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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五四运动的论文范文
沿着五四运动的道路，实现民族复兴
我出生于五四运动发生后两年多，自从20世纪30年代我开始知道五四运动以来，至今也有70多年了。像我这样的知识分子，不管是否赞成五四运动的精神，它的影响都是无法回避的，而且是深刻而持久的。特别是我作为一个在北大生活和工作了60多年的人，它的影响更是刻骨铭心的。
五四运动不是一个地区运动，而是全国规模的运动;不是一个单纯的学生运动，而是一个全民运动;首先不是一个文化运动，而是一个爱国政治运动。对于这个运动，我认为可以提出一些问题作进一步研究：这个运动有没有更深刻的社会根源呢?其深刻根源决定的根本目标是否达到了呢?这个政治运动为什么又被看成新文化运动呢?它有什么历史意义和作用?它有什么现实意义?值此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之际，我谈谈对五四运动的理解和评价，也许有一点意义。
1919年1月的巴黎和会上，帝国主义对中国主权的肆意侵犯和北京政府对帝国主义的卑躬屈膝是激起五四运动的直接原因。这一事件之所以会激起如此汹涌澎湃的滔天巨浪，当然是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的，那就是鸦片战争失败以来中国人民发愤图强、追上西方的强烈愿望。中华帝国自古以来一直处于世界古代文明国家的前列。自从世界历史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以来，中国就逐渐落后了。但明清两朝的统治者满足于自己过去的辉煌历史，一贯以中央帝国自居。鸦片战争，中国大败，只得屈膝求和，落得个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结果，后来又连连遭到帝国主义的侵略与欺凌。除了少数顽固分子而外，多数中国人包括清朝统治者，逐渐醒悟：中国必须急起直追，赶上这些世界列强。用后来的话来讲，就是实现整个社会的现代化。如何实现呢?通过什么道路呢?中国人中间的先进分子试过各种途径：最早是洋务运动，难以奏效;维新运动，被绞杀了;辛亥革命，封建王朝被推翻了，但革命也失败了，军阀统治取代了王朝统治，军阀政府同满清政府一样镇压人民，一样丧权辱国。巴黎和会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召开的。当帝国主义向中国人民举起屠刀，军阀政府举手投降之际，中国人民就怒吼了，这就是五四运动爆发的根本原因。五四运动以取得部分胜利而结束，运动的主要目的并未达到，没有为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实现取得必要的条件。
今后怎么办?民族复兴的道路在哪里?中国人民通过五四运动，已经找到正确的道路，那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就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下的民主革命的道路，这条道路最初不是谁提出来的，而是早已发生的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互相影响、推动并结合起来逐渐形成的，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实践中逐步明确起来的。
理论界除了把五四运动称做爱国政治运动而外，也经常称之为新文化运动。其实，新文化运动早就开始了。文化运动不会像政治运动那样轰轰烈烈地开始和进行的。一般认为它开始于1915年陈独秀创办的《青年》(后改名《新青年》)杂志，这本杂志以传播德谟克拉西(即民主)和赛因斯(即科学)为其一贯的宗旨，即以民主与科学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旗帜。新文化运动不是单纯的文化运动，不只涉及语言、文字、文学、诗歌等文化现象，而是中国现实的经济政治形势在文化上的反映。民主与科学的口号就是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军阀的统治，提高中国科学技术水平和物质生产水平，其最终的目的是实现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赶上世界发达国家。这个运动是适应时代的需要而出现的，它大大提高了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和政治热情。民主与科学最初属于资本主义文化的范围，由于马克思主义已在中国开始传播，特别是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大大加强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新文化运动中的一部分代表人物，如陈独秀、李大钊等意识到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性和局限性，认识到中国问题解决需要科学理论，即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而逐渐转向马克思主义，也就是给予民主与科学口号以新的内容。民主从资产阶级民主转化为社会主义民主，科学从自然科学扩大到哲学和社会科学，成为包括认识的一切领域的科学，包括指导人类社会实践的一切领域的科学。这种变化使当时中国爱国的积极的活动分子中间有了马克思主义的初期的信奉者，他们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进行革命运动，其所采取的道路当然会不同于原来的民主主义者。五四运动就是在新文化运动和十月革命胜利的影响下发生的，这种影响使五四运动不仅具有更大的规模和声势，而且具有前所未有的彻底地反帝反封建的性质，从而使之蕴涵着新的实现中国现代化的道路，即新的民主和新的科学的道路，或者说，不是通过资本主义，而是通过社会主义来实现中国的现代化。
新文化运动对五四运动的推动是巨大的，反过来，五四运动也大大推动了新文化运动，不仅使之以更大规模和势头发展下去，而且使五四运动蕴涵的新的道路日益明确起来，并以系统化的理论形式呈现在全国人民面前。当然，新文化运动中的资产阶级民主派也受到五四运动的鼓舞，于是，这新旧两派又以学术论辩的形式进行了竞争，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五四运动时期三次大论战：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论战、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和关于无政府主义的论战。真理愈辩愈明，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理解得愈来愈完整了，愈深入了，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分析和认识中国社会的问题愈来愈正确了，愈来愈具体了，又经过一定的实践，最后得出中国革命分两个阶段走的结论，即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再进入社会主义(改造)阶段的结论。正是由于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的互相结合，使五四运动这场群众政治运动具有深刻的新文化运动的内涵，所以我们又把五四运动看成新文化运动，我想这是可以理解的。
五四运动的伟大历史意义仍在于它开辟了中国社会革命的新阶段——能够把革命引向胜利的阶段。世界历史发展给中华民族提出的任务是实现中国社会的全面现代化，赶上世界历史的步伐。这个任务可分为两个具体方面，一个是对外排除帝国主义的侵略，求得主权独立，领土完整;一个是全面改造和建设中国社会，建立适应中国国情的、健全的社会关系以及符合中国需要的现代生产力和科学技术。《新青年》倡导的民主与科学的口号可以说切中中国社会发展的要害，为解决中国问题找到了正确的途径。但是，这个口号最初是很笼统的，实际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与科学。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出现了另一条马克思主义的民主与科学的道路，这条道路经过五四运动以后的政治实践的磨炼，包括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活动，共产党与国民党的联合与斗争，以及一系列各方面的政治运动，具体化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路线。在五四运动中只是出现了一条新的道路，旧的道路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因此，五四运动之后，两条道路之间展开了越来越尖锐的斗争。代表旧道路的国民党最初势头颇旺，它在共产党的支持下北伐战争节节胜利，勉勉强强地“统一”了中国，建立起“中央”政权，但同时它对外依赖帝国主义的支持，对内依靠大地
主、大买办、大军阀的拥护，民主革命的领袖孙中山逝世不久，其继承者就叛变革命，残酷镇压广大人民群众的民主运动，向同盟者共产党举起了斩尽杀绝的屠刀。马克思主义者坚持了自己的道路，不得不拿起刀枪，同国民党统治者作殊死的战斗。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虽然牺牲惨重，几被消灭，但他们的主张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当他们克服了教条主义的偏向，找到了适合中国国情的武装斗争的具体道路，即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马克思主义的事业就顺利前进了。后来又经过联合国民党的八年抗日战争，最后经过三年解放战争，终于在1949年建立了真正独立和统一大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场胜利虽然远不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完成，但却足以证明五四运动所开辟的中国革命的道路是完全正确的。那么，90年前的五四运动对新中国成立后以及今天中国的发展是否还有意义呢?
在我看来，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基本上仍然是在循着五四运动所开辟的道路前进。60年的经验证明循着这条道路前进是正确的，今天我们应该继续循着这条道路前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将完成。这60年大致可以分为前后30年。后30年发展比较顺利而明显，前30年颇多曲折和坎坷，但都没有偏离五四运动所开辟的道路。五四运动的旗帜是民主与科学，它们作为社会发展道路的两个基本因素，无疑应该具有更广的理解：民主是中国社会的改造，科学是中国社会的建设，社会改造的目标是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目标是全面现代化。当然，这种区分是相对的，事实上这两方面是相互包容的，不是截然分开的。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中，中国基本经济制度发生了根本性的改造，由半封建半殖民地(半资本主义)经济跨越完整的资本主义阶段而被改造成社会主义，消灭了几千年来的封建剥削，排除了帝国主义的经济控制，但在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过程中，有急于求成、要求过高过大的偏向;适应新中国成立初期物资匮乏、民生困苦的情况，采取了计划经济的措施，但计划往往过细、过死;人民代表大会和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治协商的国家民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和中国国情创造的中国特殊的人民民主模式，逐渐建立起来，但党内民主制度和民主集中制有所削弱，后来甚至演变成持续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在文化建设方面提出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和文学、艺术均获得了重大的进步，但行政命令的粗暴干预往往阻碍文学、艺术的创造活动和学术研究的自由发展。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在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建设上也取得不小的成就：在西方国家的包围与封锁中初步建立了比较完整的独立的现代工业体系;中国的现代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最初虽然得到过苏联的一定的支持与帮助，后来由于中苏关系破裂，中国只好单凭自己的力量来推动中国的科学技术，就是在这种孤立无援的条件下让原子弹爆炸，让卫星上天，并在科学研究的一些领域进入世界先进行列。毋庸讳言，行政命令对科学研究的粗暴干预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可以这样说，前30年，中华民族复兴的大业仍然是循着五四运动开辟的民主与科学的道路前进的，虽然经过了不少坎坷与曲折，成就还是不小的。这30年，我们犯过不少教条主义和机械照搬苏联经验的错误，但我们从来也没有停止过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我们所走过的具体路径也有不少适应中国国情之处，因而能取得这些成就，这是不能否定的。
1978年的真理标准讨论打破了对“两个凡是”的迷信，开始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改革开放的新阶段，即适应中国国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形成的阶段，这个阶段在我看来，也是五四运动所开辟的中国社会发展的道路的进一步实现，也就是说，改革开放是循着五四运动举起的民主与科学这两面旗帜前进的，与前30年的道路基本上是一致的。后30年与前30年比较，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这两个方面，我们都力求坚持那些符合民主与科学的地方，而改进那些不符合或不完全符合民主与科学的地方。例如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我们坚持了;对公有制要求过高之处就改进了，允许了私有制的一定程度的存在和发展。前30年中，中国并没有消灭市场，现在不仅肯定了市场的存在，而且逐渐改变计划经济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时又坚持了国家对市场经济的合理调控。前30年所创造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制度，我们坚持了，而且大大地发展了;以民主集中制与集体领导为主要特征的党内民主也有了明显的进展。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面，后30年的成就也是非常辉煌、有目共睹的，无论在现代工业和科学技术水平以及整个国力方面，还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的提高方面，都是前所未有的。但是也应该看到，如果没有前30年的工业建设的基础，没有广大科技人员在各种高科技领域的探索和研究，没有政府各部门在建设工作中形成的经验、组织力、国家调控力作为基础，也没有今日的辉煌。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后30年来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经验的理论总结，它的形成的轨迹经过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发展过程，是与时俱进的，又是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脉相承的，无疑，它是与五四运动所开辟的民主与科学的道路一脉相承的。
100多年前，恩格斯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命名为科学社会主义，无独有偶，今天我们把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命名为科学发展观，这不是巧合，这是有深意的。我相信，我们只要坚决循着民主与科学的道路走下去，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不断创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指日可待。
(责任编辑 谢文雄)
作者：黄枬森
第二篇：五四运动前后陈独秀政治思想的流变
[摘要]五四运动之前，西方民主主义是陈独秀政治思想的主流。五四运动后期，陈独秀开始对西方民主主义思想进行反思，并逐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从而实现了从民主主义者向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
[关键词]五四运动前后;陈独秀;政治思想
关于五四时期的定位，史学界根据研究的侧重点不同而有着不同的时间断限。基于陈独秀政治思想发展的历程，本文的五四时期界定为1915年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至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转向马克思主义这一阶段，以此来论述五四运动前后陈独秀政治思想的发展历程。
一、 五四运动之前陈独秀民主主义思想的逻辑轨迹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士”居四民之首，集道统与政统于一身，既参政又议政，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具有重要作用。近代以来，民族危亡摆在国人的面前，传统“士”人的“以天下为己任”、“为万世开太平”的情怀被空前激发，救亡图存成了“士”的观念在近代知识分子身上具体的实践。面对戊戌变法的失败、辛亥革命的流产以及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混乱的局面，知识分子们逐渐意识到仅仅靠西方政治制度的移植难以救中国。要从根本上改造中国，还要有文化的觉醒和思想的启蒙。于是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在思想文化领域掀起一场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帜的新文化运动，申明其宗旨不在“批评时政”，并相信“只要十年、八年的功夫，这个杂志一定会发生很大的影响”。[1]
陈独秀认为，“人民程度与政治之进化，乃互为因果，未可徒责一方者也，多数人民程度去共和过远，则共和政体固万无成立之理由。”[2]欲求民主共和制度在中国的建立(政治觉悟)，则必然要求最后的伦理觉悟。陈独秀努力想用西方的伦理觉悟来改变中国人思想，建构在国民性上的民主主义思想全面展开。陈独秀的民主主义是广义上的民主概念，指得是西方的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等政治理念以及上面的整套的政治制度。
首先，民治思想的逻辑起点。他认为国家落后的原因是“把国家大事，都靠着皇帝一人胡为，或倚仗外人保护，或任教徒把持，大家不问国事，所以才弄到灭亡的地步。”[3]所以，国家的“主权原是全国国民所共有，……一国之中，只有主权居于至高极尊的地位，再没别的什么能加乎其上。”因此，要学那“近世欧美人之视国家也，为国人共谋安宁幸福之团体。人民权利，载在宪章，犬马民众，以奉一人，虽有健者，莫敢出此。”[4]
其次，由民治思想到人权思想的深入。他认为，中国人不知道建立为自己谋求安宁幸福的国家，其根本在于中国人的国民性质。人人生而自由平等，由于“古之昏弱对于强暴之横夺，而失其自由权利”。[5]国人应该起来谋求自身的自由平等，也就是自身的人权，以摆脱这种奴隶性来建立自治的国家。所以人权就是“思想言论之自由，谋个性之发展也。法律之前，个人平等也。个人之自由权利，载诸宪章，国法不得而剥夺之，所谓人权是也。”[6]
次之，由人权向反孔教思想的迈进。“孔教之精华曰礼教，为吾国伦理政治之根本。……妄欲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组织西洋式之新社会，以求适今世之生存，则根本问题，不可不首先输入西洋式社会国家之基础，所谓平等人权之新信仰，对于与此新社会新国家新信仰不可相容之孔教，不可不有彻底之觉悟，勇猛之决心;否则不塞不流，不止不行!”[7]
最后，立宪共和政体是最高的政治理想。“由专制政治，趋于自由政治;由个人政治，趋于国民政治;由官僚政治，趋于自治政治:此所谓立宪制之潮流，此所谓世界系之轨道也。”[8]
可见，陈独秀的民主主义思想经历了一个民治思想——人权思想——反孔教——建立立宪共和政体，逐层发展、不断深入的过程，展现了他的民主主义思想的庞杂性。然而，仅仅理论上思辨不是目的。紧迫的历史造就了他理论家与实践者的双重角色;同时，也造就了他理论的不系统和实践的不理性。当这两个不同层面的角色面对复杂、多变的现实问题时，必然会发生碰撞与冲突。自由、平等、人权这些超阶级的抽象的理念、美好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原则，遇到现实的政治问题成为幻灭。这就预示着陈独秀要用一种更加能够应用于实践的更能解释社会现实问题的主义来发展他的政治思想。
二、五四运动期间陈独秀对民主主义思想的批判与反思
第一次世界大战给西方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战后各参战国大都经济萧条，人民生活困苦不堪。一些知识分子开始反思西方制度和西方文明。其中，马克思主义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对资本主义做了最有力地批判，指明资本主义必然被社会主义所代替。这使得国人从西方的迷梦中清醒，开始认识到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只是抽象的概念，不是真正的惠及全体人的自由和民主。中国巴黎和会外交的失败使陈独秀放弃了“公理战胜强权”的看法，开始对西方民主主义思想的批判和反思。
首先，对民治思想进行了反思。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资本主义国家逐渐暴露出它的民主制度的虚伪性，所有的全体人民根本不能自己治理自己的政府，大多数的工人和贫民只是被统治者，国家权力被资产阶级掌握。陈独秀看到了这种民治思想的不彻底，认为理想的民治应该是“由人民直接议定宪法，用宪法规定权限，用代表制照宪法的规定执行民意;换一句话说：就是打破治者和被治者的阶级，人民自身同时是治者又是被治者;老实说：就是消极的不要被动的官治，积极的实行自动的人民自治;必须到了这个地步，才算得真正民治。”[9]当然，此时的陈独秀仍然想建立真正的立宪共和国，但是他看到要实行理想的民治，人民必须掌握政府的权力，来治理国家，这表明他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最初探索。
其次，对军国主义的批判。巴黎和会外交的失败使陈独秀认识到，帝国主义打着“公理”的旗号来侵略弱小的国家，它的军国主义给世界带来了无穷的灾难。这种军国主义是由于这些国家的国民狭隘的爱国心被一些野心家利用来侵略别的国家而造成的。所以，为了维护世界的公理，世界的永久的和平，我们应当用“强力拥护公理”。[10]此时，他仍然相信世界上有永恒的公理，甚至相信世界上还有拥护公理的国家和国民，只是人们的狭隘的爱国心被人蒙蔽而拿国家主义来侵略别人。
第三，对“金力主义”的认识。这里的“金力主义”是指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给资本主义社会带来的罪恶。陈独秀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是纯资本运作的社会，资本离开了劳动自身增殖，并不能使劳动者自身生活提高。因此使一部分人越来越贫穷另一部分人越来越富有进而产生了对立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导致了社会的革命。并“相信世界上的军国主义和金力主义，已经造了无穷罪恶，现在是应该抛弃的了。”[11]而中国现在虽然没有纯粹资本的作用，但是应该注意民生问题，关注贫民的实际生活需要，这是实行民治的基础。陈独秀从经济方面入手看到的资本主义社会最根本的弊端，这无疑是可贵的。同时，也为他从经济方面入手来认识马克思主义奠定了基础。
通过以上反思，陈独秀认识到真正的民主主义应该包括政治和社会经济两方面的内容。经济的民主主义“就是打破不平等的生计，铲平贫富的阶级之类”[12]，就是社会主义。后来他把这种民主主义扩展到社会、道德和文学方面，认为：“社会的德莫克拉西(平等主义)、道德的德莫克拉西(博爱主义)、文学的德莫克拉西(白话文)”。[13]他把这几种“德莫克拉西”认为是时代精神的价值，以此才能反对一切不平等的阶级特权，建立真正的民主主义共和国。
虽然此时民主主义仍然是陈独秀政治思想的主流，但是他所认识的民主主义在经济方面已经包含了社会主义的因素，对民主主义的反思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阶级等一些基本概念和理论，这正是表现了陈独秀的政治思想从民主主义向马克思主义转变的过程。
三、五四运动后陈独秀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接受与认同
五四运动后期，他开始传播马克思主义，并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创建了中国共产党。此时，陈独秀开始认同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并在世界观上接受历史唯物主义，成为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
首先，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思想的形成——对民主共和国思想的超越。陈独秀在其对民主主义反思中认识到资本主义没有真正的公理和民主，只有用强力拥护公理，平民征服政府，才能得到真正的民主。这里的“强力”和“征服”表现了陈独秀用革命和暴力来变革社会的思想倾向，这里的“平民”指的是“学界、商会、农民团体、劳工团体”[14]显然是社会革命的动力。这时的陈独秀已经存在着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思想的萌芽。后来，陈独秀这种革命的倾向逐渐明显，并呼吁工人阶级觉悟起来，组织起来，以求得政府的管理权。陈独秀在《谈政治》中明确表达出“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15]形成了他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的思想。
其次，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运用剩余价值学说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被社会主义代替的理论。第一，陈独秀对社会主义思想认识源于他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弊端的认识和反思。他首先从生产方法和分配方法上认识和了解资本主义。他认为现代生产方法的缺点“(一)是资本私有。(二)是生产过剩。”，现代分配方法的缺点“就是剩余价值，工人血汗所生产所应得的，被资本家用红利的名义掠夺去了。”[16]因此造成了资本主义无穷罪恶。而社会主义的资本公有能够弥补它的缺点，是现代的经济制度发展的趋向，这是他对社会主义的最初认识。第二，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陈独秀全面地形成了社会主义的思想。他最初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是建立在进化论基础上的。他“相信进化无穷期……相信在复杂的人类社会，只有一方面的真理，对于社会各有一种救济的学说，空间上没有包医百病的良方。”[17]他只把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看成各种救济社会的一种学说，因此他虽然接受了剩余价值学说、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学说，看到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罪恶，但是他的基础仍然是进化论思想。他此时的社会主义思想是片段的，不成系统的，不是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科学社会主义。等到后来，陈独秀才认识到“所谓‘综合革命说与进化论’，固然是马克思主义的骨髓”，[18]这里的“综合革命说与进化论”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并把此提到基础的高度。正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和接受，才使得陈独秀全面的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学说，从而成为一个理论上的马克思主义者，最终完成了由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
参考文献：
[1]任建树：《陈独秀传(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97页。
[2]《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1页。
[3]《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6页。
[4]《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3页。
[5]《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0页。
[6]《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6页。
[7]《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4、229页。
[8]《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7—178页。
[9]《陈独秀著作选》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30页。
[10]《陈独秀著作选》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4页。
[11]《陈独秀著作选》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0页。
[12]《陈独秀著作选》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8页。
[13]《陈独秀著作选》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0页。
[14]《陈独秀著作选》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9页。
[15]《陈独秀著作选》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4页。
[16]《陈独秀著作选》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2页。
[17]《陈独秀著作选》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6页。
[18]《陈独秀著作选》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5页。
作者：周志伟
第三篇：五四运动与二十世纪的中国
1999年5月1日至3日,北京大学为纪念五四运动80周年,召开了以"五四运动与二十世纪的中国"为主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参加会议的有来自中国大陆和香港、台湾,以及美国、法国、德国、俄罗斯、日本、韩国、新加坡、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的学者,共120多人,收到论文近百篇。此次会议讨论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五四精神、五四传统的内涵及其历史意义
与会者对五四精神和传统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讨论和阐释,丰富了这一精神财富的具体内容。
五四运动的性质。五四运动是影响20世纪中国发展的重大历史事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有的学者提出,对五四性质的研究有两种角度,即五四"是什么",五四"不是什么"。五四运动实际上由启蒙性质的文化运动和救亡性质的政治运动两部分组成。而过去对五四运动的民族救亡性质的研究常常过于笼统。段培君(北京大学科学与社会研究中心)提出了两种意义的民族救亡概念:一种是古代意义上的民族救亡,这种民族救亡从发生背景而言与文化危机没有直接关联;另一种是近现代意义上的民族救亡。这是民族生存危机与文化危机同时发生背景下的民族救亡,是试图通过选择新的文化、实现文化转型和中国的近现代化而进行的民族救亡。这是一种新的民族救亡的概念。因此笼统地用救亡和启蒙这两个范畴构成的分析框架来概括说明这一阶段的历史是不够的。闵斗基(韩国汉城大学亚洲史学系)提出,五四运动的性质实际是革命,是为了实现辛亥革命未完成的共和革命,应与辛亥革命一起称为第一次共和革命和第二次共和革命,它们共同成为中国现代化的起点。另外一些学者则认为五四运动的恒在地位在于它的文化启蒙和文化批判。
五四精神和传统。五四运动是一场意义深刻、内容广泛的伟大运动,对其精神特征和传统的理解与阐释也呈多样性。比较多的学者认为,五四时期提出的"民主"与"科学"是五四运动最宝贵的精神财富,这使得她与历史上的一切爱国运动区分开来,成为中国爱国救亡运动的新的精神旗帜。邹兆辰(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在对形成五四时期爱国精神的社会心理机制进行分析后认为,五四青年的爱国精神不是简单的政治概念,也不是盲目的民族主义,而是特殊条件下的社会心理。因此在情况类似的条件下,这种精神会一再表现出来。许全兴(中共中央党校哲学部)认为,广义五四精神可概括为爱国精神、民主精神、科学精神、创造精神和奋斗精神。五四新文化运动最本质的东西就在于一个"新"字,创造精神构成了整个五四精神的灵魂。彭明(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提出,"民主、科学是常新的历史话题。20世纪的旧中国有两大问题:一是社会制度的落后,一是科学技术的欠缺。这两大问题互为因果,制约着中国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思想家举起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并且为之奋斗,切中时弊。"丁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在分析了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人的主张后指出,他们提倡的是人本主义、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冲破纲常名教的束缚,发现自我价值。因而可以说,新文化运动从根本上说就是使人现代化,把人从愚昧状态中解放出来。郭德宏(中共中央党校党史部)认为,"五四精神的内涵非常丰富,可以从不同的方面进行概括,如爱国主义、民主与科学、解放思想、不断创新、勇于探索、敢于变革、追求真理、理性精神、反帝反封建等等,而所有这些,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振兴中华民族。"金耀基(香港中文大学)认为,五四的爱国政治运动代表了民族、国家"集体"求解放、求自由、求独立的一种需要与精神;五四新文化运动则反映了"个体"求自由、解放的需求和精神。也有学者认为,五四运动的基本精神是反封建,是批判。但王元化(上海市委宣传部)、周策纵(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等学者提醒人们注意,"封建"一词不能滥用,秦始皇以后的中央集权的中国君主专制政体和西方社会的"封建制度"是不一样的。
关于五四时期的民主和科学。朱志敏(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考察了五四前后Democracy译语的演变,认为当时在"民主"的译语上出现了显著的变化和多样化的现象,这反映了时人对民主含义理解的变化。而这种变化与一部分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有着不容忽视的联系。冯天瑜(武汉大学历史系)以《新青年》为例,说明五四运动的民主诉求是外铄的、激进的、批判的、观念突进的和精英式的。这种特征对此后中国大半个世纪的历史进程发生了重大影响,其优长与缺陷至今仍或隐或显地呈现。杨国荣(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认为,五四运动前后,在各种主义的引入和论争中,经过不断泛化的科学,开始进一步被提升为一种主义,并多方面地向知识、学术、生活、社会、政治等各个领域渗透,它在相当程度上已超越了实证研究之域而规定为一种普遍的价值-信仰体系。绪形康(日本爱知大学)则探讨了五四科学主义与中国现代性之间的关系,认为五四前的科学主义表现为化约主义和一元化的现代性理论;五四科学主义的特色则为解构主义,"以美育代替宗教"和多元化的现代性理论。
关于五四的历史地位。与会者对五四运动给中国政治、社会、文化各方面的发展带来的影响做了客观评价。萧超然(北京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不仅将中国现代化由器物、制度推进到文化层面,是一次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的思想解放与文化启蒙,而且新的社会政治、文化因素从中不断增长和提升,进而引起政治的近现代变革,开启了新旧民主主义的转换。作为一场政治运动或一次政治事件,五四运动有其一定的时限,但它所蕴含或孕育发生的思想认识、价值理念和意识形态,则没有因之消失。相反,它融入到中国近现代政治发展进程中,为政治发展提供思想资料、认识根据,并参与了对相应政治主体的塑造。石仲泉(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认为,20世纪中国的思想解放历程是从五四时期开始,五四运动、延安整风运动和1978年真理标准讨论,是其中三次最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
二、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关系
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关系,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儒学的关系是此次会议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王元化提出,为什么五四时期的一些代表人物多半激烈地反儒,而不是反法。实际上儒家还有着民本主义思想和诛独夫的革命思想,可是法家却站在君主本位立场上,实行彻底的专制主义。五四时期反对旧道德旧伦理,而作为封建伦理观念集中表现的三纲,不是儒家,而是法家所提出来的。五四时期反儒,认为封建王朝是利用儒家来统治人民,所以竭力攻击儒家。可是他们没有看到历代统治者所行的杂王霸政治乃是外儒而内法,儒不过是用来掩盖实际所行的法家残酷之术。但五四时代不但不反法,反而对法家加以讴歌,这是令人奇怪的。陈万雄(香港商务印书馆)提出,新儒学的兴起和发展,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有着密切关系,是研究五四新文化运动史应补上的一环。他认为第一代新儒学的代表人物马一浮、熊十力和梁漱溟具有共性,即(1)他们都是最早接受新式教育,不同程度钻研过外国的文化思想;(2)他们对传统学问都各有造诣;(3)虽然情况不同,他们都是清末民初的革命者。不仅"五四新文化运动之与前此的辛亥革命运动在革新思想上有一脉相承的条理",而且五四时期新儒学的倡导者和奠定者,同样与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有着同样的背景。冯崇义(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认为,五四以来的新儒家表面看来比五四启蒙战士更深刻地把握了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关系,但实际上并没有真正超越五四。汤一介(北京大学哲学系)认为,百多年来,在中国文化的发展问题上一直存在着"古今中西"之争,也就是说中国的知识界一直都关注着中国社会如何走向现代、如何使中国文化重振辉煌。从这段历史中能够得到的有益的经验,可以归为以下三点:(1)在文化转型时期,在学术文化领域,学术文化的发展往往是多元的,正是由于有激进主义、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并存,在这三种力量的张力与搏击的推动下,学术文化才得以发展;(2)百多年来中国文化所存在的"古今中西"之争,很可能都是由于没有正确解决文化发展的时代性与民族性、共性与个性等问题所引起的;(3)中国百多年来的文化发展史说明,中国学术文化的发展不仅需要"启蒙",而且必须关注现实社会问题和国家民族的命运,同时也应允许"为学术而学术"、"为艺术而艺术"。耿云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认为,五四时期新文化阵营对传统批判最集中的领域是旧的家族伦理制度,因其最能体现封建专制主义的基本精神,因此可以说,反对旧的家族伦理制度,就是反对专制主义制度。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人的解放运动,其目的是要造就独立的个人,这就必须从解除旧的传统家族伦理对人的束缚入手。如果说西方的文艺复兴首先是从神权笼罩下把人解放出来,那么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在中国的文艺复兴则是要把人从旧的家族伦理制度的桎梏下解放出来。孙玉石(北京大学中文系)以《新青年》为个案,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反对"孔教"和孔子之道,提出了三个思考的角度:(1)《新青年》的反对"孔教"和反对孔子之道,是在怎样的社会政治背景与文化背景之下展开的;(2)在《新青年》反对"孔教"和孔子之道的言论中,是否舆论一律;(3)怎样全面理解"打倒孔家店"。这些看法进一步拓展了五四运动研究的视角。欧阳哲生(北京大学历史系)从分析儒家的渊源流变入手,区别了儒家、儒学、儒教(孔教)三个概念,并从政治文化、伦理、学术三个层面探讨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及其健将与儒家、儒学、儒教之间的关系。他认为,新文化运动反对孔教,反对强化儒学意识形态,是对历史的一大贡献。新文化运动对儒家伦理的排拒,对"礼教"的批判,有其合理的一面;也有其缺失的一面,其缺失主要是对儒家伦理蕴含的超时代性、超阶级性的合理内核缺乏足够的认识和分析。他在探讨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儒学关系的基础上,对现代性与传统文化的关系也做了尝试性的解释。
三、五四时期的人物、社团与刊物
尽管五四时期的人物、社团与刊物,是五四运动研究的老话题,几十年来学界已经进行了大量研究,但此次研讨会上,许多论文仍显示了有关研究的新进展。
在人物研究方面,此次提交会议的有关论文有二十余篇,涉及蔡元培、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钱玄同、高一涵、王希天、朱光潜、顾颉刚、冯友兰、殷海光、张闻天等。吕明灼(青岛大学)、沈寂(安徽大学历史系)、唐宝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分别探讨了陈独秀与儒学的关系、陈独秀与新文化运动及五四爱国运动的关系、陈独秀在五四时期的表现与其后来政治活动中的表现的关系,从不同角度深化了关于陈独秀思想与品格的研究。小野信尔(日本京都花园大学历史系)通过李大钊对日本报刊的关注和日本报刊对李大钊政治选择影响的实证研究,认为是二月革命而不是十月革命,使李大钊认知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
胡适是颇富争议而又构成近年研究热点的一位人物。林毓生(美国威斯康星大学)认为,胡适的自由主义立场之所以能够持久不变,主要是因为他领会到了西方自由主义主流的政治思想与文化思想在应付政治与文化问题时,确有智慧。但是,胡适对他的立场的说明,基本上是常识层次上的。当胡适为了理论的需要提出论式的时候,由于在思想上没有深切探索、穷究不舍的兴趣或能力,他的常识性了解的不足之处,便显露出来了。这种不足使得他的论式变得尴尬与混淆。所以,他在常识层次上谈论自由、民主的时候,是颇为正确的,但当他倡导科学、倡导自由、民主的时候,基本上是在谈"是什么"与"应该实行什么?"很少顾及"如何去实现"的问题。因此,他遗留下来的启蒙思想,在今天看来,可以继承的相当有限。周质平(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通过对胡适与罗素对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表现出的不同态度的研究,认为他们对待文化的立场是相同的,即都不以文化民族主义为主导而敢于批判自己的文化。
这次研讨会在人物研究上的一大特点是对过去五四研究中较少论及的人物,如钱玄同、高一涵、王希天、顾颉刚、朱光潜、周剑云、张闻天、冯友兰等在五四时期的思想和活动进行了探讨。陈铁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根据周恩来旅日日记,发掘了"尘封半个世纪的五四先驱王希天",披露了其在五四时期积极参加社会活动、信仰社会主义的大量史料,认为五四运动具有广泛性和包容性,说明在一定条件下,信仰社会主义与宗教并不是冲突的。杨天石(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根据钱玄同95本未刊日记,分析了他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反传统思想、欧化思想、自由主义思想、文学革命思想、整理国故思想的复杂性。顾潮(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依据掌握大量第一手资料如日记、书信、札记等,令人信服地再现五四时期顾颉刚的人格特征和思想特征。
五四时期的重要社团、派别。少年中国学会是五四时期出现的一个重要社团,过去对它的研究和重视不够。周淑真(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吴小龙(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分别提交的论文,对少年中国学会的理想追求和最终分裂的原因进行了分析,认为,少年中国学会的"本科学的精神"是高扬了五四的科学精神,它的成立本身是反帝爱国运动的产物,同时也直接推动了五四运动的爆发。它最后经历了双重的分化:选择政治改造和坚持文化改造理想的会员间的分化;投身政治活动的会员中信仰共产主义和国家主义两者间的分裂。前者的文化含义更值得深入地思考和探讨。王元周(北京大学历史系)则通过王光祈个人命运的变化来分析五四新文化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选择。
五四时期的刊物。《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这三家刊物仍是此次会议讨论的重点。刘一皋(北京大学历史系)认为,《新青年》对中国社会的描述和认识经历了从模糊到逐渐清晰的四种变化:从自救到救人;从对社会的宽泛理解到注意进行专业化分工的分析;从自由到集中;从一般的理想到具体的行动。从中可以看出五四时期知识分子所经历的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吴铭能(台湾元智大学中文系)对仅出了12期的《新潮》做了分析,认为《新潮》的特点是所发表的文章,批判色彩极为浓烈鲜明;对西学引进传播极为重视。但在反传统上不免矫枉过正,将中国古典文学批判得一无是处,甚至主张白话作文宜充分直接运用西洋语法,使白话文充分欧化,并认为中国汉字妨害知识的普及,阻止文化的进取,故需改用拼音文字。其中得失利害,值得再思。胡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对《每周评论》与五四思想文化的关系做了新的研究。他不同意长期以来流行的一种观点,即《每周评论》在1919年6月25号之前方向是正确的、进步的,胡适接办之后的第26号起就变质了,认为《每周评论》在五四新文化中的思想启蒙作用是完整的。《每周评论》时期,陈独秀、李大钊、胡适三人毫无疑义地都是当时中国思想解放的先驱,伟大的启蒙主义者,都是向封建守旧营垒发动猛攻的勇士。这也正是他们都被反动的军阀政府和封建文化余孽视为过激党与洪水猛兽的原因,也正是《每周评论》最终被判犯刑的原因。
四、五四时期的文化、思潮
五四时期,西方各种思潮涌入中国,对中国传统文化和主流意识形态产生了巨大的冲击,这一时期成了新文化诞生的生长点。与会者讨论了这一时期的各种思潮与学说,如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民本主义、科学主义、社会主义等的传播、演变,做了各种角度的分析。关于五四时期是否存在激进主义的问题,袁伟时(中山大学哲学系)认为,近年来颇多论著指摘新文化运动应对本世纪激进主义泛滥负责是与历史实际不符的。政治激进主义不是来源于新文化运动,而是这个运动进行不彻底的恶果。它有两个思想渊源:(1)苏俄;(2)国民党自身的反自由主义传统。20世纪中国政治激进主义泛滥的原因何在?一是世界范围的否定现代西方主流文化浪潮的冲击;二是中国传统的两极化思维方式加上民族主义和大一统情结;三是极端思想与国民党编练的"党军"结合,取代了现代思想文化制度和相应的化解极端思想的功能;四是新文化运动领袖们的知识缺陷和个性弱点。蔡仲德(中央音乐学院)认为,五四在现代中国的恒久价值和意义就在于它的人本主义、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丁伟志(中国社会科学院)分析了20年代初社会主义的讨论,认为显然是梁启超、张东逊的意见,而不是反对者的意见,更符合当时中国的国情。但梁、张等人提不出切实发展资本主义的办法,故其主张没有取得任何实效。
五四时期的宗教是过去极少触及的一个层面。孙尚扬(北京大学哲学系)的《论新文化运动时期宗教讨论所关注的问题及其运思路向》一文,以1916年至1922年初知识分子在对宗教问题的讨论中所形成的文字为材料,论述了当时知识分子在讨论宗教时所关注的问题,以及解决这些问题时其运思路向的特点等。巴斯蒂(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的《中国天主教与新文化运动》一文认为,中国天主教社群在1919年前是站在新文化运动最前线的,在新文化运动争论的许多问题上都扮演了先驱者的角色。1919年以后,各级地方神职人员对这种新趋势的保留与抗拒越来越强,中国天主教社群的反帝的社会进步思潮在一般舆论方面的影响力就陷入了一种脆弱无力的境地。
五四新文化运动也引起了中国学术向现代的转型。朱汉国(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在《创建新范式:五四时期学术转型的特征及意义》的论文中提出,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创了中国学术的新范式,其特征为"学术旨趣的多元化、学术分类的专门化、学术方法的科学化,以及学术形式的通俗化",而这一新的学术范式的创建对中国现代学术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罗检秋(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探讨了"整理国故"与五四新文化的关系,认为"整理国故"不是回到"晚清",而是发展了晚清以来存疑、平等的学术精神,深化了五四的民主主题。"整理国故"的争论发生于新文化阵营内部,实际上涉及如何理解"新文化"的本质问题,即它应包括学术领域的批判、创新。
五四新文化运动直接影响了现代中国文学、艺术的发展。杨义(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探讨了五四运动与现代中国的人文建设,认为五四时期的民主与科学不是社会制度和生产力意义上的,而是意识形态史和精神文化史意义上的民主与科学。五四运动一方面使得白话文学迅即崛起,文学在全部文化领域率先开始了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另一方面,由于把传统文化当做绝对的异己加以排斥,在促成中国文化向世界高度开放的同时,又难以建立传统与现代之间深刻的、内在的良性循环、转化、融会与重构。唐德刚(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的《论五四后文学转型中新诗的尝试、流变、僵化和再出发》一文认为,中国新诗由于只注意横的移植,即对西方文化的吸收,而不注意纵的继承,即对中国古典诗歌传统的继承,出现了种种流弊,甚至于走向僵化。梁茂春(中央音乐学院)的《五四精神与中国新音乐》一文认为,以"北大音乐传习所"为现代中国专业音乐教育的开端,五四精神孕育了萧友梅、赵元任、黎锦晖、刘天华等第一代作曲家,五四时期以王光祈为代表的音乐学研究,开创了中国现代音乐研究的先河。
五、五四时期的社会与经济研究
一些提交会议的论文涉及五四时期的社会结构、经济结构等问题,拓展了五四研究的领域和视野,展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赖以发生的社会基础,阐释了五四运动与整个社会变迁的互动关系。朱英(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认为,五四运动对上海总商会产生了双重的影响,一方面上海总商会的诸多缺陷在五四期间暴露无遗,其种种令人不满的表现受到广大商人的强烈谴责,上海总商会也因此陷入过去少有的困境;另一方面五四运动又给上海总商会提供了一个改革趋新的极好机遇,促使其进行了具有重大意义的改组,并以更积极进取的新姿态领导商人从事各项政治活动。江沛(南开大学历史系)则对五四时期沿海城市社会文化观念的变化进行了评析,通过个案分析进一步说明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它使民主、科学的精神在中国得以广泛传播,使自由、平等的观念深入人心,推动了社会文化观念的转变,促进了人们思想的进步"。王续添(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对五四时期地方议会的作用做了分析,认为五四运动的发生为一向很难发挥作用的省议会发挥出较大的政治作用,提供了客观条件。省议会对于学生爱国义举普遍持同情和支持态度,大体上表现为道义上和实际行动上的支持两个方面。省议会作为五四运动的支持者和参与者,对于五四运动在各地的开展和深入,以及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全国性爱国政治运动具有积极作用。陈平原(北京大学中文系)以五四运动中的学生罢课为例说明,学潮的再三崛起并大获好评,既是学生的光荣,也是国家的悲哀,除了证明国家的民主制度大有缺陷,更令人担心现代大学"定吾国文明前途百年大计"的重任能否真正落实。
五四运动地方史的研究亦引起与会者的注意,叶文心(美国加州大学)以五四运动在杭州为例,论证了五四新文化和五四运动对全国都具有强大的辐射力,而不仅仅是在北京、上海等中心区域。小野信尔(日本花园大学)则以周剑云等人为例,说明上海知识分子当时不仅支持学生运动,而且积极参加各路商界总联合会等各种市民组织的建立和维持。
六、五四运动与世界的关系
五四运动虽然发生在中国,但它不是一件孤立的事件。一方面它受到了世界潮流的影响,另一方面它也引起了国际的反响。此次研讨会对五四运动与世界的关系展开了较多的研究,涉及俄国、德国、法国、日本、韩国等国。桑兵(中山大学历史系)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在东亚乃至欧美国家激起程度不同的反响做了分析,认为这种反响的具体层面有二:一是国外大众传播媒介的即时报导,一是国外汉学家的综合述评。后者主要有如日本的青木正儿、瑞士的王克私(PhilipedeVargas)、法国的戴密微(PaulDemieville)、荷兰的戴闻达(JanJuliusLodewijkDuyvendak)、苏俄的阿列克(V.Alekseev)等。他们的反映明显比媒体积极,认识也颇具深度,也正是由于率先做出反应的是这些学者,新文化运动中国内的社会影响作用基本不能辐射到外部。陈方正(香港商务印书馆)比较五四运动与其他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发现与传统文化决裂虽然是现代化过程所必经的一环,但其模式有多种变化,而不一定与五四运动相似。费路(德国洪堡大学)提出,1918年是德国对中国知识分子影响的一个分界线。是年所谓不可战胜的军国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德国的战败,使中国知识分子改变了对德国角色的估计和看法,导致了一时间曾向往西方民主的相当一部分中国青年知识分子转向苏维埃俄国。
狭间直树(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探讨了亲日派官僚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被"罢免"与李纯密电的关系,认为徐世昌作此决定与全国爱国运动的压力有关,也与直系派势力的上升有关,具体来说,江苏督军李纯密电徐"罢斥曹、陆、章诸人"以为"搪塞"之计的建议促使徐下了决心。王晓秋(北京大学历史系)对五四运动领袖李大钊与日本大正民主运动领袖吉野作造倡导和组织五四时期中日青年学生的交流并取得极大社会反响的情况,做了详细的考证。
基达连科(俄国科学院远东问题研究所)、潘佐夫(俄国莫斯科大学亚非学院)讨论了五四反帝运动与俄国影响的关系,后者认为布尔什维克主义在五四时期只是在部分知识分子中有影响。林精华(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的《"误读"的意义与陷阱:五四新青年视野中的俄国文化》一文认为,五四时期的激进主义思潮使五四不是在学理上认真分析后接受更有恒久价值的俄国人本主义文化,而是热衷于吸收有严重激进主义倾向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和克鲁泡特金无政府主义思想,并以俄国革命为中介,在尚未搞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情形下,选择马克思列宁主义中以阶级斗争学说为主的历史唯物论。
任贵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以大量的史实说明,东南亚的华侨有力地支持了国内五四反帝爱国运动,是介于辛亥革命与抗日战争之间的一次承前启后的华侨爱国运动。
七、关于五四运动的反省与研究
与会学者也客观地指出了五四运动的局限性。由于民族危机的逼迫,五四新文化的先驱们没有能够冷静、细致地对中西两种文化进行辨析,存在着思维的单向化,从而导致了价值的单向度。如以非科学的态度推崇科学,而简单排斥宗教、美学、民俗的作用等。郭齐勇(武汉大学哲学系)认为,"五四"的局限是在主流思想家大多以单线进化的眼光和方法,以急躁、激进和功利的心态面对复杂多样文化问题,把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绝对对立起来,对本土文化精神资源大体上取拒斥的立场,未做冷静、细致的分疏、转化工作,因而难达到其"文艺复兴"的目的。
徐宗勉(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回顾了五四研究的历程,认为过去在解释"五四"的意义上,革命转变超过了民主启蒙。"旧民主"被否定,"新民主"突出的是"社会主义",而不是民主,其实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五四反封建专制主义被等同于全面反传统,充满生气的自由精神也就一变而为乖谬的民族虚无主义。用绝对化阶级论套裁"五四",不承认民主含有的超阶级的共通性和传承性,只讲爱国反帝,不讲、少讲民主自由,贬低"五四"的民主精神。
关于如何研究五四运动,如何继承五四运动的精神和传统。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一是认为经世致用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传统,历史学者应该关怀现实,把求真与致用很好地结合起来;一是认为应该把五四运动当做历史事件来研究,表面化、功利化的研究会损害学术研究。但与会者比较一致地认为,五四精神应该而且已经成了我们新的传统。五四运动提出的民主与科学的口号,仍是中国人长期为之奋斗的历史任务。因此,五四运动研究既具有永久的学术魅力,也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这次研讨会反映出目前五四研究的几个特点:第一,五四研究仍是学术界的热点;第二,五四研究正在逐步深化、细化;第三,五四研究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趋势,正成为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哲学、文学等诸多领域研究的对象。研究方法也呈多样化。学者们在一些问题上仍然有不同意见,如对五四时期民主与科学的理解,对一元文化与多元文化的关系,对自由主义、激进主义的评价,都存在不同看法,反映了学术界的新格局。
作者：欧阳哲生 金安平