矣。乡人傩，朝服而立于阼阶。”“君赐食，必正席先尝之。…‘见齐衰者，虽狎，必变。”“车中，不内顾，不疾言，不亲指。”等等。可以说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各个细节，孔子都内心恭敬，严肃认真。这种态度让日常的生活有了充实沉重的意义，使得平凡庸俗的生活变得高尚乃至神圣。所以李泽厚说：“儒学伦理之所以总具有某种形上的深沉宗教意味，即来自此‘畏’。‘敬畏’则排除了原始巫术、奇迹、神喻等具体仪式活动，而留下其严重深厚的‘宗教’情怀。这是自孔子以来的儒学重要特征之一。”
超越现世的精神信仰领域、崇高绝对的“天命”观念、庄严敬畏的情感体验，这些都表明了孔子儒家思想的宗教性的本质特征。正是因为这种宗教性，孔子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孔子才更显伟大，被后世尊为“圣人”，有所谓“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的话，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赞扬说：“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
在孔子思想的其他方面也都有宗教性的体现，如对人的情感关怀、伦理道德的教化、四海皆兄弟的社会理想等等。这些方面的具体表现形式虽然和其他宗教如基督教很不一样，但宗教性的本质相同。对于宗教，鲁迅先生说：“此乃向上之民。欲离是有限相对之现世。以趣无限绝对之至上者也。”嘲在民族复兴。儒家文化复兴的今天，我们的精神生活需要有不蝎的源泉、强大的动力、崇高的追求，使我们的人生成为壮丽的画卷、辉煌的诗篇、宏伟的乐章。这需要从儒家文化中发掘这样的精神资源，而儒家思想的宗教性能给我们以裨益。不过。儒家的思想是非常丰富的，怎样处理好儒家的宗教性与儒家的其他思想的关系，另外怎样处理好儒家思想与其他中国古代思想，以及与西方思想的关系，都是需要我们进一步认真思考的问题。
儒家思想论文范文第4篇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和实践研究蓬勃兴起。很多学者认为，生态文明是建立在中国改革开放的现实基础之上，沿袭了西方的相关理念而来。实际上，早在先秦时期，儒家文化中就已包含丰富的生态文明思想，其中许多思想直接影响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国家治理方式，对今天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思想发展也具有一定影响。
生态文明思想的基础——自然生命观
无论是孔子、孟子还是荀子，都曾论及人与天地、自然之关系。笔者将儒家从生命的角度对自然和万物以及人的认识，称之为“自然生命观”，以区别于大约同时代产生、流传的老庄道家“生命哲学”观。孔子在《论语》中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万物生焉。天何言哉！”其基本意思是说，四季有规律地运行和更替，万物化生，是自然（“天”）的基本功能和规律。这里所说的“天”是自然之天，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大自然。孔子认为是自然之天生养了有生命的万物和人类，其中一个“生”字暗含只有有生命的自然之天，才可以生育有生命的万物和人类的意思，明确肯定了自然界的生命意义。可以看出，孔子的天之“生”与人的“生”及其意义是密切相关的，“天”和“人”的关系就像是母和子的关系。到了孟子时代，天、地、人“三才”一体的思想盛行起来。“天”被理解为最高的存在——宇宙及其主导者，“地”则是指大地上的万物及自然生存的环境，“人”就是我们本身。这种划分较之于孔子的春秋时代在时间、空间上的立体层次更加分明，其逻辑顺序一般理解为“天”主宰“地”和“人”，“地”则影响“人”。由此，以父母来象征天地的角色及其作用。荀子在天人关系上更进一步，提出：“高者不旱，下者不水， 寒暑和节，而五谷以时孰，是天之事也。若夫兼而覆之，兼而爱之，兼而制之，岁虽凶败水旱，使百姓无冻餧之患，则是圣君贤相之事也。”这其中包含一定的“制天命而用之”的人的能动性思想，也提倡了要遵循寒暑时节、农作物生长的自然规律的思想，只有这样才能老百姓安居乐业，君王将相才能称之为贤能。
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先秦早期儒家从孔孟到荀子都秉持着遵循自然规律下的生命观念，这是儒家继续构建天人关系及其重要组成部分——生态思想的基础。
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天与人的理性和谐观
天与人的理性和谐观建立在儒家“仁”的思想基础上。“仁”不仅弘扬人的价值而且肯定天地万物的内在价值，主张要热爱生命并以仁爱之心对待人和自然。孔子以“仁”为本，孟子则继承发挥孔子的仁爱思想，以“义”的范畴较为系统地论述了人与万物、与他人之间复杂的伦理关系，对生态伦理与人际道德的关系问题展开了全面论述。在此基础上荀子提出了“天行有常”的规律性认识，“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然后掌握规律、顺应自然“制天命而用之”，达到在人类开发利用自然时依然与自然“合一”的规律状态。也正是从农业生产出发，天人合一思想与天人相分思想虽有不同，但在人与自然的整体和谐上却是一致的，其所不同的是，前者是一种未分化的理想和追求，而后者则是建立在人的理性的基础之上的人与自然的动态平衡和理性和谐观念。荀子的思想被西汉大儒董仲舒吸收并加以发扬光大，成为其“天人相副”的天地人一体伦理观的理论基础——“天地人一体说”。董仲舒说：“何为本？ 曰：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三者相为手足，合以成体，不可一无也。”他把天、地、人看作是合为一体的有机整体，是密切相连的，三者分工不同，又彼此作用，共同成为“万物之本”。这就形成了中国古代早期的生态系统论认识。
生态文明思想的归宿——“生生不息”的发展观
儒家的思想将人与万物、与他人之间复杂的伦理关系进行探讨和规范，在理论上的拓展就是解决如何去做的实践问题。
首先，要有环境保护的意识。根据《汉书》记载，汉代贡禹已经认识到采矿造成森林植被破坏、水土流失等环境生态问题。“凿地数百丈，销阴气之精，地臧空虚，不能含气出云。斩伐林木亡有时禁，水旱之灾，未必不繇此也”，并会导致严重的水旱灾害。因此，人类在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时候，必须同时予以保护。《礼记》中有：“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这本身是一首祭祀祈祷的咒语歌，但却反映出古人对水土保持的重视和消除自然灾害的愿望。类似这种环境保护的思想在较早的时候就有了。《史记》曾载孔子之言曰：“刳胎杀夭则麒麟不至郊，竭泽涸渔则蛟龙不合阴阳，覆巢毁卵则凤皇不翔。”并提出了“钓而不纲，弋不射宿”的主张。在禽兽生育的季节保护幼兽，反对竭泽而渔以及“覆巢毁卵”等破坏行为，都包含有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思想。这种思想在那个时代无疑是文明的，是那个时代的“生态文明”思想。《管子》在《轻重甲》篇中曾告诫统治者，“为人君而不能谨守其山林菹泽草莱，不可以立为天下王”，也就是说统治者的守土之责不仅仅限于疆土的安全守护，还有保护自然资源的职责。
其次，注意对自然界动物资源的永续利用，含有朴素的生态伦理观念和可持续发展的科学思想。孟子提出“取物以时”的生态伦理主张。他说：“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他认为人类对于自然资源不仅有利用的权利，而且有保护的义务，按照这一生态规律办事“不失其时”“勿夺其时”，完全可以解决温饱并达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目的。《管子·地员》将土壤按质地、颜色、肥力、光照、酸碱度、含水量等要素分成十八类，并详细介绍了各类土壤和植物、林木之间的分布与生长关系。儒家文化的代表性经典、中国古代农业重要著作《齐民要术》中提出了中国古代系统的劝民农桑、应时而作、丰衣足食、天下之理的重农思想。人和其他自然万物一样，只是大的生态系统中的组成元素而已。
再次，尊重自然规律与生态平衡的思想。一方面，人类可以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管子》中有“人民鸟兽草木之生物，虽不甚多，皆均有焉，而未尝变也，谓之则”的要求，这种思想不仅要求我们对自然资源的利用是“均有”，还要求不可以专有独霸不顾后果地开发利用。当代有权享用，子孙后代也享有这种权利。另一方面，人类还应该发挥主观能动性。“树之以桑”“养之以畜”，不应该将人类自己的生存问题的解决完全寄托在开发和“剥削”自然的基础之上，人类必须进行创造性的生产活动。只有这样才不会将自然资源消耗殆尽，人类和自然也才能共同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明状态。
（作者：潘俊杰，中国石油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于露，中国石油大学文学院教师）
责任编辑：金蕾蕾
儒家思想论文范文第5篇
摘要：传统优秀的儒家思想重视政治伦理教育，提出学生既要“为仁”，也要“爱人”，强调“正心”“修己”，使本心达到至善、至美。新时代课程思政背景下高校教育不仅注重学生能力的培养，更要塑造学生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从而培养出有素质、有涵养、有担当的新时代人才。将优秀的儒家思想融入高校美术教育中，能强化学生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感、自豪感和归属感。
关键词：儒家思想 仁爱 高校美术教育 思政建设
一、近代儒家思想发展概况
课程思政背景下要求培养高质量社会主义接班人，尤其强调立德树人，儒家思想一直肩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重任，把课程思政与优秀儒家思想融合能进一步激发高校美术教育学生的责任感、使命感。然而，在新儒学之后的近代，儒家思想却在夹缝中求生存。明朝“八股取士”使文化陷入功利性，学校成为“注入式”教育模本，与儒家思想的内涵极不符，儒家思想以学生的角度强调“仁爱”“爱人”，在学校、国家层面强调录用品行上层者才能担负起兼济天下的重任。辛亥革命成功后，蔡元培提出废除六经讲授，取消了“经学科”的法令，并把清代学人治经学术偏差，视为儒家思想的禁锢，并要求将其废除，即使其思想有积极的一面，最终也在现代人急切寻找救亡图存的方法中逐渐被掩盖。1917年，胡适倡导白话文逐渐代替文言文，更让儒家的《大学》《论语》等与现代人产生更多的隔膜，时至今日只能在少数课外书籍上依稀能见到其踪影，大部分依舊隐没于书海。现当代部分高校依旧存在着“育人”的不足，思想文化落后，部分近现代人精神空虚，导致学术不端、有辱斯文之事频出。历史潮流告诉我们，许多文明古国都倡导固守民族传统文化，现代教育急需振兴发扬优秀民族文化的思想精髓。
在美术教育方面，随着西学东渐的盛行，早期留学生李叔同、李铁夫、李毅士等人背负着文化救国的重任，然而有的回国后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的构图、光影、素描，并提出开设专门学习西方美术的课程体系，有的却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提出了严重的质疑，优秀的儒家思想重在“树人”，其积极的一面不应被全盘否定。现今高校美术教育也强调价值塑造、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三者融为一体，优秀的儒家思想具有潜移默化的作用。值得肯定的是早期将西方美术教学方法引入中国近代美术教育中的代表人物李叔同先生，倡导追求中西绘画思想的融合，在“知行合一”中体现着儒家优秀思想。近代集大成者，吴昌硕、张大千、齐白石等，怀着对天地万物的敬畏，秉持着艺术本心，在传统的金石书画作品上留存了一幅又一幅杰作。特别是吴昌硕先生在战国石鼓文的基础上十年如一日的勤加练习，取得“金石学”较高造诣;张大千先生在敦煌莫高窟日日夜夜临摹飞天壁画，才有了传统与现代的结合;齐白石先生对虾一颦一簇、一举一动的细细揣摩，将虾的神韵表现得淋漓尽致，惟妙惟肖。
二、高校美术教育中儒家思想的缺失
在中西方文化的碰撞交融中，东方民族艺术文化未能将优秀的传统文化广泛渗透于高校美术教育。不管是以王维为代表的文人画还是以吴道子、李公麟等为代表的白描，中国文人都提倡寄情山水，达到“畅神”，在具有家国情怀、文化素养、道德修养的提前下，更好发挥内在精神追求外化于绘画创作。然而，当下盛行的高校美术教育虽然将中国美术史、西方美术史纳入大学生必修课程，但更偏重临摹物体、基础线条、光影知识等技法训练。殊不知，在中国的绘画土壤上，苏轼提出“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谢赫提到“气韵生动”、张璪也讲“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对中国画提出了一个又一个指导方向，无一不在告诉年轻一代绘画既当重“神似”“气韵”，也要求“天人合一”。若想现代高校美术教育中的技巧知识学习与中国传统儒家美学思想高度融合，必须在“育人”方面下功夫，防止课程内容与思想建设存在“两张皮”的现象。
大学生肩负着未来的希望，教育则成为重要的培养途径。在美术教育中如果不能继承中国几千年留下的传统优秀思想，就会使高校美术教育变得千篇一律，形神分离，甚至整个民族都会丧失独特性与整体性，而儒家优秀思想进入高校美术教育表达的不仅仅是社会、家庭、政治，更表现在克己、修身、和谐，全面促进新时代社会主义接班人的培养。同时，思政建设要求“教书”“育人”应当相互促进、相互融合，而儒家思想则是育人过程中的重要内容。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带领下，帮助高校学生树立优秀品格，在时间的转换下，整个社会、民族必将散发新的创新活力与凝聚力，国家文化建设必将蒸蒸日上。高校美术教育将朝向专业化、民族化的方向前进。
三、儒家思想下的美术创造意识
（一）和谐
高校美术教育既要体现民族性也要体现思想性，儒家思想不仅仅要求人格的高度，同时倡导甘于奉献、以和为贵的时代精神，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中国传统绘画强调与外物产生共鸣，诗词多反映出儒家“物我一体”的和谐意识，如“荷立带斜阳，青山独归远”的感慨，又如“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的深情。在天人合一的基础上，立足于本土文化，培养学生的思想认同和情感认同，通过与自然万物和谐相处，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和民族担当，以树立正确的文化观、民族观。黑格尔在理想方面谈到：“外在的因素现为如我们在上文所谈的具体现实，它要求在艺术作品中与处在这种环境中的人物的内在世界的主体性达成协调一致”。朱光潜也曾在艺术欣赏时提到：“如果一个人始终持批评的态度去对待艺术，我是我，作品是作品则不能有真正的美感体验”。从主体到客体由内而外自然保持的情感才能构造中国美术之意境，使作品呈现物我的交融和谐。只有深入真情，在诗文中情景交融，在绘画中独生情愫，美术作品才逐渐具有深刻内涵和创造性。
“家和万事兴、和气生财”等，传统的“和”字也在日常生活中广泛运用，儒家思想鲜有以书籍的形式进入现代教学，但其扎根心灵的基因传承却在向当代人诠释它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内心与自我的统一，完善自我在美术创造方面的健全人格，不断探寻崭新的美术创作内容，体现了儒家思想中的和谐意识与美术创作的统一。
（二）本性
孔子认为性本善，强调修身养性、兼济天下才能达到克己复礼，大学美术教育要求深入爱国主义精神，加强道德养成，营造高校立德树人、全方位育人大格局。人才培养关乎国之大计，在高校美术教育中深入儒家思想精髓，不断完善人才培育的目标，引导学生在专业知识的学习上增强社会使命感，努力培养无私奉献、诚实守信、遵纪守法的优秀品质。
“仁”“爱”要求学生改造自我，进行自我修炼，形成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优良品格，给高校美术教育培养新型人才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方向。儒家思想与高校美术教育的融合是教育的发展趋势，团结在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周围，促进学生坚定信念爱祖国、爱人民、爱集体。“正心，修身”塑造的不仅仅是思维的高度，更是健全人格的培养、社会之爱的体现。在儒家思想的引领下，推陈出新，培养出兼具民族使命感与文化创造活力的大学生。
四、儒家思想在高校美术教育创造活动中的潜在价值
（一）“仁爱”思想领域下的良好创造氛围
儒家“仁爱”主张“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思想，在“克己”后完成“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目标。在高校美术教育中一方面需要引导学生进行良性竞争，注重个人诚信、友善和修养;另一方面，需要团体合作双赢，不断追求社会的自由、平等。让学生既要吸收优秀“仁爱”思想，又要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为精神追求，真正做到讲仁爱、守诚信、尚和合、求大同。
就美术教育学科而言，学校可以通过定期举办讲座，促进思想领域的沟通;利用高校优秀思政教师进课堂的方式促进学生积累优秀传统文化思想;设置相关不定期的艺术竞赛和社会实践等，增长大学生知识见识、坚定文化信念、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进行“仁爱”思想的渗透，增强学科创新活力。
（二）增强高校美术教育的本土性意识
美术创造性活动以民族文化、区域文化为主，突出地区美术教育特色，并在融合传统文化、专业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独特课外体验，增强美术教育专业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
1.美术教育的课程体系
20世纪初，中国的高校美术教育侧重学习西方的教育思想;1956年毛泽东同志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21世纪，习近平总书记再一次对思政课程建设提出新要求，高校美术教育应把教育教学作为最基础的工作，将完善教学内容体系、课程体系作为主要内容。在当代教育中必须把高校作为“主战场”，课程内容深入思想政治内容，让高校美术教育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相结合，使得学生通过学习掌握事物发展的规律，塑造健全人格。在美术教育课程的基础上，融合优秀的儒家传统文化，深入挖掘其德育元素，强化学生的道德信念和担当意识，增强对社会的责任感与传统文化的归属感。
2.美术教学方向的侧重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各地美术教学不可千篇一律，尤其应侧重民间传统美术的挖掘。课程内容应有效与实践相结合，教学内容的设计应更偏重于实践、考察，注重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的融合，体现美术教育中实践能力与传统文化思维创新相结合的优势，提高人才的质量。
高校美术教育应当突出教学地区资源整合、注重学科联系，培养优秀儒家思想下的复合型人才、应用型人才，以区域特色凸显学校的专业特色。例如21世纪初期，中央美术学院创建文化遗产学系，开设5个专业方向的内容，如在民间剪纸、书画、木版画、壁画等后来都占据了前沿位置，并创新性的与西方先进文化保护理念相结合，打造了属于本土的先进文化特色。高校美术教育专业以其独特的视觉体验、情感表达独立于其他学科，因此，打造独特的区域文化显得更加重要。
美术教育不仅仅注重优秀儒家思想进课堂，更体现在坚定走向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的道路上，在知行合一中坚定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多开展美术实地考察、实习途径，拓展实践平台，提高儒家思想的实地融合，创新教学模式，让学生在参与的过程中增长见识、提升能力，促进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在现代的高校美术教育中导入文化保护意识，重视本土美术教育与传统思想的结合，有利于激发美术教育类学生的兴趣，增强民族意识。
（三）树立人民主体性意识
周公提到“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见，小民难保。往尽乃心，无康好逸豫，乃其人民”。人民是历史创造的主体，推动着历史、社会不断向前发展。2020年疫情防控的事例，是一幅幅惊心动魄的画面，逆行者们向社会传达的爱国主义精神与民族精神，无一不是高校学生值得学习的鲜活课堂案例。艺术创作的源泉在人民，需要在群众之间吸取营养，艺术批评与欣赏更需要人民的参与。时代呼唤着高校美术教育立足人民群众、扎根于人民、深入人民的日常生活，树立以人民为主体的正确的艺术观和创作观，才能使艺术之树常青。
教师是育人的顶梁柱，充分推动教师了解国情、党情、民情，提升育人能力，进一步引导教师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以德育德。在儒家思想与课程思政的结合下多开展开学第一课、户外采风、云看展等引导学生爱祖国、爱人民、爱集体，树立以人为本的主体意识，把儒家优秀思想与人民主体性意识相结合，创作出无愧于时代与人民的作品。对于艺术创作就像丰子恺先生所提的一样：既要曲高和寡也要曲高合众，离不开人民这片肥沃的土壤。
五、结语
中华传统的优秀儒家思想倡导“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价值观，新时代课程思政背景下高校美术教育要将落实立德树人放在首位，注重挖掘课程德育元素，深入学科育人建设，引导学生塑造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强抓人文素养、审美能力和艺术创造能力，从而培养出有担当、有素质、有涵养、有才能的新时代人才，不断激发民族文化创造活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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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论文范文第6篇
2008年11月28~30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和韩国高等教育财团主办，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国学院、孔子研究院、亚洲研究中心共同承办的“国际儒学论坛·2008”学术研讨会在中国人民大学隆重召开。本届论坛是2004年首届论坛召开以来的第五届。来自韩国、日本、美国、巴西、新加坡、马来西亚和中国内地及香港、台湾地区的150多位专家、学者代表出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主题是“儒家仁爱思想的现代价值”。与会代表提交学术论文60余篇，就仁爱思想的义理阐释、历史实践和当代价值等论题，进行了热烈而深入的研讨。
仁爱思想的义理阐释
作为儒家的核心观念，不少学者对仁爱思想的义理进行了多方位的阐释。儒家形成之前的伦理道德概念是儒家仁爱思想产生的历史前提。上海社会科学院余治平研究员利用竹简与汉前文献对“仁”字起源与初义作了细致的分析，他认为在一个“杀人如麻”的时代，只有孔子才把人当作人来看，提倡“仁”。
研究儒家仁爱思想必然要回到孔子和《论语》。与会学者对孔子一些经典命题和《论语》篇章作出新的诠释，力图揭示儒家仁爱思想的真正内涵。中国人民大学向世陵教授对《论语》之《乡党》篇“厩焚，子退朝，问：‘伤人乎？’不问马”作了另一种解读，他认为孔子“爱人”亦“爱马”，儒家仁爱不仅爱人还爱物，有众生平等的观念。清华大学廖名春教授对《论语》“朝闻道，夕死可矣”提出新解，他认为传统学者把“闻道”理解为“知道”、“有道”的解读是不通的，以“达道”来解释方合适。首都师范大学白奚教授对孔子“仁者人也”这一命题进行了详细辨析，它体现了孔子思想中两个方面的精神，即“人的自觉”和人道主义的精神。华东师范大学陈赟教授仔细解读了《论语》中的《里仁》篇，认为“里仁”是一种居住方式的仁道。西安交通大学陈学凯教授通过对《论语》的解读，认为“道”与“仁”是孔子思想体系中两个并存的最高范畴，分别体现了孔子思想的政治思想境界和道德认识境界，“道”与“仁”的同一性与差异性是构成孔子这种认知特点的根源。曲阜师范大学李建教授以“仁”为着眼点，探讨了孔子的“仁”所展现出来的人本意蕴，认为“仁者人也”、“仁者爱人”、“仁民爱物”是孔子仁学的基调，“仁道”不远人、“为仁由己”、弘道由人和“极高明而道中庸”是孔子仁学的独特魅力。青岛大学王成儒教授认为，“仁”应是古代社会含义最为广泛的道德观念，是围绕人的对外关系而言，特别是表明以人为起点对他人的关系而言，是表示人与人之间情感的各种取向：于是有“亲”、有“爱”；进而有“敬”、有“忍”；由于具有实物“果仁”的属性，又有“生”的旨意，赋予了“仁”以生命的潜质与力量。
对于西方汉学界对孔子“一以贯之”之“道”与“忠恕”之间关系持怀疑态度的观点，武汉大学丁四新教授做出回应。他认为，《里仁》第十五章并非抄自《卫灵公》第三章文本，更非伪造；曾子以“忠恕”解释孔子的“一以贯之”之道也是合适的。在中西比较的立场，美国夏威夷大学田辰山研究员认为，西方基督教文化下的爱是“一多二元”结构的，而儒家之仁爱是“一多不分”的结构，是互系之爱，具有西方之爱所不具备的长处。
仁爱思想与儒家其他思想之间的关系也成为本次会议讨论的一个重要问题。山东大学沈顺福教授着眼“孝”与“仁”的关系，认为：孝是事实、规范和价值，是用，是末；仁爱才是本、体，包括三个层次：孝敬长辈、亲爱同胞、博爱世人；儒家价值观和实现自己理想的方式是理性的、实用的和可操作的。山东社会科学院刘宗贤研究员重点讨论了孔子仁爱思想与生死问题的关系，他指出：孔子生死观是一种入世的生死观，以仁为生命价值的最高体现，主张在弘道中追求生命的永恒价值。中国人民大学罗安宪教授研究了孔子的君子形象，认为君子之精神追求在于行仁义，君子之德为仁、知、勇，君子之乐是一种居穷处逆时依然能够保持的精神快乐，君子之修养在于成人，首先要注重内在的精神修养，其次还应重视外在的文饰。北京师范大学李详俊教授认为，儒家道德涵养论奠基于人类的道德生活实践，以性情为基础，以涵养为内容，以提升精神境界、成就理想人格为目的，在今天的中国社会生活中，其现实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仁爱思想的历史实践
中国人民大学张立文教授认为，仁爱既是儒家的核心思想和首要价值，也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和基本价值观，他具体考察了孔子之前以及孔子之后一直到现代的仁爱思想的发展轨迹。广东社会科学院黄明同研究员以先秦孔孟、宋代张载和近代康有为与孙中山为代表，考察了儒家仁爱思想的历史演进过程，他指出：从“亲亲”，到“仁民”，再到“爱物”，体现了人类爱的对象在扩展，道德水平在提升，而且这种爱具有普世的价值。
同时，有不少学者对儒学发展史上其他思想家和经典的仁爱观念进行了深入研究。日本广岛大学桥本敬司教授以荀子的仁爱思想为研究对象，他指出：荀子之爱是由情感欲望的爱与道德的爱构成的双重结构，作为主体的“心”依靠礼把情感欲望的爱变成道德性的仁爱，因此便有“爱民”、“爱人”的“化性起伪”的修养。中国人民大学梁涛教授利用《鲁穆公问子思》中的材料，对早期儒学政治理念进行了适当检讨与反省。南开大学乔清举教授重点研究了贾谊在仁爱思想基础上的生态观念：德生万物的思想基本结构，由道、德到仁、义，以道接物的生态规范，禽兽与人民的价值顺序。台湾高雄中山大学杨济襄教授以董仲舒为例，认为“仁义法”的政治理念与道德实践，是儒家仁爱思想的落实。中山大学李宗桂教授则把董仲舒对儒家仁爱思想的创新归结为三个方面：一，将仁爱思想纳入天人合一的思想体系；二，将仁爱思想纳入体制建设的框架；三，将仁爱思想作为价值体系的核心。中国人民大学宋志明教授指出，从政治哲学的角度研究董仲舒的天人学说，应该抓住人上有天、以天论政和天人感应三个基本点。
仁爱思想与传统文化的关系也成为一些学者的研究兴趣。中国政法大学林存光教授指出，在儒家仁爱政治观基础上形成了中国传统的“生于其心”、“发于其政”的循吏文化。安庆师范学院罗本琦教授和人民出版社方国根编审把中国传统文化的和谐精神的主要内容归结为五个方面：修身成仁的身心和谐精神，推己及人的人际和谐精神，群己和谐的社会和谐精神，天人合一的人与自然和谐精神。
仁爱思想的当代价值
与会学者充分肯定了儒家仁爱思想的当代价值。韩国延世大学孙兴彻教授反对以物质和精神的二元法对儒家进行评价，认为应该制止偏向的以意识形态为中心的哲学评价和裁断的态度，要以客观合理的方法理解儒学的本质及其仁学的现代意味。安徽大学李霞教授指出，儒家仁道精神包括三方面内涵：一是忠恕恻隐的仁爱精神，二是万物一体的超越意识，三是生生不已的生机活力。这种精神有利于融洽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增进世界和平，建立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培养现代人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辽宁大学王雅教授具体研究了儒家之仁在日常生活中的实践方式：克己复礼为仁，义者宜也，为仁由己。
不少学者对儒家仁爱思想与当代社会具体实践的关系有着浓厚兴趣。中国人民大学林坚教授关注儒家仁爱思想与生态智慧的关系，认为儒家的核心是“仁爱”，不仅表现在爱人，而且是爱物；强调“天人合一”，“与天地参”、“取物顺时”、“以时禁发”，对于我们今天保护自然环境资源、开展生态文明建设具有启迪意义。韩国岭南大学洪瑀钦教授围绕理学家退溪咏物诗，认为其中所呈现的物我观对于我们解决目前全球的环境问题非常有意义。在培养当代中国公民意识方面，德国杜伊斯堡一埃森大学的林仑先生认为，孔子的仁义观具有超越时空的普世价值，它对培养当代中国公民意识具有借鉴意义。
此外，马来西亚新纪元学院郑文泉教授为我们介绍了儒家仁爱思想在20世纪发挥作用的三大特色：一，主要为孟子式之仁爱思想；二，此仁爱或对他人关爱思想，有保种或民族主义趋向与心思；三，儒家仁爱思想表现为“保国救亡”与“保教救亡”的全民族、全社会之运动。
儒学的现代价值问题一直伴随着儒学的现代研究历史，本次论坛也有一些学者关注这一问题。在当代西方学术界掀起的一场声势浩大的德性伦理学复兴运动的背景下，中国人民大学龚群教授认为，中国儒家的德性伦理内在地包含了许多在当代社会条件下具有生命力的东西，能够为我们建构当代中国的德性伦理学提供极为丰富的思想资源。韩国成均馆大学李东俊教授对儒家仁孝观念进行了一番现代审视，认为“仁”是儒家思想的高度概括，孝是实现仁的最基本行为，自古以来深深地体现在东方民族的日常生活和传统观念之中，是我们传统价值观的集中体现。面对今天的现代化生活方式，我们应该借鉴传统价值观的本质，确立和形成真正的人道主义社会的新观念。中国人民大学温海明博士重点讨论了儒家人己关系与社群民主问题。巴西学者凯文·德拉图尔与西蒙娜·德拉图尔以通向人类和平之路的角度强调了儒学理念复兴的必要性。
目前，“国际儒学论坛”已经成为很有影响的国际儒学盛会，为国内外学者就有关问题的深入交流和探讨提供了良好的平台。本届论坛进一步深化了对儒家仁爱思想的认识和理解，充分挖掘了儒家仁爱思想的现代价值，对我们当前的社会和谐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和作用。
编辑 杜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