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主义电影观后感范文

2023-09-21

爱国主义电影观后感范文第1篇

南京南京,让我心情沉重,它所讲述的是我们熟悉的南京大屠杀历史惨剧。在我们以往的记忆中,南京大屠杀是日本士兵残暴的地迫害我们中华儿女的铁证,他们攻陷中国的南京之后,在南京城区及郊区对中国平民和战俘进行的长达6个星期的大规模屠杀、抢掠、强奸等战争罪行,罪行令人发指,熟知这一历史史实的每一个中国人民莫不是对日本人恨不得剥其皮,饮其血,啃其骨,而在《南京南京》中又让我们重温了这个让中华儿女心痛的历史。

在《南京南京》中,以侵华日军于1937年12月13日攻陷中国的南京之后为开幕,残兵逃窜,视野中满是残肢断骸,到处都是同胞的头颅,内脏,裸露的尸体等等,其实惨剧早已发生,影片用这样的一幕幕无声地控诉着残暴的日本鬼。之所以为鬼,因为他们早已失去了良知,已经化身为无恶不作的恶魔。在影片中有几个地方让我内产生了深深的触动。

其一,那些留下艰苦抗战的士兵,在一部分士兵逃窜了之后,仍有一部分铁血男儿留下来继续抗战,他们在人力物力极度匮乏的情况下,想尽一切办法与日军抗争,不断地从战地收罗子弹炮弹,可是,最终仍是因为寡不敌众,被俘,千万战俘被日军有组织计划地屠杀在江边。愤怒、失望和羞耻让这个战士无话可说,他不愿坐着死去,选择沉默又勇敢地走向那无可奈何的归宿,军人最后的尊严只能靠那几句日本人听不懂的口号来硬硬撑起。他们也是人,也会害怕死亡,但战士的使命让他们不能放弃,就算是垂死挣扎也未想过放弃。不论结果,他们的精神让我敬仰。

其二,便是日军小队进教堂这一幕,当日军小队哆哆嗦嗦地推开大门,对日寇的生疏和恐惧象倒下的多米诺骨牌一样在教堂的人群中弥漫,从老者到残兵,从青壮到幼儿,都对着七八个小日本鬼子举起了双手。城破之际,民众尊严荡然无存,只求莫死。然而,从日军的表现出我们可以看出来,其实他们比谁都害怕,他们只能慌张地请求支援。后面又牵扯到了一个日本兵角川,在影片中他是唯一在良知的日本士兵,因为恐惧和误解而杀人会向死者道歉,会在见证日本人的暴行是会受到良心的谴责,会痛苦,不管这样的日本兵是否存在,但在这里这样的一个形象更是强烈地控诉了其他日本兵的残暴,冷血。

其三,日军在南京奸淫妇女的段落,及日本提出要贝拉安全区提供100名女性做日本兵的安慰妇。在面对日本非人的条件,无法抗击的群众,忍受着无法言寓的痛,更加让我心疼的是那些自愿站出来的女性,她们是克制了多大的恐惧才有勇气站出来,为了能让更多的生命生存下来。最后,我还想提一下其中的汗奸上海男人唐先生,前面他为了家人背叛了人民,背叛之后仍是失去了女儿,妹妹,他唯有能保住的就是妻子和妻子肚子里的孩子,结果他放弃了跟拉贝先生走,也因此,他获得了尊严最后临死的时候拒绝蒙住眼睛,直视死亡。

爱国主义电影观后感范文第2篇

《地道战》这部影片至今仍让人百看不厌。影片里有智能双全的高传宝,一片忠诚的老钟叔,还有那个汉奸汤司令以及那个穷凶及恶的日本山田队长,都在我大脑中留下深刻的印象,就如片中的那些动听的音乐也如天籁,紧紧萦绕耳际,挥之不去。

地道战开始前,乡村人民用土办法——用他们的鞭炮放来放去,用放鞭炮的爆炸声来吓走鬼子,就像新年的时候放鞭炮驱鬼一样。这办法可灵了,因为鬼子怕死,一听到来历不明的枪声,胆子立刻缩地像老鼠一样小. 当鬼子被赶走后,乡村的作战领导人想出了个绝妙的办法,就是挖地道,原先的地道被鬼子发现过,可还是顶过了,经过了几番更改,地道变成了能防水、放火、防敌、防毒、防堵的地道,并且把村里的井、烟囱、厚墙里都通了道,做成了“隐形堡垒”,能攻能防,次次鬼子来的时候总是有去无回。最后把地道通到鬼子其中的一个小基地里,一举把它炸掉了剩下的敌人也 被炸掉了,彻底地把鬼子的一部分人给毁掉了,也就是毁掉了鬼子往南征的一个主力。 我们胜利了!振奋人心的歌儿又响了起来,那催人奋起的旋律,那慷慨激昂的节奏让我感慨万千。顿时,我觉得我自己作为一名中华民族的炎黄子孙而感到自豪、骄傲。

最后还是明白了一个道理“毛泽东思想是人民力量的动力,人民力量如果没有了动力就动不起来,地道战就是毛泽东思想加上人民力量的结果。”

爱国主义电影观后感范文第3篇

当我看完《小兵张嘎》这部爱国主义电影时,我被主人公嘎子哥那热爱祖国、不屈不挠的精神所感动。

一提起小兵张嘎,想必大家都很熟悉吧!他不屈不挠的精神倍受人们敬仰。嘎子小时生活很苦,但是为了改变人们艰苦的生活,他少年时就参加了红军,他给红军战士带来了快乐。嘎子多次完成艰巨的任务,有一次,他屁股上中了敌人一枪,但他仍不顾伤痛毅然追击。他聪明的脑袋瓜用一只假枪就把敌人首领捉了回去,为红军立了大功。嘎子的爱国热情、幽默、滑稽、可爱、坚强不屈,不达到目的绝对不罢休的精神感动了我。

看完电影,我思绪万千和嘎子对比,我显得是那么渺小。嘎子为完成艰巨的任务而奋不顾身,即使失败也会坚持不懈地去完成而我失败就放弃。记得那次学校开展一次“科技小发明”的活动,我当时就迫不及待地向老师报了名。正当我满怀信心地开始制作我自己设计的“动力小船”时,却发现了一个个让我绞尽脑汁也想不出来的问题。如接上电线了电池却不通电。等我解决了电池的问题后却发现螺旋桨转不了了,当我解决螺旋桨的问题却发现这一个个问题把我搞得头晕眼花,头上金星乱飞,我一气之下把“动力小船”摔了个稀巴烂。结果认真制作,能持之以恒的同学获奖了。望着他们胜利的神情我后悔莫及。是啊,有句古话说得好“天下无难事,只要肯攀登。”为何说无难事呢?因为做了,“难”事则转为“易”事不做则反之。联系我们小学生一定要从一点一滴做起。我们只有踏踏实实地走下去,不懂的东西一定要挖根刨底地搞清楚,才能够为我国的将来出一份力量。

片中嘎子上县城找一位亲戚时,却发现那位亲戚帮鬼子拍照,脸气得由绿到红由红到紫。嘎子刚正不阿而我却因胆小冤枉他人。记得那是我上四年级时。我刚到家门口,却发现一个人在开我家的门锁。我仔细一看,原来他把我家的锁弄坏了,怎么也打不开了。他见我回来了,便立即恶狠狠地说:“你要敢把这件事说出去,我便揍死你!”我吓得连忙点点头。等我妈回来时却撒了谎说是楼上小妹妹弄的,为此我还经常为此事感到不安呢。

同学们,我们是二十一世纪的主人,未来的中国属于我们,我们要发奋学习,像嘎子哥一样毫无保留地把一切贡献给我们的祖国。

爱国主义电影观后感:《地道战》观后感

今天,我观看了电影《地道战》,它主要是讲:1942年到1944年那几年,日本侵略军在冀中平原上“大扫荡”实施了三大策略:“杀光、抢光、烧光”。冀中人发由于军力不足,不能对抗敌人,就创造了新的斗争方式----地道战。创建地道战以后,敌人就往里面攻击,想方设法地破坏。但是聪明的冀中人民又想到了很多妙法来防备,敌人没有得逞,他们既怕又恨,但又对我们没办法。在地道里作战时,民兵队长高传宝利用人群来传播消息,使队长的意思能传播给人群。人们有了地道战,敌人的“扫荡”粉碎了,冀中人民取得了胜利。

观看这部电影的同时,我一直在想,为什么古代的中国人民如此聪明,而现在的中国人却如此地脆弱无能,就拿诺贝乐奖这个事例来说吧,在外国已经有很多人得了诺贝乐奖,但我们中国却只有几个人获得了诺贝乐奖,真是天壤之别啊!这是什么原因呢?我们中国人并不比别人笨,为什么会这样?告诉你吧,因为我们中国人不懂得合作,只懂得为自己争权谋利。我们回想一下《地道战》吧,如果他们不合作,能修建成地道吗?如果他们不合作,能想出防毒方法吗?所以我呼吁大家不要再争取权谋利了,你倒不如把争取谋利的时间来为国家作奉献,这样也许对你会更好。

同时,我也希望我们小学生好好学习,不要玩世不恭,好好学习,不要辜负大家对你的期望,长大为国家做奉献。以史为鉴,珍爱和平!

爱国主义电影观后感:观《地道战》有感

自从看了电影《地道战》以后,我的心情一直不能平静,因为英雄的形象总是浮现在我的脑海里。

地道战发生在冀中平原上的故事,一次,日本鬼子要侵略冀中的人民,人民为了赶日本鬼子出中国,在每户人家里挖了一条通道,这做了陷井,经过了一场激烈的战争,冀中人民终于把日本鬼子赶出了中国,但是,高老忠为敲钟报警而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我觉得冀中人民很聪明,会用各种手段去对付他们,让他们死无葬身之地,冀中人发会想到挖地道,家家户户连在一起,逃得容易,打仗也容易。

那已成为历史,我们现在很少存在战争,因为人们不想打仗,他们想有一个温馨的家,过着平平常常的日子,而我们小学生,应该努力学习,将来为国家做出贡献,所以全世界的人民要以史为鉴,珍爱和平。

爱国主义电影观后感 :观《举起手来》有感

故事生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一个大山沟里,讲述了一群正义的中国人民与外贼抵抗,剿灭侵略者的故事。其幽默搞笑的表演令人忍俊不禁,在捧腹大笑之余,我深深地为他们英勇的行为叫好,被他们大勇无畏的精神所感动。我陷入了沉思:

这部电影以幽默的语言和搞笑的动作向我们呈现了一的历史史实。翻开中华民族的史册,从各种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到八国联军侵华,再到1937年日本鬼子践踏到中国这片土地„„一百年来,中华民族被侵略、被侮辱、被欺压,被戴上“东亚病夫”的帽子„„侵华战争,多少无辜的中国人被屠杀,被蹂躏,直至日本到现在还不承认南京大屠杀的史实。为什么?因为中国清朝的闭关锁国,政府的软弱无能,自不量力,更是因为中国的落后,贫穷才处处受人欺压。“落后就要挨打。”中国历史的所有屈辱不正印证了这句话吗?

为了使我们的祖国不再受欺侮,为了不再发生战争中那些血腥的事件,为了使南京大屠杀的悲剧不再上演,我们就必须振兴祖国,是祖国更加强大。梁启超说:“少年强则国强,少年兴则国兴。”我们这一代的青少年是新世纪的曙光,是建设祖国美好未来的希望,我们的努力奋斗,关系着祖国的振兴;我们的刻苦学习,关系着祖国的富强!

爱国主义电影观后感范文第4篇

今天是国庆节前一天,我在学校观看了《红领巾》话剧,他深深打动了我。

一个大队委带几个同学去野外,结果有两个同学不爱护红领巾,拿红领巾当泳裤,正当他们觉得“没什么了不起”的时候,竟然发生了地震,掉进时光隧道,遇见了抗日战争时期的儿童团,当经历了几次惊险的事件之后,他们懂得了红领巾的重要意义。

几位小学生的行为,是遗忘了红领巾代表的重要意义,不爱护它们了,看到令人很难过,红领巾是用战士的鲜血染成的,是国旗的一角,我们不尊重红领巾等于不尊重国旗,革命战士们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付出了鲜血的代价,没有战士们和儿童团的英勇奋斗,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它是少先队员的标志,假如连红领巾都戴不好,有什么资格叫“少先队员”呢?

爱国主义电影观后感范文第5篇

摘要:1960年代,台湾“健康写实电影”所追求的只是有限度、不完整和不彻底的写实主义美学精神。1980年代,台湾新电影才为台湾电影真正建构了写实主义美学精神。在后新电影时代,台湾电影的写实主义美学精神空前高涨。中国封建时代的主流文艺观高度强调美与善的统一。当代台湾电影不断地张扬写实主义美学精神,本质上是在颠覆这种传统的文艺观,并致力于追求美与真的统一。这在中国文艺观念的发展史上具有革命性的重大意义。

关键词:台湾电影;写实主义美学精神;美与真的统一

作者简介:孙慰川,博士,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影视学系副教授210097

回顾自1949年至今的台湾电影,笔者认为,它最重要的一条主线是写实主义美学精神从缺失到建构和发展的演变过程。这条主线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只有把握了这条主线,才能清晰地勾勒当代台湾电影美学观嬗变的内在轨迹和本质特征,从宏观上把握台湾电影艺术递嬗的基本脉络。

一、健康写实主义:被阉割的写实主义美学精神

1963年2月,台湾“中影”公司总经理龚弘提出“健康写实主义”的创作路线,主张“要写实,但是要健康”。龚弘还将自己心目中的健康写实电影与欧洲写实电影作了明确的区分:“一般欧洲写实电影,多半暴露社会的黑暗、贫穷和罪恶,依当时台湾的环境来讲,似乎不相宜。……如果在电影当中,灌注了人间的关爱,以求真、求善、求美为目标,岂不成了最好的写实电影片,可以命名为‘健康写实影片’,以别于其他的写实影片。”健康写实主义对当代台湾电影美学理念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因此,本文就以健康写实主义作为逻辑上和时间上的双重起点,来探讨当代台湾电影中写实主义美学精神的滥觞和演变之路。

“二战”以后,意大利新写实主义电影强势崛起,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写实主义电影的滚滚浪潮。从1951年起,意大利新写实主义电影的代表作《偷自行车的人》、《罗马,不设防的城市》、《擦鞋童》和《洛可兄弟》等曾在台湾公映。台湾电影史学者黄仁先生的论文《台湾的健康写实电影》及其它相关史料表明,意大利新写实主义电影是台湾健康写实主义电影得以产生的外来催化剂。

在1953年发表的《民生主义育乐两篇补述》中,蒋介石提倡“从文艺对于国民的心理的康乐的影响上来探求民生主义文艺政策”。健康写实主义电影对“健康”的高度重视,是与蒋介石对文艺的“康乐”功能的强调一脉相承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民生主义育乐两篇补述》是健康写实主义得以产生的官方意识形态的基础。

自1950年至1963年,台湾电影的主要类型有反共电影、武侠片和黄梅调电影等。反共电影是台湾当局“命题作文”的产物,往往胡编乱造、严重失实。而古装武侠片则渲染血腥和暴力。“因此,黄梅调(影片)的廉价泪水,古装片的不真实场景,武侠片的血腥打斗,……都具体体现了‘不写实’的一面,且其‘病态’、‘不健康’的内容,都为‘健康写实’电影的提出埋下了伏笔。”或者说,是健康写实主义得以产生的文化背景。

当时台湾的文艺政策中有所谓“六不”:不专写社会的黑暗、不挑拨阶级的仇恨、不带悲观的色彩、不表现浪漫的情调、不写无意义的作品、不表现不正确的意识。显然,以当时台湾官方意识形态的准绳来看,社会的黑暗、阶级的仇恨、悲观的色彩、不正确的意识等等,都是不健康的东西,不应该在电影中表现。因此,当时台湾公营制片厂扮演的其实是社会意识形态的检查官和过滤器的角色。法国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者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hhusser)在其论文《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指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主要集中在宗教、教育、家庭、法律、政治、传媒系统和文化等专门化的机构之中。让一路易·鲍德里在其论文《基本电影机器的意识形态效果》中进一步提出,电影本身可以被视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一个最佳装置,一个可以不断地对意识形态进行复制和再生产的最佳装置。由此看来,1950年代至60年代,台湾公营制片厂正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健康写实主义电影观与中国传统文艺观和美学观存在着紧密的关联。“中国艺术历来强调艺术在伦理道德上的感染作用,表现在美学上,便是高度强调美与善的统一。这成为中国美学的一个十分显著的特征。……中国美学要求审美意识具有纯洁高尚的道德感,注意审美所具有的社会价值,反对沉溺于低级无聊的官能享受。但是,由于中国统治阶级把审美限制在符合于统治阶级利益的狭隘的伦理范围之内,这又经常束缚着人的个性和社会的审美意识的自由发展。”。具体而言,健康写实主义电影观与儒家文艺观的联系更为密切。儒家主张文艺作品不仅要“尽美”,而且要“尽善”(《论语·八佾》),提倡“文以载道”,强调文艺的认识功能和教化作用,重视艺术为社会政治服务的实用功利。健康写实主义强调电影的内容应该“健康”,认为电影作品应该“尽量发挥人性中之同情,关切,原谅,人情味,自我牺牲等美德,使社会振作,引导人人向善,走向光明,换言之,即提供现代社会所需要的精神食粮——健康的精神食粮。”。显然,这是儒家文以载道的文艺观的当代表述。它希望电影用官方所判定的正面的思想去教化民众,指导民众“正确地”认识生活;或者说,向观众灌输官方意识形态。

孔子指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论语·阳货》)而健康写实主义仅仅强调电影的“兴”、“观”和“群”的功能,却对“怨”的审美功能只字不提。因此,健康写实主义并没有完整、全面地遵循儒家的文艺观,而只是片面地采用了儒家文艺观的某些主要理念。

鲁迅先生指出:“中国人向来因为不敢正视人生,只好瞒和骗,由此也生出瞒和骗的文艺来,由这文艺,更令中国人更深地陷入瞒和骗的大泽中,甚而至于已经自己不觉得。”\"]t9950年代至60年代初期,充斥台湾银幕的“反共抗俄”政宣电影和大多数商业电影充满了虚假和矫揉造作,正是一种“瞒和骗的文艺”。健康写实主义电影对“写实”的强调,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当时台湾电影虚假、造作之风的拨乱反正。它还表明当时台湾电影生产的领导阶层对电影的管理已不再仅仅着力于意识形态的控制,而是对电影的美学风格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健康写实主义之所谓“健康”,本质上是对电影的政治宣传作用和道德教化功能的要求,而“写实”主要是对电影美学风格的要求。具体而言,政治标准和道德标准可以概括为“善”,即“合目的性”。其中,政治标准要求电影符合灌输官方意识形态这一终极目的,道德标准要求电影达成伦理道德教化这一目的。而作为艺术标准的“写实”,可以概括为“真”。“真”应该是“合规律性”,即电影的文本内容符合社会生活的真实面貌,能够揭示社

会生活的普遍规律。然而,“真”与“善”的统一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顺利地达成,而是完全有可能发生冲突。这时,健康写实主义之“健康”与“写实”必然难以两全,必然走向分裂——要么为了“健康”而牺牲“写实”,要么为了“写实”而牺牲“健康”。在这种两难的处境之下,当时台湾电影业领导层的抉择其实非常明确:政治标准当然要排在第一位,道德标准应该排在第二位,艺术标准则只能屈居第三位(即最后一位);为了政治和道德的“善”,宁可牺牲艺术的“真”。理解了这一点,我们也就知道50年代至70年代台湾电影中缺失写实主义美学精神的最关键的原因了。

有评论者总结了健康写实主义电影的几大特征:1,背景大多设置在台湾某农村、渔港等地,在外景地实地拍摄,从而避免了以往片场显出的虚假狭陋景观。2,人物普遍是劳动的普罗阶级,如《蚵女》的殖蚵女郎,《养鸭人家》的养鸭户和农户,《路》的筑路工人和近郊的贫破木屋户。但演员并未掌握角色的现实原则,扮劳动妇女的明星常挂着一脸的城市妆(眼影、假睫毛等)进行表演,其面貌与写实的外景并不协调。3,健康写实摆脱不了为当局宣传政策的任务。虽放弃了反共的陈词滥调,但宣扬台湾的经济成就和当局的“德政”都不遗余力。4,因为存在着既定的意识形态结论,所以健康写实主义电影不可能像意大利新写实主义电影那样完全而彻底地写实。健康写实主义电影的结局往往是善良、正义的一方战胜或感化了邪恶的一方;误会消除,阖家团聚;传统的家庭伦理得以恢复,天伦之乐压倒一切。

在以上特征中,只有实景拍摄和反映普罗阶级的生活是符合写实主义美学精神的,而其余的特征皆反写实之道而行之。扮劳动妇女的演员化着一脸的城市妆进行表演,这是唯美的、粉饰太平的做法:不遗余力地宣扬台湾当局的“德政”,是台湾50年代“政治工具论”的电影观的延续。写实主义不是不可以歌功颂德,但真正的、完整而彻底的写实主义绝不只是一味地高唱赞歌、美化现实,却丝毫不针砭时弊。至于健康写实主义电影的结局往往是善良、正义的一方战胜或感化了邪恶的一方,误会消除,阖家团聚,这样的情节设置就更加违背了生活的真实,也违背了写实主义的美学精神,而接近于理想主义的美学精神了。众所周知,在现实生活中,正义并不是在任何时候、任何阶段都能战胜邪恶的,误会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能被消除的,大团圆的结局也不是一种具有普遍性和规律性的社会生活的常态。

作为一种电影理念和一种创作主张,健康写实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自相矛盾和自我分裂的。写实主义美学精神要求创作者尽可能客观地、实事求是地反映现实生活的原貌,既展示和歌颂生活中真、善、美的一面,也揭露和批判假、恶、丑的一面。然而,台湾官方又要求电影在意识形态上必须“健康”,于是,“写实”就不可能成为全面、彻底的写实,反倒容易沦为歌功颂德、粉饰太平、文过饰非。对于当时台湾官场的黑暗、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政治上的白色恐怖等等,健康写实主义电影是不可能予以写实主义的展现和揭露的。健康写实主义对生活真实的反映是片面的,而不是全面和客观的;对生活素材的取舍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和官方意识形态的立场;对现实生活中的某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采取了小心翼翼、战战兢兢的回避态度。因此,健康写实主义所追求的只是有限度的、不完整和不彻底的写实主义,其创作立场和美学精神在本质上是御用文人式的。归根结底,健康写实主义对官方意识形态具有强烈的依附性,是片面的精神意志的审美要求之体现。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健康写实主义是一种“伪写实主义”。

二、台湾新电影:写实主义美学精神的真正奠基

1970年代,伴随着台湾经济的腾飞和威权政治的松动,以及当代西方自由和民主思想的大量输入,台湾民众(尤其是知识分子)的个人意识和自我意识逐步觉醒。发展到80年代,台湾电影涌动着两大潮流,即人的解放和电影的解放。人的解放主要表现为个人意识和自我意识的张扬,突出体现为个人主义(并非自我中心主义)的电影创作观备受推崇。电影的解放则主要体现为一部分电影努力挣脱官方意识形态的束缚。

台湾新电影运动兴起于1982年。有学者指出:“倘若以前的台湾电影——诸如国民党政府的宣教电影,从琼瑶的言情小说改编的泪水泛滥的剧情片,60年代的‘健康写实主义’电影,和70年代末的‘社会写实主义’电影——的种种做作,全都显得令人绝望的陈腐,并且远离现实,那么侯孝贤与他的同仁所领导的新电影运动则致力于在台湾电影中恢复写实主义和真实,并真实地表达台湾的历史和现实。”笔者认为,以前的台湾电影缺失写实主义美学精神,因此,与其说新电影致力于在台湾电影中“恢复”写实主义和真实,不如说新电影为台湾电影建构了写实主义的美学精神。

新电影之所以能够为当代台湾电影建构起写实主义美学精神,最关键的原因在于新电影的创作主体抱有个人主义的电影创作观。早在60年代后期,台湾《剧场》杂志就曾介绍过法国《电影笔记》派的“摄影机——自来水笔”的个人主义的电影创作观;创刊于1971年的台湾《影响》杂志也曾持续介绍过法国新浪潮电影。法国新浪潮主张把电影改造成一种个人化的艺术。台湾新电影的创作主体大多成长于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这些个人主义的电影创作观对他们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实际上,台湾新电影的许多代表作,诸如《光阴的故事》、《小毕的故事》、《搭错车》、《风柜来的人》、《海滩的一天》、《冬冬的假期》、《我这样过了一生》、《童年往事》、《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和《恋恋风尘》等,都将个体/自我对于成长的真切记忆作为影片的题材。

健康写实主义电影的美学精神在本质上是御用文人式的,它致力于灌输官方意识形态,充当官方意识形态的传声筒和卫道士,根据官方意识形态所划定的立场和观念来展开创作。与之相反,台湾新电影在艺术上的追求可以概括为“我以我笔写我心”。新电影的创作者们用胶片来记录自己真实的成长经历,抒发自己心中的真情实感。在新电影运动中起过旗手作用的台湾著名编剧小野先生说:“我们也只不过是希望能拍一些新的、有真正情感的小品来证明现在从事国片工作的不全是饭桶笨蛋而已。”因此,新电影的导演们“以过去难得一见的诚恳,为这一代台湾人的生活、历史及心境塑像”。这样的出发点,以及这样的艺术追求,表明了台湾新电影比健康写实主义电影具有更充分、更彻底的写实主义美学精神。新电影的重要代表作《童年往事》(1985)就通过对自我成长经历的书写,真实地反映了50年代至60年代台湾社会的变迁,并力图阐明台湾当局一度叫嚣的“反攻大陆”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谎言。显然,像《童年往事》这样直面现实并与官方意识形态唱反调的电影,在50年代至70年代的台湾是难以出现的。

健康写实主义电影依据官方意识形态所确定

的立场和观念来观照现实,结果往往流于为台湾当局高唱赞歌、粉饰太平。与之相反,台湾新电影的创作者大多具有独立的主体意识,他们以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美学观为准绳,对台湾的现实和历史做独立的思考和实事求是的展现。结果,十分自然地表现出批判现实主义的美学精神。可见写实主义美学精神与批判现实主义美学精神是紧密相连的。批判现实主义美学精神是写实主义美学精神的题中应有之意。在《光阴的故事》(1982)中,张毅执导的第四段《报上名来》就批判了台湾社会人与人之间缺乏信任、人际关系疏离的现状。在三段集锦式故事片《儿子的大玩偶》(1983)中,万仁执导的《苹果的滋味》一段,深刻地揭示了台湾与美国之间不正常的政治和外交关系,并批评了一部分台湾人的崇美心理。杨德昌执导的《恐怖分子》(1986)则批判了当代台湾社会的伦理道德体系、现代都市中的人际关系和台湾教育的弊端,等等。

从《诗经》到《红楼梦》,中国文艺具有悠久的批判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但在封建时代,这一优良传统经常遭受统治阶级的残酷打压,当代台湾重演了这样的历史悲剧。从1945年至70年代,台湾当局一直采取高压政策,实施独裁统治,知识分子和广大民众在思想上深受压抑,导致批判现实主义美学精神在台湾电影中处于严重缺失的状态。在台湾新电影运动中,批判现实主义美学精神的勃兴,本质上是知识分子长期以来对台湾社会现实的极度不满的第一次比较集中的爆发,可谓“蓄之已久,其发必速”。然而新电影作品中,约1/3是由国民党控制的“中影”公司投资的。新电影的出现只是党国机器与电影工业领导层之间“尝试性妥协”的结果,而新电影的创作者所拥有的自主权和决定权非常薄弱。这就导致了新电影的作者们不可能真正而彻底地畅所欲言。所以,台湾新电影虽在写实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美学精神上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但仍是存在着一定局限性的、不够彻底的。然而,写实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美学精神毕竟在一定程度上使台湾新电影具有了体制外文化的某些基本特征,并为后新电影时代写实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美学精神的进一步高涨奠定了重要的基石。

三、后新电影时代:写实主义美学精神的勃发

1987年初,台湾新电影运动趋于终结。借鉴当代欧美学术界的划代命名方式,我把1987年至今的这段时间称为台湾后新电影时代。在后新电影时代,台湾社会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变化。1987年7月,已经在台湾实行了将近40年之久的“戒严法”被解除。1988年1月,当局又解除了“报禁”。应该说,台湾的政治和文化环境进一步走向宽松了。同时,台湾的纪录片异军突起,有了长足的发展,而纪录电影应该讲求写实的呼声,渐渐成为纪录片创作者的共识,大多数纪录片工作者建立起了一种“写实的情结”。在这种情结的认知中,任何试图美化影像的做法,任何与纪录片“粗糙”、“不介入”、“无法预知最佳拍摄位置”等本质相违背的情形,都被视为不适当的。这种“写实的情结”也深刻地波及剧情片的创作,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部分电影人是先拍纪录片、然后才拍摄剧情片的,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将纪录片的写实主义手法以及写实主义美学精神带入剧情片的创作中来。最典型的代表是林正盛,他早年拍摄纪录片,后来改拍剧情片。1997年,他甚至将自己1991年完成的纪录片《美丽在唱歌》改编拍摄为同名剧情片。实际上,由于早年拍摄纪录片的经历,林正盛执导的许多剧情片都具有准纪录片的写实风格。

二是一些电影人把纪录片的元素融入到剧情片之中。侯孝贤执导的《戏梦人生》将采访布袋戏艺人李天禄所拍摄的纪录片与演员根据电影剧本所表演的内容组接在一起,形成了半纪录片、半剧情片的独特样式。同样,陈怀恩执导的《练习曲》(2007)也融合了纪录片和剧情片的元素。其实,世界影坛从1980年代起,虚构叙事与非虚构叙事之间的界线就已经越来越模糊了,传统的剧情片与纪录片的明确分界已逐渐被解构。而纪录片元素的加入,极大地增强了剧情片的真实性,最大限度地弘扬了写实主义的美学精神。

三是有些电影人以纪录片或准纪录片的方式来拍摄剧情片。最突出的代表是蔡明亮。在他的大多数电影中,摄影机常常扮演着电视监视器(特指安装在银行、商场等地方的摄像装置)的角色,忠实地记录下人物的一举一动,充分体现出纪录片“粗糙”和“不介入”的客观立场。然而,蔡明亮过分追求真实而完整地再现现实,而在一定程度上放弃了对生活的典型概括,甚至废置了剪接的必要性。这就使他的电影更多地表现出自然主义的美学精神。自然主义文艺美学的代表人物、法国著名小说家左拉主张:文学家应该是“单纯的事实记录者”。他说:“自然主义小说不插手于对现实的增、删,也不服从一个先入观念的需要,从一块整布上再制成一件东西。自然就是我们的全部需要——我们就从这个观念开始;必须如实地接受自然,不从任何一点来变化它或削减它……我们只须取材于生活中一个人或一群人的故事,忠实地记载他们的行为。”而写实主义提倡客观地观察现实生活,按照生活的本来样式精确细腻地描写现实。因此我认为,写实主义与自然主义在美学精神上是比较接近的。所以,蔡明亮把写实主义美学精神演变为自然主义美学精神,并非一种南辕北辙式的逆转,而是在相同方向上的一个探索。只不过量变到一定程度,就可能产生质变。

综上所述,在后新电影时代,台湾的政治和文化环境进一步走向宽松,台湾新电影当年所奠基的写实主义美学精神得到继承和发展,而纪录片“写实的情结”也深刻地影响到剧情片的创作。这三方面的因素所形成的“合力”,导致写实主义美学精神空前高涨。于是,写实主义美学精神在后新电影时代得到了更加充分的贯彻,《稻草人》(1987)、《悲情城市》、《香蕉天堂》(1989)、《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1991)、《无言的山丘》、《少年咆,安啦》(1992)、《戏梦人生》、《台北爱情故事》(1993)、《独立时代》、《超级大国民》、《多桑》、《爱情万岁》、《飞侠阿达》、《宝岛大梦》(1994)、《好男好女》(1995)、《麻将》、《红柿子》、《太平天国》、《我的神经病》(1996)、《为人民服务》(1998)、《一一》(2000)、《爱你爱我》(2001)、《自由门神》(2002)、《飞跃情海》(2003)、《海角七号》和《囧男孩》(2008)等具有强烈而彻底的写实主义或批判现实主义美学精神的一大批力作蜂拥而出。其中,《悲情城市》冲破台湾当局的政治禁忌,大胆触及被当局压抑了40多年的台湾“二·二八惨案”这一历史事件。《好男好女》反思了台湾爱国青年在抗日战争期间的不幸遭遇,同样将批判的矛头直指国民党当局,控诉了当局对爱国进步人士的残酷迫害。《香蕉天堂》则表现了外省人来到台湾以后悲惨而荒谬的处境和心灵上所

遭受的巨大压抑与扭曲。这些电影真正做到了“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达到了写实主义美学精神的最高境界。此外,《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反映了60年代台湾当局白色恐怖对民众心理的压迫和摧残,揭示了一代台湾人从怀抱纯真的理想到理想幻灭的过程,表现了一个时代的群体悲剧,批判的矛头直指整个台湾社会的政治、文化和教育体制。《独立时代》对现代大都市台北各种病态、丑恶、畸形、荒诞的人和事进行了辛辣的批判。《麻将》则淋漓尽致地表现了人的异化,堪称当代台湾批判现实主义电影的巅峰之作。

20世纪,怀疑论、不可知论和非理性主义思潮曾风行欧美,并波及世界其他地区。在这样的语境下,当代台湾电影对写实主义美学精神的不懈追求,其实是表达了一种坚定的信念:我们所生存于其中的这个世界,在本质上是可知的,是我们的理性可以把握的;而电影并不是粉饰太平、文过饰非、歌功颂德的点缀品、装饰品;只要秉承写实主义的美学精神,电影完全可以成为我们理解现实、探索人生真相的一个重要媒介,成为我们以审美的方式来认识和掌握世界的一个重要手段。在好莱坞利用cGI(电脑成像)技术编织越来越美丽也越来越虚幻、越来越远离现实生活的银幕幻梦的今天,当代台湾电影所坚持的写实主义美学精神愈发显得难能可贵,令人感动。因为它不与官方意识形态合谋,去编织麻醉观众的白日梦,去制造催眠大众的精神鸦片,而是追求电影的独立性和艺术尊严,致力于用胶片来显影人生的真面目,并重新肩负起“五·四运动”所致力的文化启蒙的历史使命。

中国封建时代的主流文艺高度强调美与善的统一。当代台湾电影不断地张扬写实主义美学精神,本质上是在颠覆这种传统的文艺观,转而致力于追求美与真的统一。这在中国文艺观念的发展史上具有革命性的重大意义。当代台湾电影对写实主义美学精神的不懈追求,是对自封建时代以来中国“瞒和骗的文艺”的最决绝的反叛,是对1949年至1970年代台湾当局独裁政治和文化强权的最勇敢、最有力的反抗,也是对电影的纪实本性的最忠诚的坚守,它展示了有良知、有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中国电影人直面历史真相和现实处境的勇气。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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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伍蠡甫.西方文论选:下卷[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

[14]鲁迅.华盖集续编[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责任编辑:陆林)

爱国主义电影观后感范文第6篇

一、 整体概况

此次活动举行之日,正值校党建评估,入党积极分子军训即将闭幕之时,学生党支部工作最繁忙之际。为了响应十八大号召,为了使这届入党积极分子接受更好、更全面的教育,所以活动如期进行。这次活动极大的考验了党支部的统筹能力、协调能力、工作能力。最大程度的体现了支部的组织力和纪律性。而在这次考核中我个人认为党支部发挥的并没有那么出色!

二、 活动流程

1、 活动前期的准备工作

活动前入党积极分子在军训。所有大一的成员都在接受党组织的训练,军靴结束后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内要完成吃饭、换装、集合三件事,时间紧迫。集合前就是疲惫之事,集合起来自然执行力不强。会前点名册准备不足,应急预案太少,成员缺少经验,最最重要的一点是大二的领队怎么没来?这种活动是大一新成员第一次遇到的这样的活动我们需要指引,关键时刻大二的学长没有做好承前启后的作用。在这次活动中只有一个部门可以昂首挺胸,那就是学习部,学习部非常出色的完成了申请场地的任务,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纪检部的工作——集合、整队,这让作为纪检部成员的我感到惭愧。

2、 活动中

观看电影的活动中,所有观众做的非常好,各班负责人都出色的完成了工作,活动期间很少能看到有人玩手机。就在这时,当所有人都认为此次活动会圆满结束时,电脑和我们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

3、 活动结束

投影仪——这是一个工作的失误。观看成员安全、有序的离场,体现了支部的应变能力和自我调节的能力,在此期间大一的新成员暴露出一个致命的问题,那就是纪律性,第一个体现,就体现在迎宾人员身上。迎宾人员就是支部的门面,代表着支部的形象,看似像是打酱油的其实意义重大,第二个体现就是在内部开会,开始时做的零零散散。

三、 活动感悟和有关问题的解决建议

在经历了一次巨大的成功之后,迎来了一场尴尬的失利。大涨大跌让人们的心脏难以承受。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军训思想汇报会时就暴露出这个问题,在成功的掩饰下,这些问题都成功的留了下来。所有大二的学长都发现了这个问题,但出于为我们考虑,维护我们那颗幼小的心,就没有当时指出。虽然例会上学长做出了批评,但那时提出收效甚微。现在的大一新成员面临很多问题,要想成功的从学长手中接过接力棒还有许多路要走!作为大一的我,今天以菜鸟的眼光对这次活动出现的问题提出一点点建议

1、前期策划不全面,策划虽然是学习部的主要工作,但是学习部不可能做到面面俱到,许多细节问题需要去实施的部门精心策划,而这次活动出现的都是细节问题。

2、成员没有纪律性,做不到收放自如,律己律人。这需要不断的强调,需要大力整顿,将一些不太适合支部的成员请出去。

3、各部门协调力度不够,得到的命令不够统一,相互配合缺少默契,大家都有这种思想这是他们的事,不关我们的事。我想强调的是针对某个问题,不存在他的事、我的事,只存在他负责、我配合。

四、进步进行时

虽然支部还存在着一点点的问题,但是我相信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支部的明天会变得更好,支部的未来会更加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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