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论文范文

2023-09-16

汉语论文范文第1篇

摘要:倘若有人问起二十世纪最优秀的几位散文家,学界观点必然是见仁见智。这便涉及到对一个概念的理解,即何为“经典”?下面笔者将以张晓风散文为例谈一下自己对经典尺度的浅薄理解。

关键词:张晓风; 散文; 经典性;价值尺度

我们称一部作品为“经典”,那么它决不能单单是某个时代里的经典,亦不能只是属于某个阅读群体的经典。经典是必须作为超越时间和空间的存在而存在的。我们现在一些人对经典的定义便存在一些偏失的,譬如我们划分的所谓“红色经典”。这一部分作品在老一辈革命人读来或有身临其境之感,而在我们这一代讀来便有一些隔阂了,那我们的后代呢?更何况那些不曾了解中国革命的外国读者呢?所以这一部分作品或许会在我们当下的体制下会被列为“经典”之列,然而必然会在历史的长河中淹没殆尽是无疑的。因此经典往往离不开人类的主题,如生、老、病、死、离、爱等对现实的超越,正是这种超越使经典能够转化为个人或社会的记忆而流传下去。张晓风的散文不是这样的。她早期的作品《地毯的那一端》细腻的抒写了一份少女新婚前青涩而又甜蜜,欢欣而又伤感的情怀。春心萌动的少年读到它,无不会为其中的甜蜜美好的爱情而吸引,幻想着自己能入作者一样拥有一份那样的爱恋;恋爱中的情侣读到它更不消说会产生一种共鸣,细细品味着自己的爱情进行时;上了年纪的人读到它则会勾起青春那一抹青涩的记忆,或许会想起现在的爱人,亦或许会想到了初恋的美好。我想无论是现在,还是一个世纪之后,是在国内,还是国外,只要读者读到这段文字一定会被感动,因为它触及到了人类内心深处最柔嫩最美好的情感。再如《初雪》,它书写出一位母亲对即将来到这个世界的孩子那一抹浓浓的化不开的爱,这恐怕世界上为人父母的读者读来都将会感同身受吧,无论是过去,是现在,还是将来,只要人类还在孕育后代,这份厚重的爱大家就能体会的到。

我们称一部作品为“经典”,它必然是超越阶级的对立,超越了政治经济的压力而存在的。经典表现出来的必然是对人性的关怀,是对人在茫茫宇宙中自身地位的探索。二十世纪之所以众多的文学作品注定与经典无缘,便是其把过多的笔墨关注政治,并且与此同时把关注国家、民族的命运与关注个人的命运对立起来,弃人性关怀于不顾,反而使得作品的主题浅显而拘泥。岂知国家和民族不就是有我们每一个鲜活的生命构成的吗?把国家、民族的命运具体化为对个人的命运的关注,难道不是在更深层次上对于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关注吗?张晓风的散文表达的正是对人生的关怀与思索。《我在》告诉读者存在于这个世界上,就是一种价值的体现。我们就应觉得满足,所以不要抱怨生活,不要嫌弃生命,每个生命有每个生命的特点,每个生命有每个生命的价值,尽管人有多么脆弱,也请好好品味生活,好好感受生活,好好通悟生活。正如文章最后的句子:“树在。山在。大地在。岁月在。我在。你还要怎样更好的世界?”再如她的《从你美丽的流域》“而我们是小小的凡人,需要人与人之间无伪的关怀”。《玉想》一篇,明在说玉,实为对人生哲学的深入思考。

语言的典范性则是决定文学作品能否成为经典的又一个重要价值尺度。语言是一个的民族的灵魂,它的重要性甚至大于那些有形的,比如领土,比如资源。犹太民族长时间没有自己的领土,却依然坚强的屹立于世界之林,为什么?就是因为她们有自己独特的语言!语言的稳定、清晰、有活力是一个民族创造力的重要体现。经典文学作品作为一个民族文化之精华体现,其语言必然是清新脱俗的。二十世纪的中国作家多感于国家民族的命运和疾患而把目光投注到现实社会问题上,并努力把文学变为革新社会、疗救民生的工具,这本无可厚非,但有时却导致文学阅读和研究方面的内容压倒形式的现象。因此,要创造二十世纪的汉语文学经典,作家首先要对形式有种痴迷的追求。张晓风的散文的语言魅力正是体现了华夏民族汉语言的生动之处。“笔如太阳之热,霜雪之贞。篇篇有寒梅之香,字字若缨络敲冰” 张晓风的语言叫人读来总是如一泉溪水,静静的亲切而自然的流入你的心田。她对一些感受的都是那么细腻。文字到了他的手中似乎有了魔力。在《地毯的那一端》中,她描写山中的香气:“从疾风中走回来,觉得自己是被浮起来了。山上的草香得那样浓,让我想到,要不是有这样猛烈的风,恐怕空气都会给香得凝冻起来!”你看他描写一座山:“它沉沉稳稳的驻在那块土地上,像一方纸镇。美丽凝重,并且深情地压住这张纸,使我们可以在这张纸上写属于我们的历史。”她写花:“草花是诗,由于矮,像是刚从土里蹦上来的,一种精粹的、鲜艳的、凝聚的、集中 的美。 散文是爬藤花,像九重萝、茶靡、紫藤、茑萝,乃至牵牛花和丝瓜花、扁豆花,都有一种走到哪里就开到哪里的浑洒。”精妙的比喻真可谓让人叹为观止。

当然,关于汉语言文学经典性的衡量尺度必然不仅仅是文中所提到的这几点,但衡量每一部作品是否经典以上所言也必是题中之义。相信只有真正符合经典性的作品方能永恒保存在浩瀚的汉语言文化之中。

参考文献:

[1]张晓风.张晓风经典作品[M].浙江文艺出版社,2011.

[2]黄万华.中国和海外:20世纪汉语文学史论[M].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

[3]李滟波,于歌.以《金锁记》为例谈20世纪汉语文学经典的价值尺度.山东教育学院学报,2009(3).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文学院)

汉语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 汉语语法 认知语法 研究现状

一、什么是认知语言学

认知语言学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凡是将人的语言能力当做一种认知能力加以研究的,或专门研究语言和认知之间关系的,都叫认知语言学。这是广义的认知语言学。狭义的认知语言学是:坚持体验哲学观,以身体经验和认知为出发点,以概念结构和意义研究为中心,着力寻求语言事实背后的认知方式,并通过认知方式和知识结构等对语言做出统一解释的、新兴的、跨领域的学科。我们一般所讲的认知语言学,都是指狭义的认知语言学。

二、认知语言学的产生

语言的认知研究从乔姆斯基就开始,生成语法主张研究人的认知能力和认知过程,但他认为认知是天赋的、先验的,句法是一个自足的系统,由此后来引起一场对乔姆斯基革命的反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在吸收语用学、生成语义学和认知科学诸多成果的基础上形成认知语言学,其代表人物是:Langacker,Lakoff,M.Johnson和Haiman等。

三、认知语言学的哲学基础

认知语言学有它及哲学、心理学、语言学基础,其哲学基础是经验主义(即体验哲学)。认知语言学家所主张的经验主义不同于哲学史上早期的经验主义,也不是指被动地印在“白板”上的感知印象,而是指由人的身体构造及与外部世界互动的基本感觉——运动经验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有意义的范畴结构和意象图式。经验主义哲学观的主要观点是:(1)思维是不能脱离形体的。(2)思维具有想象性。(3)语言符号不是对应于客观的外部世界,而是与认知参与下形成的概念结构相一致。(4)概念结构与认知模式具有完形特性。

四、认知语法

认知语法是认知语言学的主要组成部分。

认知语法源于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语言学教授Ronaklw.langacker创建的一种崭新的语言学理论——空间语法(space grammer)。认知语法认为,认知和语义是语言形成其句法构造的内在动因,句法构造的外在形式是受认知和语义因素促动的。因此,认知语法以体验哲学为理论基础,主要阐述人们对世界的感知体验,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种种认知方式是如何形成和约束语法构造的,并深入解释语法规则背后的认知方式和心理基础,以及与意义之间的关系,仔细描写人脑在使用语言和形成规则时的心智活动及人们掌握语言单位和构成更大构造的能力。认知语法尝试给语法范畴和语法构造给出一个较系统的、一致的解释,从而为语法解释寻找经验和概念上的理据。认知语法的代表人兰盖克(Langaker)在《认知语法基础》中为认知语法描绘了一个理论框架,他认为语言是由词到句的大小不同的语言单位组成的象征系统。每个语言单位都是由相互对应的两极(语音和语义)组成的象征单位。语义的形成是概念化的过程,是认知的过程。概念的形成涉及两个重要的概念:一个是认知域,一个是意象。认知语法对词类和语类进行了重新定义。首先,认知语法认为词类和语类是语言范畴,与其他概念范畴相同,它们是对具有相似功能的一组词抽象的概括,是对语言范畴化认知的结果。同一词类中的成员也有中心的、典型的和边缘的之分。另外,词类是用语言对事物从概念上进行勾画,如名词不是指事物,而是凸显事物“名词”的一面,即从概念上将它看成名词。任何事物、动作、关系和过程都可以用名词指称,这样就冲破过去对词类不能自圆其说的界定,同时将名称与内容区分开来,为词性之间的转化提供认知基础。

相对于生成语法学,认知语法具有如下几个重要特征:

1.象征性:认知语法认为语言中只有三类单位:语音单位、语义单位和象征单位。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单位。语音单位和语义单位是构成象征单位的两极,即象征单位是双极性的,可表示为{[语义]∕[语音]}。所谓象征symbolic是指一定的形式代表一定的意义,而且这种代表是规约的conventiionnal.认知语法的一个重要观点是,过去语法分析中大大小小的单位,各种各样的语法范畴和语法式全都是象征单位。语法结构是既复杂又抽象的象征单位……词汇和句法只有具体和抽象程度上的差别,句法不是一个自足的系统。

2.概括性:概括性是衡量各种语法理论好坏的重要标准之一,也是科学研究的基本目标之一。概括性是“认知语法”的重要特征,沈家煊说:“认知语法以追求概括性为首要目标,力图找出一些基本的认知原则对语言不同层次,不同方面存在的并行现象做出统一的解释,以收以简驭繁之效。”如认知语法在描写词语的意义时不用语义特征而是用认知域cognitive demaims。认知域定义为描写某一语义结构时涉及的概念领域。它可以是一个简单的知觉或概念,也可以是一个极其烦琐的知识系统。时间域、空间域、颜色域和情感域是最基本的认知域。又如沈家煊的“有界”和“无界”、“正负颠倒”等理论能够对语言中的许多令人困惑的现象做出有力的解释。

3.认知性:认知语法认为所谓的“语法”只不过是“一系列语言习惯单位的集合”而已。“语言习惯单位的集合”指的是:语法是不可能生成的。新的表达方法可以说话人自己创造,也可以是他人提供的。新的表达法主要是语言使用者在解决问题的行为过程中认知发展起来的而不是原来就有的或自生的。认知原则符合已经得到验证的认知心理的规律,因此认知语法具有较强的可预测性。

认知语法从自己的哲学观和语言观出发,提出新的研究思路。主要包括:(1)语言和句法不是自治的,具有体验性;(2)以语义(等于概念化)分析为基本出发点;(3)依据几种基本认知能力和认知方式对语法做出统一的解释;(4)只设三个单位:音位单位、语义单位和象征单位;(5)用“识解”来描写语法;(6)支持整合观,接受部分组合观;(7)语法具有象似性;(8)语法具有模糊性,词素、词汇、词法构成一个连续体;(9)通过典型事件模型解释英语基本句型(王寅,认知语法概论)。

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认知语法已经成为欧美语法研究的大趋势,正在形成自己的研究体系。因为认知语法学的方法和理论既可以解释汉语以前尚不能解释的语言现象,又可以将过去零散的解释研究上升到认知的高度,并使之理论化、系统化,所以二十世纪末自它引进以来,逐渐成为汉语语法研究的一个新热点。

五、认知语法的引进

国内语法学界最早引进认知语法应始于1988年,当时黄河和叶蜚声分别翻译了戴浩一的《时间顺序和汉语的语序》和《以认知为基础的汉语功能语法刍议》,介绍了认知功能语法的哲学观,语言观和诸多原则,之后,一些国内学者才开始重视认知语法。当时的一些学者,如沈家煊、石毓智、赵艳芳、王勤学、林书武等相继学表许多关于认知语法的文章,但几乎都是理论介绍和探讨。九十年代中期以后,张伯江、方梅、刘宁生、石毓智、沈家煊、袁毓林、张敏等一批学者借鉴认知语法的观念、方法研究汉语的具体问题,如汉语里多项定语的排列次序、词的重叠、词类的本质特点、肯定与否定的对称与不对称、名词配价原因,领属构造中“的”字的隐现、方位表达等,取得重大成果。张敏的《认知语言学与汉语名词短语》是最早系统介绍认知语言学的专著。他对认知语言学的理论主张、经验基础,尤其是句法的象似性等做了较系统的介绍,并运用句法的象似性解释了汉语的名词短语问题。赵艳芳的《认知语言学概论》对认知语言学做了综合阐释,尤其对认知语言学的理论基础、形成过程及其他应用阐述得更详细、深刻,但缺少汉语具体问题珠分析。外语学界有一批学者如胡壮麟、林书武、束定芳、王寅、王德春、文旭对认知语法学进行了大量的评介与研究工作,推动了汉语认知语法研究的发展。

六、认知语法学的研究现状

国内外利用认知语言学研究汉语的人可以说越来越多,但是由于汉语认知语法研究的取向各有不同,指导理论和研究策略有异,研究同一问题得出的结论也有不同。目前已初具规模,影响较大的认知语法研究主要有以下三种:

第一种,与文化结合的认知功能语法研究,以戴浩一、张敏为代表。

第二种,与心理学结合的认知语法研究,以石智、沈家煊为代表。

第三种,与计算机结合的认知语法研究,以袁毓林为代表。

三家各自的取向不同,但是其中共同的地方是:主张非客观主义的哲学观语言观;认为句法不是一个自足的体系,往往由句法之外的因素促动;重视人类认知机制对语言机制的作用。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国内学者开始自觉地运用认知规则解释语法现象,在几个专题研究上取得较大的成就,研究内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句法象似性研究。句法象似性,又称“临摹性、具象性,类象性”,是认知语法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它与语言符号的任意性相对,指句法结构甚至句法规则是非任意的,是有理据的,跟人的经验、概念结构之间有一种自然联系。这方面主要有:

戴浩一的“顺序象似性”研究。他在1988年提出汉语遵循时间顺序原则和时间范围原则。

张敏的“距离象似性”研究。他认为领属构造中“的”字隐现,与定语和中心语之间的概念距离大小有关,最后他得出名词短语遵循距离象似性的规律,具有很强的概括性和说服力。

张敏的“重叠象似性”研究。对重叠现象做了统一的解释,比以往的研究更具有说服力。

沈家煊的“数量象似性”研究。他运用认知上的有界和无界概念统一解释与数量词制约作用有关的语法现象。如“盛碗里鱼”不能成立或不自由,是因为其中的有界动词跟后面的名词不匹配,“鱼”前面应加数量词。他还用“有界”、“无界”统摄名词、动词和形容词的重要小类,说明划分词类的形式标准后面隐藏的概念或意义上的理据。“有界—无界”这对概念在句法结构的解释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石毓智的“意义临摹”研究。石毓智认为句法规则间的象似性并不全是简单的对应关系,由于人们的认知视点不同,同样的现实规则在语言中的表形式也会不同。他认为除成分和关系临摹外,还有意义临摹。意义临摹不仅包括对外界物质世界意义的临摹,还包括对人造的自然(如知识系统、文化系统、语言自身等)的临摹。如运用认知上的数量特征对语法结构做出解释,如汉语重叠式表示基式的概念义定量化,因此重叠式动词不能再加动量词。

2.标记与不对称研究。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是石毓智和沈家煊。石毓智系统研究了汉语中的肯定和否定的对称与不对称现象,用数量特征统一解释了词语、句法结构和语义上肯定和否定的对称与不对称现象,即用定量和非定量的概念解释肯定和否定的使用,用离散和连续的概念解释“不”和“没”的分工。沈家煊提出用多分关联的标记理论描写和解释语法中的种种不对称现象。还用关联模式建立了形容词、名词、与句法功能之间的联系,即性质形容词作定语用形容类名词是无标记的,状态形容词作谓语用来形容个体名词也是无标记的,而统摄这个模式的是恒久性和临时性这对概念的对立。

3.空间方位与参照点的研究。这一方面的研究是认知语法研究的一个热点,代表人物是刘宁生。张伯江、方梅对名词和动词的词类活用现象进行了认知解释。方经民分析了汉语的空间方位参照,也得出了一些有说服力的结论。

4.意象图式研究。意象图式是认知语法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是人们在对事物之间基本关系的认知基础上形成的认知结构。李宇明提出空间图式是一种能产性极强的认知图式,人们习惯于把空间的范畴和关系投射到非空间的范畴和关系上,如时间范畴和社会范畴。

沈家煊提出句式是一个“完形”,即一个整体结构。句式的整体意义的把握,受到一些基本认知原则,如顺序原则、包容原则、相邻原则、数量原则的支配,并解释许多以前无法解释的语法现象。

张旺熹认为“把”字句是一个以空间位移为基础的意象图式及其隐喻系统。

5.语法化研究。认知语言学对语法化研究非常重视,因为对语法化的研究是从历时变化来看共时现象。从语言演变的规律解释语法规则,寻找语言认知动因和语言和语言变化对现代形成的作用,对语言与认知的关系研究研究重要。目前语法化研究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实词虚化,即有实义的词单位逐渐演变为虚义的语法成分的过程,偏重于从人的认知规律来探索语法化的过程。二是词汇化,即短语或句法结构逐渐固化而成单词的过程。张伯江、方梅、和石智。张伯江、方梅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用“从空间概念发展为时间概念”基本原则揭示了汉语口语中“这”、“那”从空间意义衍生出时间意义的新发展,如“这”由指示较近的事物虚化为表示程度,“亏你活了这大年纪”,还引申指“现在”、“这都几点了,还不起床”。

其他方面的研究主要有袁毓林的范畴化研究,蓝纯的隐喻研究,沈家煊的转喻研究。

七、认知语法学的不足之处

认知语法大大拓宽了研究视野,大大推动了对汉语语法现象的深入探究。但是作为一种新的语言理论,它与以前的语言理论一样,同样存在不足,正如石毓智曾经在《认知语言学的功与过》一文中所说的那样:认知语言学有它的局限性。认知语言学是传统结构主义、特别是形式主义语言学的反动,它弥补了这些学派的一些缺点,同时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抛弃了其他学派合理的地方。并指出了几个具体的问题:(1)忽略了语法系的统性。(2)完全否定了结构之间的可能的“转换”关系。(3)忽略语法系统对认知的反作用。(4)过于强调语法系统的开放性,忽略它的相对独立性。(5)过于强调语法与语义的相关性。(6)在语音研究上无能为力。(7)烦琐而随意的图解式。

八、结语

认知语法体系与过去的语言学理论有很大的区别,这种理论具有不可替代的科学性,同时因为汉语的特点与认知语法的观点具有更强的亲和性,所以我们如果能够很好地运用这种理论,汉语的语法研究一定会有广阔的前景。

参考文献:

[1]王寅.认知语法概论[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

[2]王寅.认知语言学[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

[3]沈家煊.“有界”与“无界”[M].中国语文,1995(5).

[4]赵艳芳.认知语言学研究综述[J].语言文字学,2001(3).

[5]周红.汉语认知语法研究动态[J].汉语学习,2002(6).

[6]赵杨飏.Langacker认知语法概述[J].河南教育学院学报,2007(2).

[7]李宇明.空间在世界认知中的地位——语言与认知关系的考察[J].湖北大学学报,1999(3).

[8]张旺熹.“把”字句的位移图式[J].语言教学与研究,2001(5).

[9]石毓智.认知语言学的功与过[J].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2004(2).

[10]袁毓林.现代汉语名词的配价研究.中国社会科学,1992(5).

汉语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汉语国际教育 语言政策 汉语推广

1.引言

语言资源在世界范围内的竞争日趋激烈,提升我国语言文化的对外传播实力可以有效地提升中国文化的软实力,对于提升“文化自信”具有不可言喻的作用[2]。甚至有学者认为,一个国家想要在世界上立足,这个国家的语言就一定要走向世界,一个成为强者的国家,其语言必须是“强势语言”。汉语国际教育作为汉语对外传播的主要渠道,研究其语言政策的发展路径对于我国语言文化的对外传播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主要借助语言政策理论作为理论基础,使用文献综述法作为主要研究方法,对汉语国际教育的语言政策做一个历时性综述。笔者认为,研究汉语国际教育语言政策,可以清晰地认识过往政策所产生的变化,以及引起這些变化原因。

以往的关于汉语国际教育政策的历时性研究不多,大多研究集中在对于汉语推广政策研究与外国语言政策推广研究的对比上,用别国的语言推广政策对比汉语的推广政策,通过汲取其他国家的语言推广政策的有益之处,来提升汉语的推广实力。例如:

(樊荣,彭爽2009)通过新加坡本土的华文教育政策中的“文化融合”的角度,提出新加坡华文教育政策是如何体现“文化融合”的,以及提出汉语国际教育在“文化融合”上的几点策略[3]。

(刘洪东,2014)通过对法国语言推广政策的研究,从语言政策制定的背景及语言推广政策的内容和实施,揭示法语推广的特点,以及对于汉语推广的启示[4]。

(马思梦,宋紫薇,张豫2016)本文主要通过分析中日两国在语言推广政策方面的共同之处及差异,提倡学习借鉴日本的语言推广政策,有效推进汉语国际化进程,以便能使汉语得到更好的传播和发展[5]。

诸如此类,介绍其他国家的语言推广政策的内容与特点,望借此来启发汉语推广政策的创新与发展。但对于汉语国际教育政策本体研究有所缺失,对其发展路径,演变过程没有详细的研究。

2.语言政策与汉语国际教育语言政策

2.1语言政策

关于语言政策的界定有很多,最基本的就是指对该国语言问题所持有的根本态度。曾担任国家语委的副主任陈章太先生认为,“语言政策是国家和政府关于语言地位、语言作用、语言权利、语际关系、语言发展、语言文字使用与规范等的重要规定和措施,是政府对语言问题的态度的具体体现[6]。”Bugarski则认为语言政策是一个社会在语言交际领域中的所制定的政策,语言沟通的地位还有原则及决策反映了社区与语言沟通潜力之间的关系[7]。目前学术界较为认可的语言政策的概念为:“语言政策是语言使用者在语言交际的过程中,对所使用的语言所抱有的态度从而制定的相关的法规、法律等。”由于不同国家的历史现状不尽相同,语言政策的定义也必将会受其影响。

2.2汉语国教育语言政策

2.2.1开创期:新中国对外汉语教学的专门教学机构的成立可以追溯到1950年的清华大学的“东欧班”,“东欧交换生中国语文专修班”的开学,标志着中国第一所对外汉语教学机构的成立[8]。1962年7月,国务院外事办,拟定了外国留学生和实习生工作的两个试行条例草案。1963年8月,高教部召开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次全国留学生工作会议。《外国留学生工作试行条例(草案)》的制定和第一次全国留学生工作会议的召开,使外国留学生高等预备学校以及有关院校留学生教育和管理工作的任务、方针、政策更加明确,开始步入有章可循的规范化轨道[9]。1965年1月,外国留学生高等预备学校更名为北京语言学院,在办学规模、模式,以及办学层次上都把对外汉语教学提到了一个更为突出的位置。1956年,成立了以外国驻华机构为服务对象的专门机构-外交人员服务处,使针对外国驻华使团人员的汉语教学成为了有计划、有组织的教学活动。

2.2.2发展期:党和国家也十分重视对外汉语教学工作,多次召开各种会议指导各类工作,为对外汉语教学铺平了道路:(1)成立了“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简称“汉办”),专门负责和协调汉语的国际推广工作。(2)设立了汉语水平考试。1984年开始研制“汉语水平考试”(HSK),1991年中国向海内外推广中国“汉语水平考试”,该考试是为测试母语非汉语者(包括外国人、华侨和中国少数民族人员)的汉语水平而设立的国家级标准化考试。(3)建立了对外汉语学科。中国教育部把对外汉语教学提升为二级学科,即在汉语言文学项下设一个“国际汉语教学”二级学科。保证了对外汉语在理论研究上和教师供给上的科学发展[10]。1999年12月,第二届全国对外汉语教学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组长,陈至立作了《提高认识,抓住机遇,增强紧迫感,大力发展对外汉语教学事业》的主题报告。这次会议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任务与目标最明确的一次关于对外汉语教学工作的会议,为新世纪的对外汉语教学工作指明了方向,是这项事业深入发展的全新的、强大的动力[11]。会后,国务院批准了《关于加强对外汉语工作和实施五年工作计划的请示》,这为新世纪对外汉语教学工作指明了方向,从根本上保证了会议精神的全面落实。由国家语委参与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颁布,其中规定对外汉语教学应当教授普通话和规范汉字,这使对外汉语教学事业的发展有法可依。

2.2.3深化期:(1)确立了“汉语国际推广”未来发展方向。2006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若干意见》,提出了汉语加快走向世界的指导思想、总体规划和政策措施。同年,“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改名为“国家汉语国际教育领导小组”,其下设的国家汉办将一系列政策统筹与汉语国际教育这一大目标下。制定《对外汉语教学事业2003年至2007年发展计划,及“汉语桥工程”》。(2)孔子学院的建立。中国教育部和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现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于2002年开始酝酿在海外设立语言推广机构。2004年3月,中国国务委员陈至立将中国设在海外的非营利性汉语推广机构正式定名为“孔子学院”。她指出:孔子学院以教授汉语和传播中华民族文化为宗旨[12]。2004年6月,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孔子学院举行协议签字仪式。这是第一所签订合作协议的孔子学院。2004年11月,韩国首尔孔子学院挂牌成立,它是全世界首家正式挂牌成立的孔子学院。2005年7月,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简称国家汉办)在北京召开首届世界汉语大会。首届世界汉语大会的召开,标志着汉语国际传播作为一项战略性的国家政策开始全面实施。(3)汉语国际教育成为展现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工具2011年以来是中华文化“走出去”步伐提速的时期,2011年,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需进一步增强[13]。2012年,党的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提出,要让中华文化走出去迈出更大步伐,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国家“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对海外中国文化中心建设作出了具体要求,文化中心自此加速了建设步伐[14]。

3.用语言政策分析影响汉语国际教育政策的因素

Spolsky在语言政策一文中提出,影响语言政策的因素可以从社会语言状况、国家语言意识形态或语言信仰、语言权利几个方面来分析(Bernard Spolsky 2005)[15]。而汉语国际教育语言政策的转变也可以由此为基础来分析,并且可以对未来的政策趋势作出合理的预测。

3.1社会语言状况。社会语言状况是最客观最基础影响语言政策的因素。语言政策的制定必须根植于社会最基本的语言状况,一个政策的制定必须首先考虑最现实的语言状况。可以看出,汉语国际教育政策转变也受社会语言状况的改变而改变。首先,随着《汉语拼音方案》的出台,以及我国普通话政策的推广和普及,这就为汉语国际教育中的语音,词汇,语法制定了规范教学的依据。随着我国教育事业的恢复和发展,英语作为普遍学校初级教育的第二语言,越来越多的教育人才和双语人才被发掘,这都为汉语国际教育的人才儲备提供了资源。可以看出,汉语国际教育语言政策的制定正是基于国内一系列语言政策的改变而变化。

而最基本影响社会语言状况的因素是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在汉语国际教育起步阶段,正是因为政治上需要,才促成了这一学科的建立,新中国成立的初期,需要通过交换留学生来宣传新中国从而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新中国要谋求生存空间的同时还要缩短与世界的距离,而交换留学生很好的承担起了这个任务。这正是这个时期语言政策的最基本社会环境。而到了“发展期”,随着改革开放,我国不论是从经济基础还是国际地位有了大幅度提高,这就直接影响了语言政策需要更大发展空间和发展平台,而此时政治因素不在是决定汉语国际教育语言政策制定的唯一的基本因素,经济和文化的双重作用乃至全球化的进程都是影响政策制定的最基本因素。可以预见的是,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攀升,政治基础的不断稳固,国际化的大国形象深入人心,汉语国际教育的语言政策会紧随国家战略的变化而变化。

3.2国家语言意识和语言信仰。Spolsky就指出“语言是一种选择”(Bernard Spolsky),大多数国家都有自己的语言意识形态,语言意识形态直接决定了对本国语言和使用该语言的信念。汉语国际教育语言政策的制定其中重要的一点,我们并不是“文化输出”,也不是“文化渗透”。这就涉及到语言信仰,大多数国家都有自己的语言信仰,进行汉语推广和建议孔子学院的国家大多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其国家意识形态与我国截然不同,所采用的国内语言政策也很不相同,采取分国别的汉语推广政策也是汉语国际教育所面临的重大问题。我们应强调受众者对于汉语的态度,这包含了对汉语本身声誉和形象的评价,也包含了对于推广者的方式方法的评价,建立或改善汉语在受众者心中的形象,这就是一种对于汉语的“声誉规划”(Haarmann 1990)[16]。这样的政策多集中于民间,例如,江苏大学与奥地利合作的孔子学院,推出一种“汉语老爷车”的汉语推广方式,即在城中开通一条“汉语专线”,每个上车的市民可以学习几句的简单汉语,并在行程途中介绍中国的文化、经济、历史等方面内容。在下车时候颁发“掌握基础汉语使用”证书,市民凭此证书可到孔子学院免费试听不同种类的课程。这就使得汉语在基层得到很好的推广,这就有助于达到“汉语成为外国人广泛使用的语言之一”的目的。

3.3语言权利。语言作为公民或者说是人类共同的权利,在许多国家已经被写入宪法当中。还有少数国家特别设立了专项语言法。可以说我国语言法的成熟和完善,也为汉语国际教育语言政策奠定了基础,只有当母语为汉语的公民学习汉语,使用汉语的权利得到保障,才有可能将汉语发展为一门“世界性”的语言。我国关于语言权利的法案集中呈现于《宪法》:1,1954年《宪法》为标志的语言权利初步确立。2,1982《宪法》和2004《宪法修正案》为标志的语言权利的增强和全面保障期。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作为国家语言政策的一部分,已被纳入我国法律体系当中。其标志性的成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通用语言文字法》,该法是我国原政策和语言规划的重要依据,该法从2001年1月1日开始实施,该法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确立的普通话和规范汉字作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法律地位。是我国第一部关于语言文字的成文法律。而此时我国汉语国际教育事业进入发展期,教授规范化的汉语是我们事业的一贯宗旨,而《语言文字法》的确立,让我们真正做到“有法可依”。当然,我国关于语言权利的法律体系尚不完善。例如:关于海外华侨语言权利的法律法规就很欠缺,关于汉语国际教育事业的发展,海外华人是不可忽视的力量。如何得到海外华人的帮助,使得本土教师迅速融入当地生活,这仅凭借海外华人的“民族情怀”是不够的,我们首先要保障他们使用汉语的权利,在交流时使用汉语不会被本土民众藐视,在使用汉语时有获得翻译的权利,当然这不仅仅涉及语言权利,也同样是国家“软实力”的体现,但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海外华人的使用汉语的语言权利并没有相应的法律后盾作为支持。

4.汉语国际教育语言政策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4.1汉语国际教育语言政策中存在的问题

语言政策的研究是对外汉语教学领域中长期被忽略的问题。学界大多关注语言本体的研究和语言自身的结构,而我们认为研究的对象不仅仅是语言,而应该兼顾言语,提倡把语言本体之外的社会因素联系起来来研究语言,研究语言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能是如何使用的。而在语言推广过程中,各个国家语言和各个国家的关系同样十分重要。想要处理好汉语和国家本土语言的关系,仅凭借语言学知识是不够的。汉语国家教育语言政策与我国的国家政策是紧密相关的。因此,汉语国际教育语言政策的研究内容应涉及政治、经济、民族、国家等多方面内容。我们认为在汉语国际教育语言政策中有几点问题需要解决:

4.1.1有关法律法规缺失,相关政策制定和更新不及时。现阶段我国明文规定的有关语言的法律,除宪法外。只有一部2000年10月31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通用语言文学法》,其中关于关于汉语推广只有一点:“对外汉语教学应当教授普通话和规范汉字”。先关法律的缺失不仅会影响政策制定的权威性,其约束性也会大大减弱。我国关于汉语海外推广的立法工作,设立汉语海外推广机构的门槛设定,监管福利优惠政策的制定、机制的监督,相关的法律是严重缺失的。且相关机构的规范化运行、人员活动的权限、汉语教师及相关工作人员的行为准则等尚没有规范化的政策。同样,面对风雨突变的国际形势,我国和各个国家的关系也会产生微妙的改变,无论是政治上的关联,还是国家间的经济利益关系,这些都会影响汉语在该国的“热度”,而相关语言政策没有及时跟进,就会导致在该国的语言推广的失败。

4.1.2国内的汉语教育收到“冷遇”,国民汉语能力下降。语言是一个国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制定语言政策和语言推广政策的重要基础。而在我国语言和教育政策过分强调外语教育,忽略的汉语母语教育。学生花费大量时间在外语(主要是英语)的学习上,忽视了对外汉语的学习和中国文化的研究。中国汉语语言教育政策也很不具体,语文的教学方法也缺少突破和创新。这样的现状会直接导致优秀汉语教师资源的稀缺。这也会直接影响对外汉语“教书匠”的人才匮乏,对于汉语国际教育事业的发展起到不利的影响。

4.1.3孔子学院“一枝独秀”,缺少多样性机构以及机构角色单一。在如今迅猛发展的汉语国际教育事业,汉语教师不仅仅是一名“教书匠”,其更承担了传播中华文化的艰巨任务。而汉语推广实施的机构(孔子学院)却显得功能单一,使得汉语推广渠道少,效果不尽如人意。现存的实施机构,如“孔子学院”,缺少模式的创新和范围的扩展,缺少相应的细化机构。教学系统和管理系统仍然不够完善。缺乏不同职能的组织机构协调分担各项工作,只是统筹发展,细化分工的语言推广系统缺失,使得汉语推广的效率低下,落实程度较低。

4.1.4缺少国别和不同地区研究。辩证唯物主义之指出:“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我国汉语国际教育不应该只停留在一个平面,应该多层次、全方位、既要符合国家利益、又要满足多方需求,重点突出,特色鲜明地开展。“在这个更高的境界里,我们不仅要有汉语的眼光,还要有印欧语的眼光,非洲土著语言的眼光,美洲印第安语的眼光”(沈家煊 2009)。在全球范围内的汉语国际教育推广也需要不同的“眼光”。目前我国对于重点国家重点地区的汉语推广政策研究并不深刻。由于文化、政治、意识形态。民族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不同国家和我国的历史渊源和国家关系不尽相同,对于不同国家缺乏汉语历史和现实政策的考察,这对汉语国际的推广产生巨大阻碍。

4.2汉语对外传播政策构想与建议

4.2.1政府应对汉语对外传播高度重视。随着我国“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与周边国家的接触和往来的机会增多,语言是最主要的交际工具,是我国实现持续发展不可缺少的一环,中国主张“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为周边国家提供更多机会,这就要求汉语成为其中关键要素。国家的战略政策应该包含汉语推广。我国主张四个自信,其中做主要的就是“文化自信”、“走出去”战略,这都为汉语对外传播提供了重要契机。对外汉语的传播要成为我国强国战略的重要文化组成部分。应该与国家外交政策紧密相连。我国也提出了“汉语加快走向世界,增强我国文化影响力、提高国家软实力,提高汉语国际地位”的战略,为此我国需要全面调整汉语传播策略,学习其他国家对外语言传播模式。目前汉语的国际传播需要完善政策主要有:成立汉语国际传播的相关职能机构;确定汉语国际传播的总方针;汉语国家考试系统的完善等。

4.2.2注重人才培养,提升汉语教师水平。汉语推广在全球范围内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与之相反的却是汉语教师的稀缺。海外汉语学习者与汉语教师数量完全不成比例,从事汉语教学者的所学专业不同,导致汉语教学质量下降。我国许多高校都开设了汉语国际教育本科专业,但据调查分析,毕业后从事对外汉语教学工作的毕业生少之又少,大都从事了与汉语国际教育不相关的职业,在培养模式上也过于单一,重视汉语基础,即语言本体的研究,对于跨文化交际的能力的训练缺失,注重理论的介绍和研究,但缺少学生走上课堂的机会,缺少课堂实践注定无法一毕业就能担任传播汉语的任务。因此改变汉语国际教育本科的培养机制势在必行,首先应改变学科设置,多利用学校本身的留学生资源作为训练的对象,在教授汉语基础、中国文化的时候更应该注重其在汉语教学中是如何应用的。我们需要的是“国际化”、“复合型”人才,学生不仅要有深厚的汉语言功底,并且要有熟练地跨文化交际能力。各高校可以考虑对汉语国际教育硕士的培养方式经性改革,丰富课程设置、优化课程结构。此外,应该借鉴别国关于外语教师的评价政策,不断修订《汉语国际教师标准》。

4.2.3面对有着不同语言意识形态的国家采用不同的语言传播形式。汉语推广要想取得成功,应该因地制宜,不同的国家应该采取不同的传播政策,其中国家语言意识形态应该重点考虑。由于地缘特点和文化具有传承和一致性,亚洲地区的汉语传播明显要优于其他地区和国家,同时密切的经济贸易往来也是促进汉语传播的重要因素。美国文化具有开放性和兼容性的特点,同时美国华裔人数众多,使得汉语的传播工作在美国能够顺利进行。在一些欧洲国家,由于本国语言政策的保护意识以及国家语言意识形态迥异,使得汉语推广陷入困境。对于其他的国家和地区,要经行详细的调查,了解该国民对汉语和汉文化所持有的态度,研究和分析民众对汉语的需求程度和和对汉文化的包容程度,從而制定行之有效的汉语推广政策。应该具有全球视野,在不同地区不同国家根据当地民俗做好汉语融合工作。目前,这方面的汉语政策研究和实施已经展开,但仍需要多角度、深层次、全方位的探索。

4.2.4最大限度的满足和保障海外华人使用汉语的权利语言权利,包括个人和群体两种语言权利,涉及公民的生存与发展的权利。保护人民语言权利的目的是保障权利主体可以自由选择语言,立法可以起到保护语言权利的作用,而政府的发展举措,宣传、培训、教育教学、相关机构的设立都对语言权利的保障发挥着一定的作用。境外同胞的母语掌握程度是影响一个国家语言传播的重要因素之一。许多国家(例如俄罗斯)语言境外传播政策很大一部分作用是为了满足境外同胞对语言的需求,成为联系境外同胞和国家文化之间的纽带。在我国,海外华侨和华人承担起连接国内和国外的重要手段,所以,在制定对外汉语传播政策和实施时要将海外同胞作为传播的重要对象,我国汉语传播应该优先考虑的问题就是华侨华人的语言权利,致力维护境外同胞的利益,要加强和他们的联系。国家的语言文字信息应保持畅通,保障海外同胞通过汉语获取信息和表达思想的权利,帮助海外同胞方便的学习和使用汉语等等,最大程度满足他们的语言需求,以全面促进汉语国际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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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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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赵守辉.语言规划研究新进展—以非主流语言教学为例[M].当代语言学,2008

(作者单位:江苏大学)

汉语论文范文第4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第十八条规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拼写和注音工具。《汉语拼音方案》是中国人名、地名和中文文献罗马字母拼写法的统一规范,;并用于汉字不便或不能使用的领域。初等教育应当进行汉语拼音教学。”

这一条分为三款。第一款规定了《汉语拼音方案》的两大功能,就是拼写和注音。拼写和注音的对象是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汉语拼音方案》推行六十多年來,它的注音功能得到落实,不论是语文教学还是辞书的编写,都用汉语拼音来注音,然而其拼写功能尚未完全落实。人民币上把“中国人民银行”拼写为“ZHONGGUO RENMIN YINHANG”,既不拼成“ZHONGGUORENMINYINHANG”,也不拼成“ZHONG GUO REN MIN YIN HANG”,这是正确的。可是也有一些该拼写的地方没有拼写,如把“东四十条”拼写为“DONGSISHITIAO”,实际应该拼写为“DONGSI SHITIAO”。语言的基本构成单位是词不是字。拼写时要有词的概念,做到分词连写,即词与词之间要分开,词的组成成分要连在一起。有的人只会用汉语拼音注音,不会用来拼写,这种偏向必须纠正。

第二款指的是中国人名、地名和中文文献用罗马字母拼写时都要使用《汉语拼音方案》,既不能使用威妥玛式、耶鲁式、邮电式等,也不能使用注音字母、国语罗马字、拉丁化新文字等。这一款还规定汉语拼音不是取代汉字的拼音文字,而是补充汉字使用之不足,用于汉字不便或不能使用的领域。

第三款指的是初等教育里的汉语拼音教学,要使学生学会拼写和注音,不能只会注音不会拼写。汉语拼音教学要有足够的教学时间,切实掌握这个工具,不搞什么“丢拐棍”,防止煮夹生饭。

从事拼音教材编写和拼音教学的人员都要认真贯彻《汉语拼音方案》的要求。

二、汉语拼音的教学法

《汉语拼音方案》是拼写普通话的拼音方案,它包括21个声母、38个韵母、4个声调,还有轻声儿化。为了解决拼写中的各种问题,《汉语拼音方案》还设计了一整套拼写规则。例如,为了解决字母数量不足的问题,采用了4组双字母zh、ch、sh、ng;采用了两个带附加符号的字母u、e,并且规定了附加符号省略的条件。还规定了两个字母的条件变读:字母i表示前、高、不圆唇元音,变读为zhi、chi、shi、ri、ZI、CI、si等音节里的韵母一i;字母r表示舌尖后浊擦音,变读为卷舌音。为了使音节界限清楚,使用了隔音字母(y、W)和隔音符号(’)两种方法。为了缩短音节的长度,规定韵母IOU、uei、uen省写为IU、UI、un。这些拼写规则是《汉语拼音方案》的组成部分,拼音教学中要让学生学会。

1958年2月11日,全国人大第一届第二次会议通过《汉语拼音方案》后,开始了《汉语拼音方案》的教学。开始时是按照《汉语拼音方案》的内容和顺序原原本本地教,然而效果并不好。因为其中有许多难点,学生不易掌握。后来逐渐积累经验,形成了新的教学法。新的教学法的要点是: 第一,把y、w作为声母教。y、w本来是隔音字母,拼写时有的要加有的要改,规则复杂,难以掌握。把v、w作为声母来教就克服了这个难点。例如,韵母i、ua、ue独立成音节时改为yi、wa、yue。《汉语拼音方案》原有声母21个,加上y、w,变成了23个。

第二,减少了韵母的数量。由原来的38个减少到24个。减少的是:一i、e、ia、ua、uo、iao、uai、ian、uan、uan、iang、uang、ueng、iong。减少的方法是:把一i、e并入i、e,成为条件变读;另外12个可以用介音i、u、u和后面的成分直接拼合。剩下的24个韵母是:a、o、e、i、u、u、ai、ei、UI、ao、ou、IU、ie、ue、er、an、en、in、un、un、ang、eng、ing、ong。

第三,增加整体认读音节16个。音节是由声母和韵母拼合成的。有几个音节因为某种原因,不能由声母和韵母直接拼合而成,只得改为整体认读。这包含两类。一类是zhi、chi、shi、ri、ZI、CI、SI这7个音节,其中的一i不是舌面元音,而是舌尖后卷舌元音。单独学习困难,改为整体认读的音节来学习非常容易。另一类是yi、wu、yu、ye、yue、yuan、yin、yun、ying这9个带有y、w的音节,不便直接拼读。ye里面的e是e,不是e。yi、wu、yin、ying这4个韵母和整个音节读音相同。yu、yue、yuan、yun中的u是省略了两点的u。带有y、w的另外14个音节,可以直接拼读,就不必整体认读。这14个音节是ya、yao、you、yan、yang、yong、wa、wo、wai、wei、wan、wen、wang、weng。

按照《汉语拼音方案》的规定进行教学的还有:a、o、e开头的音节连接在其他音节后面的时候,如果音节的界限发生混淆,用隔音符号(’)隔开,例如qi'e(企鹅)、ji'e(饥饿)、pi' ao(皮袄)、dang'an(档案),这几个词如果不用隔音符号隔开,就成为qie(且)、jie(姐)、piao(漂)、dangan(单干);声调符号的形式和标注的位置;er虽然写作两个字母,但它是单韵母,不是复韵母,也可以叫特殊韵母,因为它永远不与声母相拼,在教学中为了方便也可以和ie、ue放在一起。

上面介绍的汉语拼音教学法,是研究汉语拼音的专家和担任拼音教学的广大教师的集体创造,比根据《汉语拼音方案》的内容和顺序原原本本来教效果要好,所以现在的拼音教材都采用这种教学设计。

三、改进统编本教材拼音部分的建议

根据上面的看法,我们认为统编本教材拼音部分可作出如下修改和补充。

第一,先教拼音,后教汉字。多年来小学语文都是先教拼音、后教汉字,而统编本教材改为先教部分汉字、然后教拼音。汉字缺少完备的表音系统,认读困难。使用汉语拼音为单字注音化难为易,提高了识字教学的效率。教材改动后,学生入学后不学拼音先学汉字,这些汉字的读音只能靠死记硬背。这种改动是不妥的。

第二,必须教学隔音符号。《汉语拼音方案》的第五部分是“隔音符号”,它规定了以a、o、e开头的音节,连接在其他音节的后面,如果音节界限发生混淆,就要用隔音符号隔开。统编本教材缺少隔音符号,破坏了《汉语拼音方案》的科学性和完整性,使学生学不到完整而适用的拼音知识。这是不应该的。

第三,要加强整体认读音节的练习。汉语拼音的音节一般是由声母与韵母直接拼合而成,但在拼音教学中,有16个音节不能由声母与韵母直接拼合而得到,只能整体认读。这16个音节就是zhi、chi、shi、ri、ZI、CI、SI、yi、wu、yu、ye、yue、yuan、yin、yun、ying。对整体认读的音节不必作什么讲解,但是要多练习,通过练习使学生切实掌握。目前教材中练习的量偏少,应该增加。

第四,要教会学生认读用拼音拼写的语句,还要教会学生用拼音来拼写。拼音教材里出现的注音读物一律按词拼写,这是《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里明文规定的。要改变多年来小学拼音教材里只有按字注音的不合理状况,要学生先学会认读,再学会拼写。 第五,要贯彻《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这是国家标准,必须遵守。教材里注音和拼写都要符合正词法的规定。下面以统编本教材一年级上册《春节童谣》的前两句为例,(1)是错误的,(2)是正确的:

(1)xiao hai xiao hai ni bie chan

小 孩小 孩你别馋

guo le la ba jiu shi nian

过了腊八就是年

(2)Xiaohair xiaohair ni bie chan

小孩小孩你别 馋

Guole labar jiu shi nian

过了 腊八就是年 正确的格式是:要分词连写,“小孩”“腊八”要儿化,每一行的首字母要大写。

汉语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汉语熟语;熟语性质;熟语特点;教学方法

一、汉语熟语的性质与特点

熟语,即人们熟悉的语言,是时代的产物,它体现着这一时代人们的思维走向和生活习惯。无论是在文学作品中还是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都能够接触到熟语这一特殊词汇,它的出现是人们对语言进行创造性的劳动的结果。

首先,汉语熟语在语音上具有高度的声韵美,这与汉语自身的语音特点有关,群众在制造熟语时,即便不懂得音韵知识,也能自然地讲求押韵。因此汉语熟语读来通常是朗朗上口、押韵响亮的,如“一寸光阴一寸金”、“一哭二闹三上吊”、“谷雨前,去种棉”等等。

第二,汉语熟语在形式上一般是固定的。熟语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保持形式上的定型性,也使得它能够被人们熟知、熟记、熟用。中国人讲究成双成对,左右对称。这一审美心理体现在熟语上,便是熟语在语言形式上的高度凝练匀称,如“旱瓜涝枣”、“莺歌燕舞”等。

第三,汉语熟语是修辞学的重要手段,在意义上大多具有各自的修辞义,字面意义往往和实际意义不一致,不能直接地看到其中的含义,且一般具有强烈的褒贬色彩,如“对牛弹琴”比喻在不懂事理的人面前讲道理或说事,常有徒劳无功或讽刺对方愚蠢之意;再如“歪瓜裂枣”,比喻相貌丑陋的人或物。

二、教学方法

(一)直观法

对待成语,我们可以通过音像、图片等直观可感的形式进行教学,通过视觉、听觉的刺激让学生了解这些熟语的含义,如播放历史故事、寓言故事等。直观法与教师释疑法相结合,将会带给学生更加深刻的理解和记忆。

例如我们在教授“守株待兔”这一成语时,可以提供“守株待兔”成语故事视频,看完视频,教师可以让学生描述故事里面的主人公的性格特点,复述故事内容等。

(二)理据法

在熟语教学的过程中,教师应当先说明熟语中的每个字的意义、内部结构以及构成熟语的意义,再指出引申义和比喻义,显示抽象义的理据,这样更加有利于学生对熟语的掌握。

例如在教“守株待兔”这个成语的时候,我们可以结合图片解释成语每个部分的意思:守,在一个地方看管、保护,例如足球比赛里的守门员;株,露出地面的树根(图片);待,等待。然后指出成语的结构:V1+N1+V2+N2。

(三)对比法

在进行汉语熟语的教学中,汉语熟语与外国熟语的对比都能够有助于加深学生的认识和理解。不同语言的熟语有时有着相似或相近的语义蕴涵,这可以给学生学习汉语熟语带来正迁移的影响,有时甚至不需要過多讲解,学生便可以自己领会到意思。

例如成语“爱屋及乌”,在英语中就有“love me,love my dog”的对应。再如“热锅上的蚂蚁”一词,在英语中便有“a cat on hot bricks”。

(四)归类法

在教学的过程中,对汉语熟语进行一系列的总结和分类有时能够更好地帮学生理清思路,体会其中的文化含义和感情色彩。

例如汉语中有许多关于“狗”的熟语都是贬义的,那么我们在教授关于狗的熟语时,便可以放在一起。如,“狗眼看人低、狗拿耗子——多管闲事、痛打落水狗、狗嘴吐不出象牙”等等。再如,成语中有许多描写人心理状态的词语,如“心满意足、不屑一顾、惊慌失措、如释重负”等。我们在教学时,就可以把他们组成语段,让学生在篇章中学到这一类的熟语。

(五)语境法

语境法的主要作用是显示熟语的语义、体现用法和语用条件,因为民族文化心理、思维方式、价值取消的差异,熟语都具有字面意义之外的文化含义,语用也有较强的条件性。同时,我们在课堂练习或课下作业的布置中,语境法可以让教师发现学生各种类型的错误,进而分析原因,及时纠正。

例如在高级班教授“打交道”这一惯用语时,有学生就举例说“我在宿舍经常用SKYPE与弟弟打交道”。这时教师应对这一词语做出限制性更强的条件,如“打交道”在表示“交往、交流”义的时候,不可以是亲人之间。

(六)活动法

不论是哪种形式的课堂,都应当注重课堂上与学生的互动。对外汉语课堂更是如此,学生到了中高级,对于汉语的运用会有更加深刻的理解和认识,在日常生活中也少不了与中国人进行真实的交流沟通。我们在汉语熟语课的课堂上,应当让学生在学会认识熟语之后,当堂去试着使用。由于课堂的限制,我们不可能设计完全真实的交际活动,但是应当追求真实性的交际,尽量创造条件、机会让学生去使用熟语,而不是仅仅停留在教材上的练习上。

如,在教授“少来夫妻老来伴”这一谚语时,可以在课堂上让学生进行角色扮演,演一对从年轻时认识到结婚,然后年老的夫妻。再如教“芝麻开花——节节高”这一歇后语时,课堂活动可以让学生总结出以前学过的汉语中的祝福语(最好是熟语),并在课堂上一个接一个地亲口祝福其他同学,祝福时应该结合该同学特点。课后可以让学生在正确的情景下对5个以上的中国人亲口说出这句俗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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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论文范文第6篇

摘 要:从吕叔湘先生提出“时点”“时段”的概念开始,语言学界对汉语的时间词的研究越来越深入,并从现代汉语的时间词研究延伸到古汉语的时间词研究。本文从研究语料的时间顺序角度出发,分为文言和白话两部分,对现代汉语时间词研究及古汉语时间词研究进行简要回顾和述评。

关键词:时间词 研究综述 白话 文言

时间是不依赖于人的意识的客观存在,人类可以能动地感知时间、认识时间、形成时间观念,并借助语言形式来表现时间。综合来说,人的时间观念可以分为两种,测度时间和时间流[1]。测度时间观把时间当作能够以一定的单位进行测量、标度的线性序列,其功能在于标示时间轴的某点或某段,在这一观念的支配下,时间本身可以成为一种被刻画和描写的认知对象。时间流则是把时间想象为一条从无限远的过去流向無限远的未来的河流,它可以展现出时间由过去、经现在、到未来的单向性,或者立足于现在而回顾过去或展望未来的双向性。

一、时间范畴与时间词的定义

我们把测度时间和时间流这两种时间观念在某种语言中的表现称为该语言的时间范畴。语言中时间的表达主要有两种途径:一是语法途径,即通过时、体来表达时间;二是语义途径,即通过词、短语、小句、复句、句群来表达时间。陈平[2]的研究表明,现代汉语的时间表达系统由三个部分组成:(1)时相结构,体现句子纯命题意义内在的时间特征,主要由谓语动词的词汇意义所决定,其他句子成分的词汇意义也起着重要的选择和制约作用;(2)时制结构,指示情状发生的时间,表现为该时间与说话时间或另一参照时间在时轴上的相对位置;(3)时态结构,表现情状在某一时刻所处的特定状态。这三个组成部分既有区别又互相关联,组成现代汉语有机的时间系统,龚千炎[3]进一步研究了现代汉语的时间系统,认为时相部分是语义层,属于词汇范畴;时态部分是语法层,属于语法范畴;而时制部分虽然多使用词汇成分,但作为时相到时态的过渡,也包含不少语法因素。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汉语的时间系统是一个“词汇·语法范畴”。

关于时间词的概念问题,朱德熙认为:“时间词是体词的一种”[4],时间词都表示时间,但是表示时间的不一定是时间词,如时间副词等。朱德熙对时间词的定义局限于时间名词,应为时间词的狭义定义。陆俭明、马真也认为一般所说的时间副词,如“刚、已经、马上、正在、终于、常常”等,事实上不是表时间的,而是表时态的[5]。

关于时间副词的定义,最早是王力提出:“凡副词,用来表示时间者,叫作时间副词”[6]。后来李泉的《副词和副词的再分类》认为时间副词“表示事物或动作发生变化的时间或频率”[7]。黎锦熙认为时间副词“表明动作的时间,或缓急、久暂”[8]。张谊生认为:“凡是只能充当状语和句首修饰语,不能充当主宾语(包括介宾),并且不受其他词语修饰的,是时间副词”[9]。综合来看,学者们大都把表“时间”与表“重复频率”的副词合二为一,统称为“时间副词”。

近些年,有一些学者认为,时间词除了时间名词和时间副词之外,还有时间介词。时间介词是表示动作发生的起始时间、发生时间、持续时间的时间关系词,如“自”“从”“当”“终”等。例如吴金花博士的论文《中古汉语时间介词研究》[10]对时间介词的定义、分类、用法、语义来源与演变等作了详细的介绍。

综合以上观点,本文所提到的“时间词”的概念采用广义定义,认为凡是表示时间的词语及时间关系词均为时间词,即包括时间名词、时间副词、时间介词等。我们参考吕叔湘先生对汉语的区分,将汉语分为白话和文言两大类,分别对这两类的时间词研究情况进行综述。

二、白话时期的时间词研究

最早研究时间词的著作是吕叔湘的《中国文法要略》[11]“表达论”(下卷)。“时点”和“时段”这两个术语及其区别就是吕叔湘先生最先提出的。丁声树等在《现代汉语语法讲话》[12]中以现代汉语为语料,对“时点”“时段”的概念也进行了描述:“时点”表示什么时候,说的是时间的位置,时间的早晚;“时段”表示多少时候,说的是时间的长短,时间的久暂。也就是说,时间词最早的研究是由现代汉语的语法界开始的,而后延伸到古代汉语。陆俭明[13]把表时间的词语的分类加以细化,从语义上分为6类:表时量的数量结构;时间名词,表年份、月份、日期的词语;表时间的方位词语;由“这(个)、那(个)”跟“时候、时间”构成的偏正结构;动词性词语跟“时、时候”构成的偏正结构;由“这、那”跟表时量的数量结构形成的偏正结构。马庆株[14]对汉语时间词作了详细的描述,把时间词分为有顺序义和无顺序义两类,并用绝对和相对概念对时间词连用时呈现出的语序做出解释,具有很强的实用价值。由于现代汉语时间词研究比较系统及深入,我们从语言学类别及语料范围两个角度来进行综述。

(一)不同语言学类别的时间词研究

从认知语言学角度研究时间词的著作有:《时间隐喻表征的跨文化研究》[15],《汉语时间概念的空间隐喻系统》[16],《汉语时间词的模糊性与精确性之探析》[17],《时间隐喻研究述评》[18],《英汉时间类表述的空间隐喻运用对比》[19]。其中空间隐喻方面的研究占比较大。也有以方言为语料的时间词认知表达研究出现,如毛润民的《赤峰方言时间词刍议》[20]。

从篇章语言学角度研究时间词的著作有:《现代汉语时点时段研究》[21],《时间词的管界与标志》[22],《时间词语的内部组构与表达功能》[23],《现代汉语时间词的篇章功能》[24]等。李向东的《现代汉语时点时段研究》是专门论述时间表达系统的第一部专著,作者把汉语时间的表述形式分为“本体时间”和“代体时间”,并根据其结构特征把它们区分为简单形式(时间词)和组合形式(时间结构)。分析了时点和时段的构成机制、表义功能、句法功能及时点、时段词的连用规律。区分了时间的“基准定位”和“参照定位”,并且对时间参照定位的语表形式从语义特征、整体构成、制约因素等方面进行了细致的考察。杨同用则研究了汉语篇章中的时间词以及时间词的连用现象,并讨论与此有关的现代汉语叙事文体中时间词的层次网络问题,有助于篇章的理解以及文本的信息处理。胡培安探讨了时间词语内部组构之间的语义选择限制和时间词语在实现表达功能时与其他相关词语之间的语义选择限制。在呈现性时间和指称性时间两个概念的基础上,分析了呈现性时间向指称性时间转化的方式和规律,区分了“参照”和“基准”两个概念并全面研究了时间词语的表达功能(参照功能、测度功能、本体功能)。陆建敏的文章则从篇章管界功能、指称功能和衔接功能三个方面来论述了现代汉语时间词。

从应用语言学角度研究时间词的著作有:《日本留学生汉语时间词的偏误研究》[25],《三组同义单双音节时间词偏误研究》[26],《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时间词问题》[27]等。这类文章在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开始出现,近几年才新兴起来。大都从偏误的角度对时间词进行研究分析,对第二语言学习有着很强的实用价值。

(二)不同语料范围的时间词研究

研究单个或一组时间词的著作有:陆俭明《说“年、月、日”》[28]、王小珍《现代汉语时间词“早、晚、先、迟”的比较研究》[29]、《谈约量时间词》[30]、《也谈约量时间词》[31]。陆俭明运用分布的理论,分析证明了“年、月、日”的不同的语法特征。沈庶英从分布出发,谈了约量时间词的特点及其类属,把约量时间词从意义上分为言长时、言短时和言长短时三类,对约量时间词在动词前后的结构、意义分析描写。王小珍从语义、语法、语用、历时层面考察和对外汉语教学等角度全方位分析了时间词“早、晚、先、迟”。殷志平将约量时间词细分为7类,从语义、句法、句式等方面描写了约量时间词的特点。这些文章在较小的范围内对时间词进行研究,对汉语时间词研究系统进行填补,在认识时间词及正确运用时间词方面都有很大的价值。

研究某一类时间词的著作最多的是时间副词的研究。郭志良的《时间副词“正”、“正在”和“在”的分布情况》[32],史锡尧的《副词“才”与“都、就“语义的对立和配合》[33],陆俭明、马真的《关于时间副词》[34],张谊生的《现代汉语副词研究》[9],张耀宇的《现代汉语时间副词“再”与动词及否定词搭配的研究》[35]。郭文认为时间副词“正”、“正在”和“在”表示动作在进行中或状态在持续中。文章讨论了这三个时间副词与动词的关系,与动态动词的其他状语的关系以及与动态动词的补语的关系。史文则就“才”与时间、数量及跟时间数量有关的活动结合时的情况做了语义、语用和语法分析。陆、马的文章首先将时间副词分为定时时间副词和不定时时间副词并详细考察了130多个时间副词的意义和用法。张谊生对时间副词进行了系统分类,事件的表述是按照在一维时间轴中的长短、先后和过程状态,还是按照在单位时间内发生的交替变化和次数频率,抑或是按照事件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呈现方式,可以把时间副词分为三类:表时副词、表频副词和表序副词。其次,根据所表事件涉及的是过去、将来、现在、恒常等指示性的具体时间,还是在一定时间内的进程或性状的变化,可以把时间副词分为:时制副词和时体副词。张耀宇的文章则就现代汉语时间副词“再”与动词及否定词搭配的问题上做了系统论述。

系统研究时间词的著作,如余东涛的《现代汉语时间词研究》[36],从现代汉语时间词的划分、句法功能、语义对比、类型学等角度全面研究了现代汉语时间词。

三、文言时期的时间词研究

对文言时期的时间词的研究主要分为:在自己的语法体系中涉及时间范畴的,如《马氏文通》[37]中的计时之字。也有专门研究文言时间范畴的,如系统而全面地研究古汉语时间范畴的专书—王海棻的《古汉语时间范畴词典》[38]。词典开头的研究报告《古汉语时间范畴综说》是作者多年研究古汉语时间范畴的科学总结,从汉语计时词语的特性、结构类型、计时方法与社会文化的密切关系以及时间范畴的历时演变等诸方面,为我们描画出了古汉语时间范畴的清晰图像。

但综合来看,文言时期的时间词研究并不系统,多以专书为语料进行共时研究或选取某一组词进行历时研究。其中选取专书、由点到面对某一类时间词进行共时描写的著作最多,大体是先定义词性,然后从语义角度进行分类,再从词语的结构、组合能力及句法功能的角度进行分析描写。按语料的时间顺序又可分为上古、中古和近代。

針对上古汉语主要有对一类或一组时间词语进行研究的,如梅晶的《上古汉语中的“季节”类时间词探析》[39]和《上古“年”类时间词研究》[40];有对某一种文字的时间词进行研究的,如秦晓华的《甲骨文时间词研究》[41];有对专书时间词进行研究的,如韩晓旭的《<史记>时间词语研究》[42]、曹雪林的《<孟子>记时词语研究》[43]、黎路遐的《<汉书>时间词组的前后归属问题探讨》[44]以及方文一的《<尔雅>中的一组同义时间词—兼谈同义词的词性问题》[45]。也有一些以时间范畴为研究对象的著作,如郑路的《<左传>时间范畴研究》[46]和余艳的《<战国策>时间范畴表达研究》[47]。

中古汉语时间词研究主要表现在专书研究和专类研究上。专书研究如《<朴通事>时间词研究》[48]、《<唐语林>时间词语研究》[49]。专类研究如:《中古汉语时间介词研究》、《中古汉语“短暂”义时间词研究》成果[50]。以及专书和专类相结合的,如:张彩琴的《<三国志>和<世说新语>时间副词研究》[51]对《三国志》和《世说新语》中的时间副词作了分类(时间、频度、速度3类)、探源,分析了它们的结构特点并将其与先秦时间副词进行了对比研究。系统研究中古汉语时间词的则有何亮所著的《中古汉语时点时段表达研究》[52],对中古汉语时点、时段及时间方位结构的表达形式、句法功能、语法意义及其发展做了系统性研究。

近代与中古界限不甚清晰,研究类型也相似,主要是专书或者一组、一类时间词研究,如黄维东的《<红楼梦>前80回时间词研究》[53]、倪晨媛的《<歧路灯>时间表达式研究》[54]以及潘攀的《近代汉语一组时间词》[55]。

四、结语

综上所述,对汉语时间词的研究,各家从认知结构、语法功能、语义分布角度出发作了详细的分析和描写。从描写到解释,从结构到功能,从本体到应用,人们对时间词的系统研究正逐步深化,在语用价值和篇章功能等方面也有一定的探索。对比文言与白话时期的时间词研究,不难看出研究得最为系统、深刻的当数现代汉语时间词,这一时期的时间词研究主要集中在时体范畴、时间词语的表达以及新兴的第二语言学习时间范畴的偏误分析上。而对古汉语时间词的研究多为描写性研究,包括以专书为语料的分类描写、单个及单类时间词语的认知表达及流变研究为主。而不论哪个时期的语料,时间副词都是研究的一大重点。相对于现代汉语时间词的系统研究,古代汉语时间词研究主要停留在词类的框架中考察时间表达,仅对时间系统中的某个部分作出描写,历时研究不足;对系统内部的用法差异以及各部分之间的结合使用缺乏总体上的分析与把握;对“时”和“体”的认识不足,主要将目光集中在单句的时间表达上,对复句和篇章中的时间表达关注不够,有待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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